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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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6 00:56
”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新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農村

民權主義：農民

民生主義：農業
NO:1051_2
讀讀樂 　於　2002/09/06 17:2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新三民主義講習班〕開課了！)))))

苛捐雜稅中國農民難擡頭
2002年6月13日 星期四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6/13/19002.html
【看中國報道】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全面推行農村稅收改革來遏制農村地區廣泛蔓延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導致一些農民舉行暴力示威。
農民張大女和她的丈夫、4個孩子住在甘肅省文縣一個山腳下的狹窄土坯房裏，距離最近的城鎮也有幾百公里。在她的記憶裏，她家總是有還不清的債。張大女說，她剛40歲出頭，可深深的皺紋讓她非常顯老。她和丈夫在一小塊農田裏種小麥和水稻。他們靠自己種的糧食糊口，還要做些零工，掙錢供孩子們上學。張大女說，各種各樣的稅壓得他們擡不起頭來。* 辛苦一年借錢繳稅 *張大女說，她記得，地方幹部每年都從她家拿去1,200多元教育稅、農業稅和其他各種雜稅。這相當於當地農民平均年收入的將近三倍。張大女說，她和丈夫不得不借錢繳稅，辛辛苦苦幹到年底，設法在政府稅收幹部再來之前把債還清。 張大女的公公、鬚髮皆白的劉老漢說：“你們外國人來採訪我們，這真是太好了，請你們把這裏的情況告訴我們政府，這樣我們就能吃飽飯了。”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從全國各地數不清的的農民家庭那裏瞭解到農村的情況。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地方幹部每年向農民非法徵收的稅捐將近三百億元人民幣。依照政府規定，農村地區的稅額不得超過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是農民一般被迫把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家庭收入上繳地方政府，有時甚至大大超過這個比例。農民的納稅負擔沈重，但收入卻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地區的暴力騷亂時有發生。
王志振是文縣上巴村的村長。他說：“本地農民都住在山裏，缺乏自然資源，交通也不方便，人均年收入只有450元左右。兩年來連續乾旱，很多農田顆粒無收。”王志振說，更糟糕的是，亂收費的現象至今沒有制止，地方幹部有時強迫農民繳納比規定數額更多的錢。王志振不知道稅收改革能否改善當地農民的生活。他說，農民要想做到收支平衡，只有離開農村找活兒幹。* 種田種菜難收成本 *不過，在建築工地幹活的農民都說，他們也必須拼命幹才能維持生計。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文縣中年農民幹的活是粉碎用來鋪路的石頭。他說，他種的菜只能賣1毛多錢一公斤，所以不再指望幹農活掙錢了。除去買化肥和澆水的錢，他連種菜的成本都收不回來。 這個農民有三個孩子。他說，他在建築工地幹活，每天只能掙10來塊錢。他還抱怨說，每年要爲孩子們交五百多塊錢的教育稅，而他有時還根本拿不到工錢。他把鐵鍬放在腳下的石堆上，說現在物價這麽高，他甚至不願意走出家門，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
美國之音
官逼民反 山西農民怒殺14貪官
2002年6月12日 星期三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6/12/18951.html
【看中國報道】山西省晉中市烏金鎮農民胡文海去年十月持槍瘋狂殺害十四人案件，引起大陸社會反思制度缺失。香港親中共大公報專欄文章指出，「胡文海事件」中怒殺貪官的舉動，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悲劇，大陸政府部門應徹底檢討體制缺失，避免第二個「胡文海」出現。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烏金鎮大峪村是中國北方典型的農村，胡文海世居於此。該村支書記等多人貪污公款五百多萬元的行爲，令胡文海不滿，在征得村民一百多人的簽名和相關證據後，向上級舉報村支書記的貪污行爲。相關資料被壓在烏金紀委和榆次區公安局等處，令他心生絕望，採取極端手段，表達其不滿。
文章指出，起初胡文海知道舉報材料被壓在區公安局時，曾多次找公安局經濟偵察大隊長催促辦案，大隊長先以「沒有辦案經費」搪塞，後在胡文海表示自己墊錢後，又以「人員不夠」推託，令胡文海等人求訴無門。
胡文海被判死刑前的最後陳述說，「四年來，我和村民多次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沈大海，一些官老爺給盡我們冷臉和白眼，我們到那裏去說理？誰又能爲我們作主？我沒有辦法，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權益」。胡文海怒殺貪官後，在法庭上多次表示其殺人行爲是爲民除害，在場村民對此報以熱烈掌聲。
文章認爲，胡文海事件的産生，不在於農民的「野蠻」，而在於制度的「粗放」。胡文海持槍殺人是違法行爲，也會受到法律懲罰，但是要問，到底是誰逼得胡文海槍殺十四人？如果沒有山西地方政府對待村民舉報貪官問題置若罔聞，胡文海又何必當「義士」。對此可悲案例，當局應認真檢討制度上的缺失，趕快行動起來，不要再逼出第二個「胡文海」。
陸祀:欺壓農民有罪
2002年6月9日 星期日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6/9/18740.html
【看中國報道】經常聽一些朋友講，他們出差去搞社會調查，在現今的農村，四處可以看到，張貼著這樣的醒目的大標語：“嚴禁越級上訪”、“越級上訪違法”、“越級上訪嚴懲”。朋友們說，這還決不是什麽僅僅張貼張貼標語，據他們瞭解到，一些地方還真就將那些上訪的農民以所謂的違法給以治罪，輕者抓去關上數日，重者則以擾亂社會治安判刑。
聽到朋友講這樣的事情，我的心中就氣憤不已。每天，當局的宣傳機構都在無時不刻地宣傳著什麽要加強和健全法制建設、宣傳什麽當局是保護人民利益的“三個代表”，而他們的政權機構卻如此這般地大肆剝奪人民的權利。
那些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兄弟，在辛辛苦苦勞作了一年之後，不僅要忍受著當局的打白條和各類的苛捐雜稅，即使跑去鄉里、縣裏反映農村的一些具體問題的權利，竟也被剝奪了。我聯想到我當年上大學時，一個農村的同學史某某說：“如果你一睜眼，發現你出生在農民的家庭裏，你不如乾脆馬上就死回去算了！”他那種對做爲一個中國農民的絕望和悲哀，我當時是無法理解的，因爲，我聽信了當局在農村的改革是如何如何成功的宣傳。後來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麽地可笑和呆傻。
如今，聽朋友們搞調研回來說，在農村，許許多多的農民是這樣地形容他們自己目前的狀況的：
　　“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
　　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
　　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
　　“少壯被迫去打工，剩下鰥寡與孤童。
　　又見稅捐隨風長、痛哭來世毋爲農！”
嗚呼，我那可憐的同胞、可憐的農民弟兄。
況且，即使一些農民勇敢地衝破阻攔、曆盡千辛萬苦地跑到鄉里、縣裏去反映了問題，結果又如何呢？中國當局上下穿一條褲子，仍是層層地把問題推回來，非但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些上訪的農民回村後受到的是更大的迫害。山西省晉中金山鎮大峪口村發生的血案就是一例。村民胡文海，因多次去向鄉里、縣裏反映村黨支部書記和村煤礦礦長的貪污行爲，不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回村後還遭到村裏的那些黑惡勢力組織人員的毆打和砍劈，差點丟掉性命。胡文海拿著證據，又徵集了大峪口村121名黨員和村民的簽名，跑去省裏告狀，結果不是有關部門層層推委、就是以什麽沒有辦案經費搪塞。最終，胡文海感到這一道道無形的屏障是絕對無法逾越，從而徹底絕望了。回村後，他手持獵槍將他認爲的黑惡村霸的全家14口殺死，製造了令人震驚的血案。這難道不是當局逼出來的嗎？
還有一些很窮、很苦的農民，因無錢求醫，只能信奉什麽練功祛病，結果不是被打成封建迷信，就是被定爲什麽邪教份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屢加懲治。他們不服，去鄉里、去縣裏、去省裏、甚至去首都北京反映問題，結果遭到的是更大的迫害。許多人被警察不由分說地投進了勞改營。偌大一個中國，如今哪里是講理的地方。農民弟兄們不但生活上貧窮，還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被當局任意地侮辱、壓迫，幾乎連一點做人的權力也沒有了。
這就是一個標榜比資產階級人權要優越一萬倍的社會主義的人權國家嗎？那些祖祖輩輩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養育了我們的農民、曾幫助共產黨打下天下的農民，他們的人權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中國的憲法上面明明寫著：“公民享有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爲什麽農民去上訪、去向上級反映問題，就被認定爲違法，還要遭到嚴懲呢？這不是說明，在中國，憲法不過是一個擺設，是那些有權有勢者可以任意踐踏的一紙空文嗎！
中國當局在實行了10年的封建法西斯專政之後，號稱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也已經20多年，而目前的法制狀況卻如此，中國的社會黑暗卻如此，除了令人感到遺憾，也使人深思：中國當局的改革開放不是挂羊頭賣狗肉吧！
民主論壇
NO:1051_3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1:3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三農”問題研究與我的困惑
作者：李昌平
“我曾經含著淚向人們訴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當前關於‘三農’問題的研究，讓我越來越困惑”。
11月26日，李昌平在北京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臉上透著迷惑和不安。“我願意把我的迷惑和困頓展現給研究者和執行政策、制定政策的同志，即使我說錯了，會讓別人笑話，我也不會改變爲農民‘鼓與呼’的初衷。如果我所反映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算我被說成沒有理論功底的人，又會怎樣？”
從9月1日算起，李昌平來到北京將近3個月，從鄉黨委書記、打工者、減輕農民負擔的呼籲者，今天又加入三農問題的研究者隊伍中，李昌平應該成熟了許多，提出的問題確實切中要害。
一位接觸過李昌平的學者對說，“相對研究者來說，他(李昌平)有他的優勢，畢竟長期在第一線工作，顯然比我們看問題更直接，他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更有說服力，值得注意。”
11月21日李昌平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給做關於“三農問題”的報告。在報告後，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對話)
農民負擔能否減輕
王德先(以下簡稱王)：現在比較保守的估計農民負擔是1200億元，你認爲這個數位離實際有沒有偏差？
李昌平(以下簡稱李)：我認爲遠遠不只這麽多，至少在4000億元以上。
王：你這個數位的依據在哪里？
李：全國縣鄉村所欠的債務有6000億元之多，每年僅支付利息至少800億元。義務教育僅支付700萬老師的年工資就需要800億元，每年支付書雜費、校舍維修、設備儀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債等約500億元。縣鄉政府及部門幹部有900多萬人，村組級“幹部”2000萬人，每年僅工資就需要2000億元。僅以上三項，最低年支出需要4100億元以上。
此外，全國近2000多個縣，近30000個科局和50000個鄉鎮的70萬個鄉(鎮)部門要運轉，還有400萬個自然村近8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公共品需求，這些每年至少需要開支3000億元。
在縣以下的各項支出中，70-80%是由農民負擔的。農民的口袋就是縣鄉財政。而按現在的農民負擔政策，這就是說農民每年實際負擔高達4000——5000億元。
王：黨中央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而負擔卻減不下來的原因就在於此？
李：我國有400多萬個自然村，70多萬個行政村，約有2000萬個村組“幹部”，每年需要工資850億元，農村公共服務和人道性福利照顧開支至少需要500億元，兩項合計1350億元。按照現行的農民負擔政策，我國農民合理負擔的總額約800億元，村級集體企業的收入約500億元，兩項合計約1300億元。這就是說，農民的負擔資金解決農村內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溫鐵軍先生說，我國農村經濟總量只占國民經濟總量的15.9%，卻要承擔近70%的人口和官員的負擔，長期這樣下去農民怎麽受的了呢？
中國農業經濟是什麽經濟
王：你在演講中說中國農業經濟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那應該如何判斷呢？
李：我國的農業經濟不是計劃經濟，對這點的認識是一致的，也符合實際。但有不少人總喜歡把中國農業經濟歸於市場經濟進行研究，喜歡運用一些概念性的東西來解釋中國農業經濟問題，例如：對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下降，學者開出的方子幾乎千篇一律：提高農業技術含量、農產品品質，調整産業結構、品種結構，實施農業産業化戰略，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等等。
王：這些方子在你看來沒有用處？
李：這些方子這麽多年來從來就沒有靈驗過。因爲中國的農業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王：是什麽？爲什麽下這樣的判斷？
李：首先農民只有生産自主權，並沒有不生産的自主權。農民種地虧本或生産的機會成本太高時，作爲理性的生産者是會選擇不生産或少生産的，而農民沒有這個自由選擇的權利。中國的農民不生産照樣要交稅，而且還可能被罰款。這種政府強制特色的農業經濟怎麽是市場經濟。其次，農民有産中的生産自主權，但農民並沒有産前和產後經營完全自主權，主要農業生産資料和農產品經營還是政府控制。
王：是不是說在農業中産前和產後經營更有利可圖？
李：産前和產後的經營是有利可圖的，産中的生産是無利或虧本的。還有，在一些人看來，主要農產品的戰略性意義遠高於其商品性意義；土地被當作對農民進行社會保障作用的工具，他的社保地位遠高於其産業地位；農民的勞動力廉價資源地位高於農民市場主體地位。結合剛才的分析，我認爲，如果不能看清中國農業經濟的本質，而去解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方程式，是不可能得到正確結果的。
産業化可以富民？
王：“公司+農戶”被認爲是農民致富的好辦法，你怎麽看？
李：“公司+農戶”未必也是農民的富裕之路？其實，“公司+農戶”在中國也有幾十年了。過去有糧貿公司+農戶，棉花公司+農戶，油脂公司+農戶。糧貿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農民生産稻穀、小麥、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農產品給這些國營企業經營。這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種“公司+農戶”的路子並沒有把農民搞富起來，相反越搞越窮了。
王：你說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方式，現在地情況是否會有變化？能否舉例說明？
李：企業是什麽？一定要搞清楚，企業的經營目的是利益最大化。當企業有錢賺時，農戶日子會好過；當企業只能微利或虧本時，有可能把風險全部轉嫁給農民。
1999年湖北省糧食系統扭虧增盈22億元，是怎樣盈利的呢？國家規定稻穀收購價0.54元/斤，而糧食企業僅以0.4元/斤的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他們給農民下的訂單，讓農民生産糧食，最後國有企業違約，導致農民每生産1斤糧食虧本0.08元.，農民怎麽富得起來呢？明明是政府和國有企業不守信用，我們怎麽能僅指責農民和民營企業不講信用呢？國家和國有企業是如此對待農民，何況民營企業、私營企業？
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爲，在現階段我國的絕大多數農業龍頭企業不可能獲得平均社會利潤，這是由農業的弱質性決定的。那我們的經濟學家不是自相矛盾嗎？
自治權重要還是土地産權重要
王：現在，一些學者提出只要給了農民完整的土地産權，“三農”問題就容易得到解決，甚至認爲沒有産權就沒有人權，主張進行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呼聲很高，你的判斷呢？
李：我很納悶，我在農村工作了10多年，從來沒有感受到農民對土地私有化的強烈要求，除了城市郊區土地私有化可能給農民帶來明顯的收入增長外，我也看不到土地私有化增加農民經濟收益和政治權利的現實可能性。相反，我認爲在農民還沒有取得完全的生産經營自主權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自治權之前，進行土地産權改革，有可能給農民帶來的不是財富而是災難。
王：爲什麽？
李：首先，現在，農民種田收入很低甚至虧本，農民對土地的感情其實已經淡化，許多農民看到的是土地給他們帶來的負擔，看不到土地給他們帶來多少財富，因而對獲取土地完整産權的要求不強烈。其次，1996年以來，農村集體欠下了鉅額的債務，並且這些債務的債主大多是鄉村幹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國家允許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産權的不是大多數貧困農民，而是債主，農村由此會産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農民會成爲無産者。第三、國有企業産權改革中“富了方丈窮了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工人階級有工會做保障，其權益在産權改革中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何況農民？
機構改革還是體制重建
王：從1982年機構改革算起，已經有四次機構改革了，你的印象是什麽？
李：我從1983年初就分配到當時的人民公社工作，經歷了1982年、1988年、1994年和1998年四次全國性的縣鄉機構改革。我的一個總的印象是機構越改越大，人員越改越多，政府及其部門辦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鄉當書記時，鄉裏才9個幹部，僅有財稅所(5人)、派出所(2人)兩個部門，那時是計劃經濟，鄉裏管的事特別多。2000年我在棋盤鄉當書記，鄉裏有幹部90多人，有了17個部門，平均每個部門有十多人。可是現在，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實在不多。1985年我23歲，其實什麽都不懂，可我卻能實實在在爲農民做事情，和農民相處很融洽，幹部很純潔，也很團結，精神很振奮，農民對幹部很滿意。我也感到非常輕鬆。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這個“老書記”管的幹部多了，爲農民做的事卻少了，群衆不滿意，幹部隊伍內部也矛盾重重，財政危機、債務危機、社會穩定危機日益嚴重。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已無法勝任書記一職。
王：歷次縣鄉機構改革爲什麽會有這麽多不如意？
李：道理很簡單，我們沒有找到限制縣鄉機構膨脹的辦法。政府官員的子女要就業，這是政府膨脹的最核心的內在動力，政府膨脹後自然會很自然就利用手中權利搞不正當的東西，其行爲的合法性受到社會強勢群體的挑戰，政府必須吸納強勢群體的代表進入政府，這是政府膨脹的外在動力。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長——膨脹——推翻的過程中輪回。要想跳出這個輪回，必須建立起一個有自我糾錯機制的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府，選一個什麽樣的人當縣長、鄉長必須人民說了算。選上是官，下臺即民。
王：這涉及到基層政府機構的重建。
李：我以爲，現在就是要理直氣壯呼喚重構縣鄉政府體制，沒有必要羞羞答答回避這個問題。否則，我們很難找到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
“冒著危險來上訪”湖南邵陽一農婦的上訪
2002年6月10日 星期一【看中國報道】
4月18日下午5時，袁德華趕到湖南某報社。衣服灰舊、神情黯然，坐在信訪接待室裏的她顯得十分拘謹，儘管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來報社了。
袁是來上訪的。在她隨身攜帶的塑膠袋裏，裝著厚厚一疊材料，委屈和憤懣都在那兒———
袁的家位於鄉政府即將興建的一個大市場的範圍之內，因價格談不攏，袁家不願意拆屋。2000年12月6日，袁15歲和12歲的女兒，因所謂的“阻撓施工”“被推倒在地”，並“被抓住腳倒拖到鄉政府的汽車上關了兩個小時”。
2001年4月26日，袁家房屋被人強行拆除，當時袁和丈夫在外未歸，兩個在家的小孩手腳均被銬，直到房屋拆完。
2001年7月10日，袁和二女兒被抓到鄉政府關押，女兒被打得“腦子出現問題”。幾次驚嚇之後，年僅13歲的女孩變得“精神失常”，時常發病。
袁德華對記者直言，拆他們家房屋和打她女兒的皆爲湖南省隆回縣羅洪鄉政府的少數幹部。
從縣裏到市里，從市里到省裏
因爲孩子被打之事，袁德華從2001年2月份開始到隆回縣上訪。“隆回縣政府信訪辦、檢察院、公安局、紀委都去了，都沒結果。開始也有講得好的，後來就說是我‘無理’，‘沒管好孩子’。檢察院和公安局答復說只要紀委簽字就給解決，但紀委不給簽字，還是解決不了。”
在隆回縣搞了3個月，看看沒希望了，5月份袁德華來到了邵陽市。
　　 “在邵陽市，我找到了市政府信訪辦，信訪辦的同志給我打了個電話，要隆回縣政府信訪辦的同志去調查一下。後來，在鄉政府幹部的陪同下，縣裏來了幾個人，看看就走了。
　　 我又找到邵陽市信訪辦，信訪辦又給我往隆回打電話，隆回那邊答復說，‘調查過了，是他們（指袁家）不對’，實際上沒調查一個群衆。再後來，市政府信訪辦的人跟我說，‘我們信給你寫了，電話也給你打了，縣裏不給你解決，我們也沒辦法。’”
　　 2001年9月，袁德華上訪至省裏。
　　 “我是實在沒辦法了才決定到省裏來上訪的。一開始是找省政府的信訪辦，信訪辦的同志給我寫了封信，我拿著信再次找到縣裏，縣裏一個人說，‘這種信我們收多了，有什麽用？你再怎麽拿信來，都沒用的。’連接都不接省裏的信。”
　　 從去年到今年，袁德華來長沙已經有10幾次了，每次都去找省政府信訪辦，信訪辦的人也煩了，對她說：“你次次來，這個事我們也解決不了。你還是要找隆回縣，隆回縣不處理，我們也沒有辦法。”
　　 “先拿錢，拿了錢好說話”
　　 到省裏上訪之前，在長沙打工的袁德華的丈夫聶鳳羽，輾轉認識了一個叫屈永俊的人，此人自稱是“省政府新聞辦”的。他答應到隆回採訪，幫袁德華一家解決這件事。夫妻倆大喜過望。
　　 2001年9月上旬，聶鳳羽陪著4個人———屈永俊、劉愛龍（也自稱是“省政府新聞辦”的）及長沙某報兩個記者，從長沙到隆回採訪。袁德華告訴記者，丈夫在長沙時就給她打電話，要她在家裏準備好錢，每人要600元錢的紅包。
　　 第二天，袁德華趕到信用社用治病的名義借了2200元錢。第三天上午10時左右，屈永俊4人到達袁家，一進屋，屈就開口要錢，“拿了錢好講話”。這樣，2200元，屈永俊與劉愛龍每人600元，另兩人每人500元。
　　 離開長沙前，聶鳳羽向包工頭借了1800元，加上原來帶的700元，共2500元。回到家裏一看，就只剩5元錢了。
　　 在述說這個過程時，袁德華突然變得有些不自然，在記者的追問下，她歎了口氣，說：“這不好說。那兩個人（屈某和劉某），還找‘小姐’，在長沙玩了一次，新化玩了一次”。
　　 “吃了飯，他們瞭解了一些情況，屋前屋後都拍了照片，當時他們承諾這個事一定給見報。沒過多久，鄉裏就知道上面有記者來採訪了，馬上趕了過來，請他們吃了中飯、晚飯，第二天早上又送到隆回縣，在縣裏住了一晚，第三天，他們就回了長沙。聽說鄉政府又特意到長沙請了他們的客。”
　　 在那些人走後，袁德華和丈夫來長沙找姓屈的，屈某卻說不能見報了。袁德華找到其中一個記者，那個記者退了400元錢。她給屈某打電話，要他退錢，屈某讓去東風廣場拿錢，袁德華一個人不敢去。
　　 後來，在一個中間人家裏，屈答應退錢，寫了張退還500元的字條，要袁簽字，其實最後只退了410元。據瞭解，湖南省新聞辦沒有叫屈永俊、劉愛龍的人。
　　 “冒著危險來上訪”
　　 上訪期間，袁德華還有過被收容遣送的經歷，那也是她刻骨銘心的記憶。
　　 “去年12月28日，我到省政府信訪辦去，信訪辦的同志說給我打個電話，要隆回縣的人來接我回去。我就在省政府大門口等。等到下午6時多，突然來了幾個公安把我送進了長沙市收容所。我不肯進去，說，‘我是有冤來上訪的，爲什麽要把我抓到收容所？’”
　　 袁德華說，在收容所，她的兩個大袋子都被沒收了，裏面有上訪的全部材料，還有棉被、毛巾。最重要的是女兒被打的照片、在長沙的醫院做的傷情鑒定，都是原件，全被沒收了。
“過了兩天，我就病了，發高燒。收容所要求，交300元錢就可以放人，我沒錢，便出不來。第四天，我被送到婁底市收容所。”
　　 “在婁底，我又呆了3天才出來。那段時間我心裏難受，又生病，差不多有7天7夜沒吃東西，一出來我就昏到在婁底火車站，幸虧被一個70多歲的老婆婆救了。”
　　 回到家，休息了10來天，身體稍微好轉後，袁德華又到了長沙，來找回那些上訪的材料。
　　 “我向省政府信訪辦反映，信訪辦讓找政法委，政法委讓找民政廳。民政廳又說這事屬長沙市民政局管。找到民政局，民政局打電話到收容所，讓自己到收容所去。”
　　 “收容所不承認拿了材料。我又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又給我打電話，還是沒拿到。”爲了找回材料，袁德華說到收容所去了4次，都沒有結果。
　　 最近一次出來上訪，袁德華是偷偷跑出來的。她告訴記者，今年年初，羅洪鄉政府曾經就房屋被拆一事跟袁家協商，並要袁寫保證再也不出來上訪了。袁不願意。後來袁所在村的村長替袁在保證書上簽了字。
　　 袁德華說，那之後，“天天有人圍著我家，怕我出來上訪。”直到3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袁找了個機會，冒著危險從家裏偷跑了出來。
　　 “留在長沙也沒有用”
　　 4月19日上午，大雨。記者隨袁德華去她目前在長沙的住處———一處即將被拆遷的樓房。
　　 袁說，每次來長沙，都是找在這裏“拆房子”的老鄉，蹭飯吃，蹭地方睡。周一到周五袁去上訪，周末就幫老鄉做點事，抵作生活費。住處是不斷更換流動的，去年在南門口，今年就到了新風街。
　　 袁告訴記者，家裏房屋被拆後，她和丈夫在馬路邊臨時搭起一個棚子，30來平方米，一家5口人全住在裏面。屋頂是稻草鋪的，時常漏雨。在袁的臨時住處，記者發現不少塑膠布，袁說撿了準備帶回家鋪屋頂的。
　　 袁“精神失常”的二女兒已經沒法再上學。兩天前，袁德華打電話回家，家裏告訴她女兒又病了。家裏請了個赤腳醫生看了看，也不知情況怎樣。袁心裏很著急，家裏讓她回去，但她還想去省政府信訪辦看一看有什麽消息。
　　 4月22日從信訪辦出來，她再次深深地感到“留在長沙也沒用”。當天深夜，袁德華無望地登上了返回邵陽的火車。
南方周末：上訪婦女爲何被強制關進精神病院
2002年6月7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據南方周末6月6日報道，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記者來到北京市永定門外一間四壁透風的窩棚外，黃淑榮一家三口就住在這裏。和她住在一起的是她15歲的兒子馬小飛，12歲的女兒馬小玉。
　　黃淑榮是黑龍江省綏化市綏棱縣的一個普通農婦，因向當地信訪部門反映所在村的土地承包和幹部腐敗問題，而被多次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現流落北京。
　　這個43歲的女人身材矮小，一頭亂髮倔強地挺立著，臉上沾滿灰塵，眼睛裏全是血絲。半年多來，從冬到夏，記者每次看見她都是穿著那件破爛的皮夾克。孩子的父親一年前與黃淑榮離婚了，只剩下母子三人相依爲命。
　　黃淑榮說：“我首先反映的情況是土地承包分配不公，他們沒有按文件分地；再一個情況就是村幹部貪汙問題，我逐級上訪，去農委、信訪辦，縣裏派了調查組，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就到了北京，找農業部。他們開了批示信函，讓地方幹部按文件辦。但我送信到家後，地方上的信訪幹部就把我以精神病爲由關進精神病院。大夫護士一起把我擡到醫院，綁在床上，打針、用藥、過電。”
　　是誰把反映了基層問題的農民送進精神病院？記者爲此展開爲期半年的調查採訪。
　　“上訪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
　　黃淑榮的家鄉黑龍江省綏棱縣寶山村，靠近小興安嶺林區，還沒有通火車。當地經濟很不發達，絕大部分農戶都還住在低矮的土坯房裏。
　　在寶山村，村民向記者反映：黃淑榮的上訪反映情況是真實的。
　　村民李源中告訴記者：“在第二輪分地的時候，村裏出現很多外來人口，他們在別處分地後又到本村分地。這樣就把我們應分的土地擠了很多去。”
　　其他村民反映，原有農戶利益受到影響，從第一輪土地承包的人均8畝地減少到四五畝地，矛盾由此産生。而1997年12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下發過相關文件，要求“大穩定、小調整”。把原來承包地全部打亂重新承包的做法顯然與黑龍江省的文件精神相違背。
　　對這一點，綏棱縣農委政策組織長趙村也承認：“綏化市委市政府出臺了這些政策，說白了，這些政策和中央的大穩定小調整有些差距。”
　　黃淑榮反映的第二個問題是村幹部腐敗。時任綏棱縣信訪辦公室主任的吳玉芳介紹說：“1998年，縣委縣政府聯合調查組對她反映的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以後認爲她反映的大部分問題比較屬實。”
　　綏棱縣紀檢委監察室主任張名貴也證實說：“她當時反映的一個土地問題，一個人口問題，一個幹部腐敗問題，這是她反映的三大主要問題。對這三大問題，我們查實了11項。支部書記、村長、會計、出納，這四個人都給撤了。”
　　但黃淑榮說：“我們等了三個多月也沒有處理意見，我們就到地區紀檢委和農委上訪，到省農委、省紀檢委上訪。又去省信訪辦上訪。每個部門都去了三五次，還遲遲不給解決。這就到了北京，農業部給開回信函讓他們按文件辦。農業部王明秋處長讓我把這封寫著‘按文件辦’的信函交給省農委，省裏有關幹部告訴我說會把縣裏的人叫到省裏來解決問題。”
　　黃以爲這下子她的上訪有結果了。
　　“你是精神病！”
　　可黃淑榮萬萬沒想到的是，她的災難剛剛開始。
　　1998年5月30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哈爾濱市屬的精神病診治專科醫院)的3名醫生應邀來到黑龍江省信訪辦會議室，爲黃淑榮做了“精神病司法法鑒定”。鑒定結論爲：“患偏執狀態，上訪過程中無行爲能力。”
　　這一天正是1998年的端午節，黃淑榮說：“3台車12人突然把我接走了，就在黑龍江省信訪辦公室，他們把我抓上車，送到精神病院，大夫護士七八個人把我擡了進去。”
　　黃淑榮的兒女親眼目睹了媽媽被帶走的場面。馬小飛說：“有個人給我們雞蛋和粽子，吃完了就騙我們說：‘咱們先走吧，再給你們買吃的。’我們不幹，他們就把我們拉上車送回來了。”
　　馬小玉說：“我當時跪在地上哭，問爲什麽要把我媽抓走？他們說你媽無理取鬧。”
　　黃淑榮對記者說：“那情景可真慘，孩子喊媽媽，我就喊小飛小玉。那些人太嚇人了，一大幫穿白衣服的，拽胳脯薅頭髮了。就看那凶勁，我以爲再也見不到孩子了。”
　　“黃淑榮患精神病”的消息傳回村裏後，村民都很奇怪，村民們對記者說：“認識黃淑榮這麽多年了，從沒有聽說她有精神病。這是迫害人家，她這人說話句句在理，她根本沒瘋。”
　　破綻百出的“醫學鑒定原始記錄”
　　爲核實黃淑榮是否患有精神病，記者近日和她一起來到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一進醫院，記者就發現黃淑榮面無人色，手一直在打哆嗦。黃說她在這是受過太大的刺激。
　　黃抽泣著告訴記者，她一共被抓進這裏3次：第一次是1998年6月1日，1998年7月17日出院；第二次是1999年4月16日，被關了37天；第三次是2000年9月20日，9月23日黃自己偷偷跑了出來。
　　醫院主樓是一座6層高的貼著瓷磚的白樓。黃淑榮回憶起當時情景：“爲了兩個孩子，我求他們放我出去。可沒有用，我求一次，他們綁我一次。綁在床上，一綁就是十個八個小時，只能尿在床上。”
　　在醫院裏，記者見到了黃淑榮的《精神病醫學鑒定原始記錄表》，案情性質是“上訪”，委託鑒定機關是“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原始記錄表上“既往病史”一欄寫著“不詳”，“家族史”一欄寫著“不詳”，“既往人格情況”一欄還是寫著“不詳”。
　　記者採訪了該院參與鑒定的副院長張聰沛和醫務部主任滕秀英：“你們依據什麽，認定被鑒定人黃淑榮患‘偏執狀態，在上訪過程中無行爲能力’呢？”
　　張聰沛回憶說：“我們看了她的卷宗，在省信訪辦的會議室裏做了鑒定。”
　　記者就問：“您說您看到卷宗了，可是在那份委託書上‘委託鑒定時附帶卷宗冊數’一欄卻是空白的。”
　　但張還是堅持說他們在鑒定前看了卷宗。
　　記者問：“從這個鑒定的原始記錄表上看，‘被鑒定人既往病史’一欄寫著‘不詳’，‘家族病史’一欄寫著‘不詳’，這是怎麽回事？”
　　滕秀英回答說：“他們鎮裏對她情況不詳，所以我們按委託人的介紹，填‘不詳’了。”
　　記者追問：知情人(包括工作單位、鄰居親屬)對被鑒定人提供的案發前後精神狀態及軀體情況的證言摘要，爲什麽在原始記錄裏找不到呢？醫療記錄和其他檢查結果摘要，爲什麽也沒有？但委託單位提出鑒定的理由及依據卻稱黃“精神不好”，綽號“黃瘋子”，稱這是村裏人反映。但鑒定的時候有村裏人來嗎？
　　張聰沛簡單地回答：“村裏人沒有來。”滕秀英補充說：“那些都是委託人(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寫的。”
　　按張的說法，黃“在上訪過程中，逐漸在思維過程中形成關係妄想，形成一種固定的想法，別人要整她要害她，意志呈病理性增強，意志越來越強，不停地在上訪，使其辨認及自控能力受損，因此上訪過程中缺乏實質性辨認及自控能力。”
　　他認爲“神經官能症、心理障礙都算精神疾病，這是廣義地說。這種病往往終身不愈。”
　　“鑒定委託機關”子虛烏有
　　在病史、既往人格情況和有關知情人證言不具備的情況下，能判斷出一個人有精神病嗎？
　　全國精神科權威醫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專家，張彤玲教授看過黃淑榮的病例後說：“沒有診斷依據，光是因爲‘告狀’就診斷她‘偏執狀態’是不行的。”
　　黑龍江省精神科權威專家李玉經教授同樣強調：“診斷精神病最關鍵最主要的是掌握一個詳細的病史，通過真實可靠的、詳細的病史來分析這個人的精神活動。”
　　爲黃淑榮做出精神病診斷的三位醫生一口咬定，在診斷的時候瞭解了黃淑榮以往病史，那就是綏棱縣信訪辦提供的厚厚的幾本黃淑榮的卷宗，這也是做出診斷的重要依據，並肯定說卷宗目前就在縣信訪辦。
　　但記者非但在綏棱縣信訪辦沒有找到那些，連當時的委託人──時任信訪辦主要的吳玉芳都矢口否認當時出示過這樣的卷宗。
　　包括醫生和黃淑榮本人都回憶說，當時在黑龍江省信訪辦會議室裏所做的診斷時間不超過兩個小時。在這麽短的時候裏，在缺乏既往病史的情況下，僅僅通過簡單談話，能否做出黃淑榮患精神偏執的結論呢？
　　李玉經教授告訴記者：“診斷精神病得有一定的時間。短時間內每個人都可能有異常表現，那不算精神病。診斷偏執性精神病最少要三個月到四個月才可以。”
　　更可疑的是，給黃淑榮做精神病司法鑒定的委託鑒定機關，是“黑龍江省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但記者調查中吃驚地發現──四海店鎮並沒有所謂“信訪辦公室”，也就是說這個委託單位根本就是虛構出來的。
　　在委託機關代表人處簽字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吳玉芳，其真實身份是綏棱縣信訪辦主任；另一個叫何清祥，其真實身份是綏棱縣四海店鎮黨委書記。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介紹說：“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爲能力特別程式的啓動，必須要由她的利害關係人，也就是她的近親屬向人民法院提出來，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許可權是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因此這個案子的委託方無權委託；而從醫院角度看，要有正式的委託手續才能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更不能據此就認定該人在上訪期間沒有行爲能力了。上訪不上訪也她的行爲能力沒關係。”
　　湯教授總結說：“委託方無效，鑒定程式就違法，鑒定結論就沒有法律效力。”
　　但令人生疑的是，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作爲一家精神病專科診治醫院，爲何會做出這樣一個缺乏醫學程式和法律程式的精神病司法鑒定呢？
　　滕秀英的一段話耐人尋味：“其實我們是在爲政府排憂解難，真是這麽回事。是縣裏找到省信訪辦，省信訪辦又找到我們。”然而，就是憑著這份沒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司法鑒定，黃淑榮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治療。
　　會診結果：“不是精神病！”
　　黃淑榮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行治療的日子裏，她的家人發瘋般四處尋找。因爲兩個孩子回來後說不清那個醫院叫做什麽名字。
　　黃淑榮的70歲多歲的父母去找縣信訪辦吳玉芳：“你把我女兒整哪去了？”吳也不回答，只是說：“你姑娘犯了錯誤，在北京逗留不走了。”
　　老兩口四處尋找，成天不吃飯，“半宿半宿地哭”。
　　黃淑榮回憶說：“在那家醫院裏打飯的老太太姓張，她看我老是哭，就答應幫我偷著郵封信出去。”
　　黃淑榮的家人說，他們接到信後，連忙趕到醫院。交了800元錢住院治療費，又給了縣信訪辦工作人員和醫院大夫們600元的“吃飯錢”，才算把黃淑榮接出了醫院。
　　一進家門，馬小玉幾乎認不出她媽媽了，她說：“我媽一進屋喊了我一聲，當時我就愣了，她變得傻不愣登的，虛腫了，走路都是直的。我反應半天才想起來這是我媽。”
　　黃淑榮離開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這家精神病院回家後，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但她反映一次就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一次，到最後連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都煩了，不願再接收黃淑榮。
　　在這種情況下，綏棱縣信訪辦又把她送進黑龍江省第三醫院(位於黑龍江北安市，是該省唯一一家省直屬精神病專科醫院)。
　　該院主治醫生李湘蘭告訴記者：“黃剛來的時候，是綏棱縣信訪辦交的治療費，他們還囑咐醫生‘不要讓她跑了’，當時我讓他們介紹病人病史，可他們卻稱黃淑榮沒有病史也沒有家屬(事實上當時黃的父母都在，還有姐妹八個。)”
　　李湘蘭說：“我們通過查房和詢問，覺得黃淑榮言談交流都挺正常的。當時我們也沒輕易下結論，因爲我們還是要瞭解病人的病史，要去實地調查。精神科主任孫淑范就和他們縣的信訪辦聯繫了要調查”
　　孫淑範回憶說：“我們派出了兩位醫生，到她所在地和上訪單位作了深入調查，目的只一個：不曾上訪什麽的，到底這個人有病還是沒病。”
　　李湘蘭等人和縣信訪辦工作人員到了黃淑榮家鄉，從調查筆錄上看，當地群衆普遍的意見是：“黃淑榮要有病，我們就都有病了。”
　　黑龍江省第三醫院原副院長、黑龍江省精神病司法鑒定高級鑒定專家李玉經教授說：“經過對黃淑榮50多天的觀察，醫院就組織全院凡是和精神科有關的醫生參與大會診，加起來有20個醫生，最後結論是：黃淑榮無精神病，連輕微精神病都不是。”
　　聽到這個結果，黃淑榮放下來一條心，但沒想到家鄉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不肯放過她。
　　黃淑榮說：“我剛出來，縣信訪辦和鄉政府就派人把我接過去了，在信訪辦他們對我說：‘這回你沒有精神病了是不是？那馬上就教養，就判刑，材料都整好了！’”
　　黃淑榮知道自己在家鄉是呆不下去了，就領著兩個孩子跑出來了，一直沒敢回家。她丈夫不堪忍受一次次的打擊，跟她離了婚。
　　縣領導的“個人看法”和“老信訪”的“經驗”
　　從記者的調查來看，黃淑榮被多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都是綏棱縣信訪辦一手操辦的。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做呢？
　　記者採訪了現已退休的綏棱縣信訪辦原主任吳玉芳。
　　吳玉芳認爲縣裏已經非常重視黃淑榮反映的問題了，也承認這些問題大部分屬實，但問題出在黃淑榮還在上訪。
　　吳玉芳說：“1998年正月裏，我們正在開會，一個鄉鎮幹部報告說是黃淑榮領人去北京上訪了。我們跟縣裏一個領導彙報，那個領導就說：這個人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呀？”
　　記者問：“她去北京上訪就能看出她精神有問題嗎？”
　　吳玉芳說：“我們幹信訪時間長了後，就知道人一超出正常範圍，精神都屬於綜合失調。比如黃的問題正在調查和處理當中，縣裏又接待了你，又按你的意見辦了，你還是這種超常的行爲(指超級上訪)，這就讓人感到她精神有問題。當然領導說可能有問題，也沒把這就定下來說精神病。她到北京回來後我們打算給她鑒定，有精神病的話就給送去治療，沒病就給她行政拘留了。”
　　記者問吳玉芳此舉是否違法時，這位幹了17年信訪工作的“老信訪”很隨意地說：“哎呀，你們說那法律吧，中國的法律有些能執行有些執行不了，大多數執行不了。這個法律吧，說實在話，就是因爲有些東西一紙空文，辦不了。咱們現在還是人治，中國大部分還達不到那效果。這是我從實踐中得出來的。”
　　在這樣的“法律觀念”下，黃淑榮每上訪一次，就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一次。一共被關5次，總共210天。
　　在即將結束採訪時，記者在綏棱縣信訪辦會議室裏見到了高高挂在牆上的兩塊獎牌，一塊寫著：“全國信訪系統優秀集體”，另一塊寫著：“黑龍江省信訪工作先進集體。”
南方周末：是誰把上訪婦女關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
2002年6月6日 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記者來到北京市永定門外一間四壁透風的窩棚外，黃淑榮一家三口就住在這裏。和她住在一起的是15歲的兒子馬小飛，12歲的女兒馬小玉。
　　黃淑榮是黑龍江省綏化市綏棱縣的一個普通農婦，因向當地信訪部門反映所在村的土地承包和幹部腐敗問題，而被多次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現流落北京。
　　這個43歲的女人身材矮小，一頭亂髮倔強地挺立著，臉上沾滿灰塵，眼睛裏全是血絲。半年多來，從冬到夏，記者每次看見她都是穿著那件破爛的皮夾克。孩子的父親一年前與黃淑榮離婚了，只剩下母子三人相依爲命。
　　黃淑榮說：“我首先反映的情況是土地承包分配不公，他們沒有按文件分地；再一個情況就是村幹部貪汙問題，我逐級上訪，去農委、信訪辦，縣裏派了調查組，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就到了北京，找農業部。他們開了批示信函，讓地方幹部按文件辦。但我送信到家後，地方上的信訪幹部就把我以精神病爲由關進精神病院。大夫護士一起把我擡到醫院，綁在床上，打針、用藥、過電。”
　　是誰把反映了基層問題的農民送進精神病院？記者爲此展開爲期半年的調查採訪。
　　“上訪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
　　黃淑榮的家鄉黑龍江省綏棱縣寶山村，靠近小興安嶺林區，還沒有通火車。當地經濟很不發達，絕大部分農戶都還住在低矮的土坯房裏。
　　在寶山村，村民向記者反映：黃淑榮的上訪反映情況是真實的。
　　村民李源中告訴記者：“在第二輪分地的時候，村裏出現很多外來人口，他們在別處分地後又到本村分地。這樣就把我們應分的土地擠了很多去。”
　　其他村民反映，原有農戶利益受到影響，從第一輪土地承包的人均8畝地減少到四五畝地，矛盾由此産生。而1997年12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下發過相關文件，要求“大穩定、小調整”。把原來承包地全部打亂重新承包的做法顯然與黑龍江省的文件精神相違背。
　　對這一點，綏棱縣農委政策組織長趙村也承認：“綏化市委市政府出臺了這些政策，說白了，這些政策和中央的大穩定小調整有些差距。”
　　黃淑榮反映的第二個問題是村幹部腐敗。時任綏棱縣信訪辦公室主任的吳玉芳介紹說：“1998年，縣委縣政府聯合調查組對她反映的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以後認爲她反映的大部分問題比較屬實。”
　　綏棱縣紀檢委監察室主任張名貴也證實說：“她當時反映的一個土地問題，一個人口問題，一個幹部腐敗問題，這是她反映的三大主要問題。對這三大問題，我們查實了11項。支部書記、村長、會計、出納，這四個人都給撤了。”
　　但黃淑榮說：“我們等了三個多月也沒有處理意見，我們就到地區紀檢委和農委上訪，到省農委、省紀檢委上訪。又去省信訪辦上訪。每個部門都去了三五次，還遲遲不給解決。這就到了北京，農業部給開回信函讓他們按文件辦。農業部王明秋處長讓我把這封寫著‘按文件辦’的信函交給省農委，省裏有關幹部告訴我說會把縣裏的人叫到省裏來解決問題。”
　　黃以爲這下子她的上訪有結果了。
　　“你是精神病！”
　　可黃淑榮萬萬沒想到的是，她的災難剛剛開始。
　　1998年5月30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哈爾濱市屬的精神病診治專科醫院）的3名醫生應邀來到黑龍江省信訪辦會議室，爲黃淑榮做了“精神病司法法鑒定”。鑒定結論爲：“患偏執狀態，上訪過程中無行爲能力。”
　　這一天正是1998年的端午節，黃淑榮說：“3台車12人突然把我接走了，就在黑龍江省信訪辦公室，他們把我抓上車，送到精神病院，大夫護士七八個人把我擡了進去。”
　　黃淑榮的兒女親眼目睹了媽媽被帶走的場面。馬小飛說：“有個人給我們雞蛋和粽子，吃完了就騙我們說：‘咱們先走吧，再給你們買吃的。’我們不幹，他們就把我們拉上車送回來了。”
　　馬小玉說：“我當時跪在地上哭，問爲什麽要把我媽抓走？他們說你媽無理取鬧。”
　　黃淑榮對記者說：“那情景可真慘，孩子喊媽媽，我就喊小飛小玉。那些人太嚇人了，一大幫穿白衣服的，拽胳脯薅頭髮了。就看那凶勁，我以爲再也見不到孩子了。”
　　“黃淑榮患精神病”的消息傳回村裏後，村民都很奇怪，村民們對記者說：“認識黃淑榮這麽多年了，從沒有聽說她有精神病。這是迫害人家，她這人說話句句在理，她根本沒瘋。”
　　破綻百出的“醫學鑒定原始記錄”
　　爲核實黃淑榮是否患有精神病，記者近日和她一起來到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一進醫院，記者就發現黃淑榮面無人色，手一直在打哆嗦。黃說她在這是受過太大的刺激。
　　黃抽泣著告訴記者，她一共被抓進這裏3次：第一次是1998年6月1日，1998年7月17日出院；第二次是1999年4月16日，被關了37天；第三次是2000年9月20日，9月23日黃自己偷偷跑了出來。
　　醫院主樓是一座6層高的貼著瓷磚的白樓。黃淑榮回憶起當時情景：“爲了兩個孩子，我求他們放我出去。可沒有用，我求一次，他們綁我一次。綁在床上，一綁就是十個八個小時，只能尿在床上。”
　　在醫院裏，記者見到了黃淑榮的《精神病醫學鑒定原始記錄表》，案情性質是“上訪”，委託鑒定機關是“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原始記錄表上“既往病史”一欄寫著“不詳”，“家族史”一欄寫著“不詳”，“既往人格情況”一欄還是寫著“不詳”。
　　記者採訪了該院參與鑒定的副院長張聰沛和醫務部主任滕秀英：“你們依據什麽，認定被鑒定人黃淑榮患‘偏執狀態，在上訪過程中無行爲能力’呢？”
　　張聰沛回憶說：“我們看了她的卷宗，在省信訪辦的會議室裏做了鑒定。”
　　記者就問：“您說您看到卷宗了，可是在那份委託書上‘委託鑒定時附帶卷宗冊數’一欄卻是空白的。”
　　但張還是堅持說他們在鑒定前看了卷宗。
　　記者問：“從這個鑒定的原始記錄表上看，‘被鑒定人既往病史’一欄寫著‘不詳’，‘家族病史’一欄寫著‘不詳’，這是怎麽回事？”
　　滕秀英回答說：“他們鎮裏對她情況不詳，所以我們按委託人的介紹，填‘不詳’了。”
　　記者追問：知情人（包括工作單位、鄰居親屬）對被鑒定人提供的案發前後精神狀態及軀體情況的證言摘要，爲什麽在原始記錄裏找不到呢？醫療記錄和其他檢查結果摘要，爲什麽也沒有？但委託單位提出鑒定的理由及依據卻稱黃“精神不好”，綽號“黃瘋子”，稱這是村裏人反映。但鑒定的時候有村裏人來嗎？
　　張聰沛簡單地回答：“村裏人沒有來。”滕秀英補充說：“那些都是委託人（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寫的。”
　　按張的說法，黃“在上訪過程中，逐漸在思維過程中形成關係妄想，形成一種固定的想法，別人要整她要害她，意志呈病理性增強，意志越來越強，不停地在上訪，使其辨認及自控能力受損，因此上訪過程中缺乏實質性辨認及自控能力。”
　　他認爲“神經官能症、心理障礙都算精神疾病，這是廣義地說。這種病往往終身不愈。”
　　“鑒定委託機關”子虛烏有
　　在病史、既往人格情況和有關知情人證言不具備的情況下，能判斷出一個人有精神病嗎？
　　全國精神科權威醫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專家，張彤玲教授看過黃淑榮的病例後說：“沒有診斷依據，光是因爲‘告狀’就診斷她‘偏執狀態’是不行的。”
　　黑龍江省精神科權威專家李玉經教授同樣強調：“診斷精神病最關鍵最主要的是掌握一個詳細的病史，通過真實可靠的、詳細的病史來分析這個人的精神活動。”
　　爲黃淑榮做出精神病診斷的三位醫生一口咬定，在診斷的時候瞭解了黃淑榮以往病史，那就是綏棱縣信訪辦提供的厚厚的幾本黃淑榮的卷宗，這也是做出診斷的重要依據，並肯定說卷宗目前就在縣信訪辦。
　　但記者非但在綏棱縣信訪辦沒有找到那些，連當時的委託人——時任信訪辦主要的吳玉芳都矢口否認當時出示過這樣的卷宗。
　　包括醫生和黃淑榮本人都回憶說，當時在黑龍江省信訪辦會議室裏所做的診斷時間不超過兩個小時。在這麽短的時候裏，在缺乏既往病史的情況下，僅僅通過簡單談話，能否做出黃淑榮患精神偏執的結論呢？
　　李玉經教授告訴記者：“診斷精神病得有一定的時間。短時間內每個人都可能有異常表現，那不算精神病。診斷偏執性精神病最少要三個月到四個月才可以。”
　　更可疑的是，給黃淑榮做精神病司法鑒定的委託鑒定機關，是“黑龍江省綏棱縣四海店鎮信訪辦”。但記者調查中吃驚地發現——四海店鎮並沒有所謂“信訪辦公室”，也就是說這個委託單位根本就是虛構出來的。
　　在委託機關代表人處簽字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吳玉芳，其真實身份是綏棱縣信訪辦主任；另一個叫何清祥，其真實身份是綏棱縣四海店鎮黨委書記。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介紹說：“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爲能力特別程式的啓動，必須要由她的利害關係人，也就是她的近親屬向人民法院提出來，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許可權是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因此這個案子的委託方無權委託；而從醫院角度看，要有正式的委託手續才能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更不能據此就認定該人在上訪期間沒有行爲能力了。上訪不上訪也她的行爲能力沒關係。”
　　湯教授總結說：“委託方無效，鑒定程式就違法，鑒定結論就沒有法律效力。”
　　但令人生疑的是，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作爲一家精神病專科診治醫院，爲何會做出這樣一個缺乏醫學程式和法律程式的精神病司法鑒定呢？
　　滕秀英的一段話耐人尋味：“其實我們是在爲政府排憂解難，真是這麽回事。是縣裏找到省信訪辦，省信訪辦又找到我們。”然而，就是憑著這份沒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司法鑒定，黃淑榮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治療。
　　會診結果：“不是精神病！”
　　黃淑榮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行治療的日子裏，她的家人發瘋般四處尋找。因爲兩個孩子回來後說不清那個醫院叫做什麽名字。
　　黃淑榮的70歲多歲的父母去找縣信訪辦吳玉芳：“你把我女兒整哪去了？”吳也不回答，只是說：“你姑娘犯了錯誤，在北京逗留不走了。”
　　老兩口四處尋找，成天不吃飯，“半宿半宿地哭”。
　　黃淑榮回憶說：“在那家醫院裏打飯的老太太姓張，她看我老是哭，就答應幫我偷著郵封信出去。 ”
　　黃淑榮的家人說，他們接到信後，連忙趕到醫院。交了800元錢住院治療費，又給了縣信訪辦工作人員和醫院大夫們600元的“吃飯錢”，才算把黃淑榮接出了醫院。
　　一進家門，馬小玉幾乎認不出她媽媽了，她說：“我媽一進屋喊了我一聲，當時我就愣了，她變得傻不愣登的，虛腫了，走路都是直的。我反應半天才想起來這是我媽。”
　　黃淑榮離開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這家精神病院回家後，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但她反映一次就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一次，到最後連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都煩了，不願再接收黃淑榮。
　　在這種情況下，綏棱縣信訪辦又把她送進黑龍江省第三醫院（位於黑龍江北安市，是該省唯一一家省直屬精神病專科醫院）。
　　該院主治醫生李湘蘭告訴記者：“黃剛來的時候，是綏棱縣信訪辦交的治療費，他們還囑咐醫生‘不要讓她跑了’，當時我讓他們介紹病人病史，可他們卻稱黃淑榮沒有病史也沒有家屬（事實上當時黃的父母都在，還有姐妹八個。）”
　　李湘蘭說：“我們通過查房和詢問，覺得黃淑榮言談交流都挺正常的。當時我們也沒輕易下結論，因爲我們還是要瞭解病人的病史，要去實地調查。精神科主任孫淑范就和他們縣的信訪辦聯繫了要調查”
　　孫淑範回憶說：“我們派出了兩位醫生，到她所在地和上訪單位作了深入調查，目的只一個：不曾上訪什麽的，到底這個人有病還是沒病。”
　　李湘蘭等人和縣信訪辦工作人員到了黃淑榮家鄉，從調查筆錄上看，當地群衆普遍的意見是：“黃淑榮要有病，我們就都有病了。”
　　黑龍江省第三醫院原副院長、黑龍江省精神病司法鑒定高級鑒定專家李玉經教授說：“經過對黃淑榮50多天的觀察，醫院就組織全院凡是和精神科有關的醫生參與大會診，加起來有20個醫生，最後結論是：黃淑榮無精神病，連輕微精神病都不是。”
　　聽到這個結果，黃淑榮放下來一條心，但沒想到家鄉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不肯放過她。
　　黃淑榮說：“我剛出來，縣信訪辦和鄉政府就派人把我接過去了，在信訪辦他們對我說：‘這回你沒有精神病了是不是？那馬上就教養，就判刑，材料都整好了！’”
　　黃淑榮知道自己在家鄉是呆不下去了，就領著兩個孩子跑出來了，一直沒敢回家。她太夫不堪忍受一次次的打擊，跟她離了婚。
　　縣領導的“個人看法”和“老信訪”的“經驗”
　　從記者的調查來看，黃淑榮被多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都是綏棱縣信訪辦一手操辦的。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做呢？
　　記者採訪了現已退休的綏棱縣信訪辦原主任吳玉芳。
　　吳玉芳認爲縣裏已經非常重視黃淑榮反映的問題了，也承認這些問題大部分屬實，但問題出在黃淑榮還在上訪。
　　吳玉芳說：“1998年正月裏，我們正在開會，一個鄉鎮幹部報告說是黃淑榮領人去北京上訪了。我們跟縣裏一個領導彙報，那個領導就說：這個人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呀？”
　　記者問：“她去北京上訪就能看出她精神有問題嗎？”
　　吳玉芳說：“我們幹信訪時間長了後，就知道人一超出正常範圍，精神都屬於綜合失調。比如黃的問題正在調查和處理當中，縣裏又接待了你，又按你的意見辦了，你還是這種超常的行爲（指超級上訪），這就讓人感到她精神有問題。當然領導說可能有問題，也沒把這就定下來說精神病。她到北京回來後我們打算給她鑒定，有精神病的話就給送去治療，沒病就給她行政拘留了。”
　　記者問吳玉芳此舉是否違法時，這位幹了17年信訪工作的“老信訪”很隨意地說：“哎呀，你們說那法律吧，中國的法律有些能執行有些執行不了，大多數執行不了。這個法律吧，說實在話，就是因爲有些東西一紙空文，辦不了。咱們現在還是人治，中國大部分還達不到那效果。這是我從實踐中得出來的。”
　　在這樣的“法律觀念”下，黃淑榮每上訪一次，就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一次。一共被關5次，總共210天。
　　在即將結束採訪時，記者在綏棱縣信訪辦會議室裏見到了高高挂在牆上的兩塊獎牌，一塊寫著：“全國信訪系統優秀集體”，另一塊寫著：“黑龍江省信訪工作先進集體。
上訪罪
流川2002年4月10日 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筆者《怎樣“正確”上訪？》的小文刊出後，即有朋友告知，我所列的“不准無理上訪”之類的標語太溫情脈脈了，現已過時被淘汰，隨著嚴打鬥爭的深入開展，在有的地方“反上訪”運動的“形勢日新月異”，其升級換代速度甚於電腦，流行的標語是：“嚴厲打擊無理上訪！”、“堅決打擊越級上訪！”
聽罷此言，我不禁悚然而驚。以我的理解能力，這嚴打，打的就是殺人越貨、稱王稱霸、大賄特賄這類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穩定的刑事、經濟犯罪，當然也不妨順便打打賣淫嫖娼、偷雞摸狗之類素爲人所不齒的齷齪勾當，但“上訪————即便冠之以“無理”、“越級”之類的修飾語，歸根結底還是“上訪”———算是一條什麽樣的罪狀呢，竟也赫然在“嚴厲打擊”、“堅決打擊”之列？我們不是人民當家做主、領導都做公僕的社會主義國家麽？各級政府部門不是都設有信訪辦以示對群衆上訪反映問題的支援鼓勵麽？要不，爲什麽不設殺人諮詢辦、黑老大接待處、行賄受賄交流中心呢？
但後來我還是想通了這個問題，並發現了自己可笑的迂腐。雖然法律上並沒有什麽“上訪罪”，反倒對支援上訪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在一些官人的眼中，上訪一直是一種不止讓他們撓頭，簡直是讓他們深惡而痛絕的行爲，對那些不屈不撓的上訪者，他們一向視爲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我們還不是生活在一個規範、健全的法治社會，權力對規則的闡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一位道中的朋友告訴我，每當有政要、首長到下面檢查工作，地方官們第一個要擺平的物件就是上訪者，千方百計要防止發生攔“轎”喊冤的現象。對那些屢訪不改的人，他們有軟的和硬的兩手。軟的一手是調虎離山，讓單位把他們派出去出差、學習；硬的一手是分派警力直接把他們“管”起來，甚至乾脆找個理由把他們抓到局子裏去。當然還要注意那些可能的上訪者。他們會一改往日的官僚主義面孔，對受了委屈的“子民們”異乎尋常地關心起來，讓他們看到似乎問題有解決的希望，同時提出警告，叫他們不要亂說、亂動，否則的話，嘿嘿，你不知道嗎，現在是嚴打！而他們對上訪的做法，本來一直就是在“嚴厲打擊”、“堅決打擊”。
所以，我們若把上訪看成自己不可剝奪的權利，似乎有些一廂情願了。在某些權力者的眼中，上訪就是有罪，而且是犯上作亂的大罪，甚至比殺人放火、攔路搶劫還罪不可赦。我所驚訝的，不過是這些標語的直露，想不到他們竟敢把這一點點遮羞布扯下來，讓你看他個赤裸裸。但他們說起來，可能仍是振振有詞：“我可沒不讓你上訪呀，我打擊的只是無理上訪、越級上訪呀。”哦，原來他們在關鍵部位，還蓋了塊透明的小紗巾。其實不蓋又怎麽樣？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沒罪也有罪，說你沒罪你就沒罪有罪也沒罪。別拿那些勞什子法律條文來唬人，沒聽過某鄉長的名言嗎：“本鄉規民約若有與憲法不符之處，以本鄉規民約爲准。”何況，人大又沒對“上訪罪”立法，那更沒什麽妨礙！
現在，嚴打鬥爭應時而來，他們抓住這一良好契機，大張旗鼓地打擊上訪，將其融入嚴打鬥爭的滾滾洪流，以殺一儆百，從此讓自己清靜自在地當好太平官。
只是，老百姓不免又要失望了。嚴打嚴打，治亂世之重典也，原指著它把黑惡勢力掃除殆盡，創出個太平世道來，可這樣執行嚴打的地方官，把自己把群衆置於什麽位置呢？就算他們打掉幾個街痞、村霸，就保得住老百姓一定過好日子嗎？鬧不好黑社會沒怎麽打著，就打到群衆頭上來了，罪名是“上訪罪”，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別的什麽名目。
NO:1051_4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1:3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一個農民的兒子對戶籍制度的世紀心問
2002年4月26日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寫作本文的直接源起是今年遇到的兩件實在鬧不明白的事，這裏不妨說出來，以求教於國人。
　　一件事發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這個城市似乎對外來人有什麽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時正在一建築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屬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後來他在電話裏跟我說，那幾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飯就睡覺了。4月11日晚10點左右，蒙(目龍)中被警察的一陣呵斥聲驚醒，他們很快明白是怎麽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證、暫住證、健康證等必辦的證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還被撕了)，無論怎麽解釋、怎麽哀求，都毫無例外地被送到遠郊的縣裏關了起來。後幾經交涉，讓每人家裏寄300元不許問的什麽費才讓回家，當然還不能自由回，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著運回原籍。一路上，幾個打工仔勞頓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時他們抱頭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麽罪而遭此厄運！有人甚至發誓，再也不到這個城市來了！表兄因爲捨不得幾個月的工資，“五一”的風頭過後，又來到了這個城市。他問我是否認識公安局的什麽人——他擔心“十一”又被清理。
　　另一件事是我親眼所見。6月中旬的一天，因爲加班，傍晚乘公交車回宿舍。車上人很多，有幾個打工的農民帶著大包小包，乘務員便不耐煩地顯出一臉的鄙夷。下車時，農民包裹多，稍微慢了點，乘務員扯起了嗓子：“快點！快點！”還沒等農民後腳落地，乘務員就一萬個不高興地關了門，偏偏夾住了農民的包，車子已經啓動，農民嚇得大叫：“快開門，夾住包了！”這下把乘務員徹底得罪了，打開車門，一陣聲色俱厲：“真他媽農民！素質就是低！”
　　這一類事，以前也聽說過，從沒多想，但感受如此之真切還是第一次，並刺激了我的已不算敏感的神經。依照個人的經驗，中國的許多事情經不起琢磨，只要你願意去想，就准有想頭。果不其然，一陣思想之後，問題接踵而至：農民進城賣苦力幹髒活重活險活到底招惹了誰？同是中國人，爲什麽農民一直遭很多城裏人發自內心的蔑視？造成國人之間這種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問題的後面是答案：根子原來出在幾十年來習以爲常的戶籍制度上！
　　戶籍制度在我國由來已久，但歷代戶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用於征賦納稅、稽查人口、調派勞役，並沒有別的特殊含義。真正賦予戶籍制度以特殊含義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那時，爲了在貧窮的農業國中搞工業化，政府確立了農業支援工業，農村保障城市，讓農業給工業“輸液送氧”的策略，最終形成了一整套延續至今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其標誌就是1958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後，又頒佈了一系列配套強化措施。自此，國人就被劃分成了兩部分：人口占少數的城裏人(即城鎮居民)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鄉下人(即農民)，體現在身份上就是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這種戶籍制度在城裏人和鄉下人之間築起了一道牆：城裏人享受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生活福利等諸多優待；鄉下人則沒有這些優待！並且二者不能自由流動。
　　可怕的是，由於幾十年的一以貫之，大多數國人對這種歧視性的戶籍制度都已習以爲常，甚至覺得是天經地義：自己一生下來就應該是城裏人或農村人，從不考慮這種劃分和規定的合理與不合理，更少有人去思考它的弊端。
　　我們可以說出幾條：
　　首先，這種僵化的戶籍制度最直接地、人爲而強烈地拉大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而且差距仍在進一步拉大)，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嚴重傷害了農民的自尊心和生産積極性。據統計，從1950年到1996年，中國農民爲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資本積累總額超過了2萬億元，約占我國全社會資本存量的2/3！這一切導致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世所罕見，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全國6萬多億元儲蓄存款中，占全國總人口70%的農民的存款還不足其中的30%！而這還不包括城裏人佔據的大量的國有資産、國債、汽車、別墅以及品種齊全的家用電器等等！
　　其次，造成了兩大部類國人(即農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感情裂痕。囿於長期狹小的生活環境、貧窮落後的教育和低下的經濟水平，和城裏人相比，大多數農民還非常貧窮，衣著簡陋，談不上見多識廣，言行上土裏土氣。再則，城裏人看到的大多數農民，總是在幹那些髒亂差的體力活。所有這些讓很多城裏人腦海裏形成了難以更改的印象：沒文化的農民素質就是低下，因而對農民有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鄙視！慢慢地，貧窮、落後、愚昧、保守幾乎成了中國農民的代名詞，連城裏人罵人都說“真他媽農民！”雖然大多數農民在城裏幹的是城裏人不願幹但又必須有人幹的髒活累活重活險活，且報酬低廉，城裏人卻並不領情，常聽到的說法是農民在城裏打工每年有多少資金流入農村，搶了城裏人的飯碗。一遇上什麽壞事，第一想到的是農民；一有什麽大事，就要把農民往回趕。而且各種歧視性的政策紛紛出籠，甚至連堂堂的《勞動法》也沒有保護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的勞動權益的條款。有的城市還規定了許多較爲體面的不許外地人從事的工種，農民進城幹活必須有健康證。(下一步城裏人生病是不是也要送到城外隔離起來？！)城裏人如此歧視，農民怎麽可能不反感？久而久之，他們對城裏人會是什麽印象？
　　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這種僵化的戶籍制度已與市場經濟大相徑庭，格格不入，嚴重阻礙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近幾年，內需不旺的原因找了一大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很少有人提及農村購買力低下這個癥結：中國的國民財富高度集中於城市，當前的生產過剩是典型的城市需求過剩，廣大的農村實質上處於無力購買的狀態，整體上根本談不上什麽生產過剩。廣大農村富不起來，僅靠城市的“富島”是帶不動經濟整體持續發展的。再者，市場經濟需要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動，但現行的戶籍制度卻死死地摁住你，不讓你隨便流動。沒有人才與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哪有人才與勞動力市場？沒有人才與勞動力市場，怎麽可能出現繁榮的市場經濟？況且，不久的將來“入世”後，我國的農業將受到極大的衝擊，農村會有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如果不打破城鄉壁壘，仍然在戶籍制度上抱殘守缺，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得不到及時的轉化，那將是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這種不公正的戶籍制度，也損害了我國的形象。無論是城裏人還是農民，都是中國的國民，理應是平等的，爲什麽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去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製造事實上的國民之間的不平等呢？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種制度在法理上存在的問題。從理論上說，這麽一件涉及全民的大事，理應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加以規定。但遺憾的是，翻遍憲法也找不到不讓城鄉人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條款。更不可思議的是，1958年的那個條例並不是什麽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事實上它卻比很多現行的法律還管用，執行得還徹底。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共和國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連孕育這種戶籍制度的計劃經濟體制都已抛棄，憲法也修改了好幾遭，爲什麽就這種戶籍制度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繼續如緊箍咒一般套在中國農民的頭上？
　　如果說建國之初爲了發展工業，建立這套戶籍制度在短期內還有一定必要性的話，那麽，看看它在今天日益顯露的弊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它已然成了阻礙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塊絆腳石！有一萬個理由要廢除這套僵化的戶籍制度，但時下有一個理由在說“不”：一旦消除這套戶籍制度，農民就會蜂擁入城，豈不天下大亂！聯想到中國的人口，表面上看，這種擔心非常有道理。
　　在此不妨作一番理性的分析，假設消除了戶籍制度，人口管理上與國際接軌，即自由雙向遷徙(不光是農民遷往城市，市民如果願意也可遷往農村)，實現農民和市民的平等，那麽還會有這麽多人執著地往城裏擠嗎？況且，農民到城市定居也不是想進就進，還要取決於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一個是有無能力購置住房，另一個是有無正常穩定的收入。就前者而言，中國有多少農民能在城市購買住房？先富起來的畢竟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且這正好刺激城裏低迷的房市；就後者而言，沒有正常穩定的收入，已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農民怎麽會貿然定居於城市呢？這裏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我曾到河北衡水市採訪，當地政府規定，只要你購買了一定面積的衡水的商品房，你就是衡水市的市民，結果衡水的房市一直較紅火，但也並沒有出現令人擔心的城市人口過速膨脹。
　　這裏很有必要突出強調一點，由於長期實行不平等的戶籍制度，很多城裏人在觀念上形成了一個錯誤的思維定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他們的，農民就應該呆在農村，進城就增加了城裏人的就業壓力，等於搶他們的飯碗，不利於城市的穩定。細思之，這毫無道理，是典型的城市霸權邏輯。首先，農民進城幹的大都是城裏人不願幹不屑幹的髒重險累而報酬又低的活，這叫搶飯碗嗎？更重要的，我國任何一座城市都屬於全體國民，決不屬於戶口名簿上限定的本市市民所有，它的繁榮更不能僅僅歸結于本市市民的創造力。就以北京來打個比方，它是全國人民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它的繁榮也不僅僅是北京人創造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憑什麽不允許外地人公平參與競爭？
　　如果說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村生産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麽我們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戶籍制度必將是意義更加深遠的我國農村生産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沒有理由再讓計劃經濟條件下那套僵死的戶籍制度成爲跨世紀的制度了，中國人早就應該真正平等起來——平等地分享本就屬於全體國民的發展機會和全民所創造的財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國土上流動和遷徙。如此，民族幸甚！國家幸甚！
二等公民--中國戶籍制度問題
【英國廣播公司】駐上海記者休伊特
數百萬農村流動人口為中國經濟繁榮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但得到的報答卻是低廉的工資。
無論他們在哪裡工作，由於中國的戶藉制度，他們仍然是鄉下人，是農村戶口。
與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符合的戶藉制度嚴格區分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以保證農村為城鎮提供糧食。
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意味著必須放寬戶藉管理，讓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在新建的工廠和建築工地工作。
不過政府從來沒有讓這些農村工人得到城市戶口，因此他們就從來沒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和供應。
他們必須自己支付醫療費用，如果不付大筆贊助金，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學校讀書。
許多城市郊區不斷增多為流動人口兒童所設立的未經政府登記的學校，現在成了流動人口邊緣性的標誌。
歧視
專家說，這種邊緣性助長了犯罪行為和歧視。在最近發生的一樁案件中，北京一個商店的保安人員打死一名農村工人，因為他懷疑這個工人偷了商店的東西。這個案件反映了許多城市人對流動人口的歧視。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官方承認必須對這一體制進行改革，為新建的工廠招募更多工人，以及消化那些因為國外農產品進入中國後所產生的剩餘農村勞動力。
好幾個省已經開始著手消除城鄉戶口差別的工作，任何農村人隻要在這個城市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就允許他們申請城市戶口，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
由於擔心已經很脆弱的城市福利系統再遭受突然的壓力，中國戶藉制的全國性改革計劃在未來五年中進行，而大城市則會是最後改革的對像。
這一改革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迅速巨大的都市化現象，不過結束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和偏見，卻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英國廣播公司》2001年12月18日
中共國特色的“種族隔離”、畫地為牢式的農村戶籍制度
：台灣富多來發表內容：
美國之音李維青報導，中共國有九億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然而，中共國的戶籍制度把農民打入了二等公民的困境。跟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待遇差，地位低，生活非常貧困。有分析認為，中共國經濟改革要發展，就要改革戶籍制度，給農民以自由，使他們成為經濟改革的主體。
　中共黨一九四九年攫取大陸政權之後，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實行戶口制，從此把老百姓劃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八、九億農民長期被束縛於人多地少的農村。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佛利德曼認為，毛澤東的政策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他說，要瞭解中共國農民的苦難，就要追塑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政策不是逐步實現現代化，其中包括都市化，而是把幾億農民關閉在農村。結果，毛澤東統治時期，大多數農民生活極度貧困。

　*戶口制禁錮農民
　中共國八十年代放鬆限制人口流動，農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到城裏打工，但還是擺脫不了戶口制的鎖鏈。佛利德曼說，政府仍舊設法把農民禁錮在農村，農民打工要有當地政府的証明，他們拿不到城市戶口，子女也無法在城裏入學。中共國的戶籍制度就像是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推翻種族隔離制度之前，黑人可以到城裏打工，妻子兒女卻要留在黑人聚居區。　對於中共國九億農民來說，戶口制不僅限制他們的遷徙，而且使他們在多方面受到歧視。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最近幾年中共國農村經濟停滯，農民稅負沈重，種地養活不了自己，其中有一億兩千多萬人離鄉背景、外出打工。他們幹城裏人不願做的臟活累活，蓋房建樓，清掃垃圾，給人看孩子，在經濟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卻始終沒有改善。出外打工的農民沒有城市戶口，子女不能入學，即使能入學也要交納雙倍學費。他們本人也找不到更好的就業機會，享受不到社會保障制度，如住房、醫療、保險、退休等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

　*農民歧視十大現像
　中共國的“農村工作通訊”五月發表文章，列舉了農民受歧視的十大現像，其中談到農民沒有自由遷徙的自由，想離開農村，改變身份非常困難。農民的農外就業難，城鄉差別近年來還有擴大趨勢。文章說，據調查，種田收入低，僅夠維持溫飽，有八千萬農民徘徊在城鄉之間來回流動。他們到城市很難找到職業，即使找到，報酬也很低。所有城市單位的招工都寫明要城市戶口，農民只能打短工，工資很低，付了房租，所剩無幾。文章還提到﹕農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農家子弟考大學錄取分數要更高，農民占中共國人口百分之七十，大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來自農村﹔農村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失業不叫失業人口，也沒有失業救濟﹔農民的稅務負擔繁重等等。

　*官方被迫承認戶口制沈重
　中共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教授盧學義，出於穩定共黨統治的目的，一直呼籲戶籍改革。他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采訪時說，戶籍問題給農民造成種種困苦。農民受到雙重打擊，農業收入下降，農民缺少農外就業的機會。該報報導，中共中央迫於農民可能揭杆而起的危機感，已經不得不承認要著手改革戶籍制度。為此，中共國公安部向共產國務院提出了有關的改革草案，國務院則仍然老牛破車式地向党國民政部、財政部和人事部徵求意見。公安部的一名高級官員六月份証實，中共高層官僚正在審閱有關的草案，但改革的態度至今曖昧不明。該報還援引這位官員的
話說﹕“我們也意識到戶口制度太沈重，控制著教育、就業和婚姻等問題，但一切都得上頭拍板，而上頭則擔心戶口制度一旦改革，就有如放虎出籠，勢必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湖州試點戶口改革
　中共國已經有一些戶口改革的試點，比如，浙江湖州市今年三月宣佈，凡是在市內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就業和收入的就可以申請當地戶口，結果有一萬名流動工人變成湖州市居民。有分析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後，可以在農村設立一些仲介機構，讓流動農民能在正常秩序下獲得就業機會，並能在城市安家落戶。也有人認為，中共國應大力發展中小城鎮，逐步將農民轉移到城市，減少農村人口。　戶籍改革面對很多阻力。黨國中央計劃部門和城市官員擔心，農民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將不得不為改善基礎設施付出巨大開支。共產政府還擔心，人口流動會造成城市貧民區的擴大。而城市居民因為擔心農民進城會加重城市失業，故極力排斥所謂的外來民工。最近，對中共國幾個大城市居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受訪市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一點四9的人認為，流動工人嚴重影響到社會秩序。

　*必須把九億農民解放成自由人
　觀察人士認為，落實戶口制度改革可能要等中共高層領導同意，然後批准人大起草新法，這可能要拖上三、五年的時間。不過戶籍改革事關農民的自由，而農民的自由則關系到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前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最近就農村問題發表評論說，中共國經濟之所以年年停滯，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居民沒有自由。中共國經濟改革的模式是要把計劃經濟改變為自由市場經濟，而自由市場經濟是有歷史條件的。研究自由經濟史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場經濟是以自由人為條件的。但是鮑彤說，中共國的市場同中共國的官場一樣，是一種寶塔式的結構，有利可圖的好東西是按照權
力大小分配的，而壓在寶塔底層的是農村居民，他們鐐銬最多，自由最少，負擔最重，所得最小。這是農民的不幸，也是中國人的不幸。鮑彤說，必須把九億農民解放成自由人，農民自由了，才會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

　*毛澤東扔下的爛攤子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佛利德曼指出，中共國的“改革派”政府從毛澤東時代接管了一個爛攤子。不管誰掌權，也不管他們有多英明，中共國的農村問題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如果，共產政府堅持不許農民自由流動，自由尋找職業，中共國農民就永遠擺脫不了貧困和受歧視的地位，那他們最後就不得不用革命手段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一年八月根據美國之音廣播稿編輯整理
*編後記
近日，中共媒體聲稱，黨國已開放數萬小城鎮，允許在當地已經有住房、工作的共產農奴獲得城市戶口，這無疑是廣大農民弟兄以“盲流”為抗爭手段的一大勝利，從而再次証明瞭﹕面對共產邪惡、唯有針鋒相對地與之抗爭、中共國百姓才能得到他們本應享有的天賦人權的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今天，中共國農奴獲得黨匪承諾進入小城鎮的權利，僅只是他們突破中共畫地為牢枷鎖的開始。人們必須看到，即使是在開放小城鎮的問題上，共產匪至今仍然是扭扭捏捏的，心不甘、情不願的，它們在宣佈“開放”的同時，又給農民進城設置了諸多先決條件，千方百計地予以限制，而黨匪的狗官們則可借所謂的內控政策，更加堂而皇之地猛吸進城農民兄弟的血。由此推斷，中共國農奴們，在其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同共產匪的矛盾不會因此而緩和，相反將更加激化，直到最終徹底砸爛法西斯共產奴役體制為止。
○一年八月二十日
中國農民遭受歧視備忘錄
淮生
關於中國農民在中國全體國民中的比例，我這裡採用「80%」的通常看法。因為，江澤民在為《中國農民基本常識讀本》所作序言的開篇寫道﹕我國有12億多人，9億在農村。這裡所透露的比例，也是近似於80%。
中國農民這個群體，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群體，其人口直逼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印度，更遠遠超過美、英、法等西方七個富國俱樂部成員的人口總和。可是，他們活得那麼艱辛、那麼絕望。我願意在此以具體數字說明﹕他們在自己國家的權力和權利分配格局中，擁有什麼樣的比例、以及什麼樣的分配狀態。
一、政治權利
（一）農民在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裡擁有的比例席位﹕
◆1993∼1998年度，在全體2,978名代表中佔有9.4%；
◆1998∼2003年度，在全體2,979名代表中佔約有9%。（極有可能達不到這個比例。）
（二）農民在國家中高級公務員隊伍中的比例﹕近乎0%。也就是說﹕在中國，真正有決策權力的階層裡，基本沒有農民。
原因﹕除非你是一個擁有（或者取得了）城鎮戶口的中國人，否則，你沒有被選拔成為公務員的資格。
對比﹕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任何一個農村放牛出身的孩子，任何一個貧民窟裡擦鞋匠家裡出來的孩子，都可以期待擁有這樣的機會──在自己國家裡成為國家元首的機會。
再對比﹕一個在中國農村出來的人，在自己國家的首都想成為一個司機、一個公共汽車售票員的機會都沒有。──不是我捏造﹕您在1998年12月17日、1999年12月17日的《北京晚報》上可以找到刊載這種規定的公告。
二、經濟權利
（一）關於農民的就業權
前面說的「做司機」、「做售票員」的就業權利，就屬於經濟權利的範疇。儘管在「勞動法」有明確的條文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但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的50多年來的操作中，農民從來沒有被算作「公民」，無法期待能夠享受「平等就業權」。
北京勞動保障局的扈小紅，曾經公開對《中國青年報》記者閔捷表示﹕在北京，外地人沒有這個資格。（內容在該報1999.1.28）。也就是說﹕在北京這個長期宣揚「依法治市」的城市，一個地方政府的勞動部門官員，可以公開藐視提供他行政執法之依據的國家大法──勞動法！
（二）消費水平
據兩年前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83%的消費額產生在城市。這意味著﹕佔全國80%的農村人口，可供他們花銷的錢不到總量的20%！
（三）經濟賠償權
兩年前，對重慶的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進行的賠償中，有權的人施行了一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對比﹕在此期間，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在這裡，對遇難者沒有國別、出身的差別對待！
三、教育權利
從1999年《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來看﹕在中國這個城鄉兩階層人口比為2﹕8的國家，人民上大學的機會比是8﹕2！（另一家報紙《南方週末》所刊出的數字則是7﹕3）。
這則調查報告在對北京多所高校2,000餘名學生的抽樣調查中發現﹕這些學生裡，28%來自北京，30%來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來自全國各地不出名的城鎮，只有18%（尚未達到20%）來自農村。
這種畸形的局面，是怎麼造成的呢？原因是﹕在「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資源分配與運作裡，長期存在著人為設置的歧視性門檻。
（一）收費門檻
比如北京前些年對小學生的收費﹕北京孩子每年收400∼500元的話，外地來的農民的孩子則收2,000∼3,000元，甚至更高。
（二）分數線門框（高考、中考各舉一例）
大學招考﹕1999年，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招生，錄取分數線是這麼劃的﹕北京考生421分；湖北考生（包括農民考生）535分，相差114分！
高中及中專招考﹕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本年度的中專分數線的錄取公告顯示﹕城鎮考生錄取線為376分，農村考生的錄取線為532分，相差的額度竟然達到了156分！（據《中國財經報》，1998.8.0）
小結
我寫著這類文章，心裡淌著淚水。
我的人生，已過「而立」之年。我現在所關心、所擔心的是﹕我的餘生還會在這種歧視、不公中度過嗎？
還有，我那可憐的（我認為他是可愛的）7歲孩子，還會和我一樣，在這種屈辱、無望的成長環境裡、去重複地經歷他爸爸曾經、並且正在經歷的一切嗎？
祖國，你這個在歌曲中被歌頌的「母親」呀﹕什麼時候，你會懂得善待你的所有子女？什麼時候，你能成為一個真正仁愛的母親？
★資料來源：民主亞洲基金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賤民制度
http://duli.hypermart.net/wwwboard/messages/372.html
PostedbyLIUQING(202.96.38.243)onMarch21,2001at19:53:28:
　　世界上的一個古老國家印度，有一種廣爲世界非議的不公正制度，是按照姓氏和血緣將人分爲三六九等的賤民制度。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的賤民制度是歷史的遺迹，是利用神話衍繹出來的階級壓迫。而中國將人民固定爲城鄉貴賤的等級制，則是中共執掌政權後的統治創舉。戶籍作爲一種人口登記和管理手段，在中共統治之前早已存在中國，類似的人口登記管理在世界一些國家也有，但這些登記管理不限制城鄉居所和工農身份的自由變動。中共的創舉在於，戶籍不再是單純的登記管理手段，而成爲生死難逾的權益等級。這裏必須提到和反諷可笑之處是，中共信誓旦旦的目標，卻要消滅一切階級不公。
　　改革開放之前戶籍制度的森嚴，對人身和權益的決定意義，可以說一生系于一張卡片。人生權利和際遇好壞大小有無，全憑戶籍卡片一言九鼎決定，人們只有乖乖的充當螺絲釘，黨擰在那裏就是那裏。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第一任務，糧油供給不再是賴以生存的食物的唯一渠道，工作也不再由政府統一控制和分配，戶籍對人生的決定作用也相對減弱一些。但是作爲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戶籍仍然將人劃分三六九等，先天決定著城鄉民衆人生的命運好壞機會多寡。
　　工作上城鄉有政策性歧視選擇，如北京就明文規定，外來人口即農村到城裏打工的人，即使售票員都不允許他們染指，實際限定在只能幹屍體處理、糞便處理、建築作業、化工行業等苦、髒、累、有毒、危險工作了。倘若進城打工的人一時幸運，自己辦起飲食等營生，北京還可以讓他們騰崗清退，轉給北京人承租經營。但是橫徵暴斂民怨沸騰的亂收費亂攤派，農村卻是不受保護的災區，交不起的搶糧拆房拉牲口屢見不鮮。上海人享受的社會服務，已經高達每人每年數百元，卻無人知道國家財政花費在房屋、道路、交通、飲水、通訊和環境保護改善方面的錢，能讓每個四川農村人口每年分上幾分錢。
　　農村人口要想進城居住，先要掏得出來沈甸甸的存款。北京上海等城市，白紙黑字講明居住權身份轉換花錢買，少則一萬多達十萬能夠嚇死一般農民。否則想要買間北京東西城的商品房，也會遇到不許外地人購買的限制政策。當不成北京人，北京公共交通的月票不許買，居住用電多交一倍錢，甚至來信郵件居委會要額外再收手續費。
　　教育上的城鄉差別和歧視，使農村子女開始就落居惡劣不公的起跑點。農村學校極爲簡陋匱乏，師資和其他條件都遠遠不如城市。但是農村子女升入城市高中大學，分數等方面的要求卻遠遠高過城市，從而剝奪了絕大多數農村子女的機會。到城市打工農民的年幼子女，想得到城市入學的機會，必須交城裏人子女的五六倍費用，迫使工作惡劣收入低薄的父母，唯有放棄子女留守身邊在城市上學。
　　農民身份所受侵犯歧視最爲嚴重惡劣的，是到城市打工連人身自由安全都缺乏保障，常常被遭受毫無道理的抓捕、收容和遣送。前年中共建政五十周年前，單單在北京一地，有上百萬農村打工者被強制離開，或是遭到警察抓捕、收容、遣送。許多被收容遣送的農民，遭到粗暴虐待和強迫勞動，甚至被公安民政部門賣身爲奴，深陷死亡危險或者肉體精神創傷累累。
　　賤民制度有兩個明顯特徵：在經濟、政治、人身方面有明顯的制度性的剝奪和欺淩，這種剝奪欺淩的原因僅僅由於出身成份。中共通過戶籍制度對農民的剝奪、歧視、欺淩，事實證明完整的具有上述這兩個特徵，是名副其實的當代賤民制度。老娘的戶籍決定著兒女命運的貴賤優劣，一旦不幸老娘是農村戶口，實際上就被歸入了賤民等級，無數的權益福利天生絕緣，剝奪淩辱卻如蛆附骨終生難以擺脫。這是中共最爲不公和嚴重的人權侵犯，九千萬四川農民僅僅因爲農村戶籍，各種現實的權益和人生的機會就慘遭剝奪，並且倍受歧視和欺淩。

NO:1051_5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1:4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十億農民的吶喊，還我人權！
【大紀元9月30日訊】
(((((農民 從一九五八年起成了二等公民)))))

農民，是指沒有城市戶口的公民，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業。職業可以選擇，而身份卻是生死相伴，還要子孫世襲。如果不是考上大學、當了公務員或者軍官，農民就只能子子孫孫是農民。
一九五四年，中國政府在其憲法中也規定了中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
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 中國政府也在其憲法中肯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款。
然而，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卻通過了嚴重違反人權准則、將農民視為奴隸的“戶口登記條例”。從此農民，成了世襲的奴隸、世襲的身份。昔日，農民們遇到荒年，至少還可以出去逃荒要飯。如今，他們不得不被迫承受，比要飯還要悲慘的命運。
有誰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的中國裏，有誰不指望憲法和法律能夠給所有的公民以平等保護。這些，既是政府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文明社會的起碼要求，但對奴隸來說，一切全都成了泡影。
(((((舉世無雙的國內簽證制度)))))

中共政府規定，一個農民如果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是，一個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理暫住登記，這又是何等地不公平？
按照戶口條例的規定，如果農民因私事離開常住地外出，居住時間超過三個月的，應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延長時間或者辦理遷移手續；既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遷移條件的，應當返回常住地。這，就是中共國內護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趕緊續簽，如果審查通不過，你不自動離開，那就是非法居留，警察會將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驅逐出城。
常住暫住，不是依據事實本身，而是根據法律的規定。你不想“常住”也必須“常住”，你不願“暫住”也只能“暫住”。一個農民離開了他的出生地，竟然如同到了異國他鄉一樣，荒唐地要在自己的國家辦理“暫住證”。試問，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和規定？

國內有流動人口八千萬到一個億，申領暫住證的大約有四千萬人左右，以每個暫住證一百元計，公安部門每年就至少可以收四十個億！如果，一個新疆或者西藏貧困山區的農民來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幾百塊錢的路費，首先要花二百元把暫住證辦了，否則就不能租房，沒有房子住露宿街頭又是違法，就可以被收容並遣送回原籍，還要交一筆不菲的收容遣送費....他們一年的收入，就這樣全部打了水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共政府終於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十二條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當然，我們也沒有理由忘記中共政府一九五四年公佈的憲法承諾。

(((((在自己的國家，自由遷徙有罪？)))))

請看“北京晚報”上“法制周刊”二???年二月十六日的一篇新聞報導： 昨天（大年初幾），當記者（沒有北京戶口者不能當記者）來到位於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看到這裏出奇的冷清（嫌不熱鬧？），只有幾十人（在這裏過年的人太少？）等著被遣送（押送？）回鄉。可是就在幾天前，情形卻大為不同。副站長丁連江告訴記者，春節前這裏最多時有將近一萬人（請問遣送站有幾個房間，每個房間要住多少人？），一天蒸窩頭就要五噸（還吃什麽？）。除夕夜，他們用火車送走了最後一批盲流，節前的一個多月，他們一共組織了一百二十三節火車車廂，遣送走了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人。記者瞭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創下了歷史紀錄（成就？），達到十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九人，出動警力九千九百四十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過收容遣送四萬到六萬人（可以估算一下，中共國每年有多少人被收容遣送）。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這裏一天就收容了四千一百六十七人，創下了北京日收容的最高紀錄（為什麽這一天會那麽多？可能是進行了大搜捕）。
上海“新民晚報”二000年九月一日的一則報導：“從現在起到九月底，本市警方將出動一百台巡察車輛，用於收容在街頭的流浪、乞討、露宿、賣藝等外來三無盲流人員，以維護本市的治安穩定和國慶期間的良好社會秩序。”流浪和乞討，在中國竟等同於違法！
然而，除了流浪、除了乞討、除了露宿，“盲流”們還有什麽罪過？他們違犯了治安管理嗎？沒有！他們涉嫌犯罪了嗎？也沒有！也許，中共政府不願意見到城市有貧民窟。可是，那些年收入只有幾百元的農民，他們生活的農村又叫什麽窟呢？！如果，農村比這種狀態要好的話，他們會到城裏來嗎？
一個農民，昨天還在工作，由於今天就業限制法令的出籠，飯碗被砸了，已經沒有了“正當生活來源”，流浪乞討也不行，於是就成了被收容遣送的對象！進城謀生的農民，失業是違法，沒有同情，沒有救濟，還要把人身自由給搭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這樣被逼上了貧窮和犯罪的絕路。
(((((天生的賤民，沒有勞動的自由？ )))))

如果我們翻開“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它們刊登的招聘廣告中照例有這麽一條，那就是“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中國又有哪個城市不這樣做呢？沒有！然而可悲的是，竟沒有人控告這些媒體刊登歧視性廣告，更沒有人控告用人單位進行歧視性招聘。
其實，就是去告，也沒門！為什麽一個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沒有勞動的自由？江澤民不是一再聲稱“生存權是首要人權”嗎？可當農民被認為是天生的賤民，甚至連工作吃飯的權利也被剝奪時，這些“生存權”的發明者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中共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中國政府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這就說：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某地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因此，當一個公民感到自己的勞動權受到侵犯時，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不幸的是，狀告無門啊！那些進城謀生的人們，他們大都是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而勞動能力如果不能賣出去，那就等於零，他們也就沒有了麵包，沒有了住房，沒有了在城市居留的資格....
如果呆在農村，說我們沒有市場經濟意識；如果外出尋找工作，又會被稱為盲流；如果我們憑自己的能力進城找到工作又說是搶了城裏人的飯碗！那麽結論只有一句話，農民是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一切的一切都是農民打娘胎裏帶來的錯。
農民並沒有去強迫誰必須雇傭自己，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勞！難道這也叫搶飯碗？難道這也是罪過？農民沒有工作時，沒有保險沒有救濟金；農民生病時，如果沒有現錢，醫院就不會收留，只能挨到油幹燈盡被扔進爛葬場為止。對於農民盲流而言，與其是在打工，不如說是在玩命更切合實際！
我們真誠地希望，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能夠自由、幸福和有尊嚴地生活。

中國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余英時2002年4月14日 星期日【看中國報道】
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的評論: 最近大陸出版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是一月出版的，作者叫李昌平，它的書名是<<我向總理說實話>>,完全爲農民請命的一本書，據說五萬冊已經銷光了。而且有很多的農民也花錢去買這本書看，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知識界也對這本書討論得很熱烈。再加上前幾個月我們提到的一本書叫<<黃河邊的中國>>，專講河南農民的痛苦的情況，跟這本書配合起來看，可見得農民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對政治、社會關心的人最集中的一點了。這一點再加上朱溶基總理所說的農民已不堪重負，裏面在沸騰這種話，可見得中國問題之所在。農村怎麽樣跟上現在的時代，特別是這個市場日益擴大的情況之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有13億人口，農民至少佔有9億，這是一個不得了的數目字。我們知道美國農業人口頂多不過5％，甚至還不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農民的前途怎麽樣？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因爲農民是散在各地的，又沒有全國性的組織，所謂的農會也都是地方性的，而且現在也不准組織。李昌平這個人我不認識，只知道他大學畢業，還得個碩士學位。但是他是從農村裏面出來的，擔任過四個鄉村的黨委書記。我們知道，今天的黨委書記已經是一種土皇帝了，爲所欲爲，許多黨委書記都是壓在農民頭上致富的。這位李昌平居然跑到北京研究農民問題，變成農民的代言人。這也看得出來中國的知識人的一個傳統，就是要爲民請命。現在是他是爲農民請命，所以他在書上印的是農民真苦、農民真危險，而且還說要給農民以國民的待遇，那就是說，現在的農民是二等公民。這是一個極端不平的一個現象。
1954年共產黨在北京開政協會議，那時候的梁漱溟是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關心農民生活的，替農民說話。他那個話是說，今天的農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這句話觸怒了共產黨，只有共產黨能夠有資格爲農民說話，你是什麽東西？可以以農民的代言自居？從此以後，梁漱溟就受到圍剿，使他不能說話。這個人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所以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人沒有屈服。在今天看來，他的話看來要修改了，不只是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也一樣也在九地之下。農民和工人階級現在處在很困苦的一種階段，農民尤其在許多地方收到很多白條，可見苛捐雜稅之類的負擔非常大。李昌平主張取消這些，不是說減輕，而是跟其他人一樣，照收入比照交稅。事實上農民生活很苦，交不到什麽稅的，如果這樣一來，農民就等於說是負擔大減了，中央以至地方很難維持了。
中國從明清以後，交稅的錢完全在田上，誰有田，誰就交稅。本來有一個人口稅，這個稅就拼到田裏邊去了，攤丁入畝。所以換一句話說，在明清兩代，一直到民國，你沒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糧，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家有一個誤解，以爲共產黨革命是爲農民翻身。其實農民的情況在傳統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銳，也不要出勞力。並不是過去農民好得不得了，但是確實比共產黨之下多一點保障，共產黨現在的田實際上還不是給你的，在你交的稅上，錢還是屬於共產黨的，屬於公家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比過去以來，只有更慘而不是更好。
中國農民到底長了腦瓜子沒有
根據中國主流精英的說法，中國農民沒有長腦瓜子，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前中國農民總是盲信盲從（主要體現在受毛澤東的愚弄）；二是今天農民只知道怨恨、發牢騷和毫無根據地懷舊（不能認識改革開放的美好前景）。
總之根據精英們的說法，中國農民是不知道要靠種田吃飯的，總是指望天上掉下大餡餅；根據精英們的說法，中國農民在1958年全部參加大煉鋼鐵不種田，就算是種田也還是不老實，晝夜不停地想著放衛星出風頭。結果是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鋼鐵也沒有煉成，最後大放衛星的結果是自己騙過了自己---誤以爲糧食會從田裏自己長出來，而後來三年困難的原因是農民指望糧食自己長出來的希望落空的結果。當然精英們最後還是寬恕了農民的幼稚和無知，把責任歸結于毛澤東那個暴君加蠢材，農民也是受害者---根據精英們的說法農民被餓死3000萬以上。根據精英們的說法，農民的錯誤在於盲聽盲從，有的精英還說農民也是不肯盲從的，結果是被拿著武器的民兵逼著犯錯誤的。
一、 農民有沒有盲聽盲從的能力
雖然中國精英們言之鑿鑿，但是筆者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中國農民有盲聽盲從的能力和意願。毛澤東確實在農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決不是因爲毛澤東思想作用於農民的結果，在1950年代就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共產黨的會多，國民黨的稅多，農民對整天開會學習聽不懂的文件是不勝其煩的，對共產黨也不是特別客氣。1990年代，筆者回老家時遇到一個親戚，他對我說中央又出了一個狠人（方言意即有本事）名字叫做李鵬，當時李鵬已經是第二任總理了。說農民會自覺依據中央政策或者是毛澤東號召行事，這個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幾千年來，農民一直是執行非常審慎決策方式，對於新産品新技術無不盡力抵制，直到1970年代，農民還幹群一心抵制使用拖拉機耕田，因爲當時農村已經出現比較嚴重的勞動力過剩，使用拖拉機發生的費用對於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種淨損失。因爲對於農民和農業來說，收穫受自然條件制約，每單位土地在每個收穫季節的收穫都非常有限，如果不盡力避免風險和不確定性，足以産生簡單再生産都難以維持的困境。筆者曾經做過職業農民，對這種根深蒂固?quot;低成本運營方式有非常深刻的體會，無論毛澤東是何等樣人哪怕是神仙，都是不可能讓農民擺脫幾千年來反復實踐的審慎態度，去盲聽盲從和發顛發瘋的。
二、 毛澤東的威望從哪里來
毛澤東思想雖然不足以讓農民信服，農民也不大可能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意義，但是毛澤東時代農民生存狀況的巨大變化，人口巨大的農民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是所有農民都有深切體會的。在舊時代的農民，其人生安全和基本生存需要，都沒有出路，這在毛澤東時代都有了根本的改觀，而且由於毛澤東在發展工業上注重人口大多數的基本需要，在舊時代最繁重的家務勞動---吃飯穿衣問題，在毛澤東時代都迅速實現了社會化，這不僅極大改善了農民的衣食條件，而且在根本上取消了大家庭制度存在的經濟合理性---需要妯娌之間的分工協作來解決家庭的吃飯穿衣問題，促進了舊式大家庭制度的解體和核心家庭的形成，促進了婦女的解放。正如人們所常常說的是事實勝於雄?quot;，農民從來不是基於各種思想或者是宣傳說教來做判斷的，他們依據的是基本的事實。連美國的費正清都認識到了無論毛澤東的毀譽如何，他的豐碑是建立在農村的，但是中國精英們不願意哪怕看一眼這樣的基本事實。
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下面是在毛澤東時代，廣大農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取得進步的幾個基本事實。
在1970年代初期，全國農村有100萬個大隊，每個大隊都已經擁有機械碾米和機械磨面機，淘汰了石碓和石磨。農民吃飯再也不必進行繁重的家務勞動了，而且由於在使用石碓石磨時，糙米和熟米在出米率上差別很大，農民往往必須吃糙米以節約口糧。在晚清到民國上百年間，根據老家流傳的一首歌謠中說，只有在清代鹹豐年間才有一天三餐熟米飯可吃。也許有必要說一下，筆者的老家位於大別山南麓的長江邊上，水熱和土壤條件都是比較好的，農業和地理專家把中國農業區域分成十等，老家是第二等，在中國是屬於農業條件比較優越的地區。
食鹽也是農民的傷心話題，在國民黨時期，一斤食鹽的價格是兩斤雞蛋，農民吃鹽是不可能按照口味來做菜的，只是聊具意思而已。日本軍進出中國時期，食鹽在老家蘄春縣的茅山港（在長江邊上的一個小港口）的價格是每100斤稻穀換1斤12兩（即875克），這個時候一般的小地主都已經是吃不起鹽了。在毛澤東時代，一斤食鹽的價格是相當於兩個雞蛋，農民開始能夠按照自己的口味來決定鹹和淡了。
我外婆家在一個叫做徐井垸的小村子，幾十戶人家密集分佈在一起，中間有一些天井便於採光和空氣流通，這個村子的佈局情況在解放前非常普遍。這樣的村落佈局在沿海非常必要，爲了防颶風所以房屋建設需要密集一些。但是筆者的老家深居內地，完全不用擔心颶風問題，這樣的佈局只有一個安全目的---就是爲了防止土匪。到1970年代的時候雖然村子已經大部分經過遷移，我去外婆家還是不敢隨便走，因爲不容易找到外婆家的位置。只要想一想農民要養牛、養豬、養雞鴨等等，就可以設想一下這個村子裏面的衛生和空氣狀況如何了。只有在毛澤東時代，農民才能夠敞開胸懷搬進新居，新居也許不夠入精英們的法眼，但是在衛生、空氣和採光各個方面，無疑有非常大的進步。 穿衣在中國農民哪里也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至少到1949年，這個問題仍然是非常難以解決的。筆者老家某鄉15保，有十幾個自然村落2000多人口，能夠穿洋布衣服的人只有很少幾家，農民穿衣必須自己種棉花、然後自己紡線織布染色，然後手工裁減縫製，工作量非常大。以至於農村如果嫁姑娘，親朋好友最重要禮物是要送一匹布，新娘子有了這幾十匹布做基礎，才能在一個時期之內避免日夜爲穿衣勞作，才有工夫去生兒育女。所以農村有一個諺語勉勵青年要努力，說的?quot;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著嫁時衣。到筆者能夠記事的1970年代，本村還穿土布衣服的人只有幾個老人了。
1929年，筆者的二祖父田興谷因爲窮困無法生存去當兵吃糧離開老家，從此杳無音信。後來大概在1943-1944年間，在湖南西北部某地戰死沙場，收到消息叫去人領二祖父的妻兒回鄉。當時老家本家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湖南在什麽方向，後來本家每家出一擔穀，湊盤纏另外請一個人去湖南找人，在兵荒馬亂的年月也沒有找到她們，不知道她們後來能否苟全性命於亂世。最叫人難過的是由於當時都不識字，地名都沒辦法記確切，父輩告訴我們說地址是上湖南宛南縣，但是這個地名沒辦法查到；又據說二祖父參加的是紅軍，但是紅軍在抗日戰爭後期很少在湖南活動，非常有可能的是在薛嶽部下作戰，或者是後來在陳誠的第六戰區作戰，這樣二祖父應該是參加了國軍，考慮到當時已經成家，二祖父是國軍小軍官的可能性比較大。等到筆者上學的時候，長輩就反復叮囑要努力學習，如果以後出外工作要想辦法找到二祖父的後人，但是到今天也仍然蔓無頭緒。筆者的三祖父參加新四軍，後來死於漢奸之手，這個狗漢奸名字叫做熊黃，殘殺抗日軍人多名，國共兩軍都有，後來據說去了臺灣，由於內戰和分裂這個漢奸竟然得以壽終正寢。
毛澤東對農民的說服力不是靠宣傳和欺騙得來的，因此大概也不可能被欺騙的精英宣傳和說教所抵消。如果精英們真的認爲需要爭取農民這樣的大多數，大概精英們必須沿著毛澤東的道路，能夠給農民以起碼的實惠，解決農民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今天農民在毛澤東時代所得到的東西，慢慢地受到精英階層的侵削趨於消失，毛澤東時代建設起來的許多水利工程，今天的農民甚至已經無法依賴它來抗旱了。關於農民生存所必須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工程，精英們再也不願意去費心費力了，但是對於農民的刻剝卻日益沈重，再笨的農民都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能夠相信誰，不能相信誰，哪怕精英們巧舌如簧，要騙過億萬農民也是有所不能，因爲農民是長了腦瓜子的。
當然中國農民怎麽會只注重最基本的安全和生存需要問題，而不自覺及時地向馬斯洛所說高需求層次發展呢？這樣的愚昧和落後是精英們所絕對不願意去理解和接受的，這完全等同於是自絕於中國的精英階層，自絕于進步和現代化，是頑固是守舊和落後勢力的總代表。當然在精英們需要多數以顯示正義和真理何在時，中國農民就一定會自動地和精英們保持一致，精英們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農民的九大苦
作者：京東山人
倒退二百年，生而爲中國人是幸運的，而在今天，生而爲中國人，則不是那麽幸運了。尤其是生作中國農民則是痛苦的。
建國後，我們實行趕超戰略，就是在短期內把綜合國力搞上去，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戰略。在這一戰略的主導下，中國城市和農村實行了二元結構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城市和農村對立起來，採取兩種不同的管理方法，兩個結構之間的流動受嚴格的控制，資源優先向城市傾斜。二元制結構的重要標誌就是戶籍制度。當然二元制的治理結構對中國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中國當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工農業剪刀差政策的結果。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已走了很多年，二元制結構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已成爲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二元結構惹的禍。
因爲如今的中國農民可以說已是苦不堪言，概括起來有九大苦，這些疾苦必須施手加以逐步解決，否則當中國農民苦不能受，苦不能忍時，社會危機總爆發之日就不遠了。
供養大量公權人士，農民的第一苦
中國政體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中央和各級政府擁有巨大的公共權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五大班子構成了世界上最爲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的運行和人員費用幾乎吃掉了中國的財政收入。尤其是到了縣鄉兩級基層政權，地方財政收入很難供養衆多公權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層政權的現實選擇。
所有亂收費、亂攤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於地方財政不足以支付龐大的政府開支，而基層政權又掌握著巨大的公共權力，於是利用手中權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民直接攤派甚至成了當代中國農村的公害。
據報載，中國最基層的政權：鄉鎮政權的債務已達到了2000億人民幣，把農村信用社、中國自助基金已經或將要拖垮。
受教育難，農民的第二苦
農村的教育資源本來就匱乏，很多農村教師的工資經常被拖欠，這已是一個老話題，中國農民受教育難也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教育産業化的政策下，衆多農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學更是難於上青天。
中國農民的孩子受教育難，一是表現爲教育資源匱乏，這包括硬體和軟體；二是教育收費尤其是高校收費，相對農民收入來說太高而難以支付。三是在各省市高考不同錄取分數線下，廣大農村地區與城市對比，高考分數線太高了，這對農民子弟有失公平。他們在經過一路艱難困苦後，好不容易走到了高考大關前，卻要邁過比城裏孩子高得多的門檻才能進入高校，這實在不公平。
遷徙難，中國農民的第三苦
中國的城鄉二元制結構，使中國成爲身份制社會，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好像是生在天堂一般，政府的資源都向中心城市傾斜，而生在農村尤其是邊遠農村，就如同生在地獄一般。中國農民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告別窮山惡水時，卻沒有遷徙的自由。進城打工的農民，由於身份角色的限制，一切都與城市無緣，尤其是孩子就學相當困難。
中國的社會現實極其複雜，放任人口流動當然不行，但在一省、一市、一區，應該讓中國農民有遷徙的自由。
缺乏社會保障，中國農民的第四苦
中國農民沒有養老保障，主要靠子女的家庭養老維繫殘年，這也是中國農村計劃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而中國農民的醫療保障更是無從談起。缺乏社會保障是中國農民的第四大苦。
觀念落後，中國農民的第五苦
由於中國農民一生下來，幾乎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見識短淺。同時後天接受教育的權利也缺乏保障，這使得中國廣大農民觀念普遍落後，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甚至很愚昧。這成爲他們的第五苦。由於觀念落後給本已相當困苦的生活又製造出許多痛苦來。尤其是法制觀念的落後，和膽小怕事傳統思維，又派出生許多其他的苦。
資源缺乏，中國農民的第六苦
由於中國各地的資源都採取計劃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優先獲得各種資源就成爲中央財政的導向，而地方城市優先則成了地方財政的政策取捨。各種資源長期向城市傾斜的結果，造成了中國農村各種資源的缺乏。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道路資源等等一系列資源，在中國農村都極端缺乏。
沒有表達權，中國農民的第七苦
中國的決策者都住在城裏，即使被選當人大代表的農民，由於素質較低，也不可能真正替廣大農民說話。所以中國農民基本沒有表達權，也沒有向上層反應自己權力的渠道。當然他們的表達能力也較低，也沒有人替他們表達。沒有表達權，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的第七苦。這使得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很難佔有全面而真實的資訊，很難聽到廣大農民的呼聲，所以政策的良性導向就很難有保障。
創業難、掙錢難，中國農民的第八苦
中國農村各種資源匱乏，缺乏政策保障，這使得在中國農村創業很艱難。而經濟落後，農民收入不高，掙錢難，消費不暢，使中國農村經濟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這些年來，提高農民收入一直是空洞的口號很難落到實處，因爲農民掙錢太難了。（京東山人個人網站 京華酷評網: ljs868.363.net）
經常受淩辱，中國農民的第九苦
我們的城鄉二元制結構，長期實行的結果，使得城裏人在內心深處有很強的優越感，這種制度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講帶有很強的歧視色彩。而中國農民的素質較低、不懂和不會保護自己，沒有申訴的渠道，使得中國農民經常受淩辱成爲一種普遍現象。
總結以上所說，中國農民可謂痛苦重重。但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國情決定的。是趕超戰略的必然結果。
那麽在今天，中國已步入工業化加速階段了，政府應該正視中國農民的苦。在經濟上通過加快城鎮化建設，加大中西部地區的公共設施投資；在政治上，讓中國農民擁有表達權、申訴權、尤其是擴大表達和申訴渠道，在決策體制中有代替農民說話的機構；在管理體制上，儘快結束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從縣到市到省逐步放開，另外，還要大量裁減政府的公權人士，尤其是縣鄉二級的公權人士，不與民爭利。
應該說，中國農民的苦這是一切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農業國向工業國演進的必經階段，是發展中的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農民逃離苦海的日子應該不會久遠了。
轉自>(http://www.dajiyuan.com)
李昌平，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的青天！
新西蘭華僑呂柏林著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初春，寫信向朱熔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中共黨委書記李昌平碩士，因爲信件得到朱熔基派調查組證實、工作隊進駐整頓，當地農民沈重的集資攤派得到大幅度削減，自己則被迫自動下崗。因此，這個悲喜交加的劇本和主角李昌平，猶如春雷劃破中華人民共和國沈寂的黑空，響遍神州，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政集團中“我爲人民鼓與呼”的彭德懷第二。
然而，“彭德懷第二”是錯誤的說法：
他比彭德懷勇敢：彭德懷的萬言書是憑著他與毛澤東的老鄉關係、長期共同戰鬥的戰友關系、多次捨身救命的恩情關係，憑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功勳和領袖之一的地位，在毛澤東明言要反左但不知其葫蘆裏裝的是反右的假像下，以諍友的私信方式“爲民鼓與呼”，屬於誤入陷阱的“鼓與呼”，知己不知彼的盲戰式的鼓與呼。李昌平則是一個連七品芝麻官都夠不上的最低層次的顯微官，與江核心任何一個人都無丁點關係的田野小官：別說萬一剌激了江核心任何一員的眼光，是只指尖輕點就會粉身碎屍的小蟻；即使地縣級惡霸的眉頭一皺，他也會死的莫名其妙。他既清楚官場的罪惡更清楚官場的險惡──即使朱熔基看到他的信，引起朱熔基的重視，自己也必須無條件下崗──這是“明知虎強大，偏向虎挑戰”的英雄。彭德懷與之相比，則要汗顔無地──彭德懷連直面專政猛虎的勇氣都沒有，只有在挨批時一再檢討的勇氣。

若論解救苦難農奴於倒懸的功勞，則是有與無的關係，至少棋盤鄉、監利縣乃至整個湖北省的農奴，因爲李昌平的鼓與呼而臨時減輕了沈重的集資攤派，而彭德懷則無寸功可言：
饑民連他的鼓呼之聲都沒聽到就嗚呼哀哉了。若硬要給彭德懷記功，那也僅僅是因爲他的萬言書及其所釀成的個人悲劇，給我們留下證明毛澤東專政集團毫無爲民之心、專爲權力勾心鬥角萬惡真相之萬一的一份書證而已。
若以青天作用看，李昌平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龐大政府官員花名冊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黑天中，唯一勇於並能夠開闢一縫青天的青天。

也許有人不服：朱熔基，青天也。錯了，老兄，他毫無青天的資格，他只有黑天的噁心，是加重農奴苦難的黑天：如果給予李昌平以朱熔基的位置，相信他絕不會把他親自參與制定並生效五年的《農業法》踐踏成泥巴。正是朱熔基把糧棉等重要農產品的保護價收購制度踩在腳下，整頓糧食市場，才導致完全不合理、毫無公平可言的農產品官價和市價一降再降，導致農奴終年辛勤獲得的豐收連成本全送給朱熔基政府，還欠朱熔基政府的債；正是在朱熔基政府縱容下的集資攤派，基層政府才敢強制農奴繳出非農收入給朱熔基政府，也才會有李昌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哭訴。如果朱熔基真有當農奴青天的一點良心，憑著朱熔基的權力、虎威和智慧，別說減輕農奴負擔只是依照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順水推舟，就是清除農奴稅（公糧）外的一切集資攤派也是輕而易舉的小事一樁，絕對比清查遠華走私案件的核心阻力要小的多，給人民的利益要多的多。因此，在關懷農奴苦難的紀念碑上，李昌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至今唯一有資格登錄的第一人──如果公開彭德懷在萬言書之前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滔天罪惡，那他只有中囯共產黨史冊上的光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冊上的光榮，不值中華民族最廉價的緬懷價值。

但是，李昌平仍然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治久安的衛士：他對專政體制的最高要求僅僅是縣鄉政府體制重構；對民主的最大訴求僅僅是地方的民主，追求地方民主的目的是保證“中央集中”；他希望解決的是對農奴的松綁，而不是徹底解放，更無還債農奴的思想火花；解決“三農”的方法只是“六化”（1、農民待遇國民化；2、農業資源所有制多元化；3、農村城市化；4、基層政府民政化；5、九年教育義務化；6、農業經濟市場化。）所有這些與全民主權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他下崗換來的也僅僅是緩解農奴痛苦的臨時止痛片。

也許他胸中的蘭圖遠不止於此，這些僅僅是初步解決“三農”問題的第一張處方。對於處在強大的專政機器之中的他，不應有更多的奢求──那是舍官取義的代價，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至今還沒有消除生命危險的代價，兌換出來的一張救世濟民的處方：今天損失明天補的反攻倒算的恐怖仍然籠罩在監利上空，一時壓縮掉的牛虻機構猶如完好的籃球，隨時都會吸氣恢復原狀，被擠出而挨餓的牛虻正虎視著李昌平，並企圖東山再起……因此，李昌平開出的第一張處方，對於一個田野小官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應當視爲國寶的價值了。如果李昌平的處方能被火山危機四伏、生命危在旦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服用，不啻是中華民族通過和平演變獲得人權和主權的過渡性改運良策！ (2002.1.26.於奧克蘭)
令人憂心的中國農民陋習
肖偉才
　　或許筆者是在中國農村長大緣故，農民、農村、農業“三農”問題，常常引起筆者的思索。筆者曾撰寫了《中國農村就業問題的再思考》、《中國農村的四大問題》、《中國民工潮：危險的信號》等文章，爲中國農民的貧窮呐喊，爲中國農村的現狀而擔憂。

　　農民真懶，農村真怪
　　在上述文章中，筆者的觀點同大多數專家學者的觀點一樣，把中國農民的貧困和農村的落後的原因歸結在政策、制度及政權上。然而，造成“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懸”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不能不令人深思和擔憂。這個因素用一句話來概括是：“農民真懶，農村真怪”。
　　中國農民以勤勞、善良、純樸著稱於世。然而中國農民性格的另一面懶散性，所造成的損失，絕不可輕視。農民真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懶惰，造成勞動力的極大浪費；二是散漫，無組織紀律性。
　　有專家指出，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浪費極其驚人。中國農民一年時間裏，有大半年處於無事可做的狀態，這半年實際上等於失業。在中國農村，經常可看到這樣的情景：一群人聚在一起，或聊天，或玩牌，或吸煙。他們不願意去學技術，也無技術可學。他們不去思考在農閒時去做點什麽，把大好時光白白地浪費掉。

　　逃避貧困
　　最近這幾年，“覺醒”的農民們，紛紛外出打工。打工的背後，與其說他們在尋找致富道路，不如說他們在逃避貧困。因爲，他們放棄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大量的良田荒蕪，而到城裏去實現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曾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湖北監利縣的一黨委書記李昌平坦言，他所在的鄉“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他們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全鄉棄田棄水面積達到3.5 萬畝，占全鄉面積的65% ……。”
　　對於農民外出打工，許多專家學者向來都是持肯定的觀點，但是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大量的農民捨棄田地，這絕對不是一個好兆頭。這裏面當然有一種利益驅動的因素，但不可否認，農民的懶惰性所造成了許多田地荒蕪。
　　“農民真懶”的另一面，就是中國農民特有的散漫性。“農民像一盤散沙。”在中國這句話被人經常提及，它形象地說明瞭中國農民的無組織紀律的性格特徵。
　　自古至今，中國農民的性格裏就有一種惰性、散性，這與中國農民的習性有
關。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爲主的經濟，農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一個較嚴密的組織去領導他們，他們形成了自己支配自己的習性。
　　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在極大地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同時，也相對地釋放了農民的自由性。只因爲這種自由性，造成了許多政策和科技等資訊得不到有效的落實和傳播。

　　不理會政府的“引導”
　　筆者所在的小村，村幹部想開個會傳達上級的精神，這樣的會議都開不成。儘管喇叭喊了半天，就是沒有人理會。最後，村長想了個辦法，誰參加會，給誰兩元錢，這才有人懶洋洋地過來參加會。再比如，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政府採取的是“政府引導，農民自願”的原則，有些農民根本不會理會政府的“引導”。
　　只因爲農民這種本身所固有的懶惰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這樣令人擔憂的現狀：國家的政策得不到貫徹執行，科技應用率極低，大量的良田得不到合理地開發……。

　　農村裏有許多事讓人琢磨不透。這其中的怪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村的發展。其主要表現在：
　　一是尚不富裕的農民，遇到婚喪嫁娶的事情，非要講排場、比闊氣不可。如果誰家遇到幾件這樣的事情，得折騰個半死。以一男孩娶親爲例：成親前，先蓋幾間房子，需1 萬人民幣左右，購置家具需4000元左右，結婚時大擺宴席需5000元左右，生孩子擺宴席需5000元左右。這樣下來，需2 萬多元。一個中國農民10年的收入，就這樣被“闊氣”掉了。
　　再如，中國農民還有多子多福觀，哪怕出去討飯，也得多生孩子。這樣，愈生愈窮，愈窮愈生。孩子多了之後，又無力供養其上學，在農村，大量的兒童失學，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農村裏還有許多怪事，如鄰裏關係已沒有過去的那種和睦，農村裏的精神文明建設比物質文明建設還落後。
　　把中國農村落後貧窮的原因歸在一個方面上，是絕對武斷的。現實的情況是，在國家加大支援農村發展力度的同時，農民自身應該覺悟。農民們應該儘快擯棄陋習，以充滿活力的心態，去營造美好的生活。
原載：《聯合早報》
中國鄉村萌動著什麽？——與一位農民朋友的書信來往與思考
作者：党國英
中國鄉村萌動著什麽？中國農民在思索著什麽？面對鄉村社會的種種衝突，中國農民正在作出什麽樣的反應？在一些地方，農民面對鄉村幹部的巧取豪奪而奮起鬥爭，他們是自發的，還是有組織的？如果農民是有組織的，他們又擁戴什麽樣的人做領袖？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讓我們認識一位元農民，讀一讀他的文字，或許我們從中可以悟到一點什麽（本文所涉及他的文字，已經他同意公開發表）。
　　農民鄒傳舜（下面的文字摘自鄒傳舜給我2000年5月1日來信的附件，除刪節外未作其他文字改動。全篇約8000字。）
我叫鄒傳舜，今年31歲，曾在村小學教過5年書，也幹過其他許多事情。---……我現在是一個農民，我願意永遠是一個農民，一個最好的農民！特別是現在，我更加深深地感到，我們這個組的村民需要我，我們這個村的群衆需要我，甚至可以自信地說，如果全國農民朋友知道了我已經做的那些事和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以後，他們也一定覺得是需要我的！
現在30出頭的我，內心愈來愈鐵成一個偉大的奮鬥目標：爲維護我們農民的合法權益，爲農村的發展繁榮，爲我們這個社會清除腐敗作永遠不懈的鬥爭，爲此，我將永遠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而決不退縮！
……
在我念初一時，我就在內心不斷地思考：爲什麽我們農民這麽窮？父母以及鄉親們總是一年又一年在辛苦與貧窮中過日子？我那時多麽想知道這其中的原因在哪，特別是我在學校食堂連飯都不敢吃飽的時候，那種想探究農村農民落後貧窮的欲望就更強烈了。
……
1997年，我滿懷信心，決定認真開始學習科學種田技術，把自己當作一個科技示範戶……我辛苦了一年，卻無法完成村幹部下發的各種交款，我陷入了苦悶。一直以來耳聞目睹的農民生活的艱辛終於在我身上得到了驗證。……爲了瞭解有關農村政策，我跑遍了許多的書店都一無所獲。終於我與一家科技報社聯繫討要了一本厚厚的《農村政策法規選編》……。
……
從此，我開始當面頂撞前來收款的鄉村幹部，並表示堅決拒絕交納違規之款。不僅如此，我還向其他農民宣講，動員大家拒絕交款。見此，村幹部竟悄悄對我說：“你不交可以，怎麽也叫別人都不交呢？”98年秋徴中，鄉村兩級幹部用車抓人關到管理區。凡被村幹部提供名單抓到管理區的人，每關一天，在交清所欠款之後，還要交20元的管理費。……我立即開始著手整理材料，決定對鄉村兩級嚴重違反減負政策，侵犯農民合理權益等其他方面的問題進行舉報。［按：刪去有關在縣裏上訪的文字］……現在我們的上訪件已在省裏呆了五個多月了仍杳無音信，看來我們只有上北京了。
　　［按：此處刪去的內容是：因組織上訪，本人和家庭成員手打擊；競選村民組長成功，但受到撤職威脅，工作困難；競選村委會主任一職時被選舉權被取消；進一步上訪受挫等。］
　　……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儘管我們上訪使新華社記者前來採訪兩次，內參上刊發了我們的上訪情況，使我們的上訪造成了極大的聲勢，然而我們的問題到現在根本沒有得到絲毫的解決！我們拒交的那些違規之款仍然被鄉村幹部記在我們的帳目上。鄉村幹部仍然那樣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他們依然步步高升，依然被照常被評爲現金單位和個人！他們還揚言著：“看他們鬥得過政府！”顯然，在一級又一級政府的公開庇護下，我們的上訪更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只要我們的上訪還沒有得到政府名正言順的肯定與徹底解決，我們就不能停！
[按：此處對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提出批評，認爲報告涉及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內容不到500字，占整個報告的1/22弱的篇幅（真是一個細心人！）。但同時讚揚朱總理是一個體諒人民疾苦的“清官”。]

與鄒傳舜的通信
鄒傳舜是偶爾讀了《南方周末》所刊載的我的文章以後開始給我寫信的。今年春節後，他給我寄來一封信，又談及他上訪告狀所遇到的種種困境，隨信寄來一份他所起草的關於鄉村工作的建議書。這是一份出自農民手裏的農村基層工作大綱，內容非常充實細緻，可讀性很強。我拿給我的同事看，他們都給予很好的評價。我給他作了簡短的復信，信中勸他在與地方政府的抗爭中該慎之又慎。5月1日收到他的復信，並附有前面那個附件。他在信中寫道：
我的那份“建議”本來只想勾畫出一個村級工作的大致框架，沒有準備把其中的各個問題都深入具體地談下去。……作爲專門從事農村發展研究的您們是否也可以制訂出適合全國各地的村莊具體開展工作的一個框架？……現在的農村工作不能再總是停步不前了，哪怕僅僅只是向前蠕動都是可以的呵！ 僅我現在瞭解到的有關農村政策法規都是比較多的。特別是我現在從別處無意中發現的1991年中發21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這是一個多麽全面實際的好文件。然而就我地農村的情況而言，在距文件發出到現在爲止已過去十年了，根本沒有哪一方面得到任何加強與發展，因爲他們就根本沒有採取過什麽發展的行動！……減輕農民負擔的法規和村委會組織法怎樣認真嚴格執行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當前農村最突出的主要問題。比如像我這樣的農民就很難讓當地執政者對付！ 關於農民成立自己的組織問題，我總覺得實在是太有必要了。這也完全合法合理，任何拒絕阻止都是極端錯誤的！
……誇誇其談已使人感到厭惡……最大的毛病是形式主義，是怕人揭短，這對其本身對國家和人民上多麽有害呵！
謝謝您爲我擔憂著。我與政府與村幹部的矛盾我想是難以用改良的方式進行的。我們不會妥協，但我們也不會失去抗爭的理智。如果有什麽萬不得已，代價總是要付出的，我早已隨時準備著。

收到這封信，我很快作複（2000年5月初），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你的信及自訴材料我已經拜讀。你的一些話說得很有見地。
誠如你所說，關於治理一個國家或一個鄉村的技術性問題，不是人們想不到，而是既定的利益關係所形成的強大的力量在制約人們的行動。我們尚不是一個法制國家，而是一個“官治國家”，因此，官官相護就是必然的了。你想一想，那些書記、局長在遇到麻煩的時候，是惹你還是惹同僚？所以，你所面對的不是一兩個官員，而是一個集團，一個體制，因此，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你的悲劇命運，也就是說，你個人的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大半生的，甚至是終生的！
解決問題的力量，最終是經濟力量。這說起來話就長了，今天就不談了。
你可以換一種生活方式。先掌握一種致富本領，同時系統地學習政治理論，在大約40歲時候，通過合法的方式，逐步進入政治領域。憑你的智慧和毅力，或許這個辦法更會使你有所作爲。
依據目前的情形，我估計，反對你的力量，遲早會把你送進監獄。此類事情太平常了（當然對你是不平常的）。
這樣寫回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憐才之心。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是有條件“先富起來”的，而他與地方政府這樣的正面衝突，十有八九要給他惹麻煩。信裏的話是我的心裏話。但是，鄒傳舜並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

以下是他復信（5.15）的內容。
我常想，在這個社會裏，那些立志爲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們一定也和我一樣，産生過本質上完全相同的想法。也許他們在付諸行動的過程中因爲種種原因而退卻了，而我是決不會退卻的。……如果中共真是“三個代表”的化身，真正覺悟到發展是硬道理的話，已經假設出的我的悲劇就決不會發生！……我的悲劇産生的那一天必將是社會動亂即將爆發的日子……。
我不會換一種生活方式。不管是行動上還是思想上，我現在把我當成是農民當中的一面旗幟。我的生活方式的變換無疑是一種退卻的信號，我不能讓或近或遠的朋友們失望……。我仍然要做好一個農民，我會力圖在我的幾畝地上動腦筋使自己改善經濟條件，以便更有利於我去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現在我們的農民負擔卡又已經發下來了。負擔卡中的“據實徵收”欄依然嚴重違反減負政策，根本沒有據實徵收。“三提”和“共同生産”也沒有按規定程式收取和使用。針對這些情況，我在發給農戶監督卡的同時，也發給（我組農民）一張小紙片，提示農民依法合理拒交不合理負擔。隨信將此寄來給您瞭解，希望您提供更多的減負政策依據，以便我們參照執行。
……現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渴望如我一樣的水珠廣泛分佈在全國每一個鄉村角落發揮著與我一樣的作用，讓普天下農民真正安居樂業（也許您怎麽也無法感受到，農民即使想安安逸逸地種好自己的責任田，過點平靜如水的日子都不能如願這一殘酷現實！）
收到鄒傳舜的這封信，說實話我心裏不是滋味。我想起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也以爲自己與農民鄒傳舜比較起來，顯出了一個“小”字。也許事年齡的緣故，又或許是農民告狀遭受打擊的事例聽的太多，更或許是我做學問總是避免價值觀的幹擾而主張實證分析，這使我給他回了一封有這樣內容的信（00-5-23）：
我前幾年在一家雜誌上發表過關於農會問題的文章，你有興趣，寄給你，供參考。
我仍是欽佩你的精神。但你的復信裏的一些話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在一個社會裏，弱勢集團作爲一個集團是不會最終犧牲的，但這個集團的某個成員是完全可能犧牲的……。 關於你自己組織農會的想法，最好打消掉。

思考
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在全國並不少。全國數萬鄉鎮，每個鄉鎮出一個，加起來不是一個小數。“農民領袖現象”已經引起不少人士注意，《中國社會導刊》今年第四期開闢專欄討論了這個問題。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其水平在一般鄉鎮幹部之上，但遺憾的是，他們不僅遊離於社會主流之外，甚至還與地方政府抗爭著。這當然怨不得他們，只能怨我們的體制存在嚴重弊端。農村的現實已經威脅到全社會的穩定，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主流社會的學者與官員的判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實際，我十分懷疑。對於我國農村的現實境況與發展出路，我不揣淺陋提出以下看法。 一、農民收入水平低下，直接刺激鄉村幹部隊伍的膨脹，形成加重農民負擔的禍根，産生惡性循環。任何社會的絕對收入水平都不能解釋社會衝突，只有相對收入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形成的原因才能解釋社會衝突。我國主流社會的現代化步伐引起農民的攀比，而在目前體制之下，在農村一切能夠致富的資源中，最有效的是權力資源。我們還沒有現代農業讓農民致富並保障農民進入主流社會。現代農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土地規模經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農業，中國農業的主體還遠未達到這個水平。在傳統農業條件下種田談不上賺錢，充其量只能混一個溫飽。中國歷史上農民日子最好過的時候，是維持一個“五口百畝之家”的生産條件，現如今中國大多數農民連這個條件也不具備了。於是，攫取權力資源，與權力連爲姻親，成爲一些人的最有效的致富手段。雖然農民人數衆多，但他們過於分散，面對高度組織化的政府力量，他們整體上微不足道。正如鄒傳舜村裏的幹部所說“看他們鬥得過政府！”我確信，如果沒有大的政策環境的支援，任鄒傳舜這樣的農民有多大決心，也只能落一個丟盔卸甲的結局。

二、近年我國農村變化的另一個趨勢是鄉鎮農場化，鄉鎮政府直接組織經濟的動力和措施都在大大加強。在“調整農村經濟結構”的口號下，政府開始推行自己的“小計劃經濟”，強力要求農民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事情已經十分普遍，中央三令五申的作用微乎其微。所謂“據實徵收”等稅費專案在最大限度地索取農民的剩餘，農民的那點收入變成了給鄉村官員打工的微不足道的工資。這種“農場”是權力關係畸變的農場，因爲風險完全在農民方面，鄉鎮政府幾乎是旱澇保收。我接觸鄉村幹部，他們也是一肚子怨氣，諸如工作辛苦，財政吃緊發不了工資等等。但是，若查一查帳，他們的財政虧空由多少可以擺到桌面上？鄒傳舜們不正是因此而忿忿不平麽？

三、社會穩定無疑是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社會穩定不是鄉村政府的施政目標。這種目標差異在任何國家都會存在，不值得驚奇。問題在於我們對社會穩定的規律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據我研究觀察，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並很容易成爲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這種規律也在各種農民事變中得到了證實。據著名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的分析，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農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願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衝和調解。朱钅容基總理在去年四月訪問美國時說，中國有工會，但沒有農會。他會見了美國農場局主席，並邀請他訪華，向中國介紹經驗，以便中國研究一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農會，來代表農民的利益。朱總理提出了一個對中國農村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四、中央政府用傳統手段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已經減弱，否認這一點算不上實事求是。鄒傳舜這樣的農民仍然把希望寄託在中央政府身上，但他有“天高皇帝遠”之感。從地方資訊的掌握到政令的落實，中央政府都在付出極大的成本。一個農民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全國人大信訪辦告狀時，地方政府的警察竟然身著便衣守候在信訪辦門外，聽說他們來自家鄉，立刻團團圍住，使他們不得近前。在目前農村，因爲撫育和教育子女的成本日益提高，鄉村幹部又有罰款的激勵，使農村計劃生育的目標還落實的差強人意，其他諸如土地承包政策、減負政策都極難落實。只要一項政策會削弱鄉村幹部的利益，就難以落實。

五、通盤考慮我國城鄉關係問題已迫在眉睫。如果一家農戶幾畝地的狀況繼續保持下去，任誰也不可能把農民領入主流社會。現在中央政府正在推動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調整，但在一家農戶幾畝地的基礎上是調不出農村勞動生産率進步的；調整的結果是釋放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而城市部門不向農民開放，剩餘勞動力到那裏去？所以，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一定要與城市部門的開放結合起來。不僅小城鎮要開放，大中城市也要開放。農民進城會不會影響全社會的穩定？與農民不進城相比，結果要好得多。城市部門的開放當然會對城市社會形成一定的壓力，但從總體上說更有利於全社會的穩定。工業社會或市民社會有一種天然的穩定性。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比，前者和風細雨，後者急風暴雨，那是因爲前者在當時更接近市民社會。中央政府該下大力氣促使鄉村社會向市民社會轉變。

六、誰是今後農村制度創新的主力？權衡幾種力量，只能由中央政府充當農村制度創新的主體力量。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強力幹預，鄉村幹部傾向於把農村資源權力化，而不是市場化，他們不會成爲農村制度創新的積極推動者。而農民，也已經很難再充當土地制度創新的主體，原因有三：第一，80年代農民幾乎處於斷炊的境地，冒風險進行制度創新的收益很大，農民願意冒風險。而現在農民生活水平畢竟有了提高，冒風險的機會成本增大了。第二，農村土地制度的自發性創新如果沒有農村精英階層領導，分散、弱小的普通農民是很難有所作爲的，在目前精英階層高度分離的情況下，普通農民在制度安排中處於無助的地位。從鄒傳舜的信中可以看出，甚至向他這樣的農民，也會成爲鄉村幹部收買的物件。第三，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已經超出了中國農民的經驗範圍。如果要等到農民實在不能忍受現實，而由新的農民領袖組織起來向整個合法秩序挑戰，後果將極爲嚴重。中央政府出於維護全社會穩定和國家的國際形象，最具有制度創新的願望；中央政府在農村的利益相對超脫，也最具有推動農村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前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行動魄力，至於如何操作主要是一個技術性問題（當然涉及利益集團）。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世界貿易組織的章程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

NO:1051_6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1:4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矯情的工業與艱難的農業
作者: 古清生(燕.城.金.株) [80848:21120], 16:53:14 09/10/2001:
論劍談棋 豪傑盡聚 - 華嶽論壇 - http://washeng.com/
王政委在天臺山下遇見我，他大聲地喊，我隱約地感到有人在喊我，就回頭，發現是王政委。王政委是我給他取的外號，他身高約一米五五，寬臉，倒八字眉，眉心尤寬，板牙醒目，黃。王政委特別喜歡穿黑色深統雨靴，將軍綠褲子塞進靴統，背手在田野散步，仿佛是一個政委在進行一個重大思考。王政委是一個炊事員，他的重大創舉是發明瞭狗條，就是他把饅頭捏成雄性生殖器形狀蒸熟向我們發售，取名曰狗條，吃的時候別有一種風味，較之老式的長方形與圓形饅頭都有味道。王政委說話喜歡先來一個幵場白：個板板地。這話是學武漢人：個斑馬地。我至今也沒有弄懂它的要義。
有一個冬天，我們在大王湖勘探，就迫害過王政委，主要我們想要他為我們服務，去食堂拎熱水洗臉，可是出太陽了王政委還沒有起床，他居然享福像老爺，我們就得對他施一點家法，就去了四個人抓住王政委褥子的四角把他擡到外面擱在地上，地上夜裏打了一層霜，湖畔是潮濕的，地上都結了冰，王政委光腳丫子不敢起來，於是他就繼續蒙頭大睡。這令人氣憤，我們都一起想法子，一時間就想出好多法子：有叫把他擡到廁所邊上去的，尤其要擱在女廁所邊上，臭氣會熏得他睡不著﹔有叫把他擡到湖上的放鴨排上的，讓他在湖裏漂呀漂﹔有叫擡到食堂角落裏，那裏野狗特別多。王政委是個旱鴨子，夏天才剛幵始學習狗趴式游泳，我們決定把他擡到放鴨排上去，讓他孤伶伶地漂在湖上。這樣就擡著走，拐彎就碰見了一個圍墾區書記，他問我們：怎麽啦？擡的是誰？誰也沒有想到會碰見書記，這時候我們深怕王政委告狀，這是人樁俱在，一告一個准，而事後告狀一般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們人多，他人少，我們互相作証說他是誣告，他就沒有戲，人臟俱在則不同。書記這麽一問，我們嚇得險些把王政委一扔就跑掉他。圍墾區的書記是不認識我們的，我們實際上是來抽來輪班的，書記我們則認識，他總是作一些報告，有時候不作報告他也坐在臺上。
碰到了書記，問話了，得答話，都不說話不行，他會懷疑我們幹壞事，告訴到我們書記那裏去。我說：我們出了一位傷病員，他是幹工作累倒的。書記就馬上說：那趕快送衛生所！那趕快送衛生所！說著書記伸過手來，欲揭王政委被子的樣子，這時候我們四個人好像都知道要幹什麽，於是就擡著王政委飛也似的跑，邊跑我邊說：我們去衛生所了！跑出大約五百米遠，那裏有棟平房，拐過一彎，目送我們的書記看不見我們了，我們嚓地繞過去，從平房的另一頭又轉回來了。但這樣實際上是我們擡著王政委跑了一裏多路，他享受得要死，而我們擡著他還要擔驚受怕，誰懲罰誰呀？
這一下把我們累壞了，關鍵是擡著一個人健步如飛，不是省力的活兒。依然把王政委擱回床上，這樣一個打霜的冬天的早晨我們都大汗淋灕，揭幵王政委的被頭，他在裏面正樂得合不攏嘴！是吧，原來是要懲罰他的，卻累得我們不行，這豈不是懲罰我們了？王政委這麽樂，他咬著牙關笑呢，就笑得嘰嘰地響。見他個鬼喲，我得想一個法子來治他。我四處一看，牆角是有一捆麻繩的，我說：有了，我現在看你笑，待一會就要你使勁地叫！把王政委的手、腳都在被子裏面擺直，然後就連舖板、被子一起將王政委五花大綁，綁得他紋絲不能動彈。王政委幵初沒有什麽，他還是笑，但過一會，他不笑了，他幵始皺眉頭。然後，扁起嘴巴用下唇壓住上唇吹氣，使勁吹，吹得“不不”的響。王政委的眉心上面那一塊癢癢起來了。這種癢非得撓撓，但王政委的手綁住了，他想吹氣撓癢，卻不行。這時候，他終於幵口求饒了，請我們幫他撓一下眉心。可是，我們輪番伸過手去，卻都不撓到他的眉心，他滿心期望我們把手撓到他的眉心上，卻在約有一寸距離的時候，手就停了。王政委就使勁往上擡頭，試圖將眉心撞到手上，但是，大家都非常機靈，他一擡頭，手也擡起來了。這樣，王政委的臉上痛苦的紋路就如百年蒼松了。他咬緊牙關，啊啊地使勁喊，然而，喊也不能撓癢癢。他又求情，但想想他害得我們把他擡著一路飛跑就來氣，於是，就決定衹給他撓周邊而不撓眉心。於是，指尖就在他的眉梢、鼻尖和腮邊走，偏不挨到眉心上，王政委就使勁扭頭，還是想讓眉心撞到手指上，這都徒想。王政委最後求情答應給三包煙我們抽，掂量一下，覺得可以平衡了，就給他解繩子。
剛解幵繩子，就聽見外面有人來了，邊走邊問：地質隊的住在哪一棟？
我到門邊去一看，不好，是衛生所的醫生來了。我趕緊把門一關，轉身沖過去按住正欲起來的王政委，說：媽的壞事了，醫生來看你了，你一定要裝到底。王政委是裝病大師，他把頭發撓兩撓，就篷起像個雞窩，接著往枕頭下面一扒，扒出一張“風濕止痛膏”（我們通常用來補褲子的），啪的往臉上一貼，然後躺下去，微微閉上眼睛，幵始間斷性地拉搐嘴角……一個大病號就誕生了。
醫生來了。一問是書記去了一趟衛生所，沒見著我們，就怪醫生肯定是剛才關了門，否則那麽重的病號不可能不進衛生所。醫生受了批評，醫生當然也心虛，因為他剛才是跟護士小姐在裏屋聊天的，那有個檢查身體的屏風，擋著外面看不見。於是，他就背起葯箱顛顛跑來了。這叫送醫到工區宿舍，做一線工人的貼心人。
醫生姓馬，馬醫生一看躺著的王政委，就放下巡診箱，從白大褂裏面抽出聽診器，准備幵始診斷，我喊了一聲老六，老六就去搬條凳，我再跺了一下腳，王政委就幵始說糊話來，他的手不停地動彈，迷迷糊糊說著一些糊話，這樣子，剛鬧翻天的宿舍忽然氣氛緊張起來，馬醫生如臨一級戰備。
條凳，我說。老六把條凳送過去，馬醫生就坐到條凳上，掀幵被子一角，把聽診器探到王政委的胸脯上，這傢夥從來都是光膀子睡覺，這倒方便了醫生。
通常情況下，醫生一來，他的箱子就要大亂，老六將條凳一送過去，就彎腰打幵巡診箱，他首先把膠布一把抓去。老六這小子心太黑了，邊上的幾個就不讓了，手就都集中到葯箱了，紅葯水、枇杷止咳露、牛黃上清丸、草珊瑚含片、十滴水、風油精、人仁、就一掃而光。這回我是下手晚了，我看准了一盒穀維素，它是有益於植物神經的，前次打獵槍響震了個耳鳴，吃它是有效的。再看老六，他抓了一大抱葯，末了竟把醫生的體溫計也抽走了。我剛想說體溫計不能拿……但老六轉身就跑了。媽媽的，醫生碰到這些高手就是得倒楣。
王政委的糊話分貝越來越高了，他說著糊話又不停地動彈，弄得馬醫生好不緊張，我看見馬醫生的額頭都有一些汗珠子了，我估計這主要是王政委的糊話弄的。糊話是發高燒的癥狀，但王政委是學著電視專題片裏面的情節說糊話，連我幵始都沒有聽懂，過一會兒，我才聽清楚是：別管我……我沒事……工程要緊……我決不下火線……這傢夥，我忽然有點擔心起來，原來說裝裝把醫生蒙過去算了，可是，這麽裝下去越裝越象那麽一回事了，到時候怎麽收場呢？而且，王政委根本就不發燒，昨天晚上我們到農村邊上打了一條野狗，他吃了一條後腿加一大瓷碗燉蘿蔔，我們是用狗肉燉蘿蔔的。不僅僅是這麽多，他還吃了四根狗條。我一直這麽說，王政委的胃能夠裝下一個大王湖的水。他這樣說糊話，他哪里有燒可發？
馬醫生收起聽診器，他去找體溫計，沒有找到。馬醫生疑惑地擡起頭，特別知識分子地說：請問有哪位同志在使用體溫計量體溫嗎？哪有啊？老六拿走了，我看著他拿走的，但是我不能說。我們都搖頭。馬醫生見狀有一些急，他掏出手帕揩了一下額頭，想想說：我去一下衛生所，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馬醫生說著匆匆出門了，王政委霍地一下挺起來。
個板板地，怎麽辦？王政委說。
將革命進行到底。我一把拎起腳邊的幵水瓶，咕咕咕地倒了一瓷幵水，遞給王政委：這水喝下去，至少增溫一度。然後，我一把扯下王政委的洗腳毛巾，倒上幵水，使勁一擰，揉成團，掀幵被子，說：王政委，胳膊擡起來。王政委聽話地擡起胳膊，我把燙毛巾往他胳膊窩一塞：使勁夾住！我說。王政委使勁一夾：唉喲……噢！他殺豬般地叫起來。我說：別叫啊，還有另一邊。我又扯了一條王政委的洗臉毛巾，倒上幵水，使勁一擰，揉成團塞進他的另一個胳膊窩，他又一叫。
王政委水也喝完了，他把碗遞給我，擔心地說：等下要尿尿怎麽辦？沒事，我說：老六，給王政委套個塑膠袋。老六就轉身拿了一個塑膠袋，這是地質隊裝硝酸胺炸葯的，他就把王政委的被子全掀幵，我們這才發現，傢夥的居然是全裸睡覺的，怪不得我們擡他到外面，他總是那樣乖乖的，遇到書記也不告狀，可以想象，他一告狀，我們就會把他扔下不管。老六將塑膠袋飛快地套在王政委的小便上，找了一根自行車車胎剪成的橡皮筋給紮上，最後一下，老六把餘出的橡皮筋拉長長的一放，彈得王政委嗷地一叫。老六幹這活他是內行的，他的右派父親領著全家下放新疆伊犁的時候，他學過擠牛奶，一手拿奶袋是要對准乳頭的。
好了，趕快把熱氣捂住。我幫王政委將毛巾取出來，給他紮好被子。這時候馬醫生也已經到門口了，好像馬醫生後面還跟了一些人來。果然，書記來了，緊跟著是婦聯兼計生委主任，婦聯主任手裏拎著兩瓶玻璃瓶裝桔子罐頭、兩袋奶粉和一袋約五公斤重雞蛋，這是看病號的統一規格。老六一見有這麽多東西，就捂著嘴樂。任重道遠的王政委聽見我跺腳的信號後，又幵始哼哼起來了。但是，後面還有一個人，雖然姓牛，但是小白臉，戴一副金邊眼鏡，一拳頭就能把他打成柿餅！他是圍墾區的筆桿子，具體的職務是圍墾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副主任，這名稱太長了，通常單位上的人都使用簡稱，叫他：社精辦的牛主任。也有人更簡稱：牛社精。
馬醫生這回拿來了新的體溫計，給王政委夾上，王政委的糊話漸漸高起來，書記就仄耳細聽，被他聽出來了：別管我……我沒事……工程要緊……我決不下火線……書記忽然感動了，他拉了我的袖子一下，指指王政委，壓低了嗓門說：這個同志……不錯呀。他舉著大拇指在我面前晃晃。
是呀。我也仄過頭，說：純粹累的，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他現在完成的進度已經進入２０００年，提前１１年跨入了２１世紀！
啊？這樣的同志應該好好表揚。牛主任，你來一下，好好整一個材料，這位同志怎麽稱？書記問我。
他是我們的團支部書記。老六在邊上說。
噢，古書記。書記立即抓住我的手握起來。
哦，就叫我駝子吧。我說。他們都叫我駝子。
駝……子？不，這麽叫不好，這樣，我看你的工作水平很高，你協助一下我們的社精辦牛主任，整一個材料，這樣好鼓舞同志們向邯鋼學習，向勝利油田學習，一業為主，兼營副業，全面向多種經營企業進軍。學邯鋼，不走樣，墾出大王湖，誓做工業的米糧倉……那是那是。我說：書記的話我要牢記在心間，我們地質好兒郎，一定要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抗嚴寒，戰三九，不鬥退狂風惡浪決不走！紅心有，茶當酒，抹牌九，八倍聽和全斷□……我忽然間也被這樣的大氛圍給感染起來了，好像一下子有了文彩，就把王政委吸引過去的注意力悉數給吸引了回來。
４１度！同志們，同志們哪，４１度高燒啊。馬醫生忽然嚷嚷起來，他舉著體溫計給書記看。這個溫度容易引發肺炎並發癥，我得給他注射青黴素。馬醫生幵始尋找注射器，酒精葯棉，青黴素注射液什麽的。
４０萬是不行的。老六在邊上插了一句。
當然。馬醫生說：我准備給他注射８０萬。
王政委忽然沒動靜了，這傢夥大約是聽說要給他打青黴素，他就不哼哼了……不好，這要壞事，因為王政委一旦不願意注射青黴素，他就會將假病暴露出來，那還不給我們遣送回地質隊並且通報批評？這事情鬧大了，我的額頭都冒汗了。我怎麽把熱毛巾在王政委的胳膊窩裏熱一熱，就熱成這麽高的溫度呢？以前，我們賴病假也是這麽做的呀！下次再搞，不能太高，至多３９度就行了，上了４１度，那是很糟糕的。
忽然，我想出一招，我說：噢，馬醫生，你有沒有土方子給王同志降溫呀？因為……老王同志有青黴素過敏史，一注射青黴素他的皮膚就紅得像番茄。
說到這裏，王政委大咳兩聲，然後又幵始說糊話了。我想，他的咳是憋笑憋出來的，也虧了他吧，當然，我這樣的配合也是天衣無縫哦。
馬醫生一聽，立即放下注射器，他連皮試也不做了，就說：我研究了一個方法，而且管用，可以試試。就是你們得派人到湖邊的田上去找野幹艾，用幹艾煮水給他洗澡，洗罷就用棉被蓋好，再用冰塊包成一個冰袋，拿冰袋縛在他的額上，這叫熱洗冰縛法，十分管用……噢，我懂得了，我來做吧，這個我會呀。老六就蹦起來，其實，我們大家都被折騰得夠戧，現在都過了十一點半鐘，肚子都咕咕叫了，可是，醫生、書記、婦聯主任、社精辦主任都在，太難受了，快點結束吧！
啊，是呵，我們會這個呀，馬醫生，別有葯還有嗎？你可不要節約喲？我說。
呵呵，駝子……書記，當然，我要幵一些退燒葯，並且我還要隨時來復查，我對工人群眾是全心全意地服務，決不縛衍了事。馬醫生一臉嚴肅，然後，他幵了一些葯，就一起走了。等他們走遠了，我們就搶桔子罐頭吃，然後用大瓷碗裝奶粉沖牛奶喝。王政委早已經躺不住了，他從床上跳起來，衣服也來不及穿，就要搶奪桔子罐頭，可是他走起路來，卻要將兩腿張幵，因為他的腿中間被老六紮了一個塑膠袋，並且已經裝了至少有２００ＣＣ尿液，我看見他有一些艱難，晃著一個大氣泡一樣的塑膠袋追來追去，太不容易，就將我搶的桔子罐頭給他了，至少還剩下６瓣桔子，５口糖水。
後遺癥是比較大的，罐頭吃完了，奶粉喝了一大半，問題是王政委得把病裝下去，事實上從長遠來看，假病比真病還難受，我們就商量，說好大家都服從集體利益，至少罐頭都吃了的，事情也就得一起擔戴了。剛商量完，王政委的羅嗉事來了，他說：個板板地，我要上廁所了，是我自己走呢，還是要人扶著去？我說，廁所是公共場所，書記也去的，不能自己去，要人扶。老六，你扶他去吧，我去扯幹艾回來，多少熬一點幹艾盪讓王政委泡泡，不然怎麽說明他會好呢？
我去湖邊的田野裏扯幹艾，好大的湖風吹拂，綠頭鴨成群地躲到田裏來，有一些雁在藕塘的枯荷間悠遊，粗看曠野都是一片枯黃，細看在那枯黃的底下，已經有無數的綠意在蔓延著。黃花菜已經幵出了小黃花，地米菜著爆出米粒一般的小白花，還有一種叫做泥蒿的植物，它已經長出嫩白的芽尖。回頭看遠邊的湖上，風把湖水吹起一個浪，又吹起一個浪，浪潔白地往前一卷，像卷起一捆清澈的水，散了，又重新卷起來。
我發現幹艾不是很好找，這一片田野有人放火燒過，湖邊的人都相信野火燒過以後，地裏的植物會長得更好。我衹得又往前走，有一個農民在藕田裏挖藕，他的鐵鍬是一個長方形的平板，他在塘泥上兩邊一插，再中間一鏟，鏟起一塊長條狀的規則膠泥，堆在路邊上。他這麽鏟幵一層，就好找下面的藕了。他腳邊還有一個鐵桶，挖出來的泥鰍和黃鱔什麽，都裝在鐵桶裏，我去一看，裏面還有一衹小烏龜，在鐵桶裏爬來爬去。
這旁邊有幹艾，我就拔，才發現根本拔不動。艾的根都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有一個龐大的根系，拔不動。通常而言，艾入葯是要求全草，這我是懂得的，如果不拔全草，這不大好，哪怕是假病呢。我就叫農民，給他一包煙，說：幫我鏟一點艾吧，我們要當葯用。這農民臉上沒有一點笑神經，我給他一包，是大重九的，四塊錢呢，可以換他四斤藕，他一點高興的神色都沒有。他點了一根，猛吸一口，把煙含得久久的等沒有味道了才吐出來，吐出來的都是白汽了。
不錯，是好煙。農民就幫我挖艾。挖了一會，他就惱火，說：你們都是拿饃饃堆堤壩呢，你們有錢去買不到糧食呀？
嗨！我說：學邯鋼呀，學勝利呀。
噢，邯鋼不煉鋼？
不，是煉鋼的。
那你們不好好煉鋼跑到這來幹什麽？
哎，我們搞副業呀。我說。
副業？哼，你們的鋼煉到人家英國人、日本人那個水平質量了嗎？
嗯……還沒，還差得遠。我說。
差得遠還不好好煉？你來種什麽田？
嗨！這農民把我也惹生氣了，我說：老鄉，我是看在你在幫我挖艾的份上，你管得了那麽寬嗎？我們都管不了，叫我們幹什麽我們就幹什麽。
那……晚上到村子邊上打狗是誰叫的呢？農民盯著我。
誰打狗了？我嚇了一跳，這傢夥，這個滿臉鬍子的農民，他可能看見我們昨晚到村子邊上去打野狗了。
不要胡說啊，我們這裏的人多得很。我一邊說著，一邊揀艾，我想趕快走。
你急著想走。老農民說。
走又怎麽樣？我生氣了，沒想到這樣一個農民他有窺視欲。
噢，說說，謝謝你的煙，我想你們這樣胡鬧是不對的。農民說著就找了一塊石頭，揀起石頭一下一下地刮鐵鍬上的泥，刮得很用勁。
我背著幹艾飛快地跑回宿舍，卻發現王政委真的成了傷病員。原來老六扶著他走，他也就裝成真的病號，閉著眼睛一步一步都依靠老六扶著，老六呢，心裏想著他是假病號，也就扶得不十分上心，他看見一條黃狗要進廁所，就放幵王政委彎腰揀石頭要打狗，但是，王政委閉著眼睛正往前邁步，這樣就一腳踏入溝裏，膝蓋摔破了，額上也摔出一個洞。他們正商量要不要去衛生所包紮呢。
個板板地，算了，我不去了，老六有膠布呀。王政委說。
老六說：你老盯著我的膠布，你還是去衛生所吧，告訴你，今天是郝護士值班。王政委聽說郝護士值班，眼睛就亮了，說：我去衛生所，讓她摸摸我的頭就會好。說著站起來，健步如飛。
病！我沖著王政委的背影大喊一聲，這一喊又把他喊痿了下來，他就慢吞吞地往衛生所去。老六，去扶扶。我說。
王政委愛上了這副妝扮：頭上用繃帶紮了一圈，正中有一些紅葯水滲透幵來，他
穿的軍綠色褲子，黑統長雨靴，站在湖堤上，前面是一排排的大石頭，他手握一根鋼□，就像准備握著爆破筒躍出戰壕的王成。社精辦牛主任給他拍了一個照，就是這個姿態。
王政委險些走紅，他的材料正要報上市里的時候，單位決定撤出圍墾，因為單位換了一個新的總經理，新的總經理認為：未來的時代，是資訊高速公路的，他將鋼鐵公司的努力方向轉向高科技，放棄已經投入數千萬元的第一產業。
我們也將回到地質分隊去，從此結束了這裏的圍墾生涯。回去之前，我們決定幫王政委一把，因為他老婆在農村，要挖地種冬小麥了。王政委家在羅田，我們到了縣城，又走了２０裏山路，王政委說，再翻兩座山就到了。
王政委的家是青磚房，據他說是明窯磚，也許吧。王政委的老婆卻非常漂亮，長得就像電影裏的小花，直說就像陳沖。實際上這房子是她們家的，在廳裏，我看見有許多獎狀貼在牆上，那都是王夫人李翠花的，初中長跑第一名，跳高第一名，高中女子健美操第一名，英語演講競賽第一名……總之是一大堆獎狀，而且……就是對於我們來說，這些獎狀在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是高不可攀的啊。
王政委說，他是用兩個饅頭把老婆搞到手的。她每天上學路過的時候，他從公家食堂的後面出來，塞她兩個饅頭。後來，她沒有能夠考上大學，就嫁給他了。因為，他是一個炊事員。
這簡直是豈有此理！這簡直是屎殼郎戴花！我看見老六和其他人都很憤怒，衹有王政委嬉皮笑臉的，給大家分煙，又甩掉了長統雨靴，光腳站在地上。在羅田的山裏，冬天也好像不十分冷。
我們吃了一鍋臘肉燜□粑，紅燒果狸腿，幹辣椒炒臘斑鳩丁，喝了一壇釅米酒。然後，擠到廳裏打麻將，全頻道帶賴子的。打到天亮，睡了一覺，到九點鐘才醒，哼哼哈哈地去幫王政委挖地。這才發現，他們家人早就在挖地，村裏人都在挖地，山裏的太陽，九點鐘了剛升到山頂，山谷裏還彌漫著淡藍色的薄霧。挖地的青年夫婦，地頭上都有一個或一對孩子，他們坐著啃一個燒包穀，或者啃一個烤紅薯，邊上有瓦罐，那是茶水。有的地頭上還有一條狗。
王政委家的地頭上就是這樣，他的兩個兒子，大的啃一根甘蔗，小的抱著一個蘋果在啃，他衹長一個孤牙，所以總是啃出一道印子。這景色非常好，我看見王政委的夫人已經挖到另一邊去了，王政委這邊，他是挖的兩□，他脫光了外衣，衹留下一件海魂衫，軍綠褲子高高綰起，頭上的繃帶已經落下半尺長一節，山風不時把它撩起。王政委揮起鋤頭，雄健如鐵人，像麥全德。
當然，我們還是哼哼哈哈地挖，挖不多一會兒，老六就想心思並排到王政委的夫人邊上，他跟她排在一起挖，吭吃吭吃直出汗，卻挖得蠻帶勁。拐彎的時候，我問老六：跟得上趟嗎？老六說：為有雄心多壯志，不愛工裝愛農裝。
中午飯是送到地頭上吃的，因為我們來時，帶了許多肉和果菜，所以呢，實際上是吃我們的，不然讓王政委負擔是不合算的，好像我們在這裏種地衹能算是半個勞動力。
但是，菜的做法卻是按羅田的風味做的，這就美死了。比如一個箬葉排骨，就是到山上找到箬葉包起排骨蒸的，那味道喲，美死了。還有，酒糟帶魚，將帶魚炸幹，然後，用酒糟燜，又放上紅泡椒，漂亮死了。
我們吃飽了，就算著王政委的麥子豐收。算來算去，成本沒法降，我們這出力都義務了，鐵算盤老六說：如果按收購價賣，每斤麥子至少還要虧本８分錢。於是，為了不敗壞王政委的情緒，我們不再提種麥子賺錢不賺錢的事情了，我們就提議說：啊啊，養點梅花鹿種點冬蟲夏草吧，是很貴的。實際上我們都不知道什麽可以賺錢，在農村裏，到底什麽可以賺錢呢？衹是胡說一氣。下午，就把地都挖完了。我們吃完晚飯又幵始打麻將，剛打了一會兒，村裏就來了不少人，圍著看，看我們打一塊錢一點牌，他們都吃驚地嘖嘖驚嘆：這工人就是有錢。說得多了，把個一輸再輸的老六氣得把麻將往桌上一拍，說：工人？工人有個屁呀！明天我們就下崗編外，工廠虧得一塌糊塗你們知道不知道？到時候把你家的地給我呀？
一個剃瓦片頭的青年農民說：你說的也，工廠虧得一塌糊你們都活得這麽蕭灑，玩得這麽蕭灑，工廠賺錢那還得了呢？這瓦片頭好像是一個民辦教師，他擺出一副辯論的架式。別跟他辯，辯不過他，我這樣想。
我說：工廠的事情我們決定不了，你知道嗎？話一出口，我又後悔了，我看見老六趁機伸手去摸王夫人的小腹部。我們這一幫人趕到王政委家來幹嘛？幫他種麥子嗎？那一季麥子，不夠老六輸的一圈麻將錢呢，但是，老六這麽做太不對了……然而，這動作就被瓦片頭看見了，他沖上去一把抓住老六：你這個傢夥，看上去蠻文明，卻是個大流氓！這一來，大廳裏炸爆式的轟動了，村民們都高聲喊打，一陣乒乒乓乓亂打，我想老六是挨了不少打的，可是，我的頭部、背部也紮紮實實地來了幾下子，我一看情況不妙，就飛身沖到門邊一把拉滅了電燈。大廳頓時一片黑暗，我高喊一聲：３６啊！這是我們的暗號，就是跑的意思。於是，我們都沖到門口，嘩啦啦往山下跑。
雖然我們勞動沒有農民有力氣，跑步卻不是農民的強項，他們的肌肉比較僵化，跑出百十米就追不上了。但是，為確保安全，我們跑出五裏地才停下來，好在都出來了，我們蹲在路邊，拔了一些草點燃，好，除了老六額頭上有一個肉包外，其他人都沒有受外傷。我衹有右後腦有一些麻木，是他們的拳頭落在那裏了。
我說：老六，我還剛想說你呢，朋友的妻子不可欺……結果……老六說：駝子，你這回是真錯了，那妹子不是王政委的老婆，我向毛主席保証。
我說：我親眼看見的，你還能騙我？
老六說：真冤哪，這樣回去我都沒臉見人，絕不是王政委的老婆。
我說：好，雖然是剛發生的事情，也是過去的事情了，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我們想辦法走，要天亮前趕進縣城，坐頭一班車走，否則，我們可能就回不去了。
老六說：對不起，是我連累大家了，那妹子太漂亮……不能完全怪我。
我說：看啊，這山是東西走向，我們往東走，大家緊挨著走，有情況一起上，不能當逃兵。
夜的山谷，有涼氣沁心，人的皮膚因了這涼氣在收緊。山腰上間或有一盞燈，燃起在歲月的幽暗處，這是大別山的一條支脈。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被兩邊的大山一擠，擠成一條帶狀，有一顆流星劃過。大山裏面很靜，好像是在打霜，有細微的沙沙聲發生在葉子上。林子裏面，也間或有貓頭鷹嗚嗚地叫，有麂子發出嬰孩般的叫聲。越往前走，越是顯得陰森林的。
這是多麽糟糕的事情呀，老六的遊戲跟王政委的比起來，一點都不好玩。主要是我們手上什麽武器都沒有帶，我一直盯在路上，看有什麽棍子可以用來做武器，但路上什麽都沒有，彎彎的羊腸山道上，是青石板一層薄露。
抽根煙吧。我說。我們坐下來，點著煙。現在可以說是安全了，山民絕對不會追出這麽遠。又驚又累，坐下來吸一口煙，真的是好舒服。這是很難享受到的呀，我望了天上的月亮一眼，月是一彎的銀月，這是月初，這個月亮像一個沒有發育成熟的少女，但它漸漸就會豐滿起來。
老六說：前面有一個山神廟，我們要不要進去？
我說：又不是刮風下雨和下雪，最好別去那種地方，那種地方說不清的東西特別多。我正說著呢，衹見山神廟裏火光一閃，走出來一個巨大的黑影，他像一個二丈高的魔鬼。我們毫無防備，連起身的機會都沒有，也就是說，剎時全身的神經都不聽話了。
你們想逃？那巨大的陰影用一種粗壯的聲音說。
我們簡直是嚇得魂飛魄散。這時候，我才看見兩面的山道上，兩支漫長的火把隊伍緩緩地走來。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落入了陷阱，老六阿老六，我們都栽在你的手裏了啊。
老六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他忽然站起來，說：好漢做事好漢當，這裏衹有我的事，你們走。老六向著那個魔鬼走去。魔鬼站著沒有動，兩邊的火把越來越近，十分壯觀，烈烈的火，燒得山中的冷空氣吱吱的響。
我們被圍在一個火圈中央。我看見了，那個指揮就是瓦片頭。在這個時候，這樣的場合，要殺要刮衹有由人家了，這就是命運。我想。
忽然，瓦片頭走上前來，說：今天，本來是我們要追殺你們，但是，我們的這位妹子看上了這位工人哥哥，現在，她的貞潔已經歸了這位工廠哥哥了，那麽，今天晚上跟我們回去，舉行盛大的婚禮……怎麽回事？那位天仙般的女孩子嫁給老六？老六摸的真的不是王政委的夫人？我看了老六一眼，這無疑就是給老六平反，老六已經淚光點點，因為沒有這一幕，誰也不會相信老六伸手摸的不是王政委的老婆。那個妹子長得真像王政委的老婆呢。
老六突然一展又臂，仰天長笑：蒼天啊，我修到了福氣了呀，我有一位仙女了呀！祝福我吧，大別山！為我歡呼吧，仙人寨！老六長笑，然後淚光點點，轉身狠狠地跟我們擁抱。
那邊，鼓樂聲起，火把飛舞，少男少女跳起了大別山月光舞，一個仙女般的女孩子，蝶一般地飛過來了，她依在老六的懷裏。我突然有一種感動，便是山人，都是要向往著遠方，哪怕把自己承托給第一次會面的人。
忽然，我也有一些酸溜溜的感覺，媽的，好事壞事都跟自己沒有份。我想在人群中找王政委，沒有找到，我相信王政委是在後面籌備著呢。太奇怪了，老六這晚上就成了新郎，二天，我們走，老六帶著一位仙女回家。
那以後，我就離幵了地質隊，跑到深圳了。王政委在天臺山下見到我，說：我們的地質隊沒有了。
我說：我有預感，但你一說，我心裏還是難過。
我們的地質隊沒有了。王政委說。我看他好難過，但我現在對單位不再有更多的感情了。我都覺得自己的最易波動的青春期裏，居然那麽忠誠於單位是不可思義。
回首過去，我沒有什麽好說。
誰說中國農民“懶”？
柳華文
　　讀了肖偉才先生的文章《令人憂心的中國農民陋習》之後，對其“農民真懶，農村真怪”的說法感到不能苟同，現商榷如下。
　　原文作者本人也提到中國農民以勤勞、善良、純樸著稱於世，但是認爲中國農民性格中的另一面，即懶散性問題也不可忽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懶惰，造成勞動力的極大浪費；二是散漫，無組織紀律性。
　　他認爲近些年農民紛紛外出打工的背後，“與其說他們在尋找致富道路，不如說他們在逃避貧困。因爲，他們放棄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大量的良田荒蕪，而到城裏去實現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農民的懶惰性造成了許多田地荒蕪。”

　　安貧樂道才不算“逃避貧困”？
　　筆者不禁要問：難道農民們安貧樂道、安土重遷才能免于作者“逃避貧困”的指責嗎？難道城裏人享受著更完善的公共設施、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的同時，就要把衆多的在中國戶籍制度下流動性並不很強，或者說遷居權沒有更好保障的農民們選擇進城的行爲，歸於“令人憂心的陋習”？如果這種認識不是表面或偏頗，那也是對中國農民的不公。
　　中國農民懶惰嗎？我們在許多地方的當務之急是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是“無爲”而不是開發。中國農民在有限的耕地上精耕細作了多少年，“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憑心而論，解決生存和溫飽問題上奮鬥著的中國農民至少在總體上，不應被視爲懶惰吧？
　　中國的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尤其在農村，想不勞而獲是不可能的，因此，一般而言，在中國目前的制度下，他們根本沒有懶惰的“權利”。
　　筆者非常懷疑文中所說的“中國農民一年時間裏，有大半年處於無事可做的狀態，這半年實際上等於失業”的說法。因爲至少說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作時間不只半年，而且，這裏的“中國農民”究竟何所指，也很含糊。
　　在原文作者所在的中原大地，祖先留下的是耕作了幾千年的日益貧瘠的土地。類似情況在中國也很普遍，如此情況下，化肥投入量勢必增加，而加上灌溉、病蟲害防治等投入，造成農業成本逐年上升。近些年來，中國農業即使遇到嚴重的天災，也能連年豐收。已有農業專家指出，雖然土地連年增産，但已經基本達到或接近了極限，近期來看，餘地並不大。

　　留在農村的機會成本攀高
　　也就是說，在農業成本增加，而農民産品價格卻未增加的情況下，農民在土地上的發展空間是有限的。投入與産出的衡量是不可回避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稈稱。由此，可以解釋農民們爲什麽要進城，而缺少發展機會難道不是留在農村的農民們賦閑的原因又是什麽？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海聞教授近日在香港鳳凰衛視一檔訪談節目中指出，農民向城市裏發展，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必須走的路。城
市里的工資在提高，除非農民的收入能夠跟城市裏面同樣速度的提高，否則是擋不住的。農民在農村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他不願意繼續呆在那兒；這些人現在打工，對他的子女，對他的下一代來說，就可能有比他在農村裏要好得多的機會。（引自鳳凰衛視網站）。
　　可見，這種選擇不僅是出於自發，更是時勢所迫。考慮到他們在城市裏沒有住房、沒有社會保障，時常可能遭遇歧視、欺侮，幹的都是城裏人不願幹的最髒、最累、最苦的活，這種被稱爲“逃避”的行爲肯定不是懶惰的表現。
　　作者說農民們“散漫、沒有組織紀律性”，爲了掙一兩塊錢才參加村裏的會議。其實，這說明農民是務實的，掙一兩塊錢他就可以“出場”，可見農村裏經常有一些會議連一兩塊錢都不值。據筆者所知，有些農村基層，不到了收費、計劃生育或選舉新領導的時候，是不會開會的，這樣的會，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以此來批評農民的組織性是不合適的。組織者沒有水平，不能怪罪農民大衆沒有紀律。

　　講排場現象絕非農村特有
　　附帶地說明一下，作者說自己是在農村長大，並做過調查，但是筆者不明白的是，他簡單地把農村裏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歸結於“講排場、比闊氣”。
　　其實，據筆者所知，一方面這在城市並不比農村少見，城市馬路上豪華車隊組成的招搖過市的迎親隊伍屢屢可見。此現象絕非農村特有，而且不管城市還是農村，大操大辦的往往不是最底層的百姓，而是有錢有權人居多。
　　這其中借機斂財的經濟帳是很清楚的，因爲考慮到紅包收入不足而儀式從簡者大有人在。作者說“一個中國農民10年的收入，就這樣被‘闊氣’掉了”，這也被用來說明中國“農民真怪”，可能是他真的不太清楚個中原由。筆者不想否認中國農民可能存在所謂的陋習，但是對文中泛泛談及“農民真懶、農村真怪”，筆者認爲不妥，尤其是對其所舉證的有關現象的認識可能還應有一個實質性的把握。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室助理研究員。原載：《聯合早報》

NO:1051_7
讀讀樂 　於　2002/09/07 00:5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阿窗大哥，ｓｏｒｒｙ∼∼∼這欄就送小弟作”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這欄貼長篇的吧？！)))))

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
作者：溫鐵軍 (2002-07-09 03:18:06))
說明：這是今年6月我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講座的錄音。7月14－15日在鳳凰衛視播出後有些人來電話找我要文字材料。爲了省事，發到網上，請批評指正。其中塗黑的字詞或加括弧的地方，是我對原始記錄的修改。

主持人：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世紀大講堂歡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農民雜誌的主編跟我說，咱們中國人大多數上溯兩代人都是農民，所以關心農民的命運就是關心我們自己。今天我給大家請來了中宏網的首席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請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報告，這個報告名字就叫“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好，有請溫教授上場。請坐。我聽說您是1951年的生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麽地方？
溫鐵軍：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齡，我覺得您應該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
溫鐵軍：對，1968年插隊。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隊嗎？
溫鐵軍：不，在山西的汾陽縣。
主持人：離北京不算太遠。
溫鐵軍：現在屬於呂梁地區。
主持人：現在您是一直研究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那當時這段插隊的經歷，跟現在的這個研究有沒有關聯呢？
溫鐵軍：當然很重要，因爲我覺得現在研究的問題和當年從插隊開始那十幾年的工農兵經歷很有關係，如果沒有在基層滾一身泥巴，跟基層這些群衆在一起，我們大概不會有，至少沒有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這樣一種角度，也可能不會有這種關注農民的這種感情，所以我覺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沒有當年那段在底層生活的經歷，只從書本出發，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聽聽到底怎麽個底層法？您是一九六幾年從北京出發？
溫鐵軍：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時候。
溫鐵軍：接近於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從心裏上願意不願意去啊？
溫鐵軍：當時我們是一顆紅心，真是黨讓上哪兒就上哪兒，沒有任何思想抵觸，真地是滿腔熱情地去到農村，跟貧下中農結合，然後盡我所能去做農村的事情。我印象裏當時雖然只有十六、七歲吧，十七歲，但是我沒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觸情緒。
主持人：給我們簡短描述一下當時您看到的那個底層是什麽樣子？
溫鐵軍：怎麽說呢，當時如果說從農村角度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大家不明白到底爲什麽要這麽辛苦，要這樣做。所以老百姓說我們是老“背興”。比如說，我們一起去交糧食，交糧食嘛，當時公社就把好糧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糧食，質量稍微次一點的退回來。然後呢，書記，我們書記跟我們一塊去交糧食，書記說，這個癟麥子、不好的糧食是咱們老“背興”吃的，好糧食那是給城裏人吃的。然後我們無論是想，比如說，儘管我今年麥子豐收了，可以多分一點，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級計劃的，從縣到公社然後到大隊，你不能因爲你豐產了就多分一點，所有的這些東西一切都是按照從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嚴。所以我們這批知青剛下去的時候我們是拼命幹，我們覺得我們特別積極，幹活幹的特別賣力，老百姓就覺得你們傻，因爲你幹了活賣了力，最後分不到那樣多糧食，你還等於要虧。後來我在做農村調查的時候，去大量訪問這些戶，當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這些戶，和我當年在農村插隊的時候老百姓給我們發牢騷說的話其實還是一樣的。
主持人：幾乎沒什麽變化。
溫鐵軍：沒什麽變化。
主持人：那好，你說的那個老“背興”的那個“背”，是您自己的意會還是跟咱們說的老百姓不一樣？
溫鐵軍：山西人是諧音，我們插隊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興”是諧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這個“背”可能是很揹運。
溫鐵軍：他說的就是背興，因爲咱們背興，所以咱們就吃癟麥子。
主持人：噢，是這個意思。
溫鐵軍：大隊書記他就是這麽說。
主持人：好，最後一個問題，我知道您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是學新聞，按說您更應該成爲一個記者，怎麽成了農業問題的研究專家了呢？
溫鐵軍：當時新聞系明確告訴我們，我們是專業調查研究人員，未必一定要學報紙，我的興趣更多還是在政策研究，因爲我工農兵都幹過了，那麽覺得很多問題確實需要，不是一般的去報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聞，但我博士學位是經濟管理。後來還是沾了點經濟的邊，所以搞了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開始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麽時候？
溫鐵軍：（應該說這不是說你要再往------，）說到三農問題，要是說研究的話，不應該說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提出三農問題，因爲二十世紀兩個最偉大的中國人，一個孫中山、一個毛澤東，都明確的講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所以說，講三農問題研究應該是從他們開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麽時候？
溫鐵軍：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去當時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農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職責就是下去跑調研，所以調研的過程中間就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又以農民問題爲主，所以我們當時就認識中國恐怕不是簡單地講農業問題就能解決的，我們恐怕更多的應該關注農民問題，關注農村發展問題，農業問題我們當時就認爲這是派生的。所以我們更多的在制定農村政策（的調查中），在80年代、特別是在那個時候搞的（政策調研），比較強調如何關注農民，關注農村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關注農業問題，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講的主題爲什麽是三農問題，就是說它大概不等同於一般地講農業經濟問題。
主持人：好，開始研究三農問題是從80年代中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
溫鐵軍：十六年。
主持人：好，十六年，那接下來就請我們洗耳恭聽溫鐵軍博士給我們帶來他的報告，他的報告名字叫《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有請。
溫鐵軍：我想十多年的農村調研，是不可能在半個小時之內把它完全講清楚，難免挂一漏萬，只可能是蜻蜓點水，好在我已經有了一本書，就是這本書。當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給人送了，因爲這本書已經賣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現在就已經出版社都沒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這樣一個名字叫《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這樣一個學術性的一本書，會受到這麽多人的歡迎，會賣光，這個我沒想到。我想大家的關注主要其實不是關注我的研究，而是關注中國農民，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到現在爲止儘管我們國家已經被國際組織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國際組織從增長潛力上來看，說將來在不太長的時間內中國會進入世界前三強。但是，因爲中國是個二元結構的社會，我們有機會到農村去看的人都會看到，農村相對還是比較貧困、比較落後的，當然沿海發達地區情況不同了。但是大多數傳統農區應該說還不能跟得上整個國家高速發展現代化的過程。因此人們越來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農村問題上，尤其是最近一兩年，人們已經慢慢地開始接受這樣一個概念，中國的問題不是農業問題，中國出問題是出的“三農”上，那就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業問題上。
因此呢，我說我的觀點，包括我今天講的觀點，應該說主要是從我十年的試驗研究中，是從基層的實證過程中間所産生的一些看法。這當然會和咱們這個一般地從理論出發或者從書本出發，做規範研究的的那些東西可能會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請學界的朋友原諒我，我說的東西如果和你的規範研究給你的那套知識譜系不同的話，請你能夠考慮一下我是從實際來的。那麽試驗方法本身它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是要求不斷證僞的，自然科學的試驗在方法論上也是要求不斷證僞的。那麽政策科學研究使用試驗方法，我們怎麽證僞。
接下來我就跟大家說一下經過十年的試驗研究，被我們證僞的是什麽？既然你是試驗，既然你是證僞，那麽證僞的東西是什麽，我覺得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我經過試驗證僞的這麽一個提法。我們不太認同一般的學界，特別是院校派的這些研究所提出的觀點，比如說，一說到中國的農業，就說是要用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來解釋中國的農村問題，解釋農業問題。所以一段時間以來，大家看，無論是報刊宣傳還是咱們理論文章都是在講中國農業問題如何如何，經過十年的試驗，我們說，中國其實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農業的經濟科學，沒有單純的農業問題，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對應地解決不了中國現在的複雜的三農問題，爲什麽這麽說，我做點解釋。
一般我們講農業經濟科學，都是說在市場條件下，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他對於農業的生産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在每一個要素當出現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時候，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會發揮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來調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邊際效益遞減了，那麽會有勞動力來替代它。加入勞動力的投入邊際效益遞減了，那麽會有資金來替代它。所以這個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實際上就叫做“優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優化資源配置”。這是我們所有經濟學理論的基礎，而且也幾乎是我們顛撲不破的真理，當然農業科學也是這樣認識的。但就中國的農村經濟來說，這些東西能起作用嗎？我們是一個二元結構社會，我們的農業勞動力到現在爲止按照國家統計公佈的資料是五個億，勞動年齡人口是五個億。我們這些插過隊，當過隊長的人知道，在這個正式統計公佈的勞動力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百分之三十，爲什麽呢，因爲還有半勞力呢，你怎麽能說六十歲以上的人不幹活，怎麽能說十六、十七、十八歲以下的這些半樁小子他不幹活。他都幹活，農村十幾歲的孩子幹活是正常的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樣得幹活，這是正常事，這麽算下來，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國的勞動力就農村而言有多少，六個多億吧！那麽我們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産力條件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嘛。大算帳算一億五吧。那還有多少是屬於相對就業不足的呢？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絕對地過剩、無限供給的條件下，拿什麽來替代他。那相對於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任何其他要素都是價格昂貴的，因爲勞動力可以不算錢。所以才出現儘管勞動生産率長期維持比較低水平，勞動力投入在現在家庭經濟條件下，我們的農戶調查測算，已經連續三年勞動力投入産出是負值，儘管他的邊際效益遞減到零以下的時候，他能被替代嗎？你把他替代到哪去？這個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中國農村的勞動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嗎？是不可能的。就這一條我請問，怎麽用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資源，來優化配置，不可能，這是第一大要素，勞動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們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減少。每年非農占地幾百萬畝，咱們不說那個數，但是每年非農占地至少是幾百萬畝，再加上沙化、鹽鹼化的自然減損，我們每年的農業耕地的減少數，大約，咱們也不好說絕對數，反正是比那個幾百萬畝還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統計，我不好在這裏講。但是總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減少的，那麽勞動力不能減少是在增加的，隨人口增加，二元結構又不能打破，對不對？一個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減少，一個要素是只能減少不能增加。那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産連社會平均利潤都産生不了，因爲勞動力生産率是下降的，勞動力投入産出是負值，那就産生不出利潤來。那麽請問，假如我們認定資金按一般的規律它至少要分享社會平均利潤。那麽，假如農業生産産生不了社會平均利潤，資金進得來嗎？進不來。請問這三要素怎麽在現在這樣一個農業經濟科學理論框架之內來考慮它的市場配置？所以我說，我們證明了半天證明不了的東西，只能證僞。那當我們告訴學界這東西被證僞的時候，學界什麽態度呢？他們說你這東西不符合我的理論。我只好說，那請你修改你的理論。你只能從實際出發嘛，所以這個對話是困難的。
我說第一被我們證僞的，就是說你一般地跟我講市場條件下要用看不見的手去優化資源配置，我告訴你三個要素不能被你優化配置。因此我們出現什麽情況呢，農村資金淨流出。很多人說要加強農業投入，請問加強農業投入的條件是什麽呢？是資金作爲一種要素投入進來，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它才有回報，對不對？更何況我們相當多的資金並不僅僅只是要求一個社會平均利潤，它大量進入資本市場是要拿超額利潤的。在這樣一種不規範的投資條件之下，你怎麽能讓農業增加投資，這是怎麽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資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應的去優化配置，那麽導致什麽呢？成本上升了。而當我們看到這幾年長期農產品價格低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什麽呢？是天花板價格的封頂。什麽叫“天花板價格”？國際市場價格。我們大家都說現在農民沒有種糧積極性，說農民棄耕撂荒，要想辦法解決農民棄耕撂荒的問題，怎麽想辦法，怎麽解決？你這個糧食價格讓農民種糧食，農民不種了，爲什麽呢？價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漲。九十年代以來，平均每年農業硬成本上漲百分之十，漲到什麽程度呢？甚至漲到我們農業按基本産品算，就是按主糧産品算，我們的基本農產品的成本價格甚至某些時段上高於“天花板”，就是地板價格高於天花板。這是非常荒謬一個的現象，怎麽能讓地板高於天花板呢。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麽進行農產品貿易呢？因此我們挑戰的第二個觀點就是中國是不是一個農業大國？很多人一說中國地大物博，我們是農業大國。我們說非也，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而非農業大國。
我們有幾點來證僞，中國不是農業大國。什麽呢？第一，我的人均農產品的産量，無論是糧、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於世界平均線，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國，儘管它是工業大國、科技大國、資本大國，但他同樣也是農業大國，因爲他的人均農產品的産量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儘管（中國）這個國家農業的總產量來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們說（中國）是農業大國，其實我們說不是，（因爲）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種上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的農業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說以農業主産品爲例，以糧食爲例，常年看，平均的農業商品率，就是糧食（商品）率多少呢？30%幾，不到40%，哪個農業大國它的商品率這麽低呢？美國農民種糧食，他吃自己的糧食嗎？他買麵包吃。因爲他的糧食全部進倉，然後就有加工的廠商把他買走了，他再買麵粉回來才能烤麵包，對不對啊。他不會自己去磨麥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美國農民他也不吃自己養的豬，不吃自己養的牛，他不宰殺嘛。對不對啊。我們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給自足部分。當然這個統計上問題很多了，咱們不多說，但是就現在公佈的統計資料看，我們的商品率按主産品算，也才是30%幾，當它不能商品化的時候，它怎麽能夠叫做一個農業大國呢。所以就從這兩個方面看，我們不能說中國是農業大國。
所以，我們第一個證僞的就是中國不能簡單的照搬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我們的農村經濟現象。第二我們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因此我們反過來再說，爲什麽叫“三農問題”，英文我們把它翻譯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麽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維的農村問題，是三維的，也就是你立體地去看，看中國的農村問題，如果我們只簡單的，二維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産出，供給需求，那就是一個縱軸一個橫軸就解決了，那如果三維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剛才所說的。因爲我們的農民人口衆多，於是很多人就開始跟我們討論了，你說農民人口衆多，那爲什麽我們不加快城市化，爲什麽不在工業化加快的同時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我們的理論是站不住的，我們提出的觀點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們告訴他，中國因爲處於別的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後才工業化起步的這樣一種地位，所以它一上來就上的是重工業，又是在戰爭環境之中，我們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周邊地緣環境非常險惡，戰爭環境之中，一上來就是重工業，重工業一上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排斥勞動，這是重工業特點。因此，中國不可能隨著自己的工業化，就是工業産值占的比重的提高，來帶動農業就業人口的非農轉移，所以客觀上我們沒有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村的城市化，沒有（大量）轉移農業勞動力。因此，直到我們幾乎完成工業化，到現在工業占絕對比重，我們農業大概只占15%以下，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農業人口仍然占將近70%，68%點幾。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不是一個做了幾百年的工業化國家，不過從1950年、51年，咱們從“一五”（計劃）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國有什麽工業呢？比如北京有什麽呀？“石景山制鐵所”，是日本留下來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蘆，那叫工業嗎？（就是）作坊嘛。現在你看這個國家整個工業化水平多高，但因爲他是這樣一個特殊的，這樣一種一上來就是以重工業拉動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它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路那樣，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民的分工就業，然後帶動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國只占3%、日本大概不到10%，所以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一說有五億農業勞動力。這不可比嘛，所以我們說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有人說，爲什麽不能通過現在加快城市化，來更多的轉移農村人口呢？我們說，儘管我們已經搞了五十年的工業化，平均轉移農業人口，五十年我們轉移了15%。那我們再往今後再數五十年，我們就算加快一倍，我們說不往五十年算，我們按2020－2030年算，因爲講人口學的人都會說，2020－2030年是中國人口最高峰。到那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十六點幾億。我們到那時候就算加快城市化，農業人口轉移（以後占總數的）一半，我們十六點幾億人口的時候農業人口轉移剩下一半，還剩多少呢？八億多農業人口現在多少？八億七千萬，到那時候八億四千萬，差多少，差幾千萬人口，絕對數還是沒有減（下去），還是八億多農民人口嘛，還是人均不過一畝來地，戶均不過是四、五畝、五、六畝地，這怎麽能夠形成現在人們所說的規模農業，那麽在這樣一個小農經濟基礎上，我們能夠把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問題解決得了嗎？因此，經濟學講（預測）三年、五年的就算是遠景了，講三十年的那幾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們只講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後，儘管可以轉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農業人口，仍然會有八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農村的人地關係不可能根本改變，因此農村可能還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
所以剛才主持人阿憶問我說，你當年插隊的，你現在又搞農村政策這麽多年，你覺得到底會有什麽太大的變化嗎？我說這個變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對吧。土地產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這些都是重大變化。但是你說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制約條件，我覺得很難，就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制約條件很難改變，我們把這個叫做“基本國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記了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單純地依據某個科學理論，某種理論來制定政策，那就會很麻煩。那我們說第二個，我們剛才講的很清楚，因爲是重工業導向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沒有同時帶動城市化，又因爲我們再往前看三十年，往遠看三十年，我們知道到那個時候農業人口仍然（占）絕對比例，仍然（還）是八億多農村人口，所以我們說長期看，小農經濟這樣一種狀況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因爲這樣，我們就得客觀承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體制矛盾也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體制矛盾。因此我說，我們最終證明的無外乎是最簡單的一個常識，就是中國是個農民大國，它所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我們把它叫做“基本國情矛盾”，第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就是城鄉二元結構。
因爲時間有限，所以我想，我盡可能簡單地說點結論性的東西。就是我們做了這麽多研究，對三農問題我們有什麽辦法沒有？我們說所有的辦法大概只能瞄準一個目標，就是如何緩解中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樣的矛盾，這叫“基本國情矛盾”。假如我們的政策導向能夠確實有效的緩解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麽我們就有可能給中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一線希望。如果不能緩解這樣的矛盾，我們恐怕就很難有這樣的發展條件。舉個例子吧，中國最基本的國策除了計劃生育之外，還應該再加一個就是“就業最大化”，作爲一個標準。無論你上什麽專案，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專案。這是第一。


[接上篇]
第二個，我們說應該有那些政策來爲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爲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麽我們實際上土地是承擔了雙重功能，它既是生産資料，又同時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依據，社會保障基礎。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強調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要發育大戶，要搞農場等等。但是假如你們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載的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剝離掉，那麽這個土地就永遠得按人分配，因爲每增加一個農民，他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那麽多人的就業問題，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變成了什麽呢？越是人口增長，越是土地資源短缺，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就越大於生産資料功能。所以有沒有什麽政策能夠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呢？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那我們能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制度，來解決中國農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於土地這樣一個問題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國請來，它也不可能爲一個國家百占之七十的九億人口去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說今天農村所發生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你們看它的産值只占15%左右，但它的人口占70%左右，請問哪個國家能夠用15%的産值所産生的利潤去提取稅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這是一個倒置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麽可能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70%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呢？也不可能。所以這種矛盾同樣是尖銳的。無論是什麽樣的人來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對著如此尖銳的矛盾。你們看南亞次大陸，你們去看中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爲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因此出現大量的農民棄耕撂荒，因爲農業是負效益嘛，然後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面積的貧民窟，然後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泛濫、大量犯罪，於是乎社會矛盾尖銳複雜，然後就開始出現社會動蕩不安定。而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出現社會的動蕩不安定，對於每個人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這個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我們在強調農民社會保障，我們實際上在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
那麽，我說我們證僞的兩個問題，我們今後政策上應該注重的兩個方向，作爲一種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長話短說吧，簡單概括一下我們這些年試驗的東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說這些。
主持人：好，接下來我們首先看一看來自鳳凰網站的提問，這位網友叫“親愛的鋤頭”。他說我知道您一直在四處呼籲重視三農問題，而且強調您說的三農不是傳統的順序，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把過去放在三農最後的農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農業放在最後，即農民、農村、農業。不過，我聽說社科院農村所所長張小山認爲，三農中的三個問題不可分，根本上是攪在一塊的，很難說清誰重誰輕。言外之意是如果把農民、農村、農業三個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單純把農民提到最前，當作三農之首，不見得科學。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溫鐵軍：首先我是對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師，因爲我是學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覺得剛才一開始我已經講了，把農民問題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說的，而實際上是兩位最偉大的中國人，是他們說的，所以讓張小山去跟他們爭論，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毛澤東。好，那張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後再到紀念堂看一看。
溫鐵軍：這是他們說的，我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不僅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只不過，二十世紀農民的問題表現爲土地問題，因此我們有三次土地革命戰爭，那是上五十年。然後我們有後五十年三次以土地爲主要內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乾和江總書記倡導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那麽這三次都是以農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農民人口爲分配的基數，這樣一個分配方式，因此農民還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紀我說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是因爲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農民的就業，我剛才已經講了，至少有五億。按統計算，到二零零一年我們有五億的農村應就業人口，那是勞動年齡人口。我們說農業只需要一億五，當然有人說鄉鎮企業解決了一億多，但那有相當一部分是兩栖就業的。村以下的鄉鎮企業至今仍然占鄉鎮企業個數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麽在村以下就業的這些農民他是完全轉移了嗎？不能這麽看，所以你說一億多鄉鎮企業的就業，有多少是真正實現了非農轉移的呢？恐怕很難作出這麽一個判斷。然後還有很多人說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也有一億多了，不錯，進城農民是有一億多了，他放棄土地了嗎？因爲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們說，假如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那麽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但這問題將主要的表現爲就業問題。
觀衆：我就想問一下，在中國現在的這種情況需要多長的時間，最快要多長時間才能讓咱們農村脫離現在的這樣的情況？謝謝。
主持人：一百年還是二百年？
溫鐵軍：我們覺得其實中國這五十年的經濟增長過程，已經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變了農村生活的狀況，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我們很多人知道在沿海發達地區有些農村的生活狀況要比城裏人生活好得多。更何況他可以享受比較乾淨的空氣，比較好的水源，比我們城裏人的擔心還要輕一點。所以我說，五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間，至少部分農民生活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現在問題其實集中在那些貧困地區，或者是資源相對短缺的地區，針對這種地方的問題我們恐怕得需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我個人的看法是對那些資源已經短缺到不足以維持農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難寄希望於在當地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恐怕就需要異地扶貧，或者是國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項目，來帶動這些資源短缺地區的農民就業，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傳統農業地區，就是以糧食生産、以糧棉油生産爲主的這些傳統農業地區，恐怕要通過一定程度上改變現在的農村經濟的結構（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國家的農村經濟戰略結構調整已經逐漸提高到了一個很深的認識層次上了，就是說不再把一般的結構調整認定是農業的結構調整，現在已經提出了叫做“戰略結構調整”，也就是說，要通過加快城鎮化、加快農村工業化，加強農村基層的農民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來解決中部傳統農區農民收入的問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所以我說，籠統的談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恐怕那是過去的說法。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儘管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是至少說，在部分地區農民的問題已經相對比較輕了。那麽在貧困地區，這次不是剛剛開過全國的扶貧工作會嘛，已經定向地採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來解決那些貧困地區的問題，而比較難解決的實際上是大量中部的傳統農業地區，這個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當年毛澤東所說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扎實實的、一點一滴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轟大嗡地去做。
我要說一句話，就是八十年代靠大包乾，“一鐝頭刨個大金娃娃”，這是胡耀邦的話。胡耀邦說“沒想到大包乾一鐝頭刨個大金娃娃”，那是一個政策能調動整個全國農民的積極性，然後帶動一個高速的增長。那種情況在今天，如此錯綜複雜的矛盾糾合在一起的時候，已經不可能産生了。就是不能寄希望於一個政策，就能把中國整個農村問題解決，那是不可能的。這恐怕需要分區，根據不同情況來採取對策。
主持人：沒法告訴您準確時間，只能說任重而道遠。
觀衆：我想向溫教授提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入世在即，加入世貿。那麽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土地非常少的國家，那麽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墨西哥，那麽入世以後，中國將會向這些國家開放糧食市場，將會給中國造成糧食方面一個很大的衝擊。那我在問，剛才教授講了兩個要點，一個是我們中國的土地越來越少，一個是我們的人口越來越多。這樣的話，國外的糧食進入中國以後，我們生産糧食的這批農民將會到哪里去？做什麽事？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這個三農問題其中農民的問題已經成爲影響中國穩定的大問題，現在正在考慮對農民的社會保障，那麽對農民的社會保障怎麽實施，所以我想請教溫教授，謝謝。
溫鐵軍：我覺得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好。因爲我們恰恰在上周以前吧，就是上周我們剛剛開了一個關於WTO與中國三農問題的研討會，我很高興有人能關注這個問題。農業問題將面臨重大的挑戰，這個挑戰甚至可能很嚴峻的，這點我想大家是有共識的。
但是具體到糧食産業，我想這個恐怕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爲什麽呢？你看，東亞小農社會，當然沒有誰像咱們小農這麽多，農民人口這麽多。但是在東亞小農社會，不論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灣，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其他的也是按照日韓模式來重新建構對農業生産的這樣一個保護的結構，什麽結構呢？就是說，政府其實並不直接用於農業生産投入，但是政府在加強什麽呢？加強農民的互助合作，加強農業的社會性投入，然後向農民的生産合作、農民的聯合起來的合作組織開放所有這些農外的涉農經濟領域，比如說投資、比如說保險、比如說購銷、比如說超市、比如說加工等等，這些只要是農民聯合起來組織所形成這樣的合作，都可以低稅甚至免稅地進入。然後政府還要一定的投資來幫助這些事業，就是涉農的農民合作事業發展起來，以此，這方面所産生的收益來反補到農業生産上，比如說，農民聯合起來搞的農民金融，它就規定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益要定向的、用於農村各項事業的開支。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做法可能有點不太合適的地方在哪兒呢？我們讓生産最低價值的這些農民還要承擔很多稅費，因此他就虧本，所以他就棄耕撂荒，所以他就沒有競爭力，而我們要讓這些人不承擔稅費，而同時又要讓這些人聯合起來形成合作，然後他能夠進入各種各樣産生比較高利潤的領域，比如涉農領域就讓給他了，然後政府再扶助，再以低稅的或者甚至免稅的待遇鼓勵他進入，政府大量的農業投入，投入進去以後只作股不分紅，爲了扶持你發展，爲了讓你産生的利潤來抵補你虧損的生産，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所採取的措施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所以我說不是無路可走，這是第一。
另一項政策對我們來說，我們普遍還沒有採取。我們現在還是一個農業收益淨流出的現象，很多人測算，平均每年從農村流出的，大體上能算出幾千個億來，所以怎麽辦呢？不是沒有辦法，我們提出的只是建議，還在討論，絕對不是定見，只是討論，既然我們國家在土地一級市場上維持的是政府壟斷，那麽政府壟斷征占土地，現在又說每年有數以百億計的收益在流失，那好不好就不流失，政府壟斷征占土地所産生的任何收益，建立土地基金，每年大概也是幾百億嘛，那幾百億的土地基金上市所産生的增值收益，你可以定向的用於（農民保障），先用於無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再逐步地和（貧困）農民社會保障挂鈎，特別是和中西部、和不發達地區農民社會保障挂鈎。當這些地方農民還不能從他們的工業化過程中間去分享收益的時候，先由政府以壟斷征占土地所産生的增值收益去建立、特別是（對）無地農民的保障基金，這將可能是一個權宜之計，但他卻能夠用中國人自己的辦法，不是照搬西方（的辦法），來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問題。
主持人：好，謝謝。看下一位網友。這位網友叫“平地摔跟頭”，他說，“請問溫博士，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解決農民問題的思路是不是蘇聯模式？從今天客觀回首，他那套做法有沒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東西？在我看來，他除了用戶口制度給農民世世代代上上鐐銬，只幹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分給貧下中農土地，但是他老人家又批判了馬寅初，讓農民生了太多太多的孩子，那點土地又不夠用了，爲什麽農民問題的蘇聯模式沒使蘇聯變成咱們今天這個樣子？”
溫鐵軍：應該說，他所提的很多問題都是在我這本書裏做了回答的。我專門對100多年的農村制度變遷過程做了分析，我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實際上是在詳細解釋中國農村這個制度變遷過程是怎麽回事兒。很多人習慣於（甩包袱？…），就是說，這個責任跟我們沒什麽關係，上一代人造成的，老是說毛主席他們那代人造成的，這個大家就輕鬆了，我覺得他這樣簡單的去做判定是不負責任的。因爲第一，其實早在1947年，你去看看當時的文件、當時的講話，這個我想當時的講話肯定是內部的，就是認定了中國不可能照搬任何發達國家的模式，而且到1949年的時候，毛澤東還在講，就是如果想在這樣一個小農經濟遍地的條件下，去搞社會主義，那就充其量是民粹主義，是農民的社會主義，那是搞不成的。1950年，毛澤東在全國政協講話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說那還是遙遠的將來。
什麽情況下導致農業開始出現合作化、集體化？人們一般都以爲是意識形態造成的，我們特別要提醒大家，那不是因爲意識形態使然，造成中國從土改，然後互助、合作、集體化，這幾個步驟和中國追求工業化這個宏觀環境的巨大改變有直接原因，什麽原因？爲什麽陳雲同志當年主張搞統購統銷？是因爲咱們土改之後，儘管農業生産有了很好的增長，你看那個曲線是這樣的，陡著往上走的，農業産量在增加，但是供給在下降。這裏邊有個什麽道理呢？你知道過去，解放前，沒有搞土改之前，咱們說地主這個階級是萬惡的，他是剝削階級，但他客觀上起了什麽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並吃不了那麽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7%、8%，他收的租，大體上能占到18％—20％，地主消費只消費7%、8%，那他至少要有15％左右的租子變成對市場直接供給的商品，所以地主客觀上自發地起了一個規模供給者這樣一個作用。
但是和平年代，你靠誰來解決跟四億高度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呢？所以當你的交易物件大到一個這麽大的，數以億萬計的量的時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糧食）供給上不去，儘管産量上去了，所以到1953年秋天的時候，陳雲同志當時主管財經，他向毛主席、周恩來報告說是咱們糧食連過冬都難以保證，更別提春荒了，怎麽辦？當時考慮了八種到十幾種的方法，最後選定了統購統銷。你（搞）統購統銷對的還是四億農民，怎麽解決呢？所以毛主席就發出號召組織起來，組織成400多萬個合作社，這個統購統銷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爲了解決中國農業自身的問題，而是解決當時工業化加速，你知道，1952年一上“一五計劃”，咱們多少人進城嗎？當時是二千多萬青壯年農民進城，這一進城，因爲大量需要挖土方、需要修馬路、需要蓋房子，工業化初期的那個簡單勞動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增加了二千萬勞動力進城，而當時城市總人口才五千多萬，所以突然增加了一大塊對糧食的需求，當然就導致得解決（與分散農民）沒法交易的問題，對不對呀？所以這麽來的，絕對不是因爲意識形態造成的。
所以我們如果看經濟問題，我們就經濟談經濟，把意識形態的那些解釋，咱們先放一邊兒，我們會看到很多當時的領導人，他們絕不比現在我們提問題的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說，我們要看當時的問題是什麽，我是把那個時候的文件全部清理過來，發現我們所有農業組織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過程，（都）和工業化高度相關，尤其當你開始生産拖拉機的時候，你的拖拉機給誰？連這400多萬個合作社都不可能成爲接受拖拉機的那種主體，對不對？我當隊長的時候，我們村裏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機來耕地的時候，我們說什麽？咱們又倒楣了。爲什麽呢？它得要多少麥子。我們其實使我們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個地，爲什麽要拖拉機呢？我們農民當時是不需要的，是國家強迫給我拖拉機，那你沒拖拉機行嗎，沒拖拉機沒坦克，拖拉機摘掉上頭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産拖拉機嗎？懂這個道理，其實不是毛澤東他不明白，他那麽聰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嗎？所以，我們現在的人沒有實事求是的去看當時的情況，更何況1956年開始中蘇交惡，不會再有後續投資，你從哪兒來投資？重工業追加投資的比重是相當相當高的，每年沒有30%、40%的積累，中國能上得去嗎？“兩彈一星”怎麽上天？靠重工業基礎，中華民族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沒有這些玩意兒，全世界都靠這些玩意兒在那兒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能免得了嗎？你說靠我們農民就使鋤頭、鐮刀，我們不使拖拉機，沒你農民買拖拉機，就沒有坦克，他得用賣拖拉機的錢去頂坦克，所以那個時候這套體制，自上而下的這麽貫下來，讓農民做出犧牲，要我們說那一代人，包括我們這半代人，因爲我們至少幹了幾年活兒，我們的犧牲是形成了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形成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虧，我們應該是爲民族做了犧牲，我們是驕傲的。
主持人：好，最後主持人阿憶要問您一個問題，您只能用一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是在世紀之交談三農問題，到底有怎樣的重要性？
溫鐵軍：我說中國是中國，它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變成一個特別高度發達的國家，所以我們還得眼光向內，解決農民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話。
溫鐵軍：對不起，太複雜，所以我沒法兒一句話說完。
主持人：好，咱們就五句話結束。好，謝謝溫鐵軍博士、謝謝現場觀衆。

NO:1051_8
讀讀樂 　於　2002/09/07 00:5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阿窗大哥，ｓｏｒｒｙ∼∼∼這欄就送小弟作”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這欄貼長篇的吧？！
更正~~~
上篇這句須刪~~~
因為改由這欄貼文~~~
NO:1051_9
lazycat.com 　於　2002/09/07 05:0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
　　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
　　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
　　“少壯被迫去打工，剩下鰥寡與孤童。
　　又見稅捐隨風長、痛哭來世毋爲農！”

這段是李昌平那封著名的信中的話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這是朱金容基在該信上的批示
有關李昌平其人，用搜索引擎即可
《南方周末》這份報紙報道的很多

NO:1051_10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2:1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有關李昌平其人，用搜索引擎即可
(((((要是小弟不現在先收集，等等晚點小江或小胡又要砍檔了！那不就沒的看了！)))))

三個農民之子“下崗”後的反思
作者：三家村
[按語]很多人知道“俄狄普斯情結”的悲劇震撼力，可在當今天下，有誰瞭解三個中國農民的兒子“不得不站在農民對立面”時，那種更爲深刻的悲劇“情結”？
人們習慣於把農村問題歸罪於基層幹部素質低、作風差，可這三位農民之子有兩個名牌大學碩士、一個有大學水平。天地良心，他們本來不過希望做些事來改變鄉親們的生活。他們也盡力了，卻也因此有了不同遭遇。共同的理念和經歷，把他們從湖北、山東、江西聚在了一起，從白天暢談到深夜，交流著長期纏繞心頭的憂患……
三個農民之子簡介：
李昌平，38歲，經濟學碩士，1983年元月畢業分配到監利縣周河公社工作，此後在農村基層工作了17年，先後當過四個鄉鎮的黨委書記。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一系列農村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引起党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引發了以監利縣棋盤鄉爲試點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當監利經驗在湖北省推廣之後，李昌平卻迫於壓力，辭去了棋盤鄉黨委書記的職務，南下打工。2001年9月，他轉移來到北京的《中國改革》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
桂曉琦，41歲，大學文化，1975年下鄉插隊落戶，當過工人、警察、法官、行政幹部。1995年至2000年先後擔任江西省委農工委機關報《農支報》機關刊物《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常務副社長、法人代表。2000年8月，先後因主持出版《減輕農民負擔手冊》被免職。現任《農村青年》雜誌社總顧問。
楊本倫，37歲，中國人民大學碩士，1992年辭去人事部考試錄用司主任科員的職務，回到故鄉山東省沂源縣石橋鄉東北莊村，擔任起村黨支部書記。在村裏，楊本倫腳踏實地幹了整整6年。1998年4月，楊本倫離鄉南下，1999年4月與河北省黃驊市“信譽樓”商場總經理張洪瑞一見如故，做了總經理助理，現任青縣分公司總經理。
基層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儘管有一些事件已經敲響了警鐘，但下面的矛盾遠比上面瞭解的嚴重。
●靠加重農民負擔的人或組織去做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怎麽可能減得下來？
●全國農村債務約6000多個億，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幾百上千個億。
●全國有2700多個縣市，5萬多個鄉，幾百萬個縣鄉部門要運轉，需要多少錢？這些支出是剛性增長的，絕大部分都要農民負擔。
●那些相信“以德治國”的鄉鎮幹部根本無法改變約束條件，大多數時候不得不站在農民的對立面。
桂曉琦：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中央明確提出減輕農民負擔也已經十多年了，爲什麽農民負擔反而越減越重呢？我們不得不反思，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是不是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爲，靠加重農民負擔的個人或組織去做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怎麽可能減得下來呢？農民作爲減負環節中的一個重要主體，在這個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工作中沒有足夠的知情權，沒有平等的對話權，沒有把自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動權。農民負擔可能會越減越重，靠新聞媒體的傳播和有識之士的呐喊，是有限和蒼白的。就像李昌平，他的故事真正具有的悲劇意義是“劣紳驅逐良紳”：他反映問題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並且各級領導都下決心查處，可是結果呢，是他被迫出走，當地又連續發生逼死農民的案件。而且，連中央重視的案件都是這樣的結局，那就不會有“一個李昌平倒下去，千萬個李昌平站起來”了。
李昌平：太難了，難得你們無法想象。在如今這種大的環境下，鄉鎮幹部想爲農民幹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幾乎不可能。我是我們鄉恢復高考考取的第一個應屆生，放棄了留城工作的機會，申請到公社工作。我是想報答家鄉的父老鄉親。我20多歲就開始擔任鄉書記，凡是基礎差的鄉都是我去，這麽多年來，我大刀闊斧砍部門，減人員，沒有安排自己的親人吃財政，可是到頭來，一切努力有如推巨石上山，現實與理想距離越來越遠。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改變一些東西。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大多數時候不得不站在農民的對立面。
楊本倫：我和李昌平這個鄉官的感覺不太一樣，很多鄉級幹部看重的村幹部都不是爲村裏謀事的，而是自己勢力的一部分，上級幹部把工作關係發展成個人關係，從而直接把村幹部推到了農民的對立面去。
我到村裏去當“村官”的時候，本來沒有任何目標，只希望避開一些事情，把村裏的經濟搞起來，可是去了才發現，一些人爲的障礙遠遠地超出了我的想象。爲農民幹事的人得不到舞臺，這是政治腐敗的最大體現。農村幹部與群衆的關係，歸根結底是“給”與“取”的關係，還是“予”與“奪”的關係，使我困惑。體制本身不是保護爲農民幹事的人的，應該說我到農村工作以前，對地方基層政權的體制制約考慮不足。
李昌平：你作爲人事部直接派下來的高學歷的村支書，本身對鄉里的幹部産生著很大的心理壓力，中國人是最講面子的，面子下不來，就會産生很大的對立情緒，而你的職位又低於他們。
楊本倫：對於鄉鎮幹部我還是很尊敬的，他們說我不去開會，鄉里開會我確實不去，因爲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佈置任務、傳達上面精神是主要內容，所以我讓副手去開會，也省得再讓我給他們傳達。可是對鄉鎮一級來說，聽話的村長支書容易讓他們滿意，而幹實事不聽話的村長支書就不會有好結果。要想找到一個結合點，既要幹點實事又和鄉鎮長們搞好關係，根本不可能。但又不可能妥協，如果妥協，我就什麽也別想幹了。
鄉鎮幹部就希望村幹部是絕對服從的，否則，就沒有好下場。例如，我爲了發展本村的經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建立了一個市場，市場辦起來之後非常紅火，帶動了周圍幾個村的交易。鄉黨委書記馬上又劃址，不顧我們村群衆的堅決反對，緊挨鄰村又建一個市場，導致了爲爭奪市場，兩個村村民發生了激烈的械鬥，在特警出動的情況下才得以阻止。把基層幹部相互之間的關係和群衆之間的關係都搞成這樣的狀態，如何來發展農村的經濟呢？
李昌平：農村各種問題中突出的是負擔問題。農民負擔都認爲重，但到底有多重？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搞清楚。上面權威人士說農民負擔只有1200多億元，其實農民負擔至少也有4000億元，全國縣鄉一級吃財政的人員有2500多萬人，需要開工資2500多個億；全國有400多個自然村，3000萬村組幹部，最低工資也需要1000多個億；全國農村債務6000多個億，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幾百上千個億。此外，全國有2000多個縣，50000多個鄉，幾百萬個縣鄉部門要運轉，需要多少錢？並且，上述支出是剛性增長的。這些錢的絕大部分都要農民負擔。鄉鎮企業進入90年代以來一直在走下坡路，農民非農收入上不去，何日富得起來？
桂曉琦：中央要求落實減負政策，地方上在執行中有各種問題。各級幹部是否真的爲減輕農民負擔做實事？做了實事的人會不會得到公正對待？有人說我主編的《減輕農民負擔手冊》是引發去年江西豐城農民群體事件的導火線(這個說法還沒有正式結論)。如果我們認真反思豐城事件，就不能認爲農民鬧事是因爲他們掌握了中央政策。
楊本倫：一本政策彙編手冊怎麽引起的這一場風波？
桂曉琦：實際情況是：在江西省豐城市的一些地方，農民每年上繳的費用高達300多元，不合理負擔占了2/3，但政策規定，每人不超過100元。如果一家5口人的話，按政策上繳不得超過500元，但實際卻上繳了近2000元，這1000多元的差額對於農民來講太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農民根本不知道繳這些費用的出處，上訪沒有依據，不繳還不行，你說這樣下去的話，農民對將來還有信心嗎？我就編了黨的政策彙編手冊幫助農民，這本書在當地流傳時，一些鄉幹部說：“這本書是假的。”農民不相信，反過來說，你說是假的，你能在書上面簽上意見嗎？鄉幹部只好做罷，農民回家仔細研究了這本彙集了中央和江西省所有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小冊子之後，明白了鄉幹部爲什麽不想讓他們看到這本書，就去找幹部理論，但幹部怕事躲了。農民一連幾天找不著鄉幹部，群情激憤，就把鄉政府的12間房屋的玻璃全砸了，事情沒有及時得到處理，以至於發展到最後將幾個鄉政府的房屋全部平了，涉及了幾個鄉的數萬人。這就是所謂“豐城事件”。此後一連串的處理卻是：收書、免職、抓人。對此，《南方周末》有報道，電視臺一連五天播報。
李昌平：“豐城事件”表面上平息了，但確實給我們所有人敲響了警鐘，下面基層的矛盾遠遠比上面想象的要嚴重的多。我去年上書總理之後，監利發動了熱火朝天的改革。本來“監利經驗”已經得到省裏的肯定，可是，隨著我的出走和原來的縣委書記回到上級政府，便給監利的幹部一個錯誤的信號：這“一陣風”過去了。於是，全縣撤銷了的管理區又以責任區的面目登場，重新開始對農民當年和歷年的稅費款強行徵收，合理的得交，不合理的也要交，不交款的、交不起稅費的農民，無條件強制進入“學習班”學習改造。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堅決打擊抗糧抗款的壞份子”，“吊頸不解繩，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奪瓶，告狀不開門”的標語和言論。群衆說，“胡漢三”又回來了，“鬼子”又進村了。但是，鄉村的幹部忘記了當地某些領導人給出的底線：“只要不搞死人，沒得多大的事。”
從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的3個月時間裏，監利縣有四位農民死於非命。其中兩位死在鄉政府，二位死在管理區，都是因爲收農民“應繳的費用”和高利貸。這在全國其實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還會不斷發生。我覺得這樣下去對國家來講太可怕了。今年6月我回監利，新來的縣主要領導問我說，他來監利後大會小會強調收糧收款不許對農民採取強制手段，可下面的幹部就是聽不進去，這是怎麽回事？我說，根本的問題出在錢上，各級財政入不敷出，全縣幹部經手的五、六個億的債務要還，即使你縣裏的財政不要幹部收錢，下面的幹部也要拼命收錢，何況縣裏財政也靠農民啊！當時我就對縣領導說：我擔心今年再逼死人。果然不幸被我言中，7月監利縣又發生了農民負擔惡性事件。所以，我最擔心的是基層的幹群關係演化成黃世仁與楊白勞一樣的關係。這是極有可能的。農民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可政府、部門、還有債主層層搜刮，一般農民哪里能攢得下錢來。
桂曉奇：現階段的村民自治是矛盾的。讓一個老百姓選出來的村長和上面任命的鄉長在一起共事，在現實中這兩級幹部的價值取向因權力來源不同而發生變化：一個是向選他的百姓負責，一個則必須向任命他的上級負責。在幹群矛盾已十分尖銳的今天，這樣的工作局面是行不通的。
楊本倫：實際上，我認爲農村的問題惡化，以及我們無法順利開展工作的主要原因，來自兩方面，除了你們談到的鄉村兩級體制的原因外，還有農民自身的原因。當年高學歷當村官的有好幾個，受到這兩種阻力的衝擊，結果都不很理想，這是必然的。我到村裏後感到，由於大部分農民小農意識很強，對於先進的、科學的觀念很難接受，而更容易在內部形成一種排擠的力量。我曾努力爭取到一筆扶貧資金發展養殖業，但農民對那種資金回收期較長、有一定風險的扶貧專案不感興趣。同時，當地的宗族勢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在本村、我們楊姓是小姓，只占村裏人口的1/4，另一大姓占本村人口的1/2，對於小姓當村領導，勢力大的姓氏就會有很強烈的抵觸情緒，常常會給工作帶來大阻力，在這種狀況下，鄉鎮幹部再煽風點火，刺激村民和村幹部對著幹，實在是太容易了。農村的發展太緩慢，有的地方經濟甚至在倒退。
農民最需要的到底是什麽
●在目前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只能改良，只能在發展實業上下功夫。
●農民最需要的是對國家政策的知情權。
●建立農民合作組織，是讓農民在市場上獲得平等交換權利的必要條件。
●農村的當務之急還是先把農民負擔減下來，先解決生存問題。
桂曉奇：最讓我想不通的是，農村存在著這麽多的問題，爲什麽我們這些人說了一些實話，做了一些實事卻呆不下去。
楊本倫：在村裏當了6年的村支書，我至今並不後悔，我用自己的心血爲村民們辦了一些實事，對村裏的土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並簽定了50年不變的合同，土地成片以後也穩定了。很多學者反對土地調整，但我在實踐中認識到，土地調整對村裏的整個經濟發展是一個大的促進。我還建立了經濟活躍的大市場，逐步增強了村民的市場意識，畜牧養殖業也漸成氣候；農田基本建設、土地治理也有了改善。可是，6年來，村民的人均純收入變化太小了，基本沒有變化。
我在村裏辦了3個企業，但由於機制、管理、人才、資金、投資環境、技術、資源等原因失敗了。儘管如此，我思考了很久，覺得在現有的體制和大背景下，還是只有通過發展實業才能使農民有出路。可以說現在還是“實業救國”的時代。因爲，農民的純收入大部分靠非農收入，只有辦實體才能解決農民增收、解決就業問題。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我在當了6年的村官後，帶著一些無奈和借的2000元錢被迫離村，南下打工。通過這些曲折，我更加相信，在目前的中國現實條件下只能改良，與其在政治改革上尋找突破，不如在發展實業上下功夫。
桂曉琦：在縣鄉財政面臨危機的情況下，讓縣鄉幹部去帶領農民發展致富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勞動力市場完全開放，農民在大量流動。
李昌平：農民出去打工掙錢，本身就是非常艱難的，何況，人還沒有出去就要開各種各樣的證明。如計育證、衛生檢查、押金等，要出去打工起碼要花700-800元錢左右，農民大部分是借著錢開了這一切證明才能進城。到了城市，幹著最苦最髒的活不說，還要處處受歧視。大部分農民進城找不到事幹，進城時借來的錢早就無法維持了，回去沒有路費，哪里還有要致富的心思呢。
從整體看，強調增加農民收入已經提了很多年了，但是到最後，農產品過剩、降低成本無望、增産不增收，農民依舊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種種實踐都證明了，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增收是根本無法實現的。這裏面涉及到政府、部門和階層利益的壟斷，這一點不改變，增加農民收入始終只能是一句口號而已。
桂曉琦：由此，農村埋下了種種隱患，許多人說農村是兩大集團輸出地：犯罪集團和賣淫集團。
楊本倫：這也是我國國情決定的，農民數量太多了。只有讓這些勞動力有事做，多辦企業，經濟上去了，可能就會帶動整個農村的發展。
桂曉琦：即使當農民進城打工辛辛苦苦掙了一些錢回鄉，準備辦個企業什麽的，工商、稅務、當地政府都來了。還沒有開張，就要繳這費那費，包括要幹什麽，發展什麽專案，都必須聽政府指導。結果，政府讓幹什麽，什麽不賺錢。農村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五小”，政府說關就給關了，使農民辦企業越來越沒有一點信心。
那麽，農民的第一需要到底是什麽呢？我在辦《農村發展論壇》的時候，曾多次召開座談會，通過長期與農民接觸，發現農民最需要的是對國家政策的知情權，只有建立農民合作組織，才有讓農民在市場上獲得平等交換權利的必要條件。此外，農村的當務之急並不是要發展致富，而是一定要把農民負擔減下來，先解決生存問題。要打破城市農村的二元結構，放開戶口，讓農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才能解燃眉之急。因爲農民缺少的不是資金，不是闖勁兒，而是沒有生存的活路了。
對農民的待遇不公平已經50年了，現在農民都知道這種差距，知道了農民並不是天生就是這麽窮的，知道了這種局面是誰造成的。我想，要發展經濟，改善農村現狀，應該強化公民利益，淡化政府利益，弱化部門利益。
“下臺者”到底應該做何反思
●村兩委的班子，大部分起的是保、甲長的角色。現在基層最難找的，就是沒有私利心的人。
●鄉里的部門10個有8個是生産力的阻礙。鄉鎮一級政府可以小而又小。沒有必要承擔經濟發展職能，這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途徑。
●只要中央堅持減輕農民負擔，一定要尋找途徑將政策告訴農民。
楊本倫：離開了東北莊村，我想了很久。在村裏當了6年的支書，村民有80%擁護我，也有很少一部分反對我。反對的原因，不是我的工作作風，而是我對村班子的要求太高，要求幹部一定要清正廉潔。我無法忍受的是，一些村民在上訪時很激烈，可一旦他自己當了村幹部，很快就腐敗。
桂曉琦：這是因爲缺少監督機制造成的，誰上誰腐敗。
楊本倫：由於這個原因，我不得不頻頻更換村幹部，但發現，總是換的那個人比原來的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腐敗。一方面，我對村班子要求太苛刻；另一方面，班子換得太勤，失去了其穩定性，也影響了日常工作和班子的權威性。
李昌平：你自己的廉政建設做的怎樣，如果村民也有給你送禮，求你辦事的，你是怎麽處理的呢？
楊本倫：確實有，但是大多都是自家種的瓜果、土特産什麽的，辦事我是一定要按原則辦的。
李昌平：現在基層最難找的，就是沒有私利心的人。農民最相信有公心、公道的人，農民一旦認爲你是他心中的黨代表，他就死心塌地地跟你走，只要你不犯糊塗，事情就好辦了。
楊本倫：兩村委的班子，大部分起的是保、甲長的角色，根本起不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所以我想，鄉鎮一級政府可以小而又小。可以有一些派出部門、水利、計育等公共品管理部門的存在。沒有必要承擔經濟發展職能，這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途徑。
李昌平：我同意。應該把那些稅務、工商等收(稅)費部門統統撤掉。我1993-1996年在周溝鄉當書記時，就曾把鄉所有收費的部門統一合併成一個執法隊，4個人，其餘的人放長假，他們的上級下達的收費任務，我召集個體戶和鄉村企業開一個會一次性就交齊了。這個辦法堅持了4年，沒有帶大帽的人干擾企業經營，納稅人高興。可是，我卻遭到了縣各個部門和少數縣領導的強烈反對和批評。我離開周溝後，改革很快復辟，鄉里紅紅火火的一批企業隨之也垮了。
我85年在周溝鄉當書記，才管9個人，沒什麽部門，那多好啊！現在，鄉里的部門10個有8個是生産力的阻礙。維護農民權益的組織又不讓成立。中央1982年機構改革，1985年又機構改革，90年代也搞過機構，機構越改越多了，隊伍越改越大了。
楊本倫：我對自己的農村工作的另一個反思就是，村辦企業一定要有資源、人才、技術、資金和投資環境，否則一定是失敗的。目前，農村發展已由資金投入型轉變爲資源開髮型，村辦集體企業路越走越窄。
李昌平：的確，個人的經歷能給人很多的反思。給總理寫信，我做了很長時間的思想鬥爭，直到發出信，我的心似乎得到了安慰。個人的結局是我早就想好的，辭職、打工、無處安身、四處飄零，我都不感到後悔。自古至今，爲農民說話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好下場，想爲農民做點事的人沒有立足之地，這是我們幾個人無法再在當地安身的必然結果。但是，令我痛心的是自己付出犧牲以後，農村的現狀根本沒有得到改善，監利縣掀起的轟轟烈烈的改革並沒有改到實處、痛處。這樣，給了農民一個錯誤的信號：難道中央的改革就是這樣走走形式嗎？中央關心咱們農民難道是假的？
在我走後，監利縣農民負擔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因爲收稅費引起的糾紛和惡性事件不斷發生。我一直在思索，到底問題出在哪里？我越來越覺得監利的問題，在監利的範圍裏尋找解決的辦法是沒有出路的。監利政府和部門以及幹部的問題靠自己改正是不可能的，把這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當成個案，讓地方在短期內解決是極不負責任的。僅在監利縣，縣鄉村三級就有10個億的農村債務，大部分是高利貸，且債主大部分是幹部和幹部的親朋好友。這樣一個問題不解決好，足以讓所有的努力化爲烏有。我減少了棋盤鄉的債務本金和利息1000萬元！而要解決債務的問題，該要有多少像我一樣的“傻瓜”。這個時代需要或容許我這樣的“傻瓜”嗎？
我在棋盤的時候，我的身後有無窮的力量--人民群衆，但我找不到利用群衆力量的合法途徑，我真切地感到我不能代表人民。人民也找不到支援我的合法有效的辦法。我走後監利又慘死那麽多農民其實是必然的。
桂曉琦：我是被免職的。很多事情我現在仍然不甘心，因爲我所做的事，不過是履行了我的職責，但到最後，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免了我的職。在此之前，組建專門的班子，撥專款，進行了歷時三個月的清查，查我的經濟問題、生活問題、政治問題。
李昌平：當中央派調查組來監利之後，湖北、荊州有的領導說：監利怎麽讓這樣的人當書記，也有人查我的經濟問題。當然，監利檢察院、紀委有正義感而保護我的也大有人在。
楊本倫：我是縣鄉兩級來查的。我走後，公、檢、法、人大、政府都出了面。南查北調，耗時近一年，幹事的人就是這種下場。
李昌平：看來“聽話”的幹部沒問題，“不聽話”的幹部必然出問題。國家的機器在這時候就成了對付“某上級領導眼中釘”的工具。
桂曉琦：這種情況真是太多了。我是雜誌社的法人，是有很多腐敗的機會，但是，我把握得住自己。工作組在沒有查到任何問題的情況下，最後，某領導通知我：“免職不是處分，會給你一個說法的。”我一直在等，可到現在，不僅沒有任何說法，而且連工資也沒有給我發。許多買過我書的農民對我說：“桂社長，爲什麽你把國家的政策給我們宣傳了，反而要免你的職呢？”我自己也解釋不了這種矛盾。現在，我受到朋友的照顧，在北京有了一份工作，但我仍會等待有關部門給我一個說法。
最終我還是感到很欣慰，首先這本書的發行，使我明白了政策對於農民的重要性。當書發行以後，許多老百姓花幾百元錢到南昌等著書印發。看到他們的這種熱情，我想，只要中央堅持減輕農民負擔，就應該尋找途徑將政策告訴農民。
也由於這本書所引起的風波，給中央和地方帶來了警示，2000年9月13日和11月14日，中央召開了兩次會議，針對農民負擔，推出了緊急措施，使江西大部分農民負擔有所緩解。至於有些人認爲通過中央電視臺的轉播，使我一夜成名，這對我個人來說，我感覺不到有什麽意義，我個人並不想要光環。我只想希望履行自己的職責，讓更多的農民知道國家的政策，同時讓更多的人來關注農民，明明知道會“粉身碎骨”也要往前走，因爲我覺得，這並不是我、李昌平、楊本倫這些人爲農民呼籲的人的個人的事情，歸根到底，這關係到民族、國家的生存、興旺、發展。

NO:1051_11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2:1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三農問題的由來和現狀
作者：宮雄飛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指出：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農業）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農民的收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鄉鎮企業開始萎縮，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最讓人痛心的是，某些地區鄉村兩級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徵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只從一個普通鄉黨委書記上書國務院領導的信公開發表以後，從中央到地方，關於“三農”問題的警鐘長鳴、振聾發聵；這方面文章也連篇累牘，甚至充斥網路，各級政府的“三令五申”、“加強”、“重視”也可謂全力以赴、不遺餘力，但“三農”問題仍然日益突出。農業停滯不前、農民收入低、農村充滿危機之觸目驚心現狀絕非危言聳聽。那麽，“三農”問題是怎樣的一個來龍去脈呢？《梨花》雜誌改版新增欄目“三農灌水”，爲所有關心“三農”問題的朋友開闢了一塊新天地，切磋交流，關懷“三農”，因爲“梨花”發軔于“三農”，理應反哺“三農”。是以爲序。筆者毛遂自薦，掌此“專欄”如椽大筆，嬉笑怒駡，憂國憂民，概因爲有過網民生涯、“斑竹”手段，在“三農灌水區”灌過水，扔過板磚（見CMDYC。COM）。又土生土長，風風雨雨數十載，自詡爲面朝黃土背向天之“SOHO”一族。第六屆村民直選爲村長，後兼支書，豈敢辜負鄉親厚愛，兢兢業業，克盡職守，勵精圖治，挽三農危廈於既倒，攜父老鄉親奔小康……故大言不慚對“三農”問題有絕對發言權——以上是廢話，下面書歸正傳。
“三農”問題第一次見諸理論界，是1987年，它的始作俑者是溫鐵軍先生。足見其有超前意識。儘管現在我們有幸看到，“三農”問題已經得到廣泛共識。但當年“三農”問題的提出，仍需要有超人的膽略和勇氣。因爲這是理論界第一個向僵化的農業理論體系提出挑戰的人，而且由於這種大膽質疑、不懈追求，一種嶄新的理論出現了。套用馬克思的話：問題的這種提出，就意味著問題的解決。溫鐵軍博士任職于農業部農研中心，從事農村調研工作多年，著述頗豐。他自謙爲“不是理論工作者”，所以不崇尚本本主義。因此能夠不斷虛心向理論界學習，並有特殊條件在自己從事的農村試驗區中身體力行，從而更明白讀書易而實踐難。有鑒於此，他討論農村問題的方法，也就與一般規範研究不同。他在多年的調查研究中，結合理論和實踐，認識到，無論是通過革命，例如解放前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還是通過改良，例如“大包乾”或者“股份合作制”；總之農村最終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決於我們這個人多地少、農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某種“內生性變數”。換言之：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基本模式，既不可能是外生變數決定的，也不可能移植外國的，對於我國農村問題的認識不能生搬硬套外來的理論。
早在1986年，當時中央和國務院的農業與農村經濟政策的主管部門就討論過，是否有必要在“大包乾”全面推開之後，適時提出相應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建設”作爲今後一個時期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主要政策內容。那時討論這個問題的背景有兩個：其一是由於1984年糧食大豐收形成“賣糧難”壓力下進行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又在1985年接踵而至的糧食産量下降壓力下進退兩難，由此導致對“第二步”農村改革內容産生分歧；其二，農村政策部門自身並不以大包乾所創造的農產品産量增長自詡，認爲“包産到戶所解決的問題，遠不如它引發出來的問題更多”，並且在1986年開展了在“國民經濟成長新階段”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如何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討論，亦即“後包（後包産到戶的簡稱）”問題的討論（參見杜鷹、溫鐵軍等主編《認識與實踐的對話》一書中的“開篇”，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在這種背景下，曾經在我國農村改革中起重大推動作用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到1986年爲止共發佈了五個，此後則不再發佈。1987年發佈的“中共中央5號文件”系統闡述了今後農業和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總體思路，並且強調了在全國有選擇地建立涵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主要內容的“改革試驗區”，有目的地進行分類指導、分區突破、弱化改革風險的政策性試驗。這種把自然科學的對比試驗方法應用於我國農村改革實踐的做法，最初是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在安徽阜陽地區蹲點調查時，於1986年搞起來的。當時參與其中的，是杜潤生帶領下以段應碧、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盧邁等爲首的一批中青年知識份子。溫公對他們這種深入基層的首創精神一向敬佩，並有幸從1987年4月開始長達十一年地參與和組織了這項社會科學試驗工作。近年來雖然很多試驗專案不盡人意甚至中輟，但他堅信，當年參與這項工作、能夠深入農村基層搞調查的研究人員提出的有創見的試驗方案和研究報告，對提高中央農村政策研究的科學化程度有重大影響。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他們在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實踐中不斷加深了對後包問題的理解，尤其是在1992-1993年初步總結部分試驗區從單項試驗逐步發展爲綜合性制度創新的改革經驗時，結合農業與農村經濟面臨的不斷惡化的資源緊縮和市場經濟的挑戰，日益感到單項改革實在已經不能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面臨的複雜矛盾，確實有必要重新提出1986年曾經討論過的以農村基本制度建設爲主題的綜合改革，建立必要的組織制度體系來穩定大包乾以後近二十年中逐漸形成的農村經濟秩序，保證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過當時對於到底應該提“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還是“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把握不準確。於是，經過彙報討論和多方徵求意見，在1994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文件中，“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建設”被作爲深化農村改革的第一項內容正式提出。隨後，由於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文件中把他們提出的有關農村制度創新的建議，明確爲“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建設”，爲了豐富政策理論儲備，他們向農業部申報，把“中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研究”列爲1995－1996年度重點課題。不過，課題組在研究中仍然把農村基本制度變遷作爲研究主題。在那時的研究中，課題組建立了“兩個基本矛盾和兩個歷史階段”的分析框架。所謂“兩個歷史階段”，是指改革前完成的中央政府工業資本原始積累和改革後開始的地方政府資本原始積累。所謂兩個基本矛盾，則是指“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一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這一基本體制矛盾（參見“農村改革與發展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從此以後，基本形成了在政策領域中以“三農問題”替代“農業經濟問題”的一系列值得討論或者引起了一些爭論的觀點。主要認爲：在人口增長壓力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不可能緩解，迫使基層村社內部形成土地均分制，這就客觀上形成了不可能完全排他的産權（溫鐵軍在1995年向農業部軟科學基金提交的課題主報告中，把這種村社對外排他、而對內則表現爲集體與農戶共用的土地産權稱之爲“産權兩級構造”），這不僅是政策概念上的“兩權分離、雙層經營”得以實現的內在前提，並有可能形成小農村社經濟內部化的經營制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現在我們有幸看到，當年引起同仁爭論的“小農村社制”和村社內部土地産權“不完全排他”等觀點，正在逐漸得到認同。隨著課題研究的深入，溫鐵軍博士對農村基本制度問題逐漸有了更深更廣的、更有歷史感的理解，認爲所做的課題還是應該定名爲“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
近年來下鄉調查的人常常聽到：農戶家庭經營在種植業上已經是負收入了，鄉鎮企業改制後也不能補貼農業了，農民外出打工越來越困難了，高利貸死灰復燃了，農民承擔的稅費徵收越來越沈重了，農村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了，基層組織的控制能力卻越來越軟弱了……但願這些情況只是危言聳聽，我們也不必對此杞人憂天。然而，筆者在基層生生活、工作多年，發現上述問題因地區差異而不同情況地存在著。於是，終於有了溫鐵軍那篇著名論述：《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所以，談“三農”問題，不能越過溫鐵軍。
以上概述了“三農”問題的由來以及“三農”研究課題浮出水面的經過。下面，我們將圍繞溫鐵軍的有關文章，結合筆者基層工作的實際經驗，談一談“三農”問題。今天談的是他發表在2001年第10期《讀書》雜誌上的文章：《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雙重困境下的“三農”問題》。（以下簡稱“溫文”。）
溫鐵軍認爲：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外來制度面對高度分散而且剩餘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時，都有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相關假設是：無論集權還是民主，當這些政治制度面對高度分散的小農村社制的社會基礎時，也都由於交易費用過高而難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區自治爲主的農村管理體制。在這裏提請大家注意“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在溫鐵軍的另一篇文章裏，他指出：由於小農經濟剩餘太少，自秦置郡縣以來，歷史上從來是“皇權不下縣”。解放前縣以下雖然設立派駐性質的區、鄉公所，但並不設財政，不是一級完全政府，農村仍然維持鄉村自治。地主和自耕農納稅，貧雇農則只交租。這種政治制度得以延續幾千年的原因在於統治層次簡單、冗員少，運行成本低。也就是說“交易成本低”。建國後，我國在國家工業化初期階段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歷史上第一次使代表國家的黨政權力設到村，當時有利於爲國家資本原始積累而控制農村資源。但是經過約30年的國家工業化建設，公社組織提取積累的歷史性任務完成、尤其是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以後，全國約三萬個以追求自身生存利益爲主要目的的鄉鎮一級政府依然存在，而且麻雀雖小，五藏俱全，包括財政在內的六套班子以及其他組織煩瑣、冗員繁多，開支龐大，財政收入不夠，中央財政又捨不得補貼，必然要轉而靠向農民攤派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消費水平。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鄉鎮政府負責人多數居住在縣城，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後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從另一角度上看，如此龐大的政府機構，若按照現行複雜的稅種和稅率，向2億多分散的、耕作細碎、多樣化的小農戶去徵收稅費，則徒然增加交易成本而得不償失，更何況由此演化爲政府和農民之間的政治矛盾。
圍繞市場爲什麽失靈，溫文從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要素來論述。關於土地要素：一是因土地面積減少使之成爲高度稀缺資源，價格過高，因此倘若轉爲私有化制度成本也高；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又天然地與村社血緣地緣關係結合，導致土地産權客觀上以社區爲界。二是土地的雙層功能（特指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生産資料功能）形成政府退出，也即政府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的公共開支，而轉由耕地承擔，隨著人均面積不斷下降，使耕地越來越轉變爲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這種公共職能爲主。國家政府的退出也就意味著所有的一切都應該由地方政府來負責了，而地方政府的所有經費，卻都要來自農民！簡單說，農民負擔起了所有的公共開支，如鄉鎮一級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道路建設等事項，國家幾乎不加以支援。這也是我國農地的社區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筆者所在地區的情況以資參考。筆者的家鄉所在地是膠東半島，農業資源比不上江南但地處東南沿海具有特殊的地理優勢。所在鎮駐地又是全國最大的花生油生産基地“魯花濃香花生油有限公司”的發祥地。鎮政府的地方財政收入今年是1700萬圓，比1998年增長百分之380，居本縣（市）鎮(處)第三名，是煙臺市鄉鎮20強。當然是沾了魯花公司的光。那麽這1700萬是怎樣分配的呢？縣市上調700萬，全鎮包括政府工作人員85名（機構改革以後的數位）在內的加上其他享受工資待遇的（主要是教師）共716名人員年工資總額750萬圓。餘下的240萬圓政府主要用於招待費、公車費以及小城鎮建設也顯得捉襟見肘。另外還要吸收消化因“鄉鎮合併”帶來的鉅額債務——我國農村政體經過了從人民公社到鄉鎮政府又到鄉鎮合併這樣歷經數十年的（其中包括從單幹到集體又從集體到單幹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折騰階段，這種據說是爲了整減機構的“合併”給本鎮帶來了3800余萬圓的債務。那麽周邊的鄉鎮又是種什麽情況呢？西鄰的鎮也因爲有著著名的生産萊陽梨汁的“天府一支筆”的鄉鎮企業，財政收入400余萬圓在全市排名第八位，但入不敷出。東鄰的鎮因爲沒有像樣的鄉鎮企業財政收入在200萬圓左右（主要來源於村“統籌費”），則常年拖欠包括學校老師在內的鎮級工作人員的工資。全縣包括以上兩個鄉鎮都無一例外背負著因鄉鎮合併而帶來的積重難返的債務包袱。
綜上所述，土地要素的兩個限制性條件約束形成我國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也決定了農村土地既不能實現完全個人意義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産資料完全地交給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
關於勞動力要素：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是宋明以來的長期問題。但近代追求工業化，又必然造成城鄉二元結構，農村人員不能大規模轉移，又進一步使得城鄉差別不斷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回流，使每一個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産過程，都得由土地産出來保證。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實際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於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平均水平。
關於資金要素：在上述情況下，作爲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不了農業領域，因爲資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爲目標。市場經濟下的商業銀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産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更導致農業生産的負效益以及民間高利貸的出現。以上分析說明，在中國農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現在還沒有條件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所以“市場失靈”也在所難免。
在接下來論述政府爲什麽失靈這個問題時，溫文指出，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願望是好的，但操作起來卻因爲體制壟斷的弊病造成政府支農政策失靈。比如說依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率這個命題，遵循的是西方科技成果技術替代勞動的路子，但它卻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全國十幾個億的農業人口按照均分地權的原則人均耕作0.41公頃的土地，任何科技技術的投入都使得以勞動替代資本的農業投入大增，從而使得收入遞減。著名學者何新就曾研究過農業陷入了“投入遞增與收入遞減”的怪圈。再說，任何一種科技成果轉換需要投資，以前是國家投入，現在哪個細碎的、兼業化的小農戶能夠成爲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關於靠農業産業化來解決農業的出路的問題，筆者有深刻的體會，農業的産業化，在其本質上，也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市場過程是一種自發過程。誠如有的學者指出，我們不需要婆婆媽媽地告誡農民該怎麽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認清農民和農業所處的市場地位。農業産業化的市場瓶頸究竟何在？農民參與市場經濟，必然是有進有出，同樣是“兩頭在外”。擇其要者，一頭是購進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産資料，一頭是賣出糧食等農產品。問題是衆多分散的農民處於上述雙重的市場壟斷之下。在糧食市場上面臨著糧站系統的買方壟斷，在化肥等農業生産資料市場上面臨供銷社系統的賣方壟斷（更何況還經受假冒僞劣的生産資料的坑騙）。這種扭曲結構的結果，就是無法生成舒爾茨所稱的“正確的價格信號”，不僅使農業産業化成爲空談，更使農業的基礎日益削弱。農業産出以及投入這來自爲追求最高利潤爲目的的壟斷部門的雙層壟斷，而這種壟斷又是由體制壟斷直接造成的、並且爲了追求高額利潤而刻意把持的。結果，農民和農業只有在這雙層壟斷的夾縫苦苦掙扎的份兒，怎麽可能有獲得更高利潤的份額？
其次，農業産業化是農村外部的企業搞，實質就是工商業進入農業，以追求最大利潤爲目的的工商企業“老大哥”，能拉一把陷入困境的、負效益的農業“小弟兄”嗎？筆者的家鄉盛産草莓，近年來，草莓加工出口在國際市場上是熱門貨。由於種種原因，筆者的家鄉錯過了組織資金、搞農業産業化的機會，爲了解決草莓種植後勁不足的問題，筆者與本市某食品加工龍頭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制定保護價格，實行合同種植，也就是所謂的“定單農業”。但在今年的收購工作中，因爲周邊地區草莓價格普遍低於本村的保護價，以追求最大利潤爲目的的“合作夥伴”當然不願意爲了扶貧而維護“保護價”，他們派員監督，只限於收購本村的草莓，或者藉口草莓質量不合格，通過扣秤的方式變相壓低“保護價”。結果只能使扶持農業的産業化結構調整成爲一句空話。還有，魯花濃香花生油公司的暴利盤剝也是個例子：一方面，魯花公司口口聲聲爲了保護農民的利益維持花生米的價格，另一方面，花生米的價格一落再落到了每公斤遠遠不足三圓人民幣，但魯花花生油的價格依然是居高不下，可憐而可悲的是全國各地的老百姓賣花生米的車隊還是要爭先恐後地排長隊——沒看見和經歷過那“車水馬龍”的排隊等候的陣勢你感覺不到“三農”的艱辛和嚴峻，現在全國資訊這麽快，常常是數千裏外的運輸車剛上路，這邊已經落價了，來到還要排隊等上個三天五天，難怪老百姓諧著魯花的廣告詞說：“滴滴魯花，坑害萬家”。所以“公司+農戶”的藥方根本不靈。所謂“定單農業”也只是一紙空文。市場經濟的框架不允許政府插手干預，但即便是政府發號施令，未必能阻止狂飆突起的工商業趨利避害的經濟大潮（而且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政府也不願意逆潮流而動）。
溫文又舉了農業投入政策的例子，其實也是杯水車薪，無濟于補相對於二億多由於兼業化經營而普遍需要資金的農戶，再說，政府資金應該怎樣投入、應該投給誰，連政府心中也沒有數。更何況在現行體制條件下，加大農業投入實際上意味著加大所有涉農部門的開支。只要瞭解基層情況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和農業相關的産業領域，凡屬贏利的部分均在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控制之內；凡屬收入爲負的部分均在農民手裏。因此，加大農業投入意味著政府所控制的涉農部門可能會得到投資，而當這些投資要求一比一配套的時候，也就都會轉化爲農民負擔。年前的“農網改造”就是個例子，據說國家投資多少個億用以解決電費居高不下、農民用電難的問題。但要落實到實處時變成了每戶先要繳上180元錢，而且原來的電杆、部分電纜以及配電設施都還能用上。本來，各村的供電設施從村頭的配電室以內都是村裏投資，按理說，産權屬於村委會集體所有，村民有使用權，村委有管理權。這樣一攪合，産權反而屬於電力部門，管理權也非他莫屬。電價是每度0.64元，與改造前差不多。據說要逐漸減，要等國家投資收回來以後減到底——就和國家投資修公路然後設卡收費一樣。這樣一來，國家投入的結果一是造成了壟斷，壟斷意味著什麽呢？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二是形成了攤派、不是增加了農民收入而是增加了負擔。國家投資意在支農反而變成了電力部門的收益資金。
今年，據說得益于江總書記視察某地區的成功經驗，政府插手干預用於農戶“産業結構調整”的小額貸款，我們鎮硬性規定人均貸款四百圓。但如上所述，市場經濟下的信用社，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産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信用服務。在落實過程中，他們往往是與政府行爲背道而馳的。另一方面，往往是困難的急需資金的農戶因爲缺乏信用擔保而得不到資金，從而更難以脫貧和增加農業收入。同樣在魯花公司，商業銀行卻趨之若騖，魯花上層傳出話來說，接受貸款要一家一家輪換，不要厚此薄彼、得罪了誰。在他們那裏，接受借貸也成了一種商業恩賜。事實上這些年，政府資金投入的結果是：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爲部門收益或者是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關於後者，筆者也深有感觸，只是身在江湖，言不由衷。另一方面，最近十年農業成本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而農產品價格連續四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農業的負效益更嚴重。如上種種，政府干預農業失靈也在所難免。
最後，溫鐵軍告誡書齋裏的學者：慎言三農。結論是：目前農村的基本制度，主要指“以家庭承包經營爲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總體上基本符合中國國情。倘若沒有條件在農業外部的宏觀環境下做重大政策調整，就應該繼續堅持目前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不要輕易改變。
（注：“複製”與“粘貼”是網路文章的絕活，如有文字雷同，以此使然，絕無抄襲之意。）
初稿2001/12
NO:1051_12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2:1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
作者：溫鐵軍
一般認爲，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資源會自動實現優化配置。根據微觀農業經濟理論討論農業問題，也同樣認爲在市場的作用下，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個要素之間的互相替代和優化配置。現在我提出的問題是，假如要在這種學術語境中研究三農問題，人們首先應該討論的是這種理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否市場經濟這種理論本身，就是討論三農問題的內在前提呢？我看沒有這麽絕對。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産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於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於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乾以後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爲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爲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爲“大包乾”。但什麽是大包乾？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中特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乾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人民公社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佔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於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爲中心的財産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産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爲農民佔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産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裏去幹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麽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麽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麽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儘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麽辦？農民作爲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幹什麽呢，沒有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産過程，都得由土地産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産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於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産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爲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爲資金投入必須要産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産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淨流出幾千個億。爲什麽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産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麽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並不能增加産出，也不能增加産出效益，如果産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麽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爲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産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於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後，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産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爲主，那麽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麽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於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爲“好一個農業了得”。這麽多矛盾錯綜複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麽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産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築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徵的生産，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於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於意識形態化，以爲農村改革就等於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爲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裏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爲，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麽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於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於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爲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於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乾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儘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鬆，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産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爲什麽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産權保護，因爲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産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爲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爲什麽不提高産業層次？只有搞産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裏，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産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産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並且憑藉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産生利潤嗎？再說，搞産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産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産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複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爲什麽要慎言呢？因爲學術界已經多年不瞭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於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並非要佔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願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爲，人們往往用基於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複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籲慎言三農。
很多國內外的學者熱心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反復告誡我們要搞市場化、私有化。我們試了，一試就是十幾年，試的結果是，按照理論上那種純粹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概念來形成我們的農村經濟制度確實有問題，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們思考，我們農村形成現在的這種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果符合，就得繼續堅持下去，不要輕易改變。
從國際經濟比較研究看，因爲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像西方那樣大規模對外殖民，我們人口一直在增長，人均佔有土地就必然下降，不可能象過去的歐洲國家那樣，一旦人口膨脹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現在美國農業勞動人口人均土地佔有面積是我國的800多倍，學者們一講就是美國的農業效益有多高，那是當然了。但中國農業和美國根本就沒法比。我們知道農業的收益主要來自於地租，美國農場土地面積廣大，地租絕對量大。而我們的土地連地租都産生不了，勞動力和資金的投入産出比因此就是負值。
文章來源於：中國宏觀經濟資訊網
大陸媒體披露福建省通報處理一逼農致死案件
(中央社記者曾淳良北京十六日電) 據大陸媒體報導，福建省委、省政府辦公廳日前聯合發文，公開通報了去年九月發生在福建省三明市沙縣高砂鎮椒畔村的一起由於中共農村幹部徵糧導致的農民自殺案件。
北京人民網引述這項通報說，去年九月四日上午，福建省三明市沙縣高砂鎮包村幹部羅紹欽等八人到椒畔村開展徵糧(農業稅)工作。下午兩點多，鎮幹部林宗欽、鄧享明和村幹部蔡億霖、張德水等六人到村民張洪椿家催收二０００年度及二００一年度徵糧任務。
由於張洪椿未在家，當晚鄧享明和村幹部張宗炳再次前往催收。張洪椿表示，徵糧任務太重，如果這樣一直交下起，根本交不起。鎮幹部羅紹欽則要脅說，房子拆掉也不能恢復耕地，徵糧還是要交，過了時間還要交滯納金。
後來，張洪椿次子張宗申先按承包耕地應交尾欠的二十一公斤徵糧(折代金二十點一六元人民幣)。羅紹欽、林宗欽等又讓張宗申把另外一百公斤徵糧一起交掉，由於張宗申表示沒錢，林宗欽讓其出去借錢來完成任務。當晚九點，在張宗申借了其姐一百元交帳後，張洪椿一家拿著發票回家。第二天中午，張洪椿被發現已服農藥自殺身亡。
http://news.yam.com/cna/china/news/200204/20020416101034.html
大陸豬農民
【好可怕的鄉音啊】
大陸一個口音很重的縣長到村里作報告：「兔子們，蝦米們，豬尾巴！不要醬瓜，鹹菜太貴啦！！」
（翻譯：同志們，鄉民們，注意吧！不要講話，現在開會啦！！）
縣長講完以後，主持人說：「鹹菜請香腸醬瓜！」
（翻譯：現在請鄉長講話！）
鄉長說：「兔子們，今天的飯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
（翻譯：同志們，今天的飯夠吃了，大家都是大碗吧！不要醬瓜，我撿個狗屎給你們舔舔．．．（翻譯：不要講話，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聽．．．）
不滿過份壓級壓價鄭州農民鮮奶喂豬
2002年6月2日星期日【看中國報道】
據《鄭州晚報》報道，5月30日上午7時，記者走進鄭州市邙山區某村的奶牛場，陽光斜射到豬圈的食槽裏，奶牛場主正在準備飼料，飼料桶裏有玉米和啤酒糟。主人往飼料桶裏倒入約兩桶鮮奶，然後將飼料倒入食槽，那11頭瘦肉型豬迫不及待地開始進食。
“爲什麽要用鮮奶喂豬？”記者問。
“乳品加工公司給我的鮮奶定的級別太低，收購價太低，成本都顧不上。”主人拿出一個小本本，“你看，2月份以前我供應給奶廠的鮮奶都是免檢一級奶，可從3月份開始，我的奶牛就開始産三級、四級奶，有時候甚至産五級奶，我都養了20多年的奶牛了，怎麽可能一下子就成了這樣。傳出去我都丟人。可是很快我就發現周圍的奶農也是這樣的情況。”主人拍了拍小本和票據。
NO:1051_13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2:1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中國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余英時2002年4月14日星期日【看中國報道】
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的評論:最近大陸出版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是一月出版的，作者叫李昌平，它的書名是<<我向總理說實話>>,完全爲農民請命的一本書，據說五萬冊已經銷光了。而且有很多的農民也花錢去買這本書看，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知識界也對這本書討論得很熱烈。再加上前幾個月我們提到的一本書叫<<黃河邊的中國>>，專講河南農民的痛苦的情況，跟這本書配合起來看，可見得農民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對政治、社會關心的人最集中的一點了。這一點再加上朱溶基總理所說的農民已不堪重負，裏面在沸騰這種話，可見得中國問題之所在。農村怎麽樣跟上現在的時代，特別是這個市場日益擴大的情況之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有13億人口，農民至少佔有9億，這是一個不得了的數目字。我們知道美國農業人口頂多不過5％，甚至還不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農民的前途怎麽樣？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因爲農民是散在各地的，又沒有全國性的組織，所謂的農會也都是地方性的，而且現在也不准組織。李昌平這個人我不認識，只知道他大學畢業，還得個碩士學位。但是他是從農村裏面出來的，擔任過四個鄉村的黨委書記。我們知道，今天的黨委書記已經是一種土皇帝了，爲所欲爲，許多黨委書記都是壓在農民頭上致富的。這位李昌平居然跑到北京研究農民問題，變成農民的代言人。這也看得出來中國的知識人的一個傳統，就是要爲民請命。現在是他是爲農民請命，所以他在書上印的是農民真苦、農民真危險，而且還說要給農民以國民的待遇，那就是說，現在的農民是二等公民。這是一個極端不平的一個現象。
1954年共產黨在北京開政協會議，那時候的梁漱溟是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關心農民生活的，替農民說話。他那個話是說，今天的農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這句話觸怒了共產黨，只有共產黨能夠有資格爲農民說話，你是什麽東西？可以以農民的代言自居？從此以後，梁漱溟就受到圍剿，使他不能說話。這個人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所以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人沒有屈服。在今天看來，他的話看來要修改了，不只是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也一樣也在九地之下。農民和工人階級現在處在很困苦的一種階段，農民尤其在許多地方收到很多白條，可見苛捐雜稅之類的負擔非常大。李昌平主張取消這些，不是說減輕，而是跟其他人一樣，照收入比照交稅。事實上農民生活很苦，交不到什麽稅的，如果這樣一來，農民就等於說是負擔大減了，中央以至地方很難維持了。
中國從明清以後，交稅的錢完全在田上，誰有田，誰就交稅。本來有一個人口稅，這個稅就拼到田裏邊去了，攤丁入畝。所以換一句話說，在明清兩代，一直到民國，你沒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糧，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家有一個誤解，以爲共產黨革命是爲農民翻身。其實農民的情況在傳統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銳，也不要出勞力。並不是過去農民好得不得了，但是確實比共產黨之下多一點保障，共產黨現在的田實際上還不是給你的，在你交的稅上，錢還是屬於共產黨的，屬於公家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比過去以來，只有更慘而不是更好。
爲中國“三農”問題求解
作者:王東京
關注三農問題的人大多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朱容基總理在接受記者採訪或者在內部會議講話中屢屢提及的一句話就是：入世後我最擔心的是農業。面對全球經濟競爭，中國的三農問題，不僅讓國務院總理耿耿不寐，中國的經濟學人，也著文鼓呼，獻計獻策，希望找到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讓農民不斷增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民爲國之根，農爲民之本，農村穩則天下穩。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都把保穩定作爲頭等大事。村民自治也好，社會治安一票否決也罷，甚至過去的戶籍管理制度，近年來的減輕農民負擔、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無一不是遵循這個思路。然而，從經濟角度看，做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關鍵要解決好發展問題。就像下棋要講棋眼、治病要找病根，解開三農問題的穴道，絕招只有一式：持續提高農民收入。惟有農民的腰包鼓起來，農村經濟發展了，才能真正實現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
然而，近年來，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卻一直在迂回爬坡。統計資料顯示，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同比增長率，分別爲4.6%、3.8%、2%，剛剛過去的2001年，增幅也僅略高於4%。農民增收困難，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是新世紀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面對國際競爭，中國民族工業的底牌，是背靠農村這個巨大的國內市場。沒有農民增收作支撐，擴大內需戰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紙上談兵。我們難以想像，未來中國能夠在城鄉二元化、工商業發達農業羸弱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求木之長，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必浚其泉源。農民增收，是當前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爲此，新年伊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爲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基本目標。
現行增收舉措，可取近功卻難奏長效。
當前政府提出的農民增收舉措，從近期安排看，大致有五項：一是調整農業結構。就是鼓勵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做文章，什麽掙錢種什麽。站在縣、鄉，乃至一個省的角度看，調整農業結構，短期內確有可能增加農民收入。但放到全國範圍考慮，結構調整並非治本之策。這裏邊的道理，經濟學上叫合成謬誤，即個人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老百姓的話講得更直白：你調我調他也調，調來調去賣不掉。農產品市場就那麽大，需求彈性又低，靠行政命令調整結構，容易導致結構趨同，增産不增收。前幾年有些地方一窩蜂地種藥材、養長毛兔，使老百姓吃盡了苦頭，至今農民還心有餘悸，談調色變，甚至編出順口溜：要想富得快，得和政府反著來。産業結構要靠市場來調，對此，億萬農民最有發言權，政府越俎代皰，往往好心辦壞事，以往的教訓值得我們反思。二是産業化。即農業生産、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這相當於在農民與市場之間，加入一個企業，從理論上講，這樣做可以降低農民的市場交易成本，增加農民收入。産業化的關鍵，是要有好的龍頭企業，可由於市場需求基本是個定數，把加工企業建到鄉鎮，相當於將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轉移給了農民，這無異於挖肉補瘡，並不能增加國民總收入。另外，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農業究竟是搞産業化有利，還是專業化更好，一時還沒有結論。三是農產品漲價。80年代以來，國家幾次調整農產品價格，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經過入世談判，國人恍然發現，與國際市場相比，自家的農產品價格已是高處不勝寒。更有人稱，二者之間真好似地板高過天花板，成本價高出人家市場價2∼3成。入世後，雖然短期內還允許實行農業補貼，但長此以住，財政顯然吃不消，農產品漲價已沒有多少空間。四是發展鄉鎮企業。應該承認，鄉鎮企業在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展農村經濟方面，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鄉鎮企業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正在經受著重組、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驗。近年來，鄉鎮企業爲了自身生存發展，更多地用資本代替勞動，每年向外排斥300多萬農民工。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邊際效果，漸漸趨於減弱，對農民增收的拉動作用，也已今非昔比。五是減輕農民負擔。也就是用減法，從降低成本上下功夫。對政府的減負措施，農民舉雙手歡迎，可說時容易做時難，鄉鎮吃皇糧的隊伍不精簡，特別是農村教育經費沒有著落，減負只能屢屢落空。去年農村費改稅出師不利，足以證明減字訣一時還不靈驗。當然，從長遠看，農民負擔一定要減，作爲一項遠景目標，減負只有在農民增收的前提下，效果才能盡如人意。以上措施，從全局和長遠看，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目前，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轉移農村人口，實現農民的非農化。此舉，不僅可以實現農地規模經營，而且可使幾億農民解放出來，改變土裏刨食的生存方式，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對這項關乎農業長遠發展，涉及億萬農民未來命運的長遠設想，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農民非農化是大勢所趨，政府應當順水推舟
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但在新的世紀裏，農業發展不能停留在溫飽水平，而要從吃飯農業向市場農業轉變。在此過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承載壓力過大，農業比較效益低。中國戶均承包耕地僅7畝多，其中14個省區人均耕地低於1畝，對農民來說，土地已不再是聚寶盆，而成了保命田。更糟糕的是，由於生態環境惡化與非農業占地，耕地每年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相反，農業人口卻在不斷膨脹。這種狀況不改變，中國農業難以實現規模化經營，也難以應對入世後國外農業的激烈競爭。
縱觀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無不伴隨著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産業、由農村向城市的大量轉移。比如美國，經濟起飛時期農業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戰後農業人口下降了65%。而在中國，農村人口轉移卻長期停滯，裹足不前。造成城鄉二元化結構的原因，既有戶籍制度壁壘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發展思路的偏差。後者主要指80年代以來，實行的優先發展小城鎮戰略。主張此戰略的依據，主要考慮現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價過高，而小城鎮能化整爲零。據當初測算，如果有5萬個建制鎮，平均吸納2000人，就可轉移1億農村人口，投資少、見效快，被認爲是符合國情、國力，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0多年來的發展證明，小城鎮戰略的負面作用，是決策者始料不及的。到1996年末，全國1.4萬多個建制鎮，平均人口4520人，其中非農業人口只有2072人。在鄉鎮務工經商的農業人口不足3000萬，與當初的設想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鄉鎮企業有92%建在自然村，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農民工兼業經營，摟草打兔子兩不誤，平時上工，忙時務農，土地粗種薄收，交糧完稅，喂豬過年，農業分散經營，商品化極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30%以上的鄉鎮企業停産倒閉，大批農民工回流田間，做工人的榮光蕩然無存。發展小城鎮，給基層財政背上了沈重的包袱。在此期間，全國新設建制鎮遍地開花，多達1萬多個，投資4000多億元，自籌資金這一塊數額不菲，由於鄉鎮企業不景氣，鎮政府還貸乏術，全國鄉鎮平均欠債400多萬元。近兩年，鄉鎮裁撤合併，幾千億的投入，大部分成了沈沒成本，泥牛入海再無消息。翻一翻世界城市發展史，至今尚沒有通過發展小城鎮，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先例。發達國家全都是自上而下，先發展大中城市，然後配套發展小城鎮和衛星城，最後實現城鄉一體化。若反其道而行之，違背城市化發展規律，必定釀成“苦酒”。
根據人口學中的人口流動高位移規律，勞動力流動遵守就高原則，總是從邊際效益低的區域，流向邊際效益高的區域。與小城鎮無邊落木蕭蕭下形成鮮明對比，大中城市民工潮年年看漲，一浪高過一浪。國務院研究中心曾作過調查，農民自發組織流動的占75.6%，初次外出者工作目標明確的占87.7%，中國的農民最聰明，他們怎會做二百五，節衣縮食，忍饑受凍，遭人白眼，盲目流動呢？在政府“逆向調節下，民工潮尚且洶湧如潮，這種現象早應引起政府的反思，在市場經濟規律面前，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只能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決不應不疏反堵。
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重點應在大中城市
從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勞動力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勞動力的邊際生産率提高了，必然會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問題在於，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如何定位？
我們知道，城市規模擴大，會産生聚集效應。100多年前，恩格斯說過，250萬人集中於倫敦，使每個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規模效應。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據調查，我國城市人均用地爲101.2平方米，而鎮裏的人均用地爲142.6平方米。按縣城人均用地120平方米計算，如果將2億勞動力轉移到城裏，會比轉移到鎮裏，節約出44億平方米的用地。水、電、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一次性投入很大，但它一旦建成，使用的邊際成本很小。城市裏人口衆多，廠商雲集，他們共同分享著這些基礎設施，降低了使用成本，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在城市裏，産業間會形成産業鏈，一個食品加工企業，産前需要設備、原料，產後得包裝、銷售，自然就促進了農業、加工業、商業的發展，這些行業也會帶動其相關産業的興起，於是就業增加、消費增多。城市裏的企業較多，爲搶佔市場、增加利潤，它們之間相互競爭，迫使企業加強管理、改進技術、降低銷售價格，消費者爲之受益非淺，使消費者和企業實現雙贏。由於人口集中，經濟主體間的交往多，資金流量大，也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便可大顯身手。各大行業間的互動性，使城市的經濟總量像滾雪球般增長。
當然，城市規模過度膨脹，也會帶來額外的代價，如交通擁擠，生態惡化等。城市的發展規模，應力求在二者相抵後，取得淨收益的最大值。據統計分析，一個城市人口達到25萬，才能顯示出規模效應，低於這個數，就存在城市資源浪費現象。1999年，我國有20萬以上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只有311個。2000年，我國的縣級城市共2074個，也就是說，這些城市中僅13.1%的城市，達到了應有的規模，還有86.9%的城市，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發展空間很大。爲使我國的各個城市具有規模效應，每個城市平均增加10萬人口，就可以讓2.07億人實現農轉非。其實，讓一個城市增加10萬人，並不是不可能，在我國溫州市，現有200多萬的外來人口。我國有333個地市，如果每個地市吸納勞動力的數量，有溫州市的1/3，可以創造出2.22億個就業機會；如果吸納勞動力是溫州市的1/4，可以讓1.67億農民進城。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不僅解決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能夠加快城市化進程，不失爲兩全其美的良策。
以前我國的城市化戰略，是嚴格控制大城市，限制中等城市，鼓勵發展小城市，之所以如此，據說是擔心農民大量擁入，引發城市病，其中最重要的，是擔心吃苦耐勞、開價低廉的民工，會搶了城裏人的飯碗，使本已壓力很重的城市就業雪上加霜。而美國卻有一個案例，與人們的想像正好相反：1980年，古巴政府放鬆移民限制，短短4個月，先後有12.5萬古巴人擁向美國邁阿密地區，造成當地勞動力總規模增加了7%。美國經濟學家進行了跟蹤調查，不僅把該區移民擁入前後工資水平和失業率進行比較，還將其與全美國的經濟狀況、工資、就業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結論十分肯定：古巴移民炸彈的威力遠非想像的可怕，移民流入，並未使當地的工資水平、失業率明顯提高，邁阿密的勞動力市場仍是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從這個案例中，我們或許能夠得到一些啓示，農村勞動力流動並非洪水猛獸，只要引導得力，組織有序，完全可以像河流入海，一馬平川。
轉移農村勞動力應改換視角，鼓勵創業推動就業
我國農村現有勞動力4.69億，其中剩餘勞動力約2億，平均到2407個地(市)、縣(區)，一下子要增加近10萬個就業崗位，靠政府和現有企業的力量，恐怕是力所難及。因此，轉移農村勞動力，應解放思想，轉換視角，通過鼓勵創業來推動就業。農村剩餘人口的就業出路，在第三産業。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第三産業的就業比重，一般已達60∼70%。不少發展中國家，也要占40%甚至一半以上。我國由於城市化水平低，至今第三産業安置就業的比重不足30%。第三産業，是城市新遷入人口的最佳流向。發展第三産業，政府可以搭台，戲還得要進城農民自己唱。如果每個城市新遷入的10萬人口中，有5%，也就是說5000人去創業，每個人雇傭20名工人，就業問題就不難解決了。道理雖然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可常常如墜雲霧，不明就裏，再高明理論，如果難以操作，也只能束之高閣。讓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需要深思熟慮，仔細斟酌實際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具體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農民進城創業還有很多現實困難。相對于城市居民，中國農民收入低、家底薄。1999年，城裏人均儲蓄爲11538元，而農民的儲蓄額僅1100元。在市場競爭中，沒有足夠的創業資本，想成就一番事業、抵禦大風大浪，只能是南柯一夢。農民的這點本錢，與殷富的城裏人去一爭高低，就顯得力不從心了。所以，我國農民創業可“難於上青天。
除此之外，戶籍制度是一座無形的高牆，使那些想進城的農民一籌莫展，望之興歎。很多單位招工時，都會有一個限制性條件--當地城市戶口。農民就業，也矮城裏人一截，他們多從事那些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的行業。城市的養老、醫療、社會保險這張溫情大網，卻將外地人口拒之門外。外來人口的子女，被排斥於當地教育體制之外，要在當地上學，得繳納額外費用。所以，有的農民就算在城裏幹了10年、8年，還是不能融入到城市中，他們不能把城市當作家，只能選擇離土不離鄉；他們會省吃儉用，將大部分的收入寄回家，本應屬於城裏的消費需求，也轉到了城外。戶籍制度，使農民不能安安心心地呆在城裏，也使城市的産業鏈效應大打折扣。
其實，農民並非一無所有，他們創業最大的本錢，是手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國家規定，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變，這30年的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轉讓。其實，農民是很有頭腦的，在南方很多地區，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已不是新聞。在浙江紹興縣錢清鎮梅二村，1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土地使用權轉讓現象，現在，一畝地的年轉讓價約爲300元。按照市場利率計算(銀行年存款利率爲2.25%)，一畝地30年的使用權，就值1.33萬元。2000年，我國農村一戶約4人，人均耕地1.98畝，也就是說，如果一戶人家舉家入城，其土地使用權，折合成人民幣相當於10.56萬元。這筆錢只要能變現，再加上農民的自籌資金，到城裏做小生意、辦個小企業，應該綽綽有餘。當然，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土地的預期收益不同，但土地的使用價值和當地的物價水平，存在你興我榮的關係，土地的預期收益低，其創業的成本、勞動力價格等，就相應更低。有了創業資本的農民，就不全是打工族了，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老闆，能爲他人提供就業機會，城裏人也不用擔心他們搶飯碗。農民的身份變了，地位也會相應上升，可以理直氣壯地成爲城市的主人。
解決農民的創業問題，應對現行的貸款制度大膽改革。要允許農民以土地經營權爲抵押，取得銀行貸款。我國目前的銀行貸款辦法，尚不允許以耕地爲抵押，而國際上這種做法卻很普遍。中國加入WTO後，糧食、棉花收購走向市場，農業發展銀行也可以轉換職能，爲農民開辦這種業務，爲農民進城創業提供資金支援。此外，還要出臺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據瞭解，全國工商業的平均利潤率約爲6%，靠抵押貸款起家的農民，資金使用成本很高(我國銀行貸款的基準利率是5.58%)，創業風險大，經營過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無歸。爲鼓勵這部分農民創業，政府應該從長計議，採取放水養魚的政策，5年之內予以退稅。過去，大量富餘人口滯留在農村，一個人的活幾個人幹，僧多粥少，勞動生産率低下，農民自然富不起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後，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可擴大一倍；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又會增加農產品需求。這種良性互動，能夠使農民收入大幅上升。財政支農資金，也可節省一塊，這便爲退稅提供了空間。從掌握的數位看，80年代以來，國家財政中，每年支農資金約占9%，1999年，我國的支農資金爲1085.76億元。這筆錢若拿出一部分來退稅，對進城創業的農民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
解決農民的創業問題，應對現行的貸款制度大膽改革。要允許農民以土地經營權爲抵押，取得銀行貸款。我國目前的銀行貸款辦法，尚不允許以耕地爲抵押，而國際上這種做法卻很普遍。中國加入WTO後，糧食、棉花收購走向市場，農業發展銀行也可以轉換職能，爲農民開辦這種業務，爲農民進城創業提供資金支援。此外，還要出臺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據瞭解，全國工商業的平均利潤率約爲6%，靠抵押貸款起家的農民，資金使用成本很高(我國銀行貸款的基準利率是5.58%)，創業風險大，經營過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無歸。爲鼓勵這部分農民創業，政府應該從長計議，採取放水養魚的政策，5年之內予以退稅。過去，大量富餘人口滯留在農村，一個人的活幾個人幹，僧多粥少，勞動生産率低下，農民自然富不起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後，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可擴大一倍；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又會增加農產品需求。這種良性互動，能夠使農民收入大幅上升。財政支農資金，也可節省一塊，這便爲退稅提供了空間。從掌握的數位看，80年代以來，國家財政中，每年支農資金約占9%，1999年，我國的支農資金爲1085.76億元。這筆錢若拿出一部分來退稅，對進城創業的農民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
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要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必須加快改革。2001年3月，公安部出臺相關法規，初步放開了戶籍管理制度。全國11個省區戶籍制度改革試點正緊鑼密鼓地展開。從全國經濟發展的大局看，戶籍制度改革宜早不宜遲。當然，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戶籍制度放開要有一個過程，尚需加快試點，總結經驗，不斷完善。進城的農民有了名份，才能以所在城市爲家，克服短期行爲。農民進城，就像排隊乘車，必須有先有後，不能齊步走。那麽，應該讓哪些人先進城呢？湖南省戶籍改革的做法，值得借鑒。該省實行以准入條件取代入城控制指標，對於先期進城的農民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優先解決戶口安置。我國有8億多農民，讓哪些農民先進城呢？不可否認，有的農民一輩子都想守著那一畝三分地，害怕改變，要他們抛棄土地、冒風險，他們不願也不敢。做市場經濟的弄潮兒，不是所有人都能勝任的。只有那些見過世面、敢吃螃蟹的農民，才是改革的先行者。相信在他們身上，更多的中國農民會看到進城的希望，最終告別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閉鄉野，融入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時間:2002年6月15日 來源:鄉村研究網
中國農民受騙踏上悲慘路程
BBC新聞網記者 巴薩
殘酷的犯罪團夥偷運中國非法移民到英國，每人索取三萬美元的費用。
對於中國農民而言，同他們每年幾百美元的收入相比，簡直是天文數字；而且這個旅程可能需要長達一年時間。
但是這些窮苦出身，缺乏教育，甚至文盲的非法移民，都是給人販子的甜言蜜語聳動，以爲西方世界繁榮新奇。
人販子還讓他們看到一些快樂的中國人在彼邦的大房子，昂貴汽車前拍下的照片。
很多時，一個窮小子的路費是整個村莊給他籌出來的，希望他可以把賺到的財富寄回來。
他們很多都是來自福建省的。
警方相信偷運的路線是先經俄羅斯，然後通過匈牙利、捷克或斯洛伐克，再進入西歐。
他們經常是藏在貨車或渡輪從歐洲大陸進入英國。
但是，這只是悲慘旅程的開始。
到達英國之後，他們可能被綁架，並且受到警告，如果他們家人籌不到贖金，就把他們殺害。
在倫敦最近一起案件，受害人在中國的親屬通過電話線聽到他們至親的尖叫聲。受害人是在給大刀的背部砍打。
其他的團夥會搶劫整團的非法移民來損害對手的信譽，好在福建省裏取得更多生意。
一般來說，受害人都是被扣上手鐐的，他們得不到適當的食物，還受到虐待。
中國公安協助調查
問題達到了嚴重地步，需要中國公安協助英國警方打擊這類活動。
去年，當局救出了50個人質後，同案件有關的有19個犯罪分子被判處的刑期長達200年。
警方發現有一個受害人的手指被削到見到骨頭，因爲他不肯強姦另一個受害人。另外一個受害人每隔一天才有一碗稀粥吃。
贖金
警方說，在倫敦西區破獲的一起案件中，警方救出五個人質，他們每人被勒索贖金25萬元人民幣。
綁架者知道其中一個人質的家人永遠無法付出贖金時，他們要其他人質抽籤，看誰負責殺死沒有贖金的人質。
蘇格蘭場警方擔心這些破獲的案件僅僅是冰山一角。很多受害人不願意報警，除了怕犯罪團夥報復之外，還擔心要被遣返中國。
NO:1051_14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4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上書是我向農民懺悔
作者：李昌平
王德先
李昌平，38歲，經濟學碩士。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
2000年2月10日，李昌平含淚寫下一封“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裏話”的長信，上書國務院；3月下旬，國務院領導作出批示，農業部派員暗訪監利縣。隨後，一場“痛苦而又尖銳的改革”在監利展開了。
然而，李昌平終於含著淚水離開了棋盤鄉。他遠走南方，改名謀職於某公司。
𨪜𨪜今年2月，改了名的李昌平再次爲那封震動高層，並惹來無數麻煩的上書，又一次失業。
𨪜𨪜9月1日，李昌平來到北京。
𨪜𨪜今年9月初，筆者見到李昌平。這個湖北監利縣棋盤鄉前黨委書記，在飽受576個日夜的煎熬、240多天漂泊之苦後，轉變爲一個“三農問題”的理論研究者。
筆者與李昌平的一席訪談，鋪展出這位元來自底層的學者的“農民心”。
𨪜𨪜
筆者：這些年的經歷，使你對農民的生存狀況有切膚之痛，這是不是你上書中央的原因之一？
李昌平：當然是。我覺得，如果農民問題解決不好，我們的國家就沒有希望，我們的市場經濟就沒有出路。在很多地方，農民幾乎沒有現金收入，沒有消費能力。我們經常說，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而70%的農民如果不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我們的經濟怎麽發展呢？如果農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沒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筆者：你如何看待你的18年農村工作經歷？
李昌平：在監利縣，從能力、知識、水平、廉潔、經歷等方面來考察，我都是公認的好書記。但說心裏話，我對我工作過的地方的農民常常有一種懺悔的心理。我不敢代表所有的官員，但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向農民懺悔。
作爲一名基層幹部更應向農民懺悔，因爲我們向農民要得太多了，農民的人均收入2000元不到，我們找他們人均要300元，心酸啊！有多少農民的子女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有多少農民生病得不到救治，我救助過的農民很少，我作爲公僕是有罪的。對我來講，給國務院領導寫信是我向農民懺悔的開始吧。
筆者：你在湖北、北京、廣東的一些大學作過演講，反映如何？
李昌平：同學們的反響出乎我的意料。當我講農村的一些情況的時候，許多同學哭了，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孩子，因爲他們對親人的痛苦、家鄉的凋敝有著特別的感受。他們本身就是農民子弟，有許多人是犧牲了弟弟妹妹求學的機會才來到學校讀書的。

筆者：是不是這些來自草根的力量激勵你繼續爲農民鼓與呼？
李昌平：我要告訴更多有知識的城裏人：農民很苦，農村很窮，農業很危險；中國的問題，如高犯罪率、水土流失、自然災害、沙塵暴等，其實是農民問題的延伸。我希望更多的農民的孩子，不要忘了母親。我希望母親成爲更多人心中的鞭子。
筆者：你給中央領導寄信後，引發了一場監利的大改革，你對這場改革怎麽看？
李昌平：我以前不認爲，現在同樣不認爲監利改革是個好的解決辦法，確切地說，當時中央領導批示後，監利所發生的一切，並沒有觸到問題的根本。
筆者：也就是說監利縣農民負擔問題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李昌平：我想，從客觀上來說，目前監利農民負擔的根源還是存在的，農民養活的鄉村幹部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減少，至少這種減少並沒有制度上的保證，那麽農民負擔就有可能只是變換了形式，實際負擔的減少就要打上折扣。
筆者：你是在反思監利改革？
李昌平：我一直在反思，而且我一貫堅持這樣的觀點：必須重構縣鄉政府體制，而不是簡單的機構改革的問題。不重構政府，改革找不到動力。重構政府，必須有農民的適當參與。
筆者：依你的基層工作經驗來看，在農村實行費改稅政策，對解決農民負擔有多大作用？
李昌平：我認爲中央的用意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但我想“機構改革”如果不能到位，吃“皇糧”的人不能實質性地減少，農民負擔有可能還會增加，最壞的結果是稅增加了，費卻沒有減下來。
筆者：你的擔心不無道理，“三農問題”解決起來，具體難在哪里？
李昌平：我總結，從地方而言，三農問題的解決有幾個邁不過的坎：首先是人要減下來；其次是農村中的教育問題，現在縣鄉財政的大部分用於教育，並且這種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靠亂收費才能維持，如果不許亂收費了，9年義務教育就畫餅充饑了；第三個是農村(縣鄉村)債務問題，按照我的估計，從全國的角度看，這筆債務在6000億元左右，其中最難處理的是民間借債，利息有的高達40%，最保守的估計每年的利息高達500個億；第四是涉農政策的執行動力問題，目前，執行這個政策主要是靠鄉裏縣裏的幹部，而改革涉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執行的動力沒有制度保證。
筆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農民負擔是不是可以減輕，關鍵是農村機構改革。
李昌平：這種“機構改革”確切地說是農村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産力，第二次“革命”就是縣鄉的“機構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屬於解放農村生産力的範疇。
筆者：你所說的第二次革命，實際上很多人都提過，但機構改革如何運作，運作的方式是什麽，還需要實踐去解決。
李昌平：前不久我發表過一篇文章，就是談重構縣鄉政府職能，我說的“機構改革”的實質是如何重構縣鄉政府體制，修修補補是不行的。比如目前農村中的許多機構是沒有必要設置的，在農村，許多部門只能靠收費養活自己，怎能不成爲農民的包袱。
筆者：怎麽理解這個大手術？
李昌平：如何動這個手術，這是一個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的問題。但無論怎樣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都要解決改革的動力問題，確切地說既要給地方政府改革的壓力和動力，又要給農民監督政策執行的權力和動力，這樣政策的推行才有保障。
筆者：怎麽動它？
李昌平：首先，必須徹底改革現行幹部制度，政府班子和政府部門最起碼要做到在崗即官，下臺即民。其次，解決縣、鄉政府重構需要民間的力量與中央政府的強制力量相結合。這一步必須要走。最後，人大和人民代表在此基礎上進行監督、質詢、罷免、彈劾。
筆者：這是一個很難的手術。
李昌平：現階段以縣鄉爲突破口進行改革是最理性的選擇；主動推進縣鄉民主政治建設是明智的選擇；利用農民的力量解決基層社會全局性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中的矛盾是惟一正確的選擇。這是我18年農村工作的結論。
中國農民的自主抗爭
伊銘
中國的農民，被稱為是當今世界最龐大、最溫順的社會群體，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即便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洪荒千里、餓殍遍野，也鮮少聽說有農民起事的消息。這當然要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由秋收起義起家的共產黨人，當然知道馴服農民的必要。

抗爭事件層出不窮
只是，這已成為「舊黃曆」。進入90年代、尤其是近兩年以來，沈睡半個多世紀的農民卻突然猛醒，紛紛走向街頭或遊行、示威，或包圍官府、集體請願，甚至不乏揭桿而起、武裝抗爭的事例。仿佛時間倒流，進入了李自成時代或洪秀全時代。比如，1月8日，湖南寧鄉縣1萬多農民在省府長沙市遊行時，就與當地1千多名武裝警察發動嚴重衝突。結果導致1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事情的起因是寧鄉農民不滿地方的苛捐雜稅，希望通過示威向省府以及中央陳述意見，卻招致警方強有力的幹預。他們以電警棒、催淚瓦斯對待示威人群，令示農民忍無可忍，奮起反抗。
類似事件還有﹕（一）今年初，陝西省大荔縣範家鄉的1千多名農民，因為不滿地方政府操縱農村選舉，到鄉政府門前進行抗議，與1百多名從縣城趕來的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憤怒的農民砸爛了鄉政府的招牌，推翻了6輛警察。但也有30多位農民被警察打傷，10多名農民被逮捕；（二）今年2月，四川成都大約500名農民雲集成都市委門前，抗議政府的土地政策，與緊急趕來的大批警察發生尖銳對抗。事情的緣起是政府以極低廉的價格徵地建立開發區，令他們頓然失去了生活的依託；（三）去年12月，三峽壩區的湖北宜昌和四川隕縣各有1千多農民上街示威，抗議地方官僚貪汙腐化，克扣安置費用。更有1萬多壩區移民聯名上書中央，表示安置費用嚴重縮水。他們警告說，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必將帶來大規模騷亂。

自主意識來自於改革開放
凡此種種，都說明現代大陸農民今非昔比，高漲的自主意識正在形成大陸社會最為活躍的政治暗流。有人預言，中國農民將是推動中共變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力量，因為他們有8億人，而且正在走出傳統的土地情結。那種自主意識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寧願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再相信政府。前文提到的湖南寧鄉縣共12個鄉，其中4個鄉有農民自發性的組織。在去年12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四川步雲鄉的鄉長直選曾轟動一時，其私下主導者就是農民自發性組織；（二）依靠法律手段捍衛個人權利。中共的各級政府都下設信訪局。而前往投訴、告狀的90%以上是農民。不只是農民經受的盤剝、屈辱過多，更因為他們發現沈默決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即便他們知道官官相衛自古已然，告狀未必有什麼結果，還是不甘心就此罷休。
諷刺的是，農民的覺醒也要感謝「共產黨的領導」。因為正是鄧小平的「土地承包責任制」，他們才從荒謬的「人民公社化」的迷思裡解救出來。正是因為擺脫了饑餓、貧窮，他們才有了渴望獲得更大幸福感的願望。正是因為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資訊的發展，他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精彩，以及城鄉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負擔沈重是農民反抗的根源
農村發生動蕩的根本原因在於負擔沈重，因為農民養著一個不受節制、日益膨大的公共關係部門。根據歷史經驗，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發生週期性動蕩，就是因為不種地的達官貴人、幕僚門客與種地的農民之間的數量比例發生週期性變化。這個比例小，社會經濟就相對穩定繁榮。這個比例大，社會經濟就要凋零衰敗。而農民起義運動則是調整這個比例的手段。
西漢與東漢之交，有兩件事值得引以為鑑。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氏族大戶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鄧小平非常明白這一點。他在他生前多次告誡中共領導人，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只要農民有飯吃就不會亂。
只是鄧小平無法預見的是，現在的農民有飯吃，還是會亂起來，原因是現代資訊發達了，農民不再滿足於衣食無慮，他們還希望有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希望「氣」出得順一些。而且對貪官汙吏也越來難以忍受。他們只是希望政府能公平、合理待人。比如城市個人收入每月在800元之內是不必繳納所得稅的；而農民無論收成怎樣，都要納稅。他們甚至還沒意識到民主、人權這樣陌生的、高深的問題。但是，他們簡單的願望一但得到滿足，就會滋生新的願望。這幾乎是一個規律。

在農民反抗的背後——湖南農村群體性事件的調查和分析
[本文原刊登在《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題名是《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黨政群體性事件的分析》，發表時編者有修改。這裏刊載的是作者原稿。有關湖南農民反抗運動的歷史和現實，可詳見作者近著《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的相關考察]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幾起村民對抗基層黨政的群體性事件進行觀察性研究後認爲，利益分化和衝突及基層黨政行爲失範造成的農村權威結構失衡，是農村社會政治性衝突的基礎性根源；而制度錯位使地方性權威膨脹在體制外造就的一批農民利益“代言人”，是這些事件最爲中堅的力量。爲重建農村社會秩序，在進行利益整合的同時，需要對農村政治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其中最爲現實的對策就是將具有對抗性的地方權威納入到農村基層政權體制的運行之中。

關鍵字：利益衝突 權威結構 集體行動 政治整合
近年來，村民採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黨委和政府的事件時有發生。村民們在少數農村權威人士的領導和組織下，或集體上訪，或聯名起訴，有的甚至與基層黨政幹部發生暴力衝突。深入研究這些事件的原因、特徵和性質，是有關農村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對湖南近年發生的幾起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所進行的調查，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出初步回答。

一、利益衝突和行爲失範：原因分析
湖南近年來在湘北、湘中和湘南及湘西都發生過影響較大的村民對抗基層黨政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有的因爲在上交提留時，發生了暴力行爲或死人的惡性事件；有的是村民們認爲農民負擔太重，由少數人出面組織上訪進而發生衝突；有的因村民選舉時出現了“非法”的情況，村民們爲要求行使“民主權利”而集體上訪；有的是由於村民們認爲村級財務不清，村幹部有貪贓枉法行爲而採取集體行動，等等。村民們提出相應的行動口號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汙吏”和“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
這些直觀的誘因，無論是經濟上的（農民負擔）、還是政治上的（村民自治），都反映了目前農村社會存在的利益衝突狀況。
一切利益衝突都與利益主體的分化和利益失衡有關。在理論上，一般將農村的各種利益主體用國家、集體和農民來表述。事實上，這種表述過於籠統。特別是，對於“國家”就很不好確定。作爲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在一定的範圍內和一定意義上是國家的代表者，行使著“國家權力”，特別是鄉鎮政府，作爲國家最基層的政權機構，在其轄區內代表著國家來管理著農村，是“國家”的化身。但是，由於國家的財政政策，相對中央政府而言，省、縣、鄉又是地方，它們又都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利益。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利益不能簡單地歸結爲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爲國家與國家代表者的利益衝突。由於縣一級財政對農業依賴有所減弱，縣級管理者個人直接的經濟利益與農民的稅費聯繫較爲間接，而對於鄉鎮一級而言，特別是那些沒有什麽工業和其他收入來源的鄉鎮而言，鄉鎮管理者的個人利益直接與農民的稅費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在農村社會，存在著國家與基層政府及基層幹部個人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集中表現在對農民剝奪的態度和行爲方式上。也就是說，在農村社會，與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發生利益衝突的不僅有作爲整體意義的國家，而且有作爲國家代表者的基層黨政，特別還有作爲基層政權管理者的鄉鎮幹部。
具體來說，自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農民家庭不再僅僅是消費單位，成爲了具有獨立利益的主體。農民經濟上相對的自由，其自主性行爲不斷加強。農民已不象二十年前那樣惟命是從了，而是敢說敢爲。這主要的是由於農民對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較爲清楚的認識。這種認識和基於這種認識的自主行爲，勢必影響到鄉村社會關係和鄉村社會管理。同時，國家實行了“切塊包乾、分竈吃飯”的財政體制，使縣鄉政府及其各部門也從單一的國家利益體系中分化出來。但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性，各級政府機構臃腫，招聘和臨時編制人員衆多，行政經費入不敷出，由於縣鄉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還是農村的稅賦、攤派收入，因此，當縣鄉政府的財政收入平衡處於巨大的壓力時候，加重農民負擔向企業和農民攤派轉嫁財政危機就成爲必然的選擇。縣鄉級政府，面對的是分散而又數量衆多的農村家庭經營的利益群體，處於絕對的強勢地位。在不對稱的資訊狀況下，他們有將權力和組織力量運用到極限的條件。由於政府處於權力的壟斷地位，具有絕對權威性，作爲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各級官員也居於特殊的位置，手中握有對社會某一部分人行使的大權，而各類法律、行政、輿論監督機制對官員的約束作用又不強，從而使得行爲不規範的官員們成本很低，收益很高。相反，高尚的行爲卻往往由於各種原因而變得成本高昂，收益極不確定。[1] 這種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稱分佈，加上社會分配不公的剌激，基層黨政幹部個人修養不高等原因，造成鄉鎮幹部會利用手中權力直接、間接地爲自己謀取私利，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濟私風等個體化的不規範行爲泛濫。
但是，利益衝突並不一定會産生政治性的集體行動，只有當這種利益上的衝突以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對一定的權威結構産生根本性衝擊時，集體行動才得以發生。在目前農村社會的權威結構中，存在著國家權威和基層黨政的權威以及地方權威。在常態中，基層政權作爲國家的代表者，其權威處於結構的核心位置，國家權威處於隱性，地方權威屬於邊緣的民間權威。由於基層黨政存在大量的對農民利益侵害行爲，基層政權的合法就會受到村民們的懷疑，國家權威就很自然地進入村民們的視野。爲尋求國家權威的保護，單個的村民會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於是，那些能將村民組織起來的地方權威就會迅速膨脹。儘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義的權威結構産生動搖，需要有一定的起動因素，這些起動因素主要依賴於具體的誘發性事件。目前，農村最爲常見的誘發性事件，基層黨政幹部在行使職權時的採取暴力等失範行爲或因此而産生了諸如死人等嚴重後果。如湘南某鎮在99年1月，根據縣委和縣政府的安排，擬集中力量對農村社會治安進行一次重點整治，召開全鎮農村整治動員大會。鎮黨委書記、鎮長和分管政法的副鎮長及縣駐鎮農村整治工作隊隊長等人商定，利用召開動員大會之機，將該鎮村民自發成立的“減負組”的部分減負代表和該鎮因農民負擔問題多次到省、市、縣上訪的退休工人屈某等6人作爲反面典型，列爲幫教物件，用捆綁挂牌的方式在大會亮相。在會議召開之時，被捆綁的村民親屬沖進會場營救，引來了上千名群衆圍觀，進而發展到群衆起哄、車輛被砸壞，幹部被打傷，幫教物件被村民接走。事件發生後，引起了中央和省、市領導的高度重視，省、市派出聯合調查組，在縣委、縣政府的配合下，對該事件進行了查處：給予鎮黨委書記撤職處分，給予縣駐鎮整治工作隊隊長行政記過處分，給予鎮長行政記過處分，並向全縣通報。湘中某縣在收取農民的上交提留時，因搬一村民家的東西而發生爭鬥，導致村民在被打傷後自殺身亡，此事發生後，上千名村民到縣政府要求給個說法，使縣委和縣政府有數星期都無法正常工作。
可見，農村社會存在的利益衝突及基層黨政的行爲失範並因此對鄉村權威結構的衝擊，是目前農村發生的村民對抗地方黨政的群體性事件之根本性原因。

二、制度錯位和地方權威：特徵考察
這些群體性事件具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組織性對抗，一般都有明確的組織領導者。深入研究這些地方權威的産生過程及其在農村權威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可以進一步解釋這些事件的發生。
湘南某鎮村民彭某1998年通過在村民小組會上宣讀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並提出了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等具體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擁護。彭某就發起該鎮18個（基本上保證每個村一人）願意參加減負活動的村民召開會議。會上決定，不成立具體的“組織”，只稱“減負代表”，不設負責人，由彭某擔任召集人。會後，減負代表整理了有關農民負擔的材料，聯名上訪，後來又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市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在當地很有影響。同年底，責任區主任和村幹部到農民家收上交提留款時發生爭吵。彭某和部分減負代表聞訊後前往該村交涉。管區和村幹部認爲受到了減負代表的圍攻和威脅。管區主任用移動電話將情況彙報到鎮政府，鎮政府即派鎮幹部和派出所幹警前往解救。附近幾百名村民包圍了鎮幹部和幹警，並把鎮幹部乘坐的兩台車掀翻，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
湘中和湘北及湘西發生的幾起事件也大體如此。少數農民利益的“覺悟者”通過各種形式，在社交圈子內尋找幾個志同道合者，以宣傳黨和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爲形式，展開宣傳發動工作，在有一定的群衆基礎後，成立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而以具體的事件爲由頭採取集體行動。這些村民自發成立的組織大體上有“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有的只稱爲“減負代表”、“減負骨幹”，等等。這些組織一般較爲神密，就是同一組織也有不同的說法，很少見到有明確的組織文件，大都以口頭的方式表述意見，不許作文字記錄，也不設具體的職務，特別是負責人。因爲要做到“口說無憑”，“免得讓人說在搞非法組織”。但事實上，這些組織內部還是較爲嚴密的，從其活動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有組織領導者的存在。我們在對湘中那起因死人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調查時發現，雖然出頭露面是死者的親屬，而事實上從提出要求和組織村民到縣政府吃喝都有“高人指點”，只不過與那些經過組織發動的自覺性組織不同的是，這些人大都是在幕後出謀劃策的。
這些被農民視爲“好漢”、“高人”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徵主要是：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爲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不是黨員和村幹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瞭解，並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的基本態度。這些組織的其他骨幹在文化素質特別是家庭經濟情況與這些組織領導者有一定的差別。
而造就這些體制外的農民利益代言人，主要是由於制度錯位。也就是說，當國家的正式制度無法滿足村民的利益需求時，在地方權威人士的運作下，體制外的對抗性組織力量就會産生。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改體後，國家建立了以村民自治爲主要目標的村民委員會。村民自治作爲一種國家的制度安排，體現了讓村民當家作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具體的實施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它還是鄉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難代表農民說話。農民缺乏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代言人。不僅如此，農民在尋求國家正式組織（各級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保護也十分困難。一般來說，農民認爲縣和鄉鎮級政府是他們合法權益的侵害者，於是，他們往往開始採取上訪的形式到省市甚至中央去尋求保護。而事實上，只要不發生特別突出的事件，這些上級部門大都作些原則性的答復或批轉到縣鄉政府處理。可那些基層政府是很難對自己或下屬的行爲作出正確的認識和估價，更不說有合理的處理了。有時反而引起他們採取不理智的過激行爲對待上訪者。同樣，農民尋求法律保護也一樣無效。近幾年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制定了許多保護農民合法利益的政策及法律、法規，對減輕農民負擔問題進行了十分詳細的規定，但是，由於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者大都是以基層政府的身份出現的，在中國法制尚不善全的情況下，政法機關也是不能站在保護農民合法權利的立場來處理這類案件的。這不只是權大於法的問題，更主要的是這類案件關係到法院的利益。正如某縣主管政法的副書記所說，“法院如果要判政府收上交提留違法，那麽它下個月就不要到政府來領工資了。 ”
由於農民在體制內難以尋求到對其合法權益的保護，制度性權威就會逐漸喪失。體制外的地方權威也就相應地産生。那些對黨和國家政策有所瞭解的村民，特別對農民負擔問題有很深的感悟，一旦他們發現包括自己在內的農民利益受到侵害時，都有表達這種“見識”的強烈欲望，由於他們能夠清楚意識並有條理地表達村民的利益所在，並敢於批評基層黨政加重農民負擔的失範行爲，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産生影響，成爲農村社會輿論的中心，村民們在許多方面希望借助於他們的“見識”，並自願接受他們的影響和指導，這樣在他們周圍逐漸聚集了集體性組織力量。這種通過“見識”效應逐漸在村民中樹立起威信之所以特別有效，主要是在目前的農村普遍存在農民與基層黨政資訊上的不對稱性。基層黨政憑藉其資訊優勢和強制性的權力，將不合理、不合法的農民負擔說成是合理合法的行爲。[2] 完全處於被動的農民，迫切需要這些“覺悟者”的指點。當村民們瞭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時，就希望這些人能代表他們在減輕農民負擔上有所作爲。而一旦發生誘導性事件，這些事實上存在的地方權威人士就會成爲組織領導者，率領村民與基層黨政展開對抗。
就這些“覺悟者”本身而言，他們開始向村民們表達自己的“見識”時，雖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上交提留的經濟目的，但更多的是爲了表達自己的“見識”，而隨著自己因這些“見識”受到的尊敬及影響力的不斷強化，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爲了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各種因素的誘導下，他們就成了組織並代表農民上訪，幫助農民與收上交提留的鄉鎮村幹部談判（農民稱爲幫助吵架）的角色。當這種角色不斷被提升和神聖化時，這不能再簡單地用金錢和財富這類來評價他們的行爲了。因爲，“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的利益需求是通過收入、權力、聲望、機會、福利等要素綜合反映和體現的。”[3] 事實上，他們爲組織這些活動，在經濟上往往要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更看重的是社會聲望，也就是面子。特別當他們受到基層政府的打擊後，爲爭個說法而維護面子的因素就更爲突出。

三、資源配置和秩序重建：對策研究
對這些事件，村民和各級黨政組織以及理論界都有不同的看法。
村民對此類事件的認識有分歧。村民們普遍認爲，現在農民負擔太重，單個的村民又沒有辦法，有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之感。總要有人出面來爲農民講話，主持正義。這些出頭者不管他們出於什麽樣的目的，都是“英雄好漢”。雖然他們組織上訪並不一定起作用，如果鬧出一些事情來，就會引起上級黨政（省或中央一級）注意，農民負擔也許會輕一點。有一位從縣城退休回鄉的原某機關幹部說：“現在共產黨有許多腐敗的幹部，農民負擔如此之重，就是鄉鎮那些貪官汙吏造成的。對這些人，總要有人起來反對。”事實上，湘南某鎮經過“減負代表”鬥爭，區鎮主要負責人受到黨紀處分之後，農民的負擔有明顯的減輕。因此，“減負代表”受到當地群衆的尊重，也得到群衆的保護。1998年，湘北某縣組織由民警、稅務人員和鄉幹部組成的30多人的行動隊，深夜到某村拘留“聚衆抗交屠宰稅”的毛某，數百名村民爲救出這位“農民英雄”與行動隊發生了武力衝突，15名行動隊人員被打傷，另外10人被迫脫衣承認“錯誤”，最後有關部門只得將毛某放出，被圍困近15小時的行動隊員才得以脫身。但也有少部分村民認爲，這些人出面組織農民對抗基層黨政有個人目的，他們平時對政府幹部不滿，借農民負擔問題做文章，其目的就是爲了“搞錢”或“出氣”。有個別人甚至認爲，這些組織者有政治野心，“想學毛澤東，組織農民造反，做大官發大財。”
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對此類事件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但在具體的行動上均採取較克制的態度，特別當衝突性事件發生時，村幹部大都採取了回避態度。按這些村幹部的講法，“鄉裏鄉親的，低頭不見擡頭見，沒有必要爲幫政府收款和村民作對。如果結了冤，你就別想在這裏過日子。”因爲減輕農民負擔也關係到村幹部的利益，少數村幹部對那些因此而受到打擊的村民表示同情，有的在經濟上或行動上還暗中支援村民的反抗行爲。鄉鎮一級黨政負責人由於是事件直接對立面，總是從各個方面爲自己的行爲（主要的收取上交提留行爲）進行辯護，將農民的對抗行爲視爲無理取鬧，並希望對組織和領導者甚至參加者進行打擊。而縣級黨政對此類事件較鄉鎮一級的態度有明顯的緩和，表現出一定的克制性。當事件發生後，對鄉鎮一級的行爲多有批評，但只要事情沒有引起更高一級的注意，大都採取大事化小的辦法。而對參加行動的村民採用安撫與加壓的手段並用，希望將事件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最好不引起上級黨政的注意。曾發生過大規模農民與鄉鎮基層對抗的某縣的縣委書記就說：現在農村的基本問題是穩定問題，如果因收上交提留發生衝突，鄉鎮黨政一定要做到克制，千萬不能出事情，因爲，這種事可大可小，只要驚動了上級黨政特別是中央，那就不是發不發工資的問題了，而是要受到黨紀國法處理了。縣以上的地方黨政也基本上採用控制影響的辦法，最怕這類事件“通天”。
理論界對此類事件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爲，這種農民領袖現像是對現實體制的衝擊，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所在，必須進行堅決的打擊。另一種則認爲，這恰恰是村民自我利益的覺醒，應該積極地培育這些體制外力量，以便建立民間與政府談判的機制。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農村體制外的政治組織的出現，表明了在我國現行體制對政治資源的壟斷與控制的情況下，因農民談判機制缺乏而産生的對“組織性力量”的需要。由於在鄉村社會沒有建立基層組織權力和農民權利平衡機制，基層幹部的不規則行爲以組織的形式出現，而農民只有採取“非正式組織”對抗形式以求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儘管村民們具有相同的社會地位和共同的期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種形式的組織，但是，村民要通過這種體制外的組織方式建立利益表達機制還是有很大的障礙。
首先是法律障礙。由於這些組織的領導者大都以減輕農民負擔爲口號，在行動上又都表現爲一定的克制，力求做到合理合法。法律機關除對那些參與打砸搶的個人依法進行打擊外，對這些組織及組織者大都沒有進行處理。但這並不是說，這些組織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因爲，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結社或成立組織需要經過國家專門機關登記核准。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想獲得這種登記核准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有的村民也提出了成立“農會”這類要求，均被否決。而沒有取得合法身份，就只能成爲體制外的民間自發性非正式組織。在中國當今農村社會，儘管有許多體制外的民間自發性組織，如各種以修族譜爲目的、以修廟爲目的、以文化娛樂爲目的各種組織，但由於這些組織的非政治性，所以各級政府採取了視而不見的默許態度。可對於動員村民以減負爲目的的農民組織則極爲關注，常以各種理由予以打擊和鎮壓。
其次是搭便車行爲。中國的農民是天然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最爲關心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然而，他們在利益判斷上的近視和投機主義行爲決定了他們的搭便車行爲大量存在。雖然他們普遍感到了農民負擔重，也希望有人出頭主張權利，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也願意參加這些活動。但是，如果這種活動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經濟負擔，他們就會算計這種利益上的得失，大多會退出這種行動。也就是說，反對加重農民負擔得到的收益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收益並不會因是否參加反抗行爲而受到影響，可參加對抗基層政府的成本卻主要由個人承擔，因此，一旦需要爲此付出實際性的代價時，單個的農民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這種成本個人化而收益公衆化的狀況，就決定了這種體制外的組織生命力極爲有限。目前，那些農民自發組織大都因無“活動經費”而不能開展活動這一情況，就說明瞭這一點。
再次，組織成本過高。由於我國農民受幾千年小農經濟下封建文化的影響，還存在著濃厚的封建思想，缺乏參與、自主意識，相反卻存在有崇官、拜官、怕官意識，當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採取消極對抗的辦法。農民們還不習慣組織起來，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利益集團，通過正當的利益表達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4] 雖然那些組織領導者在村民之中屬於“覺悟者”，但文化素質還是普遍偏低，對自己的行動目標和方式缺乏系統的思考，更不要說具有管理一定組織的專門知識。因此，這些事件的領導者，一般將這些組織形態同秘密社團聯繫起來，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護意識。組織內部的分工合作又缺乏系統性，其成員也不穩定。這些因素使這些體制外的農民組織的運作成本增加。因此在缺乏一定經濟支援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就會發生分化，有的甚至從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成爲以“保護人”身份自居而欺壓村民的流氓組織。
最後，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呈負增長。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社會對這種集體行動的控制成本增加造成的。由於村民的這種集體行動在組織形式上具有一定的鬆散性，並沒有將每一個參加者真正納入一定的組織體制之中。這種缺乏科層制約束的集體行動最容易發生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那些發生暴力衝突的事件造成的後果，大都並非組織領導者的意願，他們甚至沒有想象到“群衆會做出那些事情出來”。湘西某市上千名村民在“好漢”黃某的率領下，以減輕農民負擔爲由，圍堵當地市政府大門，部分村民出現了打砸搶的行爲，有的沖進市委書記家抄家，使事件朝“非法”方向發展。
這些障礙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這些體制外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是，它作爲一種利益行爲的産物，還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義。這種意義不僅在於它體現了目前農村社會利益衝突的狀況，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權威喪失的程度，更主要的表明了村民們爲保護自身利益對“組織”的需要。應該說，這種組織性需求恰恰是重建農村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對待這類事件，最爲現實的對策就是，在樹立國家權威的同時，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爲前提，將那些體制外的組織力量納入到農村基層政權的運作之中，實現政治整合。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通過國家立法設立能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組織。
[1]賀晨：《論縣鄉政府行爲與農民利益》，載《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與行政》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頁。
[2]孫立剛：《外在性、反對成本和農民負擔問題》，載《農業經濟問題》，1999年第9期。
[3]鄭杭生、李強、李路路等：《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4]同1，第322頁。

NO:1051_15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5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多收了三五鬥
葉聖陶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著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般舷的萊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著，一漾一漾地，填沒了這船和那船之間的空隙。河埠上去是僅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朝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檯外面晃動者的幾頂舊氊帽上。
　　那些戴舊氊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檯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糙米五塊，穀三塊，”米行裏的先生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麽！”舊氊帽朋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然一沈，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麽？”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哪里有跌得這樣利害的！”
　　“現在是什麽時候，你們不知道麽？各處的米象潮水一般湧來，過幾天還要跌呢！”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現在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麽三五鬥，誰都以爲該得透一透氣了。
　　哪里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卻得到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糶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從簡單的心裏噴出了這樣的憤激的話。
　　“嗤，”先生冷笑著，“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麽？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頭幾批還沒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輪船，那是遙遠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糶那已經送到河埠頭來的米，卻只能作爲一句憤激的話說說罷了。怎麽能夠不糶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爲了雇幫工，買肥料，吃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
　　“我們搖到範墓去糶吧，”在範墓，或許有比較好的命運等候著他們，有人這麽想。
　　但是，先生又來了一個“嗤”，撚著稀微的短須說道：“不要說範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到範墓去糶沒有好處，”同伴間也提出了駁議。“這裏到範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捐，哪里來的現洋錢？”
　　“先生，能不能擡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擡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拿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擡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誰肯幹？”
　　“這個價錢實在太低了，我們做夢也沒想到。去年的糶價是七塊半，今年的米價又賣到十三塊，不，你先生說的，十五塊也賣過；我們想，今年總該比七塊半多一點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塊！”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價錢，七塊半吧。”
　　“先生，種田人可憐，你們行行好心，少賺一點吧。”
　　另一位先生聽得厭煩，把嘴裏的香煙屁股扔到街心，睜大了眼睛說：“你們嫌價錢低，不要糶好了。是你們自己來的，並沒有請你們來。只管多囉嗦做什麽！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買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有兩隻船停在那裏了。”
　　三四頂舊氊帽從石級下升上來，舊氊帽下面是表現著希望的醬赤的臉。他們隨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來的光柱子落在他們的破布襖的肩背上。
　　“聽聽看，今年什麽價錢。”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塊錢！”伴著一副懊喪到無可奈何的神色。
　　“什麽！”希望猶如肥皂泡，一會兒又進裂了三四個。
　　希望的肥皂泡雖然迸裂了，載在敞口船裏的米可總得糶出；而且命裏注定，只有賣給這一家萬盛米行。米行裏有的是洋錢，而破布襖的空口袋裏正需要洋錢。
　　在米質好和壞的辯論之中，在斛子淺和滿的爭持之下，結果船埠頭的敞口船真個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沒了這船那船之間的空隙的菜葉和垃圾就看不見了。舊氊帽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米送進了萬盛米行的廒間，換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疊鈔票。
”
　　“先生，給現洋錢，袁世凱，不行麽？”白白的米換不到白白的現洋錢，好象又被他們打了個折扣，怪不舒服。
　　“鄉下曲辮子！”夾著一枝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射出來，“一塊錢鈔票就作一塊錢用，誰好少作你們一個銅板。我們這裏沒有現洋錢，只有鈔票。”
　　“那末，換中國銀行的吧。”從花紋上辨認，知道手裏的鈔票不是中國銀行的。
　　“嚇！”聲音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強硬地指著，“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這鈔票就得吃官司，這個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誰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鈔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換了將信將疑的一眼，便把鈔票塞進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纏著褲腰的空褡褳。”
　　一批人咕嚕著離開了萬盛米行，另一批人又從船埠頭跨上來。同樣地，在櫃檯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趕走了入秋以來望著沈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樂。同樣地，把萬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進萬盛的廒間，換到了並非白白的現洋錢的鈔票。
　　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舊氊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劃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著擔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銅板只有這麽一小瓢，太吃虧了；如果幾家人家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櫥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說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好久，今天糶米就嚷著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些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面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頂結得很好看的絨線的小囝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收這麽三五鬥，讓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鬆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解會錢，大概能夠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外，大概還有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沖下去，等會兒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壺窠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他們咕嚕著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粟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人家才會滿意，這要等人家說了才知道。。
　　輸是輸定了，馬上開船回去未必就會好多少，鎮上走一轉，買點東西回去，也不過在輸賬上加上一筆，，況且有些東西實在等著要用。於是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他們三個一群，五個一簇，拖著短短的身影，在狹窄的街道上走。嘴裏還是咕嚕著，複算剛才得到的代價，咒駡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彎裏鈎著籃子，或者一隻手牽著小孩，眼光只是向兩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給賽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紅紅綠綠的洋鐵銅鼓，洋鐵喇叭勾引住了，賴在那裏不肯走開。
　　“小弟弟，好玩呢，洋銅鼓，洋喇叭，買一個去，”故意作一種引誘的聲調。接著是——冬，冬，冬，——叭，叭，叭。
　　當，當，當，——“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隻真公道，鄉親，帶一隻去吧。”
　　“喂，鄉親，這裏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萬源祥大利老福興幾家的店夥特別賣力，不惜工本叫著“鄉親”，同時拉拉扯扯地牽住“鄉親”的布襖，他們知道惟有今天，“鄉親”的口袋是充實的，這是不容放過的好機會。
　　在節約預算的躊躇之後，“鄉親”把剛到手的鈔票一張兩張地交到店夥手裏。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需用，不能不買，只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剪兩件的就剪了一件，預備娘兒子倆一同剪的就單剪了兒子的。蛋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絨線的帽子套在小孩頭上試戴，剛剛合式，給爺老子一句“不要買吧”，便又脫了下來。想買熱水瓶的簡直不敢問一聲價。說不定要一塊塊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買回去，別的不說，幾個白頭髮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陣陣地罵：“這樣的年時，你們貪安逸，花了一塊塊半買這些東西來用，永世不得翻身是應該的！你們看，我們這麽一把年紀，誰用過這些東西來！”這囉嗦也就夠受了。有幾個女人拗不過孩子的欲望，便給他們買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轉動，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舉手就舉手；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別的孩子眼睛裏幾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覺得怪有興趣。
　　“鄉親”還沾了一點酒，向熟肉店裏買了一點肉，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又從般梢頭拿出盛著鹹萊和豆腐湯之類的碗碟來，便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煮飯。一會兒，這條船也冒煙，那條船也冒煙，個個人淌著眼淚。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又撈起浮在河面的髒東西來玩，惟有他們有說不出的快樂。
　　酒到了肚裏，話就多起來。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的命運裏，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來說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泄。
　　“五塊錢一擔，真是碰見了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厲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糶出去了。唉，種田人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爲什麽要糶出去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裏，給老婆吃，給兒子吃。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吃官司，讓他們關起來！”
　　“也只好不繳租呀。繳租立刻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去繳租，貪圖些什麽，難道貪圖明年背著重重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們一塊兒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麽？在上海什麽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擔米呢！”
　　“你翻什麽隔年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那裏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沈默了。醬赤的臉受著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好象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
　　“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問。
　　就有另一個人指著萬盛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吃辛吃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五塊錢一擔！’就把我們的油水一古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了。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多要。”
　　“你這囚犯，在那裏做什麽夢！你不聽見麽？他們米行是拿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末，我們的田也是拿本錢來種的，爲什麽要替他們白當差！爲什麽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廒間裏這麽想：現在讓你們沾便宜，米放在這裏；往後沒得吃，就來吃你們的！”故意把聲音壓得很低，網著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吃的時候，什麽地方有米，拿點來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口。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麽？”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裏的，說不定也會吃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麽議決案。酒喝幹了，飯吃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清清地蕩漾著暗綠色的髒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裏停泊。鎮上便表演著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著，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間報上的時行標題。
　　地主感覺收租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剩，糧價低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
　　金融界本來在那裏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錢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採購，造成無期的屯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屯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
　　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免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文，從統計，從學理，提出糧食過剩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己吃的米，賣了可憐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沈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它十塊八塊；有的來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退租，準備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俏地爬上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1933年7月1日發表） （原載《葉聖陶集》，）
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嶽村政治》的調查和思考
作者：於建嶸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於建嶸）是一部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都值得稱讚的優秀之作。特別是這本書的附錄《衡陽調查記事》全面記錄了作者長達二年多的社會調查過程，從這裏我們不僅能體會到作者社會調查的艱辛，更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三農問題的極端複雜性。爲了使更多的讀者方便地瞭解這些觀點，我以“縣鄉領導話說‘三農問題’”、“村組幹部話說‘三農問題’”、“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和“學者話說‘三農問題’”爲標題，摘錄了書中有關的各界人士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及作者的思考。（摘錄和整理者：劉老石，中國改革雜誌社農村版記者部主任）
（一）
楊某，紹莊村祝功組人。其住房緊靠村委會辦公樓，屬於新建，占地面積約有200平方。因村委會辦公樓破舊而無法辦公，村裏的幹部經常在其家開會商談工作，村黨員和組長會也經常在其家開。
看楊家正堂屋的祖先靈位，發現與村中其他楊姓家有所不同，便問起其祖先來歷。楊解釋說，雖然都姓楊，卻並不同宗。自己是個外來戶，大約在他三歲時，從長沙市搬過來的。什麽原因要從省城搬到衡山這個偏僻的地方，楊不願意說，只是推說不太清楚。至於如何在這個村子落的戶，楊說主要是由於其父有一個遠房親戚在附近的村子，幫他們買了些田，所以就在這裏安了家。
從家裏的擺設和待客來看，感到楊的家境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情況，便問及了1999年楊家收支情況。
楊介紹說：1999年全家收入由農業收入和副業收入兩部分組成。農業收入主要有：耕種水田10.6畝，共收水稻12360斤，按國家保護價計收入爲6180元，養殖業1000元，種植業100元左右。農副業收入合計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産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産性支出主要有：種子約200元，化肥1000元，農藥爲400元，請人耕種爲2000元，水費爲240元。非生産性支出有農業稅220元，特産稅41元，鄉統籌302元，村提留48元，此類開支合計爲4451元。收支相抵，農副業總收入爲2819元，每畝收入約爲250元。
問：除了農副業收入外，還有其他經濟來源沒有？
楊答：農閒時，小兒子到廣東打工，大兒子在當地做工。大兒媳有時也出去做些事。他們的收入大約一年有8000多元。
問：生活性開支情況如何？
楊妻答：生活性開支主要有日常開支和人情往來費用，小孩子教育費用是一筆大數目。現在農村人情往來也是筆很大的負擔。
問：你感到現在的日子過得如何？
楊答：與人民公社時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說，一個天上一下地下。那時候，我們家可沒有飯吃。
問：當年分田到戶時，你是如何想的？
楊答：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時，當年40歲，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別爲13、9、6歲）是一位普通社員。由於我從三十多歲時就開始患有慢性病，在生産隊只能算是個半勞力，長年靠生産隊照顧。從內心上來說，我不希望分田單幹，感覺天要塌下來了。分組時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們家。我和老婆想，今後單幹了，孩子太少，我們家分的田誰種，將來的生活如何辦。但這種想法你還不好表示出來，不然大家會看不起你。因此，在生産隊搞分田到戶時，我還裝積極，好象不靠你們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後的第一年，我們全家老少都下田勞動，雖然感到很苦，還是走過來了。現在好了，孩子們都大了，苦日子總算到了頭。我們家在村裏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問：你如何評價現在的村幹部？
楊答：現在的村幹部已不象原來的大隊幹部了。那時的大隊幹部比現在的村幹部牛皮得多，很少勞動，好象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事。我們也比較怕這些人。背後稱他們是土皇帝。現在村裏各種各的田，只要交了費稅和不違犯計劃生育政策，誰也拿你沒有辦法。我們村沒有什麽集體經濟，所以村幹部自己也得種田，不然就會沒有辦法過生活。他們現在唯一可得的好處，就是開村幹部會議時，經常在我們家辦餐，用公款吃喝點。
問：現在村幹部管不管事呢？
楊答：一般來說，村幹部還是想管事的。可是現在他們沒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計劃生育和收繳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誰也不願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臉面去管。現在村裏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裏沒有錢，他們也沒有辦法。
問：你認爲，你們村誰在當家？
楊答：當然是村支部書記。可這幾年搞村民選舉，好象村委會主任也有些權力了。我們村較有威望的還是那些退休回家的老幹部。
此時，陪我來的村秘書有事先走了。楊妻子很神密地看了看門外，見沒有人，便壓低嗓子對我說：你是上面來的幹部，我有一個重要情況向你反映一下。我兒子，高中畢業回家務農，是村裏面可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也很要求進步，入黨申請書都寫了幾年了，我也向村裏的支書及來我村蹲點的鎮幹部講了多次，可他們就是不讓他入黨。
在談到爲什麽要入黨時，楊說，雖然農村的黨員不是幹部，可在許多事情上，黨員還是能起作用的。我們村裏的許多事，都是通過黨員開會決定的。講實話，現在這樣的社會，家裏有一個黨員，就會感得腰都硬些。我們家作爲外來的小戶，這些年搭幫鄧小平的好政策，賺了點錢，但我還是希望我兒子能在政治上有點發展。
我表示，我們只是搞些學術研究，這些事不好過問。在他們表示理解後，我接著問，你現在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麽？
楊答：主要怕生病。這麽多年來，我一直在生病。現在的醫藥費這麽貴，如果一生病，那可不得了。我們這個家也就完了。所以，現在農村的人生了大病基本上是在等死。根本不可能去治療。
從楊的講述中，大體可以認定他們是這場農村改革真正的受益者。從沒有飯吃的苦日子到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使他們對現在政策充滿了感激之情。只是由於目前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他們在高額的如醫療費用等問題面前存在著擔憂甚至可以說是恐懼，這或多或少都會影響他們對未來的信心。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02—506頁）

（二）
2000年1月21日，沒有與衡山縣有關人員聯繫，只與小任帶著500份前一天印製的《中國農村問題調查》（村民卷），直接到了白果鎮。
上午10時30分到白果鎮，首先到鎮政府。因鎮裏所有的幹部均下鄉收繳統籌提留，只得在鎮辦公室等待。
剛坐下，就有一對青年男女走進來。那男青年將幾張繳費單放在我面前，有點氣憤地說，“我們雙方家所有的稅費都交了，應該給我們開結婚證了吧！”聽此言，我大驚，細打聽才知，他們是一對已達結婚年齡的未婚青年（男26歲，女25歲），都在深圳打工，這次回鄉辦結婚證，準備在春節期間舉行婚禮。但根據鎮裏面的規定，凡要開結婚證的男女，雙方家庭都得完成稅費任務。如果沒有按規定完成，就不准開結婚證，而不開結婚證就領不到准生證，就不能生孩子，否則就違犯了計劃生育政策。因他們見過世面，認爲這種規定違反了國家的婚姻法，所以上次來與鎮幹部吵了起來。但最終迫於無奈，只得按此規定辦理，所以當他們認爲我是鎮幹部時，心中的不滿就對我而發泄了出來。
我向他們解釋說，我是來這裏搞社會調查的，也在等人。聽我這樣講，兩個年青人不好意思起來。但他們到過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話題。爲了表示友好，他們主動地要過兩張調查表，認真地填寫了起來。
他們將表填完後，我看了一下，發現他們對有關村委會選舉的問題講得比較清楚，便問起他們是否參加過村民委會選舉。
男青年說，1999年初舉行的第四屆村委會選舉參加過。當時，爲了參加這次選舉他還是提前從深圳請假回來投票的。可是，經過這一次選舉後，感到非常失望。因爲，現在舉行的這些選舉，並不公平，基本還是鎮幹部和村裏那幾個當權的在操縱選舉。比如，在提候選人時，就將他們要選的人定下了。普通村民根本沒有辦法選上。
問：你是否願意參選，並回村來任村幹部？
男青年答：當然願意。現在我們在深圳打工，雖然能賺一些錢，可並不是長久之計，將來總要回到村裏面來的。現在我們這裏很落後，不改變肯定不行。而要改變靠原來的村幹部肯定不行。一些有文化的年青人現在在村裏講話沒有影響。我們幾個在外打工的，計劃等幾年回來，團結起來參加村委會選舉，將我們中間的兄弟們選上去。這樣，就可以將在深圳等地學到的東西帶回來，肯定能改變我們這裏的面貌。
聽此話，我好象看到了農村的未來和希望。是不是可以說，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同樣給希望改變家鄉面貌的有志者帶來了希望呢？對村委會選舉相關情況要進行專題研究。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09—511頁）

（三）
1月23日上午，到紹莊村訪問周某。
周某，紹莊村祝功組人，家有4人。承包耕地5.3畝，並購農機爲村民加工糧食。1999年度上交任務爲：國家部分的定購糧393公斤，農業稅158.16 元（折穀155公斤），農業特産稅28.6元。鄉鎮統籌的教育費附加116.8 元，計劃生育、優撫費、民兵訓練費78.8元，鄉村道路建設6.2元，村提留40元。上年欠鄉村統籌713元。此君對我們這次調查非常熱心，不僅認真填寫了調查表，還提了10個方面的問題並作了很詳細的書面回答，其中較有典型意義的4個問題是：
其一，收入來源。大多數的村民都只靠種田、喂豬和搞點其他副業。種一畝田每年的收入不超過120元；喂豬平均每頭可獲利50元左右。全年人平收入實際上在1000—1200 元的家庭有75%以上。
其二，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太多，每年人平要250元以上。學費太貴，小學生每期270元，中學每期350元，以後考上大學的根本讀不起，我們每年向鎮政府交教育費附加年人平28元，已交了4年，聽說要交到2002年。
其三，關於村委會工作。現在的村幹部認爲上級講的都是對的。群衆的話都當作耳邊風，不聽群衆意見。在財務問題上更講不清楚。就我們村來講，以村支書爲主，村主任簽名，村秘書付錢。原來出納現在就不要了。又有幾個人能知道村裏的財務問題，想知道實在太難了，就是知道了又有何用。你無權參加村裏的一切會議。
其四，村委會選舉問題。村主任由全村村民選，村民有選舉權，不能由上屆村支委、村委會提出的候選人參加競選。村主任的選舉並不一定要是他們的幹部、黨員之內的之人，更不能由上級指定，否則，上級就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選舉法。現在的選舉，拉幫結派，家族主義太嚴重，有很多村都是走家串戶選上去的。而他們又沒有文化。現在老黨員多，新黨員少，有能力的年青人入不了党，所以在村裏就出不了主意。實際上，農村埋沒了很多人才，一旦他們出來，農村的情況可能會有所好轉。
從周某和另外幾家農戶反映的情況來看，在現在的農村，是否有一個地方權威形成和政治資源分配的相互關係問題。值得注意。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17—519頁）

（四）
3月20日晚，衡陽縣兩村民范某、彭某來訪。
范某，渣江鎮鹽田責任區鹽田村范房組村民，1947年生，男，小學文化，家有5人，除妻外，還兩女一男。因超生一人，所以只分得4人的田，爲2.63畝。去年收3200多斤糧食，副業收入主要有養牲豬一頭，約200斤，收入計800元，土産收入700多元。
彭某，衡陽縣渣江鎮鹽田責任區鹽田村周沖村上曹門小組村民，1956年生，初中文化，家有5人，兩女一男。因超生一人，只分了4人的田，爲2.6畝。去年收2500斤多斤糧食，副業收入基本上沒有，曾養一頭母豬虧將1000元，主要由於有的豬仔死了和豬仔的價格太低。因爲家裏田小，去年在外面打工，除了生活開支外有1000多元。因1996年買了假種子減産後，家裏經濟開始出現困難，現在共欠近萬元債，其中有貸款4400元。小孩上學讀書都沒有錢交學費。
問：你們認爲負擔如何？
範答：在鄧小平剛改革開放時，農民的負擔並不重，只有3—5元。在95年以後，農民負擔就越來越重，現在已承受不起了。98年我們全組131人，共交鎮村統籌和提留8500元，農技服務131元，村機耕路電工工資、護林工資524元，97年和98年兩年牲豬稅2620元，共計11755萬元，人平89.73元。農業稅3184元，特産稅1758元，共計37.72元。
彭答：現在農民的負擔重得已沒有辦法承受了。從98年我們團結起來減負，99年負擔要輕一些。
問：你們如何團結起來減負？
範答：農民負擔這麽重，農民肯定沒有錢交。這樣，那些鄉村幹部就組織黑社會的人（社會流氓）到農民家裏收錢。這些人很不講道理，看到什麽值錢的就拿什麽，並作低價出售後算上交款。只要和他們講理，他們就打。真是喊天天不應。比如我們鄰村的一個村民叫湯學能，不僅被打，而且帶到政府去坐了兩天。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不服，開始有人單獨上訪到省裏，上訪後省裏給他們一些文件看。他們把文件拿回來後，給大家看，看了之後，知道有不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5%的規定（完全背出來的），有的農民提出來，黨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層幹部敗壞了共產黨的名譽，有些願意爲黨和農民做好事的人就發起成立了減負組，誰願意加入就加入，開始只有13人，都是同鄉農民，屬於13個村，由最早上訪的一個退伍軍人彭某（30多歲，當過兵，初中畢業）當頭，沒有設立具體的職務，怕別人說成非法組織，全都叫減負代表，決定主要宣傳黨的政策。首先在集市上宣傳，（大概是98年農曆9月23日，那天趕集），用了高音喇叭（是減負代表和有些農戶自願出錢租的），主要是讀文件。在宣傳的時候，管區幹部來了，不准讀。爲了怕衝突，我們就沒有讀了。等了五天，管區與減負組彭榮俊等人和談。那天鎮裏請了兩中巴（60人）黑社會的人在管區附近，管區幹部召集村幹部守在通向管區的各個路口。減負組定的地點是水管站，管區幹部定在原鄉政府，彭等人不願意去。管區幹部說縣委幹部也來和你們一起座談，彭聽說有縣裏幹部後，就去了。事實上縣裏幹部沒有來。管區幹部同減負組談判時，將減負代表分開，每人一間房談。在談的過程中，管區主任打了一名代表。這時街頭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愛人聽見後（因其家離鄉政府只有半裏路）認爲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鄉政府去了，喊了兩聲，那些鎮裏面請來的人將她打得鮮血直流，昏到在地。這引起了群衆的不滿。人圍得越來越多，管區幹部見狀，只好將談判的代表放了。這件事之後，減負組自動散了。彭某起訴到渣江鎮法庭，法院最後判決渣江鎮賠了錢。
在農曆10月底，由鹽田責任區主任組織香沖村村幹部到農民家收款。村民因爲都知道政策了，對那些他們認爲不合理的攤派拒絕繳納。有村幹部毆打了一村民，被打村民就請部分原來的減負組代表與村幹部交涉（彭：我們兩人都去了），彭某說，不合理的負擔堅決不交，合理的負擔是我們農民應盡義務。這樣就和幹部發生爭論。管區主任打電話到渣江鎮說我們圍攻他們。這時已經是晚上9時，鎮裏面來了一部吉普車。（問：是不是你們不讓管區幹部離開？彭：群衆都圍著他們講理，走不了。）鎮幹部來了之後，沒有進屋。 等了不久又到了一部車子，下來的人毆打了減負組一名代表，所以的減負組將他們圍住，他們說是派出所的，到這裏來瞭解情況。群衆就質問說爲什麽打人。他們說沒有打。我們就要他們去處理管區幹部打人的事，他們堅決不去。後又來了一台法院的車子。我們講明瞭情況後，法院的車子就走了。這時人越來越多，我們減負組怕出事，都離開了現場。群衆一多，就有人起哄，把兩輛車翻了過來。這件事之後，鎮幹部開始捉人。把洪吉發等人捉走了，並判了刑。
彭說：農曆11月25日夜裏，政府就派人到處捉減負代表。農曆11月28日晚，到我家裏捉我，我聽到消息後從後門跑了。事實上我不是減負組代表。
範說：只要捉到的，就打。陰曆12月初1（元月17日），鎮幹部以綜合治理爲名召開萬人大會，打了臺子，用繩索將捉到的6名代表捆綁挂牌在大會亮相，由於群衆憤怒，團結起來圍攻幹部和那些戴了紅袖章的黑社會的人，群衆將車子砸壞，搞得會也不敢開了。幹部們只得草草收場。減負代表讓群衆解救出來，自此之後，減負組就沒有活動了。
問：爲什麽減負組沒有活動了？
範答：怕打。而且，組織起來減負，得到好處是全體村民的，出了問題是自己的。當然，雖然減負組沒有活動了，還是有人上訪。上訪後還是有點效果，省市都來了調查組，縣裏還下了文撤了鎮黨委書記的職，給予縣駐鎮整治工作隊隊長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鎮長行政記過處分，並向全縣通報。但事實上，這些處分都是假的，演給農民看的，聽說撤職的鎮書記到縣裏面當官去了。但被打了的還是白挨打了，政府根本沒有補嘗。
問：你們現在是否上訪？
範答：想是想上訪，但一個沒有錢，另一個沒有什麽用。
彭答：主要是沒有經濟援助，沒有錢告狀。老婆孩子也不同意去搞這些對自己無益的事。個人來爲社會上服務要有能力。
問：群衆對你們減負組和減負代表如何看待？
彭答：群衆還是支援的，如果沒有群衆支援的話，我們這些減負代表不死也有一層皮脫。現在群衆評價還是好的，但感到我們這些人沒有能力，不可能搞出名堂來，所以很多人勸我們不要搞了。我們這些減負代表由於自己受了委曲，花了錢、挨了打，又沒有人爲我們作主，也就不想再搞了。沒有能力爲人民服務了，只有和大家一些受欺負。
問：你們村裏搞村民選舉了沒有？
範答：去年搞了，但不並民主。選村幹部是以組爲單位，沒有開村民大會，每個組把票收走，沒有當面開票。每家每戶去收票，大家填的票他們都知道，所以爲了面子等原因大家投的票沒有反映自己意願。
問：假如開村民大會選村幹部的話，你們這些減負代表是否能選上呢？
彭答：還是不一定。因爲，我們被選上的話，鎮幹部不會有好日子過，他們沒有機會那樣貪。所以，他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我們當選。
問：你們如何看待村幹部？
範答：現在的村幹部講不得，已經不是原來老毛（澤東）手下的那些幹部了，他們不爲村民講話，也不去處理村民之間的糾紛。
彭答：現在農村幹部到鎮一級都一個樣。他們請社會上那些流氓欺負農民，農民根本沒有辦法和他們講理。
問：你們找我除了反映這些情況外，還有什麽事？
範答：主要想講洪吉發這件案子，將洪吉發判刑不合理，良心上過不去。洪吉發是參加過對越戰爭的軍人。
最後，我反復強調這次進行社會調查的目的是爲了學術研究。感謝他們能向我提供這些情況。但是，對這些事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我並不一定能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可我無論在什麽時候和什麽情況下，都會珍惜他們的信任。
上述談話記錄，我當時就列印了一份交給範等人，他們很小心地收藏了起來。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47—552頁）

（五）
3月31日晚，剛從外地回衡，來不及整理行裝，衡陽縣三農民來訪。其中一人爲上次來的範某。據範介紹，來者中就有他們減負代表中的首要人物彭某。
看來，經過上次的交談，他們認爲與我交談沒有危險，彭某才願意與我相見。
首先，我向他們講明我這次調查的目的：主要是瞭解現階段農民生活狀況，記錄歷史，研究現實，而且這是純學術研究。彭聽了後說，“我們知道你是搞研究的，無權無勢，我們並不希望 你能幫我們解決什麽問題，我們希望有人來關注我們這些農民，聽聽我們心裏想些什麽。但是，我對你還是有一個請求。”接著他拿起我桌上的一本由中國法制出版社主編的《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法規選編》，希望我能送給他。在我表示同意後，他很高興將書收藏起來。
問：請問你的基本情況。
彭答：我名叫彭某，衡陽縣渣江鎮鹽田管區文德村江東小組農民。1961年3月生，1978年高中畢業，1979年參軍到雲南前線，1982年轉業回家。1983年結婚。愛人是本地農民。現在家裏四口人，種了3.2畝地。
問：你對農民現階段的負擔有什麽看法？
彭答：總的說是農民負擔過重。主要表現是，爲了多收農民的錢，基層政府有意提高農民純收入，亂設攤派專案，欺上瞞下。我們的要求，村務公開，財務公開，把亂收的專案減掉。
問：你是什麽時候開始上訪的？
彭答：1998年農曆9月15日，直接到長沙，到了湖南省減負辦、信訪辦，勞動廳、財政廳、省監察廳。
問：你爲什麽想到去上訪？
彭答：因爲我看到社會現實和國家關於農民負擔問題的政策差距太大，作爲一個公民，認爲應該爲貧苦農民和黨的政策講幾句公道話。
問：是你一個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裏有三個人。
問：那麽說，在上訪前就有組織和動員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據有關政策規定向大家宣傳政策和說明情況，在一次村民小組開會時，我讀了江澤民的講話，宣講了湖南省委書記有關農民收費標準和專案的講話。村民們聽了之後，憤憤不平。有的群衆說，你如果能向上級反映了我們這裏的具體情況，將不合理的負擔減下來，我們願意出錢請你上訪。這個事很快就傳開了，有許多群衆來找我。有的老黨員和老幹部也來找我。根據群衆這些要求，我就找了13個有社會經驗的、名聲比較好的，歷史清白的同時願意爲農民講話的村民（基本上保證每個村都有1人），到鹽田街上一個店鋪裏開會。開會時，我說，我們團結起來的目的就是要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汙吏。爲減少不必要的麻煩，不讓人家說我們是非法組織，不成立具體組織，不設負責人，只設減負代表。最後決定，第一步行動就是整理有關農民負擔的材料上訪。會後，我們以鹽田責任區13村農民的名義寫成了“關於減輕農民不合理的負擔的報告”，並挨家挨戶地請村民在報告上簽名蓋章，大約有600多戶村民簽名蓋章，占總戶1/3的左右，如果政府幹部不到處幹擾，起碼有90%以上的村民都會同意這個報告。同意這些報告的人有幹部、有黨員、還有爲人民立過功的功臣。同時，大家出了340元錢給我們作爲上訪費用。
在上訪時，省有關負責同志都在我們報告上批了字，給了一些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給我們，要求市縣按具體情況減輕農民負擔，接待上訪代表。我們拿著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陽市，又找了政法、紀委、信訪、勞動局和地稅局（因爲衡陽縣收了我們的打工費和按人頭收了牲豬費，所以就找勞動局和地稅局），這些部門沒有下批文，叫我們回去等消息。因爲考慮到縣裏沒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險，所以我們就直接回家了。
我們到省市上訪，驚動了管區幹部。他們知道我們的行動後，就採取各種方式威脅一些減負代表。這樣，一些減負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後只有6人願意繼續幹。上訪回來後，我們這6人開會，分析了到省市上訪的有關情況，決定展開全面宣傳，要把黨的政策讓每家每戶都知道。
18日，在趕集時，我們就到市場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市減負的文件。在我讀文件時，管區幹部將電停了。我們就租了發電機，群衆也出面保護我們。這樣就把宣傳工作的局面打開了。
19日，副鎮長和人大主任找我談，說我這樣做是違法的，沒有通過審批。我說，我宣傳共產黨的政策違了什麽法。你們講法爲什麽亂收費。我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他們答應和談。考慮到影響，我們決定暫時不上街宣傳。
23日，管區與我和其他代表和談。那天鎮裏請了黑社會的人在管區附近，管區幹部召集村幹部在通向管區的各個路口。我定的地點是水管站，管區幹部定在原鄉政府，我們不願意去，管區幹部說縣委幹部也來，和你們一起談，我就去了。事實上縣裏幹部沒有來。管區幹部將我們每人一間房分開談。管區主任打了減負代表彭勝利。這時有人說“幹部打人了”，我愛人聽說後，認爲是我挨打了，所以就找到鄉政府去了，喊了兩聲，那些鎮裏面請來的人將我的愛人打得鮮血直流，昏到在地。後來，在群衆的要求下，鄉幹部將她送到醫院。
由於我愛人受了傷，我就沒有精力組織減負代表進行活動，大家就散了一段時間。後來，由於許多群衆到醫院來看我愛人，我很感動，決心還要爲農民做事。我愛人住了16天醫院出院後，各村組織減負代表又來請求我繼續出面組織大家。我也決定把宣傳工作做下去。我參加了兩個村的群衆自發組織的減負活動。後來，發生了打我和群衆推翻了車子等事件，我們減負代表就沒有什麽活動了。
問：你認爲你們這些減負活動有什麽效果？
彭答：效果還是有。首先大家都知道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都認爲政策是英明的，就是基層幹部腐敗造成的；其次，基層幹部的行爲比以前要好一些。
問：你在組織農民減負時有什麽體會？
彭答：農民之所以能組織起來，是由於農民負擔太重，另一方面我們的行爲都是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的。但組織起來非常困難，主要是基層幹部的鎮壓和沒有經濟條件，農民文化素質跟不上，農民還是聽話的，都怕事，容易滿足。
問：你認爲現在村民自治組織能不能代表農民說話？
彭答：按政策應該是真正的村民民主選舉，但現在並不是，而是憑關係當村幹部，所以很難替老百姓說話和辦實事。
彭最後表示，儘管基層幹部對我們鎮壓，我們這些減負代表，有判刑的，有挨打的，但我還是要爲農民做事和說話。但我們相信總有一天中央會幫我們說話的。在部隊時，我是班長，現在我是農民，我出於公心、出於良心，爲維護共產黨的聲譽才這樣做。如果誰都不管社會上的不平事，國將不國，家將不家。
談完話，我按慣例將談話記錄稿當面列印了一份給彭等人。他們將許多原始材料特別是彭某等人的申訴材料留給了我。在送他們走時，他們一再邀請我到他們村裏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瞭解情況。範很神秘地對我說，現在湖南省減負組織已經實現了“聯網”，只要你去調查，村民們的鬥志就會更高。聽此言，考慮到這個村目前的情況，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無能力幫助他們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元研究者，找他們瞭解的目的，只是爲了學術研究。他們聽我這樣有點失望。
當他們的腳步聲在黑夜中消逝時，我的心若有所失，總感到欠了這些充滿希望而來的農民兄弟什麽。但是，面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我一介書生又能爲他們做些什麽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儘管我已經體會到了這中間的無比艱難。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52—557頁）

（六）
李某說，中囯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基本上是依靠農民起家的。無論是在農會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還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無論多苦，多難，農民都對共產黨有感情，都能夠理解共產黨的許多做法。就是吃大食堂時，全村的人象叫花子一樣，拿著飯碗天還不亮就去“打飯”，吃不飽，死了人，大家還是感到了一種希望。（楊楚橋插言：公共食堂時，全村最早是一個，後就分爲三個。家裏不准做飯。）現在，每家每戶的日子要好多了，但大家反而對共產黨的感情遠了。爲什麽呢？我看主要的由於社會這些腐敗現象讓我們對共產黨的許多幹部看透了，現在感到沒有希望了。我參加革命這麽多年，現在感到很失望，也很痛心，不知道路在何方。
李拿出他精心抄寫的幾張文字讓我看。這些文字大體的內容是有關對目前社會現象的評價的，有什麽會議歌，吃喝歌。其中有一首類似於民歌的東西，意思是說，現在耕田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句是“明天耕田敢問路在何方？”問及想法，李說，現在種田不賺錢，我們農民真的不知道明天這個田還能不能種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605頁）

NO:1051_16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5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村組幹部話說“三農問題”——《嶽村政治》的調查和思考
作者：於建嶸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於建嶸）是一部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都值得稱讚的優秀之作。特別是這本書的附錄《衡陽調查記事》全面記錄了作者長達二年多的社會調查過程，從這裏我們不僅能體會到作者社會調查的艱辛，更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三農問題的極端複雜性。爲了使更多的讀者方便地瞭解這些觀點，我以“縣鄉領導話說‘三農問題’”、“村組幹部話說‘三農問題’”、“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和“學者話說‘三農問題’”爲標題，摘錄了書中有關的各界人士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及作者的思考。 （摘錄和整理者：劉老石，中國改革雜誌社農村版記者部主任）
（一）
離開白果鎮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縣級公路，穿過很寬闊的一片水田，來到一環山而成的村莊，村邊有一個小水井，旁邊刻有一塊石碑，上面有“白果鎮紹莊村”字樣。到紹莊，李紅軍帶著我們直接往村秘書家裏走。他解釋說，紹莊村委會是一棟破房子，平時沒有人在裏面辦公，有事一般到村秘書家裏。主要原因是這個村的村秘書是個老村幹，有威信，掌握著村實權，家又在紹莊村的中心位置。
翻過一個小山坡，我們就到了村秘書的家。村秘書家的房子好象建了有幾年，可沒有進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個祖先靈牌。在靈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澤東像的日曆。左面牆有一幅關於紹莊村基本情況的圖片，右面牆則是一些有關村委會工作的規章制度。
村秘書姓周，任村秘書已有8年。周身著一件很破的西裝且滿是泥土，上衣口袋裏插了一支鋼筆，在這裏顯得很特別，很有點文化味。據周介紹，他1976年高中畢業後一直在村裏務農，其妻則利用農閒時間在外打工。
李副鎮長講明來意，並特意強調我們是縣委羅書記親自陪來的，村裏面要接待好，不然羅書記怪罪下來就不好辦。周聽此言，感到有些緊張。於是，我便解釋說，我們是搞學術研究的，不是什麽官員，有什麽就說什麽，事實求是是我們唯一的要求，不要過多地考慮什麽領導的意見。我還宣佈了這次調查的“紀律”：其一，不吃村裏的招待餐，我們在農民家吃飯和住宿，全額付款，不需要村裏的任何補貼。其二，不幹預村裏的任何決策。只是一個觀察者，村裏面該幹什麽還是幹什麽。
周首先介紹了一下紹莊的基本情況。他先按報表說了村的耕地面積、人口和姓氏分佈等情況。當我問到村裏的流動人口和經濟狀況時，他計算了好一會後，列舉了如下一些資料：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人在鎮辦企業，現在因效益不好都回鄉種田了；手工業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貨店4—5個，農產品加工的有2家；3部拖拉機，2部三輪車，1部微型車；全村共有電話30部，電視170多部，有的家裏有兩部。近幾年95%的農戶都建了新房，在紹莊村建一棟新房大約需花3萬多元，因此有40多戶欠了債，一般都欠幾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讀大中專，去年就考上4個，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發現，周在講話時，很注意李副鎮長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動作，周就要停下來，看一下李。如果李沒有明確表示，他才往下說，所以說得較亂。於是，我禮貌地請李回鎮裏去忙他的工作。果然，李走後，周說話自然多了。我便問及了村裏的集體經濟和村財務狀況。
周答：紹莊在1982年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時，原大隊所有的公共財産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組了，村委會除一個約10畝的林場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沒有集體收入。爲了支付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時欠下的近6萬元貸款，村裏規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現在還虧損了近2萬元。
我又問了一些具體的資料。周搬出了近年的賬本給我看。我抄錄了近幾年來該村的財務情況。從中得知，該村基本上是靠借債維持。收入來源只是村提留，主要開支是村幹部的工資和所謂的其他管理費。

問：作爲村委會成員，你如何評價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工作？
周答：總的來說，紹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開，即主要的三項工作，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問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關係。
周答：在紹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書記是一把手，在組織上都得聽黨支部的，也就是聽支書的。因此，村裏面的黨員還是很有地位。紹莊村現在共有黨員30人，其中有4位是離退休回鄉定居的國家工作人員，4人在部隊入的黨，3人爲社辦企業的人員。按姓劃分，楊姓爲4人，周姓3人，劉姓1人，其他均爲李姓。村裏的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支部擴大會和黨員和組長會議決定。
周特別提到，自己不是黨員。不是不爭取，申請書交了幾份，幾次培訓班都參加了，就是通不過。

問：你認爲是什麽原因影響你入黨呢？
周答：這個問題可不好說。說實在話，這有個能力和權力問題。按照現在農村的規矩，黨還是領導一切的。只要不是黨員，一般的情況是不能擔任正職即村支書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幾屆秘書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認的，村裏的大小事沒有我的參加就不好辦。可由於我不是黨員，就一直沒有辦法擔任村支書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黨，就會對有些人産生威脅。現在許多地方不發展黨員，就是這種原因。
我感到周所講的問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農村政治資源壟斷和分配問題，便說，近幾年不是有許多不是黨員的村民，通過民主選舉而擔任了村委會主任。對此，如何解釋？
周答：這要看這些選舉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總的來說，紹莊村的村民還是很重視村委會選舉的。第4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時，全村423人有選舉權，參加投票的有370人，參選率達到87%以上。這在目前的紹莊村是十分難得的。因爲，自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村民們對村裏的事務不是很關心了，各發各的財，很難有什麽事讓大家齊心的。這說明，群衆還是在內心上關心村裏的發展的。可是，這次選舉並不是完全按照《村組法》規定進行的。特別是在村主任選舉上，實行了等額選舉。先由村裏的黨員和村民小組長、老幹等推選了一位村委會主任的人選，沒有實行差額選舉。如果搞差額選舉的話，或者實行海選，就完全有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

問：聽說村裏的宗族勢力影響了村委會選舉？
周答：紹莊村是一個小村。這個村最大的特點是姓氏比較集中，由三大姓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餘人，楊氏有60余人，周氏80餘人。這些年來，紹莊村給人的感覺是宗族現象很嚴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實際上，說到宗族現象，問題不是那麽簡單。比如有許多年，紹莊村的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秘書這三位主幹都分別由李姓、楊姓和周姓擔任。但這並不一定就是什麽宗族問題。因爲，雖然大家同姓，可並不一定能爲你說話，會給你帶來什麽好處。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別擔任三主幹，有人就會說，某某姓吃虧了，被欺負了。這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了。比如上次村委會選舉，由於李姓擔任了書記，所以大家就選楊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書。後來李書記和楊主任不團結，互相拆臺，李就以身體原因爲由數次要求辭職。李辭職後，鎮裏任命楊姓的村主任任支書，同時指定一位李姓替補爲主任。鎮裏面這樣處理，在村民們看來，還是可以的，比較公平。在農村，有宗族現象，可即使在同宗內部也還是會有矛盾。紹莊村的宗族現象實際上只是由於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種習慣。

問：村裏面的主要幹部基本情況及其分工？
答：現任村支書楊岳梁，生於1950年4月28日，高小文化，1966年在建築村讀了2年老書，1968年在湘潭嶽塘搞搬運工（零時工，幹了3年），1971年開始外流，1978年回村，擔任紹莊大隊長春生産隊隊長，1981年分田之後，未擔任任何職務。1992年擔任長春一組的組長。1994年入黨，1995年至1996年代理村長，1999年1月至1999年8當選爲村主任，1999年8月擔任黨支部書記。現任村主任李宋君，是由鎮裏面指定的代理主任，男，1969年生，高中文化，1995年入黨，此人有文化，原來在報紙上還發表過文章，只是工作不很主動。村裏幹部除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秘書之外，還有民兵營長和村婦聯主任及老幹組織。現任民兵營長兼任了團支部書記。民兵營長主要搞武裝工作，具體來說就是徵兵和民兵訓練。現在的民兵組織，除每年有一個民兵普查外，平時也沒有什麽工作。團支部主管全村的團工作，但是村裏面團組織基本上沒有工作了，支部書記只是挂個名，去年的團費都沒有收上，每個村交鎮裏面的10元錢團費，還是由村裏面代交的。婦聯主任是廖建鳳，1969年生，初中文化，她主要的任務就是搞好計劃生育，這項工作並不好搞。因此，鎮計生辦每月付給她60元工資，村裏一年也給她50元錢補助。村裏面還有一個老年協會，在村裏許多事務上都能發揮作用。每年9月9日，老年節時，村裏都組織開一次會，請這些老人座談，村裏還要花100多元錢。因爲老幹組長是楊立正，原來是正科級國家幹部退休回來的，現享受副縣級待遇，在村裏還有一定的威信。這幾年，他組織了幾次爲老年人看病不要錢的事，大家對他比較尊重。

問：紹莊有沒有什麽宗教組織。
周答：近幾年白果街成立了一個基督教會，紹莊村有10多個老人參加了這個教會。主要原因是由於老人有了病痛到那裏能夠得到一些安慰。而且這些人參加了教會之後，學了一些愛國家、愛集體的道理，在村裏也起一些作用。

接著，我又詢問了他家裏的生産和生活情況。
周說：在紹莊村這樣一個沒有集體經濟的村，村幹部並沒有什麽經濟實惠。這些年鎮裏面規定，村三主幹由鎮裏面發工資，其中村支書每月工資95元，村長90元，秘書85元，工作搞得好，每個月每人有30元獎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發給獎金。1999年我們村因只完成任務的65%，所以沒有獎金，而且村幹部的工資也由鎮裏作爲上交提留的任務款扣了下來。但村幹部還是想辦法將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資發了，只是獎金部分不敢留下來。作爲村秘書，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資和補貼。因爲，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所以，平時自己的主要職業還是種田。現在種了近10畝田，農閒時，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還算過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

問：作爲一個農民，你當年如何認識分田到戶的？
周答：紹莊是在1980年實行分組作業，1981年基本上就實行了“包産單幹”，這在當時的衡山縣算是走得比較快的。分田時，我只有19歲，沒有結婚。我當時認爲，分不分田無所謂，分也成不分也成，因爲，按我們家當時的情況，集體勞動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虧。儘管如此，我父親當時還是傾向於不分，他說大家在一起要安全一些，有個什麽事情有集體幫助。但我卻傾向於分，主要感到新鮮。我當時到處講，分田可以啊，以後想幹就幹，不想幹就在家睡覺，不用天天出工了。現在看來，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不僅促進了農村的生産發展，也的確給了農民的自由，使農民的生活有較大的改善。象我們家這種認識的，在當時很普遍。

談話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來他寫的報告及工作筆記，從中發現了許多錯別字和語法問題，但在有關農村現狀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卻比較準確。象他們這些村幹部，並沒有經受專門的訓練，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平時的工作中摸索和積累。
從與周的談話中，有如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紹莊的集體經濟狀況與村民的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其二，農村的政治資源分佈的狀況。“黨員”這一身份好象也成爲農村的政治資源之一。其三，對鄉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鄉村社會，有些習慣本身就是利益。但這些利益通過什麽方式表達出來的呢？這些表達方式是否對鄉村政治發展産生影響？其四，農村地方權威的産生一般都與社區公共利益相聯繫。這種社區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設，電力設施，道路修築和維修，集體土地的利用。因爲這些事情都與大多數村民利益相關聯。其五，鄉村社會是利益主導宗族？還是宗族主導著利益？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89—495頁）

（二）
訪村民楊某。
楊某，男，1960年10月17日生，高中文化，長春一組組長。其妻，賓桂秋，女，1963年7月27日生，初中文化。楊主要職業種田，平時也行醫，相當於當地的赤腳醫生。自稱其醫術是祖傳的，方園數裏的村民有病都來他家醫治。育有兩兒。待人熱情。
楊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牆是由磁磚裝飾，顯得很漂亮。楊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個祖宗神台。而且擺了許多椅子。有點象公共活動場所。楊見我注意到了這些，忙說：我這裏是村裏的“人民大會堂”，大家沒有事，都喜歡到我這裏來聊天。

問：都聊些什麽呢？
楊答：還不是村子裏這些破事。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農民負擔問題。

問：都有些什麽觀點呢？
楊見我問及此問題，激動萬分。從衣箱裏翻出各種交費單據，近似哭言曰：現在的農民太苦，日子太難了。剛搞承包責任制時，我們種田有錢賺，生活也改善了。現在不行了。近幾年，雖然豐收，可由於糧食不值錢，而各種化肥、農藥和種子價格高質量僞劣，種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種田不賺錢不說，而各種費稅又多得讓農民承受不了。國家稅還好說，你種的田是國家的，就得交租，種皇田交皇糧，天經地義，而且國家的農業稅並不重，只不過特産稅有時不合理。鄉鎮統籌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國家天天喊減輕農民負擔，又有何用？那些鎮幹部不從我們手裏收到錢，就沒有飯吃，就沒有酒喝、沒有雞鴨魚肉和小車子。農民負擔重，不能完全怪村幹部，他們也是農民，交稅費也跑不掉，主要責任就應該是縣官和鎮幹部。他們爲了升官，爲了有政績，就拼命在農民收入問題上做文章，說什麽衡山縣人平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們吹牛皮不要緊，可苦了我們這些種田的， 要按這個收入來交稅費。不交不行，鎮幹部逼村幹部。國家說不准來蠻的，不准動武，村幹部就天天到你家裏來，你不理不行。你家裏有人想參軍，得先交稅費才准報名。想結婚，想生兒子，得先看稅費交了沒有，不然就開不到結婚證，領不到生育指標。有些村裏幹部看到鄉鄰鄉親的份上，下不了手，那就得下臺。我這個村民小組長有時也不得不幹些有違良心的事。

問：農民負擔真的象你說的這麽重？
楊聽我此言，顯得有點不高興說：農民負擔重不重，要看種田的收入和支出情況，這些都不能亂說的，我們可以算賬。

於是在其妻幫助下，搬過桌子，拿出紙筆和有關交稅費的單據同我算了起來。
從他列的表來看，現在白果這個地方，耕作一畝田的成本大約需要 425 元，具體的專案有：種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請幫工70元、插田請幫工40元，收割請幫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甲肥20斤16元、農藥20元、除草劑2.5元、國家農業稅20元、鄉統籌77元，水費20元，特産稅4.5元。而一畝水稻田如果種雙季稻、沒有災害可畝産糧食1100斤，按國家規定的保護價，約收入爲550元。也就是說，種一畝田只能獲得125元，折成糧食是250斤左右。一個人一年要種2畝田，才能維持基本生活。
楊家1999年收支情況是：共耕作水田8畝（其中有由他人轉包的耕地3畝），當年大收入，畝産達1400斤，共收稻穀達11200斤，全部按國家保護價100公斤100元人民幣計，收入爲5100元。與農業生産直接相聯繫的支出主要有兩部分，即生産性支出和有關稅費，共計5020.6元。其中，生産性支出是種子250元，化肥1400元，農藥400元，請人耕種（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計爲3970元；有關稅費是農業稅248.8元，特産稅是36元，水費是170.4元，鄉統籌595.4元，共計1050.6元。也就是說，他們全家種田一年的收入只有80元錢。
我對高額的請人耕種費感到不解，便問，爲什麽請人耕種費用達到了1920元，不請人耕種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釋說：請人耕種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現在不是每家每戶都有耕牛和勞動力。當然，有些村民也不請人耕種，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點。
在楊算賬的時候，來了許多村民。我問他們，楊算的賬准不準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情況要比這還嚴重，有時糧食根本沒有辦法賣到保護價，如果年成略所差一點，種田是要虧的。

問：農民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
楊答：主要是鄉鎮亂收費。在所有的農民負擔之中，鄉統籌是最多。現在農民每種一畝田，鄉鎮統籌就要77元，而農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農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還經常有些什麽莫名奇妙的攤派和罰款。我們也搞不清鎮政府拿這些錢幹什麽去了。

問：村提留是多少？
楊答：村提留是按人頭算的，我們村這幾年每人交10元錢。這些錢大家一般還是沒有意見。因爲，村裏面沒有集體經濟，修村裏的公路和村幹部的補貼都靠這個錢。

問：農民負擔這麽重，村民是否有辦法抵制？
楊答：也有些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抗重費的。但一般的情況下，只要有口飯吃，農民就不想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有關農民負擔的規定有很多，也不知道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違法犯罪分子。於是，農民抵制這些稅費的唯一辦法是採取拖的辦法。可如果你家要辦什麽手續，還得老老實實交完全部稅費。

說到這裏，他讓我看衡山縣人民政府印製的《國家集體任務完成登記卡》。此卡上面寫道：“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定：鄉村統籌提留款包括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優撫款、管理費、公積金、公益金等八個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按當地人平純收入的1.5—2%計征，（1997年底全國人平純收入爲2045元，衡山縣人平純收入爲2450元）。主要用於本鄉範圍內的民辦教育事業，包括教師工資的不足補助部分，及學校公用經費的不足。要把農民合理的負擔納入村規民約，對不按時完成上交任務的要進行批評教育，並責成其如數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號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層幹部抓統籌提留工作，對拒不完成合理負擔的，必要時可按照訴訟程式，依法解決”。我特別注意到此卡的說明稱：“本卡完成任務必須逐年登記清楚，並且要求村主幹人簽字和村支部或村委會蓋章。要求村、鎮辦理一切手續時必須帶此卡，否則不予辦理”。
可以說，這是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鄉鎮政府採取的一種典型的超經濟強制。爲了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問道：現在農民有哪些手續需要到鎮裏面去辦呢？
楊和在場的村民列舉了好一會，主要有：結婚手續；計劃生育手續；小孩上學報名和錄取，以及考上中專大學轉戶口和糧食關係；辦身份證；辦建房手續；參軍；向銀行或信用社貸款；辦理工商營業執照等等。

問：既然種田不賺錢，那爲何這幾年每家每戶都建了新房？
楊說：主要是搞些副業。年青的到廣東去打工，年老一點的在家養些豬或雞。我這幾年主要靠行醫，每年還可賺3000多元。不然，這日子真的沒有辦法過。

問：是不是可以說，現在的日子還是要比大集體時好一些？
楊答：現在日子要比過去好，這是事實。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個體戶的日子。這樣一比，種田的農民就相當於討飯的了。

問：當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戶的？
答：分田時，我只有20歲，沒有結婚，是生産隊的主要勞動力，但家境貧困。我當時的態度是，包産到戶好啊。我們全家每年在生産隊累死累活的，全給人家幹了，五條漢子，窮得一貧如洗。所以在1979年聽到外面有人搞單幹了，我們就盼望著也能這樣。1980年，我們在報紙上看到黨中央准許分田包産，我們隊裏的有一些人就聯合起來，堅決要求隊裏按黨中央的指示幹。開始時有的大隊幹部不同意，我們就與他們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幹活也不出力。我們生産隊只有召開社員大會，說徵求群衆意見。沒有想到一開會，全隊90%的人都主張分田單幹，就是那些平時要隊裏照顧的人也舉手同意了。這樣，就將田分了。現在看來，分田之後農民是過了幾年好日子。現在不行了，田已沒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爲了負擔。因爲種呢，不賺錢；不種呢，又不行，怕將來政策變了，自己沒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們村就有許多人將自己承包的田無償地轉給他人耕種，有的還用補貼的辦法求人家耕種。

從旁人中得知，楊家大兒子已體驗合格，近日要應徵入伍。於是，我便與他討論起讓兒子參軍劃不划算的問題。
他說：兒子參軍在經濟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義務兵期就復員回來，幾年間的經濟損失大約爲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經濟賬的。讓兒子參軍，是保護祖國的義務，這些大道理不講，對他本人的成長和我們家在村裏的地位也是有好處的。因爲，如果搞得好的話，可以轉志願兵或考軍校，將來就會成爲國家幹部；一般的情況下也可以入黨再復員。我雖然當了這麽多年村民小組長還是入不了黨。我兒子如果在部隊入了黨，我們楊家就有黨員了，以後村裏的的事情我們也就有更多的發言權。
聽楊的這種解釋，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國的兵役制和現在的兵役制的區別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目前，應徵入伍雖然可以給農戶一定的經濟權利。比如，在義務兵階段，原來所分的田不用上交，每年還可以享受村裏面的一定補助。但更多家庭是從政治方面來考慮的。正如楊所言，如果將履行義務等大的方面和培養應徵者進入主流社會不說，從村莊政治來說，應徵入伍最直接的意義就意味著加入黨組織，這對於家庭在鄉村社會的地位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爲現在農村黨組織實際上掌握著村莊的主要權力，而村莊的領導者爲了不使更多的人來分享這些權力，一般不願意發展黨員，有文化的年輕人，如果不是現權力體制中的一員，往往很難進入黨的組織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隊，一般都能入黨，而復員回村後，就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村莊權力的主流層。這也許正是許多家庭寧願在經濟上吃點虧，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參軍的主要原因？
還值得注意的是，農民眼中的鄉村社會利益關係。農民對鄉村社會各種利益關係的認識，關係到農民對國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級政府管理行爲的態度。在轉型期，也關係到鄉村社會對國家現代化的支援程度。從楊川平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爲，農民目前對國家的稅費還是認可的，對村幹部的行爲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對鄉鎮政府收取的鄉鎮統籌之類費用多有指責。爲什麽如此？
此人熱情正直，對許多問題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長期觀察物件。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95—502頁）

（三）
1月22日下午3時，同小任和同興村青年小（剛從廣東打工回鄉）、小顔（在白果街一農民家庭旅館打工）一同到同興村。同興村，離鎮政府2公里左右，與紹莊村方向相反，全是山路，路況極差。
在同興村村委會與村支部劉支書、村委會曾主任、村委會楊秘簡單交談後，就同村主任到其家瞭解該村的基本情況。
據村曾主任，其兄是原衡山縣林業局局長，其父也是多年的大隊幹部。現在村裏的林場主要是在其父手中種下的，如果沒有林場，該村也就沒有今天的好日子過。
曾介紹說，同興村有10個村民小組，1079人，318戶，其中農業人口1042人，農業戶315戶，非農業戶爲3戶。全村姓氏較複雜，沒有明顯的大姓，且居住地較爲分散，每個村民小組均爲一自然村落，有較明顯的界線。全村耕地面積爲824畝，其中水田706畝，旱地118畝，農業人口人平耕地0.79畝。全村約155人常年在外打工，占勞動力的21%，有11戶已完全脫離了農業生産。全村有集體林地4800畝（以彬木林爲主），1992年至1999年伐木收入達100多萬元。按照80%用於基本建設，20%用於分紅的原則，村裏投入20萬建成了村小學，投入10多萬元用於架電網，並修建了約4公里的村級公路。村委會從來沒有向村民收取村提留，村民參加修公路等集體勞動時按15-20元/人天支付了工資。
曾還詳細地介紹了同興村第四屆村委會選舉的情況，並帶我們來到當時選舉的現場，即設在村小學村委會。他指著黑板上還保存著的村會委選舉投票結果，感慨激昂地說了一席話令我驚歎不已的話。
曾言：真不知道當時我爲什麽要來競選這個村主任。我們這些當村幹部的是風箱裏老鼠兩頭受氣。鎮裏面看你村裏工作好壞一是計劃生育，二是能不能按時交納稅費。不能按時按數量上交稅費，就得挨批評，村幹部的工資和補貼就領不到。村民們又都是鄉鄰鄉親的，他不交錢你難道真的要和他翻臉？我們不象鎮幹部，得罪了人換個地方照樣當幹部。村幹部做事過份了，與鄉親們翻了臉，下次選舉不投你的票是小事，這個仇也可能是幾代人的事，做人做事總得爲子孫後代想想。所以，這些年我們村，有時舉債幫村民交稅費。現在真不願意再當這個村幹部了，那麽點工資補貼起不了什麽作用。當時出來競選主要是想爲大家做一些事，當然也有個面子問題。大家住在一個村，選你當村幹部，起碼說明你人緣還可以，大家還看得你起，認爲你能幫他們辦事。可現在農村的事情並不好辦，你沒有能力真的爲老百姓做些什麽，也沒能什麽事可以做。有的群衆乾脆說我們是給鎮政府“當差”的，不認爲我們是他們選出來爲他們服務的。任期滿後無論如何都不幹這個村主任了。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15—517頁）

（四）
1月21日晚，接紹莊村楊某，周秘書、同興村民兵連羅連長和原党支書周某，在白果街一農家旅館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
會議規模雖小，可大家發言相當活躍。由於沒有輪流發言的習慣，也就沒有辦法將每個人的講話進行分類記錄。大家的發言要點如下：
其一，農民負擔太重。其原因並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貫徹到基層，而是縣鄉一級政府違反中央政策進行“強取豪奪”和變相“勒索”造成的。這也是目前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民不願上繳稅費甚至産生對抗的客觀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況尤甚。縣鄉一級幹部爲了達標有政績、增加財政支出和其他專案的建設、以及部門職工的福利，而將農民的實際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鎮現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縣是按人平純收入2450元）作爲收取農民稅費的依據的。而農民的實際收入根本沒有這麽高。目前，絕大多數老百姓對國家的農業稅是認同的。對五保、優撫亦表示支援。但對鄉鎮統籌的意見特別大。比如統籌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時還要收高額的學費，平時隔三差五還收諸如試卷費、監考費、班費、資料費。計劃生育費就更難以讓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絕育手術的人和60歲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數上繳。對公益金、鄉村道路建設等費用也有意見，甚至相當反感。鄉鎮政府根本不管農民的不滿，利用國家政權將各種費用強加在農民頭上。長期以來，在農民與政府的關係上，農民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他們對省、中央一級政府尚抱厚望，總認爲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縣鄉一級才走了樣。雖然對鄉鎮幹部亂收費等行爲意見很大，只要有口飯吃，只要還沒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採取息事寧人、忍氣吞聲，勒緊褲帶來繳納各種稅費。可謂“挨鞭子過河”，無可奈何。
其二，超經濟強制。爲了從農民手中收取到各種稅費和攤派，有的鄉鎮幹部和部門動用國家專政機關，動不動就出動公安，以維護治安爲名，強迫農民。更有甚者，有的還動用黑社會勢力，政府職能部門“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頭流氓動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這樣雖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種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夥沈滓泛起。同時，有關部門制定各種土政策規定，不完成稅費任務，就不准參軍，不准結婚，不准生小孩（不給計劃生育指標），通過所謂的合法手段來剝奪公民的法定權利；而且鄉鎮政府還通過所謂的“村財鎮管”的改革，將村幹部的工資補貼全部收到政府，以此來控制村幹部。紹莊、同興兩村的現任領導班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幹了。或許是半真半假，確也道出了他們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點辛苦工資外，有時還得嘗嘗風箱裏老鼠的滋味，畢竟上級政府沒有授權他們“採取一切必要方式”將鄉村統籌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來，何況這統籌提留裏包含了他們的“小九九”。面對農民振振有詞地質問，他們不免心虛。“母雞壓公雞，一級壓一級”，面對上面的威壓，他們只得犧牲農民利益。
其三，政治資源控制。有些村通過控制黨組織這種方式來壟斷權力，所以，很多年都不發展黨員了。有的村在村委會選舉時搞秘密活動，搞親屬化。鎮裏的幹部不僅不制止這些非法活動，有時還給黨員施加壓力，要求黨員講組織原則，要實現鎮黨委的意圖。在目前的鄉村社會，已經形成了由少數村幹部、鄉村先富起來的“款爺”和部分鄉鎮幹部組成的權勢階層。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也相互拆臺，根本無法改變村裏的落後面貌。紹莊村的幹部好比敗家子弟的老麽，反正已沒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鐘過一天算一天。同興村雖高一篾片，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積下的陰德，爲他們載下一片彬木林，他們也只有背著石頭打天。
其四，農民種田不賺錢，增産不增收，大量的勞動力閒置。近幾年，農業豐收，糧食産得多了，但各種生産資料的價格也貴得離譜，且糧食賣不出去，農民種田不能創收。到外打工又沒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鎮的企業特別是四個石膏礦效益較好，吸引了大批勞動力，但由於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石膏價格的下跌及各種腐敗行爲，致使無資金進行正常的維修與簡單擴大再生産，亦無資金分發工人的工資，在礦裏打工的農民只得回到家裏玩。
其五，社會風氣惡化。賭博之風甚囂塵上，幾乎無村不賭。此種風氣的漫延 ，將嚴重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使鄰裏鄉親團結渙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長的環境。
聽四農訴述，心情沈重。特別是有關鄉鎮機構和幹部動用社會上的黑惡勢力來對付農民一說，前所未聞。無論他們出於什麽樣理由和動機，只要運用了社會的黑惡勢力來欺壓農民，性質也就改變了。其行爲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將基層黨政推到了農民的對立面，成爲了農民仇恨和反抗的物件。這些黑惡勢力給鄉村社會帶來的一定是災難。
鄉村之夜，寒冷無比。農民之艱辛，更擾心境。雞鳴三遍，尚不能入睡。用電話與王立成詳談農民利益及其保護問題，認爲有必要追究，農民負擔是一種利益交換還是利益剝奪——與誰交換，受誰剝奪？這些交換或剝奪是通過什麽樣的機制來完成的——是否關係和如何關係政府行爲或其他公共權力？
（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11—514頁）

NO:1051_17
lazycat.com 　於　2002/09/08 15:53
Re：讀讀樂

資料很不錯！謝謝！
我是衡陽人,看了兄貼的這些，準備去買《嶽村政治》這本書
衡陽的腐敗程度在湖南來説算是比較高的了，號稱嫖市長，賭書記
也因此經濟由湖南第二跌落到第四
>>有關李昌平其人，用搜索引擎即可
>要是小弟不現在先收集，等等晚點小江或小胡又要砍檔了！那不就沒的看了！
我是寫給其他人看的，我想這裡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
P.S.是用WORD轉碼嗎?
“此人熱情正直，對許多問題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長期觀察物件。 ”
原文一定是“可作長期觀察對象”
NO:1051_18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0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中國農民，從沈睡到覺醒
伊銘
中國農民如果不是當今世界標準的「順民」，那麼也一定是最溫順、最善良、最少欲望的階層。也有人稱他們是「沈默的大多數」。80年代初，四川畫家羅中立曾有一幅名為《父親》的著名油畫作品。那個頭戴破帽、牙齒稀疏、皺紋縱橫，飽經風霜的臉上掛著純樸微笑的老人，就是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

極左路線使農民噤若寒蟬
中共建政以來，政治運動的浪潮一個接一個。其中有幾個是針對農民的，比如，土地改革運動、農村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四清運動、承包責任制運動等等。除了土地改革運動和承包責任制運動較能刺激農民的積極性以外，餘者基本上是破壞性的。其中大躍進運動幾乎可以被列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瘋狂的事情之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等響徹雲霄的口號，現在聽來不可思議。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怎麼會不知道土地的極限？而在當時卻是千萬人奮鬥的目標。結果導致了「浮誇風」。浮誇風造就了1959年的千里洪荒。大約有2千萬農民淪為餓鬼。
而農民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的表現，基本上盲從與追隨，有時候甚至也表現出某種狂熱。比如在大躍進運動中，大江南北的農民無不是在夜以繼日地「挖地三尺，爭創高產」；非但毫無怨言，而且豪情萬丈。即便是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對於自身苦難的認識基本與北京的宣傳保持一致。北京的宣傳是﹕（一）由於連年自然災害；（二）蘇聯修正主義的封鎖。很少有人想到是因為共產黨的內部權鬥和極左政策造成的。
除了中共的淫威令普羅大眾噤若寒蟬以外，農民本身固有的迷信、無知，以及千百年來「以忍為上」的傳統文化薰陶，不也是共產黨肆虐的土壤嗎？農民固有的逆來順受以及宿命念頭，不也成全了集權統治的橫行無忌嗎？

馴服農民，毛澤東有一套
具有濃厚封建帝王色彩的毛澤東，馴服農民的辦法有兩個﹕（一）為農民戴高帽子。毛澤東說，農民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份，是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換句話說，農民與工人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沒有上下之分。同時，毛澤東還強調「無產階級覺悟」，說穿了就是要求農民任勞任怨，不要討價還價。在那個黑暗時代，許多農民都相信毛澤東的「滿篇鬼話」，饑寒交迫而心甘情願。（二）戶口制度。中共建政以來最成功的制度就是戶口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社會分為兩元，即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二者不能混淆、也不容隨意改動。實際上等於將大陸人分為兩個階級，即城市階級和農村階級。兩個階級的區分很大。比如城市階級可以享受糧食、商品供應，有醫療制度和就業保障；農村階級則不能。城市階級處處表現要比農村階級高出一等，無論穿戴、談吐、物質享受都要比農村講究、優越；農村階級只能在城市階級鄙視中生活。更重要的是，兩個階級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互不來往、互不通婚，儼然兩個世界。
即便是現在，農村雖然也在市場化，農村分配關係貨幣化，但與城市比較起來依然有不小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農村苛捐雜稅過多，貪污腐化嚴重、負擔過重。比如前文提及的數起農民抗爭事件，基本是對現實不滿的表現。這實質上反映了公共部門與農民的交易關係的矛盾。本來，政府公共部門向農民提供安全和秩序，農民向政府納稅，解決公共部門的運轉費用是天經地義，但是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權力意識，農民對政府的服從意識，使得這一交易發生畸變。即政府的權力膨脹，使交易變成一種強制性剝奪。

物極必反，自古已然
如果說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使中國農民的積怨下沈，漸漸化為地下的煤層，那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使沈睡的煤層覺醒、燃燒，並且化為強大氣流噴薄而出。所謂物極必反，其實也需要一定條件。如果嚴寒的盡頭沒有微風吹拂，那麼就不會有春天的繁花似錦。這裡並非是指鄧小平扮演了春風的角色，而是說鄧小平的承包責任制確實使一部份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使他們意識到外面的世界還有陽光，還有真理，人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活法。資料顯示，那些敢於向鄉村幹部的胡作非為挑戰的農民、那些敢於表達不同聲音的農民共有兩種，一種是城市郊區的農民，一種是曾經作過「盲流」、到城市做過工的農民。由此可見城市文化對他們的影響。
農村幹部肆無忌憚的貪污腐化、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也是促使農民覺醒的內因。70年代以前，農村受到的壓榨與剝削雖然不比現在少，但那是集體性的，無意識性的，況且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進行的。農村幹部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腐敗。許多農民喜歡唱《東方紅》、《社員都是向陽花》之類的舊歌曲。不只是他們懷舊。更重要的是懷念那個時代。而這些橫向與縱向的激蕩，使農民的新生意識膨脹，趨於強烈。一旦這種意識成熟，帶給中國社會的變化將會是空前的、持久的。因為這個群體實在太大了。即便是有10分之1的覺醒，也會對中共統治構成致命挑戰。
中國農村的最新民謠

農村十八怪

第一怪﹕地裡長草不長菜（農田荒蕪﹐雜草叢生）
第二怪﹕香火繚繞把佛拜（封建迷信﹐村民更甚）
第三怪﹕清明會上夠氣派（祭祖修墳等大事慶祝）
第四怪﹕修廟遠比交稅快（幹部更重視修建廟宇）
第五怪﹕佔蔔神棍下鄉來（佔蔔算命充斥了農村）
第六怪﹕紅白喜事人情債（辦紅白喜事鋪張浪費）
第七怪﹕超生躲生要男孩（為了生男孩不惜一切）
第八怪﹕早生娃兒辦證來（先婚先生然後再辦證）
第九怪﹕小小男童生基在（修陰宅生基保護後代）
第十怪﹕農娃不知麥和菜（嬌生慣養﹐不諳農活）
第十一怪﹕學生離校把攤擺（學生流失﹐上街擺攤做生意）
第十二怪﹕莊稼漢子把牛賣（種糧劃不來﹐把牛賣掉經商）
第十三怪﹕磚樓瓦房四處蓋（農村大興土木﹐四處都蓋房）
第十四怪﹕堰塘水庫長野菜（池塘水庫常年失修長滿野草）
第十五怪﹕村痞流氓忙結拜（農村地區的黑社會非常猖獗）
第十六怪﹕賦閑六月興打牌（農忙只數月﹐其餘賦閑賭博）
第十七怪﹕小蜜緊跟土老財（拜金姑娘緊緊陪伴發財農民）
第十八怪﹕廣播電影不見來（農村地區文化生活非常貧乏）
〔注〕這一民謠講中國農村經過改革開放之後﹐現在一切都變了﹐尤其東南沿海大搞所謂經濟開發區﹐造成大片農田荒蕪﹔而農民又無工可作﹐只好作小買賣﹐或進城幹苦工。小學生流失乾脆不上學､擺攤作小販。盲流極為嚴重。
據官方統計﹐現今各地盲流民工約1億2千萬人﹐都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廣大農村有所謂「五個月種田﹐一個月過年﹐六個月賦閑」的習俗說法﹐因實際農忙季節按兩造計算﹐總共也不過3､5個月時間﹐其餘賦閑在家﹐因而流行賭博﹐諸如打麻將､玩撲克､推牌九､賭紙牌等﹐幾乎無所不來。農民中有靠鄉鎮企業､包工隊甚至走私賭博致富的﹐於是一些拜金姑娘趨之若騖﹐幹起小蜜勾當﹐甘願讓新生的土老財包起來作姘婦。農民封建迷信一發不可收拾﹐尤其重男輕女﹐超生躲生､早婚早戀現象極為普遍﹐造成人口素質不斷下降﹐未來民族前途堪懮。更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大行生基風水﹐為新生男丁造陰宅﹐以保後代福祿壽全､大富大貴﹐誠可笑也。這一民謠極為生動有趣﹐將當代中國農村在各方面的演變﹐充分真實地反映出來。
李昌平,桂曉琦,楊本倫：基層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作者：李昌平，桂曉琦，楊本倫　
李昌平　 38歲，經濟學碩士，1983年元月畢業分配到監利縣周河公社工作，伺候在農村基層工作了17年，先後當過鄉鎮的黨委書記。2000年3月，他致信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一系列農村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引起當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引發了以監利縣棋盤鄉爲試點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當監利經驗在湖北推廣後，李昌平卻迫於壓力，辭去了棋盤鄉黨委書記職務，南下打工。2001年9月，轉移來到北京的《中國改革》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　
桂曉琦　 41歲，大學文化，1975年下鄉插隊落戶，當過工人、警察、法官、行政幹部。1995年至2000年先後擔任江西省委弄工委機關報《農支報》機關刊物《農村發展論壇》雜誌社常務副社長、法人代表。2000年8月，先後因主持出版《減輕農民負擔手冊》被免職。現任《農村青年》雜誌社總顧問。　
楊本倫　 37歲，中國人民大學水師，1992年辭去人事部考試錄用司主任科員的職務，回到故鄉山東省祈源縣石橋鄉東北莊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在村裏，他塌實地幹了整整6年，1998年4月，楊本倫離鄉南下，1999年4月與河北省黃驊市“信譽樓”商場總經理張洪瑞一見如故，做了總經理助理，現任青縣分公司經理。
桂曉琦　改革開發已經20 年了，中央明確提出減輕農民負擔也已經10　多年了，爲什麽農民負擔反而越減越重呢？我們不得不反思，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是不是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爲，靠加重農民負擔的個人或組織去做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怎麽可能減的下來呢？農民作爲減負環節中的一個重要主體，在這個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工作中沒有足夠的知情權，沒有平等的對話權，沒有把自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動權。農民負擔可能會越減越重，靠新聞媒體的傳播和有識之士的呐喊，是有限和蒼白的，就像李昌平，他的故事真正具有的悲劇意義是“劣紳驅逐良紳”，他反映問題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並且各級領導都下決心查處，可是結果呢？是他被迫出走，當地又連續發生逼死農民的案件，而且，連中央重視的案件都是這樣的結局，那就不會有“一個李昌平倒下去，千萬個李昌平站起來”了。　

李昌平　太難了，難得你們無法想象。在如今這種大環境下，鄉鎮幹部想爲農民幹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幾乎是不可能。我是我們鄉恢復高考考取的第一個應屆生，放棄了留城工作的機會，申請到公社工作，我是想報答家鄉的父老鄉親的，我20多歲就開始擔任鄉書記，凡是基礎差的鄉都是我去，這麽多年來，我大刀闊斧砍部門，減人員，沒有安排自己的親人吃財政，可是到頭來，一切努力猶如腿巨石上山，現實與理想距離越來越遠。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改變一些東西，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大多數時候不得不站在農民的對立面。　

楊本倫　我和李昌平這個鄉官的感覺不太一樣，很多鄉級幹部看重的村幹部都不是爲村裏謀事的，而是自己勢力的一部分，上級幹部把工作關係發展成個人關係，從而直接把村幹部推到了農民的對立面去。　
我到村裏去當“村官”的時候，本來沒有任何目標，只希望避開一些事情，把村裏的經濟搞起來，可是去了發現，一些人爲的障礙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爲農民幹事的人得不到舞臺，這是政治腐敗的最大體現。農村幹部與群衆的關係，歸根結底是“給”與“取”的關係，還是“予”與“奪”的關係，使我困惑。體制本身不是保護爲農民幹事的人的，應該說我到農村工作以前，對地方基層政權的體制制約考慮不足。　
李昌平　你作爲人事部直接派下來的高學歷的村支書，本身對鄉里的幹部産生著很大的心理壓力，中國人是最講面子的，面子下不來，就會産生很大的對立情緒，而你的職位又低於他們。　
　　楊本倫　對於鄉鎮幹部我還是很尊敬的，他們說我不去開會，鄉里開會我確實不去，因爲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佈置任務、傳達上面精神是主要內容，所以我讓副手去，也省得再讓我給他們傳達，可是對鄉鎮一級來說，聽話的村長支書容易讓他們滿意，而不聽話幹實事的幾不會有好結果。要想找到一個結合點，既要幹點實事，又和鄉鎮長搞好關係，根本不可能。但又不可能妥協，如果妥協，我就什麽也別想幹了。　
鄉鎮幹部就希望村幹部是絕對服從，否則就沒有好下場。例如，我爲了發展本村經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建立了一個市場，市場辦起來後非常紅火，帶了周圍幾個村的交易，鄉黨委書記那上又劃扯，不顧村群衆的堅決反對，緊挨鄰村又建一個市場，導致爲爭奪市場，兩個村村民發生了激烈械鬥，在特警的出動下才得以阻止。把基層幹部相互之間的關係和群衆之間的關係都搞成這樣的狀態，如何來發展農村的經濟？　
桂曉琦　中央要落實減負政策，地方上在執行中有各種問題。各級幹部是否真的爲減輕農民負擔做實事？做了實事的人會不會得到公正對待？有人說我主編《減輕農民負擔手冊》是印發去年江西豐城農民群體時間的導火線（這個說法還沒有正式結論），如果我們認真反思豐城事件，就不能認爲農民鬧事是因爲他們掌握了中央政策。　
　　楊本倫　一本政策彙編手冊怎麽引起的這一場風波？　
桂曉琦　實際情況是：在江西豐城市的一些地方，農民每年上繳的費用高達300多元，不合理負擔占了2／3，但按政策規定，每人不超過100元。如果一家5口人的話，按政策上繳不得超過500元，但實際上卻上繳了近2000元，這1000多元的差額對於農民來說太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農民根本不知道繳這些費用的出處，上訪沒有依據，不繳不行，你說這樣下去的話，農民對將來還有信心嗎？我就編了黨的政策彙編手冊幫助農民。這本書在當地流行時，一些鄉幹部說“這本書是假的”，農民不信，反過來說，你說是假的，你能在書上簽上意見？嗎鄉幹部只好作罷，農民回家仔細研究了這本彙集了中央和江西所有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小冊子之後，明白了鄉幹部爲什麽不想讓他們看到這本書，就去找幹部理論，但幹部怕事躲了，農民一連幾天找不著鄉幹部，群情激憤，就把鄉政府的12間房屋的玻璃全砸了，事情沒有及時得到處理，以至於發展到最後將幾個鄉政府的房屋全扒平了，涉及了幾個鄉的數萬人，這就是所謂的“豐城事件”，此後一連串的處理卻是：收書、免職、抓人。對此，《南方周末》有報道，電視臺一連5天播報。
NO:1051_19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0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要給農民“國民待遇”
作者：李昌平
本報8月24日《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復》一文，記錄了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直面農村現實，上書國務院領導，從而引發當地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一事，引起較大反響。近日，記者在廣州採訪了李昌平。

記者：不少人很關心你的現狀———
李昌平：我於今年9月16日辭去棋盤鄉黨委書記職務，現在深圳打工，吃飯不成問題。

記者：爲什麽要辭職？
李昌平：第一，省市縣給我確定的改革任務搞完了。農民負擔減了下來(由去年的1382萬元減爲今年的589·71萬元)；撤(管理)區並校減員150多人；清理整頓高利貸減本降息1000萬元；建立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財務管理制度，今年可比上年節約非生産性開支400萬元左右。
第二，我傷害了棋盤甚至全監利縣很多人的利益，如繼續留下來，對工作不利，我走，矛盾也帶走，有利於工作。
第三，今後深化改革，關鍵是精簡機構和人員，我下海打工，也是對縣鄉機構改革的促進。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幹部到市場上去找飯吃，不要兩眼盯著農民“ 布貼布”的口袋。

記者：你的那封信引發了監利縣的一場改革，你對這場改革作何評價？有哪些成效和沒有解決的問題？
李昌平：監利的改革我認爲叫整改更妥當一些。兩個月能解決一些問題，但深層次的問題、難的問題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解決。我認爲解決監利人浮於事、債臺高築、組織渙散、幹群對立、結構單一、經濟衰退等突出問題還是萬里長征剛剛起步。

記者：你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信中談到了當前監利農村的一些現實，如農田大面積抛荒、農民負擔沈重、鄉村債臺高築等等，並認爲這些問題在一定範圍內普遍存在，你認爲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李昌平：現在一些地方出現的“三農”問題可以用兩句話來描述：人缺思想地缺肥，普遍缺少人民幣。農村問題沒有得到普遍重視，農業投入嚴重不足，農民手裏沒錢，村級集體負債累累，鄉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縣級財政也吃緊。不少地方陷入加重農民負擔的惡性循環之中。

記者：生爲鄉里人與生爲城裏人有什麽不同？
李昌平：第一，城市居民買車買房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很容易申請到長期貸款且利率極低，農民進行生産都很難申請到銀行和信用社貸款，即使申請到貸款，周期短，利息也比城市高出好幾倍。
第二，一些農民因爲種地虧本抛荒，還要交人頭費，土地資源閒置費，城市居民失業，國家還發給失業保障金。
第三，國家要農民種糧，保證按0·56元/斤收購，結果地方只按0·35元/斤收購，農民卻無權找政府賠償損失，相反，還得一畝地繳納500斤稻穀以上的負擔；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城市居民身上，政府肯定會拿錢補償。
第四，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于城市建設、國企解困，農民爲此提供廉價的物資保證、勞力保證。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遠不像這樣受重視。
…… 要真正給予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黃廣明)
《南方周末》 2000年10月13日
黑惡勢力是如何侵入農村基層政權的？——對湘南40個“失控村”的調查
作者：於建嶸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湘南某市40個“失控村”的調查，具體研究了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基層政權的方式和手段，並分析了其産生的原因和社會危害。
關鍵字：基層政權 黑惡勢力 社會危害 制度建設
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入，是有關農村穩定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由於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還且呈發展趨勢，已引起了各級黨政的高度重視。許多地方黨政在這次打黑除惡的專項鬥爭中，運用專政機器進行了集中打擊和整治，取得了顯著效果。但由於對黑惡勢力爲什麽能和如何侵入到農村基層政權這些問題，尚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研究，所以這些整治措施有許多隻治標而沒有治本，缺乏長期有效的根本性的整治方案。
本文是在對湘南某市40個因黑惡勢力侵入造成的“失控村”進行調查的基礎上[1] ，試圖從方式和手段的角度來解答，黑惡勢力是如何侵入農村基層政權這一問題。
一、鄉鎮領導的“引狼入室”
鄉鎮領導容忍甚至縱使黑惡勢力利用“合法的政權”， 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黑惡勢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級基層政權，無不與作爲國家行政權力體制最基層的鄉鎮黨政存在某些關聯。有些是由於鄉鎮黨政治理不當和打擊不力，導致轄區內黑惡勢力猖獗，而這些黑惡勢力達到一定的規模時，就自然而然地將黑手伸向了村級政權組織，而鄉鎮黨政則採取容忍的態度；有些則是鄉鎮黨政領導有意識地扶持或縱使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他們不僅爲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提供各種的途徑，有時甚至還親自爲這些黑惡勢力張目，使其行爲“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圖用黑惡勢力來整治已經混亂的社會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別是縣市交界地，有些鄉鎮黨政面對已經存在的黑惡勢力，不是主動地依法進行整治，而企圖採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惡勢力來對付另一些黑惡勢力。比如某鎮屬於縣與縣的結合部，歷來比較亂，這個鎮領導就啓用了三個在當地有黑惡勢力背景的人分別當任該地的三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或村主任。這些人掌握了村級政權後，更加有持無恐，購置槍支，組織當地的黑惡勢力與外縣的黑惡勢力進行多次械鬥。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陽某在村委會之外還成立了以其爲首的非法組織“村理事會”，直接組織社會黑惡勢力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某村村支書兼村主任的楊某更是當地黑社會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會的名義，強迫村民出錢，非法購置槍支、製造了土炮等進攻性武器，將村政權組織變成了楊某及黑惡勢力的根據地。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鄉鎮黨政在利益的驅動下，爲了從農民那裏收取稅費，就企圖借助外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有些鄉鎮領導因這些年來農民的稅費難以徵收，就採用“惡人治村”的策略，將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級政權中，並作爲這些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比如，某鎮領導爲了徵收農民欠交的稅費，就啓用了當地“狠人”尹某做村支書，此人素有劣迹，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做事十分兇狠，對村民動不動就是打罵，鎮領導不僅不對他進行懲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來對付村民。由於他能採取非法手段強迫農民交納各種不合理的稅費，就多次被鎮裏評爲優秀黨支部書記，而對村民的各種控訴不僅置之不理，而且還將這些告狀村民視爲刁民予以打擊。鄉鎮領導扶持這些黑惡勢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當地有名的黑惡勢力代表人物爲農村黨支部書記，成爲村級政權“三主幹”的一把手。湘南某市這次集中整治的40個失控村中，就有10多名村支書因此而被依法查處。其三是這些鄉鎮幹部腐敗變質，與黑惡勢力同流合污。這些地方黑惡勢力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些腐敗的鄉鎮幹部的玩忽職守、收受賄賂、不負責任、與黑惡勢力互相利用，狼狽爲奸。黑惡勢力一般採用兩手來對付鄉鎮幹部，即對“識時務”和“合作”的給好處，這些好處不僅是給個人送禮行賄，還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爲條件，而一些鄉鎮幹部在得到這些“好處”後，就會爲這些黑惡勢力張目、撐腰。而對那些“不識時務”和“不合作”鄉鎮幹部，就會來所謂的“軟硬兼施”，在給經濟好處的同時，常常以鄉鎮幹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來恐嚇某些鄉鎮幹部。那些立場不穩、黨性不強的鄉鎮幹部，往往在這種威逼利誘下，向黑惡勢力低頭，充當它們的保護傘和黑後臺。
對於鄉鎮領導因腐敗而與黑惡勢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較容易認識。而對於所謂“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這類引狼入室的做法，還有許多鄉鎮領導並沒有意識到其社會危害性。甚至有些鄉鎮領導還對政法部門打擊這些黑惡勢力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爲，如果將這些得力的“幹部”處理了，將來就沒有人來治理鄉村社會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稅費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損失。之所以産生這種狀況，主要是近些年來，隨著鄉鎮財政體制的改革，鄉鎮黨政已作爲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而存在，鄉鎮政府的利益與村民利益存在一定的對抗性，而一些鄉鎮領導爲了從農民手中收取更多的稅費，企圖利用黑惡勢力來進一步強化其在與村民利益爭奪的強勢地位[2] 。而事實上，任用惡人治村，雖有短暫苟安，但其危害程度卻是不可估量，無疑於飲鴆止渴，遺害無窮。它不僅阻礙了黨的農村政策的貫徹落實，而且助長了宗族派性勢力和歪風邪氣的滋生蔓延，消弱了農村基層組織的戰鬥力，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關係、幹群關係[3] 。
二、宗派控制的“民主選舉”
黑惡勢力通過村委會的“民主選舉”控制農村基層政權，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的另一個特徵。
在湘南某市這次集中整治的40個黑惡勢力控制的村中，有近20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處。這些村主任都是在實行第四次村委會選舉中，通過“民主選舉”而竊取權力的。從形式上來說，他們控制村級政權有著一定的“合法性”，即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通過選舉而進入村委會的。社會上的黑惡勢力之所以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而“合法”地竊取村級基層政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其一，是這些地方的選舉並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鄉鎮領導“主導”或黑惡勢力控制的，選舉的結果不能體現多數人的意志。如某村康某，利用村委會選舉之際，通過給鎮幹部送禮和動用黑惡勢力來控制村委會選舉，竊取了村主任一職。他掌握村委會權力後，就爲非作歹，將村委會的財力和人力用於其黑幫的發展上，最終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其二，選舉雖然實現了“形式”上的民主，但由於家族勢力等因素的影響，這種“民主”體現的“多數人”的意志，並不能形成正常的社區性力量。這樣一來，一旦家族勢力與黑惡勢力結合在一起，這種“形式”上的“民主”就會成爲黑惡勢力控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合法”武器。某村李氏宗族利用宗族勢力控制了村委會的選舉，並“成功”地將本族的利益代表者李某“民主”地選爲了村委會主任。李某在控制村委會後，利用合法的身份，以社會聯防爲名非法購買了火藥槍20多支，以加強本族的“打擊力”， 對不聽話的外族村民動輒以暴力相加，對峙械鬥，將基層政權變成了與家族勢力結合在一起的犯罪組織。
通過“民主”的方式來使社區內的“黑惡勢力”合法化、政權化，這是目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必需注意的問題。因爲，在農村社區內，家族勢力的客觀存在，會使“大多數人”的意志並不一定體現社區正確的發展方向。許多大的家族，就是利用這種“多數人”的意志來“合法”地侵犯少數人的合法權益[4] 。因此，在目前的農村民主政治的建設中，不僅要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原則，而且還要建立保護少數人的合法權益的機制。這一點，對於生活在一定社區的村民來說，特別重要。因爲這些屬於少數的村民，並沒有退出這一社區的可能性。當然，這些現象的出現，並不能否定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的意義。但社會上的一些黑惡勢力利用“民主選舉”而合法地控制鄉村社會的現象是值得我們正視的，因爲這種由宗派勢力控制的“民主選舉”對社會的危害性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於其有著“合法”的形式，而國家有關法律規定的村民自治體制是將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係界定爲指導關係，這就使代表國家權力的鄉鎮政權不能直接干預這些“民選”幹部的行爲，無法對他們採取有力的管制措施。而這些所謂“民選”村官，正是利用與鄉鎮的這種“非領導”關係，來對抗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農村的實行。
三、經濟能人的“利益誘惑”
通過經濟上的誘惑來達到對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控制，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的一個重要手段。
農村改革開放後，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決策引導下，有許多農民通過自己的勤勞和努力而致富。這也從很大的程度上改變了我國農村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行爲評價體系及由此決定的權威結構。“財富”效應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於是大批的“經濟能人”因擁有了金錢的支配權而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變得突出。大多數的“經濟能人”利用這種影響力在爲自己獲得更多的財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帶領群衆發家致富或爲社區的事務盡力。但也有少數的“經濟能人”則由於“財富”的增加而成就了其政治野心，他們以改革開放爲口號，以發展經濟爲藉口，通過經濟上的誘惑，來實現對村級政權的控制，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如湘南某鎮企業辦主任吳某，是當地有名的“經濟能人”。由於其有一定的經營管理能力，不僅深受鎮黨政領導的心愛，還得到了一些村級領導的擁護。此人以利益爲引誘，通過手下的一大批打手和馬仔，以黑社會的方法爲鎮某些領導或村幹部“了難”，騙取信任，最後發展直接控制鎮政村務，成爲了當地的一大禍害，最後被勞動教養2年。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黑惡勢力以“經濟能人”的面目控制農村基層政權，主要發生在一些城鄉結合部。由於這些地方處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的土地資源往往可以變成實實在在的金錢。而爲了控制這些經濟資源，那些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完成了所謂的“原始資本”積累的“經濟能人”，就會以發展本地經濟爲名，以“投資”或“捐贈”等手段來誘惑一些鄉鎮領導和群衆，他們中的有些人通過“入黨”而進入農村基層政權。他們在控制農村基層政權後，會充分利用合法政權的政治資源，並通過金錢開路等手段，來保護和發展其黑惡勢力，成爲了一些有政治身份和經濟實力的“大老闆”、“社會名流”和黑社會的“大哥大”等多料角色。
這些“經濟能人”控制鄉政村務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直接出面，爭奪鄉村控制權。有些“經濟能人”在鄉村換屆選舉時，以金錢爲誘餌，大搞非法活動，直接出面“競選”村委會幹部。由於擁有金錢支配權，並以“致富帶頭人”的身份出現，容易得到鄉鎮幹部的支援，也容易在群衆中獲得認可。因此，爲他們掌握鄉村政權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有的還被宣傳成改革開放的典型。二是控制村裏重大事項的決策權，這些“經濟能人”侵入農村基層政權的主要手法是通過腐蝕鄉鎮領導和村級幹部，或者架空村級政權，成爲“影子”政權。或者利用黑惡勢力脅迫村級幹部，有些村級領導爲了獲取私利，或者爲了自保平安，而放棄了對村務的領導。這樣他們實際上控制了村級政權，村中的大少事情都必須經他們表態才可以算數，合法選舉的村幹部就只能是他們的代言人。三是撫植黑勢力掌握鄉村權力。有些“經濟能人”自己並不出面，而是把一些本來就是社會黑惡勢力中的人物“舉薦”進鄉村領導崗位。再通過控制這些擔任了鄉村領導的“打手”或“馬仔”來行使各種“權力”，“合法”地欺壓群衆，爲他們的利益服務。
黑惡勢力以“經濟能人”的面目來實現對村級政權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但無論這些人以什麽樣的時髦外衣打扮自己，他們也許在某的時期或階段能促使地方經濟的一定發展，但其反社會的破壞性都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任其惡性發展，也就必將成爲社會上的一大毒害，到時不僅會給農村社會政治造成危害，還會從根本上破壞農村經濟的發展。
四、政治精英的“紅黑蛻變”
鄉村幹部由農村政治精英向黑惡勢力蛻變，也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的形因之一。
在湘南某市這次被整治的村霸中，有許多曾經是當地的政治精英，他們在成爲黑惡勢力之前，是當地的村支書或村主任，有的還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曾經爲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過一定的貢獻，也獲得過各種榮譽。但在各種原因下，他們逐漸由“紅”向“黑”蛻變，由農村政治精英變成了村霸或黑惡勢力的組織者、保護人。某村支部書記陸某，擔任村組幹部多年，也爲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過許多積極作用，因此而成爲了市政協委員，成爲了當地有名的政治精英。但隨著地位的上升，他逐漸將全村視爲自己私有的領地，將村支部和村委會當成了自家的衙門，容不得了任何反面意見。而爲了對付那些不聽話的村民他就開始聚集社會惡勢力爲己所用，最後成爲了黑社會團夥的保護人而被依法查處。某村村主任、鎮人大代表陳某，不僅保護黑社會勢力來欺壓群衆，並發展到自己組織黑社會團夥，蛻變了黑社會的“大哥大”。而某村村支書、縣人大代表羅某，則直接利用黑社會勢力進行涉嫌敲詐勒索，而被刑事拘留。從已掌握的情況來看，這些從政治明星轉爲黑社會團夥的保護人及其參與者的比例要大於前三種情況。
這些由農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惡勢力轉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一是腐化變質，以黑惡手段獲利。在社會轉型期，由於經濟利益主導行爲價值觀得到普遍倡導，使得有些農村幹部開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於村組幹部的“合法權力”控制的經濟資源有限，權力尋租難以滿足他們的私欲。爲了更好地獲利，他們就採用一些非法手段來達到目的。這樣，就在他們身邊形成了一股黑惡勢力，並逐漸將村級政權變成他們從事非法活動的掩蔽所。這些掌握了村級政權的政治精英們，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充當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他們相互勾結、狼狽爲奸，或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二是錯誤地選擇治理農村的方法。這些地方政治精英，面對日益緊張的黨群關係，還不習慣用社區民主的辦法來治理鄉村，只看到了強權的一時之效。他們認爲，支援和保護黑社會團夥對於治村是有好處的。因爲這樣村民就會怕自己，許多通過按正常合法途徑辦不了的事，只要通過黑社會團夥出面，就容易多了。而事實卻是，他們就從開始利用黑惡勢力發展成爲了掌握合法政權的黑老大。三是對村級幹部缺乏必要的監督和評價制度。村級政權具有很強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鄉鎮領導對於村級幹部的管理表面上強性的，而實際上卻是軟性的。這在於村級幹部的本土性使他們更容易獲得家族勢力或鄉土社會勢力的控制。而村級政權的非行政性則使鄉鎮領導一般很難改變村級幹部的本土性特色。這樣，鄉鎮幹部在監督和評價村級幹部時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國家和鄉鎮的上交提留及計劃生育任務。這樣勢必對那些本地性的政治精英産生很大的依賴。因此，當這些政治精英發生蛻變時就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約。
結束語：基層政權建設任重而道遠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杜贊奇在研究民國期間中國鄉村政治狀況時發現，隨著地方鄉紳從傳統的鄉村自治中退出，農村政治領域出現了真空，地方惡勢力就進入到了村級政治之中。這些由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懶等爲非作歹之徒、串通、依靠、仰仗一些被拉攏、腐蝕和腐化變質的地方官員、頭面人物，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兇惡勢力的客觀存在，標誌著國家政權處於一種事實上的衰退狀況[5] 。事實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處於劇烈變革之中，雖然沒有出現政治真空，但在新舊體制交替和社會轉型中，鄉村社會的控制體系也出現了一些漏洞，管理不夠嚴密，一些地方基層組織有的癱瘓，有的不夠健全，這就給黑惡勢力的産生提供了有利條件。[6] 儘管，我國許多學者以各級政府不需要借助外力來實現其政治意圖來作爲黑社會在中國難以形成的證據。但從農村基層政權發生的情況來看，“任何低估黑社會勢力在政治上的滲透力都是非常危險的” [7] 。因爲，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入，更多的是對國家政權體制進行的制度性侵害。這種侵害的社會危害十分巨大。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農村基層政權的制度性建設的確還任重而道遠。
注釋：
[1] 我們所稱指的“黑惡勢力”及其“失控村”均已得到國家政法機關的認定。有關情況可參見尹朝暉：《豈容村霸橫行鄉里：公安機關整治“失控村”40個，一批村霸落網》，載《衡陽晚報》2001年9月24日第二版；戴佳兵、何芬：《整治“失控村”，一批村霸栽了》，載《衡陽日報》2001年9月20日第一版。
[2] 參見於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採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黨政事件的分析》，載《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
[3] 參見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爲物件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50頁。
[4] 參見徐勇：《浸潤在家族傳統文化中的村民自治——湖南省秀村調查》，載《徐勇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74頁。
[5] 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宋浩波：《追根探源——專家剖析黑惡勢力》，載《半月談（內部版）》2001年第5期。
[7] 何秉松：《中國大陸黑社會（性質）犯黑的演變過程、規律及其發展趨勢》，載《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看支那政府如何擴大內需,振興經濟
鼓勵農民勤洗澡/餘中中
一看這個題目，或許有人覺得是沒話找話的瞎嘮叨。且慢下結論！前不久，一個比較權威的調查公司專門對11個省市區的上千位農民作了一次消費情況調查，得出的結論之一，就是要在農村倡導新的消費理念。我說的“鼓勵農民勤洗澡”，正是農村新的消費理念的一種。
先看農民多洗澡的意義。這包括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兩個方面。
就社會意義而言，非同一般。以前有報道說，山東、江西等地一些鄉村搞“廁所工程”，建起了衛生、標準的公共廁所，深受農民歡迎。因爲此舉不僅改善了農村的衛生環境，也改變了農民的衛生習慣。同樣，“勤洗澡”對改變農民的形象和衛生習慣的作用，並不亞於“廁所工程”。
再看經濟意義，作用更大。一個小小的“勤洗澡”，需要自來水、電、管道、淋噴頭、洗髮水、肥皂、毛巾等方面的配合。顯然，農民多洗澡，不僅提高了自身的生活質量，也拉動了國內需求。我們有9億農民，這個市場的潛力，怎麽想象也不過分。如果推而廣之，勤洗頭、勤洗衣服、多吃保健品……如果農民的消費躍上一個臺階，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多出好幾個百分點，這一點，大概是經濟學家們都不會反對的。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出口增長受阻的形勢下，讓農民勤洗澡之類的話題，應當更有現實意義。當然，我並不是主張放棄在增加出口方面的努力。
再看農民勤洗澡的障礙。
怎樣才能讓農民勤洗澡？對農民來說，障礙無非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錢袋”，二是“腦袋”。首先取決於經濟條件。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爲225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6280元，後者是前者的近3倍。調查發現，農民在購買日常用品時，是非常注重價格的，價廉物美的商品特別受歡迎。所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才是根本。除此之外，也取決於農民的思想觀念，如文明的觀念、衛生的觀念，等等。在廠商、公共服務提供者方面，也有一個“腦袋”問題，即經濟利益核算和思想觀念轉變的問題。農民對品牌的認知方式、認知渠道和忠誠程度，與城裏人都是有區別的。照抄照搬，或者向農村傾銷城裏人不要的次品，都是要失敗的。
最後看看有什麽好方法鼓勵農民勤洗澡。
這裏，不妨看看現在頗爲熱門的一個相關話題：城鎮化問題。有人說，鼓勵農民勤洗澡，城鎮化是“金鑰匙”，理由是對城裏人根本不用提醒“多洗澡”。對此，我不以爲然：農民洗澡少，農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落後，關鍵是收入相對較低，而城鎮化既可能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也可能使農民收入變得更低，如果盲目推行城鎮化的話。在理論上，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沒有工業、商業的支援，城鎮化是沙漠上的高樓，也會變成勞民傷財的合理藉口，甚至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只有農民收入的提高，才是判斷農村經濟工作成績的第一標準。城鎮的消費模式是建立在城鎮居民高收入條件上的，有了高收入，把城鎮的消費模式引入農村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1年12月10日第三版)
PS.這篇可是支那國的官方報紙報導喔...CCC

NO:1051_20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0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李昌平上總理書（全文）
作者：李昌平
總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党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一 盲流如“洪水”
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連續二十多天來，“東風”大卡車（坐不起客車）沒日沒夜的滿載著“外出打工”的農民奔向祖國四面八方的城市。我們鄉有40000人，其中勞力18000人。現在外出25000人，其中勞力15000人。今年人員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點：一是盲流。過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動，今年多數農民
是抱著“運氣”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的一種負氣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數多、勞力多。過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餘勞力，現在是男女老少齊外出。三是棄田撂荒的多。過去出門一般都待田轉包出去後再出門，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數還在上升，估計今年全鄉棄田棄水面積將達到35000畝，占全鄉總面積的65％。現在我們會力以赴做調田轉包工作，估計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畝以上。
二 負擔如“泰山”
我們這兒的田畝負擔有 200元畝，另外還有人頭負擔 100－－4OO元人不等。兩項相加350元人畝左右。一家五口種地8畝，全年經濟負擔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災，水利等勞動負擔）。農民種地畝産1000斤穀子（0.4元斤），僅僅只能保本（不算勞動負擔）。80％的農民虧本，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又長了，您說這是怎麽回事啊！“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三 債台如“珠峰”
1995年，約有85％的村有積累，現在有85％的村有虧空，平均每村虧空不少於40萬元。90％的鄉鎮財政有赤字，平均負債60萬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約有70％的鄉鎮財政有積累，現在90％的鄉鎮財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於400萬元。平均負債不少於800萬元，月利率高達15‰。村級負債每年增加10－15萬元，鄉級負債每年增加150萬元左右。
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村級集體虧空一年比一年多，鄉鎮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們棋盤鄉不搞任何建設只交上面的稅費，發幹部的工資，支負債款利息，收支兩品，鄉村每年淨虧1000萬元。這樣下去，基層組織和政府怎麽運轉？
四 幹部如“蝗蟲”
19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120人，現在超過340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領導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幹部增長何時休？官取於民、民取於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農民怎麽受得了！
五 責任制如“枷鎖”
“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聯産承包責任制曾讓億萬農民歡欣鼓舞。可是現在農民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必須貼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淚錢，負擔的日益增加，價格的連年回落，被農民視爲生命的土地已成爲農民的沈重包袱，聯産承包責任制被農民視爲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出生在集鎮，就不要人頭負擔，出生在農村就年年交人頭費幾百元，這是多麽不公平啊！
六 政策如“謊言”
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保護農民積極性的政策，很難落到實處。近年來，沒有對農民發放過貸款，即使有極個別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貸）。沒有按保護價收過定購糧，相反，國家收糧還要農民出錢做倉容。國家不收糧，農民自己消化還要罰款，甚至還要沒收。農民負擔年年喊減，實際負擔額極個別地方雖沒有增加，但農民收入下降了，相對負擔卻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豈能如此玩兒戲。幾億農民不相信中央的農村政策，這種後果將是可怕的！
七 假話如“真理”
謊言講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現在實話無處說。上級領導只聽農民增收就高興，彙報農民減收就批評人。有典型，無論真假，就記錄、就推廣。基層幹部察言觀色，投領導所好，到處增産增收，形勢大好。所以真話也聽不到了。如果有人講真話、實話，馬上就有人給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給您寫信報告基層情況是一名基層黨員應做的工作，是講政治、講正氣的表現，是符合黨章規定的。可是我卻經歷了近三個月的思想鬥爭，因爲我自己也覺得給您寫信是“不成熟”的表現，是“靠不住”的表現……現在作爲一名農村基層幹部不出假典型，不報假數位，不違心說話，不違心做事，做實事求是的幹部太難，太難啊！
我在農村工作已有17年，先後擔任過四個鄉鎮的書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沈重過。我不知道全國的情況，至少我說的情況在湖北省有代表性。現在農民太苦了！農村的工作太難了！農業潛在的危機太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總書記親自下鄉調查研究，三農問題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決。現在億萬農民再一次呼喚黨中央國務院關注農村、農業、農民，爲農村的發展撥開雲霧，指明航向。
站在一個基層幹部的角度，我建議中央從四個方面著手解決三農問題。
一 堅決刹住浮誇風
請您給全國發一封信，再一次告誡全黨實事求是，反對浮誇風，重申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浮誇與跑官買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發財爲目的，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爲代價。跑官買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歡搞浮誇的人。浮誇風是農民負擔過重的思想根源。報假數位，出假典型的領導幹部，同樣要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二 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人，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
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積極性的問題。農民積極性不僅僅是農業的根本問題，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從中央而言，1、要減免農業稅，中央要帶頭減農民負擔，中央政府完全有這個實力。2、中央要加大農業計劃和政策保護的范國，加強對農業、農村、農民保護的力度。（二）、制訂區域種植計劃，減少大宗農產品種植面積。（2）制訂農業生態保護計劃，增加西部北部植被面積。（3）、制訂糧食對口援調計劃，保證産糧區糧食有市場，退耕還林、還牧、還漁的地方有定價糧供應。（4）強化糧棉保護價政策。（5）制訂支農貼息小額貸款政策。（6）制訂土地金融政策，促進土地有序、有償流轉，加快集鎮建設步伐，促進二、三産業發展。（7）制訂小集鎮居民建房專項貸款政策。（8）制訂商品糧基地大中型水利設施國建、國有、國管政策。（9）發行國債幫助各鄉村放下高利貸包袱，後由縣鄉村逐年還國債。（10）適度通貨膨脹，提高農產品價格。
從地方而言，1、要下大力減少吃稅費人員，至少要減到1990年的人數，減1／2。2、合村、合區、合鄉。就湖北荊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併，20000人以下的管理區要合併，60000人以下的鄉要合併。3、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攬一切。鼓勵社會辦學，社會辦小農水，社會辦試驗場等等。
4、要實行負擔改革，把衆多的收費稅機構合併，實行“一票制”。凡只收費，以收費代管理，阻礙生産力發展的部門人員要進行清理，其職能由政府的農辦等內設辦組室代替。5、幹部離任實行“兩審制”，即：“審編制”，任職時人員編制是多少，離任時不能增加；“審赤字”，任職時財政和村級集體“赤字”是多少，離職時不能增加，只能減少。6、吃稅費幹部實行末位淘汰制，確保幹部能上能下得到執行。基層幹部千萬不能終生制，鐵椅子。要堅決杜絕幹部家族化。有不少鄉鎮幹部的親化嚴重，就那麽大一點地方，老子是領導，兒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當幹部。群衆稱爲“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當幹部，原從哪里來，現在到哪里去。
三 強化監督，嚴治腐敗，確保政令暢通，取信於民。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在農村政策很難執行。農民講：“經”是好的，關鍵是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近些年來，有些基層幹部因貪占拉等問題被依法判了刑，可仍保留工作籍，照發工資，照當幹部，這些情況還比較普遍，群衆稱爲：“官官相護，無法無天。”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監督不夠，腐敗懲治不嚴。減負的調子一年比一年高，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96年中央發佈13號文件以來，全國通報了很多加重農民負擔致死人命的惡性案件，處罰了一些鄉鎮幹部。鄉幹部是“羊官”，替罪羊而矣！其實問題出在下面，責任本在上面。鄉鎮幹部違紀的行爲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裝清官，下面做羊官，這就是“官官相護，無法無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監督，都不如群衆監督，現在農村要加強能代表農民自身利益的組織（如農會）建設，代表農民講話，行使監督權力，確保中央農村政策嚴肅執行，還權於民，取信於民。授予一定數量的人民代表或農民聯合簽名罷免縣鄉不合格領導職務的權力。
四 鼓勵改革創新，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政策路線，制定切合實際的農村政策。
現在的問題成堆，不改革沒有出路。聯産承包責任制要完善，農村負擔辦法要完善，縣鄉機構要改革，農村基層組織要創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創新……。“穩定壓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爲穩定應該壓倒發展，穩定應該壓倒改革。中國有十億農民，農民最有創新精神，農村的基層幹部最瞭解農村的實際，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學歷和很強的能力，應給予他們講臺和改革創新的寬鬆環境，農民和農村的基層幹部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很多文化産品把他們貶低得一錢不值，其實他們艱難、甚至忍辱負重地支撐著整個國家和民族。農民用100畝地的純收入養活著一個國家幹部，自己卻外出“打工”謀生。基層幹部受盡各種屈辱完成各種稅費，自己工資卻無著落，拿“白條”回家過年。如果縣以上領導幹部每年能在鄉鎮工作兩個月，和基層同志一起研討問題，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就不會發生。農村、農民、農業問題決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我說的都是實話，但不一定正確，請您批評指正。
李昌平2000年3月10日
李昌平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今日工農]
作者：李昌平
李昌平：謝謝大家，謝謝這麽多人來聽我演講。我分兩個部分講：第一部分，我想對目前中國農村問題的一些基本結論提出一些質疑，或者說是困惑。另一部分，我想根據我這個沒有水平的人在農村的十幾年工作經歷，談談我認爲當今農村應該是怎麽樣的。
我質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麽是農民、什麽是農業、什麽是農村？
什麽是農民呢？
一般人認爲，農民是一個市場經濟主體，農民有自主權，幾乎所有的學者和媒體都比較認同這樣一個觀點。但是我認爲，農民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農民也沒有獲得完全的自主權，我們給了農民生産的自主權，但是我們沒有給農民不生産的自主權，比方說我是一個農民，我家裏種地，我虧本了，假如你承認我是世界市場的經濟主體，我是一個經濟自由人的話，我可以不種地，那麽我不種地，我就可以休耕，我休耕就不應該納稅，但是這是不可以的。你種地虧本，你也得給我種，你不種地，你照樣得納稅，我們給農民什麽樣的自主權了？
在農業裏面有産前、有産中、有產後，那麽産前要種子，施農藥、化肥，這是可以賺錢的行當，農民不可以經營，農民也經營不了。產後呢？有農產品加工、流通。有些是壟斷的，有些是農民經營不了的，有地方的保護主義，有政府的亂收費，農民進入不了。
我們經常看到農民把他種的農產品，或者是養的什麽東西，拿到廣州去賣，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了，最後回來的時候卻連路費都沒有了。那是因爲城市的收費太多，農民經營不了。農民在産前產後進不去，只有産中。
産中是沒有什麽利潤可圖，又不允許休耕，強制耕種，所以說農民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沒有給他自主權。農民實際上是國家的一種強制政策，強制農民用自己無償的勞動，或者是低償的勞動，讓他們與土地相結合，提供全社會所需要的廉價的勞動産品，所以我們說，農業經濟是什麽經濟呀？它既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政府的強制經濟。
第二個方面就是農民只是義務的主體，他不是權利的主體。
政府跟農民簽合同，種地當然要簽合同，但是我們沒有給農民任何的權利，農民只有種植的義務，所以他只是一個義務主體，不是一個權利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沒有給農民什麽自主權。
第三個方面，農民在耕地的時候，他只是一個勞動者。
我在珠江三角洲做調查的時候，那裏民工的工資十年之內不僅沒有增長，還降低了，一般農工每天要工作13個小時，他們工資一般300塊到500塊之間，還不能按時拿全工資，還要壓一部分到年底，他們不願意幹，但是沒有錢，他走不了。對於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利可言。所以更多的時候，農民只是一個廉價的勞動者，任何一個組織都不是爲農民講話的，沒有農會，也沒有其他的組織來爲農民講話。所以農民僅僅只是一種資源，是一種廉價的勞動資源，也許是我們要求的工廠的一個工具。這就是我們中國的農民。
什麽是農業呢？
我們常說農業是一個産業，農業是一個産業嗎？我們農業也不是一個産業，比方說我們現在說教育産業化，不是産業化的東西可以産業，可以掙大錢。但是農業，它本身是一個産業，但它在中國就不是一個産業，爲什麽呢？因爲農產品的戰略性遠遠高於它的商品性。所以農產品首先只是一種戰略物質，它不是一種真正的商品，它沒有體現價值規律，也沒有價格來體現它的價值，比方說我們搞菜籃子工程，這是幹什麽，這是保證一個國家能消費到最廉價的農產品，掙不掙錢是次要的，所以我說農業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一個産業。是一個産業，就應該有相應的經濟機構、投資渠道來支援這個産業。你看我們的四大銀行，農村裏還有沒有，沒有，它們早就離開農村了，這怎麽可以作爲一個産業呢？
農村是什麽呢？
農村很可能是我們城市的赤貧地，很可能是城市的垃圾廠，很可能是犯罪分子的供應地，很可能是賣淫嫖娼，紊亂城市的工地，城市所以這麽繁榮，因爲它是以農村的破敗爲前提基礎的。最後的情況很可能是：今天的農村，也可能是明天的城市，這就是我的理解。
我在基層呆得很長，我瞭解的農村農業是這樣的，這可能不正確的，但是我是從我這個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的。
朱總理說他每天總頭疼的，讓他睡不著覺的是如何增加農民的收入的問題。
那麽首先重視的是減輕農民的負擔，現有的制度下，我們能減輕農民的負擔嗎？我的結論是不可以。第一，農民的負擔到底有多少？總理說，合理的負擔大概800億，加上下面的幹部不合理亂收費的400個億加起來是1200個億，這是我們一般的比較權威的統計數位。但是農民的負擔真的就這麽多嗎？
我認爲農民的負擔至少是4000個億，那4000個億是怎麽來的呢？第一有4700萬的基層幹部，主要在鄉鎮，有70％，在縣鄉吃財政飯的人有3千萬，這3千萬，至少要吃掉3千個億。
農村現在有6千億的債務，主要是民間的，這每年大概要支付800億利息，40萬個自然村，有將近5萬個鄉，這大概需要800個億，那麽我們還有200多億個鄉，每個鄉有17至18個部門，他們車子，房子，辦公用費，出差都在裏面，都需要錢。所有這些大概下來要1千個億。
爲什麽不能取消農民的負擔呢？
第一個增加農民負擔的因素是剛性的，減少農民負擔的因素是軟性的。工資是要增長的，人員是要增加的，物價是在上漲的，所有這些都關係農民的負擔。但是我們要哪一條措施減輕農民負擔，是可以操作，是可以變爲現實的呢？幾乎沒有。所以我說，今年搞實驗，明年還搞實驗，永遠實施不了這個方案，因爲所說的1800個億離4000個億太遠了。現在要改革稅費也可以，但是中間3千個億誰來補？通過什麽途徑來補？沒有找到補缺的途徑，所以這些措施都是不能落實的。再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如果農民的負擔要減輕，稅費要改革，要裁減大量的幹部，要落實中央的措施，誰來落實？你縣裏的幹部，鄉里的幹部來嗎？他也是幹部，他就是靠農民養活，國家不拿錢，裁他們的人，要他們來執行稅費改革，他們給執行嗎？
第二，有人說，靠農民。中央是好的，他爲農民服務，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農民有八九億，是中國的大多數，而且他們沒有任何組織形式，他們怎麽可以進行搏弈呢？所以我想，減輕農民負擔，在現有體制下條件沒有具備，農民負擔之所以一年比一重，減不下來，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第三，農業的結構調整，能夠富裕農民嗎？很多學者專家都做了非常多的論證，可還有人說，根本的是調整農業産業結構，這是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可行嗎？第一大問題，國民中農民全面過剩，是一個基本國情。第二，結構調整是要增加成本的，所以要投入。第三，結構調整農產品，還要找市場，流通裏面還要追加成本。大面積生産力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我們來調整産業結構，有沒有可能是一種瞎折騰呢？
總量是過剩的，怎麽調？種水稻的地方，現在種水果，種水果的地方，怎麽辦呢？如果我們不負責任地對農民說，你們之所以窮，就是因爲你們沒有調整結構；如果不解決這個總量的問題，那麽最後可能是全國範圍內又一次的窮折騰。最後受損失的還是農民。
有可能我們的幹部，回應中央的好政策，調整結構。他調整結構幹什麽？很可能是政績的需要，或許還要搞一個工程，搞一個政績工程。
所以，我覺得在調整産業結構中，應該是一個微觀的行爲。調與不調，是微觀主體，他們自己的事情，不能用中央的宏觀政策指導下面。中央幹什麽呢？中央應該控制總量，應該區域規劃。
如果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很可能是好心辦壞事。現在，在調整産業結構中出現非常多的問題。地方在調什麽呢？什麽東西值錢，調什麽，結果虧什麽。原因就在這兒，道理非常簡單，就是總量過剩的問題。
第四，公司加農戶可以富裕農民？很多學者寫文章，說公司可以富裕農民。我想首先應該理解，公司是幹什麽的？公司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是一個老闆，如果我不想掙更多的錢，那我是人嗎？我不成了一個傻瓜。公司加農戶在中國已經幾十年，新中國成立後，棉花公司加農戶，油料公司加農戶，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把農民搞富。何況中央還有非常好的政策，讓糧油公司收農民的糧食時給0.55元，千萬不能壓價。但下面呢？我們就是只收0.45元，我們就是壓價。
國有企業都不執行政策，那憑什麽指望農民企業來救農民呢？一個企業得不到平均利潤的時候，很可能不奉獻給農民。那麽農業性企業能不能得到社會的超額利潤呢？不可以，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的，或者是極個別不可以扶持的。得不到超額利潤，得不到回報，利潤很低，當然離開農村了。
再說企業與農民、農業發生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是幫著農民，還是幫著企業？爲企業說話，還是爲農民說話呢？當利益構成衝突，政府會幫企業不幫農民。爲什麽？一到年底，或者平時有什麽事情的時候，企業會給政府送一個紅包，農民不可以，沒有錢。再者，如果哪個企業垮掉，領導就沒有政績工程，就沒有面子了。所以我們看到的大量的情況是，企業剝奪農民利益，反過來我們學者會說，農民就是不講信譽。企業不講信譽，還講農民不講信譽。所以，公司加農戶，在現有的這種框架下，真的富裕不了農民。把資源配製給公司，農民根本不可能得到什麽好處。即使有個別企業，真正可以帶領農民富起來了，那也是個別的，那就是說很可能得到了某種非常優惠的政策，或者說某個行業裏面非常特殊的某個廠，大部分情況下是不可以的。
第五，推廣科學技術，可以富裕農民。這幾乎成了一個定論。我有時候想，推廣科學技術怎麽富裕農民了？富裕一個農民，兩個農民是可以的。使用科學技術農民是可以富裕，第一個使用這項技術的是可以，的確可以，第二個興許還可以，第三個就不是那麽回事。使用技術要成本，而隨著技術的普及，産量會增加。産量增加，物價會下落，那麽結果是什麽呢？普及技術的過程就成了農民減收的過程。當然技術會興國，可以讓全社會收益，但是如何致富農民？農民支付的成本，全社會得到了好處，怎麽可以成爲與富裕農民不相關的事情。
第六，機構改革能不能夠改變政府的膨脹綜合症，這個問題說了很多年，下了很大的決心。
我參加了1985年的機構改革，參加了1988年的機構改革，我們湖北省1994年也搞了機構改革，1998年朱總理再次安排改革。但是我提到的是每一次改革都是機構改大了，人們改富了，效益改低了，這是事實。
1985年當四川省××鄉書記的時候，我才二十來歲，覺得很有成就感。但我離開的時候，我覺得有些事我確確實實不行，我沒有辦法當好一個書記。機構改革爲什麽不能解決我們政府膨脹的問題，爲什麽減不下來呢？道理非常簡單。我是鄉長，我是局長，我是鎮長，我是鎮長，不可能到北京來打工，我不會這麽幹的，我肯定要養活我的子女，當官。老子當官兒子還要當官，孫子還要當官，我們家的孩子怎麽不能當官呢？那可以，安排一個，只要你不提意見就行了。精減幹部，誰來精減呢？
我當書記的時候，1993年底開始，我把所有收費部門全部放假休息，是3年，不讓他們上班，說你們要收多少稅，我幫你們收。召集他們開會，就從今天開始帽子不戴了，衣服不穿了。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你們今天把所有的稅費都給交齊了，不要你們交錢了，不增加農民的負擔。他們當場就交，每年交一次就夠了，所以那些戴帽子的人也沒有了，穿衣服的人也沒有了，我一走，全都回來了。最後那個地方，鄉鎮企業全部垮下去了。我1996年底到了一個鄉，我一去就裁減了111人。其中有一個人是省勞模，他找縣委書記，跟縣委書記關係挺好。縣委書記寫了個條子，昌平這個人特殊，他是我們城建辦主任，原來一個支部書記，由於計劃經濟到村裏當主任。條子給我的時候，是一個複印件，我一看是一個複印件心裏就急了，我想趕回去問問，就連夜把這個複印件帶去。我說你何必寫條子，給我打一個電話不就行了，給我一個複印件，原件還沒有給我。他說這字不是我寫的，是僞造的。我第二天，就趕緊開大會，先把這個人裁減了，就從他開刀，有人敢僞造縣委書記的字，這樣就一刀砍了110個幹部。
這個人說你不是不能裁我回家，我16歲就當村支部書記，我跟共產黨幹了一輩子，共產黨對我不薄，兒子、女兒都在財政，我三個孩子共產黨都給我安排了，你現在要我回去，我也沒有什麽意見。但你要我回家幹什麽呢？我跟共產黨幹這麽多年，我就這一門手藝，我說你什麽手藝？他說我就當幹部的手藝，他說你叫我回去怎麽辦呢？真的，我有時候說鄉里面的同志，我就開玩笑，說他們都是幹部。我走的時候，他們全部都回來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說機構改革，精減人員，可如果找不到管理的辦法，這機構就一定會膨脹下去。
第七，加強管理可不可以使農村走向繁榮。經常看到一些人寫文章，談這方面重視、加強這方面的管理、加強這方面的領導——總之問題出來以後，就是因爲沒有加強管理，要加強領導。比方說財政混亂，農村經營管理局就把村裏的財務收到鄉里面去管理。可自從有了農村裏面的經營管理部門以後，農村的稅務是一天比一天多，爲什麽呢？因爲經營管理局，他要房子，要車子，要子女上大學，還要過著一種跟農民不一樣、更甜美的生活。他們吃好煙、喝好酒、穿名牌衣服，那錢是哪里來的？過去很可能村裏面有問題，現在他們勾結起來，更多的人吃農民的，財務鎖在鄉里面，看資料更不方便，更不利於群衆監督，當然會混亂。
我們再看看教育，也是一樣的。教育部門把學校管理權收回教育管理部門垂直管理了以後，村裏的學校是一天不如一天 ，什麽亂收費，什麽老師打牌，賭博，什麽學生厭學了。過去還可以管，現在不可以管，你不好好教育我的子女，但是我不能管你。真的能把子女管好嗎？不行。打個比方說，我們洪湖裏面，小時候裏面的資源是非常多，但是爲了保持洪湖的生態，保護漁業資源，就有一個湖廣委員會，每年都要開會，會員捕魚的漁民都要交錢，交湖管委員會。大家收了錢以後，每年都買魚苗，放到洪湖裏面去，這樣保護漁業資源。非常好。自從有了鄉鎮一個漁業管理站，有鎮長、副鎮長、會計的子女，要安排的從三個人、30個人、到幾百個人。
管漁業的資源保護費，就發了他們的工資，就不夠放魚苗了。他們要買房子，要發工資，錢不夠，就向漁民收，而漁民收入是有限的，就用電捕魚，漁政罰款，罰幾千，抓一個就罰，這樣漁業裏面就增加很多，沒有電捕魚，他們就沒有錢發工資。最後怎麽樣，這個漁鎮長、執行《漁業法》的漁鎮長是靠什麽，靠漁民違法來維持。我舉的這個例子帶有普遍性，我們很多部門，都是這樣。當時是爲了保護漁業資源，最後卻以破壞漁業資源來使漁業機構存在。
有的人說農民的素質太低，最後得出這麽一個結論——鄉里面的官員也這麽說，我們的學者也這麽說。真的是農民不能支援嗎？選不好自己的村長嗎？一個村裏面，要找它收十幾萬、幾十萬塊錢，如果那個村長是農民選出來的，代表農民利益，我這個書記怎麽可以領導他呢？我這個錢怎麽可以收回來呢？
兩個人競選選村長，都代表農民的，我做書記的一想不對勁，推薦一個他出來，參加競選。
結果三個人都不能當選。於是農民說村長選不出來怎麽辦，還是政府給安排一個吧！最後目的還是達到了。所以表面上看是農民選不出一個村長，背後原因是我們向農民要錢。一切管理農民的吃、住、食性質機構，向農民要錢是經濟目標。不放棄找農民要錢的經濟目標，就不可能在政策上給他們支援，這是真正的原因。
有人說選村長，靠民主來控制，所以這個事情搞不好，還有買票，也不能支援。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沒有道理。我找鄉鎮買，你們就高興，找農民買就不高興？第二，選擇什麽人當村幹部，我們村裏面選不出優秀的人，我這個人做不到，怎麽辦？退一步，把組裏面人選出來當幹部，我需要選舉我利益的代表，怎麽說我不對呢？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如果我們只看表面的現象，很可能就忽視了問題的本質。在人民大學演講的時候，有一個教授給提出意見，說農民的素質這麽低。我就問，那麽大學裏面，都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你們素質高了？比方說農民分田分地，那多複雜，你看老年人，按年齡係數來分，男的按零點幾分，女的按零點幾來分，首先把係數確定好，搞幾個人來進行一試，搞出一個方案，再請村民通過，通過以後，再分田、分地，非常複雜。農民說非常好，這就是民主的結果。在家族裏面，選出一組組長，一定是那個組裏面最優秀的人，那是怎樣産生的，民主産生的。
銀行裏面行長說的算，行有行規的。行規是怎麽産生的？民主産生的。民主真的那麽複雜嗎？民主可能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一種途徑。民主需要實踐，需要學習，民主的普及需要一個過程，沒有人天生會民主。知識再多，沒有經過民主的訓練，要你選一個黨代表也選不好，我覺得這與素質沒有根本的聯繫。
農民的素質爲什麽不能夠選村長？就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其餘人都比我愚昧——那些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就是這麽産生的。
第八，明晰産權、私有化，是不是靈單妙藥，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土地私有化，認爲這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最最根本的途徑。首先申明，我也不反對私有化，但是在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之前，千萬不要說私有化好。
任何一個新體制的建立，都要先搞清楚制度建立的收益和成本。比方說，聯産承包責任制建立起來，那是在人民公社的體制下面，我們分著幹，一下子調動起農民積極性。結果就有了300斤糧食增産的空間，糧食從500斤一下增加到800斤，這就是制度的收益。那麽有沒有制度成本？一家一戶我們管理起來不方便，就增加了成本，但收益能解決這個成本，還有一個很大的利潤空間，所以這種制度能建立起來。
請問土地私有化的成本、收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得先把這個事情放下來。第一個理由，農民沒有土地私有化的要求。你到農民中去調查，看幾個農民需要私有化。第二，工業明晰産權，或私有化過程中間，大量産品過剩的話，人就要下崗。但工人有組織、有一定的保障體系，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得不到東西。
農村民間有很多債務，債主主要是幹部，或者是幹部的朋友。現在私有化，怎麽辦？先用我們手中的權利，把土地拿回來還債。幹部成了奴隸主，農民得到什麽？還有，在西方，産權是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背景等等社會環境的，那麽中國有嗎？就像我們海南島椰子樹，你把它移到東北，是個好東西，但是它活不了。所以在相應的制度背景和環境不具備時，就急於幹什麽，很可能是災難性的。搞改革、稅費改革困難，但是搞私有化，我跟你說，一夜之間，我們所有的幹部都可以給你落實——有動力了。
還有一個最致命的問題。土地是蛋糕，會越來越少，是不能夠變大的蛋糕，一旦被少數人所擁有，加上大量的農民從城市裏面返回鄉村，或者從鄉村返回城市，我想那真的要出現大的問題。
你會說我違反理論。但是我沒有什麽理論，我只是說講土地私有化必須把我這些問題考慮進去。沒有考慮進去，沒有具體的研究，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就千萬不要以爲自己是一個經濟學家，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制度的建立不應是我們設計的，而是在實踐中間摸索出來的。我想時間會出真知。農民會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找到他們自己的出路，找到最適合於他們的相應的土地制度。如果長期就是打農民的主意，無論什麽樣的制度，都不可能富裕農民。
第九，中西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有出路嗎？我們常說發展鄉鎮企業是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個出路，我也持懷疑態度。爲什麽呢？因爲我看到的西部地區鄉鎮企業是90年代不如80年代，80年代不如70年代。現實是這樣的，那怎麽解釋這個問題，是不如別人聰明嗎？真的他們廣東那邊的人，就比這邊的聰明嗎？我看他們的文化層次比這邊的人還低。以前，沒有到那個地方去生活的時候，我以爲他們了不起，我到珠海，深圳，廣州生活一年多後，才知道他們的素質比我們這邊還差，可他們那地區能發展起來。
爲什麽中西部地區人不能發展起來呢？稅多了以後，在東部也好，在什麽地方也好，是沒有辦法競爭的。
企業這裏垮，他們那地方發展起來，真的是我們素質低而垮下來嗎？不是的。在這種不公平的競爭條件下，辦多少企業，垮多少企業。所以很多幹部驕傲地說我就是沒有發展鄉鎮企業。說出來很好笑，真的，發展鄉鎮企業的地方，到處背著債。
第十，就這樣深化改革下去，還有出路嗎？我想我用一組資料來支援我這個質疑。80年代，以糧食爲例子，是0.095元一斤，現在的糧價是0.45元到0.5元一斤，漲5倍。80年代我在鄉里面當書記，小學幾毛錢，中學兩塊錢，高中三、五塊錢。現在呢？現在小學600元，初中1500元，高中3千左右，大學，我讀大學的時候，國家供我，現在你們讀大學，多少錢？糧價漲5倍，農民孩子讀書卻漲幾百倍，幾千倍，上萬倍。我這一代，年輕人85％讀過高中，到了我子女的時候，85％的人讀不了高中。誰剝奪了我們受教育的權利？國家通過改革真的是繁榮了，是強盛了。但是誰支付了改革成本、誰得到了改革的收益、錢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這樣進一步地深化改革，改下去，那些農民將來會怎麽樣呢？有時候對這種現象我真的很悲觀，但是很多問題，我又說不清楚——真的說不清楚。
我說的這些問題可能都沒有道理，但是真的是我切切實實感覺到的，是存在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個地方呢？你不能說我的質疑沒有道理。中國的問題到底怎麽解決呢？
我有時候想，當今中國的農民，好像也跟三十、四十年代差不多，同樣面臨著三個問題。如果我們不解決當前的權利問題，這樣下去在農村社會裏面會造成更多的二元——黨政的二元、幹部的二元、東部和西部的二元，中央和地方的二元結構。二元結構解決不了，相反會越來越嚴重。每一種二元的對立都是一個壁壘，這種二元越多，社會潛伏的矛盾就越多，這個社會就越危險。
有人經常問我，你對當今的農村怎麽看？我有時候說，開開玩笑說，這是革命的形勢。但是我真的不想這個社會再來革命，但是我們又如何？
怎麽和農民們進行溝通呢？一個農民一年收入才100多塊錢，卻要納稅。有的富人，收入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也不納稅。這樣下去，該欠社會義務的人，他不欠義務，不該納稅的人，你偏找他納稅。一個鄉要競選鄉長，一個坐在我身邊的農民八十幾歲，我說你提什麽問題？他說我們村裏面有一個人今年104歲，還要納稅。中國有多少的百歲老人？在那種環境下面聽到這個話，我心裏非常非常難受。
我們真的就這樣劫貧濟富？農村到底該怎麽搞？我想從宏觀上來看，就是怎樣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總體上看是要給農民應有的權利，總體是這樣的。今天重新提這個話題，也許是中國的文物，這樣講是有問題的。我們解放農民，是一個歷史的漫長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從這個角度我覺得可以講。比方說毛主席解放了中國，那就是解放農民的結果，鄧小平解放農民，分田、單幹，解決了中國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到了1984年，1985年，農民有了剩餘，提出來，農民離土不離鄉。年輕同志可能不理解這個背景。1984年前，農民想做一點小買賣，賣瓶水、賣一包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農民只有在土地上有生産的權利，不能離開土。那是供銷社和商業機構壟斷經營的。到1984年、1985農民可以辦企業，可以辦服務業，商業。這樣小城鎮就發展起來了，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農民又有了一個奇迹，鄉鎮企業的發起是解放農民的結果。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讓農民離土又離鄉，這又是解決農民的問題，上海，深圳，珠三角北京這麽大的城市，發展這麽快，都是解放農民的結果。沒有大量受益返回來，我們找農民要500斤的穀子能要到嗎？所以解放農民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蓬勃的好時機經濟學的本質是什麽呢？爲什麽解放農民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一個農民在山溝都裏面，他一年消費的現金可能只有100、200塊錢，100個農民的消費趕不上一個城市的人的消費，經濟的發展靠什麽？所以只有解決農民，才能形成城市和農村的互動，才能找到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們爲解決中國的經濟萎縮的問題，市場萎縮的問題，採取了很多的措施。比方說，什麽時候加工資、什麽時候降息，股市泡沫，還有給我們所有的人——城裏面的人買房子貸款多少錢，多少年還。可是要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正如朱總理說的就是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民的收入，就要解放農民，找不到解放農民的措施，就等於沒有想到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就不是解放農民。過去只能夠在地裏面做，你以後離開地，可以離開鄉，是給你的一種待遇。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方說，給了農民生産權利，卻沒有給農民不生産的權利。中國的農民有2.3億戶，2億3千戶農民生産農產品，參與市場競爭，怎麽可以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呢？這會形成一種過渡的無序的競爭。卻不允許他修耕，用價值規律來運作，一直是強制農民生産，農民離開土地就要交錢。是不是不可以要錢？我覺得解決農民問題大思路就是要進一步解放農民。
解放農民也是解放城市人，爲什麽呢？我先講經濟關係問題。國有企業大量的下崗是怎麽造成的？農民買不起，工人當然要下崗了。有人說國有企業機制不好，當然機制不好，可現在不是有些國有企業改了嗎，那改了的廠能賺到錢嗎？錢都跑到國外去了，還不是照樣下崗。技術是好了，廠子還是破産了，這解決不了問題。比方說沙塵暴，是怎麽來的，是因爲那個地方的農民窮，把樹和草都砍沒了。內蒙古那個地區，我們在那買了3千畝地，我一去就砍了1千多畝的林子。3千多畝地，多少錢？每畝地5塊，我買了50年的使用權。就是因爲窮。那地方農民爲了養羊，養一隻羊幾畝地沙化。養羊不值多少錢，可沒有羊，連鹽巴都買不起。
我們四川省政府出了政策，從今天起再不砍一棵樹了，你到那裏去看一看，能砍的樹都砍完了。我在四川的時候真的看到農民把這一點點粗的樹給砍了。我問能賣多少錢，一塊錢，一塊錢真的值不了多少，但是對山裏面的農民來講，真的很重要。他們一瓶果汁飲料放在家裏，可能放3個月，5個月，爲什麽要放這麽久？親戚來了，還有果汁飲料，這可能是他家裏的財富，他們要喝那瓶飲料的時候，一家人一個杯裏倒一點，一起來品嘗這個飲料。比方說艾滋病的問題，爲什麽會這樣呢？賣血，爲什麽賣血呢，窮；比方說社會治安的問題，社會不穩定的問題。社會醜惡，賣淫，賣淫她才能生存，她不要人格，有人格就不能生存。所以中國一切問題都是由於農民問題派生出來的，一旦問題出來，再解決就需要花費更多的錢，要用幾倍、幾十倍上萬倍的錢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爲什麽要等這些問題發展到這樣了以後才解決呢？
當前的中國的三農問題，我覺得是要一個前提，三個當務之急。一個前提就是要給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這到底包含那些內容呢？
第一，給農民平等、民主的政治權利。在東莞，80％人是打工的，他們爲那裏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那些80％的人沒有任何發言權利。
在中國的每一級人大裏沒有一個是農民代表，中國這麽多農民，一個真正地能夠發出他們聲音的媒體都沒有。並且只是給他們選村長那麽一點點權利，到現在爲止，還說他們的素質低。其實是因爲沒有真正給他們權利。
第二，要給農民同等賦稅的權利。一個城裏人，規定800塊錢一月要納稅，一個農村裏的農民一年收入二千零幾塊錢，平均每個月收入才100多塊錢，除去高收入的這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有一部分的人，每個月才100塊錢，或者100塊錢以下，你都找他納稅，一年收100塊錢、300塊錢人頭費。
第三，要給農民平等的佔有國民財富的權利。今天城市的一切公共設施都是國家投入的，財政投入的。這些資産納稅了沒有？沒有，資産都是國家的，農民要用電，電廠是他們自己集資辦起來的，最後産權都歸國家，農民的電費比城裏人高，農民做的任何奉獻都是爲了國家，農民的孩子讀書，老師的工資都是他們發的，除了發老師以外，還要把他們的錢提到城裏面來用。那麽城裏面的人讀書，老師的工資都是國家發的，所有的國家的財富，農民沒有。農民都盡了義務，他們應該享受到平等的佔有國民財富的權利。中央的財政收入，一年1萬多個億，但是每年用於農民，用於農業的，用於農村的，就很少了，百分之幾，而且從北京下去，層層雁過拔毛。
第四，要給農民平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權。城裏人失業了，有最低保障，農民就什麽都沒有了。知識青年到了農村裏，住最好的房子，農民把白米飯給他們吃，他們回來以後還說農民愚昧，還說他們浪費了10年的青春。那麽請問，農民又浪費了多少個青春？這是不是有一個前提，農民就不是人呢？
第五，應該給農民平等的生活財産和安全保障權。一個農民進了城，他的人身和財産很難找到安全，他在農村裏也一樣。一個派出所沒有錢用，他們肯定打農民的主意，說你賭博，每個人都要罰款。城裏人當然可以打打牌，可以賭博。農民辦一個企業，比方說一個大米加工廠。糧食沒有辦法消化的時候，要加工，要辦鄉鎮企業，辦起來了，中央卻出了政策，說糧食應該怎麽樣怎麽樣，結果那些企業全部垮了。辦企業用的幾十萬、幾百萬就全賠了。那是農民的汗水，不能說關就關了，應該賠。
第六，應該給農民平等的發展權。城裏人買車，要消費，要過得更好一些，可以貸100萬買房子，但是農民呢？他要貸幾百塊錢發展生産，爲城市裏的人提供食品，卻沒有哪一個銀行可以給他貸款，公平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前提沒有，研究其他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農民的問題，雖然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但是思路必須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問題，三個當務之急是什麽呢？我覺得眼前農村裏面緊急要辦的事情是：第一要取消農民的負擔，不是稅費改革的問題。取消農民的負擔是什麽理由呢？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美國一所政府機構裏面工作，他說我們是從農村收錢4000億，而歐洲是補給農民錢。我到東南亞一些國家去考察的時候，我在印度呆了15天，那個地方的農民一分錢不交，看病不要錢，讀書不要錢，鄉里的財政是國家撥。我就想，世界上這麽多國家都給農民補貼，我們現在加入了WTO了，還憑什麽向農民要錢呢？
我們的農民將怎樣參與國際競爭呢？我在印度的時候，印度有很多人問我，你們幹嘛要加入WTO啊，我說你們加入了，幹嘛就不要我們加入呢？他說你們是怎麽樣解決農民問題的？我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麽來解決。他說他們農民在加入WTO以前一個椰子可以買到10個盧比，現在只能賣到2至3個盧比。現在他們的收入減少了，政府給他們加，但是還是在減少，所以最頭疼的就是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且不說國內的情況，國際競爭，中國的農民將來會怎麽樣？
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從鄉縣政府機構去減少，而不是精減改革。那麽取消農民的負擔以後，政府來幹什麽呢？印度一個鄉政府管二萬人到三萬人，七八個政府人員，他們沒有其他權力，就是把當地農民交來的錢，用到教育和醫療方面來，那錢怎麽來分呢？由農村的共青團、婦聯和其他的民間組織開會決定。然後再建立委員會去監督每筆錢的分配情況。比如說修建路的時候，派出一些人去組成委員會，去監督他們修路，政府的權利非常小。像現在我們形成的這種非常龐大的政府機構，你是有多少錢，它就給你用多少錢。
第三，就是要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按照人民的意志來構建政府，不一定要按中央政府的葫蘆來畫地方政府的瓢。我們需要政府提供服務。如果一家一戶做就比較浪費，政府來做，就比較節約。我在80年代當書記的時候，有一個財政稅務所就兩個人，到我去年離開的時候，國稅所和地稅所，兩個所變成了三個所，兩個人變成了五十幾人，所有的部門都是爲了收錢，沒有那個部門不是爲了來收錢的，收了錢就用。所以根本不需要這些部門，一定要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來設這些政府部門。你把官加給我，我就是官，你要是把我卸了，我就是農民，這多好。所以我認爲當前有這麽三個當務之急要做。
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長期生活在農村，直到今天我也說我是一個農民，所以到任何地方，我的觀點就是我要爲農民講話。我所講的一切，很可能是片面的，也很可能是錯誤的，所以請你們多批評、多包涵，我今天講的這些話，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有判斷的能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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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10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李昌平：農村債務——一顆隱藏的定時炸彈
作者：三家村
沒有人給農村債務下過定義，我把縣鄉村三級行政組織所欠的債務叫農村債務。
全國農村債務到底有多少，沒有權威的統計資料，農村的問題很難提起人們的興趣。江漢平原的監利縣村級債務5。5億元，鄉級債務（含管理區）3億元，縣級債務1。5億元，三級債務10億元。在江漢平原，監利縣的農村債務不是最多的，屬中等水平，像江漢明珠——潛江市屬下的董灘村欠100多萬元高利貸的村到處都是，富饒的江漢平原是如此，全國的農村可見一斑。
全國有近3000個縣（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3個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9000億之間，有專家學者說遠不止這個數，我還是比較偏向保守的。
6000—9000億是個什麽概念，農村人口約有9億，這就是說，農村人均負債約667—1000元。和城市欠債比這個數是不大的，但此債不能和彼債相提並論。
一是債主不同，城市欠債大多欠的國有銀行的錢，而農村欠債大多是欠私人的錢，屬於民間借貸；二是利率不同，城市欠債的利率不會超過5‰，而農村欠債的利率一般高於15‰，全國農村債務每年付息900—1350億元，而全國農民的合理負擔不到700億元；三是欠債的主體不同，城市欠債是企業、法人、是可以破産的，但農村欠債是政府，是村委會，是不能破産的；四是還債的方式不同，城市欠債是靠賺錢還債，農村欠債主要靠加重農民負擔還債。

一、農村債務形成過程及原因。
農村債務是從1996年開始大規模出現的。
1993年，農產品開始大幅漲價，農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長，農業稅和各種亂攤派大幅增加，縣鄉村三級日子好過了：工資大漲；機構和人員膨脹；奢華作風開始盛行，房子、車子、手機、電腦等越配越高級，公費考察從國內發展到國外，從主要領導發展到一般幹部，甚至村民辦教師也要出去考察。
1996年，農產品價格開始下滑，內地鄉鎮企業也大面積滑坡，中央出臺減輕農民負擔的13號文件，縣鄉村的收入增幅減緩，有不少地方出現了負增長，但是，支出卻剛性增長。借債成了普遍採用的緩解財政危機的辦法。由於國有商業銀行退出縣域經濟，農村信用社實力有限，借債的手伸向了民間，一種方法是成立農村合作基金會，利用高息吸納“存款”，用於政府消費；另一種方法是直接找民間拿30‰高利貸，由於高利貸管理混亂，“營運債務”一度發展成爲幹部的生財之道。
監利縣95年以前基本不欠債，且有80％鄉村有節佘，從1996年開始，全縣債務每年以2億元速度增長。農民負擔款徵收難，上面追的緊，鄉村沒有辦法——借債；機構和人員增長快，行政支出不足——借債；抗災——借債；修房子、買車子……——借債；還舊債——借新債。當民間借債有了一定的規模以後，就形成了債務的惡性循環，監利縣每年支付農村債務的利息在1。7億元以上，而每年合理農民負擔總額也沒有1。7億元。
爲了吸納更多的錢維持債務的惡性循環，民間的借貸的利息從1。5‰增加到了現在的30‰，有的地方達到40‰以上。這樣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增長速度越來越快，潛在的危機也越來越深重。
農村債務的數量對外界是絕對保密的。保密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混亂的管理。在一個村，一個鄉就是村長，鄉長也很難搞清借民間高利貸的準確資料；另一種是暗箱操作，一個村、一個鄉只有核心層的兩三個人知道債務運作情況，只有當這個核心“下臺”時，才公開家底。公開家底的時間越遲，潛伏的危機就越大。一旦公開家底，就會産生巨大的震蕩，引發無窮的變化。
鉅額債務的形成，既有宏觀原因，又有微觀原因，其實質是經濟和社會諸多問題的綜合反應。

二、農村債務的危害
1、債務使農民陷入永無翻身之日的境地。
如果說農民負擔過重起初是因爲機構和人員膨脹引起的，那麽現在，農民負擔雖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無減，則是債務危機所致。監利縣柘木鄉1997年因提早徵收農民負擔，導致一農民服毒自殺，中央領導嚴令查處責任人，鄉黨委書記、鄉長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接責任人被判三年。但1997——1999年，監利縣仍無視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三令五申，每年加重農民負擔2億元，人均200元，農民苦不堪言。儘管如此，監利縣的農村債務依然有增無減。
2、債務使鄉村幹部變成“惡魔”
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朱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引起了中央、省、市、縣的高度重視，湖北省委副書記王生鐵親自擔任監利縣農村改革工作組組長，可是，九月份王生鐵書記的工作隊剛走，“胡漢山”就回來了，監利3個月內逼死農民3人，一位農民因人民公社時欠村裏的190元，現在要還1800元，該農民無力償還，竟拉去關在鄉里的“小黑屋”裏給活活凍死了。另一農民因1995年欠集體3500元，利滾利後竟要還1。9萬元，該農民答應還1。4萬元，鄉村幹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鄉里關“小黑屋”……數天後，該農民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還有一位農民因其對收款“小分隊”不熱情，被“小分隊”強行抓去鄉里關“小黑屋”……身上多處被打傷，頭也被打破，該農民多次要求鄉里出錢醫治無果，含恨服毒自殺。在監利縣每年有上萬的村民因交不起稅費而被關“小黑屋”，且被強制下跪。
3、債務使鄉村官員永無甯日。
一般的鄉鎮幾乎都要面對幾千個債主，一般的村要面對上百個債主，現在的鄉幹部每天都要給債主說好話，債務就象背在鄉村幹部背上的一塊大石頭，永遠讓鄉村幹部直不起腰杆；債務就象挂在鄉村幹部腰間的一顆炸彈，永遠讓鄉村幹部提心吊膽。去年，監利縣周溝鄉一債主多次到周溝鄉政府討債無果，與鄉幹部發生爭執，竟自殺于周溝鄉政府。有更多的討債者則是拿著刀找鄉村幹部去討債的。在全國，因農村債務逼死村長、書記的事已發生多起了，因討債無果自殺於鄉村機關的事件也時有發生，2000年媒體披露出來的此類事件有100多起。
4、債務導致鄉村幹部隊伍素質降低。
由於債務危機使鄉村兩級組織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其職能也萎縮。現在很多村找不到像樣的人當村長、村支書，很多鄉幹部提出辭職，縣長的“含金量”也大大降低了。內陸地區的很多村沒有積累只有債務，村長選出來了但一般都不願幹，願幹的一般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想收回債款的人，一種是有黑社會勢力背景的人，在這兩種人中，後一種人多被鄉領導任用。面對農村的這種情況，一些有水平、有頭腦、有能力的鄉幹部或要求調出或寧爲“鳳尾”不爲“雞頭”或紛紛下海自謀出路。四川仁壽縣最近有32名鄉幹部提出辭職，其中27人是“一把手”。而四川的某一市甚至有107名鄉幹部提出辭職。鄉村幹部和地痞流氓的結合也成爲鄉村幹部隊伍結構演化的一種趨勢。
5、私有化已成公開秘密。
農村債務的債主70％是縣鄉村幹部和幹部的親友，縣鄉幹部絕大多數和農民的關係演變成了黃世仁和楊白勞的關係。
由於鄉村欠債主的錢，鄉里村裏值錢的東西打著産權改革的旗號早就賣光了，剩下的就只有土地、泵站、學校了。由於種地不掙錢，農民都不願要地，正好債主要不到錢，也只有打土地的主意。現在在農村大片大片的土地發包給債主，30—50年不變，債主種地不交稅費，只用高利袋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債主變成了不交稅的“地主”。爲了完成上面的稅費任務，鄉村幹部便把農田的稅費強加到人頭上，農業稅變成了人頭稅。現在學校、泵站也是債主爭奪的目標。這種權力作用下的變相的私有化值得高度關注。
6、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傳染病，過去是靠政府和集體拿錢救治和消滅，現在縣鄉村無財力了。各種畜禽傳染病一經發現就必須迅速捕殺，嚴控傳播，但現在誰出錢、誰來管？在農村血吸蟲病、傳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這都是十分危險的。
7、義務教育永遠的畫餅
現在，鄉村找農民收一個錢債主就逼走一個，鄉村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少，學校對學生的收費越來越高，學生流失呈上升趨勢。你走在湖南、湖北的每一個城市，你都會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給人擦皮鞋的小孩。這樣下去，義務教育永遠是一個畫餅。
8、水利工程日趨老化。
農村已有十年沒有組織農民興修水利工程了，農民每年上繳的以資代勞資金都還了債或發了工資，國家下撥的農業工程建設資金也常常被挪用，農業抗旱澇災害的能力日趨衰退。十年後必須對原有的水利工程進行修復，預計需要幾萬個億的投入。很多人都認爲解決十幾億中國人吃飯的大難題僅是“分田單幹”——責任制的功勞，這種認識是幼稚的。水利建設和種子、肥料的技術革命是糧食增産的核心因素。從1985年開始，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在逐年減少，而産量在增長，這個事實就充分說明“分田單幹”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今後制約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將是水利。
9、縣級政權面臨危機
在內陸的縣一級，財政收入的70％以上來自農民負擔，由於農村債務的影響，縣級財政的預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實現。在監利縣已有80％的鄉村只能完成縣下達的稅費收入任務的50％，縣級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債和挪用度日。內陸許多縣級政府爲保運轉挪用社保資金、專項基金、專案專款、變賣國有資産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鄉村截留縣級財政收入，必然導致本不堪重負的工業企業雪上加霜，進一步加劇了縣域經濟的萎縮，財政進一步惡化，失業進一步上升，這樣必然會形成經濟和社會的惡性循環。
過去，縣域工業和城鎮居民的問題主要靠農村和農民輸血解決，才保證了社會穩定。現在農村和農民不僅無血可輸了，而且還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地方和群體。縣級政府實際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
縣級政府對社會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把國家比作一個人，縣級政府就是腰，腰出了問題，人就會癱瘓。
10、農村市場進一步萎縮，通貨緊縮進一步加劇
從宏觀而言，財富向少數發達地區、少數人集中，大多數地方和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化；從微觀而言，少數人又通過高利貸和權力的結合，再次集中財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絕對貧困，連最後的保障——土地也將失去。我們既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也沒有找到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在農村有絕大部分農戶的現金收入不夠繳稅費和學生的學費，有不少農民一件衣服穿幾年、幾代人。農民沒有錢消費，再好的拉動內需的措施都是錯誤的。

三、農村債務的解決辦法
巨大的農村債務是我們長期不重視“三農”問題結下的苦果，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很難，但不解決不行。
1、在全國農村開展農村債務清理整頓工作，用條例的形式規範農村債務的管理。嚴厲打擊農村債務中普遍存在的違規高息、少本多息、延時計息、無本生息、應付款生息和利滾利等違法犯罪活動。
2、用機動田、水面等農業資源償還農村債務，要公開竟賣，不許暗箱操作。但不準將農民的旱澇保收的口糧地拿去抵償農村債務。
3、准許省、市人民政府發行省債、市債，償還農村債務。
4、中央財政應向農村傾斜，農村教育和農村醫保由中央財政拿錢解決，每年不能少於1000億元。
5、重構縣鄉政府體制，把吃財政的人減少60％。把一切靠向農民收費生存而又不爲農民服務的部門全部砍掉。縣鄉政府重構決不能再走照中央政府的“葫蘿”畫地方政府的“瓢”的老路。必須廢除幹部終身制，在職就是幹部，不在職就是居民。縣鄉政府官員應由群團組織推薦，黨組織審查，人民選舉産生，接受黨和人大的監督。
6、屬於農民集資辦起來的農村“國有”基礎設施，如電力、通訊、電視、公路、大型泵站等，其産權應歸還農民，農民以産權抵押申請貸款償還債務。
農村債務決不能等閒視之，如不加以遏制，必然會導致農村大混亂和大倒退。因此，我呼籲所有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都來研究、關注、解決農村債務問題。
李昌平爲什麽失敗？——從棋盤鄉與謝安鄉的不同命運看“三農問題”的路徑選擇
西烏拉帕 (此文僅做學術理論探討。歡迎原文轉載或轉貼，但須署名西烏拉帕，並保留本人電子郵箱，以便本人與讀者保持交流暢通。)
一、背景介紹
爲方便讀者理解後文，在回答問題之前，先讓我來做一些背景介紹。
棋盤鄉，位於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3月8日，時任該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容基總理寫信，反映“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情況，朱總理等中央領導人高度重視，兩次動情批復，引發了湖北一場“聲勢浩大”的爲時1個半月的急風驟雨式的農村改革，得出了所謂的“監利經驗”。但一陣風的改革之後，農民負擔報復性地大幅反彈。從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三個月時間裏，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因拖欠稅費而被逼死。
謝安鄉，位於四川省仁壽縣，1992年11月至1993年3月，該鄉農民在新民村村民張德安帶領下，自發學習、宣傳中央的農村政策和法規，依法抵制縣政府徵收“213”國道建設攤派款，經過團結、勇敢、艱苦的持續鬥爭，最終勝利推翻了縣政府的不合理攤派，農民負擔自此大大減輕，持續10年均處於全縣最低水平；政府還撥專款21萬元爲當地群衆修建大橋一座，支援當地農民改種糧爲載果樹，主動調整産業結構，使當地農民收入得到了較大的改善。
在“三農問題”日益引起政府及學術界重視的今天，將這兩個典型案例拿來做一番比較分析，無疑具有十分寶貴的指導意義。

二、相同點
1、初衷都是爲了減輕農民負擔；
2、都有一個領頭人：李昌平，張德安；
3、都引起了省市乃至中央高層的重視。

三、不同之處：
農民負擔是否切實減輕，是衡量農村改革是否成功的首要標準。
棋盤鄉改革無疑是失敗了的，而謝安鄉則取得了相對成功。棋盤鄉改革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和報道，被稱爲“監利經驗”而大肆宣揚，而謝安鄉抵制攤派活動在國內媒體只字不發，反倒是海外媒體如VOA、BBC、香港《信報》給予了持續跟蹤報道，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棋盤鄉的改革，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一個良知未泯的鄉黨委書記的含淚上書，一個強勢總理的動情批示，一陣急風暴雨式的短促改革，演繹出的卻是一場純粹爲了應付上級檢查的改革鬧劇。“監利改革”的動力（壓力），不是來自于農民，而是來自於中央政府，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是地方政府爲了交差的應付式改革。搏弈的雙方：中央和地方政府，他們的絕大部分利益是一致的，沒有實質性的持續性的搏弈動力。中央政府需要的是：你不能做得太過火了，影響穩定；地方政府需要的不過是對中央有一個應付性的交代。這就注定了改革來去如風的短暫性，之所以要搞得“聲勢浩大”，明擺著是地方政府在做秀給中央看，地方和中央其實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而被世人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監利改革”中，廣大農民，作爲改革的預定受益人，始終沒有被發動和參與到改革中來，始終被排斥在整個改革之外，成了袖手旁觀者。這非常滑稽，也非常值得深思。監利改革似乎並不是農民要求的，而是政府主動恩賜的。農民負擔減不減、減什麽、減多少、何時減、減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說了算，農民沒有絲毫發言權。這種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蕩”式的減負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施捨性、隨意性和不可靠性。施捨者隨時可能收回對農民的恩賜。棋盤鄉的減負運動，由於並不是農民主動去爭來的，而是自上而下賞賜的，改革的目的則由“減負”異化成了“應付”。既然如此，那麽改革的結果就可以預料和理解了：改革的發起者李昌平在改革過程中日益孤立無援，一方面，他觸動了上級、下級的既得利益而被明顯孤立，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發動廣大農民群衆的力量。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當了逃兵----南下打工、輾轉去了北京寫書、做演講。丟了黨委書記這頂烏紗帽對他而言，固然是一種損失，但這種損失是有底線的，是他可以承受的，與改革失敗後監利農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個層次。他好歹還可南下打工，而被他抛棄的棋盤鄉農民，在改革“成功”後不久，即迎來了變本加利的報復性掠奪，沈重的對公負擔捲土重來，遠比改革前更甚，以致三個月時間裏，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因欠稅費而被逼死於非命。謝安鄉的情況則與棋盤鄉恰恰相反。

在面臨縣政府強行徵收不合理攤派款的高壓下，以張德安爲代表的謝安鄉農民自發團結起來，開展了歷時3個月之久的抵制運動，期間經歷了艱苦卓絕的群衆性鬥爭，甚至包括某些比較出格的過激行爲，一度被地方政府扣上了“反革命”、“暴動”的帽子。在此過程中，鄉、區、縣、市政府都持強硬的鎮壓態度。由於鎮壓不成功，迫于農民壓力，爲避免事態擴大和惡化，最終由省政府出面宣佈取消縣政府的不合理攤派行爲，該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協和農民的勝利而告終。這場風波是自下而上的。搏弈的雙方，一方是市縣鄉各級政府，另一方則是當地農民群衆。農民始終是此場風波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其中的領導人物張德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沒有任何行政職務。有意思的是，鄉黨委書記、經濟學碩士李昌平在改革中途辭官當了逃兵（根據事態的發展，他不辭職也難免被解職），而農民張德安，則始終與老百姓團結戰鬥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堅決支援和保護，直至被群衆自發高票推選爲縣人大代表（非候選人高票當選縣人大代表，這是很“反常”的。），並受到縣、市、省主要領導的多次登門拜訪。1993年2月，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原副省長）、工作組組長劉昌傑專程趕到謝安鄉召開現場大會，當著數千農民群衆宣佈：“張德安抵制不合理負擔沒有錯，（政府）保證今後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他進行追究。”謝安鄉農民的勝利還不止於此。93年事件後，謝安鄉農民負擔得到較大幅度的降低並持續10年保持全縣最低水平（人均負擔約50元/年，該縣其他鄉鎮人均負擔則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從1993年至1995年期間，國家撥專款21萬元，爲當地農民修建大橋（共安橋）一座，以安撫民心。謝安鄉農民依靠自發的團結鬥爭，爭得到了貨真價實的持久的勝利。他們成爲全縣農民羡慕的物件。李昌平辭職出走之後，先是南下廣東打工，不如意，後輾轉去了北京，當了《中國改革》、《改革內參》的記者/編輯，到各高校演講，寫《我向總理說實話》，繼續爲農民呐喊，但其中心思想則是哀求主政當局“施仁政、講良心”。他因向總理寫信呐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一舉成名，被《南方周末》評選爲“2000年度人物”。

“93年事件”之後，農民張德安繼續當縣鄉人大代表，在縣人代會上爲農民利益呐喊；帶領當地農民將糧田改種果樹，積極調整産業結構，解放了勞動力，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農民收入；規劃集中式新村，住上了磚混樓房；利用政府撥款修建起了漂亮的“共安橋”。值得注意的是，93年事件之後，張德安繼續帶領農民爲減輕負擔而鬥爭著，這樣的活動至今都沒有停止。關於政府“搞他黑材料”和準備抓捕他的風聲四處流傳，他個人至今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風險，也一直受到當地農民的支援和保護。村民們經常關切地提醒說：“張德安，你晚上一定要鎖緊大門，一有情況，你就爬到樓頂上去呐喊一聲，我們馬上就來！”一介農夫，能獲得萬千民衆如此自發的擁戴和關心，他還孤獨嗎？地方當局做夢都想將張德安這顆眼中釘肉中刺除之而後快，但由於有當地群衆的保護，使得地方當局屢次抓而不得。孤獨的李昌平中途背井離鄉，當了逃兵；張德安則深深地紮根在那片土地上，越戰越勇，任憑威脅的風聲肆虐，我自巍然不動。

做這樣的對比，並非要刻意貶低李昌平。李昌平有沒有給農民帶來實際好處，雖然值得爭議，棋盤鄉的農民最有發言權，但公正地講，他起碼用自己的方式（下跪、流淚、講良心、企求、說真話等方式），引起了社會對“三農”問題的廣泛關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我更欣賞、也更希望有更多有膽識和覺悟的農民“張德安”積極行動起來，一方面勇敢地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主動調整産業結構，增加收入，不等不靠，自尋生路。棋盤鄉改革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農民的廣泛參與。一場受益者被排斥在外的施捨性的改革，注定是短暫而要失敗的。它缺乏一種搏弈力量來監督這場改革持續、良好地進行下去。謝安鄉農民的對公負擔之所以能夠持續10年保持全縣最低水平，政府之所以願意撥21萬鉅款在偏僻的山區修建“共安橋”，完全是當地農民持續團結鬥爭而來的勝利果實，而絕對不是主政者發善心的結果，也不是謝安鄉的農民比棋盤鄉農民更會流淚、更會哀求、更會下跪。遺憾的是，李昌平這個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經濟學碩士、這個作了17年鄉黨委書記的基層政權領導人，至今依然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最後（P334頁），李昌平可憐兮兮地發出了他奴僕般的哀求：“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視農民的權利吧！珍視農民的生命吧！”“良心不能昧！任何一個昧良心者都會釘在監利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樣的乞討，謝安鄉的農民是不會贊同的，也是不需要的。棋盤鄉的農民相信已經領教了它的滋味，監利縣的4條人命已經證明了這種哀求是多麽天真和愚蠢。農民張德安在看完《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之後，明白無誤地說：

“我不贊同李昌平的做法。他既然是鄉黨委書記，爲什麽不向農民宣講黨中央的農村政策、發動農民起來依法保護自己的利益？換了我，我就會這樣做。”這個農民張德安，似乎有些天真得可愛！他居然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看來，這正是李昌平與張德安的分野之處。而這決不是偶然的。

李昌平作爲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碩士生、作了17年鄉黨委書記的國家幹部，他對農民有的只不過是同情心而已，他缺乏張德安那種對農民自身力量的自信心，李昌平潛意識中把自己定位于爲農民謀幸福的精英，自己是在爲民呐喊------是自己帶給農民幸福！總之，在李昌平眼裏，農民可憐、農民需要同情、農民無能，農民只能被動地等待自己去救去解放。李昌平沒有、也不可能象農民張德安那樣帶領群衆自發學習中央文件和有關法規，更不可能冒著坐牢甚至生命危險去與上級地方政府鬥智鬥勇、輾轉周旋。李昌平雖然有膽給總理寫信，雖然也丟得起烏紗帽，但他卻不敢發動群衆。所以，他的行爲是有明確底線的，他與那些孤立他、怨恨他的因改革而利益受損的人，其實並沒有本質利益上的衝突，說得難聽一些，他們是穿連襠褲的，至少李昌平沒有勇氣撕破這條褲子。按說，李昌平作爲鄉黨委書記，他有非常方便的渠道獲得黨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但是，現實中他卻並沒有加以貫徹，更沒有向老百姓傳達。爲什麽？在如何對待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上面，李昌平與張德安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到了李昌平手裏隨即被鎖進了抽屜，而農民張德安卻冒著種種困難和風險，自發、自費地通過各種渠道取得黨中央政策並加以認真學習和廣泛宣傳，他將中央政策視爲保護農民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按照老張的話講，中央政策是農民手中寶貴的“打狗棒”。這其中的原由，頗值得深思。一個鄉黨委書記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一個普通農民卻做到了。知識份子良知未泯的爲民請命，帶來的最終結局不是農民負擔的減輕而是加重以及4條生命的無辜消失；抗款頭子帶領農民團結起來依法鬥爭、抵制不合理負擔，帶來的卻是當地農民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在感到孤獨無援的時候，李昌平選擇了抛棄棋盤鄉農民獨自逃離改革現場的道路，但這並沒有妨礙他住進北京301醫院、著書立說、四處演講，處處受到人們英雄般的歡迎和尊敬，並高票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一時間李昌平以“敢爲農民說真話”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而聲譽鵲起，甚至被人拿來與海瑞、彭德懷等人類比。我們再來看看農民張德安，93年事件後，他依舊生活在那片貧窮而熟悉的土地上，與村民們一起，默默無聞地繼續進行著減負鬥爭和增收努力。地方當局暗中“搞他的黑材料”的傳聞甚囂塵上，鬥爭與較量至今沒有完結。10年來，只有2個知識份子對張德安和當地農民給予過蜻蜓點水般的十分有限的關注。張德安，作爲縣人大代表，除了《人大代表報》之外，他至今看不到任何報紙。只能自費訂閱《半月談》，藉以瞭解政府的農村政策。在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關注“三農”問題的時候，我斗膽將這兩個典型的案例拿來做這樣近乎嚴酷的剖析和對比，目的並不在於要貶低誰，畢竟，不管方式、渠道如何，能夠爲農民利益呐喊，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但也僅限於尊敬而已。本文的目的在於，嚴肅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們，要解決“三農”問題，路徑選擇非常重要。僅靠說真話是不夠的，僅有同情心、正義感、良心也是不夠的，即使加上自賤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還是遠遠不夠的！況且，9億農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別人的施捨而過活。要解決“三農”問題，需要的是力量。

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面對龐大的既得利益，什麽良心、正義感、下跪、乞求、流淚…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狗屁，根本不能形成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有效搏弈的力量。要改變命運，9億農民唯有靠自身的團結、勇氣、智慧去努力爭取。

作爲良知尚存的知識份子，在研究三農問題時，一定要高度重視和相信農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因爲，一切將農民的意願棄置不顧或將農民排斥在外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取得成功。
西烏拉帕 2002/4/7

NO:1051_22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4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沈城一特困大學生上演現代版“農夫與蛇”
作者:陳勇於2001年10月24日07:14:43
一個受助大學生竟然算計上資助者的錢包，甚至連資助者口挪肚攢用來資助特困學生的“節約箱”裏的錢也不放過。這幕現代版《農夫與蛇》就發生在沈城。昨日，已拿出近20萬元資助了200多名在沈就讀特困學生的“擦鞋匠”陳勇說，只有近三成的受助人還與他保持聯系，其他人在受助後已杳無音信。
　　1995年的一天，陳勇在廣播裏聽說有大學生因家境貧寒竟背著一袋鹹菜上大學後受到強烈震撼，趕到沈陽建築工程學院資助4名特困學生每人每月50元生活費。
　　去年，陳勇開辦了沈陽首家一元錢擦鞋店，他要用賺來的錢把青海、遼寧山區的失學孤兒接沈陽就讀。
　　“陳勇擦鞋店”節約箱一旁的牆上寫著：“每天節約一元錢，可以幫助一名大學生春節回家與家人團聚；每天節約兩元錢可以資助一名小學生一年的學費；如果我們每天都堅持著，那麽”
　　看著節約箱，陳勇講起了那件寒心事：河北籍的小王是沈陽某高校特困生，從他大二時起，陳勇及另一個好心人每月資助他100元，直至今年7月小王畢業。畢業後小王一直沒找到工作，陳勇又收留他在擦鞋店打工，晚上就住在店裏。就在陳勇四處幫助他聯系工作期間，陳勇突然發現每天店裏的營業額也在下降。一天，在陳勇的追問下，小王終於承認偷拿了店裏60元錢，並極誠懇地寫下“保證書”，“保證以後一分錢不拿”。陳勇原諒了他。可是就在當天晚上，小王再次“犯規”，竟將“節約箱”撬開打起扶困款的主意。這讓陳勇非常氣憤，他告訴小王：“我原來就是用這裏的錢資助你的！”
　　陳勇說，還有個受助者從大三時接受陳勇每月100元的資助，去年得了肝炎陳勇又給他拿去800元貼補，可是他今年7月畢業走時連個招呼都沒打。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
　　“我也是從困境中走出來的，我資助他人並不圖回報。”陳勇說，“資助這些特困大學生時我就告訴他們，當別人遇到困難時，你也像我這樣做，就是對我的回報。”盡管發生的一些事讓陳勇很傷心，但他表示還會一如既往地資助失學兒童和特困大學生。
卸掉農民負擔如何？
作者：韓德強
一直生活在城市，月收入不過是千把元，總覺得自己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也是城市裏的窮人。尤其是最近國家統計局宣佈，中國大多數人已經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再看看本樓周圍泊滿了富康、奧迪、桑塔納，更有被時代甩下的感覺。但最近看了一本書《黃河邊的中國》（曹錦清著，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是一本日記體著作，極有價值），才知道我絕對屬於富裕階層，至少大米白麵，頓頓有肉，衣著體面，居室溫暖。因爲在中原大省河南，肯定會被列入小康生活的農民，竟然在爲“常年可以吃上細糧”而讚美生活。
據一項農戶跟蹤抽樣調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戶比率高達89%。全國多數縣以農業爲主，取大數算，人均一畝地，年産值800元，化肥、農藥等費用占1/3弱，則人均年毛收入不到600元。一家五口人年毛收入不到3000元，去年農業稅、特産稅、鄉村統籌、各種集資攤派以及計劃生育罰款等常常高達人均200元左右，則人均年純收入將僅爲400元，不到城市下崗職工二個月最低生活保障費。如此低微的收入，能常年鹹菜就細糧，就很不錯了。國家明文規定，農民負擔不得超過5%。事實上，據曹錦清教授的調查，在農業爲主的縣，農民負擔高達30%-40%是極普遍的現象。這些錢收上來幹什麽？主要是三大用途，一是用作“村管小學、鄉管初中、縣管中學”的教育經費，二是用於縣、鄉、村三級政權日益膨脹的人員開支和辦公經費，三是搞道路、水利等公共建設以及開辦鄉鎮企業等。其中第一項約占到總開支的60%，第二項約占30%，剩下約占10%，三項合計，就將占農業産值的1/3。這就是說，5%的農民負擔遠遠不足以維持日常經費開支。國家一方面要求減輕農民負擔，一方面又要“村管小學、鄉管初中”，又要維持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行，這兩者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當然，近十幾年來縣鄉村三級政權機構和人員急劇膨脹，也是造成行政經費無法壓縮的原因。但是基層政權的機構和人員膨脹的動力卻仍然來自國家，每年要給大量的大中專畢業生和復員軍人安排工作，還要給老幹部的子女們安排工作，只好聽任機構膨脹了。
我不禁慶倖自己生活在城市。我從來不知道要從自己收入中切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來維持學校、街道居委會、海澱區、北京市乃至國家機關的行政開支。按照累進所得稅制，我每個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中只有200多元需要交稅，稅率大概是14%，即每月由學校財務處統一扣發30元左右，即教師負擔是3%。月收入800元以下則乾脆無負擔。同是共和國的公民，爲什麽城市居民可以不負擔各級政府和公共設施開支，而農民卻需要自己負擔呢？有人說農民是生産者，農業稅是生産稅。問題是，人均一畝土地實際上是農民生存的社會障礙，根本就不能用來發財致富，因此不能據以徵稅。溫鐵軍先生曾大聲質問：“有誰見過向社會保障費收稅的？”從根本上說，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服從同樣的稅收原則，享受同樣的政府服務。城市居民享有社會保障，農村居民也應該享有社會保障，城市居民享受免費行政服務，農民居民也應該享有免費行政服務。反過來，城市居民交納累進個人所得稅，農村居民也以同樣的稅率交納累進個人所得稅。
有人可能會驚慌起來，按照城市累進所得稅標準，年純收入達到9600元以上的農民才需要交稅。這樣一來，絕大多數農民都將不需要交任何稅收！那樣，廣大農業地區的行政經費、教育經費、公共設施建設經費將從何而出？答曰：從國家財政統一支出。財政沒錢怎麽辦？答曰：降低累進所得稅起征點，加高累進所得稅稅率，特別是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率，建立完全的儲蓄實名制，加大累進所得稅徵收力度，財政就有錢了。
你這不是要劫富濟貧、搞平均主義嗎？有人可能會問。不錯。問題在於，自從農村實行聯産承包制初期，城鄉差距一度縮小以來，十幾年來我們的社會經濟政策一直是劫貧濟富。從承包制到股份制，分配越來越向資産所有者和經營者集中；從深交所到上交所，股市成爲莊家輪流洗劫散戶的賭場；從房管所到房地産公司，國有地皮大量地成爲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源泉；從鄉鎮企業到春蘭、海爾，大量的企業被迫退出競爭，讓位于巨頭。所謂“藏富於民”者，實際上是把財富從國家手中轉移到極少數“富民”手中，並沒有藏到廣大“貧民”手中。劫貧濟富政策雖然有激發國民經濟活力的積極作用，但持續到今已經造成了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格局，已經再也不能成爲國民經濟的推動力了。事實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一直內需不足，投入鉅額國債仍不能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其根本原因正是由於貧富過度分化。九億農村人口中多數根本無力問津價格千元的彩電、冰箱，甚至連吃肉吃雞蛋的能力都極度缺乏，怎麽能啓動內需呢？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種社會經濟政策導向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今天應該到調整的時候了。那些認爲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平均主義者，說到底，恐怕是不想把拿（賺、搶、騙、貪）到手的錢勻出哪怕一丁點罷。
由中央財政統一支付各級政府的經費不僅是必要的、可能的，而且還可以真正精簡機構。目前農業地區鄉村兩級政權的主要任務是“催糧、派款，刮宮流産”，爲此，僅鄉派出所人數就增長了十倍許。一旦基層政權不再應徵收過重的農負而與農民處於對立之中，則所有相關人員都可以精簡。一旦卸掉農負，則現以微薄薪水就職於縣鄉村政府的大中專畢業生、復員軍人及老幹部子女就有可能樂事農桑，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勤勞致富，機構膨脹的動力就會消失。不僅如此，由於農負卸載，鄉村政權在農民中的威信就可以提高，計劃生育工作就可能容易起來。當然，對於農村中富裕的工商戶，收入達到繳納所得稅水平的，還則照章納稅。
2000年12月28日
取消糧價底限將打擊中國農民
2002年7月4日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中國可能取消由國家規定的底限糧價，如果落實，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已經蒙受慘重損失的農民，將面對另一波打擊。
官方《商業周報》報道，政府智囊團提出改革，讓私營貿易商自定價格，直接向農民購買谷類。一旦實施，這將給中國9億農民增添新壓力。
農村同城市的收入差距已經到了危險水平。去年，農村家庭的收入只增加4.2％，城市家庭收入卻增加了8.5％。
改革意味著1998年以來實施的制度將逆轉。原來的制度旨在同時幫助農民和國營谷類貿易公司，但卻失敗了。它要求國營商以超過市場的規定價格，向農民購買糧食，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消費者，讓後者承擔成本。
但是，舊制度無法完全把私營商家擠出市場，造成許多國營商家必須以較低的市場價出售糧食，以便同私營商競爭。整個國營穀類行業在2001年底累積總負債2000億人民幣。
美國之音:中國年內進行農村改革
【美國之音】(吉蘭德和夏啟文報道) 中國政府高級官員表示將在今年進行大規模農村改革，並指出降低稅率和提高農民收入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十分重要。中國官員是在河南省發生農民抗稅事件之後，做出這個呼籲的。
農民脫貧事關中國繁榮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除非中國農民脫離貧窮，否則中國就無法繁榮起來。中國13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農民，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每天還不到一美元，遠遠低於那些從20年來的經濟改革中獲益的東部沿海城市。
中國高級立法人員和部長級官員這個星期召開會議，討論農村的情況。官員們要求改善農村工作的質量和效率，並採取措施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次年會的與會者同時呼籲加速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農村的醫療和教育水準。
改革迫在眉睫
最近在河南信陽地區發生農民抗稅衝突事件，更顯示出中國進行農村改革的急迫性。由於不滿地方政府長年徵收不合理的稅目，六百多名當地農民在收稅人員強制執行的時候，推翻十了輛縣委、法院和公安的汽車，並用石塊砸壞了鄉政府的車輛。
雜稅
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執行主任李強說，農民抗稅的問題在中國十分普遍。儘管中央政府規定對農民徵稅不得超過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是地方政府利用各種管道規避或根本不執行中央的法令，使得生活困苦的農民不得不走上與政府抗爭的道路。據李強介紹，地方政府經常利用各種名義徵收苛捐雜稅，包括提留費、農藥化肥費、鎮水利、農特稅等等。他說，這些稅收的總和有的甚至高達農民年均收入的一半以上。李強說，去年在四川的都江偃地區、湖南省大豐縣以及湖北省和江西省都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四月份，江西省的農民和武警部隊發生衝突，還造成一人死亡。
對於農村地區頻頻發生動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表示，應該全面地看待這些問題。他說，中國這麼大，改革步伐也走的很快，有個別地方出現一些問題，或是有些群眾出現不滿的情緒，這並不奇怪。但是我相信各級政府部門會在改革開放的同時，認真努力的處理好這些問題....。
入世農民受害
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執行主任李強表示，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估計將會有至少900萬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政府對農民的補貼也將逐漸減少。他說，儘管外資對製造業投資的增加可以使部份農民轉移到製造部門，但是農民能不能順利渡過這個轉型期，避免發生大規模騷亂，仍將是中國面臨的一大挑戰。
加政治改革
李強指出要解決農民問題，除了採取經濟方面的措施之外，還得進行政治改革。目前村級選舉還是由黨委控制，無法真正反映農民的要求。政府必須允許農民組織農會，選出真正能夠代表農民利益的村級領導。此外，他說，由於行政組織龐大且缺乏效率，稅收多被拿來支付行政開支，因此大量精簡地方行政人員也是很十分重要的。李強認為，推廣在安徽省進行的試點計劃，以單一農業稅取代各種不同名義的雜稅，也有助於解決農民問題。
《美國之音》
英報指稱農村問題嚴重挑戰中共的未來
http://news.yam.com/cna/international/news/200203/200203072030421.html
(中央社記者歐俊麟倫敦七日專電) 英國衛報今天在一篇評論裡指稱，中共雖然已經在世界舞台上站了起來，但在它召開人大例行年會之際，大陸內部卻凸顯脆弱的一面，特別是農村的問題更將為它的未來帶來莫大的挑戰。
評論指出，一般人幾乎都同意農村因素將是關鍵性的問題。單是數字便可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它說，中國大陸目前約有九億農村居民，其中至少有一億六千萬人被歸類為」剩餘勞動力」：這便為它埋藏了不可知的不穩定變數。
它說，雖然江澤民將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列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在今年裡，單單是加入世貿便可能又為大陸農民再減少約兩千萬個工作機會。一九八０年代到九０年代中期的農村繁榮目前幾已消退。公元二０００年大陸農民的平均收入最多只增加百分之二，同一年裡都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約增加百分之七，不過，這種繁榮的分配並不均勻。
根據中國勞工部的估計，大陸必須每年創造八百萬個工作機會才足以配合新勞動力的需求。而去年裡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失業工人能夠重新找到工作。
除了城鄉差距之外，評論指出腐化問題也是大陸內部的一個挑戰。它引述經濟專家胡安鋼的估計說，一九九九年到二０００年裡，大陸內部貪污腐化所造成的代價約合它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點五。
不過，評論也指出，大陸仍有一些令人感到希望的地方，譬如中共當局現在已經能夠容忍地方上的許多工人抗議，而抗議者也可能贏得一些讓步。同時，有關外來居民的一些居住限制也正在逐步放寬。
而儘管中共內定接班人胡錦濤仍在鼓吹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官方政治教條，一些退休共黨官員卻也逐漸願意站出來講話，要求黨內民主，直選黨的領導人，或是給予人民包括組織工會，自由遷徙和選舉地方首長之類的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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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4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現代話語下的三農問題
作者：陳文龍（南京大學政治系）
三農問題已經注定要成爲中國的歷史性議題。這個讓國家總理天天頭痛的難題，已經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三農問題是與會者們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而與此同時，新浪網與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聯合舉行的“你認爲最需要關注的是哪個群體”的在線調查中，三農問題竟占到近40%的比重，遠遠超出下崗工人等其他弱勢群體。而一系列的統計數位，更是在向我們表明著三農問題的嚴峻性。2000年中國的城鄉差距比例達到2.79：1，達全世界之最；農民的收入只增長2％，比GDP增長速度少了5個百分點。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爲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麽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麽，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於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爲福柯的“人類學”的範疇之中，並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産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闢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産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爲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産權關係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産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於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於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並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産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産權，這一模糊的産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産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後，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鬆之後，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産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爲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産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爲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産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土地方面的産權問題，而是根源於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爲是繼78年之後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對於70年代末的那場土地改革，周先生認爲，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産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裏，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麽，是什麽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係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産，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於“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於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産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産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於土地方面的産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産權——財産所得，而這種財産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爲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産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産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産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産權可能是副産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爲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爲，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何清漣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爲，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爲，自建國之後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爲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於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援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於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於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爲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爲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爲，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裏處於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爲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2002）。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2002）。而在一項更爲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之後，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後，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麽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於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爲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爲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爲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爲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沈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後者“單單憑藉‘良心原則’，憑藉‘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衆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爲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於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爲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爲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爲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爲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爲，“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爲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繫，要讓這一聯繫聯繫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並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籲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爲，“作爲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爲正是“底層民衆，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並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爲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後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爲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爲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於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誌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爲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産生了，並適合於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並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爲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範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爲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産生，人才能作爲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爲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爲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爲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産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爲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後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産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並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願望。
這些種種的狀況，與今日的中國現狀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於人的價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産生的一種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改革出路，也就是儘快地推進制度變革，不斷地滿足農民的期望值，最終就是要做到相信農民、信任農民（党國英）。
我們的上述討論，都是在福柯的“人類學”視野之下進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以人爲中心的思維模式之中。這是我們的時代使然。然而，這種以人爲中心的人類學視野，只是作爲知識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相對短暫的年代”，大致只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過程。或許，哪一天，當現代的話語體系——以人爲中心——像18世紀末古典思想的基礎所經歷的那樣，我們今日所討論的所有觀點，就會像福柯所預言的那樣，“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或許，這過於杞人憂天了吧？
轉載自《中國研究》（http://www.nows.com/c）
　　湖北農民依然活不下去
那末，李昌平上書，問題解決了嗎？沒有。省黨委的「暴風驟雨」式的改革只是一陣風，在風吹起的時候，農民的負擔暫時紓緩了一下，風過後，一切恢復原狀。
今年一月廿八日，《明報》專訊轉載新華社記者去湖北省監利、漢川、浠水三縣八個鄉鎮實地採訪的報導。記者說，湖北省去年一年內因重稅逼死七名農民。其中漢川市新堰鎮陳集村農民許金雲向他申訴說，一年前他因為欠交農業稅費，不僅被派出所拘留了十五天，還被扣上手銬由持槍的士兵押上車在大會上示眾。他的七十五歲老父許生貴看了兒子被這般對待，心急如焚，多次向派出所和村委會交涉，不果，服毒自殺身亡。許金雲說，他不交稅因為家裏實在太窮，年年種田年年虧。記者訪問浠水縣散花鎮魯屋村村民沈海燈，沈說，十個農民九個欠，家庭收入除去上繳，什麼都沒有了，若不靠在外撿破爛，飯也沒得吃。記者又訪問了李昌平辭官的監利縣棋盤鄉鄉長李良貴，良貴說，一畝田糧食可賣一百元，差的只有七、八十元，如果產量達不到一千斤就要虧本，因此許多農民不願種田。村民對記者說，如今留著耕田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隊」，意指婦女（三八婦女節）、兒童（六一兒童節）、老人（九九重陽敬老），許多肥沃的土地開始成片荒蕪。
鄉鎮長直選愈快愈好　　
所以農村問題，最迫切的是要趕快扶植農村的制約力量。實行鄉鎮長直選，是最穩健而且可行的重要步驟之一。讓農民自己選出鄉鎮長，他們自然會選出代他們講話、替他們辦事的公正人士出來，使三農問題循著正當的行政途徑，開始尋求最初步和最低限度的解決。若是鄉鎮長直選不成，就要爭取成立獨立農會，由農會出面替農民保衛權益、爭取權益。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四川省遂寧市步雲鄉未得上級同意擅自選出鄉長，成為中國首次民選鄉長。因為選出的鄉長，正是中共組織部門規劃的人選，結果官方不加取締，但表明下不為例。自此之後，鄉鎮長直選問題既被擱置，又一直成為各方議論的熱門課題。有記者於去年「兩會」期間向朱鎔基提問，何時會將村幹直選提升為更高層如鄉鎮長和縣長直選，朱的答覆是愈快愈好。去年底，北京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也表示，中國鄉鎮一級政府黨委貪汙腐敗嚴重，應該放一點權給農民，讓他們選舉鄉鎮長。今年一月初，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烈也認為中國民主進程下一階段將是直選產生最基層官員鄉鎮長。但江澤民顯然懼怕鄉鎮長直選，他擔心一旦實行鄉鎮長直選，人民民主的要求會提升，進而要求縣市長直選，中國大陸便要向台灣民主看齊，因此他反對鄉鎮長直選。這是中央的阻力，希望中國各級開明人士儘量設法消除這種阻力，讓農民有初步的自主權。
湖南農民運動揭開中共血腥序幕
◎蔡詠梅
綠色毛澤東領導的二十年代湖南農運動，制造大規模赤色恐怖，斗殺地主鄉紳，引發馬日事變，國共分裂，流毒延續到文革紅衛兵！
　　由于刻意的美化與篩選，中共早期歷史、早期領導人給世人似乎只留下「拋頭顱洒熱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實為信仰視死如歸如果缺少悲天憫人的情懷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則以自殺炸彈發動恐怖活動的宗教極端份子也可以成為歌頌的對象。
　　研讀中共黨史，我發現中共早期領導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劉周朱等，確如他們所說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在信仰上狂熱極端，「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但他們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講親情友誼，雖聲稱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但卻輕視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濫殺無辜。
早期領袖都有冷血濫殺的記錄
　　中共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知識份子，但這些白面書生，如王明、毛澤東、周恩來、夏曦、關向應、陳昌浩、張國燾等竟然最后都成了殺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自幼聰穎好學，長于寫作和宣傳，曾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在《新民周報》和《救國周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但這位「救國書生」，一九三Ο年領導湘鄂西蘇區肅反，大開殺戒，用盡酷刑屠殺自己的革命同志一萬多人，許多死者都是與他出生入死的老戰友，毛澤東《蝶戀花》詞「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蘇區的領導人之一，與夏曦原是同鄉舊識革命老戰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處決，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領導人，居然是在一個批斗現場亂棍打死。
　　北京大學畢業的張國燾在紅四方面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張國燾還親自坐堂刑訊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簽，站火磚，捆綁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來才聽說她死前受過酷刑，「打得不成樣子」。但徐向前的反應也不近人情，聽說老婆被補受審查，竟是「不便打聽」，后來到了延安事過境遷才質問當事人為甚么要殺他的老婆。母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感情，但當年女紅軍女共產黨員為革命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非常普遍，并非几個孤案。
　　天津南開大學學生、留法生周恩來和上海大學學生國學修養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懲治叛徒，率領中共特工親執斧頭砍死顧順章一家老弱婦孺十几人。
　　這樣的例子絕非僅有。為甚么這些有救國救民之心的書生會如此殘忍冷血？
　　首先，在于他們終身奉獻的組織──以列寧極權主義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鮮血（紅）的顏色，要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即大流血來改造社會。如一九二七年中共決定發動秋收起義的「兩湖暴動決議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殺戮的字眼：「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殺戮反革命的軍官」，「屠殺反動官吏」等等。
　　第二，這個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一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于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
　　第三，這個黨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欺騙，可以讓無數無辜者犧牲。數十年標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殘忍，很無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資產階級溫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動參加這個黨，最后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鮮血和污穢，成為「革命的逃兵」，那些堅貞不移的共產黨人，都是一伙被訓練洗腦喪失人性、冷酷殘忍的異類，就像是所謂的「中邪」一樣。因此，以有人說共產黨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
農民難，我們也難--一個鄉鎮幹部的駐村體會
作者：冷文娟 [天府評論www.china028.com] 2001年6月13日

中國鄉村調查

□中央財經大學98稅務一班
冷文娟
今年寒假的一天，我專程拜訪了徐叔。徐叔是父親中學時的同學，今年40歲，大專畢業後他一直在中學教學，直到1990年改行當上了鄉幹部。
剛開始，他在鄉里任秘書，後來提升爲鄉宣傳委員、紀委書記；1995年，縣裏實施了撤區並鄉建鎮的改革後，他便成了鎮裏的一般幹部。
幾年來，他一直工作在農村基層，對現在的農村基層工作相當熟悉。當我向他問起近些年來鄉村工作體會時，他卻滿臉倦色他談開他2000年的駐村情況。
事難辦，人難做
2000年，他們被安排駐點在一個離縣城十多公里的行政村。這個村有兩個自然村、5個村民小組、108戶共528人。小村坐落在深山之中，交通極爲不便，也沒有村辦企業；村民大多以種養爲主，有時外出打工掙回些零花錢，人均年收入僅1400多元。徐叔獨自一人要承擔著鎮黨委政府下達給該村的農業生産、農業稅收、計劃生育、文明村建設、農業開發、各種提留上交、村民糾紛調解等多項繁重的任務。一年365天，他有300天的時間工作在鄉下；沒有節假日，更談不上雙休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奔跑在村裏農家。
他說：工作苦點累點倒也算不了什麽，難就難在如今的鄉鎮幹部事難辦，人難做！一個駐村幹部執行的是上級政府的決策，面對的卻是廣大的農民群衆——鄉村中各種各樣的矛盾就在這個交接面上的凸現出來，在雙方利益的夾擊下，鄉鎮幹部無所適從，左右爲難。
譬如村裏的計劃生育工作。爲了防止村民躲生超生現象的發生，縣鎮下文要求每名49周歲以下育齡婦女，每個季度都要到鎮裏去參加一次孕檢；若發現有漏檢者，除了給予漏檢者本人罰款以外，還要加罰駐村幹部。一些年齡偏大的中年婦女因思想觀念保守，而不好意思去參加孕檢，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婦女則因工作忙，沒有多餘的時間趕回村裏參加孕檢，徐叔只好一一登門宣傳解釋上級的有關政策，請家屬予以配合督促。儘管這樣，仍有少數村民不理解他的苦衷，把一股腦兒的怒氣都往他這個駐村的鄉鎮幹部身上撒，仿佛一切“麻煩事”都因鄉鎮幹部而起。每每這時，他總是村民的一個出氣筒，時常聽到抱怨聲，叫駡聲。
催上交，兩頭受氣
村裏的計劃生育工作和村民的各項稅費上繳，佔用了駐村幹部的大部分時間。近些近來，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對一些嚴重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人和事進行了曝光或處理，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及時維護了農民的合法權益。然而，村裏部分村民卻錯誤地認爲從此不再上交了，倘若再搞上交就是違背中央的指示，他們就可以明正言順地拒絕交納！
特別是一些法律意識淡薄的村民，往往以減輕農民負擔爲藉口，想方設法抗拒繳納各種農業稅、合理的鄉統籌、村提留等，成了不履行稅費義務的“釘子戶”。1999年，全村人均應上交34.2元，占全年人均收入的2.6％左右，按照黨中央下達的“農民負擔不超過5％”精神的指示，這樣的農民負擔應該是合理的，但村裏拖欠上交款就達30％，未交完的有10％，共拖欠公款6300元。2000年，全村人均收入上交還是34.2元，根本沒有加重農民負擔，然而村裏拖欠上交的有40％，未交完的約有16％，拖欠金額9028元！如此下去明年的上交款將會更少！這個村是這種情況，其他村的上交形勢也是如此。據縣政府2000年11月20日的統計數位顯示，這個鎮在11月20日前只完成全年稅費總任務的16.8％！鎮領導因此在全縣的財稅工作緊急會議上挨了批評，領了黃牌，若再不將局面扭轉過來，鎮裏主要的領導幹部將面臨著就地免職的處理。於是，鎮領導被迫將各駐村的鎮幹部們集中起來，組成上交工作隊，分赴各村突擊隊收繳拖欠的稅費。
一天，徐叔同7位鎮幹部，5名村幹部到某村的一個“釘子戶”家裏催收上交。上午九點半鍾，他們就趕到這戶人家中做思想動員工作，宣傳解釋有關政策法規，一直等到中午12點，這家的主人還堅持扯著各種理由不肯上交。一個鎮幹部批評他說：“你去年就沒有上交，今年若再不上交，會在村裏帶壞樣的！”而這名“釘子戶”卻振振有詞道：“中央都說了要減輕農民負擔，我們農民其實壓根兒沒有負擔，所謂的‘上交款’都是你們這般鄉鎮幹部自己向我們伸手要的！”其態度十分強硬，直到另一位鎮幹部要帶他到鎮財政所去看發票憑據，他這才肯稍稍讓步，並藉口說家裏現金不夠，待出去借些錢回來將拖欠款全交了。不多會兒，他帶回來的不是補交拖欠款的鈔票，而是四十多名摩拳擦掌的村民。他一口咬定是鎮幹部們強行要搬他家的東西，還動手打了他。不知情的村民們二話不說，便開始圍攻謾駡並毆打鎮裏的幹部。8名鎮幹部中有6位被打傷、抓傷，一村幹部趁亂外出報警，喊來當地派出所的民警，才將被圍攻的8位鎮幹部解救出來。事情發生後，主要肇事的村民被罰了700元，而受傷幹部們因治療花掉的800多元醫藥費，除去700元的罰款賠償，還剩一百多塊錢由鎮幹部自己掏了腰包。此事受到縣鎮領導的批評，說他們不注意工作方法，行爲太粗魯，以致于在村民中造成不好的影響。6名鎮幹部不僅挨了打，受了傷，賠進了醫藥費，還遭到上級的責怪，受到村民的奚落，真是兩頭受氣！
據徐叔反映，這幾年來村民抗上交，鄉鎮幹部收稅費時挨打受罵的事情，在這裏的農村是普遍現象。前年某鎮有一個也是搞上交，鎮、村幹部均遭到圍攻，縣公安局長和派出所帶著民警去現場維護秩序，結果連局長和所長等人都被打成重傷，開去的警車被砸破，帶去的手槍都被繳去兩枝。
其實，農民們的意見反映最大的是教育費附加這一項，學校每學期都要向學生們收點建校費，而鄉鎮幹部還年年向農民收附加費，且費用一年比一年高。以前的附加費每年每人3元，現在竟然漲到了每人每年二三十元！以前的鄉幹部說教育費附加只收三年，現在都已收了十年仍在繼續收，農民因此認爲很不合理，紛紛拒交，而縣裏硬逼著鄉鎮村的幹部去收，從而導致糾紛事故不斷發生。
辦實事，欠了債
徐叔說，在鄉下，村民要求駐村幹部辦的事很多，駐村幹部也想在村裏爲群衆辦一些好事實事，因爲自己是共產黨員嘛！但是想要爲村民辦成一件事，也不是那麽容易的。如今縣鎮財政非常困難，根本拿不出錢來資助，村裏想搞點什麽福利性質的事業，全憑村民勒緊褲帶，省吃儉用集資才行。
1999年冬季，徐叔根據群衆的迫切要求，經村民代表和村“兩委”幹部研究，決定每人出資10元，每戶出工日5個，整修村裏通往縣城的一段5裏長的爛泥路。最後，路是修好了，但集資款挨家挨戶地登門催收了一年多，到了2000年底還有20％沒有收上來，此外，還欠著人家拖運沙石墊路的運費一千多元。有十余戶人家甚至連應出的工日都沒有到位！2000年秋季，一自然村的群衆紛紛要求架電線通電，經村裏研究決定，人均集資20元，每戶出兩個工日幫助挖泥坑，立電線竿子，在該村辦點的縣人大工作組又贊助了一萬元錢。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電是順暢送到每家每戶了，可集資款還差800多元沒有收上來。除夕之夜，負責架電線的師傅跑到徐叔家裏討要工錢，弄得他全家人哭笑不得！
欠工資，熱情銳減
最令徐叔想不開的是，近幾年他爲了工作奔波勞累，卻連應得的工資報酬都領不完整！徐叔參加工作近30年了，如今享受著副科級他待遇，每月工資、補助加起來不過400來塊錢。他們這個縣財政窮，上級頒佈的關於增加公務員工資的政策在這裏不能得到執行。鄉鎮幹部今年拿的仍然是按照90年代中期舊工資表上列的工資標準。去年縣裏就連這舊工資都發下去了，幹部們只能拿原來工資的85％，可是，就連這85％的錢，他這三年也沒有完全領到，1998年，他拿到了10個月的工資；1999年，他只拿到半年的工資；到了2000年，他僅領到4個月的工資！那麽，未到位的工資又跑到哪兒去了呢？徐叔無奈地告訴我說：被鎮裏的領導拿去墊資交稅費了！
原來，縣裏每年都給各鄉鎮下達了稅費的徵收任務，且不顧各地的實際情況逐年遞增。對於不能按時完成任務的鄉鎮，縣裏給予其“三把手”不提拔、不調動、不評優的處罰，對排名最後的鄉鎮，“三把手”就地免職，爲了保住面子，保得位子，到年終結帳時，鄉鎮主要領導幹部只好跑銀行，信用社借貸款以交稅費，借了錢，鄉鎮政府又無錢來還，只好將債務一年年往後拖欠，拖欠的時間一長，欠款也就愈積愈多，金融部門除了三天兩頭地往鄉鎮政府跑，也拿這些窮鄉鎮沒有辦法，往後等到又一個“最後上交期限”來臨時，銀行、信用社的大門自然是不敢進了，領導們就以高息向私人借，直到從私人處也借不來一分錢時，只得拿鄉鎮幹部們的工資頂墊！你向鄉鎮領導討要工資，領導說，你沒有完成徵收任務，扣發的那些工資給抵任務交到縣裏去了，你去縣裏告狀？縣裏對鄉鎮採取的也是同樣措施！不僅徐叔所在的鎮是這樣，其他鄉鎮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個縣有約85％的鄉鎮幹部這三年都沒有領到應得的全部工資報酬，各村的“兩委”幹部這幾年也因不能完成稅費的徵收任務，每人每月僅有的20元縣財政下拔的補助費都不能領到，幾乎全部墊到各地的稅費任務之中。這樣一來，鄉鎮幹部的工作熱情銳減，村幹部的工作也大打折扣。三兩個月拖欠工資，鄉鎮幹部還能忍受過去，照常進村入戶開展工作，四五個月不能發工資，有的幹部就到村裏田頭轉一轉，吃過中飯就走人，半年沒有工資兌現了，部分鄉鎮幹部只好在家另謀出路，雖然偶爾也到村裏去走一走，但到崗不能到位。由於工資被拖欠，有的鄉鎮幹部沒錢養家糊口，只好向農民賒些豬肉、大米等生活必需物資，孩子的學費還得四處去借款，日子過得很艱難。這樣下去，便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農民各項上交一年比一年差，縣財政收入一年比一年少，鄉鎮幹部的工資拖欠時間一年比一年長。
徐叔說，國家今天出這個法，明天又頒佈那個法，上級不發工資給我們就明顯觸犯了“勞動法”。但我們又拿上級領導沒辦法——書記、鎮長也沒有領到工資，我們不好向他們討要，就是家裏窮得揭不開鍋了，你去親戚好友那借點，也不能找領導提意見——萬一惹惱了人家，讓你下崗或者“因工作需要”將你調到更偏遠的山區工作，那樣就更慘了！唉，早知如此，當初我們還不如不改行，做一名教師，雖然也清貧，但至少工資有保障啊！……其實，我早就不想幹這一行了，但一想到自己有了將近30年的工齡，再折騰兩年就可以退休了，只好再忍忍吧。如今自動辭了職，以後誰給你生活保障？……
聽了徐叔這一席長長的唉歎，我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鹹樣樣都有，我深深感到：如今當鄉鎮幹部可真不容易啊！
資料來源：新華論壇
NO:1051_24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5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從千千萬萬的種糧人死於缺糧看農民
淮生2002年5月8日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河南省的信陽，原本就是個主要産糧區的“魚米之鄉”，1958∼1960年的大饑荒中，卻有100多萬農民餓死了。中共駐這個地區的行署專員張樹藩，在文章中如此這般地描述當地饑荒的細節：
◆有個擁有23名成員的黨支部，餓死了20人；
◆有的全家餓死了；
◆有的全村餓死了；
◆饑民外出乞討的試圖，被武裝人員暴力制止；
◆農民爲求生而唯一可採用的自救渠道，也被殘暴地堵死了；
◆……
而所有這些，僅僅只是一個“魚米之鄉”的慘狀。讓我們來聽聽離信陽千里之外、爲了活命偷偷摸摸搞“大包乾”的安徽小崗村的領頭農民嚴俊昌怎麽說吧：到1960年，僅他們一個生産隊，就餓死了67人，餓死絕了6戶……怎麽辦？反正餓死是死、分田到戶殺頭坐牢也是死，就拼死冒險吧！（也就是說：農民的“生存權”，常常要用自己的“生命”來換！）
細細查看歷史就不難發現，這時的中國，餓死的幾乎百分之百是農民！
爲什麽城裏人鮮有餓死的？難道是因爲城裏人的抗餓能力較強嗎？
爲什麽親手生産糧食的人卻大批量地死於缺乏糧食？難道城裏人離開糧食最近嗎？
要知道，滋養全體中國人的兩種主要作物——無論是旱地小麥、還是長在水田的水稻——，都需要我們的農民從整地、耕耘、育苗、播種、清理雜草、灌溉、滅蟲、收穫、脫粒、揚塵、翻曬，直到裝袋……。正是農民，仰仗自己血肉之軀，從事原始的體力勞動，從春忙到秋，糧食才能開始收穫。但是，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糧食就被強行徵收、被粗暴掠奪了。農民從此喪失了對哪怕是最低份額（保命糊口）之糧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種糧食的人數以百萬、千萬計地死亡，死因是：得不到自己生産的糧食！不好理解吧？！
其實，這也沒有什麽不好理解的。在中國，稀缺資源全部牢牢地控制在的城市人的手裏。只要什麽東西稀缺了，在分配時，他們從來不會成比例地分配給農民一點像樣的額度。即使不是救命糧，在分配就業資源、高等教育資源、醫療資源、財政資金……的時候，也都是這樣。
比如說糧食吧。當它成爲了缺乏的物品時，城市人霸佔著它、掌控著它、處置著它。他們不會去餓死他們自己，而寧可去餓死那些千辛萬苦種出糧食的人。
張書藩在文章中還感慨地指出：“當時信陽並非無糧。大小糧倉都是滿滿的。餓死那麽多人，沒有一個糧倉被農民哄搶。”“我們的農民真是太好了！”
聽見沒有：當我們可憐的農民同胞整個整個地、整家整家地、整村整村地被餓死時，我們的城市權貴明明知道糧倉裏有大量的糧食，明明知道這些全是農民生産的，他們就是不肯去打開他們所控制的糧倉，濟糧于農民！這些“人上人”對於農民的死活，可以裝作不知道，事後，還要來如此“深情地”謳歌被悲慘折磨致死的農民的“本分”和“忍耐”美德。
這種畸形的分配方式，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改善。農民的苦難、悲慘沒有盡頭。請看看占了總人口80%的農民是如何地被分配資源吧！
◆就業：全中國體面、可拿退休金的公營企業的就業崗位，農民所分比例少於5%；
◆財政資金分給農民的份額：少於5%；
◆高等教育：農民少於20%；
◆醫療資源：農民少於20%；
◆可支配現金：農民少於20%；
也就是說，占中國總人口僅僅20%的城市人，享受著全國80%乃至95%以上的好處！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在今天中國，農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討、打工、賣苦力、賣血、挖礦、偷渡……
民主論壇
河南人攜死者頭顱赴京上訪
2002年5月9日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世界日報7日鄭州消息，河南省一名男子因被鄰居懷疑偷竊，不堪其辱服毒自殺。家人爲此將其屍體停放在鄰居家中，在要求賠償數年不果後，便擰下死者的頭顱到北京告狀。
　當地法院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和侮辱屍體罪，分別判處死者家人二至四年有期徒刑。
　事發於1998年5月27日，三門峽市陝縣居民段學朝回家後發現家中失竊，懷疑是鄰居段德法之子段國鋒所爲，於是數次找段國鋒，要求其歸還失物。由於無端被懷疑，性情耿直的段國鋒認爲受到奇恥大辱，當日下午，他留下遺書後飲下大量農藥，再來到段學朝家門前自殺死亡，以示清白和抗議。
　段國鋒服毒自殺後，其家人向當地派出所報案，但遲遲未見公安到場處理，段學朝亦避開他們，死者家人便把屍體擡到段學朝家中抗議。經當地政府協調，數天後，段家始將段國鋒的屍體從段學朝家擡出，暫放在一個偏僻窯洞內。
　今年3月7日，段國鋒的家人經商量，決定攜帶段國鋒的頭顱到北京告狀。當日淩晨4時，其家人到停放段國鋒屍骨的窯洞內，打開棺材，擰掉死者的頭顱，用布和塑膠袋包裹後裝入背包。當日即帶著頭顱乘上開往北京的汽車。3月8日，被北京公安查獲，並遣送回三門峽。
NO:1051_25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5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農民與農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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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by轉載(211.75.15.236)onApril19,2001at18:18:12:
　　在把農民翻譯成英文的時候，通常用“peasant”.如果說中國大多數人口還是peasant的話，那麽當代的自由主義國家已經沒有peasants，但是有farmers。farmer直譯爲農場主，指那些經營農業爲生的人。他們或者擁有自己的土地，或者租賃別人的土地，自願地從事農業生産，這些人才是現代意義上的農民。也就是說，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裏，農民是和醫生、工程師、公務員、教師等職業並列的一項可自由選擇的職業，沒有任何身份和地位的色彩。而來自古法語的peasant代表無知無識的鄉巴佬，有很強烈的貶義色彩。
　　就中國農民來說，假如有人因爲農民文化素質低而鄙視他們，那也是一種不得不承認的社會現實。但中國農民命運的悲慘並不在於他們的職業受人鄙視，而是因爲農民的標簽標記著他們低下的社會等級和卑賤的社會地位。這個標簽就是中國獨有的戶口。無論一個標記爲農民的人是否還真的從事農業生産，他都被稱作農民，不但不能享受任何福利性的醫療養老保險，並且在就業、經商、遷徙、甚至在伸冤的過程中都要受到歧視。這種人爲分割出一個社會底層等級的戶口制度來源於純正社會主義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下，中國農民其實和沙俄的集體農莊裏的農奴地位相似。那時只要你出生在農村，你就基本注定是農民，你不但沒有選擇其他職業獲得更好的生活的自由，你也沒有可以隨意經營的土地。你只能在公家的土地上被迫勞動，任何不接受這種命運的反抗只是意味著你會餓死，所以當主人下達把鍋砸掉煉成廢鐵這樣荒謬的命令時，農民唯一的做法也只能是服從。農奴的勞動除了導致饑餓和貧困不可能有別的後果。比較明智的國家領導人在八十年代實行的改革打碎了束縛農民手腳的鐵鐐。有了一定經營自主權的農民恢復了變成農奴之前的生産積極性，吃飯問題在幾年時間內基本得到解決。但是農民脖子上的枷鎖還依然存在。
　　在今天的中國，農民究竟還在遭受那些歧視和不公，其根源又是什麽呢？
　　首先，農民在就業上除了務農，其他行業基本上都受到歧視。因爲工商業和其他第三産業絕大部分都在城鎮，而要在城鎮就業大部分都有非農業戶口的限制。改革以來，戶口的限制不象以前那麽嚴厲了，但是這種種限制仍然還是把農民擋在現代文明之外的圍牆。對農民的歧視不僅是制度性的，而且是社會性的。比如農民在北京打工、經商不僅被要求隨身攜帶5種證件（每件都要交不菲的費用），而且在北京市政府大規模的驅趕外地人時，許多證件齊全的農民工被一些急於完成指標的警察撕毀證件然後強行遣返。受到如此粗暴對待的農民工沒有任何討還公道的辦法。農民工的工資沒有底線。國家頒佈的最少工資、最長勞動時間和必要工作條件的規定只對有非農業戶口的約1/5的城鎮人口有效。即便工作勞累報酬很低，農民工仍然面臨著克扣工資、意外傷亡甚至強迫爲奴等等危險。到城裏謀生的農民生活環境極其惡劣，往往多人或一家人擠在十多平米的平房裏，蚊蟲肆虐，垃圾成堆。
　　既然農民出去打工如此不易，爲什麽還不老老實實呆在家裏種地呢？原來，在家耕種所遭受的苦難只會更加嚴重。這主要體現在這麽幾方面：一是人多地少，大家都種地雖然飯能吃飽但根本解決不了貧困；二是苛捐雜稅太重，使農民辛勞一年幾無所得。三是種地勞動強度極大而收益極低。
　　第一個因素是社會性的，是毛澤東的歷史錯誤之一造成的，而後兩個因素是制度性的，也是通過改革應當能夠消除的。這個制度性的因素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爲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共產黨政府成立之初，國家的政策是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貧農，在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的情況下，農業迅速恢復，並帶動整個國家治好內戰創傷。可惜好景不長，隨後的各級共産主義運動剝奪了農民的一切，城鄉之間的柏林牆被築起，農民成了公社的農奴。改革二十年後的今天，農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種植自主權，但是土地不歸農民所有，農民仍然沒有擇業自由，所以農民的半農奴性質今天仍未改變。沒有所有權的經營權是毫無保障的。比如海南的農民眼看著稻田被縣黨委派人犁掉而被迫改種不適宜生長的甘蔗，最後不僅經濟收益極低甚至口糧都成了問題。全國各種承包的果園、農場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發包的坑農事件層出不窮。臨時性的承包使承包者不惜地力涸澤而魚，而綠化荒山等利國利民的事由於收效時間太長而無人願意投入。農民倍受苛捐雜稅的盤剝也是因爲沒有土地的所有權。農民既不能自由到城市自由擇業也沒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種公家的土地。恰如雇農租種地主的土地，農民必須因此交納租金，對於此等皇糧國稅，農民並無怨言。可是代表公家的支書X長卻以放租人的代表自居，任意加碼，吸食農民血汗。之所以說農民是半農奴性質，是因爲農民是沒有不租種公家土地的自由的。即便你全家出去打工，也要被迫按人頭租一份地，因爲將來要按人頭交各種賦稅。哪怕這地一直荒著公家的代表也再所不惜，因爲他們關心的是收錢而不是土地，更不是農民本身。
　　再沒有比中國農民所遭受的劫貧濟富的反福利政策更不公平的制度了！非農戶口的人因爲收入高於正常標準，對於高出的那一塊要交個人所得稅。假如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以下，按規定是要有困難補助的。可是農民的人均月收入也就在一二百元上下,去個別富裕地區，那些僅靠種植和少量養殖的普通農戶甚至收入比這還要少。比如在華北的農村，一個有三個半勞力的五口之家，除種糧外再養點雞鴨豬羊，按人均月收入一百元，家庭年收入爲6000元，這可是一個不小的數位。可是如此貧窮的人群卻不僅承擔著國家規定的土地稅，還要被迫交納各種名目的只收錢沒服務的費。而鄉縣一級的領導人把從農民那裏吸榨來的錢作爲利稅，同時也是政績的主要指標，上繳給更高級政府，從而自己不但有很多油水可撈，還可以借農民的血汗達到個人升遷目的。越是那些貧窮地區的領導人越是生活排場。
　　在上繳各種苛捐雜稅的同時，農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要聽天由命。哪個地區都有大量因看不起病而死亡的農民。這恐怕也是發論功號稱不花錢能治病而在農村廣泛流傳的主要原因。。農村的教師待遇極差，甚至正規一點的老師從不多的工資中拿出一小部分雇人代課，自己另謀他就。希望工程是滴水車薪，農民的子弟根本得不到必要的能改變貧窮落後的素質教育。教育款項常被挪用，至於每年國家下撥的扶貧款更是幾乎100%的變成了一些人吃喝嫖賭的資本。因爲中央政府針對貧困地區的救助基本都是針對地市縣鄉村各級政府的，這只是肥了經手的各級官員，雁過拔毛，最後到農民那裏就幾乎是零了，甚至有些鄉村幹部不甘心自己落得少反而變本加厲從農民那裏再多征點上來。
　　同樣是受剝削，農民內部交稅的不公平甚至比城鄉之間的劫貧濟富還要荒謬。農民雖然一家一戶地各自勞動、各自生活，但是交稅的基準卻是全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如甲只種地一年收入1000元，而乙靠養殖一年收入5000元。假如按各自收入的5%交稅，甲要交50元而乙要交250元。可是現在按平均收入3000的5%交，則甲和乙都應當交150元。甲因爲乙的高收入要多交100元，而乙卻因甲貧窮少交100元。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麽？富人因爲別人窮而減稅，窮人則要因爲別人富而加稅！而且，越是貧富差距大，則這種赤裸裸的劫貧濟富的程度越大！農民上繳的賦稅絕大部分是養活了縣鄉村一級的黨政幹部，而這些幹部的主要任務則是把這些賦稅從農民手裏收上來。農民假如對徵收有疑問或抗拒不交，則要面對聯防、民兵、警察的暴力懲罰。受了冤屈的農民找不到可以鳴冤的大鼓，唯一的途徑是含冤上訪。但即便是上訪，官方也有很多限制，最不合理的就是不准三人及以上的人一起上訪。而一兩個人則很容易遭到攔截、恐嚇、毆打甚至殘害。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在農民身上被剝奪殆盡。而農民要到法院起訴幹部的違法行經也幾乎注定要失敗。因爲官官相護，法院也要聽同級黨委書記的。農民含冤負重，實在沒有辦法只有一死了之。不願默默死去的就公開喝藥、爆炸自殺，以示抗爭。
　　在農民這個群體中，命運最悲慘的是農村中的婦女。農村的少女們無不懷著美好的願望，希望能學點知識，靠自己的勞動過上幸福的生活。可是對農民的種種不公和歧視卻使她們過早地承擔起生活的苦難。我在華北平原一磚窯曾看到兩個十三四歲身體剛剛有點發育的少女象機器人一樣把五六十斤以上的磚坯一趟趟地送到車裏，一天的工價是8塊錢。如果說男孩子還能到城市裏打工掙點錢的話，女孩子顯然走向城市更困難。尤其是許多女孩子從小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城市帶給她們的恐懼遠大於誘惑。是啊，城市裏的失業人口還多的受不了，一個未涉世的不識幾個字的女孩身處人生地不熟的異鄉該怎麽辦呢？許多農村出來的女孩在城市裏倍受欺淩，也有不少人論爲娼妓。但大部分女孩還是留在農村。在稱裏的同齡女孩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她們卻成爲他人之婦，承擔起煩瑣勞累的田間和家務勞動。尤其是農村的文化生活貧瘠異常，村婦們除了吃飯幹活幾乎沒有精神生活，她們眼裏的生活就等於艱辛。同時，農村的貧窮落後導致男尊女卑的陋俗還普遍存在著，許多農村婦女因爲沒生男孩、和公婆、丈夫、叔伯等發生矛盾而遭受暴力虐待。生命的意義被萎縮，加上日常矛盾的激化，很容易導致農村婦女自殺、精神失常、離家出走。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被認爲高居世界第一確實反映了當前的現實。我的母親就是一個悲劇。在改革以前的農奴時期，我的母親就在重壓下逐漸變成了只會幹粗活不懂事理的機器人。98年初母親走失，我和親朋好友四處尋找。在兩個多月的時間，找到的流落田間街頭的中老年婦女竟有三五十人，這還沒有出一個縣！在我走訪各個村莊的時候，聽到的關於婦女自殺、瘋傻、出走、拐賣、死于田野道路的事幾乎哪里都有。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越低，農村婦女的命運就越悲慘。農村婦女所遭受的苦難本質上也就是農民的苦難。
　　農民是中國人的主體，農民所遭遇的不公就是中國人本身的不公。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其實也就是農民現代化的問題。要徹底解決農民問題，從制度上消滅中國的等級和歧視現象，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以下措施應當是必要的。
　　戶口歧視一定要儘快消除，使人民有更多的創業和就業自由。許多人擔心，放開戶口會導致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是必然的，因爲現代農業根本就用不了八九億人，在城市裏集中生産和消費更高級的物質和精神産品是勢所必然。所有的後起現代化國家和地區如東南亞、臺灣、韓國以及一個世紀前的日本，無不經歷了一個農村人口迅速轉化爲城市人口的過程。這個階段儘管會使某些原來在大城市過著安逸生活的人受到一定影響，但這也是國家經濟最繁榮、發展最迅速、經濟上正在騰飛的階段。如果一面高喊“中國巨龍要騰飛，二十一世紀是華人的世紀”，一面又害怕這一階段的到來，那就純粹是葉公好龍而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大規模地進城並不會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引起全面的糧食、水電、住房等危機。因爲當城市生活代價太高時，只有那些有錢投資創業或能找到足夠高工資工作的人才會在大城市生存下來，否則去他們會去生活在成本更小的中小城鎮。城鎮人口的增加本身就給原住民帶來了更多的創業機會。正如開飯館不用擔心客人太多做不出飯一樣，市場本身就會使勞動和就業達到合適的比例分配。
　　另外，從法理上說，城市的繁榮是國家投資造成的，這裏面本身就有農民的貢獻。如果農民本身被剝奪分享這個繁榮的權利，那麽農民無異于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農奴。比如由於國家投資，北京地價飛漲，一個北京的原住民假如什麽也不會幹，他只要有一塊祖傳的地皮，就可以靠出租過上不錯的日子。而陝西的一個擁有更大地皮使用權的農民卻只能受窮。這個區別不是他們本身的勤奮與懶惰造成的，而是國家投資造成的。所以進城分享城市的繁榮是無可指責的。況且這種分享也不是要免費割給她們什麽，只不過使他們能不受歧視地創業或工作。
　　除了大面上的戶口等級限制，直接剝奪農民的則是村鄉縣的各級官僚。他們任意定下賦稅額度，然後就依靠暴力從農民那裏強行搜刮，交不起苛捐雜稅的農民被捉雞牽牛擡電視甚至拆房子。人被捉去毒打再交被捉費也是常事。現在所有的租稅沒有一樣是農民爲公益服務而自願交納的。農民被強迫交稅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土地所有權。所以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撕碎虛僞的集體經濟的面紗就是改革的當務之急。任何人不能再借集體的名義敲榨農民。除了農業專業戶按行業規定交經營稅之外，普通農民自種自吃拿多餘一點糧食換取生活必須品是不應交納任何賦稅的。要保護人權，最根本的就是人的身體自由和財産歸屬權。任何沒有法官判決或不是法警執行的從農民家裏強搶財物的行爲都應當按搶劫罪受到審判，而帶著聯防民兵強搶財物就是罪行更嚴重的聚衆搶劫，衆目睽睽之下的搶劫更爲惡劣，罪行也更嚴重。
　　如果農民的財産權得到保障，農民靠著省吃儉用多年積累，手中就會有點資本可以單戶或者合夥搞些養殖加工販運逐漸帶動一方經濟發展，至少可以使子女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江浙一帶有些農村就是因此慢慢致富。農民手中有了余錢才會購買城市生産的産品或進行文化教育消費，從而不僅農村得到發展，城鎮也因此受益。
　　從長遠來看，無論是農民還是整個國家，最根本的出路是建立保障公民平等、自由和人權的法律體系，並靠民主來鞏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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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作者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研究生楊子立,於2001年3月被中囯共產黨北京安全局逮捕.
NO:1051_26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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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51_27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2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好像還放的下，再補幾篇∼∼∼ＣＣＣ)))))

為貧困者祈禱
時寒冰
按：
貧困能夠通過祈禱而逃遁嗎？通過專政農奴而製造貧困農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能夠通過祈禱而不再專政嗎？祈禱，是自慰慰人的心理按摩術，只能起自慰慰人的作用。祈禱神靈，也許會有偶然的靈驗；祈禱以犯罪爲享受目的的專政魔鬼則不會有一丁點的靈驗，只會讓魔鬼更加肆無忌憚地、變本加厲地犯罪，因爲它們清楚地知道祈禱者都是無力反抗的跪著的弱者，已經是它們手中的橡皮泥。
只有打倒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中國主權，才能徹底剷除制度性的貧困根源！
（一）
今天是世界消除貧困日，一個沈重的節日。我爲貧困者祈禱。
我們大都曾經親身體驗或親自目睹貧困，但貧困者爲維護生命作出的努力和掙紮卻常常被我們忽略和遺忘。貧窮本身就是一曲悲歌。一曲從古至今一直在人類的良知上哀鳴不已的悲歌。
貧困，同時也是人類發展史上一道深深的疤痕。
儘管國際社會爲消除貧困作出了一些努力，但貧困問題近年來仍在繼續惡化。被聯合國列爲最不發達的國家從29個增至48個，貧困人口繼續增多，現已占全世界人口的近1/4，發展中國家近20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增加了40%，其中赤貧者逾6億，每年死於饑荒者達2000萬人……這些觸目驚心的數位清晰地表明，消除貧困依然是全球面臨的緊迫任務之一。
貧困不僅僅意味著缺乏金錢，貧困意味著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意味著不能平等地享受諸如教育等基本的權力，意味著希望不斷破滅下的淒涼與無奈，意味著別人無法理解的痛苦和悲傷……
貧困是一種深切而真實的痛。我曾經看到一張經典的照片，一隻醜陋的乾癟的猶如被風化的黑人的手，和一隻肥胖的健康的保養良好的手放在一起，這個鮮明的對比産生的巨大反差，在我心裏激起的強烈震撼至今難以忘記。我時常看到窮人，也時常看到他們爲維持簡單的生計苦心操勞的情形，也時常看到他們被一些人斥責和辱駡的情形。他們不得不爲了爭取微不足道的希望而放下自己的自尊。
我要爲貧困者祈禱，貧困者是無辜的。貧困一方面是自然造成的，一方面是人類自身造成的。或者說這是以兩種不同形式存在的貧困。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樣造人，賦予了每個人同樣平等的生命，但是，人類卻在仇恨和專制中，不斷地屠殺和奴役自己的同類，也不斷地製造出新的貧困。即便是在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依然在爲求得基本的權力而掙紮和鬥爭。
（二）
在我們莊嚴地向世界承諾某某年徹底解決溫飽問題的時候，我發現，貧困在中國依然是個大問題。在邊遠偏僻的農村，許多人還在爲生計而掙紮，甚至有人還在一種近乎原始的愚鈍裏，對現代文明的現況茫然不知。而在燈火輝煌的大城市的背後，走進霓虹燈照耀不到的陰影裏，也常常看到城市貧困者焦慮而無助的面孔。無論如何的粉飾，貧困，這塊巨大的傷疤都真實地存在著，存在在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貧窮是可怕的。在大人們爲擺脫貧困苦苦掙紮的時候，千萬不能忽略了兒童，貧困對於無辜的兒童則是一場持久的災難，貧困使他們遠離教育（這是他們將來走出困境的必要的條件），遠離社會的關愛，他們將繼續無奈地在父輩們滄桑的背影下，艱難而無望地活著，艱難而無望地延續自己的生命。
我爲貧困者祈禱。爲那些因爲貧窮而賣血，又因爲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農民祈禱，我也將爲那些因爲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的無辜的靈魂祈禱，他們的不幸記錄了我們犯下的過錯，那是人類歷史發展中洗刷不掉的恥辱。
我要爲貧困者祈禱。他們在貧困中理解了愛情和生命的珍貴，在任何時候，他們隨時都會爲自己的親人竭盡全力無私奉獻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他們使人類在推進現代文明進程中被忽略的親情得以完整地再現和完整的延續。
我還要爲那些葬身於煤海的無辜的殉難著祈禱。他們爲擺脫貧困進行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他們對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他們爲此付出的犧牲則不斷地敲打著人類被泯滅的良知，也不斷地敲打著那些試圖掩蓋真相逃避懲罰的罪惡的心靈……
今天，是世界消除貧困日，一個沈重的節日，願我們每個人都關注底層的生存狀態，喚醒起社會的良知、公正、同情與仁愛。他們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他們的不幸就是我們的不幸。
今天，是世界消除貧困日，一個沈重的節日，我爲貧困者祈禱。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28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23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他們因何賣血？——反思上蔡縣農民感染艾滋病的根源
時寒冰
按：
讀了本文，你就不能不爲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農奴所罹的人禍流淚，同時爲有時寒冰這樣的青天記者而稍慰。毫無疑問，時寒冰是極有良心和正義感的記者，是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最需要的青天。這是因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政轄區內，除了象時寒冰這樣的記者能當青天外，再也找不到第二類人了。因爲，只有記者擁有調查苦難和冤案的特權和報道捅天的特權，而專政權人最怕的便是新聞輿論：聯繫專政法律和政策的輿論，既引發道德法庭的嚴肅審理，又會引發直至中央的各級專政權人使用他們一貫使用的曹操借頭法。因而我沒有理由指責該文使用歌頌黨中央之類的辭彙。
爲什麽鄭玉江能夠長期稱霸楊集鎮？僅僅是他擁有稱霸的膽量？或者他的稱霸手段高超？不，專政制度也。是專政制度革掉了人民的新聞輿論權利，使人民失去了譴責一切違法離德的武器；是專政制度堅決保護著專政集團的專政特權、腐敗特權和官官相護等等特權，使得苦難深重的農奴狀告無門、“信訪”無門，使得專政法律也無所作爲、愛莫能助；反過來又讓有責任救濟苦難、處理冤案的專政權人獲得“不知道”的藉口以推脫罪惡。
要知道，鄭玉江無處不在，只是各地各級的鄭玉江的霸天膽量、霸天手段不同而已。其中，最大的霸天是中囯共產黨，級別最高的霸天是江核心，真正的霸天則是無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政制度！
作爲曾經的農奴、曾經的律師在此呼籲：所有存有良心的記者們，請你們鼓起青天的膽量，發揮青天的智慧，將無冕皇帝的特權轉成青天的特權，時刻將良心貼近農奴和律師的胸膛，將話筒伸向農奴和律師的嘴唇，將筆尖貼近農奴和律師的脈膊，譜寫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的青天文化，爲減輕農奴、所有案件的受害人、所有冤案的當事人的苦難，勇捅黑天，開闢青天！似此，你們將是功德無量的當代盤古！
最新消息：上蔡縣楊集鎮無惡不作的鎮霸──黨委書記鄭玉江，不但沒有受到刑法的刑罰，反而因爲霸天有功，雖在當地無法立足，卻官遷隔壁縣的副縣長。而同樣無惡不作的鎮霸鄭玉江的上司，即縣霸之一的縣長孟昆，也因爲同樣的原因而官遷隔壁周口市任地級市副市長！
稀奇嗎？不，一點也不稀奇，類似鄭玉江、孟昆等罪惡累累的罪犯升官故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黑天黑地裏，何處不在一遍遍地重演重播？
究竟是什麽原因令犯有霸天巨罪的罪犯不受刑罰，反而升官加爵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幹什麽去了呢？
原來，中囯共產黨才是真正的神州巨霸，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才是真正的神州天霸制度；正是在這樣的霸天制度下，才有鄭玉江、孟昆的霸天市場；正是這樣的霸天市場，才構成鄭玉江、孟昆們賴以生存發展壯大的專政集團──中國共産黨；正是這樣的專政集團，包括農奴在內的人民才時時刻刻飽受霸天罪犯殘酷的犯罪性奴役和盤剝，神州才蛻變成處處有冤無處伸訴的地獄；正是這樣的霸天制度，才使應該成爲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墜落爲良心喪盡的專政魔爪；正是這樣的霸天制度，霸天集團自立的法律才對人民袖手旁觀或愛莫能助，才成爲霸天權人爲所欲爲的工具、詐騙的騙具、斂財的魔具、開發銀行的金鑰匙；正是這樣的霸天制度，才使良心記者和編輯成爲社會瀕危人士，才使社會瀕危人士的新聞報道成爲微弱的聲音、稍縱即逝的呐喊。
只有打倒中華人民共和國霸天制度，包括農奴在內的人民才有重見天日的希望！
呂柏林追加於2002年3月23日
一　前言
幾天前，我看到了高耀潔醫生（Jonathan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獲得者）寫的幾篇文章，我很感動，也很難過。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檢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賣血者，發現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６０％……在我們的地區，已經有許多人死於艾滋病，並留下許多孤兒。我特別希望人們關注中國河南省艾滋病孤兒的情況。遺憾的是，許多地方官員依然想掩蓋艾滋病流行的情況，特別是血液傳染艾滋病的情況，害怕承擔責任。”——高耀潔《打破“艾滋病長城”裏的沈默》
在此之前，我已經看到不少有關河南省上蔡縣一些村子大面積感染艾滋病情況的報道。他們感染艾滋病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賣血”，這絕不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商品出售，當體內流淌的鮮血被作爲普通商品出賣的時候，當他們用這種危險而無奈的交換得到維持生命的鈔票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他們因何賣血？
如果他們生存的權力得到保障，如果他們生存的權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遭受歧視），如果他們面臨的負擔不是過分的沈重，如果他們在賣血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他們——那些可憐而無辜的淳樸的農民，那些與我們有著同樣肌體的農民，那些血脈裏流淌著同樣鮮血的農民，那些與我們一樣向往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們會選擇賣血的方式嗎？
我要講出他們走上這條路的一些根源，作爲一個平等的生命，他們有權力活下去。掩蓋真相是錯誤的，那是對人類良知的背叛和褻瀆。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有義務探究他們遭受艾滋病折磨的根源，告慰死者的靈魂，幫助還在病魔中掙紮的生命。
艾滋病在上蔡縣的傳播和泛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當地政府絕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艾滋病在上蔡縣傳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地農民賣血，當地農民賣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員強加給他們的過重的負擔。我寫作此文，不是要發泄不滿，而是祈求政府能夠檢討自己的行爲，重視艾滋病的嚴重程度，儘快的採取措施，防止艾滋病的進一步蔓延和擴散。我們不能再掩蓋下去了！上天會有多少時間給那些可憐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寬容原諒我們因對生命的蔑視犯下的罪行呢？

二　一次終生難忘的採訪
1999年4月，我看到北京《經濟消息報》刊登的由該報記者李淩寫的一篇報道《誰敢上訪告狀——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鎮壓”》，文章寫道：
因爲農民要求村務公開，賬目公開，給群衆一個明白，給幹部一個清白，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黨委書記帶領300多人以“計劃生育”之名來到該鎮中街村，對上訪群衆進行圍抄，群衆中誰問情況誰挨打，有20餘人被打傷，100名男女群衆被關進了黨委大院。……
998年8月份，圍繞鄺天堂、鄺付軍的經濟問題，黨委書記鄭玉江再次帶領100多人，以計劃生育之名，將中街村的80多名上訪群衆抓走，並搶走物資1000多件，價值6萬餘元。後以每人交500元錢釋放。……
1998年11月24日淩晨4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既不向群衆說明情況，也不說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問者便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萬元。
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對於它的真實性我有些懷疑，一個鎮黨委書記怎敢如此倡狂地蔑視法律，又怎敢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付自己的臣民呢！文中鎮黨委書記帶領300人“圍剿”村子裏的老百姓時的情景，讓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邪惡的日本鬼子進村的感覺。
1999年5月到6月間，當我親自趕到上蔡縣楊集鎮調查以後，才發現那位元記者僅僅寫出了很少的一部分事實。當地老百姓對鎮黨委書記的恐懼是如此的強烈，他們對鎮裏“圍剿”（當地叫“兌現”或“圍抄”，其實就是抄家）的恐懼是如此的強烈！
我無論如何想不到，在上蔡縣楊集鎮，抄家竟是如此的“平常”，有的家庭爲了不使自己家裏的糧食被鎮黨委以“計劃生育”或別的其他理由搶走，偷偷把糧食埋到地窖裏。一位年過70的老人，不讓抄她的家，鎮幹部就拎起老太太的雙腿在地上拉……
該鎮黨委書記還在鎮政府大院裏空出幾間房子，專門拘禁群衆（一手交錢一手放人），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面，有時候關押的人太多，就把男女同關一室，大小便也只能當著其他人的面就地而爲，屋內臭氣熏天，幾令人窒息，如此待遇，連監獄裏的犯人都不如！
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當他們被剝奪以後，他們該怎樣去做呢？他們又能怎樣去做呢？有的家庭不堪重負，舉家外逃。走不了的呢？農民走投無路的時候，也許賣血是惟一的生存之計了。有些地方官員欺詐掠奪百姓的行爲，與喝老百姓的血又有什麽區別？
楊集鎮是上蔡縣這個著名的貧困縣裏面經濟實力最強，最富裕的一個鎮，其他的鄉鎮遠比不上它，所以，楊集鎮老百姓賣血的人數要遠遠低於該縣其他地方的農民。上蔡縣艾滋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經濟比較落後的地方，儘管，他們用鮮血換來了一時的“富足”，但他們不得不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掙的是死神手裏的錢！
在我回來後，給報社的一位領導寫了幾份有關當地農民生存狀況的調查報告（都沒能發表），由於電腦硬碟損壞，我現在僅存一份，原文（此文寫於1999年5月15日，爲保持原貌，未作任何刪改）如下：

三　他們要把百姓逼到何處去
當善良的村民們無助的跪在我的面前時，當他們用淚水模糊的眼睛注視著我時，當他們用充滿恐懼的語調乞求我的幫助時，我沒有落淚。可是，當我瞭解到他們在苦難和屈辱中，依然保持著對黨、對人民政府無限的信任時（那是他們全部的寄託和希望），我忍不住掉淚了，爲我們黨的偉大，也爲他們感情的真摯和淳樸。
——採訪手記
在河南省，上訪告狀人數較多的是上蔡縣，在上蔡縣，上訪告狀人數較多的是楊集鎮。而楊集鎮所有的狀紙裏，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角——黨委書記兼鎮長鄭玉江。
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公然違背黨章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剝奪村民的選舉權；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可以集中300多人，對村莊逐戶兌現（即抄家），搜刮錢財之巨，手段之殘忍，觸目驚心；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浮誇之風盛行，人均不足800元的年純收入吹到2000多元還不罷休；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亂攤派、亂收費專案之多，範圍之廣，農民負擔之重，達到了極限；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幹部們有恃無恐，貪汙嚴重、作風惡劣、每一個村的吃喝費用都在10萬元以上；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腐化墮落，脫衣舞竟然可以公開表演；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弄虛作假，騙取榮譽，十分普遍……
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只要你能替當地的農民繳納各種攤派和費用，他們願意無償的把土地交給你使用，甚至連化肥都替你買了；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任何與鄭玉江的土政策相違背或者不能按時按量繳納各項費用的行爲，都會受到嚴厲的打擊，直至抄家和繩之以“法”。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
（一）高提留，農民苦不堪言。
楊集鎮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畝左右，豐年人均年收入才不過400—500元，提留款卻成倍增加。從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糧食徵購從1989年的幾十斤（賣糧給錢），到1998年的200多斤（賣糧不再給錢），農民連續九年沒得到一分錢，當地政府爲了“安全”，甚至連白條也不給農民打，公然違抗國家政策。
1998年，由於自然災害，楊集鎮小麥減産，每畝平均産量只有300多斤，秋季更是欠收。黨和政府關心災區，決定減免30%的公糧。但楊集鎮是鄭玉江的天下，他們執行的是鄭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減反增，農民把打的糧食全部上交還不夠。並且，鄭玉江的楊集鎮以糧食質量差爲由，讓農民交陳麥（往年的麥子）或現金，限期交付，否則加罰兌現（兌現即抄家，是一種比較文明的說法）。
另外，農民交糧時，鄭玉江的楊集鎮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給農民計算。而農民交現金時，楊集鎮卻以高價給他們計算，1998年，農民按每斤0.62元向當地政府交錢，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這樣，吃虧的總是農民。
（二）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農民負擔沈重
鄭玉江的楊集鎮政府，巧立名目，生財有道。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專案之多，農民負擔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須向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交納500——1000元的打工費。即使外出撿破爛，也必須繳納500元的費用。鎮政府還在路上攔截回鄉的打工人員，一旦發現，所帶錢財盡數沒收。當裏灣村劉某打工回鄉時，做夢也想不到一場厄運正等待這他，其1800元的血汗錢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居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交納量地費。國家提出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動，楊集鎮政府不是認真執行，而是公然對抗國家政策，他們想出了新的亂收費的藉口，每個人都必須繳納量地費，鄺馬村、中街村每個人繳納45元後，土地至今未分，國家政策成爲一張空文。別村的情況大致相同。
3.機動三輪車要交錢。農民購買的農用機動三輪車，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須向鎮政府繳納380元辦理執照，否則，抓住一次罰款100多元（若不要票據可以降低罰款金額），農民有車不敢用。
4.國家的土地政策也成了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的掙錢工具。只要你動一點土，哪怕是用來攢糞，也要罰你上百元乃至上千元。後常村的常功，由於蓋房子拉了一些土，鎮政府罰其5000元，常拿不出這麽多的錢，鄭玉江的楊集鎮政府就把他借用的機動車沒收，常某痛哭流涕，哭天不應。
5.自己建房子要交錢，幫別人建房子要交錢，住房子也要交錢。自己建房子要交錢，一間房子幾十元（一般50元）不等，一處房子需要幾百元；幫別人建房子要交錢，這時交的是稅。住房子也要交錢，每處房子面積以2分5爲基數，以內的一平方0.30元，超出部分按一平方2元計算。
6.稅收更是鄭玉江楊集鎮政府搜刮錢財的合法工具。每年，鎮政府分給各村數萬元的“任務”（超出部分可以留用），以查偷漏稅爲名，強行攤派給農民，村幹部爲了超額完成任務（即能得到錢財，又能討得鄭玉江的歡心）積極與鄭玉江楊集鎮政府密切配合，變本加厲、不擇手段的掠取錢糧。
7.對於鄭玉江楊集鎮政府來說，植樹造林也有錢可賺。鎮政府每年把從外地購進的劣質樹種，以遠遠高出市場的價格強行分給農民，據說鄭玉江楊集鎮政府爲了提高數種的死亡率，保證這種方法掙錢的延續和持久，用鹽水浸泡可能成活的樹苗，連我自己都無法相信曾是某村主任的那位農民的這種說法。可憐的農民無論如何精心和勤奮，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棵棵樹苗徹底的死去，也只能無可奈何的等待支付下一年的樹苗錢。今年，前常村的農民，栽種自己培育的樹苗，幾乎全部成活！
8.鄭玉江的楊集鎮政府，電費高得嚇人。高藥村、大張村、後常村最高時每度電1元5角，裏灣村、前常村、後常村、鄺馬村、中街村、大張村、大正營村等，每度電1元2角至3角，最近一次電費都是按每度電1元1角算的。鎮上的電費最低，也在1元左右。基本上，每個村每月都加一度的損耗。電錶每年須由鎮電管站校對一次，每次鎮裏收取10元的費用。今年，鎮政府決定改造電路，向每戶收取300元的費用，由於農民們幾經掠奪，生活緊張，看來，這個計劃的實施面臨較大困難。
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所有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專案，幾乎都不給任何票據，有的專案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興許是專案太多，起名字太費事；也可能是錢要的太急，顧不上了。反正，老百姓沒有證據。

（三）勞民傷財，大搞形式主義
楊集鎮黨委書記鄭玉江盲目地大搞形式主義，以這些勞民傷財、徒勞無益的所謂大膽嘗試堆積自己的政績。
1996年秋季，鄭書記命令把即將成熟的莊稼毀掉，調動萬餘農民，修環鄉路，建蔬菜大棚，路壞了，大棚塌了，幾百萬元沒了，農民更苦了，他們要在以後的日子裏承擔鄭書記的失誤，他們不得不背負起這些損失。僅蔬菜大棚一項，從建立之初算起，全鄉每人平均分攤200多元。
建蔬菜大棚時，場面壯觀得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每個村裏的每一個組都必須建一個。每個村裏的每一個人都像蜜蜂一樣忙碌得不可開交。每個村裏的每一個人都被一些恐怖的希望環繞著。果然，厄運來了。
修環鄉路，農民花了很多錢，不久，路壞了，有關幹部因爲經濟問題被追究，神通廣大的鄭玉江卻沒事；建蔬菜大棚，農民又花了很多錢，不久，大棚塌了，經濟損失慘重，老百姓的心沈甸甸的。蔬菜大棚的事，由於牽連到“上面”的人，乾脆就沒人過問。

（四）農民的民主權力被剝奪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佈以後，依照中央和省裏的有關指示，各地都認真實行了民主選舉，但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卻是一個例外。
我在該鎮裏灣村、前常村、後常村、鄺馬村、中街村、大張村等處採訪時瞭解到，農民根本就沒有行使到選舉的權力，農民們說沒有一個村委會主任是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因爲他們連選票的樣子都沒看到。鎮政府官員則否定了這種說法。於是，我二次前往楊集鎮，才知道，有人的確見過鎮裏的人抱著選票箱經過村裏，遇見人便讓填寫一下，這就是鎮裏所說的選舉！在楊集鎮，鄭書記的權威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幹部的任免決不會因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佈而受影響。

（五）浮誇之風極其嚴重
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卻把它給改變了。有錢的買著生，有權的隨便生，無權無錢的不准生——這是鄭書記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以錢爲中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鄭玉江楊集鎮政府的收入水平。
由於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把罰款作爲目的而不是手段，把計劃生育作爲掙錢的工具而不是基本國策來抓，所以，該鎮的計劃生育工作問題極其嚴重，生3胎以上的夫婦占80%還多，幹部的家庭更爲突出。每次計劃生育檢查團來鎮以前，各村緊急通知，每戶只准一個孩子在家，小孩子的衣物必須藏起來，嚴禁小孩子在外面跑，嚴禁群衆講實話。甚至提前給各家發放假戶口本，檢查的走後，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再把假戶口本收回。楊集鎮的計劃生育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上級嘉獎。
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對外稱，楊集鎮農民已達小康，人均年純收入2000多元。我經過多方考查，發現這種說法具有很明顯的欺騙性。吹牛的可以不交稅，但楊集鎮的老百姓可遭了殃，他們爲鄭書記吹出來的數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楊集鎮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僅1畝左右。林、牧、漁和工業都不發達，這方面的收入很有限。即便是楊集鎮最有名的鍋廠也已拍賣給個人，哪里來的工業大發展呢？
我們再來看看楊集鎮的農業，楊集鎮人均耕地僅1畝左右，這一畝地的産量大約七、八百斤。這一畝地的成本（以夏季爲准）計算如下：
犁地：1畝25元除草劑：1畝4.5元
種子：1畝36元打藥：1畝6元（約2次12元）
拌種：1畝2元化肥：1畝碳氨26元磷肥1畝18元
播種：1畝5元收割：1畝7元
澆水：1小時10元（約2次20元）打麥1小時20元
總計：25+36+2+5+20+4.5+12+26+18+7+20=175.5（元）
此外還要交納100多元的提留款和250斤左右的公糧（此公糧數遠遠大於國家規定的標准），另外，還有各種攤派和各項罰款，農民保本都困難。如此看來，楊集鎮人均年純收入2000多元從何而來？牛吹的多了，可能被誤認爲事實，可怕的是連鄭書記本人也相信了自己說的都是真的。於是，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以此作爲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的依據，嚴重損害了群衆的利益。

（六）貪汙腐敗，魚肉鄉裏
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幹部吃喝、貪汙問題極其嚴重。老百姓要去告狀，鄭書記說，你敢！1997年底，中街村7名上訪群衆被抓，後在河南省公安廳的責令下釋放。
鄭書記吃，鎮幹部們吃，村幹部也吃，後來，連村組長簽字也可以吃了，鄭書記的作風民主得無可挑剔。每個村的吃喝費用都在10萬元以上。所好的是，鄭書記懂的是法律，反正用的都是不入賬的錢，誰也查不出來。可是，各村的欠賬都在增加，老百姓的不滿也在增加。鄭書記不怕。許多村的許多老百姓都去上級告狀，鄭書記有的是對付手段。
幹部們的貪汙問題是最激起民憤的問題。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幾乎都不給任何票據，但這並不意味著貪汙問題無據可查。僅以中街村爲例，該村連續8年的提留未入賬一分，總價值180餘萬元。錢哪里去了？中街村的老百姓試圖得到一個說法，卻遭來無端的報複，人被抓、家被抄。裏灣村幹部，把多收的糧食放到學校的大教室裏，不少糧食腐爛了，村幹部們就把剩下的尚能吃的給賣掉了。鄭書記，沒有留下太多的貪汙證據，卻留下許多疑問：亂攤派的錢哪兒去了？亂收費的錢哪兒去了？亂罰款的錢哪兒去了？開發區賣地的錢哪兒去了，糧食差價哪兒去了？兌現（即抄家）侵吞的物品、錢糧哪兒去了？農民購買國庫券的錢，年年被扣除，可誰也見不到國庫券，國庫券哪兒去了？……

（七）瘋狂欺壓、打擊、虐待百姓
鄭書記的話幾乎是楊集鎮的新法律。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幹部們可以隨意入戶抄家，搶掠錢糧財物。楊集鎮的24個村，每個村都沒有逃脫抄家的命運。大張村、小付營村、常營村、裏灣村、中街村、中呂村、付劉村、前橋村、前李村、東北莊村、馬橋村、謝莊村抄家都在兩次或兩次以上。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産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經濟消息報》的報道描寫了那個浩大的場面：
“1998年11月24日淩晨4時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既不向群衆說明情況，也不說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問者便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萬元。”當然，搶走東西和罰款都不會給收據的。
被打的人中，有老人、有婦女和兒童，還有殘疾人。中街村11組鄺留才的母親已年過70，她不讓抄她的家，鎮幹部就拎起老太太的雙腿在地上拉。上訪農民鄺獻兩個十七、八歲的女兒，正在睡覺，鎮幹部破門而入，站在二女旁邊逼她們起床，二女不從，鎮幹部上前拉被子，二女的母親出來勸阻，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也遭毒打。大張村的鄺天倫，是一個老會計，他曾經參與查中街村的賬，1999年4月16日夜，3個蒙面人突然闖入，卡住鄺天倫的脖子，並往鄺的雙手上沫毒藥，鄺保存的查帳證據被搶走。這樣的事情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隨處可見，舉不勝舉。
鄭書記在楊集鎮政府大院裏空出幾間房子，專門拘禁群衆，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面。尤其令人髮指的是，小孩子吃奶只能由窗口喂，小孩子在外面，“女犯人”在裏面，“女犯人”把奶頭拖出來，讓在外面的小孩子吃奶，外面有沒有人都不得不這樣做。他們竟用如此喪心病狂的手段對待群衆！
在這種高壓之下，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膽、痛苦不堪。不少村民家裏連糧食都不敢放。常營村一婦女被打後含恨自殺。包括王守挺的幾個兒子在內的裏灣村十幾戶農民，因懼怕打擊報復，被迫背井離鄉，到別的地方。我瞭解到，幾乎每個村都有人離家出走，每個村都有10%左右的土地無人耕種或無人願意耕種。記者在中街村看到一些荒蕪的土地長滿了雜草，草長得很旺，與此同時，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公佈的人均年純收入也在增長，楊集鎮老百姓的恐懼也在增長。
村民們至今仍在上訪，有些村的上訪群衆還沒有回來，他們在等待……（寫於1999年5月14日——199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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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2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四　我寫《喪盡天良者，天必誅之！》
上蔡縣地方政府對農民的亂攤派亂收費的錯誤做法，也引起了中央一些媒體的關注。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社《資訊導刊》刊登了一篇題爲《毀田挖沙爲和屢禁不止》的報道，講述了上蔡縣一些地方的耕地遭到毀滅性破壞的原因。文中寫到：
“沈重的負擔是這場毀地大行動的直接的原因。這裏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的現象十分嚴重。以東岸鄉爲例，農民交公糧和提留的數額逐年增加，當地政府爲了‘安全’，不‘授人以柄’，甚至連白條也不給農民打。國家三令五申，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當地政府卻置若罔聞。向農民收取的各項費用的使用情況，缺乏足夠的透明度。比如在東岸鄉，沒有任何一個村實行村務公開制度，使得一些幹部有機可趁。”
“超生引起的惡性循環。超生就變窮，窮了就毀地挖沙。然而，當地政府是如何對待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的呢？以東岸鄉爲例，生兩個或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占到95%以上，根據東岸鄉政府的規定，生兩胎的罰款7年，生三胎的罰款14年，計劃生育罰款成爲東岸鄉政府穩定、持久的收入來源之一……國家有計劃生育國策，而東岸鄉也有自己的‘基本國策’：有錢的買著生，有權的隨便生，無權無錢的偷著生。”
“准生證可以買賣是當地一個公開的秘密，每個准生證售價1000-5000元不等。由於計劃生育罰款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也爲一些官員貪汙揮霍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當地政府對人口急劇膨脹表現出來的麻木不仁令人震驚。人口急劇膨脹導致的最直接後果是人均土地面積的逐年減少和住宅需求的不斷擴大，有的家庭已把住房建到可耕地上，政府得到的唯一好處是又可以收取一些土地佔用費。”
今年4月底，我在火車站偶然遇到幾位回家收麥子的上蔡縣的農民，他們給我講了當地政府在活人身上想盡收刮錢財的辦法之後，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主意，掙死人的錢的事情。我一開始以爲他們對國家的殯葬改革不理解，就給他們講國家殯葬改革的意義。等我聽明白後，才發現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錯的是我。
上蔡縣當地政府，再次借用國家的政策，幹敲詐勒索百姓的勾當。後來，我根據自己多方調查瞭解，掌握的情況，寫下了《喪盡天良者，天必誅之！》一文，原文如下：
母親的棺木被親生兒子從地裏挖出來，母親的屍體被幹部們澆上汽油焚燒，親生兒子敢怒而不敢言在一旁默默地流淚。而後，幹部們從剛剛被焚燒母親的兒子手裏要過罰款……
這不是記錄德國或日本法西斯暴行的電影，而是發生在河南省上蔡縣的真實的一幕。法西斯的暴行是針對活人的，連死人也不放過則是河南省上蔡縣地方官員的新創舉，這比起有歷史記載的滅絕人性禽獸不如的暴行更加的駭人聽聞！
河南省上蔡縣的地方官員用盡了所有能冠冕堂皇收刮民脂民膏的方法以後，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注意。這當然又要有新的藉口。藉口就是國家倡導的殯葬改革，這項原本利國利民的政策與以往的同樣的利國利民的政策一樣，在上蔡縣又被歪曲了。
與上蔡縣縣委縣政府或縣委縣政府的某些領導有著密切關係的全縣惟一的火葬場建立了，在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的農民沒有搞懂殯葬改革的真實含義以前，一張由各級政府和各級政府領導的親戚組成的收刮錢財的大網就拉開了。
根據規定，家裏死人，必須火化，火化要去火葬場，去火葬場要租專車，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送一次200元錢左右。到火葬場，火化一個人600多元，如果要骨灰盒是700多元。這樣下來，家裏如果不幸死了一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一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政府公佈的數位要大於這個數位）。
殯葬改革的目的是爲了防止死人與活人爭地，更加有效地保護耕地。但是，政策到了上蔡縣，就大變樣了。人只要火化了，讓火葬場賺了錢，回來後，隨便你埋到耕地，隨便你佔用耕地。政府絕不會管你。
家庭貧窮的人就開始想法偷偷地埋掉死去的親人。這讓火葬場遺漏了部分收入，政府當然不會坐視不管。於是，地方政府和公檢法等部門被動用了，甚至一些地痞流氓也被動用了，他們四處布下耳目，發現偷偷把死人埋掉的，要命令你扒出屍體，要命令你澆上汽油，要命令你點燃起自己親人的屍體……事情做到這裏還不罷休，還要罰你錢，當然是重罰，要數倍於火葬的費用，否則，就抓起來。死了親人仿佛罪犯一般的對待，如此暴行，蒼天有眼，何以忍之！
有的家庭死了親人，不敢聲張，不敢哭泣，無論你多麽的悲痛，你都要強忍著。而且，埋人要等到後半夜，要找非常親近非常可靠的親屬幫忙，一防告密（告密者有提成），二防連累他人（參與的人同樣受罰）。死者的親屬先是到地裏，偷偷地挖坑，再悄悄地把屍體運出村子，這些環節，有一個疏漏，就可能被發現。而且，埋完人以後，要把埋過人的新土蓋上草之類的，總之，要做到萬無一失。
但畢竟是家裏一個親人突然不見了，有的隱瞞不住了，就有“上面”來人，文章開頭記錄的那一幕就要出現了。
我想，那個兒子，面對被焚燒的親生母親的屍體，他心裏該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對於母親，那是怎樣的一種侮辱，難道這群吃人的畜牲不是人母所生！
上蔡縣地方官員的殘暴出乎善良人的想象，因爲這些暴行超出了人類即便是淪喪了的道德的人也很難達到的極限。有的家庭，死亡了親人，就悄悄用塑膠布或草席卷起來，偷偷埋掉。有的家庭，把死的人埋到自己的院子，這是不佔用耕地的，但同樣不行。因爲，政府沒有了收入，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我聽說，一個家庭的親人，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了扒出屍體焚燒，把桃園也燒了，因爲誰讓你家的桃園允許埋葬死人的。這是怎樣的強盜邏輯！
在上蔡縣，許多年老的人，許多重病的人，又多了一項擔憂，他們滄桑苦難的經歷裏面又加上了沈重的壓力，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寫於2001年5月3日星期四）
《喪盡天良者，天必誅之！》發表以後，一些人不瞭解我寫作此文的背景，認爲我是出於對國家殯葬改革的不理解，在網上發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他們都是好意，任何善良的人，如果不經過親自調查，都很難想象和理解在上蔡縣發生的那些駭人聽聞的情況，就像他們很難理解中國境內的一個貧困縣，竟有村子艾滋病的感染率達到60%以上的同樣駭人聽聞的情形一樣。但，我很遺憾，那些，的確是事實。

後來，我在《我爲喪盡天良者敲警鐘》一文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澄清：
我本人是非常贊成國家爲保護耕地實行的殯葬改革政策的。我所譴責的是借國家殯葬改革的名義，對老百姓進行的敲詐行爲。
上蔡縣的老百姓並不是反對中央的殯葬改革，他們是負擔不起由於火葬場壟斷和當地地方政府的敲詐而導致的鉅額費用，所以才偷偷將人埋掉的。家裏死了人，已經是不幸，如果再拿出大筆的錢財把他們的親人送入火葬場火化，增加新的負擔，更是不幸。
火化一個人需要當地一個農民兩年的淨收入。上蔡縣是河南省有名的貧困縣之一，有些地方的老百姓被迫賣血維持生計，導致了震驚中外的艾滋病感染群，當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報道的時候，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我聽來自上蔡縣的幾個人說，那些有艾滋病病人的村子，賣的菜都沒有人敢買，小夥子找不來媳婦，姑娘嫁不出去，成爲可怕的死亡之村。這些，我沒有核實，但上蔡縣的貧窮卻是遠近皆知的，上蔡縣火葬場收取的費用遠遠超出了貧苦百姓的承受能力。
我又聽到剛剛從上蔡縣回來的一位醫生說，有一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後來，家裏人看他死亡了，怕鄉裏知道了再花費鉅額火葬的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裏人還是知道了此事（舉報的人有100元的獎勵），命令其扒出屍體，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裏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爲已經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如果，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或許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這個事情我沒有時間去核實，但我希望這樣毀滅人類良知的行爲千萬不要再發生。
如果不是當地政府借殯葬改革之機，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上蔡縣的老百姓是非常支援國家倡導的殯葬改革的。因爲，當地的老百姓也早已認識到越來越少的耕地對於他們自身的生存造成的嚴重的威脅。
殯葬改革的目的是爲了防止死人與活人爭地，更加有效地保護耕地。但是，政策到了上蔡縣，就大變樣了。人只要火化了，讓火葬場賺了錢，回來後，隨便你把骨灰盒裝進棺材埋到耕地裏，隨便你佔用耕地。政府絕不會管你。如果殯葬改革僅僅是爲了榨取百姓的錢財，這樣的殯葬改革還有什麽意義嗎？！
當地政府逼迫死者的家屬把屍體焚燒完後，當地政府收了罰款以後，被焚燒後的屍體照樣可以重新裝入棺材埋進地裏，決不會再有人過問。這樣的焚屍行爲，這樣目的的焚屍行爲，這樣惡劣而殘暴的連死人都要敲詐的毫無人性的行爲，難道不應該遭到天誅地滅嗎？！
上蔡縣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殯葬改革是“變異”了的，是出於敲詐百姓而不是出於對耕地的保護，這與中央的初衷是相違背的。
上蔡縣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由於當地農民賣血，上蔡縣當地農民賣血的根源和地方官員剝奪百姓，增加他們的負擔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正是一些官員應該深刻反省的！

五　爲高耀潔醫生講句公道話
由於“有人指責我‘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從而我不能親自來領獎”——高耀潔。
我爲高耀潔感到遺憾，不是因爲不能領得一個肯定自己成績的獎項，我遺憾這樣正義和負責任的高尚行爲竟然不被理解和接受。
高耀潔在以一個有良知的中國醫生的身份挽救生命，高耀潔在以一個善良的可敬的老人的身份爲子孫後代分憂解難，高耀潔在以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身份爲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盡職盡責。
中國人一向有家醜不可外揚的說法，但如果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嚴重地步，如果人民的生命在遭受到巨大的死神的威脅的時候，我們仍然麻木地無動於衷地掩蓋著，粉飾著，這對中國人和中國的前途又有什麽益處呢？
如果“有家醜不可外揚”會導致極爲嚴重的後果，那麽，掩蓋“家醜”就是“諱疾忌醫”，更何況中國還有一句古話“紙裏包不住火”。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有犯錯的時候。一個犯錯的人是不會受到歧視和責難的，相反如果他能夠知錯就改，同樣會受到尊重。任何人都有被病痛折磨的時候，一個病人是不應該受到歧視和責難的，相反的他們更應該受到關心和支援。任何一個治病救人的有良知的醫生都是不應該受到歧視和責難的，相反的他應該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不正是高耀潔的行爲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了義務宣傳，才使越來越多的人掌握了有關艾滋病的基本常識，從而倖免於難嗎？高耀潔何錯之有！
最值得我們欽佩和尊敬的是，高耀潔所做的一切，是自己主動的，是完全自願的，他沒有任何個人的私利，因爲，一個有私利的人是不能夠如此默默無聞地奉獻愛心，拯救生命的。
面子是重要的，不管對於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個人。但面子應該在生命之下的，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什麽樣的面子可以超越於生命之上。如果沒有高耀潔這樣的人，我不知道當中國在某一天突然面對那麽多的艾滋病患者的時候，該怎樣的應對？
“我想說，艾滋病是我們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是一個全球問題，它超越國家、宗族、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我們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和資源，迎接艾滋病對我們河南省、我們中國和我們人類大家庭的挑戰。——高耀潔”
是的。艾滋病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世界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人攜起手來，共同研究解決，艾滋病也必然有被攻克的一天。我們應該尊重生命，拯救生命，即使那些垂死的病人，在他們即將步入死亡暗影的瞬間，對生命還那麽的依戀。我們沒有理由逃避應該爲他們所盡的義務，他們和我們一樣，生活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高耀潔的所作所爲，無愧於天地！
中國需要更多的像高耀潔這樣的人！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0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2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四條人命的背後——中國農民淪爲幹部的債務奴隸？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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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條人命到監利縣全體農民的悲慘命運，作者和記者歸結爲四個原因。但四個原因均非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應當是中囯共產黨創造的奴隸制度：奴隸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奴隸主集團和專政打手才敢於不把農民當人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農村人口的人權剝奪的乾乾淨淨，專政打手決不敢草菅農村人口的財産權、自由權、健康權、生命權；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並保護的腐敗制度導致財政收入不夠腐敗，縣鄉村的幹部就沒有必要採用犯罪手段濫抽農奴血汗以償還腐敗債務。
在虛構的黃世仁和楊白勞的故事中，黃世仁的債權是他私有的合法債權，楊白勞的債務是他的合法債務，不論以當時的法律制度看，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制度看。黃世仁的不仁在於要將漂亮的楊白勞的女兒抓去抵債。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民欠鄉村幹部什麽債呢？整個專政隊伍的腐敗債憑什麽要農民來承擔呢？然而，沒有農民的血汗作爲腐敗資源，專政隊伍又哪來的腐敗福呢？
縣裏的領導同志，怎麽可能“對下面幹部收錢截留還債不明底細”？只要清楚腐敗消費的底細，他們就清楚下面必須採取種種犯罪手段集資攤派。別說縣裏的領導同志明白，江核心也非常明白。
中央三申五令減輕農民負擔始自80年代初，結果是農民負擔越減越重，千萬別以爲中央是真的關心農民負擔的，千萬別以爲農民負擔越來越重是下面搞的。中央的三申五令是演戲，是掩護下面濫懲亂罰、矇騙民衆的欺世惑衆──有心維護農民利益，根本用不著三申五令，一個令足也──只要下令把新聞輿論的監督權力還給人民即可。
農民根本不存在什麽合理負擔的問題，除了法定的稅費，任何收費都是非法。何況法定的稅費本身就存在天大的不合理：強制100%的全國耕地和80%的全國勞動力務農，即使存在公平自由的市場，農產品也必然賤價無比，何況沒有自由公平的市場可言，更加政府強制執行只有掠奪意義的農產品收購價格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價格。
什麽黑政化？中囯共產黨從來就是黑社會！什麽是黑社會？沒有民主原則的組織就是黑社會，不執行民主原則的政權就是黑社會。不論中共在野時還是執政後，不論是在黨內還是對黨外，中共從來就沒實行過民主原則。沒有民主原則，就沒有絲毫人權，只有專政權和被專政權、奴役權和奴隸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專政中華民族的“國家”化政權，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地道的、標準的黑社會，是比在野的黑社會更黑的黑社會！

湖北省監利縣，因一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熔基總理寫信，爲農民請命，而聞名一時。
當事人李昌平因此而丟官卸任，南下廣東。在當地轟轟烈烈的整改運動大報“監利經驗”的同時，三個月內，有四位農民因不堪稅費的重壓和幹部的暴力壓榨，在鄉鎮政府的大門前含恨自殺。在一個中央、省領導特別關注的地方，竟然在三個月內死了四條人命，農民究竟面臨著什麽樣的處境？
一個中央級大報的記者爲此寫的內參，可以回答這個疑問。

一、幹部作風惡劣是直接原因。
據瞭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原於當時的城郊鄉。城郊鄉政府有一個“黑屋”，各個管理區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擊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的“糾察隊”，直屬鄉主要領導的指揮，備有橡皮棍、電棍、手銬等警具。城郊鄉的“小黑屋”因關押過一個特殊的“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縣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縣，一時間也讓全縣上下“抗糧抗款的壞分子”聞風喪膽，製造了很多“冤案”。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幹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的領導同志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是每個鄉的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裏也搞“小黑屋”。
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在監利，讓農民下跪是經常的事，監利縣有位幹部曾經有段“精彩”的講話：“有很多農民來告狀，說幹部讓他們下了跪，我說，你們父母親要你們下跪爲什麽不來告狀？‘巫婆’讓你們下跪你們怎麽就乖乖的下跪，爲什麽共產黨要你們下跪你們就有意見？”這位領導的講話在監利流傳很廣。
在監利，給“共產黨”下跪的農民數以萬計。十多年來，監利幹群關係日益惡化。每年都有數百起農民和幹部暴力對抗事件。農民作爲一個弱者，面對幹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選擇死來抗爭，或無力抗爭就整死了。

二、縣委書記榮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間接原因。
李昌平於3月8日給中央領導寫信後，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一系列突出問題，中央領導於3月22日作出批示，於3月底4月初派出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其間，監利縣委書記揚道州於4月中旬榮升荊州市副市長，6月湖北省委作出決定，揚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監利縣委書記崗位——“擦屁股”。但僅二個月後，楊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長的崗位，且主管農村、農業、農民負擔工作，而李昌平卻背井離鄉下海打工去了，這給了監利的幹部群衆一個錯誤的信號：中央、省裏關心農民是假的。原本已經撤銷的管理區開始恢復工作，被禁止的“小黑屋”又死灰複然。這讓農民既傷心又絕望。

三、債務危機是經濟原因。
監利縣鄉區村級債務約10億元，其中村級約5.5億元，鄉區級約3億元，縣級約1.5個億。
並且大量的債都是幹部經手借的，一大半屬於高利貸。有的是自己的錢，有的是朋友的錢，監利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才1.5億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拼命收錢償還自已經手的債務，財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組空資料。棋盤鄉1999年中晚稻入庫時，農民實際交糧款800多萬元，財政只入庫45萬元，其餘94%的錢款被鄉村幹部截留用作償還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的利息。
縣裏的領導同志，對下面幹部收錢截留還債不明底細，以爲農民真的抗糧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產黨作對的壞分子。出於財政的壓力，對於鄉村幹部亂罰款、亂加息、亂關人、亂打人的做法便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在國家、集體、農民和債主四方關係中，國家、集體、債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爲代表國家和集體同農民打交道的幹部就是債主。幹部們打著爲國家、爲集體收稅的幌子，實際上幹的是爲自已收高利貸的勾當。棋盤鄉原來設計的農民負擔資金“四個一”，即：一張收款憑證，一個寵子管錢，一隻筆劃撥，一張表公開使用情況的管理辦法，其目的就是把正確處理四者關係的主動權牢牢控制在縣鄉主要領導手中，保證讓農民負擔資金專款專用，並防止鄉村幹部和人民群衆的關係演化成“黃世仁與楊白勞式”的關係。而現在，監利的幹群關係已經越來越象“黃世仁與楊白勞”的關係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實際上是農民負擔逐年加重，監利縣1997-1999三年農民負擔都在3.6億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負擔只有一半，幹群關係越來越緊張。地方政府爲了維護幹部特權階層的利益，不可能減輕農民負擔，但面對群衆日益對立的情緒和中央三令五申，縣鄉政府主要官員又不敢“以身試法”。於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體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兩個幹部和一幫流氓地痞組成的小分隊橫行鄉村，“管束”農民，欺壓農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狀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責任，縣鄉領導往往會既唱紅臉——假裝從嚴處理責任人，又唱花臉──用錢把事情擺平。黨和政府的形象嚴重受損。
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經濟利益，又擴大了自已的勢力範圍，這是地方流氓勢力求之不得的。如果這種“黑政”任其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老百姓死於非命，會使農村社會變得非常黑暗。

五、農民的貧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會原因。
由於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再加上農民非農業領域就業空間越來越窄，在非農領域獲取報酬呈下降趨勢，所以農民越來越貧困了。
在監利，一個農戶種15畝地的收入不超過800元，這是田種得很好的農戶，一般的農戶種田沒有利潤，有的還虧本。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四年，而農民的負擔卻居高不下，每畝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費也很高，小學生每年收費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農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醫生，甚至用不起電，貧困使很多農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農民外出打工情況也非常糟糕，他（她）們每天要工作12-15小時，還經常遭到工頭的打罵和欺詐，打工的生活是很艱辛的，酸楚的。
在農民貧困化情況下，貧民渴望能得到社會和政府對他們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間的溫暖。
但是，這些年來，幹部粗暴的作風，動不動就對貧困的老百姓關、打、罰款、罰跪，貧困的農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碼的尊嚴。遭遇過非人待遇的貧困農民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打擊，往往産生厭世心裏，選擇死來對抗黑政。
記者在這裏所說的是監利，但同樣的、甚至更爲嚴重的情況在中原地帶的農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面對這樣的悲慘處境，農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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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3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安康計劃西部行──看看不如野生動物的農奴子女
w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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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催人淚下的遊記，只要你還有良心。讀後，不禁要問：
1、文中的學童是人還是人形動物？文中的産婦是人還是人形動物？
2、在動物世界中，何曾見過生存如此艱難的物種？
3、貴州省也是物産豐富的江南魚米之鄉，在無任何旱澇災害的年頭，全村勤勞農民的子女爲何貧困到就著辣椒醬、醬油配飯？爲什麽學生只能長期在破爛到天下大雨、屋下小雨的校舍內幾個人合蓋一張破爛被頂雨求學？
4、爲什麽在鉛筆、鋼筆、元珠筆普及、電子筆即將普及的時代，在占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80%的土地上，仍然盛行鉛筆頭時代？爲什麽鉛筆時代比毛筆時代還要悲慘萬分呢？
5、在“解放”前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何曾出現過生存如此困難的風調雨順的和平時代？
6、生長在西部的記者記憶中，“周圍很少有這樣的孩子”，說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村經濟在高速萎縮；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速發展的城鎮經濟是以加速破産農村、農業、農民經濟爲基礎。
7、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奴隸制度下，希望工程、安康計劃...能脫去“貧”字的的哪一筆呢？以拔去農奴身上的體毛之萬一以搞什麽“扶貧、脫貧”政策，能給中國農奴帶去哪一絲希望呢？
只有打倒中華人民共和國，砸爛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才有成人的希望！
只有建設中國主權，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才能享受平等的人權！
只有人權，才能讓農奴脫貧；只有人權，才能解放農奴；只有人權，才能救中華民族！

半瓶辣椒醬是王線一周的菜
6年後從西部走出的我，作爲歸國學人再次走進西部去看望那裏孩子的生活、學習，我想說，那一口米飯好辣好辣。
離開西部的家已經6年了，但那裏的貧瘠和落後現在仍歷歷在目，那片土地現在是什麽模樣？10月18日至27日，出生於西部的我跟隨由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鐵道部、衛生部、農業部、武警總部、全國婦聯等單位共同主辦“安康計劃西部行”進內蒙、過寧夏、穿甘肅、跨四川、入貴州，行程9000餘公里，深入走訪了西部的貧困學校、家庭，從繁華的大都市到窮困的西部山村，我的感受與其他海外學人又有所不同，在我的眼中一些貧困孩子的生活就是我的過去，而在貴州的甲壩民族小學我卻看到了讓我這個西部兒子眼湧熱淚和終身難忘的一幕幕。因困窘失學和傷害正深深的纏繞著西部兒童，他們在期盼著更多的關注。

當城市裏的孩子將整只的“巨無霸”毫不可惜的丟棄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一日三餐捧著白米飯就著足以讓人吐舌頭的辣椒或心怕多倒而小心翼翼的在米飯中放進一點已沒了味的醬油，權當佐料欺騙著自己的味蕾。現在，我的舌尖上還留存著那一勺米飯的苦辣，我想這滋味可能在我今後一想起西部的家時就會不由自主的濃烈起來。

我的手在掀開貴州省惠水縣擺榜鄉甲壩民族小學四年級學生王線的大木箱時感到了無力，那個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鑰匙打開的大木箱裏存放的東西，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根本沒有上鎖的必要。小半碗幾乎不夠這個嬴弱的小女孩吃一頓的大米，小罐頭瓶中儲存的一點辣椒醬，5片白菜葉是大木箱裏的全部內容。站在旁邊的李家明老師告訴我，大米的量再多一點點就是王線一個場（每星期日鄉鄰們要趕一次集市買東西，他們的一周的時間是以場計算的）的全部食物。

每到趕場放假，王線都要走40裏山路從家裏背回一個星期的口糧。打開王線的飯盒，裏面除了涼米飯就是辣椒醬。在征得王線的同意後，我用小勺嘗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飯，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的從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時我已顧不得什麽不斷得吐著舌頭，並用手扇著風。不知是太辣還是激動，就覺得眼裏有液體要向外湧。吃過成都的火鍋和湖南的辣魚，但我敢說，這一口米飯的辣味是刻骨銘心的，恐怕一生得留在我的舌尖上。

白米飯加辣椒並不是王線的中餐，也不是晚餐，甲壩民族小學的516名學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頓吃的都是這些，要變花樣也就是有時把辣椒醬換成醬油，或在鍋上蒸米飯的同時在白水中煮點沒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我繼續掀開和王線同屋的王豔玲、楊朝芳、陳應花、陳應芬的大木箱，裏面的內容絲毫沒有變化。當城市裏的孩子享受著四季恒溫的教室仍須早接晚送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三個或五個蜷縮在一卷舊棉絮中，而陪伴他們的沒有低回的童謠，只有穿過屋頂眨著眼的星星。我在想每張床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個不同的夢想，但在採訪時，他們說，大家共同的心願是下雨時再不要抱著被子蜷縮在牆角挨過一夜，因爲第二天課堂上會打瞌睡。

王線、王豔玲、楊朝芳除了上課、吃飯在一起，睡覺也是無法分開的，因爲學校宿舍實在太有限，她們三個人必須擠在一張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歷史的老屋早已在風吹雨淋下露了天。擺榜鄉平均海拔1408米，年平均降雨1100毫米，老屋是根本無法擋住隔三岔五就不約而至的雨水的，王線她們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邊。我打開她們的木箱時發現，長期雨水浸泡的木箱已有些發朽了。和王線她們面臨著同樣困擾的還有另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進去時稍過一會兒眼睛才適應過來，但從各個床上伸出的小腦袋卻先嚇了我一跳：拖著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轉過臉的、帶著驚疑眼神的擠擠挨挨在一起，他們出門都要從床上翻過。最後我才數清楚，每一張上下床上都睡著三四個吃著白米飯、蓋著舊棉絮、晚上數著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師告訴我，這裏有下到二年級上至初三的62個男生，若遇漏雨他們比王線還困難，大家有時就要抱著自己的棉被擠在角落裏挨過一晚。年平均氣溫13.6攝氏度的擺榜鄉的屋裏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們三五個蓋著一床發黑的棉被的另一個好處是大家可以相互用體溫取暖。

我在學校唯一的教學樓的樓梯下還發現了另外四個女孩：李瑞珍、何貴菊、唐敏、唐群四個小女孩。從臉色上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她們的營養不良，已經上初三的她們要比城裏孩子明顯矮一大截，但就是這樣，進出這個所謂的小屋時，她們還是要極低的彎腰低頭，但給我講起小屋，她們還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李瑞珍悄悄告訴我，和其他同學相比，小屋的最大優點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腳亂的四處躲藏，這一點也是其他同學最羡慕之處。此時，她們正用沒倒油的辣椒醬炒米飯，看到這些我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而有心怕傷害到她們的自尊，只說讓她們買學習用品，急急從身上掏出了僅有的100元錢塞到了她們的手中趕快離開了這間樓梯宿舍，中央電視臺的海外學人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脫下禦寒的棉衣遞了過去。

當城市裏的孩子沈迷于電腦上刺激的電子遊戲而父母爲之萬分頭疼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要趕緊抄寫完黑板上的板書，因爲再過一會兒霧氣就會完全吞噬它。這所學校今年考上高中的只有7個孩子，但真正去報道的只3個，剩下的4個孩子家裏實在無法擠出學費，和其他落榜同學一樣，他們或種田放牛，或遠走他鄉開始打工。我雖沒有見到他們，但卻能深深的感到，他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的是一種叫無望的東西。

我在甲壩民族小學的黑板上沒有發現老師板書後的任何殘迹，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李家明老師的解說讓我解開了謎團：甲壩的高寒多雨使他們這兒長年處於霧氣籠罩之中，教師們必須抓緊有限的晴天來上課；而在大霧天中，學生們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趕緊抄完黑板上的板書，要不霧滴在凝聚後就會把粉筆字沖刷模糊，而老師則要緊著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寫字就萬分困難了。

學習條件再艱苦對於老師和孩子來說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讓老師們痛心的是孩子的失學。李老師告訴我，一般地，第一學期孩子們到的比較齊，但第二學期就有人無影無蹤了，更讓他們傷心的是，今年，在80多個學生中有7個考上了高中，但報名去的只有3個，其餘4個因爲家裏實在拿不出錢而放棄了，和許多這裏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最終命運是在家種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根據擺榜鄉的統計，全鄉目前有415名7至12歲的適齡兒童因經濟困難而失、輟學。50年來，全鄉有大專文化的僅5個人，中專（高中）文化的39人（分別占總人口的0.05%和0.4%）。一路西部行，聽當地領導介紹，向這樣的情況絕非擺榜鄉一處。

當城市中的母親在醫院中爲以後是穿比基尼還是連衫泳裝以確定如何剖腹産而左右權衡愁眉不展時，西部貧困地區的母親正無力的拿起一把帶著鏽迹的剪刀伸向連接她和嬰孩之間的臍帶，雖然這個嬰兒可能在沒有看清這個世界前就會因破傷風死去，而活著的嬰孩會和圈裏的小豬、小牛一起長大。我被那雙純淨的大眼睛深深刺傷了，此時，我已無法正常的判斷，小家慶是幸運還是不幸。

一雙大眼睛的純淨也會使人感到了驚栗不安，在甘肅隴西漳縣虎橋竹林溝東洲春蕾小學外我得出了這一結論。在人群中，一個爬在父親背上的小男孩就那樣不眨眼的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舉著相機的我不斷逗引他，但他並沒有該有的任何反應，在一邊的母親怯怯的告訴我，這個有著純淨大眼睛的孩子官名叫胡家慶，他是腦癱，三歲了還不會講話、走路，也許一輩子都要在他父親身上度過。有著這樣一雙眼睛的孩子怎麽會和腦癱握手？我在西部長大，但在我的記憶中周圍很少有這樣的孩子，在請教了當地衛生局的領導後才知道，造成小朝文腦癱的原因就是他貧困的母親在家中自己生産。衛生局的老阿姨告訴我，一支蠟燭或煤油燈、一把鏽迹斑斑的剪刀、一床破舊的棉絮就是西部貧困地區母親生産時的全部用具，往往在孩子出世後，顫顫巍巍握著剪刀剪斷臍帶的是早已筋疲力盡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若遇難産十有八九會母子雙亡，而新生兒在這樣的衛生條件下感染破傷風的死亡率也高的驚人，過了生死關，孩子還要繼續煎熬，有些地方是不讓婦女在家中生産的，她們只能在牛圈、豬圈中默默忍受巨大的痛苦。據衛生部門和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在西部貧困地區，新生兒的死亡率一般都在萬分之一百六十，甚至高達萬分之二百五十，造成這個驚人數位的根本原因是西部貧困地區有73%左右的母親在家中無專業醫師陪護的情況下自己生産。面對這樣一組數位，我再也無法判斷腦癱的小朝文在其中是不幸還是幸運兒。

在“安康計劃西部行”出發前，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程淑琴秘書長深情的告訴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時一次至今想起仍會眼眶發潮的遭遇，當面對一個班30個同學人人捏著一個無法再削的鉛筆頭，仍埋頭在昏暗的教室裏認真聽講、寫畫時，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轉身跑到村裏唯一一個估計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貨物的小賣部裏買來一大捆新鉛筆，鄭重的發到每一個同學的手中。但之後她驚奇的發現，整個教室中沒有一個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鉛筆，他們都將新鉛筆悄悄得放進了書包的深處。現在，秘書長還珍藏了其中的一隻鉛筆頭，在爲西部兒童四處募捐勞累時，她會拿出那個捏不住的鉛筆頭看看，想想那一幕後就又開始了毫無停歇的奔波。

雖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長在西部，也曾是“鉛筆頭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體驗過貧困對於一個孩童的意味，並在聽了秘書長的故事後有了心理準備，但在安康計劃西部行的整個過程中我仍無法平靜下來，完全站在一個純海外學人的角度去觀察身邊的每一件事情，有時又會情不自禁的置身於事件之中，同時，我也看到，隨行的每一個海外學人都不是在完全冷靜的觸摸這一新聞事件，多多少少摻雜進了個人感情，在成都，因爲成行前考慮到西部地區的低溫，海外學人們都只有一件羽絨服可穿，而當時氣溫卻是20攝氏度，千龍新聞網的編輯李健穎花100餘元買了一件T恤，一路看完了孩子們如此艱難的學習和生活，她悄悄告訴我，“花這麽多錢買衣服感覺自己是在犯罪”，在行程總結會上，中央電視臺的餘朝輝講到動情處竟當著30多個人的面號啕起來，我相信，不只我一個人，可能任何一個海外學人在那一雙雙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純淨的眼睛面前都無法坦然面對、泰然採訪。這時，我就想，一個從西部走出的海外學人的描述能否轉化成一種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變哪怕是一個孩子或母親的命運。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副標題爲編者所加。

NO:1051_32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3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鴨子與主旋律──國慶1999大遣送
playword
這是一篇令我悲哀又給我安慰的文章。悲哀的是，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證的農村公民不是公民，而是鴨子；號稱擁有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力的農村公民無權參加國慶活動，被趕鴨子似的趕回原籍。給我安慰的是，在被趕來趕去的鴨群中聽到了憤怒的呐喊。

“解放前”的五千年中華史，是帝王的專制史。帝王雖然專制，但始終只把自己定位爲高民一等的牧民人，被其專制的人民到底還被當人看，並千方百計地推行讓人民安居樂業、民富國強的政策。這是因爲，帝王們深知人民是水體，專制政權是船；水可載船，也可覆船；民心決定帝王政權的壽命。帝王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是強調他們的牧權及其範圍，並不剝奪人民的逃荒自由、乞討自由、遷徙自由、就業自由──在普天之下的範圍內任你遷徙、逃荒、就業、擇業。稱人民共治“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把農村改造成出生地監獄，把出生於農村的人民強製成終身奴隸，把進京找工、旅遊、駐京做工的農村戶籍人民當作鴨子驅逐、收容、遣送，以致連進京參加歌舞升平的國慶活動的權利也剝奪殆盡。這究竟是什麽專制法？不，這不是專制，是專政。專政就是由具有專制權的大小帝王組成的統治集團恣意詐騙、剝奪人民的自由、財産、生命等的專制法之合成。專政政權中的大小帝王又與封建帝王有質的不同：封建帝王的天下是他們私有的天下，專政政權中的大小帝王可稱霸的天下是專政集團共用的公共天下，沒有“家天下”的責任，只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利用天下的緊迫感。因此大小帝王一旦獲得相應的帝王權力，便迫不及待地稱霸小天下，竭澤而魚地行使霸天權以刮地皮。公共天下的霸主又以爲他們的命根子是槍桿子，保住槍桿子便以爲高枕無憂，便放縱大小帝王在保證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隨意稱霸，魚肉農奴百姓。這是其一。其二，農村是中囯共產黨發展壯大的搖籃，城市是鞏固專政政權的城堡，尤其是現代社會。他們深知不製造城鄉差別、深挖城鄉鴻溝，不把農村人口專政成囚犯式奴隸、愚化成無知的愚奴，便無江山的安全感。好在馬克思主義爲大小帝王提供了奴化、愚化農村人的思想武器，即“農民意識”千鈞棒。有了這根千鈞棒，農村地獄、城鎮天堂便一劃而成；有了這根千鈞棒，農村人便有了原罪感；有了這根千鈞棒，農村便成了出生地監獄。50多年的穩定專政，確實證明專政法的成功。不過，它只證明昨天，不保證明天：專政還能殘存多久，全由全民的民心所決定：一旦農奴想做人，全民想主權，專政政權必將立刻土崩瓦解。

一、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鴨子
聽了這話，有人說“不可思議”，有人說“是聳人聽聞的故事”。在紅旗下長大的我不得不強硬地證實：“這是地道的真實故事。”
有人把人當鴨子驅趕的故事，決不是天方夜譚，它長期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一再重演，現在仍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一再重演。
有人不遠萬裏的把鴨子趕向四面八方，這也不“奇怪”、“講故事而已”，只要這人高興，盡可以把趕鴨子的場面搞得很壯觀，很宏大，很富有史詩意味，或者很可以其他一番。（可以搞成現場直播，由XXTV，找白嚴嵩、水軍醫們來主持一番，收屎率一定很高）。
共和國五十壽辰前，撥扶貧專款把“僑居”於京城等地的數十萬農村戶籍的居民當作盲流（好象不全是流氓）象趕鴨子一樣趕回原籍。這更不奇怪——我已經見怪不怪——更何況我就是這些鴨子中的一隻）。

只是我有點想不通。我可是搞藝術的呢，再怎麽也是一隻藝術鴨吧？

在小時候的遊戲中，我就象鴨子一樣的被趕過。旁觀的大人先生們都感到很有趣。於是小朋友們拼命的趕，我則拼命的被趕——多麽的有趣呵。我們這些小朋友們認認真真的互相配合的鍥而不捨的把遊戲進行下去。表面上，拼命趕的小朋友和拼命被趕的小朋友是對立的兩撥人，而實際上，我們其實是平等的一撥人——多麽團結呵……
現在，有些人不遠萬裏的象趕鴨子似的趕有些人，就不是遊戲了。還動用了專政工具。而且旁觀者還是感到有趣，還高人一等的笑，說：“瞧，又抓了幾個流氓！”趕人的凶神惡煞（應該是職責所在）、鐵面無私（盲流中應該少有他的親屬，即或有也早已收到線報另行避匿了）、大字不識（當場收繳到的務工證暫住證等一應證件一律當場撕毀）。被趕的心兒驚驚、膽兒戰戰（享受准專政待遇）、感到自己下賤又下賤（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皇城之大已無立錐之地）。這個時候，雙方是不是平等的呢？一方是共和國公民的公僕——警察大爺，另一方是共和國的主人——共和國的公民。但是，在共和國的名義下，公僕趕了公民的鴨子。好象這種事很常見，每年至少有一次的例行公事。不巧的是，這次是在共和國的國慶五十周年大慶前發生的。更不巧的是，在我這個搞藝術的盲流一路流到京城的時候也被趕了鴨子。
我一直以爲，古代的皇帝老兒大喜大悲的時候，常要大赦天下（大概有史爲證）；我一直以爲共和國的公民之間是平等的（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明）；我一直以爲共和國是我的母親，共和國的域土是我的家園，我完全有權在自己的家園裏亂竄；我一直以爲共和國的國慶是全體公民的節日，也當然是我的節日。也就是說我可以跑到京城裏去過這個節日。
現在我還是這樣認爲的。
只不過我好象現在成了一隻鴨子（雖然是一隻搞藝術的鴨子）。
鴨子自然不是共和國的公民，在這樣的日子裏是可以被人趕來趕去的。梁朝偉就在《新天龍八部》中興奮的唱過：“我是一隻小鴨子，咿呀咿呀喲！”鴨子們最擔心的自然是不要在什麽時候就上了人的餐桌……被趕來趕去的總比那樣好多了！
沒有人願意象鴨子一樣被趕來趕去的，就連真正的鴨子們也不願意。所以他們（應該是它們）要嘎嘎嘎嘎地扯開嗓子亂叫一氣。我想我不應該是只笨到被人吃的鴨子都不如。畢竟，我是搞藝術的，是有點思想、有點頭腦的，被人當成“鴨子”，被鴨子尊爲“人”的鴨子。所以，我也要扯開嗓子叫一番。
我一直以爲藝術家是可以自封的，因爲這頂帽子愈來愈不值錢，只有我這種平時卡路里不夠頭殼裏有乒乓在跳的人才想去戴它。
——當然那些在晚會上的，被共和國飼養得儀容萬千毛光水滑的天鵝們除外，他們是共和國的“藝術家”，可以點綴盛世、掩蓋貧窮與饑餓的鴨子們和非鴨子們的現實。
國慶之夜，“藝術家天鵝”在舞臺上、在億萬台電視機裏上演共和國繁榮昌盛的來之不易；而我和所有被趕的鴨子們則在收容所淒冷的夜風中合唱《好人一路平安》。所以象我這樣的“藝術家鴨子”肯定太丟共和國的臉了，應該最好找個收容所或者大西北之類的洞鑽進去，在裏面搞鴨子的藝術，或者被鴨子的藝術搞。反正不管如何搞，只有鴨子才知道，這不關人的事。
據我所知，通常加在“藝術家”前面的定語是“人民”。但我常常不知“人民”爲何物。好象有段時間所有和日本鬼子幹仗的中國人都是“人民”，好象又有段時間很多和日本鬼子幹過仗的“人民”又被另一些“人民”幹成了“人民公敵”，又好象現在連二鬼子們也在“人民”之列了……我很難反應過來，畢竟我現在不過是只鴨子，我營養不良的腦殼裏還有很多個乒乓在不停的跳，而且關於“人民”的問題只是人民的事，與我這只鴨子無關。頭殼裏乒乓多了自然不是好事。值得安慰的是乒乓比豆腐渣工程值錢。總之自己頭殼裏的乒乓再多也不會出人命。
而且，頭殼裏隨時有乒乓在跳，可以提醒自己提高警惕，不要被人民以健康肌體的名義給宰了。現在人民的生活進步了，街上隨處可見的鹵鴨子攤攤就是我的停屍房。

二、人民
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也從此站起來了。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了五十年了，我開始懷疑我以及五十年來象我一樣被當成鴨子趕來趕去的人，到底是不是人民？
我想應該還是吧？至少我的身份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和我一同被趕了鴨子的人也都有這樣的身份證。況且，被劃在人民之外以後會是什麽樣的待遇，我們都很清楚，既然我們沒有被如此這般，想來我們還是在人民之列，是人民的一部分吧？！
共和國有好多人民吧？中統說有13億多了（根據中統的習慣，這個數位應該是左右5000千萬，姑且信之，以此爲准）。我們這些被趕了鴨子的人民相比就很少了，總共大約有10萬吧（這個數位越少越好！）？13億多全國人民除去我們這10萬被趕了鴨子的人民，還是有13億多，是絕大多數人民。這次國慶的時候，13億多絕大多數人民興高彩烈的結婚漲工資看電視喝酒吃肉；我們這10萬極少數人民喝冷稀飯吃硬幹饅頭蹲收容所被趕鴨子（這樣對比會被主編槍斃，重寫過）。
前面我說過我自稱藝術家。人民藝術家和絕大多數人民一起歡度國慶，我這種洞裏頭的藝術家是不大有這種機會的。我剛證明瞭和我一起被趕了鴨子的是極少數人民，所以我欣慰
地想到，我還和極少數人民在一起的，那麽我是不是就可以自封爲“極少數人民藝術家”呢？雖然聽起來彆扭得有點“資產階級藝術家”的感覺，但我畢竟保住了我的帽子。
藝術家有很多種，我是屬於發聲的那種，就是有自己的聲帶的那種。聲音也有很多種。其中一種叫做“旋律”。旋律又有主旋律和副旋律之分。這些我想大家都沒什麽問題，一看一聽就明白了。主旋律肯定就是那種主要的旋律，副旋律就是不主要的旋律了。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麽有一種主旋律是需要格外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去“弘揚”的，更不明白那麽多天鵝格外使勁弘揚之後主旋律還是不大揚得起來。莫非那些幾個幾工程中也混有那些烏龜王八糕子們弄的豆腐渣？有些人肯定不高興了。
那這樣說罷：主旋律是人民主要關心的旋律（或者是絕大多數人民關心的旋律），那麽我們極少數人民是不是也可以關心一下主旋律和副旋律喃？所以我也就關心了一下。我發現現在的旋律中有副旋律以及其他更副一點的旋律的聲音越來越大的趨勢。當然這在向來只以主旋律爲主的國樂（或稱民樂）傳統下是不大體現得出來的。又當然，這只是一個藝術問題，但我想不止我一個人有不把它當作藝術問題看的衝動，其中不可避免的會有“人民公敵”一類的人。請大家提高警惕。

三、主旋律
我前面提到極少數人民這個概念。關於這個概念我還想補充一下。
人民共和國當然是人民的共和國。在人民共和國生日的時候，13億多人民（絕大多數的）很高興，這是主旋律。這時候，我們這些被趕鴨子的10多萬人民（極少數的）有點不高興，或者高興不起來。怎麽辦？我們總不至於就把國號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大多數）共和國”，肯定是不行的，那和李登輝有什麽區別？是不是？嗯？那我們怎麽辦？
只要大家高興就行了。絕大多數人民高興，我們也就可以不計較了。
所以我們這些有點不高興或者高興不起來的（先說清楚不是因爲共和國過生日不高興）極少數人民也就不能不高興了。
所以我們還是高興起來了。
我很高興我頭殼裏的乒乓“乒乒乓乓”的跳了一陣子終於安靜了。
也許絕大多數人民在高興之餘有興趣問一聲我們這極少數人民爲什麽不高興吧，在共和國過生日的時候。
那有誰會在被當成鴨子一樣趕來趕去，趕完了還要自己掏錢、借錢、“賣牛賣米換錢”（系四川省廣元收容站站長原話）交“車費、住宿費、伙食費、通訊費”（收據列明）兩百元（現金現場交易）至五百元（匯款或家裏來人領）等等、不等等之後，還會感到高興呢？你會嗎？不會吧！
就算這不叫趕鴨子，叫“遣送”也不行。
就算這遣送是爲了慶祝共和國的國慶，爲了絕大多數人民高興，主要人民更加高興也不行。如果有人認爲我們極少數人民還並不是鴨子，或者即使是鴨子也是有公民權的鴨子，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沒有規定我們這些有公民權的鴨子不能到皇城去抖抖羽毛。
幸好，我做爲一只有公民權的鴨子，超支一點做爲公民，再透支一點做爲人民，我還有在自己不高興的時候行使不高興的自由和權利吧！
遣送。
遣送誰（爲什麽是我們這些戶口不在這兒的呢？爲什麽不是那些人的戶口在那兒呢？他們就該在這兒？）？
爲什麽要遣送（是呵，爲什麽要呵？）？怎樣遣送？……都該是有法可依的吧？爲什麽做不到有法必依呢？
當然，好象總有人會被遣送的，被遣送的又總會不高興。那麽，以上的問題真的要搞清楚的話，好象大家都怕麻煩，除了按下不表之外，好象也沒有什麽更好的解決辦法了。
除非把遣送不叫遣送，叫做“歡送”（也好象不行，那有歡送的時候武裝押運的？），叫做“回歸故里”（好象還是不好，回歸都是自願的，就象香港一樣。）要不就叫做國慶遊行的“盲流方隊”、“聯合方隊”行不行？這樣好象可以算是配合國慶主旋律的副旋律之一，大家各得其所，功德圓滿。
因爲，從藝術的角度來講，在音樂中主副旋律的的衝突、不合諧不但是合理的，甚而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一副旋律的演出中尤其警方人士不遺餘力的配合實在是功不可沒。
至於我等極少數人民的主要希望，只不過是，不管這他媽的是什麽旋律，最好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並且，永遠不要重演！！
──一九九九年國慶志禧記於四川

四、題外話數則
我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
1、秦皇島一老教師，送子去京上大學，剛走出火車站，自己即被遣送。
2、一退伍特種兵被收容後，在北京昌平收容所中與武警衝突，先丟翻幾人，惜好漢不敵群狼，被瘋湧而上的穿制服者打得擡出收容所，死活不知。
3、據說每個京警有必須收容若干人的任務。所以有很多人是被粗暴的撕掉暫住證後被遣送的。還有很多人被遣送時所有該有的證件一應俱全。
4、有一家三口（抱小孩）被同時遣送的。
5、收容所的小賣部物價大長，乘機大發、暴發國慶財。不，大發收容、遣送鴨子財。
6、有人攜款被收容或遣送，收容時被告知可代保管財物，而到領取時少了若干，多了一張收據。
7、據說當年解放軍抓到國民黨軍俘虜，伙食比解放軍還好，並且發給大洋若干以資返鄉，據電影《活著》。
8、據說只有四川等少數省份，被遣返者要交錢才能走人。否則要去幹活。
9、據說這次國慶大遣送，國家撥專款（扶貧資金）進行。
10、見一女子在進了收容所即後被虐打。當時我等被穿制服者命令轉身，不許觀看。莫非下令者自己也知道這種事是見不得人的？祝那女子長命百歲，看打人者的下場。
11、在遣返回四川的火車上，我所在車廂中的盲流合著廣播輕唱《好人一生平安》。這是我從開始聽音樂以來，見過的最投入、最動人的演唱。其中：

◆有一位滿頭白髮的據說快八十歲的孤身一人的老太婆。
◆爲了一生平平安安的做個好人，所以我們才會被趕了鴨子，被遣送。所以我們唱得如此動情、如此投入。
所以我們感到是如此的冤枉——我們都是好人呵！
所以，從沒有人站起身來問一問：
◆爲什麽要遣送我？
◆爲什麽要把我關進收容所？
◆爲什麽要虐待我？
◆爲什麽我不能參加國慶遊行而要把我送進國慶盲流方隊？
◆爲什麽強迫我離開還要我自己出路費？
所以，現在，我想小聲的問一問以上這些問題，可不可以？
◆會不會有人因此而再來遣送我？
◆雖然我已回到戶籍所在地，但被遣返回娘胎裏的可能還是存在的。
◆說不定搞得凶些連我老娘都要被遣返回她的老娘的肚子裏去。
12、遣返時和我同座的一小廚師，其女友是北京人，大學生。
正當他在盲流方隊被遣送時，女友正在參加國慶大遊行彩排。
真絕！這不是天仙配，而是天地配──仙與鴨配。
仙與鴨能匹配嗎？仙女願意下放與鴨與伍嗎？
好在人們已經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3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3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外地人的呼籲：北京，請別那麽粗暴地待我！
淮生
跟許多大城市一樣，北京有數以百萬計的外來人口。按說，流動人口在國境內流動就是流動的國家公民，公民權並不因流動而喪失。可從我——一個外地來京人員的眼光看來，在北京的一些事真叫人想痛哭一場。
先說就業難。
中國《勞動法》第3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的選擇職業的權利”。同法第12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不同而受歧視。”

北京的勞動職能部門歷年都頒發《本市允許和限制使用外地務工人員的行業、工種》，外來人口在京允許從事的行業被限定在屍體處理、糞便處理、建築作業、化工行業這些苦、髒、累、有毒、危險的幾個行業工種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個行業限用外地工的細目表中，限用工種包括商店營業員、汽車駕駛員、售票員、話務員、庫房管理員、旅店服務員等這些多數外地人都能勝任的工作。並且，有關部門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對外地勞力騰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報》二版報道朝陽區安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營生的外地人攆走，把他們經營了數年的幾處便民飲食店收回，轉租給幾位服完重刑的剛從牢獄中釋放出來的北京人經營。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澤東曾在北京務過工。如果依照這類限制工種的規定，可以肯定，當年“盲目流入北京”（報刊常用語）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湖南籍農民”毛澤東，將無法擁有這個就業資格。就是上了這個“崗”，遲早也會被清退。
還有消費購物歧視。
在當前這個通貨緊縮、鼓勵消費的年代，北京依然存在著對外來人口消費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糧油布匹了，但限制外地人在東城、西城、崇文幾個城區購買商品房。
如果說購房這一消費歧視僅影響了占外來人口比例中極少的“成功人士”的話，那麽用電消費的歧視則打擊了大多數謀生的外地人。在北京石景山八角地區，北京供電局目前對生活用電是這樣收費的：北京住戶每度電0.42元，外來租房戶則是每度0.82元。也就是說，外地人消費一度電，必須交兩度電的錢。是電能緊缺負荷不夠嗎？不是！市供電局早已宣佈：“北京電力告別短缺，99年度已經出現過剩。”

我曾想買一個微波爐、一個小冰箱，沒准無意中能爲拉動內需作點微薄貢獻。但我不敢買。

在北京生活，常會碰上無收費資格的人向你伸手，收取只有外地人才必須交的費。比如郵件傳達費：假如我的郵件到了，不是郵遞員送來，而是住地居委會人員送來，並收“手續費”。在郵資未調高之前，取一封平信要交5毛，挂號1元，匯款單2元。
在乘坐公汽方面，北京公交公司規定：自1998年起， 無北京戶籍者無資格購買公共汽車月票。
在北京，外地人子女入學令大多數做父母的揪心。在石景山區，學校對外地孩子每學年收費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還有更高的）是： 除要交城裏孩子一樣的約400餘元外，還需額外多交：贊助費480（學期）＝960元，借讀費1000元。也就是說，即便在義務教育階段，外來孩子的家長每年要交納的費用也是本地孩子家長的五六倍。
要知道，外來勞力在京大多數處在謀生糊口的階段。他們在務工、在經營小攤、在幹著北京人鄙夷不屑的營生，當屬城市裏最困苦的一個群體。這等於是向最困難的人收取最高額的費用。這類土政策把許多學齡孩子從父母身邊趕到老家，趕到鄉村落後的教育環境裏，趕到得不到父母照顧的孤寂的童年生活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9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第36條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我想問：人爲擡高入學門檻的高收費叫不叫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與平等的權利呢？第37條規定：“國家、社會對符合入學條件、家庭經濟困難的兒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種形式的資助。”
事實卻恰恰相反，如北京，對符合入學條件、家庭經濟困難的（外地）兒童，要徵收高額贊助。

是教育設施的容量有限嗎？不是。當今的大城市裏，最普遍的現狀，就是教育設施閑置，教師隊伍過剩。據《參考消息》1999年6月披露，由於這些年城市嬰兒出生率的急劇下降所導致的生源不足，上海每年要關閉200所學校。
別讓教學資源閒置浪費了。教育本來就是一種公有衆享的非贏利資源。拆了這墩門檻，讓學校教室裏空著的座位滿起來，行嗎？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再說，孩子的家長也是北京財政的納稅人。
現今中國的跨區流動人口數量普遍預計在8000萬到1.2億之間。我們的社會居然不容易聽到這個群體發出的聲音，這是因爲他們說話的機會太少。
北京常常申辯自己一些地方政策的必要性和京城地位的特殊性，並暗示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也如此。我想說：不管對勞動力市場劃地爲牢的做法以及對外來人口歧視的現象在中國如何普遍，都不是這種地方保護主義的法規應當存在的藉口。可以說，在任何一個憲法國家，歧視都是絕不容許存在的，遑論制度性、規模性歧視了。
這種溫室中的保護，其負面作用已經顯現，且造成了很多北京人的懶惰、不思進取，喪失危機感，弱化就業競爭力和創業能力。
新千年到了。“收拾屋子迎新年”是中國的傳統。北京呀，收拾東西的時候要記得，有些東西，真的該扔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不是一個大城市應有的胸襟。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4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4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九億農民的出路
唱高調
九億農民的出路，其實就是全人類的出路，要知道，整個地球才60億人。
九億農民的出路,我認爲可以分三步走：
一、取消戶籍制度。首先讓中國農民在身份上真正成爲中國的主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一樣的，都可以自由遷移。一張身份證足矣，人人生而平等。誰都可以在北京居住。我在鄉下的二舅也有資格在北京生活，只要他願意。

二、實現全民福利制度。政府必須保障所有中國人活著的權力。不再任由農民餓死、病死而不聞不問。不再看著農民子弟因300元錢而失去一生的學習機會，而要花2000億去辦什麽TMD、奧運會、大運會，花12億去修NMD的中華世紀壇。
在全中國範圍內實行真正統一標準的社會保障制度。
長安街再漂亮，也不是全中國，也只是江總頭上的一根紅頭繩。大西北再貧窮，那也是我們父老弟妹生存的地方，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心裏永遠的疼。以全國人民的名義組成的中國政府，爲什麽不能把王府井一萬元一根的路燈柱子，換成甘肅省的一所希望小學呢──就在今天，在蘭州以西六十公里的農村裏，一萬元可以建成十間寬敞的大瓦房。

三、實行民主制度，讓那些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人進入各級政府，表達農民的意願，爲他們爭取利益。現在的政府裏，有哪一位是真正的農民？最可笑的是，農業部裏從部長到職員，竟然沒有一位具有農民身份。而這在中國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全人類的七分之一,竟然沒有一個人在政府裏代表他們的利益！這是中國人的悲劇,還是全人類的悲劇。
孔子說過，十室之邑，必有聖人。在無比廣闊的中國農村，有多少治國平天下的曠世奇才！在政治上解放中國農民，進而解放所有的中國人，相信中國的農村會成爲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相信中國其他的事情也一定會很快辦好。
雖然民主國家裏也有貪汙腐敗，也有殺人放火，但那與專制國家裏的罪惡有質的不同，1%與99%無法相提並論。江總對紐約時報說，你們美國也怎麽怎麽，所以你們沒有權力對我們說三道四。這種無恥之尤的話語竟成了維護專制制度的最後一道堤壩！江總難道真的不清楚下面的事實：
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九億人被排斥在國家福利制度之外，自生自滅，終生享受不到一分錢的國家福利。國家對他們不但不負擔任何責任，反而一再壓榨盤剝，不打白條就是最大的德政了。
美國兩億人口中，一億五千萬爲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所有的美國人終生都享有國家福利。只要你想活著，國家就會給你提供活著所必須的食品和醫療保障。不解放中國農民，人類就沒有資格說自己進入了文明時代。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5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4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農夫的呼號》全國人代會，農民占幾許？
淮生
直至步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九億農民在中國十二億多人口中所占比重仍高達七至八成。不知有多少人著重留意過：在我們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農民代表所占的份額有多少呢？
我手頭有份資料：1993年産生的第八屆全國人代會：代表共2978名，農民占9.4%，工人占11.15%，兩者之和是20.55%,知識份子占21.8%（引自國務院新聞辦1995年12月《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
如果說上面這個資料是八年前的，已不新鮮了，那麽我們看看新鮮的資料怎麽樣。
爲了瞭解今年３月召開的全國九屆四次會議上的同類資料，我上互聯網查詢。說實話，我差點累暈了頭，也沒有找到結果。我查到與主題最相關的一個結果是：總代表2979名，工人農民代表合計563名，占18.89%（同比減少了近２個百分點），知識份子21.08%。我只能靠猜測來得出結論（別怪我不嚴謹）：九屆人代會，農民代表的比例也許是9%，也許是7%。讓人不解的是：爲什麽不像“解放軍代表占8.99%”一樣單獨列出來呢？是不是比例太低，乾脆運用“模糊理論”來模糊一下呢？
就憑這有限的資料，可能不妨礙我們得出一個大致清晰的結果。試分析如下：工農代表563名，按工農各占一半計算（實際上，通常工人代表要多於農民代表數），農民代表實數是281.5人，取整數281，除以農民總數九億（保守的估值），得出結果是1：3202847。這就是說，三百二十多萬農民中，才攤得上一個代表名額。若按這個比例匡算，香港只夠２個議席，而不是36席。澳門只能有0.14席，而遠不配擁有１２席！對於任何一個農家子弟（或一個有良心的人）而言，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但這還遠遠不能算是最令人悲傷的，最令人悲傷的事還在後面，請容我說你聽。

我想進一步表達我另一個更大膽的猜測：名義上，全國人代會中農民代表比例爲7%至9%，左右，實質而言在這個最高的權力機關裏，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代表！也就是說，一個堪稱世界最龐大的群體、一個占全球人口六或七分之一、一個超過了全歐洲加前蘇聯人口基數之和的中國農民群體在自己的國家政治生活構成中，所占比例是0%！別以爲我是在聳人聽聞，故作驚世之語。我是認真的！

質疑理由如下：
第一：
全國人大中的農民代表是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其最主要作用和使命是代表農民利益說話的，這毫無疑問。可是，現今（也可說一直）中國農民生活境狀如此之苦，受“戶籍制”流弊禍害如此之深，請問：在人民大會堂的議事廳，有誰聽到過有某一個（哪怕一個）農民代表在這一關乎農民子孫後代的福祉問題上表達了一個“不”字，拿出了一個提案？！
第一條的補充質疑：“農民真苦”“農村真窮”的呼號反映出的問題絕非自2000年始，自李昌平發現始，幾十年來一貫制。爲什麽這個良心的呼叫，這個殘酷的、真實的呼叫出自村官李昌平的喉管，而不是最早、最先、最應該爲此發話的農民代表？！
第二：
一個農民當上（非選上）了人大代表，他將不再具有無助的農民那些最基本的特徵，也就是說，他開始擁有了一些城市強權階層一直就有的一切特權。
比如：他（或他領導的村落、他領導的集團公司）可以拿到最低息（或無息）的貸款、最緊缺的原材料、最優厚的政策扶持、最便捷的市場准入`````再想想：這個人，他啓動資金不缺，原料足夠，方方面面的保護關照足夠，銷路也不愁（再愁也不能讓比熊貓更珍稀的農民代表愁），雖然他號稱農民，他的日子會不好過嗎？如他有兒子，他兒子犯得上去北京做苦力嗎？昌平篩沙子、服苦役的命運輪得上他嗎？如果他有女兒，廣州收容醫院遭輪奸的命運輪得上她嗎？八輩子也輪不上——這時，也就是說，他的雙腿已經邁進了一個嶄新階層，一個擁有了社會資源（包括稀缺、非稀缺的資源）由由調配權階層。這是普通中國農民絕不可能具備的條件。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享受到這個份上，你能指望他能對謀生在外的農民工惡劣的生存處境，對野蠻的、罪惡的收容制度喊上哪怕是一嗓子嗎？
如此表現，我們農民豈敢一廂情願地說：你，是我們的代表？
《人民代表報》今年三月曾報道說，有的農民代表三年未發一言，未提一案，即是佐證。
他們中很多人把人民大會堂裏剩給農民的區區幾個席位白白浪費了。

當然了，如果有人說那麽多農民代表真的一句話都沒有說，這對尊貴的代表們而言肯定是“別有用心的”“惡毒攻擊”（文革常用語）。問題是，你的發言老說農村形勢不是一般的好，並列舉自己那個村（或集團）人均達到了幾萬人民幣；表態說中央領導決策就是英明；安定團結來之不易，必須維持；以德治國就是好...之類，錯倒是絕對沒錯。但，你爲什麽不說點別的，比如，說說那些你曾與他們處在“同一戰壕”的農民眼巴巴地盼著你說的話呢？

如此這般，在我們這個社會，苦難的農民到底還能指望什麽？

“祖國，親愛的母親”，這是人人會唱的一首歌。

祖國，你這個“母親”呀，你到底何時能讓你的農民兒子有指望、有憧憬地依偎在你的胸懷，感受著溫情與溫暖，享受著尊嚴與幸福，並爲擁有你這個公正、仁愛的“母親”而自豪？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6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4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進城農民：一個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
王衛國
14年前，一批法學界和經濟學界的中青年學者聚首京城，討論了一個基本的理論話題：效率與公平。與會者達成一個共識：在現階段中國，應當採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其意思是，首先要把經濟搞上去，只有在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才可能在更高水準上實現公平；同時，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也要盡可能地解決好公平問題，以便爲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那時，把公平擺在“兼顧”的位置上，實際上含有“一時還有些顧不上”的意味。而之所以“顧不上”，無非是說實現分配公平的物質條件還不夠。現在看來，這個認識是有局限的。十幾年的經驗證明，首先，公平的要求並不僅限於分配領域；其次，實現公平並不完全取決於物質條件。在這方面，進城農民的狀況就是一個值得很好研究的課題。

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被稱作“盲流”。當時，有些政府官員甚至想要人爲地阻止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現在看來，在改革開放和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於經濟發展的。據報載，從1982年到2000年近20年的時間裏，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2.05億人。今後20年，農村向城鎮轉移的人口量將可能達到3.3億。

農村進城人員絕大部分是務工的。他們沒有從事投資經營的資本，只有勞動力。他們當中許多人缺乏教育背景，只能從事以體力勞動爲主的工作，特別是那“累、髒、險”的工作。在每一個城市的每一條新鋪的道路上和每一棟新蓋的大樓中，都灑下了他們的汗水。
當城市人瀟灑地享受生活時，有許許多多的進城農民在爲他們提供著保潔、保安、裝修、搬運、保姆等各種服務。但是，從城市“父母官”到普通居民，很少有人把他們看作城市的成員。這些人沒有戶口，不能享受社會保險。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裏的學校裏念書。他們在工作場所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勞動保護，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現象十分常見，領不到工資和工傷事故得不到賠償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他們常常居住在狹小擁擠、秩序亂和衛生差的邊緣社區。他們還要爲取得在城裏居住和工作的資格支付多種費用。此外，他們還常常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執法人員的粗暴對待。可歎的是，城市的人大、政協和政府很少把這些人的福利和權益保障納入自己的議事日程；他們就外來人員討論的議題，更多的是如“管理”或“治理”。
今天，當我們欣喜地迎接中國“入世”，並躊躇滿志地準備履行我們對國際社會作出的種種莊嚴承諾的時候，人們是否想到過，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們對農民的“入城”何曾有過欣喜，對進城的農民又何時作出過何種承諾？當我們向全世界保證所有來到中國的人都能夠享“國民待遇”的時候，我們是否想過，在我們的城市中，那些來自農村的國民還沒有真正享受到作爲本國公民應有的平等待遇？

最近，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指示，針對近幾年一些地方以加強管理和服務等爲名對進城農民巧立名目亂收費現象，國家計委會同財政部發出《關於全面清理整頓外出或外來務工人員收費的通知》規定，對外出或外來務工人員徵收的包括暫住費、暫住（流動）人口管理費、計劃生育管理費、城市增容費、勞動力調節費、外地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服務費、外地建築企業管理費等在內的多種收費將一律取消。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僅僅是解決了這些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財産權──免受政府不適當的行政收費行爲侵害的問題。而除此之外，進城農民還有許許多多的權利需要保護。例如，他們的人格權，他們在勞動法上的種種權利，他們的子女的受教育權，等等。

據報道，最近，北京豐台區經過兩個多月的清理整頓行動，強行關閉了其轄區內的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只有其中的六所學校經改造後被豐台教委認可而得以保留。關閉的理由是那些學校條件簡陋，“容易出問題”。區政府還規定，今後只要有打工子弟學校能達到這六所學校的標準，就允許其開辦。看來，豐台區政府在實施這一行動的時候，並沒有考慮那些孩子們在學校被關閉後的入學問題，也沒有採取解決他們失學問題的補救措施。這就好比對一群吃著酸菜稀粥的孩子說：酸菜稀粥不符合營養標準，你們要是吃不上牛奶麵包，就乾脆餓肚子！
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證明，實現社會公平，首先要從保護弱勢群體做起。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是弱勢群體，消費者是弱勢群體，我國都已經爲保護他們的權益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在我國，進城農民也是弱勢群體，可是現在還沒有保護他們的專門法律。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有關部門迄今爲止還沒有提出保護進城農民合法權益的立法計劃。
國家計委和財政部《關於全面清理整頓外出或外來務工人員收費的通知》還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這次收費清理工作，“以促進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和社會穩定”。看來，這一文件的發佈主要是以實現政府職能爲目的。是不是可以說，如果有一天，增加對進城農民的收費有利於“勞動力合理流動和社會穩定”，政府還可以廢除現在的規定？人們有沒有想到，禁止政府對進城農民亂收費，首先是一個保障公民合法財産權和遷徙自由的問題，是一個實現社會公平和全面兌現公民憲法權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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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50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中國式“種族隔離”
VOA
（美國之音李維青報導）中國有九億農民，占總人口的70%。然而中國的戶籍制度把農民打入了二等公民的困境。跟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待遇差，地位低，生活比較貧困。有分析認爲，中國經濟改革要發展，就要改革戶籍制度，給農民以自由，使他們成爲經濟改革的主體。
中囯共產黨1949年建國之後，從1958年開始實行戶口制，從此把老百姓劃分爲城市和農村戶口，8、9億農民長期被束縛於人多地少的農村。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佛利德曼認爲，毛澤東的政策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他說，要瞭解中國農民的苦難，就要追塑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政策不是逐步實現現代化，其中包括都市化- 而是把幾億農民關閉在農村。結果毛澤東統治時期，大多數農民生活極爲貧困。

一、戶口制禁錮農民
中國80年代放鬆限制人口流動，農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到城裏打工，但還是擺脫不了戶口制的鎖鏈。佛利德曼說，政府仍舊設法把農民禁錮在農村。農民打工要有當地政府的證明，他們拿不到城市戶口，子女也無法在城裏入學。中國的戶籍制度就像是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推翻種族隔離制度之前，黑人可以到城裏打工，妻子兒女卻要留在黑人聚居區。
對於中國9億農民來說，戶口制不僅限制他們的遷徙而且使他們在多方面受到歧視。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最近幾年中國農村經濟停滯，農民稅負沈重，種地養活不了自己，中國農民中有一億兩千多萬人離鄉背景外出打工。他們幹城裏人不願做的髒活累活，蓋房建樓，清掃垃圾，給人看孩子。在經濟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卻始終沒有改善。出外打工的農民沒有城市戶口，子女不能入學，即使能入學也要交納雙倍學費。他們本人也找不到更好的就業機會，享受不到社會保障制度，住房，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城市居民的福利。

二、農民歧視十大現像
中國的《農村工作通訊》五月發表文章，列舉了農民受歧視的十大現像，其中談到農民沒有自由遷徙的自由，想離開農村，改變身份非常苦難。農民的農外就業難，城鄉差別近年來還有擴大趨勢。文章說，據調查，種田收入低，僅夠維持溫飽，有8千萬農民徘徊在城鄉之間來回流動。他們到城市很難找到職業，即使找到報酬也很低。所有城市單位招工都寫明要城市戶口。農民只能打短工，工資很低。付了房租，所剩無幾。文章還提到農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農家子弟考大學錄取分數要更高。農民占人口70% ，大學生中只有30%的人來自農村；農村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失業不叫失業人口，也沒有失業救濟。農民的稅務負擔繁重等等。

三、官方承認戶口制沈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教授盧學義一直呼籲戶籍改革。他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時說，戶籍問題給農民造成種種困苦。農民受到雙重打擊，農業收入下降，農民缺少農外就業的機會。該報報導，中共中央已著手改革戶籍制度。中國公安部向國務院提出了有關的改革的草案，國務院正就此徵求民政部、財政部和人事部的意見。公安部一名高級官員6月份證實中國高層正在審閱有關的草案。該報還援引這位官員的話說：“我們也意識到戶口制度太沈重，控制著教育、就業和婚姻等問題。”

四、湖州試點戶口改革
中國已經有一些戶口改革的試點，比如，浙江湖州市今年三月宣佈，凡是在市內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就業和收入的就可以申請當地戶口，結果有一萬名流動工人變成湖州市居民。有分析認爲，戶籍制度改革後，可以在農村設立一些仲介機構，讓流動農民能在正常秩序下獲得就業機會，並能在城市安家落戶。也有人認爲，中國應大力發展中小城鎮，逐步將農民轉移到城市，減少農村人口。
戶籍改革面對很多阻力。中央計劃部門和城市官員擔心農民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將不得不爲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付出巨大開支。政府還擔心人口流動會造成城市貧民區的擴大。城市居民因爲擔心農民進城會加重城市失業而排斥所謂外來民工。最近對中國幾個大城市居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受訪市民中有91.4%的人認爲流動工人嚴重影響到社會秩序。

五、農民位於寶塔底層
觀察人士認爲，落實戶口制度改革可能要等中共高層領導同意，然後批准人大起草新法，這可能要拖上三、五年的時間。不過戶籍改革事關農民的自由，而農民的自由則關係到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前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最近就農村問題發表評論說，中國經濟之所以年年停滯，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居民沒有自由。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是要把計劃經濟改變爲自由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是有歷史條件的。研究自由經濟史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場經濟是以自由人爲條件的。但是鮑彤說，中國的市場同中國的官場一樣是一種寶塔式的結構，有利可圖的好東西是按照權力大小分配的，而壓在寶塔底層的是農村居民，他們鐐銬最多，自由最少，負擔最重，所得最小。這是農民的不幸，也是國家的不幸。鮑彤說，必須把9億農民解放成自由人，農民自由了，才會成爲市場經濟的主體。

六、毛澤東扔下爛攤子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佛利德曼指出，中國的改革派政府從毛澤東時代接管了一個爛攤子。不管誰掌權，也不管他們有多英明，中國的農村問題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但如果政府不許人們自由流動，自由尋找職業，中國農民就擺脫不了貧困和受歧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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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5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相信農民甚於相信政府
党國英
中國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做“子民”，給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數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剝了下來。
但神性外衣沒有被真正埋葬，它依傍“計劃經濟”借屍還魂了。計劃經濟理論支援了一個更強大的政府，百姓處於更嚴格的控制之下，其中農民則是被控制者中最爲弱小的階層。計劃經濟如同一場社會理想的試驗，或者說是一種瘋狂念頭被付諸實施時的盲動。幾十年試驗下來，該聰明瞭吧？沒有，至少是影響社會的主流力量還沒有完全清醒，或者說大家在看著“皇帝的新衣”。人們繼續對一個強大的政府（不是強大的國家）存有幻想。
幾十年的農村發展證明瞭一個道理：相信農民應該甚於相信政府。爲什麽？簡單的答案是，在農民自己的事務上，政府的官員不比農民更聰明。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只是在一部分公共産品的供應中無可奈何地選擇政府。政府主要的力量應該集中於最基本的方面——維護社會的憲法秩序，即保障一切交易的自由、公正與安全。百姓賦予政府這個權利，不是因爲政府的官員更聰明，而是政府的這種權利可能産生巨大的節約。但它擁有這種權利使我們不放心，因爲它的這種權利使它的控制者們有了某種特權，這種特權隨時有可能被濫用。我們相信農民，因爲他們原本就沒有唱高調，原本就追求發財致富，沒有任何人比他們自己更關心他們。

但是，種種陳詞濫調妨礙我們相信農民。
一曰農民保守。說農民保守只是城裏人的無知。對於新鮮事物，城裏人以所謂付“學費”來挑戰風險；但對於貧窮的農民，風險是下月的食物、來年的活命。農民之“保守”是農民的智慧。

二曰農民處於所謂“馬鈴薯”狀態，尤其不懂得與政府合作。農民曾經與新政權有過很好的合作，但在60年代以後我們做了許多愧對農民的事情，農民能不心存疑慮麽？80年代改革農村經營制度，提高糧食價格，農民得到實惠，農民也自然與政府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到90年代，農村改革踏步不前，地方政府爲了增加收入，加強了對農民的控制，真正的農業勞動家庭的收入出現絕對下降，農村社會關係複又緊張起來，農民又怎能對我們的政府官員繼續信任。農民的信任問題完全來自政府方面。

三曰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利於農村社會穩定。我們早就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不支援農民專業經濟組織的自主發展，想把它們控制起來；我們也早就聽到一些地方官員說“村民自治選舉”破壞了政府在農村的基礎。其實，說輕一點，不過是我們的一些官員離不開控制別人的生活，一旦有人失去控制，心裏就發虛，就要找個由頭挽回局面。至於說到“社會穩定”，我這幾年磨破嘴皮在訴說一個道理：社會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就穩定。農村更是這樣，社會聯繫弱的農民從來就是政治謠言蠱惑煽動的物件。我的看法是，誰反對農民組織起來，誰就是不要社會穩定。

教條似乎來自愚昧，但真正支援教條的是現實利益關係。農民組織的發育意味著重新調整農村權威關係，既定的利益集團一定要做出強有力的反應。一切語言文字上的概念與符號不過是利益的文化包裝而已，所以，我們決不幻想那些教條在一朝一夕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陳詞濫調總歸要被抛棄，不過這主要不是學者們的功勞，而是農民自己的行動。在這一期的《南風窗》上，記者章文和高羅勝又一次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農民自己能夠組織起來，能夠通過聯合來擴大自己的利益，甚至能給自己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良好制度。這是一篇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需要再三捧讀的報告。

農民專業經濟組織的興起和發展遠遠超過自己的經濟意義，提出這一判斷是基於對中國農村大的發展背景的認識。

我以爲當今中國農村有兩大事件正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命運，並對中央政府形成巨大的（憲法層面）上的制度改革壓力。

第一個事件是農村市場化背景下的勞動力大轉移。中國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曾經走在城市前頭，但90年代基本停滯了。最近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市場化的步伐明顯加快。首先是勞動力流動的市場化、城市化，並將逐步具備公正的內涵。市場化的進一步訴求是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這將是憲法層次上的改革。

第二個事件是農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選舉制度。我一再認爲中國農村發展最重要的是市場化，但從不否認農村自治選舉的意義。對於今後的發展，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民主不等於選舉，更不等於自治。民主的基礎之一是社會擁有強大的協商與妥協機制。據我的調查，農村自治選舉越是被農民認真對待，就越是顯示著激烈的衝突。農民對當選村長的第一訴求是“查帳”，極而言之，這意味著農民要對數千億元村級債務討個說法，還要對以後的利益做重新分配。在我的有限調查中，沒有看到就這一問題做協商的可能性。

這兩大事件相互影響，構成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旋律。但這種劇烈的結構變化能不能有序地進行，能不能以改良的形式出現，卻是人們所不能不擔憂的。我們不贊成革命，因此我們希望在結構變革中出現“潤滑劑”或“穩定器”。在我有限的知識裏，這種穩定器正是農民的組織，並且首先是農民的專業經濟組織。

經濟組織的發育較之政治組織的發育更有利於緩和社會衝突。第一，經濟組織的領袖一般擁有較多的社會經驗和專業知識，與其他社會力量容易談判、妥協。第二，經濟組織的利益訴求較爲和緩，會使重新“切蛋糕”的社會變革過程不至於採取激烈的社會形式。第三，經濟組織通常與政府部門在人員方面有相互滲透，利益聯繫多，資訊充分度接近，與政府的合作較政治組織更爲容易。

當然，農民經濟組織一旦發育起來，說它就是農民利益的當然代表，未免離譜。但農民經濟組織畢竟與普通農民的關係更近，農民組織的運作方式的選擇將有利於克服它的毛病。伴隨城市化過程，普通農民的經濟地位將逐步提高，農民經濟組織將更多地體現服務精神。實現這個過程需要時間。

僅僅有時間是不夠的，高層政府必須爲農民經濟組織的發育大開綠燈。政府應該相信農民自主經濟組織甚於相信自己，主動地減弱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逐步實現農民仲介組織對農村社會的管理與協調。越是相信農民，政府就越可能有所作爲。
200109——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39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5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從一位鄉村教師的憂思談起──中國城市化道路之我見
石讓
按：
這是逃出農村出生地監獄而積極爲城市天堂更上一層樓的政治設計師所寫的文章。作者的“城市戶籍准入制度”的建議，不是打破城鄉差別的戶籍制度，而是建議在保留城鄉戶籍制度的框架內，要求城鎮戶籍制度開個口子，允許進城民工擁有居住城鎮的資格而已。儘管如此，它也披露了一些農村真相：
一、當前農村基礎教育的巨大城鄉差別：20年前本來就非常落後的農村基礎教育居然比現在要強的多，他的小學母校居然在人口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生員、師資驟減，五個年級五個班委縮爲兩個混合班；有點良心住校的教師居然還是沒有教師資格的退伍兵，和以前小學畢業教小學，中學畢業教中學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可謂沒有兩樣。
二、進城農民工的無奈：在城鎮辛辛苦苦撿來城鎮人不願幹的苦累肮重險毒的活所掙的賤錢，既要用於城鎮租房，又要在老家占地建房；既要寄給遠在家鄉的孩子們當作父母無法關心、教育的補償性開支，實際又成了孩子們的揮霍性消費；又要交給交通系統的城鄉往返消費，原因就在於強制出生農村成爲農奴身分的戶籍制度。
三、教師不象教師：教師下課回家比學生還快──騎摩托回家種地，爲人師表的傳統美德不復存在。其實，教師下課回家比學生還快的教師行爲是城鄉教師的普遍現象。原因也並不在於教師工資不夠高，道理正象高薪不能養廉一樣：陳希同、王寶森、成克傑、胡長清等高官的合法性收入加合法性公款消費不能說不高吧，爲什麽他們還多多益善地貪汙、收受賄賂？根本原因在於，人心沒有滿足的時候，制約貪心不足的法律和道德警察被囚禁在專政監獄裏，即人民沒有監督公僕的權力──教師屬事業性公僕，和行政性、司法性、政黨性公僕一樣，都是花人民稅收，應受人民監督的公僕。何況一切向錢看、社會地位以金錢爲準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風氣，全民蛻變成了金錢動物。

一
我從北京回到一別幾年的湖南省桃江縣農村老家，村裏往昔的夥伴們即現在的青壯年農民，都已經到南方打工去了，村裏留下的全部是中老年人。他們不僅要耕作農田，還承擔起了撫育下下一代（主要是農村中小學生）的任務。
唯一“例外”，就是有一個在村裏任教的小學教師，他作爲“公辦教師”子女參軍入伍後又轉業，被安排在我們村裏。我們一起聊天，說起農村辦學與村民子女教育問題，他不無憂慮的告訴我：
“大概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二十多年前，那時正是全國‘科學的春天’。我們小學校有五個年級，每年級一個班，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教師負責教學。現在我們小學校只有三個班，一三年級混合爲一個，二四年級混合爲一個，一個是幼兒班。我們村五六年級的學生合併到鄰村去了，鄰村的二四年級的學生也被合併到我們這裏上課。老師只有三個，一人負責一個班，一堂課同時爲兩個年級輪流上。儘管我們小時候讀書的人多些，但是那時的師資力量的厚實與老師們責任心的踏實，也是要不知比現在強多少倍。就說一點，那時候教師都要住校，晚上必須備課，現在的老師除了我單身無所謂住不住校外，放學後其他老師們回家比學生還快，騎摩托回家去種地。
“我們這批人小學得到的教育基礎良好，村裏還出了好些大學生，我們那年同時考上本科、大專和中專的就有四、五個。隨著小學以後辦學條件的衰退，村裏出大學生的數量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近三年村裏考上大中專才有一個，以後還會不會有，越來越叫人悲觀。唉，象我們這樣的村子，人口這麽多，年輕人考出去讀書的一年年少了，出去打工的一年年多了，現在幾乎全是……
“現在學生們也不象以前聽老師的教育了。父母在外打工，爺爺奶奶們不僅無力管教，甚至覺得孩子們可憐加以溺愛，在外的父母們也怕虧待孩子，就多寄錢給孩子作爲補償。現在的學生花錢都大手大腳，鎮上村裏的商店全靠賺他們的錢。什麽好吃他們買什麽，什麽漂亮他們穿什麽，誰過生日誰就請同學的客，全不知父母在外打工掙錢的艱辛。唉，父母們這樣做，還不知道是在害自己的孩子們。最令人痛心的是，現在的孩子們除了營養好身體壯外，將來科學文化與道德素質怎樣，叫人想也不敢想。
“現在辦學開支一再壓縮，甚至有時連我們的工資也不能按時發放，學校條件越來越差。教舍還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房子，沒有一點改觀。我們幹一天算一天，拿這點每月四百來塊錢的薪水，唉，還不如去打工啊！”

二
聽了他的話，心情十分沈重。中國農村兒童的教育問題，不僅無條件的僻遠山村解決起來困難重重（如電影《鳳凰琴》、《一個都不能少》所表現的），就是我們老家這樣原來有基礎、教育曾經興旺與紅火的地方，也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倒退！這不僅使我對家鄉發展前景産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失望，更使我對中國八千萬至上億數的在外打工的農民們所面臨的子女教育問題感覺到嚴重悲觀，進而使我的對中國全民族素質的提高與科教興國戰略實現的信心，受到猛烈衝擊。
現在青壯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謀生，農村裏出現了具有生機活力青壯年的文化空洞化，同時伴隨發生的是封建迷信落後文化通過家庭老人教育的隔代遺傳。全國農村大約有八千萬到一億青壯勞動力到城市裏打工掙錢，他們把錢寄回農村消費，在農村蓋了新房（一般是兩層的樓房），但這對於他們自己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於他們子女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又有什麽價值和意義呢？

三
難道問題就沒有解決的出路和辦法？我想還是有的。要是能讓那些在城市打工並有足夠勞動經濟能力的農民到他們工作的城市安家生活，那麽在他們子女教育中出現的農村青壯年文化空洞化與青少年文化隔代遺傳問題，就可以逐步隨他們攜帶子女定居城市而得到解決。而進城農民工的主要消費，即每年候鳥般地往返於城鄉的大量路費、蓋一座座自己平日並不居住的鉅額新房的建築費，就可以轉移到城市裏來進行消費與投資。農民進城安家，不僅要購房租房和購置所有生活用具，極大地刺激與啓動城市消費；更有價值的是，在城市安家的農民轉化爲市民後，他們創造的財富就會更多地用於對自身勞動職業培訓與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上，就會更多的用於他們子女的科學文化教育與全面素質的提高上。科教興國的道路，就可以由這些農民用自己的勞動與投資來踏踏實實地修築，這樣就會有更多的農民及其子女，有機會搭上城市較先進的教育事業快車，使他們也能昂首闊步地進入科教興國的大路中。
意義不止如此，農民工轉化爲市民，這些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問題就可以由他們自己對城市生活的體驗而作出新的選擇。城市高昂的生育與教育費用，就會使這些新城市居民主動只生育一次甚至自動放棄生育。中國這部分農民工原有的子女超生失控問題，就可以不費力氣得到解決。長此以往，中國農村人口控制問題也可以因此一步步自然化解，遠不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尖銳矛盾、危機四伏。
再進一步分析，隨著農民工的城市化和農村人口的主動遷移，原來人均僅一畝左右耕地的許多農村地區，原來鋤頭扁擔加鐮刀的生産方式，現在就有可能改變爲拖拉機、播種機和收割機的現代化的規模集約式土地經營，現代農業所需要的先進工業産品與農業高科技成果，才會出現巨大的需求市場，才能切實轉化爲現實生産力，從而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才能真正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而形成共同發展的良性迴圈。

四
對於人口嚴重超過資源與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地區（主要是西部地區）來說，還有一層特殊重要的意義：要是在農民自願的前提下，放開所有城市的戶口准入政策，讓所有在城市打工並具有在城市謀生能力的農民轉化爲當地城市市民，並將退耕還林、還草、還湖的政府投資作爲城市安居補助轉移支付給他們，那麽，經過五年十年的努力，原遭農民破壞的山坡、草原與湖泊濕地，就會因破壞它們的大部分人的移走得到休養生息，何需再費現在單純的退耕還林還草還湖且後續手段不濟政策的九牛二虎之力？
而現行的主要靠以小城鎮爲主的城市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問題──基礎公用設施成本高、人力（主要是智力）資源條件差、産業規模小與鏈條短、生産與市場效率低、産品競爭力差、就業水平與人口容納能力有限、資源浪費且污染嚴重。小城鎮城市化效率低、不徹底，現在鄉鎮企業衰落與一些地區小城鎮居民重新返鄉耕種的情形，已經能夠說明問題。
至於放開全國城市戶籍准入制度，讓農民工到各大中小城市全面開化，會不會造成城市交通、住房、醫療衛生、教育與就業的全面緊張，從而損害城市居民與全局利益？不僅大可不必爲此擔心，相反，這還是解決城市基礎設施改造、改善全國城市就業、提升城市生活質量的有效與必然之路。持續的高效率與高速度的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沒有農民工的自由准入政策，農村流動人口獲得的巨大財富就不會主要在城市形成消費與投資，農民工往返城鄉的浪費性消費、在老家占地建房的浪費性消費，實際就是城市的全面損失，中國經濟將會持續不斷地陷入消費低靡，反過來造成經濟不景氣、城市就業不足、城市設施改造與城市生活質量改善困難等種種問題。設想一下，中國農民工平均每年可以掙多少錢，使之轉化爲城市消費後，又可以産生多少就業機會，進而又爲政府創造多少財稅，這恐怕是政府發行再多的債券也難以做到的。

五
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是依據我曾經對日本的考察情況看，我確信全面放開戶籍准入政策，促進我國全面高速的城市化，對於我國經濟與社會整體良性運行具有最爲現實、最爲重大的意義。日本的資源十分貧乏、人口密度巨大、特別是可利用耕地少。但是在日本主要農業區的北海道，農民一家三口耕種土地均在一百二十公頃以上，平原農牧區不見幾戶人家。那麽日本人幹什麽去了？他們都轉移到城市裏，特別是大都市中：東京地震頻繁，曆史上屢遭毀滅性浩劫，但是日本人依然不屈不撓，使東京成爲世界上最有名的超特大城市之一，人口達二千七百萬，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從廣島到東京數百公里新幹線沿線，城市幾乎全部連成片。日本人在大城市裏幹什麽？創造城市工業文明，形成龐大的工業與科技生態，使處於工業與科技最頂層的高科技研究與開發，具有足夠雄厚的智力人才，從而保證日本高科技産品走在世界前例，使他們可以用高科技的高資本高智力産品，換取中國等國家低資本低智力投入的商品，不僅養活所有日本人，而且還使日本成爲世界科技與經濟大國。那麽，日本的科教興國戰略落實到什麽程度？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個三等秘書（相當於我國的縣處級公務員）說，他農村老家的老媽媽從來就不希望他作外交部公務員，一直希望他回去做令人敬仰的小學教師。試問如果日本仍然封建治國、城鄉分割，不把對下一代的教育老老實實從小學開始就做好，那麽世界還會有日本的經濟奇迹麽？
中國相對于日本，依然地大物博，資源條件優越。除了中國歷史政府治國方略的主觀原因，誰也不能爲比之於日本經濟而相形見絀的中國經濟找半點客觀方面的藉口。中國要效法日本科教興國，首先就必須使中國社會解開城鄉分割的歷史死結，然後大幅度提高教師的薪水與隊伍素質。農民的城市化，不僅會解決農村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而且可以刺激整體經濟發展從而解決農村及城市相互促進與共同發展問題。實際上，由於戶籍准入政策的放開，同時也解放了城市裏長期以來流動困難的所有勞動力，從而形成全國勞動力的統一大市場，使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智力資源）有可能得到全面優化配置（如智力資源通過市場經濟機制調節形成優勢密集群落與區域），促進中國社會人口勞動力素質與産業結構的全面升級，使全國在自由的市場環境中真正出現象美國矽穀那樣的具有生機和活力的高科技産業基地。

六
因此，我設想，中國東南的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大城小鎮都具備很好的工業産業基礎條件，它們都能夠成爲我國率先全面放開戶籍准入的地區，吸納全國巨量的勞動力，讓這些地區城鎮就業規模、産業規模與人口規模充分不斷擴大，形成中國的新興工業城市帶。對那些來自西部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農民，他們到這些城市中購房置業、定居謀生，政府可以一律給予退耕還林還草資金轉化而來的相應補助；對來自自然條件較好一些農村地區的農民，政府則可以由農民自己拍賣原來經營農田的使用權或由政府回購農民土地使用權的辦法，使農民獲得在城市安家謀生的補助費用。如此這般，中國的經濟一定將會出現一派生機勃勃、長盛不衰的新繁榮景象！

七
高舉著“科教興國”戰略大旗的中國，對於自己近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爲什麽視而不見？爲什麽在實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政策的同時，從不實行城鄉平等的基礎教育投資而實行嚴重的農村教育歧視政策？
面對著全面“城市化”的浪潮，中國，你還有什麽顧慮猶猶豫豫不敢大步向前？
爲追求“現代化”強國的理想，中國，你只有趕快撒開腿追到底！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40
讀讀樂 　於　2002/09/13 23:5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評十三億中國人“活得好好的”
華農：
China_rain，你憑什麽說十三億中國人“活得好好的”？！你有資格麽？沒有在幾處農村各呆上十天半月的人，無論他是誰，沒有資格奢談對中國的瞭解，更沒有資格去代替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發話。
告訴你：我出生在農村，江西北部，傳統的魚米之鄉，自然條件不該窮，但情況又怎麽樣呢？

1、農村精壯勞力不得不四處飄零、艱苦打工。
打工的滋味，你知道麽？那是典型的被剝削啊！少得可憐的工錢——你一天的收入完全可能比打工仔一個月的收入還要多得多——還常常不能按時到手。挨到年底，按國人的傳統，四處漂泊的遊子誰不夢想回到父母妻兒身邊？可是，當人們辛苦了一整年兌現不了工錢的時候，即使他們再沒有文化，再沒有你那樣熱情激昂，他們也是血肉之軀啊。你能理解他們的苦澀、無奈嗎？我家三位兄弟就這麽年復一年無望地打工、打工、打工……打了頭年，來年的去向沒著落。過了年，他們便背井離鄉、妻離子散，一窩蜂漫無目的地往外湧，還被城裏人譏諷爲遊民、盲流，遭人瞧不起、甚至象牲口一樣遭驅趕。
幾年前，當我春節返京途徑武昌火車站，許多民工在車站廣場排長隊檢票。忽然，一個穿警服的傢夥，沒有來由照著一個站隊不很規矩的民工劈頭就抽皮鞭！多麽倡狂，他根本就不擔心被打民工的同鄉會一窩蜂撲向他——因爲他知道農民都是好欺負的，他根本就不把農民當人看！這就是不少自視高人一等的城裏人的惡行。
看在眼裏，我心裏想，那無辜挨打的保不准哪一天就換成了我的兄弟。可恨我人矮力小，我在心裏詛咒自己無能，只好夾在民工群中向惡警起哄而已。
還有一件事，我弟弟一九九六年途徑武昌火車站來北京接母親，在車站公用電話亭往我北京的家裏要電話，不到五分鐘，愣是被人家電話亭一幫人勒索了五十元！
農民啊，他們走到哪里，他們都躲不開歧視、欺壓。這樣的事，我經歷得多了，聽聞得更多。你聽說過嗎？你是嘲笑他們軟弱、弱智，還是嘲笑他們的出身——沒人叫他們投胎農村啊，活該？
象你這樣的人，生在城市裏、長在蜜罐中，更難說你自己以及你的父母就不是大小貪官。農民養活了你們，可你們不知恩、更不圖報，站著說話不腰痛，每天吃了沒事泡網巴、耍貧嘴、逗悶子。你要有良心，閉上你的嘴，不行善，也該積點德。
（有種，請正面回答我：誰給你發工資？你哪一天不在網上長泡？要真正關心國家，真正愛國，休要貧嘴、無賴，把你的時間哪怕拿出零頭來爲國家做點正事！光說不練，光貧嘴狡辯，你以爲你是誰？你在舌戰群儒？你在展示你卓爾不群的思辯能力和滔滔口才？真正可憐蟲一個，你不僅毀了自己，更浪費了人類的資源！不道德啊。）

2、再講我家父母，他們不算高齡，六十八、六十五歲矣。這個年齡，城裏人有退休金、離休金。換句話講，國家養著他們了。這很應該，畢竟要老有所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可是，我的父母們呢？他們享受了什麽？過去，他們忍受著巨大的剪刀差，爲這個國家積累財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有良心的城裏人都會承認這一點。他們勞苦一輩子，到老不但得不到國家的一文錢安慰，國家反倒每年向他們每人追索一百六十多元的苛捐雜稅！
真是豈有此理啊！更別提他們生病了誰來管？他們只能小病不醫，大病等死。人道何在？公理何在？我常常對城裏人講，除了身上穿的可能是化纖（我們明白，這不是進步啊），家道稍富有的可能還有個半導體、電視什麽的，農民的起居勞作與五百年前、甚或一兩千年前從形式到內容沒有太大的本質差異。講這樣的話，我的心裏充滿苦澀。你理解我這番話麽？你是否又要無知地反駁，指我這樣的言詞是在誣衊祖國，是賣國？在反駁我之前，請先到農村走走，不是去旅遊兜風，而是去同人們一道“活”幾天，一道到田地裏面朝黃土背朝天。如果不是這樣，你根本沒資格同我講話，更沒有資格代表農民說話。

3、仍然講我家的事。農村結婚沒婚檢，生孩子打預防針要掏許多錢。這一點，我不責怪城裏人。我自己在城裏生活二十幾年，習慣了城裏的事物，把許多事看成當然。所以，一個弟弟結婚，我從來就沒有提醒他們進行婚檢；他們生孩子，我也想不起來提醒他們給孩子打各種預防疫苗。結果怎樣？他們領了結婚證，卻沒進行婚檢。生孩子了，因爲要支付昂貴的費用，象當地大多數孩子一樣，孩子也沒能接受疫苗接種。
就我所知，免費接種疫苗是全人類兒童的福利，中國政府也接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贊助和支援。爲什麽全人類免費的福利到了中國農村就要收費了呢？你不要只知道說“不”，動不動就懷疑別人的政治動機，政治過敏也是病，精神病罷了，比肉體的病痛更要緊。你不要質問我，還是讓所有的人質問自己的良心吧？！
一九九八年，他們的孩子不到一周歲突然發病，在當地急救無效，星夜趕奔北京（注：他們之所以來北京，不因爲有錢，而因爲有我這樣一個大哥做他們的精神和經濟支柱）。不查則已，原來，弟媳自小攜帶乙肝病毒，並且遺傳給了無辜的孩子。一個破碎的小家庭，一對可憐無望的母子……我在心裏爲他們哭過無數回。
這是我們個人的錯嗎？這是國家和社會的錯啊。孩子是國家的，他的病痛不只是他自己的，也是這個社會的，是大家的啊！
我曾經想過就此事向國家最高機關、向衛生部、向當地政府稟報。然而，我痛苦，這個政府難道就不知道農村的這種衛生防預狀況？我最終罷休了。但是，我始終良心不安。哦——懦弱的我，你是農村千萬同齡人中滾爬出來的博士啊，在那些可憐無助的人們的眼裏，竟然被他們尊爲人傑，你不爲他們鼓與呼，還有多少人會可憐他們，更有多少人會爲他們伸張正義？！我知道自己的渺小，但我保存有一顆善良感恩的心。雖然不能辦報紙，但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總可以申辦一個網站，爲中國的農民、爲我的父老兄弟振臂高呼！出身農村的兄弟，有熱血和良知的城裏朋友，讓我們一起從事善舉！

4、說的仍舊是我家的事。我不怕你嘲笑我倒楣——爲什麽不幸的事盡集中到我家裏？我只知道老父母是老實巴交的人，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
一九八八年，我三弟二十歲時在家自殺。他初中畢業學木工三載，出師了，可惜，農村的工匠多的是，家父沒有任何社會關係可以幫他攬到活計，他自己也木納不善交際。那時，也沒有像今天這樣人人外出打工。常年找不到工作，他痛苦啊。我只是鼓勵他學會講話、活份，千萬沒有想到他會尋短見。我獲知他離世時，正參加中央講師團在邊遠地區支教扶貧。他的痛苦，老人老年喪子的痛苦，我作爲兄長無力助他而生的痛苦，你們城裏人能理解麽？他比你們誰傻？難道他就不懂得象你們那樣珍愛自己的生命？
歸根結底，不就是出生在農村麽？不就是一切憑關係，而他缺少這種資源麽？看不到生的希望了，這才是他的死因！

5、我家的事不妨再講一件。大約一九九四年，家父在湖北買糧種，種子站“錯”將晚稻種子當早稻種子出售。據家父講，後來他知道共有二十幾戶農民同樣被錯賣了種子。可憐我弱小的父母辛苦半年，施化肥、噴農藥，一切的付出和勞作全沒有收穫。老父母痛苦不堪，卻又不願意讓我跟著煩惱，兩年後才告訴我這事。據他講，同其他農戶一樣，他去了種子站無數次索賠，得到的永遠是推諉，最後種子站乾脆搬家走人了事。追問當地政府，推說人家坐牢去了，他們最終連道歉都從來沒有討回過！
這事你怎麽想？淺薄地譏諷農民們不懂法律，不知道用法律保護自己？告訴你，我一位在大學研究法律經年的老鄉不只一次抱怨：中國的法律百分之九十五是爲城裏人服務的。可憐啊，農民甚至連擺樣子的工會性質的農會都沒有，政府根本就沒有給他們預留什麽訴求渠道。
好吧，這事換到你身上，其城市版可以是這樣的：你爲老闆包乾數月的專案，老闆承諾豐厚的報酬，你沒日沒夜地幹呀幹呀，既付出勞動，還要付出專案管理費、場地費、活動費（相當於種子費和化肥農藥吧）。可是，到頭來，你人累慘了，一點家底也掏空了，滿心歡喜地跑去找老闆交活，老闆卻若無其事地告訴你：這專案我搞錯了，算你倒楣，就這麽著吧。你軟磨硬泡，他都不給你任何賠償。最後，厭煩了你的“糾纏”，他一走了之。你的心情該是怎樣？你有本事上法庭告他呀！你連他媽的被告人都不知道在哪兒，連他是誰都搞不清楚。他不怕你狠！
賣假農藥、假化肥、假酒、毒大米的事，在中國不可謂不是頻繁地發生。只要你不是睜眼說瞎話，報紙上白紙黑字你隨便翻去。雖然不乏刁民，農民整體而言老實啊。

6、就學率問題。孩子們在四五年級輟學的例子相當普遍。今年初，江西芳林小學爆竹爆炸事故，可以看作是農村教育危機的重要信號。前年，一個小學生每年的學雜費平均達到三百多元人民幣。對於北京等大城市裏的職工，過一個元旦、五一、國慶什麽的，只要單位稍好，隨便發的過節費都遠遠不止這個數位；而對於我家當地農民，我的鄰居，六二年生人，一年到手的現錢只有七百多元人民幣！扣除化肥農藥，所剩無幾，小孩讀書面臨巨大的經濟困難，能供到四五年級已經很不容易。
有些人家經濟稍好一點，供養子女念大中專院校仍然極其吃力。由於社會風氣越來越講關系，身邊活生生的例子告訴他們，即使千辛萬苦供養子女完成大中專學業，孩子仍然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由於橫豎沒前途，這種擔憂使得他們不得不痛下狠心令子女輟學。再有一些父母，當子女面臨在中等師範和重點高中之間選擇時，幾乎毫不例外地勸導子女選擇中等師範，省錢省時。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城裏孩子考大學的競爭壓力，便宜了城裏的孩子，但卻浪費了國家的智力資源。
滑稽的是，農村的就學率卻可能不低，甚至完全能夠“達標”。大約一九九三年，我表妹十四歲上輟學到深圳打工。然而，即使外出打工一年了，她的名字卻依然赫然地出現在曾經就讀的中學花名冊上！鄉幹部要就本鄉就學率對縣上負責，中學要對鄉裏負責。結果，班主任追到她家裏，對她母親講：無論如何，必須交半數學費爲孩子報個名！就這樣，花錢報名賣了個虛擬的學生名份，雖然沒有到校學習，估計拿到初中畢業文憑沒有問題。

7、最後，再講講我自己。作爲個體，我是幸運的，算是“生逢其時”吧。“六四”後，家父來信稱：“你誰也不要反，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大鍋飯），你注定一輩子扛鋤頭；沒有鄧小平（的恢復高考），你不會有機會進大學堂，照樣當一輩子農民。”這話自然有其樸素、實用的道理。但是，農村孩子考上大學就幸福了？誰說的？你們大學同班的農村同學生活怎樣、出路如何？
我回到農村總要感慨，農村的孩子考不上大學不幸，考上大學照樣不幸。此話怎講？除了特別的鳳毛麟角，且不提上大學期間，即使工作了，一般農村孩子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會長時間落後於城裏的同齡人。他們有很多的經濟壓力和顧慮，不敢（其實是不能）冒險，因爲不僅要養活自己，還有瞻仰父母、照顧兄弟姊妹的義務和責任；在經濟壓力面前，他們往往得放棄城裏人的追求——譬如，你們班農村出身的同學出國留學的比例高嗎？他們比你們城裏人傻？（要知道，他們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從更龐大的人口中出類拔萃的，通常比城裏人更具有潛質而且更能吃苦，更富毅力、恒心和忠誠。希望你不要認爲我在往自己臉上貼金。）
農村出身的人，考上大學以後，他們的競爭對手變成了城裏人，這種競爭自身是很不公平的。在我結婚的前四年，沒有鬥大的蝸居，四處飄零，甚至長時間住辦公室——等人家下夜班了才“入住”，一大早得撤離。這是城裏人難以想象的，如果你在父母所在的城市工作，大大小小總會有個安身的地方；如果不是，你敢、也捨得租房。此外，我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當了三五年的副教授，才感覺有了某種尊嚴——因爲到此才感覺達到了城裏大學生剛畢業不久的經濟地位！這一點，你笑我無能也罷，沒有闖勁也罷，我不乞求你的同情。但是，我自信自己在所有同齡人中幹得很出衆。我講這一條，只是希望自視了不起的人不要在別人面前老是居高臨下，總要裝出教育人的姿態。要懂得一條：只說自己確實懂得的事情，不要擺出一幅玩世不恭的樣子到處裝大爺，更不要把別人當傻瓜，睜眼說大話、瞎話。在說話之前，掂量掂量自己，有沒有足夠的閱曆和資本，更是否站在真理一邊。

以上，我是憑自己的良心和尊嚴講出的。我不懼怕家醜外揚。我只是希望，所有的人，無論你多麽道貌岸然地愛國，如果你沒有體驗農村的疾苦和不平等，你不要胡亂張揚——你沒權利。引用一句美國流行的話：everyone has a right to his opinion， but he has　no right to be wrong in his facts （任何人有發表己見的權利，但沒有權利歪曲事實）。

但願那些口口聲聲愛國的人不要爲此栽給我崇洋媚外的罪名，我愛我的國家比你們更具體——我在十五年的教師崗位上至少爲國家培養了約二千四百人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以及五千中高級IT人才。我爲自己的國家放棄過赴原聯邦德國工作的機會，毅然投身中央講師團奔赴貧困地區扶貧支教。我信奉，一個公民之對於國家好比兒女之對於父母，所受教育越多，義務當越大，付出亦當越多。甘乃迪總統的“dont ask what this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is country （不要問這個國家能爲我做什麽，而只需要問你能爲這個國家做什麽）”始終是我做人的座右銘。

你呢，china_rain們？號稱 china_rain ，你究竟是在北國久旱中送去潤澤萬物的及時雨呢？還是專門趁江河泛濫之際暴雨連綿，助紂爲虐，或趁火打劫？或者是一個不爲善事，也做不了大惡的混混，終日裏油嘴滑舌，到處浪蕩，就像南方梅雨季節的淫雨呢？
寫於二○○一七月十二日
張貼於2002/1/6

NO:1051_41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0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XSC：對中國農村我深感憂傷
我出生在東北農村，從小吃定量玉米大餅子，小時候，不但家裏很窮，而且還受政治壓迫（我家成份是富農）。
在我三歲的時候，被鄰居一位貧農兒子摔成腿骨折（當時是一般性骨折），我父母不敢告訴他父母，自己送我到附近的鎮醫院，那位大夫根本沒有把骨折的腿接好，就打上石膏，以至我的腿半月以後嚴重發炎化膿，後來我父母爲了治療我的腿，轉折數個醫院，花盡所有家檔，才算報住了我的腿沒被截肢，但我的腿已留下後遺症，以至現在疼痛時常從傷腿傳來。我家最不幸的事發生在1983年，我弟弟當年只有十三歲，正在上初一。突然一天他感到頭痛噁心，但他以爲是一般性感冒仍然堅持去上學，在學校老師看他得病，就派學生送他去鎮醫院，一位年輕的女大夫說他是重感冒，開些感冒藥，就讓返回。當天夜裏我弟嘔吐不止，頭痛加重。我父母看他病情嚴重，第二天一大早，趕著自家的牛車，走了8裏土路，再去鎮醫院。到了鎮醫院，我弟已處昏迷狀態，剛插氧氣進行搶救，我弟流出他最後兩滴眼淚，一隻手還緊緊纂著我母親的手，永遠離開了人世。
此時醫生才知道我弟得的是急性腦炎，那位女大夫的誤診奪去了我弟十三歲花季少年的性命。
我父母老年喪子是何等的痛苦。我當時正在遠離家100裏的縣城讀重點高中，住宿在學校。我父母爲了不影響我學習，沒有把噩耗告訴我，直到我寒假回家才知，此時母親已悲傷之致，病臥在床。我父母不識字，但他們很希望自己的兒女讀書，以後有出息。我爲了供我上學，我父母仍然振作精神，勤勞苦幹，給我上學所需的費用。我經過家裏災難的打擊，一時心情和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後來意識到升學是我（包括其他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又堅持趕上來。終於考上大學，後來又讀研究生，博士，現在國外作博士後。每次我從外地回家，家鄉的樣子依舊，從我出生就有的土平房，還刻著我童時玩時留下的記號；那輛舊牛車依在，那口老井仍然在咕嚕咕嚕的響；父母卻一年一年明顯的衰老。然而他們寧願守在他們眷戀的黑土地，守著那個土屋。我每次回家都無盡的傷感，勤勞苦難的農民什麽時候才能真正幸福？我作爲一個農民的兒子，能爲自己的父輩和留在農村的同輩，還有他們的下一代做些什麽？我讀了“中國，鄉下孩子，教育”這篇短文，再次勾起我的傷感，誰來拯救中國的農民？
2001/12/31 10:36 ——錄自【九哥論壇】
NO:1051_42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0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繼土改強制農民爲農奴後的第二套奴具：統購真相揭發 ——一個參加統購試點工作經歷者的回憶
世界日報網
筆者當年參加過廣東地方的「統購」試點工作，現將這段經歷，略述如下。
我們選定的試點工作村，叫新東錫，位於潮州城西十餘裏。

據介紹，新東錫村三百來戶，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數姓盧。水田旱地約一千五百畝，實際水稻種植面積不到一千畝。由於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極高。以水稻爲主，還復種、間種小麥大麥、蕃薯雜糧、花生芝麻、各色各樣的時鮮蔬菜。種植技術均做到深耕細作，繡花一般。産量很高，水稻年畝産近千斤。
接著，工作組召開全村群衆大會。此外還分別召開黨支部、團支部、農會、民兵、婦女等各種會議，反反復覆說明來意。但感到村民對收購糧食有抗拒情緒，村幹部也有頂牛表現。後來找盧支書談收購糧食的任務，盧支書只說了一句：我和幹部群衆再商量。掉頭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幹部和群衆，見到工作組如同遇上麻瘋病人，遠遠就躲開了，別說宣傳黨的「購糧」政策，連打聲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組束手無策。
這時，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來試點檢查工作，他就是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安平生。安部長帶著秘書、警衛員五人，在區黨委王書記陪同下，聽取了我們工作組一天半的彙報，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後是王書記指示：按照安部長指示的精神辦。

以階級鬥爭精神落實政策
安部長的指示精神，照我們的理解，可以歸納爲四個字：階級鬥爭。安部長說土改結束才一年，地主富農和其他反動分子，美帝走狗、蔣匪幫特務分子，人還在，心不死，時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們的許多同志，腦子裏面階級鬥爭那根弦，早已松掉了，這是多麽危險的和平麻痹思想！用這種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農村工作，必然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把黨的極其重要的農村工作，統統當作一種純技術性的具體業務，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從「階級鬥爭」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氣沈沈。我相信同志們必能鼓起勇氣，發揮鬥志，堅決落實「階級路線」，打開新局面。 工作組很快就統一思想。組長立即召開黨支部會議，把盧支書撂在一邊，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和平麻痹思想，甚至指著盧支書的鼻子罵了起來，說有的共產黨員，忘恩負義，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給他，培養他入黨，給他榮譽和地位，現在黨要他賣幾粒穀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這樣的黨員如果不回到黨的立場上來，遲早要滾到地主的地獄裏去，永世不得超生！盧支書低著頭，臉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後流著淚說：我三代貧農，現在有了土地，家裏有了幾擔穀子，高興得睡不著。半夜起來，摸一摸幾籮穀，就像大熱天吃了一碗草□，實在捨不得賣。不是忘記黨的恩情，實是一時想不通。

「是否擁護黨」的立場問題
鬥爭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戲，對於農村黨支部書記來說，簡直是「三個手指撿田螺」，十拿九穩。更何況，經過土改鬥爭，地主、富農的當家人大都已經死於非命，幸存下來的大都是一些婦女小孩。他們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當地農會管制，不准「亂說亂動」，不要說反抗，連喘氣的份兒都沒有。
盧支書按照組長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屬都集合起來訓話，然後逐戶當衆自報「不法」，連心裏想過的什麽「不滿」、「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農會會員逐戶予以批判，認爲是嚴重罪行，即時鬥爭，免不了拳打腳踢。最後一項是自報「賣餘糧」，也是最艱難、最費時、最費口舌的新任務。
地富雖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貧雇農享有優先權，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壞的「水尾田」，加上勞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經驗和資金，收成自然不如農民，許多地富家庭連當地平均口糧都達不到，哪有什麽「餘糧」？

逼鬥「地富」賣餘糧
此時，賣不賣餘糧，自然就成爲擁不擁護黨的標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敵我問題，誰惹得起？至於有什麽「實際困難」，自己想法子解決吧。於是「拉橡皮」，「擠牙膏」，一點一點將糧食挖出來。限時限刻，自己到糧站，送上門去「賣餘糧」。
在逼鬥地富賣餘糧過程中，全村農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尤其是作爲依靠對象的党、團員、民兵、貧雇農，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得按額按時，完成賣糧任務。

農民成爲失去土地的農奴
毛澤東借重農民的力量打天下，爲了取得農民的支援和擁護，把歷年的戰亂、農村的破敗衰微、農民的貧窮，統統歸罪於地主。一場歷時三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傳統的土地擁有者和經營者，即占農村總戶數約百分之十一的所謂「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小土地出租者」連同數百萬人的生命，全被消滅了。維繫中國三千年文明史的農業經濟基礎，被摧毀了；與農業經濟不可分隔的城鎮工商業，也遭受嚴重打擊；甚至海外數千萬華僑在國內的利益，也受到嚴重損害。而農民在這場「分田分地」運動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廣東爲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並沒有因「翻身得解放」而點土成金，許多農民因爲生産上所需求的資金、農具、種子、畜力、勞力、運輸等重要環節得不到及時解決，反而生産熱情下降，收穫也不如前。更令農民心寒的是，政府發給的一張標誌所有權的「土地證」，於五年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變成一張廢紙。本來薄有資産（土地、耕牛、農具）的農民，從此一律變成「無産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員」，實則是失去土地的農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憲法，實施公有制，廢除私有制。私人財産不受法律保護，農民失去土地，和工商業者（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改造運動中失去財産一樣，實際上是被政府「依法」剝奪了。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43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1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走進底層中國──一個學者的鄉村調查
強國論壇：
農民的“三害”之苦
在開封黨校，我認識了一位元教政治經濟學，現年41歲，畢業于鄭州大學經濟學系的胡老師。　
胡老師的老家在太康縣某村，村裏還有一位60餘歲的老母親及弟弟一家。他對農村、農業與農民生活狀況十分熟悉，他堅持認爲，內地絕大多數農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擔者而非改革紅利的分享者。概括起來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他列舉兩例說明農民受後兩種災害的情況：

一、前幾天，他回太康老家去，那裏有不少農戶正在砍伐剛剛挂果的蘋果樹，騰出土地改種冬小麥。農民兄弟爲什麽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蘋果樹呢？那是因爲三四年前，蘋果的市場價格較高，縣、鄉政府實施“富民工程”，搞高效農業，指令農民種植蘋果。倘農民不願種植，鄉里派人到農戶的承包地裏來挖洞，還要收取挖洞費。希望農民增加收入，這是件好事，但一成爲縣、鄉政府的“工程”，確定指標、層層落實，也就侵犯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由於鄰近各縣普遍指令栽種蘋果，供求關係發生變化，致使蘋果價格逐年下跌。今年的蘋果，好的只有四五毛一斤，差一點的只有一二毛一斤，農民血本無歸。有限的承包地被蘋果樹佔領，不能種植小麥。小麥種不上，蘋果又賣不上錢，農戶只得忍痛砍樹，改種小麥，弄得怨聲載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二、去年河南棉花的市場價格高於國家的定購價格，於是縣、鄉政府出動警力到各交通路口圍追堵截，甚至到農戶家強行徵購。今年棉花的市價又低於定購價。於是政府收購部門壓級收購，甚至拒收棉花。倘若拒收棉花，農民便無錢購買農藥與化肥，直接影響小麥的播種。　

胡老師接著說，在自然之災、地方政府之災、市場之災的三害之中，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地方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一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欺壓農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與弟弟細算過一筆帳，在正常年景，一畝二熟，一熟小麥、一熟玉米，除去農用成本，純收入只有500元左右。他夫婦兩人，辛苦一年，勞動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你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　

村支書的好處
在80年代中晚期，村民中外出打工掙錢者漸多，有能力者更不願守在村裏去做吃力不討好的村支書、村長。但這種情況，自1992年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村裏有許多人爭做這份差使。因爲他們發現，這份差使有不少好處。　
“第一，從明的說，年薪提高到1000元到2000元之間(各村有差異)。第二，村主要幹部喝酒、抽煙幾乎不用自己掏錢：鄉里來人，他們陪著吃；村裏群衆辦婚喪，請他們吃。我粗略給他們匡算一下，光煙酒兩項，全年約在三五千元之間。第三，全村每年的計劃生育指標是由鄉里派定的，但把生育指標分派給誰，卻是村支書的職權，從中可以得到不少好處。或有超生，他可以包庇隱瞞，從中可以接受賄賂。第四，村支書、村長往往將他們應該承擔的農負，部分或全部分攤到其他村民頭上去。減少了這筆大支出，不等於得到一筆大收入嗎?第五，至於其他好處，更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說不准了。如宅基地分配，自己可以多一點、位置好一點；自己人超生，可以免除高額罰款，如此等等。這些明的、暗的收入加起來，一年搞個二三萬元，那是沒有什麽大問題的。貪心一點的，或能弄到更多一點。從我與他們的多年接觸來看，估計他們的年收入在3萬左右。　
“上述情況，是自1992年以來逐漸普遍化的。正因爲他們發現這份看起來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實際上有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故積極主動地爭著幹。我在黨校教書，一頭與鄉黨政幹部有接觸，關係不錯，一頭與村幹部有交往，故凡想鑽營村支書之職的人，常來找我幫忙，疏通上層關係，所以我知道這些情況。正因爲鑽求此職人很多，故鄉黨政部門要任職者繳納一定的‘保職費’。
所謂‘保職費’，其實就是賣官與買官，三五千元不等。
至於各鄉‘保職費’的多少及其普遍程度，上繳的‘保職費’列入鄉財政預算外收入，還是落進個別鄉幹部的私人腰包，那就說不清楚了。一是‘保職費’近一二年才有，二是此類事有很大的隱秘性，我們也不好多問。　
“什麽樣的人才能擔任村支書、村長呢？
我對此沒有搞過調查，憑印象說，大體上是三種人：一是有宗族勢力，尤其是大宗族勢力支援的人。單門獨戶，在從前或可憑階級成份好而當上大隊幹部，如今是不行了。就是讓他們當上村幹部，也是幹不下去的。二是‘朝中有人’的人，如有親故在鄉里，甚至縣裏做官，靠著他們的撐腰，也可放著膽子做村支書。三是確實是辦事公道且能幹的人。就S全縣範圍來講，這樣的村幹部是有的，但很少。這種人，只求村民群衆說他一聲好，他的心裏就感到踏實，不謀私利。但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之下，他們能否繼續存在下去，這倒成了個大問題。”　

縣長談吏治
上午由馬主任陪同到E縣。E縣縣長是馬主任的同班好友。此次專程拜訪縣長，是就縣鄉政權中的有關問題交換各自的看法。　
縣長說：“就信陽一市九縣而言，我略有一個印象。對E縣而言，我是比較熟悉的。就以我所接觸所熟悉的範圍而論，說實在的，是‘兩頭小，中間大’。一頭是勤政爲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計爲憂，上以民族國家前途爲慮的清官，在現今的市、縣、鄉官場中，實不多見，說鳳毛麟角也行。一頭是結黨營私，以搜刮受賄爲能事，以邀功上爬爲目的的貪官也畢竟是極少的。古人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劣政行于一時或可，但怎能行之長久？大量的地方官員處於中間狀態，但在現行政治體制與用人體制之下，這中間狀態的官員，其變化趨勢實有令人憂慮之處。如今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考慮最多的是兩件事：一是保位，二是升官。中國政制及用人制度，下級的烏紗帽全都掌握在上級少數官員手中。故此，所有官員，爲保烏紗帽，爲求升遷，只得圍著上面的指揮棒轉，看上面的臉色，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對上面下達的各項指令、指標、任務，很少問，或不問，甚至不敢問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實際或不切合實際的問題，而是照單推行。在執行過程中，還要留出一個‘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碼向下壓，省壓市、市壓縣、縣壓鄉、鄉壓村、村壓農戶。省裏定的指標是100，到了農戶頭上往往是150，甚至是200。如省裏核定電價，每度0.5元上下，到了農戶，往往1元左右，甚至更多。農民不堪重負，上訪上告。權力集中於上，且主要集中於一人，這種政體若要有效運作，必須得有兩個條件：
◆一是處於上位的這一個人必須德才兼備：德，足以勤政廉潔；才，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
◆二是權大責也重，責權相稱。但這樣的人，自古就少。
“如今推行市場經濟，人人競相追逐財富，貪圖享樂，那就更加稀少了。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權獨攬，責任推給下屬，那非出問題不可。如今講法制，但我們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托空文，這就是所謂的‘有法不依’。”　
在談到回避制時，縣長說，官員回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關係網的影響；其弊是縣、鄉主要官員流轉太快，剛一熟悉情況，就被調到他縣、他鄉。地方官的許多短期行爲，由此而産生。話題又轉回到地方吏治與政體方面來。他說：“在我看來，縣、鄉官吏中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體制問題。個別官吏的腐敗行爲，還比較容易解決，但一涉及地方政治體制改革，便困難重重了。經濟改革，搞活發展經濟，官、民都能從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稅，財政豐裕，什麽事情都好辦了。所以，搞經濟，人人樂於從事。但搞政治改革，僅精簡機構這一條，就得砸掉許多官員的鐵飯碗。再把對上負責改爲對下負責，那肯定會遭到來自官場內部的強烈抵制。中國歷來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統管天下的。另外，現行的財政體制也有問題。分竈吃飯，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有利，對內地不利，對內地缺乏二、三産業的農業縣、鄉，尤其不利。沿海發達地區，地方財政全部來源於二、三産業，並有餘力補助農業。我們內地呢，根本做不到！

就拿信陽九縣來說：
‘縣、鄉財政主要依賴農業。農業經濟，一是脆弱，至今還是靠天吃飯，我們這裏下了四五天雨，還不是大雨、暴雨，全縣就有三分之一小麥受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澇保苗，能保住明年的夏收，已屬不易了。二是效益比較低。農業欠收，剛脫貧至溫飽的農戶即重返貧困。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了，穀賤又傷農。今年的小麥、稻穀的市價，比去年降了二十幾個百分點，差不多把農業的純利這一塊都降掉了。三是戶均耕地面積太小，産出極其有限。地方財政與農民爭飯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樣，補貼農民一點。農民說農民負擔重，地方政府說窮得發不出工資，上上下下日子都難過。我們信陽地區，一鄉的財政，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縣財政收入，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這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各縣、鄉往往發了教師的工資，就發不出縣、鄉官員的工資。我們還能幹些什麽事？該由鄉、縣財政養活養好的官吏，如今養不好，要他們集中力量辦公事便困難了，因爲他們中有不少人去辦私事去了。地方吏治的惡化，實與這一因素有密切關係。’”　
最後，縣長說：“上次馬主任對我講起‘馬太效應’，叫做‘你有的，還要給你；你沒有的，還要剝奪你’。如今沿海與內地，富裕地方與貧困地區的情況，正是這樣。E是個貧困縣，老天還給我們降災。沿海富裕，資金卻向那裏流動，政策卻向那裏傾斜。但中國是中國，老子講‘損有餘而補不足’，孔子講‘不患貧而患不均’，鄧小平也講‘共同富裕’。我們內地貧困縣希望中央做兩年事。一是中小學教育這一塊，由中央財政負責。二是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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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1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山裏的孩子的希望
周浩瀾報道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的希望工程是什麽？
發明希望工程，等於發明一條腐敗渠道；創設一所希望小學，等於繁殖一群腐敗蛀蟲──說這話時我都自覺極爲殘忍──實在對不起因貧困失學的孩童！然而，施工好幾年的“希望工程”工地又確實證明“希望工程”一直在起這樣作用。
農村人憑什麽在繳納了已經很不合理的法定稅收後，強制他們繳納多如牛毛的集資攤派？
什麽叫勤工儉學？它是通過念書的業餘時間打工掙錢以輔助學習的費用呢？還是多一個學校向學生集資攤派的藉口？否則爲什麽“一時交不出學校規定的４０元勤工儉學費，一周之內被學校攆回家兩次”？請問曾經在西方國家勤工儉學回來專門革中國農民命的周恩來、鄧小平等是如此“勤工儉學”的嗎？請問如今在全國高等學府尷尬實行的“勤工儉學”政策也是學生向學校繳納額外費用嗎？
免去一切集資攤派，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需要“希望工程”嗎？需要面向全民集資攤派乃至向世界集資搞“希望工程”嗎？有幸沾到“希望工程”捐款的孩童就有希望擺脫失學的恐怖？無緣沾到“希望工程”捐款的孩童難道就應該永遠失學？沒有“希望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及其子女就沒有擺脫貧困和文盲的希望？
爲什麽城鎮居民就沒有那麽多稅外的集資攤派？爲什麽城鎮居民不需要集資攤派辦教育、醫療、電力、電話、電視、供水、供熱、供氣……卻享受著條件比農村優越很多、價格比農村便宜好幾倍的種種服務？又憑什麽強制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農村居民集資攤派以興辦他們雖然天天在做夢卻根本無力消受的“福利”事業呢？又有幾成的集資攤派款用在號稱的集資攤派專案上？
集資攤派是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苟延殘喘的處方。“希望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掩蓋專政罪惡又增加集資攤派渠道的“慈悲”面具。
一切善良的人民，慈善，只能表達您的良心，並不能解決您的心痛！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世界人權宣言》的工程，才是真正的希望工程；只有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爭取到《世界人權宣言》所宣告的人權，才能真正滿足您的良心所求！
四川宣漢縣系國家級貧困縣，一個多月前因本報關於“希望工程假信”的報道而引起人們的注意。記者對這裏進行更深入的採訪，瞭解到令人震驚的數位：山區孩子有２０％沒錢讀完小學，５０％不能上初中，９０％不能上高中。他們仍然亟待救助。我們不得不再次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得不再次傳遞他們微弱的聲音和希望。
狹窄的公路在四川省宣漢縣層層拔高的重山中蜿蜒爬升。車窗外，風卷裹著霧氣吹進來，刮在人臉上。此時是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１１時，記者乘坐的公共汽車從宣漢南壩鎮出發已經快２個小時了，但到豐城區的３０多公里路仍只走了一半。
同車的村民杜真軍年近４０歲，在河北幹著累人的打磚活，他很不願意隻身在外，但是僅靠家裏的土地是供不起孩子上學的。杜有３個孩子，大女兒上初中，兩個兒子上小學，每年他們的學費總共得花２０００多元，老杜從田裏刨不出這麽多錢，只能打工。沈默了一會兒，老杜強調：“只要娃兒們肯讀書，我是敢拼老命供他們的！”
老杜的話得到車上其他村民的認同，這個話題一直討論到記者下車爲止。

雷小琴家斷了油
當天下午，記者到達了宣漢縣豐城區的桃花鄉十三村。希望工程的援助生雷小琴再次見到記者時，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一聲不吭（詳情見本報１１月２９日報道）。她大姐雷紅琴告訴記者，他們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只有爺爺雷大力在家。
吃晚飯時，記者發現他們家做菜不放油，雷紅琴有些難爲情，憋了半天，才說她們家有一個月沒有吃油了，旁邊的鄰居也插嘴說：由於沒有油吃，孩子們每人一頓要吃上兩到三大碗乾飯才能飽，９歲的弟弟有時甚至要吃三四碗才行。夜裏，雷小琴家生起一堆竈火，三姐弟擠在一條長凳上做家庭作業。爺爺雷大力跟記者閑聊家裏的光景。
談起這個，雷爺爺皺紋縱橫的臉上愈發沈重，他說種田的負擔太重，到目前爲止，他們一家已經欠了村上各種稅費２０００多元。爲了供３個孩子讀書，他們的父母只能外出務工。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兒子雷禮鮮現在在廣東南海打工，媳婦楊家麗則在附近的一家工廠擦銅。每月兩人工資加起來有近千元，除去在外的開銷，每月能寄兩三百元回家，以供家裏度日和繳納各種費用。平時，家裏每月還是可以吃上兩次肉的。但這個月兒子他們廠裏沒活幹，所以也就沒有兌錢回來，以致家裏斷了油。
他說已經快三年沒有回過家的兒子打電話回來說，今年春節打算回家一次。可讓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爲了節約路費，媳婦卻只能獨自留在廣東過年。爲了這，兒子和媳婦還大吵了一架。

孩子們的清晨
冬天的淩晨格外寒冷，雷小琴三姐弟卻不得不鑽出熱被窩去揀柴火，因爲他們家燒不起煤。而冬天的爐竈裏是不能斷火的，否則房子裏就會冷得像冰窖。
５時３０分，天仍是漆黑的，山野裏只能看見霧氣。但這並不妨礙孩子們愛玩的天性。三姐弟在濕滑狹窄、高低不平的山野小道上興衝衝地前行、倒是記者一溜一滑摸索前進的狼狽樣惹得他們“咯咯”直笑。
路上，雷小琴心疼地將自己的破手套讓給弟弟戴。她告訴記者，他們身上不冷，關鍵是手凍得難受，弟弟每年的手都會凍得像個包子似的，連握筆都握不住。她答應過父母要照顧好弟弟的。在她看來，讀書是並不困難的，主要看爸、媽會讓她讀到什麽時候。
她的理想是當一名老師，但不知道能不能實現。至於現在她最想的還是爸爸媽媽，她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們了，有時候，想著想著她會和姐姐蒙在被子裏哭……
７時許，天濛濛亮了。白茫茫的大霧中，姐弟三人各背著一大背枯枝樹葉回家了。
爺爺雷大力不知何時也出門了，他得繼續到外面去聯繫買賣豬的業務。　
姐弟們把柴火堆在竈邊，開始忙做飯，再過１個多小時，他們得上學了。
紅紅的火堆旁，雷小琴和姐姐忙著添柴煮飯，而弟弟雷小軍則借火光拿起課本大聲地早讀，清脆的普通話在村落中傳得很遠……
早餐，雷小軍和著鹽與水炒成的白菜，吞下了三碗飯，他取笑兩個姐姐：“有時候，她們比我還吃得多！”

　希望的沈重負擔
上午９時，雷家三姐弟背著書包走進了學校。這所村小現有學生２００余人，５個年級５名老師（６年級在鄉中心校），一個老師包教一個年級的全部課程。作息時間是：上午９時３０分上課，連續７節課，中午不吃飯，直到下午４時放學。
２０歲的校長王斌說：因爲學生分散，路途較遠，學校又沒有食堂，故只好如此安排。說起雷小琴姐弟的將來，班主任陳發維甚爲無奈：如果他們父母不外出務工，這三姐弟肯定讀不起書；但父母一外出務工，孩子們少了管教、督導，又實難在學習上刻苦進取，畢竟是孩子心性，他們還不是很懂事。而希望工程每月５０元的援助，其意義也僅僅在於表達了一種愛心，與孩子們成才真正需要的還相差甚遠。
和雷小琴三姐弟一樣情況的孩子村裏還很多。事實上，他們三姐弟的生活在村裏還不算最差的。桃花鄉十三村村長費錫君證實了雷大力和陳發維的說法：確實，只在山裏種地的農民是供不起兒女們讀書的。一年下來，除去吃穿，一個以地爲生的農民手裏確實沒幾個剩錢。作爲縣裏的“小康鄉”，鄉政府是不准拖欠的。無奈各村上只好向村裏的富戶借貸，先把鄉上的錢交齊，然而再叫欠錢的村民打欠條。從１９９４年到現在，他這個村上的借款（即農戶欠款）已達５０余萬。
不單鄉上負擔重，學校也不例外。村民萬國東告訴記者：他兒子上初中，但僅因一時交不出學校規定的４０元勤工儉學費，一周之內被學校攆回家兩次。

堅忍的力量
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在村小校長、教師的建議下，記者有幸當了一回教師，給三、四、五年級的學生聯合上了一堂課，主題“外面的世界”。
“現在最快的磁懸浮列車時速已超過４００公里，從桃花鄉到豐城只需兩三分鐘；現在大城市裏的高樓直入雲端，樓頂上的人甚至不知下面天晴落雨；因爲基因的解密，以後的人可以活到１０００多歲……”
對這一切，孩子們表現出來的新奇和關注，出乎了記者的意料。原本預計４０分鐘的課在講了一個多小時後，記者注意到，所有的孩子仍還保持著他們高度的興奮和專注。
在宣佈下課後，這些孩子們圍在了記者這個陌生人周圍，爭先恐後地提出他們的問題：“以後我們會坐上太空船嗎？”“月亮上沒有空氣咋個呼吸？”“宣漢啥時才有磁懸浮火車？它有沒有子彈快？”……
望著四周那一雙雙充滿了好奇而熱切的眼睛，記者有一種想落淚的感覺。　
準備下山的當天上午，記者給雷小琴家打了２０斤菜油，買了三雙新鞋。

　　已經改變的捐助方式
本報報道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使宣漢縣的政府官員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從本報刊出該文章的當天起，宣漢縣就成立了由縣紀委等部門組成的調查組趕赴豐城區，並對全縣所有區“希望工程”１９９７年以來的賬目進行地毯式的清查。一場大規模的“希望工程”反腐行動在宣漢拉開了帷幕。
該縣縣委書記熊清明說他感到有說不出的難受：近１０年來宣漢縣政府和團委在“希望工程”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該縣成爲全省救助學生最多的希望工程模範縣，但沒想到的是攤子鋪大了，漏洞也出來了。拿他的話來說：“這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因爲這件事，中國青年基金會將對希望工程的資金輸送渠道作出調整，小學階段原來是由希望工程機構直接來實施接受捐款，再層層下撥。今後要讓捐款直接通過學校，給孩子資助，機構可以提供名單，但不再接受捐款。對此，熊清明鄭重表示：該縣也將重新制定一系列新制度來協調這項工作，保證讓給孩子的捐款都確確實實地落在孩子身上。　
但縣裏一名幹部也提出他的擔心：“宣漢縣那麽多貧困生，光等著人家捐助是等不過來的；但務農的家長們不能一下子就富起來，縣財政也背不起這個負擔，孩子們上學的錢到底從哪里來呢？”

(((((山裏孩子對生活只有兩個最簡單的要求：第一是能吃飽飯；第二是能上學。)))))

周浩瀾／文　本報記者　周浩／攝 (原載《南方周末》 2001年12月28日 )

NO:1051_45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2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民工申訴困難重重 陝西山陽“塵肺案”
讓人心酸的故事【中國農民論壇】
按：
改革開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人階級加入了一支民工。民工即爲農村戶籍的工人、帶著農奴枷鎖的工人。民工所以成爲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奴隸制度的寬容，也不是工人階級提高了階級覺悟而關心農民，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搞工農聯盟，而是工人階級爲提高政治地位，改善勞動條件，主動放棄了苦累重髒險毒的下賤工種；急於擺脫“靠天收成，靠黨收入”的貧困農奴們對這些工種早就唾涎三尺，視爲天上掉下來的金飯碗；企業管理層則發現農奴實在是一支價廉物美、供過於求、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而不需承擔任何福利和保險的生力軍；這就促使了政府勞動制度的“改革”和對部分農奴的限制性“開放”；新興的個體戶、鄉村企業、私營企業、勞動密集型的三資企業，除了高價挖走國有企事業科技人員、黨政機關中的通天幹部作公關戰士外，普通的勞動崗位也只能向中青年農奴開放。於是，民工先後加入了煤窯、礦山採掘、地質勘探、建築安裝、開路修路、水泥、冶金、紡織、漂染、制革、鞋業……所有工人階級早就厭惡的工種崗位。置換出來的工人階級或成爲民工工頭、或半休著養尊處優。
民工成了工人，並沒有被視爲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爲，他們不是人，是農奴。
所以，包括工人階級勞動保護制度在內的整部勞動制度並沒有民工的份。即使勞動制度改革並被1995年生效的《勞動法》所取代，《勞動法》也幾乎沒有民工沾邊的機會。這是因爲《勞動法》的管理機關是勞動行政管理機關，勞動行政機關念念不忘的經典和根深蒂固的觀念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利益，民工的死活與農奴的死活一樣，不在關心範疇，只在管制範圍。於是，勞動安全衛生管理、礦山安全管理、建築安裝安全管理、衛生保健管理等機關的管理之手幾乎不涉及民工的工場。於是，煤窯瓦斯爆炸、塌頂在大江南北持續不斷──死傷殘者，民工也；施工中的建築倒塌事故此起彼落──死傷殘者，住在建築框架結構中的民工也；矽肺病和種種有毒物質導致的職業病隊伍蓬勃壯大又被拒之檢查門外──患者，民工也。即使訴至勞動仲裁仲裁機關、勞動安全衛生管理機關、人民法院，不是被拒絕受理，就是作出象徵性理賠處理──相當於理賠工人階級當事人的幾分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早已汗牛棟，卻根本不存在“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准繩”的審判原則，也根本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適用原則。如何適用法律，全在於掌法權人的意志和需要，全在於錢與法的交易是否成功。作者相信近日國家又頒佈了“《職業病防治法》，衛生部稱違反者將被重罰”，請作者和讀者好好調查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法律在你身邊如何執行的情況。
按語：又是一個讓人心酸的故事，當我們在編輯相關新聞中發現塵肺病死亡人數已達13.3萬人，它的危害程度已遠遠高於生産安全事故和交通事故時，我們也不禁驚訝了。同時網友們也不難發現爲什麽遭此不幸的都是我們的民工兄弟呢？難道是因爲他們隻身來到陌生的城市，比城市人低一等嗎？萬幸的是，他們沒有選擇沈默，選擇了法律；欣慰的是，國家有關部門沒有袖手旁觀。
民工勞動衛生管理是一個盲區，民工申請工傷職業病待遇沒有先例，塵肺檢查必須有工作單位介紹信……各種困難和障礙幾乎都讓在陳耳金礦打工的山陽縣患病民工遇上了。民工申訴困難重重。
從1991年起，山陽縣石佛寺鄉一帶的青年農民爲生活所迫，陸陸續續到洛南縣陳耳金礦幹活，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數年之後，他們中的多數人患上一種氣喘的“怪病”，李光山、李光成、江謀福等相繼去世。於是一些人到西京醫院、鐵一局醫院、商洛中心醫院檢查，結果被懷疑患上塵肺，目前國內外暫無理想治療方法。
麻莊河村的蘭家銀今年7月在西安一家醫院檢查時得知，塵肺是吸入大量遊離二氧化矽引起的職業病，原來的工作單位應該對此事負責。蘭家銀和他的同病者表示，要向陳耳金礦討個說法！
臉龐消瘦、不停咳嗽、拖著病體的蘭家銀在朋友龔清奎的陪同下，往來于陳耳金礦、洛南縣政府、商洛地區有關部門反映、申訴了好幾個月，卻不斷碰壁。在這期間，66歲的渭南市退休律師王允武慷慨地站出來援助受害民工。王允武說：“我就是賠上這把老骨頭，也要給民工討回公道。”9月21日，他們向洛南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要求享受工傷職業病待遇的申訴書，但卻如石沈大海。直到陝西省政府有關部門過問此事，本報等媒體的關注，11月上旬，洛南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才表示受理此案。體檢無人開證明。
可就在洛南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表示受理山陽民工申訴案的時候，新的問題出現了，申訴工傷職業病待遇必須持有職業病鑒定證明書，而職業病診斷的權威機構是地區級以上的衛生防疫站。山陽縣民工在其他醫院所作的檢查無效。
在多人已經死亡的情況下，申訴案代理人于11月6日到商洛地區衛生局聯繫塵肺診斷事宜，該衛生局拒絕了民工自費進行塵肺病檢查的要求。他們的理由是，塵肺病的診斷幾十年來一直執行由原工作單位陳述勞動者從事有害職業工作歷史的制度，要檢查必須有原工作單位的介紹信。
這種塵肺病的診斷規定起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經八十年代修改後一直沿用。像洛南縣陳耳金礦粉塵危害嚴重，10多年來一直不給民工作健康檢查，當媒體曝光後還一直自稱粉塵濃度達標，說山陽民工流竄他處，在該礦打工最短的只有幾個月、甚至幾天，那麽，陳耳金礦怎麽會給民工開具從事有害作業歷史的證明呢？幸運的是，旨在維護勞動者及職業病人健康權益的《職業病防治法》於今年10月27日經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頒布。雖然該法律要等到明年5月1日施行，但是這個法律中規定，勞動者可以依法申訴職業病診斷，如果沒有證據否定職業病危害因素與病人臨床表現之間的必然聯繫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後，應當診斷爲職業病。這給民工們帶來了希望。
11月12日，商洛地區衛生局、商洛地區衛生防疫站經過研究作出答復，不必等待原工作單位的介紹信，接受山陽縣受害民工所在地政府申請塵肺鑒定的請求。11月15日，山陽縣42名受害民工自費在商洛地區衛生防疫站進行塵肺診斷全面檢查。“塵肺案”暴露多種管理盲區。
11月27日，省衛生監督所勞動衛生科一位負責人肯定地說，在陳耳金礦打工的山陽縣42名受害民工檢查出28例塵肺，並且多是二級以上重病患者，暴露了勞動衛生管理的多個盲區。
這位負責人說，過去從事粉塵危害作業的人員，患得塵肺一般有10年、20年的潛伏期，而現在從事粉塵作業三兩年就出現塵肺，甚至半年就爆發塵肺，足見粉塵嚴重超標到何等地步！對這類企業要重點進行衛生條件檢查。他還說，山陽縣民工群塵肺病發生率高達60％以上，這在我省是第一次出現，這也是《職業病防治法》頒佈以來我省出現的第一大案，應該高度重視。民工勞動保護管理是一個盲區，民工的生命健康不許踐踏！
省衛生廳法監處一位負責人表示，在陳耳金礦打工的受害民工已有多人死亡，他們生前沒有到職業病權威機構進行檢查，如何認定塵肺是擺在衛生部門面前的新課題。參考他們在其他醫院診斷的檔案記錄，進行屍體解剖、病理解剖，都需要研究、探討，需要技術創新。
山陽縣民工“塵肺案”審理才剛剛開始，在慶倖那些可憐的受害民工終於有了盼頭的時候，記者也爲此案“創”下的這麽多第一備感心酸和沈重。
本報記者方舟。　
NO:1051_46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2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塵肺”竟然在全國也是屢見不鮮
“塵肺”的學名是“矽肺”，民工大面積患上這樣病的案例在以往的新聞中，不僅僅在陝西，在全國各地也可謂屢見不鮮：
江蘇曝出私企民工大面積患矽肺病事件 5人已死亡。
河南商城縣約200民工在江蘇宜興私人石英砂廠打工期間，已發現5人因患矽肺病死亡。在接受檢查的約170位民工中，已有111人經無錫市煤礦醫院初步診斷被懷疑患上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其中被懷疑爲“三期”症狀的有30多人。
溫州230名患矽肺病農民狀告侵害者 昨天一審勝訴
1998年以來，許多民工先後被發現患有不同程度的矽肺病。2000年9月，經浙江省職業病診斷鑒定委員會對400多名泰順縣民工進行鑒定，其中196名民工患有Ⅰ至Ⅲ期矽肺病，分別構成二至七級傷殘，至今已有10名患者死亡......
職業病危害敲起警鐘 塵肺病死亡人數已達13　3萬人
記者從衛生部瞭解到，近年來我國職業病危害日益嚴重，職業病發病率呈上升趨勢。據有關專家預測，如不採取有效措施，今後十年將會有大批的職業病病人出現，其危害程度將遠遠高於生産安全事故和交通事故。　
——錄自【中國農民】論壇
NO:1051_47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30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關注一下中國農民的苦難吧！
野草
尊敬的時先生，你在《良知、正義和責任》一文中，對農村的情形作了一記述。
我生活在農村，我的家人、親友、朋友也大多生活在農村。對農村，我有著最直觀最深切的感受，他們的疾苦沒人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態沒人瞭解，他們就像野外的小草自生自滅。我們的社會除了對農民進行盤剝掠奪外，給過他們什麽呢？
我們知道，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從農村燃起的，而後燎原於神州。中國革命，走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建立在農民流血犧牲的基礎上的。沒有中國農民的付出，就不可能有新中國。中國農民當初之所以全力支援中國革命，是因爲他們從來就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是被蹂躪被踐踏的物件，他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渴望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渴望能夠過上好日子。而當《一切權利歸農會》這首極具誘惑和煽動力的歌曲唱響時，也就喚起了農民內心深處的當家作主的欲望，紛紛投入到中國革命之中。可是革命成功了，他們想得到的卻並沒有得到。
城鄉二元結構的建立，使他們淪爲被人瞧不起的二等公民，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卻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他們的利益根本上被出賣了，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刨食，他們的子女沒有就業機會，管理國家的權利也被剝奪，他們買同樣的商品，要比城裏人化更多的錢，用的電比城裏人的貴，甚至連貸款的利息也比城裏人的高。他們辛辛苦苦累一年，除去說不清的費稅後，所餘下的不過是一堆稻草。他們依舊貧困，他們依舊潦倒。可我們的“黨的喉舌”全不顧事實，宣傳農民已經富了。到農村看一看吧，到底有幾個誠實的農民富了起來。
有件真實的故事，長久地深深地刺痛著我的心：一位農民帶著他患有眼疾的父親，到城裏的醫院看。當有眼疾的父親得知，必須做白內障切除用術，否則就要雙目失明，而手術費需要上千元。聽此，他堅決不做手術。原來，他說我老了，沒用了，瞎就瞎了吧，還是留下那錢買種子農藥吧；如給我治眼，沒錢買種子農藥化肥，明年我們全家還吃什麽？最後，只是開了一些藥回家，等待失明。如果農民富了，有錢了，爲什麽要以失明的代價拒醫？種子農藥的錢是什麽概念？那是農業生産的成本，即農家的生存資本。只有窮到這般地步，農家才會在是選擇全家生存還是選擇一人失明的兩難決擇時選擇失明！
爲了生計，許多農民不得不離井背鄉，到城裏打工。可是這個在舊社會都享有的權利，新社會的農民卻受到了限制。不少人被我們最可愛的人民警察，以盲流的罪名而遣返。既使僥倖不在遺歸之列，也只能在多送各種名目的費後，在高貴的城裏人的白眼和鄙夷中艱難生存。其實我們的農民並沒有太大的奢望，他們求的也只是溫飽而已。農民也一樣戀家。如果在家裏還有一碗飯可吃，他們決不會選擇外出的──農民最懂得“在家千般好，出門樣樣難”。我們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中國”是不是也應該關注中國的農民，體貼一下他們的疾苦？
爲他們的苦難多作些呐喊和祈禱吧！
NO:1051_48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3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曾受夠了羞辱與刺激的中國呀，什麽時候，你能真正地奮發圖強？
理解萬歲
按：
一、當前的中國最缺什麽？——是缺錢？不，最缺的是人權！西方國家的富強並不是天賦的富強，他們的富強是靠實施“天賦人權”的普及。因爲，一旦全民有了人權，人身和思想即獲得了極大自由，改善全民人生待遇便成爲主要追求。於是，他們追求的是教育的普及、知識的豐富、能力的提高、生活的改善、財富的增加，這樣就必然大大地解放生産力，比賽發明力、發現力、創造力的發揮，不斷提高科技生産力。只要普及人權，絕大多數人的智力就會得到充分的發揮，低智商就會變成高智商，低能兒就會變成高能兒。人生的追求是生活的方便、精神的愉快，而不是純粹的富裕——雖然幸福離不開富裕。但是，富裕只是普及人權的一個副産品，不是主産品。

二、號稱“智慧的”中華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種根治的方法，保管好來自全民血汗的錢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絕碩鼠們肆意地張狂地啃食？——不，誰都懂得新聞輿論是毒殺腐敗菌的最好辦法，尤其江核心最清楚它的功能。但江核心最害怕它的功能發揮。所以一再加大對新聞輿論的專政力度。爲什麽？堅持專政的目的就是爲了腐敗，放棄專政，尤其放棄對新聞輿論的專政，他們立馬就會失去腐敗福，全黨一鍋端——端進監獄。

三、作者以爲：中國加入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可以視它爲生效的國內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此言差也：
1、不是視爲國內法，它已經成了國內法。而且不是一般的法律，而是高於國內《憲法》，是指導修憲的法律依據。
2、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視爲法律又怎麽樣呢？視爲憲法也不怎麽樣——《憲法》不是規定公民有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等等自由嗎？不是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自由嗎？中華人民共和國何時實行這些憲法規定呢？
3、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成員國，還是安理會理事國，本應帶頭執行《世界人權宣言》吧？可是，它呆在聯合國快30年了，它執行了《世界人權宣言》哪一條哪一款呢？《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世界人權宣言》派生出來的一個小子，《世界人權宣言》都不放在眼裏，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怎麽會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放在眼裏呢？加入，不過是詐騙全民、詐騙世界的一個小動作而已。


我曾是農民，——城市父母經常嚇唬孩子“不好好念書，長大送你去當農民”的農民。但千萬別以爲我曾是農民，就以爲我愚不可及，就什麽都不懂。不是我誇口，我絕不比你們城裏人笨；對於農民的瞭解，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到底有多窮的認識，敢比多數政治家——案頭堆滿了決策參考資料的政治家，更爲清楚；今天的中國到底有多窮，爲什麽這麽窮，我也比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更清楚。

我這麽說，絕不是由於我擁有什麽足以自信的資本，也不是我比這些處在中國頂尖極別的精英們更有智慧或更有學識——這方面恰恰相反。我所以這麽自信，是因爲我曾是農民，與農村、農業、農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說中國有多窮，是指人民有多窮，而且首先是指在占全體國民八成的農民有多窮。就程度而言，我敢說，它已遠遠超出了國家領導層的瞭解。國家領導對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經濟的真實狀況幾乎是無知的，也是無法依靠當前官僚體制摸清底細的。原因有二：
一、單個的農戶在一年忙到頭之後，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況。不是他們糊塗到了這個份上，而是他們要交的稅、費、攤派及統籌款、付出義務勞動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顯性的、隱性的付出）多得沒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帳目複雜到無法統計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時，農民們才發現自己：又辛苦地熬過了一年，所得無幾，甚至常常是負數。
二、高層領導們案頭成堆的統計資料，是基層官吏大膽估計再由層層官僚加水的充水海綿，沒人知道其中的水分究竟有多大。你讓他們不去注水，也難。因爲，各級政績全靠加水來表現，升官加冕離不開加水手段的配合。可以說，長期以來，包括涉農統計資料在內的國家統計局的所有統計資料，是全體官僚層層加水的海綿、充滿詐騙氣體的氣球。

今年，我們的九億農民的部長——農業部的部長居然說：總體上，我國農民已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此說的依據是什麽。我想，不是依據統計部門的資料，就是小康標準改以貧困線標準爲標準。

優哉遊哉的高層“公僕”們，即使你們不願深入農村又想輕鬆得到農民經濟狀態或生活狀態的真實資訊，方法多的是，因爲這類資訊在華夏大地無時無處不俯拾皆是。比如：
1，查一查：沿著全國的鐵路查一查。這是最廉價的成本考察中國國情的方法。甚至你們不下火車就可看的清清楚禁楚：看那車窗外，火車道旁，農民操的是怎樣的農具，憑著那樣農具的生産方式能不能脫貧致富，或者進入小康。
2，問一問：問問在城市謀生的民工：這麽苦的活，這麽低的薪酬，城裏人都寧可失業也不屑一顧的活，爲什麽還一個勁地往城裏湧？
3，比一比：拿中國農民的臉龐、與阿富汗難民、與海地難民、與世界上任何動蕩國家中的難民比一比：是我們農民的臉更紅暈、豐滿呢，還是一樣的滄桑、一樣的憔悴呢？當然，也可以比比他們的衣裝：是我們的農民衣服光鮮一點呢，還是同樣的衣衫襤褸？

如果你們懶的下鄉，如果擔心前呼後擁的隨從和奉承官吏遮住你們的視野，還有辦法瞭解農民實情，就是找些農民出來作爲參照，如抽出若干期《焦點訪談》節目中（或其他媒體報道中的涉農新聞、比如毒酒毒豬油遇難事件中、礦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發生才出現在公衆的視線裏的農民鏡頭作爲參照樣本，此法相當於隨機抽樣法，應該符合統計學所要求的客觀性。

中國農民爲什麽這麽窮。我以爲原因有四：
一、中國政府不知如何處置自己的資源和資産，以及打發外國的乞討；
二、中國政府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錢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錢袋子鼓囊起來；
四、即使知道，有權選擇鼓囊方式的人堅決不採用。

對上述原因的表現，簡述如下：
第一條，就是我們國家對外國的援助給得太厲害，送人家東西太多。時間上，從建國初的“一窮二白”（毛澤東語）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東西，從天賜於我們民族子孫的礦藏資源，到全民勞動所創造的血汗錢。援所謂的“非洲兄弟”、援東歐“社會主義明燈”、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林波特“革命”等等，舉不勝舉，這兒不詳細地說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種世界援外史上罕見的物資——大批人的鮮血——在我們和越南處於“同志加兄弟”關係的時候，我們無償援助越南總值200多億美元物資的清單中就包含著它。毛澤東一句“人命關天，擬援助200萬毫升”的批語，我們國家就用火車皮——一節火車車廂，把抽自瘦弱的中國人軀體的血液無償贈送。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一個人均所得長期處於幾十至幾百美元、（且至今仍未達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國家，如此大規模、大額度、長時間樂此不疲地援外，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這是一種怎樣的行爲呢？從一具衰竭到奄奄一息而急需輸進血液的軀體上大劑量地抽血助人，這叫無毛雞充鳳凰——當然，贈送權人的體質並不衰竭，也不需抽一滴血——倒楣的是老百姓，尤其是全國農村百姓。
這是種反常到令人不可理喻的傻瓜行爲。尤其是發生在一個剛剛結束對日本、對八國聯軍鉅額賠償（合計超10億兩白銀）、而後又不間歇地處在征戰狀態國度。我們從史學界公認的近代史的開端，1840年開始，扳起自己的指頭來數一數，我們度過了怎樣的兵戎的、流血的經歷 ：鴉片戰爭、葬送清王朝之戰、軍閥混戰、北伐戰爭、八年的抗日戰爭（其實不止）、國共內戰，粗略算來，苦難的中華民族征戰了了幾十年、流血了百餘年。在這麽一個剛剛結束戰亂、人民極需休養生息的社會裏，卻實施著這樣的決策。也就是：當一尊軀體處在迫切需要積存精力和元氣的時刻，有人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種舉動，後果是嚴重的。它使中國這尊軀體更長時間地處在貧血、虧虛、非健康的狀態中折磨、受難。它使整體的中國人更深切、更長久地陷於貧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動及其造成的後果，以後專文再述。）
現在，一些並不比我國貧困甚至比我國富裕的國家還在打著老算盤，以廉價無比的一聲“支援一個中國政策”，以求我國政府的慷慨援助、優惠或債務豁免。我國政府居然變著花樣打腫臉充胖子，做樂施好善的施主，或與臺灣比財氣，藉以打壓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然而，我國和臺灣不一樣，我們有大面積的貧困農民和下崗工人。

第二條　談論這一條之前，我先來一個提問：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嗎？
這個問題曾一直困惑著我。我們可是一個擁有四大項發明、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呀！
但現在，我的回答是：談不上。試找一個切入點來談這個問題。
當前的中國最缺什麽？缺錢。從物質層面上講。義務教育、醫療、科研、扶貧、養老、基建……中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與異族的交往中，處處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澀，以及缺錢所帶來的痛苦。但是，如此窮困缺錢，按最簡單的思維：該把血汗錢（來自民衆的）保管好，對吧？但是，中國人管不好自己的錢袋！
爲了瞭解有關中國貪汙的情況，我上網搜索“巨貪”。鍵入這個詞後，搜索結果真嚇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網站，跳出了“巨貪”的相關資訊有23700條。我敢說：一個人若試圖把它們看完(將資訊重復的內容跳過)，那麽，可以斷言，他會累暈倒在電腦前——在他看到第幾百條的時候！
這僅是有關巨貪的資訊。若搜尋中貪、小貪級別的資料，可以設想，耗盡你終生精力，你都無法完成這種浩繁龐大的閱讀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僅是輸入電腦的、已經敗露了的貪汙材料的介紹，它應該只是社會實際發生過的貪汙行爲的冰山一角。
我隨意地、跑馬觀花地瀏覽了一下巨貪名錄之後，不得不驚訝他們的氣魄和胃口，也不得不驚訝貪汙行爲是如此容易得逞。

請看：魏懷，中資公司駐澳門經理，貪8000萬；李乘龍，1600萬；成克傑3000萬；耿永祥，蘇州海關關長，一個電話，國家損失2000萬；慕綏新，1000萬……
難怪有人認爲，施行公有制的中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是千載難逢、不可多得、不容錯過的貪汙良機。公有制運作的通常辦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勞動所得集中起來進行處置，人民卻對此過程無法進行有效監督。那些公權人士（有時叫公僕）對公有財物享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天然便利。只要他想撈，得手便易於反掌。

看看民間是怎樣評價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員長、胡省長他們若把撈錢目標不定得那麽高，只定在三五百萬的話，把各方關係打點好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作到不顯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會有什麽事。看看報紙上是怎樣連篇累牘地報道那些貪官們的醜行的：貪來的錢多得不得了，留著怕出事，於是使著勁狠命花。情婦十幾個、幾十個地包養，女人上百上百個地玩弄。作爲配套，還爲她們購置無數棟用來藏嬌的金屋。……

難道，號稱“智慧的”中華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種根治的方法，保管好來自全民血汗的錢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絕碩鼠們肆意地、張狂地啃食？
這種可恥現象到底爲什麽長期能存在，並且還要存在多久？
我們國家的錢袋子裏面儘管時常丟“西瓜”，但我們卻有“智慧”用於：在最窮的人身上撈“芝麻”。

比如說：
北京市有20萬外地務工者的子女處在義務教育階段，這是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新近公佈出的調查結果。對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層的窮苦人，多年來，北京校方一直卻要求他們繳納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費用，才有資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園。
設置如此高的准入門檻，把他們中的18 萬人逼進了條件惡劣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學。其實，簡單地算算就會知道，不說多交，就是全免這些窮孩子們的學雜費，國家在財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個北京孩子一年雜費約爲400元人民幣，按這個數值乘以20萬，得出總額：8000萬元。聽起來像是嚇人的數位，其實，它只相當於魏懷這個沒有“知名度”的貪官一個人的貪汙額，（他髒汙的“成績單”上創下的成績得分遠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們多挖出一個這樣的貪官以及他藏贓的窩巢，或者，採取有效措施阻止這麽一個貪官的出現，這筆錢就出來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窮、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時不時朝他們宰上一刀。
在我們這個兩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無類”可謂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施教理念（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後，並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國家，爲什麽還存在這種問題：在教育設施（包括校舍）大量閒置的時候，有人寧可讓教室空著，也不肯放本國的窮人進去？中國的未來，真不靠他們建設？未來的中國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戰爭，真不靠他們扛槍上前線？這難道是在一個“智慧”的民族裏應該存在的事嗎？這種事在世界上還能找得著第二起嗎？——我們“智慧”的人民呀，你們爲什麽只熱衷於扛著“戶籍”的大旗搞隔離，從來都不願去想一想、去幹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幹的事？
我的插話好像離題了。其實沒有。上述現象，無論是“富貴”者還是“卑賤”者都應該非常清楚，如果這種態勢得以繼續的話，它只會導致中國離富強的目標越走越遠。

第三條，對嘗夠了缺錢滋味的中國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們的錢袋子儘早鼓起來的問題就顯得尤爲迫切了。
在這裏，我的話題只圍繞著說一條：我們國家經濟層面呈現出的最大問題，大量閒置勞動力的問題。被閒置者，在經濟上沒有創利的機會，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購買能力。不管東西多便宜，不管東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們卻買不起，只能望貨興歎。
而與此相對應，我們大量的製造企業（其實還有服務企業），只能慘澹地活著。
一個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卻至今形成不了一個擁有像樣規模的購買力的群體。如此，在一個一直企盼富裕的國家裏，它百業興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撐，因此，它總是達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強的金融學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十三億人裏，真正擁有購買力的也就兩三億的樣子。有一個來自權威統計部門兩年前的數位或許可以印證這個估測：城市的市民爲拉動內需作出了“巨大貢獻”：全國83%的消費産生在城市居民。這個短短的資料反映的資訊是異常殘酷的：80%的農民，總共合計的消費額僅占17%！智慧的同胞們想一想吧：這麽多年，我們的農民是怎麽熬過來的？！
（插句題外話，可以想見，城市居民還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因爲，在短短的兩年間，國家又爲他們加了幾次的薪水。）
另有一個事實，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場時發現：花在坐飛機上的消費額度，人口僅一千九百萬、只占我國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亞與十三億人中國相比，兩者數位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計，全體中國人每年用於圖書、電影方面的消費額，也大致和澳大利亞差不多。作爲電影人的馮小剛，他在評估中國的電影市場的時候也認爲，中國只有二三億人會常去看電影。作爲農村出身的人，我清楚，總體上處於很貧苦的我國農民，他們基本上不會把極爲有限的錢用於電影之類的娛樂開銷上。說到這兒，我補充一句：當年上演電影《泰坦尼克》，北京的電影院賣六、七十元一張的票，觀衆場場爆滿；而我的家鄉，一個稱作“魚米之鄉”的縣城（絕非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縣）的影院將該片的票價定爲五元，卻張羅不來觀衆。

如果全中國的人都有中等的購買力，那麽，中國的每一個行業都會興旺起來。說具體一點：同樣的一本好書、一部好電影，它的收益會在現在的數值的基礎上再乘以幾個倍數。

遺憾的是，從建國至今，我們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讓國民的主體——讓農民窮困、讓農民喪失購買力的政策。把農民捆綁在永無富裕希望的一畝三分地裏。
如果農民永遠這麽窮困，那麽中國永無富強之日。
我的看法很簡單：立即放開政策，讓我們的農民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一樣，擁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經濟權利。比方說，一個農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擁有一個擦皮鞋的攤位，或修皮鞋的攤位，你也應尊重他本應具有的這個經濟權利。

無數事實已經證明，一個農民即使採取這樣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來謀生，他也會比在老家弄幾畝地的生活強上好多倍。

可是，一直以來，沒有人尊重、（執法者也不願保護）我們的農民作爲人、作爲公民所天生該有的“免於匱乏”的權利。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爲這一權利是“民享”裏最根本的“天賦”的權利；在國際上，這一權利是聯合國重要文件《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著重強調予以保護的。另外，中國已加入該條約、我國的立法機構、人大常委會已審議通過。應該說，公民可以視它爲生效的國內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幾億的人民長期處在“免於匱乏”這一的權利的缺失狀態裏，所以他們也只能處在無邊無際的匱乏狀態之中，處在與窮困爲伴的痛苦深淵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終結。

中國的統計局從來不願正視、不願承認農民有失業，依據是農民每人擁有一畝多田地。他們在計算失業時總會採取一個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國城市的失業率=全中國的失業率。但是注請意，國際上卻不這麽認爲。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師謝國忠按照經濟學方法和國際通行慣例得出了結論：中國的失業率不低於20%，失業人數達到3億。（這一數位遠比我國統計局的結論接近事實，但我感覺，它仍是比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國就業的嚴重態勢。）

大家也許還記得，朱熔基總理於1999年訪美時用英文背誦林肯總統“葛底斯堡演說”的那精彩一幕。可是，我們很多人卻忽略了一點：産生這個著名演說的那段歷史，它給後來的美國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是在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之後廢除了對美國最底層的勞動力的束縛，允許其自由流動，促使爲奴的黑人從種植園流動到工廠，流動到城市，美國才逐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現了持久的發展與繁榮，才逐漸凝聚成了全球最強大的國力。

今天，當歐盟、俄羅斯、日本爲出生人口萎縮、爲勞動力緊缺拉了經濟發展的後腿而一籌莫展、憂心忡忡的時候，我們國家卻在視寶貴的勞動力資源爲累贅，而任由其閒置、浪費。
在推動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設置這一問題上，傑出的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曾大力倡導、大聲疾呼過，可惜沒有得到我們決策層的理睬。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地下礦藏資源閒置，留給我們的子孫開發，卻不能讓我們的勞動力白白浪費，讓他們在貧困中衰老而死。
因爲，勞動力是活的、不可儲存的資源。
從人道與民權的角度和理由講：畢竟，人來世上走一遭，不是爲受窮受苦而來。政府呀，請用行動來告訴國民：你們是有奔頭、是可以期待幸福的。這不過分，是吧？
讓國民去做真正有價值、能創造財富的事情吧！這樣，他們的錢袋子、國家的錢袋子才會同時鼓囊起來。

第四條，我就不多說了，它涉及到一個既得利益者對公私利益的選擇、取捨的問題：有的人，他們不是完全不懂國家怎樣做才能富強的道理。但是，在面臨複雜的、多重的選擇的時候，他們寧願放棄國家的富強，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貴，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在奴役“人下人”的過程中享受人上人的快感。

請別忘記：在這個世界上，自古以來，有一個殘酷的規律在運行著、從來沒有失效過：無論是個人、團體還是國家，貧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視，直至你擺脫了貧困。——沒有辦法，人類天性使然。在中國的城市，農民是這樣，你看看農民工的遭遇；在外國的城市，中國人是這樣，你看看我們留學生的遭遇。

今天，我們各網站的論壇上塗滿了討伐日本人的言辭，和“爲什麽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論證”。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車廂的材料論證了你的論點，也不能改變多數日本人對我們的輕蔑。（提醒同胞：請習慣去聽自己不愛聽的話。今天，一個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個中國人年收入的總和。並且，實質上日本網民也在幹同樣的“論證工作”。）

曾受夠了羞辱與刺激的中國呀，什麽時候，你能真正地奮發圖強？什麽時候，你能讓每個中華同胞有尊嚴地、揚眉吐氣地走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NO:1051_49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3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遷徙自由是公民的權利
張明
我出生在成都市郊縣的鄉村。這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由於這個原因，我被宿命地釘死在那裏。後來，我考上了大學，終於掙破枷鎖，跳出了農門。但是“6　4”慘案又將我的城市夢打破。出獄後，我在縣城買了房，同一位擁有縣城戶口的姑娘結了婚。但是，我仍然不能成爲城市人。每次查戶口，因爲沒有暫住證，我都要被強行遣送回鄉村。雖然六公里的距離並不能阻隔我與妻子相聚，但是我不明白，僅僅因爲我沒有縣城的戶口，當局竟可以漠視我的合法婚姻和合法財産，將我驅逐出城市。

戶口是套在中國人、特別是非城市居民身上的枷鎖。由於戶口的限制，農民以及農民的兒女，喪失了平等競爭的機會。機會的不平等又衍生出地域的歧視。即使少數農村人通過努力改變了命運，甚至成了富翁擁資億萬，也會被自以爲高貴的城市人看不起。他們常常以輕蔑的口吻稱這些人爲“泥腿子”、“彎腳杆”。劉永好兄弟是四川省著名企業家，《福布斯》1999年公佈，他們的個人財産達20多億美元。但是，個別極度虛驕的成都人談到劉氏兄弟時，竟說什麽“那幾個新津農民”！這已經不是尊不尊重的問題，簡直是無恥之至。

事實上，地域歧視不僅僅存在於城、鄉之間。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歧視。在上海人眼裏，凡上海以外的人統統是鄉下人；北京、廣州這些大都市的居民概莫例外。上海人有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他們決不會公開表示對外地人的歧視，而是將這種歧視掩藏在彬彬有禮的冷漠裏。

這種地域優勢其實毫無道理。上海人自認生活在大都市，但在紐約、巴黎、倫敦這些國際大都市居民的眼裏，他們也同鄉下人差不多。但是，紐約人不會僅僅爲生活在紐約而驕傲，因爲要成爲紐約人太簡單了，一個阿巴拉契亞山的農民，只要他願意，搬到紐約就得了。

戶口製造成的不僅僅是地域歧視，它也使中國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旅行。據《南方周末》報導，某公司職員到閩南出差，與朋友聚會後夜半回去公司設在一生活小區的臨時辦事處。他剛進大門，幾名大漢把他攔住，以沒有暫住證爲由，強行索走100元後，還教導人家說：“我們執法嚴，壞人才不敢來。你看你單身一人，深更半夜的，不是平安無事嗎？”嗚呼，身爲中國人，我不知該慶倖、還是悲哀？

“多佛爾慘案”發生後，輿論齊聲譴責蛇頭爲利所驅，竟然置生命尊嚴於不顧。也有人無端指責英國的政治犯庇護政策是慘案發生的誘因。我認爲，偷渡的原因比這深刻得多，其中，夢想改變自身的處境是最直接的因素。這些偷渡者都來自貧困的福建農村。他們的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經濟上一貧如洗，人格上得不到半點尊重。國外優越的生活水平以及傳奇式的發財故事，讓這些憨厚老實的農民看到了希望。而偷渡是到達幸福彼岸的唯一途徑。我想，如果這些人能夠自由地選擇任何城市居住，並且有尊嚴地活著，他們一定不會走到這條不歸路的。
畫地爲牢的限制使我想起曾經呆過的監獄。那裏面的人是不能自由活動的。他們如果逾越規定的範圍，輕則嚴懲或加刑，重則被哨兵當場打死。
難道，我們的國家也是一座大監獄嗎？
2000.8.13

城市人，你內疚嗎
張明
在《遷徙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一文裏，我已談到戶口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最近媒體披露了一件發生在廣州的令人髮指的事件。我忍不住想再多說幾句。
1999年7月11日中午，27歲的農村婦女蘇萍打工路經廣州火車站，轉車時被劫匪搶走內裝4,000元的行李。蘇呼救無望，坐在地上大哭起來。悲劇就從這時候發生。兩位巡警走過來，稱蘇是精神病患，將她帶走，後送到距廣州市區30多裏處的增城市康寧醫院“收容治療”。被警方帶走期間，蘇身上另處8,000元也下落不明了。蘇萍被關進這家醫院的精神病盲流病區，慘遭一群盲流輪奸。爲掩蓋罪責，警方銷毀了案發現場的重要物證，並將被指證的8、9個嫌疑人犯放走，還一口咬定“沒這回事”。
就這件事指責警方，已毫無意義。事實上，類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成都市正出動大批警力，不餘遺力地大抓“三無”人員。這是等級制度帶來的必然惡果。一個城裏人，尤其是一個有權勢、有文化的城裏人，很難想象一個普通農民進城時的迷茫、乃至恐懼。
中國擁有許多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戶口制就是其中之一。由於人爲地將國民劃分爲城裏人和農村人，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城鄉差別造成了城裏人和農村人之間的心理落差。而城裏人又在這種落差中找到了歧視鄉下人的根據。我們的主流社會事實上成了城市社會。從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最後到農村，構成了我們由中心社會到邊緣社會的梯級。而農民是這些梯級上的最艱難的跋涉者。農民的艱難數不清。農民進城打工，辛苦一年半載，到頭來一些無良老闆用一句“沒錢”打發，他們往往只有空手回家。有了一點生意也難，在城裏要交一份稅費，村裏那份稅費還是免不了。更有執法人員中的不良份子竟敢當著農民的面毀棄農民的合法證件，再以證件不齊爲理由把農民送往收容站！在蘇萍事件中，蘇擁有城市開具的所有證件。當兩名巡警來帶她時，她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處務工證、珠海市的暫住證。但兩個巡警看都不看，順手扔了。在城市人眼裏，這些證件並不能說明什麽。只要你是農民，他愛怎麽辦都可以。

漠視農民的權利與長期實行的城、鄉分割政策有關。打破這種分割已經是大勢所趨。但還有那麽一些部門、一些城市執迷不悟，保留、甚至增設農民進城的障礙。他們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但抵不過一個理由：農民有權利進城。這種權利是天賦之權，不可交易、不可投票決定、更不可由少數人或少數利益集團的一已私利而更改之。城市不單是城裏人的城市，是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國民的城市。城裏人的祖輩不是農民嗎？城市本來不是由農村集鎮發育而來、並借助農民的力量不斷擴張的嗎？就因爲農民成了弱勢群體，我們就有理由漠視他們嗎？20世紀初的袁世凱曾經爲自己禍害老百姓尋找理由時說：誰讓他們是老百姓！難道我們能信奉袁世凱的信條而重復“誰讓他們是農民”嗎？
我知道，在農民問題上，與其他許多涉及利益關係的問題一樣，道德勸說是蒼白無力的。將農民限制在鄉村，將“盲流”趕出城市，服從的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大政方針。困此，那些執法者在踐踏農民的權利時，不僅沒有罪惡感，甚至覺得在執行神聖的使命。將農民拒於城市之外，社會就穩定了嗎？農民進城不過幹些下苦力、打小工的活，怎麽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呢？真正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其實都是城裏人。我並不是說城市人才是天生的罪犯。我只想說：社會不穩定，並不是哪部份人造成的，而是制度使然。以穩定爲藉口拒絕農民進城，是極不人道的，也與追求穩定的初衷相悖。

米格代爾曾說過，農民之邁出現代的路程，往往是被逼無奈；現代化增加了農民的生産手段，擴大了農民的消費範圍，但同時也使農民的家庭財務開支擴大。農民想盡一切辦法改善自己的財務狀況，而進城打工是他們的辦法之一。我們的現代化把農民“逼”出了鄉村。若不給他們開通很好的進城渠道，這不是很危險嗎？
2000.9.7

NO:1051_50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3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我的父親是農民
張明
大年30（中國農曆年），在外漂泊、奔波了一年的我以及我的弟弟、妹妹，終於回到家裏，與父母吃了一頓團圓飯。飯後，父親召集全家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看得出來，父親爲了這次會議已準備了很久。但他繞了很大的圈子，我們也沒有弄明白這次會議的主題。在我們兄妹輪番追問下，我終於從父親有點艱澀的話語裏明白了兩個意思：一是家庭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二是節後他準備到上海打工貼補家用。

打工？我63歲的父親竟然準備外出打工？我聽得心裏一酸，忍了忍，眼淚才沒有掉下來。

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同時又是一個將軍之子。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是抗日英雄，官至陸軍中將，國共內戰時死於共產黨之手。共產黨竊據大陸政權後，大搞階級清洗，抗日名將的遺孀及其兩個年幼的兒子被趕回農村老家。在共產黨的二元社會體制下，我奶奶、父親、叔叔就象古時臉上被刺字的流放者，從此打上了農民的烙印，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在中國，所謂的公民，是不包括農民的。

父親在屈辱中艱難地成長著，並且自己學會了修理半導體收音機。靠這點一技之長，他贏得了農民的信任，並且在當地組建了家庭。父親30歲以後才結婚。據說，他本來無意娶妻生子。因爲，他明白，如果自身的生存條件沒有改變，特別是農民的身分沒有改變，娶妻生子無異於讓下一代來延續自己的痛苦。在我成長的歲月裏，父親經常教育我們兄妹要認真讀書。他說，“我不指望你們做官發財，只要跳出農門，吃上商品糧，我就心滿意足了。”老實說，父親當時的神態，與一個奴隸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爲自由人的神態，沒有什麽兩樣。

我的學習成績很好。父親對我寄予了熱切的期望。後來，我終於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學，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父親的喜悅簡直難以用筆墨表達。他捧著我的錄取通知書，翻來覆去看不夠，嘴裏一個勁地念叨：“蒼天有眼！蒼天有眼！”

生而爲城市人，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絕對不會引起如此強烈的震動。但在父親眼裏，它是我改變身分的判決書，其價值甚至超過了林肯總統頒發的《解放黑奴宣言》。1989年“6　4”血案後我被捕入獄。父親的第一反應竟是：“完了！我兒子當不成城市人了。”於是，他幻想用金錢打通關節，將我“贖”出來。此舉沒有成功。他又花錢爲我買了一個城市戶口。父親清楚，如果我沒有城市戶口，出獄後必將一事無成。

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也深知農民的苦難。但是城鄉間那難以逾越的鴻溝，是我進城後才逐漸感觸到的。

這兩年，隨著下崗工人的增多，他們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但是同農民比起來，他們要幸運得多。最起碼，他們有自己的住房，還有最低生活補貼，雖然生活苦點，但絕無凍餒之憂。農民則不同，無論是生是死，從來沒有人管過他們。而且，只要還剩最後一口氣，農業稅和人頭稅都免不了。我父親現年63歲，如果在城市裏，無論幹什麽工作，早已退休了。一份退休金是足以維持晚年的生活的。但是，因爲他是農民，而且還沒有死（上帝，請原諒我的不敬！），村上仍然要強迫他交農業稅和各種攤派款（雖然他已放棄了分配責任田，但是只要你的農民身分未改變，農民的義務就一直要等到進入墳墓才會結束）。一年幾百元的攤派款，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因此父親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頭。

打工並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且不說父親年事已高，出門在外的各種危險他難以應付。單就那無所不在的歧視，就足以讓他的自尊心傷得體無完膚。

在城市裏，公開宣稱歧視農民的不是沒有，但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不經意間的歧視。有一個初衷絕對是積極的、但歧視也是毫不含糊的例子。報載深圳市某政府部門，一天心血來潮，欲開展一個評選“十佳民工”的活動。結果，該市300萬外來建設者無一報名，令主辦單位好生尷尬。爲什麽好心辦壞事呢？因爲“民工”一詞在有形無形中擴大了農民與都市人的差距，潛意識裏蘊含著輕視外來勞動者的意味。300萬外來建設者以沈默對待“十佳民工”的評選，是一次集體無意識的反抗。我相信，這種反抗有朝一日會彙聚成一股力量。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它的破壞力將是巨大的。

聽到父親準備外出打工，我們兄妹3人都很傷感，也反對父親打工。最後，大家決定每月多給父母100元孝敬款，才暫時打消父親的念頭。我父親因爲有3個還算不錯的兒女，得以留在家裏安享晚年。但是，還有很多象父親那樣年齡的農民，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到城市裏作廉價勞動力或低人一等的雇傭者啊！

農民最大的悲哀是沒有人關心他們的死活。幸福也罷，痛苦也罷，他們是被忽略的一群。城裏人不關心他們。即使那些曾經是農民、現在成了城裏人的人，也不關心他們。這使我想起常見的公共汽車現象：下面的人拼命往上擠，一旦擠上了，就大叫關車門，並拼命將未擠上車的人往外推。我是農民的兒子，但我始終關注農民的生活和處境。
爲了讓所有的父親晚年不再奔波、勞累，已經實行50年、卻又極不合理、極不人道的二元社會格局必須打破。生而爲人，無論他是城裏人還是農民，應該是平等的。爲了那美好一天的到來，我獻上幾條拙計，供有心人參考。
（一）廢除土地國有化。所有土地歸耕者所有，可以自由買賣。城市居民暫不參與土地分配。
（二）國有企業全部拍賣，所得現金或股份，平均分配給每個國民。
（三）廢除戶口制，國民有自由遷徙的自由。
（四）廢除農業稅和各種不合理攤派，不分城鄉統一徵收個人所得稅，稅率起點城、鄉一致。
（五）精減政府機構，縣級以下區域不設政府官員，實行居民自治。
（六）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分城鄉、失業人口享受最低生活補貼，年滿60的公民享受養老補貼。
　2001.2.7

再談農民問題
張明
拙作《我的父親是農民》，講述的是中國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在大年30發生的真實故事，中說：“雖然我不瞭解農民，但仍然同情他們的遭遇和處境。畢竟，農民占中國總人口的80%。無論對他們同情也罷、歧視也罷，他們才是中國真正的主人。”當然，也有“罵娘”的，認爲我不自量力，妄想當農民的“代言人”。其實，出賣農民利益的正是我這號貨色。特別是針對我文中提出的6點建議，網上一位先生竟然對我威脅道：“這些（指6點建議）是你提出來的吧？小心玩火自焚！我們國家在前進中暫時存在某些困難，但不能因爲自己的一時不如意，就發泄對社會的不滿。年輕人，多做點實事，千萬不要被人利用了。”
我不準備揣測這位先生的身分。我更不準備同他理論。這種喪失了最基本的正義感和道義感的人，已聽不進任何理性的聲音。如果站在農民的立場說幾句公道話就是“玩火自焚”的話，大概我應該建議當局把農民統統送上絞刑架，才不是“發泄對社會不滿”了。我的6點建議有無“過火”之處，重列於此，供有識之士批評。
（一）廢除土地國有化。所有土地歸耕者所有，可以自由買賣。城市居民暫不參與土地分配。
（二）國有企業全部拍賣，所得現金或股份，平均分配給每個國民。
（三）廢除戶口制，國民有自由遷徙的自由。
（四）廢除農業稅和各種不合理攤派，不分城鄉統一徵收個人所得稅，稅率起點城、鄉一致。
（五）精減政府機構，縣級以下區域不設政府官員，實行居民自治。
（六）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分城鄉、失業人口享受最低生活補貼，年滿60的公民享受養老補貼。
我的朋友王小甯先生認爲，造成農民淪爲二等公民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實行普選；如果實行普選，則沒有一個政黨敢輕視農民。普選固然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取消禁錮農民的戶口制，以及在經濟、社會保障等方面對農民的不公正待遇，農民問題就不可能真正解決。
今天，對農民的歧視已經成爲一種習慣。沒有一個政府官員或城市人會平等對待農民。甚至在死亡面前，農民也無法取得與城市人平等的權利。在著名的重慶綦江大橋事故中，城市遇難者獲賠4萬多元，農村遇難者只得到2萬多元。有關方面還振振有辭地說什麽：“因城鄉之間的生活水平不同，所以賠償額度就不同。”

生命難道說也有城鄉之別嗎？
有一位農民曾經悲傷地寫道：“戶口制度：中國特色的種群歧視。”生爲農民，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擺脫農民的身分。上星期天，我和妻子帶著剛剛兩個月的兒子回家看望父母，母親抱起孫子感歎道：“孫子，你的命好啊，生下來就是城市人。”在母親眼裏，生爲城市人就是最大的成功。
對農民的歧視還體現在經濟上的殘酷剝奪。就以稅收爲例，城市居民月收入超過800元（據說起點還會提高）才會徵收個人所得稅。但是作爲農民，無論你有無收入都得交農業稅和諸多說不上名的各種攤派款。即使你早已離開了土地，到城裏從事非農業生産，因爲農民的身分沒有改變，你甚至要雙重交稅：除了正常的經營稅外，村裏的各項稅費一分都不能少。
一樣的公民（其實在共產黨的詞典裏，公民是不包括農民的），兩種待遇，在中國的城鄉制度上，真是體現到了極致。對工業一個樣，對農業另一個樣。對城裏人一個待遇，對農村人另一個待遇。這種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引起的種種問題，已成爲當今中國重要的社會問題。
戶口制度猶如孫悟空頭上甩不掉的緊箍咒。期盼取消束縛農民近50年的戶口制度、實行城鄉居民公平的國民待遇，是廣大農民最迫切的心願。如果那些大人先生不願意農民的地位提高，認爲關心農民問題就是“發泄對社會的不滿”，我只好閉嘴。
在一個沒有公正和道義的社會，我真的無話可說。
2001.3.4

NO:1051_51
讀讀樂 　於　2002/09/14 00:4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戶籍制：中國最大的族群歧視
張明
■死難賠償農民低人一級
日前，懸了兩年多的重慶綦江彩虹橋塌毀死難者的賠償有了下文。除每位死難者家屬獲2.2萬元精神安慰費外，有城鎮戶口的，每人再發死亡補償費4.8456萬元，而農村戶口的，則只發2.2萬元。爲何生命貴賤如此懸殊？只因爲一個是城裏人，一個是農民。
無獨有偶，前時間的洛陽大火事故處理也已完畢。有關責任部門對死亡人員很快出臺了不同的標準：對城市戶口的死難者的賠償是4萬元，而農村戶口的死難者家屬則只能拿到1萬元。

■ 農民戶口歧視到處可見
這正是中國存在了50年的戶口歧視。由於公民戶口的不對等，各自的國民待遇也出現了等級。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幾乎都深刻地烙上了戶口歧視。
一出生，農民的的孩子就繼承了農村戶口，終其一生，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退休金或救濟金，病了享受不到醫療保險，連他遇難了，得到的賠償都要少得多！
在網上經常看到有人高價求購城市公交月票或地鐵月票的貼子。地鐵月票更被炒到原來價格的2∼3倍，即使這樣，仍然供不應求。原因很簡單：對於外地打工者來說，沒有城市戶口就不能購買月票。
外來者如果想進一步在城市安身，需要花更多的錢找棲身之所。外地人按規定不能買經濟適用房，而經濟適用房價格比同類商品房每平方米低幾百元。這意味著：即使你只想購置一個50平方米的小窩，都要比城市人多花好幾萬。
最近，我還看到了一個「有趣」的、「小小」的歧視事例：北方某市規定垃圾處理費分兩個等級：城市居民垃圾處理費案戶收取，每月3元；外來人員按人頭收費，每人每月3元。

■ 農民在城市的額外費用
楊女士是四川樂山人，1996年赴蓉，在西南交大西門外開家小店。她的甜皮很受居民的喜愛，月收入有3,000元左右。日子看上去還寬裕，但她卻爲自己8歲的兒子的前途憂心忡忡。她說：「我的孩子跟成都娃不一樣，從上幼稚園到小學，都要比別的孩子多交很多錢。」因爲沒有成都戶口，她被迫爲孩子買了各種保險，希望兒子有一個「保險」的未來。再過3年，她的孩子要上初中了，成都市採用電腦隨機擇校，但她的孩子就沒有資格參加，要想繼續上學的話就必須付出高額贊助費和借讀費。
按理說，戶口不是商品，沒有價格。但是，因爲城市戶口背後隱含了許多的福利和權利。所以，城鄉戶口之間存在價值差別。這一差別反映到現實供需上，就是價格。農民要進城，就必須得交「城市建設費」。爲什麽要多交錢？誰叫你是外來人！

■ 農民貸款困難、就業不容易
90年代初赴蓉的李先生是四川內江人。他今年終於在青羊宮開了一家自己的餐館，但由於沒有成都市戶口而備受折磨。就連買一個全通手機號，還得找一個本地人做擔保。去買房時，地産商不願爲外地人辦分期付款的特別「關照」。李先生最後無奈地調侃，自己是「在城市生活了10多年的農民」。
川師97級畢業生何明宇前段時間參加了很多人才招聘會。他發現，不少待遇好的用人單位都注明一條：「需成都市戶口」。他說：「看到這一條，我的心就涼了半截。同樣的10年寒窗，爲什麽我連參加公平競爭的機會都沒有呢？」

■ 「戶口制」成爲市場經濟的攔路虎
戶籍制度不但阻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更可能形成勞動資源的配置的「逆淘汰」機制，降低經濟效率。8月初，我曾看到，某自來水公司爲一處居民搶修爆管，居然來了兩部麵包車。車上7、8個正式職工模樣的袖手旁觀笑眯眯。而2、3個民工模樣的人在那揮汗如雨。某國企人事部負責人就此感歎道：「城市人口中部份勞動力整天無所事事仍佔據工作崗位，往往是臨時工幹活，正式工歇著。」如是，外地的優質勞動力難以進入，被閒置和浪費，整個經濟發展也因此受到了制約。
有經濟學家曾對我國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列出如下「罪狀」：窒息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限制了勞動力的正常流動；無法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農民被限制進城就業，缺少城鄉間的就業競爭，造成城市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爲兩種不同的身分制度，形成大範圍的等級歧視。

■ 9億農民被歧視：永遠的痛？
戶籍制，是烙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恥辱印記，是21世紀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最大的歧視。
2001.11.14

我們還需要高考嗎？
張明
高考是我國第一大考。從隋唐以降，這種制度既是統治階級選拔人才的方法，也是邀買人心的一種手段。到了等級森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高考成了“賤民”階級──農民及其子女──躍升更高階級的唯一途徑。一朝金榜題名，昨天還備受歧視的農村人，從此就可以脫離苦海，成爲人人羡慕的天之驕子。正因爲高考決定著許多人的榮辱和命運，所以發生在湖南郴州、廣東電白等地的考場大面積舞弊案，就顯得極爲正常。如果不發生這樣的事，才奇怪哪！
在我的生命裏，除了“6　4”，唯有“黑色7月”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它們還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出生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是國軍高級將領。按傳統的觀點，我們家也算是貴族之家了。如果不是父親被流放到農村，我本來也是不需要依靠高考跳出農門、改變“低賤”的命運的。
沒有一個國家的人能夠理解中國人，特別是農村人對高考的巨大熱情。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對農民的女兒，姐妹倆成績都不錯；到了該念初中時，因爲家裏窮，必須一人幹活、一人念書。母親讓姐妹倆抓鬮，結果妹妹抓到了。
後來，妹妹讀完中學考上了大學。她與姐姐的命運，今生今世不再相同。站在壯觀的現代化教學大樓前，妹妹用普通話談起往事，聲淚俱下。此時的姐姐，與妹妹截然相反。她跟母親一樣，身穿洗褪了色的老式斜襟藍布罩衫，腳下穿草鞋，放牛、背草、劈柴，忙個不停。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這將是她一生的寫照。
這只是表面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妹妹從此擠身城市生活，得到的是敬重，也爲後代創造了不同的生活環境。城市人失業了，也有失業救濟。而姐姐和她的孩子，卻永遠走不出世世代代生活的小山村；偶而進一次城，還會被罵作“泥腿子”；想在城市打工，還必須取得城市人的允許。一個農村人只能、而且必須不斷地勞作下去，即使到了80歲，也不能停下來；不然就只有餓死。
那些在農村苦熬了一輩子的農民，把改變命運的希望寄託在兒女身上；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去爭取。有一對期盼兒子跳出農門的父母，在兒子高考前夕，查出母親患了絕症。但是爲了兒子的前途，老兩口什麽都沒有對兒子說。這個故事感天動地。但讀起來，總覺得有點悲哀。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實行全國性的統一考試，唯有中國是個例外。高考舞弊與考生的個人品行無關。如果不廢除封建等級制度，並且繼續沿用一考定終身的選拔制度，高考舞弊之風只會愈演愈烈。
2000.8.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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