《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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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0:32 | |
|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續。。。《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 |
NO:1299_1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0:36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南昌—— 中正此次赴贛剿共，臨行之前，國恥黨仇，萬感交集，對我全體將士，公私急切，想望情殷，更有不能已於言者也。慨自革命未成，赤禍方殷，中央依國民會議之決議，應全國民意之要求，已矢最大之決心，誓集全國之心力，弭此民族巨患，以竟革命全功。中正秉命黨國，督率軍旅，深惟國家安危之頃，正我袍澤效命之秋，特抒悃忱，以相勗勉；凡我袍澤，自必同仇敵愾，滅此朝食，以盡我革命軍人報國之天職也。中正以為吾全國軍人之在今日，應有屹然不搖之決心，方能膺此時代艱鉅之使命。 下列二義，必須明認篤信：一曰戒除內戰，保障統一。蓋國家今日克有此統一之局面，實犧牲我無數將士先烈之碧血所造成。吾人痛定思痛，應時刻追念先烈死事之悲慘，與戰地同胞之苦痛，當以全力保障國家之統一與和平，徹底為民眾解除痛苦。故今日國家已編定之軍隊，宜竭全力以剿匪，舍此以外，決不在國境之內，以軍隊與軍隊作戰，蹈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譏，徒為赤匪造成機會，以貽民族無窮之禍根，此中央所以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為唯一之急務。中正願我全體將士，有深刻之認識者一也。二曰剿滅赤匪，安定社會。國民會議曾有決議，凡剿匪得力部隊，國家應特加愛護，優予保障。我將士苟剿匪有功，當然得人民之敬愛，而就中國國防需要與實際國勢論之，已經國家編定之軍隊，政府惟恐其培養充實之不及，又何有遣散之可言。 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以中國區域之廣，國防之大，人民之眾，富源之厚，現有軍額，決不能謂為過多。苟能政事入軌，國力充裕，現支軍費，豈但無須減少，且當逐漸增加。 今日之不察事實而倡裁減軍隊之論者，或製造編遣之謠諑，使我軍心不安者，非特無革命常識，而且無國家觀念。苟不喪心病狂，何至於此！凡吾革命軍人，固深明此義，自不為所欺惑。中央斟酌國情，權衡需要，亦既明定軍政大計，認為現有軍隊，決無須乎裁遣，而我全國將士，既矢以身許國之誠，即應終身以幹城自勉。此中正敢負責以告全國將士者二也。 明乎以上二義，我全國將士，應知今日革命軍人之處境，如能以國家與民族為前提者，則不患無以自存，而祇患無以自效。民族最大之禍患，既為萬惡之赤匪，則我革命愛國之軍人，自均應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凡受命擔任剿匪之軍隊，固宜以一當百，以十當千；即其他非直接擔任剿匪責任者，亦應安心整理，加緊訓練，綏輯地方，恢復秩序，使剿匪軍隊，得以專一於任務，而無後顧之憂。抑又不僅現役軍人而已，凡昔曾參加革命，而中道攜離之軍人，誠能於此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認明大義，不為反動所惑，不為赤匪張目，扶持國家元氣，助成剿匪使命，則中正他日必將呈報中央，寬其既往之過誤，俾仍為國家之幹城。吾人置身戎行，應有愛國之赤誠，武士之血性，豈能任赤匪腥羶，搖我國族，此又我軍人應共有之自覺也。 夫惟吾軍人有衛國之天職，故禍國害民之反動份子，常欲得吾軍人而甘心，中傷誘惑，機險百出；若非篤信主義，絕對服從中央之指揮，常不能自免於危機。試觀過去叛變，卑污政客，何次不以吾軍人為工具？當其結果，彼輩感暫逞權位利祿於一時，而我被誘之軍人，則永被天下之僇笑。且歷次事例，凡離開黨國，附和反動者，無不滅亡；擁護中央，堅苦奮鬥者，無不成功。中正每念及此，常為吾袍澤懍懍於深閣失足之危，而決不惜此身，永為吾革命軍人光榮歷史之保障。 最近反動氣勢，又趨囂張，為匪張目，如中瘋狂，對於中正，誣之以擁兵自重，詆之為軍人獨裁，毀斥百端，有如毒矢雨集。中正百戰餘生，飽經憂患，尚有何求。如為個人計，豈不以自劾下野為得策，今茲所以含詬忍辱，未敢言去者，徒以國恥未雪，主義未行，先烈之血未乾，總理之遺志未成；誠念革命為責任，而非權利，斷不能放棄國家民族之責任。亦深信今日中正苟因小不忍而中反動派之毒計，以一退自得，則此後將士之流連，國民之困苦，必十倍於今時。國族滅亡，不僅吾人生無容足之地；將士先烈，且亦死無埋骨之所。 中正深念 總理付託之重，昔日先烈與陣亡將士死難之慘酷，即使更有十百倍於今日之侮辱偪迫，中正亦唯有甘之如飴。一息尚存，決不忍輕棄職責，使我全國袍澤，一無保障，革命大業，因而中斷也。 中正行將出發鄂贛，督率各軍圍剿赤匪，信賴 總理之威靈，人民之助力，諸將士之忠誠戮力，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赤禍，奠安國族；幸而完此素願，當決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苟中正因此捨命疆場，克隨 總理及諸先烈將士於地下，則對我全國袍澤，惟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路，永不為反動政客作工具，使我全國袍澤，自相殘殺；尤望吾袍澤，對剿滅赤匪，誓死奮鬥，繼續中正之遺志，為先烈爭正氣，為民族除大害，以表示我中國革命軍人之真精神於世界。凡此披肝瀝膽之言，不欲為外人道，亦不足為外人道，吾為對於死生患難多年相共之全體將士，懇切叮嚀我諸將士，視此為長官之訓示也可；為家人兄弟之詔告也可；即視為中正預留之遺囑也亦無不可。捨身報國，之死無他，唯吾全國之將士，鹹相與身體而力行之。 | |
NO:1299_2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0:44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邊界位置 年代 割讓地 割讓面積 割讓形式 經手人 官發立場 緬甸 ６０ 江心坡 ７萬 簽約 周恩來 中緬友好 印度 ５６－６２ 麥克馬洪線南 ９萬 默認 周恩來 中印友好 俄國 ５０ 江東６４屯 ３千 贈予 周恩來 中蘇友好 阿富汗 ６３ 帕米爾 不詳 簽約 陳 毅 抗印製蘇 巴基斯坦 ６３ 克什米爾 ２千 簽約 陳 毅 睦鄰抗印 越南 約７０ 北部灣 小島 秘授 周恩來 援越抗美 日本 ７８ 釣魚臺 １５ 口頭承認 鄧小平 共同開發 摘自《隧道》第八期原載香港《開放》雜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號 三十年代的中國人只要是關心國事的，都知道中國有兩大片土地被帝國主義列強所侵佔：一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所侵佔的東北三省，二是被英帝國主義所侵佔的西南邊陲的江心坡地區及片馬邊城。這兩大片土地是當時灼燒中國人心靈念念不忘的國恥家恨。抗戰勝利後，東三省收復，但西南這片約相當於整個安徽省面積的土地江心坡，則在一九六○年中共與緬甸劃界時被周恩來大筆一揮，白白讓與了外人。與此同時出讓的還有現今雲南麗江縣境外的邊境重鎮--南坎。對五十年代後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南坎和江心坡早已是被遺忘的地名。 江心坡與南坎的歷史與香港十分相同，但後者中共執意收回，前者卻輕易放棄，兩相比較，使人感到對中共政權而言，主權神聖國土不可棄之類原則純是空話，爭與不爭，全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 江心坡地區是位於雲南高黎貢山之東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之間一個狹長地帶，長約兩千里，闊約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縣，南到緬甸尖高山。片馬是位於恩梅開江下游，內地與江心坡相通的一個邊境重鎮。這片土地是清朝雲南騰越州所屬的大塘、止那等土司控制的地方。其地少數民族多與漢民族有深厚淵源，如其一支濮曼族人自承是蜀漢時諸葛亮平南時所遺漢人士兵的後裔，至今仍祀奉諸葛武侯。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英國發動三次侵緬戰爭，緬甸淪爲英國殖民地，英帝國主義遂通過緬甸此跳板染指中國西南邊疆，於一九一三年武力佔據片馬，斷絕江心坡與中國內地之通道，並於一九二七年吞併江心坡。但民國政府始終未曾承認過，一九二九年中國政府雲南交涉署曾向英國駐滇總領事提出過抗議照會，稱「查江心坡一帶仍屬我國領土，查此滇緬界務尚未勘定，片馬交涉尚未解決之際，緬甸政府複派兵經營江心坡一帶，並擄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親善之旨。准函前由，相應照會總領事查照，轉電緬甸政府，迅將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樁一律撤去，靜候將來中英兩國派出之大員會勘，至紉睦誼。」今日臺灣發行的地圖上，江心坡和以西的孟養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國版圖中。 ◆ 所割土地比臺灣還大一倍 一九四八年緬甸脫離英國獨立，仍霸佔江心坡地區不放，而後來上臺的中共政權則爲了與緬甸交好向緬方表示願意放棄大片國土。一九五七年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表示承認當年由英國所劃定但原不被中國承認的中緬國界線，即英人所劃的中印麥克馬洪線的緬甸段。三年後中共與緬甸簽署邊界條約，僅收回片馬，江心坡則一筆勾銷，同時並將江心坡以西與印度阿薩姆省接壤的中國藩屬的孟養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併慷慨送給了緬甸。這兩片土地相加比臺灣還大一倍，是中共上臺後一次出賣的最大面積國土。縱貫養西部，與邁立開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脈即是著名的野人山。抗戰期間中國遠征軍在杜聿明將軍統領下與日交戰失利，曾橫越野人山撤退到印度休整，這一段悲壯慘烈行程不輸於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六○年的中緬邊界條約第二條稱「鑒於中緬兩國的平等友好關係，雙方決定廢除緬甸對屬於中國的盂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區）所保持的「永租權關係」，考慮到緬甸的實際需要，中國方面把這個地區（面積約二二○平方公里，八十五平方英里）移交給緬甸，成爲緬甸聯邦領土的一部份。」一塊主權屬於中國毫無爭議的國土南坎竟如此以他國的「實際需要」爲由，輕易斷送了。 ◆ 南坎：中緬邊境的一顆明珠 就南坎的歷史來看，簡直就是第二個香港。南坎是孟卯三角地尖端處一個城市，其形勢猶如九龍之於新界。孟卯三角地是瑞麗江及支流南碗河交界處一個富饒的壩子，處中緬交通要道上，至今從緬甸入雲南，亦必由南坎度瑞麗江。由於地處要衝，加上孟卯壩土地肥沃，出產富饒，今緬北最大産米區即在此，因此南坎中緬商賈雲集，爲滇西南及緬北一相當繁榮的商業小都市。五、六十年代國民黨孤軍中的李崇文和李文煥的遊擊隊即駐紮在南坎附近的臘戍，據說對外聯絡、收集情報及採購給養都在南坎一帶進行。 但不幸南坎雖屬中國，但卻是被緬甸國土包圍的一塊飛地，垂涎南坎的英國要求清政府割讓，被李鴻章所拒絕，但在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清政府在英國的壓力下，被迫將南坎永久租借給英國。 根據該年中英兩國簽署的「中英續議緬甸條約」，英國承認南坎爲中國之地，但由中國永久租予英國管轄，租價若干俟後再議。後議定英國每年付租銀一千盧比給中國。據記載，英國付租直到緬甸獨立，後由緬甸付給，中共上臺後才中斷。 南坎之租借屬英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緬甸獨立後，該條約即應廢除，中國也應理直氣壯要回，應如其後中共毫不猶豫收回香港一樣。但想不到中共爲「考慮到緬甸的實際需要」竟主動放棄了。 ◆ 中共承認麥線的緬甸段 中國與印度的邊界有個麥克馬洪線爭端，緣因一九一四年當時印度的殖民政府外務大臣英人麥克馬洪無視中印邊界傳統以喜馬拉雅山南坡爲界，提出以喜馬拉雅山分水嶺劃界的麥克馬洪線，中國國民黨政府和現今的中共政府均不予承認。由於緬甸當時爲英國的印度殖民政府的一行省，此麥克馬洪線也就劃到了中緬邊界北部，蠶食了中國不少領土。但中共一九六○年與緬甸劃界時，基本上承認了麥克馬洪線的緬甸段。 如果說當初中國被迫割地失土，是因爲中國積弱，對手英國強大，但在中共上臺，緬甸獨立後，中緬兩國的力量強弱己互相易位，緬甸己無力再繼續霸佔中國領土，中國如果要收復失土應無困難。一九五四年周恩來訪緬旬，緬甸總理吳努即向周自承，他對中國懷有恐懼。同年吳努回訪中國，又向中國說，中國猶如大象，緬甸猶如羔羊，大象會不會發怒，無疑會使羔羊提心吊膽。結果中國這只大象並未發怒，而且還慷慨贈土，以致當時有關報導說「緬甸非常感動」。 中共這種奇怪反常的慷慨主要有兩個現實的政治原因： 一是當時中印關係非常緊張，中印邊境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中共決定儘快解決與西鄰其他各國的邊界問題，除緬甸，中共對尼泊爾、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作了領土讓步，不過尤以對緬甸犧牲最太。 ◆ 出賣國土爲消滅國民黨孤軍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李彌將軍的一支孤軍在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後，撤退到緬甸東部的中緬邊界地區打遊擊。這只孤軍盛時一度反攻進入雲南，並曾佔領中緬地區約三個臺灣面積的大片遊擊區。當時國民黨孤軍有可能和反對緬甸中央政府的撣邦遊擊隊合作，獨立建國。若是，中國西南邊陲將出現一個虎視耽耽的反共國家，這當然是中共極不願見到的前景。 臺灣作家柏楊以鄧克保之名所著《異域》這部報告文學指出，孤軍出沒的緬西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共產黨所以在去年（編按：一九六○年）匆匆的，喪權辱國的和緬甸『劃界訂約』（編按：指一九六○年的『中緬邊界條約』），就是企圖明確的顯示出來我們侵佔了緬甸的國土，作爲消滅和控告我們（編按：指孤軍）的法律根據。」 對於這一賣國割地歷史真相，雲南人民至今仍有記憶，本刊老總金鍾六、七年代在雲南工作時，常聽當地居民談起割江心坡，讓南坎之事仍不勝惋惜，但中共對此卻諱莫如深，大陸所有歷史、地理書籍均避口不談，甚至大陸學者在海外發表的有關雲南邊境變遷的學術文章對此也含糊其詞。雲南大學檔案系副教授萬家林、王文光九六年發表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研究月刊》上的一篇有關文章提到江心坡，說江心坡於清時被「英國佔領，劃歸緬甸，解放後中緬重訂邊界時，才將片古崗（即片馬）收回」，竟然回避中緬劃界時中國放棄了大片土地的事實。 在保釣運動再起，香港九七回歸在即之時，重提中緬邊界舊事，不是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收復失地，而是要借助這段歷史認清中共的所謂主權原則是何等的功利和虛僞。若知中共爲其現時政治利益巳多次放棄或割讓國土，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共爲何對釣魚臺主權之爭表現軟弱，但對香港的主權回歸卻有一種類似義和團狂熱民族主義的偏執。就如民族主義是中共鞏固政權，凝聚民心的一種統治術，領土主權亦不過是中共外交上討價還價一個籌碼罷了。兩者的動機皆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統治者的權利。 ·暫無名· 〖原編者按：《隧道》是中國大陸第一份以電子郵件連鎖傳遞的自由雜誌，宗旨在於打破當前大陸的資訊封鎖和言論壓制。歡迎運用任何手段進行複製和傳播……由於可知原因，凡大陸人士未在大陸公開發表過的稿件，作者皆署“暫無名”，待無須顧慮時再公佈他們的真名。在此謹表對他們的深摯敬意與感謝。〗 中共有過一次令全世界驚訝的“仁義”之舉，在當代國際關係中幾乎稱得上獨一無二——那就是１９６２年中國在西藏與印度進行的戰爭。 在中國印製的地圖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區只標誌寥寥無幾的城鎮地名。不瞭解情況的中國人如果想去那一帶走走，離很遠就會被邊防軍擋住，印度軍隊就在對面。他們會發現那片地區事實上只在中國地圖上屬於中國。如果換一張印度地圖，那片地區是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定居在那裏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總和還多兩倍。目前中印兩國的實際領土控制線是中國一直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畫在中國地圖上、實際卻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萬多平方公里。 解放軍作家金輝對那片土地這樣換算： ——相當於一個江蘇省、一個浙江省； ——相當於三個臺灣、六個北京； ——相當於一個匈牙利、兩個丹麥、三個比利時； ——相當於六個科威特； ——相當於十個英阿爭議的馬爾維納斯群島； ——相當於二十個日俄吵得不可開交的北方四島； ——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一國被另一國強行侵佔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國版圖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這樣換算，換算者的立場是鮮明的。金輝是軍隊作家，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尤其代表中國軍隊的情緒。印度對此也許有另一套說法，把歷史拆零碎，肯定對雙方都能提供相當多的根據。事實上，二十世紀以前，這一段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明確劃定過，而是以東方式的模糊形態按照傳統進行實際控制，甚至有雙方都不管的地段。隨著英國勢力沿著印度大陸不斷向北擴張，與西藏發生碰撞，出現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權精確劃界的問題。１９１４年３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國政府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一條英方勘定的分界線，那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劃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 無法確切知道當年西藏當局的動機，有一種說法是麥克馬洪許諾給西藏五千支槍和五十萬發子彈，還有一種說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邊界被篡改了，如英國人貝爾所說“西藏人不會畫地圖”，反正西藏代表在那個條約上簽了字。因爲當時的西藏已經擺脫了中國控制，雖然中國政府不同意，也沒阻擋住所謂“麥克馬洪線”的産生。但是即使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英國一直沒有公開宣佈條約，也沒有在她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那個傳統邊界和“麥克馬洪線”之間所夾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國和印度爭執至今的。現在，中國出版的地圖繼續按傳統劃界，印度地圖則早已經把“麥克馬洪線”當成了正式的合法邊界。〖〔１〕 不過中國的地圖只在理論上存在，僅能表達中國的主權要求，而非實際的領土控制。那片領土現在屬於印度。１９５０年以前，“麥克馬洪線”同樣是理論，不管雙方的地圖怎麽畫，那片地區沒有駐軍，不設邊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虛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輩輩的方式生活，國際政治與他們無關。１９４９年後，大概是新獨立的印度看到一個強大的咄咄逼人的新中國正在産生，而且即將向西藏挺進，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爲強，從１９５０年，印軍開始向北推進，到１９５３年，“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全部被印度實際控制。中共那時剛剛進藏，沒有能力做出實質性反應。當時的印度政府在國際社會又對新中國採取友好姿態，中共也不好翻臉。 在邊境擴張方面，印度一向採取鍥而不捨的積極姿態。一直到今天，西藏邊防部隊都無時不感受來自印度處心積慮和頑強的壓力。印度對待中印邊境爭端的指導思想就如印度記者曼克卡爾在《誰是六二年的罪人》一書中所披露的：“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尼赫魯總理向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駐軍發出了新的命令……我們的守備部隊接到了盡一切可能向前推進，積極佔領整個邊境的命令：在邊防線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邏，或建立哨所。在陸軍總部的會議上，赫魯說：哪一方修建一個對立的哨所，那麽它就將成功地在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權，因爲實際上的主權十個有九個都會得到國際法的承認。” 除了印度在邊境不斷進逼，對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亂”，印度在感情上也同情叛亂一方。中共認定印度爲叛亂者提供了實質性的援助。印度收留了逃亡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民，對中共肯定也是刺激，叛亂藏人的遊擊隊還以印度領土爲基地繼續騷擾中國。把老帳新帳加到一塊算總帳，中國於１９６２年發動了她所稱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中共發動那場戰爭的動機並非真是所謂“自衛”，更主要的是爲了“教訓一下”印度。和鄧小平後來爲了“教訓一下越南”（鄧小平語）發動戰爭一樣，帝王的“教訓”意識在中共領導人那裏是很強的。那是否是一場“正義”之戰，雙方到底誰有理，這裏沒有必要討論。國際政治本來就無“正義”而言，每個國家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教訓”意識指導的戰爭之荒謬在於，讓國家勞民傷財和將士流血犧牲打一場戰爭，最後的結果卻僅僅是供帝王（領導人）出氣。６２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這種荒謬達到極至的典型，出完氣還要表現“大度”和“仁義”（實則是表現帝王的傲慢及對敵方的羞辱），而那虛榮的滿足是用國家安全與利益換取的——不但把已經收復的有爭議領土白白放棄，而且永遠失去了一個能使中國一勞永逸穩定西藏的機會。時至今日，木已成舟，當年決策的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後果，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１９６２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中國原本已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和勝利。擊潰印軍，向前推進速度之快，有時連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都無法控制。參加過那場戰爭的原西藏林芝軍分區政委閻士貴大校這樣回憶：“１９６２年自衛反擊戰，打過去很順利，幾路基本都打到了傳統習慣線，就是我們地圖上標的國界線。我們以四萬兵力，四路出擊，西線從錯那攻達旺、邦迪拉，東線在察隅，中間兩路這邊從墨脫沿雅魯藏布江往下游打，還一路沿蘇班西裏河推進。只用了一個月就基本收復失地。而印度方面，它的國防部長說，動用了印軍三十二萬四千人。有個西山口，印軍說我們至少要攻半年，結果一個早上就拿了下來。那時候部隊士氣高，戰鬥力強。我們以穿插和偷襲爲主，動搖它的後方，前線馬上潰退。印軍說你們不正規，沒有這麽打的。但是我們贏了，他們輸了。他們都是雇傭軍，鬍子兵，說中國是娃娃兵。吃了敗仗之後，他們才知道娃娃兵的厲害。”〖〔２〕 當時中國方面除了有部隊士氣高，戰鬥力強的優勢，還得到戰區老百姓的支援。老百姓未見得是出於支援共產黨。之所以存在一個傳統習慣邊界線，在於那一帶歷史上一直爲藏文明覆蓋。被稱爲“風流神王”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就出生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印控區。老百姓對西藏是有向心力的。 林芝軍分區的原副司令李春回憶：“反擊戰開始後，我們沿江一路下推，一個連擊潰了印軍上千人。沒有公路，印軍想不通，中國軍隊靠什麽供給給養？以爲我們有什麽高級食品，吃一頓能管好幾天。其實，我們就是靠老鄉支前，靠犛牛運輸。那一仗，支前的犛牛就有三萬多頭。這邊的所有物資，還有傷員烈士，都是靠老鄉背。一○○迫擊炮彈，一人只能背一發。五十人運，幾分鐘就運出去了。家家戶戶都出人，十二三歲的孩子也支前。當地老鄉十二三歲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東下邊紮西家的小男孩，才四歲，跟爸爸媽媽一起，他背了四筒罐頭，有八斤重，爸爸牽著他爬山支援我們。沒有老鄉，我們根本沒法打勝仗。”〖〔３〕〗 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當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單方面無條件撤軍，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面無條件撤軍，實際上也就是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化爲烏有。閻士貴大校說：“不要這片土地，軍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六二年我們從雪山向下壓，勢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時候，可是越走越慢。戰士們想不通，這是我們的領土，爲什麽還要撤？爲了體現我們是仁義之師，還把繳獲的車輛裝備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乾乾淨淨，一點不剩地都還給了他們。”〖〔４〕 中國軍隊接到的命令不僅是放棄全部收復的失地，撤回到“麥克馬洪線”，還要再從“麥克馬洪線”後撤二十公里，與印軍脫離接觸。結果印軍不但輕易返回原來控制的地區，又趁虛而入，繼續向北蠶食推進，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國收復又放棄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饒的地方。那裏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幾百米，有印度洋暖風的滋潤，屬亞熱帶生態環境。土地極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夠生長鳳梨香蕉。自然景觀奇異，礦產豐富。雅魯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彎”，可利用的落差２２３０米，如果橫切大拐彎建一條４０公里長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電站，裝機容量最低爲４５００萬千瓦以上，是長江葛洲壩電站的１７倍，是三峽電站的四倍，投資卻比三峽低得多，又沒有移民、生態、戰爭災難一類的問題。然而這個設想中激動人心的超級水電站，卻被“麥克馬洪線”攔腰切斷。 西藏高原生態研究所所長徐鳳翔說：“我們搞森林的，一說起來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國第二位，可誰也不說這只是理論林蓄量。因爲實際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線之外，準確地說，是５２·８％在人家手裏。其實，這個數位仍然不準確。這只是按森林面積算……（控制線那邊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單位面積的蓄木量大得多。把這些因素考慮進來，那麽實際上，西藏森林資源的８０％不在我們手裏。”〖〔５〕 正如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寫的情歌：壓根兒沒見最好，也省得情思縈繞。原來不熟也好，就不會這般神魂顛倒。/font> 那些打仗時親身到過那片土地的軍人，對那片土地的得而複失最爲耿耿於懷，至今念念不忘，甚至敢於直截了當地批評毛澤東。現在的北京政府在他們眼裏就更爲軟弱。 現任林芝軍分區司令員王克忠大校這樣說：“那可是個好地方啊，比這邊還好。當年打過去的時候我們都見了。指望談判是根本談不回來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壓力那麽大，還有經濟制裁，沒用！還是老頭子（指毛澤東）說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可是老人家（亦指毛澤東）在這失策了。我們一撤，他們（指印度）又占了過來，越佔便宜還越賣乖。他們口頭上喊和平，實際上是真幹，完全是積極進攻的態勢。我們也說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點動作也沒有，就是消極防禦。現在這麽下去，我們越來越被動，越來越要命。即使後人想收回來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機會也已經讓我們現在的政策給拖沒了。”【６】 閻士貴大校雖然沒有點名，但是說得更厲害：“可惜了這片土地，現在想拿回來不容易了……搞成這個樣子，後人要罵我們還不如清朝的最後一個駐藏大臣趙爾豐！” 連一位到西藏旅遊的臺灣女士都發出這樣的疑問：“爲什麽那麽大片的國土收復了以後，又讓給了印度？現在的中國政府，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幾屆中央政府中最強大的，可是讓人想不通，爲什麽在這個問題上這麽軟弱？” 確實不太好理解。一方面中國政府對三萬多平方公里的臺灣死盯住不放，不惜採取極端手段，另一方面對面積大三倍的這片領土，卻隨隨便便就丟掉。全歸於軟弱不儘然。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際上的形像是茅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爲幾個黑龍江上一漲水就淹掉一半的小島，敢跟比印度強大多少倍的蘇聯交火。問題在於毛澤東不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他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象封建皇帝一樣，高興了甚至可以隨便賞賜於人——當年的許多邊界糾紛都是以這種方式解決的。他的治理完全以他的個人意願及心理滿足爲標準。中國古代文化往往塑造不以大欺小的“英雄”形像，當“小”者實在過於不自量而百般挑釁，令人忍無可忍之時，“大”者一出手就可將其打翻在地。這時“大”者再將其扶起，把武器還給他，甚至再給一些賞賜，表示“大”者的胸懷和寬容。“小”者被教訓一番，無地自容，從此不敢輕舉妄動。周圍的觀衆齊聲叫好，把英雄佩服得五體投地。我想在古書中泡了一輩子的毛澤東，６２年的中印戰爭之後一定會長時間地自我陶醉於這個形像之中。 從當時的意識形態出發，中共力圖扮演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陣營的領袖。印度當時正是那個陣營的重要成員，“教訓”一下不礙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對毛澤東的全球戰略和盟主地位就會不利。所以教訓完了，要立刻適可而止，再給幾根胡蘿蔔。毛澤東的胡蘿蔔稍大了一點——九萬二千平方公里，不過以毛澤東的胸懷來說，可能也屬正好。 金輝在他的書裏對那段歷史這樣結論：“１９６２年中國和印度發生的邊境戰爭，就當時看，勝利者和失敗者是十分明確的。 “但是，經過了近三十年之後，結合現在再來看那場戰爭及其結果，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勝利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卻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失敗者除了沒有勝利的名義，卻得到了勝利者的一切。勝利者因爲勝利的飄飄然，以至連對勝利成果的徹底喪失和巨大的屈辱都無動於衷。失敗者因爲唯獨還沒有得到勝利者的虛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發誓要報一箭之仇。 “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嘲弄，如果當年印度取得了勝利，那麽現在他們在這一地區肯定不會如此占盡便宜，如果當時中國在此地失敗，那麽現在反而大概不會這麽被動和可憐。”【７】 金輝充滿激憤而言的屈辱，主要是領土的喪失和目前中方在中印邊境所處的弱勢。但是中國還有另一個至少相等（甚至更大）的遺憾：如果６２年打過去不撤回來，向那九萬二千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土地移去幾百萬內地漢族人口——那片地區的中低海拔和亞熱帶氣候完全適應漢人的傳統生活、生産方式及身體條件，內地貧困地區的農民會把遷居那裏當作好福氣——就等於在西藏的中心地帶與印度之間建立起一條漢文明的血肉長城，將西藏與印度傳統上的緊密關係割斷，把西藏包圍在漢文明圈內，從此一勞永逸地根除西藏獨立的可能。西藏自治區現在一共有二百二十萬藏人，中國全部藏區的藏族人口加一塊也不過五六百萬，如果在那一片地區移去五百萬漢人（印度現在已向那裏移民七百余萬，那裏的資源足以養活更多人口），哪里還會有西藏分離的問題？西藏又能向哪里分離呢？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多年的時間，一代新人已經能在那裏從出生到成人，徹底紮根，完全把那裏當作自己的家園了。 現在，這三十多年是給了印度移民在那裏長起一代新人的時間，那裏成了他們的家園。時間是合法性的最好來源，強權成爲公理往往都是在時間的幫助下。中國１９６２年使用了強權，卻放棄了時間，得了暴力之名，卻沒有得到公理。金輝在他的書裏主張現在再打一仗收復失地，這可能代表了一些軍人、尤其是西藏軍人的主張。他這樣寫：“不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考慮，全部或大部收復失地將是我們唯一合理的選擇。１９６２年，我軍以幾萬兵力反擊印軍，作戰一個月基本收復失地。若以後在中印邊界反擊侵略收復失地，兵力也許要比當年多投入一些，作戰一個月假設需直接軍費十五億元，即使再增加一倍，若能收復失地。從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項神聖事業，從經濟上看仍是一本萬利。收復失地反擊作戰的代價不會高於對越自衛反擊戰，但是和那場戰鬥相比，不論戰爭方面、經濟方面，還是國防、民族團結、國際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８】 軍事上是否能如金輝估計得這樣樂觀，首先值得懷疑。印度軍隊已今非昔比。６２年失敗的恥辱使其臥薪嘗膽，九年後的印巴戰爭，印軍表現就已經相當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語。據國外軍事專家評價，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優秀、吃苦性最強、裝備最完善的山地部隊，能夠成功地抵抗中國的任何進攻。 中國軍隊也發生了變化。當年的戰鬥力主要源於意識形態的動員和激勵——即所謂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也就是當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終被動員在顛峰狀態的高昂士氣使解放軍成爲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創造按常規思維不可想像的奇迹。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幻滅，政治腐敗與醜惡的全面暴露，商品觀念的蔓延，以及軍隊經商的腐蝕，使解放軍人心渙散，士氣低落，當年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怕犧牲（這個武器甚至能使“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戰勝最先進的軍隊）蕩然無存。解放軍戰鬥力的下降，在７９年對越南的戰爭中已經有表現，這十幾年向金錢社會轉型，腐蝕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爲解放軍可以佔據優勢的條件，戰鬥力來源只能轉移到現代化的軍事裝備和科技上。但是這十幾年“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之一是軍隊讓位，軍事現代化雖然有所進步，速度相對較慢。至少在中印邊境的實力對比，明顯遜于印軍。 現代化戰爭與６２年的戰爭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對後勤的依賴大大加強，光靠當年的犛牛和婦女老少齊上陣，四歲的孩子背罐頭遠不再勝任。那必須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機器，在最短的時間裏有序地調動、運輸和分配最多的物資、給養、武器彈藥。從軍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國的屏障，是有利條件，但是從地理上，青藏高原反過來成爲中國軍隊後勤體系極爲頭疼的障礙。運輸是幾乎不可解決的瓶頸。印軍的背後卻是南亞平原，有條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網，運輸暢通無阻，後勤保證極爲強大可靠。１９８７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使佔領合法化之後，中國軍隊強烈主張借此再打一場中印邊境戰爭象６２年那樣收復失地（當然不會再放棄），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礙，軍隊內部的反對意見主要就來自後勤系統，他們無法爲戰爭需要提供保證。 即使上述問題都不考慮，都能最終克服，取得最後勝利，把那九萬二千多平方公里拿了回來，還會有一個更大的困難——已經移居那片地區的七百多萬印度移民怎麽辦？幾十年的時間，他們已經在那裏生根。留下他們，不啻是另一個朝思暮想搞分離的西藏，也沒有了中國移民的空間。趕走他們，製造如此規模的難民潮，連鎖的麻煩會多得不可想像。 面對時間造成的既成事實，那片土地已經很難再被中國重新拿到。６２年是唯一的機會，那時印度實現實際控制只有十來年，事實還未既成；印度移民尚不多，當地居民對西藏普遍有向心力；中國對印度又有較大軍事優勢。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全部具備，而且已經在事實上把那片土地拿了回來。只要守住，堅持若干年，既成事實就在中國一方，今天的主動權也屬於中國了。對中國，遺憾的是，爲了一個或幾個領導人的心理滿足，這個機會已經永遠地喪失，不可複得了。 【１】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卷５，６９６頁；譚·戈倫夫 《現代西藏的誕生》９３－９６頁；金輝 《墨脫的誘惑》７６－７９頁【２】金輝 《墨脫的誘惑》，８０頁【３】同上，８８頁【４】同上，８０頁【５】同上，９５頁【６】同上，９１頁【７】同上，１０２頁【８】同上，９７頁 摘自《隧道》第八期 | |
NO:1299_3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0:52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摘自華夏文摘9705b期 ·散宜生·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03-24..08:27.shtml 【珠穆朗瑪峰】喜馬拉雅山主峰。在中國西藏自治區和尼泊爾交界處。“珠穆朗瑪”爲藏語“女神第三”的音譯。清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皇輿全覽圖》上作朱母郎馬阿林。１８５８年印度測量局在英人 主持下，擅將該局前局長額菲爾士（Ｇｅｏｒｇｅ Ｅｖｅｒｅｓｔ，１７９０－１８６６）的姓氏命名此峰。１９５２年中國政府將額菲爾士峰正名爲珠穆朗瑪峰。尼泊爾稱薩迦－瑪塔。海拔８８４８．１３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山體呈巨型金字塔狀。有巨大冰川，最長達２６公里。中國登山隊曾兩次從北坡攀登峰頂（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５日和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７日）。中國科學院曾多次組織大規模的綜合科學考察，獲得重要的科學資料。 ——大陸新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１９７９） 一年前，去年５月１０日，在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最佳季節，一場該月份罕見的高山風暴奪去了十一位登山者的生命，這事一時成了西方各國的大新聞。 有向導留在雪裏照看精力耗盡的同事，他對妻子說的最後的話是：“嗨，不要擔心我啦！”然後關掉無線電話，永遠沈默在八千米的風雪高原。有人在失去呼吸、被同伴認爲死定了之後，又以驚人的毅力，遍體鱗傷地摸回南坳大本營。有尼泊爾軍人兩次冒著機毀人亡的危險，駕直升飛機沖上六千米高空，把垂死的登山者救下山，其中還有一位臺灣人。但是，據說也有日本人的見死不救。穿著各類厚厚的登山裝的人，在女神的考驗面前，一一袒露了自己的本質。 中文電子網上，也有地質專業的大陸留學生因此而談起珠穆朗瑪峰。不過，使我驚異的是，沒人提到世界第一高峰的歸屬問題。有那麽多西方人去爬，看上去顯然不像是中國領土。那麽，今天的中國人，難道想當然地認爲珠穆朗瑪峰是外國領土了嗎？難道，現在大陸的小學地理課上，教師不再告訴學生說，我們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以前，不是這樣的。至少在筆者於“文化大革命”前上小學時，不是這樣的。我們當時都知道，珠穆朗瑪峰位於中國，是祖國的驕傲。在我們的課本上，畫得清清楚楚，珠穆朗瑪峰是在中國—尼泊爾邊界的中方一側。而且，也不是只有本人才這麽說，我甚至可以請出一尊中共的元帥來作證。 “珠穆朗瑪峰，你們能不能從北坡上，而從南坡下？”１９６０年，中國登山隊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後，賀龍元帥在接見登山隊員時這樣問道①，當時他兼任全國體育委員會主任。顯然，不太過問外交事務的賀龍，也和咱們平頭老百姓一樣，仍然以爲珠穆朗瑪峰是我國的固有領土。他還不知道，珠穆朗瑪峰的南坡，已經內定劃給尼泊爾了。 在大躍進的１９５８年，中國登山隊也要“放衛星”、“插紅旗”，他們決定要攀登地球的第三極——珠穆朗瑪峰。準備工作，主要是勘察路線的工作，足足進行了兩年。本來，南坡是比較易於攀登的。但是，中國和尼泊爾在１９５９年開始著手邊界問題的談判，而中尼邊界問題，最棘手的就是珠穆朗瑪峰的歸屬。不想刺激尼泊爾，在國務院的直接指示下，登山的勘察和準備工作，在北坡重新做起。登山的時間，也推遲到１９６０年。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９日，二百一十四名登山隊員和工作人員進入珠穆朗瑪峰下海拔五千一百余米的大本營，準備衝擊頂峰。隊員們舉臂握拳，莊嚴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上祖國的最高峰。與此同時，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正爲邊界問題在北京訪問。３月２１日，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邊界問題的協定，同意組織聯合勘察隊，對有爭議的地區，按分水嶺、河谷、山口等實際地形，根據平等互利、友好互讓的原則進行調整。 這些話聽來無懈可擊，按分水嶺、河谷、山口劃界，難道不是國際慣例？不過，喜馬拉雅南麓的居民，在人種和文化上都和藏人接近，也歷來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轄。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國之間，傳統上以山麓爲界。英國控制印度之後，出於“防衛安全”的考慮，要按國際慣例，把邊界北推至分水嶺。北推最力的，要數本世紀初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亞瑟·Ｈ·麥克馬洪。這人說不上有甚麽大的建樹，但是，他所構思的麥克馬洪線，卻使他的名字成了有關中印、中緬（緬甸曾經是英屬印度的一個邦）邊界問題的文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 現代的所謂國際社會，是由西方資本主義所創立的。當他們在歐洲民族國家的崛起中形成劃分邊界的慣例時，不可能考慮到中國的情況。本世紀初葉，大中華帝國的歷史疆界與英國殖民者的“安全要求”、“國際慣例”在喀喇昆侖和喜馬拉雅迎頭相撞。印度等國家獨立之後，受過英國教育的統治階層，全盤接收了英國人的衣缽，從而形成了從阿富汗到緬甸的中國西部的漫長而又複雜的邊界問題。 當北京政府同意不是按山麓、而是按分水嶺在山脊、山口劃分邊界時，大片大片的土地，就要拱手送人了,這些土地，由於喜馬拉雅山阻斷了印度洋的季風，氣候相對溫和，降雨充沛，物産也遠比山北豐富。世世代代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少數民族，也從此被人爲地一分爲二。爲各國登山隊當向導和挑夫、並多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頂的尼泊爾謝爾巴人，和西藏的謝爾巴人就是同一民族，根據西藏的歷史文獻，他們還是從金沙江邊遷移去的。 但是，即使按分水嶺劃界，珠穆朗瑪峰也可以劃歸中國。在珠穆朗瑪峰的南面，隔開一道冰穀，是努普子－洛子山脊。這道山脊南面的冰川的融水，最終流入尼泊爾的柯西河。珠穆朗瑪峰北坡的絨布冰川，是流入西藏的絨曲河的源頭；東部的冰川，則是同樣流入西藏的卡瑪曲河的源頭。邊界是可以力爭劃在努普子－洛子山脊一線的。 這時候，“中國的大救星”、先主席毛公出來說話了。毛澤東在會見柯伊拉臘首相時說：這個山峰全給你們，我們感情上過不去；全給我們，你們感情上過不去；可以一半一半；這個山可以改個名字，叫中尼友誼峰②。 事實上，在當時的尼泊爾境內，是望不到珠穆朗瑪峰的英姿的。只有從她的東北方向，從西藏境內望去，才能瞻拜這位女神。印度測量局就是因爲查不出這座峰的尼泊爾名字，才先稱她爲ＸＶ峰，然後在１８６５年（《辭海》的年代有誤）改名爲“額菲爾士峰”。這尼泊爾的感情，真不知從何談起。至於現在所謂的尼泊爾名字，有一段英文資料是這樣說的③： 奇怪的是，近幾年來尼泊爾政府又爲額菲爾士峰發明瞭一個名字：薩迦—瑪塔〔義爲天庭之頂〕。……沒人會注意這個名字，肯定不會是當地人。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我和兩個謝爾巴人，向導和挑夫，走在薩迦－瑪塔國家公園。挑夫是個樸素的不識字的農民。……當額菲爾士峰出現的時候，我轉向向導說道：“問拉普卡〔挑夫〕，他怎麽叫這座山。”向導問了。“珠穆朗瑪。”拉普卡毫不猶豫地回答。 “沒人會注意〔薩迦－瑪塔〕這個名字”，除了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 本來，由於機緣湊巧，中國有尼泊爾所沒有的優勢——我們正好有一支登山隊在珠穆朗瑪峰，可以拿出最新的實地勘察資料。不過，既然偉大領袖毛主席要送人土地，自然也沒人會想到去勘察邊界。登山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偉大領袖的胸像放上世界之顛。５月２５日北京時間淩晨４點２０分，經過十九個小時的艱苦奮鬥，從海拔八千五百米出發的中國登山健將屈銀華、王富洲和貢布（藏人，當時爲一級運動員）終於爬上了珠穆朗瑪峰的頂尖尖，勝利完成了這個無比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全國沸騰了！６月２７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勝利，是把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和在戰術上重視困難緊密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偉大的中國人民在中囯共產黨的領導下……無往而不勝。資本主義國家做到的事情，我們固然能做到；資本主義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我們也一定能做到。”“這在登山上是如此，在一切征服大自然的事業中也都是如此。”就差點沒說出，被大躍進鬧得沒飯吃的困難，也是可以克服的，至少餓死了就不餓了。我們的滿臉饑色、平路都走不動的人民，看登山電影，學登山隊員，跟著黨的宣傳機關，用僅剩的一點力氣吼叫：“天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共產黨本來就偏愛“登山”這個引喻。１９６０年以前，還只是讀書人背背馬克思的拗口的句子，“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以後，“登上什麽什麽的頂峰”成了流行的口語，連毛澤東在１９６１年時都來了個“無限風光在險峰”，後來文革時更是說到爛。 按理說，新西蘭的埃德蒙·希拉裏和他的謝爾巴人向導已經在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９日登上了珠穆朗瑪峰，１９５６年又有四個瑞士人攀登成功，爲什麽人民日報說這是中國首創呢？原來，這首創是有定語的：別人是從南坡爬上去的，而中國登山隊卻是走的北坡，首創就首創在“北坡”這兩字上面。本是不得已而爲之，現在卻成了偉大的戰略部署。 在全國學習登山隊的同時，按照邊界協定，中尼兩國關於正式的邊界條約的談判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報紙上關於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報導，都很技巧地回避了主權問題。同年十月一日，在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喜日子裏，北京政府簽訂了她的第一個邊界條約——中緬邊界條約，做到了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沒能做到的事情：沿著麥克馬洪線和１９４１年英軍聲稱“抗日”而越界的佔據線，把在清代屬於雲南省的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讓給了緬甸，占緬甸現有國土面積六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強。 再過一年，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５日，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在北京參加了國慶典禮後，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了中尼邊界條約。該條約第十一條規定，邊界線在延著分水嶺到蘭巴山口後④： 再延山脊大體東南行，經過卓奧友山、普莫裏山（尼爾朗古）、珠穆朗 瑪峰（薩加·碼塔）和洛子峰，到馬卡魯山；然後延山脊向東南轉東而 行，到波底山口。 邊界線劃過珠穆朗瑪峰頂，女神就這樣被出賣了。 其實，當時尼泊爾國王的地位並不鞏固。馬亨德拉在上一年解散了民選政府，把大權集中在自己手裏。他與信奉民主政體的印度的關係降到最低點，印度甚至暗裏支援反對派在印尼邊界的遊擊活動。馬亨德拉對北京也談不上特別友好，ＣＩＡ也就是在１９６０年開始訓練中尼邊界的藏民武裝的。這位國王，北京可以壓一下也可以拉一把。爲了與印度爭當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龍頭老大，北京對這位毫無談判實力的國王，卻不惜送上如此重禮。 這一過程，至今沒有明確告訴過國內的老百姓。《人民日報》只說從北坡爬上去是如何偉大，卻從來不說南坡我們已經去不成了。１９８８年，中國、日本和尼泊爾三國聯合登山隊，終於實現了賀龍的耽擱了二十八之久的“從北坡上、從南坡下”的願望。但是，爲了從南坡下，我們卻不得不邀請尼泊爾人也來插上一腿。而且，到這時候，一位勇敢的日本女性都已經登上珠穆朗瑪峰有十多年了，也沒什麽可多吹的了。 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首所引的《辭海》那段定稿于文革時期的尷尬文字。在１９６０－６１年的那場“珠峰熱”裏，爲了揭露西方登山家的“無法無理”，報紙上的有些文章過於積極，把早已湮沒的歷史都給抖了出來。他們說，是勤勞勇敢的藏族同胞最先發現了這位女神。他們還說，遠在英國人知道珠穆朗瑪峰之前，中國已經對她作了勘察和測量。比英國人早了一百四十年，清代的三名官員，在繪製西藏地圖時，就把珠穆朗瑪峰載入了銅版的《皇輿全覽圖》。甚麽是“皇輿”？“輿”在這裏指廣闊的土地，《易經·說卦》曰，“坤爲地，爲大輿”，就是這個意思。“皇輿”就是皇家的土地，“輿圖”就是地圖，在古文裏常作“疆土”的代稱。我們現在拿了本什麽人的遊記，指著裏面提到的地名說：“看，這是鐵證，證明這塊地方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那麽皇家勘察並刊印了的結果，自然是比鐵證更貴重的金燦燦的銅證了。《辭海》不能否認這一條，這是一定要提的，畢竟１９６０年時報紙上多次提到過這一段舊事。但《辭海》也不能明著告訴讀者說，我們打倒了皇帝，順帶也賣了他的家當。於是在說了這歷史證據和中國如何行使主權改回名字之後，微妙地插入一句“尼泊爾稱薩迦－瑪塔”，所有的言外之意，讓讀者自己去領悟。 對於這類令人尷尬的歷史文件，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周恩來作過一個可圈可點的說明。在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中，他說道⑤： 政府認爲，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必須認真地對待歷史資料，必 須以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對歷史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把可以作爲 法理依據的歷史資料同由於情況變化只有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加以區別。 當時，毛澤東剛作了反右派的佈置，人大裏，民主黨派還敢說話。加上這問題牽涉到雲南的很多少數民族，如果按麥克馬洪線劃界的話，許多部落將被劃出中國，雲南方面的反對聲浪很大，周恩來不得不親赴昆明向少數民族代表作解釋，因此才有了這麽一個報告。１９５７年之後，人大徹底成爲橡皮圖章。１９５９年黨內批判了彭德懷，從此黨內也是人人噤若寒蟬。中尼邊界問題，周恩來已不需要作什麽特別說明。１９５９年又趕走了達賴喇嘛，北京甚至不必徵求藏人的意見。 當然，在珠穆朗瑪峰歸屬問題上裝聾作啞，也只能濛濛自己人。外人肚裏可是一清二楚。後來中國和巴基斯坦談判邊界問題時，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瑪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侖山的主峰喬戈裏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稱的Ｋ２，海拔８６１１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實際上這是和克什米爾的邊界，將來克什米爾要是歸了印度，引狼上山，只怕麻煩還多著呢。 文革之後，中共上層有了很大的變動，一向被中共列爲最高機密的外交談判，才逐漸地公佈了一些。例如，１９８８年出版的由前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任主編、現任外交部長錢其琛任副主編的《當代中國外交》，就透露了割讓珠穆朗瑪峰是最高領袖的親自決斷。而周恩來也不愧爲周恩來，他說到這件事，總要引用一遍毛澤東的話，然後說，自此之後，中國政府一直是這個態度。面對歷史，心裏也不願承擔這份責任吧？ 不過，這本書裏，對於邊界變動的細節，仍然語焉不詳。不是說“平等互利、友好互讓”嗎？中尼兩國，到底是怎麽互利互讓的？ 毛澤東喜歡看線裝史書，爲讀古書的方便，他曾親自提議，要求編一本有古地名的地圖集。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主持了這項工作。由於種種政治幹擾，直到文革結束多年之後，這套圖集才最後完成。完成晚了倒也有晚的好處——可以印入中國的最新邊界，只可惜先主席毛公未能親眼見到。比較清代的和正式界定的中尼邊界⑥，中國方面讓出的二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七塊之多，最大的超過二千平方公里。尼泊爾方面作了多少讓步？筆者不敢說絕對沒有，但至少在這個比例尺的地圖上看不出來。在這本地圖集裏，珠穆朗瑪峰清清楚楚地標在中國境內。 而且這本地圖集也還是保守的。根據清代的輿圖，現在遠在邊界線之南的幹城章嘉峰（藏語“五寶雪山”之意，海拔８５８５米，世界第三高峰），當年也算是中國的領土。 祖國，你是可以自豪的：世界上的三大高峰——曾經——都在你的疆域之內。 當中國登山隊進駐珠穆朗瑪峰下時，當地的藏民給他們說起了女神的故事。是她戰勝了興風作浪的妖魔，把它們鎮壓在一座座雪山之下。是她開鑿了藍色的冰湖，又從山上引來雪水，灌溉山南山北的萬頃土地，使這兒牛羊肥壯，莊稼茂盛。在喇嘛教的節日裏，奉祀的褚神中有五位女神，代表五座山峰。其中，名爲珠穆朗桑瑪的三姐長得最是俊美，她的簡稱就是我們的珠穆朗瑪峰。 如今，這五位姊妹，有誰依舊留在中國？有誰已經流落他鄉？還有誰被生生磔裂？ 當然，邊界並不是不可改變的，送出去的土地，也不是不能要回來。如果中國人不能清點和保衛自己的國土，或許，我們可以遵循大元和大清的先例，在某一天，請強悍的朝鮮人西進南下，統一中國，開疆戍邊。中國已經和北朝鮮簽訂了邊界條約，不知什麽原因，雙方始終不肯公佈。有小道消息說，爲了不讓朝鮮人“感情上過不去”，北京慷慨贈予長白山主峰的東半。如果朝鮮人唱著“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軍歌⑦，浩蕩入關統一中國，長白山的東半就回來了，還捎帶一個朝鮮半島。然後，我們在強悍的朝鮮人的統率下，向尼泊爾索還被出賣了的女神。 ① 人民日報，１９８８年５月６日。② 轉引自《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北京。③ WaltUnsworthEverestOxfordIllustratedPress1981London.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十集，法律出版社，１９６１，北京。⑤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０，北京。⑥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地圖出版社，１９８７，上海。⑦ 這是１９５０年時大陸抗美援朝志願軍的軍歌。 寄自加拿大 | |
NO:1299_4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0:59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俄帝自十五世紀推翻欽察汗帝國，東向侵略亞洲以來，宰割我版圖，殘殺我同胞，已 經有四百多年歷史，對我國欠下一筆龐大的血債。現在，自由世介面臨全面清算俄帝的前，我們自然應該把俄帝侵略我國的歷史加以清算。 一、侵奪西「西伯利亞」 我們中國，是中華民族底國家；中華民族由漢滿蒙回藏五大宗族所構成，五族原有土地自然是我們共有的版圖。根據歷史，我們知道：「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地方」，那裏早在「黃帝少子昌意封其子有北土」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屬於我國，爲鮮卑族（別稱通古斯族）和蒙族五十八部落的牧獵場。那麽；里海和烏拉山以東在何時都是我國土地，自然沒有問題。根據地理，我們知道：「烏拉山爲歐亞分界線」，烏拉山東原來沒有歐洲人，屬於亞洲人，當然沒有問題。根據俄國史籍，我們知道：他們把烏拉山叫做「鐵門」，意思是「你過不來，我過不去」，當然是指烏拉山爲中俄兩國國界了。總之，我們從那方面來看，烏拉山東的土地都是我國底。那麽，俄寇們幾時衝開鐵門，怎樣把「西伯利亞」（鮮卑地方）奪去的呢？ 十一世紀初，烏拉山西成立了許多小國，其中較大的叫做斯□搭爾公國。這個公國有一個叫做烏列布的將軍，他聽說鐵門以東是富庶所在，便興起侵略念頭。他在一○三二年帶領一百多騎兵奔上烏拉山。那時，戍守烏拉山的是蒙族中的烏葛拉族，他們憑著正義和武勇把烏列布打得大敗而歸。烏列布回到莫斯科，爲了證明他東侵並非胡鬧，便大事宣傳烏拉山東的富庶，因此，便引起了俄人的東侵熟，很多人都跑到山東擄奪了。到一三六四年，諾夫哥勒市人民終於集體衝開了鐵門，打敗了烏葛拉族，在山東修起城堡，成立了「諾夫哥羅共和國」。那時，蒙族同胞底欽察汗帝國正堅強的統治著俄國土地，蒙胞豈能容忍俄寇跑到烏拉山東來立國？他們修起十座城（主城爲「西伯利」城──即鮮卑城）把「諾夫哥羅共和國」團團圍住，俄寇們前進不能，便逃回鐵門以西去了。那之後，便沒有人再敢到山東來侵佔土地。但到十五世紀欽察汗帝國結束了二百卅七年的統治俄國歷史後，俄寇們立刻儲意東侵了。在許多東侵主義份子中，有一個叫做斯托沃各夫的流氓，他糾合了江洋大盜越獄犯人耶爾馬古等四十人，在十六世紀中葉（一五五○──一五五二）打過了烏拉山，並且佔領烏拉山東麓設起稅卡收取皮毛稅。俄國政府爲獎勵他並高揚侵略精神，把烏拉山東麓賞給了他。而斯托沃各夫在他們政府的支援下，準備了大批毛瑟槍，終於在一五八一年突入烏拉山東平地，殺得蒙胞□橫遍野，佔領了「西伯利」城（鮮卑城）。在翌年，爲了給耶爾馬克贖罪，用耶爾馬克之名把占地獻給俄政府，俄政府封耶爾馬克爲「西伯利亞公」！如此，俄寇們東侵熱更高張了，鐵門東的財富水似的流進了冒險者手中。俄寇政府見侵略的人民都發了財，心有不甘，乃在一五八六年把到「西伯利亞」采擄皮毛權收歸國有，並且在一五八九年派出高加斯克遠征隊，正式展開了侵略政策，開始有計畫地佔領我們底土地殺戮我們底同胞。在一六三○年派出耶克斯克遠征隊，一直殺過外興安嶺。一六四三年，乃決心在我們底城市中找一處作爲據點，在一六五一年遂派出哈巴羅夫遠征隊佔領了伯力城，並且易其名爲哈巴羅夫斯克，以獎勵哈巴羅夫並鼓動別人看齊。同時，俄帝政府知道我國邊防空虛，黑龍江流域垂手可得，便暴露了猙獰的侵略面目，成立了「黑龍江攻略部」，派斯提巴諾夫爲部長，率領水陸大軍殺奔黑龍江。但是，正義力量是龐大的，英勇的我國水陸大軍，一舉殲滅了斯提巴諾夫！俄帝政府見武力侵略受阻，便轉而佈置長期侵略，他們強化伊爾庫斯克、諾爾銀斯克（尼布楚）、阿爾巴金（雅克薩）城，構成繼續侵略的基地網。同時，爲了欺騙人類奪「西伯利亞」爲己有，在一六六九年派科德諾夫到他們強佔的地方踏查繪圖，把我們底土地染成綠色！到清朝平定三藩之後，我國內亂停止，大家放眼邊疆，見俄寇己蹂躪到松花江流域，馬上便決心驅除俄寇收回失土。在經過幾場序幕戰之後，我政府在一六八五年四月派都統朋春爲帥，將水陸大軍一舉奪回了雅克薩（阿爾巴金）城，把俄人逐出城外，勒令返回烏拉山西。但到一六八六年五月，俄寇又偷返城中，朋春所部便把城圍住。打到俄寇僅剩五六十人眼看要授首投降的時候，俄政府央荷蘭政府調停，所謂「阿爾巴金戰爭」（我們叫雅克薩戰爭）便宣告結束了。接著，俄政府派費岳多、哥羅溫爲全權大使，我政府派碩額圖爲全權大使，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陽歷九月七日），雙方在尼布楚城舉行劃界會議，在通譯張誠和徐日升兩洋人傳教師的幫兇下，在俄寇兵威之下，碩額圖喪權辱國，和俄帝訂下屈辱的尼布楚條約，兩國國界是「西起基爾比西河沿外興安嶺經烏都斯加入海」，我們鮮卑和蒙古同胞牧獵之鄉，八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亞」被俄帝侵奪去了。 二、竊占庫頁島 尼布楚條約之後，兩國國界分明，俄寇不能立即明目張膽繼續侵略，乃繞道把血手伸上了庫頁島。庫頁島上的住民是鮮卑族中的赫哲人，在島上營漁獵生活。因爲他們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時人們就叫他們爲「苦夷」，把島子叫做「苦夷島」，後來才音變爲「庫頁島」。這個島是我們底，第一、它離我們本土最近；第二、島上住的是我們的人；第三、根據聖武記，還在一六一六年我們就曾派兵四百到島上巡邊，因無外力威脅而撤回。但是，俄帝認爲這是他們插足太平洋的好基地，便硬予佔領！他們自十八世紀開頭便偷偷派遠征隊（由兵和囚犯組成）襲上庫島北端，殺散了我們底赫哲同胞，修起營舍並開採煤礦，打下了侵佔全島的基礎。到一七八九年，終於殺進庫島南部，把我們底赫哲同胞逼回了大陸。俄寇們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廳、教堂、監獄、學校……完全把我們底土地當作他們底了！在俄寇侵入庫島南部同時，日本政府派松井乾藩和新井隆助到島上窺探，見俄寇南侵，便提出分贓要求，主張日俄分而享之，兩國動了可笑的交涉。但庫頁島不是他們底，自然無法劃界，一直拖到一八七五年才得到可笑的結論：俄帝慷他人之慨，把應屬於我國的千島列島給了日本，日本不再要求庫頁島上的權利。俄帝獨吞起庫頁島上豐富的煤藏和油礦。但是，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終於取得了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半部庫頁島。而二次大戰後，俄帝又奪了回去。帝國主義偷占我們底庫頁島，並且奪來攘去，吸取資源，對我們真是再大不過的諷刺了！ 三、割取東「西伯利亞」 一六九六年，我政府因葛爾丹部的態度曖昧，一再作亂，出兵加以撫平之後，中央勢力直達外蒙，中俄兩國便遭遇了通商問題和堵塞尼布楚條約線的漏洞問題。因此在一七二七年，俄帝派烏拉提克斯奇爲大使，我政府派多羅郡王碩額駙策□爲大使，到布拉（恰克圖）舉行會議，在八月二十日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定：未劃清的國界因山因水劃分，並開放賽連哥通商路。我政府爲了固邊，印製了大批傳單分給邊民，並立起界標以明界線。但是，俄寇並不遵守他們原來就占了便宜的條約，他們乘夜偷挪界標（有時守界人員睡在標下，醒來時卻在標前幾裏；有時俄寇將守標人打死，既挪界標又問越界之罪！），不斷襲擊我邊地住民……一步步把我們底版圖縮小。那時候，清朝遭遇了內亂外患的危機，一七九三年的白蓮教之亂方費盡力量平定，又發生了鴉片戰爭。俄帝知道這是他幸割我國的好機會，便封年青好勇鬥狠的都拉州長莫拉維夫爲「東西伯利亞總督」，派他從我國手中搶奪封給他的東「西伯利亞」。莫拉維夫便帶起貝加爾號艦長奈泊爾斯奇和六百水陸軍跑到我們底土地上做起總督來了。莫拉維夫以雅庫次克爲基地，奈泊爾斯奇以別特羅夫斯克爲基地，雙管齊下展開行動。一八四九年八月四日，奈泊爾斯奇溯黑龍江內行二十五裏，侵入一部分別爾馬和達虎爾同胞居住的地方，建立起寨堡，豎立起俄國國旗，命名爲尼古拉夫斯克，收爲俄國領土。同時利用「俄美公司」名義照會我政府：在黑龍江口立一兵站，派艦守衛，以防他國侵入，決無他意。我政府不以爲意，尼布楚條約給偷偷戮破，黑龍江航權無形中丟了！莫拉維夫見奈泊爾斯奇詭計得售，知道我政府確實無力北顧，便在黑龍江流域大事拉夫，把一萬二千蒙古人編成十二大隊，用六百俄寇押著浩浩蕩蕩殺奔黑龍江口，同時，給內亂外患交相煎迫的我政府一封哀的美敦書：「本總督奉本國緊急命令歸國，將過璦琿。貴國若以境界事相商，可順便磋議。惟本總督以行色匆匆，亦不宜多事討論。」我政府令黑龍江將軍奕山就地解決。奕山怖俄寇軍威，在一八五八年四月十六日，在莫拉維夫的刀槍之下，和俄帝訂下了璦琿條約。約中主要內容：黑龍江北除江東六十四屯外悉歸俄國，烏蘇裏江東由中俄共管。俄帝不用一分力未放一槍取得一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在各帝國主義國家歷史上實在是一大奇迹。但是，俄帝還不滿足！當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的時候，光緒皇帝和西太后倉惶出走，留下恭親王奕訴應付一切。俄帝公使伊格那鐵夫便出頭慫恿奕訴和英法訂約，結果就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訂約之後，伊格那鐵夫向奕訴「醜表功」，硬要調人酬勞！奕訴怕俄帝動兵殘民，便和他訂了中俄北京條約。俄帝把烏蘇裏江東七十多萬方公里的土地割去了！自黃帝少子昌意封其子有北土以來就屬於我國的我們鮮卑同胞底父母之鄉，二百二十多萬方公里的東「西伯利亞」，就這樣彼俄帝趁火打劫去了！ 四、蠶重新疆邊地 俄帝自大彼得一世以來，他的侵略世界方略便是「鯨吞歐陸」、「席捲亞洲」。因此，在奪得我們整個「西伯利亞」前後，也對我大西北進行侵略，要把亞洲土地一點點卷起。 在新疆邊地，首先遭受俄帝侵略的是哈薩克地方。哈薩克族是蒙族中的鄂魯特部，其中有些是蒙胞和白人女子的混血兒。他們自一世紀以來就住在那地方。那地方屬於我國毫無問題。但哈克薩地方是俄帝進出近東和南亞的必爭之地，俄帝並不顧慮主權問題。他們自十八世紀中葉就對哈薩克同胞伸出了魔手。哈薩克同胞到一七八三年正式起來反抗，在塞林．大圖夫的領導下一直和俄寇打了十四年，到一七九七年終因死傷過重停止，一部英雄逃入了新疆腹地。到一八四○年我政府才知道了哈薩克的丟失，但生米已成熟飯，國力不濟，只好忍痛暫時不問不聞了。俄帝自一八四○年以後便不斷把哈薩克人移往「西伯利亞」，企圖分散哈族的反抗力量；但哈薩克是不屈服向，今（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哈薩克斯坦的農民大暴動，要求脫離俄帝；實在是哈族人心思漢的最好說明。 俄帝奪去一百多萬方公里的哈薩克之後，在一八六四年吞去伊犁北邊十幾萬方公里的一塊土地，在一八六八年鼓動新疆同胞擴大作亂，趁機吞去三十多萬方公里的布哈爾，並順便兼併了浩罕地方。我政府不甘坐受宰割，先後兩度派人勘邊；俄帝怕久後不餡達到侵略目的，出兵佔領了伊犁，同時聲明「回亂平定，中國威令能達伊犁之後即行撤軍」。我政府明白俄帝的居心，便在一八七四年派左宗棠爲欽差大臣，帶領中興大軍到新疆戡亂勘邊。叛回在政府軍猛擊之下連連大敗，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平定了天山南北路。接著就要求俄帝依約撤軍；但俄寇卻違約背信非割地賠款不肯撤兵。我政府在一八七八年派祟厚爲代表赴莫斯科交涉，崇厚畏俄，帶了俄帝擬定的屈辱條約返國，被政府問成死罪。同時，下令左宗棠準備驅除境內俄寇。那時，英國勢力方伸入阿富汗和西藏，他們怕中俄開火殃及他底池魚，便出而威逼我國再派使到莫斯科議約。我政府在一八八一年派曾紀澤爲使，在當年二月和俄帝訂下伊犁條約。我國除賠償軍費九百萬盧布外，霍爾果斯河以西十幾萬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割了去！但霍爾果斯河還是限止不住俄帝的侵略腳步，七十年來，除了把國界線挪進幾十裏；把霍爾果斯河（假的；真的在俄境四十裏內）變成一條泥溝外，不斷地製造「民族問題」掀起邊亂。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導演出一個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把足可控制全新疆的伊犁地區攫入掌握。如今，由於「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自消自滅，伊犁以西已經被俄帝劃入版圖變成綠色了。 五、霸佔中東鐵路 俄帝在中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之後，受到了限制，不能恣意侵擄，自然心有不甘。因此，他決定找個機會把帝國主義利刃刺入我國現有版圖，加以支解。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按照國際慣例，我國自然要派使致賀，政府決派侍郎王之春前往；但俄帝要乘機宰割我國，以王之春人微言輕相拒，指定李鴻章前往。李鴻章到了莫斯科，便在俄帝威逼之下在當年六月三日和俄帝訂下「清俄同盟密約」。在約中除了強調共同對抗日本侵略外，並且允許俄帝在東北修建「中清鐵路」。但約中只有中俄共營鐵路的規定，沒有規定俄帝享有鐵路的年限和條件。因此，又由我駐德大使許墨澄和俄帝代表訂約補充，注明「中國得於三十六年後備價贖回中清鐵路」。 中清鐵路，原來規定「由滿洲裏起，經哈爾濱，到綏芬河止」，全長約一千五百公里。但在一八九八年俄帝出兵強佔旅順、大連之後，俄帝又逼我國訂下「旅大租借契約」，硬把中清鐵路由哈爾濱分出一南滿支線拖長了一千公里！ 俄帝十月革命之後，按照列寧的睦鄰聲明，中清鐵路是俄帝在我國最具體的「不平等權益」，自然應在放棄之列。但是，俄帝卻在一九二三年派外務人員加拉罕到北京，硬找北京政府和他訂下「中蘇兩國懸案解決大綱」和「中東鐵路暫行管理辦法」，繼續取得中東鐵路的半部經營權。同時，他又跑到東北，逼張作霖和他訂下「奉俄協定」，以「東北地方政府得於六十年內備價贖回，六十年後無價歸東北地方政府收回爲餌，使他取得半部經營權得以兌現。於是，俄帝赤色毒菌乃由中東鐵路輸入東北，以致於激起東北當政人士的憤慨，終於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俄帝炮擊我黑河各地後，激起了「收回中東鐵路」的熱潮。七月十日張學良下令接收中東鐵路，俄帝動員十五萬大軍向東北進攻，血腥的中東路事變便爆發了。這場戰爭雖然我們局部地失敗了，但對於正義精神卻盡了昂揚之能事，使世人認清了所謂「蘇聯不侵略任何國家」的真面目。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東鐵路所孕育的赤菌大事逮捕，俄帝無法施其技，乃在一九三五年自動將中東鐵路經由日本以一億四千萬日金由等於「東北地方政府」的「滿洲國」收回，這當然等於俄帝宣佈結束其對中東鐵路的享有權利了。但是，在雅爾達密約中竟又腆顔無恥地加以「收回」，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更逼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在進軍東北後加以霸佔！而且利用之運走了東北上千個工廠和物資，如今正盡著支援韓共和毛逆匪幫在北韓所從事的齪齷戰事。 六、豪奪江東六十四屯 江東六十四屯，位於精奇裏河以南，黑龍江以北，面積約八千多方公里，是根據璦琿條約第三條孤懸俄占區中屬於我國的地方。我們自十六世紀以來失去的土地不止千多萬方公里，爲什麽偏愛那區區地方呢？並不是那裏有什麽軍事價值，乃是因爲那裏的住民都是不肯附俄的山東籍義民，他們在那裏漁牧耕織，可以獨立生活，才得以仍歸我有，並且規定「俄羅斯人不得侵犯」。但璦琿條約之後，俄寇並不尊重其存在，他們用種種卑鄙手段困擾住民，希望他們受不住困苦而逃回黑龍江南。但我們底同胞們誓死不離故土，一直挺了下來。 一九○○年拳匪之亂髮生後，我們所要殺的物件雖然並無俄帝在內，但俄帝終是「洋人」，竟藉「滅洋扶清」爲口實，進兵佔領東北！在進兵東北同時，俄帝用大兵在七月廿四日將江東六十四屯圍住，把十六萬多居民奸的奸了，殺的殺了；最後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龍江邊，用子彈逼入江中，一一射殺或溺斃，偌大的黑龍江竟一時爲之染紅！ 俄帝就這樣把江東六十四屯豪奪以去，以後沒有在任何條約中提到它，那地方不聲不響地變了顔色！我們那被害的十六萬同胞，也就冤沒了！ 七、吞併外蒙古 蒙古同胞，從十三世紀初到十五世紀中，曾經立足在歐洲統治俄帝國先後二百三十多年，因此，俄人一向怕蒙古人，而欲將之征服。自十五世紀中欽察汗帝國解體後，俄人就派遠征隊到蒙胞老家的外蒙擄奪財富試探虛實。但他的正式政治侵略的進入外蒙，卻自十八世紀初開始。一七二七年恰克圖條約訂立後，因爲賽連哥通商路的重開，俄人經過外蒙到北京貿易，外蒙的門戶自然洞開。俄人乃施展侵略本領，一面作買賣一面進行掌握外蒙，向外蒙一部的唐努烏梁海移民。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帝更在庫倫設領，開始助外蒙修道路，設學校，誘騙青年赴莫斯科接受傀儡教育，建立起他日侵擄外蒙的基礎。一九○○年拳匪之亂髮生，俄帝對蒙胞大事宣傳，說漢人已入外蒙境要將蒙古人和洋人一齊殺光。蒙胞消息不靈，信以爲真，遂請俄帝出兵保護，俄帝就用大兵佔領了外蒙。並且，威逼外蒙王公，取得優先開採金礦特權。同時，慫恿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脫離中國。哲布尊丹巴初猶不肯。到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俄帝壓力加重，哲布尊丹巴終於宣佈了「共戴帝國」的誕生，在俄帝刀槍之下簽訂了「蒙俄協定」「開礦合同」等四五個吸取外蒙血漿的條約，使外蒙同胞陷入奴隸命運。外蒙同胞不甘自陷羅網，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向我政府請願，聲明放棄自治重返祖國；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告取消其自治，並向俄帝抗議，否認外蒙和他訂的條約爲有效。但俄帝有重兵駐在外蒙，又有英日各國的「外蒙在俄國勢力範圍內」的默許，我們底抗議雖義正辭嚴亦無法生效，交涉一直拖了下來。到一九一七年所謂十月革命後，根據列寧放棄在華一切不平等權益的聲明，外蒙自然應脫出俄帝魔掌重返祖國懷抱。但在一九二一年俄帝「紅軍」竟又藉口白俄盤據外蒙威脅國界安金，將外蒙加以佔領。逼著蒙胞訂下「蒙俄修好條約」，承認了外蒙的獨立。同時，他們對唐努烏梁海展開政治攻勢，鼓動唐努烏梁海人脫離外蒙，說他們是拓跋氏，爲鮮卑子孫，應該「民族自主」成立獨立國家。接著便捧起幾個傀儡，在一九二四年，挂出了「拓跋人民共和國」招牌！於是，外蒙的力量因分化而弱化，終於軟化。到一九二四年以後，「蒙古人民共和國」完全落入俄帝手中，成了躺在俄帝懷中的附庸之後，唐努烏梁海失去誘惑分化作用，俄帝便將之降爲一州，劃入俄羅斯共和國版圖；但直至一九四六年才經俄帝聯邦會議正式發表。在蘇俄地圖上，外蒙早就成了一隻失去頭顱的臥羊！ 九一八事變，日本佔據東北以後，因爲內蒙人的受到日本政策的敬重和培植，俄帝深恐外蒙逃出其掌握，爲了製造內外蒙互相仇視，切斷血統的牽連，乃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挑撥起甘珠廟事件，俄帝支援外蒙，日本支援內蒙，足足打了三個月。俄帝趁機對外蒙大事恫嚇，使外蒙恐懼內蒙反攻而接受俄帝要求和他訂下「蒙俄互助協約」，俄帝取得了外蒙的駐兵權。接著，又故意拖長衝突，在一九三六年初逼訂「蒙俄軍事互助條約」，而長期在外蒙駐兵不去了。到一九三九年，俄帝見「希特勒德國」有侵犯「史達林俄國」的可能，知道德蘇之戰不可避免，爲了鞏固他底後門，在六月初掀起「歐門汗事件」，再使內外蒙兄弟大戰。外蒙把哈爾哈河線很快的造成爲俄帝的東方馬其諾線，又在內部大卡檢肅，如此俄帝既在東方去了內外威脅，便專心於對德作戰了。但是，俄帝對於外蒙還是惟恐其醒悟而反抗的，他在雅爾達密約中又給外蒙纏上一道繩索，逼著我國承認了外蒙的獨立。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在俄帝大軍監視下，經過所謂「投票自決」之後，外蒙便暈倒俄帝懷中，失去人格，變成奴隸了！ 八、破壞我國統一 不管是沙皇俄國或史達林俄國，其基本的對華政策都是不許可強大的我國存在：三百年來，他們一直作著削弱我國力，分化我民族，破壞我統一的勾當。 俄帝在一八四○年前佔領哈薩克地方後，成立了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在一九二一年佔領外蒙，成立了僞「拓跋人民共和國」和僞「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五年，導演出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樹立起僞「東蒙古人民共和國」；一百十年來，把我們五族一家的民族整體觀念破壞了！ 俄帝破壞我國地域的統一，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東北的分化離間。一九二三年加拉罕和我北京政府訂下「中蘇兩國懸案解決大綱」和「中東鐵路暫行管理辦法」後，他本該回到莫斯科去報功了；但他卻跑到東北去找張作霖，誘張和他訂下「奉俄協定」，並且聲明張的政府爲「東三省自治政府」，有權和外國訂約，其約爲有效。這樣，東北不啻破裂爲整個中國土地中的獨立片，使張作霖失去統一觀念做起關外王；以至於發生兩次直奉戰爭，關內關外起了隔膜互相輕視。 俄帝分化東北的再版，乃是他對新疆的分化離間。前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在新疆十年，有八年期間輾轉在史魔壓力之下。（盛趁德軍兵臨莫斯科之際返回祖國懷抱。）俄帝逼他訂下「盛蘇條約」、「開發新疆條約」，攫奪新疆資源；派各類顧問監督盛氏，掌握新疆政治；逼他施行秘密警察制度，殺害東北留新義勇軍和在新國民黨員；引起內地同胞對新疆的反感。 對於人心和文化的統一，俄帝也加以破壞。他製造毛逆成立僞「中華人民共和國」，使「天有二日」，混亂視聽，造成許多人的無所適從，削弱了政府的正統力量。他扶持文奸教奸們竊據文壇教壇，樹立起赤色的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文化，打擊了正統文化，削弱了政府的文化力量。 總之，俄帝破壞我國民族、地域、人心、文化的統一，使我們整個國家支離破碎，四億同胞淪爲他的奴隸了！ 九、培育毛逆匪幫 在過去，我們同胞和各國人士中有些一直說「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並且從共匪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個」的狂妄歌詞，斷定毛逆匪幫是和中華民國一同來到世上。這是天大的錯誤判斷！ 我們從共匪史籍中來查考毛逆匪幫來到世上的年代，據他們自己吹牛說是「民國六年以後才形成組織」，實際上乃是在民國九年（一九二零）下生的。那年五月，俄帝第三國際遠東負責人維丁斯基來到我國，利誘陳獨秀、李大釗之輩在北平和上海成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開始傳播赤色毒素。因開張一年並無成就，俄帝在一九二一年又派殖民政策委員會秘書馬林前來指導。但是，中國人先天就不願擁護外國人如馬克斯之類的人物，對於「共産」二字更是深惡痛絕；因之，俄帝的努力在一九二三年前得不償失。一九二三年，俄帝第三國際頭子鮑羅廷硬到我國以援助我國革命爲餌就任我國民政府顧問，毛逆匪幫在鮑羅廷的指揮下，化整爲零地加入了國民黨，乃乘機在黨政軍中大事發展。因此，在一九二七年鮑羅廷在漢口造成「武漢聯合政府」，在廣東造成「廣東蘇維埃政府」，我政府和國民黨被迫清共；毛逆遂擁其黨徒上山成爲叛逆國家的俄帝的第五縱隊。所以，我們從上述史實來看，我國當初實在沒有共產黨，其所以有，乃是由於俄帝的儲意培植。也就是：沒有維丁斯基和馬林的培植，我國便不會有共產黨；沒有鮑羅廷的培植，共產黨便不會成爲武裝的毛逆匪幫。 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事變發生，俄帝乘機訓練毛逆匪幫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由劉逆伯承爲首組成「國際義勇隊」，偷過黑龍江，把海拉爾北方三河地方的二千多戶漢蒙住民用「女人坐樹椿、小孩撕兩半、男人砍掉頭」的殘酷手段全部殺光。俄帝大悅，遂令劉逆伯承將此經驗帶到江西匪區廣爲傳播，我們底善良同胞便遭殃了。 七七事變，俄帝下令毛逆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一舉把困居陝北的毛逆匪幫推入中原地區，跟隨日軍屁後發展武力。同時，在東北吸收遊擊隊員周保中、李兆麟、王明貴、王鈞等集中伯力予以拘留式的收容，施以壓迫的赤化教育，儲作後來進軍東北時建立匪軍的幹部。因此，在日本投降後，在關內方面共匪的力量已經控制八九省；在東北方面因周保中、李兆麟、王明貴、王鈞等身穿蘇軍軍官制服的活動，和利用「中蘇友好協會」「民主大同盟」「蘇聯之友社」爲號召，也成爲一股不小的力量。於是，俄帝把繳得的日械：八十二萬枝步槍、七千多門各式炮、幾億發的槍炮子彈、近百輛戰車、二百多架飛機……都交給了共匪。同時，阻止我政府接收東北，造成美國的調處，把毛逆匪幫扶植壯大到成爲一隻力可噬人的惡狼！ 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政府下令戡亂後，俄帝見毛逆匪幫盤據的許多地方都有彈盡糧絕之虞，便利用中長（中東）鐵路運輸彈藥給東北匪部輸血；派十二艘美國租借給他的四千噸級貨船由大連接濟山東煙臺各地匪部；派飛機輪船到我北方各島嶼各海口爲毛逆匪幫窺深虛實…… 總而言之，三十年來毛逆匪幫時時處處都受著俄帝的培植，俄帝是毛逆的製造者操縱者，無怪乎他一面倒入俄帝懷抱，甘爲國家叛逆替史魔奪取我們底錦繡江山了。 十、總結 在前面，我們概略的檢討了俄帝侵略我國的歷史。我們從而知道：俄帝用強盜和征服者的手段奪去了西「西伯利亞」，用竊盜的手段偷去了庫頁島，趁火打劫巧取了東「西伯利亞」，用離間分化零吞了新疆邊地，劫持地建修中東鐵路加以霸佔，血腥地豪奪了江東六十四屯，用兵佔領外蒙加以吞併，破壞了我國族的統一，摧殘了民族文化，扶植起毛逆匪幫……把俄帝侵略我國的種種罪行加在一起，如果他是一個人，至少也得合併論罪判處死刑！但是，他是一個國家，而世界上未曾出現過真正的國際法庭，以至於使他得以積孽至今肆虐人類！ 俄帝殺戮我同胞九百多年，侵奪我土地資源四百多年，欠下我們一筆無法計算的血債！其中可以數量的是先後奪去我們一千四百多萬方公里土地。這片土地是我們鮮卑和蒙古同胞的原始領土，即鮮卑地方及中央亞細亞，那上邊灑滿了被俄寇們流的中國人底鮮血，那上邊喘息著被執爲奴的我們底同胞，我們自然該將那片土地收回，使上千萬的同胞重返祖國懷抱！但是，二百年來，我們在俄帝及日英帝國主義的交相侵淩之下，一直喘息在殖民地命運中，既然報俄複帝侵我大仇的實力，也無收復「西伯利亞」失土的機會。現在，我們在蔣總統領導下反共抗俄業已四年，由於我們的努力和俄帝侵略世界野心的暴露，自由世界通過武力制裁韓共毛匪侵略南韓已經走上了我們的反共抗俄之路。我們從科學與力量的比較，正義與罪惡的對照，看見了屬於我們底勝利！因此，我們要清算俄帝侵略我國的歷史，努力於討還血債，把三次大戰後的我國推向壯大，把三次大戰後的人類推進大同世界！ 我們要把國旗插上烏拉山！ 劉珍（民國四十一年一月，戰鬥青年半月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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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04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04-04..22:55.shtml 李忠樞 蘇俄最初侵入蒙古，是在民國九年。當時白黨領袖謝米諾夫佔領庫倫，想以外蒙古爲舊黨復興的根據地，蘇俄赤軍於是藉進剿白黨爲名，自恰克圖攻入外蒙古。乃於是年七月初，赤軍完全剿滅白黨，佔領庫倫，因是在完全中國主權之下的外蒙古，竟由白黨手中而轉移到赤軍勢力控治之下了。蘇俄赤軍佔領外蒙古之後，乃一步一步的著手實行赤化。當時他們赤化外蒙古的步驟：（一）以留學俄國的蒙古左傾青年爲中心，組織蒙古國民革命党及革命青年團，以此兩團體爲革命的主要機關。（二）編成蒙古國民軍，與俄國的赤軍協力撲滅溫格林軍，奪回庫倫。（三）召集蒙古國民會議，建設蒙古國民政府。（四）撤廢活佛，確立共和政府。（五）斷行社會及經濟各方而的革新。蘇俄接著這種步驟，就煽動蒙古人民建立一徒擁虛名之蒙古獨立政府。本來在赤軍未入外蒙古之前，蘇俄政治局曾在上烏丁斯克及伊爾庫次克等地方招集許多的蒙古亡命客組織蒙古國民革命黨，更以自西伯利亞來的「蘇俄化」的布裏亞（Buviais）人冒充蒙古人，每逢蘇俄欲利用蒙古的代表時，彼等就常充蒙古人的代表。蘇俄外長齊□林暗中嗾使以前庫倫帝國總領事署的一個小書記名波多（Bodo）的在赤軍佔領恰克圖時，請俄政府派兵到庫倫，保護蒙古自治權。因此之故，蘇俄赤軍乃借援助新蒙古爲名，進兵到蒙古，所謂蒙古獨立政府，便於民國十年三月十三日宣告成立。蒙古獨立政府的總理爲恰果魯。內務及司法總長爲疊利克，薩伊罕。陸軍總長兼國民軍總司令爲士和巴爾魯。財政總長爲那梭魯。這些便是主要的政府人員。 蒙古獨立政府的成立，可以說是完全蘇俄援助成功的。所以當民國十年蒙古發表獨立宣言的時候，蘇俄政府就首先承認，不久兩國政府各派遣全權的代表，於民國十年十一月五日在莫斯科，由雙方代表締結俄蒙修好條約，內容共十三條：（一）蘇維埃聯邦政府，認蒙古國民政府爲蒙古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蒙古國民政府也認蘇維埃聯邦政府爲俄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三）兩締約國負有下列之義務：（甲）兩締約國無論何方之領土內，不許有「以反抗他方或顛覆其政府爲目的之圖體及個人存在」，同時不許「以與他方戰爭爲目的之軍隊」在自國內動員或募集義勇兵。（乙）不許輸入武器，或從其領土內通過於「與締約國直接或間接爲戰鬥行爲之圖體」。（四）蘇維埃政府派遣全權代表駐蒙古首府，派遣領事駐科布多、阿魯頓蒲魯伊克（即恰克圖）及其他之都市。（五）蒙古國民政府派選全權代表駐蘇俄政府之首府，派遣領事於蘇俄政府協定之俄境各地方。（六）俄蒙間之國境宜於兩國政府間特定之委員會定之。（七）各締約國國民，居留於締約國他方之領土內，享有最惠國國民之權利與義務。（八）各締約國之司法權，無論關於民事或刑事，在其領土之內，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之國民，但基於文明與人道之原則，兩國皆不適用體刑。兩國在執行刑法上之審判及判決，若對於其他之第三國與以特典時，此特典亦宜自動的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之國民。（九）由兩締約國之他一方輸入或輸出之貿易品，宜納法定之關稅；但此等關稅率，不得起過「由其他最惠國國民所徵之關稅」。（十）蘇俄政府……對於存在蒙古境內之俄國所有的電信及電信裝置，無償讓與蒙古國民政府。（十一）爲增進兩國間之文化及經濟關係計，俄蒙間郵便電信之交換，及經由蒙古電信間之解決，皆爲重要。兩國對於本問題宜特行協定。（十二）蒙古國民政府對於在蒙古境內，所有土地及建築物之俄國民宜與以適用於最惠國國民同樣之土地所有權及賃借權；但俄國民對此宜負擔徵納法定租稅及賃費之義務。（十三）本協約以俄文及蒙古文作成二通，從簽名之日起發生效力。 從這條約表面上看起來，俄蒙是在平等的原則上結合，但是實際上蒙古的政治全由蘇俄人員主持。蒙古的各機關須各加聘一俄人顧問，一切實權，皆爲俄顧問所掌握，並由紅軍軍官編練蒙古軍隊。向來依附中國的蒙古王已失其統治的勢力，政權全操在蘇俄的代理者──蒙古青年革命團──之手。 蘇俄除在形勢上與蒙古結互惠修好的條約之外，更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政府與號稱外蒙的代表訂結密約如下：（一）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俄國農民居住耕種。（二）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森林礦產許俄國實業家雇用蒙人開採。（三）全國礦業歸俄國工團及工會承辦。（四）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産制度。（五）聘請俄國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業。（六）請俄國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完全保護工人。（十）聘請俄國專門家入外蒙古政府以資指導。（八）依蘇俄政府之通例，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議會，以便制憲。（九）允許蘇俄軍隊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九）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以活佛爲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由這種密約內容看來，蘇俄政府已簡宜把蒙古劃爲他的屬地，一切內政都受他的控制，比較奮俄政府時代的俄蒙商務專條，還要利害。而蘇俄侵略蒙古的計畫內幕，已全在密約中很具體的說出，由此可見蒙古在蘇俄政府的勢力控制下，已失去獨立的地位了。 蘇俄在蒙古「獨立」以後，所採取的策略，可分兩種：就是蒙古境內組織一強固的青年革命團，同時又煽動蒙古與中國脫離關係。前者是蘇俄對蒙古政府一種重大的監視，後者則完全是包藏禍心，認蒙古爲其囊中物。 本來蒙古的「獨立」運動，最初是由國民革命黨爲中心的。國民革命黨最初是由蒙古的貴族和喇嘛僧來主持的。這些貴族和喇嘛僧何以能主持國民革命黨，也是因爲蒙古的平民大半缺乏智識，不能擔荷「組織」的工作，所以蘇俄不得不暫時利用這般人。但是這般人思想很舊，不能把黨的進行向前去，容易發生反動，於是不久蘇俄又招集逃往俄國的一般蒙古下級宮吏的子弟；他們都是青年，思想又很左傾；所以把他們集合起來，組成幹部，這就是後來援有政治上實權的「蒙古青年革命團」。 這個青年團的組織是和俄國共產黨青年團相同的，他不受蒙古國民黨的指揮，直接與蘇俄發生關係。站在蒙古政府和黨的後面，處於監視和指導的地位，防止蒙古的政府和國民黨爲舊思想所拘束而有反動的傾向。他們在恰克圖等處成立幹部，作成一種最徹底的赤色青年團，爲蒙古最左傾的團體，團員在三千人以上。一九二二年一月遠東青年大會在莫斯科開會時，他們也曾派遣代表，前往列席，報告蒙古政府的態度。同年七月該團在庫倫開第一次全體代表大會道過一種宣言，說明該團的目的：在「把蒙古國民從外國資本的壓迫下而救了出來，確定蒙古的獨立，然後由無產階級群衆，建設一種使自己經濟及文化生活向上的政治制度」。同時該團又聲明：本團對於國民黨當與以援助，但本團系爲無產階級群衆的機關，所以在組織上及政治關係上，務須確保本團完全獨立的地位。可見蒙古青年團與蒙古國民黨的關係，是不相統屬的。 蒙古政府成立之初，因爲蒙古政治人材太少，不得不以蒙古貴族及資產階級有力人員來充當，所以最初主持蒙古政府領袖一個是喀爾喀王蘇尊漢（又爲蒙古國民黨創造者），一個是由喇嘛僧出身的巴圖（爲蒙古政府的總理）。這不過是蘇俄政府把列寧的策略，在蒙古又來一下。所以等到革命的基礎鞏固以後，蒙古政府又如「克倫斯基」政府一樣，又來一個政變，把舊日所利用的舊執政者，實行大肅清。於是蒙古獨立政府最初由舊支配階級出身的一般領袖，一個一個的被驅逐或屠殺，如是政府已漸成「赤一色」了。同時在黨的方面又由蒙古革命青年團在背後指揮，把貴族喇嘛出身的領袖及右傾分子驅逐，黨員也淘汰出一大半，結果國民黨也成功「赤一色」了。這是蘇俄對於蒙古內政的征服第二步的成功。其次，蘇俄在策略上，又不得不煽動蒙古，與中國脫離關係。因爲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蘇俄非使蒙古脫離中國不可。這個計畫具體表示出來的是在蒙古政府成立後，曾致電蒙藏院說：「我蒙古政府實無隔閡之事，惟望中國政府早息內爭，共籌脫離列強侵佔上策，實行真正共和，民國政治改良，以謀四萬萬同胞享受平等幸福，成實行民族自決辦法，亟待中國政府明令宣佈。若將此項命令頒發之後，我蒙古政府當派全權代表，馳赴中央，共議中蒙多數人民永享平安之計」。其中的話，雖似正大，但其用意，固咄咄逼人，中蒙關係，也就成爲「若即若離」的形勢。後來蘇俄的軍官，並指揮科布多的蒙兵，侵入我國新疆省阿山道屬布林根流域。北京政府是時雖向俄國一再質問，而俄方則諉爲不知。其實蘇俄的用意是想擴大外蒙的範圍。在他們計畫中，不但阿爾泰山道區各蒙旗收歸外蒙，就是天山之北的迪化、伊犁、塔城等處也應收歸庫倫管轄，更加大蘇俄赤化我國西北的勢力。 全部的看起來，蘇俄侵略蒙古，全是積極的。他不僅軍事與政治上運用其策略，而且在經濟與文化上，尤其利害。就以貿易一項而論，蒙古貿易年額，現在有三成，在蘇聯的貿易機關手裏，有三成在蒙古中央「生産及消費組合」之手。其他的蒙古和外國機關，共計不過佔有四成。蒙古「生産及消費之組合」機關的發達，大都是取法於蘇聯。在蘇聯所派遣的貿易顧問指導之下，現已開設了這種組合機關共有一百二十餘所。而蘇俄對於蒙古最大的侵略，便是交通方而。兩年前曾宣傳蘇俄與蒙古已成立一種鐵路七線敷設的契約，這種消息雖不知真僞如何，但蘇俄確有在蒙古敷設鐵路的計畫，據最近所得消息，蘇俄在遠東已決定築路：一由諾烏歐至科布多，現測量已告竣事，六年內完工；一由上烏金斯克經恰克圖以進展到庫倫；則前說不爲無因了。又去歲蘇俄革命十周年紀念日舉行的重要的會議中，已通過的議案第二條中有：於今春中東理事會所決定敷設中東路培養線外，更敷設（一）從穀類産區之三吉達於本線之線，共五百十俄裏。（二）至蒙古之幹線展長三十俄裏。（三）連結安達與蒙古之架線延長百三十俄裏，由此更可知蘇俄對於外蒙經濟的侵略是十分積極的。 在文化方面蘇俄對於外蒙人民知識的啓發，與共産主義的宣傳，活動尤爲積極。外蒙政府曾組織自然地理學會，蘇俄政府予名援助，派柯資諾夫氏爲顧問，起草該會會章草案，並於會務進行，有直接過問之權。又在蒙古發掘漢人墳墓，尋出多數古代武器家庭用具及碑碣等，此外尚有文學記錄，於歷史的研究上有重大的價值，此等物品爲俄人搬向莫斯科去，後來外蒙政府起而反對，發掘事業才因之終止。不過蘇俄在外蒙古的文化侵略，已漸次收穫效果。蒙古青年因受蘇俄的宣傳，多熱心傾向共産主義，在蘇俄留學回蒙的青年，宣傳共産主義尤爲激烈。他們多組織赤化學術團體從事活動，蒙古首都庫倫尤爲盛行。 中國方面對於蘇俄這種破壞我宗族聯合的陰謀，自然不容坐視。民國十三年北京政府與俄使加拉罕締結中俄協定，依該協定第五條「蘇俄政府承認外蒙古完全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並尊重對於該領土的中國主權」；蘇俄政府駐在外蒙之軍隊俟依本協定第二條所定「關於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治安辦法會談之商定時，即聲明外蒙完全撤兵」。這協定中固明明承認「外蒙古完全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在理應該撤消「外蒙獨立的承認」，可是蘇俄對於前面所述一九二一年俄蒙修好協約，依然有效，並不曾取消，這是蘇俄對於蒙古事件最矛盾的。後來俄使加拉罕向北京政府通知撤盡外蒙俄兵的兩個月以後，忽有俄軍官指揮外蒙軍隊由科布多侵入我國新疆省阿山道屬布林根河流域的事件發生，則蘇俄更無以自解，而其積極侵略外蒙古的野心，更由此可見。自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鮑羅廷被逐出境。蘇俄政府更嗾使鮑入庫倫力謀外蒙古之澈底的赤化，是則蘇俄侵略蒙古之野心，猶未嘗稍□。鮑氏對人宣言：「第一計畫之失敗，爲予之大經驗。子之新計畫定不失敗」。所謂第一計畫之失敗，就是鮑氏年來對於中國國民黨之陰謀暴露，引起全國民衆一致的反對，結果鮑氏狼狽逃走。現在所謂第二計畫，就是陰謀外蒙古進一步的赤化，可見鮑羅廷爲禍我民族之鬼計猶未中止。 鮑氏前在庫倫，一方面使外蒙古的歸服俄國，同時進行內蒙赤化計畫，其內容分爲三大項：（一）擴張軍備以武力威攝內蒙古。（二）用種種宣傳手段，引起內蒙古對於中國之反感，助長其叛亂。（三）建築由外蒙至內蒙之鐵路，此項交通機關，有兩種必要：第一可以便利蘇俄及外蒙古的軍事行動；第二交通發達，則兩地人民之接觸，必極容易，可以普遍赤化宣傳的勢力。除上述各種計畫之外，鮑氏又著手連絡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要求外蒙政府遣派代表至內蒙聯絡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這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五年成立，由內蒙的留外學生及一般智識階級發起，內蒙的六盟、五十一旗及特別行政區都派代表參加，勢力頗爲強大。大會的目的，仍以中華民國的資格，力謀蒙古民族之向上的發展，以副五族共和之實，始終不願脫離我國的關係。現在鮑羅廷欲想拿陰謀手段，利用內蒙古，其用心固很陰毒，但亦徒見其弄巧反拙而已。 （錄自「最近中俄問題」第三十四頁至四十三頁。民國十九年一月北平新晨報叢書室印行）(博訊新聞特別刊載) --------- 首先，毛澤東一九三九年曾撰文指稱：「日本奪取了朝鮮、臺灣、琉球群島、澎湖島、旅順。」，到了一九五一年毛澤東選集便把上文改爲：「日本佔領臺灣、澎湖群島、租借了旅順」，而把琉球群島字樣取消了。一九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竟說：「本來，沖繩和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又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說：「原屬日本領土沖繩縣二千二百平方公里，蹂躪於美國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其九十萬人民，受著美國軍事殖民地統治的壓迫和榨取，剝奪了他們複歸祖國的權利」。 今年四月，周恩來對訪問大陸的日本議員古井喜實等卻又說：「沖繩古爲中國屬國，曾向中國王朝納貢。然而，其後日本人來居住了。今天，爲美帝所占，日本人應把它拿回。……不過，領土問題這是可以協商解決的。」 錄自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聯合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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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99_6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09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一） 蘇聯侵略北塔山的癥結及經過孫福坤 【蘇俄蓄謀侵略北塔山】 ◎北塔山的地理形勢 | |
NO:1299_7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25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操稚青 「要核子不要褲子」，這是傳騰國際的笑話，也是世界上的每一個中國人可悲的恥辱。 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外交部長」陳毅，與一個外賓談話時說，即使中國人民沒有褲子，中共也要製造核子武器。陳毅的話是答覆黑魯雪夫對中共的嘲弄。黑魯雪夫說：「不要說原子彈，中國人連褲子也沒得穿！」 ◎竭澤而漁發展核武 黑魯雪夫的話謔而不失實，在中共的統治下，大陸人民一直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牛馬不如的生活。大陸的經濟與文化科技水平，也一直是「一窮二白」，迄今仍然有二億人在饑餓線上掙紮。 中共竊據大陸初期，重工業産品産值，僅達我政府時期的百分之四十；輕工業産品産值亦僅達我政府時期的百分之七十。後來共匪於民國四十二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到四十七年第二個五年計畫開始時，其經濟情況稍有好轉。但，四十七年的成就，單就農業生産而言，也還不能滿足工業和人民生活日益增加的所需。 民國四十七年以後，先是「三面紅旗」的破壞，在這個破壞還沒有恢復之際，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又接踵而來，使經濟全面遭受破壞。即就共匪「第五屆人大」所通過的一九七九年總預算而言，仍在置重點以挽救農業危機。 但是，與此相反，中共對核武器的發展，則是不顧一切的傾其全力來加速進行，並且就在陳毅講話以後不到一年──即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便在新疆羅布泊地區，爆炸了第一顆核彈。其後，又連續的進行多次核爆，完成了氫彈和各種導彈。近年以來，又先後多次發射人造衛星。這些，都是中共不顧人民死活壓榨人民，實行饑餓投資的結果。 ◎夢想建立世界霸權 中共積極發展核武器的目的，是由於它企圖赤化世界的戰爭思想作祟。因爲中共一向迷信「槍桿子」。核子世紀的槍桿子就是核子彈，所以它急於製造核子彈；認爲只有靠槍桿子，才能打出一個紅彤心的世界來。至於在沒有核武器以前，中共卻直嚷核武器是「紙老虎」；很顯然，那不過是它的政治騙術。自從中共有了核武器以後，它的宣傳就完全不同了。它曾經多次在核爆中發表聲明，強調它「發展核武器，是爲了打破美蘇核子壟斷，而其最終目的，則是爲了徹底銷毀所有的核武器。」這個所謂最後目的，換言之，就是要以核戰爭來「消滅」核戰爭。 一般的看法：認爲中共發展核武器，因受其能力限制，只能産生兩種影響：一是與美俄構成核子僵局，打破核壟斷與核恫嚇；二是以核子擴大「人民戰爭」的內涵，便於由「世界農村」（亞、非、拉）進攻「世界城市」（美、俄）。至於以核戰爭來消滅核戰爭，世界將會因而毀滅，那是瘋言瘋語。 但在事實上，從毛澤東到他的高級幹部，如陳毅、林彪、羅瑞卿等，都曾對核子問題發表過種種狂妄的言論。 民國四十三年十月，毛匪澤東同印度總理尼黑魯談話時說，「中國」可以損失兩億或三億人口；因此，「中國」沒有理由恐懼核戰。如果世界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人口被毀滅，則「帝國主義」將被消滅，而整個世界將成爲社會主義的世界了。 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毛匪澤東在莫斯科對各國共党和工人黨代表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那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會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党政治局曾開過幾次會，研究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毛匪澤東說，「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外國朋友認爲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毛匪說，「我認爲死掉一半，還有一半，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就社會主義化了。」 民國四十七年，毛匪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說，「兩次世界大戰死人並不多。第一次死一千萬，第二次死二千萬……。原子戰爭還沒有經驗過，不知要死多少，最好死一半，次好死三分之一。世界二十七億人口死九億，換來資本主義全消滅……這不是壞事。」 毛匪澤東的上述言論，很明顯的是寄望在一次核戰爭之後，憑藉剩除的人口，在世界上建立社會主義的霸權。中共這種只要社會主義，不顧中國與世界人類生命的核子政策，說起來使人不寒而慄，設非白紙黑字見諸於中共的文件，誰能相信？ ◎玩弄核子訛詐戲法 儘管毛匪澤東和他的高級幹部，對於核子問題有過許多狂妄的想法，但是，核子發展是「國力」的總投資。而中共的經濟情況長期惡化，儘管讓大陸人民束緊褲子，傾舉國之力全力以赴，仍無能力與美俄在這方面作長途競賽。因此，中共只有憑藉有限的核武力，進行核子訛詐，玩弄統戰把戲。它一面狂妄的叫囂：反對核子壟斷，要以核戰爭消滅核戰爭，而另一面則又實行兩面三刀的外交政策。對美俄製造並加深其不同的敵對矛盾，更由這些矛盾使美俄産生不同的顧忌和幻想，而共匪就在這些矛盾、顧忌和幻想中，對美俄進行不同的挾制與利用。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中共與蘇俄在烏蘇裏江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事件，接著在東北和新疆邊境也發生一連串邊境衝突，同年六月十日當新疆裕民縣邊境發生武裝衝突時，蘇俄曾經計畫對大陸採取「先發制人」的核子打擊。據說，蘇俄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奉命晉謁美國總統尼克森，要美國「對遠東發生核戰的情況有所準備」。當時尼克森認爲「美蘇關係發生『深刻轉變』的時機成熟了」，搞戰略平衡時機成熟了。於是，美國除了與蘇聯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外，並展開玩弄「中共牌」的把戲。 上情說明蘇俄當時似乎確曾準備有所行動。因爲這種行動，蘇俄必須事先告知美國，要美國在發現蘇俄的核武器飛離了陣地時，知道那不是攻擊美國的，以免發生美俄核戰的危險。而美國在這時不表示肯定的態度，宣佈要與蘇俄開始「限武談判」，這對蘇俄的「遠東核戰」而言，當然需要重新考慮了。這就是美俄之間，由不同敵對矛盾所産生的不同顧忌與幻想作祟。這些，都是屬於謀略和詐術，甚至可能還包括蘇俄這次所準備的「遠東核戰」情況在內。 ◎將爲中國帶來災禍 共匪目前在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仍以「國防」爲重心，而發展尖端科技又是「國防建設」的核心。共匪拚命壓榨人民的膏血，去發展「核子牙」，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而其後果甚至可能招致蘇俄的突擊。「要核子不要褲子」，顯然是違背中國人民利益的根本錯誤。 錄自《中共禍國殃民三十年》中央日報編，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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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99_8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3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赫魯雪夫 第十八章毛澤東和分裂 塔列朗曾經說過，外交家長著一根舌頭是爲了藏起自己的思想。這句話對政治家也適用。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我記得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曾經說過：「赫魯雪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但我對他始終保持著警惕，我知道他什麽時候在哄騙我們。 我退休幾年以後，聽到一種說法，說中蘇爭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著來駁斥這種誹謗，歷史已經證明這些謠言是胡說八道。 自我第一次認識毛澤東起，我就認定並告訴我們的同志，他絕不會聽從於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要是史達林多活幾年，我們和中國的爭吵還會早些時候出現，而且會採取關係完全破裂的形式。 史達林對毛澤東始終是很不滿的。他給毛澤東加了一個頭銜，根據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史達林常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１】。 當毛的革命軍隊打了勝仗逼近上海的時候，他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不要拿下這個城市，史達林問：「爲什麽不打下上海呢？」 毛澤東回答說：「那裏有600萬人口，要是佔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那裏去弄這麽多糧食？」 好，我問你，這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的話嗎？ 毛澤東總是依靠農民而不依靠工人階級，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願意爲工人利益負責。史達林曾爲此正確地批評毛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毛澤東依靠農民而無視工人階級的作用卻贏得了勝利，這也是事實。不過，他的勝利根本不是什麽奇迹，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新的歪曲，因爲他的勝利是在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情況下贏得的。總之，毛澤東是個小資產階級，他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始終是背道而馳的。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不久，他和史達林的關係就在貿易、工業合作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變得緊張起來了。史達林曾同中國簽定了一個在新疆聯合開礦的協定，史達林這樣做是錯誤的。我甚至可以說這對中國人來說則是個恥辱，好多世紀以來，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剝削過中國，現在蘇聯人也步其後塵了。史達林的這個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沒有先例：他在波蘭、德國、保加利亞、捷克和羅馬尼亞就建立過類似的「聯合」公司，後來，我們把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有一天，史達林把我們召集起來，問誰知道中國在什麽地方有金礦和鑽石礦。當然，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後來我們常常拿這件事悄悄地開玩笑。貝利亞說：「你們知道誰知道嗎？科茲洛夫斯基！【２】因爲他經常唱這首歌『你無法數清這些寶石……』（歌劇《珍珠漁人》中的唱詞）。」貝利亞喜歡煽動史達林，說中國的寶藏多得很，只是毛澤東瞞著我們不講，他說如果我們給他一筆貸款，他就得給我們一些東西作爲償還。 又有一天，我們在史達林的房間裏圍坐著，就解決我們橡膠工業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資本家購買生膠的問題。我建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讓我們在中國建立一個橡膠園，交換辦法是由我們向他們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我們把這個想法打電報告訴了毛澤東。中國人回電說，如果我們肯給他們貸款，他們就讓我們在海南島建立橡膠園。我們草擬了一個協定，但後來發現，他們給我們在海南島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像樣的橡膠園，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來，史達林又突然喜歡起鳳梨罐頭來了。他立刻指示馬林科夫這位始終跟在身邊的秘書說：「給中國人發個電報，說我希望他們拿出一塊地方來讓我們建立一個鳳梨罐頭廠。」 我在一旁鬥膽地對史達林說：「史達林同志，共產黨剛在中國取得政權，那裏已經有好多外國工廠了。如果現在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夥伴國家，也要到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工廠，那肯定會傷害毛澤東的。」 史達林很不高興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聲了。電報照樣拍了出去，一兩天後，我們收到中國人的回電。毛澤東說：「我們接受你們的提議。假如你們對罐頭鳳梨有興趣，可以給我們一筆貸款，由我們自己來建一個罐頭廠。我們用這個廠生産的罐頭來償還你們的貸款。」我默不作聲，史達林則在那裏咒駡和發火。恰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史達林傷害了毛澤東。 我在擔任領導期間則從未簽發過（政府也沒有簽發過）這類電報給毛澤東，從未向他提出過剝削中國的建議。在中國人事實上起來整我們之前，我們一直十分注意絕不傷害中國人。當然，當他們真的開始整我們的時候，我也決不做耶穌基督，不需要給人打過左臉以後再把右臉轉過去讓他打。 後來，竟有人惡意造謠說，我要對蘇中爭吵負責！使我特別感到驚異、惱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佈這類無稽之談，他說是我把毛澤東刺激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好吧，假如尤金在這裏當面對我講這番話的話，我一定會拿出文件來向他證明，第一個使我們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人實際上就是他自己！開始爭吵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駐華大使。假如尤金強使我參與這場不愉快的相互指責，我可以完全有根據地指出，尤金在哪個國家當大使，我們就肯定會跟哪個國家鬧翻。尤金在南斯拉夫當大使，我們跟鐵托翻了臉；把尤金派到中國，我們又同毛澤東翻了臉。這並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點我尊敬尤金。爲什麽要把尤金派到中國去？事情是這樣的：毛澤東給史達林寫了封信，要他推薦一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到中國去幫助編《毛選》。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養的人幫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出現錯誤。尤金就被選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時間裏，尤金和毛澤東相處得很親密。毛澤東去拜訪尤金的次數比尤金拜訪毛澤東的次數還多。史達林甚至有點擔心尤金對毛澤東不夠尊重，因爲他讓毛澤東來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澤東。總之，一切都很順利。 後來，出乎意外，我們收到尤金一封長長的用密碼拍來的電報，講述了他從毛澤東那裏聽到的有關蘇聯、我們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現在，再也不必擔心毛澤東奉承尤金了。很明顯，毛澤東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們決定把尤金調離中國。作爲一個大使，尤金本來就是個很差的行政人員、很不稱職的外交官，但是由於他和毛澤東維持著個人友好關係，他一直還是有用的。至於他那個按照嚴格意義來說的大使工作，就讓它見鬼去吧，我們反正能夠讓駐北京大使館的其他工作人員來照管這件事的。但是，當他和毛澤東在哲學見地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無論作爲大使，還是作爲我們和毛澤東的聯繫人，對我們都無好處了。所以我們召回了他。 可是現在，這位哲學家卻想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從我自己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我總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史達林，我從不試圖占他的便宜。事實正好相反，中國人想占我們的便宜。例如，1954年（當時我國由於戰爭的緣故仍然處於饑荒挨餓和貧困不堪的境地），我們到了北京，周恩來向我們提出要求：「你們或許能送我們一所大學？」 我說：「你知道我們自己也很窮，我們或許比你們稍爲富一點，但戰爭才結束，我們還沒有喘過氣來。」即使當時我們有自己的難處，我們還是把旅順港和大連免費交給了中國，而且我們還在中國投入了鉅額資金。 我們建築了從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鐵路。1957年毛澤東提起這件事時說：「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這條鐵路對我們用處不大，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北京穿過群山通到哈薩克的鐵路。」 我說：「你比我清楚你們自己的國土。我們原先考慮烏蘭巴托這條路對你們來講比較近，但我們也願意通過哈薩克再開一條路到中國。這條鐵路在你們境內的由你們建，在我們境內的由我們建，然後在邊界接軌，這樣不好嗎？」 後來，周恩來又提起這條路：「是不是在我國境內的這一段也由你們來修？」我們看了一下地圖，發現修這條路要削山跨河。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各修各的，照從前達成的協定辦。」 我們開始建築我們那一段鐵路。在工程進行過程中，中國人又提出他們那一段路也由我們來修建。後來我們把鐵路修到了邊境，可是中國人的路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記得1954年我從中國回來以後曾告訴過我的同志：「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我是根據毛澤東的各種言論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我訪問北京時，氣氛是典型的東方式的。每個人都殷勤、巴結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但我還是看穿了他們的虛僞。我到北京以後，毛澤東和我互相熱烈擁抱，互相親頰。我們經常在一個游泳池旁躺著，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樣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但這實在甜得有點令人噁心。當時的氣氛是令人作嘔的。另外，毛澤東講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備。我始終也沒有搞清楚他講的到底是什麽意思。我當時想，這大概是因爲中國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點特別吧！總之，我覺得毛澤東的有些話講得過於簡單化，有些又講得太複雜了。 例如，我記得毛澤東有一次問我：「赫魯雪夫同志，你對我們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有什麽想法？」 我回答說：「毛澤東同志，我們簡直弄不清楚你們提的這個口號是什麽意思。花有各種各樣──美麗的花，討厭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澤東承認這對俄國人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的口號。關於『百花齊放』的口號，我們決定不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並不傻；他知道我們的沈默是表示對他這個口號不贊成。當然，實際上我很瞭解『百花齊放』是什麽意思。那是說在文化藝術中要允許不同的傾向發展。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這個口號不過是個激將法。它意在鼓勵人們更加公開地表現自己，以便將那些開放出來的顔色或氣味不正的花統統摘掉丟到垃圾堆裏去。 他還有另一個有名的口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我認爲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他竟把美帝國主義當成紙老虎，而實際上它是一隻危險的猛獸。他第一次提出『紙老虎』口號的時候，我們和中國的關係還是好的，但是這個口號使我們有點爲難，因爲它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的朋友毛澤東提出來的。現在，中國人似乎暫時平靜下來了，不再熱中於『紙老虎』的提法了，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天到晚爲它唱讚歌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澤東穿著游泳褲躺在游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問我：「赫魯雪夫同志，你怎麽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我說：「毛澤東同志，這種想法現在可過時了。你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試圖要我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他說：「聽我說，赫魯雪夫同志。你們只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我竭力向他說明，只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對我的爭辯他連聽都不聽，而且顯然認爲我是個膽小鬼。 1957年，他顯然改變了他的調子。他來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在一次親切、坦率的交談中，他說：「赫魯雪夫同志，我在報紙上看見你們國防部長朱可夫說，要是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帝國主義國家進攻，你們將迅速回擊。我認爲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我說：「毛澤東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個人說這番話的，他代表中央委員會表達了集體的決定。我自己也這樣說過。」我們沒有爭吵，我們只是在友好地進行討論。 毛澤東回答說，「我想，假如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你們不必幹預。我們自己會打他們。你們的任務是保存自己。讓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再則，假使你們自己遭到進攻，我認爲你們也不應該還擊。」 「那我們應該怎麽辦？」 「撤退。」 「擬到那裏去？」 「你們曾經撤退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你們一直撤到了史達林格勒，假如你們再次被人進攻，你們可以一直撤退到烏拉爾，堅持兩三年就行了。你們有中國作後盾。」 「毛澤東同志，假如戰爭現在就爆發，你認爲會打多久？這回可不同於上次大戰！那次戰爭用的是飛機和坦克，現在則有了導彈和原子彈。你根據什麽說我們會有3年的時間撤退到烏拉爾去呢？我們很可能只有幾天的時間，過此以後，什麽也不會留下了，僅剩下一些破爛而已。如果我們告訴敵人我們不還擊的話，那就等於是請他們來打我們了。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警告是算數的。」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雙方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是我們和中國的裂縫比這要深。中國人知道他們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的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是危險的。這次大會批判了個人崇拜、獨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黨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當然懂得這種批判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大會揭露並譴責史達林濫用權力，槍殺了成千上萬的人。而毛澤東則正在步史達林的後塵。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個複雜現象。所謂個人崇拜有點像宗教。很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禱告：「主，可憐我們；主，幫助我們，保護我們。」這些祈禱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當然沒有。但是人們還是照樣辦，繼續相信皇天會降福的靈驗。 毛主義的個人崇拜甚至在我國也有反映。大約在1962年，我發現我們的軍人在印行毛澤東的軍事著作。我立即請來了國防部長，對他說：「馬利諾夫斯基同志，我知道你們在發行毛澤東的著作。這簡直荒謬！蘇軍打垮了德軍的精銳部隊，而毛澤東他們用了20到25年的時間只是玩弄玩弄梭標和刺刀而已。可是現在你們卻在發行毛的軍事著作！爲了什麽？學習將來怎麽打法嗎？你們作出這個決定時是怎麽想的？」馬利諾夫斯基和其他軍人都是聰明人，但印行毛澤東軍事著作卻是一樁浪費時間的蠢事。我不知道他們把這些書怎麽處理了，也許放在某個書庫裏，也許燒掉了。 我記得很清楚，1958年毛澤東是如何斷然拒絕了我們要求在軍事方面進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據一項協定，我們的飛機可以在中國的機場停留和加油。我們的遠端潛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線電臺，以便與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絡。順便說一句，在此以前，中國人已經提出要我們把潛艇的設計圖紙交給他們，並教會他們建造潛艇的技術。所以我們認爲，提出讓我們在中國建立個無線電臺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們說不行。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碼電報，報告了中國領導人的反蘇態度。 我對我的同志們說：「照禮節，現在該輪到毛到這裏來作國事訪問了，然後我們才能再到他們那兒去。但是根據目前情況，我們最好還是到他們那兒去談。這次最好是作爲私人會晤，以便能找出我們同中國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訪問中國【３】。那是在1959年。我們的討論是友好的，但沒有具體成果。在討論的事情中，我們又提起無線電臺的問題。我說：「毛澤東同志，我們出錢給你們建立這個電臺。這個電臺屬於誰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不過是用它同我們的潛水艇保持無線電聯絡。我們甚至願意把這個電臺送給你們，但是希望這個電臺能儘快地建立起來。我們的艦隊現在正在太平洋活動，我們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毛澤東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定，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的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同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相合作和供應方面並沒有什麽麻煩，可是我們這裏──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定！」 「不能！」 我不明白他爲什麽這樣動怒。爲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後一次嘗試，我說：「假如你願意，你們的潛艇可以使用摩爾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們不想在摩爾曼斯克幹什麽，也不希望你們在我們這兒幹什麽。英國人和別的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多年，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始終也沒有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潛水艇基地。【４】 當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想法，說中國能在5年內趕上英國時，他對我們採取了攻勢，並且公開這麽做。差不多與此同時，他開始組織公社，並建立茶炊般的鼓風爐。在毛澤東的煽動下，中國人開始攻擊蘇聯按勞分配的思想是資產階級觀念。中國有些文章指責蘇聯是資產階級尾巴。於是，有關我們運動將來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就提出來了，我們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 毛澤東還宣佈和平共處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念。從此中國就肆無忌憚地誹謗起蘇聯共產黨的和平共處政策了。但是，我說，要弄清楚中國人真正是什麽想的始終很難，很難指出中國人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和平共處。我記得我退休以後，曾從廣播裏聽到毛澤東接見了某個美國作家，該作家直截了當地問他：「你真的想發動一場世界大戰嗎？」毛澤東回答說：「不，中國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進攻我們，否則我們是不會打仗的。」迫於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提問，毛澤東多次重覆說中國贊成和平共處。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即所謂的『毛澤東聲明』實際上是周恩來搞的。我從來也不能確定毛澤東自己的立場。要確定這些中國人的想法簡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關於他，有一點我是能夠肯定的。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爆發出了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畫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又是哪里呢？中國有7億人口，別的有些國家如馬來西亞，有一半是中國人。有一次我和他一邊喝茶一邊隨便聊天，所談的內容是很有趣味的，因爲它使人們多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在他身上的表現。 他問我：「有多少征服者打進過中國？」接著他又自己回答說：「中國曾經多次被征服，但中國人卻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注視著未來。他說：「想想看，你們有2億人，我們有7億人。」 然後，他又開始議論起中國與衆不同的地方。他舉例說，中國語言中沒有外國字，他吹噓：「全世界別的國家都用‘ELECTRICITY’（電）這個字，那是從英語借用過來的。但是我們中國人卻有自己的表達這個意思的字。」他的這種沙文主義和驕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個寒顫。 後來，中國報紙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國的。他們寫的文章說，這個地方是俄國人從中國手裏偷走的。不錯，歷史上中國人在沙皇擴張到西伯利亞的這塊地方以前曾經統治過那裏，我們同意就邊界問題同中國進行談判。他們送來了他們畫的地圖。我們看了一下，那簡直荒唐透頂，我們把它丟開了。【５】 毛澤東也許是個民族主義者，但他決不是蠢人。當中國開始進行所謂平均主義的改革時，這方面的宣傳品就越過邊界開始在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廣泛流傳。我發現這個情況後，告訴我們的同志：「必須立刻加以制止。中國人這些改革的口號是非常誘惑人的，如果認爲這些想法的種子不會在我國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錯了。」 我們必須對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和主張作出實質性的回答。委婉地說，我們不同意他的立場。實際上我們對他已經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讀一讀我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報告，你就會發現我有許多話都是針對中國講的，只是沒有點中國的名罷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們否定了毛澤東的立場中的主要教義。【６】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倒贊成他的『平均主義』改革中的一件事。他從中國軍隊的軍服上取消了肩章，這是對的，我認爲這件事做得好。由於同樣原因，我認爲我們的軍服上恢復肩章和勳紋的做法是錯誤的。鬼才需要這些東西！我們打贏了內戰，但我那時並沒有肩章和勳紋，雖然我當時的職務是政治委員。士兵們並不需要憑耀眼奪目的勳紋來識別他們的政治委員和指揮員。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沒有肩章照樣打垮了敵人。現在，我們的軍人全都穿得像金絲雀。 1960年，在克裏姆林宮舉行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會上，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徹頭徹尾地反對我們，阿爾巴尼亞人也起來支援中國反對我們。毛澤東的那個代理人，思維爾．霍查，表現得特別無恥。他對待我們的態度甚至比中國人自己還要窮兇極惡。他講完話以後，共運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誠戰士伊巴露麗同志憤怒地站起來說，霍查像一條咬自己主人的狗。這話說得非常中肯。 我們想盡一切可能來防止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歸於無效。我們同阿爾巴尼亞人的衝突一步步發展，我們逐漸瞭解到阿爾巴尼亞人正在同中國人密謀反對我們。有一個訪問中國後取道莫斯科回國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我們透露了阿爾巴尼亞人和中國人的這種背叛行徑。代表團成員之一，一位誠實的婦女【７】，來找我們，告訴了我們內幕情況。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絞死了，可憐的女人！絞死她的並不是蓋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這樣說是因爲她是共產黨員，而那些人也是共產黨員。他們絞死她，無非是因爲她，一個共產黨員，到蘇聯共產黨的中央蛋員會來找我們，把阿爾巴尼亞人同中國人秘密會談的情況告訴了我們。 那時我們是多麽天真啊！當時謝胡正在蘇聯的醫院裏治病。當我們向他擺出事實，說明我們知道阿中兩國正在進行會談以後，他從病床上跳了起來，徑直逃回阿爾巴尼亞去了。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是在發動一場暴動，推翻了阿党原來的第一書記以後掌權的。那個第一書記是個很好的同志，鐵托對他很是稱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援他。他出身於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創始人。鐵托告訴過我，是謝胡親自把他絞死的。這三個人──霍查、謝胡和巴盧庫──總是把人抓來親自審訊、親自判刑，從來也不作任何書面記錄，過後就找個機會把他們的受害者秘密幹掉。這同史達林和貝利亞的做法如出一轍。 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之間不和的根源，主要在於阿爾巴尼亞害怕民主化。雖然我曾想過並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現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爾巴危亞人的最後分裂是在1960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我們在那裏交換有關國際問題，特別是有關以各兄弟共產黨爲一方、以中囯共產黨爲另一方的關係的意見。現在，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這使我更加堅信阿爾巴尼亞人所決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領導的原則是正確的。 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在民主的環境中，一個領導人如果不堅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問題，他就很難掌得住權。一個民主的領導人必須能虛心接受人家的意見。他必須懂得他的領導地位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讓他當他們的領導人，而不是取決於他自己要領導人民的願望。一個領導人只有用行動表明自己和黨是血肉相連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他必須爲人民利益著想，不懷貪欲，不追求虛榮。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知識，必須謙卑，而且能夠生活在集體之中，我再說一遍：他是根據黨的意志來保持領導地位的。換言之，他不是淩駕於黨之上，而是黨的勤務員，只有在黨對他表示滿意和支援的情況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在黨內生活中並沒有遵循這些原則。毛澤東亦然。 但是，儘管毛澤東可能濫用職權，把他的黨引入了歧途，他卻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個瘋子。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是個精神病患者，說他已經發瘋了。這不是事實。他非常聰明，非常詭詐。我記得只是在幾年以前，人們還在預言他決不會在正在中國進行的權力鬥爭中取勝。當時我說：「胡說，他當然會取勝的。」我對了。他現在無疑是在中國占著上風。但是他是用什麽辦法占上風的呢？中國人只認權力和武力，不認別的。你要是不服從，他們就要你的腦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個廣場中間，在成千上萬人的面前把你絞死。這是哪種『政治』？你甚至不能把這種做法稱作野蠻。這比野蠻還厲害。要知道，畢竟我們是生活在20世紀！ 儘管毛澤東可能正在中國取勝，劉少奇卻沒有認輸。他反對毛的政策，並且爲此進行了鬥爭。劉少奇非常聰明，擁護他的人很多，但他們沒有實權。劉少奇之所以還活著。是由於他本人的聲望。毛澤東要把劉絞死並不費事，但殺害劉必然會激怒群衆。毛澤東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沒有把劉少奇當作個人米鬥，而是把他當作一種特定的政治體系的代表人物來鬥。換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劉的辦法來擊敗劉。 當然，我們談毛澤東，是一回事；把中國作爲一個整體來談，又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謾駡起中國人民來，那我們就越過了客觀分析與民族主義偏見的界線。如果我們相信某個民族有特殊的權利並且比其他民族優越，那我們就成了民族主義者。納粹主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和我們一樣是人，假如中國青年砸我們的駐華使館，這並不說明我們應該仇恨全體中國人民。一個國家的青年並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再說，青年也有各種各樣。並不是每個中國青年都到那個廣場上去砸我們的大使館的，廣場上的青年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叫喊支援毛澤東的政策的口號的。想想看，會有多少中國人在悲歎他們自己的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大鬥爭，人民在互相殘殺。 我認爲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來解決以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爲一方。以中囯共產黨爲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使共産主義運動再次團結起來成爲一塊磐石。這個目的一定要達到！這是蘇聯人民的利益所在。這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爭取和平的鬥爭萬歲！和平共處萬歲！ 【注釋】 【１】「麥淇淋」是代黃油，不是真正的黃油。──譯者注 【２】蘇聯著名男高音歌手。──譯者注【３】 這次會晤是緊接著赫魯曉找首次訪美以後安排的，當時赫魯曉夫充滿了所謂「戴維營精神」，他由於熱情讚揚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政治家品質而激怒了毛澤東。這次不幸的會晤所引起的惡感，造成了蘇聯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國指揮許多工廠建設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回莫斯科時帶回了圖紙，留下了一大堆沒有竣工的工廠。 【４】中國人自己則要求得到製造原子彈的技術知識，但遭到俄國人的拒絕。 【５】這指的是中蘇邊界衝突，這場衝突延至今日，時而緊張，時而緩和。19世紀，軟弱的中國被迫把包括海參威和蘇聯現在的海濱省在內的大片領土割讓給帝俄。在中蘇爭吵激烈的時候，毛澤東堅持說，那些給割讓規定了法律條文的『不平等條約』不能再認爲是有效的，於是整個邊界問題就出現了。 【６】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雪夫沒有點中國的名，但是尖銳地抨擊了阿爾巴尼亞，從而首次把中蘇爭吵公諸於衆。 【７】貝利紹娃。──譯者注 摘自赫魯雪夫著《赫魯雪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2月北京內部發行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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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4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辛灝年 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産運動的著名歌曲---花藍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那花藍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爲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産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爲鴉片問題專員。因爲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産鴉片---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産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爲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爲，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産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藍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爲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佔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爲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産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産美化爲爲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産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爲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堅持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這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爲，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爲什麽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麽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于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爲之譁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爲了挽救這種及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爲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起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爲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爲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爲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麽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份地把它簡單化了！ 中共爲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段標題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學家們爲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爲科學的總結。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爲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余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爲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兼問是誰摘了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眉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爲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爲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爲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囯共產黨。 摘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藍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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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52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博訊4月30日消息】丁抒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204300937.shtml 中共的紅軍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才確定去陝北，那是沖著劉志丹的人馬和地盤去的。所謂“紅軍北上抗日”，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毛澤東說：“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開放》月刊三月號內司馬璐先生的《張國燾武漢出逃經過》十分精彩，惟文中“中央紅軍依計劃到達陝北”一句，恐與史實有出入。請容筆者借《開放》一角，略敘一二。 中共的紅軍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不錯，但那不是依照計劃去的。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一九三四年十月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因而目的地多次更改。最後一次改到了陝北。而無一次更改與“北上抗日”有關。 從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爲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遊擊戰、運動戰的機會，紅軍屢次受挫。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六月十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１］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秦邦憲【原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黨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黨內多稱秦邦憲爲博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特、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時任紅軍總部代參謀長，因不滿於紅軍綁票勒索殘害百姓，尤其是長征前夕大規模殺戮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脫離中共】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爲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一，由方志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爲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爲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２］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爲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憲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援下成爲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爲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志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于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３］ 不過，若無秦邦憲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爲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４］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秦邦憲、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秦邦憲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特，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二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嗚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秦邦憲，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 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爲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丁注：即張國燾統率的紅軍主力。中央紅軍後來稱一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５］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六月十二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里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麽可爭論的。正因爲無此考慮，雙方産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六月十六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６］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爲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爲西去千里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九月十七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麽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二十二歲。一九三四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十月間隨中央紅軍三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麽大的一個蘇區呢ⅵ”［７］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臺，作爲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征結束。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８］ 注意，這裏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十一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囗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 自然，中共黨內有許多人是真心抗日的。彭德懷即其中之一。 一九四○年年中，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決定在華北發動一場破襲戰。七月二十二日，“前總”請示電報到達延安，抄呈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人。但反常的是，毛澤東等收到電報，遲遲不予回復。八月八日，彭德懷只好自己下達戰役命令，並同時以電報報告延安。毛澤東還是不予回復。直到二十日，收到報告已近一個月，前方已經作戰多日，毛澤東仍未作任何反應。［９］ 因爲毛澤東要保存實力，擴大根據地。他不願拿中共的主力部隊與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實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對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讓彭德懷自己去打。打壞了拿彭是問，打好了自然歸功於黨的好領導。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大勝仗。九月四日，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向朱德、彭德懷發去嘉獎電。十八日，延安也召開了“紀念九·一八，慶祝八路軍百團大戰勝利大會”。 但這場戰役使侵華日軍“深刻反省”，不敢再對八路軍掉以輕心。不久，從華中、華東抽出部隊到華北，向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大舉反撲。隨後的兩年中，面對日軍反覆進行的殘酷的“掃蕩”，八路軍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抗日根據地一度縮小了三分之一。 著眼于利用抗戰保存、擴大實力，以便日後推翻國民政府的毛澤東這才發現，百團大戰的實際受益者是蔣介石，覺得吃了大虧。一九四五年中共開會總結華北抗戰，彭成衆矢之的。“會上發言的同志幾？？一致地認爲，此次戰役的發動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是‘戰略錯誤’和‘路線性錯誤’。”［１０］彭德懷只得檢討以自保。 不過，會後毛卻換了一副臉孔拉攏彭德懷，說∶“百團大戰是無可非議的”，“如果將來有人再提出此事，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第一，中央軍委批准的；第二，毛澤東同志同意了，而且還有電報爲證。”［１１］ 粗心的彭老總以爲事情有了結論，便不再將此事放在心上。不料在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因爲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大躍進”中的若干做法，招致大禍上身。毛借機徹底搞倒彭德懷，又把百團大戰搬了出來。 百團大戰是彭的“歷史汙點”。會上一致批判彭，說“百團大戰是背著中央發動的”，“幫了蔣介石的忙”。彭德懷被迫再次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１２］ 廬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會批判彭德懷，毛澤東說∶“（抗戰時）一些同志認爲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１３］ 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再次談話，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奪權的策略∶“（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爲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１４］ 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共產黨的實力的確可以增強不少，與國民黨奪權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至於中國老百姓要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澤東考慮之列了。 順便說說賈拓夫。 賈拓夫在黨內有個外號“陝北才子”。有幫毛澤東在陝北落腳的大功，年輕的賈拓夫深受重用。中共執政先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繼而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當選爲中央委員。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的六月中旬，國家計委機關黨委書記宋平主持幹部會議，請賈作報告，“講真話”，賈作了個《關於學習一九五九年計劃調整問題的報告》。七月廬山會議，突然“反右傾”，這報告竟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冶金部、煤炭部、機械工業部、鐵道部、化工部聯合召開批鬥會，逼賈拓夫交待與彭德懷的“反黨關係”。賈被撤職，四名計委的局級幹部受其牽連，進了“反黨小集團”。 由於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給毛的那封引致“反右傾”狂瀾的信曾經給賈拓夫看過，批鬥會上追問賈拓夫，看完信後他說了什麽沒有。賈據實回答，他對彭說∶“恐怕太刺激了？”再追彭怎麽說，賈又交待彭說“我就是要刺激他一下。” 與會者再追問： “彭德懷要刺激誰？” 賈答：“刺毛。”［１５］ 這不僅證明瞭彭德懷的反黨，也成了把賈拓夫打成“反黨分子”的依據。 文革初，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頭頭時說：“‘陝北才子’賈拓夫哪里去了？這是個一貫反黨的老右傾。”於是造反派馬上抓走了賈拓夫。兩天後，國家計委“紅色造反委員會”拉出橫幅標語“賈拓夫死有餘辜”，並貼出大字報，說在石景山八角村的樹林裏發現了賈拓夫的屍體。這名爲中共打天下立了大功的中央委員就那麽死了。 １《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１９７８）第５４２至５４３頁。 ２同上，第５４３至５４４頁。 ３同上，第５５２頁。 ４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５同上。 ６《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第五十頁。 ７《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頁。 ８同上。 ９《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第４頁。 １０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中薄一波的文章。 １１《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第５頁。 １２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１８３頁。 １３同上，第１８２頁。 １４１９５９.８.１７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華大學，１９６７）第２６０頁。 １５《傳記文學》（北京）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４９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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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11:54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最近日本一群自稱「聯合紅軍」的毛派大學生，因對奪取政權問題，發生緩進和急進的歧見，而起嚴重的內哄。主張緩進的「同志」竟被急進派用最殘酷的刑罰處死。後來警察發現十二具□首，都是斷□決腹、四肢破碎的男女青年；有的還是剝光衣服、困綁在山林中凍死的。 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一傳播，不但日本朝野震驚，就是健忘的美國人，也忽然想起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日本人對待美國戰俘也是很不人道的。他們因而要問：難道日本民族性本來便是那麽殘酷的嗎？ 中國人雖然不念舊惡。可是我們受自日本的痛苦，不知比美國人所受的要多幾倍，尤其是日軍攻入南京後的大屠殺，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然而我們斷不能隨聲附和的，硬說日本民族性本來是最殘酷的。因爲那班連野獸都不如，而偏說自己是中國人的毛共，就有屠殺五千萬中國同胞的紀錄。這豈不比戰時的日軍和現在東京附近的「聯合紅軍」，更兇惡、更毒辣、更沒有人性麽？ 講到殘酷，我們便不能不承認二十世紀是最文明的時代，也是最野蠻的時代。因爲跟著科學技術的空前進步，就有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次的大屠殺。而夠得上稱爲殺人魔王的，西方的希特勒和史達林，東方的毛澤東，都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希特勒究竟殺了多少人，很難有正確的統計。因爲二次大戰中直接和間接的死亡，應該如何計算在希魔的帳上，實在無法作公平的分配。可是，人家都知道希魔殺了六百多萬猶太人。那是有真憑確據的數目字，誰也不能加以否認和懷疑。 六百萬人的殺害，當然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行。然而，由於世界猶太人勢力的雄厚，和他們宣傳的普遍而有效力，大家都只知道希魔罪大惡極，而忘記了他在三個魔王中只能屈居第三位。因爲他的殺人紀錄遠不及史達林，而史達林又絕對趕不上毛澤東。 蘇俄名作家麥維德夫，最近出版了一部轟動歐美的著作《歷史的裁判》，亦可譯爲《讓歷史去裁判》。他是以馬克斯信徒立場，費了多少年的心血，寫成這本鐵案如山的史達林犯罪紀錄。這比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對第二十屆共產黨大會的反史報告，更要澈底，更要詳盡。我們在史魔死後十九年讀這本書，猶爲他的殘酷而驚悸不已。 史達林好殺成性，雖然任何一類的人，都可成爲他慘加迫害的物件。但是他以殺「同志」爲最痛快淋漓，也最不留餘地。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的兩年內，共產黨員被他處死的，便已超過了他們三次革命及一次內戰的犧牲總數。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至少有五百萬人被他關在監牢及集中營；其中有五十萬比較高級一點的幹部，都被他下令槍決。就在那個時期，莫斯科一城，每日殺人一千，乃爲最低的估計。 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都是麥氏從共產黨重要檔案裏□集而來的，可以稱爲黨內自相殘殺的秘密。至於他對一般人民，也是一樣的「殺人下眨眼」。他爲要實行集體農場，便可以把反對那制度的農民活活的餓死幾百萬。麥氏說：「在蘇俄革命以前，俄國歷史上本已有不少的暴君。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暴君的殺戮，可以和史達林相比」。史魔的女兒也在她的著作裏證實他的暴戾恣睢。 麥氏雖未指出一個史氏殺人的最後數目，可是，從他那一段一段的描寫，一千四五百萬應該是很保守的估計。那便比希特勒所殺的猶太人要多一倍有餘，俄國好像也有「血流成河」那樣的成語。麥氏就用這成語形容史魔一生所負的血債。 英國一位名康貴斯蒂的蘇俄問題專家，在他所著的《蘇俄共産主義的人命代價》那本書中，便說這半世紀以來，蘇俄共産當局所殺害的人民，至少爲二千一百五十萬。當然，他所謂共産當局是包括那個打破歐洲殺人紀錄的史達林。 康氏在那本書中，還加重口氣的說「這個數目是我最低限度的估計。真實的數目，可能要多出百分之五十。那便是三千二百廿五萬人」。他又說：「一九一七的共産革命以及革命後的內戰和饑荒，至少死了一千四百萬人」。所以他的結論：「蘇俄共産主義的人命代價，是在三千五百萬和四千五百萬之間」。 這真是西方世界兩千多年來從來沒有的浩劫。現在蘇俄既擁有大量核子武器，又已成爲唯一可與美國對抗的超級強權。這是它慘澹經營所獲得的「成功」，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俄國人民對那邪惡的共産主義，所付出的人命代價是甚麽。 如果我們認爲史達林的殺戮是史無前例的暴行，那麽我們還要看一看毛澤東的殺人紀錄，才可以下「誰乃人類第一魔王」的結論。毛澤東一生所最崇拜的，也是最要模仿的，就是史達林。可是他後來居上，青出於藍；他的兇狠、他的殘酷、他的毒辣，可以說無一不在史魔之上。 這個我們認爲不共戴天的人民公敵，尼克森以友邦元首之尊，居然親到北平去和他打交道。我們痛心疾首之餘，很想要知道：當他和毛澤東握手的時候，是否忘記對方手上塗滿了中國人的血；當他和周恩來碰杯的時候，是否忘記那個對他笑逐顔開的人，正是幫助毛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我們深受切膚之痛的中國人，對於毛澤東的罪大惡極，自然知道得最清楚、最透澈。可是，尼克森以反共起家，一向以深知共產黨和共産主義自負。旁的美國人不知道我們的血海深仇，尚可原諒，唯有尼克森絕對沒有裝癡裝聾的任何藉口。 而且，就在尼克森宣佈訪毛以後，尚未起程赴平以前，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公佈了《共産主義在中國的人命代價》一本報告書（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七日通過刊行）。參議員伊士朗德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我們一定要對中囯共產黨的性質和目的有真確的瞭解」。他又說：「我們不能無視中共政權不人道和侵略的種種證據」。 那本報告書的起草人是美國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華克爾教授（南卡羅乃拉大學國際研究所所長）。他是□集大量可靠資料，又赴遠東實地調查，而後極端審慎的寫成的。他不但把毛共竊據大陸後二十多年的恐怖統治、解說詳明，而且把從中共成立到現在的五十年的屠殺，作一分表列舉，一目了然的統計。 我們看了那個驚心動魄的統計，便知道毛共所屠殺的中國人民，最低限度的數目字是三千四百萬，最高可能達到六千四百萬。華教授認爲比較折中的保守計算，應該是五千萬。這就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兩人所屠殺的總和，也超過了中國立國數千年中幾個最著名的盜匪如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所屠殺的總和。 我們平日只知道毛共過去以殺人起家，現在以殺人維繫他們的政權，而不太明白他們殺人如麻的過程，和中國大陸血流成河的慘狀。 現在我把美國參議院報告書所列舉的數位照譯如下： 一、 第一次內戰（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人 二、 中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五萬人 三、 第二次內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一百二十五萬人 四、 「解放」前的土地改革……………………………………………………五十萬至一百萬人 五、 政治清算運動（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人 六、 高麗戰爭………………………………………………………五十萬至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人 七、 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一百萬至二百萬人 八、 少數民族鬥爭（包括西藏）………………………………………………五十萬至一百萬人 九、 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人 十、 集中營及邊區發展區域的死亡…………………………………一千五百萬至二千五百萬人 總數………………………………………………三千四百三十萬至六千三百七十八萬四千人 這個一覽表的數目，據華克爾教授說，都是相當保守的估計，而且有可靠的來源的。每一項都有說明來源的附注，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 像毛澤東這一類的惡魔，那麽傷天害理，那麽滅絕人性；有人就要問：他是不是患了嚴重的神經病。事實上，毛酋腦筋最精明，心思最細密，否則他決不能把他的「同志」和「戰友」一個一個肅清；更不能於垂死之年，先將劉少奇那一幫打倒，後將用以倒劉的林彪那一幫剷除。 史達林也不是瘋子。他雖陰險毒辣，但就個人成敗而言，他一生對內對外，幾乎沒有一次不操勝算。據他女兒的著作所言，他到快要接近死亡的時候，還是成天的倒這個、除那個，一直是神志清明的。希特勒最後軍事失利，四面楚歌，才有一點神經錯亂的傾向。以前，他擊敗英法，席捲西歐，不但用兵如神，而且心手靈活，精力充沛。 所以，「瘋狂」絕對不是惡魔殺人的解釋。只有專制獨裁的極權政治，尤其是基於馬列主義的共産政權，才是比較合理而近乎事實的答覆。希魔雖以「納粹」爲號召，但是他那專制獨裁的本質，是和共產黨一鼻孔出氣。他曾對人說過，他的手法都是從史魔那裏學來的。他於二次大戰初期，居然和史魔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正是這個原因。 我們看了從史魔到毛魔，中、俄二國局勢的演變，便可得一正確的結論。那就是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非恐怖不能奪取政權，非殘暴不能鎮壓人民。毛魔說的不錯：「槍桿子裏出政權」，槍桿子是殺人的工具。殺人便是政權的來源，也是維繫和保障政權的手段。 因此，共產黨一定要有永恒的革命，和繼續不斷的鬥爭。凡是妄想共產黨放棄暴亂的，或希望它下一代變得和緩一點的，都是癡人說夢。因爲共產黨一離開恐怖和殘暴，它就不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一九七二、三、廿三）錄自賴景瑚《靜軒時論選集》，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初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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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1:58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前天接到貴校教授部的通知，要兄弟來這裏演講；而且擬定了題目，叫做『黨政府』，要一次講完。兄弟以前從沒有見過『黨政府』三個字，直到前天貴校來信，□看見有這三個字，很覺新奇！今天講演的開始，先要把這個名辭研究一下，究竟妥不妥？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政府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或簡稱爲『國民政府』；如果同時又稱爲『黨政府』，通不通呢？前天兄弟看見這個演題後，剛剛碰到戴季陶先生。戴先生覺得『黨政府』三個字意義大不清楚了。他說：『黨，只是在政治上體現全國人民意思的合成人格；而不是在法律上表現全國人民意思的合成人格。』這句話兄弟以爲非常嚴確，就是說：我們的黨，只在政治上行使人民的政權；並非在法律上規定黨爲如何表現全國人民的。所以我們的政府稱做『國民政府』；並不稱做『國民黨政府』。 在戴先生這兩句話中，我們要留心：甚麽叫做『在政治上體現人民』？又甚麽叫做『在法律上表現人民』？這其間很有分別。在這個分別上，就是說明政府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政府；至於『黨政府』三個字的意義，當然要費解釋了。我們要明白一個國家的政府始終應該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在兄弟的意見，『黨政府』三字，必須改爲『黨治的政府』只算通，只可以做講演的題目。何以國民政府可以說是『黨治的政府』呢？這一點總理在三民主義中──尤其在民權主義中，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了。總理以爲黨同人民的關係，正像商朝伊尹和太甲的關係：党是伊尹，國民便是太甲；因爲太甲不能處理國事，所以由伊尹去代理；伊尹代理太甲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我們國民黨現在代人民行使政權，也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將來訓政告成，政權就要還給國民，和伊尹退給太甲一樣。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我們在這個時期，也要有伊尹之志，只合乎本黨訓政的意義。因此國民黨根本上和蘇維埃和法茜斯蒂等不同：他們是厲行黨的開明專制，而我們是要實現民權主義。我們訓政的目的只在輔導人民去完成憲政，舍人民外別無所爲。所以我們的政府始終只能說是『國民政府』，而不能說是『黨政府』。如果我們可以說『黨政府』，那麽，商朝的天下也可以說是伊尹的天下了。 總理又曾說過：『四萬萬人都是皇帝。不過和西蜀的阿斗一樣，我們國民黨要做諸葛亮去輔佐他們』。不過無論諸葛亮的本領怎樣大，只能彀替阿斗做事。至於西蜀這塊地方，終是後主──阿斗──的。雖然先生臨死的時候曾告訴諸葛亮說：『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這是先主的一種說法，諸葛亮斷不能──也萬不肯便根據此話而取西蜀爲己有。何況中國之歸我們國民黨所輔佐的阿斗所有，比較西蜀之歸諸葛亮所輔佐的阿斗所有，格外來得有歷史有根底呢？這些地方我們同志必須認識清楚。 我們的政府爲甚麽要叫做『國民政府』呢？總理又告訴我們：『凡是政府，要依照林肯所說：OFTHEPEOPLE,BYTHEPEOPLE和FORTHEPEOPLE的原則去組織。』譯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現在所謂黨治的政府，還是。OFTHEPEOPLE,FORTHEPEOPLE, 只有BYTHEPEOPLE一層變了BYTHEPARTY（黨治）。這也不過是訓政時期暫時如此，將來仍舊要BYTHEPEOPLE（民治）的。奴果照貴校教授部前天所定的演題說是『黨政府』，那麽，這個政府通通變了OFTHEPARTY,BYTHEPARTY和FORTHEPARTY──黨有、黨治、黨享──了。那一來，把國民放到那裏去呢？這種說法，不但在事實上沒有根據，便是理論上也通不過。我們同志──尤其是武裝同志，應該認識清楚。假定對於這類根本的思想還模糊不清，那就有根大的危險了！因爲革命黨是民衆的先鋒，而革命軍人更是革命黨的先鋒；如果先鋒還不能瞭解自己所處的地位，還不知道現任政府的性質，那麽，將來本黨變成法茜斯蒂或鮑爾希維克，也是很容易的事；那是絕對違反黨義的，大家不應該十分警惕嗎？ 我們在未談『黨治的政府』以前，首先要知道訓政時期的必要，然後對於黨治政府的性質和效能總能認識清楚。大家知道中國的共和與民權主義都是我們總理提倡的。兄弟覺得華盛頓被稱爲美國的國父，還不及我們總理被稱爲中國國父的恰當。因爲華盛頓不能算是創造美國的人，美國的民主思想也並不是由他來的。至於我們總理，是一手創造民國，提倡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的人，他的地位不該高過華盛頓嗎？總理在辛亥以前，已經研究出革命的方略，把革命的工作分成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我們大家都很明白，是要用革命的武力去掃除革命的障礙。現在軍事已經告一段落，正是訓政開始的時候了。訓政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憲政，要使五權憲法的主張見諸事實。所以訓政時期的工作，最爲重大，也最不容易做。『訓政』這兩個字，是總理所發明的。有許多人──不但是中國人，便是外國人，也都不懂。我們遇見好多外國人，對於訓政的意義很懷疑。我們便告訴他們，用他們各國的事實去證明訓政的必要，他們□佩服。在總理的革命方略中，過了軍政時期以後，不直接到憲政，卻在中間加一個訓政時期。他所援引的例子，如商朝的太甲與伊尹，蜀漢的阿斗與孔明；都是歷史上很顯著的事實，而且隨便甚麽人都懂得的。但是他的精意，他的道理，能理會的人可就很少。自從我們經過了已往的種種事實以後，格外相信訓政意義的重大。總理曾說過：『民國元年的革命所以不能成功的最大的原因就在不知訓政。』因爲在那時人民本身絲毫能力都沒有，便貪圖憲政的美名，頒佈出什麽約法來，以爲大業告成，可長享安樂了。更奇怪的，所謂『約法』本來應該是革命方略上所說的約法，並不是民國元年所頒佈的約法，這一點到現在還有人沒有弄清楚。所謂約法，乃是約法三章的意思，是政府與人民相約：你如何對我，我如何對你；並不是明定多少條文，長篇累牘，如民元之所頒佈的。照民元所頒佈的約法，竟可說是憲法，因爲內容完全是憲法的性質，在那時便頒佈那種約法，分明是躐等而上，跳過了訓政時期了。名義上已經到了憲政時期，而實際上人民並沒有一點憲政的智識，也沒有自治……種種的基礎，其結果惟有將以前破壞革命的成績通通廢去；而以後民國十餘年政治上的一切糾紛也就釀成。在人民，一切□是莫名其妙，無法可施；對於自己選舉的國會議員和自己有甚麽關係，且沒有弄得清楚，無怪自袁世凱以下，大小軍閥，專權□亂，無惡不作，毫無顧忌了。我國已往應有訓政而未有訓政的結果就是如此。 我們看來，訓政這個時期，究竟重要不重要呢？試再將外國的情形觀察一下，覺得我們的訓政格外不可少。照現在的事實看來，外國也多在那裏做訓政工作的，不過他們口上所說，不是『訓政』兩個字罷了。現在蘇俄、義大利、土耳其、德意志等國統統是如此。再如法國，因爲維持金融的緣故，由政府強分國會之權去修改憲法，究竟是甚麽道理呢？有許多人以爲這是那些國家厲行專制的起點，民治主義瀕於破産的明證，其實大錯。照總理發明的『行易知難』說來，他們那些國家，現在正是很容易的在那裏實行訓政。須知任何國家，經過大變亂之後，事實上總非有一段物質方面的休養生息，精神方面的啓發訓導的時期不可。在這個時期中，政府要集中一切的力量，去做這類訓政的事情，而不可好高鶩遠，沒有成算。我們現在和俄、土、德、意等國所鬧的是同一個問題，大家都是要經過這一條過渡的路。不過各國國情民情不同，所以爲訓的不同，其爲訓則一也。我們提出『訓政』兩個字來，各國政治學者初初雖莫名其妙，過後一定不能不首肯的。因此我們覺得總理的研究學問和政治上創造的天才，真非常人所及！ 說到這裏，訓政時期的必要，我們已很明白了。但是訓政的目的和效能，如何□能彀充分的表顯出來呢？於是我們就要推論到實施訓政的政府應該如何去工作。總理告訴我們說：『政府是一副機器。』這句話真不錯。我們平常說甚麽『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等，這機關太機，便是機器之『機』；『機器』和『機關』實在是一個意思。平常□說『國民政府是行政的最高機關』，假如我們改說『國民政府是行政的最高機器』，大家一定認爲可笑的，那不過因爲不習慣罷了。我們知道機器有甚麽用呢？用機器有甚麽效能？得甚麽結果呢？原來機器本身並沒有目的，□有用機器的人用它去達人的目的。所以機器的如何配置，都由用機器的人去想法改良，求目的的達到。國民政府是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也好說他是全國最高的行政機器。我們因爲要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適合於訓政時期的需要，能達到經過訓政時期而完全實現三民主義的目的：我們便不能不使這副最高的行政機器有充的效能。兄弟在巴黎時，就和幾個同志想到：這次北伐，一定能統一中國了；而且軍事既告一段落，訓政馬上就要開始。我們覺得從前國民政府的組織太不完善。好像一部機器，雖然馬力很彀，但是機械不充分，配置不得當；不論中國人、外國人，都看他像軍政府一樣。我們統一以後，開國中興，非有一番開國的規模不可。像從前那種軍政府式的國民政府，實在對內對外，都覺不彀，必須有一番改進。而且總理講過：『我們要有一個很有能力的政府，一點毛病沒有的政府，萬能的政府，不做壞事的政府。』所以我們幾位同志便想就總理生平所主張的五權憲法，取它的意思來做訓政時期的基礎。先立下五權的規模，以便將來達到訓政的終了，憲政的完成時去擴張。隨將此意在五中會議內提出，經過了五中會議的決定。後來又由兄弟等擬定了國民政府組織法、五院組織法。這些法規，大概各位都已經見過了，都是依照總理五權憲法的大意編定的。 總理生平的主張□有八個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總理一生，始終如一，都這樣主張。但是黨內黨外的人對於五權憲法比較不很留心。總理說五權憲法是他創造的，本党的同志要深切體會，努力實行。他注重五權憲法不下於注重三民主義。但是因爲三民主義在軍事時期比較宣傳得厲害，所以注意的人多了；五權憲法以前未經切實宣傳，大家便不很注意，便是注意的人也不大弄得清楚。我們知道：凡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大概都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敢亂說，不敢妄評。譬如各位究研軍事科學，初時所學很粗淺，□是放槍和很簡單的戰術而已；許多高深的一時還不能懂，對於全部軍事學，便也不敢說甚麽話。至於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人就不然了：造詣雖淺，□要學到一點，就會批評人家，就容易懷疑。那些□學了一二年政治法律的人，都敢放言高論那一國的憲法好，那一國的憲法不好；表示些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見解，真叫人沒有辦法。總理五權憲法的遭遇也是如此：不論黨內、黨外，許多研究不深的人，不是懷疑這裏，便是懷疑那裏；其實都靠不住。總理在三民主義上說過：『有幾個法律博士對於五權憲法都弄不清楚，雖然講給他們聽，不是不明白，便以爲各國都不曾有過這種憲法，恐怕不能行。』不要說旁人，就是現在的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同志，他也說當日對於五權憲法曾經有過非常的懷疑：這樣太重了，那樣太輕了；這個沒有保障了，那個限制過嚴了：鬧個不了。 有些外國人常常問：『這個五權是從那裏來的呢？』我們不妨照總理所說的回答他們：五權是集的中外之大成。中國本有行政，考試，監察三權；外國本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行政是大家有的，這樣合起來，就成爲五權憲法了。又有些人主張六權憲法，像美國學者又有講四權憲法的；一個多了一權，一個又少了一權；按道理都不對。兄弟說這句話，並不止以爲總理所定的五權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實在因爲總理集中外之大成而定五權，確有精意存乎其間。世界各國的政治情形，可分二種；一種是人治，或稱德治；一種是法治。我們中國向來稱人治，不講法治；而外國則早講法治。各國在專制時代，只有一個君權，甚麽東西都包括在內；行政、司法、立法都是君權的一部分。中國就在這樣情形之下曾經過了幾千年。後來覺得這樣的行政權太大了．既講人治，對於一個人怎麽判別他的好壞呢？於是便另外定出一個考試權來。行政人員經考試以後雖然可以選著好的，但是到了實際行政時又怎麽能保他不越軌呢？於是又另外定出一個監察權來了。我們中國因講人治，注意於用人的緣故，在君權之中已有一個長時期是有這樣三權的。外國雖稱法治，起初也是行政、立法、司法都由一個人包辦，後來覺得這樣太專制了，便想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辦法來。說到司法一權，中國從前也未嘗沒有獨立的思想。如漢文帝有一天出中渭橋，有一人犯蹕，乘輿的馬受驚，便執交廷尉張釋之訊辦。釋之判這人罰金，文帝大不謂然，以爲非重辦不可。釋之不同意，對文帝說：『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文帝也就答應他罰金的辦法了。我們看這件事，不是很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嗎？至於立法，是很麻煩的事，中國自來立法也都是找專門人員去辦，並非由司法的人兼理其事。所以立法、司法的獨立，中國以前也有的，不過機關不完全獨立罷了。同樣，講到外國，也有考試，而且非常嚴重；甚麽文官考試、外交官考試等等都獨立得很分明的。監察更不用說了。尤其可以舉例的，像蘇俄立法與行政雖是一個機關，司法雖也可以受行政的干涉，但是行政與監察卻分立對峙，有真正獨立的精神。監察權獨立一層，總理發明在前，俄國不過援用而已。所以一方面中國原有行政、考試、監察的事實，只是機關不完全；一方面外國所有的立法、司法的獨立，中國也有，只是不發達。總理的五權憲法，就是採取中外政治上必有的辦法：不完全的將他補充起來，不發達的將他提倡起來，然後變成了五權憲法。 我們這一次所定的各項法規，只能彀引用總理五權的意思，在制度上卻還不能使五權完全獨立。因爲現在並沒有到憲政時期，人民還沒有能彀自治，還沒有運用四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的能力。現在是以黨來訓政，先在訓政時期作一個五權的準備而已；一定要等到將來憲政時期，只能完成五權分立的辦法。所以訓政時期，政府雖有五院，並不分立，使它們有連鎖的關係，容易進行。有些人不明白，以爲憲政時期還沒有到，怎麽就有起五權憲法來呢？也有人以爲監察之權，應該屬於國民代表大會，立法委員也應該完全由人民選舉。殊不知這些都是憲政時期的事，我們現在只是根據五權憲法的精神，成立五個機器，用這五個機器去表顯全部的治權；至於政權，還是在黨。政治上的大問題，都要在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去解決。現在是以國民政府來行使治權，而以党來代理人民的政權。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政府是『黨治的政府』。所謂『黨治的政府』，並不是說政府是黨所有的；政府只是在訓政時期爲黨所治而已，政府的本身還是國民的，還是OFTHEPEOPLE和FORTHEPEOPLE的，請各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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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99_13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1:59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04-02..00:08.shtml 作者介紹：本文作者司馬璐，前中共黨員，現從事自由文化工作，著有《鬥爭十八年》一書。作者平日關於中共問題的論述極多，散見各報紙刊物。 （自聯社編者） 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以中囯共產黨的實際例子糾正某些西方人士對中共的謬見 司馬璐 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參加中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二十六年正式成爲一個中共黨員，三十一年最後脫離中共。在這以後，我繼續走過中間偏左的路子，參加過民主同盟；走過中間路線，自己和一群朋友有過獨立組黨的抱負；走過和平運動的路子，希望從消極的活動中爲國家留一線生機。直到現在，我的半生中已經接觸了二十年的中國政治生活。這二十年，是中國激變的二十年。因此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爲中國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個縮影。二十年來，是整個中國的一大悲劇，也鍛□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爲中國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個結論。這結論就是：個人自由、國家獨立、現代科學三者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們的觀念和共產黨人之間，根本是無法共存的。 那麽，或者有人要問：既然如此，共產黨何以竟能征服與統治中國大陸？ 是不是如某些淺薄的西方觀察家所說的：「中囯共產黨的革命是一個農民革命。」「中囯共產黨還有點民主氣味。」「中囯共產黨是民族主義者。」「中囯共產黨的政府是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我要指斥，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極端荒謬的。我願引述事實，支援我的反駁。根據我過去在中共黨內的體會，中共對中國的農民要算是最缺少關心了。第一、中共的領導成分，真正農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軍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視農民幹部，認爲農民自私、短見、不可靠、易於動搖。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和中共的領導者都曾一再的說過：「分散的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復活的溫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塗的人誤認爲中共分了土地給農民，這塊地就屬於農民所有了。這是大謬的。關於中共對土地問題的政策，我在延安一共聽過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任弼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個人的演講。中共的觀點是：共產黨當然反對土地由私人佔有，主張集體農業制度，但是，當農民現在還不瞭解集體化的「好處」的時候，就暫時給他們土地吧。「農民掌握土地，我們掌握糧食，土地重要呢，還是糧食重要呢？農民當然是要選擇糧食的，他們就會『自動』的接近我們的集體農場，最後，個體的小農經濟也就會『自動』的消滅了。」任弼時說過。 當我還是一個中共黨員的時候，我走過不少中共統治下的農村地區，我曾發現，一部分農民對中共保持緘默；一部分故示諂媚，能對中共真正表示熱情的絕少。但是奇怪的是，一遇中共有什麽要求或者集會，農民即不敢不來，而且表示積極。這是不是可以說中共給了農民什麽『恩惠』呢，不是的，而是由於中共一手執槍一手握糧的兩大武器。 試問，這樣一個黨，能算是一個「農民革命」的黨嗎？ 「中囯共產黨還有點民主氣味」嗎？要答覆這個問題，我首先說明一件事實。我在中共黨內，從來沒有見到收過一次黨費，絕大多數的中共黨員是靠黨吃飯的，他們參加共黨以後，黨員的身分變成一種職業，也就是列寧說的所謂「職業革命家」，這些「職業黨員」與所謂思想信仰等等毫不相關。其次，我再說明另一事實，中共黨員的數量是隨著他的武裝力量的發展而增加的，因此這個中囯共產黨在組織精神上，就更加符合列寧的所謂「軍事化的黨」的原則。第三件事實，當陳雲在延安還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他對我們說過：「不錯，我們的黨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但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的服從黨的紀律，執行黨的命令，否則，我們就不成其爲一個布林雪維克的黨了。」 試問，這樣一個中囯共產黨，他能有一點點「民主氣味」嗎？ 或者，有人說，中囯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合作」可能要「民主」些，這又是糊塗的看法了。中共的統戰政策，其目的僅在分化與瓦解敵對陣營。當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周恩來在重慶一再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我們卻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實際準備；當中共與民主同盟「合作」打擊國民黨的時候，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中共在重慶的負責人徐冰（現任中共全國人代會常委）覓私下對我大罵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爛政客」；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張申府，過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因爲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見相左，竟被斥爲「國民黨的幫兇」。以上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試問，這樣一個中囯共產黨，對於黨外人士又有一點點「合作」精神嗎？有一點點「民主氣味」嗎？ 倘說「中囯共產黨是民族主義者」，連中共的第一書記劉少奇也是否認這個說法的，劉少奇在他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說：『我們中囯共產黨人，是澈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這對於艾德禮之流不是一個有力的諷刺嗎？ 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我所見到的共產黨中上級領導幹部，他們對於打日本人並不十分熱心，甚至可以說也不十分關心，同志間日常所談的多以對國民黨的鬥爭和蘇聯的勝利爲主題。中共當時對抗戰有兩套做法，一面以抗戰的宣傳爭取青年；一面與日本人秘密合作打擊國民黨，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共的重要幹部袁殊，在日本人佔領下的南京所建立的僞政權中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 有一糊塗看法，把中共內部分爲國際派與民族派，事實上，中共內部中下級幹部中，我們敢於相信，不少都還是具有民族良心的；而能夠成爲中共一個高級領導者，沒有點「國際關係」（即蘇俄背景），就很少可能了。所不同的是他們與俄人關係程度的深淺，加上這個俄國人本身政治權力的升降，直接影響到他們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與安危，比如說，當貝裏亞在蘇俄還炙手可熱時，他在中共黨內的親信也就權重一時了。絕大多數的中共高級領導者，競向蘇俄爭寵之心並無二致，有得寵，有失寵者，但這不是什麽國際派與民族派的問題。 我在延安時，見到以下一些事實：第一、絕大多數的中共高級領導者，都輪流調往蘇俄受訓。第二、絕大多數的中共高級領導者，一直接搭上俄國人的關係，都引以爲榮。第三、緊接著蘇俄每一次清黨事件以後，中共黨內高級領導都中間必有一次權力轉移。這三點，足以支援我以上的看法。 有人說：「中囯共產黨的政府是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這意思如果是指中共的政府殺人有效率，破壞有效率，我都承認，甚至艾德禮說中共捉蒼蠅捉得不錯。我也承認。 當我過去還是一個中共黨員的時候，我深切的體會到，一個共產黨員平日所受的是仇恨，與鬥爭的教育，在他們的血液中，多被注射進一種「狂熱的破壞情緒」，我們要理解中共政府的所謂「行政效率」，一定必須理解共產黨人的這種「狂熱的破壞情緒」。 在中共政權的推動下，我不否認，有些事情表面上是有些建設意義的，例如捉蒼蠅就是一個例子，但是無論如何，這些事情能産生「效率」，某本動力，依然是共產黨員的「狂熱的破壞情緒」。 中共征服中國大陸以前，在中共的邊區和遊擊區，以及在國民憲統治區的中共地下工作中，我看到，中共活動的「效率」，全由這種「狂熱的破壞情緒」産生。例如，當中共經濟情況極其困難時，勒索綁票，公開搶劫，販賣鴉片，印製僞幣，無所不爲，爲黨開闢財源。又例如他們在當時爲了增加人民對國民政府的反感，竟利用潛伏國民政府內簽的共黨特務，殘殺一般民主自由人士，轉而加罪於國民黨。又例如他們當時爲了癱瘓國民政府的經濟，又不惜破壞鐵路，這些不擇手段的鬥爭技術，難道就是中共「效率」的表現？又例如今天，中共以特務化的組織控制人民，管制人民，壓制人民，難道就是「中囯共產黨的政府是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的表現嗎？在較爲有規模的建設性活動中我實在難以找出事實，證明中共的「行攻效率」。相反的我曾見過中共行政及一般事業機構人力物力的浪費驚人，因循敷衍。例如中共這次大吹大擂的「水利建設」，也說明失敗了。 「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現在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中囯共產黨先在中國農村中起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以農村包圍城市」，他們從散漫的農村中，以地主手上沒收過來的土地交給農民，再強制農民交出他們的糧食，以掌握糧食控制農村，控制農民，一點一點，進而控制城市，控制所有的人民。中共依靠農民，但不是「農民革命」。 中囯共產黨是一個軍隊化的黨，中共所要求於他們的黨員的是無條件的服從集中領導。中共黨員毫無自由意志可言，他們等於一支被雇傭的軍隊。由此可見中共的組織是沒有一點「民主氣味」的。 中囯共產黨的産生與發展，全賴外力的製造與扶植，絕大多數的中共高級領導者，他們把個人的政治生命全仰賴在蘇俄身上，他們以蘇俄爲自己的祖國，由此可見，中共不可能成爲民族主義者。 很顯然的，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是他們有系統的掠奪和掌握了農民的糧食，豢養著一個軍隊化的黨，並逐漸控制人民的肚皮。再加上中共外有國際力量（蘇俄）的扶持，內有這批中共黨員「狂熱的破壞情緒」，於是，他們就在中國大陸上打敗了中國國民黨的政權。 以上這一分析，說明瞭一個怎樣的事實呢？中囯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破壞性的集團，他們可以取得一時的勝利，他們可以用糧食和刺刀兩項武器迫使人民的肚皮「服從」他，卻無法使中國人民的意志屈服，這樣一個政權本質上缺乏建設精神，根基是極不穩固的。 某些短見的西方人士，如艾德禮先生之流，他們憑一些對中共表面的印象，淺薄的知識，中共的宣傳，遂得出對中共政權本質錯誤的結論。中國人民則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得出和艾德禮先生之流完全相反的結論。 本文錄自《中國的噩夢》，香港自聯出版社，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初版。 | |
NO:1299_14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2:07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美國鄭義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04-21..02:44.shtml 編者按：鄭義先生「六四」前廣泛詳盡搜集資料而動筆於「六四」後逃亡期間的《欽州大屠殺》，是繼《廣西人吃人真相》之後更震撼性的巨獻。這是他逃離險境到達香港後用匕首與投槍戟指中共的再出發，率先交由《前哨》獨家發表。《欽州大屠殺》向人們揭示一個事實：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共黨幹濫殺無辜，不僅數位驚人，而且手段極其野蠻殘忍。中共的暴行，與當年日寇殺害中國人何異?!「六四」天安門的槍聲、長安街的鮮血；難道又已忘記？共產黨怎樣統治中國的？世界已經大變，但中共老人党變得不多。希望那些親共、投共的人士及善良的人們好好看看此文。 也杵有一些令人尊敬的朋友會向我提出以下詰難：在本章中，你向我們列舉的全系個案。我承認這些冤案部是十分不幸的事件，這完全可能僅是個別而不是一般，僅足支流而不是主流，僅是一個手指而不是九個手指，僅是樹木而不足森林…… 好了，我準備接受你的建議。既然不可能在一部厚度有限的著作中列舉一切，那末請允許我再作一個抽樣調查。從巍然聳立的紅色巨碑上，我們再抽下一塊花崗石，那上面鑿刻著一個地名：欽州地區。 文革風暴乍起，首當其衝的便是知識份子。因爲任何極權主義者都希望民衆愚昧無知，以供驅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一條最基本的牧民之術。用中共的語言說來便是「越有知識越反動」。而愚民政策最簡單的手段便是毀滅文化，打擊知識份子，造成一種嚴重的「知識恐怖」。 欽州地區在廣西也只能算一個小地區，但文革之初，據不完全統計，便有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學教師被迫進行「集訓」。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階級敵人帽子進行批鬥，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一百零八人被打傷致殘，二百三十一人受到黨、政紀處分，五千六百六十八人遣返農村勞動改造。 一九六六年七月間，廣西區黨委領導韋國清、伍晉南指示在全區「清理」教師隊伍，隨即全欽州地區七個縣市都掀起了一個迫害教師的恐怖浪潮。如靈山縣，僅七、八月間便「集訓」教師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一十八人被定爲「敵我矛盾」；致死十人，傷殘八十六人，其餘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監督勞動。文革之中，全縣被無辜殺死、逼死的教師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間中小學就有十四間學校的三十六名教師被殺。三海公社譚禮小學僅有十名教師，被殺七名。譚禮大隊「貧革」政委王培立親自到譚禮小學，要校長開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師名單，然後在晚上率民兵沖進學校，將七名教師及七名家屬、孩子困綁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僅二十三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兇手將她剝得一絲不挂，並用大木棍捅入陰道，陳□路邊。 在全地區，這樣殘酷迫害教師的例子十分普遍，僅迫害致死一項，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縣六十二人，上思縣三十六人，欽州縣二十七人，防城縣十一人，浦北縣至少十三人。 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已降至人類文明以來的最低點，除了「階級敵人」的「黑八類」，緊接其後的便是知識份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誣以各種政治罪名進行殘酷迫害以外，就是按常時標準沒有任何問題的也難逃劫運。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嘉祥縣教師王慶餘、侯振民提出將小學教師下放回原籍的獻策信，各地紛紛照此辦堙。欽州地區陸續把中、小學下放給農村大隊主辦，教師下放回原籍，如靈山縣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師。下放後，繼續任教者每月僅發生活費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僅發生活費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辦教師八十二人，返原籍後，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師，使十七間小學無教師授課，只好從各大隊招收二百名民辦教師來組織學生讀《毛主席語錄》和勞動。 此例實屬畫龍點睛：統治者所要培養的，實在不是有知識能思考的人，而是僅會齊誦教義，僅會埋頭苦幹的從精神到肉體徹頭徹尾的奴隸。 在我們這個殘暴的時代，每隔數年，獨裁者都會拎出一批新的無辜的倒楣鬼，扣上某種適應「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帽子，作爲轉移民衆莫名怒火的怨府。四九年前後是「國民黨殘渣餘孽」，然後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資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然後是「四不清幹部」，文革中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後是「三種人」……但不管怎樣花樣翻新，罪名繁多，不管「敵人」是「二十三種人」、「十八類」、「黑八類」、「黑五類」，在階級壓迫階級殘殺最底層的，永遠是「地富」。本來，在「地富」擁有財産和權力的時代，貧苦農民和他們的矛盾鬥爭是自然而必要的。按照各種學派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這種財産的不平等是歷史的必然，只有當社會生産進一步發展之後，才能得到新的緩和。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的《天津講話》中曾說：「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於罪。」他認爲剝削是一種社會現象，剝削行爲不由人們的意識決定，是由歷史發展決定的。過早地人爲地消滅剝削，只能破壞社會生産力，損害各個社會集團的利益。在暴力土改之後，還要對前土地擁有者實行不間斷的暴力恐怖，這在馬克思主義教義中也找不到根據，於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便動手修改不合心意的教義，以維持暴力恐怖。這便是列、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切專制的權力和思想都需要設置一個可以傾注集體仇恨的對立面。這不僅是事實，更是專制主義的結構性需要。這一點，甚至在宣揚寬恕精神的宗教那裏也不能倖免。霍爾巴赫在批評早期基督教時說過：「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爲他可以把一切……蠢事統統記塹它的賬上。上帝沒有魔鬼是不行的，敬畏上帝常常不外是出於對魔鬼的恐懼。」如果沒有魔鬼，人們也就不需要從魔鬼手中拯救他們的教會和教士了。因此，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包括「天使博士」阿奎那在內，總是竭力證明魔鬼的確實存在。共産主義教會及其教皇教士們更是片刻不能失去魔鬼。一旦失去魔鬼，這個暴力的准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因此，各代共産教皇及神學家們總在挖空心思地不斷延長老魔鬼的壽命，志在無中生有地四處尋找新魔鬼，並爲新魔鬼的不斷出世而欣喜若狂，大喊大叫。 「地富」便是共産政權下倒楣透頂的「老魔鬼」。當這些「老魔鬼」一代代死去，這共産政權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角色，便只有由「老魔鬼」的子孫來一代代世襲。爲了證明越是接近共産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便越是尖銳激烈，「老魔鬼」的子孫們只有在劫逃難了。 隨著教皇種種彌天大謊的敗露，「走資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等等「新魔鬼」皆可以平反昭雪，唯獨「老魔鬼」不可以平反昭雪。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僞善而怯懦的社會，沒有爲「老魔鬼」及其子孫發出過一聲勇敢公正的抗議！ 靈山縣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分子）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類分子」二千一百三十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二十多戶…… 還是讓我們再來看看欽州地區。 文革中，欽州地區被無辜殺害的已脫帽或未脫帽的四類分子及其親屬共計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逼），占整個地區全部被害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說，地富及其子女親屬是欽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數。殺人還普通伴隨著抄家、拆房、沒收所有財物，在經濟上同時實行「專政」，使幸存者也無以爲生。 靈山縣的屠殺組織者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分子）的社會」，提出「天下一片紅」的口號，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格殺勿論」、「鏟草鋤根」（沒有悟透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構性需要，戲做過了，因此受到「教會」懲處）。該縣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類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二。該縣三海公社無辜殺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譚禮一個大隊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檀墟公社殺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靈山縣死人最多的一個公社。靈山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二十多戶。 事實上，殺地富廣西算不上典型。真正殺得不分青紅皂白、血流漂杵的是毛澤東的家鄉湖南。在那裏，毛在青年時代便根據實地調查，寫出了宣揚街頭恐怖的遺毒深遠以致他本人後來都甚爲尷尬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由於手頭資料有限，請允許我在欽州地區的敍述中插進另一地區的一縣的一個屠殺事件，從中我們可以窺見湖南大屠殺對外省的影響，亦可補足缺乏一縣一事件材料的遺憾。 ◎全州「黃瓜沖坑殺慘案」 一九六七年九月間，湖南省紅華、道縣等地以所謂地富要暴動爲藉口，開始大規模的屠殺。這股殺人之風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東山區，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於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兩次召集會議策畫殺人。晚上在群衆組織負責人和民兵班排長以上骨幹會議上，黃天輝煽動說：「湖南道縣紅華的四類分子要暴動，群衆起來殺了一些四類分子，我區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爲強。要一掃而光，斬草除根，留下子女是個禍根。」 但治保主任楊隆義卻強調要講政策和策略。兩種意見都有支付者，爭論激烈。黃天輝開始蠻不講理，壓服不同意見，說：「其餘的地富子女給你們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後威脅道：「哪個不同意（大屠殺），就是和地主有聯繫！」當有的幹部提出打電話向上級請示時，黃天輝大包大攬：「我在區裏開了會，難道連這點都不曉得？一切責任由我負。」公社會計黃天爰又提出：「殺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貧下中農到地富家招親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貧下中農家招親落戶的，殺了那恐怕不好，貧下中農有意見，會引起動亂的。」最後議決分別對待：貧下中農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殺，地富到貧下中農家的女的不殺，男的要殺。最後，黃天輝公佈了紀律：「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不能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走脫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樣對待！」 會議結束，已是十月三日淩晨二點。黃天輝帶著民兵挨門挨戶地把地富及家人從睡夢中喊醒，捆起來就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有人剛剛醒來，還不明白是怎麽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聲不吭地奮身跳下。有的求饒，有的講理，一律槍托棍棒齊下，打得哭聲震天，最後還是被民兵用叉子叉下坑去。兇手們獸性大作，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 地主女兒蔣鸞英高中畢業後當過民辦教師，不願這樣糊裏糊塗死去。她跪在坑口質問黃天輝：「你們這樣做，有無這樣的政策？」黃天輝理屈詞窮，兇狠地說：「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講話！」擡起木棒便打。蔣自己不跳，黃天輝將她推下坑去。 蔣鸞英之母蔣老秀自知絕無生理，懷著一絲僥倖心理對一兇手說：「觀音保，你抱起這個小孩給你叔叔（蔣老秀丈夫蔣池元，貧農），好接起他的後代。」黃天輝不准，說：「留下是個禍根，要斬草除根！」然後用木棒把蔣老秀打倒，將她母子推進深坑。六十五歲的地主蔣佐卿也照此辦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 大宅村地主劉香元在坑口邊向黃求情，苦著哀求留下一個小孩給他妻子（系貧農），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坑，留下一個給我老婆。」黃天輝斷然拒絕，毫無商量餘地：「那不行！」劉香元頓時淚水縱橫，一左一右懷抱一個三歲一個一歲的兩兒縱身跳下坑去。 宅樂坪村地主王紹榮正要被推下坑時，被民兵楊雨生叫住：「慢點推下去，等我打一槍才推！」王紹榮飲彈身亡。楊雨生過足了殺人癮，才把□體推下坑去。 在斬盡殺絕的方針下，已到外地入贅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倖免。三江村蔣能奇已到黃龍公社弄岩村入贅，那天正好到公社來抓中藥，被民兵發現，也被扔下坑去。黃天輝還佈置民兵到湖南去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頭和長家灣入贅的地主兒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殺。 從十月三日淩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等共坑殺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讓我們再回到欽州地區，看看殺人狂們如何藉口以鎮壓另一個「老魔鬼」──「國民黨殘渣餘孽」之名來濫殺無辜的。爲了穩住自已才經營十來年便動湯不寧的天下，中共一會兒以共産主義天堂來誘惑，一會兒以政治迫害、街頭紅色恐怖來威脅，一會兒抛出「四不清幹部」、「走資派」讓老百姓出氣，一會兒又以揭露「國民黨的反共陰謀」來恐嚇……只要能使民衆就範，一切卑鄙血腥都在所不惜。例如，在廣西，一叨「反共救國軍」、「地富暴動」、「政治土匪」案，統統是「狼來了」式的謊言。僅在欽州地區，這類假案便多達上萬件。 ◎合浦「反共救國軍」案 一個子虛烏有的「反共救國軍」，合浦縣竟屈打成招，全縣追查出一千三百五十三名成員，致四十八人死亡，七百七十八人傷殘。中共幹部對付「階級敵人」，大量地採用槍擊、刀砍、棒打及燒死、勒死、淹死的手法，還對男的割陰莖，女的輪奸、割乳房、炸陰道，更由幹部帶領集體剖腹食肝，以示「共同專政」……具瘋狂殘暴程度令人髮指。 一九六八年夏，合浦縣石康公社大崇大隊黨支部對社員龐福昌等日夜嚴刑逼供，使龐屈招參加「反共救國軍」。八月十九日，石康公社書記許志平和武裝部長莫家俊根據此案，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批鬥高潮，很快就抓出二百五十四名「反共救國軍」成員，致死三人，致傷致殘二百一十五人。根據石康的經驗，全縣上下層層追查，把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含石康數）人打成「反共救國軍」骨幹和成員。其中鬥打致死四十八人，致殘七十一人，致傷七百零七人。 ◎上思「枯那清匪」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思縣公正公社枯那大隊民兵寧協利開槍打死觀點不同的民兵排長李巨才，攜走槍枝。本來這是一個孤立的因派別矛盾奪槍救人案，但縣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段振邦等都借題發揮，打算趁機大殺一番。他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公正公社十名民兵上山打豬，被土匪包圍，要求緊急支援。經軍分區向廣西軍區請示後，縣武裝部火速成立了剿匪指揮部，由段振邦和駐軍繆承義分別擔任正副指揮長。軍分區副司令楊伊銘親往公正坐鎮指揮，動用兵力有駐軍一個連和一個排，縣中隊一個班，公社、農場七個武裝民兵連，還有鄰縣的四個民兵連，合計十二個整連。搜山結果，自然是沒抓到一個「土匪」，於是便在山下大作文章，決定在全縣範圍內進行一場「清匪」運動。八月二十三日發出剿匪「布告」，遍貼縣境，一場指鹿爲馬的大屠殺就此開始。「清匪」運動戰果輝煌，僅枯那大隊慘遭殺害的就有六十一人，全縣更多達九百七十三人，致傷致殘有一千六百七十人，其酷虐程度可以想見。 剝奪一個人的生命，須通過法庭依據法律裁定其罪孽深重，以至於他的生存已對全社會造成可怕災難。在中國，且不論中共的法律或是一紙空文，或乾脆便是赤裸裸地維護一黨專制、寡頭獨裁的「家法」，文革中，毛澤東一句「專政是群衆的專政」的聖喻，就把虛僞的法律程式也廢止。「群衆專政」開始還有一個虛無飄渺的「貧下中農特別法庭」、「人民法庭」爲犧牲者妄加罪名，後來連罪名也懶得去找去說，想殺就殺，抓到就殺。 試舉欽州數例。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欽州縣「聯指」的楊立佑、黃雄等到邕甯縣明陽農場去接收該場清查戶口時拘押的普通農民群衆黃天群等八人。返欽州途中，在邕甯縣那齊又胡亂抓了一個正在田間割草的趕馬車的農民。回到欽州小董後，除□天群一人外，其餘八人被莫名其妙地槍殺於附近的大蟲嶺。沒有罪名，也懶得去編罪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浦北縣農民覃明光到靈山縣平五地界采挖草藥，傍晚，被平五大隊巡邏民兵捉住。在押往大隊途中，覃多次要求上廁所，在臨近大隊部時才獲准。當覃剛踏進廁所門口，押解民兵便用槍尾刀從背後將其刺死。系何罪名，事前事後均未說明。 一九六八年八月，南寧貫徹「七．三」布告，武力攻佔小派據點。上思縣調集一百多民兵赴南寧支援。在城裏，他們接收了外單位送來的九名不明身分者，一律不加詢問，全部槍殺，投入邕江。 更無理的還有：上思縣黃某初被誣爲壞人槍決後，其母及小弟前往收□。黃母叫小兒子將死者身上的繩索解開，以期死者歸陰之後能得到自由。派川所長黃國（？）慶得知後，窮兇極惡地將死者的小弟也殺害了。又如東興縣民兵營長盧某上門捉拿「投機倒把」的農民盧可偉去大隊批鬥時，盧的兒子和弟弟上前質問抓人理由，該民兵營長竟然開槍將兩人當場擊斃。 文革中濫殺無辜，不僅數位驚人，而且手段極其野蠻殘忍。 再舉欽州數例。 北海市高德公社東星大隊召開群衆大會批鬥殺害當過僞保長的葉振時，大馬刀砍下，血噴上空，人頭斷垂，與頸僅連一皮。與會民衆慘不忍睹，有的婦女被嚇得不省人事。 靈山縣殺人，多數勒死，勒死一人不消幾分鐘。檀墟公社就有民兵營長和大隊支書宣佈：「各生産隊把地主捉來，殺一個獎三元六角錢！」各隊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隊交民兵打死、勒死。從懸賞到屠殺完畢，前後不足兩小時。陸屋公社南湖、陸東兩大隊把集中在公社修橋勞改的「四類分子」四十二人分兩批打死勒死後，將□體投入石膏礦坑，致使永遠無法收□。 合浦縣西場公社某大隊，一次殺害十七人，用繩索縛成一串，邊推邊打押到楊梅十二壩上，強令他們跳江淹死。未死者用木棒擊頭或開槍射擊，鮮血染紅江水。該縣石康公社豹□大隊農民王傳頌被鬥打後，民兵營長盧毓用煤油潑在她頭髮上點火燒。頭發燒光還不死，又把煤油潑在她身上再燒，終於活活燒死。 上思縣平福公社公安大隊的殺人指揮者，強令「四類分子」把何德益、黃廷兩人雙腳綁上，環曬場倒拖，慢慢拖死。該縣公正公社枯那大隊的兇手，割去張有義的陰莖及大腿肉，然後用炸藥醃傷口，用開水燙傷口，張慘呼一天一夜方□氣。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據一些典型材料，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十九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三例。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至十七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衆專政」大會，公開殺害十二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佈置殺人，黨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佈置殺害四人，部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産隊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殺人奸妻在欽州地區不勝枚舉。僅舉一例：上思縣思陽公社一婦女，丈夫被殺後，爲兇手強佔爲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爲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辱□毀□。被害者死得悲慘，死後更慘。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一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北海殺害一批武鬥俘虜共十五人，掩埋在樹林裏。後怕走漏屠殺消息，又移葬別處。但還是不放心，決定毀□滅迹。最後找來一批民兵，備好麻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套、鋤鏟、刀具等，把全部□體挖出來剁碎，裝人麻袋，沈入牛尾嶺水庫。殘忍是無邊的。柳州鐵路局的一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六八年十月七日，因六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志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武裝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衆（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取□骨。更殘忍的是，由於□骨埋的時間不長，□骨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骨。」這是一起罕聞的殘忍事件。 在中共的煽動、策畫、組織、指揮下，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兩萬二千一百餘人，致死一萬零四百二十人。 一出地主壓迫農民的《白毛女》，被中共演了幾十年。這些遠其於《白毛女》十倍百倍的悲慘故事又該演多少年！ 沒有在這片血腥的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是難以想像出這種夙夜匪懈的深入血肉靈魂的恐懼的！ 欽州地區不經政法機關批准，群衆組織擅自成批殺人始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一九六八年春季與秋季「群衆專政」、「刮十二級颱風」時達到高潮，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方告結束，歷時長達兩年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長期持續的街頭恐怖、濫殺無辜，並非爲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消失的結果，也並非無政府狀態之下的混亂所致。請看欽州地區各級臨時權力機構更疊史：一九六七年元月底二月初，群衆組織奪權，領導幹部下臺；二月，解放軍（含縣、社武裝部）奉命「支左」，進駐各機關單位；三月，各級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産指揮部，以軍方爲主，是臨時官方機構；五月，各級政法機關實行軍事管制；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成立了由軍方、地方領導幹部和群衆組織代表結合的各級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是更具權威的「一元化」領導機構。可見，文革全過程，包括街頭恐怖時期在內，從未出現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不管是那一階段的權力機構，對各地的殺人情況皆全然知情，許多縣的公安局都派有專人收集各級各單位的殺人情況和進度（即掌握「敵社情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領導機關和負責人彙報。地區保衛組（公安政法）也同樣握全面情況，並向上彙報。各級領導不但「不加干涉」，而且並多領導者還到各地去大講「階級鬥爭」、「群衆專政」、「刮十二級颱風」。雖然沒將「殺人」兩字直接說出，但在當時殺人如麻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支援助長甚至煽動。一些縣的領導人和各縣的許多社隊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治保主任、黨支部書記還是大屠殺的直接策晝者和組織指揮者。 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殺人以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爲「立新功」，爲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已立場不堅定，策晝殺人時把自己的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一九八三年處理殺人事件時，自覺對不起外甥，亦無顔再見大姐，唯有自殺以謝罪。「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過甚之辭。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殺人後提幹的有四百五十八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六百三十七人（不含北海市）。 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升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 在紅色紀念碑「欽州地區」這塊花崗岩上，我們最後發現了以下一段文字： 在中共的煽動下，在中共各級政權的策畫、組織、指揮下，欽州地區文革中直接被迫害者達二萬二千一百餘人，其中被殺害及迫害致死者達一萬零四百二十人。其酷虐之程度，史所僅見。欽州文革善後：給蒙受冤獄的二萬一千六百餘人進行平反昭雪（占蒙冤總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八）；給死者遺屬發放了各種善後經費五百三十多萬元。對嚴重犯罪者判刑一百九十七人（平均每殺害五十二人判刑一人，還不是判死刑）；黨政開除或行政開除留用二千一百零九人（平均每殺害五人開除一人黨籍或政籍，即使開除公職，但仍可留用），留黨察看、撤職以下處分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國法黨紀處分總計爲四千一百三十七人（爲受迫害人數的百分之十九，爲被殺害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九）。 當我們準備著手將這塊花崗岩重新嵌回紅色紀念碑上之時，我的可尊敬的朋友，你是否仍然認爲文革冤獄僅是個別而不是一般、僅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僅是一個手指而不是九個手指、僅是樹木而不是森林呢？ 這絕非個別而是一般，絕非現象而是本質，絕非支流而是主流、是血污浩蕩的大河大江，絕非一個手指而是九個被釘以竹簽拔掉指甲壓碎骨頭最後齊齊斬斷的指頭，絕非獨木而是一大片森林、一大片每個枝叉上都懸挂著胳膊、大腿、心肝、膽腎、眼珠、頭顱、乳房、耳朵、生殖器官、連著頭皮的長髮的滴著血雨的恐怖的森林！ （注：本文系鄭義在國內逃亡期間所著《紅色紀念碑》一書第六章《冤獄奇觀》之節選。由於文章較長，注釋刪去。） 錄自曉沖主編《禍國的輝煌》下冊，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博訊新聞特別刊載) | |
NO:1299_15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2:09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淩瑜 很早就好像在甚麽雜誌上看到：王震率部隊入疆時，在一些城市進行徵兵，徵兵物件是一些女學生。這些女兵到了新疆，就被供應給駐守的共軍軍官。 當看到這些報道時，很不相信，從小從報刊、書籍、電影上看到的都是國民黨軍隊如何搶掠姦淫，而解放軍個個都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遺憾的是，事實並非這樣。大陸的《家庭》雜誌九九年八月號發表了署名張海峰的《共和國首批西征女兵婚姻傳奇》，披露了王震部隊集體逼婚的事實，令人不得不信。 ◎徵女兵赴疆供軍官享用 該文章介紹中共用欺騙的手段，把女兵騙進了新疆，供共軍軍官享用： 『一九四九年八月，甘肅臨洮解放了。這個往日寧靜的文化小城立刻熱鬧起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一兵團開始在臨洮大規模吸收女學生參軍，女學生參軍立刻成了一種時尚。』 這些女學生兵走路走進新疆的。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到一九五零年三月底，一百五十名臨洮女兵從家鄉出發，行程近萬裏。來到南疆喀什參加新疆的開發建設她們不僅是共和國首批西征女兵，而且是唯一一批徙步進疆的女兵。西征途中一千八百公里最艱苦的里程，她們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女兵們稱自己的婚姻爲「半包辦半自願」，即組織介紹，個人同意，是一種介於包辦和自由戀愛之間的形式。 『其實，當年女兵進疆的另一潛在使命是解決幾十萬大軍的婚姻問題，以穩定軍心，保證祖國邊疆的長治久安。在臨洮女兵之後，全國各地又有女兵奔赴新疆，事實上也肩負著這個使命。』 這說明王震之流根本不把這些女兵當人看待，而是把女兵當作男人的發□工具，與類似慰安婦無異。 ◎不甘「拉郎配」女共產黨員當逃兵 一個女共產黨員不甘中共的「拉郎配」，毅然離開了部隊。 『臨洮女兵在吐魯番時，部隊就吹過風，要讓這些有文化的女學生們跟那些年長的部隊幹部結婚。但許多女兵看不上那些年長的「老粗們」，立刻鬧開了。部隊趕緊做安撫工作，才平息了女兵們的憤怒。 『一位十八歲的女兵，被領導找去談話，領導說：「你是黨員，要帶頭行軍，帶頭結婚生孩子。」這個女兵說：「甚麽都可以帶頭，就是結婚不能帶頭。」這個年輕的女兵在雪山戈壁前不曾退卻，卻被這幾句話嚇跑了，就此離開了部隊。 『初到教導團，上面讓每個女兵寫一份自傳，主要目的是□解大家的婚姻狀況。這時候，一位年紀稍大的女兵想了個辦法，給十來個姐妹每人發了一張男同志的照片。結果這十來個女兵都填上了「在家已訂婚」，胡編了一個名字，還附上了男方的照片。楊伽利是直性子，表一交上去就害怕了，這不是明擺著欺騙組織嗎？要是上面查到了怎麽辦？其實她的擔心是多餘的，部隊很快就知道了這是女兵們在胡鬧，壓根兒沒去理會。 ◎年輕男兵無權談戀愛 『部隊的管理非常嚴格，明文規定：十年軍齡、八年黨齡的男兵（即當時所稱的「老幹部」）才能談戀愛，這下子自然把年輕的男兵排除在外了。』 年輕的男兵慘被剝奪戀愛的權利，他們在這場荒謬的逼婚運動中，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首長們一個個摟著年輕十歲八歲而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姑娘。當時這些年輕男兵的心理怎麽能平衡？ 年輕的男兵和年輕的女兵年紀相仿，他們比較有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語言。相信一定會有很多年輕的男女兵相愛。可是在中共的規定下，一定有許多年輕的愛侶被拆散，因爲這些女兵已成「禁品」，專供首長，年輕男兵免問！ ◎女兵成獎賞功臣獎品 『有天晚上，高蘭英被政治部主任叫去了，主任說「你最小，聽說你們臨洮娃還要找你們老鄉，要找個學生，還要會唱幾句秦腔。」高蘭英不知主任甚麽意思，只管悶頭聽著。主任又說：「你們老是嫌「老幹部」老，「老幹部」怎麽老的？他沒文化，爲甚麽沒文化？他要是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結了婚，誰來打仗？全中國誰解放？」說得高蘭英無話可說。主任又因勢利導：「李中慶（後來成了高蘭英的丈夫）這小夥子不錯，人又老實，工作又好，你考慮考慮。」高蘭英不置可否。這時候，她還沒見過李中慶，能說甚麽呢？ 『主任找高蘭英談了兩次話後，主任的妻子又找到高蘭英，找了個機會，給她指認了站在遠處的李中慶：「那就是給你介紹的物件。」年長高蘭英十一歲的李中慶，當時是營級幹部，個子不矮，看起來很精幹，因爲經過炮火的洗禮，和其他老幹部一樣，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得多。 『儘管高蘭英沒有點頭，但按部隊的安排，她和李中慶還是進入了「戀愛階段」。』 ◎女兵的黑色「星期六」 『當時因爲住房很少，設備又極簡陋，部隊流行「星期六制度」。 『教導團只有幾間辦公室，周六，勤務兵把女兵叫來，和指定的物件「培養感情」。高蘭英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情景：房間裏放著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面對面地擺著。兩人見了面，也不知道該說甚麽。高蘭英把頭埋得很低，「老幹部」問一句，她回答一句。「老幹部」很正規，問的問題也很正規：「你是哪里人？」「家裏幾口人？」「家裏來信了沒有？」「最近學習怎麽樣？」幾句話說完，兩人都不知下面該再說甚麽，只好長時間沈默。「談話」結束，高蘭英「解放」似的跑回宿舍。 『女兵們完全不懂甚麽叫「戀愛」，總覺得像在認真地回答上級的問話。女兵們就怕星期六有人叫…… 『又是一個星期六，爲躲避「談話」，嬌小的高蘭英一聽到窗外有腳步聲，馬上藏進了棉花堆裏。 『「星期六約會」進行了兩個月後，婚姻如期而至。一九五○年除夕，在送舊迎新的喜慶中，高蘭英、楊伽利等五對新人舉行集體婚禮。 『當時的「結婚證」很特別：男方打一份報告，兩人都簽個名，組織一批，就算是合法婚姻了。 『婚禮結束，入「洞房」。「洞房」就是平時的辦公室，不同的是多了張雙人床。新婚之夜，高蘭英坐了整整一晚上，心裏充滿了恐懼。她實在不能把這個「丈夫」和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有的女兵還用被子把自己密密實實地裹起來，不讓「丈夫」靠近。 ◎爲擺脫命運假戲真做 『文彬蔚和史國基是臨洮學生兵中唯一結爲夫妻的，被同學們稱爲「自由戀愛」。他們兩人談起那段往事，都很感慨。 『西征途中，十九歲的又彬蔚放心不下弟弟和三個侄子，部隊休息時，她常去男兵那裏看看他們。去了幾次後，她注意到一位年輕男戰士，年齡和自己相仿，高高的個子，眉清目秀，雖然穿著厚厚的軍裝，依然透著一股斯文氣。她不由得多看他幾眼，小夥子也含笑迎著她的目光。 『部隊又走了很長的路後停下來休息，連長點了幾個人去伙房幫忙。文彬蔚負責包包子，她突然發現幹包子皮的小夥子似曾相識，小夥子也記起了她，兩人相視一笑，點點頭，又忙著幹活了。雖然沒說一句話，兩人也算正式認識了。 『部隊走到吐魯番時，組織上讓大家填個表，主要是□解婚姻狀況。許多女兵都紛紛編出個假未婚夫填上。文彬蔚想：「假的終究是假的，一查就露餡了。不如填個部隊上的，好應付過關。」於是，想到了那位小夥子，這才發現還不知道人家的名字。 『這時候，正碰上部隊發棉手套，每人一雙。文彬蔚拿到的手套太大。一次，她去看弟弟時說起這事，還說因手套不合適，手凍壞了。那位小夥子聽見了，馬上脫下自己的手套換給她：「我的手套暖和，你戴上吧。」誰知道，這一句話就鎖定了兩人一生的緣分。文彬蔚從手套上知道了小夥子的名字：史國基。於是在未婚夫一欄，她填上了他的名字。 『後來部隊調查此事，女兵們一心促成他們，異口同聲咬定確有此事。部隊又去問文彬蔚的三個侄子，他們也說姑姑的未婚夫是史國基。於是領導認定他們兩人是在家裏就「訂婚」的。領導把他倆叫到一起說：「你們兩人在行軍途中都表現很好，你們的事，我們支援。」文彬蔚這下子懵了：假戲被「演真」了。 『文彬蔚根本沒想到要結婚。小夥子是真心的，連打了三次結婚報告，文彬蔚都沒簽字。不久，部隊有一個去烏魯木齊學習進修的名額，落到史國基身上，戰友們羡慕不已，他卻不肯去。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這一回，史國基流淚了。於是政委找到文彬蔚說：「人家已打了三次報告，你這回要是再不簽字，我就替你簽了。你不答應，人家不去上學，怎麽辦？」 『政委親自操辦，一九五○年八月一日，兩個年輕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周後史國基就去烏魯木齊學習了。後來，文彬蔚問他爲啥當初不肯去學習，史國基說：「我一走，你就讓別人搶跑了。」 『這對被同學們誤傳爲私訂終身的年輕人，婚前其實沒有談過一分鐘的戀愛。』 這對年輕男女兵之所以有情人成眷屬，原因是女主角文彬蔚在填表時弄虛作假，爲了擺脫嫁給中共老幹部的命運，在未婚夫一欄中寫下同鄉男青年史國基的名字。不然照中共的規定，史國基軍齡沒有十年、黨齡沒有八年，根本沒有戀愛的權利。 ◎女兵不同意則「強行結婚」 『六十六歲的任秀英臉上仍依稀可見當年的俊秀。她是臨洮女兵中出了名的「秀女」參軍那年她才十六歲。 『任秀英是獨生女。母親沒生兒子，一心指望女兒能在身邊，將來有個依靠。 『任秀英也一直惦念著母親，總想：「在新疆呆上兩三年後，一定回家去」看著身邊的姐妹們紛紛出嫁，她卻在心裏抗拒著可能到來的婚姻：「如果一定要找，就找個同鄉，將來一同回家。」 『無論部隊給她介紹誰，無論介紹人說甚麽，任秀英都不肯點頭。最後，領導給她介紹了大她十歲的邸舟──高高大大的河北漢子，當時是部隊的組織股股長。 『星期六見面，任秀英總是設法逃避，有時乾脆藏在女厠所裏。躲不過去了，她就來個一問三不知。 『邸舟急了：「你對我有甚麽意見，直說嘛。」 『任秀英說：「甚麽意見也沒有」在心裏，她抱定了不找外地人的念頭，但又不敢實話實說。 『後來，邸舟一再追問，任秀英才道出實情：「我媽媽就我這一個女兒，盼著我回去，在家裏找女婿，將來給他們養老送終。」 『樸實厚道的河北漢子一聽，馬上說：「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可以給他們養老送終。我家弟兄四個，我在家裏也沒有訂過婚，你就放心吧。」 『任秀英深受感動，但她又說：「我想回家去！」邸舟馬上說：「到時候，我和你一起回去。」 『無論任秀英提出多麽苛刻的條件，邸舟都答應任秀英並非鐵石心腸，但還沒有最後打定主意嫁給他。 『又一批姐妹出嫁了。 『一天傍晚，任秀英和幾個戰友在營房乘涼，聽說會議室佈置好了，卻不知今晚誰結婚，於是都過去看熱鬧一到會議室，任秀英突然被大家推到前面：「今晚就是你結婚」任秀英再說甚麽都太遲了。』 ◎王震經驗的推廣 其實，要解決共軍軍官的婚姻問題，完全可以讓他們回家鄉娶老婆。不過，可能這些出身農村的軍官都會嫌家鄉的姑娘「土」，而喜歡城市的「學生妹」，因此王震才會用欺騙的手段把大批學生妹誘到新疆。 王震的老婆王季青也是個大學生，據說當時和新四軍的一個將領談戀愛，後來那位將領在戰爭中失蹤了。經他人做工作，終於下嫁王震。但流氓習氣很重的王震和大學生妻子格格不入，兩人經常吵架，成了怨偶。後來，兒子們成了王季青的精神寄託，才維持了兩人的婚姻。 王震把自己的經驗推廣給他的部下，相信一定造成了許多女兵愛情婚姻和家庭的不幸，只不過是作者張海峰不敢寫。因爲一寫了這些，該篇文章就不可能發表了。 錄自曉沖主編《禍國的輝煌》上冊，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 | |
NO:1299_16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2:13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寒山 人們都聽說過徵召慰安婦的故事，也知道拐騙婦女的罪惡。但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中共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行徑。 話說1949年夏秋之交，剛剛解放的甘肅忽然掀起了一個大規模吸收女學生參軍的熱潮。在臨眺，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說他們將在省會蘭州組建軍政幹校。女孩子們一聽去省會上學，便紛紛報名，在臨眺一地就招了一百五十人，平均年齡只有十四、十五歲，最小的只有十二歲。 這批女學生離開家門到了蘭州，但幾天之後她們忽然被通知說要派去新疆。一聽根本沒有什麽幹校，而是要去遙遠的戈壁灘，女孩子們立刻哭成了一片。但革命軍隊是不相信眼淚的。不久，她們就被編成教導團向新疆徒步進發，每天要像成年男子一樣在沙漠戈壁中走七、八十裏，常常走到深更半夜，倒頭就睡，有時早上醒來才發現睡在了一個又潮又濕的馬圈裏。經過這麽一番折騰，這些女孩子身上的嬌氣去掉了一多半，接下來只要有頓飽飯吃，有個溫暖的地方睡覺就滿足了，再也不會去做什麽軍政幹校的夢。這是讓她們乖乖聽從擺佈的第一步。 到了南疆之後，這些十多歲的女孩子立即被分配去從事建設邊疆的勞動。當時的生活狀況嚴酷到了女兵們只能和男人一樣勞動和生活，而忘記了自己的性別的地步。爲瞭解決頭上的蝨子，她們甚至必須理光頭髮。經過這麽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黨認爲這些女孩子身上的驕嬌二氣已經被打掉，到了向她們亮底牌，要她們用自己的身體爲革命做貢獻的時候了。 原來，在這場爲軍政幹校招收女兵的鬧劇背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騙局，其策劃者是第一兵團司令王震。當時奉命進疆的王某深知，要讓幾十萬大軍在新疆長期安心駐守下去，爲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必須要向那裏輸入大量的女人以安撫那些軍官，於是便想出了用軍政幹校招生的名義把女學生騙出家門，再強制送到新疆的絕主意。 這些女孩子們被通知說她們必須服從黨的安排，和組織上指定的具有十年軍齡、八年黨齡的男人結婚。政工幹部和她們談話時訓斥說：你們老是嫌老幹部老。老幹部怎麽老的？他沒文化，爲什麽他沒有文化？他要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結了婚，誰還來打仗？全中國誰解放？經過這麽一番強詞奪理，這些女孩子都被分配了一個比自己大十來歲的幹部。 當然也還不是馬上就用紅頭布一裹送入洞房，畢竟是革命隊伍，不是土匪山大王。革命隊伍有革命隊伍的逼婚法。每到周六，勤務兵們就來到女兵宿舍，點名把女兵叫到辦公室，和組織上分配的物件培養感情。這樣過了只有兩個月，組織上就採取措施給老幹部們圓房。1950年除夕，首批五個女兵集體結婚，這時距她們離開家門只有四個多月！其中一個姓高的女孩子當時只有十四歲。 然而，這幾個新娘還算是幸運的，因爲她們畢竟知道自己的大喜的日子。還有人被糊裏糊塗送進洞房的。有一個姓任的獨生女，媽媽臨行前一再叮囑盼著她很快回去，但是在革命隊伍裏，她卻根本不敢實話實說，只是一直躲著那個組織上分配給自己的老幹部。有天晚上聽說會議室佈置好了，有人要結婚。她和別人一起去看熱鬧，一進會議室卻被大家突然推到前面，組織上宣佈，今晚就是你結婚。那年她剛剛十六歲。 王震一向被中央吹捧爲鎮守新疆的功臣，但這個招收女學生上軍政大學的騙局卻揭露了他犯下的不可赦的罪惡：就以紮根邊疆爲名把大量女性送進軍營讓她們用肉體爲政治目的作出犧牲而言，與強徵慰安婦相近；而其連騙帶逼、強迫嫁人有比拐賣婚姻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有一項十惡不赦的罪行：強迫未成年的少女結婚。當時新中國正大張旗鼓地宣傳婦女的新生和新婚姻法對她們的保護，並懲辦了一大批迫害婦女的罪犯。如果歷史公正的話，欺騙和強徵十四、五歲的良家少女從軍並強迫她們嫁人的王震又該當何罪。 | |
NO:1299_17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3:10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崇禮血案◎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04-15..03:01.shtml (一)中共又一次大屠殺 今天我們完全知道了一件慘絕人寰的中共屠殺崇禮縣人民的事實。 事實是這樣∶本月九日，察北共軍陳宗昆約三旅之衆，乘國軍恪遵停戰令不采任何行動的當兒，突然攻佔距張家口九十華哩的崇禮縣城，盤據三日，到十二日方由國軍予以收復。在共軍攻入縣城的三日間屠殺焚燒無辜的男女老幼千餘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粹腦裂屍，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亂刺。血手所及，連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和幼稚的兒童，都不免一死，崇禮養老院被放火焚燒，院中老人逃出者僅一人，其餘全部變成了焦炭。不滿十歲的兒童，被共軍挽到街上當皮球來踢，踢來踢去，以被踢兒童的哀號慘叫爲樂事，等踢得將死，才用一條麻繩勒死那兒童，兒童死於這踢皮球的魔鬼手裏者，數達二十餘人。崇禮天主教堂的一位外國老神父，告訴參觀劫餘崇禮城的人們∶「我今年六十多歲，傳教已四十年，到的地方很多，兩次世界大戰我都經過，從沒有見過這樣慘這樣可怕的現象。不但殺了神父（徐神父），而且燒了教堂。更慘的是把二百多個教民，燒死在教堂裏，一個十餘歲的小孩，曾逃了出來又被投進了火坑，你看多麽慘！」共軍又不僅殺人放火而已，並且是一面殺人放火，一面搶劫居民所有的物資，連孤兒院二百多個孤兒的衣著也被剝得精光。劫後的崇禮城，到處都是慘死者的屍體，到處都是劫餘的灰燼，並且到處都是父母哭子，孀婦哭夫的聲音，身曆其境的人們，莫不懷疑自身是在做一場惡夢，幾乎不相信世間有這種慘無人道比神怪小說裏的魔鬼更兇殘的吃人活魔。 中共本是靠殺人的血手來奪取政權，其到處伸出屠殺的血手，本不足怪，但過去的屠殺還多少留著自己辯護的口實。說某也國特、某也土豪劣紳、某也頑固分子，所以要殺。現在則不然。現在屠殺到了養老院中的苦老人和黃口的孺子，連任何藉口都不要了。過去讀史者，都爲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慘怛墜淚，後之讀史者，倘讀此次共軍在崇禮的屠殺暴行，則將無淚可揮。過去人們數殘忍的賊魁，必先數李闖、張獻忠，今則共軍的每一將領，都更比李闖、張獻忠爲殘忍，大家應爲之首屈一指了。 中共或者還以爲這種屠殺手段，足以奪取政權，亦未可知。但事實上，中共越是伸長殺人的血手，就越發加速其自身的崩潰。最近中共到處進攻都終於失敗，就是中共殘忍成性，人民憤恨達於極點的結果。人民的向心力，決非屠殺所可招致，屠殺不能引起人民的歸心，只能造成人民「與汝偕亡」的心理。中共如果要在政治舞臺上活躍，那就必須放下血淋淋的殺人屠刀。而今中共一隻手想抓政權，另一隻手卻握著血淋淋的殺人屠刀，以「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恫嚇人民，人民那有不倔起自救的道理？孟子說「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我們以此警告中共。中共倘仍執迷不悟，則必有自食其果的一日。 我們過去還以爲中共終有自動放下屠刀，爲人民留一條生路，爲國家留一線生機的一日。今觀於中共在崇禮縣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能再存中共能自動放下屠刀的希望了。但我們雖已絕望於中共的自動放下屠刀，而在人民已不甘坐待中共屠殺的今天，我們深信中共手裏的屠刀，縱不被奪，也將鑄成自殺的大錯。 （京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二)察省民衆代表飛京報告崇禮血案 察哈爾省民衆代表李竭忠，自察飛抵首都，以共軍屠殺崇禮之慘況向全世界人士公佈，並呼籲予此絕滅人性之劊子手以有效之制裁，爲崇禮千餘被殘害之無辜民衆雪仇。李氏稱∶政府頒佈停戰令後，察省前線國軍遵令停止行動，共軍見有機可乘，竟於十二月九日夜發動三個旅的兵力，向崇禮縣城偷襲。駐城國軍一方面因恪遵停止衝突令，一方面寡衆懸殊，不得已忍痛退出。共軍進入後，即大肆屠殺，參加保障城垣之七百餘農民首被俘虜，以繩索串縛，驅之遊街，隨走隨殺，街頭巷尾，遍處均遺有死屍，最後剩餘三百餘人，被驅至東南城角，以機槍射死，集體大屠殺。零星之殘殺隨處發生，無論老弱，無論婦女，均爲共軍刀鋒之物件。而婦女複多遭姦淫，並有被割去陰戶、乳頭而慘死者。天主教堂內積屍達三百餘具，堂中修士貞女均被害，徐神父亦同時慘死。教堂內複有被火燒焦之屍體十餘具。據目擊者談∶此等被難者均赤身不挂，以草繩縛爲爲一束，置於澆有火油之柴堆上，引火燒燃，草繩燒斷後，掙扎欲逃。共軍圍於四周以刺刀劈刺，最後終於在刀劍與火灼中慘斃。共軍盤據崇禮三日，國軍收復後，檢獲被害人民屍體千餘具共軍退出時，複四處縱火，並將人民所有財産搜括捆載而去，甚至未完工之布鞋底亦成爲共軍之髒物。死難最慘者，有一家十二口盡被殺害。李君謂∶劫後崇禮傷心慘目之情景，非目睹者殆難想像，而言語筆墨亦難傳述此魔鬼的恐怖巨制於萬一。李君攜來照片多幀，令人慘不忍睹。察省旅京人士會同李君在國大會堂休息室招待中外記者報告崇禮血案情形。（京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錄自共軍屠殺崇禮紀實，國防部新聞局印行） ◎不亞于南京大屠殺的長春大屠殺◎(網路文摘）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採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製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長春圍困前有居民約五十萬，經過五個月的無情圍困，至中共“解放”該城時，城中只剩下了十七萬人，實堪和“南京大屠殺”媲美了！對這樣慘絕人寰的“誤殺”，就連當時一些被迫執行圍城命令的中共士兵都看不下去，很多人問：咱們是爲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亡靈已遠去，而對此等“誤殺”，從那時至今，卻未曾見一個中共喉舌去追問究竟？ | |
NO:1299_18
| 讀讀樂 於 2002/10/02 23:49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商城日記----1959.10∼1960.1 | |
NO:1299_19
| 讀讀樂 於 2002/10/03 10:3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博訊1月24日消息】 高天民 每年春節都會聽到“恭喜發財”的老調，在距今半個世紀之前，那時上海還未易幟，過舊曆年時這句老話就如同順口溜，碰到親朋不約而同脫口而出。中共建政後什麽都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土改時的貧下中農，氣勢何等逼人；地主富農則性命難保，幸能存活者終身勞苦，還累及子女，所以在窮富顛倒許多情形下，當時還有誰敢說“恭喜發財”呢？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產黨早來二十年，我也可以當上共青團團員，但四九年時我已當上了老闆，雖比地富好些，還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頭銜，似可苟安一時；可是我的感覺已經大不相同了。 這個世界好像是毛澤東“創造”的，什麽事都要重新開始，語言、文詞也得從頭學起。那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大喇叭裏傳來的惡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隨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銳的歌聲，馬路上人頭擁擠，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襲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誰。 “來了來了……”大客車上滿載著反綁的人，一輛一輛地開過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後一批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清一清”罷；至於“算一算”，也不知找誰算？怎麽個演算法？當時我的政治智商等於零，我想我只是一個小本經營的小商人，從來不過問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產黨的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買賣。之前抗日勝利，我從重慶到上海，聽到沒有離開的同業們說，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照樣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產黨是中國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對他們，這“算一算”總不會算到我頭上來吧。 國民政府退至臺灣，在大陸留下很多物資。美國各牌汽車多需要修理，我們做的剛巧是汽車材料生意，開始同三野（第三野戰軍）交易。此時我們心裏總是戰戰兢兢，不敢多賺他們的錢，老老實實只求過太平日子。共產黨警告幹部說上海是個大染缸，要當心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腐蝕。現在我們正和他們接觸，萬一哪位幹部出了什麽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們也特別提高警覺接待這些客戶，絕不請客送禮。到他們辦事處去連系工作時，看到幹部們生活非常簡樸。雖然住在國民黨高官留下的高級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長板凳和像課桌一樣的三屜寫字臺。他們赤腳困地板，怎不令人肅然起敬？由於他們繳獲的美國汽車都要修理，我們的生意也做得火紅，這光景持續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爲止。 三反是針對共產黨的幹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可說是五反的前奏。爲什麽這麽說？因爲幹部在外採購，有否接受資本家的接待、送禮，或者拿過回扣，這筆賬往後在五反時是要和資本家算的。每個單位都搞得轟轟烈烈，這就難爲了奉派在外的幹部們了，因爲他們就是三反的主要物件。在群衆激烈的鬥爭中，怎麽也說不清，聲稱沒有受賄就是抵賴，今天不交代還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還有黑夜要熬。這樣子搞，沒有的也只好說有；有了還不夠，還要加碼，否則休想過關。這種硬逼出來的口供，就被當作日後五反時對商家老闆清算行賄罪的鐵證。 三反的浪潮將過，五反正待開場。此時和我店裏交易過的單位，已迫不及待派幹部從各地來上海，拿出他們從三反中掌握的“鐵證”，陸續上門找我們算賬。我們店裏的三個老闆都成了他們的靶子，每天一早，店裏的電話響不斷，都是“快叫店負責人來我處交代問題”的，我們三個人只好分頭準時趕去受審。 我們交代行賄多少錢，還得與他們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這可難了，只好硬著頭皮聽鬥吧。這段時間店裏還會有電話來找，職工回話說∶“老闆都出去交代問題了。”但對方不饒，一定要問清楚所去單位的電話號碼，然後去電連系，所以我們去了一個單位，罪還沒有受夠，不停地有電話來叫……。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從早到夜，馬不停蹄地奔走於過去的各客戶之間。試問我們的口供，怎麽可能和對方核實？對方是私設公堂的法官，我們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潰。 我們就這樣在私設公堂中受審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電話前去受罪，有一天我們等到上午十時多，一通電話也沒來，心想今天怎麽會如此太平？突然一幫子人出現在店裏，爲首者自稱是五反工作隊隊長，今天是到店中檢查。他講過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後，接下來就要我們三個老闆去交代問題，於是我們就被押走了。 工作隊來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們隨後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樓，這是一家三開間門面的店鋪，他們把我們三人隔離，各踞一間，陽臺的落地門都用粗鉛絲綁緊，每房有四位幹部同住，日夜監視，上衛生間時也跟著，以防我們自殺。 這種青天霹靂般的折磨，誰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這股大浪即將臨頭，但又絕對不願暴露個人隱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闆。我的店也有該行的投資，他們深夜留在店裏，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看來極其痛苦，瀕死時的掙扎，連緊扣在腳上的皮鞋也踢落到牆角。 當時剛好有兩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擡到殯儀館，擡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們自殺的店門前。自殺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還到我家來過，我聽他講話很消極，還勸過他∶“我們只有逆來順受，至多把我們的財産全部交出，看來還不致會殺頭……”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對他竟難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 五反是專門對付工商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我們在被關之前，也曾討論過該如何應付？當年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當然走坦白之路，對五反自問∶第一、我們對來店的幹部，一貫戰戰兢兢，連一枝煙也不敢敬他們，怎敢向他們行賄？第二、我店經銷都有發票可查，平時稅務局管得極嚴，從未有偷稅漏稅的前科，我們的賬目非常清楚，可向稅務局專管同志去瞭解。第三、怎樣算盜竊國家資財？我的店從未盜賣過國家一草一木，如果說有賺錢沒虧本就是盜竊的話，我們把盈利全部捐出來好了；第四、反偷工減料，我的店從未製造或修理東西，只是販賣而已，也從沒以次級品充好貨給買主；第五、至於經濟情報，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這些是我們真實的想法，五反工作隊怎麽搞，我們就照這樣去坦白，還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隊長到我房間，先問我∶“你是常州人嗎？”又說∶“我們常州有句俗話，“人怕出名豬怕壯”，你知道嗎？”我說∶“知道知道。”然後他又不嫌煩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後總結說∶“你的店五毒俱全，徹底坦白還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講得義正辭嚴，威儀嚇人。但我想到舊社會黑道擄人勒贖，苦主爲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籌款贖人，聽到綁票案的人都會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想不到這句話竟會用到我身上來了。 什麽五反？只不過是向工商戶伸手要錢，否則叫我們好看罷了！我心裏已作好準備，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給他們，所以我日夜思考過關。幾天來工作隊看我交代比較具體，就開始對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違法的事情。我們經營的貨物，都是從國外來的，進貨款都要外匯。廣州地下錢莊專門與進口商套外匯，我們彙人民幣給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匯，然後辦貨內運，這原是習慣做法，因當年共產黨亟需美國的汽車材料，現在車修得差不多了，又反過來算這筆外匯賬。可是廣州那家錢莊的所有客戶往來賬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隊手裏，他們用這一點威脅我說∶“就憑你私套外匯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給你一個從寬處理的大好機會。老實對你說，我們已具體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時我只好說∶“一定坦白。”他們說什麽，我全認，行賄、偷稅、漏稅都按他們掌握的材料辦；至於盜竊國家資料，我正在和他們討價還價，我說至多不過二、三萬元，話還沒說完，就馬上遭到斥責。我想再加些吧，如果總數在十萬元之內，還可以勉強應付，若要再加碼，那就不堪設想了。 我陸續往上加，但堅持不超出十萬元。隊長冒火了，指責說∶“說了半天還是雞毛蒜皮，差得太遠太遠……”隊長所以如此說，自是按五反對我店的要求而來，同時也聽了店中職工的檢舉揭發。當時老闆既無解雇職工之權，職工對老闆的態度也大大的改變。但工會指示什麽，他們就去做什麽，比過去對老闆還巴結。這次他們奉命對老闆檢舉揭發，各人都有一套本賬。誰對老闆財産檢舉得少，誰在五反運動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儘管胡說亂道。因此我所堅持的十萬元之內，與他們所說的數位比較起來竟是雞毛蒜皮。既然如此，我們總歸是完了！共產黨就是這樣來搜刮工商界嗎？我越想越不對頭，堅持了幾天，謾駡、威嚇、疲勞、審問，終於使我垮了下來，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罷！ 我被逼得無路可走，這時說老實話，根本已行不通；出於過關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氣，自動加碼十萬，不行就再加二十萬，這樣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萬，隊長才認可了，卻要我說明這一百六十萬的來龍去脈，我只好再來一個彌天撒謊，胡編亂湊，好不容易才寫出來了。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裏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産；即使把三個老闆的私産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位的虛假。 工作隊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們三人獲釋，另外二人還不知道怎突然會被釋放？我說∶“這筆大生意，隊長和你們都談不成，逼到我頭上來了。我們誰也受不了這樣無限期地關在這裏日夜批鬥，只有求釋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說以迎合他們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們一聽一百六十萬的數目時，驚叫說∶“這怎麽了得！”我說∶“眼前我們過關保命要緊，也只好作繭自縛，總比關在這兒挨鬥、等死強些。”於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關了三周之後，已被鬥得七顛八倒，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隊長率些幹部找上店裏開職工大會。開會前隊長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來，另兩位站著被鬥。原來因爲我算是坦白過的，故而有此區別對待。此會主要宣佈本店老闆已經“徹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爲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作爲從寬處理。（如果是第一檔，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後隊長和我談話，就換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態度，要我留在工作隊參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現身說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瞭解工作隊的情況。 工作隊人員是由機關部隊的幹部湊成，副隊長是當地公安局派來的。五反開始是先搞典型戶，來我店共有五十位幹部，由隊長帶頭，搞好我店之後，這五十位幹部都當上了隊長。我參加了上海市十六萬工商戶的全面五反，分別在幾處開大會說明五反政策，並上臺現身說法。主要是講“五反的坦白從寬，已在我店落實；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樣從寬處理……”一時間我這個謊話連天的人，竟成爲面臨五反難關的工商戶羡慕的物件，屢屢上了報。 在我店近鄰有一家商行，專營進出口軸承，也是三個老闆，他們被隔離交代，最後只有其中一位寫了坦白書，我看到那個人情緒特別低落，當他們交代可以通過的那天，我趁監視他的人不在的片刻，進去對他說∶“你們的問題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沒想到在我離開他約二小時以後，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幹部一時鬆懈，竟由二樓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嗚呼。 其實當時政策上並沒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時還留著我們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兇殘的鬥爭，所以在運動中寧可走上絕路。當時報紙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頭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去的都是腐壞的食品，這是奸商圖利陷害志願軍的滔天大罪，言之鑿鑿，聞者髮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頭享譽國際，老闆怎會把壞食品裝罐頭去自毀長城？而且廠裏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産，怎麽會出這傷害志願軍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項重罪，要他自動自覺把錢拿出來。 此時五反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闆們，所聞、所見、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膽戰心驚。想想與其蒙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鬥得痛苦，所以跳樓、服毒、上吊成了常見之事，但報紙對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資本家們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聞常傳聞又有人自殺的消息，人們聽了也習以爲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園，原是幾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裏吃過飯。老闆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氣，平日克勤克儉，孜孜於自己手創的企業。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放棄上海的生意，跟隨政府內遷，當年到過重慶、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園如遇故人。這位先生也是一位愛國而有骨氣的人，五反運動逼上門來，他竟從該店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該處是鬧市，過往的人也多，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隨著時日的遷移，五反全勝收兵，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的資本家們，又回到了自己的廠店。經過這次教訓，我們發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孫子王八蛋！”打算消極地對付未來的歲月。可是當時百廢待舉，還亟需進口物資，尤其是美封鎖禁運的東西（美國汽車材料當然在內）。此時五反對我店的處理通知也來了，計行賄罰款…億元、補稅及罰款…億元、盜竊國家資財…億元、總計是廿八億元，（幣制未改前的“億”，即改革後的“萬”，廿八億即廿八萬）。並說明這是經過核實後的“寬大處理”。我們嚇呆了，這個天文數字壓下來，教人怎麽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幹了，債多不愁，聽便罷！ 單就上海市來說，五反退補也是當局的一筆鉅額收入，必須慎重處理，於是把其中大戶揀出七十四戶，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禮堂召開七十四戶大會。我們接到奉召彷如驚弓之鳥，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報到，由潘漢年副市長主講。想不到對我們這批“待罪之身”態度非常和藹，講完充滿人情。他溫文爾雅，不失書生本色，尤其表現出很體貼資本家經過五反之後內心的創痛。我還記得他當場吟出“馬後桃花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詩句，對我們撫慰有加，鼓勵大家重振精神去經營事業，政府一定會多方照顧。 他儘量避免說五反退補的話，著實爲大家打氣。所以我們在日後一段時期中，能買到出口商手中的外匯，用來購進急需的美國汽車材料。爲了繳付鉅額的五反退補，我們不得不從消極，當上自己發誓的“孫子王八蛋”。稅務員每天來店坐索，有錢就拿走，這樣持續了二年多之後，好不容易把這筆巨債還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來我店購貨的幹部，至今從來也沒見過，大概都因三反中有問題被調離了原單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買過十萬元貨物的幹部（一位年輕的解放軍，是道地的北方人），來滬順便來我店看看，他說早已不搞採購了。我還記得他說過的話∶“他媽的！三反時冤枉我拿了你店一萬元回扣，我被鬥得死去活來。被逼承認後才得過關，不但自己當上了貪污犯，也連累你們犯了行賄罪……。”沒錯，在我們五反行賄罰款當中，確有這一萬元在內，但事已如此又有什麽好說的！五反運動已成了歷史。今日看來，它只是毛澤東時代各種運動的初級階段。毛澤東帶領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道路廿七年，運動不斷，死了幾千萬人，搞得民窮財盡，下一代卻都來個突變，讓自己的子弟們先富起來。於是原來的首長們搖身一變，當上了……公司的董事長、總監什麽的，他們當官幾十年，從來不懂得商情，假公濟私倒是天生內行。這樣上行下效，各地都又“恭喜發財”起來了。 革命革了半個世紀，又走回頭路，新生的資本家都發了橫財，有些人憤慨歎息說∶“如果毛澤東還魂再搞五反，已遠遠跟不上時代啦！今日時興貪瀆，撈財花樣百出，至少要加倍來安個十反才行。”看倌以爲對嗎？ （轉載自2000年8月3日聯合報上下古今專欄，本刊有增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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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3 10:38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薛山 ◎現今困擾中共的台獨，其始作俑者竟是中共自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台共在上海建黨，提出臺灣獨立三大主張，一九三一年中共臺灣支部取而代之成爲台共新中央，但未放棄台獨。 在當前中共的意識形態地圖上，台獨實爲頭號大敵。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在終極意義上是中共極權政治的最大威脅，但畢竟遠隔重洋；海內外民運人士的反抗則仍舊無法在大陸立足；惟有一衣帶水的台獨，既被中共歸入「內政」，實際上又無法干預，因此對中共的政治衝擊也最大。 據大陸官方的批判性追溯，台獨的最早起源是在二戰以後，以一九四六年創辦《臺灣雜誌》、一九四七年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的廖文毅爲代表人物。 但實際上，台獨在二十年代末就已悄然登「台」了。 困擾中共的台獨，到底孰始爲之？ 也是共產黨──長期在國、共雙方的政治話語中幾被完全遺忘的臺灣共產黨！ 近閱臺灣陳芳明先生所著《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麥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版），才對這戲劇性的一幕略有所知。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照楣館樓上正式成立，建黨大會上通過林木順執筆的《政治大綱》，大綱的重心在於提出了「臺灣民族」、「臺灣革命」概念，並總結：台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終極目標就在於追求臺灣獨立；由此遂奠定台共「臺灣民族」、「臺灣革命」、「臺灣獨立」的三大主張。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追求臺灣解放的政治史上。台共是唯一提出「臺灣獨立」口號的政黨。 「臺灣獨立」的理論淵源，則來自現代共産主義運動的教父列寧。一戰以後，在民族主義思潮的激湯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右，蘇聯領袖列寧在左，都大力鼓吹民族自決。列寧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的理論構想，以後更明確地提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爲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爲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決定在日本共產黨指導下成立臺灣共產黨，因爲當時臺灣屬日本殖民地，據「一國一黨」原則，台共受日共領導，台共的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同年日共接受第三國際的《一九二七綱領》，表示支援「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上述林木順執第的台共《政治大綱》也是先由日共領導人渡邊政之輔、佐野學草擬的。 另一方面，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共一方也令臺灣籍黨員返台建立「中囯共產黨臺灣支部」。至一九三一年以翁澤生爲首的服從中共領導一系取得台共領導權，服從共產國際和日共的謝雪紅被開除出黨，台共新中央通過激進政治綱領，提出進行同時反帝反資的全面性「社會革命」，否定了聯合社會各階屠的「殖民地革命」。──不過，這個大中國主義的新中央並未否定「臺灣民族」、「臺灣獨立」的舊主張：事實上，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三年之間，中共也仍遵守第三國際的路線，從未對「臺灣民族」的獨立問題有過異議（據陳著注釋，蕭欣義《祖國躋帶誰剪斷？──中台關係的回顧》對此問題有深入分析，此文並己收入大陸八十年代出版的《臺灣的將來》第一輯）。 台共勢孤力單，不過曇花一現，但無論台共的台獨與後來的台獨是否有直接的源流關係，它畢竟都是台獨的始作俑者。 最早高舉台獨旗幟的竟是中共的同志。讀史至此，能無浩歎？ §列寧主義主張殖民地獨立 列寧決定性地始創具有無情效率的極權政黨，成爲二十世紀全球共産主義運動的樣板。莫斯科一手包辦中共最初的建立，又大力促成中共最後的勝利，飲水思源，沒有列寧就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沒有中囯共產黨，沒有中囯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列寧實爲中共首要的恩主。 但列寧主義無意中也給中共投下歷史的陰影。列寧在思想體系上仍承續了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原教旨，由此才形成「殖民地革命」的理念，希冀全世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分頭揭竿而起，各自追求獨立，令帝國主義顧此失彼，以減輕共産主義孤島蘇俄的壓力，促進共産主義革命在全球的最後勝利。因爲按照正統共産主義的理論，反正將來共産主義社會遲早世界大同，國家消亡，現在搞多幾個民族獨立、國家分裂，又何關緊要？這正是「臺灣獨立」綱領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而列寧死後，真正繼承他的國際本位的共産主義路線「不斷革命論」的托洛茨基一朝失勢，提倡務實的民族本位的共産主義路線（一國社會主義）的史達林大權獨攬，長期接受史達林領導的中共最終也成爲史達林式的民族共産主義。這樣，中國共産主義的現實勢必就與列寧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了。 到如今，中共仍不願揭下民族共産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神符；而在台獨的背後，是否仍遊蕩著國際共産主義的幽靈？李登輝不是曾加入過臺灣共產黨嗎？他後來在理念上在組織上固然背棄了台共，可在同情和支援台獨這一方面，不妨說他也是繼承台共的宗旨啊！ 摘自《開放雜誌》二千年八月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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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3 10:4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2001年7月27日 星期五 彭明在民主論壇發表文章指出，民主工程的實質和要義是推翻中共政權並取而代之，說穿了就是改朝換代。 要改朝換代，撇開國際支援不論，僅就國內而言，必須贏得多數利益主體及其代表人物──精英階層和多數公衆──的擁戴和參與。 是否能贏得上述人士的擁戴和參與，除了領袖、戰略、組織、策略、行動等方面令人信服外，所打出的旗幟是否有感召力、所喊出的口號是否有煽動性，也是至關重要的。 旗幟是針對精英的。旗幟是理念的濃縮。旗幟的語言要求新穎、準確、精練。它應載明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獨特的政治訴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確，同時又包含豐富的內涵，具備足夠的空間。換言之，旗幟的語言是這樣一句話：它讓人看一眼就難以忘懷，就能明白其真諦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産生共識和認同感。 口號則是針對公衆的。口號是行動的號角。口號的語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記。它應提出能滿足多數公衆強烈需求的政治承諾和主張，喚起人們對未來新社會和新政權的憧憬和希望，讀來令人無比振奮，使人産生強烈的棄舊圖新和躍躍欲試之感，達到凝聚人心並催生行動之功效。 口號：改朝換代，懲治貪官，生老病死，政府來管 民主、自由、人權、改革、反腐敗等口號已經喊了20多年，但並沒有喚起多數國人的相應。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個中緣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些口號的是非是勿庸置疑的，但效果卻是不盡人意的。理性的政治家必須正視現實，適時地抛棄舊的無用的口號，喊出新的有用的口號。 我們喊出的新口號是：改朝換代，懲治貪官，生老病死，政府來管。 ◆改朝換代──中共統治50多年來，壞事幹絕，人心喪盡。中共體制現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指望中共自身從事改革或改良，稍明事理的人已不抱幻想。一舉推翻這個腐朽的獨裁政權，代之以新生的民主政權，即改朝換代，已成爲多數國人的基本共識和強烈渴求。可以想見，當人們喊出這一句話時，內心是多麽的激動振奮和暢快淋漓。 ◆懲治貪官──人民對於作惡多端的惡官、貪髒枉法的貪官、不幹實事的昏官，早已深惡痛絕。其中，民憤最大的是貪官；加上中共官員無官不貪，惡官和昏官也一定是貪官。可以想見，當人們得知新政權將嚴厲懲治中共貪官時，是多麽的解恨。 ◆生老病死，政府來管──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生老病死僅僅是一個通俗的形像化的說法。這句話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是：全體公民的失業救濟、養老、醫療和基礎教育等社會保障事務，完全由政府來負擔，徹底消除絕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中下層人士）的後顧之憂，使全國人民，無論城鄉東西，均從改朝換代中受益。這個問題是中國老百姓目前最最關心的問題，也是中共政權既不想、也無力解決的大問題。誰能解決這個問題，誰就將是全國人民的大救星。由此可見這句話對國人的吸引力。我們不難想像，當人們聽到和喊出這話時，內心的高興和憧憬之情。 新口號可說是：朗朗上口、貼近公衆、承諾具體、利於鼓動。 當然，如果有人願在字句上對這一口號作進一步的推敲，提出更簡潔、更上口、更富有煽動性的口號，那我們是求之不得的。在此，我鄭重地向社會各界徵集民主工程的口號。我的聯繫地址爲：[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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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3 10:43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朱雀2001年8月10日 星期五 在這世紀末的最後一天，我又重新審看我們多難的歷史，我想，如果歷史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還會不會必輸給日本？ 當我仔仔細細查看甲午前後的歷史資料時，我不禁十分驚訝：原來當時我們的國力不遜於日本，我們的軍力不遜於日本。 在甲午戰爭前我們也有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中國近代礦業已開始用機器採煤，僅開平礦務局，至1889年年産量已達２４７，０００噸，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進口。１８８２年輸入天津的洋煤爲５，４００噸，到１８８６年便減至３０１噸。１８９０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爲了抵制洋鐵入口，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該廠設備先進，擁有十個工廠，三千多工人，所生産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出口到美日等國。１８７９年，李鴻章在天津成立了電報總局，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設了電線，總長度達到一萬數千里，連廈門、臺灣之間都架設了海底電纜。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爲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李鴻章也派人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近 : 代紡織業從上海、寧波、鎮江、武昌等地向全國蔓延開來。１８８２年，廣州開始有了自來水，稍後，武昌、上海也相繼辦起了自來水廠。近代化的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制藥、玻璃製造等民用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網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覺良好，躊躇滿志的話，那洋務運動三十年後中日的實力對比就更值得驕傲了，當時的清政府的歲入可不象今天一樣與日本有好大一段距離，而是日本歲入的1.5倍！我想有一個數位很能說明問題：１８７２年，李鴻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招商局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爲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白銀，這是“經濟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日本政府的總年收入才八千萬日元。 軍事上呢？“１８８４年朝鮮“甲申事變”後，清政府設立海軍衙門，決定“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爲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裝備了七千噸級鐵甲巨艦 : 二艘、二千噸級巡洋艦五艘，加上其他大小軍艦，共二十多艘；南洋艦隊也擁有了二千噸級主力艦四艘，千噸級炮艦三艘；廣東、福建艦隊共有千噸級艦艇八艘。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艦船八十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但這仍遠遠沒有實現李鴻章等人的理想，據他們設想，海軍主力艦要有二十四艘，而當時僅有七艘。八十年代開始，清政府還以鉅資修築了旅順、大連、威海、煙臺、吳淞、馬尾、黃埔等海防基地，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回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等配套設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營建，使中國擁有了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軍港、船塢、炮臺防禦體系。僅在旅順一地，就裝備了數百門德國克虜伯大炮，成爲世界著名軍港之一。 洋務運動期間，陸軍也開始過渡爲專門抵抗外國侵略的國防軍，這是具有近代化意義的職能轉變。１８６２年李鴻章到上海後，命令淮軍向洋兵學習西洋槍炮和陣法，僅僅兩年多的時間，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軍擴充到五、六萬人，洋槍三、四萬支，炮兵六、七個營。淮軍從１８７１年開始改裝當時最先進的克虜伯後膛鋼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裝備３７０多門。左宗棠所部湘軍從１８６３年開始建立洋槍隊，１８６７年進軍西北後，洋槍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後，全部用西洋槍炮武裝起來的湘、淮等近代化軍隊 : 已經遍佈東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數省。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馮子才在鎮南關大敗法軍等重大勝利，都是與清軍的新式裝備分不開的。中法戰爭中，出關作戰的滇軍主要裝備是毛瑟槍，另外還配備了哈乞開斯連發槍、克虜伯鋼炮等。陸軍不僅裝備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軍事訓練。許多軍官都經過軍事學校的培訓，軍隊的素質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戰爭初期，迅速調集二萬多軍隊開赴朝鮮和鴨綠江邊，說明軍隊的機動性也能得到明顯改善。” 在１８９０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七艘，共二萬七千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五艘，共一萬七千多噸。既使不能說清朝的軍力強於日本，也決不能說清朝的軍力弱於日本。如果我們想想今天的中日軍事實力對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艦隊，金剛級戰艦，宙斯盾系統，更不用提空軍的劇大差別。如果說我們2000年能達到小康，我問一句：我們何時才能達到象甲午戰爭時那樣的中日軍事力量對比呢？ 近來一些文章，把一堆經濟資料堆起來，而且堆的很高興，就等著去東京大屠殺了。 且不說日本也會發展，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不可能維持那麽高的增長率。我只是想問 : 我們以前是因爲經濟的原因輸的嗎？如果我們對未來躊躇滿志的話，我只想知道爲什麽我們以前在經濟、軍事實力都不亞于日本時輸給了它，而且輸的那麽慘。 甲午戰爭不同於鴉片戰爭，不是大刀長矛對抗堅船利炮的戰爭。我又一次打開那段屈辱的歷史仔細查看。是的，我們不輸在經濟實力，不輸在軍事裝備，更不輸在愛國熱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愛國的。中日初次交鋒，日艦截住運兵船高升號，船上 的清兵寧死不當俘虜，用步槍還擊日軍，最後被擊沈，絕大多數士兵遇難。在隨後的平壤等戰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戰，日軍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優勢兵力，才能攻克一個陣地。根據日軍的>記載：“大小炮彈連發如雨，炮聲隆隆震天撼地，硝煙如雲湧起，遮於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擊下，原以爲敵兵會立即潰散。然而，我軍前進一步，敵軍亦前進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時，除使炮擊更加猛烈外，亦別無他顧。戰爭愈來愈激烈，乾坤似將爲之崩裂。……”日軍損失慘重，中日的傷亡人數對比是基本相當的。 但我們還有一些敗類，如清軍統帥的葉志超。當日軍拿下平壤外城時，當日戰鬥就戰死１８９人，傷５１６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爲艱難。葉志超卻喪失了抵抗信心，傳令放棄輜重，輕裝持械，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清兵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誤傷累累。經過整整一夜，清軍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二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平壤戰役後，清軍全部退至鴨綠江邊，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在海軍上我們也並不輸於武器裝備與愛國精神。有關中日黃海海戰的參戰實力對比大部份人都看過，具體說來基本是雙方旗鼓相當，各有所長。中國軍艦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沒有投入戰鬥，參戰軍艦10艘共31000噸。日本海軍實際參戰12艘軍艦共38000噸。 中方勝在巨艦大炮，裝甲厚；“定遠”、“鎮遠”都是遠東數一數二的鐵甲戰列艦。日方強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艦管帶不少是由中國留學生擔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軍水兵也很勇敢，富於愛國熱情，士氣很高，並不亞於日本海軍。大家都知道致遠號在管帶鄧世昌的帶領下，彈盡艦傷之時勇撞“吉野”，不幸爲魚雷所中，全艦官兵共252名壯烈戰死。可很少有人知到在同一場海戰中“經遠”號負傷後，管帶林永升(他是一個留學生)臨危不懼，操輪撞擊日艦。不幸，也中魚雷沈沒，全艦270人除16人獲救外，全部犧牲。 我們輸在哪里？我們輸在制度的腐敗。象慈禧老佛爺，要做壽，要搞慶典，修園子；反正國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經費她可以任意取用，揮霍，而使北洋艦隊老化，無錢按原計劃購新艦，連吉野也因此又中國定造艦變成日本艦。甲午海戰旗艦“定遠”更是因年久失修，開炮竟震塌艦橋，讓整個艦隊失去指揮。還有一幫清朝的軍需官腐化墮落暗飽私囊，購來一些低劣的炮彈甚至教練彈充數。因此雖然有多次日艦中彈，卻未見炮彈爆炸。我不明白爲什麽這些也是同胞的中國人這麽有“膽量”，直到今天還有人敢在假藥，工業酒精兌酒，修橋上玩這些勾當，他們沒想到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清庭還是“威嚴”的。葉志超，方伯謙之流全被斬首，就連沒勸葉志超的將領也被誅殺。然而他們造成的損失卻再也補不會來了。問題是在這種制度下，再強調愛國，還是會有葉這樣的人官路亨通，還是有個誰也管不到的老佛爺，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縱觀甲午戰史，葉、方這樣的人還不算太多，北洋艦隊的官員們還沒“都爛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數官員都開始發黴，發爛又會怎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葉之所以能爬上具有決定性的清軍朝鮮統帥的位置是因爲他謊報牙山勝利。這種“大膽”作風讓我吃驚難道就不怕被揭穿嗎？我不明白我們這個民族哪里出了問題，直到近百年之後還有人敢慌報各種資訊，甚至畝産萬斤。面對歷史我默然無聲。 從小時候老師就教我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因爲清政府的腐敗。我沒認真想過這句話，直到今天我重溫歷史。我在想，如果我們已知歷史，如果時間再重給我們一次重新來過的機會，我們還是不是必負於日本？既使重來一次，我們還是必輸！我在內心痛苦地承認。任何一個史學家都知道：甲午的命運在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兩種不同的變革興起時就已種下。既使我們能僥倖獲得一二次的戰術勝利，也難逃最終的戰略失敗。 如果是經濟，我們可以強國；如果是軍事，我們可以強軍。但如果是制度的腐敗，我們又將何去何從？既使先讓我看過歷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戰爭三十年前，我放聲高叫：“不維新變法，既使三十年後經濟，軍事都不弱於人也會被打敗”又有幾個人能相信我這句話？ 後記 : 1895年2月，甲午戰敗，議和，割地賠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一個叫康有爲的人爲後世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方式定下基調，那就是聚衆請願。他聯合起18省的舉人，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公車上書”。他是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幹這件事情的。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舉人等……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爲我皇上陳之……” 他舉著如此開頭的“上清帝書”，帶領著600名舉人，浩浩蕩蕩向著都察院進發。書中向皇帝陳明：“近世日本勝我，決非其將相兵器能勝我也......”並提出了4項請求：“下罪己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他沒有因請願被殺，光緒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開始變法維新。1898年9月僅僅歷時百日的變法改革觸及到老佛爺與保守派的權力與利益。血腥鎮壓開始，有人引刀向頸，悲壯豪邁。但最大的幾個頭子(康，梁)得到通風報信，在外國的庇護下逃亡。此後雖然他們還常評價時政，以元老身份發佈看法，但在歷史上他們的聲音已經可以忽略不記。 1900年是偶然還是必然？群衆愛國主義被借來作爲慈禧低抗列強要求變法壓力的工具。義和團興起。結果不說也罷。 十年之後， 1911年，該來的日子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書和美好說詞的掩蓋背後，辛亥革命不是爲了自由民主，不是爲了富國強民，也不是爲了三民主義，更不是爲了驅除韃虜。而是因爲政府與民間一場經濟糾紛，一場鐵路權益的爭執。清朝終於滅亡了。它不是亡在孫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孫文的藥而無法治的腐敗。孫文和他的黨人前仆後續，卻沒一次成功。但大廈終於塌了，裂縫是從最下層開始的，舉戈反擊的人中又有幾人有著孫文的理想？這是一個大革命的時代，民主與憲政被唐而皇之的擡上了舞臺，成爲最激動人心的口號。但這場革命的起源與性質，將最終決定它與之再次失之交臂。 二三十年代，中國軍閥分爭，內亂不止。這一天不是源於公車上書，不是源於辛亥革命，而是源於戊戌的血迹。1931-1945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我不知戊戌變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幾個人。但死幾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於戊戌喋血的意義。也許在當時，以及以後的十幾年裏沒人看出戊戌血腥對清朝命運的最終影響。但現在的史學論述都已看到這個清晰的意義：“戊戌變法的失敗，已經斷絕了中國在清王朝後期用和平變革方式實現君主立憲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進”的手段對付變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斬殺是個信號，如果譚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卻這個事件倒是中國的大幸。 可惜他的血沒白流。也許沒人會刻意銘記這個事件，但它的象徵意義卻會被每個人都記住，從此不再會有公車上書。當下一次危機出現時，一切都晚了。如果說戊戌喋血前人們還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後就只剩下失望了。 當1898年之時，清政府還有消化的能力，引導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義之時，它一點討價還價的能力都沒了。一個權力的崩潰，另一個權力還不能有效建起，這時的改革是極艱難的，失去統一的政令與權威，破舊立新談何容易？當正常的“遊戲規則”無法建立時，剩下的只有暴力、陰謀，或其他。天佑英國，天佑日本，但我族卻如此不幸。亂大清者非孫文，軍閥割據之禍首亦非孫文，更非孫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這層道理，就象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國現在爲什麽會亂。其實看看俄國，看看羅馬尼亞，當派去鎮壓的軍隊扭轉槍口時，已標誌了一個王朝，一個威信的徹底滅亡。 也許他們正在上演著一個我們演過的故事。只是希望他們在新權威建立之後能完成必須的社會變革。 | |
NO:1299_23
| fhgj 於 2002/10/03 11:22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０２ | |
ghfjd | |
NO:1299_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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