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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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6 18:17
〔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１。三峽工程

２。南水北調
NO:1057_1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2:02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大壩之謎
鄭義
　　三峽工程被歷數七大弊端：一、防洪效益紙上談兵，二、發電效益難以落實，三、航運效益功不抵過，四、生態效益“弊大於利”，五、泥沙淤積危害巨大，六、移民問題難以解決，七、難逃經濟破産結局。所以三峽工程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工程，也將是中國最大的禍國工程。
　　對這一工程，國內外已多有負面評價，其中論述最爲全面系統者，當首推旅德學者王維洛先生的專著《福兮禍兮——長江三峽工程的再評價》。王維洛先生不僅親自參與過三峽工程前期規劃，還得到一批反對派專家的支援。因此，這本專著可視爲三峽工程反對派之代表作。　　三峽工程引來舉世反對之聲，何以當政者仍一意孤行，堅持上馬？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
　　三峽、葛洲壩的離奇計劃
　　讓我們拂去歷史的積塵，追溯三峽工程的直接起因。
　　三峽大壩工程曾幾次提起，最高決策當局都知難而退。
　　１９６９年文革時期，水電部、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再次聯合提出報告。這次不再以歷次報告所申述的“防洪、發電、航運”爲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裝甲車。——原來，在湖北深山裏建設的第二汽車製造廠實際上還擔負著重要的軍工任務：生産坦克、裝甲車。這些重型武器最後神話般地成爲一個超級水利工程的催産素。
　　這是一個大圓圈：
　　——生産坦克、裝甲車要用特殊鋼板，於是從德國引進了１７００毫米軋板機，準備就近安裝在武鋼；
　　——武鋼沒有煉鋼的生鐵，於是爲此規劃建設了寶鋼；
　　——１７００軋機耗電量大，尤其是起動電流極大，當時的華中電網難以承受，於是必須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電廠；
　　——既然要建電廠，水電部就勢再次提出上三峽；
　　——毛隨時準備打世界大戰，不願背上這個大包袱，再次駁回：“在目前戰備時期，不宜作此想。”
　　——水電部、軍方、湖北省在尋找替代方案時，提出了葛洲壩低水頭電站，解決了毛怕敵方炸壩的顧慮；
　　——於是，便有了葛洲壩工程十萬火急上馬。（瞭解了“坦克裝甲車”之背景，也許就明白了爲什麽葛洲壩會邊施工、邊設計、邊修改，十萬人馬挑著籮筐就匆忙上陣的苦衷。）
　　在這個連環套裏，作爲坦克裝甲車生產線和１７００軋機的配套工程，葛洲壩必須在開工後三年半就發電，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實上十一年半才開始發電，十八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裝甲車和１７００軋機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湊湊的辦法解決了用電困難。在這個角度來看，葛洲壩工程的規劃與決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壩工程局這個擁有十萬之衆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此羽翼豐滿。水電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聯手，挾葛洲壩工程之餘威，三峽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於八十年代到葛洲壩採訪，對這種情形頗有感受。公開的，他們宣揚葛洲壩是三峽的練兵工程，營造“三峽必上”的輿論；私下裏，他們斥鉅資修建通往上海的輸電線路，進口大量眼下並不需要的設備和載重車輛，製造既成事實，向決策當局施加壓力。他們最終如願以償：１９９５年，三峽工程上馬。坦克裝甲車終於奇妙地變成了世界絕無僅有的超級大壩。
　　三峽工程的真正秘密
　　什麽是三峽工程“主上派”的真實動機呢？
　　下列動機是易於並已被世人所覺察到的：毛澤東想以“高峽出平湖”的超級工程來顯示新政權的政績；周恩來則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林一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報毛周的知遇之恩；鄧小平是維護共產黨和他個人的政治權威；趙紫陽、胡耀邦是秉承鄧的旨意；李鵬一方面代表水利工程利益集團的利益，一方面也爲自己安排後路。
　　除了上述較爲明顯的動機之外，還有其他更加隱秘的動機嗎？特別是在經過長期論爭之後，三峽工程的災難性前景已日漸明朗，“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之想已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馬派那種集體性的狂熱動力又來自何處呢？
　　１９８９年，戴晴女士曾問三峽工程的終生反對派李銳。李銳回答：“這也是我三十多年來難以理解的一個問題。”李銳先生不可謂不勇，禦前廷辯針鋒相對，毛鄧兩朝聖上之眼色皆視若無睹，但至今不敢言明硬上三峽之秘。這個能讓李銳噤口的秘密到底是什麽呢？
　　當然只能是某種利益，某種共同的利益，潑天的利益。
　　但，究竟是什麽利益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吳道平遞給我一份在海外也未能發表的稿件：
　　“……從１８７５年起，滿清政府計劃撥款建海軍，當時曾打算每年撥款白銀４００萬兩。但是經費被大量挪用，相當一部分款項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間被拿去修建頤和園了。當時清政府連年戰爭，內外交困，爲什麽要花鉅款做這種不緊要的事？一方面，是當政者慈禧貪圖享樂，另一方面，是滿清內務府的鼓動。內務府負責皇室生活供應事務，是當時最大的貪污場所。內務府貪污，一是從其常年經費中克扣，但常年經費有成數，靠從中刮一點，發不了大財。另一是從經手的工程款中貪污，這就可觀了：包工有回扣，買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辦差有孝敬。據估計，一筆工程款最後幾乎有一半落入私囊。因此內務府最怕的是皇家不辦工程。爲了讓慈禧‘修園子’，一邊要騙當太后的說天下太平，該您享享福了，一邊要威脅手上有經費的王公大臣掏荷包。當時管海軍的是光緒皇帝生父醇親王，他明知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雖貴爲親王，既不敢得罪慈禧，也不敢得罪內務府。他懂得‘光棍不斷財路’，若一味公事公辦，會有不測之禍，只得拿出大筆軍費交內務府‘修園子’。於是，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民不聊生，而內務府的官員卻大發橫財，乃至街頭民謠說‘房新畫不古，必是內務府。’”
　　三峽工程數千億投資，即便僅“雁過拔毛”似地剝一層皮，千分之一中飽私囊，也是上億！利益如此之大，當然要強行上馬。至於對國計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最終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後因爲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滿，他們並不關心。曾經有許多人建議以建設幾個較小的水壩來代替三峽大壩發電。對主建派來說，這真是餿得不能再餿的主意：跑到什麽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壩，有省長廳長當嗎？搞小水電站，能出國考察，招標，訂貨嗎？有美元上腰嗎？
　　以上種種，以宦海沈浮四十年之曆練，李銳先生豈有“難以理解”之理？在龐大的利益集團面前，連權柄在手的醇親王奕譞也不敢點破，又何況已告老還鄉的“老右派”李銳。不點破，談科學技術，尚有些微抗辯之餘地；點破了，當今中國大陸社會，說有“不測”也未可知。
　　到此，一些斷片式的疑點也許可以連綴起來了：
　　爲什麽“長辦”執法犯法，在國家法令不允許墾殖的分蓄洪區重新安置移民？
　　爲什麽“長辦”違反規定，允許在分蓄洪區內建築永久性建築？
　　爲什麽三峽工程上馬前要“尋找、安排”耗電企業用地，以消耗過剩電力？
　　爲什麽水利部對國務院加固長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區的決定陽奉陰違？
　　爲什麽“長辦”（“長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撓地想上三峽工程？
　　爲什麽政府當局要實行“輿論導向”，壓制不同意見？
　　爲什麽可行性報告的提出、審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哲學家羅素在研究政治權力時，對支配大型工程的“巨大組織”有以下論述：
　　“尼羅河從很早時候起就在助長著整個埃及的內聚力，因爲只要控制住尼羅河的上游，就足以破壞下游埃及土地的肥力。這裏沒有使用先進技術，但是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已提出的聖勞倫斯水路，則是河流的同一種內聚力效果的科學延伸。向各地輸送電力的中心發電站，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在疆土遼闊時比在疆土狹小時要有利得多。……所有這些現代的進步，都增加了那些支配巨大組織的人們對個人生活的控制……”
　　羅素所批評的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縮寫ＴＶＡ，又譯田納西流域署），在美國社會學界已是公論。後期的ＴＶＡ建壩成癮，四處收買勾結地方官員，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不理睬經濟發展趨勢和輿論批評，爲自身既得利益盲目擴張。有旅美中國學者概括道：“一個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過多干預，演變成一個公共機構，它就有可能成爲一部分與該機構有利益關係的政治家的工具，而這個機構本身也轉化成爲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樣，它就不會再遵循當初創建時的宗旨，而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動；不是在造福當地，而是浪費了鉅額公款，並留下種種後患。”
　　中國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團正是這樣一個爲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組織”。
　　在他們利用大型工程獵取集團和個人私利之同時，政治家們強化了對國家權力的控制，黎民百姓也獲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滿足。
　　也許，這才是三峽這個“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
　　重現雲夢澤之巨災
　　從宏觀生態的角度來考查，三峽工程背後隱藏著一些怎樣的秘密呢？
　　興建三峽工程的主要理由是解決長江水患。
　　前文已述，自古以來有河患而鮮有江患，蓋因長江中下游地區有雲夢澤、洞庭湖、江漢湖群、鄱陽湖、太湖等衆多可調蓄洪水的低地與湖泊。
　　自明代張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實行“舍南保北”政策以來，雲夢澤基本消失，行蓄荊江洪水的功能南移至洞庭湖。
　　上世紀中葉，洞庭湖面積與湖容達至極盛，後因淤積與圍墾由盛至衰，尤以中囯共產黨建政之後爲甚。
　　五十年代初，“長辦”提出並開始實施荊江分洪工程，治理長江水患。向北分洪或向南分洪直接關係到湖北、湖南兩省利益。因此，荊江分洪工程開工之前，湘鄂二省發生激烈爭吵。最後，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下，湖南忍氣吞聲地接受了這個“出了力卻淹了自己的”局面。
　　七十年代中後期，在重新討論長江防洪問題時，兩湖又爆發激烈爭吵。因文革期間洞庭湖被大面積圍墾，湖北要湖南儘量退田還湖。湖南當然不願放棄已開發出來的魚米之鄉，更記著荊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們湖北人先圍的田，“滄海桑田，要退就退到雲夢澤時代去”。
　　在這種情形下，三峽工程被再次提出，實際上是把最早由雲夢澤，繼而由洞庭湖所承擔的分蓄洪功能轉移到三峽去。爲了這一防洪目標，“長辦”提出的三個方案都是高壩，分別是壩頂高程１９０米、１９５米和２００米。這一次，矛盾的雙方成了四川和湖北。三峽工程將給湖北省帶來巨大經濟利益，而四川省卻要淹沒土地，遷移人口，加劇水患，威脅重慶，有百害而無一利。四川認爲爲解荊江之險，不惜四川之災，實屬“與鄰爲壑”，明朝“舍南保北”，現在不能再是“舍上（遊）保下（遊）”。
　　爲了緩解四川的反對，水利部又提出了一個少淹四川的１５０米方案，防洪功能基本上沒有了，一心想的就是上工程，撈利益。１９８２年，鄧小平權衡折沖，同意了這個低壩方案，以爲既可解決荊江之險，又可向家鄉父老交代。鄧小平哪里明白其中之奧妙：所謂１５０米，系指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而實際壩頂高程則是１６５米或１７５－１８５米（第二期建成）。
　　於是，一個把古雲夢澤從洞庭湖移到三峽的宏偉計劃開始實施。
　　以三峽來取代洞庭湖的計劃將孕育著怎樣的災難呢？
　　“當雲夢澤被割斷與長江的聯結而乾枯後，正是長江以其特有的方式與洞庭湖建立了姻緣，用其特有的方式擴大了湖區，使其成爲吞蓄洪水的地方。當洞庭湖走向死亡時，大自然已在孕育著一個新的雲夢澤，滄海桑田，桑田滄海”（王維洛）
　　一個新的雲夢澤會怎樣出現並將出現在哪里呢？
　　最溫和的方式是“和平演變”，即防洪功能接近於零（或退一步：待淤掉大部防洪庫容之後）的三峽大壩任由洪水在荊江河段去與人爭地，闖蕩出一個新的雲夢大澤。
　　最暴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即在漫長且極爲脆弱的施工期間，大壩被一個特大洪峰所摧毀，刹那間荊江大堤全面崩潰，漫天洪水，在富饒的田園上殺出一條血路，再建雲夢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荊江北岸潰決，將在古雲夢澤之舊址上再現雲夢澤；如果荊江南岸潰決，而萎縮了的洞庭湖難以容納，則洪水必然向北摧垮北岸堤防；又因爲“舍南保北”造成南岸不斷潰堤分洪，地面越淤越高，現南岸已比北岸地面高出７∼１０米（今日武漢低於長江水面３０米的固定資産已達４００個億）；如此形勢，洪水必然北蓄，於舊址上重造雲夢澤；如果南北兩岸同時潰決，情形亦無二致，同樣是洞庭灌雲夢，在江漢平原上重現雲夢澤。
　　滄海桑田，桑田滄海，本是大自然之鐵律，不足爲奇。只是苦了億萬生靈。
　　隱蔽於生態災難後面的制度因素
　　從生態平衡角度觀察，這是一個與水爭地的輪回報應。
　　其根本癥結在於生態破壞而導致的國土承載力超載。
　　簡而言之，這主要是一個生態平衡問題，而不是工程技術問題。
　　剔除社會的政治的種種因素，荊江水患和三峽工程之弊，說到底，是犯了一個企圖用工程手段來解決生態困境的錯誤。前總理周恩來曾就數十年間水電工程的“急躁情緒”下過一個頗爲沈痛的斷語，叫做“屢犯屢改，屢改屢犯。”其實，“急躁情緒”恐言之過輕。錯誤之一是：在治水的工程問題上，違反了先民自大禹以來以疏導爲主的科學思想，層層堤壩，四方圍堵。錯誤之二是：試圖以工程措施來解決生態問題，其結果是“屢敗屢戰，屢戰屢敗。”
　　在這裏，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主要不是一個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問題。
　　農民懂得，水旱災害歸根結底緣于森林植被之破壞。農諺曰：“水是一條龍，先從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頭一場空。”去問水土流失嚴重地區的縣長、縣委書記，他們都會給你宣講“一草二灌三喬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復植被，只要實行封山，第一年會長出草，第二年會長出灌木，第三年會長出喬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脫貧致富的正路。
　　封疆大吏和官員們也懂得“治水必先治山”。江西省先欲治湖，勞而無功，發現治湖先要治江，繼而發現治江要治山，最後總結出“治山爲主，林草爲先”的“山—江—湖”經驗。1981年四川大水後，省委的結論是：一定要下決心堅決制止對森林植被的破壞，扭轉林業落後的狀況，把植樹種草，保持水土搞上去，否則我們就將犯歷史性錯誤，受到自然界更嚴厲的懲罰，愧對子孫，遺害無窮。
　　科學家們當然更懂得治水的關鍵。中科院綜考委在對小流域治理進行大量考察後，得出結論：幾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資３萬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溝”或“清水緩流”。以黃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區１０∼１１萬平方公里計，（除維持已有的農、林、水投資，）國家投資不過３０∼３３億元，就可根本改變面貌，而投資僅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舊，小浪底不過是抵擋一陣而已，修十幾年，淤十幾年，最後如三門峽，成爲泥庫。而且，這還不僅僅是個投資效益的問題。全國８萬多座水庫，其控水能力總和不過才是全國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換句話說，就是造林比造庫的作用大得多。森林覆蓋率下降１０個百分點所損失的蓄水能力，相當於現有水庫總庫容的２。２７倍，也就是說需要再造１８萬座水庫。在森林急速減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樣大建水庫也無濟於事。
　　林業部官員指出：砍了幾十年，林子基本砍完，不能說一棵樹都沒有了才算砍完。而林業上投入的造林資金一年只有２億，水利部門上百億，９１年華東大水之後，國家一下子能拿出６０億。造林投入太少，國家損失太大。
　　治水先治山，古今中外皆然。清人趙仁基《論江水》一文說：“水溢，由於沙積，沙積由於山墾”。日本、歐洲、北美根治水患的共同經驗都是治山。日人更稱：治水在於治山，治國在於治山，“能治山者才能治國”。
　　這是一個無須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分散的數額有限的林業投資“油水”太小。
　　這個明白的道理違背了一個強大的水工利益集團的利益，於是這個利益集團指鹿爲馬，上下勾連，大建其壩，假公以濟私，哪怕洪水滔天。
　　在現存社會制度下，他們如魚得水。但是他們不會永遠是贏家。

三峽大壩悠關台海戰事
王維洛
　　近年來大陸軍界一直向黨中央請戰，要求“保衛祖國的領土完整”，用武力統一臺灣，眼下這股熱浪更是有增無減。福建軍區改名爲福建戰區，南京軍區也改名爲南京戰區。北京一位下崗多年的朋友來信說，現在他又重新上崗了，還加了兩級工資，原來他在的是一家生産導彈的軍工廠工作，現在那家工廠接到許多訂單，又把下崗的都用高薪請回去。怪不得江澤民的師爺汪道涵說，導彈還是我們多。
　　用武力統一臺灣，這個仗怎麽打，在電腦上，在沙盤模型上，已經演習過多遍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採用突然襲擊的手段，爭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取得戰爭的勝利。兵貴神速。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的啓示，就是要在對方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將其戰略機動力量全部摧毀，使之沒有反擊的力量。解放軍的將領們對類比的結果十分滿意，也增添了他們請戰的決心。突然，湖北省軍區政委吳鳳龍少將問道：三峽大壩的防衛怎麽辦？軍界在請戰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三峽大壩。
　　☉　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出發點：現代戰爭有預兆
　　湖北省軍區政委吳鳳龍少將，匆匆趕到三峽工地去視察，十分引人注目。負責接待的是三峽工程總公司副總經理李永安，他向這些軍人介紹了三峽工程論證中關於軍事人防安全的結論：
　　１、現代戰爭有預兆；
　　２、三峽大壩不怕炸；
　　３、敵方不敢用核武器炸；
　　４、即使被炸毀，也不會産生災難性的後果。
　　“現代戰爭有預兆”這個說法的意思是：仗還沒打起來，可以放空水庫。這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技術總負責人、三峽工程總公司技術總顧問潘家錚的論點，他在國務院論證會上說：戰時大壩安全問題，許多大型水庫都有，它和技術問題有關，但又不是技術問題。六十年代，在一次研究大型水庫人防問題時，周總理提出水庫人防應主要靠放空水庫的對策，現在看來，仍然是最切實有效的辦法。三峽工程的人防，過去水電部門有關單位曾配合總參工程兵部、國防科工委，作過大量的工程防護試驗研究和潰壩模型試驗，這次論證中，又邀請了總參工程兵部顧問殷之書教授等總參工程兵部和國家人防委員會的四位人防專家，和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長期從事抗震和人防研究的專家，組成三峽工程人防小組。研究的結果是：現代戰爭有預兆，三峽工程可以在戰爭發生之前，七天之內，采取緊急放水措施，將庫水位下降到安全水位之下。因此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問題，不構成三峽工程的制約因素。
　　１９９９年九月，三峽工程總公司的總經理陸佑楣參加國際大壩會議時，意大利大壩會議主席問，假設戰爭一旦發生，三峽大壩的安全怎麽樣？陸佑楣回答說，首先戰爭當有先兆，水庫七天就刻排泄至安全水位；假若遭遇襲擊，一般的常規武器，即使是北約此次轟炸南斯拉夫所使用的武器，也不能炸毀大壩，除非使用核武器。陸佑楣認爲三峽大壩是用２７００萬噸混凝土澆鑄起來的，是銅牆鐵壁。剛經歷科索沃戰爭的記者，聽了個個目瞪口呆。
　　陸佑楣還介紹了一通他的“核戰爭理論”。他說，中國具有一次打擊力量，雖然超級大國的核武器，足以將地球毀滅幾次，但是中國手中的核武器，足以將對手毀滅一次，所以我們的策略是：不宜謀求與敵人的力量均勢，戰爭的目的在於保護自己，消滅敵人，如果核戰爭爆發，必然是敵我俱亡，地球上的人類被毀滅，無勝者也無敗者，只要中國的軍事力量足夠強大，有足夠的軍事威脅力量，有一次毀滅敵人的力量，三峽大壩就是安全的。只有這樣，才能使敵人認識到，他們發動戰爭所要付出的代價與他們得到的利益相當，敵人也就不敢輕舉妄動。過去的戰爭是“有限的目標，有限的空間，有限的時間，有限的手段”，如果有人敢襲擊三峽大壩，就是要挑起大戰，那我們就打一場“無限目標，無限空間，無限時間，無限手段”的戰爭，可以把核導彈打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去。如果美國膽敢炸三峽大壩，我們就把導彈打到洛杉磯，打到紐約，打到華盛頓。潘家錚在國務院論證會上也說：即使大壩遭受核武器襲擊潰決，沙市以上地區損失嚴重，但荊江大堤可以保全，對荊北，洞庭湖地區和武漢地區無大影響，仍屬於局部性的災難。

　　☉　三峽一放水，解放軍就要襲擊臺灣了！
　　毛澤東在世時，想做什麽就做什麽，沒人想攔也沒人敢攔，但是三峽工程爲什麽到了第三代領導手中才夢想成真？就是因爲毛澤東本人不同意。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批准三峽工程，但毛澤東對大壩安全沒有把握，命令當時的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和國防軍委主任張震，主持研究三峽工程安全問題，最後張愛萍對中央彙報說，三峽工程“對核導彈轟炸無有效辦法”。時到今日，張愛萍還是反對上三峽工程。
　　按照當年參加三峽空防會議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付部長胥光義將軍的回憶，當時研究三峽工程空防問題的出發點很清楚，敵方會對三峽大壩採取突然襲擊，也會使用核武器。六十年代軍方拿出了一個三峽方案，選定石牌作爲三峽工程壩址（軍方的觀點，現在三峽壩址三鬥坪的防空安全性最差），實行定向爆破，炸毀壩址兩邊的山頭，用山體填滿長江河段，使高山和大壩成爲一體，敵軍無法炸毀大壩；同時還建議，在大壩上游約十公里處，再修一座隱藏在水中的大壩，壩頂不露出水面，使敵機無法發現。即使三峽大壩被炸，水下大壩仍能阻擋江水，不致讓下游的江漢平原“人爲魚鼈”。至於長江水是否還能暢流，長江上是否還能通航，這和三峽大壩的軍事安全沒有關係。最後毛澤東只好放棄這個夢想。對三峽大壩在戰爭中會成爲敵方主要襲擊的目標，是當年形成的共識。
　　根據殷之書教授的回憶，１９８５年鄧小平主持的總參聯繫會議認爲，三峽大壩在戰爭中會成爲敵方攻擊的主要目標，但是現代戰爭有預兆。無論敵方襲擊，還是敵方叫門挑戰，都是敵方先攻擊，我方後反擊。但在台海戰爭類比中，是我方先攻擊，我方先用襲擊的手段，摧毀敵方的機動力量。我方襲擊，不可能有預兆，將軍們都這麽認爲。在我方發起突然襲擊的情況下，三峽工程的安全怎麽樣？這正是吳鳳龍將軍想知道的。
　　突然襲擊，是現代戰爭的特點之一。就拿科索沃戰爭來說，雖然北約早就揚言要懲罰南斯拉夫，但是喊了幾個月，沒有動靜。記者們圍在軍事機場邊攝象，幾個月來沒有白天沒有黑夜，看著成群的飛機起飛，誰知是演習還是動真格的？
　　要對臺灣發動軍事襲擊，起碼要無後顧之憂。要使三峽工程不成爲軍事襲擊的累贅，最起碼要在發動襲擊的前七天，通知三峽工程緊急放水，等水位到了安全水位，便開展襲擊。但是三峽水庫緊急放水，無疑就是把襲擊的信號傳遞給對方，露出了戰爭的徵兆，讓對方有七天的時間可以準備，那時美國的航空母艦早已進入臺灣海峽，到時候，記者們不用去圍觀機場，只要守在三峽水庫邊，就可以縱觀臺灣海峽的風雲了。

　　☉　受制於人，無比被動
　　從軍方竭力要求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而又對三峽工程的安全問題放心不下，提出要由部隊來重新制定積極的防禦保護措施的事實來看，三峽工程已經成爲中共對台動武決策的限制因素。
　　早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湖北部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張體學趁毛澤東視察湖北之際，提出要建設長江三峽工程，被毛澤東嚴詞拒絕。毛澤東說：“頭上頂盆水，有什麽好？”頭上頂盆水，當然不能搞襲擊！放掉頭上這頂盆水，又把襲擊的徵兆送給了對方，失去襲擊的價值。這是三峽工程對軍事的影響。
　　１９７０年，葛洲壩大壩上馬，湖北省軍區曾做了葛洲壩大壩的軍事人防安全研究報告，結論是：“葛洲壩大壩一旦潰壩，湖北省境內長江中游兩岸和湖南省部分地區，將造成災難性後果，武漢危在旦夕，京廣鐵路至少將中斷兩個月。”爲了保衛葛洲壩大壩的安全，防止敵方空襲，中央軍委在宜昌附近佈置兩個航空師來保衛葛洲壩大壩安全。吳鳳龍少將對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的論證，對人防安全的措施，十分不滿。特別是在最後一次三峽工程論證中，沒有邀請軍方參加，找了一個退休在家的殷之書教授，開了幾次座談會，就算通過了。現在很被動，又無可奈何。吳鳳龍少將在視察結束時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１、在未來戰爭中，三峽大壩必然是敵方襲擊的主要目標；
　　２、在現代戰爭情況下，應研究建立積極的防禦保護措施，避免三峽工程遭受襲擊；
　　３、作爲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特別是湖北省軍區，更有責任對此進行研究，做好戰爭防衛措施的研究，以保證三峽工程的順利進行，保證三峽電站的運行安全。
　　吳鳳龍少將對三峽工程的消極防禦措施不滿，是有道理的，三峽工程的軍事意義，不在於部隊要佈置多少防空力量來保護大壩，也不在於是否要把從以色列進口的第一套防導彈系統用於大壩的防衛，而是敵方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使中國蒙受重大的損失。這裏也不妨類比一番：
　　假設：現代戰爭有預兆；時間和外部條件：長江又發生象１９９８年的洪水。三峽水庫攔洪削峰蓄水，四次洪峰過後，水庫裏裝滿了水，水位至海拔１８０·米。行動：敵方做出襲擊的姿態，我方採取緊急放水措施。三峽大壩的最大泄洪能力爲每秒１１萬立方米，要把水庫裏的水位，在七天之內從海拔１８０·４米下降到海拔１３５米，平均每秒泄水４６１３０立方米，這個泄水流量，就超出１９９８年第一、第二個洪峰的流量。這裏只計算了人爲泄洪流量，若再加上長江的自然洪水流量，將高達每秒９萬—１０萬立方米，遠遠超過１９５４年每秒６·４萬立方米的洪水記錄。這時江澤民主席發佈命令“誓死保衛長江幹堤的安全，人在堤在”，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官兵開赴長江沿岸地區，進行防洪救災。前方怎麽辦？
　　從經濟上來說，三峽工程以發電爲主要目的，其發電量在中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按計劃，當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發電量可達每年８４６·８億度，而當蓄水位爲海拔１３５米，發電量最多只有有３３２·５億度，兩者相差５１４·３億度。如果敵方做個假動作，三峽水庫就要緊急放水，起碼要損失５１４·３億度電。只要敵方送個假信號，三峽水庫就需緊急放水，每一次放水，就是製造一次人爲的洪水，不僅經濟損失無法承擔，而且軍事上受制與人，被動無比。

　　☉　三峽大壩下游地區是中國戰略機動力量所在
　　根據軍事評論家楊浪的研究，三峽工程處在中國國防整體中一個十分關鍵又十分敏感的位置，一旦發生潰壩，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將對國防整體發生重大的輻射狀影響，災場效應嚴重。
　　三峽大壩下游中原，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現在更是中國主要的屯兵之地，這裏駐有中國集團軍的百分之四十五、裝甲師的百分之二十、步兵師的百分之三十八、空降師的百分之百，是中國戰略預備力量和中國戰略機動力量的精銳所在。戰略機動力量和預備力量，受到三峽潰壩的巨大挾制，十分被動。如果戰略機動力量爲潰壩洪水所吞噬，其所造成的結果是如何設想也不爲過的。
　　這也正是湖北省軍區政委吳鳳龍少將的擔憂。三峽潰壩會産生洪水；敵人送個信號，採取緊急放水措施，也會産生大洪水，也會淹沒戰略機動力量，或使戰略機動力量失去機動性，從而喪失戰鬥力。所以吳鳳龍少將評論三峽的防護措施，是消極的措施。
　　三峽大壩真的被炸毀，會出現什麽樣的情形？
　　筆者不久前獲得潰壩類比的具體資料。這裏摘錄一些結果，供大家分析：
　　“三峽大壩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壞而全潰時，百餘億立方米庫水短時間內下泄，壩址至沙市間沿岸，受洪水波直接衝擊，災害損失嚴重。葛洲壩水利樞紐將嚴重受損，宜昌市在鐵路線以下地區受淹，枝城、上下百里洲和荊江分洪區以西洲灘圍垸將潰堤受淹。潰壩洪峰的最大流量將達到１００—２３７萬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將以每小時１００公里的速度到達葛洲壩水利樞紐，屆時洪峰仍將達到３１萬立方米／秒，洪水損壞葛洲壩大壩後進入宜昌市區，洪水在宜昌城內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時６５公里，潰壩４—５小時後，宜昌城的水位將高達海拔６４—７１米。”
　　１９５４年，長江洪水的最大流量爲６４０００立方米／秒，這裏給出的潰壩洪峰是１９５４年洪峰的３７倍，洪峰下泄的速度高達每小時１００公里，與高速公路上飛馳的汽車相同。如此大的流量，如此高的速度，其破壞能力遠遠超過摧毀三峽大壩的幾顆炸彈。就是葛洲壩水利樞紐，在這樣的流量和速度下，也要被衝垮。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５０米，當宜昌市洪水位高達海拔６４—７１米時，宜昌城已在水下２０米處。在三峽大壩發生潰壩後，宜昌市的居民幾乎沒有機會逃生，因爲在潰壩後的半個小時，洪峰已經就到達宜昌市。僅宜昌一市的人員損失將高達５０萬。
　　潰壩類比的外部條件，並不是選在最不利的時刻上，也不是選在比較不利的時刻上，而是有意選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三峽水庫總庫容３９３億立方米，當出現戰爭徵兆時，泄水七天至安全水位，水庫裏只有百余億立方米水。潰壩時的自然流量爲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潰壩洪峰的最大流量將達到２３７萬立方米／秒。長江最大洪水流量爲１１萬立方米／秒（１８７０年），爲世界上第三，原蘇聯利納河的最大洪水流量爲１８·９萬立方米／秒（１９６７年），巴西亞瑪河的最大洪水流量爲３７萬立方米（１９５３年），和三峽潰壩的流量２３７萬立方米／秒相比，都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類比模型尚未告訴人們，當三峽水庫裏裝滿水，自然水流在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時的潰壩情況將是怎樣的，３９３億立方米的水量，是個什麽概念？就相當於黃河一年的水量，黃河一年的水量，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潰泄下來，將是一場什麽樣的災難？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漢平原保不住，武漢也保不住，京廣、京九鐵路也保不住，洪水影響範圍一直到南京。１９８６年四川省政協調查組在報告中指出，“戰爭一旦爆發，三峽大壩必然成爲首要目標，大壩倘被摧毀，中下遊大城市頓成澤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長江中下游成了澤國，這裏的居民都成了澤“民”，洪水滾滾東流，則成澤“東”了。三峽潰壩，絕非前述潘家錚的結論，只是什麽“局部性的災難”！

　　☉　三峽大壩是銅牆鐵壁嗎？
　　瞿無希在研究了大壩的結構之後指出，三峽大壩並非銅牆鐵壁，三峽大壩有一些致命的弱點。和世界上的許多混凝土重力大壩的結構不同，水輪發電機的２６條進水管，以及衆多的泄洪管，泄沙管都是安裝在大壩中，這些管道的輸水截面是如此之大，要保證大壩每秒１１萬立方米的泄洪能力。形象地說，三峽大壩，就象一塊有許多洞眼的荷蘭奶酪，整體性差。此外，三峽大壩中還有三道深５５米寬３４米的橫截大壩的槽（一道爲升船機用，二道爲船閘用），而這三道深槽都只用一層薄薄鋼板控制，一旦這層鋼板被炸毀，就可造成與潰壩一樣的效應，而破壞這層鋼板根本不需要什麽核武器，幾個恐怖分子就可以做到。所以瞿無希認爲，三峽大壩安全的主要敵人是恐怖份子和特工間諜。根據這個新的認識，必須重新認識三峽工程的安全問題，因爲敵方個數，不再是少數幾個，而是個數很多，敵方不在明處，而在暗處，人們也不可能察覺任何“戰爭的徵兆”；就連陸佑楣所謂的“無限目標，無限空間，無限時間，無限手段”的戰爭威脅，對這些敵手來說，也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三峽工程爭論時，支援三峽工程的最高呼聲，卻是來自海峽彼岸。臺灣記者組團一批一批地參觀三峽地區，臺灣報紙成篇累牘地報導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就連最反共的學者，也顫顫地舉起了雙手，支援這個工程。１９９３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臺灣政府委託，發表了“大陸三峽建壩及我方應有對策之研究”。報告中用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大陸三峽反對派對工程的批評意見，如移民問題、環境問題、泥沙問題等等，但是惟獨沒有涉及大壩安全問題。而在研究結束時，提出了和研究內容沒有邏輯聯繫的對策：希望臺灣工程界和工商界要積極支援和參與三峽工程大壩的建設。臺灣支援三峽大壩的動機十分可疑。
　　海峽兩岸是戰是和，不是你我老百姓說了算的。想要打仗的平民百姓，不能說沒有，但爲數不多。要打仗，家裏的瓶瓶罐罐怎麽辦？無論古今中外，戰爭中
受苦受難最重、死得最多的是平民百姓。一旦三峽大壩失事，首當其衝的又是生活在大壩下游的平民百姓。
　　三峽工程，驟然成爲海峽兩岸戰與和的至關重要的一隻棋子。

NO:1057_2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3:00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南水北調的要點簡介
南水北調對農業的根本意義在於：用人力改變自然的水熱不匹配的現狀，增加土地的自然生産力。實際上也是爲了更加充分利用太陽能，通過光合作用生産更多的生物産品滿足人們的需要。
南水北調是不可避免的，還因爲目前自然的條件的惡化趨勢還在繼續。北方受乾旱風的影響在加劇，氣候越來越朝不利於農業生産活動的方向發展。可以說，即使南水北調工程實施以後，現在的各種節水措施一樣必須逐步推廣，否則在自然降雨量進一步減少以後，北方缺水的矛盾仍然會存在和惡化。
目前南水北調的主要線路，除水利部的東中西三條發源于長江的調水線路以外，近年來最爲振奮人心的是大西線調水認識上的一些突破。
在水利部東中西三條調水線路中，西線的矛盾在於高程越低水量越大，但工程量也急劇上升，投資大得難以承受（對應調水效果而言）。東線工程量小，但是全部依賴抽水，運營費用不菲。
本文重點介紹一下中線南水北調工程和大西線調水工程。
一、中線南水北調工程的水量保證和新生效益
中線南水北調工程與西線相比，工程靠近工業和人口中心，工程實施和物資供應比較容易解決；與東線相比，覆蓋面廣能夠部分替代東線；調水量大，能夠促進農業和黃淮海平原的大片鹽鹼地改良；總的受益人口將超過3億，極大改善華北地區的環境和從根本上遏止地下水開採過量導致水位下降的局面。
近些年來，國內電網的容量急劇上升，到4月24日裝機容量突破3億千瓦，業已成爲世界上第二大電網，調峰問題變得尤爲突出。中線南水北調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異乎尋常的便利和效益，這一點才剛剛爲人們所認識，中線的投資收益也因此迅速上升。
中線方案從丹江口水庫調水，可以全程自流，比較大的問題是水庫需要加高，否則水量難以保證。水庫大壩從目前的162米加高到176米以後，庫區從目前的813平方公里增加到1163平方公里，需移民22萬人（以前丹江口水庫建設時曾移民38萬人）。沿途修建1270公里水渠，需要穿越219條集水面積10平方公里的河流，並穿越黃河。在不考慮從長江補水的情況下，調水量150-200億立方米左右。投資按1993年價格爲443億人民幣，包括漢江下游的七個樞紐工程和“引江濟漢”工程。
在中線的丹江口水庫加高以後，相應庫容增加120億立方米。可以用來攔截洪水季節的水量的一半以上，送往北方。漢江下游的江漢平原從此永遠不受漢江洪水威脅，對武漢下游的洪水威脅也有所緩解。
在三峽工程完工以後，將可以從支流香溪抽水翻過神農架分水嶺，流入丹江口水庫。如果抽水高程爲20米，可以實現自流，但輸水工程較大；如果提水高程超過200米，不僅工程量大爲減小，而且可以在適當地區建設水電站，進行抽水蓄能。如果在夜裏按400-500立方米/秒的流速提水8-10小時，則每年可以向丹江口供水50億立方米，占三峽水庫活動庫容221億立方米的23%。這將使三峽水庫的投資效益有可觀的提高，值得指出的是，從三峽抽水這件事本身是有效益的，目前葛洲壩水電上網價格爲0.08元/度，而調峰電廠隔河岩水電上網價格是0.399元/度。三峽在晚上用低價電抽水，在白天電網用電高峰時，從途中的蓄能水庫放水發電上網，即便是電量損失一半，但經濟效益仍然上升一倍。
目前國內電網的火電比重偏大，調峰是一個非常難以處理的問題，近年來，廣東增城、北京十三陵、河北潘家口、浙江天荒坪都投入鉅資建設抽水蓄能電廠。在三峽上網發電以後，調峰問題更爲突出，因爲三峽容量巨大，而且肩負航運使命，所以不能因爲發電影響下游一千九百公里的航道，所以夜裏的電能必須有好的出路，抽水去丹江口是一個一舉兩得的好事。而且在長江向漢江補水以後，漢江在非洪水季節將大大減少北調水量，下泄水量基本不變，引江濟漢工程在近期和遠期都將不再必要。
在以後長江上游各個水電站建設後，向丹江口水庫的補水能力將大爲提高。在重慶到宜賓之間，已規劃建設3或4座水電站。在宜賓至雲南虎跳峽之間，有11座水電站規劃，其中的白鶴灘（裝機容量1400萬千瓦）、烏東德（裝機容量800萬千瓦）、奚落渡（裝機容量1200或者1440萬千瓦，若非電力需求不振可能很快就要動工興建）、向家壩（裝機容量600萬千瓦）等從世界範圍來看，都是一些巨無霸。連同三峽，總活動庫容將接近1000億立方米，總裝機容量接近1億千瓦。配合調峰向丹江口補水200億立方米將沒有太大問題，而一級蓄能水庫只需要1億立方米（即足夠一夜的抽水量）的活動庫容即可，這樣的水庫區位是比較容易找到的。
宜昌段長江年徑流量5000億立方米，占長江年徑流量9600億立方米的一半以上，宜昌上游有30萬平方公里的暴雨區，一般占長江洪峰流量的60%以上（象1998年的全流域性洪水除外）。長江上游這些水電站的總活動庫容如果聯合使用，占宜昌段長江年洪峰流量的一半左右，長江中下游的水患將基本解除。其中南水北調和衆多水電站工程，將從長江和漢江攔截並調走300-400億立方米的洪水，占宜昌段長江年洪峰流量的1/5左右。
總之，中線南水北調工程的環境生態效益、社會經濟效益都是非常可觀的。目前中線南水北調工程的初步設計已經完成（即只要國家批准資金到位就具備開工條件），前期工作業已啓動，湖北十堰的移民局大樓已經落成，但沒有錢付建築公司的工程款。有新聞報道，水利部膽大包天挪用了1個億的南水北調資金，被朱熔基派審計人員查出並暴光。不知道現在可憐巴巴的建築公司已經等到這筆被挪用的款項沒有。

二、大西線調水工程簡介
在1949年以前，37萬平方公里的橫斷山區幾乎不爲外界所確知，最重要的考察行動是由外行們在無意之中進行的。在1934年，國民黨軍隊追趕共產黨紅軍從橫斷山脈東部的邊緣地帶匆匆而過。著名的水利外行也還是有所發現，毛澤東就發現一個地方“打一個洞，長江水就到了黃河”。
在五十年代以後，國家組織大批科學家對青藏高原和橫斷山脈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考察，原來在地理上的一些盲區才逐漸輪廓清晰起來。一些振奮人心的大發現如大西線調水工程的可能性才爲人們所知。其他的發現還包括一些非常不錯的旅遊勝地如四川瀘定縣的海螺溝，而所謂的峨眉山則是橫斷山脈中間最屁的一座山（海拔3098米）而已，成都西北的四姑娘山高6250多米，海螺溝附近的貢嘎雪山高7900多米。
大西線是主要從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調水，串長江上游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等，調水入黃河。和水利部的西線方案相比，大西線行進高程在3200米以上，而且水量豐沛。可以避免西線爲了增加調水量，必須降低高程，而降低高程又使得工程實施必須開鑿數條100公里左右的隧道，工程艱巨投資效益不佳。大西線只需要開鑿56公里的隧道，最長的一條只有19公里，而且大西線可以很容易覆蓋新疆地區，對恢復大西北的生態環境、並把大西北變成適合人類居住和發展灌溉農業的新區，有著無可爭辯的決定性作用。
大西線調水工程實際上也有三條線路。按海拔高度可區分爲高（4200米，陳傳友方案）、中（3500米，郭開方案）、低（2500米，翁定方案）三個方案。高海拔方案的優點是調水路線選在相對高差較小的高原上，工程實施和維護的風險較小，但致命的弱點是需要提水。其中的中、低海拔方案可以實現全程自流，低海拔方案流程長達3000公里，橫穿橫斷山脈工程過於艱巨且覆蓋新疆有困難，投資也極其巨大，在短期內全部實施希望不大，但部分線路提前實施的投資和效益還是有可能的（如雲南境內的三江貫通調水分洪工程，雲南西北三江並流地區怒江瀾滄江和金沙江分佈在一個不足70公里的範圍之內）。中海拔方案投資規模要小一些，若這個方案得以實施，不僅西北數省區可以受益，而且中國的人口中心之一黃淮海平原也一樣可以受益。
翁定方案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提出的，這個方案明顯體現了當時人們“敢想、敢說、敢幹”的時代風氣，該方案中瀾滄江上的箐頭大壩高度630米，岷江十裏溝大壩高470米，輸水工程從雲南直達陝西，橫穿橫斷山脈的東部---相對高差極大---的區域，工程難度和艱巨可想而知。中海拔方案是從橫斷山脈西部相對高差較小的區域行進，全程1800公里，絕大多數利用原來的河道，新開挖的部分和隧道工程均較少；其中位於怒江上的夏裏水庫最大壩高396米，金沙江上的水庫壩高386米。近些年來，土石壩技術的成熟和廣泛應用，使得在地震高發區的大壩建築，在可靠性和節省投資兩個關鍵方面，都有著革命性的進展，今年開工的湖北清江水布埡大壩高233米，與大西線的高壩在技術跨度上極爲拉近。從而在經濟和技術兩個方面，都鼓舞了人們對上大西線的信心。
大西線中海拔方案可以全程自流，沿途修建19座水庫，總庫容2890億立方米，其中怒江夏裏水庫庫容1000億立方米，金沙江水庫和黃河拉加峽水庫庫容均超過400億立方米，大於三峽水庫393億立方米。該工程又稱雅黃工程，直線距離760公里，水流流程1800公里。在工程中，可裝機容量爲2100萬千瓦。可調水量超過2000億立方米，約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0%，長江的1/4。這確實是一個“要把河山重安排”的偉大創舉。
該工程和後續工程若一旦實施，我國北方十大沙漠均可綠化成可耕地，增加耕地面積20億畝。黃土高原也將得以綠化，中華民族事實代代 “聖人出黃河清” 的夢想將得以實現。黃河在如此巨大的流量的沖洗下，有可能在16年內變爲地下河，並可因此灘塗變良田增加2000萬畝的耕地。鄭州以下全年通航萬噸船隊，中國從此多了一條從黃河通往西藏的水上航道。此舉無疑可徹底改變中國的人口和經濟佈局，改善中國大地的生態，可以大大提高國土綠化率（提高一倍以上）。伴隨移民可以使雲貴川大片紅壤山地被“棄耕”，而不是目前強制性的“退耕還林”，極大地改善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問題。由於人均耕地的增加，糧食供應壓力減小，農業機械作業的大規模採用也相應具備可行性，將有可能把中國人口最大的一群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由於意義重大，此工程甚至被稱爲“再造一個中國”。（有關詳細資料見以下網站：www.chinabulltin.com 九八年增刊三）
目前，中國9億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太少，沒有使用機械化的經濟條件。大西線則可以把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並把農民的勞動效率提高數倍。從而使中國勞動力中的大多數用更快的速度生産和創造財富，對國家和民族的意義非同尋常。具體參見拙文《西部大開發是中國農民從而也是中華民族的未來》。
此外大西線將使黃河流域的生態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使黃河上的梯級電站發電效益提高數倍，提高投資效益。而黃河不存在所謂洪水問題，黃河上各水庫的總庫容已經超過年徑流量，黃河洪水問題從根本上講是泥沙問題。大西線就可以解決泥沙問題和以大流量水流沖刷黃河河床，使得黃河不再是“黃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的害河，而是對流域兩岸均起到灌溉作用的好河。
大西線對於中國的意義重大，怎麽評價都不過分。而過程本身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也同樣不可低估。目前大西線的深入規劃工作尚未開始。
2000年4月22日星期四爲紀念世界地球日而作
南水北調的重大誤區
前不久中國向世界宣佈：明年將動工興建醞釀達５０年之久的南水北調工程，也就是將南方的長江水，經由東、中、西三條線路，穿千山越萬河調到中國北方，其中東中兩線將率先開工，東線自長江下游抽水，沿人口稠密、污染極嚴重的京杭運河至天津，中線由湖北省丹江口沿京廣鐵路線西側，途經太行山東麓的特大暴雨區和地震高發區，直至北京。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工程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世界各大媒體都作了詳盡報道，大都認爲此舉將解決中國北方的缺水問題，促進中國北方的工農業生産，造福千秋萬代。
　　的確，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有不少成功的短距離調水工程，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南水北調工程將會是成功的。但真理的進一步就是謬誤，以中國的萬里長城爲例，秦始皇將經過實踐檢驗的城牆理論運用於整個國防，興建了萬里長城，結果導致國庫空虛，民怨沸騰，其暴政在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被內部民衆推翻。歷史上萬里長城從來就沒有抵擋住北方民族的入侵，所以是一個經不住時間考驗的失敗工程。
　　那麽，什麽是檢驗大型工程合理與否的標準呢？１９９２年里約熱內盧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理論：工程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淺白地講，就是工程發展要能接受時間的考驗——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對於南水北調工程，這裏且不談頭上頂著一條人工河水的戰爭風險、長江生態惡化問題，也不論及比油還貴的食水將如何削弱中國産品競爭力，只從“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的歷史角度，來看其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北方人均淡水量少於南方，是南水北調工程的一個重要的立論依據。從多年平均降水量來看，中國北方雖不算很豐富，但也不能算太少。以北京爲例，年降水量平均爲６３０毫米，比歐洲地區法國的巴黎（５６６毫米）、德國柏林（５８７毫米）、英國倫敦（５８２毫米）還多，與俄羅斯的莫斯科、奧地利的維也納、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相當。那麽爲什麽獨獨中國需要南水北調呢？這主要是歐洲降水非常均勻，而中國北方降雨都集中在６至８月份的幾場暴雨，導致中國北方大量的雨水白白流入大海。最近二十年來，經過天津入海的淡水每年有２０億方之多，其中１９９６年更高達８６億方，而２０００年北方遭百年一見的旱災，僅從黃河調水４億方就解決了問題。所以，北方人均水量相對較少只是缺水的表面現象，蓄水池太小，才是缺水的根本原因。
　　據中國著名水資源專家、科學院院士劉昌明的計算，北方有調水的需求而南方有水可調的年份僅有４０％，而北方最枯季節（春季），南水北調被真正使用的機會爲２８％。
　　這一結論和北京大學氣象學教授王紹武的結論相同，後者通過氣象機理的分析和對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史的整理，發現中國存在３６年的旱澇周期。因爲降雨主要取決於厄爾尼諾、拉尼娜、颱風等大範圍內的天氣系統，所以中國南北方降雨豐枯幾乎同步的結論是可以理解的。
　　由此可見，這些研究結論顯示了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並不能百分之百保證北方供水。
　　今年的旱災就是很好的例子。長江東中兩線取水區同時遭到旱魔襲擊，東線調水區的洪澤湖（中國最大內陸湖之一）乾枯見底，長江邊大型抽水泵站日夜不停地抽水，而旱情尚不能完全緩解，試問還有能力爲遙遠的北方供水嗎？中線也同樣如此，至７月中旬，湖北省受旱面積達２３００萬畝，農田龜裂，３７３座蓄水池全部放空，丹江口附近的漢中市河流斷流，人蓄飲水困難，一噸水售賣５６元，試想中線還能爲北方供水？今年的旱災很清楚地向人們昭示：如２００１年一般的年景，南水北調無一滴水進北京和天津。
　　事實證明了專家們的預測：乾旱年份，南水北調工程不能確保北方供水；而在北方豐水年，南水北調工程問題更大，當南水北調工程完工以後的百年中，北方將遭遇兩個３６年豐水期，耗資巨大的工程將荒廢七十多年，其營運成本、工程投資能收回嗎？
　　工程的策劃者們顯然已預計到了沿線百姓將會拒絕使用昂貴的長江水，準備采用行政手段來應付，就是不管你用不用長江水，都要交足供水金；另外還限制地下水開採。所以北方的百姓將面臨如此尷尬的局面：充沛的地表水不給用，乾淨的地下水不許用，只有被迫使用長江水。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衡量，長江水不可能跟當地地表水、地下水競爭，也不可能與其他水源競爭（如人工降雨技術的進步）。工程正常運行的前提必將是行政保護，壟斷經營。水事紛爭的出現、苛“水”猛如虎的抱怨，都將在預料之中。
　　隨著人口、經濟進一步發展，北方需水量是否一定會同步增長呢？這是南水北調工程的另一個重要依據。以天津爲例，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爲１８％，而用水量的年均增長率僅爲１·８％，工業萬元産值用水量反而由９２方降到２８方。今年前兩個月天津市的工業增長了１２·８４％，而天津市的供水量卻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１４·７％。所以人口、經濟的發展並不意味著用水量一定會同步增加，而且人口高峰和用水高峰在南水北調工程完工之前就已經達到，南水北調並不能解決高峰用水的問題。
　　另外，隨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生育觀念的轉變，在下世紀中葉稍後，人口總量有望回落至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０年代的水平，到時北方人均水量與現在南方相近，按現有的說法，這意味著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若此，工程的有效生命僅爲幾十、百把年。
　　山洪、地震等自然因素也可能在幾百年內使工程毀於一旦，１９７５年８月，中線附近一場６小時降８３０毫米的特大暴雨，引發勢不可擋的山洪，一晝夜衝垮６２座大中蓄水池，就是前車之鑒。此外，全球氣溫變暖只會在近海地區（如北京、天津）增加降雨而無需南水北調，所以南水北調能造福千秋萬代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如果南水北調工程給中國北方人民送去的是翻泡泡的污水，則無異於另一種鴉片的輸入。東線水質之差是人所共知的，雖然準備投資２５０億元人民幣來治汙，但還是搬不走水污染這一攔路虎的。以中國淮河、黃河及雲南滇池爲例，近些年花費幾十至幾百億元不等治汙，結果鉅額投資都成了水漂，無一達到預定目標。今年一月剛宣佈歷時７年耗資１１０億元的淮河治汙成功，七月就出現了近億方的黑臭污染水體，導致淮河魚蝦死光。天津已明確拒絕使用東線水，就是水質問題。
　　中線方案的水質目前尚可，將來也難保證，爲何？中線地處西北，隨著西北大開發的實施，也就是自然資源大開發、人力資源大開發、高度工業化，必然加重汙染。丹江口集水區不可能排斥于西北大開發之外，也不可能阻止其實現工業化。在此情況下，丹江口水質能獨善其身嗎？不久前，中國環保部門對丹江口附近的８個選礦廠廢水口的水質監測結果表明，除一個達標外，其他７個都嚴重超標。滾滾黑流，彙入蓄水池，令人觸目驚心。
　　除此之外，更爲關鍵的是南水北調並沒有在水質優良的洪水季節取水（污水含量最低），恰恰相反，在南方枯季調水，其時，污水含量最高，水質最差。枯季取水決定了所調之水的水質不會好到哪里去。
　　雨落地上形成徑流（ｒｕｎｏｆｆ），也造成侵蝕、水流沙隨、水停沙落，這是滄海變桑田的根本原因。從長江調水則必有南沙北調。而千里調水，除非渠道全部襯砌，否則兩岸泥沙將進入水中。即使如此，由於渠底長期浸泡，經受水流摩擦，加上地殼上升運動，山洪地震等外力，這些砌縫不到百年將土崩瓦解，泥沙仍將進入水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中兩線都需途經土質鬆散、古黃河填海造出的陸地。清水流過這些黃沙堆，將形成另一條‘黃河’。挾沙水流止於京、津，其沙必淤積於北方，工程運行千年以後，可將５倍於香港、１０倍於新加坡的地方深埋至５米以下，將淤海造地的泥沙遷淤於陸地，北京、天津是否付得起這種代價呢？
　　綜上所述，南水北調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問題。那麽如何才是解決中國北方缺水問題的良策呢？
　　按筆者淺見，應當是修築海洋蓄水池，蓄洪水期白白入海的棄水爲我所用，亦即從北方入海的河水中，攔蓄一部份優質淡水貯于大海，供沿海城市旱季使用。而海洋蓄淡水，優點是不言而喻的——無淹沒移民且儲蓄量大，則天津將不再缺水。
　　嚴重旱災時北京將如何解決缺水？天津、北京相距近約１００公里，我認爲可利用現有河道（如永定河）由天津海洋蓄水池向內陸輸水。只要在河道上建幾道壩（如充氣式橡膠壩），就可以省去管道並輸水至目的地。這樣北京將具有百分之百的供水保證率，這正是南水北調的初衷，又是南水北調所無法完成的使命。這才是一種真正對環境無害的可持續發展的技術路線。
（注：作者是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博士）
NO:1057_3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3:02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現行南水北調工程在規劃思路上的欠缺
由於北方特別是黃淮海平原嚴重的資源性缺水，興建南水北調工程是勢在必行。在國家的十五計劃中，可能就要作出相應的安排。實際上從五十年代提出南水北調規劃思路以來，幾十年過去了，社會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産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水電棄水損失嚴重和電網調峰壓力大等問題。這些問題本來在一定程度上是應該可以和南水北調工程結合起來解決的。但是直到目前爲止，都還沒有反映到南水北調的規劃思路中去，這恐怕不能說是一個好現象。
作爲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筆者試圖通過一個與水利專家不同的角度，以一個業外人士的身份，從地質演變、行業利益交叉解決和國家經濟戰略轉換的角度，就對中華民族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南水北調工程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決策參考。
筆者以爲，南水北調工程是一個水資源配置工程，最終的目的是要對水資源和土地資源自然不匹配的現實進行人工匹配。南水北調工程除了著眼於解決北方缺水的現實外，從比較長的時間跨度上，還應該兼顧黃河泥沙和斷流的解決方案；南水北調工程還必須和水電調峰和水電季節性調蓄結合起來考慮，否則中線的多年調蓄問題和西線的技術經濟限制，都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東線工程沿線的污染問題，需要以國家發展戰略整體調整爲前提，而且東線工程是否需要越過黃河，尤其值得慎重對待。
從減輕對水源調出區環境的負面影響出發，中線調水應該以攔截漢江汛期洪水爲主，不足部分應考慮從長江補水；西線應調整爲純抽水工程，僅僅在長江主汛期抽水入黃河上游。經過這樣的思路調整之後，西線和中線工程在可調水量大大增加的同時，對本流域的負面影響大大減小，同時還能夠爲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作出貢獻。經過這樣的調整之後，中西兩條線路的可調水量，估計可以達到每年500-600億立方米，其中西線工程就可以向黃河上游補水300-400億立方米。不僅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黃河的斷流問題，並使黃河泥沙問題得到有利的解決方案。
中線工程應該優先對沿線城市供水，沿下游黃河兩岸農業供水任務主要由西線所調水量來承擔。海河流域農業供水在西線實現向黃河大量補水後，應該考慮逐步改從黃河引水，並通過此一方式把黃河泥沙的大部分留在海河平原上。東線工程視西線和中線工程充分發揮效益後，東線工程沿線污染問題取得決定性進展後，再考慮其興建規模和必要性。
在工程管理體制上，水利和水電要結合考慮。在水費政策上，工業和城市供水價格應該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厘定，並考慮供水和後處理成本；而農業用水的管理成本大大高於供水成本，收費和計量的成本將遠遠超過供水成本，現實中搭車收費和各種名目的加成遠遠超過水費的本身，所以應該放棄以獨立收費手段進行管理的想法，即使收費也應該考慮合併到稅收中去。
一、 對黃河多沙與北方缺水關係的認識
1、 黃河的多沙特性與缺水的內在聯繫
目前海河流域的人均水量僅僅和以色列相當，考慮到以色列人口中農民的比例不到10%，中國的缺水現實就要嚴峻得多。對於之所以形成今天的缺水現實，筆者以爲不能不與黃河的多沙特性聯繫起來考慮。
實際上今天我國北方缺水的現實，與地質歷史時期黃河的多沙特性密切相關。在120萬年以前，黃河切開三門峽東流入海，由於黃河多沙，在地質時期估計年輸沙量接近10億噸（注1），經過黃河泥沙上百萬年淤積，原來的海灣終於形成黃淮海大平原。 華北平原的形成，依據地理學家的看法是：
1）華北平原原屬一個海灣，最初黃河的沖積扇向東發展，從山西高原流出來的永定河、罅沱河以及漳河等許多河流也在自己的出海口形成沖積扇；
2）當黃河改道向東南流入黃海時，黃河三角洲迅速向東南伸展，並漸次與東面的山東丘陵和南面的淮陽丘陵相接，淮河水系逐漸形成；
3）當黃河改道向東北注入渤海時，黃河三角洲又迅速向東北伸展，與漳河、永定河等沖積扇漸次相接，海河水系逐漸形成；
4）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完成了現在存在於華北平原上的、以黃河爲分水嶺的兩大水系---海河水系河淮河水系（注2）。
進入人類歷史時期，黃河下游還不是一條穩定的河流，而是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從先秦時期到解放前約3000年間，黃河經過七次大的改道，從戰國時期黃河北流經天津附近入海，到1938年黃河在花園口人工決口奪淮入海，黃河在華北大平原上掃過一個完整的扇形（注3）。這個過程實質上就是黃河在地質歷史時期的造陸功能，在人類歷史時期的頑強重現。
可以說如果黃河是一條清江，北方的缺水情況將不會存在。因爲在華北平原決不可能有這麽大的面積，也不會因爲土地利用成本低廉導致工農業發達和人口密集，這兩者才是形成今天北方缺水現實的根本原因。沒有廣袤的沖積平原，就不會有密集的人口和發達的工農業，也不會有如此嚴重的資源性缺水。
2、解決黃河泥沙問題應該考慮黃河在自然歷史時期的造陸功能
認識這一點，對黃河泥沙的解決方案，具有重大意義。黃河水少沙多，而且從地質歷史時期的輸沙量看，人工治理能夠收到一個什麽樣的成效極爲可疑。渤海總容量約14000億立方米，若每年入海泥沙達到12億噸，則在2000年左右的時間內，渤海將會被淤平。渤海淤平對於海河和遼河水系防洪將是災難性的，洪水入海流程延長，河道平均比降下降，必然導致出水不暢，威脅到整個海河遼河平原行洪安全。
根據另外的專家研究結果，海平面每年上升3-4毫米，而渤海灣地區是地質沈降區，每年沈降4毫米，合計影響8毫米。天津市主平面海拔爲3.3米，在400年左右的時間裏，將會降到海平面以下。
不管是上述哪一種結果，都要求黃河泥沙不能簡單地排入渤海。最理想的結果是通過下游兩岸的引黃灌溉，把泥沙相對均勻地留在海河平原上，保留黃河在歷史時期的造陸功能。
實際上在小浪底水庫建成以後，黃河下游的防洪就已經提高到千年一遇。若考慮到三門峽水庫巨大的超蓄庫容，黃河下游已經不存在真正的洪水威脅問題，這樣黃河河床的懸河狀態已經是有利無害了，是較爲理想的灌溉輸水渠道。
二、 中線工程的調蓄能力問題
調蓄能力分多年調蓄能力問題和微觀調蓄能力問題兩個方面。微觀調節能力據個別專家的要求而提出來的，目的是解決城市用水的日變化問題，實際上這是把城市供水的調節能力問題，位移到中線的輸水渠道上來。
1、 多年調蓄問題
根據海河流域1927-1997年70年水文資料系列，有11年漢江枯水年與北方遭遇，無水或者可調水量很少，工程無法發揮效益，這一問題被稱爲多年調蓄能力問題。中線工程年調水量爲130-150億立方米，考慮到北方常常有連續枯水年（如黃河有曾經連續11年的枯水年），具備多年調蓄能力所需要的興利庫容，即使從低考慮也需要500億立方米以上。
中線工程沿線除了三門峽地區以外，並沒有合適的非平原水庫庫址，而三門峽水庫和小浪底水庫爲了防止泥沙淤積，必須按照蓄清排混方式運用，不能與中線工程聯合使用。唯一的選擇只有興建平原水庫。在沿途的半乾旱地區建設的平原水庫，其興利庫容達到500億立方米以上，這樣大的水庫其水量損失也必定極爲可觀（包括蒸發和滲漏），可能達到每年損失70-100億立方米的數目甚至更多，這對於中線工程所調水量而言，損失比例高達50%以上，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實際上在水利部三條線路中，東線工程一樣沒有多年調蓄能力，雖然從地圖上看，東線工程沿途經過幾個大湖，南四湖和洪澤湖加高郵湖的湖面面積雖然有4200平方公里，但是容積合計僅爲63億立方米，僅相當於加高後的丹江口水庫庫容的1/5。東線所具有的調蓄能力是因爲從長江抽水所帶來的，因爲長江徑流量與調水量相比具有多年調蓄能力。只有西線工程因爲經過黃河上游梯級大水庫群的調節，能夠具備多年調蓄能力。從中線工程沿途的地理條件看，使用水庫進行多年調節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沒有現實的可能，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假問題。
而中線如果要解決多年調節問題，保證中線工程在枯水年一樣發揮作用，那麽調水線路必須延伸到長江。三峽壩址多年徑流量4384億立方米（1951-1983年資料），相對中線調水量而言，也是具有多年調蓄能力的。
2、 三峽電廠的棄水壓力
三峽電廠要避免在以後的發電中被強制棄水，也必須解決主汛期的調峰問題，否則烏江渡水電站棄水調峰的局面一定會在三峽重演。
目前葛洲壩電廠大容量徑流發電，就已經給華中電網調峰帶來很大的困難，三峽建成後在汛期滿負荷發電一樣將會給華中、華東、華北三大電網帶來同樣的困難，因爲若考慮優先利用水能發電，三大電網中需要比現在多出3000萬千瓦左右的火電機組，在電網低谷時段帶50%負荷運轉。由於三大電網都處在同一時區，在早上負荷快速增長時間相同，電網中火電機組爬坡慢，進口燃煤機組加減負荷速率小於2.5%/分，國產燃煤機組則小於3%/分，均無法適應負荷的快速增減。
作爲一個選擇結果，要麽是電網拉閘甩負荷，要麽是三峽少發電多棄水緩解調峰壓力。在用戶對電網供電質量要求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三峽棄水肯定是一個當然的選擇。據粗略估計，每年汛期三峽水庫的棄水損失電量可能要達到100億度以上，才能有效緩解電網的調峰壓力。
如果不興建與調水工程相配合的補水工程，並根據電網運行情況進行抽水調峰和反季節性水電調蓄，水電站棄水損失巨大不是個別問題，而是全水電行業的共同問題。因爲中國處於季風氣候區，降雨量集中，多數河流常年徑流量的50%左右，集中在主汛期三個月內，所以水電站豐枯季節出力差大是一個共同的問題，在主汛期往往滿負荷發電還要棄水，而在枯水季節則只能部分開機。
根據《中國水力發電年鑒-第五卷》的資料，從1995-1997年水電站運行情況看，各條江河的水電站棄水損失均很大，最小的是長江葛洲壩棄水比例23%，其餘大渡河龔嘴、沅水五強溪、烏江的烏江渡、瀾滄江的漫灣各水電站棄水比例均在50-80%之間，最大的是紅水河上的岩灘棄水比例高達91%，雅礱江二灘更是超過了100%。
如果不把西線工程改成在汛期的純抽水工程，在豐水期吸納棄水生産的電量提水入黃，把中線工程補水和三峽調峰相結合，則囿於水電的季節性太強的特點，棄水損失問題始終沒有圓滿的解決方案。
3、 中線工程和三峽的配合效益
在三峽工程建成以後，在支流香溪回水區建設提水梯級，把庫水提高400到600米，在相應高程修建輸水渠道，穿過神農架進入堵河。此種方式可以把調水和調峰填穀結合起來，不僅可以補水丹江口實現江水北調，而且通過結合調峰填穀運行方式，可以實現部分三峽電量上網效益的倍增。
根據日本大河內抽水蓄能機組運行參數，在提水400米高程的情況下，裝機4-7台，填穀容量爲136-238萬千瓦，在夜間電網用電低谷時段抽水10小時，年抽水量爲51-90億立方米；根據浙江天荒坪機組運行參數匡算，在提水600米高程的情況下，裝機7-10台，填穀容量爲235-336萬千瓦，在夜間抽10小時，年抽水量爲54-77億立方米。如果在汛期三個月裏24小時運行抽水機組，則每年又可以多抽水30億立方米左右。
這些水量在堵河的梯級水庫中，儲存到白天用電高峰時段放水發電，就能夠實現電網調峰功能。所調水量相當於三峽水庫活動庫容的25%-40%，如果考慮把豐水期5個月排除在外，則僅僅相當於三峽水庫活動庫容的15%-25%。
在中線南水北調方案中，如果實施以上補水方法，在不加高丹江口大壩的情況之下，即可實現年調水130-150億立方米的中方案，而且基本上能夠擺脫漢江和北方枯水年重合的問題，大大提高工程水源的保證性。在非汛期也不減少丹江口水庫的下泄水量，漢江整治目標就更容易實現，投資也能夠節省許多，原來規劃的引江濟漢將不再需要。
根據國家相關部門建議，在實施分時電價下，高峰和低谷用電價格在現有基礎上，各上浮和下浮50%，峰穀電價相差3倍。在競價上網實現以後，上網電價也會按同一方式變動，考慮1/3的電量損失（普通抽水蓄能電廠損失1/4電量），三峽相應電量上網效益還可以提高一倍，估計最終增加三峽工程總效益5個百分點。
堵河流域水能可開發量爲115萬千瓦，目前堵河下游已經建有黃龍灘水電站，裝機容量15萬千瓦，尚有機組擴建計劃。在規劃中還有竹山縣境內的潘口水電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壩高123米，裝機容量51萬千瓦。
爲配合三峽電量的填穀和調峰，黃龍灘水電站應考慮擴建規模達到50萬千瓦，潘口水電站應建設成調峰電站，裝機容量選擇在150萬千瓦左右。並在潘口上游合適地點建設幾個調峰梯級，以充分利用水頭，發揮三峽電力的上網效益。而堵河的各個梯級則全部改擴建成調峰電站，總裝機容量達到300-350萬千瓦，成爲華中電網的主力調峰電廠群。
該工程估計總投資在300億元左右。
由於工程對中線南水北調水源保證方面的巨大作用，因此國家應該考慮從南水北調建設資金中撥付150億元的資金，支援此一工程快速上馬。這一部分資金不參加工程的直接收益分配，由南水北調的管理機構在用水方面取得適當補償。
由於本工程對三峽工程投資的增效作用巨大，估計達到三峽産值的10-15%，所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應該投入部分資金，金額爲100億元左右，相當於三峽工程總投資的5%。三峽總公司參加梯級的管理和上網電量收入的分配，調水量所發電量的效益原則上由三峽公司享有，抽水電量也由三峽總公司無償提供。
這種聯合方式不僅可以使三峽在主汛期減少棄水壓力，而且能夠使三峽電廠在電網發揮支撐作用，可以常年保持700-1000萬千瓦容量進行負荷跟蹤、調頻、調峰和調相，三峽水庫庫容巨大，作爲電網的備用電源也極爲理想。作爲一個替代投資效果，在電網保持同等供電質量的情況下，可以少建1000萬千瓦的抽水蓄能電站，節省投資300-350億元。
4、 中線工程分期建議
中線工程可以考慮分兩期實施，第一期丹江口水庫不加高，丹江口水庫出口按800立方米/秒流量設計，建成主輸水渠道，考慮後期擴建規模一次建成，並建設從長江三峽補水丹江口的調蓄工程（包括抽水站、輸水渠道和堵河梯級電站）。第二期再考慮加高丹江口大壩。
在北方缺水情況進一步發展和長江上游大水庫群建成後，再考慮擴建補水工程規模，使調水量提高到200億立方米以上。
三、 西線南水北調工程的環境、技術和經濟限制
1、西線工程的三大限制
西線工程在取水口附近的取水比例過高，雖然當地人煙稀少具有可行性，但是對自然水系終究具有不可逆轉的影響。特別是近年來長江源頭的生態，有急劇惡化的趨勢，在做決策時也應該考慮這一新情況。
西線工程在高海拔高寒地區施工，本來就具有困難。加上雅礱江隧道長達131公里，向通天河延伸的取水隧道更長達158公里，技術上目前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即使西線將來技術成熟可以實施，其投資經濟性也非常差。估計需要投資超過3000億元，最大調水量僅僅195億立方米，而且又遠離用水中心，屬於一個向黃河補水的工程，其效益實現和中線相比，也有額外的困難。
2、西線工程規劃思路必須調整
要克服這些因素的不利影響，只要一個辦法，就是配合水電的季節性調蓄，把西線改成純抽水工程。在長江的主汛期從大渡河和雅礱江抽水入黃河，估計抽水量在300-400億立方米之間；同時在三峽電廠和金沙江梯級電廠外送實現全國大聯網的基礎上，實現在汛期吸納2000億度左右的水電能量用於提水；在黃河上游拉加峽修建庫容488億立方米的調節水庫，儲蓄所提水量，在枯水期水電出力下降時放水發電，實現水電的反季節調蓄。
工程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工程考慮沿大渡河提水150億立方米左右，依照原來西線工程大渡河線路的設計方案，開挖29公里隧道輸水入黃河。第二期工程考慮沿雅礱江提水150-200億立方米左右，比西線原來設計路線更高的高程上選擇入黃路線，避開131公里長的隧道。
3、新西線方案對本流域發電的影響
西線調水以後和原來的規劃相比，雅礱江和大渡河的各個梯級電站的發電量有增有減，一般上游梯級會有所減少，越到源頭減少越多；到下游各梯級就受影響越小，最後持平；對長江幹流梯級而言，則有正面意義。
西線實施汛期抽水400億立方米方案以後，總體而言，對長江流域各電站的出力影響有正有負，估計大體能夠持平，或者有輕微不利影響，與西線調水量在黃河梯級的發電量相比，只相當於一個比較小的比例。而且黃河由於具有容量巨大的調節水庫而且又沒有航運問題，可以安排各梯級在電網高峰時段發電上網，其經濟效益遠非長江流域的汛期發電上網可比。
以大渡河年抽水量150億立方米爲例，大渡河梯級電站以龔嘴爲界，龔嘴以上梯級發電量有所減少，龔嘴電站大致持平（1995-1997年，龔嘴電站棄水量在126-157億立方米之間），龔嘴以下各個梯級發電會有相應增加。若大渡河汛期減少150億立方米流量下泄，三峽水庫防洪任務相應減輕，可以把防洪限制水位提高5-7米，每年汛期就可多發電35-65億度。由於在主汛期長江流量平均超過30000立方米/秒，而葛洲壩電站發電引用流量只有17995立方米/秒，超過部分必須泄洪，流量大了葛洲壩下游水位會相應上升，機組出力受阻發電量反而會相應減少。三峽上游規劃的小南海、朱楊溪和石硼，龔嘴下游的銅街子，都和葛洲壩電站同理，在西線調水後會相應增加發電量。
從目前情況看，黃河上游龍羊峽---青銅峽河段已建梯級合計可以利用落差609米，在建公伯峽利用落差103米。大渡河上只有龔嘴和銅街子兩個梯級，下游長江幹流上只有一個葛洲壩是低水頭電站，即使三峽建成發電，能夠利用的落差也仍然不足黃河上游的1/3。考慮到在向上游兩岸供水之餘，仍然有相當部分水量將通過萬家寨、三門峽和小浪底，落差利用方面的差距就更大。
由於北方電網內水電比例低，電網對水電站投産的需求殷切，估計黃河流域水電的開發速度，還將進一步領先大渡河和長江幹流，所以無論是近期還是遠期，西線大調水都是有利於增加上網水電總量的，在近期尤爲明顯。而且在黃河梯級電站的水電上網效益，遠高於在長江流域梯級電站在主汛期大容量徑流發電上網的經濟效益。考慮到其中相當一部分電量是棄水利用，在效益方面的差距就更加可觀。
4、新西線工程的工程投資
新西線工程的投資比較浩大，估計在5000-6000億元之間（不包含正常的梯級電站建設部分，僅指新增部分）。但是效益更加可觀，僅僅是吸納南方各條河流水電站的汛期棄水所生産的電量，用於提水入黃，最終就可以在黃河各個梯級上增加1500億度以上的上網電量。此外，平衡南方水電的豐枯出力差和增加北方電網內的水電比例，對整個電網運行效益的提高的重要意義也不可低估。
從投資替代效果看，西線改成純抽水工程後，可以吸納相當部分汛期水電站高峰出力，四川水電外送規模就不必按照水電站最大出力建設，估計可以減少四川水電外送的建設規模4000萬千瓦左右，比照三峽外送投資匡算，僅此一項就可以節省投資2300億元左右。
新西線工程建議分爲兩期實施，第一期實施大渡河抽水入黃工程，抽水裝機容量2000萬千瓦左右（其中一部分根據梯級發電安排爲雙向機組），吸納汛期電量400億度以上，抽水150億立方米以上，投資估計在1500億元左右。第二期實施雅礱江抽水工程，抽水量200億立方米左右。
以大渡河流域爲例，工程增加投資包括三大部分：
1） 大渡河梯級大壩加高和黃河大水庫興建：原有規劃梯級需要相互銜接，考慮約1000公里輸水流程，需要40米落差；考慮4個月利用時間，最大過水流量爲2000立方米/秒，過水斷面最大爲1500平方米；輸水深度8-10米，各個梯級銜接深度需要因此提高5米左右蓄水位，合計各個梯級總壩高需要平均加高8-10米左右。因此增加投資約500億元左右。
2） 輸水隧道開挖和其他河道整治工程：29公里隧道，考慮利用時間8-10個月輸水時間，並留有餘地，比降1/1400左右，水流速度達到3-4米/秒，流量800立方米/秒，過水斷面選擇在250平方米，直徑15-18米之間。估計投資300億元。
3） 在大渡河各個梯級加裝抽水機組和配套輸電線路：總容量2000萬千瓦左右，在主汛期三個月內吸納水電400-450億度，抽水150億立方米。投資估計在600億人民幣。
以上投資中不包含大渡河梯級水庫的正常開發投資。
四、 東線污染問題的戰略內涵和解決難度
1、 污染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關係
在毛澤東時代的趕超戰略，其發展道路是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先導。鄧小平調整了這一發展思路，形成了新趕超戰略，這一戰略的發展思路是以工業國和四小龍發展道路爲藍本的，主要特徵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在新趕超戰略中，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目標必須爲工業化和城市化讓路，所以在工業和城市進步的同時，環境和資源緊張問題也同樣突出。
珠江三角洲幾乎沒有一條乾淨的小河，但確是全國發展的榜樣。環境被忽視被看作必須付出的代價的思路，是非常明顯的。實際上在新趕超戰略中，局部利益比整體利益優先，短期利益在長遠利益前面的思路也相當普遍，因爲降低成本和增強競爭力的壓力太大，否則經濟主體---企業和地區在買方市場上不容易贏得生存權和發展權。
2、 在現有條件下解決東線污染問題的難度與成本
東線的運營成本跟中線相比，倒是不成爲一個問題；實際上在中線調水量達到150億立方米以後，丹江口水庫損失的發電量已經接近40億度，與東線的提水用電量相當。考慮到丹江口水庫具有季節調蓄能力，發電可以在高峰時段上網，而東線可以儘量安排夜間電網低谷時段提水，則中線的經濟損失至少要高出東線一倍。
但是東線的污染問題解決的成本和運營費用，要遠遠高出提水本身的費用數倍之多。沿途幾十個城市和縣城需要建立汙水處理工廠，處理比例要達到100%，建設汙水處理廠的投資和運行費用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在全國實現同等管理措施之前，東線沿途的工業和城市成本必定急劇上升競爭力必定下降，這對於地區發展前景而言，恐怕不是一般的難以操作。恐怕需要等待國家徹底放棄新趕超戰略以後，東線沿途的治汙問題才會有一個比較現實的解決前景。
對於替代措施，大概只有把調水線路和自然水系隔離開來，這樣的話相當於建設三條平行的大運河，中間的一條用於輸水，兩側的渠道用於替代大運河的自然水系功能。其投資總額和對土地的浪費，大大超出了可以接受的範圍。
五、 節水灌溉技術推廣和水利工程管理問題
1、 新的灌溉技術推廣問題
在幾千年的傳統農耕社會裏，由於生産效率低下，財富積累困難，農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低成本運營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下，風險需要絕對避免，新的技術探索、採用和推廣困難，否則足以産生簡單再生産都難以爲繼的風險。
公有制能夠在人均收入和生産率水平低下的情況下，通過增強共同財富的數量，提高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比較快地突破低成本運營方式的限制，迅速推廣新技術。七十年代農村曾經發生過比較有成效的新的耕作方式和新品種推廣運動，成效比較顯著，一個比較關鍵的原因就是當時公有制在農村占主導地位。
在農村實施包産到戶以後，基本經濟單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這樣的農業經濟主體結構對推行新技術是非常不利的。因爲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種植糧食是唯一的選擇，畢竟中國市場容量和需求也決定了，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必須爲解決13億人的吃飯問題而勞動，只要大約10%的土地和城市郊區農民有幸爲市場而生産。 在現有市場條件下，糧食種植的比較收益低下，不僅缺乏投資能力，甚至沒有運行和維護節水灌溉系統的經濟承受能力，所以農業節水灌溉技術大推廣的前景不容樂觀。因爲這將會遭遇到經濟承受能力和農民觀念上的障礙。
今天國內許多專家熱心于節水種植技術，枉顧市場是否具有接納種植品種轉換的容量，不考慮中國具體的市場條件和農村所有制條件，不考慮基本經濟單位的技術接受能力和經濟承受能力，是一種非常有害的不負責任的行爲，至少是誤導了輿論，也有可能最終誤導國家決策。
2、 水利工程投資評價和管理問題
許多人在談到水利工程時，往往言必稱市場經濟規律、良性迴圈這樣的辭彙，實際上大謬不然。 實際上在工商業投資中，是可以而且應該使用市場經濟規律和投資償還能力的，但是對於防汛和抗旱工程來說，貿然援引這樣的條條框框是適得其反。對於社會上積極效益和消極效益的管理，其根本管理原則是大不相同的。
積極效益是指依投資而産生的收益，其特點是與投資的依存關係明確，而且收益集中易於管理，收益穩定管理成本也低，這種積極效益可以與投資挂鈎。典型的工商企業投資就是這一類型，其管理原則是以效率中心爲第一原則的，微觀機構的管理多數採用這一原則。
消極效益是指若不加管理就會産生損失的類型，避免損失也是一種最重要的收益。這種消極效益的特點在於：不是明確和穩定發生的，而是具有概率發生特質；並且利益分散，管理困難而且管理成本高昂，收益很難與投資挂鈎。典型的如防洪和抗旱工程投資，其管理原則是以利益輸送和成本分攤爲特點，宏觀和戰略管理原則與此接近。
一般而言，消極效益多依自然狀態變化而産生，在生存空間廣闊或者市場容量允許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放棄和回避特定自然不利條件的方式，變消極效益管理爲積極效益管理，若無迴旋餘地則必須加以管理。
對於積極效益和消極效益，不能使用同一原則管理。美國亞利桑那州中央輸水工程在建成以後，試圖以積極效益的管理原則進行管理，要求工程具有經濟自持能力和貸款償還能力，結果導致工程輸水能力長期大部分閒置，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就是這樣一個反面範例。而以色列的輸水工程成效顯著，是因爲以色列農業人口不到10%，而且接近歐洲市場，農業可以放棄低效率的糧食種植，而改成出口花卉和蔬菜爲主要品種，單位面積的産值大幅度提高以後，對輸水成本（目前以色列每公頃水費支出爲360-840美元）的承受能力大幅提高，實質上是已經化消極效益爲積極效益，所以其輸水系統反而具有了規模經濟的優勢。
與此同理，我國對工業和城市供水，應該是可以按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管理的。 作爲農業水利工程其受益範圍廣泛，分散在千家萬戶，對這樣的效益實現管理和集中，不僅困難重重，而且管理成本太高不能忍受。輕率地援用這樣規律並試圖建立起什麽良性迴圈，已經爲我國的現實所反證是不能成功的。改革後對水利工程進行以效率爲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僅未能導致良性迴圈，而且使得水利管理機關精力分散，不能完成正常的管理職責。並且由於收費成本居高不下，收費不僅沒有導致工程效益上升，反而使得水利維護管理機構和人員也大量被裁減和轉移崗位，導致工程普遍出現年久失修失去工程設計能力。
2000年的大旱使得湖北農業損失慘重，就是改革以後水利工程大量失修的結果。筆者老家是白蓮河水庫的受益區，自從水利部門開始以效率爲中心的改革後，逐漸地就沒有渠道來水幫助抗旱了。
從西元前206年到1949年2155年間，據記載中國共發生較大旱災1056次，較大洪水災害1092次。1970年代，我國農田年均受旱面積17000萬畝，到90年代增加到36500萬畝，翻了一番多。除了近20年來，我國氣候呈現明顯的南澇北旱，水旱災害進一步加重的自然因素之外；恐怕也有不少是因爲八十年代實施以效益爲中心的管理措施後，水利設施失修和缺乏有效管理，不能發揮正常效益的人爲因素造成的。
我國處於季風氣候區，水旱災害頻繁，這些客觀上要求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機關來管理和推動水利事業，以應付嚴重的水旱災害。看一看我們的水利部門在市場經濟規律指導下的巨大成就，是不能說爲此是盡了全力的。水利部門的人員配置和精力，可以說是主要沒有放在水利事業上的，下面給出的一組資料，來自《水利輝煌五十年》一書，很能夠說明水利部門的目標，與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一認識的不協調之處。
自1992年起歷時5年對全國水利系統進行了清産核資，全國共有水利資産3173億元，淨值2673億元。其中：水庫資産754億元，灌區資産442億元，堤防閘壩466億元，排灌站110億元，水電站386億元，土地估價98億元，其他917億元。在資産比例分佈上，由於幾十年的積累和努力，與我國的水旱災害嚴重局面還算是相稱的。但是在水利部門的人爲努力方面，恐怕就不能這麽說了。1997年，水利經濟總收入1233.3億元，實現利潤91.9億元，繳納稅金62億元；其中供水收入僅僅115.5億元。1998年，31000個地方工程管理單位和鄉鎮水利站共組織收入192.6億元，其中供水68億元，多種經營98.1億元，地方600餘個水利企事業單位經營收入364億元。
在管理上，收費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不少，而在工程管理方面所下的工夫明顯不夠。
3、 對南水北調工程的戰略意義認識
目前，我國松遼平原、黃淮海平原、黃土高原、川東川北山地、雲貴高原至湛江一線，是五個最容易受旱的地區，每年大約70%的農田受旱面積集中在上述地區。其中松遼平原和黃淮海平原的旱情，與天然雨水補給不足而人口和工農業密集有關，是資源性缺水，必須從外流域調水來解決。而山地和雲貴高原缺水，與雨水補給的季節性有關，而山地進行工程攔蓄困難，是工程性缺水。而黃土高原的缺水問題，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即使大西線興建，恐怕也會由於地形地貌方面的不利條件，導致綜合治理和利用的成本過高而放棄，比較可能的方法是退耕配合泥沙攔蓄加上地表治理。
在目前每年農業受旱面積中，大約一半的面積集中在黃淮海平原。歷史曾經延續近800年的南糧北運，就主要是因爲黃淮海平原的農業條件惡化所致。在毛澤東時代，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努力，才大大改善了當地的農業條件，一舉扭轉了南糧北運局面。這對中華民族抵禦饑荒的能力提高和增進中國的糧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
考慮到中國仍然有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溫飽水平線上，如果中國再遭遇1959-1962年那樣的大旱災，糧食減産30%的話，相當於減少糧食産量15000噸，即使窮盡一切救濟手段，仍然可能有2-3億人口面臨生存威脅。而且從目前世界糧食市場的儲備量貿易量來看，是不可能指望得到實質幫助的，1995年中國比前一年多進口了1000萬噸糧食，就導致世界糧食市場價格飛漲，而1996年，世界糧食豐收，總生産量大於消費量也僅僅2700萬噸。
南水北調工程的主要受益區，就是我國農業受旱面積最集中的區域，興建南水北調工程以後，在特大旱災年，所調水量可以多向農業分配，以增加糧食生産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如果不興建南水北調工程，我們又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沒有任何迴旋和選擇餘地。
最近二十年來，我國氣候呈現明顯的南澇北旱，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因爲自然的迴圈，還是另一次不可逆轉的氣候變遷。最近2000年的歷史上，曾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南宋末年，出現過兩次氣候變幹變冷事件，淮河一線的鳳陽就是在第二次氣候變遷後成爲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區。而且由於北方工業和城市的發展，也越來越多地擠佔了農業灌溉用水，所以糧食安全問題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我們目前社會上普遍認爲糧食是多了的樂觀情緒，具有非常大的盲目性和危險性。1958年的糧食大豐收就滋長過同樣的樂觀情緒，而自然災害的到來，每一次都是突如其來，從來不預先給人們打招呼。
但願2000年的大旱，能夠讓人們從樂觀的迷夢中猛醒，爲了未來和我們子孫後代不再有三年困難時期，提前作出適當安排。正是必須高度重視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南水北調工程有著特殊的戰略意義，而且對於南水北調的供水保證性也有著額外的高要求，中線工程應該而且必須延伸到長江三峽取水。
注1：《現代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283頁。
注2：《中國自然地理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第二版，127頁。
注3：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49-65頁。
NO:1057_4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3:04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對南水北調的各種反對意見述評
南水北調工程提出到現在，已經好幾十年了，但直到今天對於南水北調的爭執並沒有消失。在2000年春天的北方大旱中，這個話題重新又激起人們的興趣，但爭論依然激烈。
在不負責任的爭論下，長期不能形成共識，已經嚴重妨礙了國家的決策。今年的大旱之下，國家只好病急亂投醫結果先上東線北段的應急工程，恐怕這些專家和學者要負上一些道義責任。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些專家們迄今爲止仍然不思悔改，還在喋喋不休地繼續一些無謂的爭論，干擾正常的決策過程。
一、 五種最主要的反對思想
1、 先治汙派。
這一派人士的依據是充足的，作爲一個公開的秘密，中國目前城市污水是基本不加治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泊的。如各大江河的經過大中城市的河段污染嚴重，太湖、巢湖和滇池的嚴重污染，就是被城市未加處理的大量污水所污染的例子。在南水北調實現以後，北方的城市用水量無疑會大量增加，那麽污水排放量也會同樣增加。這一派的大致觀點是先治汙後調水。
2、 農業浪費問題。
這一派人士認爲，和發達的國家特別是和以色列相比，農業灌溉用水的效率可以提高一倍，節水率有50%的空間。南水北調以後無助於灌溉制度的改進，更多的大水漫灌可能會導致更爲嚴重土壤的次生鹽磧化問題。這一派的觀點是先改進灌溉制度而後調水。
3、 投資經濟派。
這一派強調節水投資比調水投資節省，投資調水不如投資節水。只有節約一方水的投資大於調一方水的投資時，才應該考慮調水工程問題。
4、 精英主義者和趕超派。
這一派人士分爲自覺的精英主義者和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兩種。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信奉中國的發展道路與歐美日是一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並天真地相信富裕和發達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也最終會實現現代化或者是全盤西化，甚至超英趕美都不是不可能的。基於以上的認識，往往不能擺脫爲調水而調水，甚至是爲農業而調水的思路。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投資的效益和工程的經濟自持能力成爲一個鐵律，無論如何都不能違背。
這一派中還有自覺的精英主義者，但他們的觀點通常並不充分表述，多數情況下只是絕對地強調某一個先決條件，從而從根本上否決南水北調工程。這一派的真實意圖是，南水北調投資浩大，而且運營成本也不小，這會造成國家投資方向的重大改變---趨向于平民化，這會拖住精英主義者的後腿，妨礙精英階層超英趕美、先富快富。
5、 水利部情結
從常識出發，水利部是主管機關，對南水北調的態度應該是積極的和無保留的。但是事實剛剛好相反。水利部主要領導和一些有過水利部任職背景的專家，爲南水北調設立了許多的先決條件，其中的一些根本就是無法滿足或者在現體制下難以解決的。如工程能不能由市場經濟規律來決定其可行性，治汙回用問題，節水灌溉制度的推廣問題等。相比較而言，水利部似乎首先關心的是管理體制和國家權力分配。
這五派人士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觀點，而且也是認真的，其他還有一些人士反對南水北調，從技術和運行角度來反對，但是基本上是因爲缺乏瞭解不是認真的看法。社會上各種反對意見，基本上是上述五種情況的各種滲透和組合。
二、 問題的共識和分歧的由來
1、 共識
應該說，上述五派人士在對北方是不是缺水這樣的問題上，是沒有任何分歧的。而且作爲一個共識，大家基本上都認同：北方是嚴重缺水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工業和城市擠佔農業用水，農業擠佔環境用水。以及無節制地抽取地下水，在許多北方地區形成巨大的漏斗，並引致地表下沈；津浦路沿線抽取深層地下水的高氟水，已經造成嚴重的高氟病高發區。特別2000年春季北方的特大沙塵暴，和華北大旱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問題。
在這樣的缺水事實面前，恐怕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對於調水的作用和看法也不可能有重大分歧。
2、 分歧的産生
除了精英主義者是特殊利益決定以外，其他三派的觀點都是以實際事實爲出發點的，這些情況也不是應該長期存在下去的，確實是必須予以解決的問題，而且越早解決就越有利。但是指望通過調水工程實施來一併解決，並把它們設定爲調水的先決條件，就不見得那麽經得起推敲了。
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事情的成敗除了技術的限制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利益分配和重新調整方面的限制。在多數情況之下，利益和利益調整方面的限制更常見。相比較而言，南水北調作爲一項工程，它的實施所涉及的問題較少，涉及的單位和利益團體比較容易進行利益調整，用特事特辦方式就能夠解決利益的衝突和平衡問題。
而推廣節水措施和提高水污染治理比例，涉及的面就比較廣，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並不是僅僅因爲長期的不合理的管理體制和權利分配體制的缺陷就能夠造成的，更關鍵的原因是鄧小平時代的新趕超戰略所造成的結果，是環境乃至一切必須爲經濟增長讓步的必然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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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6 23:1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工程的國家機密
吳　希
三峽移民向香港記者講了移民安置費太少，竟以「泄露國家機密」遭到逮捕。
三峽工程原來設計時，說有二二一億立方米的蓄洪量，但現在只有九十九億的蓄洪量，但這是「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的「國家機密」。這個工程的一些重大問題，所發生的事故，當局都採取了向公眾隱瞞真象的嚴厲「保密」措施。
北宋元帥韓世忠問首相秦檜，岳飛父子何罪？秦檜說：「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三峽移民泄露的「國家機密」
位於三峽庫區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的三位移民代表何克昌、姜青山和冉從新，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訪，準備向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反映三峽工程移民安置中的問題，想瞭解一下，三峽移民安置費到底是多少。誰知禍從天降，三位移民代表在北京的旅館中，被公安人員逮捕，強行押回雲陽縣。這三位農民連同已經在當地被捕的溫定春將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遭起訴，面臨牢獄之災。最近以來，高瞻、李少民、覃光廣等多位海外人士遭逮捕，都被指控有「泄露國家機密罪」。國內的一些異議人士也因「泄露國家機密」而被逮捕。只要是泄露國家機密罪，一般的法律程式也不必遵守了，因為這涉及國家安全。據說這四位公民泄露國家機密罪的證據，是他們向香港記者泄露了他們所得到的三峽工程移民經費的情況。
什麼是國家機密？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第八條規定國家秘密包括下列秘密事項：
（一）國家事務的重大決策中的秘密事項；（二）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活動中的秘密事項；（三）外交和外事活動中的秘密事項以及對外承擔保密義務的事項；（四）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秘密事項；（五）科學技術中的秘密事項；（六）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七）其他經國家保密工作部門確定應當保守的國家秘密事項。
保密法第九條規定國家秘密的等級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級。
這四位農民大字不識幾個，一封上訪信中也是錯別字連篇。他們既沒有接觸國家機密的可能，也沒有判別密件的能力，他們只是和每一個移民一樣，像祥林嫂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向別人敘述所得移民經費的多少，以求取得同情。這八千五百元的移民費連重新購置房屋也不夠。按照住房每平方米建築面積一千五百元計算，這筆移民費只夠購買不到六平方米建築面積，折算成住房面積約四平方米，可以擺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椅。這次是向香港傳媒講述了他們從三峽工程得到移民經費（包括賠償費）是八千五百元這樣一個事實。人們不禁要問，這類消息也屬於國家秘密？它屬於什麼等級的國家秘密？
長江水利委員會公開出版的《三峽工程移民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武漢）一書中，對移民經費標準有長篇描述，現摘錄一段：「房屋複建費：按磚混結構考慮，計算材料費和人工費。每人正房二十平方米，每平方米五十二元；每人副房五平方米，每平方米三十元。」難道這也算是國家秘密？對中國住房市場價格略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三五十元能蓋一平方米房子？這種賠償能算合理嗎？如果說有秘密的話，那就是讓人們瞭解到三峽工程是如何壓低移民經費標準，他們所「泄露」的，不過是移民的經濟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的事實罷了。
三峽工程的「國家秘密」
三峽工程有沒有「國家秘密」？有，但不是這幾位農民泄露的。
不久之前，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國際探索組織（PROBE INTERNATIONAL）取得的中國政府的內部機密文件，是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審查組總負責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寫給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的信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批文。張光斗在信中寫道：三峽大壩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對外宣稱的要低，在防洪和電力供應上，三峽大壩將無法發揮原來估計的效率。張光斗在信中透露，三峽工程有意對廣大人民大眾隱瞞事實真相：「或許你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一份調查研究，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看過後曾以此質疑長江資源委員會，該委員會承認清華大學的這份報告沒錯。」張光斗在二○○○年五月十六日的一份內部備忘錄裡指出，「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在轉交給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的一份文件裡，張光斗指出，大壩的發電能力在夏天時會減少。為了確保電力能穩定供應，他認為有必要再額外興建火力發電廠，最好是燃燒石油或瓦斯的發電廠。但張光斗警告，即使建火力發電廠，到時候可能會沒有人願意買這個電。就像長江支流上的二灘電站那樣，因為電價太高昂，「人們寧死也不去買電。」
張光斗對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負主要責任。他為什麼要把這件事以文字的形式向郭樹言彙報？其實如張光斗在信開頭就寫到的「或許你知道」，郭樹言當然已經知道此事，只是郭不用對此負責，而張光斗則不同。張光斗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不想死後替人背黑鍋。但是誰又願意背這黑鍋呢？郭樹言將有關文件呈送副總理吳邦國，吳邦國在作出「請鎔基同志閱」的批示後立即送往總理朱鎔基處。朱鎔基於次日將文件轉至前總理李鵬及三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等。朱鎔基認為這事情出在李鵬任總理時的三峽工程論證和初步設計期間，應由李鵬來處理。李鵬則認為這是現任三峽工程委員會主任朱鎔基的事。
其實張光斗的同事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原水利部規劃處副總工程師陸欽侃早就指出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不可能達到的。三峽工程的防洪目標，是小馬拉大車，力所不及。根據已經公佈的技術資料，有人計算過三峽水庫的理論最大庫容：三峽水庫的防洪限制水位為海拔一四五米，正常蓄水位為海拔一七五米，在海拔一四五米和海拔一七五米的三峽水庫庫容為防洪庫容。這個庫容量是九九億立方米。即使加上水庫支流上的防洪庫容，離設計的三峽水庫防洪庫容二二一億立方米相去甚遠。
三峽工程的主要目標是防洪、發電和改善航運。根據三峽工程論證洪水組的結論，要達到三峽工程的防洪目標，三峽水庫起碼要有二五○—三百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而批准興建的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只有二二一億立方米。可是在三峽大壩即將完工時，張光斗卻拿出清華大學的這份調查研究報告，說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連二二一億立方米也達不到。就是說，三峽工程論證中的結論都是錯誤的。張光斗對郭樹言說：「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於是三峽工程防洪庫容達不到二二一億立方米的事實，就成為了級別最高的「國家秘密」。
三峽水庫將加重重慶洪水災難
三峽工程的第二個「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的國家機密」就是三峽水庫將加重重慶市的洪水災難。這個機密是被重慶市政府無意之中泄露出來的。在重慶市政府公佈的「十五計劃」中，有一個大工程，就是「十五計劃」期間，在防洪措施方面將投入大量資金，使主城區到「十五計劃」末能抗禦五十年一遇的洪水。
重慶市老市中心的海拔高度在二四○米以上，老市區的海拔高度在二○○米以上，主要新區的海拔高度在二二○米以上。重慶的百年洪水位為一九四•三米（一九八一年重慶最高洪水位線）。就是說，重慶市市區在三峽工程建設之前，不建任何防洪設施，就有防禦百年洪水的能力。根據中國城市規劃法規定，重慶上升為中央直轄市後，防洪標準應為能防禦二百年一遇的洪水。為什麼重慶花了大量投資之後，防洪能力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只能抗禦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原因何在？讀者只能在腦袋裡想，千萬別說出來，因為這是「國家機密」！
三峽工程質量問題屬「國家機密」
根據報道，三峽工程的質量合格率是百分之一百，質量優秀的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照這個數位來看，三峽工程的質量是中國所有大型工程中質量最好的。但是張光斗在給郭樹言的信中卻說：「關於三峽工程的質量問題，我們的質量檢查報告寫得比較客氣，主要是怕人家攻我們。質量一般，這要說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關鍵是進度趕得太快。」這大壩是由幾千萬噸鋼筋水泥堆築起來的，從材料上來說，鋼筋水泥總比豆腐渣要硬實一些的。
三峽大壩自開築以來，就出現混凝土澆鑄的質量問題，新聞媒介已有所報道。對此三峽工程公司採取了果斷措施，查處了向記者透露質量問題的人員，封閉了整個施工區現場。之後工程質量事故仍然不斷，但是媒介報道卻很少，因為已經成了「國家機密」。有誰知道三峽工程在一九九九年到二○○○年兩年間死於工程事故的就有近四十人？臨時船閘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完工投入運行，兩個月後，到七月四日淩晨五時六分，就突然發生惡性事故。當四艘客輪和一艘貨輪進入臨時船閘室，船閘的下閘門在關閉過程中發生故障，人字門發生擠壓變形，人行橋受損，船閘閘門底水封受損。五艘輪船被困在臨時船閘中七個半小時。由於船閘發生事故，不能通航，長江航運在三峽工程施工處中斷！往來的貨物必須用機械翻壩！過往的旅客也必須轉船或轉車才能繼續旅行！從七月份到九月二日，三峽工程的臨時船閘一共斷航五十天之久，對外則稱是由於長江洪水而封航。當然，這也是「國家機密」。
另外，《中國青年報》曾報道三峽工程在大壩建設選用水泥添加劑時，採用未中標的私營企業產品，質疑這會給大壩帶來嚴重隱患，大壩要變成豆腐渣。《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專門採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和全國政協常委徐麟祥，兩位工程師都認為會給大壩帶來嚴重質量隱患。
但是《中國青年報》和撰寫報告的記者卻要承擔「報道失實」的責任，因為大壩質量問題是「國家機密」，如果不是報道失實，那就是泄露「國家機密」！
隨時變化的「國家機密」
保密法第十二條規定，屬於國家秘密的文件、資料，應當標明密級。不屬於國家秘密的，不應標為國家秘密文件、資料。
三峽工程移民經費規定沒有標明密級，當然不屬於國家秘密。因此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起訴四位三峽工程移民代表，是以「莫須有」罪來誣陷移民代表。
但是保密法第十五條又規定，國家秘密事項的密級和保密期限，應當根據情況變化及時變更。這就使原來有明確定義的國家機密界限不清了。什麼是國家機密，可以任意定義。昨天還不是國家機密的，今天可能就是最高級別的國家機密；今天還是公開發表的，明天可能就成為國家機密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在中國，不知道什麼不是國家機密。
考慮到張光斗的建議，三峽工程的真實的防洪庫容量和防洪能力，都屬於「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的國家「最高級機密」，那麼三峽工程移民經費規定也可能升級為「國家機密」。
於是，這四位移民代表的「泄露國家機密罪」也就成立了。
三峽大壩開裂了
2002年3月11日 星期一【看中國報道】
三峽工程進行到第二階段，為實現2003年水庫初期蓄水、首批機組發電、雙線五級船閘通航三大目標，工程建設正處於建設高峰期。 但幾年來，一直流傳有“三峽大壩開裂了”的說法。不久前，北京有傳媒說“大壩開裂了，還能不能蓄水？”引起了人們對三峽工程的格外關注，外人一時莫辨真偽。
《南風窗》記者2月21日在三峽大壩施工現場看到：大壩擋水面靠近江心段，大壩澆築已達185米，在大壩中部80米高左右處，從上到下搭起了一共23條民工稱之為“補縫槽”腳手架，外罩綠色防護網罩，象23條豎立爬附在壩體中下部的、蔚為壯觀的“綠色蜈蚣”陣。
記者走上補縫槽幾層，只見大壩壁上從上到下有條條裂痕，縫寬可以插入成年人手掌。經詢問施工工人，這些都是發現後正待處理的裂縫，他們沿裂縫口用手提切割機將縫表層防水水泥層刮開數十公分，再把縫口切開一些，方便施工。
在“綠色蜈蚣”的頂端，是巨大的中層泄洪孔，這裏搭建了腳手架平臺走道，這正處於大壩的中間部位，可以看到大壩從頂端沿壩體向下鑿的條條補縫。 一名施工員告訴記者，原因是“原來（澆築）工段與工段間的隔板材料出了點問題，可能下面的基礎還出了點問題……”
三峽工程施工九年以來，施工些缺陷、事故從未斷過，有些事故還是相當大的。如導流底孔表面不平整、下面那個架空，都處理了一年多。今年因為要截流了，如果再出現比較大的缺陷，連處理的時間都沒有了。 目前比較集中的問題是我們在現場看到的（大壩）上游面的裂縫，裂縫99年月10月底就發現了，開始發現一條，以後陸陸續續的…… 開始發現時，裂縫只有0.1-0.2毫米，後來發展到最深的裂縫有2米多深，但蓄水以後的高壓水就……
“三峽大壩有沒有傷筋動骨？有沒有推倒重來的可能？” 現在的這些裂縫，經過最近專家的鑒定，如果不處理好呢，有可能發展成為危害性裂縫。
三峽工程十年----十個沒想到
2002年4月16日 星期二【看中國報道】
十年前的今天全國人大通過了在長江上修建三峽大壩的決議，據官方傳媒稱，當消息傳來，庫區人民歡欣鼓舞，燃放鞭炮以示慶祝。十年過去了，庫區人民歡喜(如果他們真的曾經歡喜過的話)的勁頭早已隨長江水東流而去。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現在恐怕說不清是該喜，還是該愁，當奉節水泥廠的老工人在“精彩第一爆”中看到自己修起來的廠房瞬間灰飛煙滅，當“屈原故里”的農婦不得不砍掉即將挂果的柑桔樹，當古鎮大昌的移民揮手告別居住了十幾輩的“溫家大院”而各奔前程……也許他們有很多“沒想到”。不僅這些平頭百姓，就是這工程的決策者，規劃者，鼓吹者，擁護者或不明不白者也有許多個“沒想到”。
沒想到三峽大壩會出現這麽大的裂縫
《南風窗》報導，幾年來，一直流傳有“三峽大壩開裂了”的說法。不久前，北京有傳媒說“大壩開裂了，還能不能蓄水？”更引起了人們對三峽工程的格外關注。記者趙世龍實地採訪發現，大壩壁上從上到下有條條裂痕，縫寬可以插入成年人手掌。一名施工員告訴記者，出現裂縫的原因是，“原來每個(澆築)工段與工段間的隔板材料出了點問題，可能下面的基礎還出了點問題……”開始發現時，裂縫只有0.1∼0.2毫米，後來發展到最深的裂縫有2米多深。
王家柱副總經理比較坦率：“三峽工程施工9年以來，總體上來說大方向是好的，但還是出了一些缺陷、事故，有些事故還是相當大的。如導流底孔表面不平整，下面那個架空，都處理了一年多。當然對整個工程來說，都是局部的少量的，但還是對工程的進度有影響，對今年的影響比較大。由於發現得比較早，處理基本在前年跟去年，今年因爲要截流了，如果再出現那種比較大的缺陷，連處理的時間都沒有了。”
當記者問道：“三峽大壩有沒有傷筋動骨？有沒有推倒重來的可能？”
三峽總公司的另一位負責人彭啓友說：“壩面裂縫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問題是會不會對大壩造成危害。現在發現的這些裂縫，最近經過專家的鑒定，不屬危害性裂縫。但如果不處理好呢，有可能發展成爲危害性裂縫。”
張超然總工程師似乎自我安慰地說，“(裂縫)對水電工程來說，是一種正常現象。”同時也承認，“但是在預測方面，我們沒有想到它的發展速度，想到的不夠。”
好在是一種正常現象，好在還來得及修補。但以後恐怕得多想一想，想得夠一點，花這麽多銀子壘起來的大壩畢竟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老百姓的血汗錢。
沒想到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沒那麽大
《三峽探索》得到的幾份“內部參考文件”表明，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人不僅知道三峽工程所提供的電能可能不夠穩定，也可能相當昂貴，而且已經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並沒有以前宣佈的那麽大。這些“內部參考文件”包括清華大學著名教授，八十年代三峽工程論證中的環保主審人張光鬥2000年4月1日給三峽工程的主要負責人郭樹言的一封信。信中說：“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麽大。這個研究是清華作的，錢副主席知道後，把長江水利委員會找來問，他們也承認了。這也可以解決，無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響幾天航運。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不行的。”
再大再難的事我們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都有辦法，但只是不能向社會公開。
湖北省新任省委書記俞正聲談到，他到湖北在走馬上任時，有人對他說，你現在到湖北去可就好了，三峽大壩也快建起來了，水患問題也快解決了。俞說他不這麽看。三峽工程即使建好了，也還是有水患問題。只是發生的機率和危害少一點，所以湖北上上下下都要高度重視，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就對不起湖北的父老鄉親。
看來俞書記還不那麽喜歡吹牛，算得上個難得的明白人。
再請看新華網消息：近日從有關部門獲悉，到２００３年國家將投資２００億元加固長江中下游重要堤防。據瞭解該投資專案包括湖北石首河灣整治、安徽樅陽江堤、江西贛撫大堤等一系列長江幹堤整治工程。加固工程將於２００３年６月前完工，以確保三峽工程首批機組按計劃投産發電。上游三峽的發電要靠下游固堤來保證?雖然不合乎邏輯，人們還是聽出了畫外音：朱熔基是在按清華水利教授黃萬里先生的遺囑，在做最後補救！這等於在說，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是靠不住的，所以加固下游堤防必不可少。
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不過如此，總讓平頭百姓有些沒想到。
沒想到移民還不得不外遷
在全國人大通過三峽決議的前後，很多人打包票說移民不是難事。李伯甯更是拍胸脯擔保說，只要按他的法子搞“開發性移民”，多種點兒柑桔，所有移民不用外遷也可以過上舒心日子。經官方傳媒一宣傳，真的引來不少參觀取經者，連中央的高官和一些著名專家知名人士也被他哄得一楞一楞的。都以爲這下中國人可以破解“世界難題”了。
殊不知要遷移的人真的太多了一點，三峽這地方雖好看但地面太“不平”也太“瘦”了一點，把所有的移民都“靠”在村後邊山上面還有個水土保持問題，有個環境問題，用時髦說法叫持續發展問題。李伯甯的法子並不是處處靈驗，最後朱總理下決心把十二萬農民移出去。沒想到移民還不得不外遷。
《三峽工程報》報道，湖北巴東的千多號移民本來都“靠”在村後邊山上面了，可惜搬遷安置的“質量不高”，朱總理的指示一來，大夥都要求外遷。移民局覺得上面有精神，下面有熱情，再花錢把大夥又搬了一次。移民爲了生存不怕多折騰一回，幹部考慮到“安定團結”也不惜多花點銀子，只是這移民支出的窟窿越來越大……
沒想到移民經費越來越不夠用
《 21世紀經濟報導》在“三峽工程資金流調查”一文中寫道，三峽總公司爲什麽“突然”採用上市融資的直接融資方式？一個現實考慮就是減債。兩年前陸佑楣在北京新聞發佈會上對中外記者說，預計到2009年工程全部竣工時總投資可控制在1800億元以內。但另有公司財務部的一項測算認爲，因三峽工程施工期長達17年，且其資金來源多元化，計入物價上漲及施工期代替利息的動態總投資難於準確計算，粗略估算約爲2039億元。但陸承認，截至2001年底，三峽工程資金累計到位762億元，其中資本金來源占45.64％，債務性資金來源占54.36％，從總的趨勢看，資本金的比重逐年下降、債務性資金比重逐年上升。
同經國家批准的靜態投資同口徑做比較，到2001年末，水庫移民費用支付超前，至2001年末已超流程安排61.4億元。資金平衡年將比預計的2006年推遲到2009年。國務院三峽建委副主任郭樹言這樣解釋移民投入的急劇上升：“今年移民工作的難點，一是135米水位線下移民任務非常艱巨，部份城鎮和基礎設施進度滯後，必須採取得力措施；二是庫區地質災害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時間緊、任務重，技術要求高；三是部份農村移民後安置質量不高，需要抓緊研究發展經濟的措施。”
郭主任多少比陸經理直爽一些，三點點出了問題的要害。
移民經費越來越不夠用的另一原因是貪污腐敗。在中國，負責工程啦，移民啦，救災啦，扶貧啦，歷來就是肥缺。管三峽的工程和移民，自己不伸手要也有人會送錢上門。正如王渝生在他的報告“故陵黑幕”所披露的，一小小的村官只辦一個假移民就有人大把大把送錢上門。更不用說那些直接掌管移民經費的大小官員。
雖然負責移民是公認的肥缺，但一不小心，肥缺也“傷人”的。重慶豐都縣的國土局長黃發祥因貪污移民經費實在太多已成殺雞嚇猴之“雞”，萬州移民局的一個小出納王素梅因挪用移民公款搓麻將賭博被判終身監禁，不得不在萬州監獄度其餘生。特別是總理朱熔基從李鵬手中接管三峽建委主任後，一再警告大小官員們謹慎行事，三峽移民經費萬萬動不得，稱其爲“碰不得的高壓電線”。
朱總理可能也沒想到貪污腐敗如此嚴重。移民官員也沒想到用那麽多錢移民，移民還是不滿意。
沒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難
3月25日新華社發出一篇報道，“三峽移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隸屬於統計部門的專業調查隊伍重慶市農村調查隊在實施三峽移民工程10周年之際，公佈了一項跟蹤多年的調查結果：此次調查的負責人說，他們對100戶農村移民家庭進行了跟蹤調查，其人均收入達1890元人民幣，比重慶市普通農民人均純收入高近300元人民幣。搬遷後的三峽移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移民家庭收入水平明顯高於當地農民收入。更鼓舞人心的是：移民家庭冰箱、彩電、洗衣機擁有比例是普通農戶的3倍，電話、自行車、摩托車擁有比例是普通農戶的2倍。
筆者對統計部門總有點兒不放心。很多“老外”也開始對中國的統計資料心存疑問。最近《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和《遠東經濟評論》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統計資料有多少可靠性？
我的問題是：雖然是專業調查隊伍，有一個問題至關重要：這100戶農村移民家庭如何選取的？並不是說100戶家庭就沒有代表性，而在於抽樣調查的方法。如果是壩區的宜昌縣朱家灣，我信。那兒的移民早通過“區位優勢”發財致富了。還有那些頭腦靈活有門路有手藝加上又移了一個好位置，做到收入水平明顯高於當地農民也不難。使人糊塗不解的是，既然移民有這許多好處，搬遷後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加上冰箱、彩電、洗衣機，移民們又何苦要“賴”著不願走呢？爲何還要以爆破方式“依法移民”呢？
據《三峽工程報》，在巫山縣南陵鄉活躍著專職的“拆除工作隊”，他們不僅巡迴村社將政策法規宣傳到戶到人，同時對一些抵觸情緒大的“釘子戶”進行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對少數不聽教育，外遷後仍居住原籍的移民戶，實施強制房屋拆除(炸掉)”，據說這一過程雖屬強制但“按法定程式申請”，故稱之爲“依法移民”。“依法移民”發端于巫山縣上游的雲陽縣，那兒的黨政官員爲了加速移民進程，儘快將移民外遷，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措施，並不惜把四位移民代表投入監牢，使當地移民人心惶惶，怨聲載道。
《三峽探索》去年最後一期刊登了一位熱心讀者從四川成都轉來的一封信。該信是重慶市巫山縣一名年近90的老者托他們將此信轉交給有關移民部門的。老人與他的兩百多位鄉親的搬遷已經四年多了，但政府許諾的飲水、用電、土地問題均未獲解決，加上選址不當、幹部貪污、弄虛作假、移民與遷入地的居民的矛盾等等一系列問題，使移民們強烈要求儘快落實政策或乾脆將他們再全體外遷。
中國科學院三峽課題組的研究人員在萬縣五橋區也作了一項跟蹤調查，那兒不僅移民人均土地減少，收入下降，接收了移民的當地居民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他們的研究比較冷靜，語言也實在，沒有用中國人特別熟悉的概括方式和語言推斷說，三峽庫區處處如此。因爲他們畢竟是嚴肅的學者而不是隸屬於統計部門的專業調查隊伍，也不是新華社妙筆生花的記者。
一位中國學者在三峽庫區做調查研究時，一位鄉鎮級的移民幹部對他抱怨說，“別人都以爲做移民工作有權有利，移民官員威風八面。說句大實話，我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們真是兩邊爲難：上面要求我們儘快把移民移走，但移民經費總是到不了位。有時甚至一拖就是一年。我們把移民動員好了，他們把房子也拆掉了，但我們拿不出錢來付給他們。你說這工作怎麽做？再說嘛，你要別人一下子離開生活了幾代人的故土背井離鄉，有的遠遷千里之外，有的一家四分五裂，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溝溝坎坎。你說這工作好做嗎？可上頭總是壓著我們限期完成包乾任務，底下的群衆罵卻我們是黑良心的貪官。我們真象風箱裏頭的老鼠，兩頭受氣！”
難怪負責三峽移民的官員感歎：沒想到移民工作還是很難。
沒想到三峽庫區的污染愈來愈嚴重
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網站消息，日益嚴重的污染正發出警報：治水污染迫在眉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鄒家華報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檢查水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情況。鄒家華指出，檢查發現，長江流域的水污染造成的害日益明顯，長江流域的水環境不容樂觀。2000年與1999年相比，長江劣于三類水標準的長占總評價河長的26％，比1999年上升了5個多百分點，上升態勢明顯，其中，長江沿岸排污口的排汙是成污染帶的根本原因。鄒家華說，由於投入不足等原因，不少城市生活汙水處理設施建設滯後，根本不能適應水污染防治的要求。隨□重慶人口不斷增加，全市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多，去年底達4億多噸，而全市僅有3個處理量較低的汙水處理廠，全市汙水處理率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三峽工程施工高峰期，國家環保總局《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公報．2000》出臺。在這份也是由政府部門發佈的公報裏，道出了一些真情：
“由於人爲活動影響，庫區一些珍稀水禽已成爲短暫停留的旅鳥”；
“庫區農村能源短缺，薪炭林面積和薪柴量持續下降，水土流失嚴重”；
“庫區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增多，經濟損失較大”；
“庫區船舶污染事故和傾倒垃圾行爲時有發生，對江水造成的污染嚴重”；
“庫區污染治理緩慢，特別是城市汙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建設嚴重滯後，幾乎所有污水均直排長江幹流及其主要支流，大部份垃圾向長江傾倒或堆棄在江邊，給大壩蓄水後的庫區水質帶來重大隱患。”
這就難怪張光鬥教授開始著急。在給郭樹言的信中表達了他對三峽環境問題的擔憂。也許是對中國科學院同行的負罪感，這是因爲當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在三峽工程論證中對生態環境方面的影響顧慮重重時，作爲環保主審人的張光鬥竭盡全力地說服了他們。張光鬥教授是在考察了重慶，這個占三峽庫區面積75%及移民總數85%的新設中央直轄市，並與重慶市環保局官員座談後呼籲中央政府爲三峽庫區污染治理撥款3000億人民幣。令張光鬥教授特別沮喪的是，當地環保局官員對庫區環境狀況，污水及治理皆一無所知。而後者則抱怨他們沒有經費開展相應的工作。
原來聽說三峽建壩有利於改善環境，沒想到庫區的污染愈來愈重，治理起來還各有各的難處。
沒想到清庫的工作如此艱巨
“三峽治汙、清庫剛開始並沒有被重視，這從它的經費預算可看出來，只是象徵性地列了一點，”重慶市政協常委雷亨順教授說，“而實際上它和三峽工程、三峽移民一樣重要。三峽水庫淹沒區的垃圾和有害有毒物質數量非常大，不清理乾淨，危害將會非常大，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賭！更不能掉以輕心！”
“這些東西不清走，對三峽庫區的水環境危害太大了，後果令人揪心！”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韋思琪說，“三峽庫區庫底清庫工作的好壞，與水質保護、安全發電和航行以及防止惡性傳染病的蔓延等都密切相關。我國正實施南水北調工程計劃，庫區水質的好壞，不僅影響整個庫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而且將影響中國半壁河山的可持續發展。”
“即使是一般墳墓的清理也是很難的，”重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元官員說，“水庫淹沒區埋葬期１５年內的墳墓，原則上都要清走，由於沒有墳墓檔案，死亡原因不清，也要把棺木和葬的屍體取出，運到庫外燒了，墳土要翻出來曬四次，最後消毒無害才行。”
清庫的另一項工作是滅鼠。“在庫區的城市裏，老鼠很多，特別是在垃圾場，老鼠尤其密集。”重慶大學環境工程設計研究所的王裏奧博士說。“主要是用捕鼠夾和鼠藥滅鼠，”市疾病預防中心的工作人員說，“這些老鼠不消滅掉一定的量，水淹上來後，都往山上跑，密集度一大，容易造成鼠疫，這在國內外都有先例。”
但最近重慶市又發現用鼠藥滅鼠不是個好辦法，因爲毒死在洞裏的老鼠和毒藥在蓄水後都可能污染水體。故通過《重慶晚報》以優厚待遇向全國求聘滅鼠專家。
沒想到小小的耗子也變成了一個大難題。
沒想到文物寶貝越挖越多
正如戴晴前幾天在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演講所指出的，中國前幾代專權者出身軍人，80年代以後的領導人出身工程師。無論哪類人當權，對人類文明遺産的保護都從未放在一個重要位置。文革中的“破四舊”很多人記憶猶新。
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學者們也對三峽地區的文物保護不屑一顧。兩院院士潘家錚、張光鬥均嘲笑把錢花在文物保護的做法。張光鬥教授曾對三建委負責人說：“涪陵的魚石梁(又稱白鶴梁，位於涪陵市的長江邊，因將自唐朝1200年以來的長江枯水位變化及其周期刻於魚形的江邊岩石上而得名，被譽爲世界水文奇迹)保護，根本沒有什麽意義，看又怎麽樣，不看又怎麽樣?對我來說，沒有張飛廟 (位於雲陽舊縣城的長江對岸，爲紀念三國英雄張飛而建)又有多大事呢?”
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隊正在三峽地區作搶救挖掘。沒想到是，三峽地區文物寶貝越挖越多，前天發現了戰國的文物，昨天報道說挖出唐城，今天又發現了宋城，有的寶貝還沒和考古學家見面就被賣到紐約的拍賣行。
根據北京新浪網今年二月的文化專題報道，在三峽考古現場的專家說，明年水庫蓄水前，三峽地區的文物只有百分之十來得及發掘，餘下的百分之九十只有眼睜睜地看著被三峽水庫淹掉。該專題還設計了一個小型問卷問讀者對此事的看法，筆者看了一下當天(2002年2月7日)的投票結果：57%的讀者說不高興見到這麽多文物古迹被永久淹掉。
咱們中國人常以悠久的歷史和燦爛文化而自豪，但真正得到的時候，又毫無愛惜之心。
沒想到地質災害接連不斷
直到２００１年５月，開工八年後，才有消息稱三峽庫區地質災害情況：其中滑坡３４６５個，崩塌和變形體１１９０處。另據新華社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消息，１９８２年以來，在這一地區發生的重大地質災害就有４０多起，目前仍有１５００處崩塌、滑坡體。在這些崩滑體中，有９５７處位於２００３年三峽工程初期蓄水的１３５米水位線以下。據長江水利委員會２００１年７月的一份資料顯示，三峽庫區存在地質災害隱患的地帶有１３０２處，宜昌市轄區內達２０２處，滑坡總面積２３·１平方公里，總體積爲５·１億立方米，需作出處理的有１４１處。可見三峽工程的決策者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情況。
既沒想到也很奇怪，這滑坡，崩塌還有地震好象故意與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和建設者過不去，一會兒武隆雲陽老縣城出現滑坡，一會兒秭歸興山地震，不幾天聽說巴東新城建在了老滑坡體上不得不異地重建，過了幾天雲陽新縣城又出現巨大滑坡體，威脅了上萬人的安全，又過了幾天秭歸出現崩塌，這回可真的砸死了人。
從國家立馬追加４０億撥款整治地質災害來看，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沒想到”問題的嚴重性，欲加以補救。但很顯然與庫區垃圾的清理問題一樣，他們在臨時抱佛腳。在滑坡、崩塌這些世界難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的今天，撥款是不是很有用呢？
沒想到礙航斷航的時間這麽長
據《重慶晚報》報導，重慶航運公司的老總們日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根據三峽工程施工總體安排：從１１月開始到明年６月，長江將第三次被截斷。與江水同時被切斷的，還有長江上的運輸。這次長江截流引起的礙航、斷航時間，不是１９９８年的５２天，不是１９９９年的２０天，也不是前些時李鵬的講話中說的67天，而是要達到270天左右。
據悉，此次長江三峽的斷航、礙航將分爲三個階段：１１月到明年３月，靠臨時船閘通航。由於臨時船閘通過能力有限，目前每天上、下水的２００多艘船舶中，約有１／３無法通過。而從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６月，長江三峽壩區客貨運輸完全中斷，交通部門預測受影響的客、貨運量分別爲１４５萬人次和５３５萬噸。旅客和部份貨物將不得不走“下船－過壩－上船”的路線。
２００３年６月以後，永久性的雙線船開始使用，專家認爲，根據經驗，至少有一年半處於磨合期，這期間通航保證率只有６０％左右。重慶企業損失：１０億元以上？對於長江上從事客貨運輸的長江輪船公司和民生輪船公司等航運企業而言：“將是長江航運最艱難的時期”。
人總有人的局限性，沒想到或是想到的不夠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人們總在爲此付出代價。而付出代價最多的是那些背井離鄉的人們，孤立無援的人們，面對政府的空頭許諾陷於困境的人們。我們擔心不知以後還有多少個沒想到，比如說機組安裝，電力銷售，泥沙淤積，永久船閘，還有升船機如今似乎只字不提了，清庫能否清徹底，蓄水後水質究竟會怎樣，已經搬遷的移民是否穩得住能致富，還剩一多半移民能否移得出……　
NO:1057_6
讀讀樂 　於　2002/09/07 01:23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工程：中國經濟和電力工業的大倒退
帕特瑞夏.亞當（Patricia　Adams）
經濟學家、“國際調查（Probe　International）執行主任
格瑞恩.瑞德（Grainne　Ryder）
水資源專家、“國際調查（Probe　International）政策研究主任

三峽工程有一系列嚴重後果，如近200萬人要被迫遷離故土家園，600公里長的庫區將淹沒十萬公頃寶貴的良田和1，300余處文化古迹，還會導致長江流域難以預料的生態環境破壞。其實，三峽工程的災難性後果還遠不止這些，這一工程將損害中國的電力工業乃至整個經濟。目前，由於技術的快速進步，在世界各國的電力市場上，與更清潔、完善的電站相比，大型水電站已經過時，而且其電價也過於昂貴。中國在改革中下放了能源生産控制權並允許私營機構發展能源生産，這使三峽工程及其他水電站面臨著其他能源電站的競爭；同時，政府在經濟壓力下不得不關閉虧損的國有企業，大大減少了電力需求，使得上述競爭更爲激烈。除非國家強令電力用戶使用三峽電站的電力、或者補貼這些用戶，不然，三峽水電站這一在毛的中央集權時代提出的大型建設專案恐怕會瀕臨破産。三峽工程將可能是中國多年來代價高昂的大壩建設熱中的最後一個、最具災難性的工程。

三峽工程將收不抵支
目前發電行業的技術進步已使三峽工程這樣的超大型電站專案變得象現代“恐龍”。自1994年開工以來，這個工程預計將至少耗資300億美元，平均每千瓦裝機能力投資1，650美元，且需歷時十年才能竣工。由於規模龐大，其技術和施工組織過於複雜、處處有待試驗、且難以估算成本。[1]據一家在中國經營發電廠的美國公司的經理說，三峽工程“就象美國的核子試驗專案一樣，會永遠進行下去，會耗盡這個國家的所有投資，但在三十年內卻發不出任何電來”。他認爲，三峽工程每千瓦裝機能力的最終投資將至少超過2，000美元，因此整個工程將至少耗資360億美元，“這樣昂貴的投資使得其電價根本不具競爭力”。[2]

能源專家們認爲，大型水壩成本大、效益差、投資過高、運行質量差。[3]1998年，華盛頓的能源政策研究機構（BatelleMemorial研究所）、中國的北京節能中心及能源研究所的合作研究表明，若不考慮輸、配電成本的話，中國的水力發電成本約爲每千瓦時6到7美分，比天然氣發電（4美分）、新型燃煤發電廠（4至5美分）都高，僅與核電的成本（至少7美分）相當。[4]實際上三峽電站的發電成本將高達每千瓦時8.4美分[5]，這還不是其最終成本，因爲輸電和配電成本還未包括在內。其成本之所以如此高昂，一是工程的龐大規模實屬罕見；二是中國現有的輸電系統落後過時、又不可靠；三是因爲四川和湖北省的地方輸電網與全國性電網隔絕，中央政府必須在今後三年內再投資300億美元才能把這些地方性電網與全國電網系統連通。[6].若算上這些投資，三峽電站的電力成本將大大超出每千瓦時8.4美分。

即使其輸電網達到了目前的工藝水平，三峽電站的發電量也可能是不穩定的。首先，水庫管理人員爲了發電而調控水庫水位時會面臨非常困難的任務，因爲要維持長江的正常通航，就需要在庫區內保持高水位；而爲了蓄洪的需要，又必須把庫區水位降低以便準備接納汛期的洪水。[7]他們可能面臨政治壓力，要求他們提前收回發電成本、還要降低庫區水位以便蓄洪。其次，水庫中將淤滿沈積物和礫石，其發電和蓄洪能力將因此下降。三峽大壩下游的葛洲壩水庫，就是因爲庫區裏沈積物和礫石日益增多，建壩七年後庫容量就僅剩下一半了。[8]最後，電站建成後，長江水量的季節性和年度性變化、電站運轉中的難度、以及爲了維修而停運等因素，都會使電站的發電量大幅度波動，從而影響電站的收益，也使其電力用戶面臨電力不足甚至停電之類問題。

三峽電站的電力沒有市場
其實，三峽電站開始運營之前就已面臨一個最根本性的問題，即它提供的電力並無買主。1998年，隨著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停産或關閉，電力需求急劇下降，許多電廠都已限産。[9]爲了改革負債累累的國有部門，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已陸續關閉或轉賣了許多虧損的國有企業，《遠東經濟評論》把這一舉動描繪成“自毛澤東五十年代推行工業國有化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轉讓國有工業資産”[10]的私有化浪潮。針對1998年的這一情形，香港的《南華早報》報道說，“在中國大陸正發生的事簡直不可思議：過去幾十年來，能源短缺一直限制著工業的發展，經常斷電給用戶們帶來種種不便；然而現在，這個國家的能源卻越來越過剩了”。[11]

美國的一家諮詢機構“康橋能源研究會（CERA）”的研究報告認爲，中國的能源過剩不僅源於經濟結構調整，還因爲中國的電力部門過度膨脹。[12]在九十年代，中國曾以每年新增一千萬千瓦的驚人速度增加其發電能力，而同時從1995年開始對電力的需求就在不斷下降[13].CERA的這份報告還指出，當新的發電廠投産後，本應關閉那衆多小規模、低效率的發電廠，而中國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因爲“地方政府不願意關閉那些它們投資所建的發電廠、更不願意負責安排這些企業的冗員”。[14]

大多數工業專家都認爲，兩到三年內電力還會過剩，至於以後的情勢就取決於政府能否有效地改革其負債累累的國有部門了。[15]由於供電能力不斷擴大，而電力需求卻不斷下降，負責爲三峽工程預算提供相當大部分資金的葛洲壩水電站在1998年就面臨售電難的問題，這將使三峽工程的資金更形短拙。[16].與此同時，中國的媒體還報道說，由於電力需求不足、難以出售電力，位於三峽上游長江支流上的全國最大的二灘水電站現在的實際發電量僅及其設計能力的一半，因此，二灘電站1999年將虧損1.2億美元以上[17].擁有三千萬人口的重慶市原是二灘電站預想中的最大用戶，1995年重慶市曾同意購買二灘電站發電量的三分之一，但現在重慶市卻拒絕再購買那麽多電，宣稱只需要二灘電站發電量的14％。[18]其原因是，重慶市的領導們認爲，二灘電站的電價（每千瓦時6美分，還不含輸、配電成本）實在是太高了[19]，重慶市完全可以從當地的水電站和火電廠獲得更便宜的電力。在這個考慮的背後，還有一個因素，即重慶市最近已脫離四川省而成爲直轄市，它現在更關心如何照顧轄區內的本地發電廠，因爲它需要從這些發電廠徵稅以維持財政開支。據《金融時報》報道，二灘電站的一位管理人員說，明年該電站的六個渦輪發電機中的最後兩台安裝完畢後，電站的裝機總容量可達330萬千瓦後，他希望這可使電站的虧損大幅度下降[20].主管三峽工程的官員們他們信心十足地說，一旦輸電系統改造完成後，三峽電站的電力就可全部售出。比如，三峽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袁國林就表示，“我們不擔心三峽電站的電力沒有買主，因爲中國市場潛力大得很”。[21]中國的電力供應的確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約六千萬農村人口至今還沒用上電，全國人均電力消費量也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2]但對三峽電站的真正威脅其實不在於電力市場有無潛力，而是來自新的能提供更廉價電力、更少污染的電廠的挑戰，這樣的挑戰可能根本動搖三峽電站的生存基礎。

三峽電站今後不具競爭力
到三峽電站完工的2009年，中國將出現新型的私營電站，爲用戶提供低價、少污染、更可靠的供電服務。2000年1月1日，中國的電力市場要開放競爭，這有利於新型高效能的組合式迴圈電站的發展，因爲它投資回收快、散熱少、成本低、供電可靠[23].

這種組合式迴圈電站具有許多經濟和環保方面的優勢。[24]它比常規發電站消耗燃料少、熱能及電力轉換率高。常規的發電站（不管是燃煤、燃油、燃氣還是核能）都是使用蒸汽渦輪機，只能把燃料熱能的30％到33％轉換成電能，而其餘的熱能則被當做廢熱排放到大氣中或迴圈冷卻水體中。但新一代的燃氣渦輪機可以把燃料熱能的40％轉換成電能，若與蒸汽渦輪機配套使用（這樣就成爲所謂的組合式迴圈發電設備），那麽，燃氣渦輪機産生的廢熱可用來驅動蒸汽渦輪機，從而産生額外的電能，因此，組合式迴圈發電廠的燃料熱能轉換率可以提高到50％以上。如果從組合式迴圈電站排出的所有餘熱再用於使用蒸汽和熱水的系統（即所謂的餘熱發電過程），這樣的電站的熱能轉換率可達60％至90％。由於它的燃料利用率高，其電力的價格自然就低，所以，世界上許多成本意識強的大型用電廠家都在裝設它們自己的燃氣渦輪機，以便降低電力成本、減少環境污染、又提高效率。[25]

組合式迴圈電站通常以天然氣爲燃料，因爲天然氣比其他液體或固體燃料燃燒得更充分，而且不象煤那樣含有重金屬或含有導致酸雨的硫。實際上，與利用最新的污染控制技術的燃煤電廠相比，天然氣在燃燒時基本上不會釋放二氧化硫或別的什麽物質，比燃煤釋放的一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分別少90％和60％。

組合式迴圈電站的另一個重要優勢是它具有靈活性，可以根據需要隨時開機運轉或關機停運，因此非常適合用來滿足周期性的用電高峰時的電力需求，即使電力市場上的需求不斷波動，這樣的電廠也照樣可以盈利。但三峽電站就無法這樣運行，由於在水庫管理上不得不兼顧發電、防洪和航運三方面的衝突，所以它每年只能有一半時間滿負荷運轉。而組合式迴圈電站就不會面臨這種水電站通常無法避免的發電與其他需要之間的衝突，它的燃氣渦輪機可以獨立運行，也可以蒸汽渦輪機一起運行、以供電或電汽並供。

對那些需要大量電力以及需要大規模供暖、製冷的用戶來說，如煉鋼、造紙、醫藥工業、制糖等企業以及大學、醫院和購物中心等，組合式迴圈電站也是一個十分理想的選擇。因爲，這樣的電站建築在電力用戶所在地，不需要長距離輸電，所以可以降低電價，同時還可以避免從位於人口稀少地區的大型電站向遠距離外的用戶輸電時發生的電能消耗。組合式迴圈電站也可隨時並入已有的電網，從而向某個城鎮、甚至一個具體的單位（如一個工廠、一棟住宅樓、一所醫院）輸電。籌資建設組合式迴圈電站容易得多，因爲從安裝、開始發電、到取得收益只需要九個月至兩年，所以資金回收很快。與此相比，建設一個大型火力電廠需要五到七年，建設一個大型水電站平均需要七到十年，而三峽電站預計要用十七年才能建成。

因爲組合式迴圈電站可以小規模發電（從1千千瓦到5萬千瓦、10萬千瓦或30萬千瓦）而盈利，所以，建造大型電站和配套的遠距離輸電網已不再具有任何技術和經濟上的優勢。如推廣組合式迴圈電站，則發電設備可以分散建造、分散投資，電網的配電損失也可基本避免，每個社區和工廠都可以爲自己發電。採用標準化的小型組合式迴圈電站後，電力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用電需要逐漸增加裝機容量，從而得以避免發電設備空轉所造成的浪費，還可避免修建大型電廠後出現發電能力過剩的風險。[26]

目前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組合式迴圈電站已取代火電和核電廠，可望在新世紀的電站市場上佔據優勢。中國至今尚未建造國產的組合式迴圈電站，但自八十年代以來，由於放鬆了對電力工業的集權管理，已准許各地通過與國外的技術和資金合作引進這一類設備。在過去十來年中，廣東省由於電力需求迅速增長、已讓一些私營發電廠建造了組合式迴圈電站，這些電站在使用管道天然氣之前采用柴油、高爐煤氣等替代性燃料；如給佛山市供電的沙口電力公司使用的就是瑞士的ABB公司安裝的28萬千瓦燃油組合式迴圈電站，爲此專案融資的是一家香港銀行。[27]這家ABB公司還爲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寶鋼提供了使用高爐煤氣的15萬千瓦組合式迴圈電站，使寶鋼獲得了所需的電力和蒸汽。[28]美中兩國的能源專家們估計，到2020年中國三分之一的電站就可用國產的以天然氣爲燃料的燃氣輪機發電，並開發出成本低廉的天然氣資源，屆時這樣的電力價格可望比燃煤發電的價格還低。Batelle研究所的報告認爲，“若中國能在市場化和體制改革中結合應用新的勘探技術，將可迅速增加民用、工業用和發電用天然氣的供應”。[29]一旦中國的天然氣供應量比較充足了，象ABB公司這樣的發電設備公司都期待著爲中國這個新興的組合式迴圈電站市場提供設備。[30]

要降低燃煤污染的溫室效應，三峽電站並非最佳選擇
三峽工程的推動者們聲稱，三峽電站有助於減少燃煤污染。實際上，三峽電站最多可能減少中國燃煤量的3％，因而相應減少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5％。（見表一）。根據美國Batelle研究所、北京節能中心和中國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在中國的電力部門中控制燃煤廢氣排放的溫室效應之最經濟的途徑，就是裝設燃氣的組合式迴圈電站。[31]試想，如果把三峽工程300億美元的投資用於建設燃氣的組合式迴圈電站，由此而減少的燃煤量至少是三峽電站可減少燃煤量的兩倍半，而且還不必花錢移民、保護環境及長距離輸電。[32]

1996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LawrenceBerkeley實驗室和中國國家計委的一項研究認爲，餘熱發電這種利用廢熱發電或供熱的方式值得推薦，這是減少燃煤電站造成的酸雨和環境污染的最經濟的選擇。而舊式的燃煤電站和鍋爐可通過翻新改造用於餘熱發電，這樣只花費新建電站投資的三分之二，因爲可縮短建設工期並節省初期投資。LawrenceBerkeley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們發現，中國的45萬個工業、商業和民用鍋爐每年消耗四億噸煤，是三峽電站全負荷發電後可能替代的燃煤量的八倍。[33]因此，如果僅把四分之一的鍋爐翻新改造用於餘熱發電，那就可以利用同量的燃料、每年增加供電量800到900億千瓦時，這相當於三峽電站的全年發電量，但鍋爐翻新改造只需花費三峽電站投資的一小部分。這些研究人員們還發現，在鋼鐵、化工、造紙、橡膠、紡織、印刷和印染工業，有大量的鍋爐可經改造而用於餘熱發電，如果這些潛力得以利用，每千瓦餘熱發電能力的平均投資低於1，200美元，比三峽電站每千瓦發電能力至少1，650美元的投資額低得多。如果全國上千個城鎮中有一半都能安裝這種小規模的餘熱發電設備，就能産生500到600億千瓦時的電力，那就比三峽電站的設計發電能力還多一半以上，足以滿足這些地區全年的供暖和製冷需要。[34]

目前在中國，人們已普遍瞭解到，翻新改造燃煤的火力電站、工業鍋爐及高爐、以採用餘熱發電具有優越性。LawrenceBerkeley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們注意到，1986年在荊州安裝的餘熱發電站不僅緩和了當地的能源短缺，而且減少了115個燃煤鍋爐，從而將二氧化物和粉塵的排放量分別降低了32％和48％。[35]耗煤量的下降同時也意味著煤炭開採和洗選量的減少，這又可進一步減少了煤炭開採及洗選對土壤的腐蝕和對水的污染。

在北方地區中央政府已陸續建造了約370萬千瓦的餘熱發電站，以提供工業蒸汽和民用供暖。在過去的五年中，大型的華能電力公司已在北方建造了三個大規模的餘熱電站，並且正在北京附近建造一個裝機容量爲30萬千瓦的餘熱電站。目前，在中國的各工業部門中，石油冶煉、大型化工、食品加工、地區供暖等行業已開始採用裝機容量10萬千瓦以上的餘熱電站，制糖及工業小區則採用中等規模的從2.5萬千瓦到10萬千瓦的餘熱電站，而在化工、紡織和造紙工業工業裏使用的是2.5萬千瓦以下的小型餘熱電站。[36]

中國電力工業的現代化
根據LawrenceBerkeley實驗室的研究，私人投資者們一向不願意在中國投資建設餘熱電站，因爲，中國目前受政府控制的電力和供熱價格過低、無法補償生産成本，私營電站會與壟斷的國有公用事業發生衝突，而且，向電力生産者征收的並網費、應急設施費、以及三峽電站建設稅也相當高。因此，這項研究認爲，中國需要制定新的能源政策，以便獨立於國有公用事業的電力供應者能按公平的價格收費。[37]

Batelle研究所1998年的一項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結論。在興建燃氣的組合式迴圈電站方面，中國也存在著不利於私人投資者的一系列障礙，如人爲地把天然氣價格壓得很低、防礙了進一步勘探天然氣以及發展天然氣供應設施；在開放租賃潛在的天然氣蘊藏區時偏向國有企業，已開採天然氣的分配不適當地照顧特定的工業部門等。Batelle研究所認爲，“市場化改革最有利於調整能源政策”，他們的建議是，中國政府“可以利用目前改革官僚機構的有利時機，建立一個更合理的以市場機制爲基礎的管理體制。在許多國家，能源生産部門內的競爭已越來越普遍，因爲競爭能降低價格並有效地配製資源。中國也應考慮在電力部門引進競爭”。[38]

中國已經在不少方面按照這些建議迅速開始了電力工業的現代化努力。在1998年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國家電力公司（原電力工業部）總經理高岩宣佈了政府的計劃，即要從2000年開始在電力工業中引入競爭機制。他說，電力工業令人頭痛的現狀是，“過多地依賴煤炭、能源利用效率過低、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農村地區缺電嚴重”，而利用高效能、低污染的新一代發電技術，是中國電力系統現代化的重要一環。[39]

1998年國家電力公司開始關閉那些效能最低、污染最嚴重的燃煤電廠，並且計劃關閉東部地區過去二十年內建造的所有的小型燃煤電廠，以便爲新型電廠開拓市場。中國的《經濟日報》報道說，去年已關閉的舊式發電設備達300萬千瓦裝機容量，今年至少還要關閉200萬千瓦。國家電力公司還宣佈，今後三年內暫停投資建設新的燃煤電廠。[40]

爲了增加天然氣可供量，中國政府調整了石油和天然氣工業投資政策，以增加投資、使得2010年的天然氣的産量能提高到現在的三倍[41].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已建成天然氣管道，四川省和陝、甘、寧地區也具備了這樣的條件。[42]荷蘭皇家殼牌公司今年宣佈，到2003年該公司將投資30億美元，用於天然氣的開發、供應、鋪設管道和燃氣電站的建設，以供應北京、天津、河北和山東地區。[43]改革中的分權趨勢也有助於使中國儘快轉向利用先進、清潔的能源技術。一些市政府已經通過了地方性法規，禁止在本地使用燃煤設施。北京、上海、蘭州、西安和瀋陽市都制定了計劃，準備逐步淘汰燃煤。[44]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爲世界上十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的蘭州，最近和德國的西門子公司簽約，準備合資改造現有的燃煤電廠，代之以燃氣渦輪機，並新建第二座組合式迴圈電站。今年浙江省杭州市宣佈，準備利用日本國際合作銀行的資金，建造一座10萬千瓦的餘熱發電廠，以便爲該市提供新的中央供熱系統，這個新系統每年可減少燃煤20萬噸，這樣將可減少有害的污染排放、關閉許多熱能效率低的燃煤工業鍋爐，從而有利於改善該市的環境。[45]

中國明年開始實施的新政策將要求城市和省級的電力公司（原電力工業局）在進入國有的輸電網這方面與私營發電廠競爭。[46]仍維持國有制的輸電公司從發電企業那裏選擇購買價格最低廉的電力去銷售給用戶；任何一個電廠的售電量都將不得超過全省供電量的20％，而每個省則至少要有五至六座獨立的電廠；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過渡階段，將允許各省的輸電公司與電廠簽訂五年的合同，以固定的價格購買電廠發電量的80％。但是，從長期來看，將不再簽署省輸電公司與私營電廠之間由政府保障的合同，否則這樣的合同會鼓勵私營電廠過度擴張以及電價居高不下。

爲了促進競爭和降低電的成本，還將向更準確地反映實際成本的定價體系過渡。根據中國新的“電力法”，不久生産者將有權按照“合理成本、合理利潤、稅收和費用”的原則向顧客收費。[47]中國政府還計劃把發電成本以外的輸電成本也計入電價，這樣當地的電廠將比遠距離供電的電廠具有成本優勢。[48]

中國當局辯稱，建三峽大壩是爲了防洪
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三峽電站將很難在中國即將出現的競爭性供電市場上找到用戶。於是，三峽電站的鼓吹者們爲了贏得公衆的支援，應付關於三峽工程作爲一個發電站既不經濟、技術又過時的批評，改而誇大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

據《南華早報》報道，中國的水電部門正“極力以防洪爲理由、試圖建造更多的大壩和水電工程”。[49]事實上，建設三峽大壩的最初構想就是爲了防洪，但經過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高層領導人以及蘇聯專家們的長期討論，中國政府在1958年做出的結論是，僅以防洪爲理由還不足以構成三峽工程動工的依據；於是，三峽工程的計劃者們又重新設定這一專案的目標，變成了兼顧發電、航運和防洪。[50]1954年的長江洪災造成了三萬人喪生、上百萬人無家可歸，於是毛澤東就誓言要加快上馬三峽工程；三峽工程的主要鼓吹者李鵬也和毛澤東那樣，在過去的十年中，每當中國發生洪災，他就會出來反復地爲這一工程說項。[51]三峽發展總公司董事長陸佑楣也使用了類似說法，即1998年的長江洪災“證明瞭三峽工程儘快上馬是正確的”。[52]

但是，海內外的批評都警告說，三峽電站的決策者們一直貶低更爲經濟有效的防洪減災措施，從而大大地誇張了大壩的防洪功能。[53]已退休的前水電部高級工程師陸欽侃認爲，若談到控制三峽下游長江的六條主要支流引起的水患，三峽大壩顯然“毫無功用”；而在三峽上游的長江河道，“因爲三峽水庫的淤積和蓄洪的影響，三峽大壩將提高重慶段本來就很高的長江洪水水位，結果，四川的洪災將更爲嚴重”。在防洪問題上，無論是要降低三峽上游地區的洪水水位，還是要減輕三峽下游地區的洪澇災害，都應當更重視如何利用長江中下游的分洪區和湖泊來分洪，而不是依靠三峽水庫蓄洪。[54]其實，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們都不贊成中國政府那種倚重大壩來防洪的策略，因爲他們確信這樣的策略並不能真正地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因爲，引起長江洪災的根本原因是，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的下降，以及長江中下游傳統的分洪區內的湖泊面積因河床淤積、土地開墾和盲目發展而減少了1.3萬平方公里。[55]對三峽工程持批評意見的觀點認爲，要讓長江流域的民衆免於水患侵擾，最好的辦法莫過於鞏固和改進堤壩河床、劃定分洪區、將分洪區的經濟發展納入規劃、加強洪水檢測和予警系統等。[56]

三峽電站將陷入“致命的螺旋式下栽”
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三峽電站的發電成本也將是燃氣電站、組合式迴圈電站以及完成更新改造的電站發電成本的兩到三倍。由於困擾三峽電站的技術問題、以及因發電與蓄洪、航運的衝突引起的水庫運轉困難，將影響其發電能力；進而使用電大戶離開這個國有的供電系統，而另行尋找廉價的、獨立的供電來源或乾脆自行發電；這又會迫使三峽電站把其昂貴而又日益上漲的成本分攤到剩下的用戶頭上，所以，三峽電站的發電成本很可能比以上所說的還要貴。由於便宜的發電技術日益完備，三峽電站遇到的這種被稱爲“致命的螺旋式下栽”的現象，其實在世界各地也使許多電力公司面臨破産的威脅。[57]那些已建成了不經濟的核電站和大型水電站的電力公司，現在都面臨著巨大的“擱置成本”，這樣的成本指的是，當消費者們選擇了更廉價的電力時，那些高昂的、尚未收回的核電站和大型水電站建設成本將再也無法從用戶那裏得到補償了。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核電站和大型水電站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是，一旦供電市場開放競爭了，如何消化這些“擱置成本”。專家們估計，僅僅在美國，電力工業的此類“擱置成本”即高達2，000億美元，在向市場定價和競爭過渡的過程中，許多還維持著昂貴的發電設施的電力公司將面臨破産。[58]

三峽工程的官員們至今未說明，將來三峽電站的電價到底會多高；他們也沒說明，三峽工程的防洪和航運收益到底有多少。同時，究竟政府將如何攤派修建配送二灘和三峽電站電力的龐大網路的費用，迄今仍一無所知。國家能源委員會以前說，新的輸變電系統的建設成本將不影響電價，但據《中國日報》報道，輸電系統建設成本的日益上漲“已成爲對政府的一個難以應付的挑戰”。[59]

如果三峽建設總公司試圖把三峽工程的全部成本都攤到用戶頭上，那麽，三峽電站就不可避免地因“致命的螺旋式下栽”而破産。若要避免這樣的結局，中央政府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通過禁止競爭，強迫用戶購買三峽電站的電力，從而把三峽工程過高的成本強行轉嫁給用戶。另一種是，政府必須用各種辦法補貼三峽電站的電價，比如，把建設三峽工程所欠的鉅額債務勾消一部分，改爲由別的國家機構或政府銀行來承擔。[60]例如，《遠東經濟評論》報道說，中國政府已經設立了專門的資産管理公司，以便消化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其中包括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這兩大銀行都是三峽工程的主要借貸者。[61]如此行事，中國的納稅人最終仍然要爲政府的投資決策錯誤付出代價。

無論由誰來承擔三峽工程的鉅額開支，是電力用戶還是納稅人，中國的經濟都將因建造這個大壩的錯誤而承受嚴重損失。經濟學家和工程師們都一致認爲，三峽工程是可以被終止的，而且也應該被終止。中國政府應當負責減少三峽工程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損失，該斷當斷，此其時也。
[1]到1998年，中國政府已短缺30億美元的三峽專案二期工程資金，據新華社報道，彌補這一資金缺口的主要辦法將是提高電價。據合衆國際社1999年8月17日報道，三峽工程通過發行H股籌集到了35億元資金以補缺口。由於政府運用財政預算內外的各種手段爲三峽工程準備資金，如免除葛州壩電站財政上交任務、把它的收入直接轉給三峽工程使用，爲三峽工程對用電戶額外徵稅，提供政府出口信貸爲三峽工程進口設備（如從加拿大和瑞士進口渦輪機組、從德國進口輸電設備）等，中國的電力用戶和納稅人現在正在爲三峽工程支付建設費用。中國發展銀行每年還爲三峽工程提供2億元貸款，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也各自爲三峽工程提供4.82億元貸款（見《南華早報》，“三峽工程增加投資”，1999年7月27日；《中國日報》，“ICBC幫助三峽地區”，1999年6月29日。

[2]Chad　Rade　man，Three　Gorges　Befuddles　Financiers，Institutional　Investor，June1995.
[3]Guo　Yuan　and　Jeff　Loganetal.，Chinas　Electric　Power　Options：An　Analysis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sts（Washington，D.C.：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June1998），p.vi；Patrick　Mc　Cully，Silenced　Rivers：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s，1996），p.220；Amy　Koch，Playing　the　Electricity　Market，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December1996.
[4]參見注[3]Guo　&　Login一文，第82頁。[5]Batelle　Memorial研究所的Jeff　Logan根據以下假設計算了三峽電站的電價：300億美元的投資或每千瓦裝機容量投資1，650美元，建設周期9年，利率12％，發電能力利用率53％，每千瓦時電力的運行和維護成本爲0.5美分。
[6]China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Market，Financial　Times，Asia　Intelligence　Wire，4/23/1999.
[7]Dai　Qing，An　Interview　with　Li　Rui，in　Patricia　Adams　and　John　Thibodeau（eds）Yangtze！Yangtze！（London　and　Toronto：Earth　scan，1993），pp.125-8.
[8]同上，第128頁。
[9]Andrew　Taylor，Power　Producers　Get　Their　Fingers　Burned　as　Asia　Loses　Steam，Financial　Times，10/1/1998；James　Harding，Economic　Slowdown　Takes　Steam　out　of　Chinas　Once-Booming　Power　Industry，Financial　Times，8/4/1998.
[10]Kathy　Wilhelm，Out　of　Busines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18/1998.
[11]Surplus　Sparks　Power　Problem，\Times　Ital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8/28/1998.
[12]The　Cam　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CERA）Report，not　publicly　available，was　quoted　by　Harding　in　Economic　slow　down.
[13]Sweet　Power　Play　Turns　Sou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0/18/1999.
[14]參見注[9]Harding一文。
[15]Mark　ONeill，Private　Pow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0/18/1999；Taylor，Power　Producers；Harding，Economic　Slow　down.
[16]Power　Sales　Willbeno　Problem　in　China，China　Business　Information　Network，10/22/1999.
[17]Chinas　Power　Tiger　Bows　to　Market　Law，Xinhua　News　Agency，9/3/1999.
[18]China　Industry：Electricity　With　outa　Market，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6/23/1998.
[19]出處同注[11].
[20]James　Kynge，Power　Project　Problems　at　Ertan　Power　Station　Bode　Ill　for　Giant　Three　Gorges　Scheme，Financial　Times，10/29/1999.
[21]Three　Gorges　Dam　Official　Seesno　Problem　Selling　Power，Xinhua　News　Agency，10/21/1999.
[22]CIGRE：LeadingtheWaytotheFuture，Transmission&DistributionWorld;，November1998；ThreeGorgesDamOfficialSeesnoProblemSellingPower.
[23]ChinaPowerGenerationInvestmentandFinancingMarket，FinancialTimes，AsiaIntelligenceWire，3/15/1999.這一新的規定將從上海市及東部沿海的山東、浙江開始實行，四月接著在北方省份黑龍江、吉林、遼寧實行。見ChinaPowerSectortoAllowCompetition，Jan1，ChinaOnline，10/25/1999；ChinatoRestructurePowerIndustry，Agence-FrancePresse，10/24/1999.
[24]ChristopherFlavinandNicholasLenssen，PowerSurge：GuidetotheComingEnergyRevolution（NewYorkandLondon：W.W.Norton&Company;，1994），pp.99-101.
[25]GeneralElectric，aLeadingManufacturerofCombinedCyclePlants，HasInstalled35，000MWWorldwide.關於組合式迴圈電站的介紹請看網址http://www.ge.com/powergeneration.
[26]ThomasR.Casten，ElectricityGeneration：SmallerisBetter，TheElectricityJournal，December1995，andGlobalWarmingSolutionsareCloseatHand，KnightRidderTribune，1/27/1999.
[27]Foshan：AFastTrackCombinedCycleforGuandong，TurbomachineryInternational，March-April1995.[28]KAReferences：CombinedCyclePlants，ABBPowerGeneration，Switzerland，March1998.
[29]BatelleReport：ChinaNeedsMoreEnergyTechnology，BatelleMemorialInstitute，PressRelease，1998.
[30]ConversationwithMartinHajnoczky，SeniorAreaManager，GTandCCPowerPlants，ABBPowerGeneration，Switzerland，6/4/1998.
[31]出處參見注[3]Guo&Login;一文，第83頁。
[32]FuqiangYang，D.Xin，M.D.Levine，andJ.Naeb，Co-generationDevelopmentandMarketPotentialinChina（LawrenceBerkeleyLaboratory，UniversityofCalifornia，andEnergyResearchInstitute，StatePlanningCommissionofChina，May1996），p.55.
[33]同上，第54、55頁。
[34]同上，第54頁。
[35]同上，第48頁。
[36]同上，第14頁。
[37]同上，第5、53、56頁。
[38]參見注[3]Guo&Login;一文。[39]參見注[22]CIGRE：LeadingtheWaytotheFuture一文。
[40]ChinaOnline的報道；以及PowerSectorCompetition，XinhuaNewsAgency，10/25/1999；China：ReformSetforPowerGenerators，Distributors，ChinaDaily，10/24/1999；EconomicDaily（JingjiRibao），1/25/1999.
[41]ChinatoBuildFirstUndergroundGasStorageFacility，XinhuaNewsAgency，10/29/1999；ChinaPlansMassiveGasProductionNextCentury，XinhuaNewsAgency，10/25/1999；ChinatoBoostDevelopmentofNaturalGas，XinhuaNewsAgency，10/20/1999.
[42]ChinasOilSectorSurgesAhead，XinhuaNewsAgency，9/10/1999.
[43]ShellInvests$3BforGasDevelopmentinChina，XinhuaNewsAgency，9/30/1999.
[44]SethDunn，GriponPower，Worldwatch，September/October1999；ChinatoSpeedupDevelopmentofGasIndustry，XinhuaNewsAgency，9/27/1999.
[45]SiemenstoBuildGas-FiredPowerPlantsinGansu，XinhuaNewsAgency，June9，1999；JapanBankFundsCHPPlantinHangzhou，ChinaDaily，10/20/1999.
[46]參見注[23]ChinaOnline、以及注[40]新華社和《中國日報》的報道。
[47]FinancialTimes，AsiaIntelligenceWire，3/15/1999.
[48]LandmarkPowerLineLoan，PowerinAsia，4/6/1998.
[49]出處同注[11].
[50]MargaretBarberandGrnneRyder，DammingtheThreeGorges：1920-1993，inMargaretBarberandGrnneRyder（eds），DammingtheThreeGorges：WhatDamBuildersDontWantYouToKnow（LondonandToronto：Earthscan，1993），pp.3、4.
[51]ThreeGorgesFounderSaysDamWillPreventFlooding，InternationalWaterPower&DamConstruction;，October1998.
[52]JasperBecker，ADisasterBornofProgress，SouthChinaMorningPost，8/15/1998.
[53]PhilipB.Williams，FloodControlAnalysis，inBarberandRyder（ed.）DammingtheThreeGorges，p.114.
[54]ChenKexiong，InterviewwithLuQinkan，TheLimitedBenefitsofFloodControl，inDai，Yangtze！Yangtze！，pp.182-8.
[55]出處同注[52].
[56]出處同注[53].
[57]出處同注[24]，第260頁。
[58]Koch，PlayingtheElectricityMarket，p.17；TomGroenfeldt，CompetitionSparksConsolidation，Energy&PowerRiskManagement;，June1996，p.25.
[59]PowerGridUnificationWillnotAffectPrices，ChinaDaily，5/23/1999.
[60]加州大學LawrenceBerkeley實驗室的楊富強說，中國財政部用這種方法救助了其他負債累累的國有企業和銀行。政府最近建立了一個新的金融公司，以便消化國有的鞍山鋼鐵公司的債務。
[61]FarEasternEconomicReview，1/28/1999
原載：思想的境界

NO:1057_7
讀讀樂 　於　2002/09/07 01:37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工程--三假工程
作者：王維洛2002年5月18日 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執行主席洽特姆女士指出：三峽工程是政府的決定，如果歷史證明此工程成功，中國政府將因此而流芳千古；若失敗，也將由此而遺臭萬年。……
三峽工程是當今世界上在建的最大工程。一九九二年四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國務院關於興建三峽工程的提案，到二○○三年六月，三峽工程的第一批機組將投産發電，到二○○九年，工程的機組將全部安裝完畢。不少的人現在已經熱血沸騰，在爲明年六月的盛大慶典做準備。這情景不禁讓人想起埃及尼羅河上的阿斯旺大壩的合攏典禮。高朋滿座，參加慶典的有埃及總統納賽爾和蘇聯首腦赫魯雪夫，連蘇丹、伊拉克總統也出席了，尼羅河兩岸人海如潮。在一片歡呼聲中，納賽爾總統指出建設阿斯旺大壩的偉大意義，它將埃及人帶入天堂，當時周圍的群衆歡呼跳躍，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留下了幸福的眼淚。但是阿斯旺大壩的建成，並沒有使埃及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阿斯旺工程所帶來的長期不可逆轉的負效益，遠遠大於它所帶來的短期經濟效益。在決策學的教科書中，都援引阿斯旺大壩作爲複雜系統決策嚴重失誤的實例。
虛假資料必導致決策錯誤
三峽工程的未來，肯定比阿斯旺工程更加悲慘，這是因爲三峽工程在經濟資料上做假，在移民資料上做假，甚至工程資料也做假。資料是決策的基礎，正確的資料不能保證得到正確的決策，而作假的資料，必然導致錯誤的決策。
在國際上，超大型大壩、巨型大壩的名聲並不好，特別是在可行性研究時提出的關於工程經濟效益的報告，和實際相差很遠。這和有意壓低造價、誇大工程效益、有意忽略投資利息的計算等不科學的行爲有關。學術界也對大壩工程的經濟評價方法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指出工程經濟效益評價所使用方法本身也有缺陷。
在中國水庫建造的五十年歷史中，有意壓低工程移民人數和壓低水庫淹沒損失的事，則是屢見不鮮的。實際移民的數位元和工程設計階段估計的數位相差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都屬於中國特有的「正常現象」。比如一九五九年完工的浙江新安江水庫，到九○年代末還要安置幾萬移民。但在工程技術資料上作假，則三峽工程是創歷史的先河。
三峽工程的造價從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五百七十一億元人民幣（包括大壩樞紐、輸電線路、移民三大項），到一九九五年就上升到九百多億元人民幣，而且輸電線路還不計算在內。之後工程造價又上升到二千五百億元人民幣。我們不妨回頭再來看三峽工程論證的最終結論：建（三峽工程）比不建好，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費用）。按這個結論，不建三峽工程的費用將是四千三百億元！這就是在經濟資料上做假。三峽工程論證報告提出工程移民一百一十三萬，三峽地區有足夠的人口環境容量，移民可以當地安置，這就是在移民資料上做假。現在討論三峽工程如何在工程技術資料上作假。
三峽工程的水位線和庫容
正常蓄水位：海拔一七五米（筆者注：所有的水位均指大壩處的水位）
防洪限制水位：海拔一四五米，初期海拔一三五米
總庫容：三九三億立方米
防洪庫容：二二一．五億立方米（海拔一四五米至一七五米）
興利調節庫容：一六五．五億立方米（筆者注：這是重復計算的）
死庫容：一七一．五億立方米
三峽工程的壩頂工程是海拔一八五米。
在一九九二年批准三峽工程時，沒有公佈三峽工程的防洪最高蓄水位元元。在一九九八年長江防洪時，三峽開發公司總經理陸佑楣說三峽工程的防洪最高蓄水位元元爲海拔一八○．四米（筆者注：最高蓄水位還可能再升高）。同樣三峽工程也沒有公佈水位和庫容的關係圖，這是一般水庫大壩工程必須製作的。
三峽移民淹沒水位線
大型水庫大壩工程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移民問題，三峽工程的移民問題更爲嚴重。國際上的水庫大壩工程，移民線按防洪最高蓄水位作爲出發點計算，而三峽工程則是按正常蓄水位海拔一七五米加上二米高的風浪保險即海拔一七七米來繪製移民淹沒線。在規劃過程中，就是按這水位線，在地形圖上沿一七七米的等高線和大壩畫一個封閉圈，就是所謂的移民淹沒區。然後各縣各鎮按這個移民淹沒區去具體統計移民人數，再加上大壩建設期間的人口自然增長，這就得到三峽工程移民一百一十三萬的數位。
爲了提高三峽工程的「透明度」，爲了尊重移民的「人權」，三峽工程在庫區各地繪製了一根海拔一七七米的紅線，安民告示：居住在這條紅線以下的人們，必須爲三峽工程、爲「國家的利益」作出犧牲，在限制的時間內遷家挪墳。住在紅線以上的人們都感到慶倖，因爲他們可以留在未來的「天堂」中，盡情享受三峽工程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紅線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保證，紅線以上的地區，絕對不會被三峽的庫水所淹沒，可以高枕無憂。
這根紅線正好把萬州市一分爲二，所以萬州市是半淹半不淹。
移民新居、新建城鎮、新的高速公路、鐵路、橋梁則在海拔一八二米以上的地區建設。
爲了減少移民人數，三峽庫區各地現都在建設沿江大堤，和水爭地（在峽谷地區建設沿江大堤，很容易發生潰堤或滑坡，在洪水期間就更加危險），典型的工程如涪陵市（距三峽大壩壩址四八三公里〕、開縣等地防護大堤工程等。這些地區居民點的地基標高在海拔一六○米至一七五米，各地政府決定建江堤來保護居民點，江堤頂高爲海拔一八二米。
水庫回水線是水平線抑曲線？
筆者曾指出，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七五米，其回水曲線不可能是水平線，而是曲線，水庫有水力坡度。三峽工程論證卻認爲：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
水庫可以粗分湖泊型水庫和河槽形水庫。湖泊型水庫的面積形狀特徵是水庫寬而短，河槽形水庫的特點是水庫長而窄。三峽水庫長六六○公里，平均寬一．一公里，是世界上長寬比最大的水庫。如果三峽水庫的長度只有二十公里，那麽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所造成的淹沒問題就不會很大，末端只比大壩處高出一．四米，還在二米的風浪線內。但是問題是三峽水庫長六六○公里，按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計算，庫尾的水位將比大壩的水位高出四十六點二米！
蓄水至一三五米時的各地水位
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三峽工程日報發表了記者陳平採訪長江水利委員會庫區處汪小蓮總工程師的報告。這是中國官方機構第一次公開發表關於三峽水庫蓄水後的各地不同的水位。根據汪小蓮總工程師的資料，三峽水庫的回水線是一條曲線！平均水力坡度爲萬分之零點七。如涪陵市的水位爲一六六．二米，比一三五米高出三一．二米。萬分之零點七是個什麽概念？西方國家的工程師喜歡用另一種表述：每一百公里上升七米。也就是說，當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七五米時，庫尾的水位就要達到二二一．二米。可是爲什麽當初那些專家要說，在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時，水庫的水力坡度卻爲零呢？
藍色
根據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的目標是防洪。特別是在一九九八年長江發生洪水時，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們說：「要是有了三峽工程，何愁長江洪水逞兇狂。」三峽工程被譽爲長江防洪的骨幹工程、核心工程，其防洪武器就是三峽水庫中二二一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
水庫的防洪能力取決於防洪庫容的大小，而水庫庫容的大小又取決於水庫蓄水位的高低。五○年代，蘇聯專家提出的蓄水位爲海拔二六五米；長江流域辦公室主任林一山提出蓄水位爲海拔二三五米；周恩來確定的蓄水位爲海拔二百米。長江流域辦公室對三個蓄水位方案（二百米，一九五米和一九○米）做了比較，後兩個方案因防洪效益太差而落選。在一九八六年開始的三峽工程論證中，防洪組的專家提出，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至少要在二五○到三百億立方米。原因很簡單：第一，長江洪水量大，一九六○年的七天洪水量爲四七三．八億立方米；一九七○年的七天洪水量爲五三六．六億立方米。第二，根據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計算，長江中游地區還有五百多億的洪水量沒有得到控制。
但是到一九九二年決定上馬的三峽水庫，防洪庫容只有二二一億立方米。所以要說三峽工程能防洪，這二二一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是最低最低的要求。
其實，在計算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時，只看到了三峽水庫的二二一億立方米，而沒有看到通過大壩建設，長江河槽自然蓄洪能力的損失。在自然狀態下，三峽地區長江河段在洪水期間，水位可上升三十──四十米，由於河段有六百多公里長，所以河槽自然蓄洪能力大，沿江城鎮受洪水威脅小。三峽工程所淨增加的防洪能力，本應該是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減去損失的河槽自然蓄洪能力。三峽工程只計算了增加的，而沒有計算減少的，這顯然是不對的。據筆者的粗略估算，損失的河槽自然蓄洪能力應不少於五十億立方米。
三個資料中必有一個錯誤
如果三峽水庫在一七五米時的水平回水線是對的，在一三五米時的回水曲線也對的，那麽這兩條線之間的庫容，根據筆者的計算，不超過一百五十億立方米！三峽工程論證報告說，在一四五米到一七五米之間的防洪庫容就要二二一．五億立方米。三峽大壩處，在一三五米到一七五米之間的水深四十米，而一四五米到一七五米之間的水深只有三十米，前者的庫容應遠大於後者，而根據公佈的資料和筆者的計算，後者的庫容量卻大於前者。因此在海拔一七五米時的回水線、海拔一三五米時的回水線和二二一．五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這三個資料中，必然有一個資料是錯的！因爲三個資料互相矛盾。
爲敍述簡便，現在把水庫防洪庫容的錯誤稱爲第一類錯誤，把水庫回水線的錯誤稱爲第二類錯誤。
出現第一類錯誤的後果是，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不超過一百五十億立方米，減去河槽自然蓄洪能力的損失，二千五百億人民幣投資三峽工程，增加的防洪能力不超過一百億立方米，根本不能滿足長江中下游防洪的需要！工程的最主要目標不能實現，工程失敗。
出現第二類錯誤的後果，第一是海拔一七七米移民淹沒紅線以上的地區要被水庫回水淹沒。留在原地的三峽居民，也要搬家挪墳。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進行三峽移民試點到二○○一年末，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遷了四十萬居民，而由於第二類錯誤而增加的移民，將超過四十萬。其次是沿江防護堤（如涪陵、開縣等地）無法擋住上升的庫水。第三在海拔一八二米以上地區新建的城鎮、鄉村中的一部分，也要被庫水淹沒，部分高速公路、鐵路、橋梁也要被庫水淹沒。無論出現第一類錯誤或是第二類錯誤，對中國都是十分沈重的災難。
水淹安康縣的災難
這個問題，清華大學水利系黃萬裏教授早就提出過。黃萬裏教授以丹江口水庫造成安康縣城被淹的事實，來解釋問題的嚴重性。
安康縣位於丹江口大壩上游二百公里。丹江口大壩壩頂標高海拔一六二米，水庫正常蓄水位海拔一五七米，安康縣城的建築都在丹江口水庫的淹沒線以上。一九八三年七月底，漢水流域降雨較強，漢水水位漲勢兇猛，「三十一日十八時，洪水開始破城，二十時就很快淹沒了全城。一樓住的人未淹斃者奔向二樓，而三樓，最高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在很短的時間內，安康的水位上漲了一九．四米，高出安康城堤一．五米，高出安康大橋南端橋面約二米。安康的最高水位達二五九．四四米，比丹江口水庫正常蓄水位高出一○二．四四米！此次洪水死亡人數未公佈。黃萬裏教授查詢當地居民，或曰淹死數千人，或曰淹死數萬人。黃萬裏教授指出「對比長江重慶，爲害將數十倍於安康！」
但是在中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沒有報刊雜誌敢登黃萬裏教授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所以知道這個問題的人不多。黃萬裏教授曾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政治局委員們拿出三十分鐘時間來聽他講解，但是黃萬裏教授連一封回信也沒有收到，當然也就沒有這三十分鐘講述這個問題的機會。黃萬裏教授帶著遺憾離開人間。
你們有時間聽真話嗎？
筆者在這裏是重述黃萬裏教授的觀點，筆者沒有黃先生的水平，要講這個問題起碼要九十分鐘。筆者以爲，不妨把問題都公開出來，供大家思考和討論：
江澤民主席，您在大學時曾跟顧毓秀教授學微積分，對數學又特別愛好。您知道水庫的水力坡度是水流速度的函數，當水流速度不爲零時（水流爲三峽工程發電所必需），水力坡度自然也不會爲零。您曾給澳門的學生出過一道三角題。今天這裏也有一道計算題，您一定能給大家一個滿意的回答：當三峽工程動用二二一億立方米防洪庫容蓄洪時，三峽水庫各地具體的水位是多少？
李鵬委員長，您常說：（三峽工程的）「水輪機一轉，黃金萬□」。您也一定能告訴中國老百姓，當三峽地區海拔一七七米以上的地區被淹時，要多少□黃金往這個窟窿裏填。
朱熔基總理，您在今年春節還千里迢迢趕到重慶，趕到涪陵去慰問移民，您一定看到涪陵市新建的沿江大壩，壩頂高程爲海拔一八二米，您也相信當三峽水庫大壩壩址處蓄水至海拔一七五米時，在涪陵的水位絕不會超過海拔一八二米？沿江大壩後面的十幾萬居民不會被水淹？這個問題也同樣適用於萬州、開縣……
李瑞環主席，您曾提出過一個利用「水往低處流」的原理來建設中國供水灌溉網路的建議，那三峽水庫裏的水怎麽不按照「水往低處流」的原理呢？
胡錦濤書記，您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畢業生，毛澤東的詩中說「高峽出平湖」，這詩句也能當作工程論證設計的根據？長江泥沙量大，平均每年的泥沙量爲五．二三億噸（另一說爲七億多噸），河床組成物質粗，兩岸岩壁粗糙，摩擦力大，水流要克服阻力，要攜帶泥沙出庫，沒有較大的水力坡度行嗎？
李嵐清先生，三峽工程的最基本的資料有嚴重錯誤，這樣的工程論證和設計不是給中國的科學技術丟臉？
尉健行先生，中國有假酒、假藥、假文憑……，現在又多了假的工程技術資料，三峽工程豈不成了三假工程？這是否屬於反貪打假的範圍？
溫家寶先生，我在這裏摘錄一段您負責的國家防汛總指揮部關於水庫水位的論述：「河床式水庫，水面傾斜，有一定的水力坡度。」您可以查詢一下，他們爲什麽不和三峽工程統一口徑。作爲國家防汛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您知道，三峽水庫淨增加的防洪庫容只有一百億立方米，對長江防洪的作用有多大？它只相當於二個荊江防洪工程的蓄水量！
水，不爲舜存，不爲紂亡
三峽（SHANXIA）工程在經濟資料上做假，在移民資料上做假，在工程資料上也做假，是個名符其實的三假（SANJIA）工程。
三峽工程工程技術資料的錯，就是筆者現在不說，遲早是要暴露的，最早是二○○三年六月，最晚是二○○九年。在二○○三年的慶典記者招待會上，記者會問，爲什麽蓄水位在海拔一三五米時水庫的水面是斜的，而在海拔一七五米時卻成了平的？中央領導該怎麽回答？要是在這期間出現類似一九九八年的洪水，沙市、武漢、長江中下游的老百姓都期待三峽工程發揮防洪效益，能讓中央領導在此時去告訴大家，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量計算錯了？能讓我們的解放軍戰士再到涪陵、萬州、重慶等地去加高加固沿江大堤，去進行「人在堤在」的拼死搏戰？能讓庫區的人民再像安康人一樣遭受滅頂之災？
中國人的思想可以被統一，人們的思想可以被統一到「三峽工程利大於弊」，「建比不建省大半個工程」的結論上來。但是，水，它不爲舜存，不爲紂亡，它的思想不能被統一。水往低處流！eppur si muove !（伽俐略的話「它還在運動！」）
《動向》
三峽工程早一天停，少一天損失--三峽高壩永不可修——訪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
戴晴
　　黃萬里：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東川沙人，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畢業後曾擔任橋梁工程師，兩年後赴美國進修，曾就讀於的爾大學（獲碩士學位）、愛荷華大學、伊力諾伊大學，是該校獲得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名中國人。曾在北美大陸驅車45000 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並在TVA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國，任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半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師，測量隊長，步行3000公里，查勘閩江、烏江、嘉陵江，直到抗戰勝利。1947年，任甘肅水利局長。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1年，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兩年後，轉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問：衆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門峽工程論證時唯一的一位主張大壩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對者。目前在對三峽工程的論證上，您又是唯一持這一主張的專家。請問您是不是一概反對在大自然賜予我們的河流上建壩？
　　答：不是的。作爲水利工程師，我至今也不否認以適當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災的同時，應充分利用水流喔取航運、發電的潛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眼光和胸襟，設計者本人也應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質、地貌常識。具體到黃河和長江，我堅持認爲，凡在幹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比如三門峽和三峽。
　　問：什麽叫淤積河段？黃河的淤積段不是在下游的沖積平原，也就是俗稱的“黃泛區”嗎？三門峽不能算是淤積河段吧？
　　答：三門峽情況複雜，它從孟津以上，也是沖刷的，只有在三門峽那個地方，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謂“三門”，歷史上有名的秦國和晉國打仗，就是在那個地方，這是黃河中游沖刷段裏邊插進的一個淤積段，是一個極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時候，大家都不去細究，修水利的工程師也不懂這個道理，以爲只要上游水土保持做好，黃河就不會有泥沙沖下來了。論證三門峽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主張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溫工程師主張修小一點的低壩。後來大家堅持，我只好建議壩體下面的施工洞留著不要堵。這是因爲黃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的。留洞排沙的意見本來是全體同意的，但後來還是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把洞堵死了，造成兩年之後上游淤積和後來的改建。
　　問：長江三峽河段的淤積類型與黃河有什麽不同嗎？凡是淤積河段都不能築壩嗎？
　　答：長江流域在重慶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氣候關係，雨量充沛。這些水份在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後，尚有多餘，勢必向地勢低窪處傾瀉，這就是盆地中的千萬條溪流和它們會聚而成的長江上游支流。幾十萬年以來，它們一直在沖刷地層構造質，對底層挖，掏，侵蝕，河道不斷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麗的河饗抗取；成岩石子和風化而成的泥傷嫠擥鞫焫攏𡘾饔虻孛簿齠澻慫⑾呂′
　　的石子和風化泥砂全通過重慶、宜昌落到東部大陸架，沿著斜面鋪下去，滑到幾公里深的海底，後來的泥沙覆在上邊，經過幾十萬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沖積平原，養活了那裏5 億人口。這就是爲什麽四川盆地從來沒有淤過。長江在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慶以上幹流是屬於減坡的河段（degradedreach ），造床質全是礫卵石夾粗沙，大水的時候往下沖，且只有三峽這一條路出去。大壩造起來，一下堵死，石頭是一塊都出不去的。
　　但並不是沖涮段一概不能建壩，如大渡河上的龔嘴水庫就很好。大渡河雖流域小，但水量大。嘴壩修了16年之後，被河水沖下來的石頭淤滿。雖然水庫的防洪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壩，照樣發電。所以，上游山區，河流沒有航道的需要，又不會損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過德國人考慮得更多一點，他們只修小壩，壩下都留一個大洞，將來把石子送出去。這些壩，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發電，可以調節洪水，還可以灌溉。
　　目前的爭論是這些石頭究竟有還是沒有？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動？長辦把可躍可懸的泥沙作爲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動——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所作的動床模型試驗，是沒有意義的。根據水文地理學基本原理（地貌地質形成原理），可以分析出：這一面積上的石頭都要下來，而且數量可觀。這是基本知識，我就是從這裏推斷的。更況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當過兩年測量隊長，親眼見過河中的石頭在動。
　　問：這些隨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礫可以測出麽？其構成和數量隨什麽而變？
　　答：在上游是測得到的。比方說，龔嘴水庫運作16年之後堵起來，就可以算出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沖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經測出來每年200 萬方。各個支流加起來，就是沖到三峽段的總量。原則上，淤積河段不能加，因爲中間會停下來；沖刷河段可以加，可以從上游小流域的實測資料按流域面積比例綜合起來，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輸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約爲1 億噸/ 年。
　　問：那麽多技術人員研究了幾十年，難道一直沒有從水文地貌角度考慮問題？
　　答：這正是我們人類自以爲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後，面對河流山川所經歷的教訓。80多年以前，一位美國工程師說過，築壩這種事，決策人要有兩種本領，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壩條件、水流條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壩修成之後對環境的作用。只有兩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劃對江河大動干戈的工程。基於此，他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報告。這就是爲什麽美國修造TVA的時候，不再倚重只會修壩的工程專家薩凡奇，而啓用了以前曾經在俄亥俄邁阿密河作防洪、灌溉等綜合流域規劃的摩根（AtherE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愛荷華大學的教授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們都是科學家。那時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對水電工程師不滿意，說他們常犯錯誤；而具體作工程的人也對科學家不滿，說他們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那時還沒有一個人兩方面都學。
　　我是1934年到美國的，以一名有了兩年實踐經驗的鐵橋梁工程師的身份，先在的爾大學，後到愛荷華大學和伊力諾伊工程學院，攻讀天文、氣象、地貌，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看清楚該不該建壩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師並不一定要成爲水文地理專家，但有了這個基礎，問題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說，任何工程都有總體的考慮和具體的實施，必須先有前者才能談的上幹下面的。
　　問：但在三峽工程的論證過程中，也啓用了不少具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他們的學養難道對工程的技術關鍵沒有起到作用？
　　答：不應該讓科學家“下放”到技術層面來判斷具體的工程問題，應該讓工程技術人員知道如何使用科學界的研究成果。讓一名水文地貌科學家去決定一個水利工程的壩址，是過於難爲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師懂得必須的水文地貌，不算苛求。科學家應該在自己的範疇裏，按照自己的理論走向，對自然界最根本的問題和運行規律提出見解。至於應用，是工程師領悟了他的理論之後，就具體操作找出辦法。我過去當右派的時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論”，講的就是這二者的關係。毛澤東40年代不是提出“理論聯繫實際”嗎，說光背誦條文沒有用，山溝裏的馬列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50年代，針對一批不學無術者，在這一“教導”之下，把“實際”搬出來爲自己理論上的無知作擋箭牌，我說，“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35年過去了，對長江泥沙的見解和估算，還是這個問題。
　　問：長江三峽段有那麽多峽谷，壩址偏偏選在三鬥坪，不會僅僅爲了將來2 公里長的大壩的雄偉壯觀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從經濟的觀點出發，都希望壩體越短越好，否則爲什麽常在峽谷築壩呢——這叫做充分利用峽谷效用。現在，在三鬥坪築壩，像是把峽谷效用倒著用：壩前只有500 到1000米，壩倒有2000米長，2 公里的壩拖著一條600 公里的長辮子。這種水庫，從來沒有見過。之所以選在這裏，長辦不願明講，其實是出於不得已，因爲三峽段只有三鬥坪江底是火成花崗岩。但他們忘記了，岩基之上還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時候須全部掏掉，憑空增加對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壩，不經濟之極。再加上百萬移民。一個工程，光移民就占總預算的1/3 ，沒聽說過。我算了一下，幾個因素加起來，在這裏建壩發電的成本是同樣功能的電站的7 倍！真可交拿設計第一，不經濟第一。你看烏江電站，窄窄的河道上一個拱壩，洪水從上面泛過去，電廠在壩的肚子裏，三個功能合一。還有北京的官廳水庫，壩體只有100 米寬，上邊一個大肚子。當然這個大肚子現在已經淤掉了一半，防洪效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經效命40年了。
　　問：如果按照現在通過的175 米方案，開始蓄水後多久上游就會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長江和黃河不同。目前黃河的淤頭已經越過長安到了咸陽，只有遇到上游陡處，爬不上去了才會停止。長江的沖刷段是陡的，本來淤積上不去。但是，當水流變緩，卵石停在重慶，就像是在那裏新修了一個壩，淤積於是成爲可能。除非你把重慶段河床放低，讓它象廣闊無際的大海一樣，但這誰能辦到？當然這淤積向上爬爬不遠，爬到平衡坡降與陡坡相交時，就會停止。但已經擡高了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裏泛濫頻繁。應該說損害不了四川1/5 的面積，但就這1/5 ，已經了不得了。
　　最嚴重的問題是，從蓄水開始，不出10年，重慶港就會堵塞。爲了上游航運，只有炸掉大壩。但兩邊高峽，炸掉的東西從哪兒走？只有運到平坦的地方去扔，這花費就太大了。東邊土地淹沒、西邊河川江津破壞、溝通外界的航運交通堵塞，平白受這麽大的損失，四川人不鬧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運動，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損害，才誘發了辛亥革命。
　　問：但目前正在積極推進的三峽工程有可能中止麽？可行性方案作了那麽些年，準備工作也作了不少，這時候停止，是不是意味著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費？
　　答：我的觀點和很多人不一樣，他們有的說早一點、晚一點，或者考慮國家經濟實力，我則認爲凡是淤積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壩；沖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須不是航道、沒有土地淹沒的。長江三峽段，黃金水道，兩邊有50萬畝農田，100 多萬人口，還是淤積河段，在這裏修壩，這個玩笑是開不得的。不幸的是，這番道理，就是在我們學校，向我的學生講，也未必能被接受，因爲已經作了那麽久，又拿了人家的錢，總要想方設法爲自己的工作辯護。三峽工程我以前沒有想過，以爲絕對不會有人蠢到會去修它。到了1986年，開始討論了，我才在《科技導報》上談了我的見解，正式宣佈了絕對不能修的觀點。自那時起，我一直希望公開辯論，把道理講明。孫中山可以倡議，毛澤東可以作詩，我們技術人員是負有責任的，但至今沒有得到過一次機會。
　　三峽工程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工，壩還沒有修，已經動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一些遷移，高處種了一些樹，造了一些橋，沒有什麽害處。就算將來三峽工程不修了，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損失掉。當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損失。
原載：未名空間站
NO:1057_8
yl 　於　2002/09/07 07:20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piling these valuable information.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cientious individuals even in China. The pity is that the number is too tiny and their efforts can not escape the fate of Gau Bui Hoe Chia. It is with a heavy heart that I finished reading the acticles. Poor Chinese people,they have to shoulder the coming calamities the nature has in store for them.

NO:1057_9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3:52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YL不用客氣啦！小弟是要告訴東突和印度要怎麼打才好呀！好像應該是他們向小弟說謝謝吧！)))))

三峽工程的投資和發電效益問題探討---並簡評所謂遺患無窮
一、三峽工程的靜態發電效益和增長潛力
三峽工程多年平均發電量爲847億度，只是一個極其保守的初期運用方式的結果。在上游金沙江大水庫群建成以後，由於防洪和航運任務的部分轉移，三峽電站的發電量會有所增加，考慮梯級水庫的補償效益，三峽水庫的最終年發電量將達到或者超過1000億度。
實際上如果把三峽水庫運用方式作出合理調整，對沒有重大實際意義的過分保險運用方式進行改進，全部機組投産以後年發電量就接近1000億度左右。
如果水庫防洪任務減輕，防洪限制水位每提高5米（約損失1/6的防洪庫容），發電量將會增加38-45億度。如果接受200年一遇概率的水庫超蓄（超蓄到180米）運用方式，就可以在同等防洪保證程度上，提高防洪限制水位7-8米，年增加發電量60-65億度左右。
如果不進行航運調度，則枯水季節每月又可以多發電近4億度，每年可以增加發電量15億度以上。
如果放棄過分穩妥的蓄清排混方式，從九月份開始蓄水（而不是10月開始），在不影響防洪大局的情況下，每年可以在汛期9月份攔截棄水140-150億立方米，多發電30億度以上；由於在九月份開始擡高水位，水庫在高水頭下運行時間延長，每年又可以多發電40餘億度，合計增加發電量80億度左右。而且可以從根本上杜絕水庫在來水偏枯情況下，無法蓄滿的風險，新安江水庫就經常出現這樣無法蓄滿的情況。
實際上，要求水庫在汛期過後的10月份才開始蓄水的蓄清排混方式，並不能在根本上影響水庫的沖淤平衡，也不能減少水庫的淤積，只是推遲水庫達到沖淤平衡的時間，延緩水庫死庫容的淤積過程。而提前到9月份開始蓄水，每年水庫在從6月中旬開始到8月底，在防洪限制水位上（145米）運用兩個半月，有接近2000億立方米流量通過壩址，能夠實現水庫的泥沙沖淤平衡；而且也不會從根本上降低荊江的防洪標準，只是提高了水庫遇到特大秋汛水庫進行超蓄的概率（大約200年一遇或者更低），而不是設計中要求的即使遇到千年一遇的大洪水，水庫也無須超蓄。
另外，目前我國水電站機組年平均利用小時數爲4350小時，長江葛洲壩電廠年利用5800小時以上。巴西伊泰普1997年發電892億度，按標準出力計算則利用小時數超過7000。不是笨牛先生所說的難以超過4000小時。四川和廣西的水電站棄水嚴重，與本地電網的水電比重太高，汛期水電站滿負荷發電時電網難以接納（葛洲壩水電站的大容量徑流發電也一樣給電網調峰帶來困難，不過該站處於華中大電網內棄水少些而已），棄水損失巨大所導致，而配套的外送電網又遲遲沒有建成無法外送。
實際上笨牛先生一直試圖談論自己一無所知的問題，水電站機組出力都有一個變化範圍，以適應水頭的變化。三峽機組最大出力可以達到84萬千瓦，銘牌出力爲70萬千瓦（即標準水頭時發電出力）。無須進行另外的改進和配套。
三峽外送電網建設由國家電網建設公司負責，靜態投資249億元，動態投資591億元。三峽工程論證的透明度比較高，不過沒有人單獨通知到每一個有志於對著三峽發感慨的人而已，筆者也不是業內人士，希望知道的資料，還是可以從公開的專業出版物裏查到。
三峽工程地下機組爲6台，總裝機容量420萬千瓦。目前在三峽工地地下廠房開挖已經開始，開挖的石料將用於澆築大壩，估計最後的機組造價在3000元/千瓦左右。
二、三峽發電的其他動態效益
除了靜態效益以外，三峽是所有大水電站中最接近負荷中心的一個，由於水電站機組運行所具有的特點，水電機組從空轉到帶滿負荷只需要幾分鐘，而火電機組從帶50%負荷到滿負荷需要幾個小時。三峽容量巨大的機組能夠爲大電網提供調峰填穀效益，並發揮對電網的支撐作用，促進電網的平穩運行，改善供電質量。
通過和南水北調工程的聯合運用，三峽工程不僅能夠爲南水北調工程增加可調水量，還能夠取得調峰效益，根據計算結果，能夠提高三峽工程投資效益5個百分點以上。
而三峽外送電網建設規模龐大，不僅能夠促進全國聯網，增加網際支援。而且可以使三峽工程保持1000萬千瓦容量的機組參與電網調峰、調頻、調相，進行負荷跟蹤（爬坡），三峽水庫容量巨大，作爲大電網的備用容量也極爲理想。根據國際研究成果評價，每千瓦水電機組除了直接的調峰效益以外，年動態效益爲85美元/千瓦，以此而論，三峽工程的效益可以額外增加70億元人民幣。
與新建抽水蓄能電站相比，三峽工程加入電網供電並發揮支撐作用，相當於可以減少1000萬千瓦的抽水蓄能電站的建設，節約大量投資（1000萬千瓦約350億元）和耕地。
三峽工程的間接發電效益接近直接效益的60%，即使不考慮三峽工程在防洪、航運和調水方面無可替代的巨大社會經濟效益。
三、關於三峽工程的造價水平
三峽工程總投資1800億元，平均造價1200美元/千瓦（不考慮二期地下機組的造價拉平），1974年開工的巴西伊泰普造價爲1321美元/千瓦，三峽約低10%。這還沒有反映事情的全部差距，伊泰普是空心箱型重力壩（也稱雙支墩重力壩），三峽是實心重力壩，混凝土工程量三峽（2800萬立方米）比伊泰普（1300萬立方米）多出一倍以上，土石方工程量多出兩倍。此外三峽的泄洪建築物按千年一遇設計，萬年一遇較核，也比伊泰普規模大一倍；雙向五級船閘和3000噸升船機也是伊泰普所沒有的。考慮綜合造價（含外送線路工程），伊泰普的造價是1810美元/千瓦，仍然高於三峽工程的造價。和美加等發達國家相比（九十年代初造價爲2200-2600美元/千瓦），三峽工程的造價只相當於他們的一半。
實際上，三峽工程造價構成中，中國市場上的鋼材等材料的價格高出國際市場，其他原材料方面中國市場的價格和運輸成本也並不有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下，生活資料低廉，造價的主要差別來自這裏。由於土地公有，移民問題的解決比較容易，投資也低，而且從總體上能夠比較容易作到不降低移民的原有生活水平，這對環境的保護也是有利的，而這些在土地私有社會裏，是難以作到或者是成本很高的。
和國內的其他水電站相比，三峽的造價是最高的。九十年代末期投産的二灘水電站，造價是6384元/千瓦，三峽是9890元/千瓦，約高出55%。二灘是240米高的薄拱壩，三峽是實心重力壩（是大壩中造價最貴的一種型號）；二灘也沒有三峽那樣巨大的防洪和航運之利。
和火電建設成本相比，1996年華中電網（其造價水平在國內處於中等水平）的6個新建30萬千瓦機組火電廠（國產機組），加權平均投資5070元/千瓦，新建60萬千瓦火電機組（國產機組）投資6122元/千瓦，進口35萬千瓦機組火電廠投資7300元/千瓦，這些造價中均不包括增加長途鐵路運輸能力和採煤能力方面的投資，若考慮綜合造價水平，火電廠投資已經與三峽投資水平極爲接近。在機組運行時間上，火電具有優勢可以達到7000小時/年以上，但是水電廠也具有火電廠所不具備的調峰和動態效益，是一利一弊所以水火需要相濟。而不是笨牛網友所宣稱的可以有許多方法能夠避免三峽的新建。
四、三峽工程和水電開發的長遠利益和戰略意義
三峽工程投資巨大影響深遠，水庫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有正有負，根據評價結果，是正面效益大於負面效果。這還是沒有考慮三峽所帶來的發電諸方面效益，僅僅對新建一個水庫的評價結果。
三峽工程每年發電量，相當於火電廠減少4000萬噸燃煤。考慮到中國煤資源中低硫煤少，對環境的正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平均經濟水平仍然非常落後的情況下，我國南方已經出現四大片連成片的酸雨區，這些對我們而言可不是毫無意義的發展中的代價。
中國人均礦物能源保有量低，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原油儲量占世界總量的2.43%（人均占世界平均的10.71%），天然氣儲量占1.20%（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99%），煤炭儲量占世界總量的10.97%（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5.45%）。如果不充分利用水能資源，我們將打算在什麽樣的水平上保持可持續發展，是少數人超英趕美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若共同富裕成爲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如果不充分利用可再生的清潔能源，我們將打算爲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些什麽遺産，乃至於留下一個還是不是適合居住的國度。
根據目前水規總院發佈的中國大中型水電站規劃圖集，中國大中型水電站共計1360處，總裝機容量40483萬千瓦，加上小水電站7000多萬千瓦，合計達到48000萬千瓦，年發電量超過2萬億度。全部開發利用相當於每年可以節省燃煤8-10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0億噸以上，減少二氧化硫排放近億噸。這對於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意義，對於中華民族維持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上生存和發展，無論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
四十年代美國政府和民間，對興建三峽大壩是非常熱情的，薩凡奇先生曾經親自兩次到實地考察。等到中國具備條件興建三峽工程的時代，美國政府和民間態度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全力反對三峽工程。其實美國1999年底，水電裝機容量達到9115萬千瓦（排世界第一，中國7297萬千瓦），占可開發容量14000萬千瓦的2/3，而且九十年代美國動工興建的水電站還有幾十座。對著這樣的事實，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後代是一些什麽樣的貨色，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雖然中國目前還不夠強大，但是已經不是四十年代那種可憐蟲和跟班角色了，已經讓那些販子後代處處設限設防了，這是中華民族之大幸和中國人民的光榮。至於那些奴隸販子後代喜歡怎麽說，由他們去說好了，中國人知道自己在幹什麽而且也有能力把事情幹好，沒有他們什麽事。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去考慮美國的政治正確性問題，與那些白人民兵保持一致是美國佬的事。
五、三峽工程的人防問題
三峽工程在戰爭中的安全問題，是一個人們常常關注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一個假問題，因爲三峽作爲一個工程，和所有的工程一樣，是不可能在蓄意打擊中萬無一失的。這不能說是什麽遺患無窮。
在實際中，三峽的安全問題也沒有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嚴重。在常規戰爭中，三峽是一個無害的工程。對於美國使用的轟炸中國使館的2000磅炸彈，三峽即使連中100枚，也不會造成潰壩，給下游地區帶來洪水威脅。這就是三峽採用實心重力壩型的效用，三峽工程就地質條件而言，也是可以選用伊泰普那樣的空心箱型重力壩，但是在人防上風險大，相對而言安全性差得多。
如果在核戰爭中遇襲，三峽的安全是無法保證的，而且也不可能真的作到提前放水，在潰壩情況下，下游地區肯定會發生潰堤。三峽水庫全部庫容393億立方米，按平均3米水深將會淹沒13100平方公里土地，是荊州以上地區的局部災害。三峽泄水受到西陵峽石牌（江面寬度只有200-300米）的阻遏，下泄流量估計在150000立方米/秒左右，洪水對宜昌市區的大部分是毀滅性的災難，沖出宜昌流量巨大江堤無法約束必定潰決。估計受影響的人口400-600萬左右。那種說三峽一旦潰壩武漢上海都要受影響的說法，如果不是出於危言聳聽，就一定是從物理學中什麽孤子理論駐波理論中推導出來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第一個核戰爭的高危時期，美蘇規劃的戰爭成效是要求確保相互摧毀，若爆發全面核戰爭，三峽下游地區的民衆在確保相互摧毀的戰爭中，一樣是必死無疑，只是死法不同而已。如果可以挑選，我個人意願倒是寧願被淹死也不願被核彈炸死。而且水淹七軍不見得能夠確保完全摧毀，三峽水庫並不見得是核武的理想放大器。
局部核戰爭在九十年代的世界軍事戰略中逐漸地浮上臺面，俄羅斯宣稱要以核武反制侵略，這個戰略的實質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對美國例外，因爲小小寰球除了美國以外再不會有一個敢於侵略俄羅斯的國家。這個戰略的實施，等同於以全面威懾爲基礎，立足於局部核戰爭以抵消美國的常規軍備優勢；是以冒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爲代價，解決一個永遠也無法拉平的常規軍備差距問題。筆者也是主張等效核威懾戰略的，反對任何常規軍備上的趕超和追趕戰略，對中國而言常規軍備只能是保持必要爲原則，有關這一點參見拙文《從三峽大壩安全看中國必須實施等效核威懾戰略》。
在局部核戰爭中，美國的民兵或者潘興的20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必須直接命中大壩才足以導致潰壩。否則即使是使用1000萬噸當量的氫彈，命中大壩下游4公里外的西陵長江大橋，也不會導致大壩發生大的潰決。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常規武器攻擊導致潰壩），中國應該在準備全面核戰爭的決心下，對美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進行核反擊，以取得等效殺傷的效果。
戰爭的威脅需要而且也只能用戰爭反擊方式加以解決，而不能在膽怯和躲藏中過活，中國産業佈局不合理，企業平均規模很小就是戰爭威脅高危時期的後果，因爲當時中國缺乏有效的反擊手段。今天在具備了相應的反擊手段之後，再執行這樣的策略就不合時宜了，而且那也是對敵人威脅的放任和鼓勵，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而言則是一種犯罪。
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NO:1057_10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3:53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工程的戲法快變完了
鄭義2002年4月20日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德國有位元水利專家王維洛，將近十年前，就出版了一本批評三峽工程的書，書名是《福兮禍兮——長江三峽工程的再評價》。這本專著，可算是對三峽工程最全面最權威的批評了。大陸不能出，只好在臺灣出，自然是影響不大，可惜了。但他多年來陸續發表於海外報刊的文章卻影響很大。他緊盯著三峽工程一舉一動，一次又一次發出警訊。如果我們這個民族還懂得記恩，將來應該授予王維洛先生一個稱號：三峽衛士。幾年前，我去德國時曾向他請教。我還記得他帶我去參觀附近的一座水庫，一級船閘和一台巨大的升船機。就在那個船閘邊上，他向我苦苦證明三峽水庫的水面決不是水平的，而是一個將翹起來淹到重慶的曲面。道理很簡單：沒有水位差，水庫裏的水不會流動。最後，我總算是接受了他的意見，但似是而非的常識卻總使人心存一絲懷疑。
最近幾天，王維洛接連發表了兩篇文章，一論、再論紅線的崩潰，那似是而非的常識被掃除了，現在我開始焦慮我的家鄉重慶的命運。所謂紅線，指的是三峽工程的移民遷移線。三峽大壩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再加上2米的風浪保險，搬遷線的標高就是177米上下，是一條等高線。王維洛爲何說這條紅線將要崩潰呢？因爲他以大量事實證明了一個可怕的結論：三峽水庫的淹沒線不是一條等高線、水平線，而是一條一直翹上了重慶市城區的曲線。
2001年11月30日，長江水利委員會庫區處汪小蓮總工程師公開發表了一個報告，證實三峽水庫蓄水後各處水位不同，越往上游，水位越高。到了水庫末端的涪陵李渡鎮，水位爲海拔169．4米，也就是說，在距三峽大壩將近500公里的地方，水位比大壩處高出了34.4米。這個數位的條件是：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135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有些中國人說的話很難聽懂，得翻譯一下。說蓄水135米的時候，500公里處水位是將近170米；--換句話就是說：三峽水庫正常蓄水175米的時候，距壩址500公里的涪陵一帶水位就可能高達210米了。當然，水位越高，過水截面越大，水位肯定上不到210米，但極可能在200米上下，那麽，再往上游走100多公里的重慶市會怎樣呢？海拔200米是重慶朝天門碼頭最上面一級臺階的標高，這個標高就是重慶的安全線。一旦淹到這個位置，重慶也就算淹得差不多了。汪總工程師的計算還有一個條件，他算得是20年一遇的洪水，如果來的是50年一遇的洪水呢，水位就會再高，重慶可能就要淹光了！在這種情況下，水庫只好不蓄洪，以確保重慶安全。早知道如此，又何苦往長江裏扔那麽多銀子呢？
應當使國人心驚的是，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測算，而是一個經驗的事實。王維洛先生舉出葛洲壩水庫、黃河三門峽水庫、北京官廳水庫、新安江水庫等十餘座水庫的例子，證實水庫水位絕對不是一個水平面，而是一個尾巴翹起來的曲面。
其實，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三峽工程利益集團的利益問題。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泥沙組則認爲三峽水庫的蓄水面是個曲面，而且水力坡度不算小，這是爲了論證泥沙淤積問題可以解決；移民組則認爲三峽水庫的蓄水面是個平面，這是爲了減少帳面上的移民人數；航運報告說三峽庫區水位升高的範圍大約700公里，因爲如果不淹到700公里，三峽工程的目標之一--萬噸船隊直達重慶--就不能實現；在同一個可行性論證報告中，移民淹沒范圍長度爲565．7公里，也是爲了從賬面上減少移民數位；總而言之，一切都以蒙混過關、批准上馬爲准。
現在我們應該想想了：戲法快變完了，我們該拿這些大騙子、大竊賊怎麽辦？
三峽工程情意結
童松興
我們仔細回顧四十多年來的三峽工程論爭史，便會驚訝地發現原來它已形成一個獨特、複雜和多面的政經現象。三峽工程論爭已脫離人的意志、自我演化爲中國的一個腫瘤、一個夢魘或者一個“三峽工程情意結”。
“三峽工程情意結”包含三種意義。一是它充分展現威權和獨裁政治的惡劣後果；二是它仔細而微的暴露了官僚系統如何走向腐敗，以及其腐敗如何扼殺國家和民族的生機；三是它讓人看清楚被統治者如何在高壓權力下掙扎求存和予以抗爭，而他們的矛盾表現和心態亦盡露無遺。

史無前例的三峽工程
在外國，有些專家形容三峽工程是“萬里長城第二”，因爲它將是世界最大的水壩。三峽水電站裝機容量爲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六百七十至八百四十億度之間。世界上現存最大水壩位於巴西與巴拉圭的邊界，裝機容量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千瓦，年發電量七百一十億度。
此外，三峽水壩一身兼防洪、發電和通航三職，給工程的技術性和可行性增加許多無法驗證的變數。如此超龐大體積的多功能水壩，人類水利史上並無先例可援。經濟上，三峽工程所需資金保守估計超過二百億美元，分二十年投入。鑒於中國是窮國，資金短缺，加上中共的財務管理技巧實在無法令人放心，三峽工程便形成重之又重的負擔。
再者，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受到重大質疑。部份科學家擔心在軍事戰略上和防洪技術上，三峽工程可能發揮截然相反的作用，不但不能爲沿江三億居民營造安全的生存環境，反而增加他們的危險，置他們的性命財産於一種更具摧毀性的潛在人爲危機之中。
中共建國初期，革命熱情非但未曾減退，反而更爲澎湃。那個階段的政治口號描述的都是一些碩大無朋的美麗理想，例如人們喜歡談“南水北調”、“全國支援三峽”、“把黃河變成清河”、“全國保鞍鋼”等等。水利部甚至認爲三峽工程可以用三年勘查，四年建成！
革命熱情加上個人崇拜，結果連“聖人出，黃河清”這一類唯心至極的陳腔爛調也被捧出來。七十年代初，葛洲壩在研究和論證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匆匆上馬，而且挑選毛澤東的誕辰日開工。可見這種政治風尚何其幼稚！何其非理性！

主緩上是周恩來的緩兵之計？
然而，在三峽工程上，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態度並非完全明確，而且兩人的言論和言行並不協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三峽工程自五七年算起，六上六落。到了今天，中共中央又表態要上馬，已是第七次要上了。
周恩來對三峽工程頗有保留。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恩來曾帶領一個百人考察團到選址視察。三月下旬，周恩來即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作出報告。該次會議根據周的報告，通過“關於三峽工程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決議，裏面提到：“從國家長遠的經濟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准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據李銳說，這個決議原文是周恩來起草，他本人參與起草，毛澤東作出修改的。
周恩來在七零年十二月的一次葛洲壩工程彙報會上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林一山說：“你說的高壩大庫是我們子孫的事，二十一世紀的事。”這裏說的高壩大庫就是指三峽工程。在另一個場合，周又說：“如果因修大壩影響了長江航運，就要把壩炸掉！”
七零年十二月，周寫信給毛談葛洲壩的事，提到三峽工程：“至於三峽大壩，需視國際形勢和國內防空炸的技術力量的增長，修高壩經驗的積累……考慮何時興建。”七二年十一月，周恩來又說到他的顧慮：“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是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
從周恩來這些說法來看，他好象是贊成“緩上”而不是完全反對上馬。但我們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周恩來提出“緩上”可能是一種針對毛澤東的“緩兵之計”。成都決議規定，從勘測到施工，時間可以長達十五至二十年，這反而爲反建派留下非常充裕的活動空間。

毛澤東的態度曖昧不明
毛澤東對孫中山要在三峽起大壩的主意，似乎頗爲欣賞。五三年，即江淮洪災的前一年，毛澤東已提出要治理三峽的重要性。後來，毛澤東甚至詩興大作，因三峽工程的偉大構想寫出了傳頌一時的詩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主建派自此便時常以這首詞來充令箭，爲自己的主張撐腰。但到了六九年，毛澤東忽然又質疑三峽工程的好處，他形象化地問：“武漢頭上頂盆水，有什麽好處呢？”這一回，輪到反建派感到聲勢頓增。他們也經常引用毛的另一句話，“要研究四川境內長江支流的應用”，以說明長江的策略應是“先支後幹”，三峽工程即使有必要，亦不能馬上上。
李銳在年前接受戴晴訪問，提到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他說當時毛已決定要搞“大躍進”，但在聽取李銳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的反意見後，亦表示贊成李銳的“緩上”意見，並批評了林一山。李銳還說：“可見，只要言之成理，連毛主席在那種時候，也還聽得進從事具體工作的人的意見的。”
兩個月後的成都會談，通過了上文提及的三峽工程的決議。李銳認爲毛澤東同意決議，乃是他相信“像三峽這樣的工程絕不可輕舉妄動。”李銳顯然認爲該決議獲通過，是反建派的一次勝利。不過，在另一方面，主建派卻從他們的角度去解讀該決議，認爲勝利屬於他們。事實上，成都會議後，全國即進入“大躍進”的興奮期，三峽工程的勘查設計工作烈火般展開。當時中央將一萬名科研人員調派武漢，認真地開始三峽工程的研究工作。如果後來“大躍進”不曾變成“大饑荒”，或許三峽工程早已上馬了。

兩派都難脫奴隸心態
在主建派和反建派的文章中，時常看到作者引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來增加自己的權威。有趣的是，同是一個毛澤東，卻被雙方分屍。主建派引用毛“當驚世界殊”的詩句，反建派則愛提毛的“武漢頭上一盆水”的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銳曾經這樣說：“我們過去長期習慣於人治…大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小到葛洲壩的上馬，無不如此。催促上馬的人也就用‘通天’的辦法，取得令箭，唯上而不唯實。”但李銳沒有指出，並非主建派才熱中抄‘通天’的旁門左道，反建派何嘗不好此道？！
隨著毛周在現實政治舞臺的影響力日趨微弱，新一代的當權者紛紛取代毛周成爲辯士的護身符咒。自從趙紫陽上臺以後，反建派的文章便時常援引他的談話。

高壓下論爭無法展開
對三峽工程反對者的迫害，以李銳的例子最叫人震動。在廬山會議上，李銳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因而闖了大禍，被打成一個反黨集團的首腦。反對毛主席、要搞的三峽工程成爲李銳的罪名之一。工作上與他有牽連的中共黨員而又反對上馬的，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銳反黨集團的成員，他們包括八個省的水電規劃設計院院長。原在“長辦”工作而又反對上馬的水利專家紛紛被劃爲右派、反對上馬的中共黨員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從這兩件事看出，三峽問題已被上綱上線。到七九年，李銳才恢復做水電工作。
由於看見反對上馬可以帶來政治迫害，許多人在高壓政治下都顯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表達異議。即使位高權重的李銳也向戴晴說：“如果說我過去曾同意過一五零低壩方案，那也是因爲聽說這一方案當時黨中央常委已經通過，難以再提意見；此外這個方案需要兩級開發…勢必要補充勘測研究並引起新的爭論，延緩開工時日。所以我當時對人說過，我的同意是緩兵之計。”
八八年，政協委員陸欽侃連同五名委員擬了一提案，說“關於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地都見報。”據陸欽侃說，中宣部的答覆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
不但想盡方法不讓反對意見見報，連政協委員在開會時加入三峽工程議題，也受到形形色色的高壓干擾。有時會吹風，希望委員們自我抑制。有時政協討論了三峽工程，但消息卻被封鎖，無法傳到人民中去。政協多次組團到選址勘查，國內報章受到壓力，壓下不發這類敏感新聞。
不敢說，或者覺得講了也沒用，這兩種心態在牽挂最多、比較沒有那麽老（實在不能說年輕）的知識份子身上表現得最明顯。年齡較高的，機會成本已大減，則比較能豁出去。七十多歲的彭德同說：“那時我已經沒有什麽職務，也沒有什麽官可以罷了，便在大會上挑明瞭自己的觀點。”陸欽侃也說：“我已經七十多歲，沒有幾年好活了。”勸他不要輕舉妄動的，竟是他的女兒們。
這便製造了一種有趣的現象：願意出來講幾句真心話的，只有那少數的、花花白髮的老人。這真是中國的悲哀。

想著三峽忘了防洪
三峽工程牽涉大量的技術官僚，單是一個“長辦”便有過萬的人員編制。這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自成一個利益集團，如果能爭取到三峽工程上馬，那不但能滿足他們在科技上的渴求，更直接影響他們切身的利益。如果“三峽省”成立，許多人將得其所哉。
多少年來，水利部和“長辦”是力主上馬的兩個官方部門。而叫人擔心的是，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和可行性研究的撰寫卻交由他們去負責。在國內那種政治至上的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質疑論證工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此外，過份重視三峽工程的唯一結果就是不能從整體再度去看長江的水利問題，甚至對長江沿岸的防洪工作掉以輕心。
幾十年來，“長辦”一心要搞三峽工程，不但忽略了長江全流域的發展潛能，即使最基本的防洪工作也悠然處之。八五年，政協委員到沙市視察水利工作，發現在四條進口挖泥船中，兩條調作他用，餘下兩條則工作緩慢。八零年國家訂下十年的長江水利任務指標，在頭八年的時間，還沒有達到一半。三年前，水利專陳明紹即指出：“長江洪澇表現爲受害面積大，淹沒時間長，出現頻率高。更爲突出的是長江上游支流修建水庫很少，沒有用現代化水利技術對其進行控制，就這一點來說，它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差的一條江。解放後近四十年…國境內從北到南七大河流，都可以防禦幾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長江只能防不到十年一遇的洪水。”
長江水利荒廢的後果有多嚴重？回頭看看去年七八月間的大洪災便略知一二了。三峽工程位於上游的末端，最多也只能惠及整條江的五成半沿江地區（不過，即使現在的水利部長楊振懷都承認三峽工程不能約束中下游的洪水），但有關的官僚就是爲了要等待工程上馬，不惜將長江的全盤水利工作束之於高閣。長江素有黃金水道的美名，有些專家估計，它的通航能力相等於十四條鐵路。長江的水力資源豐富，至今獲開發的不過百分之五，其餘便因爲人爲因素投閒置散。有關
的官僚系統的不負責任和瀆職，其嚴重的程度，實在令人髮指。

三門峽、葛洲壩教訓慘重
全面貶抑中共治理長江的功績是不公正的。事實是，經過四十年的工作，長江的防洪能力已比以前大增。但在同一時期，因三峽工程而影響到長江整體發展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即如果某個水利工程染上政治色彩，它失敗的機會就大增。這幾乎已經是中共發展水利的一個定律。
三門峽便是一個好例子。當時蘇聯專家已經指出黃河含沙量高，起水庫要面臨淤沙的難題。淤沙問題做不好，水庫壽命便不能長久。但當時的中國人患上了左傾幼稚病，大叫“聖人出，黃河清”，或認爲只要調動群衆，黃河水怎會治理不清？從這點看來，三門峽的政治性比三峽工程還要濃厚。
像三峽工程一樣，對三門峽的態度也成爲劃分政治立場的標準。主上馬的便是擁護黨，主下馬的便是反黨的右派。這種唯政治論終於闖出了大禍。三門峽到了今天，其庫容已被泥沙吃掉了接近八成。工程被迫炸毀兩次改建。三十萬移民重置後又被送返，造成很大的困難。經改建後，水位也要降低，裝機容量也由一百二十萬千瓦，減至二十五萬千瓦。
三門峽的教訓不可謂不大，但在文革高潮的時候，錯誤又再被重復，那就是葛洲壩的興建。有些水利專家認爲在三峽工程之前起葛洲壩是本末倒置的行爲。但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都支援建葛洲壩。這有兩個作用，一是要拿來作三峽工程的試點工程，二是要迫使三峽工程上馬。
一九七零年，僅僅憑著原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的幾頁建議書，在沒有概算和工程設計細則的情形下，便拍板上馬。當時，預計工程投資需要十三點五億人民幣。完工之日，帳單一結，竟是四十九億人民幣。雖然預算的增加數額部分是由於在原計劃之上加建了一些工程，但工程草率上馬，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上馬時，誇口三年半發電，五年竣工，結果是十一年發電，十八年竣工。計劃中原要設兩條輸電線，一條到上海，一條到萬縣。去上海的一條五十萬伏輸電線在數年前建成，耗資十一億人民幣，結果卻因爲發電量不足，竟然無電可輸。在這種情形下，到萬縣的電線也不敢動工了。
三門峽和葛洲壩這兩筆糊塗帳應該找誰去算清楚？當我們想到三峽工程比三門峽大十五倍，比葛洲壩大六倍，這些數位怎教人不驚心動魄！

唯大至上，唯新是好
三峽工程爭論超過三十多年，仍懸而未決。反而在晚近十年才提到議程的核能發電竟然可以趕在前頭得到發展，這一再證明中國的能源決策仍深受冒進派的影響。“唯大至上，唯新是好”，這樣的一條發展軌道是非常清楚的。最尖端科技的核能發電搶先出籠，世界上最龐大的三峽工程又要上馬在即，不少專家都主張的“先支後幹”的長江發展方略卻備受排擠。中國選擇的是一條完全本未倒置的發展路線。
獨裁統治與官僚系統是孿生子。獨裁統治帶來官僚系統，官僚系統反過來鞏固了獨裁統治。這兩個元素互爲因果，經過長時期的醞釀，産生了一個“三峽工程情意結”。這個完全政治化了的情意結左右了長江水利的規劃與及整個大陸的能源發展政策，進而間接地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進度。
原載：孤獨書齋

NO:1057_11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3:55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反對派：“花瓶”波瀾
王維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又稱新政協）誕生於１９４９年９月，如果從１９４６年的老政協算起，至今五十五年了。什麽是政協在過去五十多年、特別是最近二十年中最值得書寫的一頁呢？我以爲是政協在長江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來自共產黨和來自民主黨派的代表團結一致，對科學的追求和對民主的追求。原政協副主席周培源曾說過∶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實質上是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

一、四顧三峽
１９８２年鄧小平表態：我贊成低壩方案（指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的表態爲三峽工程上馬開了綠燈。１９８４年國務院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的情況下，就原則批准了長江三峽工程。這種違反科學、不民主的決策，引起了許多政協委員的反對。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政協經濟組連續召開五次座談會討論三峽工程。
１９８５年４月，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１６７位政協委員就對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
１９８５年５月，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組組長孫越崎（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席），已九十二歲高齡，組織並帶領全國政協考察團，第一次考察長江三峽地區，沿途召開了四十多個座談會，歷時三十八天。在考察期間，三峽地區秭歸縣新灘鎮發生巨型滑坡，新灘鎮全鎮被摧毀。滑坡體總量爲３０００萬立方米，進入長江的土方約２００萬立方米，激起湧浪高５４米，波及上下游江段約４２公里。考察結束後，孫越崎等政協委員向中央上書題爲“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報告，列舉了工程的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等七大問題。
１９８５年全國政協大會的提案和第一次三峽考察團的結果是，迫使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在１９９６年組織對長江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儘管國務院當時已經原則批准這個工程，並成立了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由李鵬出任組長，由於政協對三峽工程的態度，迫使中央決策層在三峽工程問題上不得不在形式上搞一個論證程式。
在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的三峽工程論證中，並沒有放棄過去那套“決策在前，論證在後”、打擊壓制不同意見的作法。爲此全國政協於１９８８年９月第二次組織三峽工程考察團，由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任團長，參加考察的有在京政協委員共一百八十二人，規模很大。考察之後，周培源親自上書中共中央，揭露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的不民主作法，陳述三峽工程的弊病，再次建議緩上三峽工程。
１９８９年春，來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政協委員周培源、孫越崎、林華（共產黨員，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喬培新（共產黨員，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王興讓（共產黨員，原商業部副部長〕、彭德（共產黨員，原交通部副部長〕、胥光義（共產黨員，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侯學煜（民主黨派，生態學家）、陸欽侃（無黨派人士，原水利部規劃處處長）、羅西北（民主黨派，水電專家）、陳明紹（民主黨派，土木學家）等，在同一時期內接受記者採訪，陳述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由於他們曾是共產黨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民主黨派的專家，引起很大的反響。這些採訪由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編輯成書，公開發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戴晴被投入秦城監獄，該書被作爲禁書，被採訪的政協委員均受株連。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爲配合三峽工程上馬宣傳，政協副主席王光英應邀帶領政協視察團（共２７人）第三次到三峽地區，之後向黨中央建議，早作宣傳，盡早決策，抓緊上馬（三峽工程）。這次視察團對三峽工程的意見，與前兩次截然相反。
１９９３年，喬培新、王興讓、彭德、胥光義、陸欽侃等委員，因對三峽工程的批判而失去政協委員的資格，而與他們年紀相仿經歷相同的支援三峽工程的委員，卻從政協委員搖身一變爲人大委員。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再次組成考察團，對三峽工程進行了考察。參加這次考察團的是民盟、民建、民革、九三學社和臺盟的負責人，和二十二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儘管此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批准通過了興建三峽工程的提案，但是考察團還是對三峽工程仍然表示極大的疑惑，特別對工程投資、移民、生態環境和文物保護提出了許多問題，最後不得不由李鵬出面，接見代表團，作出一些口頭保證。

二、忠言逆耳
全國政協可謂人才濟濟，聚集著各行各業的專家，他們曾在三峽工程的爭論中發表過許多精闢可貴的意見。從十多年的發展變化來看，他們當年提出的問題，正在不斷地被證實。
陸欽侃總工程師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土木系，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工作，當時就曾陪同美國墾務局工程師薩凡奇考察三峽，１９４６年赴美國留學並參加三峽工程規劃；解放以後，一直從事水利規劃工作，任水利部規劃處處長，並在五十年代三峽工程規劃中，負責長江洪水流量計算。可以說，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比陸欽侃更瞭解長江洪水，更清楚三峽工程是否能防洪。陸欽侃總工程師認爲，只要加高加固長江堤防和建設好分蓄洪區，不建三峽工程也能解決長江防洪問題。１９９９年長江中下的洪水水情與１９９８年相似，但是災情遠遠小於１９９８年洪水，原因之一就是１９９８年洪水後，中央政府採取了“平垸行洪，退耕還湖”的措施，增加了長江堤防加高加固工程的投資。這個事實證明瞭陸欽侃的觀點是正確的。
羅西北教授，是著名的水電專家，曾負責設計黃河劉家峽水電站和龍羊峽水電站。按理說，一個水電專家對三峽工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水電工程，應該持積極支援的態度，但羅西北卻認爲建設三峽工程，把電送到千里之外的華東地區，並非合理的選擇。所謂建設三峽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根源在於傳統的落後的經濟觀點，哪兒缺電往哪兒送，而不考慮其他效益，如要淹沒土地、要移民、要破壞環境、要造成泥沙淤積、要妨害通航。
喬培新原爲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是共產黨內管理投資的能手。三峽工程爲了上馬，故意壓低工程造價至３６０億元，未將利息計算在內。喬培新一針見血地指出，三峽工程投資將需要５千億。１９９２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興建三峽工程方案，總投資５７０億（包括大壩發電設備、輸電線路和移民投資三大項）。
一年之後，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就上升到９００多億（只包括大壩發電設備和移民投資二大項），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２５００多億。到１９９９年全國人大、政協召開大會時，傳出三峽工程總投資達６０００億元的消息（包括大壩發電設備、輸電線路和移民投資三大項，其中各省市“自願捐獻”給三峽移民工程的錢也計算在內），這和喬培新１０年前的估算基本相符。
胥光義原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曾領導研究戰爭中和敵方襲擊下的後勤供給，六十年代初也參與三峽大壩安全問題的討論，對大壩軍事安全特別關心。三峽工程論證的結論是在這樣的假設下得到的：現代戰爭有預兆，三峽工程有足夠的時間放水，減少水庫裏的蓄水。胥光義得知後便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六十年代研究的是突然襲擊”，他的意思很明確：難道現代戰爭的形式按照三峽工程決策者的意志而發生改變了嗎？
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物理學家，與錢學森、錢三強並稱爲中國物理學界的“三錢”。在波斯灣戰爭的陰影中，錢偉長敏銳地看到三峽大壩在未來的戰爭中只會成爲敵方進攻和要挾目標，三峽大壩的安危令人擔憂。錢偉長未請示領導，自作主張，就將文章送報社發表，引起很大的反響。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後到１９９８年夏天，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的唯一直接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後馬上受到四面圍攻。
彭德原爲交通部副部長，最關心三峽工程對長江航運的影響，他還記得當年周恩來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壩影響了長江航運，就要把壩炸掉”。三峽工程自１９９７年底截流以來，連續兩年造成長江航運長時期中斷，來往的乘客在三峽工程壩址處，需要換車換船，來往的貨物，不得不利用機械翻壩，重新裝卸。
茅於軾，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著名橋梁家茅以升的侄子，當時就提出用建設三峽工程的錢，在長江上游搞水土保持，種植樹木，這比１９９８年朱容基提出的在長江上游停止砍伐自然林，種植樹木要早十年。如果當時採納了茅於軾的建議，如今長江上游的生態環境一定會改觀許多，水土流失也不至於這麽嚴重。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也提出用造三峽大壩的錢來發展基礎教育，育人是百年大計。

三、走向科學民主的學習過程
三峽工程的爭論過程，既是許多政協委員爭取科學民主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從“唯上是從”到走向民衆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過程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有深遠的影響。
許多政協委員並不認爲他們只是“花瓶”“擺設”，而把自己的職能，看作是監督政府，至少也要做到如古代皇帝的謀士，肝膽相見，要做到文直諫、武死戰。
他們大多先採取上書中共中央、陳述意見的謹慎之舉。孫越琦說∶“我本著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並回應知情出力爭取作共産党的諍友的號召，以九十五歲老人，一顆赤子之心，坦率直言。”孫越琦不顧九十二歲高齡率隊考察三峽，卻成了一些人熱嘲冷譏熱嘲的物件，稱他爲“垂涕之諫的政界老人”。
在三峽工程論證中，許多政協委員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但是他們的意見，中國的老百姓很少能聽到。例如，周培源孫越琦等三番五次上書，要求緩建三峽工程，試圖改變決策層的觀點。周培源五十年代是三峽工程的最堅決的支持者，並親自參與領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間的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孫越琦原爲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也曾負責過三峽工程規劃，新中國成立後，又擔任過國家財政委員會計劃局的負責工作。八十年代後期，周培源、孫越琦卻成了政協中三峽工程異議分子的領頭人。
在多次上書而毫無結果的情況下，政協委員們紛紛寫文章，希望把自己的觀點，通過新聞媒介，告訴廣大人民群衆。孫越琦說：“提案交上去了，結果呢，沒有下文，真是說了也白說。我很贊同公開報導三峽工程的論證情況，但是不贊成隻報導主張早上三峽工程的一面之詞。對不同意見應平等對待，要在國內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１９８７年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田方和研究員林發棠不顧勸阻，編著了《論三峽工程的巨集觀決策》一書，公開發表，裏面收錄了政協委員孫越崎、林華、王興讓、喬培新、千家駒、雷天覺、徐馳、陸欽侃、侯學煜、羅西北等人的文章，周培源爲此書作序。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次收集了衆多專家意見公開出版的書籍，讓廣大人民群衆瞭解三峽工程，瞭解反對派的理由，利用言論自由，爭取決策民主。不久田方和林發棠再編著一書，名《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
但是一般政協委員的言論自由，也不比老百姓多。例如喬培新應人民日報約稿，將三峽工程的投資問題寫成稿件，但是人民日報突然接到上頭的通知，不予發表。喬培新說∶“我們國家的政治民主是有進步的。但圍繞三峽工程的爭論反映了一種偏向——不夠民主。只允許表示贊同的意見，而給反對意見的申訴設置重重阻礙。決策在表面有民主程序，實則不是那麽一回事。”
陸欽侃也說：“新聞界對討論三峽工程的報導不公正。一方面贊成上馬的消息見諸於各報刊，另一方面我們送報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給人民群衆造成錯覺。１９８８年政協開會，我和五名委員聯名擬了一個提案，說關於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地見報。後來中宣部答復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我不明白，黨的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說，重大事情都要讓人民群衆知道，要增加透明度，象三峽工程這樣動一牽萬的大事，爲什麽不能公開討論，讓人民群衆瞭解並參與判斷呢？”林華說：“看來，科學和民主還有一個過程。要實現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民主的口號，真是難而又難。幾千年的封建，影響太深。”
在民主國家中，議會中爭論的問題，往往是新聞報導的熱點。但在中國，政協的爭論，新聞界常常不予報導。一般老百姓都以爲政協是個養老的悠閒之處，
其實政協委員在爭取科學民主的進程中，要付出許多代價，承受許多壓力。彭德在１９８５年政協大會上，受七十二名代表的委託，批判１９８４年國務院草率決策上馬的嚴重後果，引起大會的一片喝采。又有誰知道，這位原交通部副部長是冒著被開除黨籍的危險，到政協大會上講這一番話的，而且七十二名代表都以黨籍和委員資格爲其擔保。最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得不在１９８６年下達文件，決定開展對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新聞界對彭德大鬧政協和其發言內容卻只字不予報導。在三峽工程決策的大年記中，有１９８４年國務院批准三峽工程上馬，緊接著就是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行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人們搞不清爲什麽國務院已經作出決策，兩年之後又要回過頭搞可行性研究，否定自己在兩年前的決策。這裏就缺少了彭德大鬧政協一幕，缺少衆多政協委員對國務院草率決策的反對。彭德雖然沒有被開除黨籍，但是幾年後被撤消了政協代表的資格。
１９８８年底１９８９年初，三峽工程論證進入結尾階段，工程論證中壓制不同意見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政協委員周培源、孫越崎、林華、王興讓、喬培新、彭德、侯學煜、陸欽侃等人分別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陳述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
如果說收集在田方和林發棠兩書中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上來討論三峽工程，如防洪效益、發電效益、對航運影響，移民問題，生態環境、工程的安全問題，那麽１９８９年的收集在戴晴一書中的文章，則強調民主決策問題。孫越琦等人指出：三峽工程論證組織方式不當，不利於科學民主。由原水電部領導組成的三峽工程領導小組成員十一人，全部爲原水電部正副部長、正副總工程師和長辦、三峽開發總公司的領導人，他們是一貫主戰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同志。在領導小組下屬的十四個專家組，其中十個組的組長是水電系統各部門的負責人，其餘四個組也是有水電系統的同志任副組長。進行具體工作的十四個工作組組長全系水電系統的同志。這種組織方式難免形成一言堂。會上雖然有不少不同意見，但總結時總以絕大多數同意，原則通過論證報告。而且歷次論證會，都是一面倒的三峽工程一切都好，三峽工程不可替代的發言，稍有不同意見，很快就抓住一點進行反駁，民主空氣是很不夠的。王興讓認爲：這麽一件大事，論證了若干年，爭論了若干年，已經不是一個工程技術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中囯共產黨能否充分考慮各種不同意見，進行科學化、民主化決策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工程能否上馬的問題，而是決策要經過什麽程式（是公開的、民主的還是封閉的、主觀的）
的問題。

四、長江三峽反對派策略上的錯誤
全國政協中反對三峽工程的占多數，但是爲了不觸犯龍顔，委員們不是以反對派的面目出現，而是策略地以三峽工程緩建派的身分出現。周培源孫越崎多次上書中央，都是要求中央緩建三峽工程。他們認爲，只要時間拖得越長，三峽工程上馬的希望就越渺茫。
在全國政協中旗幟鮮明地反對建設三峽工程的委員，是侯學煜教授。他認爲，從對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影響來看，三峽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問題，壩高多少的問題，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問題。
三峽工程的最大問題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幾百萬移民的安置問題；其次才是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工程的經濟問題，以及工程資金來源問題。緩上三峽工程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價太高、資金籌集困難、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河流流域的開發次序問題等等，而對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則不可能提出充分的論據。因爲無論早建和緩建三峽大壩，工程將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和移民社會問題，本質上不會有很大的區別。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是策略上的大錯誤。因爲三峽工程的支援派，正是利用了緩建派的弱點，在投資問題上搞手腳，用移花接木的辦法，提出早上要比晚上節省三分之一的投資，早上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要遠遠超過晚上方案；同時支持派詭譎地提出，工程何時上馬這個問題，決策時不作討論，而由國務院視條件是否成熟、國力是否能夠承擔來決定，因此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三峽工程提案，既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而是個沒有上馬時間的決議。但就在批准的第二天，即４月４日，國務院公佈了長江三峽工程移民淹沒區的範圍，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施工隊伍就進入了三峽大壩工地，儘管三峽工程正式開工的日期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以周培源孫越崎爲首的三峽工程的緩建派，由於策略上的錯誤，失去反擊的機會。

五、不合作的態度
１９８９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接受記者採訪並發表了不同意見的政協委員均受到牽連，從那時起，他們就失去了在公開場合評論三峽工程的權利。
１９９３年，許多反對三峽工程的政協委員（主要是來自共產黨的委員）在政協換屆時，失去代表資格，只有來自民主黨派政協委員仍然保留了代表資格。
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間，爲三峽工程的民主決策而作出努力和貢獻的政協委員們，無論是來自共產黨的，還是來自民主黨派的，都被一筆勾銷了。無論是在孫越崎的百年壽辰的賀詞中，還是在周培源、孫越崎的蓋棺定論的悼文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在三峽工程決策上的作用。就是在全國人民政協工作總結中，對政協委員參與三峽工程的工作，也只提到：不少委員提出，三峽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對整個國民經濟影響很大，應在開工前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對移民問題、環境問題、工程安全問題、泥沙問題、防洪問題、航運問題、科學論證和民主決策，則只字不提。
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這些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一直沈默著。
１９９８年長江流域發生嚴重洪水災害，江澤民和中央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認爲１９９８年長江洪水災害是天災。對長江水情最爲瞭解的陸欽侃工程師再也按捺不住了，打破了十年的沈默，接受了南方周末報記者的採訪，針鋒相對地指出，１９９８年長江洪水災害，是天災，更是人禍。１９９８年長江洪水的來水量，並未超過１９５４年，從洪水流量來看，剛超過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尚未達到二十年一遇。
陸欽侃還指出，即使三峽工程建成了，對１９９８年長江洪水也起不了大作用。陸欽侃最瞭解三峽工程的設計，當三峽工程壩址處遇到五年一遇的洪水，入庫洪水量爲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經三峽大壩調節，出庫的水量爲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當遇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入庫洪水量爲７２３００立方米／秒，經三峽大壩調節，出庫的水量仍爲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７日，大壩下游的沙市水位達到海拔４５．２２米，創歷史最高記錄，而當時洪峰最大流量爲５３７００立方米／秒，還小於三峽大壩的設計出庫水流量，三峽如何能起作用？何謂人禍？以李鵬爲總理的中央政府忽略對長江堤防的維修加固，是造成１９９８年長江洪水災害的根本原因。

六、民主監督
全國政協對國家決策提建議、作批評，是一種監督。但是這種監督權力並不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政協和政協委員的，因此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
這種監督，是中囯共產黨賞賜的。１９８２年中囯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胡耀邦在政治報告中提到要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十六字方針，於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寫進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完善中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的文件中。宋朝詩人陸遊曾寫過這樣的詩句：“近聞下詔通言路，已蔔餘年見太平。”可見今日中國的制度，與陸遊的時代相差不多，皇帝下詔讓你說，你就可以說，否則，你就不能說。
政協委員對於這種沒有法律保證的監督權力，當然是不滿意的。１９８９年１月，全國政協通過了一個“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自己賦於權利：
條例第六條規定：政治協商一般應在決策之前進行；
條例第十條規定：政協委員的民主權力應得到保護，在政協的各種會議上，各種意見都可以充分發表；
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及其它形式的協商會議，一般應作新聞報導。
從這些條例規定中可以看到，政協委員把在三峽工程爭論中所學到和爭取得到的東西，嘗試用條例的形式固定下來，而不是依賴皇帝下詔通言路；同時也要看到，政協委員給自己賦權這些作法還是相當幼稚的。
全國政協往往被一些人看做是“政治花瓶”。在三峽工程爭論中，許多政協委員對科學民主的追求，其膽量和學識，令人敬佩。許多全國政協委員因爲對三峽工程的批評而失去了委員的頭銜，但是每年全國政協開會，對三峽工程的批評提案依然不斷。
“六四”後反對派失去發言權的時候，政協委員謝冰心又領頭站了出來，對三峽工程對自然文化遺産的嚴重破壞進行批判。
三峽工程，用中國話來說是一項樹碑立傳的工程，用外國話來說是一項形象的工程，它的立項上馬不是科學民主決策的結果。
三峽大壩，由幾千萬噸鋼筋混凝土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構築物，只是集權和暴力的象徵。
雖然西來的川江水在這裏會作一個短暫的逗留，但是科學民主，就如大江滔滔，豈是大壩能夠擋住？
原載：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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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7 13:5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中國防汛決策體制和水災成因分析
王維洛（中國旅德學者、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工程博士）
1998年中國長江流域的洪水災難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防汛決策機制和防汛管理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然而，當學者專家們把注意力放在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問題上時，防汛決策機制和防汛管理體制問題卻很少引起大家的關注。本文即從這一問題入手，分析防汛決策機制和水災成因的相互關係。

一、中國防汛抗旱指揮系統和水利部的組織結構
一個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的行政組織，是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必要條件。中國的防汛管理體制和防汛決策機制是通過防汛抗旱指揮系統來實現的，雖然這個指揮系統機構龐大，但由於存在著結構及功能上的缺陷，使它不能充分、有效地完成防汛任務。
從1950年以來，負責救災防災的政府機構歷經了多次調整變化。1950年2月27日，政務院成立過「中央救災委員會」，由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任主任，委託內務部辦理該委員會的日常工作；1957年改由政務院副總理鄧子恢任主任，規定該委員會的辦公室設在內務部。1958年，中央政府認爲，「實現了水利化，就消滅了水旱災害、旱澇保收了，再過幾年，中國人就不知道什麽是災荒了」，因此，撤銷了中央救災委員會。此後不久，在大躍進政策造成的三年嚴重災荒時期，又恢復了「中央救災委員會」。1969年，主管救災工作的內務部被撤銷，救災工作由財政部監管代管，這對救災工作的正常進行是相當不利的。1978年，又成立了民政部，再度主管救災工作。
1988年6月2日，國務院的「國發34號文件」決定成立「國家防汛總指揮部」，並確定了該指揮部的人員組成。1992年8月15日，國務院將原來的「國家防汛總指揮部」改名爲「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規定該指揮部負責全國防汛抗旱工作的統一指揮和調度。「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是國務院副總理，副總指揮由水利部部長、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務院副秘書長擔任，並由原水電部長、現任政協副主席的錢正英擔任顧問；指揮部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是水利部副部長，副秘書長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其他成員包括公安部、民政部、財政部、建設部、農業部、鐵道部、交通部、資訊産業部、衛生部的副部長，以及國家氣象局、民航局的副局長，還有國家電力公司的副總經理等。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是國務院下設的一個非常設機構。在沒有嚴重災情的平常年份，該機構的成員一年最多只開兩次會議；在出現嚴重災情的年份，總指揮部的成員則經常碰面開會。實際負責「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日常業務的是該機構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並不是直接隸屬於國務院辦公廳或總理辦公室，而是隸屬於水利部，是水利部下屬的一個機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辦公地點也是在水利部大院內。
中央設立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後，各級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的模式建立了本地的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常由地方政府的首長任總指揮，水利部門（廳局、處、科）的副職首長任副總指揮，常設機構（辦公室）也隸屬水利部門。1987年4月11日的「國務院防汛工作會議紀要」曾規定，「地方的省（區、市）長、地區專員、縣長要在防汛工作中負主要責任」，這意味著在防汛抗旱中行政一把手也負有重責。
水利部爲了工作需要，在重要的河流流域設有負責水政管理的派出機關。例如，1950年2月水利部設立了歸其轄屬的「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委」），負責長江流域和西南諸河流域的水政管理。這個水利部的派出機構收集了流域內的地形、地質、水文、泥沙、社會經濟等資料；規劃和建設了荊江、洪湖、杜家台等分洪區，此後又鼓勵湖北等省在分洪區內安置移民、發展經濟；該委員會負責編制「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報告」；「長委」還積極參與了長江流域的水壩建設工程，在這個流域內共建了四萬餘座水庫大壩，其中較著名的有長江幹流上的葛洲壩水庫大壩和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庫大壩等。但是，這四萬多座水庫大壩中約有三分之一是病庫險壩，許多水庫工程中遺留下來的移民問題至今還未解決。「長江水利委員會」成立以來所主持的最大的兩項工程是，建設三峽大壩和南水北調工程（即調長江水濟黃河以及華北、西北地區）。
爲了協調流域的防汛抗災工作，還成立了流域防汛總指揮部。例如，「長江流域防汛總指揮部」由「長江水利委員會」和各省以及上海、重慶市政府的負責人組成，常設機構設在「長江水利委員會」內。「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制定長江防禦特大洪水的方案，先報水利部，再由水利部報國務院批准實施。現行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是國務院1985年6月25日批准的。
在水利部下屬的機構當中，還有一個與「國家防汛總指揮部辦公室」平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辦公室」，以及一個屬事業單位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這後兩個與三峽工程相關的辦公室都是由水利部部長直接領導的。
從上述組織結構中可以看出，凡是與水利、水政有關的事務實際上都由水利部實行「歸口管理」、「一元化」控制，這種組織結構因此産生了一系列弊端。中央政府向來喜歡「一元化」的領導，排斥決策過程中必要的監督、制衡機制。從水利管理體制和決策機制中的嚴重缺陷就可以看出，「一元化」的領導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

二、水利系統決策機制中的缺陷
國務院給水利部的任務是「根治黃河」、「根治淮河」、「根治海河」、「根治長江」等水患，近五十年來水利部的工作成果究竟如何是可以檢驗的。最近幾年來，中國發生的連年不斷、日益嚴重的水患，不僅證明了防汛抗洪工作成效不彰，而且還暴露出一系列防汛抗洪指揮系統的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上的缺陷。
1.水利決策「一元化」導致論證審查形式化從長江三峽工程的論證、審查過程這個典型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出，水利決策「一元化」的體制是如何讓這個超大性項目的論證審查流於形式、化爲烏有的。1986年6月，國務院要求水電部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同時在國務院成立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以便審查水電部提交的可行性報告。於是，力主建設三峽工程的水利部組織了412名專家來撰寫工程可行性報告，其中約一半人來自水電部機關或水電部下屬的研究院、所或大專院校。在水利決策「一元化」的體制下，提交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是水電部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其組長是水電部長楊振懷，副組長是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負責審查可行性報告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本身是個非常設機構，由國務院副總理擔任主任李鵬、姚依林、鄒家華先後任此職），水電部長楊振懷是審查委員會成員，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的辦公室仍然設在水電部，辦公室主任是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這樣，所謂的國務院對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審查，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水電部自編自審、「假戲真唱」的過程。
2.從一項重大研究成果的鑒定驗收看「上下合作、弄虛做假」三峽工程生態環境課題的研究論證是國家「七五」計劃期間重點科技攻關專案之一（課題號75-16），下面即以參加這一課題研究、成果鑒定和成果驗收三個環節的具體人員組成爲例，來說明這種「自編自審、假戲真唱」的現象。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問題的專家研究組、研究報告鑒定組和研究報告驗收組是由國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組織的。從表面上看，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的生態環境問題確實十分重視，先請專家作了專門研究，又由專家組審查研究報告，最後還要對報告進行驗收。
如此「完備、嚴格」的程式，似乎已經與國際標準「接軌」了；而且，報告鑒定組的鑒定結論認爲，對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問題的專題研究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誰還能懷疑這些支援三峽工程開工的權威性研究結論呢？
然而，如果具體看一下參加課題研究、課題鑒定、研究成果驗收的專家人數，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即這三個專家組總共有33位成員（其中，參加生態環境課題研究的專家有15人、參加生態環境課題驗收的專家有9人、參加生態環境課題研究報告驗收的專家有9人），可是實際上真正參加過研究、鑒定、驗收的人只有20人。20個人怎麽做了33人的工作呢？奧妙就在三個專家組的名單上。這三個名單披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即在這三個負有絕然不同的職責、任務的專家組中，一些專家的名字多次重復出現。例如，課題研究組成員馬世駿同時兼任課題鑒定組組長和研究成果驗收組組長，課題研究組成員孫鴻冰同時兼任課題鑒定組副組長和研究成果驗收組成員，方子雲、席承藩兩位專家既是課題研究組成員、又是課題鑒定組和驗收組成員，而劉建康、劉瑞玉、陳吉余、沈坩清、蔡宏道這五位元專家則既是課題研究組成員、也是課題鑒定組成員。參加課題研究報告鑒定的專家，沒有一個人是未參加過課題研究的局外人，全都是研究報告的作者；而參加課題研究報告驗收的專家中，也有四個人本人就是研究報告的作者。
很明顯，所謂的三峽工程生態環境課題研究結果的鑒定和驗收，根本就談不上客觀、科學、嚴密，參加鑒定和驗收的人員也未保持中立，整個過程只不過是一場演給局外人看的「滑稽戲」。課題研究報告的鑒定人就是研究報告的作者本人，驗收研究報告的人也有近半數是研究報告的作者；而且，負責課題研究的人最後成了領導鑒定報告結果及驗收報告結果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選定這三個專家組成員的政府有關部門實際上是讓同一批專家先寫出研究報告，然後再給自己研究報告寫出鑒定報告，最後再自己驗收自己的研究成果。爲了表明鑒定過程是「嚴肅認真」的，該課題鑒定報告說，「該課題綜合性強，涉及面廣，研究難度大，在國際同類工作中是少見的。該課題以全流域大系統的觀點，正確應用了動態分析和資料模型，在方法上有所創新、提高，在研究過程中，實現了多部門、多學科聯合攻關。綜上所述，該課題總體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人們一旦知道這個鑒定報告的作者就是被鑒定課題成果的作者，就會意識到，原來這個所謂的鑒定報告實際上只不過是用專家的聲名在欺騙世人。
從這樣的假鑒定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的科學技術界裏，知識份子是如何被現行體制抹殺了應有的學術道德和良知，而淪爲政府部門的技術工具的。這種由研究者本人自我標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的「國家級攻關」專案，其課題成果鑒定和驗收程式中反映出非常明顯的制度性弊端。但無論是組織研究的國家科委等政府部門，還是參與這些程式的專家們本人，對此卻熟視無睹，視爲當然。他們甚至不覺得把假鑒定這樣的事實在「科研成果報告集」中公開，會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和專家本人的學術品格。正是這樣一個弄虛做假的課題論證，卻獲得了國家科委的科技獎，而參與這一課題研究的專家們則獲得了國家科委、水利部和能源部頒發的專家榮譽證書。參與弄虛做假的「專家」們如此的「學品」，確實會令誠實的學者汗顔、令外國的專家震驚。在這33名專家中唯一的例外是業已去世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侯學煜教授，當時他不同意研究報告的結論，拒絕在報告上簽字。結果，課題研究成果鑒定、驗收時，這位唯一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學者，卻被排斥在鑒定、驗收程式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研究、鑒定、驗收「三位一體」的體制中，參加研究、鑒定、驗收三個環節工作的專家由主管部門任意選定，與主管部門意向不合的專家被排斥在外，而鑒定、驗收程式中的弄虛做假又堵塞了正常的意見辯論和集思廣益。
結果，工程論證中至關重要、不可缺少的客觀公正性消失了；主管工程設計施工的部門通過操縱論證、鑒定、驗收環節的人事和程式，讓符合自己需要的論證報告輕鬆過關。這樣的體制可能造成嚴重的決策偏誤。
3.水利部門的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由於「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日常業務由水利部領導管理，而事實上又不存在另一個能有效監督水利部施政的機構，因此，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名義作出的許多決策，很可能未必是從防汛抗旱的全局出發選擇的最佳方案，而往往是從水利部的局部、短期的經濟利益出發，是一些對水利部而言的所謂的「最佳方案」。中國的8萬6千座水庫大壩都歸水利部門管理，其中大型水庫大壩則直屬水利部管轄。所以，由於這些水庫的經濟利益與水利部息息相關，水利部會爲了本部門的經濟利益而做出違反防汛抗洪全局利益的決策。
例如，1998年初，華中、華東地區電力需求疲軟，擔負調峰任務的水電站被迫停機，經濟效益大爲下降。實行了經濟承包的各水庫爲了彌補經濟損失，都采取措施、增加蓄水，以便一旦市場用電需求回升時可以多發電、多盈利。但是，水庫蓄水過多就會佔用水庫防洪庫容、減少水庫防汛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本應強令水利部及下屬各水庫在汛期到來之前降低水位、排空防洪庫容。但是，「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日常業務實際上是由水利部管理的，它自然服從水利部的利益，不可能下達讓水庫排空防洪庫容的死命令，只能聽任水庫任意佔用防洪庫容。
到了1998年夏，長江洪峰接連不斷，華中、華東地區爲了排水、電力需求大幅上升，水電站有了發電賺錢的機會；從抗洪的角度來看，這時水庫首要的任務是蓄水防洪，而不是乘機放水發電；但是，得到水利部保護的許多水庫此刻只是僅僅盯住發電的經濟收入，爲了自己的短期經濟利益，不惜在洪峰到來時開閘放水、滿負荷發電；水利部則又一次放棄了防汛的職責，對水庫「雪上加霜」的行爲採取了默認態度。這樣，不少水庫在洪水季節不是蓄洪削峰，而是把年初以來蓄積的庫水加上季節性洪水一齊下泄，造成了放洪擡峰的結果，加重了下游的災情。最後，還是靠已經從總理位置上卸任、但與水電部門淵源甚深的李鵬出來講話，說現在抗洪是第一位的，發電是其次的，才制止了水利電力部門的這種行徑，讓水庫的運轉服從蓄水防洪的全局性目標。
4.在水利部的「一統天下」裏無法充分總結討論防汛抗洪中的教訓每次洪水季節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任務之一就是總結教訓，找出連年發生洪水的原因、提出治理的措施、以免今後再次發生。然而，在目前的組織結構中，擔負防汛抗洪日常管理工作的是水利部，而負責寫這個災情報告的並不是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或他直接領導的工作班底，而是隸屬於水利部的？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於是，尋找成災原因和總結工作中的教訓、缺陷，就變成了一個由水利部評價自己工作的過程。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水利部不可能毫無保留地承認自己的過失，必然會誇大客觀原因、或是將責任推到地方政府身上，以逃避責任。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找不出連年水患的真正原因，更不可能提出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案。
周恩來生前曾用一個修正過的成語來形容水利部的工作，說水利部是「屢敗屢戰」。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其結果與屢戰屢敗並無兩樣。之所以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其原因在於無法客觀正確地尋找問題的根源。

例如，1991年太湖流域發生了大洪水，雖然太湖遠離長江、其洪水與長江的關係並不大，但水利部的「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卻提出，太湖發生洪水是因爲長江幹流上沒有一個控制洪水的關鍵性工程，由此導出必須抓緊修建水利部朝思暮想要上馬建設的三峽工程，說沒有三峽工程，就不能控制長江的洪水。按照水利部的說法，似乎修建了三峽工程，從此長江下游以及太湖流域就可告別水患災害、高枕無憂了。正是水利管理體制上缺乏監督制衡的組織結構缺陷，誘發了這種單純從部門利益出發的錯誤分析，並最終導致錯誤的決策。
轉自中國社會學網站http://home.etang.com/wash/dcyj/nd7102.htm

NO:1057_13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2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紅線的崩潰——三峽工程移民遷移線的錯誤和嚴重後果
王維洛2002年4月13日 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一、紅線的警告
在風景秀麗的長江三峽地區，有一條世界上最長最長的紅色警告線，這就是三峽大壩工程的　移民遷移線，這條延伸在長江兩岸的紅線共有１千多公里長。
如果用閻羅王的生死簿來形容這根紅線也不爲過，搬遷還是不搬遷，就由這條紅線說了算。居住在這條紅線以下的人們，必須爲三峽工程、爲“國家的利益”作出犧牲，在限制的時間內遷家挪墳。三峽工程公佈的移民１１３萬人，就是以這條紅線確定的。同時這條紅線也是三峽地區今後發展建設的基準點，一切建設，無論是公路、鐵路、橋梁還是工廠和住房，都要參照這根這條紅線。住在紅線以上的人們都感到慶倖，因爲他們可以留在未來的“天堂”中，盡情享受三峽工程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紅線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保證，紅線以上的地區，絕對不會被三峽的庫水所淹沒，可以高枕無憂。
人人都知道這條紅線的分量，但是沒有人敢去思量，這條紅線畫得是否對。
二、紅線是如何確定的
根據三峽工程論證移民組的報告，當長江流量在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時、當三峽水庫蓄水在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時，大壩上游三峽水庫各地的水位爲∶
三鬥坪三峽大壩壩址∶１７５米；
秭歸老縣城∶１７５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３７．６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巴東縣城∶１７５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７２．５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巫山縣城∶１７５．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１２４．３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奉節縣城∶１７５．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１６２．２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雲陽老縣城∶１７５．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２２３．７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萬州∶１７５．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２８１．３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忠縣∶１７５．１米；　距三峽大壩壩址３７０．３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豐都縣城∶１７５．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２９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涪陵　∶１７５．３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８３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涪陵李渡鎮∶１７５．４米；　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９３．９公里，移民遷移線１７７米
（根據原全國政協委員陸欽侃先生提供的資料）
爲什麽要選定海拔１７７米作爲標準，這是在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上再加了２米高的風浪保險。這根紅線就是依據三峽工程論證移民組的數位繪製的。在宣傳三峽工程的電視片中，人們常常看到電腦類比模型，６００多公里長的三峽水庫中水位上升，然後到海拔１７５米處停住，形成一個高峽中的“　平湖”。
三、紅線的錯誤
筆者在對三峽工程的研究中發現，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各個專業組報告之間矛盾百出。例如　移民組認爲三峽水庫的蓄水面是個平面，從三鬥坪三峽大壩壩址到涪陵李渡鎮的４９３．９公里的距離內，只有０．４米的水位差，平均水力坡度爲萬分之０．００８１，即１００公里長度中８釐米的水位差（在自然狀態下，從重慶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爲萬分之２．３），可以說基本沒有水力坡降。而泥沙組則認爲三峽水庫的蓄水面是個曲面，平均水力坡度爲萬分之０．７（爲自然狀態狀態的三分之一，與上荊江的平均水力坡度接近）。泥沙組的水力坡降爲１００公里長度中７米的水位差，是移民組的９０倍。泥沙組採用　萬分之０．７的水力坡度，是爲了論證三峽水庫的泥沙淤積問題可以解決。而移民組採用　萬分之的０．００８１的水力坡度是爲了減少紙面上的移民人數，有利於工程批准上馬。
用泥沙組的平均水力坡度來繪製三峽工程的移民遷移紅線，那麽移民人數就遠遠不止１１３萬；用移民組的水力坡度和回水線來論證三峽水庫的泥沙問題，那麽三峽水庫（總庫容３９３億立方米）用不了多少年就會被淤死。同一個大壩，同一個水庫，關於水庫的水力坡度和回水線不可能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１９９１年國務院審查批准的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結論並存。１９９２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就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批准了三峽工程的上馬。
關於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問題，筆者曾在１９９７年專門拜訪美國加州貝克萊分校的裏阿普德教授，他對三峽工程在泥沙和移民問題上採用不同的假設感到吃驚，他認爲泥沙淤積從庫尾開始，向前後兩個方向發展，而中國認爲只向前發展。按照裏阿普德教授的理論，重慶的淹沒將會比筆者預測的更加嚴重。同時筆者也與一位在美國水利公司工作的當年大學時的同窗進行了討論。他認爲，筆者的觀點，２０年之後將會被證實是正確的，但現在人們很難接受。從美國回來之後，筆者用書信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反映這一嚴重問題，但至今沒有收到任何答復。
四、“傻瓜和瘋子”——　伊文的論證方法
１９９８年長江發生洪水時，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們說∶“要是有了三峽工程，何愁長江洪水逞兇狂。”三峽水庫在海拔１４５米到１７５米之間，有防洪庫容２２１億立方米。這兩個水位不是三峽水庫在任何點的水位，而是在大壩壩址處的水位。海拔１４５米稱爲防洪限制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之間稱爲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根據三峽工程論證泥沙組負責人林秉南的報告和水位調度曲線（林秉南∶工程泥沙，第３８頁），當三峽水庫採用防洪調度後，壩址處的水庫水位，將從１４５米上升到１７５米，這個水位將根據防洪的情況，這個水庫將保持半個月到幾個月。問題是∶當三峽水庫壩址處防洪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時，三峽水庫的水面還是一個平面嗎？三峽水庫各地的水位還在海拔１７５米嗎？壩址上游各地的水位不會超過這１７７米的紅線嗎？在接受記者北明的採訪時，筆者談到了三峽水庫的防洪作用和淹沒問題，用泥沙組的平均水力坡度來計算三峽水庫淹沒，當三峽水庫利用其２２１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發揮防洪效益，蓄水位至海拔１７５米時，則三峽水庫末端的重慶市（距大壩壩址６００餘公里處）的淹沒水位就應該是∶ ６００公里　乘以萬分之０．７，再加　１７５米，等於２１７米。北明的採訪在“華夏文摘”１９９８年９月４日第３８８期發表之後，一位名叫伊文給華夏文摘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也發表在“華夏文摘”上（華夏文摘”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１日第３８９期∶到這裏我真的懷疑這位王水利專家的水平，怎麽竟會把重慶的水位給算錯了．照他這麽一算，重慶的水位就變成了２１７米，那麽重慶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麽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只要稍有流體力學或者水力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
從伊文的來信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要的資訊∶
第一∶伊文認爲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但這個觀點並非來自流體力學或者基礎水力學，而是來自毛澤東“高峽出平湖”的詩句。
第二∶伊文把賭注押“在水庫的水面是平”的結論上。但他也認識到，如果水庫不是平的話，那麽這個問題就十分嚴重。
第三，伊文不是用自己的腦袋想問題，而是簡單地從“中央到地方都不可能是傻瓜或瘋子”來推論三峽水庫的水面是平的，三峽工程的淹沒紅線是正確的。
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伊文的結論可以改寫爲∶如果三峽水庫不僅僅只在庫尾部分存在水力坡度，而是處處都存在水力坡度，那麽“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
五、汪小蓮總工程師的資料證實∶從中央到地方既是傻瓜又是瘋子
問題的焦點在於∶三峽水庫的水面到底是平的還是存在水力坡度？如果不是平的，水力坡度又是多少？其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要等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就水落石出了。從那時起，三峽水庫開始蓄水，到２００３年６月，水庫蓄水到海拔１３５米（稱爲一期蓄水位元），三峽工程的第一批發電機開始發電。在這個偉大的時刻，中國領導人一定會親臨三峽水庫出席這個盛典。此時，三峽水庫會以真實的面目予以回答。這流水，長江中滔滔向東的流水，它不會說話，千萬年來一直按照自己規律行進，無人能夠阻攔。水往低處流，這是自然規律。只要三峽水庫裏的水還在流（三峽工程發電所必需的），水庫的水面就是個曲面（否則再有“排渾蓄清” 的良策也無法解決泥沙淤積問題）！水流動要克服阻力，要消耗能量，所以只有存在水位差，水才能流動！長江流水中泥沙含量大，平均每立方米的流水中有１．２公斤的泥沙（平均年輸沙量５．２３億噸），要搬運這麽多泥沙經過這６００多公里的水道，難道不需要能量？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國三峽工程日報發表了記者陳平採訪長江水利委員會庫區處汪小蓮總工程師的報告。這是中國官方機構第一次公開發表關於三峽水庫蓄水後的各地不同的水位 ∶
當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１３５米時，庫區二十年一遇（７２３００立方米／秒）的來水的設計回水水面線爲∶
三鬥坪三峽大壩壩址∶１３５米；
秭歸老縣城∶１３６．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３７．６公里，水位上升１．１米）
巴東縣城∶１３７．７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７２．５公里，水位上升２．７米）
巫山縣城∶１４３．２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１２４．３公里，水位上升８．２米）
奉節縣城∶１４６．７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１６２．２公里，水位上升１１．７米）
雲陽老縣城∶１４８．４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２２３．７公里，　水位上升１３．４米）
萬州∶１５０．１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２８１．３公里，　水位上升１５．１米）
忠縣∶１５４．８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３７０．３公里，水位上升１９．８米）
豐都縣城∶１５７．８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２９公里，水位上升２２．８米）
涪陵１６６．２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８３公里，水位上升米３１．２米）
水庫影響末端在涪陵李渡鎮，高程爲１６９．４米（距三峽大壩壩址４９３．９公里，水位上升米３４．４米）。
注∶括弧中的數位爲作者所補充。
從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３年六月，三峽壩址處的水位由原來的海拔６０米上升到海拔１３５米，一個長度爲５００多公里、庫容爲１２４億立方米的三峽水庫就此形成。按庫容劃分，１２４億立方米的水庫，可以稱爲巨型水庫，此時三峽水庫的庫容比豐滿水庫的庫容還大。伊人說∶只要稍有流體力學或者水力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那麽，這時的三峽水庫的水面就必須是平的，基本沒有坡降。三峽大壩壩址處的水位是海拔１３５米，大壩上游水庫各地的水位也應該是海拔１３５米，最多也只能升高約０．４米。
可是根據汪小蓮總工程師提供的資料，三峽水庫的水面是個曲面！距離三鬥坪壩址４９３．９公里處的涪陵李渡鎮，水位爲海拔１６９．４米，比１３５米高出３４．４米，平均水力坡度爲萬分之０．７。不但水庫的尾部有水力坡降，就是水庫的中部和前部也有水力坡降，伊文先生對此如何解釋呢？
六、發瘋的紅線
在汪小蓮總工程師提供的資料中，計算水庫回水曲線的是２０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三峽大壩的防洪目標是防止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洪水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危害，對三峽水庫區的防洪標準就不能採取兩種標準。根據中國防洪設計標準，
特別重要城市∶重現期在１００年以上
重要城市∶重現期爲５０到１００年
中等城市∶重現期２０到５０年。
日本和歐洲、美洲的一些國家的防洪標準爲１００年到５００年一遇。
重慶市是中央直轄市，防洪標準起碼爲１００年一遇，萬州、涪陵等應按５０年一遇洪水設防。如果用５０年一遇和１００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來計算三峽水庫的水位，各地的水位將更高。
三峽水庫壩址處的水位從海拔６０米上升到海拔１３５米，上升了７５米。由於過水截面的增大而使流速減小，從而也使水庫的水力坡降比自然狀態要小很多。但是隨著水庫運行時間的增加，水庫中的泥沙沈積，壩址海拔９０米以下處，將被泥沙淤死，過水截面又減小，使流速加大，水庫的水力坡降還會向上調整。
三峽水庫在蓄水位海拔１３５米處時，水庫是個曲面，那麽電視機片作爲宣傳用的電腦類比模型中，水庫水位水平上升的過程就是錯的。水庫水位再上升１０米，２０米，３０米，水庫的水面仍然是個曲面。由於水位上升，過水截面加大，水庫的水力坡降會向下調整。考慮到上面提到的洪水流量和泥沙淤積兩個因素，可以認爲，當三峽水庫在發揮防洪效益時，水庫蓄水至１７５米時，水庫的平均水力坡度萬分之０．７，１００公里長度中７米的水位差。屆時，這根紅線必然被三峽庫水所淹沒。
這條位於海拔１７７米的三峽移民紅線是錯誤的！可悲的是，這條錯誤的紅線決定了三峽移民的命運，也決定未來三峽地區發展建設的命運。
——根據三峽工程移民報告，三峽工程移民一共１１３萬，２００２年２月初新華社報導，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付主任郭樹言說，到目前已經投資２８７億元人民幣，搬遷了４１．８萬人，到２００２年底還要遷移１４．３７萬。由於移民紅線的錯誤，移了５６萬，起碼還有１１３萬移民要遷移。
——珍貴的瞿塘峽名人石刻，最近正在實行搬遷，按照水平的移民紅線，石刻將被重新鑲嵌在海拔１８２米以上的岩壁上，認爲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也絕不會淹沒石刻。但是根據汪小蓮總工程師提供的資料，奉節縣城的水位要比三峽大壩壩址處高出１１．７米，當壩址處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時，怎能保證　瞿塘峽新安裝的石刻不被庫水淹沒？
——三峽地區近年公路、橋梁建設很多，許多橋梁的標高確定在海拔１８５米，當三峽水庫防洪蓄水至１７５米，這些橋梁公路不會被水淹沒？
——這根紅線將萬州（原萬縣）一分爲二，真是有人歡樂有人愁。歡樂的居民不會樂極生悲？
——爲了減少移民人口和減少移民損失，涪陵城建設沿江大堤來阻擋庫水，防護堤頂標高海拔１８２米（陸域將回填到海拔１７０米）。當壩址處蓄水位海拔１３５米時，涪陵水位爲１６６．２米，高出大壩處３１．２．難道這道江堤，可以保全涪陵城居民的性命？
——忠縣石寶寨（重點保護文物）寨門的高度正好是海拔１７５米，三峽工程文物保護規劃，依據這條紅線，決定石寶寨實行原地保護，不做搬遷。忠縣石寶寨距離壩址３３８．３公里，誰能喝令庫水停留在海拔１７５米，保證不淹這座古代建築？
——運陽縣利用建江堤來減少移民人口，開縣規劃了１５片保護區，也採用築堤護地的辦法，它們的出發點都是三峽水庫的水面是個平面．當實際水位高出紅線２０余米時，這些江堤有何作用？
——許多三峽水庫農村移民新建住房的高程爲１８２米（也有在１８０米的），這些新居住點在幾年之後，是否還需要再搬遷？
——按照三峽移民論證報告，重慶城區沒有移民，因爲重慶城區的建築分佈在海拔２００米以上的地區，重慶高度的特徵值是∶朝天門碼頭的最高一級臺階的標高爲海拔２００米。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決定，三峽水庫的水位在重慶市處，絕對不可以超過海拔２００米。按照汪小蓮總工程師的計算，當三峽壩址水位海拔１３５米時，距離三鬥坪壩址４９３．９公里處的涪陵李渡鎮的高程，比壩址處高出３４．４米。當三峽水庫防洪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時，李渡鎮的高程難道就只有海拔１７５．４米？距壩址６００多公里的重慶市的實際水位該是多少？
當移民紅線崩潰的時候，中國面臨的是一場重大災難！伊文先生說，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麽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
NO:1057_14
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28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違背大自然規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三峽工程不可行報告
王小寧
　　三峽工程是中國最大的工程，靜態投資九百多億人民幣，動態投資要超過兩千五百億人民幣。這一工程一旦失敗，不僅僅是損失兩千五百億元，而是政府威信將完全喪失，其後果不堪設想。

　　一、三峽工程將造成每年汛期重慶等地區被淹的極爲嚴重的惡果
　　三峽工程的最大問題不是極爲巨大的投資，也不是庫區泥沙的沈積，而是每年汛期，川江兩岸的城鎮，包括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及沿江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鎮將頻繁地被淹沒。每年川江汛期長達七、八個月，要發多次大水，一次大水幾天，十幾天才會退去，損失每年何止百億。它會造成上下游之間人民的嚴重對立，將引發全國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大自然的規律是不能違背的。長江是世界上第四大江，三峽以上流域面積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爲中國國土面積的九分之一。這一地區又是降水量豐富的地區，每年夏秋季節都會發多次洪水。川江多年平均30天洪水量達898 億立方米，五到十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來洪量達七、八百億立方米，百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來洪量達八、九百億立方米。1954年洪水來洪量七月份爲1171億立方米，八月份爲1386億立方米，1870年洪水來洪量1767至1852億立方米。在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積上只有一條川江是唯一的出水口。
　　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狹窄，對洪水下泄極爲不利。對洪水下泄更爲不利是從三峽到重慶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還有多處峽口。這些峽口寬度只有200 至400 米，僅爲正常江面寬度的幾分之一，兩岸高度在水面300 至400 米以上，坡度爲70度以上，有些地方乾脆就是直上直下的。峽口就象瓶頸一樣，更加嚴重地阻礙洪水下泄。這些是四川地區洪澇災害頻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峽口水流下泄受阻，就會出現壅水現象，水位急劇上漲。水位一直要漲到峽口上下有一個很大的水位差，從而使水流流速明顯加快，過水截面積明顯加大，來水量與下泄水量相等後才會停止上漲。每一個峽口都會使其上游水位明顯壅高。從三峽到重慶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長，共有包括三峽的三個峽口在內的著名峽口13個。汛期大水，13處峽口造成的壅水現象，使川江就象出現了13級臺階一樣。在這裏特別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爲基點擡高的。未修三峽工程，一遇大水，三峽水位高程六、七十米，通過六百公里的狹長河道和13個峽口的層層壅高，到重慶水位高程達到了一百八十多米，（歷史上重慶水位高程最高達到196 米。1981年洪水量並不很大，只有985 億立方米，但因流量大，重慶水位升到191 米。）兩地水位差高達120 米左右。修了三峽大壩，使三峽處水位擡高一百多米，水位高程達到145 至175 米，大水一來，再在水位高程145 米以上的基點上層層壅高，早就把重慶等地淹沒了。巨大的洪水不能迅速下泄，將會造成川江上游地區包括四川盆地的巨大的洪澇災害。
　　搞三峽工程的人說：三峽大壩擡高水位後，川江仍爲天然水流，其流速、流量、流態不受任何影響。並斷言：當壩前水位爲汛期限制水位145 米，汛期上游洪水流量達二十年一遇時，重慶附近水位高程186 米。此說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水位差，水才會流動，有很大的水位差，洪水才會通過六百多公里的狹窄河道，13處峽口迅速下泄。如果三峽大壩到重慶只有31米的水位差，（而未建大壩，在自然狀態下水位差是120 米左右）洪水是不能迅速下泄的。重慶附近水位高程186米，只能是非汛期的“靜水”狀態下的水位。再說一遍，汛期三峽水位145 米，重慶水位高程仍只有186 米，是癡人說夢。三峽建成後186 米只可能是非汛期的重慶水位。由於川江是一條流量很大的大江，即使非汛期，川江的水平面也是傾斜的，六百多公里外的重慶與三峽之間仍會有一定的水位差，比如30米左右。只有不流動的水（比如湖水）才會水平如鏡，上下游之間沒有明顯水位差。
　　搞三峽的人會辯解說，三峽水位提高後，川江的過水能力大大提高，上下游不需要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應），洪水也會迅速下泄。此說沒有任何科學道理。川江是一條很長而且狹窄的大江，有100 多米的自然落差，川江上三峽到重慶之間有13個峽口，每個峽口的高度都在300 至400 米，坡度非常陡，三峽水位提高120 米，對上述川江河道的自然形態幾乎沒有改變，當然也就不能消除狹窄河道和峽口的壅水效應。三峽水位以下的水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流動的水。加大洪水下泄量主要靠三峽水位（145 到175 米高程）以上水流速度的加快和三峽水位以上過水截面積的增大，而這些只有靠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應）才能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應）既是洪水受阻不能迅速下泄的結果，又是使洪水得以迅速下泄的先決條件。形成很大的水位差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它只取決於兩個因素：洪水的巨大的來洪量、流量和川江幾百公里狹長的河道和衆多的峽口。而這些是人所不能改變的。搞三峽的人還會說，在大洪水到來時只要把三峽大壩的閘門全部打開，使泄洪量達到最大流量，就可以不使上游水位大幅度提高。這又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上游洪水的迅速下泄與下游三峽大壩的泄洪量大小無關。關鍵在於三峽大壩水位。如果三峽大壩泄洪10萬立方米/ 秒，而上游來水水量也是10萬立方米/ 秒，三峽水位沒有明顯降低，洪水也不會迅速下泄，上游地區因壅水效應照樣會被淹沒。只有在每年汛期到來之前，三峽大壩把所有蓄水都放掉，使三峽大壩後面的水位至少降低到八十米高程以下，這樣才可能在汛期，上下游因壅水效應而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後，洪水迅速下泄，不淹沒重慶等地。當然這樣運行，花兩千多億元，十幾年時間建造三峽工程不就太荒唐了嗎？
　　建三峽前重慶水位高程是在三峽水位高程六、七十米基點上層層壅高，建三峽工程後，則只能在三峽水位高程145 至175 米的基點上層層壅高的。照此計算，一遇大水，重慶水位高程將達到265 至295 米。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每年汛期洪水一來，三峽保持145 米的低水位，重慶水位高程都會超過230 米，遇五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會超過240 米，遇百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會超過250 米。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數位，200 米已進入重慶市區，市內最高處也只有250 米，因此三峽工程對重慶和川江沿岸衆多的城鎮和農村意味著滅頂之災，每年汛期都會長時間多次被淹沒。重慶和沿川江城鎮有人口兩、三千萬，年産值上千億元，淹沒這些地方造成的損失就太大了。不僅川江兩岸，而且由於川江高水位的頂托作用，整個四川盆地的洪水排泄都會受到影響。洪澇災害對這一地區造成的巨大損失，是四川、重慶地區億萬人民不會答應的，全國人民也是不會答應的。自然規律是不能違背的，否則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三峽雖有極其巨大的水能資源，卻是不可利用的。就象河豚魚雖異常鮮美，但有劇毒而絕對不可食用一樣。三峽工程是個極其荒唐的，危害性極大的工程，絕對不能搞，一定要下馬。誰堅持搞誰就是千古罪人。

　　二、三峽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主張上三峽的人說：三峽工程使長江中游的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可減少損失769 億元。我認爲防澇效益被大大誇大了。如果孤立地看，投入鉅資建設的三峽工程對武漢和江漢平原的防洪是有好處的，但其效益是有限的。因爲三峽水庫是一個細腸子水庫，相對而言容量是很小的。三峽的防洪庫容只有200 億立方米，而川江一次洪水下泄量都在幾百億至一千幾百億立方米，汛期會有很多次洪水發生。要想使用這200 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保住下游，重慶等上游地區就將被淹，因此在實際運行中，這200 億立方米是根本不敢使用的。所以說三峽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武漢和江漢平原的洪澇災害到底有多大，對此應實事求是。只有川江遇大洪水，又恰好與湘江、漢江的大洪水交會，才能造成極爲嚴重的洪澇災害。三江的大洪水交會，這可能是幾百年才遇到一次。建國五十年，也只有1954年的大洪水對武漢和江漢平原造成較嚴重的危害。而當時這一地區的防洪設施極爲簡陋。有人計算過，武漢和江漢平原平均每年的洪澇災害損失大約10億元左右。而三峽工程的造價爲3000億元。爲每年減少10億元，而投資3000億元經濟上顯然是不合算的。最近的消息說，中央決定投數千億元鉅資在長江上修建6100公里長的防洪大堤，如果三峽工程真有上述那麽大的防洪效益，還用修這些大堤嗎？
　　沒有三峽工程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照樣可以解決。在中上游大規模退耕還林；在中上游和主要支流上建十幾座大、中型水庫，防洪庫容大於三峽工程防洪庫容幾倍，造價僅爲三峽工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建防洪大堤；對沿江湖泊進行大規模清淤，對部分耕地退耕還湖，對分洪區、蓄洪區仍應加以保留和改善，提高調蓄洪水的能力；這樣百年一遇的洪水大約是可以抵禦的。人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美、日那樣的發達國家，防洪水利設施相當完備了，但仍有洪澇災害的巨大損失。武漢和江漢平原如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能不造成嚴重損失的。

　　三、三峽工程的投資過於巨大，並且根本就沒有經濟效益
　　三峽工程向全國人大報的投資額是570 億。三峽工程被人大批准後，三峽總公司馬上把投資額提高到910 億元。這是對全國人民卑鄙的欺騙。歷史上就是這個公司的前身，在建設葛洲壩工程時也使用過同樣的手段。葛洲壩工程上馬時報的投資是13億元，結果最後用了49億元，報的工期是3 年，結果用了19年，整個工程動態投資超過100 個億。這個被吹上天的工程，每年的收益明顯小於應付銀行的利息，因此是個永遠也收不回投資的工程。
　　三峽工程既沒有防洪效益，也沒有航運效益，只剩下發電效益了。如果要發電，建造大火電廠，同樣的投資和工期，可以建成10000 萬千瓦，是三峽工程的五倍多。如建造大水電站（在黃河上游、長江上游和支流）可以建造5000萬千瓦，是三峽工程的兩倍多。我們何苦非要搞三峽呢？
　　主張上三峽的人說：三峽工程裝機1820萬千瓦，平均每年發電847 億度，年售電收入157 至181 億元。第一機組發電工期11年，總工期17年。2003年首批機組發電，以後每年4 台機組投入發電，2005年是資金平衡年，此時已不再需要國家投資，其售電收入已能解決工程投資。在此以前國家已投入動態資金1468億元，至2006年，售電收入除用於三峽建設外開始還貸，至2012年（工程開工後20年）還清全部貸款本息。主張上三峽的人爲全國人民描繪了一幅多麽美好的圖畫呀！其實他們心裏明白，這些根本不能實現。三峽工程負責人公開說過：三峽工程投資即使增加到1600億元也根本打不住，到底要多少投資誰也說不清。確實如此。別的不說，光移民費用400 億根本不夠用。三峽要移民一百三十萬人，要淹沒耕地25萬畝，林地、園地16萬畝，河灘地6 萬畝，房屋3460萬平方米，工礦企業1599個，公路824 公里，輸電線路2012公里。這些資産何止400 億元，光房屋一項，3460萬平方米重建，以1000元/ 平方米計（當地是山區，房屋土地開發建設費1000元/ 平方米，只低不高）就要346 億元。光有房屋還不行，還要有公共工程投資，還要安排幾十萬人就業，等等。在長達十幾年的移民過程中，物價要上漲，居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外部經濟競爭壓力不斷加大，移民所需費用會不斷增加。因此光移民費用1000億元也未必夠用。這樣計算，三峽工程投資至少應爲1500億元，在建成時動態投資應在3000億至3500億元。三峽工程每年需向銀行支付的貸款利息應超過200 億元，而最高售電收入只有181 億元，利息都不夠，何談還本付息。在這裏還應注意，三峽總公司在偷換概念。售電收入絕不是利潤，發電是要有成本的。售電收入= 發電成本+ 利潤+ 稅收，其中只有利潤可以用於還本付息。利潤明顯小於售電收入。綜上所述，三峽工程還有效益嗎？

　　四、三峽工程嚴重破壞長江航運
　　周總理曾指出：長江航運第一，如果修大壩影響了航運，這個壩就不能修。三峽最熱心的鼓吹者林一山1986年說：三峽工程可以使長江航運量達到40條單軌鐵路的運量（大約12億噸/ 年）。吹牛皮吹破了天。而現設計的航運下水通過能力僅5000萬噸/ 年。相差了十幾倍，這還有點科學性可言嗎？5000噸/ 年對於長江來講是太少了。三峽以上雲貴川渝有三億人口。這一地區多山，陸路艱難，對外最經濟的運輸通道就是長江水系水運。5000萬噸/ 年絕對不夠，最少也應有2 億噸/ 年。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到三峽考察的美國專家指出，三峽工程有六道船閘，船舶通過三峽時要經過船閘升高160 米，相當船舶航行了1000公里，這個代價太高了。三峽航運的設計年通過能力下水5000萬噸太小。美國俄亥俄河原預計年通過能力爲1300萬噸，而後來達到了18400 萬噸，錯估了12倍。三峽工程一旦建成，這個5000萬噸就不可改變。三峽工程成了長江航運中的瓶頸，長江航運的發展被嚴重阻礙。
　　影響長江航運最嚴重的還不是大壩船閘，而是長達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泥沙淤積。黃河三門峽水電站1960年9 月建成蓄水，到1962年3 月其上游渭河潼關河床就擡高了45米，在渭河河口形成拉門沙，使渭河窒息不暢，回水末端向上游迅速延伸。1973年河道淤積延至臨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威脅到西安的安全。1966至1972年，三門峽水庫通過兩期艱苦的改造，實行蓄清排渾的水庫運行方式，雖然遏止了泥沙繼續淤積，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20 萬千瓦發電能力減少到25萬千瓦，有效庫容從近60億立方米減少到31億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蓄清排渾只對大壩附近幾十公里起作用，對更遠的上游沒有多少作用。特別是遇到河道上的峽口，就完全沒有作用了。渭河上有潼關峽口，三門峽水庫進行蓄清排渾，渭河照樣泥沙淤積。渭河成了懸河，高出地面5 米，嚴重危害著關中平原的安全。
　　長江雖然與黃河不同，流量大，相對泥沙較少。但它絕對泥沙量卻非常大，這一點與黃河是完全相同的。長江三峽以上每年泥沙量的六、七億噸之多。三峽工程蓄水後，水流變緩，大量泥沙沈積在水庫庫底和川江河道上。川江河道狹窄，峽口衆多，對水流速度的阻力會非常大。在三峽大壩進行蓄清排渾運行，只能解決近壩的庫區內的泥沙淤積，對長達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淤積是沒有什麽作用的。特別是庫尾重慶附近的河道，泥沙將很快淤出江面，使附近的長江航運完全阻斷。長江泥沙量非常巨大，設想以機械清淤，純屬空談。
　　主張上三峽工程的人說：我們的科研部門做過很多次類比計算，搞過幾公里長的模型試驗，都證明三峽工程不會出現泥沙淤積。這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結論在前，不斷地修改參數，以期達到目的，根本無科學性可言。你們說過多少假話，如果還有一點科學性的話，也不會使這樣荒唐的工程上馬。將來大量泥沙淤積的事實將爲這些水利專家的誠實做一個鑒定。不要忘記，1958年大躍進時也有不少冶金專家爲土法煉鋼大唱讚歌，有不少農業專家爲糧食畝産幾萬斤尋找科學根據。

　　五、三峽工程應立即停建、改建
　　三峽工程應立即停建、改建。改建的結果，它的發電能力不會很大，也沒有防洪能力，主要作用是改善航運，使長江航運下水通過能力達到2 億噸/ 年以上。具體做法是改成在川江上建多道低壩。低壩非汛期蓄水，可以增加川江水深，有利航運。汛期閘門完全打開，不會阻礙洪水下泄。每道低壩控制河道長度短，通過放水拉沙可以使壩尾泥沙不淤積。改建工程淹沒損失小，移民少，對生態平衡影響不大。它的投資大約2 、3 百億元，可以使川江增加相當於兩三條雙軌鐵路動力的能力，經濟上是合算的。

　　結束語：
　　三峽工程在國際上被認爲是最危險的工程，中國政府曾希望中外有人投資，但一個也沒有，至今仍是一個投資者——中國政府。所有風險都只能由中國政府承擔，每年近百億元的投資對國家財政是沈重的負擔。
　　主張上三峽的人大大肆宣傳毛主席、周總理如何支援三峽工程。而瞭解情況的原電力工業領導人李銳卻否認這些傳說。事實是毛主席曾是三峽工程的熱心支持者，但六十年代已對此沒有了興趣。周總理對三峽工程一直是懷疑的，但礙著毛主席的面子不好公然反對，但拖著就是不上馬。1958年三峽上馬的呼聲非常高，毛主席和中央多數領導人都支援上三峽。周總理卻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堅持先建丹江口水電站。文革中，武漢軍區、湖北省和水電部又非要上三峽工程，周總理對此持明顯的反對態度。作爲折中，同意上了葛洲壩工程。後來周總理對自己的決定後悔不已，幾次講受了欺騙。

　　三峽工程的上馬完全是中國沒有決策民主的結果。
　　主張上三峽工程的人會指責我的文章是一派胡言，沒有任何科學道理。難道反對三峽工程的人中還缺乏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嗎？事實勝於雄辯。俗話說，水火不留情。2003年三峽大壩將建成蓄水，到時全國人民就會看到大洪水一來，重慶等地被淹沒的事實。在事實面前是沒有人可以說不的。李銳早在三峽的決議在人大通過時就講過，要早爲三峽工程準備後事。現在對三峽工程進行停建、改建還可挽回部分損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想以三峽工程爲自己樹碑立傳的人，最終結果只能是成爲國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鄧小平理論和長江三峽工程
王維洛
　　１９９９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憲法，其中一條，就是將鄧小平理論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鄧小平理論寫入憲法的弊病，許多文章已有論述。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把鄧小平理論進了憲法，鄧小平理論的地位，也就得到憲法的保護。任何反對鄧小平理論的行爲，也就是違反憲法的行爲。
　　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五十年來實施的規模最大的工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工程，據說這是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既然這個工程這麽重要，鄧小平作爲政策決策的總設計師，對這個工程一定不會置之不問，一定有他的構思和模式。可是當翻遍鄧小平文選，就會使您十分失望，因爲您找不到一句鄧小平關於三峽工程的關鍵論述。難道鄧小平這位元總建築師忽視了三峽工程的重要性，未作過任何指示？如果鄧小平對三峽工程作過重要指示，爲什麽卻又找不到鄧小平的論述？這是一個十分令人納悶的問題。
　　１９８０年７月鄧小平專程視察了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壩址三鬥坪，聽取了有關三峽工程的彙報。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在二十年內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彙報，在談到興建三峽工程時，鄧小平表態說，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的表態爲三峽工程的上馬開了綠燈。１９８３年５月，國家計委組織３５０人審查通過了１５０米方案，１９８４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上馬。可以說，沒有鄧小平表態支援，三峽工程不可能上馬的。
　　爲什麽不把鄧小平的這些講話收錄到鄧小平文選中，使其成爲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如果是鄧小平對三峽工程的講話有錯誤，那麽鄧小平理論就不十分高明，也就沒有必要寫入憲法；如果是有人故意將鄧小平關於三峽工程的指示排除在鄧小平文選之外，篡改鄧小平理論，要貪天功爲己有，那麽這種行爲就是違反憲法的行爲。

　　現在就這個現象作一分析，首先對壩高和蓄水位作一簡單介紹。
　　水庫是蓄水和調節水流的水利工程建築物，可以用來灌溉，發電，防洪，供水等。水庫調節水流的能力，取決於水庫的容積（庫容）。水庫的庫容分爲死庫容和活動庫容，死庫容爲死水位以下的水庫容積，不能參與水流量的調節。死水位的作用，就是保證水輪發電機組所需要的水頭。水庫的水位如果低於死水位，則水輪發電機無法利用水力發電。活動庫容用於調節水流量，活動庫容大，調節調節水流的能力大，反之則調節水流的能力小。活動庫容按其使用目的可分爲興利庫容（發電灌溉）和防洪庫容。按照德國水庫建築規範，從死水位元到正常蓄水位之間的水庫容積爲興利庫容，從正常蓄水位到防洪高水位之間的庫容爲防洪庫容。防洪高水位之上２—３米就是水庫大壩的壩頂高了，這２—３米的高度，是爲洪水時的波浪高及設計風險所預留的。水庫的淹沒範圍由防洪高水位及水庫上延曲線所決定。由於大壩壩頂和防洪高水位的高差只有２—３米，所以在一般的新聞媒介報導中，常常只報道大壩壩頂高或防洪高水位。以１９９２年批准的長江三峽工程爲例，壩頂標高爲海拔１８５米，正常蓄水位爲海拔１７５米，防洪高水位當時沒有公佈，這個資料直到１９９８年才公佈，爲海拔１８０。７米；三峽水庫的總庫容爲３９３億立方米，其中死庫容爲１７１。５億立方米，活動庫容２２１。５億立方米。在活動庫容中，防洪庫容２２１。５億立方米，興利庫容１６５億立方米。細心的讀者就會發現，防洪庫容２２１。５億立方米，興利庫容１６５億立方米，兩者之和大大超過活動庫容２２１。５億立方米，這不是筆者的書寫錯誤，而是在長江三峽工程中重復計算了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同樣，確定三峽工程淹沒範圍的，不是防洪高水位（海拔１８０。７米）和它的上延曲線，而是正常蓄水位元海拔１７５米。可見，就是一些最簡單的水庫工程資料，中間也還有許多不爲常人所知道的東西或是常人所理解的東西。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三峽工程的爭論，爭論的重點不是在要不要建這個工程，而往往集中在壩高（或防洪高水位）和什麽時候建的問題上。
　　在五十年代，毛澤東是主建派，主張在長江三峽建高壩，卡住洪水。要卡住長江洪水，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就要大。根據長江洪水痕迹推算，宜昌站１８６０年長江洪水的最高水位爲５８。３２米，最大洪水流量爲９２５００立方米／秒，三天洪水流量爲２３２。０億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爲４７３。８億立方米。１８７０年的洪水更大，最高水位爲５９。５米，最大洪水流量爲１０５００立方米／秒，三天洪水流量爲２６５。０億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爲５３６。６億立方米。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也是主建高壩派，林一山建議三峽工程最高蓄水位海拔２３５米。蘇聯專家組也是高壩派，他們建議建更高的壩，最高蓄水位海拔２６５米；當年的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總局局長李銳（也曾擔任毛澤東的工業秘書長）是反對派。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４月５日政治局會議批准對三峽工程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決議中寫到，“爲了便於今後有關的工業、農業、交通等基本建設的安排，並且盡可能減少四川地區的淹沒損失，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應當控制在２００米（吳淞基點以上〕，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同時，在規劃設計中還應當研究１９０和１９５兩個高程，提出有關的資料和論證。”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中提到的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海拔２００米應該是指防洪高水位，同時，也把這個正常高水位作爲確定上游四川地區淹沒損失的出發點。
　　１９５９年７月，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提出以三峽工程爲主體的長江流綜合利用規劃報告，報告按成都會議規定，提出三峽工程正常高水位海拔２００米，水庫的有效防洪庫容爲３２６億立方米。報告指出，“三峽工程正常高水位的研究範圍，過去對１９０、２００、２２０、２３５直至２６０米的許多方案，從防洪發電航運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並考慮到重慶的淹沒問題，證明２００米的方案最爲現實有利。”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認爲２００米以下的方案“仍屬不利”，因爲三峽工程要控制千年一遇的洪水，現在的防洪庫容３２６億立方米是“最小的必須庫容”；另外水位低於海拔２００米，則無法實現南水北調的自流方案，同時正常高水位每下降５米，每年發電量將減少６０億度。“從航運角度上來講，當三峽工程正常高水位低於２００米時，重慶港處於水庫上游最嚴重的淤積區域。”

　　若不是政策出現偏差，經濟發生危機，那麽長江三峽工程上馬建設則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事，因爲在五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已作出決策，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若是套用在１９９２年通過的三峽工程論證中的八股論證法，早建（三峽工程）比晚建好，晚建比不建好，則在六十年初代沒上三峽工程是大錯特錯。但按１９８６年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技術總負責潘家錚的話，如果當年上三峽工程，將是一個大災難。不知爲何三十年前上這個工程就是大災難，而三十年後，該工程就能福蔭子孫萬代？
　　重新提出興建三峽工程，是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事端的引出是討論長江防洪問題，湖北省和湖南省爲此發生激烈的爭吵。由於洞庭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大量圍墾，湖泊的蓄洪能力大大降低。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田還湖，以保長江防洪安全；湖南省還記著五十年代初修荊江分蓄洪工程時的一箭之仇，不願放棄已到手的“魚米之鄉”，提出滄海良田，要退就退到雲夢澤的時代去。由於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華國鋒、李先念分別來自湖南湖北，要公斷此案確實不容易。這時以林一山爲代表的長江水利辦公室借此機會重新提出要建長江三峽工程，要把因圍墾而失去的洞庭湖分蓄長江洪水能力搬到三峽水庫去。

　　當時提出興建三峽工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陸的大而全的經濟結構。爲建設長江葛洲壩水電樞紐而組成的葛洲壩水電工程局，擁有十余萬職工，這十余萬職工在湖北宜昌市安家落戶，建起了半座宜昌新城。此時葛洲壩工程一期已建成，面臨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就是這十萬余建設大軍的就業問題（１９８４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上馬，後因先上了離宜昌市不遠的清江隔河岩電站，方將此問題向後推了幾年，但到九十年代初，這十余萬人的就業問題又冒了出來）。同時，當年擔任長江葛洲壩工程的負責人林一山和錢正英，也希望能利用葛洲壩工程的建設，把三峽工程也一起推上馬，以實現他們一生奮鬥的專業理想。他們在建設葛洲壩工程時，爲三峽工程的上馬打下了許多伏筆。

　　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又提出了１９５９年的三峽工程２００米方案，同時以海拔１９０米和１９５米兩個方案作陪襯，推薦三鬥坪做壩址，再一次把三峽工程推上了中國大陸的政治舞臺。這個方案代表了林一山爲首的建設高壩的主張。１９７９年，水利部向國務院報送《關於三峽水利樞紐的建議》，提出要大幹快上。

　　這樣，原來湖北省和湖南省之間的矛盾，就轉變成了大壩上下游的湖北省和四川省之間的矛盾。中國大陸生産力佈局上，原來一直有這樣的原則：煤不准往北輸，電不許向西送。四川省認爲三峽工程發的電只供應華中和華東，四川得不到一點好處，而水庫淹沒的土地和三百萬移民（２００米方案預計移民數）大多數是在四川，吃力不討好，所以堅決反對建設三峽工程（１９５８年，西南地區和四川的負責人李井泉等也不支援三峽工程）。理由就是，淹沒損失太大，移民人數太多。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的決策層發生了人事變化，四川省人和代表四川省利益的人回到了和進入了決策圈。曾任四川省第一書記的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對此頗有顧慮，認爲上三峽工程要淹這麽多地，遷移這麽多人，四川各方面還沒有過關，吃不消。反對建設三峽大壩的李銳出任組織部副部長，協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又東山再起，登上決策者的位置。

　　作爲三峽工程的主要受益者的湖北省則堅決主張要上，這個主張受到中央水利電力部的堅決的支援。面對上游四川省的堅決反對，爲了能使三峽工程能儘快上馬，長辦提出了所謂的低壩方案，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這樣，水庫的主要淹沒區在湖北省內，小部分在四川省。並提出三峽工程發的電可以向西輸送，供應四川東部。如果這個１５０米的設想還不能被接受，長辦另外還準備了一個正常蓄水位爲１２８米的方案。無論是１２８米還是１５０米的方案，據說都有與２００米方案相同的防洪效益。這樣就出了一個所謂的長江三峽工程的低壩方案。其實，這個正常蓄水位爲１５０米的方案，是個騙人的方案。這個方案中，正常蓄水位雖然爲海拔１５０米，而大壩頂高卻爲海拔１８５米（分二期建成），兩者相差３５米，對外只講１５０米，而不提壩高。移民淹沒範圍按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計算，而不是按防洪高水位計算的，所以移民人數大爲減少。不是實際的移民人數大爲減少，而是報告中的按海拔１５０米計算的移民人數減少了。當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時，水庫的活動庫容量只有７３億立方米，而在１９５９年的結論中認爲，３２６億立方米是達到防洪目標的“最小必須庫容”。所以１５０米方案，也能達到防洪目標，自然是個騙人的結論。

　　三峽工程在中央決策層的地位如此重要，鄧小平不會不管。１９８０年７月，鄧小平坐船視察了長江三峽和三鬥坪壩址和葛洲壩工程，聽取了彙報。１９８０年８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國家建委組織專家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論證。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鄧小平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在二十年內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彙報，在談到興建三峽工程時，鄧小平表態說，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所說的低壩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的方案。鄧小平老家四川，此次重新上臺，不會不顧及四川省的利益。當他聽到１５０米方案防洪效益好，移民人數又少（不是過去所說的３百萬，而總共只有３３。５４萬人），四川省受損不大，總共才淹農田１８萬畝，所以把屁股坐到低壩派一邊。之後陳雲、李先念、胡耀邦也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就連反對派李銳也曾一度表示贊成低壩方案。在１９８６年的三峽工程論證中，無非是把三峽工程的二期建設計劃，改成一次建成，壩頂高程海拔１８５米。顯然，鄧小平沒有搞清楚壩頂高和正常蓄水位元的關係，以爲正常蓄水位元爲海拔１５０米，壩頂高也應在１５０米，或再高出２—３米。鄧小平也沒有搞清楚，當壩頂高程降低後，移民的人數減少了，淹沒的損失也減少了，但是水庫工程的防洪效益和發電效益必然也要大大下降。鄧小平以爲，不管是高壩方案還是低壩方案，只要是三峽工程，“搞起來後，對防洪作用很大”。鄧小平哪里知道，這７３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面對洶湧的長江洪水是那樣的蒼白無力。爲了減輕四川省的淹沒損失，鄧小平還在１９８４年指示過，“要有意識地在這個地區多擺些專案”。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一場現代皇帝新衣的戲。鄧小平就是那位上當受騙的皇帝，湖北省和水利部就是那兩個騙子，這１５０米方案就是皇帝的新衣裳。鄧小平上當受騙，作了“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的指示。爲皇帝做新衣裳的騙子，爲什麽能夠得手？原因是多重的，皇帝的自信驕傲武斷；皇帝周圍的臣子無人敢說真話，怕丟烏紗帽；沒有民主決策的程式；沒有輿論的監督。就是那位幼稚的頑童喊出“他什麽也沒有穿”的驚呼，這位皇帝也聽不見。可見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樣，也會上當受騙。不知道鄧小平是事後知道自己上達受騙，而又不敢承認被騙，正視錯誤，提出修正，還是至死還不知道，穿著這件皇帝的新衣裳去見馬克思。鄧小平在１９８２年之後，在兩次講話中曾提到三峽工程。一次是在１９８６年３月３１日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說的∶“中國政府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爲了人民，對於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事，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不會草率從事的。”１９８６年４月鄧小平在聽取彙報後說∶“上（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也有政治問題。”從鄧小平的講話中，無法判斷，鄧小平對三峽工程建設有什麽系統的理論。從鄧小平的工作作風來看，鄧是一個務實的政治家，不是一個理論家，更沒有提出過系統的理論。

　　在鄧小平去世時，在報刊上登載了鄧小平對三峽工程的指示時，“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這句話變成了“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把“我贊成低壩方案”一句去除，剩下只有半句莫名其妙的話。“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關鍵是看准的什麽。鄧小平看准的是低壩方案，贊成的是低壩方案。而１９９２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不是鄧小平的的低壩方案，而是一個“中壩”方案（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１９９２年退休在家的林一山在聽到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的方案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時說，這個１７５米方案最終還是要回到２００米方案上去。林一山的這句話是實話。正如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在１９５９年指出的那樣，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的防洪庫容只有２２１。５億立方米，尚未達到３２６立方米最小的必須防洪庫容，無法達到預定的防洪效益；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無法實現從三峽水庫向北京調水的方案，儘管南水北調仍然是三峽工程的第四個主要目標；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發電效益不佳，枯水季最多只有２５％的發電機組能投入運行；重慶港正好處於水庫上游最嚴重的淤積區域，泥沙淤積無法解決。所以林一山堅信，三峽工程只要上，最終就是高壩方案，而不是鄧小平所贊成的低壩方案。林一山知道，這１５０米的低壩方案是個騙人的方案，上當受騙的就是鄧小平。

　　“蕭規曹隨”。三峽工程開發建設總公司也是正朝向高壩的這條路上走去。１９９２年批准的三峽工程裝機容量爲１７６８萬千瓦，即２６台６８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一年後修改爲１８２０萬千瓦，即２６台７０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現在又在南岸白雲山下，建設地下發電機房，準備再增加了６台７０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一共裝機容量將更改爲２２４０萬千瓦。一個水電站的發電機裝機容量，是由水電站壩址處的常年平均流量和水庫的蓄水位高度所決定的。壩址處的常年平均流量在１９９２年審批之後沒有發生什麽特別重大的變化，所以只有未來水庫蓄水位的高度，才是決定增加發電機裝機容量的唯一的因素。邏輯的推測則是，三峽工程的裝機容量擴大了２３％，相應的水頭也應擴大２３％。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中三峽水庫的絕對水頭爲１１３米，水頭增加２３％，就要再增加２５米，１７５米＋２５米，正好是２００米。１９５９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提出的三峽工程規劃，正常高水位２００米，水輪發電機組的總轉機能力爲２２００萬千瓦，與擴大後的發電機裝機容量基本一致。

　　鄧小平說∶“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這就是鄧小平理論對三峽工程的指導。在三峽工程上，鄧小平不能分辨真假，上當受騙，可見鄧小平理論並不高明，也不值得寫入憲法。在此可以看到，一些高喊鄧小平理論的人，幹的卻是欺君的勾當。如果把鄧小平關於三峽工程的講話收入鄧小平文選，“我贊成低壩方案，看准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那麽他們欺君的勾當就暴露無遺。所以鄧小平理論並非是鄧小平對問題的看法，而往往是提出鄧小平理論的人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他們挑選符合他們口味的文章和講話，組成所謂的鄧小平理論，而把那些不符合他們口味的東西統統砍掉。既然鄧小平理論被寫入了憲法，那麽這種閹割和篡改鄧小平講話和鄧小平對問題看法的行爲，都是違反憲法的行爲。既然鄧小平理論被寫入了憲法，那麽鄧小平贊成的低壩方案，就是鄧小平理論組成部分，現在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不是鄧小平所贊成的低壩方案，就是違反憲法的行爲。
原載[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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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7 17:29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瘋子和傻子--從我所知道的三峽工程到三個代表
作者：陸士紳【看中國報道】近日王維洛先生以三峽工程移民淹沒紅線問題爲題，三論紅線的崩潰。（見http://www.dajiyuan.com/gb/2/3/18/n177615.htm；
http://www.dajiyuan.com/gb/2/4/16/n183788.htm；
http://www.dajiyuan.com/gb/2/4/24/n185557.htm）
三篇文章給出的災難的結論是，三峽如果按照設計高程蓄水時，水會淹沒包括重慶在內的庫區全部城市。文章最後追問：“誰是瘋子？誰是傻子？”其結論爲：“批准上馬的工程是否愚蠢，與中央到地方是否是傻瓜和瘋子沒有關係。..,筆者以爲，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批聰明人，而且是很聰明的人，但仍然讓愚蠢的工程上了馬。”
其實我們中國人既不是瘋子也不是傻子，我們根本是猴子，行爲上實行的是大猩猩的生存之道：對這個世界的一切罪惡和愚昧行爲採取的是不聽，不看，不說的自欺欺人的回避哲學－－－我們時刻在欺騙自己說，在我們今天所生存的土地上沒有罪惡和愚昧，或者現在發生的罪惡和愚昧會自動消失。
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呼聲在六四前是公開的，最有影響的民間讀物是當時的名記者戴晴女士的一本採訪錄，紀錄了當時國內的專家們反對的聲音，包括從民國時代就研究三峽大壩的水利專家，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找出來看看。
我在此想補充的是還不廣爲大家知道的三峽大壩的可能災難：
本人不是專家，但是以下是八十年代末我在政府機構工作時的一次偶然聚會中，從當時的幾個國家級研究所長口中聽到的反對意見，全部是談三峽的災難，而這些結論都寫成了研究報告提交給了當時的中央政府。
1。泥沙問題的後果：
大壩上游：由於上游水流減緩，基本停頓，泥沙會全部在上游庫區沈澱。正常蓄水後，三十年內重慶港將成爲死港，從根本上失去通航能力；同時，整個庫區都會被泥沙填滿，失去蓄水能力，根本不會再有電力供應。
大壩下游：從大壩流下的清水會帶走下游河床千萬年來沈澱的泥沙，最後造成河床和長江大堤坍塌，最顯著的標誌是武漢和南京長江大橋將會被清水衝垮。
可能在未來的有一天，一次發生在長江下游的大洪水就會造成長江河床改道。
2。生物資源所長的結論:
在千百萬年人類和生物居住過的地方，到底有多少種已知的和未知的可以至人大規模死亡和疾病的細菌和病毒？它們現在可能深埋在地下數十米，可是水也許會把它們帶到地面讓它們們重新復活和擴散。目前沒有人敢說已經有全部的答案和控制方法。
在幾百公里長的庫區水面，即使爆發血吸蟲病這樣的瘟瘀，以人的能力也無法滅除，只能眼看著疾病蔓延。 .....
不用再談將淹沒在庫區的千萬噸化工毒物和當年三線建設時期關閉多年的核工廠廢料將給我們帶來的災難威脅；不用再看移民工作正在對三峽移民們的心理和生活造成災難的社會後果；不要在乎在不到足球場大小的實驗室得出的泥沙問題結論是不是正確；
是的，正如王維洛先生在文章中所言：三峽工程可行性的論證中“.....科學家明確地限定了理論適用的範圍”。言下之意是，我們如果都是在專家們的理論可以界定的世界中生活，三峽工程是我們中華民族美好的福音。
三峽工程是共產黨政府當政後，要爲中國人民造福的第二個樹碑立傳的水利工程。今天我們只有向上帝祈禱，希望它也是絕無僅有的最後一個。
請大家看看第一個政績工程三門峽電站的惡果。
當年三門峽電站是印在了人民幣上面的，至少同今天三峽一樣是展現偉大的党和領袖政績的政治工程。這個大壩在建成後的第二年就失去了它的設計功能。
在三門峽大壩建成後的今天，留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是一個斷流的黃河，一個正在全面乾旱和荒漠化的黃河流域。如果說黃河是我們中華文明的搖籃，那麽，三門峽大壩就是我們文明搖籃的殺手。
這同樣的災難正降臨在長江流域。可以預言，三峽大壩只會是比三門峽電站更大的災難。三峽大壩的災難影響的絕不僅僅是庫區的幾百萬人民，如果幾十年後長江完蛋，將會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頂之災。
我想，一代又一代獨裁者對於以治水來張顯政績的癡迷，可能來源於我們遠古時代大禹治水的傳說。他們的本意是要讓他們的豐功偉績流傳千年萬年，就象我們的祖先大禹一樣。
(((((“三個代表” )))))

幾乎從三門峽電站開始，都有水電專家反對當時的方案。後來，反對的預言一一變成了現實。
三峽大壩也不會例外，幾乎從開始就存在強烈的反對聲音。可是，這一切理性的反問，在“高峽出平湖”和“三個代表”這樣的政治口號面前都化爲無。三門峽電站當時的政治口號大概是建設共産主義天堂這類。
我相信在我們中國人民看待這個世界的心態沒有改變之前，所有“救救三峽”這類的呼聲都不會改變三峽大壩的災難來臨。
在中國，幾千年來，我們都習慣了謊言和大猩猩的生存之道。只要獨裁者們還有權力，他們一定會用另一個更大的工程去掩蓋三峽工程的災難，就象我們習慣了用一個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直到最後的謊言破滅。
有一天，即使謊言破滅也沒有關係，獨裁的接班人會告訴人民，今天的過錯，只是李鵬或者江澤民的過。就象文化大革命都是林彪四人幫的錯一樣。
從我們民族的文化心態來看，同發生在我們這個社會的其他種種災難一樣，三峽工程即使造成再大的災難，我們今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全體中國人都會自認爲沒有過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是無辜的，無辜得就象幼兒圓的孩子或者動物園的猴子。
現在，獨裁者們天天講要反對迷信，崇尚科學，要三個代表和與時俱進。
可是，他們講的科學是建立在西方人19世紀的科學知識基礎上的，反對的迷信是除他們獨裁統治哲學和口號之外的一切宗教信仰。同他們當年自封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樣，他們現在自認是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因此自然要按他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讓中國人民與獨裁者的時俱進。
最可悲的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個人的智慧絕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個人低。然而，在我們的民族中，集體的智慧發展水平只是處在人類發展的幼年階段或者說同大猩猩一樣的水平。
以這樣的心態生存著的我們，當然既不是瘋子和也不是傻子。
我們也許該問問自己，容許和忍受這麽多罪惡和愚昧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還是不是人，還有沒有人的良心。
(博訊)
NO:1057_16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1:29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南水北調的工程費用來自于全民稅收，工程的營運成本和水費也要靠人民承擔。所以這是一個與全體人民相關的巨大工程，一個人均承擔500元，每戶出1500元以上的工程。既使不舉行聽證會，起碼也應該交由全國人大批准。目前，國內大多數媒體對南水北調的優越性同聲應和，而不同意見和工程負面影響很少報道，這極不正常。是騾子是馬，拿出來溜溜。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應當充分相信他們的判斷力和權衡利弊的能力。
二問‘水利部錯了要不要改’?
歸衆所周知，解決北方缺水問題的老框框、舊方案、原思路就是在崇山駿嶺中鑽山打洞、跨河架橋的調水方法。各種方案之間的差別也就在50步和百步之間，這就是至今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根本原因。水利部能否從自己作起，主動‘跳出老框框、舊方案、原思路’?
三問‘南水北調的理論基礎站得住腳嗎？
北方缺水是不爭的事實，解決的辦法要開源與節流並重，節流爲主。且不說南水北調實施尚需時日，即使實施了，調水量畢竟有限，只能以建設節水型社會爲主要出路。‘南水北調作用非常有限’。實際上，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南水北調的理論基礎，因爲老百姓自然有權問，拿我們這麽多錢修工程原來只是個花架子，既然北方還有潛可挖，爲什麽不去挖?
四問‘北方缺水問題有沒有誇大’
南水北調的綜合性資料和結論要能使人信服，切忌用一個大平均值來包攬一切，這非常具有針對性。在現有的談到南水北調必要性的文獻中都是統一地以人均水量來說明其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以一個平均值包攬一切的作法。上海的人均水量與寧廈相當，難道兩者都極端缺水？需謹慎看待南水北調的必要性，警惕泡沫。
五問‘高水價到底是促進北方經濟發展還是窒息北方經濟發展’
據稱：南水北調的一大好處就是能促進北方國民經濟的發展工業。對此，筆者頗不以爲然，高昂的調水工程必有高水價，必然導致企業、資金人員外流，無異於殺雞取蛋。最後同樣會出現‘一片孤城萬刃山’的敗落。
六問‘南水北調有可能優先使用當地水資源嗎’
南水北調的運作是採用股份公司制，各地政府都是股東之一，爲了贏利，很有可能採用行手段限制當地水的使用而全力推銷長江水。因爲當地水不要錢，而長江水可以贏利嗎！設想一下要是北方出現５０至６０年代的長期豐水年，本地水足夠用，該公司將去哪里找錢維持運作。設備運折舊費，渠道清理費由誰出。
七問‘南水北調的使命包括生態環境治理’？
中國工程院的報告稱中線的一部份爲生態河和新海河，就是要依此改善北方生態。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南水北調是一種挖東牆補西牆的作法，以破壞長江漢江流域，犧牲上海武漢生態環境爲代價的作法。
八問‘壟斷經營的南水北調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原則’
南水北調工程管理局準備採用容量計價法來限制當地水使用。所謂容量計價法就是不管你用不用長江水，都要交足所分配的定額供水金；在地下水停止開採數年或數十年後，地下水位就可恢復至開採前的水平。所以華北的百姓將面臨如此尷尬的局面：充沛的當地地表水不給用，飽滿而乾淨的地下水不許用，只有被迫使用長江水。水事紛爭的出現和苛‘水’猛如虎的抱怨看來是不可避免的。
九問‘南水北調到底應不應該考慮全球變暖及其他問題’
南水北調至少不應該回避全球變暖的影響。據預測，如果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按現在的速度繼續增加，到2050年氣溫會比現在上升2.2攝氏度，青藏高原地區則可能上升2.6攝氏度。西昆侖山古裏雅的冰芯記錄表明，在當時的間冰期時代，青藏高原溫度要比現代高4攝氏度。對柴達木湖的湖泊沈積的分析則表明，當時溫度要高出2攝氏度。
十問‘南水北調是否給新技術、新方案、新思路留下發揮空闊’
南水北調從啓動到實施，跨越時間較長，而現在的科技發展極快，建議在做各種預測時，適當考慮這一因素，採取較先進的指標、措施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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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1:39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腐敗大壩
瞿無希
據香港南華早報等報道，三峽經濟開發公司經理金文兆（譯音），從國家三峽建設基金中盜取十二億元人民幣，彙入自己的海外帳戶，本人下落不明。
此人何方神聖？不得而知，但是三峽工程中確有一個“中國三峽經濟發展總公司”，總裁名叫荊文超，與“金文兆”幾乎完全諧音。此人則是中國經濟界又一“奇才”，原不過是河南省水利系統的一個普通職工，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口才了得，深得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付主任李伯甯賞識，進京當官，還是全國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據說“自廉自潔”，在北京沒有一平方米私人住房，住辦公室。他管的這個總公司，原是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和移民局的下屬公司，後“脫鈎”成爲“一般”企業，但經營範圍包括籌集資金、經濟技術開發合作、房地産、三峽工程建設所需要的設備、物資供應、銷售、租貸，進出口商品、技術貿易和轉口貿易，還兼營紡織品、服裝、輕化工産品、土畜産品、電子産品，一句話，除了國家專項經營的商品（武器等）之外，荊文超的公司是什麽都幹。
“金文兆”醜聞爆出，人們有點見怪不怪了，因爲中國的貪汙醜聞太多，但是從爭議極大的三峽工程爆出如此鉅額貪汙案來，卻不同尋常。其實，熟悉內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峽不僅在工程上是一個大謊言，是個豆腐渣工程，在財政上也是一個大謊言。請看∶
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一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購買股票，被判處徒刑１５年；
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萬素梅挪用鉅額移民資金進行賭博，被判處徒刑１５年；
雲陽縣新城建設指揮部工作人員集體受賄案；
巴東縣貪汙焦家灣大橋工程資金，造成大橋垮塌，人員傷亡；該縣又貪汙公路工程資金，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報廢；
三峽工程移民“模範縣”巫山縣，平均每年貪汙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三千萬元，年輕的巫山“移民縣長”蔡軍被殺，檢察官認爲兇手是到縣長家搶錢，一個靠工資收入的七品官，爲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稱爲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書記趙甫安的貪汙受賄案卻轟動全國；
中國葛洲壩集團的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代蘭生，花七億元從國外進口一堆廢銅爛鐵；
……
這座大壩底下的貪汙案件，不是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而是幾千百萬、幾億、十幾億的大數位；從涉及的人員來看，有市長、縣長、縣委書記等中高層幹部，也有一般的辦事員；有公司的總裁，也有一般的施工人員。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大的更黑的貪汙案件只是還沒有被揭露出來而已。金文兆被公安部門抓起來時，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和移民局將他擔保出來，最後落個錢流海外，人則下落不明。自從三峽工程批准之後，“三峽”這個招牌就成了三峽工程的專利，在全國兼併網羅其他公司，境外就有１３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國家對三峽工程淹沒區的優惠稅收政策。這樣的大壩，的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建造”（工程可行性論證中是這麽說的），而這樣的貪汙，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能。
三峽工程爲什麽會出現這麽多、這麽大的貪汙案件？這些錢從哪里來？貪汙對三峽工程的影響是什麽？本文只從三峽工程本身來尋找回答。
三峽工程的錢太多
工程的造價和經濟可行性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重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１９９２年批准三峽工程的動態投資額爲１５７億元人民幣，靜態投資額爲一個爲５７１億元人民幣（１９９０年底價）。經濟學家劉國光解釋說，動態投資１５７億元，就是指在工程開工時，籌集了１５７億元，把它存放到銀行，利用這筆資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峽工程的建造；靜態投資額爲５７１億元，是不考慮利息、物價和工資變化的造價。三峽工程的造價包括三大項，移民費用、大壩和樞紐、輸變電工程，可是到了１９９５年，輸變電工程的造價不再計算在三峽工程造價內，而工程的動態投資額卻上升到９００多億；到了１９９８年，工程的動態投資額上升到２５００億元；到１９９９年全國人大政協開會，傳出三峽工程造價６０００億元的消息，說是朱容基追問工程負責人時給予的回答。
到１９９９年底，三峽工程的實際投資額已經超過５００億元，現在工程一年的投資額，就接近批准時的全部動態投資額１５７億元，而三峽工程投資的最高峰尚未到來。
這座大壩的造價，在工程批准之後，成倍地上漲，可是批准它的全國人大、提出興建提案並負責建設的國務院、成篇累牘地報導三峽工程的新聞界，對此卻不聞不問，似乎造價漲到２５００億，是天經地義的事，而當時爲三峽工程造價打過包票的經濟學家們，這時也不出來解釋了，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４０３位專家學者，皆因此項論證而獲得國家科技獎和李鵬特別頒發的、從總理特別基金中提取的高額獎金。這２５００億元還不包括全部的工程造價，而工程全部投資將高達６０００億元。三峽工程的造價大幅度地上漲，就給貪汙造成最有利的機會。
三峽工程論證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對金文兆、蘭代生、黃發祥這些貪汙犯來說，當然如此。現在看來這個工程造價，如果不是當初爲了騙取全國人大通過而故意壓低的，就是開工之後任意增加了造價，那麽他們就是有備而來，要來吃“三峽工程”這塊唐僧肉的，出現貪汙枉法醜聞，就不足爲奇了。
李鵬曾就三峽工程說過：“水輪機一響，黃金萬兩。”現在水輪機尚未響，有人早已黃金萬兩了。如果三峽工程的動態投資額爲１５７億元，金文兆一人就拿走１２億元，蘭代生又亂花了７億元，加上被貪汙挪用的移民費５億元，一共２４億元，占工程造價約六分之一，這個工程還能再進行下去嗎？
三峽工程的錢來得太容易
２５００億從哪里來？國家是否有財力支付？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決定，從每消費一度的電費中，增收１厘作爲三峽建設基金，後來又增加到３厘、５厘、７厘，所以三峽工程的錢，是從老百姓的口袋裏來的，無論工業用電，農業用電，服務行業用電，最後都取源于每個居民。按每個居民每年平均用電９００度計算，每個中國公民，每年爲三峽工程“自動”提供資金６。３元錢，全國老百姓一年就是７０多億。也因此，金文兆、代蘭生、黃發祥貪汙的錢，也是每個老百姓多付的電費，是血汗錢。三峽工程的造價已是全國人大批準時的７倍，極有可能再漲，或變一種新花樣來收取，所以鉅額貪汙不怕沒財源。
另一個資金來源是發行三峽工程債卷。
經李鵬批准，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可以在市場上以高利率發行債卷，籌集資金，其利息率比國債、鐵路債卷等都高。
至今已經發行二次債卷，一次籌資１０億，一次２０億，馬上要發行第三次債卷，數額爲３０億。中國利用基金會籌集資金最後上了斷頭臺的人不少，許多地方出現老百姓聚衆索還資金的事。據說三峽工程的債卷信譽是ＡＡＡ級的，李鵬還多次爲三峽工程債卷做廣告，說他和朱琳都想買幾千元三峽工程債卷就是買不到。三峽工程債卷，是由三峽建設基金來擔保的，而三峽建設基金的錢，又是直接從中國老百姓的電能消耗中徵收的，因此老百姓買三峽工程債卷，實際上是自己爲自己擔保。要是三峽工程無法支付債卷，就必須由三峽建設基金來支付，三峽建設基金如果付不出，就只能再委曲一下老百姓。三峽工程債卷實際上是以空賣空。
移民條例爲貪汙開了大口
三峽庫區都是貧困地區，國家從來沒有重大專案投入（重慶市除外），十幾個縣都是窮縣，負債累累。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四百個億，實行包乾，豐都縣在工程上馬之前全縣７３。５萬人，人均固定資産只有８６元，全縣固定資産六千三百萬，這次“移民安置費”一下子拿到幾十個億，哪個不眼紅？黃發祥一人貪汙一千五百萬元，就是以前全縣固定資産的四分之一。
移民安置費包乾辦法，湖北和四川兩省政府照樣畫葫蘆，把錢按按移民人數的比例，分給各市縣政府，省政府也不幹預這錢怎麽用。按三峽工程移民條例所規定，各市縣政府可以將移民安置費，以貸款的形式發放給企業，可以回收，也可以不回收，就給貪汙創造了最好的條件。往往市縣政府在回收了貸款之後，就將這筆錢另作他用了，因爲規定不用上繳國庫。各市縣也可以將移民安置費，以投資的形式存入銀行，用利息（投資的收入）來安置移民，當時有人專門著文說，三峽工程移民費４００億，以投資利息１０％計算，每年利息４０億，按１１３萬移民計算，平均每年每人的利息收入３５４０元，大大超過農村移民的年收入水平，但到目前爲止，三峽工程淹沒區的一部分移民，還有按照這個模式每月領到這種“利息”。
總之，移民安置費是一大財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買股票、債卷、直接投資，一時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貪汙挪用，化公爲私，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就用它來買股票，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王素梅挪乾脆拿去直接上了賭桌，豐都縣國土局的黃發祥則用個人借外商名義去搞飯店，所有這些，禍根都在李鵬簽發的三峽工程移民條例。
更大的貪汙：進口設備回扣
其實三峽工程還有更大的貪汙受賄，只是中央政府不想查，也不敢查。中國葛洲壩集團的三峽實業公司，花七個億進口幾百輛重型卡車、大型推土機、裝載機和挖掘機，全是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二手設備，按國際標準早該報廢的。這只是小案一樁。
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的機電設備是３２台水輪發電機組，其中第一批１４台，第二批１２台，最後還有６台。第一批１４台，花鉅款進口了１２台，其餘兩台進口部件在中國組裝，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術水平，是技術總體水平比中國更差的巴西生産的，也是西方工業國家“邊緣化”了技術。論證的時候說，三峽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機械設備，包括水輪發電機組，都可以國產，鄒家華在給人大代表的報告中也說，主要機電設備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國內製造。可是全國人大批准之後，中國人突然沒有能力自己製造水輪發電機組了，只能進口，採買團也周遊了歐洲瑞士、德國、法國，最後買的卻是巴西貨，技術參數也沒有達到合同要求，這中間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三峽工程某些負責人在海外子女的銀行賬上，爲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許永遠是個迷。
是國內的廠家沒有這樣的技術能力？不是；是國內的廠家訂單過多，沒有興趣來接三峽工程的任務？不是；國內的廠家的訂單不足，工人們不得不下崗；是國內廠家出價太高，在招標中失敗？不是，國內的廠家連參加招標的機會都沒有。
貪汙對三峽工程有什麽影響
金文兆把１２億元彙入海外私人賬號，對三峽工程沒有絲毫影響，只要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發個文，把三峽基金從每度電７厘增加到８厘，這個窟窿就可以給堵上了。
黃發祥貪汙了１５００多萬元移民費，也不會影響移民遷移的進行，更不會影響三峽工程的進行，等到２００２年大壩完工，水庫裏的水漲上來，有這１５００多萬元移民要遷家挪墳，沒有也得遷家挪墳。三峽移民超過１２０萬，現在完成了遷移的共２２萬，移民費用已經花了１７６億，還剩下２００多億，要安置１００萬移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早已是寅支卯糧。這個大窟窿最後還是要中國老百姓來填的！
正因爲這麽鉅額的貪汙對三峽工程沒有什麽影響，所以這些人才敢這麽放肆。這些人敢胡作非爲的另一個背景就是，他們都是三峽工程的英雄，當初他們“代表”三峽地區人民，堅決支援三峽工程上馬，說了決策者希望聽到的話，在決策過程中立過汗馬功勞，現在無非是索取一些回報。豐都縣委沒有代表豐都老百姓喊過一次移民的困難，甚至在安置移民的土地容量的關鍵問題上，這批人爲三峽工程上馬兩肋插刀，拍胸脯擔保，“那些航空照片算什麽玩藝，我土生土長，還不知道這裏的土地情況嗎？環境容量是充足的！”因爲航空照片分析成果表明，三峽地區安置移民的土地容量極爲有限。三峽工程自１９９４年開工以來，有１２％的移民資金被貪汙挪用擠佔，除黃發祥等少數幾人受到處理之外，大多數人只要在三講中講講就算是門前清了，不受法律的制裁。
江西省付省長胡長清貪汙４００萬，全國人大付委員長成克傑貪汙４０００萬，但跟金文兆、代蘭生、黃發祥等人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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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1:40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調水不如節水
楊東平
今夏北部中國的酷熱和大旱像1998年的洪水一樣凸顯了中華民族整體性的環境危機。松花江斷航，白洋澱乾涸，山西省多條大河斷流，上百個城市被迫限水。
全國670 座城市，400 座不同程度缺水，108 座嚴重缺水。近年因缺水造成的經濟損失年均一千億元左右。於是，南水北調、東水西調等種種調水方案重新出臺。
和三峽工程一樣，南水北調工程也是源於50年代毛澤東的一句話。這兩個大規模 改造自然 的工程計劃都是在大躍進時代形成的。走向21世紀的中國人，理應對那個時代的決策和見識進行必要的反思。南水北調的前提是長江之水取之不盡、可任由調配。然而這並不是確定的事實。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一期預計調入146 億立方米的水，東線和西線工程總計每年從長江調水600 億立方米。長江最終能否承受這種變化，尚無明確答案。由於地球環境的變化，近幾十年來長江來水也在減少，近年更是出現少見的低水位。有人預測，到2030年，長江也會缺水。
這一大規模改變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流域，橫截700 多條河流，打破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之間的自然界限，將改變四大流域的物質和能量交換，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破壞甚至超過三峽工程。由於長江入海水量減少，將引起海水倒灌，使長江三角洲的供水發生困難，影響長江航運和上海港的發展。安全問題也很突出。北美的調水工程，終因要經過西部地震帶無法確保安全而擱置。我國邢臺、天津、唐山地區的地震風險和強度都不在美國之下。無論是在防漏、防裂還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現問題，將帶來滅頂之災。任何工程問題都有不止一個解決方案，重要的是權衡利弊，擇善而從。我國水資源匱乏、空間分佈不平衡是客觀現實。與調水相比，通過節水解決水資源短缺是更具可行性、成本更低、沒有風險，因而更有魅力、更具可行性的方案。
中國的環境問題， 天災 與 人禍 總糾纏不清。衆所周知，與我國水資源匱乏的狀況極不相稱的是水資源的嚴重浪費。以缺水著稱的西北地區，人均年用水量爲850 立方米，比全國人均用水量幾乎高出1 倍。寧夏灌溉用水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3 倍。而每立方水産出的效益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半。華北最缺水的城市之一滄州市竟在 建設我國第三座化工城 ，高耗水的化工企業紛紛上馬，使水源供應雪上加霜。邢臺市生活用水早已頻頻告急，卻先後建起了100 多個高耗水的企業。某縣政府爲了上一個年耗水量達2000萬立方米的大專案，竟大方地向投資者減免了3 年的水資源費！這個人均水資源比以色列還少的地區，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蓋著極度缺水這一重要事實。河北全省累計超采地下水600 億立方米，其中深層地下水300 億立方米已無法補充。
再過15年，石家莊的地下水就將采完。華北平原已形成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地下複合漏斗區，達四五萬平方公里，並引發了地面沈降等一系列環境問題和地質災害。不實行強有力的節水，調多少水都不夠揮霍浪費的！而節水的潛力之大同樣出乎我們意料：據專家測算，我國農業用水的利用率提高10個百分點，就意味著每年可節水400 億立方米，相當於東線、中線工程調水之總和。這個數位已超過了正常年份農業灌區300 億立方米的缺水量，是正常年份城市缺水量60億立方米的近7 倍。
調水不如節水。對於南水北調工程，需要強調的是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對這種大規模改變自然面貌、 誓把山河重安排 的 壯舉 ，我們寧可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充分論證、謹慎從事。對它的論證、研究應當公開化，應當有廣泛的公衆參與，舉行聽證會，並應採取與三峽工程同樣的審批程式，最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批，而不是水利部門一家說了算。國家應當將建立節水型的國民經濟體系提到議事日程。應當根據水資源的狀況調整産業結構，在有水的地方辦需要水的事，而不是調水在沒水的地方搞建設。例如應當大幅度減少西北、華北水稻種植面積，不再製造 塞外江南.停止審批和嚴格限制華北城市包括北京市建設高耗水的經濟專案和發展高耗水的産業，已經建成的耗水大戶要逐漸關、停、並、轉，從而大幅度降低不合理的城市用水，維持北方城市的基本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國家應當強制管理極其短缺的水資源。
不僅對黃河、長江，對北方的地下水資源也應實行國家管制。國家應當堅決提高水價，促進節水型社會的形成。與北京乾旱程度相似的以色列以節水技術而聞名，其平均水價爲每立方米水十幾美元。對城市生活用水可採取國際通行的管理模式，即在限額之內極低甚至免費，超額則收高價，例如今年夏天威海市每噸水50元。我們沒有理由、沒有時間再苟且現狀，維持水價低廉的假像，必須使用這一最便捷、最有效的經濟杠杆，建立環境保護中的利益機制。
（2000年10月17日《中國青年報》楊東平）給水技術博物館
爆炸性社會問題：三峽工程移民
王維洛
一、從“鐵腕移民縣長”被害說起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八時半，三峽庫區的巫山縣縣長蔡軍，在家裏被一個蒙面人用手槍打死。蔡軍死時才四十歲，他是三峽庫區有名的“鐵腕移民縣長”。蔡軍是個從基層幹上來的幹部，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他十八歲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後任鄉黨委書記，副縣長。蔡軍能夠被提升爲縣長，是與三峽工程的移民分不開的。
巫山是三峽工程移民的重點縣之一，全縣淹沒範圍四十九平方公里，移民搬遷人口達８·３萬人，到二零零二年，全縣要搬遷安置近六萬的移民。但是到一九九六年爲止，巫山縣的移民安置工作進展緩慢，移民抵觸情緒大，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新縣城基礎建設推進緩慢，工期一拖再拖。上級領導對巫山的移民工作極爲不滿，如果巫山縣移民工作拖後，就會影響一九九七年三峽工程的截流，而三峽工程截流和香港回歸，是被定爲一九九七年全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當上級領導來到巫山視察工作，聽了縣黨委和縣政府的關於移民工作種種困難的彙報後，當即撤消縣主要領導的職務，任命蔡軍負責全縣工作，事後經縣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追認。
蔡軍接過全縣移民工作的擔子，提出“一切經濟工作要緊緊圍繞著移民工作轉”和“各級幹部的政績考核，職稱晉升要與移民工作挂起鈎來”的政策，一時縣長壓鄉長和鎮長，鄉長和鎮長壓村長，村長壓百姓，巫山縣的移民工作就以“極高效率”運轉起來。巫山縣培石鄉場鎮是巫山一期水位淹沒的第一個場鎮，居民世世代代生在長江邊，在這裏打魚、搞水運、經商，是巫山縣居民收入和生活水準最高的集鎮之一。對偏安一隅的中國農民來說，扒屋遷墳，訣別賴以生存的土地，此地人則還要訣別長江，是件頂痛苦的事情。培石鄉場鎮的居民不願到兩公里以外條件差的上陽坪去建新場鎮落戶。蔡軍聽說後，就到培石鄉場鎮現場坐鎮，二十天之內完成去新場鎮道路的建設和五十六戶移民的遷移。從此之後，蔡軍到哪里，哪里的移民就扒屋遷墳。蔡軍坐鎮大溪鎮，大溪鎮一周內動遷九個單位和二十多戶農家；他坐鎮曲尺鄉，曲尺鄉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移民新居民點的基礎工程。巫山移民工作的進展，爲三峽工程按計劃截流提供了保障。蔡軍的工作魄力，受到上級領導的讚賞，蔡軍被譽爲“鐵腕移民縣長”，稱其作爲“可與實行鐵血政策的德國總理俾斯麥相比”。
這位“鐵腕移民縣長”被不明身分者槍殺的消息震動了三峽移民區，也驚動了決策層。人們的猜測自然把這件兇殺案與三峽移民政策，和蔡軍在移民工作中的高壓政策和手段聯繫在一起，而這一點正是決策層所不願聽到的。各縣鄉鎮村的許多移民幹部聽到這個消息後，人人自危。上級領導十分清楚，沒有蔡軍這一班地方領導幹部，三峽工程的移民任務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必須儘快破案，從嚴處理，堅決鎮壓，對此，政府是早有準備的。一本題爲《三峽百萬移民出路何在》的一書中寫道∶“我們對這麽一個關係到千家萬戶的敏感性問題，切不可以掉以輕心，弄得不好，只要有一二個城市或幾個集鎮群起而抗之，這種局面就難以應付，一旦引起連鎖反應，更不可收拾。”
數十名來自重慶市和萬州的公安幹警彙集巫山，四天之後，這個蒙面人就被 抓拿歸案，原來是巫山縣公安局的警察田特捷，他所用的殺人武器就是公安局配置給他的六四手槍。十月十六日重慶市法院開庭審判，田特捷當即被判處死刑。在蔡軍被槍殺不到一個月，巡警田特捷也魂歸黃泉。從偵查破案、檢察起訴、法庭審理、判決到執行死刑，一共約一個月時間。這個辦案速度體現了決策層的從嚴從快的精神。至於田特捷爲什麽要殺死這位“鐵腕移民縣長”，至今不清楚，並且永遠將是個迷。
檢察官在起訴中指出∶田特捷作案的動機是多種原因誘發而成的，主要是其女朋友負債累累，所以動了到縣長家搶錢的念頭。其實，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因爲當時的案情是：從蔡軍開門到被打死的暫短時間內，田特捷一句話也沒有提到要錢，他只是用槍將蔡軍逼入臥室，然後連發四槍將其打死，之後也沒有拿走蔡家的任何一點錢財。如果田特捷是爲了女朋友而去持槍搶錢，他的目標就不應該是縣長家，而是某個大款。田特捷身爲巡警，當然知道在中國，搶縣長家比搶一般老百姓家罪名大，破案的可能性也更大。還要要指出的是，一個縣長靠工資收入，哪里有可能家藏十幾萬現金？如果蔡軍家確有這麽多錢的話，那麽這位“鐵腕移民縣長”就是靠三峽移民工程大發橫財的一個貪官汙吏。
田特捷本人是被三峽工程所涉及的移民之一，他所在的巫山縣城，將要被三峽工程所淹沒。縣城要遷移，要在平均坡度爲三十五度的山坡上重新建設（中國水土保護條例禁止在坡度爲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上耕種）。國家支付的移民安置費遠遠不夠移民遷移和重建生活的需要。但是，蔡軍這位“鐵腕移民縣長”早已向上級領導保證了，巫山縣決不拖三峽工程移民的後腿。他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只有向巫山的居民徵集“遷建集資建房款”。對維護地方治安的公安局也是一視同仁。田特捷，這個參加工作才四年的小警察，必須至一九九八年九月，交納第一期集資款一萬元。至於這是否是導致田特捷鋌而走險採取極端行爲的原因之一，法庭審理沒有確認，而是將其迅速地推上了斷頭臺。

二、移民失去基本生存條件是矛盾尖銳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國從五十年代起開始大規模地修建水庫大壩，至今一共建造了八萬六千座水庫，迫使一千多萬人遷移，其中有約六百多萬水庫移民的生活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許多移民失去了基本生存條件（國務院研究潘家口、大黑汀水庫移民遺留問題的會議紀要的用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這樣的移民過程中，威脅和殺害政府負責移民官員的事，屢見不鮮。三峽淹沒區秭歸縣香溪鎮鎮長韓裕玖，不久之前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儘是恫嚇之言，信紙下方畫了一把子彈出膛的手槍和一支出鞘的利劍。韓裕玖鎮長回憶起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一天，一位移民到辦公室來談土地賠償和安置問題，當要求被拒絕後，這位移民就不客氣地對他說∶“老子坐過牢，你若不解決我就……”。
就連鐵腕移民縣長蔡軍也知道，由於三峽移民使他被提升爲一縣之長，又由於他打開了巫山縣移民工作的新局面而前途輝煌。同時他也很清楚，他的所作所爲，得罪了許多人，侵害了許多人的利益，使一些人失去了基本生存條件，這些人會把怨恨發泄到地方移民官員身上。爲此，蔡軍總是秘密地攜帶警用手槍，就在他被槍殺之際，那支手槍就放在家中書桌的中間抽屜裏。這支警用手槍在檢查槍殺現場時被發現。據說，這支警用手槍並不是蔡軍私藏的，而是上級領導專門配發給蔡軍這樣的移民官員的。

三、三峽工程移民經費
根據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三峽工程及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工程總投資爲５７０億元人民幣（一九九零年底價），其中移民投資１８５億元，占總投資的３８。３％；到一九九五年，總投資（不計輸變電工程）爲９００。８９億元（一九九三年底價），移民投資３９９。９９億元；據報導，到一九九七年，總投資（不計輸變電工程）爲２０００億元，其中移民投資仍爲３９９。９９億元，沒有增加。
國務院頒發長江三峽建設移民條例（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九日國務院令第１２６號發佈）第二章第８條∶三峽工程建設用地補償和移民安置的經費，由湖北省、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及三峽庫區所在的市、縣人民政府按照規劃統一安排，用於土地開發和安置移民的生産和生活。
這３９９。９９億元具體分配如下∶湖北省５３。５１億元，四川省（重慶市）３１５。５５億元，留中央支配３０。９３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在報告中說∶“這個經費總額可以補償淹沒損失的，也考慮了庫區的發展，與其他水電工程相比，是相當松寬的。因此，移民經費總額今後不得隨意再擴大。”
根據三峽工程論證（一九九二年審批通過），全部移民人數爲１１３。１８萬人（包括了施工期間的人口增長）。一九九二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對移民人數進行了復查，一九九七年公佈復查結果∶移民將超過１２０萬（長江水利委員會∶三峽工程移民研究，一九九七，武漢），將可行性研究報告確定的移民人數作了本質性的修改。可是國務院將移民費作爲一次性處理，分配給湖北省和重慶市，基數仍然是１１３。１８萬移民，平均每人的移民費爲三萬五千元，移民將超過１２０萬，這個賬就無法算了，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而且，就連這個“超過１２０萬”，也是一個十分不負責任的資料，其資訊含量極少。
中央政府包乾給湖北省和重慶市，上行下效，湖北省和重慶市也把錢分給下屬的縣市包乾，當然也沒有忘記留下一部分錢；縣市留下要新建縣城和縣政府大樓和賓館等等錢，再把餘錢分給鄉裏；鄉裏留下新建鄉鎮和鄉政府大樓招待所等等錢，再把剩餘錢分給村裏，村裏又扣下一部分錢，把最後剩下的一點點錢，交給被三峽工程直接涉及的移民。這樣，經過這麽層層扣克，最後到達移民手中的移民經費，也就所剩無幾了。
以三峽大壩的窗口湖北省秭歸縣爲例，全縣總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學要被水庫淹沒，必須遷移重建。根據秭歸縣教育部門的估算，重建這五十八座中小學校，最少需要投資１。８億元，而三峽工程支付給他們的水庫淹沒補償費僅爲０。３億元人民幣，只占所需投資的六分之一，剩餘費用要自行解決。秭歸縣有錢蓋新的行政大樓、建現代化賓館、修寬大的馬路、建商場和大型娛樂設施，就是沒有錢建學校。秭歸縣教委只有四出去化緣，要求全國人民捐錢爲移民的孩子建學校。

(((((孩子沒有學上，最能打動中國人的心。)))))

四、違反憲法的“移民賠償”
那麽一個普通的三峽工程移民家庭，可以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補償費呢？以農村移民安置補償費爲例，包括土地賠償費、房屋複建費和其他補償費。農村移民用這筆錢，不但要解決住房問題，還要解決吃飯（生産資料）問題。
因行文關係，具體安置補償費標準在此從略，僅以武漢一個典型農村家庭爲例，全家五口人，失去了土地、房屋，失去了一切，只得到２４５００元的移民安置補償費，平均每人約爲５０００元。這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從中央的３９９。９９億元的移民經費（平均每個移民約３萬５千元），從上到下，通過層層包乾，層層扣克，最後真正到達移民手中的平均每人５０００元，只有七分之一。雖然人們不能要求把這４００億的移民經費，按人頭平分給每個移民，但是５０％到７０％的移民經費應該直接到移民手中，這並不是個過分的要求。特別是農村移民，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頭上的瓦和四周的牆，還失去了最重要的生産資料、賴以維生的土地。這個五口之家要用２４５００元錢，一切從零開始，去建房去開荒，去創造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條件，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麽移民經費到底落到誰的手中了呢？巫山縣新建縣城，要修一條雲祥路，縣政府以６５０萬元的造價承包給一個施工單位元，而經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師按市場價格計算的正常造價只要４９１萬元，縣政府多付了１５９萬元人民幣，得到好處的不僅僅是工程承包商，還有吃回扣的政府官員。巫山縣大昌古鎮搬遷，要修建一座橋，根據工程初步設計需要投資１６００萬元，通過降低設計標準和偷工減料，爲承包者“節約”了６００萬元。在巫山新縣城的建設中，又爲承包者“節約”了１０００萬元人民幣。根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九八年，三峽資金就有２６００萬美元（約２。２億元人民幣）被非法挪用（歐洲時報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土地管理法，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１６次會議通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七屆人會修正，一九九八年九屆人大又修訂，對建設征地土地賠償標準作了具體規定∶第五章第四十七條∶徵用土地的，按照被徵用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這補償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簡單地說，土地補償費爲被徵用前三年的平均産值的６至１０倍，安置補助費爲前三年的平均産值的４至６倍，兩者一共爲１０至１６倍（按平均每個農業人口被徵用的耕地計算）。如果尚不能使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用前３年平均年産值的３０倍。
但是三峽工程在作土地賠償時，不區分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平均每畝耕地以２７０１元（４。０５元／平方米）賠償，只是平均年産值的３。５倍；平均每畝橘園以５７６３元賠償，只是平均年産值的２。３倍。這個賠償標準遠遠低於土地管理法所作的規定，更大大低於可以得到最大賠償“前三年的平均産值３０倍”的標準。
同時，《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和《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中關於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的規定，都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財産所有權。長江三峽工程要淹沒耕地２５。７４萬畝農田，河灘地５。
８萬畝，園地１１。０２萬畝，林地４。９萬畝，魚塘０。５萬畝，柴山３。４萬畝，要淹沒３４７９。４７萬平方米的房屋，迫使１１３。１８萬人遷移居住地（這只是壓小了官方發表的數位，實際淹沒和移民人數更多）。長江三峽水庫的淹沒和工程建設，將使公民的財産損害，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根據憲法第十三條，公民的財産損害時，公民有權提出賠償損失。當賠償費低於公民財産被損害部分的市場價格時，賠償後的公民財産低於賠償前的財産價值，公民財産損失沒有完全得到補償，公民財産損失仍然存在，這是違法憲法第十三條的行爲。
《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大，淩駕於憲法之上，這也許是中國法制的特色。
這個《條例》還以“顧全大局”的理由剝奪了移民訴諸法律的權利。《條例》第一章第四條第二句：三峽工程淹沒區和安置區應當顧全大局，服從國家的統籌按排。這裏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條例》通篇六章四十三條款中，只規定了移民的義務，卻一字未提移民的權力。在關於三峽工程移民的報導中，大談移民“顧全大局”，“付出了巨大代價，做出了突出貢獻”，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５００余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産損失３００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７０萬元。“全村居民沒有怨言，顧全大局，服從國家的統籌按排，積極支援三峽工程”等等。
《條例》第三章第二十五條規定：“按照移民安置規劃必須搬遷的移民，不得藉故拒遷或是拖延搬遷；經安置的移民和單位，不得擅自返遷。”第六章第四十一條規定：“在移民搬遷的安置過程中，違反法律和法規的規定，擾亂公共秩序，致使工作和生産不能正常進行，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所以，三峽工程移民只有兩條路：要麽唯命是從，要麽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想當年丹江口水庫移民，一面是敲鑼打鼓，給聽話的移民帶上大紅花送走；一面是出動警察和民兵對“藉故”拒遷的居民實行強行搬遷，之後，移民鬧事，和政府發生了尖銳的衝突。
五、後記
中國人以爲，在服從大局和鋌而走險這兩條路之間，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就是送禮行賄。對此，巫山縣的鐵腕移民縣長是心中有數的，蔡軍負責移民工作之後，家裏便門庭若市，講情的、送禮的、談生意的，絡繹不絕，蔡軍自稱不抽煙、不喝酒，不接受任何人的一絲饋贈，但他是不是真的“兩袖清風”呢？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這位年輕的縣長就是在家等待一位來談生意的朋友，錯把殺人兇手當朋友而大意地打開了家門。
蔡軍是在自五十年代以來在水庫大壩建設過程中被移民殺害的級別最高的地方移民官員。
NO:1057_19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1:41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關於三峽工程之我見
金刀
最近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節目中的直逼現場報道。講得是三峽水庫蓄水前的清庫問題。畫面展現出沿岸堆放了數不清的垃圾堆。僅大得象山一樣的生活垃圾就有２００多堆。到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三峽水庫開始蓄水。庫區蓄水後，水庫將會遭到嚴重污染。不僅影響庫區及周邊地區，還會影響庫區下游近四億人的生産生活用水，以及南水北調工程。據說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一場清理垃圾的大戰正在展開。請看這大戰是如何展開的。
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三建委）移民局副局長宋原生先生說：三建委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我們已經開展了科研工作，針對不同的處理目標，我們還要進行工程設計。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匹配足夠的資金，同時我們還要協助湖北省和重慶市政府做好組織工作，相信在２００３年蓄水之前，一定能夠把庫區的衛生清理工作做好。 宋先生是被採訪的人中職位最高的官員。他的這番話很長，實際上是一個條件句。觀衆如果分心很容易被 相信……一定…… 這句話蒙過去，認爲清理工作已經有把握搞定了。實際上，這句話的條件是（１）處理目標（２）足夠的資金

（１）處理目標是什麽？
電視畫面把我們帶到庫區。沿江垃圾之多，觸目驚心。兩岸到處都是垃圾堆放場，有的已有２０多年歷史。生活垃圾，工業垃圾堆積如山，多數已被植物覆蓋。這種覆蓋，又爲以後清理工作欺上瞞下打了掩護。據估計，生活垃圾有３００多萬噸，工業垃圾１５００多萬噸。被埋起來找不到的還不算在內。還有１５００多個屠宰場，９００多所醫院衛生院，４萬多座墳墓，３０萬平米的廁所都要進行防疫處理。廢棄的化工原料，工業排放的有毒物和重金屬，其危害遠遠大於生活垃圾，主要表現在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它們很難查出，很難處理。就算明面上的垃圾山，怎麽清理？新的垃圾都不易消納，庫區的就更別提了。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在拍片當中還有自卸車在傾倒垃圾，當年成車的垃圾往山谷裏填（藏），幾十年了，想在短時間內往上挖，談何容易！

（２）足夠的資金
由誰出錢？多少算足夠？由誰出機械設備？設備少了限期內完不成任務，多了又浪費。由誰來幹？這可不是乾淨活兒。整天挖又髒又臭充滿黴菌毒素的垃圾，誰受得了。根據對國人的觀察和瞭解，還不是民工拿工錢，工頭小貪，領導大貪。在當今這個腐敗造假之風盛行的社會裏，多少錢也填不滿貪官們的口袋。最後，垃圾還是除不淨，或者是藏得更隱蔽，以後給子孫後代泡 茶 喝。
兩個條件都是子虛烏有，那麽， 相信……一定…… 的主句就是騙人的玩意兒。
我想，到２００３年６月水庫蓄水的時候，政府各級領導一定會親臨大壩現場，也一定會邀請許許多多嘉賓，外國使節出席儀式。可是醜話說在前頭，到時人們看到的將是又黑又臭的髒水，漂著無數塑膠袋，快食具，以及因缺氧而死亡的臭魚。我建議造一張世界第一大的網，攔住漂浮物；建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香水噴灑系統用來堵住來賓的鼻子。就象北京申奧將黃草地噴染成綠色一樣異曲同工。
親愛的朋友，您也許不是在北京長大的吧？老北京的天橋，蓮花池一帶有個地方叫龍鬚溝。哪兒是北京的貧民窟。窮人沒有條件用廁所，沒有下水道，只好把生活污水往溝裏倒。久而久之，那叫臭啊！陰天下雨，污水溝滿壕平，人滑下去就沒命了。後來還拍了一部電影，片名就叫龍鬚溝。好象是於是之先生主演的，您想起來了吧？如果不能親身體驗那臭水溝，您可以去蘇州，沿蘇杭運河走一趟。
那是一條活著的龍鬚溝。您也許會說，長江是活水，流水不腐。對，現在三峽庫區某段流速是每秒二點幾米。可是蓄水後就只有每秒零點二米的流速，跟死水一樣。入庫的 淨水 隨漲隨污染。入庫的都是浸過生活，工業垃圾和沖洗了３０萬平米廁所，無數豬圈，屠宰場的富氮水。耗盡水裏的氧氣，水生物將死絕。這樣的臭水往下游放，再流動起來也是臭水，它不會因流動而淨化，而充氧。加上長江上下游其他污染，那麽長江就是另一條蘇杭運河。整個流域人民生産生活都會大大倒退，生物污染以至滅絕。至少有兩億人口外逃，上北京要飯……奧運會還怎麽辦？對了，辦奧運會不是還要從長江南水北調嗎？旦願不要把垃圾水引來讓老外喝。可憐四億多長江流域人民將要飽嘗水系污染之惡果。
親愛的朋友，你我都是憂國憂民的人。可您也許不知道，如果沒有人出來推遲三峽工程蓄水的決定，受害的不僅是長江中下游的四億多人民，而是咱們的後代！您聽說過沒有，日本東京有個湖，叫霞浦湖。因湖水污染，２２５平方公里的湖從７３年開始治理。花了２７年，合１３００億人民幣的經費，平均每平方公里５。８億，才僅達到相當中國四級水體的水質。您算算，三峽湖面升起的時候，將是多少平方公里？政府準備好治理污染的錢了嗎？它會比建三峽的費用少嗎？就目前清庫而論，政府準備投入多少資金，調多少人力，多少設備，建多少個垃圾處理場去處理現存的２００多個大小垃圾山。而這些影子垃圾處理場能否在一年半內建成並吃光所有的垃圾？當地政府打算派多少人去阻止人們繼續公開地，偷偷地亂倒新垃圾的行爲？聽說朱熔基總理在最近的三建委第十次會議上特別強調了處理好三峽庫區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以及庫區生態環境建設問題。我想瞭解他在會上說了什麽，是否回答了上面提出的問題，但是政府的網站上沒有原文。想回國查閱，又怕因 盜竊國家機密罪 被抓起來。
如果政府回答不了以上問題，又沒人能阻止２００３年的蓄水，那咱們半個中國的生態環境就完蛋了。即使事情並沒有我想像的這麽聳人聽聞，但重金屬永遠不會自然生物降解，它會隨著生物鏈進入嗜魚蝦蟹蚌如命的沿江人民體內，生出畸形的後代，又會消耗多少社會財富。就算學過模糊數學，也算不出這筆賬吧！
重慶環保局長，重大教授陳萬志說，像這種４００億立方米庫容的特大型水庫，一旦被污染，治理起來非常困難。清庫的截止日期是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３年初，哇！只有一年半時間。從電視片提供的資訊看，現在還處於開會扯皮，制訂衛生標準細則的研究階段。等這些人研究好方案，定好標準，就到收工的時間了。即使現在幹起來也是無標準可參照。我悲觀的結論是，水庫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後果非常嚴重，我們要爲污染付出極大的代價。嗚乎哀哉！
從三峽工程決策過程開始，曾一度有民主黨派和正直的人士，包括共產黨人的反對。九十年代中一場洪水將反對聲最後壓制下去了。以我之見，三峽水庫蓄水時間要推遲，直到清除了所有環境隱患再考慮。在目前階段，三峽工程只完成大壩澆築而不蓄水，做爲旅遊點對外開放，以旅遊收入養下馬工程。現在丟小錢，是爲了以後不丟大錢；現在丟點面子，是爲了後代能爲我們驕傲。
我是個從不敢對上級說Ｎｏ的人。看完ＣＣＴＶ－４的現場採訪後，難以入睡。我要說Ｎｏ！在這件事上，我們沒有摸石頭過河的資本啊。那些官員所說的 保證 ， 限期完成 ， 對不同的目標要專門設計 ， 一堆一策 ， 就地夯實 （一語道破天機） 查清不同屬性，分別處理 ……全是胡說八道！試問，你們根本就找不到埋在地下的垃圾在什麽地方，怎麽處理？對滲入地下的重金屬，有毒化工原料怎麽清理？把毒土搬走不成？上萬間廁所怎麽辦？你們根本就沒時間，沒能力，沒資金去完成這樣複雜的清庫工作，短期內也設計不出有效的清理方法。只會空喊口號，做表面文章，欺上瞞下，糊弄老百姓。你們如果繼續按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的時間表走下去，就只能當中華民族的罪人。
爲了中國億萬人民的福祉，三峽工程應推遲！
變工程治水爲生態治水--中國水資源問題的唯一出路
馬軍
上下五幹年來，特別是過去50年間，我們用水、治水上確實有太多的教訓值得總結。其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指導下，一味試圖以水利工程治水。本來上游濫伐森林，中下游侵佔濕地，圍河、圍湖造田，才是造成水旱災害的最主要原因。然而幾千年來，我們一再強化這些錯誤作法，一味試圖用堤壩堵水。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生産力的飛躍，水庫大壩等技術的推廣，使得我們對水利工程更加依賴，在工程治水的老路上越走越遠。
50年來，我們在全國打造了8 萬座以上的水庫，修造的堤壩足夠壘起幾十座萬裏長城。但是，當大片的森林已經從祟山峻嶺間消失，無數湖泊濕地萎縮甚至乾涸的時候，我們浩大的工程，卻難以阻止中華大地上一條條河流病魔纏身，忽然斷流，忽然洪水，甚至很多已經常年乾涸。
然而，就在一些明顯氣息奄奄的河流上，投資動輒數億、數十億元的水壩和引水工程的建設依然在加緊進行，上游開荒，下游撩荒，有限的資金白白消耗，而上游的森林植被卻因無錢保護而滅亡。面對水危機的嚴重局面，很多人依然熱衷於談論浩大的工程措施。喧囂一時的原子彈炸喜馬拉雅山的宏論雖然無疾而終了，修建壅水壩使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長江倒流入黃河的計劃卻正鬧得沸沸揚揚。然而，你會看到西南脆弱的生態無法承受這樣大規模的工程，而如果西北、華北的人們不改變目前大量消耗水資源的生産生活方式，四江調水也於事無補。
中國有限的財力物力，不應再消耗於這樣勞民傷財的水利工程上了。所幸的是，中國政府已經看到了生態治水的極端必要性。江澤民主席提出要 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 ，而朱鎔基總理則多次深入長江、黃河的中上游地區，強調 一棵樹也不能砍.98 洪水後，中國政府開始全面禁伐天然林。這是蘊含極大勇氣的決定，是上下五千年來中國人對中國生態的最大讓步。
請歷史記住這個時刻，這也許正是中國五千年生態惡化趨勢的轉捩點。變工程治水爲生態治水，變征服自然爲與自然和諧相處，達到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平衡，這正是中國水資源問題的唯一出路之所在。
（《中國水危機》馬軍）

NO:1057_20
讀讀樂 　於　2002/09/08 21:49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大壩吞了修大堤的錢——訪中國水力專家王維洛
北明
〖注：本文發表於１９９８年。〗
〖王維洛，中國水利專家，著有三峽工程專著《福兮禍兮》一書，評價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討論程式，論證三峽可行性報告的內容，文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
北明：請先介紹一下您自己。
王維洛：我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４年期間，參加過三峽地區的國土規劃，爲三峽大壩將要提供的電力，尋找工業用地。在美國或在歐洲，這樣大規模的建設一般都是你有一個需求，才會建一個壩。可是在中國是，你有了這個壩以後，設想有這麽多電，然後再想你如何消耗它。我們當時的任務就是，要找許多工業用地，安排廠址，計劃一些大的工廠以便把三峽將提供的大量的電給消耗了。同時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尋找三峽移民的居民點的用地。

●不淹武漢，就得淹重慶
北明：三峽大壩將來建成以後，會對長江的洪水起到蓄洪的作用嗎？
王維洛：這個問題的答案總體上來說是否定的，它對洪水沒有太大的調節作用。

北明：爲什麽？請具體論證您的答案。
王維洛：一般認爲，如果三峽大壩現在已經建成的話，就會把洪水蓄在裏面，減輕下游的洪水，武漢的水位就不會那麽高。可是現在第五次洪峰下來了，如果把水蓄在那裏，四川的水位就高了。而根據最新的消息，四川省在第五次洪峰時發生了潰堤。這就是說，你爲了保護下游地區，就要犧牲上游地區。現在中國在拼力保武漢，保荊江大堤；將來可能就要保重慶，因爲重慶可能要被淹。

北明：請問三峽水壩最大的蓄水容量是多少？它的能量是否可以達到防洪的目的？
王維洛：相對來說，三峽是用來預防歷史上最大的洪水的。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根據水文的測試，它的洪水流量——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１６００億的立方米。而三峽防洪蓄水的庫容量是２２１個億的立方米。用２２１億立方米大蓄水容量去蓄存１６００億立方米的洪水流量，顯然是讓一匹小馬來拉一輛大車，讓它做力所不及的事。今年已經有了五次洪峰，你蓄哪一次呢？蓄了一次以後，再來洪峰怎麽辦？

北明：這樣的蓄水能量，是當初設計的防洪方案嗎？
王維洛：三峽大壩工程設計程式上有問題，導致它的設計方案之間互不協調，不同功能之間相互妨礙。三峽水庫有２２１億立方米的蓄水容積，它的總共可動用的庫容也是２２１個億立方米。在中國的水利建設中，大壩水庫規劃設計上的一個失誤是，水庫的防洪庫容和發電庫容是重復計算的。這個失誤的結果導致水庫在使用中的矛盾，往往發電的短期的經濟利益，迫使防洪的功能退到次要的位置。三峽大壩將來建成了，情況也一樣。因爲其實只有一個庫容。所以，這個２２１億立方米的蓄水容積不僅要防犯１６００億立方米的洪水，而且還要用來發電。要發電，就要蓄滿水，水位越高，發電越多，所以爲發電，水庫裏要裝滿水。防洪前，爲了蓄積洪峰，要把水泄掉。什麽時候泄？

●水庫越多，水災越重
北明：人們能否期待比較準確的氣象預報，使三峽大壩的防洪效益有所提高？
王維洛：今年到目前爲止，已經有了五次洪峰。中央台先說有三次。後來有了第四次洪峰，它就說有了第四次；現在有來了第五次，它又說有了第五次。原先我們總是相信氣象預報是準確的。因爲現在有了現代科學技術，有了衛星，有大的電腦，有衛星星圖，可以準確地預報天氣。過去我們也相信這些。可是現在即便在美國，氣象預報的準確度也只是百分之五十。現代科學技術不可能做出很準確的天氣預報。再一點，現在生態環境被破壞的這麽厲害，準確的氣象預報就更不可能。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只有七分之一的蓄洪能量，你怎樣把那唯一的一次先泄發電之用水，再蓄洪的時間把握準確呢？最危險的就是，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託在三峽大壩上，都認爲三峽大壩建成以後，中國以後就不會有洪水了。

北明：中共建政以後，各地興建了許多水庫，這些水庫和洪水是什麽關係？
王維洛：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最多只有３０座水庫。我們的祖先是不擅長造水庫，中國人以前基本上沒有造過水庫，也不相信造水庫。藍色藍色這些水庫大都用來發電。但是到了去年爲止，中國已經有了八萬六千多座水庫，是世界上水庫最多的國家。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隨著中國水庫興建的數量的日益增加，中國水庫庫容量的越來越大，中國遭受水患的面積也越來越大。因爲這些水庫僅僅是來發電的。而在汛期，由於與上述同樣的原因，他們沒有蓄洪的作用。

北明：今年的長江水患與您的上述說法是否有直接關係？
王維洛：今年長江水患主要是由於長江下游的很多支流如湘江、澧水、贛江的洪水引起的，這三個支流的水分別淹了長沙、九江的部分地區。這些災害，三峽大壩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三峽工程所謂的防洪效益，過去一直是被片面地擴大了的。事實上，長江中下游水庫本應在今年的防洪中發揮很好作用。但是由於我剛才說過的發電與防洪重復設計導致的使用上的矛盾，這些水庫沒有發揮很好的作用。具體地說，據我的調查，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時候，長江中下游華東華南地區電力供應過剩，這是由於企業承包以後，各地的火力發電站要求滿荷發電引起的。這就導致長江那裏的水電站被迫停止發電。但是爲了彌補少發電的損失，保持能源，各水電站就把水儲存了起來。這樣就使得國家防汛指揮部關於在今年六月底之前必須把水庫庫容全部騰空，以便蓄積洪水的計劃和命令落空。所以，在長江洪水到來之前，長江中下游大部份水庫的庫容都被這些儲存的水所占據了。例如，丹江口水庫，防洪庫容有７８個億立方米，當然這也是發電用的庫容。但是洪水到來時，它只能儲存１１億立方米容量的水，其他６７億立方米的庫容已經被發電的用水所用了。

北明：由於長江上游優良的自然環境和中下游天然的三大湖泊，相對于黃河流域而言，中國河患多而江患少。可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長江水災日趨頻繁，而且近十幾年來，基本上呈現一個日益嚴重的趨勢。在目前長江上游森林植被嚴重破壞，水土大量流失……
王維洛：除了大躍進時期對森林的砍伐，對長江上游林木的最嚴重的砍伐是最近這十五年、二十年內發生的。

北明：除了砍伐森林，長江下游的湖建垸設圩，也導致了洞庭、鄱陽等天然三大湖泊蓄洪能量減少了４０％。在這種情況下，爲減輕長江水患，您認爲中國當採取什麽措施？
王維洛：近期的目標應當是加固長江堤壩，以便在洪水到來是保護人和財産的安全。從長遠目標來說，應當恢復長江上游的森林植被，加強上游荒坡草木的保護，把部分耕地退還山林；在長江的中下游要退還耕地、給湖泊，退還河漫灘（圩、垸）給河流。但是從長遠來看，加高長江大堤並不是一個好辦法。加固是對的，但是不應加高。

●分洪區裏安置移民，把水患問題搞大
北明：退還圍耕的河漫灘給湖泊，存在著一個移民的問題。因爲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的“向湖泊要良田”和改革開放以來産權的“雙軌制”導致的對湖泊的幾次大圍墾，現今的長江中下游三大天然湖泊的地理景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退耕還湖的移民數量據統計大約是幾百萬。這個數量的移民在現實上是否可能，在經濟上、技術上是否可行？
王維洛：糾正一下您的說法，實際上，在明朝以後，長江大堤建完以後，江漢平原上的雲夢澤就逐漸地消失了。當然，從最近的四十年以來，對三大湖泊的圍墾和填塞是很厲害很厲害的。而且也是造成這次洪水的直接原因。關於移民的問題，我想告訴您一些資訊：１９５２年的時候造了荊江分洪工程，也造了洪湖分洪工程，以後又造了杜家台分洪工程。當時這些分洪工程當時都是建在基本無人居住的地方，因爲當時已經把人都遷走了。到了６０年代以後，就是在當時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也就是現在的“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的命令下，在那裏重新開始安置移民居住。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當時明知道那裏是分洪蓄洪區，不應該安置移民，可時他們還要那樣做。爲什麽？因爲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想要把長江水患的問題搞大。爲什麽要製造問題？爲了把長江三峽工程提上議事日程，因爲，洪水問題如果有其他的解決辦法、有其他的選擇，三峽工程也不到非上馬的地步。所以，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在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在那些分洪工程的無人區，大量地安置了移民，使這些地區變成了農業區和人口居住區，所以這些地區的移民是十分困難的。現在，在三峽的上游，又建了這樣大的一個水庫，也存在一個移民的問題。而且這一部分的移民說是１１３萬，但其實不止於這個數字，根據我的計算，移民的總數最後要到２５０萬。

北明：您根據什麽得出這個龐大的數位？
王維洛：我先說１１３萬移民的數位爲什麽不準確。毛主席說的“高峽出平湖”，我們就假設它是平的。那就是說，在三峽水壩的壩底是１７５米，在三峽水庫的上游終點的壩底也是１７５米。那就意味著在這１７５米等高線以內的居民都必須移民。這就是（三峽工程）移民組的水面坡度爲零的假設，１１３萬。當然它們的數位還要高一點，因爲它不只是１７５米，它還加了一點洪水位，移民的數量當然還要多一點。但是，這樣一來，水就不會流動，三峽上游的泥沙就不可能被沖走。而如果泥沙不被沖走，三峽大壩泥沙淤積後，它的蓄水能量就會減低，一直到泥沙把水庫淤積滿，填平掉。

北明：按照目前長江流域水土流失的流量，三峽大壩完工投入使用以後，大概多少年泥沙就會把三峽水庫淤平？
王維洛：理論上，五十年左右。所以移民組的這個方案事實上是不可行的。

北明：有其他的其他的設計方案嗎？能否介紹一下？
王維洛：再就是泥沙組的假設。按照這個假設方案，三峽水庫的水面應當有萬分之零點七的坡度。按照三峽水庫大壩的６００公里的設計長度，這個坡度將從水庫上游的始端到水庫下游的末端形成一個４２米的落差，這個水面坡度使水可以流動，而這個落差將被期待可沖走洪水帶來的淤積在庫底的泥沙。

北明：這樣的假設，是否考慮了大壩的防洪功能？
王維洛：這就是問題所在。泥沙組的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大壩不防洪的基礎上的。所以它是按照大壩的最低水位１４５米來計算水面坡度的。１４５米加上４２米的落差，水位高度是１８７米。如果實際是這個水位高度，四川的重慶的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三峽水庫按照歷來的宣傳，是用來防洪的，蓄洪後的水位高度起碼要有１７５米。這樣一來，重慶市就要被淹到２１７米的高度，而重慶鐵路鐵軌的標高是１９６米。而且爲了重慶市的地下管道不被泥沙淤積，將必須全部重新設計更新，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此外，被淹範圍內的人口總數，就是我剛才說的移民數，是２５０萬。

北明：既然兩個假設都弊多利少，爲什麽當時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要製造水患問題，把三峽大壩工程提上議事日程？
王維洛：中國的社會體制導致國務院各個部委之間存在著權力的鬥爭。部門所負責的領域問題越多、越大，這個部門就顯得越重要，權力也就被強化。現在水災這麽嚴重，水利部當然是最重要的部門。從部門官員配備來看，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防汛抗旱指揮部的總指揮長，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它的成員則是由國務院各部部長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部長組成的。它的具體辦事機構，也就是中共中央抗洪救災指揮部的辦公室，是水利部的辦事處，是水利部的下屬部門。而水利部目前在防洪期間，權力最大，它是欽差大臣。如果說朱熔基決定加大水利投資，那麽水利部就不僅權力最大，而且最有錢。

北明：上馬三峽工程，撥了資金，是專款專用，水利部在此間難道有什麽利益可圖？
王維洛：按照中國原水利部長錢正英發表的《中國水利》一書中提供的資料，以前水利部的資金都是用作防洪、供水、灌溉等水利建設專案的。而到了最後的五年，有一個“其他專案”。

北明：這是指什麽具體的內容？
王維洛：你就想吧。我可以告訴你，有投資房地産的，有建他們的療養院的等等。這個所謂的“其他專案”的投資，占水利部全部資金的２０％而在第一個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裏，在“其他專案”一欄裏，數位都是“０”。

●審批與論證都是水利部
北明：三峽工程上馬是如何決定的？它的操作程式正常嗎？
王維洛：正常還是不正常就看您怎麽說了。其實是非正常的。首先，三峽工程是在沒有有效的生態環境論證的情況下，批准通過的。當國務院批准這個巨大的工程時，關於三峽工程在生態環境方面的評價與論證的報告，還在進程中，所以這個工程的批准是違法的，違反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法。從審批的程式上說，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的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擔任的。而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託水利部部長楊振懷組織人馬製作的；而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就是三峽工程可行性方案製作的組織人自己：水利部部長楊振懷。而這個三峽工程可行性方案審查委員會，其實就是水利部自己下屬的一個組織。這就是說：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製作，審批，和執行，都是由同一個部門完成的。更確切地說，原國務院水電部的副部長，陸佑楣是“三峽可行性報告製作組”的二把手，副組長；他也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他現在是三峽工程建築公司的總經理，直接負責三峽大壩工程建造。
在這種情況下，在操作程式上，它每道程式都走了，但顯然仍然不能說是它的程式是正常的。一個人不可能自己製作出一套方案再自己否定掉。一個人也不可能否定了自己的方案，再去執行，或不執行自己審核通過的方案。

●九江江堤維修費被大壩吞了
北明：讓我們回到長江水患上來。據您的瞭解，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防止長江水患上，都採取了哪些措施？
王維洛：１９８０年國務院舉行的長江防洪討論會上，確定了到１９９０之前年必須把長江大堤加固、加高、完善好。當時當鐵的任務定下來的。到了１９９０年檢查的時候，發現這個任務並沒有執行。於是國務院重新規定，長江江堤特別是荊江那一段，必須在１９９７年之前完成加固和加高。今年是１９９８年了，沒有完成。今年的洪水受災最重的是江西的九江市。九江市的江堤，在１９９２年完成了第一期維修以後，江西省政府向水利部打報告，向計委打報告，要求第二筆資金加固江堤，水利部和計委沒有批給他們錢。當時就缺三千萬，三千萬人民幣。

北明：沒有批的原因是什麽呢？
王維洛：錢全都給三峽工程了。

北明：三峽工程究竟要動用多少資金？
王維洛：三峽工程在批准的時候的投資總額是５７１億人民幣，那是１９９１年年底的價；到了１９９３年５月份，三峽工程的造價就到了９００多個億的人民幣；到了現在已經到了２５００個億的人民幣。它把幾乎所有的中國的水利建設的投資都吃進去了。

NO:1057_21
讀讀樂 　於　2002/09/09 08:20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三峽工程並不能解決長江防洪問題
24-08-1998
中國長江地區今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災害。此次洪災又將三峽工程~防洪效益的爭論推向新的高潮。
　　象過去每年洪水季節一樣，三峽工程的支持者又在利用洪水來強調長江大壩~的必要性。三峽工程建設開發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說：“如果三峽工程建成的話~，防洪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防洪專家和環保人士認爲這種說法只是大壩建設者的一廂情願，並不是事~實。他們認爲今年的洪水是全流域性的，因此並不是一個三峽水庫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南佛羅裏達水資源管理區的高級環境科學家伍業鋼博士認爲，三峽水庫洪~水期的設計庫容量是的２００億立方米，但這僅占長江流域洪水流量的４％。即~使從常識觀點來看，這樣的蓄水量也不可能給中下游帶來巨大的防洪效益。
　　防洪專家們認爲，用建水壩來防洪，並不是治水的良策。從根本上解決水患~，有效的治水系統包括一系列綜合治理的措施：疏通河道，加固堤壩，建立防洪~預警系統，分洪區，分洪區開發限制管理等。環保人士認爲，中央和地方政府並~沒有對長江流域的這種綜合治理的防洪系統給予應有的重視。相反，他們將投資~重點只放在三峽工程上。
　　對長江流域防洪系統最大威脅之一是泥沙沈積，主要是長江上游，特別是三~峽上游的水土流失造成的。
　　在長江上游，森林覆蓋率僅爲１０％，在許多縣，森林植被只是小樹幼苗。~很多地方的植被從森林變爲灌木，又變爲草坡，最後成爲禿山。每年大約有４０~００萬噸泥沙流入長江。
　　長江水利委員會高級工程師王盛富（音譯）說，大量泥沙堆積使長江支流和~分流湖泊的面積日益減少，長江周圍許多大湖變小，小湖消失。在湖北一省，分~流調節功能的湖泊數量從５０年代１３３２個降至８０年代的８４３個。
　　象長江中下游的著名大湖洞庭湖和鄱陽湖，曾是該地區重要的分洪湖泊。洞~庭湖在洪水季節可以從６００平方公里的面積增大至２８００平方公里。但在過~去３０年中，它的面積縮小了一半。
　　另一個削弱長江地區防洪系統的問題是佔用河漫灘和泛洪平原地帶工農業開~發。在過去４０年中，大量移民遷入分洪區，甚至連堤壩與長江的中間地段“垸~”上也住上了人，種上了莊稼。今天長江流域地區有４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象荊江分洪區，現今已有３０萬人口居住在那裏，這種情況使~得開閘放水的分洪工作非常困難。
　　專家們認爲，如果中國政府不是把投資都用在建設水壩上，而是用於增強現~有系統的防洪能力的話，或許今年的洪水不會造成這麽大的損失。
　　美國國際河流網路主任，水利學家菲立浦·威廉姆斯認爲，三峽大壩並不具~備巨大的防洪效益。
　　威廉姆斯說，水壩並不能減少洪水量，只是把有害洪水從河流的一部分挪到~另一部分。具體到三峽工程，大壩管理者要在兩種情況下做出選擇，要麽把水庫~周圍地區淹沒，要麽淹沒水庫下游地區。
　　象三峽這樣多功能水壩，一般說來對發電的需求遠大於對防洪的需求。大壩~管理者一般都會面臨什麽時候將水庫防洪庫容騰出來最合適的問題。通常來說，~爲了獲得更高的發電效益，他們會在洪水季節，拖延騰空水庫。在這種情況下，~當需要水庫蓄洪時，水庫庫容往往是滿的。大壩管理者通常會拖延到迫不得已時~才會大量排水，這種緊急排水，往往會給下游造成洪水危害。
　　另外，在洪水季節，還會出現溢洪道發生問題的現象。同時，大壩還會對下~遊堤壩造成損害，因爲水庫中的淨水比自然洪水更具腐蝕性。
　　伍業鋼博士認爲，三峽大壩的建造者並沒有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方案。他擔~心長江大壩有可能使洪水問題更嚴重。
　　伍業鋼指出，三峽大壩將在重慶附近建成一個又細又長的水庫。該水庫蓄洪~和緊急泄洪能力都很有限。最危險的情況是，如果長江上游地區遭到較大洪水，~而三峽水庫又嚴重淤積的話，那麽重慶和上游沿江城市將出現洪水倒淹，危害重~慶。但若泄洪的話，又會對下游造成洪水威脅。
洪水的啓示：與自然共存
熊　蕾28-09-1998
今夏的洪水使中國遭受巨大的損失。3000多人死亡，2100萬公頃良田被淹，500萬間房屋被毀，經濟損失達1666億元。
　　據報道，今年長江洪水是自1954年以來最大的水災，而東北的洪水是曆史上最大的一次。但曾任水利部高級工程師的陸欽侃認爲今年長江水量並不是最大的一次。陸從四十年代起就開始了對長江的研究。
　　據長江上中下游三家有代表性的水文監測站的資料表明，今年的洪水在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警戒水位天數方面均低於1954年的水平。
　　　　　　　　　　　　　　1954與1998洪水比較
水文站　　　　最大流量(立方米/秒)最高水位(米)洪水天數
　　　　　　1954　　　1998　　　　1954　　　1998　　　　1954　　　　1998
宜昌　　　　　66800　　　63600　　　55.73　　54.50　　　　42　　　　　42
漢口　　　　　76100　　　71200　　　29.73　　29.43　　　　68　　　　　65
大通　　　　　92600　　　82100　　　16.64　　16.31　　　　76　　　　　76
　　陸欽侃指出，在1954年6－9月通過安徽大通的洪水總量是6120億立方米，其中1023億立方米是超額水量，今年的數位至今雖還未見到，但他估計超額水量不會超過300億立方米。
　　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氣物理學家陶詩言認爲，今年6－8三個月中的降雨量並沒有超過1954年的降雨量。他說雖然今年天氣反常造成雨量增加，但並不是洪水的主要原因。
　　陸欽侃認爲問題主要在長江泄洪分洪能力上。50年代制定的長江防洪方針是，蓄泄兼籌，以蓄爲主。陸認爲，這個方針至今仍然是正確的。但長江沿江堤防有3，570公里。在中下游段有許多地方需要加固修補。在今夏洪水季節，長江堤防上有幾千處地方有滲漏，裂縫，管湧，或潰堤。這些都說明瞭堤防的脆弱。
　　陸認爲如果長江堤防加高一米的話，就可以增加泄洪能力每秒7，500立方米，一個月中，就可以多泄洪200億立方米。
　　國家1980年做出的關於加固增高長江堤防的十年計劃，從未認真貫徹執行。陸指出，如果這項計劃完成的話，就可以多泄掉500億立方米的洪水，今年的防洪任務和洪水造成的災害就可以減輕許多。
　　地方水利部門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沒有完成這一計劃在於缺少資金。當時的計劃資金是48億元，共34個專案。但到1987年，只有3.99億資金到位，只是全部計劃投資的十二分之一，只開始了12個專案。
　　只有下游江蘇省例外。當地政府從90年代初以來大約投入70億元加強防洪設施，其中10億元用於加固長江堤防。據一些經濟專家估計，江蘇今年因此減少受災損失200億元。
　　陸欽侃指出忽視堤防加固維護的後果非常嚴重。1995，1996和今年的水災共造成至少2，000億元的經濟損失，是1980堤防加固預算的40倍，約爲長江三峽工程總投資的三分之二。
　　作爲三峽專案防洪專家組顧問的陸欽侃始終認爲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有限的。他說，三峽工程只能控制來自上游的洪水，但對控制中下游洪水的作用就很有限。
　　三峽水庫庫容是393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2億立方米。相對于全流域的洪水量，這是很有限的。我們決不能因爲有了三峽而忽視對堤防的加固和維護。
　　陸並不認爲目前正在建設中的三峽工程對今年的洪水有什麽直接的影響，但認爲它佔用了國家大量資金，導致其他水利工程資金短缺。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土資源部水文生態專家盧耀如預言三峽大壩將造成下游更多的泥沙淤積，從而影響長江的行洪能力。按工程設計，三峽水庫採用“蓄清排渾”方案。但這種水庫運行模式將減緩水的流速，改變沖刷河岸的水流，增加下游的泥沙淤積。
　　中科院的高級地質學家虞孝感近年來專門研究了長江中下游流域地質的變化。他發現長江某些地段的河床由於泥沙淤積，已經比周圍岸邊地面高出5至14米左右。在某些地段，長江已經成了懸河。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
　　濕地開發和佔用湖泊也導致長江分洪能力的減弱。長江流域的兩個重要的分洪湖泊，洞庭湖和鄱陽湖，在過去40年中，表面面積已經分別縮小了46％和40％，它們的儲水量也從過去的300億立方米降至170億立方米。湖北省在50年代末期有1066個湖，現在只有182個。其結果，那些原來可以分流到湖泊的洪水現在淹沒了城鎮村莊。虞孝感說這就是爲什麽今年夏天這些地方水位這麽高的原因。
　　在湖泊消失的背後是人口壓力。1954年建立荊江分洪樞紐時，該地區大約有10萬人口。如果有緊急情況需要分洪時，大約只有兩萬人需要遷移。其他人都住在較安全地帶。今天，有50多萬人居住在這一地區，一旦分洪，有33萬人需要遷移。
　　造成洪水的其他原因還包括在長江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根據國家環保局的統計，在1977年至1997年間，西南地區木材蓄積量每年減少1，437萬立方米。在1957至1997年間，遭受水土流失破壞的地區從363，800平方公里增至569，700平方公里，占全地區面積從20.2％增至31.5％。
　　國家環保局生態學家和顧問金鑒明指出，在森林茂密的地區，有50毫米的降雨量也不會有任何不利影響，雨水會全部吸收。但在光禿的地面上，30毫米的雨水就會造成洪水。今年在長江和松花江地區的洪水都是這種情況。
　　虞孝感認爲今年的洪水是自然對中國近年來忽視生態的“爆發”，是濫用水土資源的惡果。
　　今年的沈痛教訓使中國政府和老百姓都開始注意到，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國務院重申禁止在任何重要河流的中上游濫砍亂伐森林資源，並撥款250億元用於水利設施的建設，其中大部分款項用於恢復自然生態環境專案和加固維護堤防。
　　國家環保局副局長祝光耀說，今年水災的一個好的結果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從災難中開始認識到保持生態環境，堅持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性。
寄自北京
中國的水庫移民
26-10-1998
編者的話：移民問題是困繞三峽工程的關鍵問題之一。世界銀行的最新研究認爲，移民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移民成本問題。如果人均移民支出是該國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的三倍至五倍的話，基本上不會有移民困難。如果人均移民支出低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以下，移民就會很困難。本刊第一期曾刊登了吳明對三峽移民的調查報告，現轉載世行對中國水口和堰灘移民的評估介紹，供讀者對三峽水庫移民問題展開討論。】
　　絕大多數水庫工程都有移民問題，有些工程由於移民困難而推遲完工甚至下馬。雖然移民是非自願的，但好的移民計劃可以是移民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世界銀行執行評估局最新報告“關於非自願移民的新經驗”發現中國水口和堰灘水庫移民提供了好的經驗。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世界銀行對它資助的１４６個涉及非自願移民的工程專案進行了考察評估，其中６０％的專案是水庫工程。移民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移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與移民前持平。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世行又對八個新資助的水電專案的移民工作進行了調查。中國作爲世行貸款最多的國家，是受考察的六個國家之一。
　　評估組成員包括世行移民專家和中國移民機構官員。該小組訪問了水口和堰灘庫區。水口是考察重點，堰灘只是一個比較的例子。評估參考資料大部分來自華東調研所（ＥＣＩＤＩ）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關於移民的調查。調研所搜集了移民區總共７３個村子中３５個村子的資料，並有１７個村５２４戶的詳細資料。
◆　水口的移民
　　水口大壩在福建北部閩江地區，高１０１米，發電能力１４００ＭＷ。水口水庫在南坪市周圍，有９６米長。大約有６７，２００農村居民和２０，０００城市居民需要遷移，其中１７，２００人是南坪市人。絕大多數人需要遷移到庫區周圍新開發的梯田山地。移民幾乎失去了全部耕地。最初的移民方案仍是將重點放在與土地有關的就業上，７４％的工作是從事糧食生産和果樹栽培。在移民尚未遷入山地之前，已經提前種植上了果樹。
　　但移民計劃後來並沒有按這個方案進行。移民工作之初，主要側重在爲移民修建房屋和其他基礎設施，如道路、水、電、衛生院等。當這些工程完成後，計劃制定者才發現可耕地面積要遠遠少於原先的估計，計劃面積是２１００公頃，但後來的實際面積只有７００公頃。
　　水口水庫移民辦公室制定了四種非農業經濟活動：
①　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給移民提供就業機會；②　發展副業，如養豬、養鴨、養魚或蘑菇栽培；③　服務業：小商店、水上交通等；④　外出勞務服務：如建造遊樂場，從事室內裝修等。
　　同時，水口地區也從香港和臺灣的投資中獲益。移民的收入比１９９４年移民前的收入有很大提高，在兩年中提高了４４％，高於附近非移民居民的收入增長率。移民收入增長快的原因是他們從原來從事的農業轉移到收入較高的的工業和服務業中。
　　移民不僅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在移民前，只有８％的居民住宅是磚混結構。移民後，９９％的家庭住上了磚房。社區的基礎設施水平也提高了。移民對移民後生活的滿意程度很高。
◆　堰灘的移民
　　堰灘移民工作的指導方針與水口相似。堰灘大壩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西北部山區的紅河上，高１１０米，發電能力１２１０ＭＷ。堰灘的地理環境很差，可耕地面積更少，同時又地處邊遠的經濟不發達地區，缺乏外商投資。
　　至１９９２年３月，共有７，０００戶４３，２００人遷移。爲２５，０００移民勞動力提供就業很困難。到１９９７年３月，只有１７，０００人在當地被安排了工作。最大問題是沒有什麽鄉鎮企業，村辦企業的就業機會。當地政府只好將３，６００人（１，０００勞力）遷移到廣西經濟發展較快的北海市郊區的兩家蔗糖農場。另外１１，５００人（３，０００勞力）被遷移到廣西內地的另外一家國營農場。這兩批外地就業人口大約占遷移人口的三分之一。
　　移民的收入雖高於移民前的收入，但仍低於同地區未遷移居民的收入，也低于移民安置機構的計劃目標。在收入目標未達到之前，國家發給移民定量糧食。
　　調查組沒有發現普遍的不滿情緒。移民的住宅一般都比過去好，服務設施也優於從前。人們都寄希望政府的許諾，期待他們將來的收入會增加。遷入國營蔗糖場的移民收入提高的最多。
◆　發展的挑戰
　　中國政府承認，其他國內投資的水電專案的移民工作並不象世行專案這樣成功。但中國是世行貸款國家中唯一一個有成功移民例子的國家。
　　在中國的經驗中，移民被看做一個發展的機會，可以帶來資金來改善現有的土地條件，使不利耕作的土地變成農田，並能加強水利設施的建設，發展鄉鎮工業。
　　中國的成功經驗有下述幾個歷史因素：
①　計劃經濟因素：中國地方政府有介入社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歷史。地方政府一直參與制訂經濟發展和就業計劃；②　資訊資料：中國雖然沒有系統的移民監測和評估制度，但地方政府掌握大量關於移民和非移民收入資料；③　社會政治因素：提高地方經濟水平是考察地方領導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他們的自身利益也是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相聯繫的。
　　當然，成功的移民不僅僅取決於地方政府的能力。中國過去有許多失敗的移民經驗。特別是在大躍進和文化革命期間，政府忽視對移民生活條件的考慮。在八十年代中國制定了關於移民的新的法律政策框架，給移民在稅收、分享水電收入等方面有優惠和補貼政策。
　　移民工作的進步也與經濟實力提高有關。人均移民預算從五十年代的３００－４００美金提高到九十年代的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金。在水口，人均移民預算超過３，０００美金，如果加上其他條件，水口的實際移民支出可能會高達６，０００美金。
　　中國的經驗或許有些特殊，但至少在四個方面可供其他國家參考：
·將移民工作做爲發展機會、計劃來看待，並有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推行這一計劃。
·在微觀經濟上有充分想象力。任何自然環境都可以提供一系列可供選擇的發展機會。
·在調整移民政策上的靈活性。
·發揮地方政府的關鍵性作用。
譯自《國際水電水壩建設》１９９８年８月
三峽工程發電造價高
帕特裏莎·亞當斯格郎妮亞·萊德26-10-1998
編者的話：能源技術的發展使三峽工程這樣的巨型水電站幾近成爲當代要絕迹的恐龍。中美能源分析家認爲，如果中國改革它的能源結構，將三峽工程的投資用於更乾淨、經濟、有利環境的發電技術上，它可以獲得相當於三峽工程兩倍甚至六倍的發電能力。
　　多倫多國際探索組織的帕特裏莎·亞當斯（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ｄａｍｓ）和格郎妮亞·萊德（Ｇｒａｉｎｎｅ　Ｒｙｄｅｒ）在加拿大近期出版的《國際雜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撰文說，建造大型水壩發電，其實很不經濟。根據美中能源研究中心的一項電力技術比較資料，作者指出發電領域的最新技術，如小型天然氣渦輪機，或複合發電廠，均比大型水電站更經濟。】
　　大型傳統蒸汽渦輪機（無論燃料是煤、油、天然氣或核能），只能將燃料熱源的３０－３３％轉化爲電，其餘部分成爲釋放在大氣層中或水中的廢熱。但最新開發的小型天然氣渦輪機可以將燃料的４０％轉成電。各國許多電力消耗大戶如今都安裝自己的天然氣渦輪機來減少電力開支。此舉既可降低對環境的危害，又可提高經濟效益。複合發電廠（ｃ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一般可將６０％－８０％（有時可達９０％）的能源轉化成電或可供出售的熱能。
　　用天然氣做燃料的複合迴圈電機（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ｙｃｌｅ　ｕｎｉｔｓ：天然氣渦輪機發電並帶動另一個蒸汽渦輪機）可以將發電效率提高５０％，甚至更高。這類新型發電系統在英國和美國正在取代技術陳舊的火力發電廠或核電站，並將在下個世紀初佔領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場。複合迴圈電機與三峽工程這樣的水電站相比，資本投資要低很多。與燒煤的火力電廠相比，要較少空氣污染。
　　複合迴圈電廠通常用天然氣做燃料，這就比固體或液體的燃料燃燒得更充分。與煤不同，它不含重金屬，或排放出導致酸雨的硫。天然氣複合迴圈電廠不産生微塵和二氧化硫。比用煤作燃料的火力電廠減少９０％的氧化氮，６０％的二氧化碳。
　　一個複合迴圈天然氣發電機每千瓦成本是６５０加元，是三峽工程每千瓦成本的１５％－４０％（依工程最後的投資預算而定）。如果停掉三峽工程，而將工程投資轉移到建造複合迴圈發電廠，中國可獲得４３，０７８ＭＷ到１１８，４６１ＭＷ的發電能力，這是三峽工程發電能力的兩至四倍，同時每年可減少燃煤三億噸。
　　華盛頓的美國能源政策研究機構Ｂａｔｔｅｌｌ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和北京節能中心、中國能源研究所的一項合作研究證明，隨著天然氣管道建成，中國華東地區如利用複合迴圈電廠發電，每度電成本可低於４分錢，而火力發電成本爲４－５分，大型水電站爲６－７分，核電站爲７分，而三峽工程每度電成本是８。４分。
　　複合迴圈電廠一般九個月就可以安裝完畢並開始發電。大型複合迴圈電廠也只需要兩至三年就可以建成。而三峽工程將歷時十七年。電站的迅速投産可以降低利息成本，及早償還工程投資債務。同時，複合迴圈電廠每年８５％至９０％的時間都可以發電，而三峽工程每年僅有半年時間是全負荷運行。
　　複合迴圈電廠，特別是熱能與電能複合系統的另一個優勢是靈活。複合電廠可以根據用電需求量調節開關，而大型水力發電站在春天用電需求量低的情況下，發電能力反而是高峰。特別是三峽水庫還承擔防洪和航運的功能，因此電廠不可能在洪汛期滿足發電需求。複合迴圈電站沒有這種負擔。天然氣渦輪機可以不依賴蒸汽渦輪機而獨立運行，或同時運行。它可以只發電，也可以又發電又供熱。渦輪機可以與新的或舊的輸電網絡聯網，爲多種行業服務，如工廠、學校、公寓樓、商業大廈、市政供熱系統或農村鄉鎮企業。
　　中國有豐富的天然氣儲備，但在天然氣開發方面卻落後於其他國家。天然氣只占中國能源供應量的不到２％。但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大力開發天然氣。在廣東、四川建立大型新的天然氣管道，在北京建造了可供應３０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並與俄羅斯簽訂了合同，從西伯利亞輸入天然氣供應中國東部地區。中國的煤床甲烷蘊藏量也很豐富，它也可以作爲複合迴圈天然氣渦輪發電機的燃料。同時，中國還計劃進口液化天然氣。由於亞洲經濟危機和日本南韓需求下降，液化天然氣在國際市場上供大於求。
　　Ｂａｔｔｅｌｌ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主任，能源專家威廉·錢德樂（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認爲天然氣是中國能源發展的關鍵。他和中國能源專家共同認爲，如果中國能自行生産天然氣渦輪機並開發便宜的天然氣供應渠道，到２０２０年，三分之一的中國能源可以由天然氣供應。天然氣供電成本將低於燃煤。如果有足夠的天然氣供應，複合迴圈電廠將在今後五年內有巨大發展。
　　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瑞士複合迴圈電機製造商ＡＢＢ正在修建三個複合迴圈電站，交替使用燃料。ＡＢＢ興建的２８０ＭＷ的佛山電廠是由沙口電力公司擁有，由香港財團投資，爲佛山市提供電力。ＡＢＢ還在上海郊區建造１５０ＭＷ複合迴圈電站爲寶山鋼鐵公司供電和供熱。
　　發展清潔、便宜替代能源的最大障礙不是技術的、經濟的、或環境的因素，而是政府政策和官僚利益集團。每一個五年計劃，現有的利益集團：水利、煤炭、核能各部就會爭搶發展投資，而不考慮自己的運作效率。Ｂａｔｔｅｌｌｅ的國際研究單位的傑夫·洛甘（Ｊｅｆｆ　Ｌｏｇａｎ）指出，阻礙發展新型天然氣能源的因素包括：天然氣的價格偏低，制約了天然氣供應基礎設施的投資與發展；不公平地出租天然氣油田；以及對偏袒工業不合理的天然氣分配供應。
　　Ｂａｔｔｅｌｌｅ研究報告最後說，市場改革是中國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它建議中國政府利用目前行政機構改組整頓的時機，建立更合理，更與市場挂鈎的能源機制。在世界許多國家，競爭機制已引入能源供應領域。這樣做可以降低能源價格，並使能源分配更加合理。中國也應該在電力供應領域引入競爭機制。
　　中國國家計委和加州大學勞倫斯·伯克萊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也有相似結論。在１９９６年中國複合發電業市場前景的研究中，他們發現複合發電業發展的基本障礙是制度性的，是能源行業的壟斷，以及政府制訂的低廉的供熱價格。他們認爲中國需要一個新的能源政策，可以使獨立的能源生産商爲他們的供熱功電服務得到合理的報酬。
三峽工程：電力工業計劃經濟的旗艦
帕特裏莎·亞當斯格郎妮亞·萊德28-12-1998
【多倫多國際探索組織的帕特裏莎·亞當斯（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ｄａｍｓ）和格郎妮亞·萊德（Ｇｒａｉｎｎｅ　Ｒｙｄｅｒ）在加拿大近期出版的《國際雜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撰文抨擊三峽工程。本期刊載的譯文是文章的最後一部分。前兩部分，參閱《三峽探索》第四、五期。】
　　三峽工程是中央控制，發展大型電力的典型模式。只要三峽工程還在進行，就會限制在電力發展方面的市場政策改革。計劃經濟最熟悉的形式就是投資於大型火力，水利和核電專案來發展電力工業。
　　這種重型專案，不僅技術複雜，組織龐大，且工期很長。因此計劃者會通過各種補貼或稅收優惠政策來使大型專案不受市場經濟條件的影響，通過各種形式的壟斷控制來保護它們不受技術發展的影響。這樣的大型電力專案成本昂貴，但並不可靠。三峽工程也不例外。
　　由於私營企業不願投資，三峽工程幾乎全部依賴於國家財政預算，葛洲壩電站收入，以及提高國家電力價格。中央政府目前在每度電上加稅０．１２分，並將稅金用於建設三峽工程。其他資助辦法還有，徵收三峽建設費，並鼓勵贏利大企業贊助三峽工程有關專案。
　　三峽工程另一個財政來源是政府的國家開發銀行（ＳＤＢ）。開發銀行根據國家的發展計劃對重點專案進行長期投資。該行於１９９６年提供給三峽項目爲期十年共計３６億加元的貸款，使三峽工程成爲它的最大借貸專案。據１９９８年４月７日中國日報稱：［ＳＤＢ］的鉅資促進了國家最大水電專案的發展。國家開發銀行自１９９４年成立以來，已經爲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水電，核電和熱電廠等專案注入了１４９．２億美元。它是中國大型發電專案的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它從中國政府那裏得到資本和資助，向國內金融機構發行債券，並在國際市場上發行債券。國家的擔保使得它的債權人幾乎不承擔什麽風險。
　　這種政府擔保是吸引發達國家私營企業投資三峽工程的手段之一。１９９６年，開發銀行首次發行國際債權。日本的Ｎｏｍｕｒａ證券公司和ＩＢＪ證券公司共集資３００億日元。隨後，日本三峽工程反對者稱此次證券發行未能提供詳細的專案及風險資訊，從而違反日本證券法。Ｎｏｍｕｒａ因而取消了第二次３００億日元債券的發行。開發銀行１９９７年１月第二次發行債券，共集資３．３億美元，主要投資者爲Ｌｅｈｍａｎ兄弟公司，瑞士信貸波士頓第一銀行，Ｓｍｉｔｈ　Ｂａｒｎｅｙ，ＪＰ摩根公司，摩根斯坦利集團以及Ｂａｎｃ　Ａｍｅｒｉｃｏ證券公司。
　　此外，發達國家受納稅人錢資助的政府機構也參與了三峽工程。雖然美國進出口銀行和開署因環保和經濟原因拒絕支援三峽工程，加拿大，瑞士，英國，德國，法國，巴西和日本的國家出口信貸機構並無此顧慮。他們總共提供了約１２億美元的貸款。其中加拿大出口開發銀行提供了約１．２億加元的貸款幫助加拿大公司向三峽工程提供電腦系統和渦輪發動機。
　　雖然國家資助的保護政策可以使三峽工程在一段時間內不受市場壓力的影響，但即使在這種條件下，三峽的電力成本依然高於複合發電和可再生發電的成本。技術和資金問題會導致三峽電力成本越來越昂貴，並會最終導致電力消費者脫離國家電力系統而尋求獨立的或自行開發的能源。
　　三峽工地上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一個美國工程師參觀小組發現用於截流的臨時圍堰有被損害的危險。有大塊石礫從溢洪道壁上墜落下來。大壩的建設者輕視了這些岩石的強度。它們有可能損害大壩，導致壩體滲水，甚至威脅大壩的地基，並誘發滑坡。中國政府邀請了一個挪威地質工程專家組來提供對策。但專家組提出的補救方案既費時又費錢。此外，墜落下來的石塊還會阻擋航道和船閘。爲了對付中國專家警告多年的泥沙沈積，大壩的建設者夜以繼日地挖掘分流渠道。美國工程師認爲泥沙沈積的情況比預先估計的還要嚴重。
　　技術上的複雜性和社會問題將使得三峽工程成爲一個無底洞。中國目前快速發展的經濟需更可靠和更便宜的能源，而不是三峽工程。美國一家在中國搞熱電聯産的公司總裁說：三峽工程就象美國的核能計劃一樣，永遠也搞不完。它會消耗掉中國全部資金，同時在三十年內不可能提供任何電力。即使最後建成，總共３６０億美元的投資會使三峽電力成本每千瓦達到２０００美元，成爲最沒有競爭性的電力能源。
NO:1057_22
讀讀樂 　於　2002/09/09 08:24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不盡長江
穆　弓28-02-1999
【編者的話：這是一篇幾年前在因特網上發表的文章。因當時上網的人數有限，能閱讀到此文的人不多。《三峽探索》現重新轉載此文，以饗讀者。】
　　　　　　　　　　　　　　　—引子—
　　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七月，湖北松滋縣黃家埠。
　　千里楚天，一如墨染，暴雨滂沱，濁浪滔天。四天內，長江水猛漲了數丈。
　　村北荊江大堤上，一夥精壯的漢子發瘋地掄著斧，把一棵一棵的大樹小樹順著江堤放倒。堤下，官紳百姓們在雨裏叫喊著，祈禱著，沒頭沒腦地奔逃著……
　　千瘡百孔的大堤，倒底還是被暴怒的長江拆了。那些剛剛還在掙紮求生的貧的富的老的少的，一同彙入了滔滔的洪水，掠過富饒的荊楚大地，直下洞庭。
　　黃泉道上，一時熙熙攘攘。
　　一百二十二年後的四月三日，北京。
　　活著的中國的老百姓們，早就習慣了傳媒的聒噪。這個下午，街上一如既往地喧鬧，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那正在舉行的七屆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式。
　　可是，幾十萬同治九年的水底冤魂們靜下來了，死於一九三四年長江大水的十八萬五千多個冤魂靜下來了，死於一九五四年長江大水的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四個冤魂靜下來了，死於歷代長江大水的百萬冤魂，全靜下來了。
　　人民大會堂內，“三峽決議”正在表決。
　　“贊成：１７６７票，
　　　反對：１７７票，
　　　棄權：６６４票。
　　　贊成票超過半數，‘三峽決議’通過。”
　　爭議了七十三年的三峽大壩真的要建了！
　　那些一直不肯投胎的冤魂們，不約而同地回望楚天……
－－－－－－－－－－－－－－－－－－－－－－－－－－－－　　一、林一山，李銳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在北京至少還有兩個人焦慮地關注著人大的表決。
　　一個是八十一歲，雙目失明的原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現名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一個是七十四歲，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裏瞞著醫生寫書的李銳。一個是三峽工程最出名的主上派，一個是三峽工程程最出名的反對派。
　　林一山，山東文登人，一九三五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抗戰時回到膠東當遊擊隊司令，一九三八年二月在與日軍作戰時右手受傷。一九四九年隨軍南下，在南京接管國民黨揚子江流域委員會，同年在武漢組建長江水利委員會，並任主任。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在那兒跟著吵吵外行可以領導內行，而是拚命學習專業，很快完成了從外行到內行的轉變，親自主持了荊江分洪、陸水三峽試驗壩、丹江口水利樞紐和葛洲壩水利樞紐等工程。這幾個工程，搞水利的誰人不曉？有一個劃在名下，就夠人風光一生了。
　　李銳，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八年考上武漢大學機械系，在校參加學生運動，後又去延安。一九五二年由湖南調北京，任燃料工業部水電總局局長。此人高大魁梧，寫一手漂亮文章，一生大起大落，皆由文章生。到老還在認真執著地寫。
　　這樣兩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卻陰錯陽差地把命運拴在了長江上。
－－－－－－－－－－－－－－－－－－－－－－－－－－－－　　二、林一山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漢口碼頭。
　　手握“長辦”一千多人的技術隊伍，剛剛拿下了荊江分洪閘的林一山，隨身帶著一個皮包，躊躇滿志地登上了“長江”艦。
　　他奉中南局之命，來這裏見另一個躊躇滿志的人。
　　剛剛拿下了江山的毛澤東。
　　二人都以健談著稱。他們海闊天空地大談了兩天，把一條長江從古到今從上到下聊了個夠，侃得甚是投機。他們談到了南水北調，也談到了長江洪水。
　　“長江洪水的成因是什麽？”
　　“暴雨。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開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縣，降雨量１５００毫米，一夜淹死了漢水中下游八萬多人，澧水下游四萬多人。至於‘川西天漏’地區，年降雨量可以到兩千毫米。”
　　“真了不得。怎麽樣才能解決長江的水患呢？你有什麽設想沒有？”
　　到火候了。林一山打開皮包，把一張“長江流域水利資源綜合利用規劃草圖”鋪在臥艙中的桌上，指著上面大大小小的水庫，講開了長江的防洪。林一山從支流講起，每一個水庫都講了一遍，又加上一句：
　　“這些水庫都加起來，還抵不上一個三峽水庫。”
　　“就先修那個三峽水庫如何？”
　　林一山興奮了。他馬上談起了“薩凡奇方案”。
　　“那時候修三峽，要花多少錢？”
　　“十三億美元”
　　“不算貴嘛！”
　　林一山要的就是毛澤東的認可。花在長江艦上的這兩天時間，對他來說是太值得了。
　　從長江艦回來，林一山便指揮長辦，投入了三峽工程的準備。他定了一條原則：三峽工程涉及什麽問題，長辦就成立什麽班子，進行專門研究。
　　長江艦上的談話，當時並沒有公開。
　　真正將高層決策者的目光引向了長江的，是兩年後的一九五四年大水。當年十二月，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三人在武漢見了林一山，問起了三峽工程技術上的可行性。接著，中國政府請蘇聯派出專家，幫助修建三峽大壩。一九五六年，以三峽爲主體的長江流域規劃已初具輪廓，同時，公開的討論也開始了。好像一切都還算順利。
　　可是，這麽一個世界級的大工程，涉及到諸如資金、移民、泥沙、壩工、航運等等諸多問題，真的能這樣順利地上馬嗎？
－－－－－－－－－－－－－－－－－－－－－－－－－－－－　　三、李銳
　　第一個出來反對三峽工程的，是李銳。
　　一九五四年，李銳在蘇聯訪問的時侯接到了一封電報，稱水利部正在准備考慮上三峽工程。李銳與燃料工業部部長劉瀾波商討了三峽的事，並回覆：我們目前尚無能力上三峽工程。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國水利》雜誌發表了林一山的長文：“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干問題的商討”。林一山提出：“在長江流域規劃中必須首先解決防洪問題”，他認爲“三峽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區”“三峽水庫可以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針對林一山的文章，當時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總局局長的李銳，在《水利發電》第九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爲“關於長江流域規劃的幾個問題”的長文。李銳認爲：“綜合利用是規劃河流的唯一總方針和總原則”，據此，他認爲林文把防洪問題絕對化了。李銳還根據國家當時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了長江開發應先支後幹，分步實施。
　　這就是水利水電界著名的“林李之爭”，爭論持續了兩年之久。
　　一九五八年的南寧會議，把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
　　一九五八年，那是一個什麽樣的年頭啊！一股不可思議的政治狂熱，席捲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聽聽那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深翻一米，畝産萬斤”！
　　恰恰是在這個時侯，李銳接到中辦的通知，要他第二天到南寧，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李銳明白，是三峽的事。他在皮包裏裝了一張圖，上了專機。同機去南寧的，還有林一山。
　　一到南寧，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便急忙向李銳透露了會議的情況：毛澤東大批“反冒進”，當面指責周恩來，柯慶施又加了進去，攻擊陳雲的反冒進做法。大家情緒高昂，三峽工程也成了超英趕美的一項內容。
　　天時，地利，人和，已被林一山占盡。田家英爲李銳捏著一把汗。
　　身爲高級行政主管，李銳當然明白自已眼下的處境。
　　一個意見可以有多種提法。有保留地退一步，在這個當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也算是官場上的“定式”。可要真想攔毛澤東的馬頭，困難重重，風險重重：
　　——與會者中不乏整人高手，在周恩來和陳雲剛挨了批的當口，一個四十歲的副部級，能接得下“右傾”的大帽子嗎？
　　——李銳勢單力孤，面對林一山的雄辯，錢正英等人的支援，他就算捨得一身剮，能遏止住毛澤東那詩人式的激情嗎？
　　林一山和李銳，當天晚上便出席了已近尾聲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主管長江的林一山先開口了。他縱橫古今，滔滔不絕。他講到了長江的水患：１８６０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９年，一直到１９５４年。
　　“根據已掌握的水文資料，川江七、八兩月洪水來量占幹流沙市洪水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占城陵磯洪水量的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到百分之七十九點五，占武漢洪水量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一到百分之七十六點二。三峽位於川江出口，三峽水庫有巨大的防洪庫容，在正常高水位二百三十五公尺時，有效庫容可達一千一百五十至一千二百六十億公方。修建三峽水庫，可以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修建三峽水庫，可以根本改善城陵磯到宜昌和宜昌到重慶的航道條件；每年可以發電一千億度以上。
　　“修建三峽水庫，按正常蓄水位二百到二百一十公尺，裝機一千三百四十萬千瓦計算，投資約需七十二億人民幣。只計發電效益，也屬於成本較低的工程。”
　　說到了投資，周恩來問到：“少裝機，裝五百萬千瓦，五十億夠不夠？”
　　“夠了。”
　　“就按你說的五十億”。毛澤東終於說話了。“會不會中央決定上馬後，你又說不夠了？”
　　“不會。我們不搞上馬預算。能算清的我們都算清了，算不清的，從多不從少。”
　　話已說到這一步了。林一山兩個多小時的發言，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該李銳了。
　　敢在這個時侯單刀赴會，李銳憑的，絕不只是勇氣。
　　他看了一眼會場。會議室佈置得極簡單，大家圍坐在一張長桌四周。這中間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有中央主管經濟的中央頭頭們，還有各大區和中南各省的第一把手。
　　這些人對水利電力，都是外行。
　　李銳打開皮包，把他的圖取出來，平鋪在長桌上。這是一張全國水電開發示意圖。
　　這張圖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後來，林一山談起他的老對頭時曾說道：“南寧會議上，他拿了張水電站分佈圖，一目了然”。
　　聰明的李銳，在他的聽衆面前盡可能地避免使用專業術語，也沒有列舉成串的資料。那些術語和資料，很難給外行人留下鮮明的印象。再者，他的對手掌握著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水文資料，真鬥起資料來，他未必能揀到便宜。
　　他指著圖，講起了水利資源的開發，闡述了三峽工程短期內不能上的理由，特別是經濟上的理由：
　　“我們已經有了五四年抗洪的經驗。荊江大堤潰口可能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說法，誇大了可能的災情，不能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還存在這種威脅。
　　“現階段長江防洪，應以加固堤防和設置分洪區爲主。以一個三峽大水庫去統一地一口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是不經濟的。
　　“左右三峽水庫修建時間的，是國家財力，是經濟發展需要，是電力而不是防洪。一個能發一千億度電的大電站，何年才需要投入呢？
　　“三峽投資巨大，而且，用電企業投資一般約爲電站本身投資的五到十倍。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修建三峽水庫是不可能的。最樂觀的估計，中國要幾十年後才可能有此需要。”
　　這番話是針對中央主管和各省頭頭們講的。李銳看得出，他們被打動了。
　　錢正英等主上派接著發了言。會議開完，爭論雙方不分上下。
　　毛澤東想了個辦法，讓林、李二人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三天交卷”。
　　林一山用他那只被日本鬼子的子彈打殘了的右手，硬是在兩天內寫下了兩萬字。他提前一天交了卷。
　　李銳只寫了八千字，按時交卷。
　　這真是兩篇少有的力作！林一山的文章，材料豐富，邏輯嚴謹，一條長江的古今上下，盡收筆底。這篇文章，後來成了“長江流域規劃”的概論。長辦三十多年的治水實踐，很多都是林一山當時治水思想的延續。
　　李銳的文章，提綱挈領，觀點鮮明，行文流暢。此文一如他的發言，容易爲衆人理解和接受。
　　第三天晚上，會議接著討論三峽問題。兩篇文章已經發到了每個與會者手裏。
　　討論結果，可以用毛澤東的一句話概括：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的事情我還是有興趣的。後來，毛澤東爲三峽決議批了個“積極準備，穩妥可靠”。
　　這個結果正是李銳所期待的，三峽工程沒有被捲進大躍進的洪流。毛澤東的決心，竟被反對派動搖了！在建國後，這也許是僅有的一次。
　　會議快結束的時侯，毛澤東盯著李銳看了好一會。
　　他擡起頭，對衆人講：“我們需要這樣的秀才。”
　　他又轉過頭，對李銳講：“你來當我的秘書。”
　　當時的李銳，真是占盡了風頭。
－－－－－－－－－－－－－－－－－－－－－－－－－－－－四、沈寂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五十年代的這場爭論，或許可以試著對它做個評價：
　　李銳把三峽工程決策放到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框架裏考慮，這在當時是極爲要緊、也是極爲可貴的。
　　三峽工程現在面對的問題，當時都存在。若是在大躍進中上了三峽，這些問題能得到妥當的處理嗎？李銳的“緩上”，其碼讓那個時候的中國避免了一次冒險。
　　而林一山對長江防洪的整體設想，至今仍不失其權威性：從上游水土保持工程的實施，支流水庫的建設，江堤和分蓄洪設施的改善，一直到南水北調中線方案的準備工作，林一山的影子無處不在。
　　人類的運氣不壞，流了一百六十萬年的長江，慷慨地甩給了我們四十年時間去思考和爭論。在這寶貴的四十年裏，竟連荊江分洪（注１）都沒有真正被動用過一次！我們現在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已遠勝當初。
　　其實，歷史並沒有急著去評判這場爭論。它能講述的只是：五八年的南寧會議和隨後召開的成都會議，給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劃上了一個長長的休止符。
　　南寧會議後，李銳做了毛澤東的工業秘書。他參加了成都會議上“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即“三峽決議”）的起草，又參加了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在廬山上，李銳終於因爲直言“大躍進”的陰暗面而倒了楣。
　　在這以後的二十年裏，李銳從政壇上消失了。他被發配到安徽佛子嶺磨子潭水電站，做起了教書先生。“史無前例”開始後，不知什麽人想起了已經與世隔絕的李銳，把他送進秦城，住了八年與世隔絕的單間。
　　林一山的運氣更不濟。他被造反派關進“水牢”，還被打斷了六根肋骨。
　　在那個年頭，只有“革命”無罪，只有“造反”有理。
　　在那個年頭，這兩個長江上的風雲人物，和很多平凡或不平凡的人一樣身遭不幸。
　　在那個年頭，三峽工程好像也被遺忘了。
　　六九年的“九大”上，毛澤東突然問到：“林一山在幹什麽？”
　　“靠邊站了。”
　　“有問題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能不能站出來呀？”
　　林一山被“解放”了。毛澤東忘不了林一山，其實就是忘不了三峽大壩。
　　七零年二月的全國計劃會上，曾出現過一份厚厚的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告。這份報告未經討論就被收了回去，據說是偉大領袖的意思。
　　在人世間已經找不到對手的毛澤東，面對神秘的大自然，仍是心存敬畏。毛澤東這種矛盾的心態，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他對葛洲壩工程的態度上。
五、常識
　　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南海西花廳。
　　剛被放出來不久的林一山，和總理周恩來、水電部長錢正英、武漢軍區司令兼湖北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坐在了一起。
　　周恩來要聽聽他們對葛洲壩工程的意見。
　　說到葛洲壩的來由，又不能不提林一山。天哪，這個人一生中，到底和長江結下了多少恩怨！
　　三峽大壩的最初設想是美國著名大壩權威薩凡奇提出的。薩凡奇建議的壩址是南津關。後來援華的蘇聯專家，也認定了這個壩址。
　　可是，長辦在進一步的勘察中發現，南津關地區在地質上有著致命的缺陷：該河段爲溶岩地區，會漏水。據此，長辦建議將壩址上移到地質條件優越的三鬥坪。
　　林一山與蘇聯專家們爲壩址的事爭論開了。蘇聯專家們強調：第一，壩址上移將損失掉幾米的水頭，經濟上不合算；第二，三鬥坪壩址下游尚有幾十公里的險灘。因爲擔負電網調峰任務的水電站放水時多時少，這段航道的水位晝夜變化會有十幾米，嚴重影響航行安全。爲解決這兩個麻煩，林一山提出在三鬥坪下游三十八公里處修建葛洲壩。
　　絕對是一個出色的方案：葛洲壩可以找回壩址後移損失掉的水頭，又可以做三峽水庫的“反調節航運階梯”，控制水位，保證航行。壩址的事，不必再爭了。
　　三峽大壩和葛洲壩，本該一唱一和，互映行輝。先于三峽大壩修葛洲壩，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葛洲壩建成後將擡高三鬥坪的水位，迫使以後的三峽主體工程“下水一戰”。
　　可是，在七零年，湖北的軍政大員們卻提出要上葛洲壩。
　　上葛洲壩的某些理由，今天看來很有點站不住。在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給“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的報告裏，“爲了實現毛主席‘高峽出平湖’的偉大理想”，赫然列在首句。
　　正當毛澤東在三峽卻步不前的時侯，葛洲壩及時地被送上來了。
　　到周恩來召見林一山的時侯，湖北省早就爲葛洲壩的事探明了水電部的態度，十萬大軍正在葛洲壩工地待命，湖北省的報告也已經在一個半月前送到中央。事情差不多都定下來了，只是毛澤東在最後拍板之前，想聽一聽林一山的意見。
　　命也。十二年前老對頭李銳的處境，又給林一山碰上了。
　　這十二年，非同一般哪！毛澤東早已經不是那個在長江艦上拉著林一山聊的詩人、那個在南寧會上盯著李銳看的上司，他現在成了中國大地上的“紅太陽”，他成了神！
　　而林一山，也已經不是十二年前那個躊躇滿志的長江王，他現在成了一個剛被“解放”的“走資派”。
　　在這種處境下，不想說假話的就該緘口。出言反對修葛洲壩，不但自找倒楣，而且與事無補，這也該算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林一山極度矛盾。
　　周恩來辦公室裏，曾思玉先開口了。他講了上葛洲壩的理由。他說：“毛主席說，要修葛洲壩”，他講到了葛洲壩電站可以緩解“三西一東”（鄂西、湘西、豫西、川東）供電緊張的局面，可以爲三峽工程做準備，他還講到葛洲壩的問題：防空難度大，會有壩前淤積出現。
　　林一山接著開了口。他首先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工程準備不足。葛洲壩壩址的地質條件遠較三峽壩址複雜，可是比起當時三峽的前期工作，葛洲壩的準備工作深度遠遠不夠。僅工程地質一項，在選址階段，三鬥坪河段的勘探鑽孔進尺已經夠上初步設計的要求了，而葛洲壩的技術負責人彙報初步設計時，手裏只有一份很舊的地形圖！
　　林一山又提到，葛洲壩有一個重要問題沒辦法解決：由於葛洲壩會擡高水位，以後的三峽工程將被迫搞水下施工。
　　曾思玉說，可以降低一半水位。
　　錢正英也說，“長江水深四十米，減去二十米，只增加了二十米，無所謂。”
　　聽到水電部長說出這種話，林一山有點管不住他那張利嘴了：“三峽修縱向圍堰是在冬季枯水期，長江的水深是零。你增加那二十米被零一除，是個無窮大。”
　　不歡而散。
　　見過周恩來後，林一山熬夜寫了一份數千言的意見書，反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違背專業常識，強行上葛洲壩。這份意見書和那份建議修建葛洲壩的報告一起，被送到了毛澤東的手裏。
　　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會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這段頗費琢磨的批文，當時確確實實地在葛洲壩工地掀起了一陣狂潮。“林一山反毛主席”一說，也因此而流傳開來。
　　代號“三三零”的葛洲壩工程於七一年初正式開工。一個常識性的錯誤，終於在一個不講常識的年代，由一些沒有常識的人鑄下了。
NO:1057_23
讀讀樂 　於　2002/09/09 08:25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六、背水
　　林一山反對上葛洲壩，是不是一種徒勞的崇高呢？毛澤東的批示，或許已經回答這個問題。
　　毛澤東一反往日的桀驁，在批示中留下了一個底氣不足的尾巴。當時沒幾個人能想到，這個尾巴，後來竟成了葛洲壩起死回生的一個重要契機。
　　如林一山所料，葛洲壩出問題了。
　　大會戰式的施工管理造成了重大的質量事故：大壩裂縫八十六條，蜂窩狗洞二十九處，大的狗洞直徑有一米多。
　　進一步的調查表明地質及水文情況複雜惡劣，下一步施工無法按原設想進行。
　　各方爲樞紐佈置方案、船閘、航道方案爭了兩年，沒有結果。
　　不能泄洪，不能發電，大壩擺在那兒還礙航。周恩來和李先念都已經表示，如果大壩礙航問題不能解決，就炸掉它通航。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利工程，竟被弄到了如此地步！
　　別無選擇。周恩來下令葛洲壩工程停工。
　　七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南海西花廳。
　　林一山又被召來開會了。他挑了一個不顯眼的地方坐下，靜靜地聽著周恩來訓斥與會的大員們。
　　衆人一上來就被周恩來的氣勢鎮住了。接下來的會上，周恩來再不去理會大員們“鼓足幹勁”的決心，卻反復強調著毛澤東批示中的“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會上顯得有些不尋常的，還有周恩來對林一山的興趣。他不時地用話點著林一山：
　　“林一山，你身體好嗎？”
　　“我與林一山沒有共過事。林一山敢提意見，敢提就是好。”
　　“……”
　　用毛澤東的批示牽著衆人轉了幾個大圈子，周恩來終於說出了一句對葛洲壩性命攸關的話：
　　“林一山，要你去挂帥，敢不敢？”
　　“大家領導，我當參謀”，林一山謙讓了一下。
　　“你不能看笑話”，李先念繃著臉，接上了一句。
　　也許是因爲不瞭解，李先念小看了林一山。此人若是真的肯站在一旁看笑話，就不會冒死反對上葛洲壩，就不會來開這個會，也就不配被稱做長江王了。
　　林一山眼珠都沒轉，當衆把話接了下來：
　　“當然，主席批示的工程，我決沒有看笑話。出了問題，由我負責。”
　　聲音不高，可是會場極靜，衆人都聽清了這句承諾。
　　至今還沒有哪個史學家注意過這個瞬間。可是，看看那萬卷史書裏講的，除了征伐屠戮你死我活，還有什麽呢？讓史家們去玩他們的英雄遊戲吧。那條流不盡的世界第三大河，會永遠記得，西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深秋，曾有一個低沈平穩的男聲對話，從那蓋滿神洲的“世界最強音”裏，隱約地傳了出來：
　　“要你去挂帥，敢不敢？”
　　“出了問題，由我負責。”
　　周恩來隨即宣佈林一山任葛洲壩技術委員會主任，水電部長錢正英、湖北省革委會主任張體學等八人爲委員。接下來的會，也交給林一山主持了。這個技術委員會，成了葛洲壩工程實際上的核心機構。
　　明顯的“違章操作”，明顯的“早有預謀”。毛澤東和周恩來把葛洲壩的命運交給了反對派林一山。
　　林一山似乎被逼到了一個非常不利的角落：面前擺著的，一個是折騰了兩年、被迫停工的爛攤子，一個是包括七位部長、三位中央委員的新機構。對這個問題成堆的大壩，他真的有妙手回春的本事嗎？誰都知道他是“反對派”，那些爲了葛洲壩和他爭論過的各方各面的大官們，能與他合作嗎？要是醫不好這個扎手的壩，他自已的結局會是什麽樣？
　　剛組建的葛洲壩技術委員會，發出了一個由全體成員簽名的報告：我們正面臨著一些前人未曾經歷過的重大技術問題……
－－－－－－－－－－－－－－－－－－－－－－－－七、中流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葛洲壩的反對派林一山，不念當初的恩怨，不顧一已的沈浮，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當口領命出山，坐鎮中軍大帳，難得！
　　其實，早在兩年前極力反對建葛洲壩的時侯，林一山就預感到，這個攤子早晚還得他來收。一個幾經風雨、深謀遠慮的老者，敢在中南海立下了軍令狀，擺出一副“舍我其誰”的架勢來背水一戰，自然是算到了他自已的幾條優勢：
　　第一，林一山在大江上下跑了二十多年，長江的事，他比別的官們清楚得多。第二，他手下有“長辦”這支不可替代的技術隊伍。第三，他是行政七級，官大，和各方各面打交道有著諸多方便。眼下，他又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點的將，即便是那些顯赫一時的大員，也不能不跟他合作。
　　可他更清楚，單憑上面幾條收拾不了面前的這個葛洲壩。面對那麽多管理上和技術上的難題，只有使出些真本事，一個一個地把答案拿出來。
　　林一山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技術委員會立規矩。針對過去的決策部門遇事爭論不休、議而不決、最後無人負責的弊端，他定了三條原則：一、技術委員會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大國一致”；二、各委員點頭搖頭都要有根據，都必須把問題弄清楚後再表態；三、委員會每次達成的協定，委員都得簽名負責，不同意見，一併上報。
　　這三條乍看上去挺簡單，還多少有點不講理，可是，三條規矩，就地劃了一個沒有任何騰挪餘地的圈子，在這個圈子裏，即便是太極高手，也不能不把頂戴花翎押上。這樣一來，由多名同床異夢的大員組成的技術委員會，還真的被拴在一起了。
　　技術委員會的每個委員，本來就有著各自的一堆難題，代表著各自一方的利益，現在，又擔上了各自的一份責任。可想而知，他們在重大問題上，自然是寸步不讓。會上，委員們常常爭得難解難分，也常常給林一山難堪。說來奇怪，林一山那張早就出了名的利嘴，在這裏竟是十分克制。有一次，計委副主任袁寶華實在看不下去，站起來爲林一山打抱不平：“林主任是毛主席、周總理派來的，請大家尊重他！”林一山卻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同意見，可以爭論。”
　　一番唇槍舌劍，每一家的底牌都攤在了臺面上，最後，決議出來，林一山起草報告，各方簽字。從此，葛洲壩的核心機構高效率地轉了起來，“千人設計，萬人校核”的混亂局面結束了。
　　不早不晚，單單是在這個時候，林一山病了，專家們確診爲右眼脈絡膜黑色素瘤，一種罕見的癌症！
　　周恩來得到消息，急了：在這個時候，還有人敢把自已的腦袋押在葛洲壩上嗎？還有人具備林一山那樣的威望、行政能力和業務能力嗎？周恩來親自安排林一山住進了北京的同仁醫院，從北京和上海請了全國最好的醫生會診決定治療方案，後來又把他轉到上海華東醫院，準備動手術。其間，周恩來專門給上海發了電報，要他們盡一切努力保住林一山這條命。
　　可林一山呢？他見醫生和家人一個個苦著臉，吞吞吐吐不肯講他的病情，笑了：“你們不說，我也知道，我得的是癌症，你們得的是恐癌症！我死不了，葛洲壩建不起來，林一山怎麽能死呢？”
　　是啊，葛洲壩建不起來，林一山怎麽能死呢？剛剛鋪開的攤子上，那麽多沒人見過的難題，還在那兒擺著呢！
　　過了八次生死關的林一山，深知閻王爺那反覆無常的脾氣。他右眼塞著紗布，從同仁醫院跑出來，鑽進了四維路飯店的一間小會議室。
　　那個時候，技術委員會馬上要開一次非常關鍵的會，最終決定壩線方案。
　　這是個讓專家們吐血的難題。七一年，大壩在未經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倉促上馬，當時用的是五十年代規劃性設計中建議的中壩段壩線。到七二年停工的時候，在該壩址已經完成了一期圍堰和六百五十萬立方米的基坑土石方，澆了十萬立方米混凝土，還在附近修了公路、鐵路和工廠。可是很快，這個方案中包藏著的難題就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了：船閘通航，泄水閘消能防沖，大江截流……，哪一個都不好對付。這一切，真好像是那條軟硬不吃的大江沖著人們厲聲呵斥：你們問過我沒有，就敢在這兒動土？
　　只好再去仔細問問長江。一陣緊鑼密鼓的現場調查模型試驗計算分析之後，問題的頭緒算是理出來了。
　　從三峽的出口南津關到葛洲壩，不足三公里的河段上，江面的海拔高度從一百多米驟降到七十米，原僅三百米寬的河道一下子展成兩千一百米，剛剛還在峽穀中奮力衝擊的長江，不相信那擋了它幾百公里的大山已經被撞開，在陡然變寬了的河道裏，江水仍是沒頭沒腦地左沖右突。著名水利專家張瑞瑾教授主持的模型試驗，顯示了這一河段奇特的光景：江水湧出南津關，突然遇到一個斜坡，水流挾著雷霆萬鈞的衝力從江底翻卷上來，形成巨大的“泡漩”。大江中流，暗伏著殺機。
　　由此造成的最大難題，要數航運。由於水流湍急紊亂，葛洲壩上游靜水航道太短，行船危險。爲此，有的專家建議放棄中壩段方案，壩線下移四百五十至七百米，以保證一千米左右的靜水航道。可是這樣一來，不僅前功盡棄，有些已完成的工程還變成了待清除的障礙，經濟上要蒙受重大損失。
　　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案？
　　小會議室裏，齊肩高的煙霧罩著一夥紅了眼的人。林一山和各專業的專家們已經在這裏悶了一天一夜，壩線的事還是沒個說法。工程師特有的直覺告訴他們，壩線可以不移。可是究竟該怎麽做這個方案呢？
　　壩線，已經在每個人的腦子裏轉了不知多少圈，可是到了各專業真的湊在一起的時候，竟湊不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二十幾個小時過去了，這夥人的腦子像是進了一個“閉環”，一周又一周機械地轉著，停不下來。
　　窗外的天亮了，一直看著圖紙發呆的張瑞瑾教授突然叫出了聲。他腦子裏冒出了一個奇特的念頭：“能不能壩線不動，船閘下移，修兩條人工運河，保證八百米到一千米的靜水航道？”
　　大家都怔住了。這是什麽主意，給大壩開抽屜？
　　林一山沈吟片刻，興奮地喊了起來：“這是一個最壞的方案，可是它能保證最好的方案出籠。正是因爲可以開抽屜，我們將來才可以不開抽屜！”
　　常有這種事，最壞的辦法要比沒有辦法強百倍。這個“開抽屜”方案，後來並沒有被實施，可是它給各方指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平息了爭論，打破了僵局。葛洲壩的設計修改，從此妙手疊出。
　　屋裏先是沈默，接著是喧鬧，然後又是一片哈欠，最後，竟有人打起了呼嚕。這一切，都發生在幾分鐘之內。
　　林一山的眼睛又疼起來了。“癌症”這個字眼，在他的腦子裏閃了一下。得多活一陣，人的一輩子，本來就太短。“睡覺！睡覺！”他連聲大叫著鑽進汽車，駛回同仁醫院。
　　七三年夏天，上海華東醫院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手術，林一山又度過一劫。
　　他的右眼球被摘掉了，左眼的視力也已經變得極低。就是這麽一個幾乎失明、右手殘廢的花甲老人，竟主持了七三年十月以後技術委員會的十次會議，親自起草了每個會議的報告，解決了一系列技術難題。林一山的生命力，真是驚人！
　　同樣驚人的，還有他的自信，和他對長江的瞭解。
　　“這長江水，怎麽流，怎麽走，它是有性格有脾氣的。”林一山和他手下的工程師們花了不少心思來摸長江的脾氣，順著它的脾氣提出了許多獨特的技術措施，還力排衆議，實施了這些在當時倍受譏笑的怪招。
　　如今，外行人一錢不值的譏笑已經被大家當成公害了，可是在七十年代，天下是外行人的，沒點膽量和辦法，還真對付不了那些無事生非的聒噪。這個葛洲壩，建得多難啊！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葛洲壩工程於七四年復工，八一年大江截流、一號機組發電，八九年全部竣工。
　　現在，葛洲壩已經是長江上的一景了。遊船一出峽江，人們的眼前突然一片豁亮，寬闊的水面，寬闊的天空，目光極盡之處，一座長長的壩筆直地劃在水天之際。遊船駛近大壩，悄悄地停在靜謐的水面上，等著過船閘，這時候，遊客可以好好地欣賞一下葛洲壩：厚重的壩體，攔住了滾滾的江流，大壩當中，兩條奇特的長堤伸向上游，這兩條引淤堤直劈大江中流，將那桀驁的江水巧妙地一分爲三。江水走到這裏，像是暴跳的烈馬碰上了老練的騎手，一下子變得那麽馴服……。過船閘了，兩扇巨大的閘門在船的後面一合，遊船便直向下落，三千噸的鋼鐵怪物像是被那混凝土大壩一口吞了下去。這個船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閘之一。過了船閘，可以從下游看到大壩的正面，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大壩當中那二十七孔泄水閘UnfixedProblemhere─—葛洲壩的二江泄水閘，最大泄洪量每秒八萬四千立米，又是一個世界級。這些超大型閘，都已經在年輸沙量五億多噸的長江上運轉了十多年，還經歷了八一年和八九年兩次大洪水的衝擊。身世坎坷的大壩，終於被長江認可了。
　　葛洲壩，人類的一件傑作。
－－－－－－－－－－－－－－－－－－－－－－－－八、命運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冷峻的事實：某個歷史事件的進程，常常是由一兩個人的命運決定的。若是沒有華東醫院那次成功的手術，葛洲壩的命運會是怎麽樣？葛洲壩工程若是真的失敗了，誰還敢再談三峽？富饒的兩湖平原，豈不是要永受洪水的威脅？吾輩炎黃子孫，將以何面目複見禹王於地下！
　　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林一山可沒有“回首”的興致，從七四年葛洲壩復工開始，他又接著爲三峽工程奔走呼號。這時候，他的手裏多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本錢：葛洲壩。
　　林一山在背水一戰的艱難處境下，以最極端的辦法，向同行證明瞭三峽工程在壩工技術上的可行性：他指揮長辦，在長江上做了一個比三峽大壩更複雜的壩。
　　“能做葛洲壩，就能做三峽。”林一山不止一次地對人講。
　　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和三峽大壩比起來，葛洲壩簡直是個侏儒。可是內行人都明白，三峽大壩個頭雖大，從壩工技術的角度看，卻只是一個常規工程。三峽壩址三鬥坪的位置、地形、河勢、地質條件，都比葛洲壩優越。一位到過三鬥坪的美國大壩專家甚至不無嫉妒地說：“可惜，密西西比河上沒有三鬥坪！”
　　葛洲壩的成功，回答了三峽大壩建設中將要遇到的一些關鍵性的技術問題。至此，技術圈內對工程師們建造三峽大壩的能力，已沒有大的疑問。
　　可是，三峽工程牽扯到的問題，遠不止是壩工技術。
　　八二年，由於當時的經濟形勢趨於好轉及葛洲壩工程進展順利，三峽工程被列入了國家近期計劃。八三年五月，國家計委主持審查了長辦編制的“三峽水利樞紐１５０米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八四年二月，國務批准按１５０方案開始三峽工程的施工準備。八五年二月，以李伯甯爲首的三峽省籌備組成立。
　　也許是因爲這是人們第一次碰觸夢想中的三峽大壩，從八四年起，關於三峽的爭論急劇升溫。重慶市政府於八四年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報告，對１５０方案提出異議。同年五月，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協會議上建議推遲三峽工程的建設。八五年春天，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李銳的《論三峽工程》一書，力主緩建三峽大壩。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十五號文，要求對三峽工程進行重新論證。到了八八年的上半年，主上派和反對派通過各種途徑，展開了激烈的公開辯論。這場燃燒著人們七十年心血的辯論，已經超出了純技術的範疇。
　　一個工程，居然在七十年間吸引了那麽多風雲人物的目光，掀起了那麽多驚心動魄的爭論，寫出了那麽多動聽的故事，種下了那麽多難解的恩怨，古今中外，除了三峽，還曾有過第二例嗎？
　　七十年間，不同專業、不同系統的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審視著三峽，以截然不同的意見評判著這個空前絕後的巨壩。那些讓人眼暈的報告和資料，像是在告訴人們，今人對長江的認識，到此爲止。
　　七十年間，不知有多少人和這個三峽大壩結了緣。錢昌照，孫越崎，陸欽侃，從薩凡奇的時代就參與了三峽工程的論證。著名地質專家、三峽工程地質地震專家組組長戴廣秀，竟在論證完成之前辭世了。三峽工程論證工作的奠基人，世界著名大壩權威薩凡奇，也已經做古。我們的兩位主角林一山和李銳，更是把他們的命運拱手送給了三峽。
　　七十年，對那不盡的長江來說是不值一提的，可它足以窮盡一個人的生命。三峽水庫那四百億的庫容，和那浩蕩的長江比起來微不足道，可它已經用盡了三代工程師的智慧。
　　李銳在五十年代便認爲，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很理想。可是，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然堅持緩上三峽。因爲直至今日，人們還沒有能回答三峽工程提出的全部問題，特別是經濟和社會問題。“把三峽留給二十一世紀的子孫吧！”在人大的三峽決議通過之後，他依然頑強地向決策部門建議推遲三峽工程的興建。
　　林一山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修建三峽大壩是解決長江中游水患的唯一實際可行的辦法。爲了儘早上三峽，他用掉了近四十年的心力。他明白，這是人和自然的賭博：對於這場一時還看不見頭的爭論，洪水有多大的耐心去等？
　　這兩個傑出的人物的行爲之中，像是隱含著一種憂慮：人們對大自然的脾氣是永遠摸不准的，可是又不得不面對自然的挑戰。其實，每個和自然打交道的人，都擺脫不掉這個困擾。面對蒼天，獨無爲者無畏。
　　“人類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順應自然。”李銳清楚地道出了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的生命太有限了，人的知識也和生命一樣有限。無論是多麽出類拔萃的人，都無法跳出命運加給他的桎梏。而林一山和李銳的傑出，正在於他們用盡了一個人所能擁有的全部智慧和膽氣，把命運分派給他們的角色發揮到了極至。
　　也許他們看不到三峽大壩了。可是，一定會有人把他們的故事講給那個尚未出世的壩，而那個壩，也一定會用它獨有的語言，把這些故事講給十年後、百年後的人們。
－－－－－－－－－－－－－－－－－－－－－－－－後記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三峽工程正式開工。
　　三峽工程施工期十七年，施工準備於一九九三年開始，計劃一九九七年大江截流，二零零三年第一批兩台機組開始發電、永久船閘通航，二零一二年竣工。
　　工程靜態總投資爲一千一百億元人民幣（按一九九三年五月價格計算），其中移民經費四百億，樞紐工程投資五百億，其他費用約兩百億。
　　三峽水庫總庫容三百九十三億立方米，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點五億立米，水電站裝機總容量一千八百二十萬千瓦，年發電量八百四十六點八億度。水庫建成後川江航道單向年通過能力可由目前的一千萬噸提高到五千萬噸。
　　水庫淹沒耕地和果園近兩萬八千公頃，移民總數一百一十三萬。淹沒區內有全國重點保護文物一處，省級文物五處。
　　有關三峽工程的爭論仍在繼續。
－－－－－－－－－－－－－－－－－－－－－－－－－－－－－注１：
　　荊江分洪工程建成於一九五二年，位於長江幹流荊江段。遇有特大洪水時可開啓分洪閘將部分洪水引入分洪區，以保證江堤安全。分洪區可容納五十四億立米的洪水。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四十年一遇的大洪水，當時啓用了荊江分洪。
　　荊江分洪區內現有三十萬人口，啓用一次的耗費近四百億人民幣。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九年，荊江段的水位曾逼近荊江分洪水位，國務院當時下達了啓用荊江分洪的命令。萬幸，上游洪峰與支流暴雨過程錯開了，沒有造成嚴重的險情。
－－－－－－－－－－－－－－－－－－－資料來源：
１、盧躍剛：“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　　“當代中國大寫意－－熱點卷”，杜衛東主編，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２、張宿堂，鄒愛國：“三峽不是夢”，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３、戴睛：“長江，長江！”，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本文是《聯誼通訊》特邀稿
原載：《聯誼通訊》總第四十至四十二期
NO:1057_24
過客 　於　2002/09/09 09:28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讀讀樂兄:

能否讓文字顯現正常的黑色就好了?
顏色變來變去,
不但有些看不清楚,
對眼睛傷害也很大說.

NO:1057_25
讀讀樂 　於　2002/09/09 10:4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過客 　於　2002/09/09 09:28
能否讓文字顯現正常的黑色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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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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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工程又爆貪汙腐敗醜聞
春節前夕，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黨委宣佈免除下屬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代蘭 生的職務，並收繳其多本外國護照。消息傳出，數以千計的職工敲鑼打鼓，燃放 鞭炮，整個壩區呈現出一派節日的喜慶氣氛。很多職工說，打倒“四人幫”時才 有這樣歡慶的場面。
　　爲什麽一紙免職令會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動？這其中牽涉到一宗懸而未決六年 的“二手設備事件”，正是這批二手設備，嚴重傷害了職工們的感情，損害了國 家尊嚴，也把葛洲壩這個特大國有企業拖進了經濟深淵。
　　一九九四年初，葛洲壩集團公司機械化公司從美國進口數百輛重型卡車、大 型推土機、裝載機、挖掘機。職工們很快發現，這些穿著嶄新的黃金漆衣的洋設 備其實是一批“破銅爛鐵”。曾主管過設備的退休高級工程師聶宏亮告訴記者： “大部份設備都是八十年代的，其中還有七七、七八年生産的。按照美國土石方 工程機械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折舊率規定，這些設備只能用五、六年，早就報廢了 。而我們卻在九十年代中期引進了這樣的‘破銅爛鐵’。”他還說，不僅設備是 廢舊設備，而且配件也是一堆爛鐵。有一次，他到三峽工地去，他徒弟的徒弟在 工地修配廠當領導，把他請到廠裏看進口零配件，請教處理辦法，他一看，連 保存最好的汽車濾清器都鏽了，根本無法使用。
　　飽嘗苦頭的工程二公司總經理吳森康說：“這些報廢設備看起來高頭大馬的 ，就是不能幹活，裝點土石方就不能爬坡，爬坡爬得氣喘喘的，爬了兩天就不能 動了，又得花高價錢進口配件維修，有的只能徹底報廢，造成施工中的嚴重虧損 。國家給我們公司每一立方米土石方三十八元，但我們這些洋設備維修、報廢的 錢平均到每一立方土石方上的成本，需要四十六元。每挖運一方土石，就虧損八 元錢。”
　　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宣傳處鄭斌向記者談了葛洲壩二手設備事件的 始末。他說：“葛洲壩是國家水利水電建設的王牌軍，在三峽工程中承擔了近一 半的工程量。可是，他們還是抱著計劃經濟時代那種老思想，我施工，你出錢買 設備。所以，三峽工程開工前，他們就向我們公司老總陸佑楣提出要錢買設備。 陸總說，你們不要買了，設備由我們統一買，租給你們用就行了，給企業減少一 些負擔。葛洲壩人聽不進去，於是採取先斬後奏的辦法，花了十個億從香港買回 美國卡特公司生産的二手設備。
　　“爲表明他們的既成事實，他們在三峽工地上搞了一個設備展示會，請來了 國家三峽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等領導去觀看，也請了陸總。但陸總沒去，也沒爲 這些二手設備付錢，事實證明這一決定是英明的。”
　　“這些設備都是一些報廢設備，也不符合三峽施工條件。一百四十噸的箱式 裝載車，哪有路面給它走？光是放在那裏，路面就會壓塌。七十噸的自卸車在工 地上跑了一圈就趴下動彈不得了。美國卡特公司也不供應配件，因爲不是從卡特 公司直接購買的。所以，這些二手設備全部變成了廢銅爛鐵，葛洲壩虧損非常嚴 重。”
　　這些廢銅爛鐵引起葛洲壩職工的強烈不滿，特別是被強行接受這些二手設備 施工的幾個工程公司的職工更是民怨沸騰。工程一公司一位元元元老職工還將設備拍成 照片，多次到北京向中紀委告狀。但是，葛洲壩集團公司原主要領導人對此卻采 取了欺上壓下的作法：一方面，他將這批二手設備化整爲零，強行分散到各下屬 公司，強行從施工結算款中扣出設備款，使矛盾不集中暴露；一方面在集團公司 大小會議上強調，進口二手設備是局務會討論同意的正確決策，今後誰也不允許 談論二手設備問題。同時，將對二手設備持有異議的幹部強行調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朱熔（金＋容）基總理主持的三峽工程質量會議上 ，這位公司領導人還公然欺騙說二手設備如何便宜如何好。在座的一位副總理不 客氣地打斷他的話，問設備花了幾成價錢買進。這位公司領導人說，只花了四、 五成的價錢。副總理告誡他，國外二手設備很便宜，能夠服役的設備二成價錢也 能買到。一句話說得這位公司領導啞口無言，也不敢透露那些二手設備是不能服 役的報廢設備。
　　今年元月三十日，葛洲壩集團公司突然收到一份從日本寄來的債單，說葛洲 壩在日本一家公司欠債一千八百萬美元，要求集團公司償還。這一情況引起孫玉 才總經理的疑慮，他上任快一年了卻沒聽說集團在日本設有公司。經查實，才知 道是代蘭生在日本辦的公司，公司名義上的董事長是集團公司主管設備的副總經 理。但是，公司所有行爲全部由代蘭生決定，實際上是代蘭生在境外的私人公司 。
　　一位元退休處長告訴記者，代蘭生如此爲所欲爲，賺的錢是自己的，欠債虧損 是葛洲壩的，就是鑽了國有企業缺乏監督機制的空子。他說，在葛洲壩這個十幾 萬人的企業，前任總經理像個皇帝統治了十六年，他說的話就是“聖旨”，他信 任的人沒人敢得罪，使代蘭生一路清風，從一個輪胎工一躍成爲副局級幹部。
　　據一位曾查處過代蘭生問題的檢察員介紹，一九九三年，這位主要領導人指 示葛洲壩海南公司發展代蘭生入黨。公司黨支部在政審時發現代蘭生諸多劣迹， 除了一些違法違紀行爲外，還欺騙組織，用在上海買的假文憑填報碩士研究生學 曆，於是拒絕發展代蘭生入黨，並向這位領導人作了詳盡彙報。不料這位領導人 勃然大怒，將代蘭生的人事關係轉入葛洲壩集團本部，於這年六月強行拉入黨內 ，爲代蘭生的躍升鋪平道路。
　　他還說，這些年來，代蘭生在這位領導人身上花了多少錢，誰也不知道。職 工們知道的是，這位領導的兒子在上海讀書時的費用由代蘭生包攬；這位領導一 九九四年二度結婚旅行時，代蘭生一路相陪玩了十幾個城市，每天住高級賓館， 吃美味佳肴，動輒數千元。在上海一次宴席上，這位領導甚至當著其他職工的面 說：“光把我搞定不行，還要把黨委書記拉進來。”
　　三峽實業公司一位部門負責人說，代蘭生素質很差，常把雙腳擱在轎車玻璃 、辦公桌上。但他在葛洲壩沒有辦不成的事。從一九九四年開始，他將機械化公 司和機械租賃公司合併爲三峽實業公司，又先後吞併了葛洲壩北京、武漢、上海 、深圳、海南辦事處和公司、葛洲壩物資公司、葛洲壩賓館等十幾個單位，成爲 葛洲壩集團中經營範圍最廣、實權最大的公司，所有帳目由代蘭生一手控制，公 司審計部門都無從插手。而被吞併的單位過去經濟效益都比較好，被吞併後不但 沒有發獎金，連發工資也困難。
　　他說，一九九七年，代蘭生組織進口的美國“二手設備”由集團公司強行處 理了，但遲遲拿不出發票結帳，只說是七億元。對此，集團公司其他領導人很有 意見。常務副總經理陳燕敖在多次催促未果後，生氣地批評代蘭生：“二手設備 的發票怎麽還不拿出來結帳？財務制度要不要執行了？”由此觸怒了代蘭生，硬 是將陳擠出集團公司。至今，二手設備的帳目不明不白。
　　記者在葛洲壩集團公司採訪中瞭解到，這些年中，職工們頻繁舉報代蘭生諸 多經濟問題，沒人敢去調查。如代蘭生用葛洲壩荊門水泥廠的水泥在上海烏魯木 齊路、名人住宅區各串換了一套住房，並以老婆的名義購買了數萬元的進口家具 ；又如一九九二年到九三年，葛洲壩武漢分公司每年向代蘭生上繳二十萬元利潤 ，代蘭生讓財務科長蘆樹秀開具收款收據，卻沒有入帳；再如一九九五年代蘭生 兼併葛洲壩賓館後，耗資七千萬元裝修，但大部份款項卻沒有發票，財務做帳的 單據也有部份不符合財務制度要求。財務人員多次反映，代蘭生竟惱羞成怒，將 經手裝修的財務人員全部撤換。代蘭生被免職後，公司紀委的幹部仍心有餘悸 地對記者說：“代蘭生的問題不是我們所能插手的。”
　　一位元離休幹部告訴記者，代蘭生用金錢爲自己編織了一個很大的社會關係網 ，既有集團公司的，還有省裏和中央的，他用這個關係網來保護自己。二手設備 的錢不是代蘭生一人賺的，還有後臺人物。所以，代蘭生敢說：“我要倒楣的話 ，好多人都要和我一起完蛋。”也正是這個原因，國務院特派員處稽查“二手設 備事件”的人員從幾個增加到六、七十人，查了快一年了還沒有結果，職工們的 心都涼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國務院稽查特派員總署三十二辦事處正式進駐葛洲 壩集團公司，對其實施稽查。令車書劍特派員意想不到的是，辦事處剛剛挂牌就 接到職工大量的投訴、舉報，集中反映二手設備和局領導人欺上壓下的問題。於 是，二手設備事件自然而然地成爲特派處首個稽查物件。
　　經查，進口二手設備確實經局長們開會同意的，而且這個決策目的是爲了壯 大企業實力，加快三峽工程建設，作爲企業行爲無可厚非。問題出在決策的執行 過程中。也就是說，採購回的不是可以服役的設備，而採購的負責人就是原葛洲 壩機械化公司經理、現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代蘭生。
　　據查，代蘭生現年四十八歲，湖北黃陂縣人。一九六八年在上海初中畢業後 ，上山下鄉中回湖北黃陂插隊務農，一九七一年被招工到當時的長江葛洲壩工然 局修配廠輪胎車間當輪胎工，其間因盜竊和玩弄女性流氓行爲受到警方的刑事拘 留。一九八四年調到葛洲壩企業總公司擔任採購員工作期間，在上海因投機倒把 被上海警方收容審查半年。一九九三年因爭風吃醋，將人打傷，被上海市普陀區 法院和市中級法院判處。一九九六年因包養情婦並用公款揮霍受到組織批評和紀 檢部門調查。
　　令稽查人員驚奇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劣迹斑斑的人，受到葛洲壩原主要領導 人的特別重用，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人物。一九九七年，集團公 司常務副總經理陳燕敖主持召開局務會，決定將下屬物資公司在宜昌縣夜明珠鎮 一塊地收歸集團公司，作爲三峽工程物資中轉地。代蘭生知道後，竟對陳燕敖大 發脾氣：“沒有我的同意，你們怎麽敢做出這樣的決定！”並打電話讓在外地的 原主要領導人強行撤消局務會決定，結果，已列印好並蓋有集團公司大印的決定 文件被廢棄了。
　　更讓稽查人員驚奇的是，葛洲壩堅持要買二手設備，原因之一是爲了代蘭生 的三峽實業公司利益。一九八八年，國家水利電力部直屬的對外工程公司在阿爾 及利亞中標承包了二億多美元的水壩工程，後轉包給葛洲壩施工，並出錢給葛洲 壩施工隊伍購置了價值二億多元人民幣的機械設備。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爆發後 ，該工程被迫下馬。而這些機械設備運回國後，被當時任葛洲壩機械化公司經理 的代蘭生僅以六百萬美元買下。代蘭生通過海南省申海公司在上海海關申報進口 ，免除了進口關稅，然後加價三千萬人民幣轉給葛洲壩施工公司。這批設備因爲 是葛洲壩在阿爾及利亞施工人員負責購買的新設備，也僅使用兩年多時間，因而 設備性能和質量狀況良好，後在三峽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卻成爲葛 洲壩二手設備事件的禍根。
　　一九九三年七月，代蘭生向集團公司原主要領導人提出成立機械租賃公司， 大批進口外國二手設備，以繼續品嘗阿爾及利亞施工設備的甜頭。這位主要領導 人對“機械租賃”這個新點子大加讚賞。於是，全國第一家機械租賃公司在葛洲 壩成立。由葛洲壩集團公司擔保，代蘭生以葛洲壩海南公司的名義，從海南省交 通銀行成功貸款八千萬美元彙往香港麗雅公司，然後由麗雅公司委託美國環球公 司購買二手設備，分兩批從美國進口約五千萬美元的“廢銅爛鐵”。因職工反應 強烈，各施工公司抵制租賃，代蘭生被迫停止進口，但餘款三千多萬美元至今尚 未收回，去向不明。但代蘭生卻以這二批設備加進口關稅、運輸費、違反合同罰 款等原因，向集團公司申報這些二手設備採購費爲七億多元人民幣，隱匿了近三 億元的漏洞。
　　據初步查實，除這次二手設備貸款外，代蘭生還拖欠各地銀行貸款六億多元 ，總負債高達十多億元。由於這些貸款由葛洲壩集團公司擔保，使集團公司五萬 餘職工背上沈重的債務。去年三月從北京調任集團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孫玉才 在宣佈免除代蘭生職務後，十分沈重地說：　“代蘭生給葛洲壩帶來的是無數的 官司，無數的債務。”
原載《香港商報》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７日

NO:1057_26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2:2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關於三峽工程初期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行的緊急呼籲書
驗證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
　　【編者的話：這是在今年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全國五十三名知名學者聯名提 交給中央領導人的呼籲書。】
　　提要：１９９２年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關於 三峽工程的建設方案中說明：“初期先按照１５６米蓄水位運用，有利於移民安 置，又可驗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　但三峽工程設計施工安排 中對此很不重視。１９８７年論證時曾提出初期蓄水位運用時間暫定爲１０年； １９８９年可行性報告中縮短至４年；１９９２年初步設計中定于２００３年封 堵導流底孔，２００５年築高溢流堰頂至１５８米；１９９７年出版的《舉世矚 目的三峽工程》中說：“到２００９年三峽工程竣工，正常蓄水位元元達到１７５米 高程”，根本不提初期蓄水位。事關水庫泥沙淤積破壞長江航道和大量移民困難 等嚴重問題，籲請檢查貫徹全國人大通過的議案，認真實行初期蓄水位。
　　爲深切關心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存在的嚴重問題，２４位有關專家曾與１９ ９８年３月上書《建議三峽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觀察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 難》；１９９９年３月又上書《再次呼籲三峽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元元——以緩解防 洪與泥沙淤積礙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難》；但很遺憾，均未得到有關單位的答復。 現三峽工程大壩已在大量澆注，導流底孔即將封堵，我們５３人緊急呼籲貫徹全 國人大通過的議案，認真實行初期按蓄水位１５６米運用。
　　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元元，是長期研究很難確定的關鍵問題。論證中考慮各方 面的要求，擬定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驗證泥 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
一、　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存在的問題
　　三峽工程論證中所選定的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存在的泥沙淤積、水庫移 民、生態環境問題分述如下：
１、　泥沙淤積問題
　　三峽工程論證中考慮“蓄清排渾”，即在非汛期水較清時“蓄清”水，而在 汛期泥沙較多時儘量“排渾”水，三峽“高水位方案（１７０、１８０米）泥沙 淤積已不同程度影響重慶市區、港區和嘉陵江口。”上游金沙江建溪洛渡、向家 壩水庫，雖可控制三峽以上５３％的泥沙，還有４７％的泥沙，而且壩下沖刷河 床江將把粗沙淤在庫尾。如遇長江洪水需要三峽蓄洪（蓄渾）時，泥沙淤積很嚴 重。北京水科院曾對１９５４年大洪水蓄洪至１７５米作過泥沙模型試驗，試驗 結果顯示重慶最大碼頭“九龍坡河段原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經兩年沖刷還未完全 衝開，對航行條件不利”；“嘉陵江口的朝天門碼頭沿線出現嚴重淤積狀況，難 於航行”。１９９８年洪水長江上游泥沙比１９５４年更多；１８７０年特大洪 水峰流量更大，泥沙還要多；如遇這些大洪水，三峽水庫蓄洪至１７５米時，重 慶港區和嘉陵江口的淤積對航運的影響將更爲嚴重。周恩來總理１９７１年６月 ２３日聽取長江葛洲壩工程彙報時曾警告說：“長江是一條大河流，不能出亂子 。如果航運中斷了，壩是要拆的，那就是大罪，那和黃河不一樣，黃河不通航。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９日他又說：“長江上如果出問題，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 影響，要載入黨史的問題。”
２、　水庫移民問題
　　三峽工程水位１７５米時，實現安排移民１１３萬人，尚未包括由於泥沙淤 積將擡高水庫水位而需要增加的移民在內。據計算２０年淤積的影響將增加移民 約３０萬人，不斷淤積將不斷增加移民數。
　　三峽工程《移民專題論證報告》的結論中說：“庫區移民環境容量研究結果 表明，淹沒涉及的各縣（市）都有潛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縣（市）範圍內統 籌安排解決”。近幾年移民工作實踐已充分證明“三峽庫區農村土地容量嚴重不 足的現狀和保護三峽庫區生態環境的需要”，不得不安排１２.５萬人外遷 至１１個省市去，勢必進一步增加移民費用和困難。
３、　生態環境問題
　　三峽庫區蓄水位１７５米，比重慶市區長江天然水位高出十余米，所有排水 口將被淹沒，污水排放流速減小，難以稀釋。庫區地質滑坡岩崩及淹沒文物古迹 衆多。在庫區新建許多城鎮、工廠、道路、開墾農田等，增加水土流失，問題也 很嚴重。
二、　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方案
　　三峽工程論證中提出，“顧及到減緩移民強度過於集中的壓力，使水庫泥沙 淤積有一個觀測驗證的時期，有利於工程少投入早産出以減輕國家財力的負擔” ，提出“分期蓄水，初期正常蓄水位１５６米。”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三峽 工程時，也提出“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用。”
１、　泥沙淤積問題　論證報告說：“初期正常蓄水位１５６米，泥沙問題比較 明朗，其回水位只至銅鑼峽口，可使重慶港、嘉陵江口不受淤積影響。”
２、　水庫移民問題　三峽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的移民數，爲１７５米高方案的 ５４％，即比１７５米方案的１１３萬人減少５２萬人，可大大緩解移民難度。
３、　生態環境問題　三峽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水庫回水到嘉陵江口以下，重 慶市區江段仍保持天然狀況，不影響其排水。庫區地質滑坡岩崩、淹沒文物古迹 ，庫岸新建城鎮、工廠、道路、開墾農田等增加水土流失相應減輕。
三、　現設計施工安排不符合初期蓄水位運用的要求
　　１９８７年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組長錢正英在總 結講話中說：“分期蓄水的間隔時間暫定１０年”。１９８９年長辦所編三峽可 行性研究報告中，工期安排在開工後“第１７－２０年（經４年）水庫蓄水位１ ５６米，第２１年開始，水庫可蓄水至最終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運行。”　１９ ９７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中說：“２００９年，三峽工 程竣工，正常蓄水位達到１７５米高程”，“２００９年工種竣工並達到設計生 産能力之後，年平均發電量可達８４７億千瓦時。”（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時的 發電能力）三峽工程電規劃也按此考慮。根本不提初期蓄水位。
　　１９９２年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在施工安排中，計劃於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 年把位置較低的２２個導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封堵；於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把 臨時溢流缺口由１０９米回填至１５８米高程。大大減少初期防洪限制水位１３ ５米時泄洪排沙能力，和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宣泄大洪水的泄洪能力，是不符合 全國人大通過的三峽工程建設方案中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運用要求的。
四、　要重視黃河三門峽工程的經驗教訓
　　三門峽工程黃河綜合利用規劃中最重要的第一期工程，以防洪爲主，原設想 一舉而解決黃河下游的防洪和河床淤積“地上河”的問題，擬建高壩大水庫，同 時取得巨大的發電、灌溉、航運等綜合利用效益，經１９５５年第一屆全國人大 二次會議上全體人大代表通過。在１９５７年討論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時，清華 大學教授黃萬裏、水電總局技術員溫善章、水科院專家葉永毅等提出降低水位、 底孔泄洪排沙的意見，未被採納。
　　１９６０年三門峽大壩建成，封堵導流底孔開始蓄水，不久即發現庫區泥沙 淤積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陝西省強烈反映。周恩來總理 召開治黃會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經討論研究，決定改建。在壩旁開挖兩條大 隧洞和利用四條發電引水鋼管泄洪排沙，但隧洞進口和鋼管位置較高，泄洪能力 不足，水庫泥沙繼續淤積。於是第二次改建，把位置較低的１０個導流底孔在水 下艱難的條件下打開，並降低發電進水口高程，增加低水位時的泄洪排沙能力， 才使潼關以下峽穀庫區泥沙沖刷出庫，目前趨於沖淤平衡。但離壩址１１４公里 的潼關卡口河床被淤高約５米尚未衝開，潼關以上庫區還在繼續淤積，增加上游 洪澇災害，遺留問題尚未解決。
　　由此可見，水庫泥沙想要下排，需靠位置較低的底孔，被封堵後再行打開是 很困難的。雖然長江的泥沙沒有黃河多，但年輸沙量５億多噸也不少；而且長江 上游的泥沙比黃河下游的泥沙粗，還有沙礫卵石，更加易淤難沖；再者，三峽水 庫大壩至重慶長達６００公里，比三門峽水庫長得多，庫尾淤積後再要將其沖走 更加困難，尤需引起重視。希望長江三峽工程吸取黃河三門峽的經驗教訓，在設 計施工中留有餘地，以免建成後再進行改建，那將困難得多。
五、需抓緊修改三峽工程部分設計和施工安排，以適應初期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 用的要求
　　爲了驗證三峽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初期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 用的時間，應當經歷一個大洪水年，三峽水庫蓄洪時觀測泥沙淤積，並與泥沙模 型相配合，研究論證１７５米蓄水位會不會影響重慶港的航運，才能決定是否可 提高至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要避免未經初期蓄水位驗證，就按高水位運行，以 致嚴重泥沙淤積釀成長江航運難到挽回的禍害。 因此，三峽工程的設計施工應當充分考慮初期蓄水位泄洪排沙的要求。根據黃河 三門峽改建及其他多沙水庫的經驗，位置較低的底孔排沙效果良好，還有利於水 庫內高含沙異重流的下排。
　　三峽工程所設２２個導流底孔，孔底高程５６－５７米，孔口寬６米，高８ 米，泄洪排沙作用很大。如被封堵後，將來再要在水庫內打開的困難很大，希望 不要用混凝土堵死，仍用閘門控制。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時水頭９９－１００米 ，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時水頭１１８－１１９米，應即修改設計加固閘門。國內 外已建此種高壓閘門不乏先例（如前蘇聯的努列克、薩揚舒申斯克，我國的天生 橋一級等，所用高壓閘門設計水頭分別達１００－１２０米）。臨時溢流口可由 １０９米填築至１３９米，安裝閘門後達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其他還有哪些部 分對初期蓄水位不合適的，也應修改。
　　水庫移民應與“分期蓄水”相一致，考慮“分期移民”，不要“連續移民” ，以免移民強度過於集中，並可減少初期移民費用。再則，如果經初期蓄水位驗 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很嚴重，而不能擡高蓄水位時，則提前對 高水位的大量移民還將返遷，造成不必要的“勞民傷財”，引起移民嚴重不滿。
　　三峽工程建設的成敗關係重大，我們誠懇地向中央領導緊急呼籲，希望給予 關注。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日
建議人：
毛昭晰　浙江大學教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徐洽時　浙江省水利廳顧問，三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青長庚　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專家委員，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徐宗俊　重慶大學教授，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雷亨順　重慶大學教授，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江澤佳　重慶大學教授，　前校長，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程學敏　原三峽工程論證電力組專家，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羅哲文　國家文物局教授級高工，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謝辰生　國家文物局原顧問，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朱藻文　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技術委員，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韋雲隆　廣東汕頭大學工學院院長，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鄭澤根　重慶建築大學教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竇瑞華　重慶郵電學院教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
李　明　西南師範大學副校長，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
劉慧君　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
俞榮根　重慶市社科院副院長，教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馮光榮　四川外語學院院長，教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景秋　重慶大學教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吳雲漢　重慶市民建副主席，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盧國紀　民生公司董事長，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吳傳鈞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
張有實　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原副主任，博士，研究員
雷樹萱　原電力工業部高級諮詢委員
翁長溥　廣西自治區計委原副主任、總工，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特邀專家
黃景略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組長
俞偉超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組長
葉永毅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諮詢，三峽工程論證水文組專家
溫善章　黃河水利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委員，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陶　煒　東方電機廠顧問，原廠長、總工程師
田　方　國家計委諮詢組成員，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
金永堂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李昌華　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河港研究所原副所長
張秉友　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材料結構研究室原副主任
許自達　南京水文水資源研究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林發棠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範岱年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所研究員
雷光春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世界自然基金會長江專案主任
黃潤華　北京大學環境學系教授
劉玉凱　國家環保局自然生態保護司原副司長
漆富冬　中南勘測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中南機電技術研究所研究員
金紹綢　北京第三師範高級地理講師
王雲球　河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政府參事
陳昌篤　北京大學教授，原三峽工程論證生態與環境組專家
崔海亭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系教授
方開澤　河海大學土木學院教授，高級工程師
張二駿　河海大學教授
楊克己　河海大學教授
周啓祥　南京港務管理局原副總工程師
樓宇希　電力工業部南京十四研究所，西安二十研究所原副總工程師
錢汝泰　原黃河三門峽工程局動力分局主任工程師
張維邦　山西大學教授，原地理所所長，山西省地理學會理事長
姚啓明　山西大學教授，原地理系主任，山西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
執筆及聯繫人：
陸欽侃　原三峽工程論證防洪組顧問，六、七屆政協委員
NO:1057_27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2:28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再次呼籲三峽認真貫徹初期１５６米運作　　　陸欽侃等
【編者的話：在中央三峽建設委員會回復陸欽侃等５３位專家關於貫徹三峽 工程初期１５６米運作的緊急呼籲以後，陸欽侃等人又再次寫了呼籲信，懇切要 求中央及三建委採取謹慎態度，認真執行全國人大１９９２年三峽工程通過決議 中關於初期先按１５６米水位運用的方針。現將全文刊載如下。】
朱熔基總理兼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
　　提要：針對三峽工程成敗關鍵的水庫移民和泥沙淤積兩大問題，全國人大通 過的三峽工程議案中所提“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用”的意圖，既“有利於 移民安置，又可驗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是一個進可攻、退 可守的方案”。我們深切擔心，如按現在安排２００９年急於提高蓄水位至１７ ５米，既不利於移民安置；如遇大洪水爲減輕長江中下游洪災而要求三峽水庫滿 蓄時，又可能釀成庫尾重慶港嚴重淤積的禍害。本著對國家、人民和子孫後代高 度負責的精神，我們不辭冒味，再向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領導衷心呼籲，不要封 堵導流底孔，不要填高溢流口至１５８米，先按１５６米水位移民和運用，這符 合黨中央、國務院對興建三峽工程歷來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希望予以考慮 。
　　５月中旬接到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給我們５３人３月初上報中 央領導《緊急呼籲三峽工程貫徹全國人大議案－－初期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行， 驗證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的答復。非常感謝給我們長達１６頁的複文，但 很遺憾未採納我們緊急呼籲的意見。我們深切擔心，如果不認真貫徹初期先按１ ５６米蓄水運用的要求，而按現在安排２００９年就急於擡高至最終蓄水位１７ ５　米，既不利於移民安置，要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的３年內比前期移民更快 的速度集中遷移其間５０多萬人；如遇大洪水爲減輕長江中下游洪災而要求三峽 水庫充分利用其防洪庫容而滿蓄至　１７５米時，大量泥沙將淤積在重慶港區， 可能釀成長江上游斷航的禍害，將應驗周恩來總理ｌ９７２年提出的警告：“長 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的問題，是要載入黨史的問題。 ”
　　因此，我們不辭冒昧再向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領導衷心呼籲，認真貫徹全國 人大通過的議案中所定三峽工程建設方案“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的意圖： “有利於移民安置，又可驗證泥沙淤秘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這－重要方 略，正如複文中提到的《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說明的附件 》中所說的“這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不要造成只可進攻、不可退守 的被動局而。有關問題分述如下：
（一）據多方報道，三峽工程至２００９年即將擡高至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未 認真貫徹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用的意圖對我們上次緊急呼籲書中所舉新星 出版社的《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一書中所提到“２００９年三峽工程竣工，正 常蓄水位達到１７５米高程”，復信中說：“經查並非我辦或設計單位撰稿”而 不足爲憑。但查多種重要文件和公開報導都說：２００９年即擡高蓄水位１７５ 米。
　　摘錄幾則如下：
◆　１９９７年海峽兩岸三峽工程技術研討會上，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 賀恭所作總體報告《三峽工程建設概況》中說：“至２００９　年，三峽工程全 部建成，水庫蓄水至正常高水位，即海拔１７５米。”
◆　１９９８年長江大水後，《人民日報》８月３１日報道《陸佑楣向新華社記 者評述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說：“２００ ９年整個工程竣工後，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爲２２１億立方米”（注：此系１７ ５米方案的防洪庫容）。１９９９年１月，水利部發水辦［１９９９］４１號文 附件的說明中說：“三峽工程到２００９年建成按１７５米運用，防洪庫容２２ １。５億立方米。”
◆　再查《中國三峽工程建設年鑒》（１９９６）中所載：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 辦公室１９９５年在長江水利委員會所編三峽工程建設分期水位表的基礎上補充 提出的國三峽辦發技［１９９５］０５４號文《長江三峽建設期壩前及庫區重要 城鎮分期水位報告》中所說：“２００６年汛後壩前水位１５６術；正常蓄水： ２００９年汛後壩前水位１７５米。”這是三峽設計單位和建設單位按“連續移 民”的安排所擬水庫蓄水位。從２００６年的１５６米升高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７ ５米，要在３年內以比前期移民更快的速度集中遷移其間５０余萬人，急於達到 １７５米蓄水位。這與從人大決議案中對“初期先按１５６米水位運用”所說“ 有利於移民安置”是背道而馳的。
　　按長江水利委員會１９９２年所作《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安排於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封堵全部導流底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將臨時溢流口填高至１ ５８米。使初期運行汛期防洪限制水位１３５米時，只能由高程９０米的２３個 深孔、高程７５米的５個排沙孔和高程１３３米的４個排漂中孔泄洪，總泄量僅 ３７２６０立方米每秒，加上初步設計中考慮１８台水輪機組過流，合計總泄洪 能力５４８４０立方米每秒，還不能滿足防洪調度所需泄量５６７００立方米每 秒的要求，汛期不能維持防洪調度所要求的防洪限制水位，而且大部分泄水孔位 置較高，排沙效果不佳。再如複文中所說：遇萬年一遇洪水時庫水位逼高至１６ ２。３米，超過初期蓄水位６。３米，遇千年一遇洪水時將逼高至１７０米，超 高達１４米。這些情況，實際上並末認真考慮“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用” 的要求。
　　如果導流底孔不封堵，仍用閘門控制，在初期防洪限制水位１３５米時的泄 洪能力達３５４９０立方米每秒，加上深孔泄量３３５１０立方米每秒，共達６ ９０００立方米每秒。在防洪凋度時，可儘量利用位置較低、排沙效果較好的導 流底孔和排沙孔作爲基本泄流排沙孔，不用經常啓閉；而以深孔控制調節所需下 泄量。再如溢流口不填高至１５８米，而只築高至１３９米，安裝溢流閘門達初 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則遇百年一遇洪水和千年一遇洪水超高就不會那樣多。這樣 才能真正貫徹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運用講行觀測驗證的要求。
（二）關於觀測驗證泥沙淤積問題
　　三峽工程建設方案“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元運用”的目的之一，是“驗證 泥沙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般年份採取“蓄清排渾”運用方式 ，汛期不蓄洪，對庫尾航道、港口的泥沙淤積不多。主要的是遇大洪水，爲了減 輕長江中下游洪災而要求三峽水庫蓄洪時，對大洪水帶來的大量泥沙在庫尾航道 港口的淤積情況進行觀測驗證。因此，所需“留有一個對庫區泥沙淤積進行觀測 的時期”，至少應當經歷一個大水年，觀測驗證其蓄洪淤積情況。
　　三峽工程論證時，泥沙研究考慮水庫按“蓄清排渾”方式運行。即在非汛期 泥沙較少時“蓄清”水，而在汛期泥沙較多時降低水庫水位暢泄，盡可能“排渾 ”水。由此計算水庫運用８０年、１００年，泥沙淤積量不太大。但這種水庫運 用方式，與三峽所擔負主要的防洪任務有矛盾。如遇大洪水泥沙也多，要求三峽 水庫蓄洪時，就不能“排渾”而需“蓄渾”，水庫水位蓄高至１７５米，庫尾重 慶港的淤積情況，是三峽水庫泥沙淤積影響最大的問題。複文中所說“在計算時 段的１０６年間，加入了三次１９５４年的洪水大沙年”，請問這三次１９５４ 年的洪水大沙年的水庫蓄洪淤積具體情況如何？
　　在《泥沙論證報告》審查後，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於１９８８年７月補作 的《１９５４年大水對重慶港區影響的試驗研究》，顯示三峽水庫蓄洪至１７５ 米時，對重慶港區泥沙淤積非常嚴重：“九龍坡左岸碼頭前沿淤積邊灘寬達　４ ５０米，原主河槽基本被淤死，水流全部改走原副汊河道，１９５４年後的兩年 沖刷，原主河槽已難以完全衝開，航行條件不利。”“嘉陵江口的沙坎及朝天門 碼頭前沿的淤積，在１９５４年壅水淤積後，情況均變得更爲惡化。”這個試驗 結果如此嚴重，卻未被重視。
　　１９９８年洪水，宜昌主汛期７∼８月的洪水量比１９５４年略大４。７％ ；由於多年來水土流失嚴重，１９９８年同期輸沙量則比１９５４年多出１７。 ７％，三峽水庫蓄洪淤積將更嚴重。三峽工程的主要防洪物件１８７０　年特大 洪水，洪峰流量比１９５４、１９９８年大得多，所帶泥沙也將多得多，三峽水 庫蓄洪淤積勢必更加嚴重得多。
　　這些大洪水蓄洪時泥沙淤積對重慶港區的影響如何，還不清楚，不能說“三 峽工程的泥沙問題基本清楚”。需要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 運用觀測驗證很有必要。
　　爲了減緩三峽水庫的泥沙淤積，最近提出在上游金沙江建溪洛渡、向家壩工 程，嘉陵江建亭子口工程，分別可控制平均年輸沙量２。４３億噸和０。６１億 噸，合計３。０４億噸，占三峽平均年輸沙量５。３億噸的５７％。還有其他支 流流域　４Ｏ％多的泥沙仍將注入三峽水庫。而且上游水庫下泄清水在其下游河 床上沖刷起來的粗沙，還將流下來淤積在三峽庫尾。所以也不能認爲三峽水庫的 泥沙問題就此解決了。
　　長江三峽平均年輸沙量５。３億噸，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黃河和布拉馬普 特拉河。長江上游建水庫攔截部分泥沙後，三峽還有年輸沙量２∼３噸，仍屬多 沙河流，將位居世界第十位左右。在多沙河流又是通航河道土建高壩大庫，國外 尚無先例。（國外在多沙河流上所建高壩大水庫都不通航）。特別是三峽庫尾還 有西南地區通向外界的交通咽喉重慶港，泥沙淤積對航運的影響關係非常重大。 ”
　　對於三峽工程在技術上成敗關鍵的泥沙淤積問題，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采 取比較慎重的初期運用方案觀測驗證比較穩妥。
（三）利用導流底孔泄洪排沙問題
　　據國內外多沙水庫的實踐經驗，以設在大壩下部的底孔排沙效果較好。黃河 三門峽工程利用導流底孔排沙的經過可作爲前車之鑒，說明如下：
　　當年由前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爲我們所作黃河三門峽工程原初步設計中，泄 水孔孔底高程設在３００米，比導流底孔高程２８０米高出４０米。在審查討論 中，不論主張滯洪排沙還是蓄洪綜合利用的專家們，絕大多數都建議設置低位的 泄流排沙孔，以便盡可能減少泥沙淤積。有的專家提出泄流排沙孔底設在２８０ 米高程，或將施工導流底孔留下，切勿堵死。而原設計單位認爲閘門啓閉有困難 ，與現在長江三峽設計單位一樣，不願利用施工導流底孔泄洪排沙，只同意將泄 水孔降至３１０米，後又經爭取也僅降至３００米。
　　三門峽大壩於１９６０年建成，按照原設計封堵導流底孔後開始蓄水，不久 即發現泥沙淤積迅速上延，甚至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經陝西省強烈反映後，被 追降低水庫水位運行。１９６４年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治黃會議，耐心聽取各方 不同意見後，決定進行改建，開挖兩條大隧洞（高程２９０米）和利用四條發電 鋼管（高程３００米）泄洪。但仍因低水位時泄洪排沙能力不足，還是難以解決 水庫淤積問題。於是１９６９年又決定進行第二次改建，把位於２８０米已被堵 塞的導流底孔在水下再行打開，才使泥沙較多下排。據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運 行實踐統計，已打開的８個導流底孔的泄量占樞紐總泄量的約一半，而粒徑０。 ０５∼０。１０毫米的較粗泥沙，通過導流底孔的含沙量爲高位深孔含沙量的２ 。４倍，可見低位底孔排沙效果的顯著。此後，１９９０年又打開２個底孔，所 有１２個導流底孔己打開１０個，還有２個在研究中也擬打開。
　　長江三峽壩下設有導流底孔２２個，孔底高程爲５６∼５７米，在初期運用 防洪限制水位１３５米時的泄烘能力達３５４９０立方米每秒，爲三峽防洪調度 所需泄洪能力５６７００立方米每秒的６２。６％，因位置較低，利用它排沙作 用很大。吸取黃河三門峽工程的經驗教訓，不應封堵，而仍用閘門控制。而現在 設計中僅考慮爲施工導流之用，底孔閘門設計水頭爲８０米，爲了初期蓄水位１ ５６米時也能運用，需提高設計水頭至１００米；爲最終蓄水位１７５米時運用 ，設計水頭應爲１２０米。
　　目前國內外建成高水頭工作閘門的：前蘇聯比５０年代爲三門峽設計時大有 進步，曾在１９７２年爲努烈克、１９７８年爲薩揚舒申斯克；巴基斯坦１９７ ６年爲塔貝拉；我國１９８７年爲龍羊峽、東江，１９９５年爲天生橋一級等， 分別建成水頭ｌ１０∼１３６米的高壓弧形工作閘門。三峽工程改用水頭１００ ∼１２０米高壓工作閘門技術上應無問題。
　　在工程佈置上，三峽工程的導流底孔與位於９０米的深孔在立面上錯開佈置 ，比三門峽工程兩者重疊佈置要好；三峽工程兩層孔的孔底高程相差３３∼３４ 米，也比三門峽兩層孔高程相差２０米要大；所以在結構上三峽工程比已經實踐 運行的三門峽工程更爲安全。希望抓緊修改設計，利用導流底孔有效泄洪排沙。 不要用混凝士封堵，改用高壓閘門控制。不要堵死後路，將來後悔莫及。
（四）關於緩解移民困難問題
　　三峽工程的百余萬人大量移民，是三峽建設在社會環境方面的成敗關鍵問題 。三峽工程建設方案採取“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元運用”的另一個目的就是： “有利於移民安置”。應當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移民，經初期運用觀測驗證，如 經驗證研究擡高蓄水位沒有問題時，再進行１５６米以上的移民，才符合“進可 攻、退可守”的原則。如果早早地把１７５米水位以下的全部居民都移走，將來 驗證結果認爲不宜擡高蓄水位時，則將重踏黃河三門峽水庫高水位居民提前遷移 後，有十多萬人返遷的覆轍。三峽水庫可能將要返遷的移民數還要多得多。不僅 浪費大量移民資金，而且將引起廣大移民的怨聲載道。
　　三峽工程論證時，本來將“要顧及到減緩移民強度過於集中的壓力”，作爲 “分期蓄 水，初期先按１５６米蓄水位運行”的原因之一。但卻又提出“連續移民”，是 自相矛盾的。現在遇到移民如此困難，不應再堅持不合理的“連續移民”，而應 當改過來，採取分期移民，才合情合理。
　　三峽工程論證時所定１７５米水位總動遷移民數１１３萬人中，初期蓄水位 １５６米的移民數人５４。６％，約爲６２萬人，可先遷；其餘約５１萬人應緩 移，並可在近期節省大量移民投資，用於建設上游工程，更有利於三峽工程，並 爲西部大開發作出貢獻。
　　１７５米水位總移民數中，農村移民數占４５。８％，約５２萬人。其中， １５６米水位以下約２５萬餘人可先遷，其餘２６萬余人應緩移，可大大減少因 環境容量不足而需外遷至其他省市的農村移民，緩解當前的移民難度。在城鎮遷 移中，位於較高處、１５６米水位基本不淹的，如長壽、涪陵、開縣等縣城，以 及許多村鎮也可緩遷。１７５米方案將受淹的４個大型工廠，都位於較高處，初 期１５６米水位不淹　，也可緩遷。
　　庫區將淹及的文物古迹不少，也可先搶救１５６米以下的；１５６米水位以 上的可暫緩處理。１７５米方案非汛期有半年經常處於高水位，形成庫區流速減 緩，重慶市區排放污水難以稀釋，將于岸邊形成一個污染帶，影響市區環境衛生 ，初期蓄水時回水只到銅鑼峽口，重慶市區江段處於天然情況，可不受影響。
　　總之，希望改變１５６米水位以上的超前移民和擬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９ 年在１５６米至１７５米之間突擊高速移民的安排。當前應集中精力把１５６米 以下的移民安置好。
（五）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己有相當大的綜合效益，並不妨礙將來泥沙和移民間 題解決後擡高蓄水位
　　我們很不理解爲什麽不能認真貫徹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所提三峽工程建設 方案“初期期先按１５６　米蓄水位運用”的主要意圖－－“有利於移民安置， 又可驗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而急於要提高蓄水位至１７５　 米，既大大增加移民難度，還要冒蓄洪淤積對庫尾重慶港可釀成嚴重禍害的巨大 風險？！
　　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說明的附件中所說：“初 期蓄水位１５６米蓄水位，已有相當大的綜合效益”。防洪方面，１５６米蓄水 位已有防洪庫容１１０。８億立方米，比１７５術方案少　１１０。７億立方米 ，可由上游新建成的二灘、寶珠寺和待建的溪洛渡、亭子口等大水庫共有調節庫 容１３５。７　億立方米與三峽聯合高度解決。發電方面，同樣可裝機１８２０ 　萬千瓦，仍然是世界最大水電站：１５６　米蓄水位年發電量７００億千瓦時 ，比１７５米方案少１７％；待建的溪洛渡、向家壩、亭子口等可增加大量水電 。航遠方面，要求九龍坡通行萬噸船隊的航深，也可由溪洛渡、二灘等大水庫調 節增加枯水流量而得到解決。並可緩解三峽１５６米以上移民５０多萬人的艱巨 任務。
　　如經初期蓄水位元運用觀測和模型試驗驗證，認爲提高蓄水位至１７５米時蓄 洪淤積不致破壞重慶航運條件、以及水庫進一步移民也能好解決時，不妨礙提高 蓄水位至１７５米。這是一個比較謹慎穩妥的建設方略。但願造福人民和子孫後 代的偉大工程，不要去冒釀成嚴重禍害的巨大風險。
２０００年６月
三峽工程蠹蟲　　　戴晴
　　近日來，貪官現形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共產黨自己也喊出了“黨內不許他 們有藏身之地”（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這標題一出，見者無不啞然失笑：那 貪官不藏在有權、有槍、有銀行、有報紙電臺、有老戰友老同志網的党裏，又藏 在哪兒？只看對貪官的處置，種種關係擺平之後，第一個出來莊嚴發佈消息、將 那人送上萬劫不復之途的，必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而放在第一位讓他痛 失的，就是他的黨籍。檢察院的立案逮捕都在其次。
　　果然，繼廈門華遠走私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後，爆出了三峽工程的兩個蠹 蟲金文昭（音）和代蘭生。前者負責三峽工程移民，貪了至少¥１０億；後者負 責大壩工程，數額也不比他的同僚少。當然，這錢若與三峽工程總投資（¥２０ ００－６０００億）相比，不過百分之一，離偉大領袖毛主席常說的成績錯誤“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比，還差著十倍呐！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６７歲的金文昭，大字不識幾個，１９９２年還在鄭州 附近一個小水庫上當差，怎麽不過八年間，就撈了這麽一大筆。當然，是黨給了 他一切，從把他招到解放軍這個大熔爐裏培養，到被視察首長（水利部副部長李 伯甯，）一眼相中，到得到國家和工程領導人（前湖北省長，後國家計委主任郭 樹言）的賞識，到三大國有銀行（國行、建行、工商行）隨叫隨到、直到落入警 察之手，還有國家機關（國務院三建委移民局）爲他保釋。
　　但中囯共產黨員六千萬，並非個個都如此官符如火兼財運亨通。金文昭代蘭 生輩的好運，主要是跟對了人，進而佔據要津。三峽工程不但“標誌了社會主義 無比優越”，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敬愛的小平同志”關切的工程，是絕 對不許懷疑、不許批評，也不許不支援、不理睬的－－更何況支援理睬（也就是 撥款）送的是國家的錢，而金代輩進貢的，恐怕就不止幾枚鑽戒、幾套住房、幾 部轎車了。
　　記得１９８０年代中，以全國政協科技組爲中堅的反建派虎虎有生氣，到１ ９８９年春，國務院不得不宣佈對三峽工程的擱置。“六四”鎮壓，爲這工程套 上了政治正確的光環－－而光環之下，當然就是金文昭戴蘭生輩的天堂了。記得 當時反建派領袖人物之一林華曾說，知道爲什麽他們（即錢正英李伯甯等）拼了 命也要把三峽工程推上去麽？工程還沒有開始，三個億已經花掉了。有了工程， 這三個億融在幾百億總投資裏誰也不會注意；要是上不了，他們就準備著向監察 布解釋這筆錢的去向吧。
　　“六四”之後，反建派給打得七零八落。到了九十年代，其作爲已僅限於給 最高當局上書，還有就是聯絡世界上的環境組織，防止國際資金輸向三峽工程。 記得筆者正爲自己的毫無作爲沮喪壓抑之際，一位元水電系統知情人打氣說：“他 們鬧什麽，不就鬧錢麽？沒錢了還有什麽鬧的？”他的這番話，這回剛好爲金戴 輩的嘍羅所證實－－三峽工程經濟發展公司鄭州分公司總頭對這一原則的表述是 ：“是個人都想著從工程里弄錢。”
　　大家都知道三峽工程是個釣魚工程，它的總投資已經從開頭的３８０億（１ ９８０年代動議時），漲到５７０億（１９９２年人大通過），再漲到７５０億 （１９９３），９６０億（１９９４到美國化募），２０００億（１９９６年） ，以及，“業內人士”傳說中的，工程總管在１９９７年向當時主管財金的朱副 總理招認的６０００億。不知那位總管有沒有把他麾下正肥嘟嘟地咕容著大蠹小 蠹們的“好處”打進工程預算，照金文昭代蘭生們這種偷法，一萬億也怕打不住 吧？
　　今年春天“兩會”召開的時候，５３位專家學人再度孜孜不倦上書，懇請三 峽工程當局貫徹當年人大通過的議案，初期按１５６米低蓄水位運行，以“驗證 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在他們的呼籲中，沒有說三峽工程當局爲什麽要違 背議案這麽幹，也沒有提到更早的另外兩次對國務院（１９８９）和人大（１９ ９２）決定的違背，“大上快上”三峽工程。 　　
從金文昭代蘭生貪污行賄攜款卷逃案件中，真相終於明瞭：工程有多大，錢 就有多多，進度有多快，進帳就有多旺。弄錢，那不是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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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9 22:33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長江·母親河的呼喚－－關於探險、長江生態的一次民間漫談紀要
和作社28-05-1999
【編者的話：今年夏天從三峽走訪回來，就收到這篇文章。閱後感慨交集。感動的是在祖國，綠色環保運動已在民間萌芽發展，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象關注生命般地關注著祖國的一山一水。遺憾的是國家的決策機構精英集團仍將工業化發展，特別是大型水利工程作爲經濟發展的支柱産業。人們想要問的是：不知要讓長江糟蹋成什麽樣，才能讓中國領導人停建三峽工程？不知要搞枯，搞臭多少條江河，才能使中國領導人不再迷信大型水利工程？文章略有些長，但我們未做刪節，希望讀者看到一種探索時的自然純樸。】
　　　　　　　　　　　　　　◇引言◇
　　這是１９９８年１月的一篇舊稿，當時整理出來後，幾經周折，卻終於又回到了我的抽屜。話題在當時似乎有點“敏感”。而我接著又去忙著漂流雅魯藏布江，此稿也就讓它放著吧。秋天，當我們在青藏高原再次感歎著大江大河的上游都越來越嚴重的漫天黃沙時，傳來了朱熔（金＋容）基總理禁伐天然林的禁令……這樣，此稿中呼叫的一些問題，看來已經得到解決，似乎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也就越發不留意它，任其塵封……時間很快又過去一年多了，這個盛夏有一天，偶然翻出，卻發現新鮮之處依然多多，仍是很有意思。起碼，有助於公衆理解爲何要禁伐長江上游的天然林？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次漫談涉及的有關上游長江的生態，有關環保，有關探險……仍會是一個長期的“熱點”，這樣看來，一切並未“過時”。遂重新列印整理出來。
　　１９８６年“長江漂流探險熱”後出現的一批“高原發燒友”連年來在長江上游青藏高原尋訪探察，欲罷不能，樂此不疲……不知不覺中，他們由一群“探險者”，變成了“綠色長江”的環保鼓吹者與先行者。在他們眼中：母親河長江已不堪重負，亟需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儘早衛護她的容顔。
　　　　　　　　　　　　　　◇緣起◇
　　四川攀枝花市是萬裏長江自上而下流經的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依我們“徒步長江”採訪考察三年多所見，這裏也是自遙遠的青藏高原腹地深處的長江源頭源各拉丹冬雪山開始，長江沿岸第一個有了成規模的大工業生産的地方。至此，萬裏長江已經走過了２０００多公里的漫漫遠途。
　　置身子夜時分仍燈火通明人頭攢動的攀枝花鬧市街頭，城市溫暖的懷抱使我們既激動又疲憊……回溯我們走過的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沱沱河直至海拔６６２１米的長江源頭各拉丹東雪山的這占總長１／３的上部長江，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縈繞心頭，揮之不去。在這片風光雄奇，氣勢磅礴的遼闊區域，工業文明的足印仍歪歪斜斜，主導人們生活方式的仍是一種無奈的自然的選擇。本地的像樣的工業幾乎還是空白，使人們向現代文明靠近的物質基礎仍有賴於外來的輸入。這並非生息在這一區域的的人民拒絕現代工業文明或爲之付出的努力程度低於中下游，比如上海。
　　事實上，在我有限的知識中，生活在上游長江的人們（主要是藏族）堪稱世界上最優秀的的人群之一，在這片生存條件極爲嚴酷的高寒之地，人類所共有的優秀品質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比其他地方更加強烈和具體。歷史的進程永遠是人類難以破解的自身之謎。僅就長江上的這種工業化程度的強烈反差而言，我們此行現在能夠討論的只能是膚淺的著眼於地理環境，這倒並非我們贊成“地理環境決定論”，而是在不想陷入理不出頭緒的理論泥潭不能自拔的情況下，我們能夠討論的似乎只能僅此而已。重要的在於這樣的討論也許並非毫無意義的清談，不容置疑的是：上游長江地理環境質量如何，對於整個長江至關重要，對於長江所養育的４億多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正在於，上游長江還尚未真正開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使這一地區的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甚至可以偏激一點地說，自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我們這個古老華夏帝國的大門，工業化的浪潮不可阻擋的席捲世界以來，長久封閉的上游長江至今仍在發生著的環境變化，已經稱的上是地理意義上的變遷。糟糕的是，這種變遷已經使長江每年輸入大海的泥沙量超過了黃河。不久前，人們還在討論“長江是否會變成第二條黃河？”現在，這種討論已經因爲跟不上這種變化的腳步而顯得有點尷尬，甚至，目前也許應該討論的是，是否得改改地理教科書了？
　　不管怎樣，這種局面將不可避免地對長江流域養育的至少１／３的中國人的生活産生深遠的影響，與每個中國人，與我們這個飽經苦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這是我們不能不關心的。我們無法也無權對此麻木不仁。
　　攀枝花這個萬裏長江走出青藏高原後的第一座城市在我們的眼中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在這裏，萬裏長江接納了她第一條年徑流量超過黃河的支流雅礱江，河口處聳立的這個現代化都市３０年前還是野狼出沒的蠻荒之地。走到攀枝花，我們歎服這個“人間奇迹”，爲人類自身不可思議的偉力深感自豪的同時，也對剛剛走出的上游長江的人們，對我們人類這時自身所處的尷尬境地不知如何言說。一切正是人自己造成的。人真的能主宰地球嗎？地球只是爲人而存在嗎？好像不得不落入早已不時髦的環保主義者的“俗套”。一切似乎很遙遠，但又是那樣的真切！
　　實際上，在我們“徒步長江”最初的計劃裏，“環保”還排在我們採訪計劃最次要的位置，甚至，爲避趕時髦之嫌，當時我們還有要求自己對此能不涉及就儘量不要去碰，因爲那時我們認爲，新聞界對於環境的關心已經不少了，都有點炒爛了，長江上可供我們縱橫探究地別的話題是做不盡的，哪怕是出於職業考慮，我們也沒有必要再去湊這個熱鬧。隨著經年累月在上部長江的荒原河峽穀不斷遊走，我們發現對於長江生態我們根本不可能回避。當初我們想繞開它，只能說是無知和愚蠢的功利心在作怪。攀枝花的一群人在我們這個“觀念轉變”中，起了催化的作用。我們最先接觸的幾位攀枝花人是“長漂英雄”１９８６年那場有１０多個熱血男兒不幸遇難的漂流熱中，來自這座城市的水上主力隊員就有７位。１０年過去了，浮囂漸去，坐在我們面前平靜接受採訪的這些當年的英雄談論最多的話題正是上部長江的生態，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正在把促進上部長江生態的良性迴圈當作此後人生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成爲“職業探險家”。不僅如此，在攀枝花，以“長漂”爲起點，這樣的人已經形成一個尚在不斷擴大的群體，幾乎每年，這群人都要在上部長江、青藏高原尋訪探查，樂此不疲，欲罷不能……我們注意到，這些當年的先行者和後來的“探險家”大都成了“綠色長江”的環保鼓吹者和與當今商品經濟大潮似乎有點格格不入的環保志願者。這個現象，我們覺得值得詳加考察。
　　不久前，地處攀枝花市郊、負責雅礱江滾動開發的二灘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組織了一次“雅礱江流域綜合考察”，記者隨這支考察隊抵達巴顔喀拉山南麓海拔近５０００米的雅礱江源頭，後在青海玉樹與“徒步長江”隊員匯合，繼續沿長江幹流金沙江探訪。數月後，我們“徒步長江”沿江自上而下到達攀枝花，記者邀約部分該市有關人士，就以上話題做了一次漫談。
　　這次漫談的話題雖明確，所論卻龐雜，之所以在這裏記錄下來是我們認爲：這次民間漫談所涉及的種種，並不僅僅與漫談者及攀枝花的一群人有關。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代表了某一年齡段或某一地理環境中的人們的一種普遍思想。因爲是漫談，無拘無束中表露的這一切也許比別的探究方式更能接近問題本身。雖然，這僅僅是一次民間的茶餘飯後的漫談而已，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講：“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回想起來，總能使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NO:1057_29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2:36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漫談◇
漫談者：
馮　春：男，攀鋼集團企業公司保衛處治安科長
吳　爲：男，中保財險攀枝花市二灘支公司經理
陳連躍：男，中國建設銀行攀枝花市二灘支行行長
廖國宏：男，中國建設銀行攀枝花市二灘支行副行長
黃雲川：男，中共攀枝花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
稅曉潔：男，《中國三峽工程報》等單位元“徒步長江採訪考察”隊隊長
稅曉潔：都是熟人，就不客套了。今天不算採訪，非正式的吧。話題就一個，長江上游的生態。在座的各位都在這一代跑得很多了，應該有不少話要講，今天就敞開了談一談吧。個人體驗，國家大事，隨便，不一定要談出什麽結論，也不一定要達成什麽共識。我想，把大家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我這兒記錄下來，立此存照，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黃雲川：這次從雅礱江考察回來後，寫作一篇文章時做了一些基本思考，這主要是接受了一些陳連躍的觀點：一個流域的發展應該是整體的。現在“長江經濟帶”只延伸到重慶，以上海爲龍頭，重慶爲龍尾，主要是尋求流域城市的經濟共性。長江流域養活了中國４億以上的人口，這條江是否會變成第二條黃河？可以說從“長漂”開始才真正引起人們的思考。今天，我爲什麽特別關注上游水系的開發？走了這一趟以後，感覺到上游兩岸人民的發展和生存現狀跟整個長江流域本身很不協調……經濟發展不平衡肯定是個規律，是不同生産力狀況，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文化等等造成的。原來解決經濟不平衡很簡單，一平二調，一大二公之類的東西。現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下游的發展離開了上游的發展，肯定不可能，如果僅僅只重視下游的發展，後果……上游可發展的東西也很多，從資源看，第一是它不可以恢復的森林資源；第二是礦業資源；第三是水能資源。可以說，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上游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森林資源的砍伐，但是，我們走過的地方，沒有一個縣是因爲森林資源的砍伐促進了它的經濟的連帶飛躍，沒有一個縣。所以，以後上游的發展首先應該排除森林砍伐這一點。其次是它的礦產資源，礦產本身是高原的優勢，它的開發將爲高原經濟注入一定的活力，但礦產資源的開發要毀了長江，肯定的，廢水廢料要毀了長江。那麽，上游的人要生存怎麽辦？繼續養他的犛牛，繼續開闢草場？但現在草場已經過載，出現沙漠化，這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前途，唯一剩下只有水。
　　小稅你離開之後，我們走過的雅礱江流域，我舉一個小支流的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問題，九龍河全長２４０公里，落差就是２５００米，水量不算大。可開發發電量１００萬千瓦……長江上游水系的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水能資源是世界之最，長江上游要發展只能走一條路，就是水能資源的開發。長江上游不發展不行，但上游的發展靠原來那種投入式的給點錢、支援點技術，顯然不行。一個地區要發展，必須找到這個地區能帶動地方經濟的支柱産業。在我看來，這種支柱産業只能是水能資源的開發。它也可以走另一條路，就是礦業開發，但承載著４億人口的這條江，以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環保條件，上游礦業開發了，下游就別活了！我打個比方，如果我們攀鋼發展本身，如果它的排汙問題不解決，所排的污染物就足以殺死整個長江的生物。別說什麽白鰭豚等瀕危動物，所有生物全部殺死。
稅曉潔：這麽可怕？就一個攀鋼的污染就可以殺死整個長江的生物？
黃雲川：毫不誇張，只是我們一直在做一些環保的努力。所以，如果上游的礦產資源我們都去開發，以現在的經濟實力、環保素質和技術條件……我們的環保措施肯定跟不上經濟發展。那麽，如果出現的局面是礦業開發也象森林砍伐一樣僅僅是爲了掙錢的話，長江水系的污染真是不堪設想……再一個，你是來自三峽的，如果長江上游的森林全砍完了，如果長江源頭那個１００多米寬４０多公里長的沙丘繼續擴大的話，那麽，我們的三峽工程，以後也白費了，建起來也白費了。
稅曉潔：你的觀點是特別看重水能資源的開發，開發水能比較討厭的是泥沙，那麽你這次看到的雅礱江水是否是你想象中的形象？
黃雲川：雅礱江比我想象的美麗多了。應該說還是我們國家不多的還流著清水的河流。現在我們看到的二灘這一段江水是混的，這並不可怕。這個混主要是泥鰍河等那幾條支流淘金造成的。整個雅礱江的植被還是非常漂亮的。但以雅礱江主要流經的甘孜州來說，５３％的財政收入來自森林資源，我們走的下游幾個縣８０－９０％來自森林資源。但這些縣森林資源砍伐的收入還是吃飯都不夠，現在還是國家財政倒貼，那麽，以後就說不清雅礱江還會不會是清流許許了……十五大明確提出，中西部的開發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這就排除了固有的給你點錢，以後繼續補貼的這種方式。這肯定是行不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在哪投資就要在哪賺錢，那麽可以搞的就是礦產和水能。上游最好別建廠，但可以搞水電，水電雖然也是一種破壞，一種掠奪，但利大於弊……
稅曉潔：你的觀點是水電先行，水電開發的基礎之一應該是這水得好，別是泥漿。從我們分手後我走的金沙江這邊來看，僅就沿江的甘孜州的幾個縣德格、白玉、巴塘而言，一趟走下來，我個人感覺，正在進行的森林砍伐可以說是觸目驚心……雅礱江這邊我沒怎麽走，從剛才看的你們這次拍的片子來看，也在砍，那麽你對雅礱江兩岸森林的狀況是個什麽樣的感覺？
黃雲川：我可以用那邊一個林業局長和一個林場炊事員的話先來說一說。那個林業局長說：我是靠砍森林吃飯的人，但我說這森林是再也不能砍了……一次吃飯的時侯，林場炊事員說：再砍，這人都得餓死……雖然他們的砍伐，很多是破壞性的，象那個凍土專家說得那樣，砍了以後是不可再生的。不象我們這個地區，砍了，再種，幾十年後又是大樹。那些地方現在砍了，就再也沒有了，再去恢復，恢復不了了……這一趟引起我更多關注的不是森林砍伐問題，而是上遊人的生存問題。不讓他砍森林，他們怎麽活？下游你可以花天酒地，高樓大廈，這個是我們的活法，而上遊人呢？在這個世界上，他有同等的權利，他也要活，他怎麽活？從某種意義上講，上遊人他砍森林是無可非議的……
稅曉潔：對，有道理，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是老跑高原的，都敞開了說一說吧……
馮　春：說點眼見爲實，感性認識。實際就是做個比較。１９８６年經過通天河的時候，我們在水上漂，船沒拖過一次。那時水比較集中，河床也很窄。七年以後，１９９３年我們又漂了一次，就一直在拖船，因爲河床已經變寬了。原因主要是沙化，通天河沙化已經很嚴重了。因爲那裏是“八百里無人區”，人爲影響較小，它這個主要是全球大氣候影響。人爲影響可能就是野生動物的亂捕濫殺，生物鏈被破壞。現在過通天河總是看見一片片沙丘，沙漠一樣的。漂到曲麻萊，離源頭已經四、五百公里了，１９８６年“長漂”時水還比較集中的地方，現在全散了，１９９３年那次，三條船都漂到三個地方了，互相找不著了。１０年，通天河就變成這個樣子了，變化很大，簡直有點可怕。再往下，金沙江森林的砍伐是比較嚴重的……
陳連躍：包括雅礱江。雅礱江也很嚴重。應該說非常嚴重。
馮　春：雅礱江這次看到沿岸還不是很嚴重，主要在支流裏邊。
陳連躍：雅礱江水系森林砍伐嚴重的還包括下游的木裏。木裏縣原來是四川省最大的林區，後來是新龍。現在木裏不行了，新龍也在走下坡路。
稅曉潔：新龍也不行了。現在四川最大的林業縣好像是白玉了。這次我在白玉呆了半個月，白玉縣的森林也砍一半了。當地人說，照這樣砍下去，也就一、二十年的事。
陳連躍：砍了也就沒了。那些縣原來有很多林業局、森工局，後來都自然而然撤銷了。這個不是政府的強制措施下令它關閉，沒樹可砍了……再一個直觀的感覺，是輸沙量，我們１９９２年做過一個調查，瞭解了雅礱江１５年的水文資料，泥沙含量呈一個曲線上升的趨勢，江水一年年枯紅。這二點就足以說明雅礱江的生態問題。有時從公路兩邊看，的確如此，可能看不到砍得多厲害，但是，稍稍深入一點，就不得了。金沙江、雅礱江流域的森林砍伐，我認爲是不能忽視的。
　　再一個感覺就是對高原的認識，對高原上這些重要的大江大河源頭區的認識。中國有句古話“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長江源頭，從養活的人口來講，在整個流域，它占的比重較小，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它的經濟地位不重，但生態地位非常重要。如果生態能夠用價值來衡量的話，它的價值也應該很重。只是現在的人對它不夠瞭解罷了。說到瞭解，我感覺，下游不瞭解上游，這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悲劇。經濟發達的地區，我們以這條江爲線索，上海的，趾高氣揚，不瞭解上邊可以對上頭指手畫腳，指責……
廖國宏：指責他砍森林……
陳連躍：唉！但是，完全不瞭解，就象你剛才說的，不瞭解上遊人的需要，需求……其實，這種需求跟生態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上下游表現得有遠有近而已。上遊人的需求是爲生計而奔波，基本生存權嘛！我們現在不是經常指責美國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指手畫腳，的確如此，指手畫腳，我們連肚子都吃不飽，你還喊我做啥子啥子？基本生存權利嘛。你又要滿足它的基本生存，又要把它推入市場經濟，在市場裏找飯吃，怎麽辦？只有那點資源了。黃金我淘吧，挖河流，林子我砍吧，除了動這個資源，養不活了。牛羊，每天看著它長，還能怎麽長？沒辦法。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感覺，下游應該對上游有一種情感投入……就象我們這種，去了一次以後，自然而然地從最原始最古樸的感情出發，有了感觸，我們開始瞭解高原，認識高原，到最後愛上高原，到非常投入的每年都去，哪怕我們是一種……去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我們願意通過向你們這種新聞媒體把我們的所見所聞，把我們的想法傳達出去，希望有更多的人在這裏投入感情。也只有投入感情，對這個地方瞭解了，才能夠去想，才能夠去做。實際上，與其說是對高原的一種付出，倒不如說是對下游的一種回報，對我們自己的一種回報。
黃雲川：與其說是關心他們的生存，不如說是關心自己的生存。在這裏，我就呼籲建立一種機制，中下游發達地區對上游欠發達地區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的機制。
稅曉潔：這個看來不會那麽簡單，一個簡單的例子，１９９６年“長漂”十周年紀念的時候，我們就這個觀點寫了稿子傳了許多新聞單位，但只有《科技日報》發出來了，有回應說，這不明擺著讓我們拿錢嗎？
吳　爲：我有一個新觀點。我提倡砍了樹子免得老鴉叫。砍光，矛盾激化。
陳連躍：你說的這個就相當於人質，把人質抓到，你給不給錢？不給我把人質殺了。
吳　爲：激化矛盾。你寫文章可以這樣寫：有一種激進言論，氣憤至極的時候，砍，砍光！河床淘金，淘光！總會有人管。激化矛盾，才會有人管。
稅曉潔：聊到這兒，我想可以總結一個大家的共識，那就是長江上游的生態確實已經惡化到了一個再也不能熟視無睹的地步了。
吳　爲：肯定的，我們這些年，感覺挺深的……森林狀況是越來越惱火了，你走金沙江那邊看到了吧？整個白玉縣，甘孜州最後的林業大縣了，都砍到哪兒啦！那裏也只有沙瑪哪兒還有一點……
陳連躍：蓋玉還有一點……
吳　爲：蓋玉前邊還有一點，靠近沙瑪那塊。現在公路一修通，馬上也要砍光！還有，能說明問題的比如金沙江水運局，１９８６年我去處理理賠案，它原來最遠的一個場在雲南麗江的拖頂，奔子欄都不到，叫龍蟠水運局。１９８９年我再去，他們已經上到奔子欄了。現在到哪兒啦？收到西藏江達了，江達縣再往上，就再沒樹了，已經不長樹了，全是草原了，再沒有可砍的了。沿江下來，你可以看到的嘛！還有啥子森林？！
陳連躍：還有就是這種砍伐，完全只取了森林中價值不多的樹幹，這一帶的森林整個是個生物群落，是個基因庫，是個金庫呀！
吳　爲：共生物，都死光了！
陳連躍：這是個非常大的損失。
吳　爲：砍了再栽樹子，有點自欺欺人。所謂成活了８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稅曉潔：這次我在白玉，到縣裏一個苗圃去，尺把高的樹苗。我問這是去年載的吧？人家說：８年了！８年才長尺把高！去年種的，長一年了，還跟草一樣，還是那種最小最小的小草。吳　爲：生態環境完全破壞了，基因庫都沒有了，怎麽恢復？
廖國宏：那年我們去一個林業局，按他們報表上的資料算了一下，造林面積都已經超出了他們本來的森林面積了。這可能嗎？這樣弄來弄去，自己騙自己幹什麽呀？
稅曉潔：下面在拼命保護白鰭豚，上面不知有多少種動物植物我們可能還不知道就這樣沒了……好像有些自己的事老外比我們自己還關心，這次我在巴塘，那兒有幾個美國人吧，好幾年都來研究一種矮角岩羊，打一支標本，給縣裏交３萬元，據他們講，這東西可能是絕無僅有的，是一個尚未發現的新物種。
吳　爲：國外已經有一種很好的方式，前面是志願者，這志願者就不同，就象我入黨一樣，我自願加入中囯共產黨。這一自願就完全不同，志願者他就盡心盡責。在志願者後面，有基金會、有大財團、大的科研機構做支撐……我們國家幹這個，這個團體、那個機構去參加。盯的是又撥筆經費，大家弄點設備，弄點獎金回來。事情隨便混完了事……我舉個簡單鮮明的例子，我去過鳳桶寨自然保護區，那裏修了多好的幾棟水泥房子，挂了很大一個牌子，美國第一夫人南希捐了好多美元，修了個大熊貓搶救室，你進去看看，手術室、器械、架架床呀，稀巴爛，爛雜雜的。國際動物保護基金會連續幾年給汽車給大熊貓拉竹子。給了五台車。第一台，省裏卡了。第二台，地區卡了。第三台，縣裏卡了。第四台拿下來，又是縣裏哪個部門卡了。最後剩下一台豐田皮卡，還是被卡起走了。每年不是別人老外要來視察嗎？這些車子又從省裏、地區、縣裏開來，應付。我在那裏看到一個老頭給熊貓拉竹子，用架架車拉，我就問咋不用汽車呀？老頭說有啥子（汽）車子吆？我說你們每個車子上不都有一個大熊貓標誌嗎？老頭說，全都被拿球走了！每年老外來，車子又全部開過來，在那等起，應付一下。
稅曉潔：說起長江上游的生態，我來攀枝花已經是第三趟了，這個城市我有一個問題一直弄不明白，就是這個城市爲什麽會有這麽集中的一幫人這麽熱愛高原，這麽關心長江生態？並且年復一年。還越來越上癮？
黃雲川：我認爲這首先可能因爲攀枝花是個移民城。移民城就有它共同的特點和弱點。這個共通的弱點你比如美國西部爲了淘金去的移民，它的社會病就是搶劫、殺人、性犯罪、精神病等等，攀枝花雖然沒有美國那麽極端，但同樣的……你比如，前幾年就發生過兩個人就爲互相看一眼動刀子的事。也可以說這個城市的人很勇敢。換句話說，在老山前線，攀枝花去的戰士立功率５３％，這是高於全國任何城市的。它的另一面就是敢於冒險，從美國西部來講，最完美的法律産生在美國西部，爲什麽？《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就有個精確的描述，最完善的法律、最先進的技術、最先進的文明産生在移民區域。攀枝花如果我們界定它爲移民城的話，它就有與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
吳　爲：這個題目大了，我覺得應該縮小範圍去看。所謂地域環境，攀西大裂谷，離青藏高原近，能夠感受到高原的呼吸，這算一個原因。另一個就是朋友之間的相互影響，你比如我今天到二灘公司，好多人認都認不到，把手拉到，說，我昨天從電視上看到你了，你們那一撥，了不起。實際上，我們感覺年復一年上高原，也不感覺很惱火。我指的是什麽呢？影響，相互之間的種種影響。
黃雲川：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成都是“長漂”的發起地，要繼承堯茂書的遺志……
吳　爲：有些人是沽名釣譽，主要是政治目的太大了……
黃雲川：但影響比在攀枝花大的多，爲什麽攀枝花人參加成都人不參加？這很簡單，肯定性格不一樣。
陳連躍：成都也有一撥。
吳　爲：那個圈子太大了。
黃雲川：成都圈子大是一回事，成都那一撥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成都更注重商業性。除了“高原情結”以外，還有它的商業性，目的性更強。
吳　爲：攀枝花這個城市小，這幫人也容易串聯起來，成都都住的那麽遠，交流相對困難。還有一個就是自身的宣傳，每次去之前，今年我去了還想明年去，我害怕明年去不了，在朋友中就到處講，希望這個圈子越來越大，得到的支援也就越多。
陳連躍：這個結論應該是共通的。
吳　爲：剛才說，黃雲川，我們大概有十年交往都很少了，就是見面問一下，這兩年哪去了？又上高原了？怎麽不喊我一聲？只是這樣說一下……你沒去之前是沒這種感受的。是不是？黃雲川？說起來西藏的片子看的很多，但是上去過後就是不一樣。爲啥我們每次車子從內地一進去，一看見瑪尼石和經幡，馬上就興奮了。而且感覺到奇怪的是，那個雪山和草原，除了青藏高原，還有那個地方有？新疆有一點，但是電影電視一看就曉得是新疆不是青藏，對不對？進去以後我感覺青藏高原是一種悲壯美，不是那種小家子氣的，象那個蘇州啥子園林，人工痕迹那麽明顯。這次上去，大平他的這個感受就很深，以前我的感覺也是這樣。在高原三分身體七分意志，高原對人尤其是個意志的鍛煉。平時確實是我們豐衣足食的，這種豐衣足食有時感覺沒意思呀，生活中有時就需要這種……
黃雲川：這個觀念比較頹廢。
吳　爲：我覺得不頹廢，我是這樣想的呀。
陳連躍：各種觀點可以保留。
吳　爲：確實我是這樣想的。我去，照片隨便拍拍，感受很豐富又不想提筆去寫。但是我每次去，我就感覺非常舒服。每年的興奮點就是這樣：從一月開始想了，馬上要五月份了，開春了，就開始打主意要進藏了，好像掰著手指頭在算，幾月份了？高原變成什麽樣子了？好，上去了，感受豐富的回來了，回來起碼還要興奮幾個月。你看我們這次回來二個多月了，這幫朋友要聚，一喊，轟隆轟隆就來了，聊起來，又是明年怎麽再去？這個情緒是連續的激動……
陳連躍：不管怎麽說，我覺得，去一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但一個共同的感覺是那個地方有我需要的東西，有我理解的東西，有我們追求的東西，去一次以後，的確對人是一種洗禮，是一種提升。他們以前不談環保這個事，不提這個詞，一說起來還有很多不理解。這次回來了，比我說的還厲害……
稅曉潔：這個我有感覺，前天晚上喝酒，那唐政委（唐明怡，二灘公安分局政委）不是一直拉著我要和我談環保嗎？我記得我們在雅礱江源分手的時候他好像還並不關心這些。他是從哪里開始關心環保的？
吳　爲：我覺得他們真正受感染還是在最艱苦的時候，包括大平（陶大平，二灘公司辦公室副主任，雅礱江考察隊隊長）。黃雲川不知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就是在最艱苦的時候，大家能夠團結一致。就是在江源那一下。
馮　春：就是那天我們去江源，都走了，他一個人在那兒，端杆槍，和那條狗，在那兒把營地守著。突然，下起雪了，天都要黑了，這幫人還都沒出來，這時可能改變了一下，擔憂了，想的多了，有感受了。
陳連躍：感性認識很重要。
馮　春：他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吳　爲：那一下子他覺得有溝通的了。一回來，在攀枝花，我們在一起吃飯，每次都要把這幫人全喊齊。他一來就問：哎，還有那個沒喊到？
稅曉潔：那天喝酒不是都喝麻了嗎，唐政委拉著我非要談環保，我覺得這事……
吳　爲：他以前沒這個意識。這幫人其實都一樣，都有個過程。你看，現在每次上去都帶的有槍，每次有人要打動物，好多人都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打，不要打。以前可都是要喊打的。第一次上去，凡是看到的都想打過來看稀奇。
馮　春：麂子打過，黃羊打過，羚羊打過，黃鴨，都打過……但是第二次，我剛一架槍，這幫人就在那吆我……
吳　爲：還有，爲了說服從來沒去過的人別打，就說，不好吃，我吃過，別打算了。確實，你就是不安逸去傷害這些可愛的東西，就要想著不光自己，也讓別人不要去傷害它。
陳連躍：有時爲了過過癮，就打鼠兔。
吳　爲：旱獺都不想打，那個東西長的很乖。就是這個原因。
馮　春：動物是一年年少了。１９８６年上去看到三群，可以說每天都能看到，一群就是幾百隻、上千隻。１９９３年看到一群，只有五、六隻。１９９４年沒看到。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都沒看到。１９９５年吳爲說看到幾隻。
吳　爲：在石渠，１９９５年只看到幾隻羚羊。現在一隻都看不到。
馮　春：我這幾年就沒看到嘛。１９８６年那一次，看到的可能有上千隻，好大的一群。
稅曉潔：石渠看到的？
馮　春：就在源頭，長江源。就是你們進去的那條路，崗龍強瑪那一帶。
稅曉潔：這次我們就只看到一些黃羊。
馮　春：看不到了，沒得了。
陳連躍：那一年。我們也是在崗龍強瑪外頭看到幾隻黃羊。
馮　春：通天河那一帶以前可以看到野犛牛。當曲也看到過。
稅曉潔：野犛牛我還沒看到過呢。這次我們在通天河那一帶，什麽也沒看到。
吳　爲：還有對環保的認識，陳連躍，我們對環保的認識也是逐步的。１９９３年上去還沒得環保意識，只是看到這個好的東西你就不想去破壞它。１９９４年再去，看到好的東西遭破壞了，比方說草場退化了，野生動物越來越少了，走到一個地方，去年在這還看到那麽多動物，今年沒有了，就心疼了。今年上去的時候我一路還跟黃雲川講，啥子啥子動物，到了，錘子，哪有嘛？沒的了。他們很失望。沒的了。
黃雲川：要我好好看，架勢看，沒有嘛。什麽也沒看見嘛。
吳　爲：沒得了。感覺好的東西一年一年的少了，而且這些自然的東西很多又是恢復不了的，你就心疼了。同時你的環保意識就産生了。你就想著那些屁人在這裏……
廖國宏：這是一個自然而然深化的過程。最開始上去首先想到的是子彈、槍，打東西。看過很多圖片、文學作品，就想把它弄翻，嘗味道。也的確發生過……後面就不願意打，活蹦亂跳的……到後來就不會想到帶槍。
黃雲川：這種深化我感覺到最強烈是在陳連躍身上，陳連躍自稱“綠黨”，我們對他的這個“綠黨”的評價是中性的。我一認識他就跟我談環保，而且是攀枝花的環保，不僅僅是長江的環保。關於環保問題，他可以去找市長，可以去找書記，甚至讓我幫他約。我就要談這個問題，我就說這個問題。人家願不願意聽？他說沒問題，我去我絕對說動他。但是去了未必能說動。我實事求是的說，你談半天，跟我有什麽關係呀？跟我的經濟發展有什麽關係呀？而且，環保是要花錢的……
　　我第一次認識他他跟我談環保，我也不是很接受，比如他談那個我們這兒西區那一片什麽污染嚴重呀，應該怎麽治理呀，這類事兒，我也不太感興趣，跟我有什麽關係？我們雖然都深受其害，但是跟個人利益有什麽關係？我就不關心它。
　　但是這次高原回來以後，我就說我就是綠色環保主義者……
吳　爲：這個就是因爲沒看到，你看到過後……實際上就是這個宣傳媒介……底下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官員，他沒看到，沒看到青藏高原的這種被壯美。這種美，你比如今天我到二灘公司，好多人就說，太漂亮了，好想跟你們一起去……你感覺到這種漂亮即將毀滅的時候，你就稍稍有一點責任感，你至少會有一點惋惜，哎呀，這麽好的東西，逐漸要消亡了。我就說個要不得的話，我也不想下下一代要看到，至少我要看到。有人說，西藏那一塊，國家每年給那麽多錢還要鬧獨立，要它幹什麽？割出去算了。我就說，要不得，我不願意。他說咋不願意？我說我要經常去，二天再去要辦簽證？非要割，深圳那一塊劃出去，沿海那一塊，我有點煩那一塊的人。這個就是感情……
黃雲川：這種感情，還有一點體驗很充分，陳連躍曾跟我說，到了高原，你才會知道藏族人。這次去了以後，我對藏族人的認識完全深化，我很崇敬，很佩服這個民族。
陳連躍：高原民族完全是一種俯瞰人間的感覺，我一去就是這個感覺，俯瞰人間。
吳　爲：你看他們的嗓子爲啥那麽亮？沒有被污染。牙齒從來不刷，雪白的，沒有被污染。稅曉潔：黃處長。你剛才說你成了一個“綠黨”？
黃雲川：肯定。
稅曉潔：你從什麽時候有了“綠黨”的觀念？
黃雲川：主要還是陳連躍。吳爲給我介紹高原是介紹生存，那天坐在二灘草地上跟我談了一中午，談的只有一個問題，假如死了怎麽辦？吳爲跟我講，到了高原你的肉被老鷹叼了……你轉化了，物質不滅了……你轉化了……
吳　爲：這對自然是真的奉獻了。
NO:1057_30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2:39
Re:〔兩個凡是〕讓中國人再次挺直腰！

黃雲川：他跟我談的主要是生存，這個話題很吸引人，因爲我們認識高原是從探險開始的。陳連躍談高原跟我談的是環保。他談環保相對來說我不怎麽感興趣……
稅曉潔：這裏有一個問題。僅僅一個朋友是不可能把你影響城環保主義者的，應該還有別的東西吧？
黃雲川：他開始跟我談環保我是不怎麽感興趣，但畢竟還是要受影響的。到他那裏看圖片，太美了，産生了想去的想法……應該說現在我自稱綠色環保主義者，還是這次上了高原以後。所以說現在我才可能就長江流域本身去思考。原來我思考這些的東西幹什麽？有病呀？高原對人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
稅曉潔：我們的話題再轉回來。攀枝花爲什麽會有這麽大一幫人喜歡高原？我想這區位優勢占了很大的成分。同時，另一方面恰恰說明瞭下游對上有的不瞭解，我有一個感覺，“長漂”以後，這幫“戀高原症患者”在不知不覺中都關注起了環保，對此，大家怎麽看？
陳連躍：所以，這裏就抽象出一個話題，傑克·倫敦寫過一本書叫《荒原的呼喚》，我們就有一種體會叫高原的呼喚，野性的呼喚，同時也可以說是人之初的呼喚。人走出蠻荒到現在似乎是走到一個金字塔的尖上去了，實際上人還需要一些本原的東西，情感的東西，高原就可以給你這些東西。
黃雲川：今天這幾個人，麽哥（馮春）是比較豪放的，你說他去高原什麽目的？沒有目的，感受，就是感受。
馮　春：熱愛，喜歡。
黃雲川：吳爲，他的工作是精於算計的這麽一個行當，但他爲了高原可以付出很多很多。
馮　春：插一句話，這幫人都不是那種玩世不恭的人，都是在單位上非常優秀的人，在城市中都生活的非常好，爲什麽還年年上高原？不是一種逃避呀，厭世呀……是另一種東西……黃雲川：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比較迫切，就是讓平原的人真正瞭解高原。現在關於高原的影片、歌曲、文章都給高原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我去之前，還真把高原當回事……
吳　爲：也可以自詡的說，能夠去高原的這幫人是一群勇敢者。對這幫人，可能各種看法都有，但你在你的生活圈子中間，至少覺得你是一個勇敢者。比如我們單位的人就說，吳爲，那個傢夥幹起事情來玩命……
稅曉潔：談到探險。這幾年，我也採訪、接觸了一些“探險家”，說起來都是媒介的名人，但我感覺都過得比較累，比較難。有些甚至現在過得日子可以說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比如……北京有個資深編輯概括說：是再也不能回到社會了，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相對來說，攀枝花這幫人在個人生活、社會角色上，相對是比較好的一群……
吳　爲：這個，主要是個功利思想在作祟。
馮　春：吳爲這個話說的對，個人和功利。
吳　爲：爲啥楊欣整得很累？楊勇整得很累？目標大了。不說功利，目的太大了。
陳連躍：這就是“職探”和“業探”的區別。上不去，不上，這兒上不去，轉一下，轉回來，二天再去。
吳　爲：楊勇本來是個很好的“職探”。但是一做生意，那就沒法了。他要賺錢了，總不能像你我那樣，錢走完了算球了，回來上班了。他要考慮了……這個你要理解他。
陳連躍：還有，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這些人首先不爲衣食住行操勞，不爲生計發愁。出去首先作旅遊狀，在這個旅遊中可能因爲環境比較艱苦，有點險……要說“探險”，坐飛機那也叫“探險”……
吳　爲：還險一些，出了事下都下不來，沒法。
黃雲川：不管怎樣，我認爲，今晚談的這些感受首先還是從“探險”開始的。首先是堯茂書、“長漂”，引起了人們對“探險”本身的關注，由此才有了這幫人。他們開始的目的很簡單，打著一個科學考察的牌子，實際上是“探險”，但這個“探險”的結果不是煽動起一種“探險”的熱情，而是逐漸走到了另外一個方面，走向環保。
馮　春：是。就象那個誰說的一句話，過去純粹是索取，經過這麽多年，重新去認識，又去看它的時候，産生一種感覺，是回報了。這個回報，目前對我們來說只是宣傳，讓大家瞭解……
吳　爲：這個事情很簡單，你說你回去看看媽媽啥子意思？媽媽又沒死。但是你回去看媽媽的時候……
馮　春：一看，媽媽一天天老了，有皺紋了，你就要想著帶點營養品了。眼看著，沒過幾年，媽媽已經老了，營養跟不上，衰老的很快。
吳　爲：你就想著媽媽不要這麽快死了。你就想著給她帶東西去，然而自己的財力又不夠，那麽就要呼籲說，我的媽媽最可愛，我的媽媽如何如何辛勞，希望大家，希望這個社會都來關心她。
馮　春：其實，就這麽簡單。
吳　爲：當然，把這個放大，具體化，就是環境問題。
黃雲川：由此就有了一個結論。探險是人類前行的第一步，沒有他們的探險，就不會有那麽多的高原發燒友。
稅曉潔：那你同不同意這麽一個觀點，中國人的探險精神還是差。
黃雲川：差。非常差。
吳　爲：差。比起洋人差多了。一上去，你經常看到那些老外，一個人背起個大包包到處走，言語不通，啥子都不通……
黃雲川：有個星期天我到二灘歐方營地去採訪，整個歐方營地空無一人，那些老外哪去了？全部上山了，爬山去了。
吳　爲：我們的老百姓在那半山腰住了幾十年，山頂從來沒去過。爬山去鬧球呀？老外就爬上去鬧球。
馮　春：所謂“探險”，就是讓更多的人認識……
吳　爲：我們現在所謂的“探險”，就是人家不願意去的，有一點危險的地方，我們去了……要說，我們這個比解放軍進西藏好多了，人家走了大半年才走攏拉薩。
稅曉潔：那真應該說是一次大探險。這兒我想起另外一個話題，“長漂”時有這樣一個氣氛，“長漂”證明中國人的探險精神不差，但是……
吳　爲：那主要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作祟。
馮　春：狹隘的……這個看你咋個說……
稅曉潔：漂流本身就是“探險”，當時就有這樣一種氣氛，你看我們中國人也很厲害……
稅曉潔：不管怎樣，從“長漂”開始，畢竟喚起了一些人……
吳　爲：後來産生那麽多負效應，把船拖起跑……我說還沒我提勁。我漂，就從入海口來，到入口把船撐起，我倒著拖上來，我怎麽著都是第一。不是爭第一嗎？但是，不管怎麽說，儘管“長漂”有很多不光彩的東西，但至少從此中國人還曉得吃飽了撐著了還可以找些這樣的事情去做。我不是糟踏我們這個民族，如果中國人還知道“探險”的話，美洲就是黃種人的了。我們也就不用計劃生育了……
稅曉潔：我說這個話題是這個意思，“長漂”以後這十年，中國人總體的探險意識……
黃雲川：肯定增強，從“長漂”躁動起來以後，掀起了一個探險熱，喚起了一些人，才有了一些“徒步中華”之類的事。“長漂”是一個劃時代的事情。
馮　春：當時確實是探險。
黃雲川：我覺得這個，小稅呀，我們出來的東西一定再不能給人製造神秘感……這次給我起了個外號，我很讚賞鼠兔。我覺得鼠兔可以在那裏生存，人可以在那裏生存，高原應該是平平常常的。高原壯美，我們承認，但總把高原說成那麽艱苦，恐怖……
稅曉潔：你的意思是新聞、宣傳再不要渲染那種神秘感？
黃雲川：沒必要。
稅曉潔：我還有一個感覺，老說高原神秘美麗，精神家園之類，但存在的那些滿目瘡痍好像說的太少了。
吳　爲：我覺得這是一個起點問題。你首先要喚起興趣，美感嘛！
陳連躍：談到這個地方，一個很具體的話題，我覺得應該一幫人推推推……最後把中國的兩大江河，長江、黃河的源頭都做成一個大範圍的自然保護區。
稅曉潔：我們的話題又回到環保了。　有個具體話題，關於長江上游的生態我打個比方，假設現在只有一筆錢只能做一件事情，那麽應該是先保江源還是先保金沙江的森林？依現在的狀況來看的話？
陳連躍：我覺得先保森林。因爲源頭那個地方，你保與不保不是人能左右的事情……源頭有一樣東西應該重視，就是動物。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只需要政府下決心，貼公告，弄幾個我們這樣一腔熱血的看護者守衛，就行了，花不了幾個錢。從一個大的範圍講，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應該先保森林。對於源區，應該投入更多的研究，這一帶，人們瞭解的還非常膚淺，非常少。在這裏，人類的活動還處於一種很自發的狀態。唉，我們對那個地方真的不瞭解。人能夠上月球去研究，但對青藏高原，還是不太瞭解。
　　所以如果分一個步驟的話，應該先圈一個保護區。第一步，研究，慎重的行事，然後一步步地行動、保護。再一個就是媒體要起作用，發現一種什麽東西，有一個什麽觀點，馬上把它傳播出去，讓有關專家和大衆討論，完了以後，再確定該怎麽行動。今年幹什麽，明年幹什麽，應該有一個連續性、可持續操作的眼光和規劃。至於那個南水能不能北調？你也要研究，不能不好好研究，黃委會就上去弄水去了，這種行動，我認爲是草率的，很草率的。馮　春：歐呀（藏語音譯，好、贊同的意思）。
稅曉潔：這就又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關於民間人士的環保，目前我印象深刻的有這麽幾種做法：一種以楊欣爲代表，在源頭建保護區，引一大幫記者，我認爲這主要是一個旗幟的作用，弄一面旗子在那裏豎著，自己很艱難的扛起，提醒大家都來關注這件事；另一種以楊勇爲代表，到處“科學考察”……還有一種就是陳哥這種做法，在這座山上弄塊地種樹，在那裏又想建生態村落，種藏紅花……那麽，究竟怎樣做，這幫民間環保認識才能真正或者說更好的起一些作用？
廖國宏：落腳點還是要落在政府上，不管咋個說，還得靠政府。
吳　爲：宣傳啦，呼籲啦……
陳連躍：從客觀上說，政府行爲這是對的。從我們的角度講，怎麽做呢？我覺得這一點我們很明確……要不我們就去做大官？
廖國宏：你當了省長，那……
陳連躍：做不了，沒辦法，開玩笑……這裏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我們這些民間環保人是應該有個組織，“綠党”成立不起來，是中國環保的一個遺憾。所以，我目前還是比較贊成楊欣的那種做法，一個具體專案具體去做。但楊欣最終還應該是有組織的，最終如果楊欣沒有一個組織來依託的話，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餘地。否則，今年去一次，斷炊了，明年還要贊助，那肯定不行。所以，我強烈鼓吹，我們應該幹一個組織起來……攀枝花這裏我們這幫人有希望組織一個“綠友協會”，先在攀枝花註冊，然後再星星之火，去燎原……
廖國宏：我覺得還是要走組織這條路，去促動政府。
稅曉潔：有組織好多事情就好操作多了。
陳連躍：從我們這幫人自己來講，也就有一個連續性，有了一些擴散性。
稅曉潔：悲哀就在於，現在這幫人基本上還都是今年不知明年的事兒。
吳　爲：的確很悲哀。楊欣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每次演講的時候，大家熱烈鼓掌。完了。談到錢，有人發明瞭一個自來總結：噯！我講的比較消極，但也是比較實際的。噯！說到錢就噯！
稅曉潔：其實。也不全是悲哀。比如二灘過木機道的事，我們的這些民間環保人士就功不可沒。（注：二灘水電站是以發電爲主，建有木材過壩等綜合功能的的大型水電站，其過木系統最初設計爲１１０萬立方米，投資１０多億元……這個過木系統到底要不要搞？要搞的話規模到底搞多大才合適？一直令人關注，直到在北京的二灘水電調概會議上仍有爭議，不能決斷。陳連躍、廖國宏等人於１９９２年對占雅礱江流域木材産量９０％的道孚、白玉、新龍、木裏等５　個州屬林業局和各縣林業局進行了森林資源、生態狀況、人工營林、生産效益、運輸方式等方面的調查，行程６０００多公里，提交了一份《雅礱江二灘水電站過木機道年過木量調查》的報告，指出：建議二灘水電站過木系統年過木量按４０萬立方米設計爲宜。後，經過多方努力，這個過木系統的設計壓了下來，工程概算因之減少了２－３億人民幣。）
吳　爲：這個二灘公司有深切的體會，而且以後搞滾動開發，上面還有１０多個電站，都要搞過木機道……
黃雲川：拿修一個過木機道的錢，就可以養活上面全部的人。
稅曉潔：這個，前幾天我到二灘採訪，已經明確上面的梯級電站不再修過木機道了。是個好事。
吳　爲：這件事情，當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還是政府。二灘公司說他們也意識到了的，他不可能完全承認事情是你辦的，這個和他們那麽大一個單位的自尊心有關。
陳連躍：各種因素。
吳　爲：但是，這件事情你本來是覺得不可能的。甚至，你不去做，當時對不瞭解的人只是坐在這兒談，也覺得是異想天開……但恰恰你做了，就去促成了……當然，這件事有各方面的因素，各個部門，坐在一起，一拍即合，但你起了一個催化的作用。
陳連躍：現在二灘對我們的這個行動怎麽評價，我們不去管他。如果沒有我們當初走這一遭，沒有那篇報告的話，這個過木機洞，不但是個紀念碑，而且是個鑲金邊的紀念碑。現在是紀念碑，只是沒有鑲金邊。如此而已。因爲當時一切都在按程式進行，只是我們去了以後，才有以後的行動。現在看來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我覺得我們是既要搖旗呐喊，又要整點行動出來。
吳　爲：象你搞的生態村之類，也還是有作用。關鍵是要具體去做呀！又要說到“噯”那個字……
陳連躍：不管“噯”不“噯”，反正我這輩子已經整到這去了，這些事情是不到南牆不回頭了……今年到大田捅了一下，差點遭領導調武警把我鎮壓了。但是，下一盤……
稅曉潔：怎麽回事？遭鎮壓？
馮　春：下一盤有組織了，你個人行爲跟組織行爲……
陳連躍：前些日子，在大田出了點事。勝利水庫邊上，有個１００多畝的小山包。當時和大田鎮政府說好，那座山給我們來做，搞一個生態村落，簡單一點說，就是種樹。結果推土機上去了，幹了三天，水庫的人出來了，要砸推土機。我這邊“雄起”，推土機沒砸成，他們給某領導報告了……某領導寫了個條，打電話給建行，說二灘建行在那兒搞違法亂紀，立即停止，說馬上準備調武警……結果就沒搞成。
　　後來我非常誠懇地和那個水電局長擺了兩個小時的“龍門陣”，我說這個水庫修起來４年了，不但不種樹，周圍的樹子都砍了。我現在在這裏種樹，你突然出來說那個土地是你的。我說我在這裏只是種樹呀，又不幹別的。他說你咋動推土機？我動推土機，是在山頂上弄個水池出來。沒有水，樹怎麽活？攀枝花周圍光禿禿的，沒樹，不是缺水，是水不平衡。想點辦法把水利用起來就能種樹，山就能不禿。並不是缺水。果然，前些天，我們又去那個“遺址”看了看，那個推土機在山頂推出來的坑，那個沒有任何處理的“水池”，積水已經有１米多深了，還有一群鵝在裏頭游泳……看著真舒服！
　　這就是生態村落的一個環節，攀枝花有了水就有了其他植物。怕蒸發，推土機就只推這麽寬，上面竹子杆杆一架，葡萄架一蓋，蒸發問題就解決了。這個良性迴圈就起來了。養鵝也好，養青蛙也好。對了嘛。下一步就種樹，就這樣整嘛……這個念頭，行動了，結果被某領導扼殺了。當時鬧的差點動警察把我鎮壓了……這件事，大田鎮還在和水庫打官司，問題在於，這塊地到底是水庫的還是大田的。我奇怪的是，我不種樹沒人去管那塊地，一種，什麽事都來了……
廖國宏：我覺得以後還是得落在組織上，有組織就好辦了……這件事，別人可能不相信你弄那塊地就是爲了種樹……有了組織，就不一樣了。
吳　爲：這些事，有人說我們是吃飽了才想這些。我反思了一下，也確實是吃飽了，如果在山上，吃不飽，可能也在偷木頭買呢……
稅曉潔：但是不管怎樣，就算是吃飽了撐的事情，也總得有人去做。
吳　爲：不管成不成，就象踢球一樣，不管踢輸了還是踢贏了，踢球這個過程很愉快。不管射得進射不進，那是要射門的呀。
陳連躍：對，射門。重要的是要投入的去做。
１９９９年８月重新整理
本文作者是《中國三峽工程報》記者
NO:1057_31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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