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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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0:53 | |
| 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1949年，是蔣介石一生中倒楣揹運的一年，國民黨政府面臨著滅頂之災。軍事上，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較量和渡江戰役，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人民解放軍開始橫掃東南、中南、西北、西南，蔣介石丟掉了在大陸的大部公地盤；政治上，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白熾化，桂系逼宮，蔣介石被迫下野；外交上，面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和無能，美國由失望、不滿轉向公開抛棄。蔣家王朝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深淵。走投無路之下，蔣介石退守臺灣島，猶如登上了汪洋中的一條破船，幸得逃生。 正當海峽兩岸劍拔弩張之時，朝鮮戰爭爆發。“爲遏制共産主義的擴張”，美國重新走上扶蔣保台的道路，蔣介石借助“冷戰”局勢而趁機鑽到美國的羽翼之下，像美殘存。反共的“朋友”聯合起來，蔣介石一隻眼睛看著美國，一隻眼睛盯著共產黨，建立“反共同盟”，築起一道“反共防線”。 中國國民黨自總理步中山逝世後，內部派系重重，爭鬥毫無止境。及至在大陸統治末期，已到四分五裂，群龍無首的地步。敗守臺灣後，蔣介石依據其“黨國”理論，爲消除派系，集中權力，順利交班，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所謂改造運動。昔日的派系頭目、党國元老或養或放，一批新面孔開始協助蔣氏父子左右臺灣政局。 蔣介石一落腳臺灣，就不得不考慮如何保衛臺灣這一立足之地，防止臺灣被人民解放軍攻佔。首先，蔣介石動用警憲制度，開始大肆逮捕和殺戮，挖地三尺也要根絕共產黨在台力量。對於島內任何蛛絲馬迹的風吹草動，蔣介石及其特務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隨時準備把槍口對準人民。其次，蔣介石吸取大陸軍事失敗的教訓，認爲兵力分散是國民黨失敗的致命傷。於是，他決定收縮戰線，集兵保台。再次，堅決打擊“台獨”勢力，爭取臺灣生存空間，以確保臺灣小環境的安全。 蔣介石敗退大陸便發誓：我們是要回來的！在台26年，蔣介石每時每刻不在念念不忘“反攻複國”。節頭或會議時，他高調次次喊，一有風吹草動，便在臺灣海峽上空布雲播霧，然而，歷史沒有給他機會，甚至他的遺體至今還在孤島外厝。 臺灣在蔣介石統治的近26年時間裏，經濟和社會事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蔣介石和臺灣當局自詡臺灣的發展是“三民主義”實踐的典範，臺灣是“模範省”。臺灣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基金是從哪里來的？靠什麽起家的？是蔣介石統治有術，還是其他？ 國民黨兵敗退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華民國政權的覆亡。但是，蔣介石卻無意退出國際舞臺，試圖以小小的臺灣島代表泱泱的大中國，和美、日、蘇等國拉拉扯扯搞關係，賴在聯合國不走，建立對新中國的“外交”防線。隨著新中國的日益強大，國民黨的“外交”堤防蟻決，其國際空間日益縮小，偏安於孤島，走不出去，幾乎成了被世界遺忘的角落。 宋美齡一直涉足了中美外交事務，時人稱蔣介石搞的是“夫人外交”。到了臺灣之後，國民黨當局對美國的依賴要加加深。除了“外交”部門行政官員外，宋美齡成爲蔣介石最親密的私人“外交”事務助理，在這個方面，即使是頗具城府的蔣經國也比上宋美齡。許多國民黨要人都認爲：臺灣和美國的“外交史”，宋美齡絕對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宋美齡數度爲臺灣的安危，頻頻往返於太平洋兩岸。於是，便有了“夫人外交”續集。 宋美齡有多少錢？現在還是個謎，到臺灣之後，她對金錢的興趣較之過去大增。胸前常挂空軍軍徽，她不僅擁有私人專機，還操縱華航業務。圓山大飯店的總經理真是孔令偉嗎？蔣介石能讓宋美齡轉怒爲喜的“絕招”是什麽？ 宋美齡生在上海十裏洋場，在大洋彼岸，受的是近代西式教育，又來自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後貴爲“第一夫人”，這些便她的日常生活、思想觀念有別于常人。而蔣介石作爲舊式家庭培養出來的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生活習慣、思想就與夫人有很大差別。兩人結合多年，既相互影響，又保留了各自的特點。 蔣介石在世時，蔣家人丁興旺，四世同堂，兒孫繞膝，不乏天倫之樂。但家庭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其中關係又頗爲複雜，政治難免會介入家庭之內，所以，“第一家庭”往往成爲世人關注的焦點。 隨著日益年邁體衰，蔣介石愈來愈考慮繼承人的問題了。鑒於在大陸失敗的教訓，關鍵時刻衆叛親離，他對誰都不放心，思前想後，知子莫如父，親父莫如子，還是子承父業，才能確保“江山永存”。但是，身處現代社會，在民主大潮的沖去下，這種傳子不傳賢的作法難免會遭衆人非難，爲此，蔣氏父子要頗費一番心思。 與所有食人間煙火的凡人一樣，蔣介石也有生老病死之日。他撒手人寰之後，蔣經國接班，但宋美齡在政治強人的心理驅動人，憑藉權力資源，仍想搏擊政海，傳統的“死人政治”權術在她手中又有了新花樣。不過，她沒有成功。 想當年，宋美齡如花似玉，得到豪門貴族的呵護，曾經紅極大上海的交際圈；西安事變，“美人救英雄”傳爲美談；聲色傾倒華府，贏得大批美援；開羅會議，穿梭於操縱世界命運的政治巨頭之間，……而如今，孤獨一人頤養天年。人世間，紅塵滾滾，風流終被風吹雨打去，剩下的是什麽？
註２：此書內容轉貼目的：為認識台灣專欄０１－政黨篇欄之補充資料。。。。。。 註３：宣告此書之‘繁體網路版’在台版權之優先申請權歸Garth大哥及台灣茶黨所有管理者所有。（另說明此書原著一大敗筆，甚多內容未載明出處！。。請各網友檢視！） 註４：此書最大誤謬之處，僅以此篇內容作回駁：‘解決中華民國問題越早越好’ 針對中華民國國策顧問不承認中華民國一事，陳水扁在辦公室接見世界台灣人大會代表時說，這就像，有人看到這裏的兩面國旗就不爽，但還是要面對。陳水扁應該進一步把中華民國竊據台灣的事實說明清楚，讓大家知道，為何有人否定中華民國，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不爽。 至於如何說明，最近「研考會」及「總統府」展出的檔案史料就是現成的資料。前者展出1945年陳儀來台的「受降令」，後者展出1943年的「開羅宣言」。這兩件正是中華民國自稱統治台灣的法律文件。 據陳哲男稱，「開羅宣言」展出前夕，陳水扁曾在「國史館」人員的陪同下，看了這個「宣言」。在展覽場，這個「宣言」的下面有如下幾個字的說明：「開羅會議中文宣言將滿洲、台灣與澎湖歸還中國」(如附照片)。但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叫做「開羅宣言」的文件，所謂的「開羅宣言」，依照這次展出的英文原稿，其標題為 Press Communique，是「新聞公報」不是「開羅宣言」。原稿上面，沒有日期，沒有發佈地點，也沒有一個人簽字(見照片)，根本不是文件，怎麼會把台灣與澎湖「歸還」中國？法律效力如何？陳水扁應把所見到的事實告訴國人，而不是要求土地被霸佔的台灣人，不爽也要裝笑臉面對。除非陳水扁也被騙，看不出在「總統府」展出的是「開羅謊言」。 中華民國自稱統治台灣的唯一法律文件––「開羅宣言」既是「開羅謊言」，「研考會」展出的陳儀「受降令」便有問題，而事實上確有問題。因為令上第二條條文所寫「接收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事設施及資產」這一段，沒有法律依據，中華民國竊據台灣，彰彰明甚。要求處理中華民國是天經地義的事。 因為中華民國涉嫌侵佔台灣，所以在「受降令」展出的前夕，中國時報系統就以「受降令曝光，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為主標題報導，副標題為「文件頭尾分別以 ‘中國’陳儀與 ‘日本’安藤利吉署名，證明主權歸屬中國，推翻呂秀蓮台灣地位未定論說」，企圖扭曲史實，欺騙台灣人，為中華民國的盜賊行為合法化。 聯合報也不落中國時報之後，3月17日列舉「外交部」已就「台灣論」中慰安婦、南京事件、霧社事件等無關痛癢之事向日方抗議。但「台灣論」書中「開羅宣言」實際上不存在的說法，證明中華民國是賊，才最該抗議，主管單位「外交部」卻不敢抗議。於是聯合報自己來，可是苦於拿不出證據，只好照中國的國際宣傳文句重複說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舉行開羅會議時，與會的中、美、英三國領袖曾共同發表「開羅會議公報」，在公報中列舉了凡日本「由中國奪取之領土如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以欺騙該報的讀者。 事實上，開羅會議記錄顯示，「台灣、澎湖歸還中國」是蔣介石的要求，邱吉爾並不同意，最後連蔣介石自己也沒有簽字，怎麼會由三國領袖共同發表？欺騙讀者也不是這種欺騙法。讀者若想查證，到4月26日為止，每星期二及星期四去「總統府」看展覽便可知道，台灣是被中華民國竊據的土地，有理由否定中華民國，對中華民國不爽，要求恢復台灣主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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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1:02 | |
| 第一章 蔣介石在1949年 | |
1948年底到1949年底是蔣介石輸得最慘的一年，東北被關門打狗、華北平津盡失、中原淮海失敗，1949年4月23日總統府也被人民解放軍佔領。國民黨大潰退，共產黨大追擊，真是兵敗如山倒。12月10日，在成都鳳凰山機場，蔣氏父子登上“美齡”號專機，向著渺茫的海島飛去，此後，沒有回過中國大陸。 １。東北，被關門打狗 在白山黑水之間，人民解放軍經過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勢作戰，共殲敵30餘萬人，使東北戰場成爲全國各戰場中惟一一個解放軍數量超過國民黨軍的戰場。當時，東北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達105萬人，而國民黨部隊只有55萬人，並分別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3個孤立的據點裏，成了甕中之鼈。 蔣介石對此焦慮萬分，爲挽救東北敗局，他三易東北主帥。首先，蔣介石選中了杜幸明這員虎將，結果，在1947年人民解放軍的夏季攻勢中，杜幸明遭到慘敗，這使蔣介石極爲惱火，選誰來接替杜聿明呢？想來想去，蔣介石只好把陳誠這張王牌派往東北。 陳誠奉命走馬上任後，曾大肆吹捧要“消滅共軍，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東北”，並獨攬東北的黨政軍大權。陳誠的囂張氣焰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而是輸得更慘：解放軍在1947年冬季攻勢中，消滅了蔣介石的王牌軍之一的新五軍，活捉軍長陳林達。 面對此局，陳誠灰溜溜地離開瀋陽，逃回南京。陳誠走後，蔣介石強令衛立煌接替東北“剿總”司令和東北行轅副主任之職。蔣介石和衛立煌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矛盾，在東北戰局上兩人意見更難取得一致：蔣介石主張國民黨軍主力駐守錦州，進可以守，退可以撤；而衛立煌則主張集中兵力守瀋陽，以待時局發展。 遼沈戰役前，東北國民黨的兵力分佈是：衛立煌率約30萬人防守瀋陽及附近地區，“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率約10萬人固守長春，而另一“剿總”副司令范漢傑率約15萬人防護錦州。 根據東北局勢，毛澤東運籌帷幄，確定由林彪、羅榮桓指揮東北野戰軍實施遼沈戰役計劃：首先攻取錦州，佔領北甯路錦州、山海關段，關閉東北大門，形成關門打狗之勢的戰略方針。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首先在北甯路山海關、唐山段打響，解放軍以迅猛動作切斷北甯路，佔領遼西走廊，將國民黨軍壓縮在錦州、錦西兩個孤立的據點。蔣介石見勢不妙急飛往北平親自指揮，並部署軍隊向葫蘆島結集增援。10月2日，他又飛抵瀋陽召集軍以上人員的軍事會議，決定將瀋陽的國民黨軍編爲防守兵團和攻擊兵團。防守兵團由周福成指揮留守瀋陽；攻擊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出兵遼西，解錦州之圍。 同時他不忘給將領們打氣：過去你們要找共軍主力找不到，現在已集中在遼西走廊，正是你們爲党國立功的好機會，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決心，堅決服從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然後，蔣介石情不自禁以悲觀的語調說：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戰失敗，則與各位再無相見之期矣！以往的失敗，就在於不聽我的話喲！……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死了沒什麽，可你們還年輕，再不聽我的話，一個個讓共產黨把你們抓了去，後悔晚矣！ 爲了奪取錦州，林彪一方面指示在塔山堅決阻擊由葫蘆島增援的國民黨部隊，一方面果斷下令啃下錦州這塊硬骨頭。經過6天艱苦的配合作戰，錦州解放，東北的大門隨之關上，遼沈戰役也就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下一步就該是打狗了。而東北野戰軍的下一步所指就是鄭洞國率10萬之衆困守的長春市。 遼沈戰役之前，長春之敵已被嚴密封鎖和包圍，長春成了一個孤島和死城。錦州戰役打響後，隨著戰場形勢日益惡化，蔣介石決心主持東北的大撤退。10月10日，他電令鄭洞國率部撤出長春。面對解放軍的銅牆鐵壁，突圍無疑是送死，無奈之下，鄭洞國含淚給蔣介石回電：無法突圍。蔣介石接電後認爲：長春守軍如不撤出，必將爲中共所用；如因撤出而遭殲滅，對南京團無所獲，也不至於增加解放軍的兵力。因此，他強令鄭洞國突圍，並派飛機到長春將手令空投給鄭洞國。鄭洞國接令後急與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第七軍軍長李鴻商量突圍事宜。曾澤生未置可否，這位素與蔣介石不和的愛國將領在這生死關頭正醞釀起義事宜。 16日晚，時不我待，曾澤生決定起義，並給鄭洞國、李鴻連夜發信，內容如下： 杜庭司令鈞鑒： 長春被困，環境日趨艱苦，士兵饑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殘酷，目擊傷心。今日時局，政府腐敗無能，官吏之貪汙橫暴史無前例，豪門資本憑藉權勢，壟斷經濟，極盡壓迫剝削之能事，國民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之罪惡，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軍隊爲人民之武力，非爲滿足個人私欲之工具，理應救民於倒懸。今本軍官兵一致同意，以軍事行動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于危亡，向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潭。 公乃長春軍政首長，身系全城安危。爲使長市軍民不作無謂犧牲，長市地方不因戰火而糜爛，望卻反身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則國家幸甚。竭誠奉達，敬候戎綏！ 曾澤生敬啓 鄭洞國接信後說：“曾軍長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幹！”17日，曾澤生率六十軍起義，長春東半城獲得解放。 這時，中共中央考慮，如果爭取第七軍李鴻和鄭洞國起義，不僅在政治上能動搖敵人的軍心，而且不費一槍，節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10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擬電報，對鄭洞國進行勸降。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下，21日，鄭洞國投降，長春和平解放。 長春已失，蔣介石決定命廖耀湘帶西進兵團收復錦州，並由杜孝明代替衛立煌任東北主帥，以圖起死回生。東北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在黑山、大虎山一帶堅決阻止敵人南逃和攻佔錦州。結果，西進兵團全軍覆滅，廖耀湘被俘。遼沈戰役至此，只剩下瀋陽這座孤城，東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東北野戰軍主力齊頭並進，直插瀋陽，而孤守瀋陽的衛立煌更是坐臥不安。30日，解放軍已佔領部分市區，蔣介石眼看衛立煌又要作俘虜，他面子上既不光彩，又沒人來承擔丟失東北的責任。於是，蔣介石急令空軍副司令王叔銘派飛機將衛立煌接出。 將帥一走，士兵也亂了陣腳。11月1日晨，東北野戰軍對瀋陽發起總攻，瀋陽多數敵駐區都樹起了白旗。國民黨士兵幾十人一夥，結成湖南幫、廣西幫、雲貴幫，由前面一個戴紅布條的人領著滿街尋找解放軍，見到解放軍就說：“我們投降，蔣介石再也管不著我們了！”在市中心“剿總”戰車團的院子裏，汽車、裝甲車、坦克整齊地排列著，駕駛員坐在車上，等著解放軍接收。國民黨軍重炮十一團的軍官把18門151重炮交給解放軍時說：“美國送給蔣介石的36門最大的炮，那18門讓你們在遼西繳了，這18門也請你們驗收。” 當解放軍接收蔣介石在東北的唯一高射炮團時，問團長該團有多少門炮，胖子團長後悔地說：“該死，該死，過去太粗心，本人確實不知道。”又問他炮火威力，他說：“沒有使用過，遺憾！” 11月2日，瀋陽，這座東北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隨之營口也被解放軍攻克。遼沈戰役至此宣告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47．2萬人，東北換了主人。 ２。淮海，被打開門戶 濟南戰役後，山東和華北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可以暢通無阻地和中原野戰軍協同作戰，構成了威逼徐州、直搗南京，咄咄逼人的態勢， 蔣介石精心構築的“重點防禦”計劃已被擊破。蔣暴跳如雷，爲挽救危局，決心固守徐州，確保京畿的週邊。於是，國共兩黨又在中原地區展開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決戰——淮海戰役。 中共中央命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率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共60萬人投入淮海戰役進行中原逐鹿。而蔣介石則任命劉峙爲徐州“剿總”總司令，杜幸明爲副總司令，統率黃百韜、黃維、邱清泉、李彌、劉汝明等兵團共70萬人負隅頑抗。 1948年11月6日下午，華東野戰軍發佈全線出擊的進攻命令，淮海戰役開始打響。根據形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淮海戰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力量消滅黃百韜兵團，砍斷國民黨徐州集團的右臂，爲下一步徹底消滅徐州之敵創造條件。當天，解放軍即完成了對徐州黃百韜兵團的戰略包圍。黃百韜見勢不妙，急忙收縮戰線，人民解放軍緊追不捨，層層壓縮包圍圈。最後黃百韜龜縮於碾莊一隅而不能動彈。 黃百韜被圍，蔣介石急了。他訓斥部下：“徐淮會戰實爲我革命成敗，國家存亡最大的關鍵！”他給劉峙打電話說：“七兵團在碾應仍爲敵圍攻，情況危機，至爲焦慮。萬一七兵團爲敵消滅，必影響整個戰局，仰傾全力不顧犧牲及損失，兼程東進，限期與七兵團會師解圍，倘有延誤，決按軍紀從嚴懲處，不稍寬貸。” 根據蔣介石的電令，黃維、邱清泉、李彌、孫元良部前往碾莊解圍。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軍委對此早有預料，堅決部署阻止敵人救援，這使黃百韜在包圍圈內望援興歎，坐以待斃。 11月11日，時機成熟，解放軍對碾莊黃百韜兵團發動總攻擊，在解放軍的猛烈攻擊下，黃百韜步步後退，已無招架之功，何談還手之力？ 蔣介石在南京如坐針氈，他親命顧祝同飛抵碾莊上空，鼓勵黃百韜向外突圍，並帶去大批糧食、彈藥，散下大批傳單、慰問信和“總統勳章”。黃百韜感激涕零，對著上空的飛機發誓：“總裁，請放心，我們一定堅持到最後一兵一卒！” 確實，黃百韜是夠頑固的，率部頑抵到底，直到22日，他見大勢已去，才自殺“成仁”。剩下幾個殘兵遊勇也分頭散去，各自逃命。 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已隱約覺得國民黨的喪鐘敲響了。黃百韜的屍體後被運回南京，由顧祝同報准蔣介石舉行公祭和公葬，蔣介石特此下令，說黃百韜“忠勇壯烈，追贈上將”。 消滅黃百韜兵團後，下一步即輪到解決黃維兵團。黃維兵團在增援黃百韜兵團途中，已被解放軍阻擊、包圍在雙堆集地區。蔣介石見黃百韜兵團已無藥可救，轉而嚴命徐州的杜聿明，南部的李彌、劉汝明兩部增援黃維。結果，舊戲重演，杜聿明被阻擊、包圍於陳官莊地區，其他各部亦自顧不暇。12月3日，中原野戰軍開始壓縮對黃維包圍。15日，黃維被俘，他的12萬精兵被消滅，這對蔣介石無疑是釜底抽薪。 黃百韜、黃維兵團被殲後，淮海戰場上就剩下最後一個包圍圈——陳官莊的杜聿明。當時，幾十萬之敵被壓縮在南北寬5公里、東西長20公里的狹小地帶，敵我相距不過幾米、十幾米。這時，淮海戰役總前委決定，暫緩攻擊杜聿明，部隊轉入戰場休整，並對包圍圈內的敵人實行雙管齊下：在軍事上以武力包圍杜聿明，在政治上展開攻心戰。 在這寒冬臘月，包圍圈內外，一個戰場兩個世界，一個四面楚歌，饑寒交迫，充滿了恐懼與哀傷；一個糧充彈足，暖衣飽食，一片歡樂。包圍圈外的解放軍抓緊進行了20多天的休整，並開展了生動活潑的政治教育和學習。時值元旦，部隊在戰壕裏豐衣足食，歡歡樂樂過了個節。而包圍圈內的敵軍物資供應緊張，僅靠空投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士兵們忍饑挨餓，而部分長官死到臨頭卻尋歡作樂，飲酒跳舞，縱欲荒淫，一派末日王朝的景象。 針對這種情況，解放軍開展了聲勢浩大、豐富多彩的攻心戰，方式多種多樣，有給敵人寫勸降信、送衣物、招待敵人吃飯、陣前喊話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招待敵兵吃飯。戰士們把自製的吃飯“招待證”抛向敵人，證上寫明拿此證可到解放軍陣地吃飯，以禮相待，決不侮辱，吃完飯，願留則留，願走則走。那些忍受不了饑餓的國民黨士兵，開始試著三三兩兩壯著膽子來吃，後來成批成群地來吃，吃完還要帶些饅頭回去，解放軍前沿陣地成了敵人的招待所。後來每次開飯，解放軍就敲著盆喊：“喂，喂，喂！吃飯了。過來吧！”並相約，聽到了就朝天開一槍，於是國民黨陣地上槍聲不斷。元旦這天，就餐前，解放軍戰士拿出香噴噴的肉包子，一個戰士用刺刀挑起一個放在洞牆上說：“蔣軍弟兄們，請嘗嘗我們的包子！”隔壁敵軍一把抓了過去。另一個解放軍戰士再送一個：“好吃嗎？再來一個吧！”那些吃了解放軍包子的，都願棄暗投明。 蔣介石爲使其官兵爲他賣命，空投下近百萬份的《黃百韜烈士紀念冊》，鼓勵部下以黃百韜爲榜樣。無奈，其作用適得其反，有人大罵蔣介石：“老子要飯吃，投這些廢物有鳥用，真他媽的混賬！”看到死撐下去是自取滅亡，蔣介石只好要求杜聿明突圍，並計劃空軍配合投毒氣彈協同突圍。 1949年1月6日下午3時，解放軍最後總攻杜聿明集團的時刻到了。包圍圈四周突然炮吼槍鳴，流彈火花，漫空飛濺，滾滾濃煙，籠罩上空，解放軍從四面八方湧進敵人的心臟。杜聿明集團早已到了不擊自潰的境地，官兵爭相奪路四處逃命。10日下午4時，戰鬥結束，杜聿明部被徹底殲滅。徐州“剿總”副總指揮杜聿明也被俘。 至此，歷時56天的淮海戰役宣告結束，解放軍共殲滅、俘獲敵人60餘萬人。 淮海戰役打開了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的門戶，也使世界輿論爲之震撼。紐約《先驅論壇報》驚呼：“在生活步調一向是緩慢的中國，局勢正急轉直下地接近了高潮……這一次將是一個偉大的高潮，因爲南京政府遭到悲劇顯示出一個時代的結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認爲：“1948年最後一個季度裏所發生的事頗帶有希臘悲劇的味道。” ３。平津，部將起義 遼沈戰役結束後，淮海戰場上國民黨失敗的大勢已定。華北戰場上踞守平津的傅作義部，屢遭人民解放軍沈重打擊後，又失去了南北兩面依託，軍心動搖，孤立無援，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隨時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對迅速實現全國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共中央決定抓住戰機，將其就地予以殲滅，以加速國民黨政權在全國的總崩潰。因此，毛澤東決定馬上發動平津戰役，擊垮華北傅作義集團。 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早年投筆從戎，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是馳名中外的愛國將領。他與蔣介石多有矛盾，與之貌合神離，但由於舊觀念的驅使，始終沒有脫離蔣介石。傅作義集團所轄60萬大軍，20萬是傅的嫡系部隊，另40萬是蔣介石的“中央軍”。根據當時全國和華北的戰爭形勢，傅作義集團採取“暫守平津，保持海口，擴充實力，以觀時變”的方針，在華北大地上，東起北寧線的灤縣，西到平綏路的柴溝堡，東西約1200多裏的狹長地帶，以北平、天津、張家口、塘沽、新保安爲重點，擺成一字長蛇陣，既可守又可逃，以靜制動。 針對傅作義集團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約計150萬兵力，共同投入平津戰役，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人組成總前委，負責具體指揮。作戰方針上，鑒於國民黨軍可隨時西逃綏遠或向東由天津、塘沽從海上南逃，爲了防止其跑掉，在戰術上採取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作法，決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斷敵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楊成武率領的華野第三兵團開始包圍張家口，平津戰役開始了。戰役的第一階段，解放軍採取隔而不圍或圍而不打的方針，分東西兩集團著手分割、包圍傅作義部。到12月25日，傅作義的60萬部隊已被分割包圍在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個地區。敵人的西逃或東逃之路被阻，傅作義集團欲跑不成，欲戰不能，由“驚弓之鳥”變成了“籠中之鳥”。被圍在新保安的是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軍長是傅的心腹幹將郭景雲，被圍在張家口的是孫蘭峰的第十兵團，他們均爲傅作義的嫡系部隊。爲了加快戰役的進展，中共中央軍委命令華北第二兵團楊得志部、第三兵團楊成武部分別擔任攻取新保安、張家口的任務。經過激戰，解放軍相繼拿下了新保安和張家口，新保安守軍將領郭景雲戰敗自殺，張家口守軍將領孫蘭峰被俘，傅作義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綏全線獲得解放，北平之敵西逃的希望化爲泡影。 這時，在軍事打擊的配合下，中共展開爭取傅作義和平起義的工作。經過一系列秘密接觸談判，在各方開導和形勢的逼迫之下，傅作義於12月23日就起義事宜親自給毛澤東發去一份電報，電文如下： 毛先生 毛澤東接電後，對傅作義的態度和目前的處境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爲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後，傅作義在華北的地位有了明顯改變，他對共產黨的態度也趨向緩和，但蔣介石一直在對他施加壓力，迫其南撤，故傅作義實質上還沒最後下決斷，處於動搖、猶豫之間。毛澤東從傅作義的處境設想，對他提出幾條說明和建議：目前不要發通電，這樣做很危險；中共將其列入43人戰犯名單，請其諒解；傅氏不應去南京，否則有被扣留的危險；雙方應進一步談判。傅作義聽了這些意見後，如釋重負，派人與中共繼續會談。 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中共又做好了進攻華北重城天津的準備，從而也爭取到了談判桌上的主動權。在談判中，中共明確要求傅作義在1月24日午夜前就和平起義問題進行答復，否則解放軍將對天津發起總攻。 這時，蔣介石已察覺傅作義正與解放軍秘密談判，有起義的可能，遂相繼派要員到北平察看，拉攏傅作義。蔣介石先派軍令部長徐永昌到北平要傅作義將部隊由陸、海兩路撤向青島。接著，蔣介石又派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北平，向傅說明其南撤有軍統和美軍的配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也來北平遊說，表示美國的支援。傅作義內心鬥爭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聲言要與北平共存亡，一面對和談抱有希望。 1月14日午夜，人民解放軍限期傅作義答復的時期已到，傅作義仍沒有下最後決心，人民解放軍耐心督促守衛天津城的總指揮陳長捷投降，但是陳長捷拒不投降。人民解放軍仁至義盡，按照預定計劃，於14日午夜發動了對天津的總攻。經過29個小時的艱苦作戰，到15日15時，天津戰役宣告結束，陳長捷被俘。陳長捷炫耀固若金湯、能守三個月的天津是如此不堪一擊。 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武力壓迫和政治攻勢之下，傅作義決心以實際行動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經過和談，雙方一致同意簽署《關於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協定》，協定共18條。另有附件一份，共14條。協定大意是：雙方休戰，並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務；傅部隊在指定時間和地點接受整編；城內企業、銀行、文化機關、學校、郵電、文物等暫維現狀；保護守法的外國官員和外交；釋放政治犯等等。 就在傅作義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協定的當天晚上，蔣介石獲悉後來電，大意是：相處多年，彼此深知，你現迫於形勢，自有主張，無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於1月17日派飛機到北平運走第十三軍少校以上軍官和必要的武器，約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協助。 傅作義給蔣介石回電：“遵照辦理”。同時，他把蔣介石的意圖迅速告訴了人民解放軍，要求城外解放軍在蔣介石飛機飛來時，以祈年殿爲目標，炮擊天壇臨時機場，阻止其著陸。如此四五天，終於粉碎了蔣介石企圖用飛機運走他的嫡系部隊及其裝備的夢想。 1949年1月22日，《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定》正式履行實施，北平宣佈和平解放。 無巧不成書。就在這天，南京也傳出了一條特大新聞：總統蔣公於昨天的中常會上宣佈“引退”。蔣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宣佈引退，隱居溪口，這實乃被逼無奈之舉，形勢使然。 自1948年下半年以來，國共兩黨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決戰，人民解放軍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長江的廣大土地上，前後經過142天的連續作戰，消滅國民黨軍隊173個師，共154萬多人。 三大戰役的勝利，給了蔣介石反動統治以毀滅性的打擊，其軍隊主力已被消滅，作戰部隊僅剩下100多萬人，並且分佈在從新疆到臺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戰線上，蔣介石賴以發動內戰的資本基本上輸完了，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得到解放，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基礎從根本上瓦解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 ４。南京，總統府被占 1949年初，國民黨主力已失，蔣介石病急亂投醫，一方面抓緊編練新軍，四處抓丁；一方面加緊長江防備，企圖憑藉長江天險阻擋解放軍的滾滾洪流。同時，國民黨政府爲了保存殘餘力量及美國在華勢力，爲捲土重來贏得時間，發出了求和聲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徹底揭穿了國民黨的陰謀，並提出以包括懲辦戰犯，廢除僞憲法和僞法統在內的八項條件爲和談的基礎，而且鄭重聲明，不管談判結果如何，人民解放軍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國進軍。 面對解放軍咄咄逼人之勢，蔣介石匆忙佈置長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負責，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負責，湖口到上海由湯恩伯部負責，防禦的重點在東段，東段的重點在上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爲將革命進行到底，一面通過和平談判進一步揭露國民黨的陰謀，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戰軍協同配合，加緊準備渡江作戰。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項條件爲基礎的和平談判破裂。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全軍指戰軍： （一）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蔣介石看到毛澤東和朱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後，猶如五雷轟頂，癱軟在沙發上，他強打精神命令湯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長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發佈渡江總命令。從東起江陰，西至湖口的千里戰線上，百萬大軍強渡長江。守衛長江的國民黨軍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沒有任何戰鬥力。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佔領南京，當人民解放軍的士兵進人總統府蔣介石的辦公室時，桌上的檯曆正好翻到4月23日。總統府前歡聲雷動：“活捉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在這偉大的勝利面前，毛澤東欣然命筆，寫下了一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七律詩：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老巢已去，蔣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關於“敵軍”神速推進的電報一封封來到溪口，蔣介石氣急敗壞，把電報往地上一扔，罵道：“娘希匹！敵軍！敵軍！爲什麽只報敵軍進攻不見國軍抵抗！”他登上“泰康號”輪船，氣勢洶洶地親到上海指揮部署淞滬決戰。蔣介石認爲淞滬戰役一打響，美英等國便不再袖手旁觀，坐視國民政府敗北，所以他發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戰導火線”——淞滬決戰。然而幾晝夜的殊死戰鬥過去了，從華盛頓送回的消息卻越來越令人失望：美國不會繼續捲入中國內戰。蔣介石這才突然醒悟：“淞滬決戰已經沒有意義了。”隨之杭州、武漢、上海相繼失守。
人民解放軍在渡江戰役後，分四路開始了對全國的大進軍。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的指揮下，攻佔西安古城，西安宣告解放。這時盤踞西北的國民黨部隊僅剩下陝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寧夏的馬家軍，共約40萬人。根據敵人胡、馬聯合抵抗解放軍的形勢，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確定“鉗馬打胡，先胡後馬”的作戰方針，決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殲胡宗南於扶眉地區。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殲，殘部退入川北、川東地區，胡馬聯盟基本被粉碎，西北戰場上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解放軍由相對優勢變爲絕對優勢，戰爭的主動權已完全掌握在解放軍手裏。 胡宗南主力被殲後，處於絕望中的蔣介石企圖依靠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部，扭轉西北戰局，於是他積極策動二馬與解放軍在平涼地區決戰。但是二馬爲保存自己的實力，在解放軍尚未迫近時即各自後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軍冒著烈日酷暑，千里追擊敵人，最後造成西北野戰軍隨敵向蘭州、銀川進軍，各個殲滅馬步芳、馬鴻逵的有利態勢。 8月26日，蘭州獲得解放，馬步芳部全軍覆沒，寧夏馬鴻逵集團更加孤立無援。解放軍乘勝前進，不給馬鴻逵以喘息之機，於9月份徹底消滅殘餘之敵，二馬集團在西北八十餘年的封建統治被推翻，從而爲進軍新疆創造了條件。 新疆境內的形勢十分複雜，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進步人士外，還有繼續頑抗的國民黨勢力，以及親英美的鼓吹新疆獨立的勢力。1949年，駐守新疆的國民黨軍，是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所指揮的7萬餘人。蔣介石在軍事大潰敗後多次電令陶峙嶽，只留1個旅擔任新疆的防務，其餘部隊悉數內調人關參戰。由於新疆的國民黨軍隊派系複雜，在內調問題上態度不一，如強行內調則可能使新疆10萬軍隊呈分裂瓦解狀態。爲了不使地方混戰和替國民黨充當內戰炮灰，陶峙嶽以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和經費龐大爲藉口，拒絕內調。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疆的局勢一直十分關心。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張，並派鄧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動。在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在中共代表的大力爭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嶽率國民黨駐新疆全體軍政人員發出通電起義，宣佈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軍進駐新疆，蔣介石又丟掉了西北戰場。 再說中南和西南戰場，湘、贛、粵、桂等省由國民黨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餘漢謀部所控制。解放軍過長江後於7月從東西兩面逼近長沙。長沙50萬人民舉行遊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戰爭”、“戰爭販子滾出湖南”等口號，要求湖南和平解放。對於湖南人民的正義要求白崇禧極力鎮壓，而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將軍和駐守長沙的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將軍卻深知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表示願意謀取湖南和平，避免生靈塗炭。在毛澤東的直接爭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潛、陳明仁率部起義。 這時，白崇禧的防禦體系正面出現了一個大裂口，他擔心其嫡系被殲，急忙收縮戰線，宋希濂集團、餘漢謀集團攜手建起一條以衡寶爲中心，東起粵東，西至湘西的“湘粵聯合防線”，以防止解放軍南進。針對敵人的負隅頑抗，毛澤東巧妙部署，採取大迂回、大包圍、大殲滅戰的作戰方針，將天羅地網撒向華南、中南、西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解放了粵北和廣州。10月，國民黨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把西南作爲最後掙紮之地。 爲確保西南，1949年8月底蔣介石曾親臨重慶召見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軍政要員，密謀固守西南，稱：“必須保住西南地區，作爲復興基地，將來才能與臺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進行反攻。”9月底，陸續退守西南和原駐防西南的國民黨部隊達90餘萬人，這成了蔣介石計劃固守西南的最重要資本。10月，蔣介石抛出了在西南同人民解放軍進行持久作戰的計劃，確定“以機動防禦配合遊擊作戰，進行持久抵抗，爭取時間，等待國際事變”的應變方案。他調兵遣將，部署了以四川爲核心，以川陝邊界爲重點設防，構成沿秦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並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線”，妄想依託這條“中國的馬其頓防線”，爭取時間進行反撲。 毛澤東早已明察蔣介石的意圖，命令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統率60萬解放大軍，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包圍西南諸敵，並力求全殲胡宗南集團於國境線之內。10月下旬，第三、第四野戰軍前委決定同時發起廣西和西南作戰。11月，解放軍突破宋希濂、穀正倫防守的川湘鄂邊防線和湘黔防線，蔣介石吹噓的“大西南防線”被攔腰斬斷。 蔣介石如熱鍋之上的螞蟻，急忙命部隊後撤，集中防守重慶，並策劃退往滇、康地區。劉、鄧大軍果斷深入敵後，切斷敵人退路，對重慶形成包圍態勢。蔣介石見勢不妙，於11月3O日淩晨，帶著從廣州來渝還不到50天的“國民政府”，匆匆乘飛機逃往成都。當天下午，重慶解放。 重慶既失，成都已無險可守，蔣軍兵敗，勢如山倒。12月7日，蔣介石宣佈將其“政府”遷往臺灣。 樹倒猢猻散，那些早就不願爲蔣介石賣命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爭先恐後與解放軍接觸，聯繫起義事項。雲南的盧漢和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王伯勳等相繼起義。國民黨各部起義高潮疊起，解放軍推進日行幾百里。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西南作戰，從戰役發起到結束，爲時不過57天，前進約三千華裏，提前兩月完成戰役計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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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1:06 | |
| 第一章 蔣介石在1949年 | |
蔣介石在推卸自己失敗的責任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不是因爲共產黨，而是被我們的內部某派系搞垮的。這當然有推卸之意，實際上也有被內部矛盾搞得狼狽之意。蔣介石和他的屬下們的關係是根據這些人對他的忠誠程度、作用大小，以及姻親、門生、同僚等而劃分爲嫡系和非嫡系，由此決定“總裁”對每個人的親疏遠近和地位高低。蔣介石把“五虎上將”、“十三太保”等各色嫡系親信安置在黨。政、軍、經、特各個部門的要津。但是，對於非嫡系人物，蔣介石則小心謹慎，猜忌多疑，爲達到控制之目的而煞費苦心。尤其是桂系，可算作國民黨內蔣介石多年的老對手。在解放軍大軍迫近，蔣家王朝搖搖欲墜之時，窺覰王位已久而又屢不得志的桂系在美國的支援下向蔣介石發起逼宮，蔣介石被迫“下野”。 １。蔣桂“仇”史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黃埔路的蔣介石府邸，燈光耀眼，火樹銀花，溢彩流光，總統府舉行迎新年便宴。前來參加宴會的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院長孫科、立法院院長童冠賢、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以及國民黨中常委張群、張治中、邵力子、陳果夫、穀正剛、張道藩、吳鐵城等40多人早已到齊。不多時，蔣介石從樓上下來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揮手請衆人入席。儘管餐桌上有豐盛的山珍海味，宴會廳亦裝飾得富麗堂皇，可是大家正襟危坐，彼此無斛籌交錯，也看不到人們歡樂的笑臉，往日的熱鬧氣氛消失了。 蔣介石首先開口，他以低沈的音調說：“現在局勢嚴重，黨內有人主張和談。我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不能不有所表示。現在擬好一篇文告，準備元旦發表。請嶽軍（張群）先生朗誦一遍，徵求大家意見。”文告旨在聲明保存國民黨“憲法”、“法統”和軍隊的前提下向共產黨“求和”，並且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蔣介石）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文告讀畢，全場鴉雀無聲。蔣介石扭頭問坐在身邊的李宗仁對文告有什麽意見，李宗仁回答說：“我與總統並無不同意見。”這時，有人表示文告可發，即同意蔣介石可下野，但CC系骨幹分子谷正剛、張道藩等人卻站出來嚎陶大哭，既反對與共產黨和談，又反對蔣介石下野，人們議論紛紛，爭論不休。這使蔣介石更爲惱火，他大發雷霆：“我並不要離開，只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爲共產黨，而是因爲本黨中的某一派系。我們是被我們內部某個派系搞垮的！”說罷憤然離去。 這“某一派系”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以李宗仁爲首的桂系。在這形勢非常時刻，蔣介石爲何大罵桂系？ 原來，在國民黨內部蔣介石和桂系有解不開的疙瘩，桂系屢屢給蔣介石製造麻煩也由來已久，說來話長。桂系擁兵西南，以廣西爲根據地，其三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閎個個能力非凡，智力超群，其部隊也能征善戰，在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屢建奇功，威震全國。這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戰功、不易動的桂系，有爭鼎之心，問鼎之力。這使蔣介石感到如臥榻之旁的猛虎，寢食難安。 桂系和蔣介石歷史積怨頗深。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已分裂爲武漢、南京、上海三個党部和南京、武漢兩個國民黨政權。南京方面蔣介石搞得一團糟：軍事上軍紀敗壞，戰鬥力不如其他派系，北伐孫傳芳、張作霖連連敗北；外交方面，日本出兵山東後，蔣介石又摸不透西方各國的態度而猶豫不決。“七一五”政變後，南京和武漢在反共問題上達成妥協，漸有寧漢合流之勢，但武漢的汪精衛堅持只有蔣介石下野，才能謀求寧漢合作，他們把蔣介石視爲合作的主要障礙。汪精衛的這一主張就成了南京政權內李宗仁等桂系逼蔣下野的一個絕好藉口。 恰在這時，蔣介石親自指揮的津浦路戰事連遭失利，他想以軍事勝利來緩和緊張局勢的希望成爲泡影。1927年8月6日，蔣介石從前線回到南京召開師長以上的高級軍官會議，前敵總指揮、第十軍軍長王天培也列席參加。當王天培一進入會議廳，參謀長白崇禧就嚴肅地說：“你知罪嗎？”王天培被突如其來的責問嚇呆了，面色蒼白，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白崇禧接著說：“你不服從總部的戰略部署，陽奉陰違，在進攻徐州的戰役中，被敵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漬敗，幾乎影響整個戰局，而且部下還控告你十大罪狀……”在場的軍官驚訝地看著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蔣介石冷冷地注視著會場，他搞不清楚白崇禧是在斥責王天培，還是在影射他。許多軍官也在偷眼看他，他猛然驚醒，大喝一聲：“王天培，你知罪嗎？帶下去，軍法處置！” 王天培成了蔣介石開脫戰敗責任和發泄羞憤的犧牲品，這更激起了廣大官兵的恐慌，紛紛對他敬而遠之而投向李宗仁、白崇禧一邊。李、白曾爲蔣介石立足東南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時他們與蔣已是貌合神離，遂抓住機會，加緊活動倒蔣。 8月初的一次國民黨黨部和高級軍事會議上，白崇禧和孫科、何應欽等串通一氣，尋機向蔣發難。孫科提出：“現在形勢太緊張了，蔣先生是不是該出國休息一下？”白崇禧緊接著附和：“總司令太辛苦了，是應當休息休息。再說，此時爲團結本黨，顧全大局，總司令離開一下也好。”李宗仁、何應欽、鄒魯等人表示同意，主張蔣介石出國的占多數，認爲蔣介石出國有利於寧漢合作。 在武漢汪精衛的直接逼迫和桂系的配合下，蔣介石經過種種考慮不得不於8月13日發出《辭職宣言》，回溪口老家去了。是爲蔣介石第一次下野。事後，白崇禧說：“革命是大家的事，蔣走了很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幹革命工作，沒他，我們一樣可以做。” 甚至蔣介石的親信何應欽也說：“蔣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從此我們也可以愛一愛國家了。” 而下野對於深謀遠慮的蔣介石來說是以退爲進，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與其成爲衆矢之的，不如暫時將計就計避開鋒芒，觀戰局外，讓寧、漢、滬各派爭吵，待時機成熟時東山再起。對此，他在日記中寫道：“時局紛擾，內部複雜，南北皆同，只有靜鎮謹守，持之以定，則待機而得，無不得最後之勝利也。”而同時，他對桂系也記恨尤加，指責桂系對他施加壓力迫他下野。此有董顯光的《蔣介石傳》爲據：“其時，廣西將領威認爲與漢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圍之險，由於蔣總統被視爲和議之障礙，他的舊日同志遂不免對他施加壓力。在此環境中，蔣總統雅不願保持其權位。”可見，蔣介石記下了桂系反蔣的一筆賬。 而蔣介石和桂系的第一次真正較量則是1929年的蔣桂戰爭。 1928年1月蔣介石複職後對各派有拉有防，明拉暗防，相機收拾。爲了整倒桂系，他頗費了一番心思。先是桂系爲爭奪地盤曾聯合程潛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敗後蔣又慫恿桂系回頭打程潛，致使程潛被擠走，桂系進一步壯大。對此，蔣介石如坐針氈，必須拿桂系開刀！ 第一步，起用唐生智，打倒白崇禧。唐生智被桂系打敗後隱居上海，蔣介石派人授以權計，拉攏唐生智，使原屬唐生智部下。現已投靠白崇禧的李品仙、廖磊等回歸舊主；第二步，瓦解桂系。桂系中李明瑞、楊騰輝與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蔣介石遂許諾給李、楊以高官厚祿，待其時機成熟率部倒戈；第三步，拆散粵桂聯盟。李濟深爲粵系首領，陳濟棠、陳銘樞爲李濟深麾下兩員大將，粵桂向爲一家。蔣介石趁李濟深進南京的機會幽禁李濟深，收買陳濟棠和陳銘樞，使二陳投靠了蔣介石。 1929年2月，桂系將領夏威、胡宗鐸中了蔣介石的詭計，向湖南魯滌平開火，蔣介石抓住此把柄後下令討伐桂系，進攻桂系中心武漢。這時，李宗仁困處上海，李濟深被拘南京，白崇禧遠在平津，黃紹閎踞守廣州，桂系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兩軍一交火，早已做好倒戈準備的李明瑞、楊騰輝公開亮相，桂軍亂了方寸，紛紛落荒而逃。在蔣桂第一次較量中桂系失敗。這次桂系被蔣介石打了個七零八落，但它時時圖謀東山再起，蔣介石的第二次下野與它也有脫不掉的干系。 蔣介石打敗李宗仁後“削藩”信心大增，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兩大派系即成爲其眼中釘、肉中刺了，下一步即磨刀霍霍指向馮閻。但馮閻自知勢力不足，火候欠缺，就主動聯絡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等共同反蔣。這時，李宗仁兵敗退居香港。 193O年8月，避居香港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在寂寞無聊之際，應友人之邀到北平旅遊。這本是一次私人性質的遊歷，誰知經新聞媒體報道後，雲集北平的各派反蔣人物獲悉桂系巨頭李宗仁夫人北上的消息後，猶如注射了興奮劑一般，彼此奔相走告。郭德潔抵達北平時，軍政各界代表數百人在車站迎接，郭氏不知緣由，她內心一面猜測，一面笑容可掬地頻頻還禮。下榻之後，鄒魯、謝持、汪精衛、陳公博等國民黨元老前來拜訪這位年輕的李夫人。郭德潔做夢也沒想到在丈夫走揹運時她居然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不過，她很快悟出了其中的奧妙：拉桂系入夥共同反蔣。聰明漂亮的郭德潔尷尬表情迅即一掃，竟假戲真做，談笑自如地和各方代表應酬起來，居然成了桂系參加反蔣會議的代表。代表們一致推舉閻錫山爲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爲副總司令，共舉反蔣大旗。 1930年3月，蔣、馮、閻、桂中原大戰爆發。中華大地硝煙彌漫，烽火連天。蔣介石借助東北張學良的力量力挫群雄取得勝利。李宗仁見勢不妙將部隊退回廣西老巢，但部隊給養困難，糧餉兩缺，處境艱難。這時，蔣介石獨霸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南京政府的胡漢民對此率起反對，蔣一怒之下把胡漢民扣押。消息傳出，全國輿論譁然。桂系乘機聯合粵系和香港的汪精衛等擴充兵力，厲兵襪馬，揚言北伐，蔣介石則調兵遣將，準備南征。正待在戰場上決一雌雄之時，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又一次成爲衆矢之的。 在四面楚歌中，蔣介石感到與桂、粵僵持下去不是高明之舉，同時爲了轉移全國人民怒斥國民黨抗日不力的視線，他再次以退爲進，於1931年12月5日宣佈下野，帶著宋美齡回老家溪口去了。臨走之前，他留給于右任、何應欽、孫科等人一封信稱：“此去須入山靜養，請勿有函電來往，即有函電，弟亦不拆閱也。”看，蔣介石下野的決心有多麽堅決！但不過12天，他又上臺了。這種拙劣的表演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鑒於幾次遭桂系打擊，蔣介石對桂系更是嚴加防範，甚至欲借刀除之，而桂系經過一系列挫折後也持重多了，他們採取了一套新做法：休養生息，保存實力，養精蓄銳，蟄居待機；對於廣西以外的事，賺錢就幹，賠本不來，更不買蔣介石的賬。 ２。總統競選好戲連台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各戰場連連失敗；加之，國民黨政治、經濟的腐敗使各界反蔣情緒日益增長；而美國眼看蔣介石是個扶不起的“阿斗”，欲另覓新歡取而代之。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面臨翻船的危險。爲了安撫人心，1948年3月，蔣介石召開“國民大會”，決定實行憲政，“還政於民”，選舉正、副總統。這樣，圍繞正、副總統的權位問題，蔣、桂爭鬥又日趨激烈。結果，李宗仁如願以償當上副總統，並促使蔣介石第三次下野。 美國在對蔣介石失去信心的情況下默許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在美國的支援下，李宗仁做起了黃粱美夢，一心要參加競選。對於這次選舉，開始蔣介石公開表示希望“本党黨員自由競選”，眼見李宗仁真要參選，蔣介石露出了廬山真面目：我是當然的正總統，豈容老對手做副總統，不是自找麻煩嗎？ 4月3日，他親自召見李宗仁勸其棄選。蔣介石說：“你最好放棄競選。” 李宗仁據理力爭：“你已表示可以自由競選，現在木已成舟，很難從命了。” 蔣冷冷地說：“我是不支援你的。我不支援你，你還選得到？” 一聽這話，李宗仁很惱火：“這倒很難說，你看吧！我可能選得到！” 蔣介石霍地站起來口中連說：“你一定選不到，你一定選不到！” 李宗仁平靜地說：“委員長，我一定選得到！”說完，李宗仁轉身而去，談話不歡而散。 一計不成再施一計。蔣介石召集黃埔系重要幹部開會秘訓：“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無疑將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們如果是我的學生，是我的忠貞幹部，就應該替我把這柄利刃拔出來。”同時，爲了打敗李宗仁，他拉孫科競選副總統，以此分散李宗仁的選票。此外，參選副總統的還有于右任、程潛、莫德惠、徐博霖等，而蔣介石、居正爲總統候選人。 選舉期間，爲了阻止李宗仁當選，孫科受蔣之命動用了國民黨黨部、同學會、政府機關、憲兵、中統、軍統等一切力量，對“國大代表”威逼利誘，甚至三更半夜還去“代表”家中“訪問”，轉達從蔣意者有官有錢，違蔣意者自毀前途的意思。“國大代表”不堪其逼，怨聲載道，議論紛紛，認爲蔣介石手法幾近下流，李宗仁氣憤已極聲言退出選舉。蔣介石無奈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又假惺惺地回頭勸李參選。如此反反復複鬧了幾次。選舉結果，蔣介石當選爲總統，李宗仁當選爲副總統，孫科等人落選。 公佈選舉結果那天，蔣介石在官邸從收音機中聽到李宗仁當選的消息時，盛怒之下竟將收音機踢翻在地。李宗仁對此毫無所知，竟傻乎乎地帶著夫人郭德潔到蔣的官邸拜謝，結果，李宗仁夫婦在會客室等了足足半個小時，蔣氏夫婦才姍姍來遲，雙方表情都不自然，話不投機，李宗仁只好寒暄數語而出。蔣介石故意給了他一個警告。 1948年5月20日，南京舉行正、副總統就職儀式。這一天，南京各單位一律放假，通行大道上，張燈結綵，爆竹喧天，歡樂的南京似乎掩蓋了國民黨已經敲響的悠悠喪鐘。就職典禮即將開始，李宗仁派人去侍從室問蔣就職時穿什麽衣服。蔣說：“穿西裝大禮服”。李宗仁聽後，心中犯疑：老蔣從來喜歡提倡民族精神，在這莊重時刻爲什麽穿西裝？不一會侍從室又傳出蔣的手諭：穿軍便服。典禮開始了，此時出臺亮相的蔣介石一身長袍馬褂，而李宗仁身穿軍便服猶如一個大副官佇立在蔣的身後，形象極爲難看。李宗仁頓悟出蔣介石在有意捉弄他，索性昂首挺胸不以爲然。蔣介石斜眼看到李宗仁不倫不類的樣子心中暗樂，多日來的惡氣總算出了一口。蔣介石運用當年在上海灘從黃金榮那裏學來的一套把戲，使李宗仁當衆出了個洋相。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這一悶棍表面打在孫科身上，卻痛在蔣介石心中。蔣不會對此善罷幹休，他尋機對桂系進行報復。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國防部長，調任他爲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幾乎被這一紙任命氣昏過去，他堅決不幹，帶著夫人馬佩璋去了上海。馬佩璋對此心存怨言，有一次對郭德潔說：“你的老公做了副總統，我的老公卻把國防部長丟了！”其實，誰人不知白崇禧的國防部長是徒有虛名呢？ 白崇禧出走上海，蔣介石下不了臺，只好派白崇禧的老搭檔黃紹閎去勸駕，黃對白曉之以理，認爲在南京做個國防部長不過是籠中之鳥，有名無實，不如趁此機會到華中“剿總”武漢團結實力，靜觀大勢，然後迫蔣下臺，到時由李宗仁出面來收拾局面，豈不大有可爲？白崇禧一聽言之有理，遂接受了南京任命，一心經營華中。這樣，桂系迫蔣下臺的軍事形勢開始形成，只待時機來臨。 1948年底，毛澤東不失時機地發動了對國民黨的戰略決戰，遼沈、淮海戰役使國共前途漸趨明朗。眼看蔣家王朝已不可救藥，美駐蔣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建議，“是否可建議委員長退位，讓位於李宗仁。”蔣介石聞知美國策劃換馬後非常惱火，無奈人家是主子不敢得罪，只好涎著臉派夫人宋美齡到美國“哭秦庭”，陳情求援。這時，美國已失去了往年迎接蔣夫人時的熱情，只允許宋美齡以私人資格訪問，總統杜魯門對宋美齡的求援不予理睬，並指出：“就現在局勢惡化之程度，除實際調用美國軍隊外，任何大量之軍事援助，均於事無補。”宋美齡空走一趟一無所獲，只好暫住孔祥熙在美國的別墅，準備作長期努力。 在國共兩軍酣戰的關頭，蔣桂鬥爭也達到高潮。淮海戰場上，國民黨軍隊面臨覆滅的危險，蔣介石心急如焚三番五次命華中“剿總”白崇禧增援，白崇禧卻按兵不動，並且接連給蔣發來“亥敬”、“亥全”兩電，策劃“逼宮”，由李宗仁上臺，以利和談。李宗仁則宣佈了包括“蔣總統下野”在內的五項和平主張，而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河南省主席張軫也隨電附和。其時，在解放軍大軍壓頂的形勢下，共產黨宣佈不以蔣介石政府爲和談物件，這又給桂系倒蔣提供了機會。 蔣介石經過慎重考慮決定下野。對此，蔣經國在日記中有所說明：“父親曾縝密考慮引退問題，蓋以在內外交迫的形勢之下，必須放得下，提得起，抛棄腐朽，另起竈爐，排除萬難，爭取新生。”因此，才有了本節開頭所描述的1949年元旦之夜蔣總統的“最後的晚餐”。 幾十年來，蔣桂之間風風雨雨，衝突不斷。有時表面看來他們似乎是一前一後，如影隨行，其實，他們大多貌合神離，涇渭分明，甚而兵戎相見。桂系之於蔣，是僅次於共產黨的心腹大患。 ３。李總統“總而不統” 1949年1月1日，新華社廣播了毛澤東撰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同日，蔣介石的元旦文告發表。但是，蔣的文告只有“求和”並無“下野”的字樣。蔣介石還在有意拖延，戀棧不去。並且他還致電白崇禧作一說明： 亥敬亥全兩電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前途演變尚極微妙，望兄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借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 對於蔣介石的頑固不退，美國不答應，桂系不答應，全國人民不答應。司徒雷登大使的顧問傅涇波打電話給李宗仁，認爲蔣總統的元旦文告有收回兩周前辭職的決定，請副總統以適當形式對蔣總統予以勸告。李宗仁當下給白崇禧打電話要他採取更激烈的逼蔣舉動。很快，滬寧一帶傳遞著一條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蔣氏如再堅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隊將退出武漢地區，讓開長江一線給中共。與此同時，武漢三鎮大街小巷上貼滿“蔣總統不下野，中共將不肯和談！”“蔣不下野，美援無望！”的標語。 而蔣介石對自己的遲遲不去自有說法，他在日記中寫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滅了，聞尚有三萬人自陳官莊西南突圍，未知能否安全脫險，憂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爲他人強逼下野者，爲此杜部待援，我責未盡耳。”原來，他還挂念著杜聿明能使淮海戰場起死回生。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和談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僞憲法；廢除僞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與此同時，桂系也在悄悄行動準備另立政府，加緊逼蔣行動。 1月19日，蔣介石只好再次召集孫科、張群、吳忠信、陳立夫等人開會研究下野事宜。蔣介石道：“毛澤東的時局聲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八項條件下的和平談判，這些條件太苛刻了。我是決定下野。現在有兩個方案請大家研究：一個是請李德鄰出來談判，談妥了我再下野；另一個是我現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來主持。”蔣說完，衆人面面相覷，半晌無言。 吳鐵成壯了壯膽，說道：“此事關係重大，是否召開中常會討論一下？” 蔣失望之極，冷冷地說：“不必！什麽中常會！我如今不是被共產黨打倒，而是被國民黨打倒的！” 陳立夫眼淚汪汪叫了聲：“總統！” 不等陳立夫說下去，蔣不耐煩地站起來連聲說：“好極了，好極了！我決定採取第二種辦法。下野文告怎樣措詞，請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貫徹戡亂的主張，又何必再爲和平之障礙！明天我去找李德鄰，叫他來幹，後天我就走開！” 第二天，蔣介石召見李宗仁說：“德鄰兄，我是決定下野了，由你頂起這個局面，和共產黨講和任務艱巨啊。”李宗仁推辭一番：“你尚且不能講和，我更不行。”二人虛情假意客氣一套自不必說，蔣介石決計下野。 1月29日上午，蔣介石在官邸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場氣氛極爲沈悶。蔣首先發言：“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和中共和談。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挽救党國危機。”蔣聲音低沈，似有無限悲傷。 等他談罷，谷正綱等人舊戲重演，含淚大聲疾呼：“總裁不宜退休，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 蔣介石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說：“事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此決定了，我今天就離開南京！”說罷起身欲走。 李宗仁連忙問：“總統什麽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 蔣邊走邊說：“我還有事未辦，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這時，老態龍鍾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總統！總統！” 蔣稍停問道：“何事？” 于右任說：“爲和談之方便起見，可否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 蔣介石把手一甩：“你找德鄰辦去！”說罷，揚長而去。大鬍子于右任在衆目睽睽之下討了個沒趣，尷尬地慢慢走了。 午飯後，李宗仁等紛紛趕往南京明故宮機場準備爲蔣送行，豈料蔣介石離開會場便直奔機場乘“美齡”號飛機轉道杭州回了溪口。李宗仁撲了個空，也再次嘗到了蔣介石對他的戲弄。但他轉念一想，總統職位已經到手，區區小事不必計較，不禁暗自高興。而蔣介石這時心情則異常沈痛，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不得不離開這個我親自建立的首都，和總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時候，內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從此，蔣介石再也沒回南京。 蔣介石離開後，張群將蔣介石的下野文告交李宗仁過目。李宗仁看到文告中並無“下野”、“辭職”、“繼任”等字樣，只有“代總統”，很是生氣。白崇禧得知後也說：“德公，劉邦當年對韓信說過，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爲假！我勸你要做就做真皇帝，千萬別做什麽代的！”李宗仁堅持修改文告，將“代總統”改爲“繼任總統”。張群打電話給蔣， 蔣介石滿口答應說修改到李宗仁滿意爲止。 第二天，各報均以頭條位置同時刊登了蔣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繼任文告”。李宗仁興衝衝地細讀兩則文告。“下野文告”曰：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爲冀感恪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關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 看著看著，李宗仁臉色大變，忍氣細讀自己的“繼位文告”：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昌勝惶恐。惟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爲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志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龜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爲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 讀罷兩則文告，李宗仁才知“下野文告”根本只字未改。他不禁大罵：“老蔣之爲人，至此危急存亡關頭仍不忘權詐，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無奈，事已至此，只好由他罷。 蔣經國後來在他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談及蔣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時說：“父親之所以要引退，是考慮到下面三個因素：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丙，另起爐竈，重定基礎。”而蔣介石後來追述他第三次下野時曾說：“我之下野的決心，固不能說全無國際環境之影響，但其重要因素還是由於我們內在矛盾的關係所多。”他還聲稱其下野是出於對臺灣問題的考慮：“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臺灣就不能兼顧，亦就不能成爲‘反共抗俄’的堡壘。” 看來，蔣介石早就找好了退路，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並且下野之前，他還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湯恩伯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張群爲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爲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爲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陳誠爲臺灣省主席，蔣經國爲臺灣省党部主任委員，薛嶽爲廣東省主席。他把親信安置在大陸西南、東南、沿海及臺灣的重要部門，並密令將大陸的軍械、黃金和文物統統運往臺灣，以防不測。 ４。蔣介石“垂簾聽政” 蔣介石雖避居溪口，這和當年袁世凱削職回項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樣，是職退權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鎮駕了七部電臺，準備隨時操縱局面，而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奔赴溪口請示總裁面諭的人也不絕於途。溪口小鎮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爲國民黨新的政治中心，蔣介石也成爲世界上最忙的閒人。 蔣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湯恩伯、何應欽、顧祝同等人開會部署長江防守計劃，決定重點防守湖口以下，以確保上海的安全，將臺灣作爲最後據點，由湯恩伯負責總指揮。在會上，蔣說：“共產黨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錢。”而在南京的李宗仁雖說“代總統”面子不夠，畢竟蔣介石讓位了，他要挽救危局，打出和談的旗號，爭取時間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爲此他也加緊部署江防，決定重點防守湖口以西，確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島爲最後打算，由白崇禧負責指揮。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 李宗仁電報一發，蔣介石大怒，即命孫科將行政院和國民黨中央遷往廣州，以示和李宗仁領導的南京政府對立，而大批國民黨黨政要員既不去廣州也不在南京卻聚集上海，兩邊都不得罪，這就形成了“一國三公”的局面。 2月5日，毛澤東發表文章譏評道： 同時，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宣佈不承認南京政府。蔣介石對此幸災樂禍，他在日記中寫道：共匪於今用廣播明白表示不承認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與邵力子、張治中等人當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顔至此，尚計其革命歷史與人格乎。 李宗仁見蔣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爲，遂策劃逼蔣出國。和談代表張治中和屈武對他深表同情，願請纓前往溪口一勸。蔣介石一見張治中和屈武便沒好氣地說：“你們是要勸我出國的吧？”他隨手拿起一張報紙：“報紙上早就登出了。他們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個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幾句話把張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談一事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消了氣，說：“你可以告訴德鄰，我一定支援他。德鄰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德鄰的成敗就是我的成敗。我願終老家鄉，絕不再度執政。”可是誰又會相信他的話呢？蔣介石趁機就和談規定了最低限度：劃江而治，就地停戰。 4月1日，國民黨派出張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中共談判。這時，解放軍早已飲馬於長江北岸，隨時準備過江。對於國民黨的要求，中共中央答復：不承認已停戰，無論和戰解放軍均要過江，並且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訂案）。 這不啻給李宗仁當頭一棒，是戰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書一封派人送給蔣介石：“和談正在進行，結果未可預蔔。回顧宗仁主政以來，形格勢禁，難於集中權力，迅赴時機，如果和談萬一破裂，戰爭重啓，則宗仁斷難肩此重任，深願引身求去，以謝國人。”蔣介石看罷信說：“現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總統，一切由他作主。不過我是支援他的。”4月16日，談判代表黃紹閎帶著《國內和平協定》回南京請示是否簽字，李宗仁不敢簽字，即派人送蔣過目。蔣介石一看，拍案而起：“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李宗仁無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將領開會，研究和談事宜。白崇禧認爲中共中央的和談條件過於苛刻，決不能簽字。黃紹閎則認爲共產黨已答應保留桂系軍隊和地盤，李宗仁還可做聯合政府的主席，這已很寬大了，應抓住機會簽字。其他人議論紛紛多不主張簽字。最後，李宗仁也表示拒絕簽字。 4月20日，和談破裂。對日，解放軍渡過長江。 黃紹閎見國民黨大勢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飛往香港。在機場，他遇到屈武，他對屈武說：“快到西北去！”屈武會意後也迅速逃離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內響起了零星的槍聲，人們紛紛打起包裹細軟出逃，交通一片擁擠，李宗仁決定離開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雲”號飛機飛往廣州，飛機飛了1個小時後，他突然命飛行員轉變航向，去了桂林。當晚，南京解放。 這時，蔣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車悄然駛離溪口，登上“太康”號軍艦，駛往上海。從此，蔣介石父子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故鄉。 27日，蔣介石在上海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發表文告，內稱：“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同時，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廣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蔣處處掣肘，自己手中無錢、無槍、無軍隊，實在難以一展宏圖，他不想去廣州，一到廣州即無法脫身了，還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穩些。鑒於此，他和白崇禧等經過一番磋商，擬出五項條件： 代總統有權調整軍政人事；移存臺灣的金錢應運回大陸以供軍政開支；所有軍隊一律聽從國防部指揮；中常委之決策，只能作爲建議；蔣先生出國。 對此五項條件，蔣假惺惺地表示答應，唯有出國一事他不同意。他說：“中正許身革命40餘年，始終一貫爲中國之獨立自由而奮鬥。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正竟無立足之地。”他寫信給李宗仁：“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正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爲牽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李宗仁被蔣的花言巧語所迷，還是飛往了廣州，繼續做蔣的替罪羊。 在解放軍咄咄逼人的進攻下，5月25日，蔣介石親自指揮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蔣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處安身。5月末，他終於來到臺灣，落腳於臺北十幾公里處的草山，因忌諱“落草爲寇”的“草”，便改草山爲陽明山，以表示對哲學家王陽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蔣介石的“總統府”。 草山，青山環繞，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遊覽的勝地，但是，山河美景不能激起蔣介石的一絲遊興。煩悶之餘，蔣開始擬定防台計劃，決定以舟山、馬祖、金門、澎湖一線爲前哨，以防務臺灣爲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閻錫山兩次來台，要蔣介石到廣州“主持大局”，蔣經國覺得“尚非其時，亦非其地。”蔣介石則不然，認爲複出的機會將要來臨，遂於6月14日飛抵廣州，李宗仁毫無思想準備，只得乖乖聽從蔣的擺佈，宣佈成立非常委員會，主席是蔣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這無異於恢復了蔣的獨裁。不久，他在對部下的一次訓話中解釋了他赴廣州主持大政的理由： “我是一個下野的總統，論理不應再問國事，一切由李代總統來處理……但想起總理生前的囑託，勉以‘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的遺言，現在是我黨危難關頭，所以我以黨的總裁地位來領導大家同共產黨作殊死戰。”看，他的理由又是多麽動聽。 蔣介石醞釀從幕後走向前臺。 | |
NO:410_3
|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1:09 | |
| 第一章 蔣介石在1949年 | |
美國是蔣介石的國際後臺老闆。多年來，美國給予蔣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經濟援助，尤其是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中，美國更是從全球戰略利益考慮，把蔣介石作爲其在中國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戰爭的尾聲，美國的對華政策卻發生了微妙變化，美國人開始試圖從中國的內戰中脫身。因爲，美國人對中國的局勢是清楚的，他們可不願將政治和經濟資本投入到蔣介石政權這艘“沈船”上，美國人要同他拉開距離，等待所謂的“塵埃落定”。 １。美國人失望了 對日戰爭結束後，在全球範圍內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對峙狀態，國際關係進入“冷戰”時期，蘇聯上升爲美國的頭號敵人，世界也由此也構成兩極對立的格局。而在中國，共產黨接近蘇聯，國民黨接近美國。那麽美國在中國利益的具體維護者，便當然地成了國民黨。蔣介石則成爲美國利益的具體執行者。 正是基於國際兩極對立的戰略利益考慮，在美國有一大批支援蔣介石的人。其中許多人後來被認爲是些“利用中國問題來到達個人目的蠱惑民心的政客”。在國會中，衆議員理查德·尼克松和喬治·唐協羅不停地爲蔣介石搖唇鼓舌。參議員布利特曾經建議，在今後的三年內，美國對中國經濟投資十億美元以上，派軍事、文化顧問前去監督改革，並要派麥克阿瑟將軍到中國充任“總統的個人代表”，以實行一項“防止蘇聯征服中國的計劃”。布利特一本正經地警告說： 如果中國落入史達林之手，那麽整個亞洲，包括日本，都會或遲或早落入他的手心，亞洲的人力和資源將被利用來反對我們。在中國獨立之後，不出一代人時間，美國的獨立也將喪失。 蔣介石有了美國這個強大後盾，本該有所作爲。美國人納悶，蔣介石從美國手中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美元和先進武器，爲什麽還不敵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最後，他們將其失敗的原因歸結爲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貪汙腐化和無能，他們用金錢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蟲。美國確信如果要挽救國民黨，避免其被共產黨擊敗，必須將以蔣介石爲首的“貪汙腐化的一夥”趕下臺，另選比較有作爲的人上臺取代蔣。這樣，便出現了1948年美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的一幕。1948年4月，美國支援的李宗仁擊敗了蔣介石支援的孫科，李宗仁當選副總統。 在美國，支援李宗仁、指責蔣介石政府腐化墮落的主要是執政的杜魯門政府。杜魯門在1945年因總統羅斯福逝世，以副總統接任總統職位，三年來幾乎處處和蔣介石作對，很多事情不讓蔣如願。1948年在美國也是大選年，從選舉一開始，民意測驗的結果就對杜魯門大爲不利，以後杜魯門雖竭盡全力，但仍不能擺脫不利的局面，共和黨候選人杜威的民意測驗得分遠遠超過杜魯門。 民主黨候選人在選舉前處境不利的形勢使蔣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黨人杜威在反共上雖然不像後來的麥卡錫那樣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堅決的，不像杜魯門那樣有緩和餘地。杜威如果獲勝，就意味著美國政府不僅不會像杜魯門那樣設法趕他下臺，反而會堅決支援，杜魯門控制很緊的對蔣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會結束，大批美援會源源而來。再加上看到杜威勝利在望，蔣介石便毫無顧忌地以杜魯門之道，還治杜魯門之身，支援共和黨候選人杜威當選。他先是特命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向杜威授特種“吉星勳章”，並命當時在美國的孔祥熙、孔令傑父子大肆活動，爲杜威拉選票。 爲了表明對杜威的堅決支援態度，蔣介石命陳立夫攜帶四百萬美元，以參加美國道德重整會名義，在美國兩院議員中，大肆活動。蔣介石的活動，引起了杜魯門的注意，他說：“他們使許許多多衆議員和參議員聽他們吩咐。”可是，蔣介石終於打錯了算盤，在大選舉行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杜魯門神話般地扭轉了局勢。1948年11月7日，杜魯門在美國大選中擊敗杜威，當選總統。這時，杜魯門政府已十分確切地知道：蔣介石政府已經完蛋，必須在中國尋找機會的同時，保持政策的靈活性，並避免撞死在一條路或一個國家上。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蔣介石在焦頭爛額、狼狽不堪的時候，不太賞識他的盟友杜魯門繼續執政，無奈之下，蔣介石只好厚著臉皮請求杜魯門援助。 1948年11月9日，蔣介石致信杜魯門，要求杜魯門發一個堅決支援國民黨政府的宣言，以“維持軍隊的士氣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強中國政府的地位，以利於正在北方與華中展開的大戰”。 但是，就連這個只是精神上的支援，杜魯門也不答應，竟於三天後寫信予以拒絕了。杜魯門在彬彬有禮地回答蔣介石的一些問題後，這樣寫道： 閣下當已注意到，我在1948年3月11日之公開聲明。我在該聲明中謂，美國與中國政府維持友好關係，並力求援助被承認的中國政府維持和平。我又謂我不希望中國政府中有共產黨參加。馬歇爾國務卿於1948年3月10日公開聲明，共產黨現在公開反叛中國政府，容納共產黨於政府內是一件應由中國政府決定之問題，不應由美國政府命令。我相信這些聲明與美國政府根據1948年援華法援助中國政府之行動，已明白表示美國政府之態度。 杜魯門還婉言拒絕了蔣介石要求派遣一高級軍官與蔣政府共商有關軍事援助之具體計劃的建議，只是提出，駐華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少將可常備諮詢。 杜魯門在給蔣介石回信的末尾像傳道士宣講福音書一樣表示： 閣下當瞭解美國政府在全世界支援和平民主運動之願望。此種願望使美國政府對許多國家促進健全經濟與穩定之情況的努力給予援助，如無此種健全經濟與穩定情況，則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則亦不能滋長。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各種形式之援助實具有這種希望。我對中國政府與人民此時所面臨之困難深表同情。 蔣介石接到杜魯門的回信後，深感世態炎涼，他一心視爲靠山的美國政府現在已不再是那樣肝膽相照，意氣相投了。儘管他在寫給杜魯門的信中哀號：“華中之共產黨軍隊現在已到達滬寧甚近之地區。如果我不能阻遏這一浪潮，中國將失去民主。”杜魯門也沒有表現出蔣所期待的扶助“民主”的熱情，只是泛泛地給予安慰和同情。 1948年底，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訪美的反應也是冷淡的。 宋美齡在接受蔣介石讓她向美國佬陳情的任務後，於1948年11月24日打電話給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表示她要到美國訪問。 馬歇爾的回答如當頭一瓢冷水，令第一夫人涼透了心。馬歇爾說：“我代表鄙國政府並以個人名義至誠歡迎夫人的來訪，但鑒於目前之時局，我們十分願意你以私人資格訪問。” 11月28日，宋美齡啓程飛美。在華盛頓機場，宋美齡受到隆重的歡迎，一些親蔣的國會議員在蔣介石政權危急存亡之秋，對蔣夫人表示了無限之同情。12月3日，宋美齡晤見了馬歇爾，10日又同杜魯門見了面。宋美齡按蔣介石旨意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援華計劃：美國發表支援南京政府的反共宣言；派遣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赴華主持反共戰爭和供應工作；核准對華軍援三年計劃，每年提供十億美元。但對她的如意算盤，不管是總統杜魯門，還是國務卿馬歇爾，均未予理睬。美方認爲：“現在局勢惡化之程度，除實際調用美國軍隊之外，任何大量之軍事援助，均於事無補。”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1949年後，杜魯門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更加明顯地與蔣介石政權拉開距離。
1949年1月3日，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就中國問題進行了彙報。 馬歇爾問：“中國總統蔣介石在元旦發表了公開申明，不知閣下對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樂意向閣下彙報情況並對蔣委員長的新年文告加以評述。我對文告最初反應良好。它莊重而又調和，對共產黨的辱駡之辭也明顯減少。蔣以慣用的方式檢討了自己對民族困苦的責任，並表示個人的進退得失絕不有悖於新的民主精神。” 馬歇爾聽到此番話，沈默片刻後說道：“您認爲文告發表後，中共會採取某種緩和姿態嗎？也就是說，該文告會達到其意圖嗎？”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從目前看，這僅僅是一廂情願，中共的毛在元旦發表了意見相反的講話。從蔣的文告方面講，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蔣的文告表現出一股傲慢的寬容，以一種掌權者的自負不凡的口氣與反叛者交談。從而忽視了殘酷的現實：軍隊戰鬥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終失敗，人民對和平的普遍願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馬歇爾隨即問道：“蔣也許在採取實際步驟進行和談吧？” 司徒雷登只得據實相告：“事實是令人失望的，蔣雖然在一定意義上作出讓步，但實際上毫無表現。就在本周早些時候，他還決定讓副總統行使全權，自由地採取任何能造福於民的新政策，但顯然由於蔣固步自封，由於蔣被共產黨的戰犯名單所惱怒，由於宋子文及其他強硬派的影響，他又收回了起初的決定。蔣的文告看來是國民黨內部各集團妥協的結果，他的五項條件每一項都代表了這些派系的態度。而蔣對這些派系的協調又必然加劇內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彙報是早就擬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後面這一段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未來走向的估計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共產黨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們態度強硬，毫不讓步。在步步取勝的形勢鼓舞下，他們企圖完成徹底消滅國民黨兇惡勢力（如陳立夫）的任務。而陳立夫的支持者們現在則在考慮如何應付共產黨。至於說，共産黨是想消除國民黨的現存領導和組織結構，還是根除他們掌權道路上的任何障礙，這尚有待事態發展。 但看起來，由於國民黨自身的缺陷，它必將讓位於富有生氣的共產黨意志。一旦共產黨剷除了這股勢力，他們將計劃組成某種形式廣泛的聯合政權，並與某些邊遠地區政治上的反對派達成政治解決方案。無論如何，新年伊始，一個新運動已經展開，並將是結束全國軍事衝突的開始。預計蔣委員長試圖在必要時撤往台灣，在那裏建立其抵抗基地。 國務卿馬歇爾在聽完司徒雷登的彙報後，馬上同總統杜魯門進行了磋商。現在，美國當局的決策者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的失敗已屬必然，蔣政權已腐朽不堪，繼續把自己綁在蔣的戰車上，等於自陷“爛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館內收聽到新華社的評論文章，評論題目是《評戰犯求和》。解放軍女播音員抑揚頓挫，富於感情的鏗鏘之聲使美國大使感到蔣介石政權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記裏表達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國大使館迎來一位身負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吳鐵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慣例給予熱情接待。 寒暄過後，吳鐵城滿臉嚴肅地說道：“鄙國政府目前正面臨嚴重危機，蔣總統元旦文告發表後，全國人民普遍支援蔣總統所宣佈的恢復和談的決心。他們在許多電信和公開宣言中，表示他們立即擁護和平解決政府與共產黨人之間的爭執問題。” 政治舞臺向來都是憑實力說話，誰有實力，誰的主張就響亮，司徒雷登當然清楚這一點。身陷絕境的蔣介石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這個論斷和提法已經無法欺瞞對蔣政權有多年觀察經驗的駐華大使了。出於禮貌，司徒雷登還是點了點了頭，並說道：“我們也熱烈希望貴國政府與共產黨能結束衝突。” 吳鐵城吩咐隨身秘書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雙手遞給司徒雷登說：“這是鄙國政府請求貴國政府‘調解’的備忘錄，請大使先生早日遞交貴國總統及國會。” 司徒雷登接過備忘錄，仔細地瀏覽了一遍，只見其中寫道： 美國政府過去曾經多次表示它對中國情形的友誼的關懷，而且曾與中國政府合作以增進國際和平。中國政府願意向美國政府保證其與中共和平解決的真誠願望，並特別希望借此獲悉美國政府對此項問題的態度。中國政府將歡迎美國政府可使中國的和平早日恢複的任何建議。中國政府更表示它已準備通過可能的美國政府的調解，開始與中共談判，以求達到上述目的。 司徒雷登看過之後，表示他會立即電報總統及國會。吳鐵城補充道：“今天之內，我會把相同的照會送往法國、蘇聯和英國大使館，希望貴國政府早日見複。” 1月12日，杜魯門政府以下列備忘錄答復蔣介石的調解請求： 美國政府已接獲中國外交部長於1949年1月8日致駐南京美國大使的備忘錄，並已從長加以考慮。 備忘錄中說明中國政府十分渴望中國國內的局勢，無論如何不應成爲世界和平進展的障礙。備忘錄並說明中國政府在日本投降後曾立即採取步驟與中囯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 但美國政府殊難相信在當前形勢下，按中國政府的建議，試圖充當調解人，能達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魯門政府這份拒絕充當調解人的備忘錄對蔣介石來說，是美蔣關係上令人難忘的一頁。在蔣介石途窮日暮，四處求援的時刻，這份備忘錄等於扇了蔣介石一個耳光。杜魯門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對你蔣介石，我們幫得太多了，如今，我們已幫不了忙了。 美國政府拒絕調解，英法自然緊隨其後。蔣介石求援之舉在西方後臺老闆那裏，沒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響。據說，蔣介石在聽侍從念完此備忘錄後，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罵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國務卿的信中說：“政府（指南京政府）從南京遷移的準備工作已日漸明朗化。雖然隱瞞這種龐大的遷移工作較爲困難，但政府仍決定秘而不宣。” 蔣介石要遷都，美國人跟著走嗎？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張： ……我們極可能被請求轉移。可以認爲，目前遷都計劃的採納和實施，會使國民黨有時間在南方建立政府，繼續行使全權，因而它極有理由要求我們隨之遷移。我們將根據國務院的指示隨時報告這方面的資訊，並彙報有關的形勢發展和我們的觀點。在國務院尚無指示或指示尚未到達之前，我們將根據先前的指示留駐南京。 1月20日，艾奇遜出任美國國務卿，次日，蔣介石“引退”。此時，人民解放軍已取得遼沈、淮海戰役的勝利，全國的勝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遜的對華政策成了引人矚目的焦點。 艾奇遜認爲美蔣關係的核心在於要不要繼續出錢出槍支援蔣政權。他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令蔣介石傷心的大舉動。 1月24日，艾奇遜指令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將軍就是否頒發《1948年援華法案》項下剩餘軍需品出口許可證提出意見。 1月26日，巴大維複電，建議暫停啓運，待中國軍事形勢進一步明朗化以後再作決定。巴大維將軍抱怨援蔣的物資被大量的貪汙、侵佔，而運到前線，則等於送到了不斷取得軍事勝利的共產黨手裏。巴大維的意見顯然符合艾奇遜內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遜在與國會議員的一次談話中尖銳地指出：“不管有沒有軍事指導，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國民黨政權，”中國對美國“只是一個爛泥坑，而不是進攻的跳板”，因此“在災難的煙塵落盡以前，美國不能決定下一步怎麽辦”。 艾奇遜的談話被美國各大報刊以醒目的大標題登載，轉而傳遍歐洲、亞洲輿論界，人們謂之“等待塵埃落定”說。杜魯門政府現在已經不需遮掩對蔣介石政府的厭惡和絕望，艾奇遜的談話是公開表明要與蔣介石國民黨這艘沈船拉開距離。 這一政策認爲，中國的發展顯然正在進入一個變動極大和極其混亂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能就未來對華政策制訂出任何“僵硬的計劃”，而只能提出近期內一個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這一指導思想的邏輯上的結論就是，美國必須在這段時間裏採取所謂“觀望”、“等待”的態勢。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心甘情願地接受戰後對華政策失敗的現實，老老實實地把干涉之手從中國縮回去。所謂“等待”、“觀望”，並非置身事外，而是繼續執行其原來對華政策前提下的等待，這就決定了美國在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打交道時不會有多少“行動自由”。同時，美國在全球冷戰中的態勢規定了杜魯門政府不可能坐待“塵埃落定”，而必然會利用一切機會，在不擴大捲入中國內戰的前提下，阻止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持“行動自由”只不過是要保持反共的“自由”罷了，也就是說，美國不願意在蔣介石這棵樹上吊死，而要尋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國共産主義的手段。這正是美國和蔣介石政權拉開距離的動機，歷史事實也證明瞭這一點。 2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討論要不要繼續執行1948年《援華法案》，艾奇遜在會上堅決主張停止向蔣介石政權運送剩餘軍需品，但此主張遭到國會方面反對。經過再三考慮，杜魯門最後拍板，指示艾奇遜：“不停止對中國的軍援，但要盡可能採取非正式行動拖延啓運。” 艾奇遜認真執行了杜魯門決定的拖延啓運政策。3月4日，艾奇遜通知司徒雷登，從美國港口開往中國華南的運輸船隻已經暫停，已載貨的運輸船大部分被推遲到兩周以後才允許啓航。“拖延啓運”政策的實施，使國民黨政權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這對於視美援爲救命稻草的國民黨集團，在實際上和心理上都構成了沈重的打擊。 2月5日，當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時，美國政府正式決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從東北到長江流域的大片中國國土即將歸於中囯共產黨控制之下，而美國在華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這一地區，爲保護美國的利益，必須有正式代表能與中囯共產黨接觸，並認爲司徒雷登作爲正式代表最爲合適。此外，如果整個使館遷往廣州，將被解釋爲對國民黨支援到底，因而也就得繼續給予援助，這是不合適的。 後來，毛澤東把美國大使滯留南京稱之爲“開設新店，撈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國爲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國的失敗，抛出《中美關係白皮書》和艾奇遜國務卿爲發表白皮書寫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這些文件對中國發生的事，顛倒黑白，歪曲事實。它一方面對中國人民的革命極端仇視，另一方面企圖逃脫助蔣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責，並陰謀繼續利用所謂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來破壞中國革命。同時，文件也細細揭露了蔣介石政權的貪汙、腐化、專制和昏庸，指出國民黨的失敗實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國支援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0月6—8日，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邀請部分有關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討論承認中國問題。與會者分爲兩組，結果一組贊成，一組反對。由於公衆輿論莫衷一是，美國國務院無法做出決定。最後國務卿艾奇遜決定採取“靜待塵埃落定”的袖手靜觀政策。 國民黨撤往臺灣後，杜魯門繼續採取放任中共進攻，或讓國民黨在臺灣自生自滅的政策。 儘管美蔣在反共反蘇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隨著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美國不得不考慮調整他扶蔣反共的政策。從1949年年初開始，美國政府基本上開始實行從中國內戰“脫身”的政策。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話說，1949年初美蔣關係開始“走向最低點”。蔣介石政權在美國當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沈船”，美國人要同它拉開距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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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1:11 | |
| 第一章 蔣介石在1949年 | |
隨著國民黨南京政權的覆滅，共產黨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成立新中國。而籌建新中國的重任便落在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成員身上。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向全世界昭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 |
NO:410_5
| 讀讀樂 於 2002/07/10 01:15 | |
| 第一章 蔣介石在1949年 | |
與北京共產黨的領袖和他的人民歡欣鼓舞，走進新時代的豪邁心情極然相反，喪失大陸後的蔣介石心裏一陣陣發緊，身處臺灣仍心中無底，惶惶不可終日。當時，人民解放軍擬乘勝前進，渡海作戰，直搗黃龍。小小臺灣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似汪洋中的一艘小船，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 １。中央來了更遭殃 大陸戰場，國民黨潰不成軍，上下俱成驚弓之鳥。蔣介石在這前所未有的席捲一切的紅色巨浪前不知所措。狡免三窟，蔣介石畢竟慣於權術，於敗局已定的局勢下，也不得不思考退路了。 1948年12月，南京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桂系李宗仁在美國支援下逼宮，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倒是給總裁指出了一條退路：“總裁可以出國考察。國內殘局可由宗仁負責。” 蔣介石明白，出國即意味著他政治生命的結束，蔣介石一生信奉力行哲學，每日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高調，輸了便走，連自己也不服。 蔣介石權衡時局，對於偏安西南，再圖東進北伐曾抱有一絲希望。但西南是李宗仁、白崇禧老巢，臥榻之側，豈有他老蔣插足的地方！所以合計來合計去，惟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便只有臺灣了。 寶島臺灣，甲午戰爭後便被清廷割給了日本。日本盤踞50餘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聖斷”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在亞洲散盡硝煙。 陳儀，字公洽，浙江紹興人，生於1883年，如許多同時代人一樣，童年讀過私塾，後於1900年赴日留學，先在士官學校畢業，再進日本陸軍大學，1907年畢業回國。1911年辛亥革命時，陳儀參加浙江獨立運動。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陳儀被推爲浙江都督府陸軍部長（相當於廳長）兼任陸軍小學校長。 陳儀平時曾誇口道：我擔任過好幾年浙江陸軍部長、陸軍小學校長，都不能說有什麽成績，惟有於無意中收了一個學生湯恩伯，總算對國家有了“貢獻”。陳儀對湯恩伯極其信任，以爲心腹，不料日後卻被湯出賣。 陳儀和蔣介石一向不和，此次被任命爲臺灣行政公署長官，心情是複雜的。當即和蔣介石約法五章，要求在一年內不准美軍、美資及中統、軍統進人臺灣。蔣介石爲使陳儀痛快赴任，慨然應允。 蔣介石電令：國民黨陸軍第七十軍先頭部隊七十五師在基隆登陸。第七十軍其餘兩個師和第六十三軍所屬的3個師迅速完成在台登陸計劃，海軍第二艦隊進駐臺灣各重要港口。 臺灣同胞，飽嘗亡國奴的悲慘命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暗無天日的殖民統治切齒痛恨。一旦得以重返祖國懷抱，無不喜出望外。1945年10月17日，七十五師在基隆登陸，受到民衆熱烈歡迎。先頭部隊乘火車進入臺北時，30萬市民夾道歡呼，齊聲高唱《歡迎國軍歌》：“臺灣今日慶升平，仰見青天白日親，哈哈！到處歡迎，到處歡聲。600萬民衆多歡樂，壺漿簞食表歡迎。” 10月25日，臺灣地區日軍投降儀式在臺北市舉行。出席受降儀式的有：臺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公署交通處長嚴家淦、工礦處長包可永、警備副司令陳孔達、第七十軍軍長陳頤鼎、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美軍聯絡官柏德爾以及臺灣本地著名人士和新聞記者李萬居、葉明勳、李純青等共250人。日本臺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在投降書上簽了字。 一小時後，陳儀代表中國政府通過廣播電臺鄭重宣佈： 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懷抱。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10月25日遂被定爲臺灣的光復節，每年都要隆重紀念。 當時的蔣介石，值民族聖戰初勝之際，擁兵百萬，地方千里，洋洋不可一世。昂首四顧，企圖消滅共產黨於彈指之間，臺灣乃彈丸之地，並不甚上心。並在台重談“安內爲重”的濫調，大肆搜捕抗日志士，肅清所謂“赤匪”。國民黨接收大員，更是貪得無厭，大行貪汙偷竊之能事，弄得民怨沸騰，臺灣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終於釀成“二二八”事件。當局以武力血洗臺灣島。親身經歷使臺灣人民認清了蔣介石真實的面目，二戰結束之初對國民黨的由衷擁戴，化作了滿腔怒火。 “ 二二八”事件後，爲安撫受傷的民心，以鞏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蔣介石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處理善後，並改公署爲臺灣省政府，撤換陳儀，改任魏明道爲主席。 陳儀不是蔣介石嫡系，蔣介石爲平息民怨，抓了他做“二二八”事件替罪羊。陳儀無可奈何，忍氣吞聲，道：“老蔣無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惡，反把一雙血手向別人臉上塗擦。”自此萌發了反蔣的志向。 焦頭爛額的蔣介石痛感中原鼎沸，根基動搖，失敗將至。臺灣四面環海、易守難攻，作爲軍事據點，他的海軍優勢可以發揮，且臺灣地處東亞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從日本、南洋、美國得到外援，所以，在形勢急轉之下，佈置退守臺灣孤島的措施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２。逃台準備 人事決定一切。蔣介石著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臺灣。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陳誠接替魏明道任臺灣省主席，蔣經國接替丘念台任臺灣省党部主任。 國民黨政治，最大特色便是派系林立，黨國大倫各用私人，黨中有派、派中有系、系中有團，種種關係盤根錯節，爭鬥不休。蔣介石用人有兩個特點：一是重用同鄉。這也是民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如閻錫山用人，“會說五台話，便把洋刀挎”。張作霖口頭禪好罵“媽拉巴子”，這是奉天人土罵，其用人便有“媽拉巴子是護票”的傳統。二是利用師生情誼，重用黃埔學生官。陳誠走的正是鄉籍捷徑，他是蔣介石的小同鄉，1922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炮科。1924年在黃埔軍校任上尉特別副官時，有一天，訪友歸來，夜不能寐，遂取案頭《三民主義》挑燈夜讀，直至拂曉。恰好蔣介石巡視，見陳誠如此用功，大加讚賞。後來在第一、第二次東征中，陳誠所率炮兵命中率高，威震敵膽。於是聲威鵲起，得獲蔣介石栽培重用。 “西安事變”時，陳誠與蔣介石同時被扣。在整個事變過程中，陳誠表現出對蔣介石的極大忠誠，深獲蔣之厚愛。蔣介石常對人誇獎道：“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陳誠字）。” 陳誠與蔣介石除了同鄉、黃埔關係外，還有一層翁婿關係，陳誠的夫人譚祥爲譚延愷的三女兒。大革命失敗後，譚延愷任南京政府主席，譚是有名的和事佬，人稱文甘草，是蔣介石的掌璽大臣。蔣譚素有交情，其三女兒又認宋美齡作了乾娘，譚延愷死時，將譚祥託付給了宋美齡。在陳誠擔任十八軍軍長時，宋美齡出面，將譚祥許配給了陳誠，陳誠可謂蔣之乘龍快婿。 其時陳誠早已赴台，受命後，當天即辦了交接。而蔣經國則隨侍蔣介石，實際上並沒到省黨部就職。 1949年1月16日，蔣介石加委陳誠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深知其權力來源，對蔣介石是俯首聽令，對李宗仁井不買賬。李宗仁曾以代總統名義命令陳誠立釋張學良，並專派程思遠到台督辦，但陳誠假癡作癲，說：“辭修實不知張關在何處。待我令手下查查。”此後推脫不理。程思遠只好無功而返，李宗仁由此知道蔣介石視臺灣爲私人禁區，便也不再過問臺灣事務。 蔣介石積極準備逃台事宜。在1月16日當天緊急召見了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和中國銀行董事長席德懋，命令他們立刻把兩行在國外的存款化整爲零，存人私人戶頭，以免將來遭被接收的命運。 從1月19日到ZI日，連續發佈五道命令，任命其親信方天、朱紹良、薛嶽、餘漢謀爲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省主要長官，任命湯恩伯爲京（南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將屏障臺灣的各省掌握在其親信手中。 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告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總統”。蔣介石當天飛離南京，在杭州筧橋機場小住，於次日早晨飛抵寧波櫟社機場，然後乘車回到溪口。 陳誠也專程趕到溪口向蔣介石述職。蔣介石很高興，他說：“辭修兄，我下野後即是平民，你當找李代總統述職才是。”陳誠誠惶誠恐，“學生認爲黨國惟一領袖是總裁，學生惟總裁之命是聽。” 蔣介石微微一笑：“國難顯忠臣啊。臺灣必須確保萬無一失，萬事謹慎，當務之急是穩住經濟。” 陳誠領命歸台，對李宗仁更是概不買賬，全部截留臺灣地方收入，分文不上交，又更向中央索賬80萬兩黃金。當時“中央”惟有兩廣及臺灣的財政來源，陳誠此舉無異釜底抽薪，爲風雨飄搖的李記“中央”雪上加霜。 陳誠連使殺手銅，強行切斷金圓券與台幣的兌換關係，又直接截留外匯，“台幣與美鈔挂鈎”，基本上使台灣經濟獨立。 蔣介石又命令蔣經國監造定海機場，輸送中央銀行黃金儲備至台。 蔣經國立即催促空軍總部，突擊建成定海機場。以後湯恩伯部隊主要從定海機場撤往臺灣。 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上海黃浦灘國民黨中央銀行前面不遠的江面上，一艘軍艦冒著濃煙，點火待發。附近的江面嚴格地實行管制，任何船隻不准靠近，港口戒嚴，從外灘、南京東路直到外白渡橋，每個路口都由荷槍實彈的士兵把守，禁止任何行人及車輛通過。一隊由國民黨海軍士兵僞裝的“搬運工”將一箱箱黃金運上軍艦。天未破曉，這艘滿載黃金的軍艦開出吳鬆口，駛向基隆。 沒有不透風的牆，李宗仁到底知道了此事，大爲震怒，立即將俞鴻鈞撤職，委任財政部長劉攻芸代理中銀總裁。李宗仁氣得發狠：“蔣氏陰險之極！無恥之極！”但卻無可奈何，只好望天興歎。 蔣介石亦在軍事上做了相應調整。1949年5月，上海“史達林格勒”防線被破，該城易手。蔣介石確定：立足臺灣、閩粵，控制兩廣，開闢川滇，以舟山、馬祖、金門、澎湖一線爲前哨，使之成爲“反攻複國”之橋梁，確定今後以臺灣防務爲第一。 蔣介石至此已基本上從政治、軍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政府搬遷臺灣”的準備。 ３。愴然赴台 蔣介石佈置好撤台措施後，乘“江靜”號軍艦南下舟山群島視察各島防務。“江靜”號噸位4600噸，由客貨輪改裝，爲總裁專船。內部設施豪華，舒適無比。但此時，再好的條件也使這位亡國的獨裁者寢食難安。 一連幾天，蔣介石在舟山各島往來巡視，有時登上各島瞭解戰備情況。還特意帶蔣經國登上普陀山，專訪普濟寺。面對寺內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禱拜。果如是溪口雪竇寺主持，蔣母王氏皈依佛教，即拜果如爲師。蔣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聽教誨。蔣介石囑咐普濟寺主持將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遺墨好生保存，期望來年能再來祭拜。 6月21日，蔣介石飛赴福州。在福州南郊機場辦公大樓召開臨時軍事會議。從上海逃出的湯恩伯、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第六兵團司令李延年和駐福建各軍軍長、師長八十餘人參加了會議。 蔣介石訓示：我是一個下野的總統，論理不應再問國事，一切由李代總統來處理。但中正秉總理遺囑，甘冒垢罵，領導大家同共產黨作殊死拼搏。 見屬下情緒低落，蔣介石強作歡顔：“處絕處也可以生，有我領導你們，有臺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復興。” 然而不到兩個月，福建又失。 蔣介石又攜蔣經國飛抵重慶，企圖坐鎮大局。此時重慶城雖有數十萬國民黨軍隊防守，但已成驚弓之鳥。11月28日，重慶被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軍、第十二軍和第十一軍圍得水泄不通。第二天，市外炮聲隆隆。蔣介石倉惶布署撤退措施，命令毛人民將關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楊虎城一家及其秘書宋綺雲夫婦及他們的兒子小蘿蔔頭，用尖刀殺害，以泄“西安事變”之憤。 晚上10時左右，蔣介石駐地後面槍聲大作，蔣經國催促趕緊離開危險之地。父子二人乘車離開，路上一片混亂，汽車擁擠，難以通行，在通往白市驛機場的途中三次被阻，蔣氏父子只好下車步行，午夜始達機場，當夜就睡在“美齡”號座機裏。11月30日淩晨，由衣複恩駕駛的“美齡”號專機離開重慶。“美齡”號起飛之際，人民解放軍距重慶白市驛機場僅10公里之遙。專機抵達成都，蔣介石下榻中央陸軍學校，重慶既失，成都已無險可守，蔣軍兵敗，勢如山倒，很多軍官拒不聽命。12月7日，蔣介石宣佈將其“政府”遷往臺灣。 12月10日，已經起義的雲南省主席盧漢給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發電，要求劉文輝會同四川將領將蔣介石扣留。此時，蔣的侍衛人員發現軍校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現，侍衛副官党春明緊急向蔣報告，建議道：“情況危急，還是從後門走吧。” 蔣介石惱火地說：“我是從前門進來的，還是從前門出去，看他劉文輝能把我怎樣。” 在蔣經國與黨春明等人的護衛下，蔣介石乘車直奔鳳凰山機場。下午2時，“美齡”號緊急升空，飛往臺灣。 4個小時後，“美齡”號飛至臺灣上空。蔣介石黯然無語，心中倉惶無比。想到一旦逃離大陸，喪師失地，臺灣也將不保，更覺滿懷淒涼。 蔣介石最後是怎樣離開大陸的？蔣經國1949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記載道： 今晨，渝昆電訊複通；而第一封電報，卻是盧漢拍致劉文輝的，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父親，期向共匪戴罪立功……當場文武官員一致要求父親盡速離蓉回台，勿先飛西昌。父親近數日來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須逗留成都，以掩護其達成任務；屢次準備起行又屢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匪，乃循各方意見，決回臺北處理政府遷移各種要務。臨行複與胡宗南長官單獨面談三次，始覺放心。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下午二時起飛；六時三十分到達臺北。 父親近台之日，即劉文輝、鄧錫侯公開通電附匪之時。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爲危險。福禍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餘悸也。 ４。台海戰鬥對愁忙 中囯共產黨解放臺灣的決心是早就下定了的，這時美國人有心抛棄臺灣，爲中囯共產黨以武力解放臺灣自動清除了國際障礙。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聲明，表明了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上海解放後，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央的指示，由副司令粟裕負責組織第九兵團開始進行解放臺灣的準備。 4月下旬，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成立華東軍區海軍，任命張愛萍爲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所屬部隊主要由第三野戰軍教導師、蘇北海防縱隊和國民黨海軍起義、投誠人員及幾十艘艦艇組成。初創的共和國年輕的海軍，主要爲了解放臺灣之用。 國民黨輸紅了眼，拼了命要摧毀剛剛誕生的人民海軍。從4月下旬起，出動多批機群對解放軍艦艇實行狂轟濫炸，解放軍艦艇因防空能力薄弱，先後被炸沈炸傷十餘艘。 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技術裝備落後，而解放臺灣就必須跨海作戰，解放軍戰士雖英勇無畏，但對海峽對岸的臺灣料有鞭長莫及之感。 毛澤東奮“宜將剩勇追窮寇”之感，決心痛打落水狗，渡海作戰，井命令第三野戰軍以8個軍的兵力投人解放臺灣的鬥爭中。解放軍勢如破竹，於1949年5月開始了掃清臺灣週邊屏障的戰鬥。8月發起福州戰役，解放福州。10月發起漳（州）廈（門）戰役，解放漳廈地區及濱海一些島嶼。前線的節節勝利並沒有掩蓋解放軍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空軍力量的薄弱。 蔣介石惶惶不安，誓守臺灣。他決心拼死頑抗，以國民黨守軍、援軍和海陸空軍聯合反擊。終於，10月和11月，解放軍進攻金門和登步島相繼失利。 解放軍及時修正計劃，將計劃投入臺灣戰役的兵力由8個軍增加到12個軍，加上特種兵和後勤共計50餘萬人，並將渡海作戰時間推遲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準備。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加緊固守臺灣，他孤注一擲，招募五六千日本空軍以加強防禦力量。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戰軍一部發起海南島戰役，殲敵3．3萬人，解放了全島。此戰可喜可賀，但美中不足的是，由於解放軍沒有海空軍，無法封鎖各港口和機場，薛嶽得以率大部隊7萬餘人逃往臺灣。 海南島失守，舟山群島也難以維持。當時國民黨僅剩的陸軍部隊有1／3在舟山，如再遭殲滅，守衛臺灣就會更加困難，權衡再三，蔣介石決定將舟山守軍撤往臺灣。 1950年5月7日，舟山防守司令秘密赴台，聽取棄守舟山的最高指示，隨後，國民黨軍一些重要將領親臨舟山策劃密商，決定從13日開始撤退。國民黨軍佯稱“反攻”，大造奪回金塘島的聲勢，並頻繁轟炸，炮擊浙東沿海地區和舟山週邊島嶼，嚴密封鎖航道。 撤退前，國民黨軍隊採取“拂曉包圍、黎明攻擊”的辦法，在各個村莊大肆抓丁，島上共有2萬多名青年男女被劫往臺灣，不願上船者便被槍殺。 舟山守軍得以逃脫，還是由於解放軍缺乏海空有效封鎖力量！ 由於國民黨軍收縮兵力，臺灣島守備加強。解放軍三度修改戰役決心，計劃參戰兵力增至16個軍。 這大大加重了戰役準備時間，加上解放軍船艦嚴重不足，蔣軍爭得了喘息之機。 國民黨上下惶惶，對於守住臺灣並無把握，將1950年9月颱風來臨前的3個月視爲最危險時期。顧維鈞對杜勒斯說，臺灣估計，中共的侵入可能發生在7月上旬。 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陸軍號稱60萬，其實很多單位徒具虛名，官多兵少，有官無兵成爲普遍現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複雜，職業軍人中，混雜著從大陸裹脅來的農民、漁民及流亡學生，在正規野戰部隊中，也有保安團等地方武裝拼湊。這些未經整頓訓練的烏合之衆，根本無作戰能力。空軍當時有兵員8．5萬人，各種飛機400架，但皆舊式飛機，且缺零件和汽油，只有極少一部分可供隨時使用。海軍官兵4．5萬人，包括兩個團的海軍陸戰隊，擁有戰艦70艘，包括6艘美制驅逐艦、1艘日制驅逐艦，以及一些掃雷艇、登陸艇等，但海軍同樣缺乏零件，實際作戰能力低於編制能力。在美國拒絕提供軍援的情況下，臺灣的陸海空三軍都經不起長時間的戰爭消耗。 上述兵力分佈在南起海南島，北至舟山群島的萬裏海疆之上，戰線太長，兵力分散，供給困難。到195０年4月16日，人民解放軍一舉攻破了蔣介石所謂的“海上長城”，海南島解放。 經濟上更令蔣介石憂慮，臺灣面積3萬平方公里，山脈占了2／3，可耕地不及1／3，原有人口600萬，承繼日本人留下的工業基礎，人民生活尚可溫飽。可蔣介石一下子帶來200多萬軍民，人口驟增。加之大凡戰亂時期遠走他鄉的人，都將金銀細軟帶在身邊。因此，臺灣人口的驟增，又導致遊資充斥，遊資充斥又使地下錢莊應運而生，僅臺北一地，就有幾百家地下錢莊。當時臺灣用的是舊幣，但不可避免與金圓券有往來匯兌的情形，大陸金圓券發生動搖，臺灣的金融物價也受到嚴重影響。臺灣軍隊驟增後，軍費只能靠超量發行鈔票來維持，故此臺灣又重蹈大陸通貨膨脹的覆轍，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海南島失守以後，很少有人再相信“共軍只能陸戰，不能渡海”的說法。在許多人看來，臺灣步海南之後塵，落入中共之手只是個時間問題了。90英里的臺灣海峽擋不住鄭成功的海師，今天潰不成軍的國軍又怎能阻擋住排山倒海般的百萬雄師？ 蔣經國慌忙代表“政府”發言，安撫人心：一、中共壓制大陸人民情緒，才進犯海南；二、蘇聯要用海南島當海軍空軍基地，準備發動世界大戰；三、以海南島的鐵砂運往蘇聯，製造武器；四、海南島是“國軍”軍事上的弱點。 墨寫的謊言卻也道出了一個真理：海南島確實是“國軍”的弱點。但“國軍”的弱點又豈只海南一島，臺灣又何嘗不處處是弱點呢？ 爲了防守臺灣，蔣介石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 爲了抵禦解放軍對臺灣的進攻，蔣介石還制定了代號爲“磐石”的防衛計劃，並對人事作了精心安排。他讓陳誠出任“行政院長”，親美的吳國楨任臺灣省“主席”，親美的孫立人也受命于危難之時，被任命爲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任用吳、孫，實是蔣一往情深追求美國，以獲山姆大叔青睞的一種策略。 蔣介石擺出一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的架勢。1950年1月27日的《中央日報》宣稱： 在這東南亞大戰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們要加倍警覺共匪聲東擊西的策略。它一面裝腔裝勢，壓迫著越南，另一方面向臺灣進行軍事冒險，因此我們大聲疾呼，臺灣是進入戰時了。 蔣介石親自去澎湖，商議防禦大計。宋美齡也不辭勞苦，赴基隆勞軍。臺灣省黨部發出《告全省黨員同志書》，呼籲“齊一步驟，齊一戰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舉行宣誓儀式，“宣誓效死，確保臺灣。”各部隊紛紛歃血聯盟，“誓死效忠領袖”，隨時準備投入反登陸作戰。 輿論帶頭提倡戰時生活，6月4日，成立“戰時生活運動促進會”，口號是“向奢侈者挑戰，向腐化者開刀”，要求“人人生産，戒除浪費，個個動員，參加戰鬥。” 接著，公佈檢舉“匪”諜條例，強制規定，各機關部隊學校人員必須連保，發現可疑人物要告密檢舉，這是蔣介石在部隊中慣用的“連坐法”。藍色 爲“保衛大臺灣”，蔣介石在沿海加緊建築碉堡防禦工事，夜以繼日，不眠不休。防空演習，組織訓練民衆備戰，鬧得雞犬不寧。甚至效法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法西斯的“神風隊”故伎，發動組織“反共敢死隊”。 但住在涵碧樓中的蔣介石仍如熱鍋上的螞蟻，暗地裏已開始考慮各種退路。於是，有些官員曾試探提出到菲律賓建立流亡政府問題。5月26日，美國代理國務卿韋布曾向菲律賓政府詢問，蔣介石及其軍政要員是否可以去“避難”。菲律賓總統季裏諾對此持不歡迎態度，外長羅慕洛說，如果蔣介石來菲律賓他將下令要蔣在24小時內離境。 1950年6月1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處對臺灣局勢作了公開評估：“臺灣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擊。由於國民黨軍隊軍紀蕩然，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數周之內順利佔領臺灣。” 面對危局，臺灣向美國發出呼救，要求美國派遣兩個中隊的戰機進駐臺灣，以及從沖繩速運上萬噸武器彈藥支援臺灣，但美國對此反應冷淡。 一片肅殺！蔣介石真的已面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境了！ 解放軍很忙，爲的是爭取時間早日拿下〔一個中國‘中華民國在台北’〕。國民黨也很忙，爲的是苟延殘喘拯救“民國”！ 真是台海戰鬥對愁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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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18:19 | |
| 第二章 建立“反共防線” | |
節節敗退的蔣介石不會束手待斃，他在積極活動，尋找反共盟友，先後出訪菲律賓、南朝鮮。同時，蔣最大的反共靠山——美國，其“袖手”政策隨著美國國內各派系在對華政策上的爭吵和鬥爭，杜魯門政府漸趨右傾，蔣介石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１。出訪菲律賓、南朝鮮 1949年7月至8月間，蔣介石先後訪問了菲律賓、南朝鮮。他的這次出訪有著深刻的政治和軍事背景。 在蔣介石出訪前，解放軍已攻克南京，佔領杭州，解放了京、滬、杭大片土地。蔣介石此時出訪旨在建立國際反共聯盟，爭取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一些反共勢力的支援。爲此，他不斷製造輿論，宣揚國民黨所發動的內戰是抵抗共產國際對中國的“侵略”。他呼籲國際反動勢力在反共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當時的菲律賓季裏諾政府和南朝鮮的李承晚政權，比國民黨政府的處境雖然要好一些，但他們也同樣遇到了國內共產黨等進步力量所領導的人民革命鬥爭，特別是朝鮮一半以上的國土被解放，嚴重地威脅著李承晚的統治。蔣介石乘機鼓噪說：“彼之國勢與處境與我正同”，“實有風雨同舟之感”，“彼此命運相關”，“我們共同的利益是反共”。 所以，季裏諾、李承晚和蔣介石都主張結盟反共。他們通過頻繁的外交活動，一致同意組織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反共國家之軍事、政治、經濟聯盟，籍以抵抗共産主義之侵略”。當時由於菲律賓的形勢稍許好一些，所以蔣介石、李承晚就慫恿季裏諾出來領導，“主動組織太平洋聯盟”。 蔣介石出訪，組織反共聯盟，也是爲了拖住美國，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援。蔣介石竭力配合菲、韓政府領導人活動，盡力拉美國參加和領導反共聯盟。他們直言不諱，“聯盟的目標是希望美國參加”。“組織太平洋聯盟之海上行動，必須來自美國”。“美國之領導，可以形成一團結中心，由於經濟與國力之限制，亞洲國家實力無力支援一真正有效之聯盟”。因爲只有美國有經濟、軍事實力，能爲蔣介石、季裏諾、李承晚等反共政權提供經濟和軍火援助，甚至派出武裝部隊直接參戰。 1949年7月2日，蔣介石接到了菲律賓總統季裏諾關於歡迎他訪菲，“面商遠東大局”的電報，非常高興，經過幾天準備後於7月11日帶著一大批隨員赴菲律賓訪問。蔣介石就建立地區反共聯盟等問題與季裏諾進行了深人的會談，隨後發表了聯合聲明： 我們都認爲中菲的關係應該強化，並且兩國政府應該立即採取具體可行的措施，使經濟與文化的合作得以促進和更形密切。同時，對於遠東國家協力求取充分發展，以保障他們的穩定與安全之迫切問題，也曾加通盤的磋商。鑒於他們在過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鑒於今日共產黨對他們的自由與獨立嚴重威脅，我們深深感到他們有立刻團結爲一個聯盟的必要，聯盟的目的便在團結與互助以遏止並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脅。 並向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國呼籲：餘等希望亞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國終能起而回應此種同盟之最高目標。 蔣介石感到自己當時既不是國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腦，與菲律賓總統發表聯合聲明，有點不倫不類，因而另外又發表了一個個人的聲明：本人雖然是以私人的資格應李裏諾總統的邀請到菲律賓來與他會商，但本人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將建議並要求中國政府對聯盟加以充分的支援，並採取行動完成上述聯合聲明中所說明的協定。 7月19日，蔣介石在廣州接到南朝鮮李承晚總統邀請其訪問南朝鮮的來電。蔣爲了結盟反共，覺得“不能不有此一行”。8月6日，他帶著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鮮訪問。8月8日，跟李承晚發表聯合聲明。蔣介石與李承晚爲達到結盟反共的目的，聯名致電菲律賓總統：現在謹請閣下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召集聯合聲明中所建議舉行的會議。季裏諾還是比較積極的，他把在碧瑤召集預備會的事交給外交部長辦理，自己則重點做美國的工作。其實，當蔣介石8月6日到達南朝鮮訪問時，美國政府就發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俗稱白皮書，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講蔣介石的失敗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國不支援。這給蔣介石組織反共聯盟潑了一大盆冷水。蔣介石十分氣惱。季裏諾爲使蔣介石不過於失望，而硬著頭皮於8月赴美國訪問，力勸美國參加，“敦促支援反共聯盟”。 然而這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美國不予理睬。李承晚、季裏諾也不再感興趣，蔣介石只能聽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反共聯盟遂成爲泡影。並且，季裏諾、李承晚都看美國人的眼色行事，他們見美國人不再理睬蔣介石後，也見風使舵，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及至1950年5月，季裏諾竟放出口風，連以前做出的接受蔣介石流亡的承諾也推翻了。 ２。美國要築一道反共產黨的牆 美國的棄蔣政策使蔣介石絕望到了極點，沒有了美國的輸血打氣，何談有東山再起之機。正當蔣介石在孤島上默默祈禱上帝相助的同時，也注意到了美國政策的微妙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與國際、國內局勢的發展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合作走向分裂，美蘇關係逐漸惡化。1947年3月，“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標誌著國際關係進人冷戰時期，美蘇互視對方爲頭號敵人，雙方發生了激烈對抗，這種對抗在中國表現爲蘇聯支援共產黨，美國扶持國民黨，國共互不相讓。此時，正值美國在國際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時期，冷戰的格局使華盛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戰後不安全感”。爲了確保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在制訂其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對蘇聯因素的考慮往往成爲美國決策層政策取捨的依據。而中國本身的內在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審議中，有時反倒退居其次位置。由此可知，美國不會真正退出中國事務。實質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島的蔣介石，美國一直處於猶豫之中。 原來美國所奉行的政策，當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尚穩，也就是說當中國還能留在美國勢力範圍的前提下，只要國民黨對臺灣的控制還牢靠，於美國的東亞戰略態勢無害。因此，美國也沒必要介入臺灣問題。而現在，國民黨在大陸已經失敗，有消息表明共產黨正“滲透”臺灣，進而取代國民黨在該島的統治。那麽，美國在亞洲勢力範圍內將要失去的，就不僅僅只是中國大陸了，臺灣也可能保不住。 一旦失去臺灣，使臺灣陷於“一個受克裏姆林宮指使”的政府之下，“對美國的安全將會産生嚴重不利的影響。”原因在於：一是如果在亞太發生戰爭，美國就無法接近中國大陸的戰略要地，包括空軍基地、海港和沿岸鐵路集散站，所以，臺灣具備潛在的價值，可作爲美國的戰時基地；二是一旦臺灣失陷，蘇聯將控制從日本到馬來西亞地區的航海線，甚至將控制區域“擴大到琉球和菲律賓”，這將威脅到美國的戰略安全；三是當時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補給主要靠臺灣供給，如果切斷這一來源，日本就會成爲美國的負擔，對美國的價值就會下降。基於以上種種考慮，“介入臺灣”的問題就擺在了美國面前。 此時，蘇聯和新中國的結盟進一步刺激了美國，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在不斷惡化。 新中國一成立，就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與各國建交問題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態度：同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不需經過談判過程；而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原則上是先談判後建交，看看它們是否接受新中國的建交條件。 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斷絕了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予以承認。隨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承認了新中國。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此行的基本目標，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即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毛澤東認爲，這樣做有極大利益，在致中央的電報中，毛澤東強調指出：“中蘇關係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在他看來，“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經過近兩個月的談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一系列合作協定在莫斯科正式簽訂，這標誌著中蘇戰略同盟關係的正式確立，同時也意味著新中國與美國和解的前景將更爲暗淡。 事實上，在中蘇關係接近的同時，中美關係則在不斷惡化。10月3日，美國國務院宣稱：由於中共沒有作出要承擔其“國際義務”的保證，美國將不會對新中國予以承認，“國民政府”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6日，杜魯門總統批准繼續給予國民黨7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在中蘇談判期間，美國國務院接連掀起了幾次宣傳攻勢，力圖低毀條約，破壞中蘇結盟，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說中聲稱蘇聯正準備把中國北方的四個地區並入蘇聯。3月15日，他又重復類似的指責。 但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看來，這類即使現在已成真，但仍指責美國：“只能激起中蘇兩國人民的憤慨，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此外不會有別的結果。”針對美國對中蘇條約和協定的攻擊，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簽字儀式上，周恩來表明了新中國所持的立場：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締結是根據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並將成爲中蘇兩國兄弟友誼和永久合作的標誌。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締結，也特別表現了蘇聯在史達林大元帥的政策指導下，熱情地援助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這將使新中國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助於世界和平。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曾經千方百計，企圖挑撥離間我們兩國的友誼，現在這種無恥的企圖已經徹頭徹尾地失敗了。 周恩來進一步指出：“我相信，擁護我們的條約和協定的將不只是中蘇人民，而且將是全世界的進步人類，而仇恨這些條約和協定的不過是那些帝國主義者，那些戰爭販子。”17日，毛澤東在發表離蘇臨時演說時更加明確地宣佈：“業已經過條約固定下來的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團結將是永久的，不可破壞的，沒有人能夠分離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它的鞏固與安全成爲中央領導人所考慮的首要問題，而這種鞏固和安全的最大隱患便是美國的干涉和破壞。爲了減少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進行政治破壞和思想影響的可能性，新中國在與蘇聯接近的同時，決定對美國採取更爲強硬的態度。1949年10月24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毆打領事館的一名中國雇員。11月21日，沃德被判處6個月徒刑，並於12月初被驅逐出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進一步討論了擠走美國在華所有外交人員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軍管會下令徵用美國總領事館內的美軍兵營。中國方面認爲，兵營的存在是不平等條約的恥辱標誌，決不能允許這些兵營繼續爲美國這樣一個敵視中國的帝國主義大國所控制，中國人民理應將它收回。美國國務院立即作出表示，這是北京對於其國際條約“義務”的嚴重違反，威脅如果中國徵收領事區的任何一部分財産，美國政府將視此舉爲侵犯美國的權利，那麽美國將別無選擇，只好關閉所有駐中國的官方機構並撤回全部美國外交人員。 然而，這種威脅絲毫也沒有動搖新中國領導人的決心，爲了維護自己的對外政策原則，他們決不會向美國的任何壓力和威脅屈服。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於1月13日致電劉少奇，表示：“同意（劉）1月13日電貫徹徵用命令徵用外國兵營，並準備著讓美國將所有在華之舊使館全部撤走。”18日，毛澤東再次電告劉少奇，指出：“美國撤退在華的一切官方人員，此事對我們極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對我們徵用外國兵營等行動有所不滿，請注意解釋。” 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國人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保衛自己祖國的主權的立場上，是從不考慮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意志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製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侵略特權，必須廢除；帝國主義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囂也好，威脅也好，對中國人民的這個正義立場絲毫沒有影響。 幾年之後，毛澤東在談到當時外交的戰略考慮的時候說：這時，“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有了外交關係會給我們許多困難”。1950年4月10日，美國向中國表示它知道中國政府對於條約義務和西方國家的態度非常明確：只要美國政府繼續幫助國民黨打內戰，要談改進中美關係是不現實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國撤回其留駐中國的全部外交人員，雙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觸渠道，繼續相互指責和攻擊，關係日趨惡化，一個全面對抗的態勢在事實上業已形成，而隨之而來的朝鮮戰場上的軍事較量使得這種敵對更加尖銳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國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同時，美國國內親蔣勢力發出了保台的陣陣鼓噪。軍方中國防部長約翰遜、遠東司令麥克阿瑟等極力鼓動保台，國會中議員史密斯、諾蘭、弗格森、塔夫脫及前總統胡佛則主張派遣美國海軍“保衛”臺灣，甚至海南島，“在太平洋上築起一道反對共産主義的牆”。不僅如此，保台分子也對杜魯門1950年1月5日的“棄蔣”聲明施加了影響，從而爲“介入臺灣”埋下了伏筆。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魯門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現在”二字，並刪去了原聲明文本中的美國無意“使臺灣脫離中國”這句話。佈雷德利的理由是，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戰爭爆發時，美國則有可能要考慮使臺灣脫離中國的問題，並有可能在台建立軍事基地。艾奇遜在1月5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解釋說，“現在”這個詞意味著“萬一不幸我們在遠東的部隊遭到攻擊，美國必須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區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來保衛它自己的安全”。顯然，美國政府不干涉臺灣問題的聲明並不徹底，在措辭上已經爲日後改變政策埋下伏筆；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魯門政府做出“棄台”的決定是十分勉強的，是迫於形勢而做出的權宜之計。 但是，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受各種因素影響而做出的，是各派鬥爭的結果。1950年1月12日，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的被稱爲“劃線”的講話，明確劃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鏈防線，即比起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群島至菲律賓，其中並不包括臺灣。種種迹象表明，美國似乎已下定決心，決意與臺灣訣別。其實，這僅是以艾奇遜爲首的“棄蔣”派一時占了上風。 不用說，美國政府把臺灣排除在防禦圈之外的戰略是很不合親蔣勢力口味的。杜魯門的聲明非但沒有統一美國朝野的意見，平息反對派的攻擊，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對，成爲攻擊的新靶子。諾蘭參議員指責政府在執行一種“宿命的”對台政策，要求對國務院遠東司進行改組，任命麥克阿瑟爲美國遠東政策協調人。塔夫脫參議員指出政府的對台政策是與在歐洲阻止共産主義的做法背道而馳的。 資深參議員範登堡也尖刻地抨擊了《開羅宣言》。他說：“我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感覺，在臺灣的600萬人民的最後命運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在開羅‘牧羊人’旅館的陽臺上永遠地決定了。” 史密斯認爲艾奇遜在1月12日講話中“錯斷”了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因爲艾奇遜把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的垮臺歸因於該政權自己的腐敗，是被中國人民所抛棄的。而史密斯的看法是，中國是爲俄國爭奪過去的，國務院完全忽視了臺灣的重要性。 麥卡錫參議員則聲稱幫助俄國“奪取’沖國的就是國務院內的一幫左翼分子。杜勒斯在1月底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對“防禦圈戰略”進行了攻擊：“如果我們放棄了超出我們的軍事和經濟能力的所有目標，那意味著抛棄了1.8億的人口；而與此同時，這些人就會招致長期並公開反對我們的蘇聯共産主義的包圍。”還有許多參議員對杜魯門事先未與參院外交委員會磋商就決定了對台政策表示強烈不滿。 雖然艾奇遜的對台政策得到了大多數美國公衆的贊同，民意測驗表明， 50％以上的人反對進一步援助國民黨，但國會內的“中國幫”和軍方交相呼應，繼續敦促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改變對台的“袖手”政策。毫無疑問，這給杜魯門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也使其對台政策的決策面臨著更爲複雜的情勢。爲了尋求對外政策的“兩党一致”，杜魯門和艾奇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新姿態。1950年3月，艾奇遜任命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庫柏爲顧問，負責協調歐洲事務；4月，又任命杜勒斯爲國務院顧問，負責協調遠東事務，並由與共和黨關係密切的臘斯克接替巴特沃斯之職，擔任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同時還同意將《1948年援華法》的有效期從1949年延長至1950年6月。 但是，杜魯門政府的讓步絲毫也沒有緩解反對派的壓力。史密斯在1950年4月底把他的女婿和一位助手派到臺灣，並指示他們定期向他提供報告。無一例外，這些報告都是要求美國政府承擔起“保衛”臺灣的“義務”的。史密斯將這些報告廣泛分發於國務院、國會和五角大樓。諾蘭於5月份致函國防部長約翰遜，聲稱鑒於中共已同蘇聯結盟，並沒收了美國使館的財産，與當初杜魯門發表聲明時相比，此時形勢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慮政府的對台政策。 與國會中親蔣勢力相呼應，美國軍方繼續堅持要求援助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1950年1月20日，國防部長約翰遜建議從用於“泛指的中國地區”的7500萬美元中撥出3000萬以援助臺灣。6月9日，約翰遜主張“美國應當盡一切努力保持臺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即使這需要美國軍事力量對台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 在軍中親台派中頗有影響的麥克阿瑟於1950年6月份聲稱：臺灣是美國從阿留申群島至菲律賓的遠東防線中極爲重要的一環。如果發生戰事，美國能否守住“防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臺灣是否留在“友好”或“中立”的政權手中。他說： 一旦美蘇爆發戰爭，臺灣對於共產黨來說就相當於一艘不沈的航空母艦和潛水艇供應站，其位置對於蘇聯完成其戰略十分理想，同時也可以把美國遠東部隊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徹底消滅。 麥克阿瑟聲稱，倘若臺灣“落入”共產黨之手，美國的戰略利益將受到嚴重破壞，等於給了蘇聯相當於數十艘航空母艦組成的艦隊，美國的“防線”就可能被迫退至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麥克阿瑟認爲，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臺灣的歸屬問題需要重新考慮。他還說，“臺灣的最終命運無疑取決於美國”，並主張採取斷然措施在此“劃線”，不使臺灣“落入”共產黨之手。 麥克阿瑟要求美國政府“授權他立即就防止共產黨佔領臺灣所必需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條件進行調查，並把此結果作爲美國制訂對台政策的基礎，然後據此採取行動。”對於麥克阿瑟的這番鼓噪，約翰遜深爲贊同。他在6月中旬赴東京訪問並與麥克阿瑟會晤期間，就表示要向白宮施加壓力，以改變其現行的對台政策。與此同時，美國軍方已開始煞費苦心在擬定“保衛”臺灣和把它作爲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基地的緊急計劃。 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蘇結盟，再加上美國國內保台勢力的橫行，使得杜魯門政府的對台政策逐漸向右轉，甚至連堅決主張棄蔣的國務卿艾奇遜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1950年6月初，當約翰遜向艾奇遜詢問關於1月5日杜魯門總統的講話是否意味著停止以1948年《援華法》軍援部分的剩餘款項向臺灣供應軍火時，艾奇遜回復說：“這1.25億美元餘款中尚存在海、陸、空軍各部的部分是確定地、絕無變更地歸國民黨政府使用”，對國民黨政府用這筆款購買軍火也不要定出截止日期，可以一直到用完1.25億美元爲止。而且，艾奇遜還告訴英國人他們正在考慮臺灣問題，不再堅持奉行棄蔣政策，而是努力防止國民黨集團的“馬上消失”。 正當逃台的蔣介石對前途恐慌到了極點，“臺灣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的時候，因爲反共的需要，美國對台政策已發生了變化。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杜魯門政府重新捲入中國事務，從而也挽救了蔣介石政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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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0 18:22 | |
| 第二章 建立“反共防線” | |
美國人估計，在1950年6月至7月間，共產黨有隨時進攻臺灣的可能，臺灣隨時都存在失陷危險。不料，美國人又預料錯了。戰爭沒有在臺灣發生，而首先在朝鮮半島引發，朝鮮半島便成了美、蘇、中、南北朝鮮與臺灣六方相互衝突的焦點。蔣介石的命運由此又有了轉機。 １．蔣介石不敢相信 朝鮮半島位於亞洲大陸東部，與中國大陸的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相望，東臨日本海，西隔黃海，南隔朝鮮海峽與日本群島相對，北以鴨綠江、圖們江爲界與中國毗連，邊界約1300公里，東北端有10多公里與蘇聯接壤，地處中、蘇、日三國之間，扼日本海與黃海和東海的海上交通要衝，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朝鮮領土由朝鮮半島和3300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總面積約22萬多平方公里。 朝鮮歷史複雜，處在二戰後美蘇對峙的前沿。朝鮮在1910年8月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吞，淪爲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蘇聯根據《雅爾達協定》於1945年8月8日公開對日宣戰，百萬蘇軍在向中國東北日本駐軍發起進攻的同時，其中一部也於8月13日在朝鮮東部清津地區登陸。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美國人爲了防止更多的勝利果實落入蘇聯人手中，遂決定與蘇聯進行協商，劃分日本佔領區受降範圍。經協商，朝鮮以北緯38度線（簡稱三八線）爲界，以北爲蘇軍受降區，以南爲美軍受降區。隨之，蘇軍佔領了三八線以北地區，美軍分別在仁川、釜山登陸，控制了三八線以南地區。 根據開羅會議精神，1945年12月27日，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達成協定，由駐朝鮮的蘇軍司令部和美軍司令部組成聯合委員會，協助南、北朝鮮迅速建立一個統一的臨時政府。由於美、蘇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使三國外長會議精神未能得到貫徹。相反，美國爲使其永遠控制朝鮮半島並使之“合法化”，遂於1947年10月，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朝鮮問題國際化。11月，美國又操縱聯大非法成立“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用以“監督”朝鮮的普選，繼之，美國又於1948年2月26日炮製了“大韓民國”，扶植其傀儡李承晚上台。在此背景下，朝鮮北部在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將軍領導下，獲得蘇聯的支援，也與同年9月9日，宣佈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此朝鮮出現了南北分裂、對峙的局面。 1948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蘇、美戰鬥部隊立即撤出朝鮮。蘇軍于同年12月25日全部撤退完畢。而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一再違反了三國外長會議精神，大量增加軍援，加速擴充李承晚軍隊，以鞏固其統治。截止到1949年6月29日，美國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撤離朝鮮，但它已武裝了李承晚軍隊11.4萬餘人，並留下約500人的軍事顧問團。與此同時，李承晚大肆製造戰爭輿論，散佈“北部侵犯南部的危險”，叫嚷要“北進統一”，並帶軍越過三八線。在此形勢下，金日成在獲得蘇聯軍事支援的前提下，進行堅決反擊。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 這一天是農曆庚寅年五月十一日，臺北的天空多雲轉晴。蔣介石逃台後，工作甚是“勤勉”，星期天也不偷閒。7點剛過，他已做完早操，結束禱告來用早餐，但對桌上的稀飯、醃竹筍卻沒有胃口。命人打開收音機，大陸新華社的廣播，他是每天必聽的，尤其是重要社論。 雖然7月在即，6月去日無多，但臺灣海峽仍平靜如西子湖，波舔沙岸，颱風席捲而來的日子還未到來。新華社廣播中的“一定要解放臺灣”的聲音，蔣介石聽來尤爲刺耳。突然，餐廳的門被推開，英文秘書沈穀匆忙走了進來：“夫人，蔣先生，有重要消息。” 沈谷見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擡起頭來看著他，接著說道：“美國之音廣播，兩個小時以前，北朝鮮部隊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 蔣介石挺直腰板，雙目炯炯地盯著沈穀，仿佛要從沈穀的神情中探出這個消息的真僞。在旁的宋美齡先是一楞，旋即喜形於色：“這可是上帝保佑我們啊！韓戰爆發必能演成世界大戰！” 沈穀在旁忙恭維道：“夫人，蔣先生真是料事如神，去年7月在廈門軍事會議上，先生就曾說過‘只要堅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爆發’。這不，已經來了嘛！” 蔣介石的確說過此話，那是爲了給守衛福建的官兵打氣。蔣介石從內心深處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好漁翁得利，重返大陸。去年12月在成都，他命令胡宗南死守成都，不許退師西昌，撤往滇越，就是希望美國能干涉中國政局，進而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立即給邵毓麟和陳之邁發電報，查實情況，瞭解美國動態。”蔣介石畢竟是久經大事的人，此刻頭腦清醒，知道待弄清了情況再樂也不遲。 直到夜間10點，蔣介石才接到臺灣駐南朝鮮大使邵毓麟發來的首封電報，證實了沈穀的消息的真實性。半個小時後，續電抵達，蔣介石才對戰況有了大致瞭解。 蔣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終露端倪。他對朝鮮戰爭的反應與邵毓麟在電報中的分析不謀而合。邵說：‘韓戰對於臺灣，更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面臨的中共威脅，以及友邦美國遺棄我國，與承認匪僞的外交危機，已因韓戰爆發而局勢大變，露出一線轉機。中韓休戚與共，今後韓戰發展如果有利南韓，亦必有利我國。如果韓戰演成美俄世界大戰，不僅南北非必然統一，我們還可能會由鴨綠江、由東北而重返中國大陸。如果韓戰進展不幸而不利南韓，也勢必因此而提高美國及自由國家的警覺，加緊援韓，決不至今中共渡海進攻臺灣了。’
事情果然如此。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獲悉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後，立即打電話給正在密蘇裏老家度假的總統杜魯門。杜魯門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動身回白宮，由於艾奇遜讓他等一等更爲確切的消息，以免夜間飛行危險和引起外界恐慌，他才沒有於即日飛返白宮。當晚，他批准將朝鮮問題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 第二天中午，杜魯門匆忙結束休假飛返華盛頓。在途中杜魯門妄然斷定朝鮮戰爭是俄國人醞釀的。他說：“我敢肯定……必須以牙還牙，我得出的結論是，惟獨實力才是俄國獨裁者惟一懂得的語言。我們必須以實力爲基礎給予迎頭痛擊，痛擊並擊敗他們。”杜魯門從飛機上給艾奇遜打電報，要求他及其高級軍官和外交顧問於當晚在布萊爾大廈舉行戰略會議。 戰爭爆發當天，美國遠東司令麥克阿瑟在東京已得到了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團長布朗將軍和駐南朝鮮大使穆西奧的報告。麥氏立即在東京盟軍總部召開緊急會議。隨後，戰報不斷傳來，北朝鮮已佔領江陵、甕津、開城，春川被圍，人民軍主力直指漢城。在會上，麥克阿瑟提出了《從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該計劃由國防部長約翰遜轉達杜魯門總統。內容爲： 在華盛頓，6月26日晚杜魯門與13位負責全國軍事、外交的高級官員在布萊爾大廈進行緊急磋商。一致認爲朝鮮戰爭“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形勢令人擔憂”，爲防止人民解放軍渡海進攻臺灣應採取措施“保衛”臺灣。隨後，杜魯門歸納出三點建議： 這時，美國公開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即所謂的“臺灣問題中立化政策”。這實質上是放棄了它原來的“袖手”政策。隨之美國不僅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而且還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議案，組成聯合國軍開赴朝鮮。 第七艦隊是美國海軍四大主力艦隊之一，與第三艦隊同屬美國太平洋艦隊。其前身是美國大西洋艦隊的一支特混艦隊，二次大戰時，由於對日作戰，於1943年3月調歸太平洋艦隊，稱第七艦隊，由美國南太平洋戰區司令指揮，主要在菲律賓至印度尼西亞一帶海域執行作戰任務。6月28日，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親自飛往前線督戰。6月29日，美國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和1艘運輸艦進人臺灣海峽並開始遊弋，擔負起了“保護”臺灣的任務。 1950年6月28日，周恩來指出，“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中國政府領導人對朝鮮戰爭爆發的看法是：“美國政府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傀儡集團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攻，乃是美國的一個預定步驟，其目的是爲美國侵略臺灣、朝鮮、越南和菲律賓製造藉口。” 關於美國決定武裝干涉臺灣問題的行徑，對中美關係究竟産生什麽樣的消極影響，這恐怕是美國決策者所始料不及的。當時美國情報部門幼稚地認爲，當時中國大陸百廢待興，美國在臺灣的行動不僅不會引起大陸的強烈反應，反而還會使中國覺得朝鮮戰爭是蘇聯爲了擴張其勢力而一手策劃的，蘇聯在此問題上根本沒有顧及中國的利益。因此，美國人希望借此機會來離間中蘇關係。 然而，美國對華政策的估計又一次出現了歷史性的偏差。美國介入臺灣的舉動，不僅沒有給中蘇關係中打人任何“楔子”，反而使中國更加接近蘇聯。1950年新中國紀念其誕生以來第一個國慶時，中國對外政策已經基本定型。 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新中國外交政策時，明確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地站在以蘇聯爲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方面，並且與蘇聯建立了最親密的兄弟關係。”至於中美關係，中國認爲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仇視有加無已”，處處與中國爲敵：美國在聯合國組織裏，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參加；美國阻撓中國代表參加盟國對日管制；美國藉口朝鮮的形勢派遣海空軍侵入臺灣；美國宣佈臺灣問題應由美國所操縱的聯合國解決；美國空軍還侵入中國領空，實行掃射轟炸。 上述種種，已經證明美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危險的敵人”。中國正警惕地注視著美軍行動。因爲“美國的侵略武力已經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並且有擴大這種侵略的可能”。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右翼政客和軍方保台分子的鼓動下，妄斷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和人民解放軍將渡海攻台都是執行蘇聯的戰略方案。如果美國在北部失去南朝鮮，在南部失去臺灣，則日本將被南北夾擊，菲律賓和東南亞各反共國家將受到威脅，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將被斬成幾截。因此，對朝鮮和臺灣問題不能袖手不管。 7月1日，美國陸軍開抵南朝鮮。7月7日，安理會授權美國指揮下的統一司令部使用參加干涉朝鮮的各國部隊，由美國指派指揮這些部隊的司令官。同一天，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到臺北訪問，隨後美國派賈納德少將出任駐台軍事代表。賈納德的赴台，使美國赴台人員級別由中校提高至少將，顯示美國提升了美台關係，已走上了扶蔣保台的路子。 ３。杜魯門給“國軍”參戰投了否決票 有了美國人撐腰，蔣介石腰板硬了許多。如果能乘機拖美國人下水，是不是可以從朝鮮半島打回老家？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人的想法與蔣介石卻不同。 雖然，在朝鮮戰爭之初美國重新承擔起了“保護”臺灣和蔣介石政權的“責任”，但杜魯門政府還是希望把這個“責任”保持在最低限度。因爲，如果美國過分干涉，不僅會激怒共產黨，還會在亞洲各國激起強烈的反美情緒，這會促使中蘇更加接近，並可能導致美國和兩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一場全球性的戰爭。這與美國的全球戰略背道而馳。因此，美國盡可以提供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給臺灣，卻不願意與這一“地位脆弱”的政權緊緊地拴在一起。在此思想指導下，杜魯門三次拒絕了蔣介石入韓助美的要求。 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晚上，蔣介石收到南朝鮮總統李承晚發來的求援急電。他隨即回電聲援，並表示將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緊接著，蔣介石在陽明山“總統官邸”召開緊急軍政會議。陳誠、王世傑、穀正綱、黃少谷、何應欽、周至柔、孫立人、王叔銘、桂永清、蔣經國等人應召而至，研究局勢變化及對策。會議決定：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從6月26日零時起，全面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實行宵禁，停止三軍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進行反共宣傳，叫囂“打回老家”、“勘平共匪”，並發動民衆請願活動，以示反攻決心，加強臺灣海峽和大陸沿岸的海空巡邏，加強各島及臺灣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強對交通運輸和經濟活動的管制，加強特務活動。 25日晨，美國駐遠東部隊總司令兼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於東京接到了來自朝鮮的戰況報告，他立即同約翰遜、佈雷德利等人舉行緊急磋商。會上，麥克阿瑟提出所謂“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建議由臺灣調一個軍馳援南朝鮮。麥克阿瑟認爲：臺灣“這個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可以容納10個到20個航空大隊，包括噴氣式飛機至B－29型轟炸機等各式不同的飛機，並可予短程海岸潛水艇以前方作戰之供應。”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電蔣介石請求支援。蔣介石立即召開黨政軍要員會議，研究出兵問題。對此，軍方持反對態度，認爲國民黨軍裝備很少，須首先考慮臺灣防禦。經過4個多小時的爭論，蔣介石發言說：“國民黨之所以痛失大陸，就在於不敢痛下決心，不敢冒險。今日党國已無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復河山。諸公勿需再議。中正決心已下，定得參戰。”蔣介石一表態，一幫反對的將官頓時噤若寒蟬，紛紛表示：“一旦校長立下決心，學生萬死不辭，甘爲黨國捨身成仁。”於是通過了出兵朝鮮的決議。 26日中午剛過，以費爾德上校爲首的美軍駐台軍事聯絡組，由東京飛抵臺北。費爾德一下飛機，就前往陽明山，向蔣介石面交了麥克阿瑟的親筆信。蔣介石說：“麥帥此舉是理智仁義。中國政府不勝感激。”交待手下好好款待費爾德。蔣介石馬上召集一班幕僚商議，並很快複電麥克阿瑟，表示願派遣國民黨最精銳的五十二軍三萬餘人馳援南朝鮮。一經美國最後決定，該軍即可從空中和海上前往南朝鮮投入戰鬥。 6月27日，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奉蔣介石之命對五十二軍人員進行調整充實。逃台後的國民黨軍隊，經蔣氏父子大力整頓，清除了所有異己力量，可稱爲不折不扣的“蔣家軍”。郭永、李有淇、王楚英、劉廉一均是少壯派軍官，反共最爲得力，一聞韓戰，就立即請纓入韓“同共產黨決一雌雄。”蔣介石手下，胡宗南、胡璉等均力主不參戰，孫立人又非嫡系，爲了警告反戰者，同時培植新人，就用了這批資歷甚淺的少壯派軍官。由郭永任軍長、李有淇任副軍長、王楚英任參謀長。還決定：由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擔任“援韓派遣軍”司令官，“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韓偉克任政治部主任。除陸軍以外，另配以裝甲兵一個旅、運輸機20架。 6月28日，臺灣派顧維鈞、胡適到白宮會見杜魯門。胡適是個文化名流，又有民主聲譽，深受美國人青睞，爲了爭取美援，蔣介石任命他做了“外交部長”。他們面交了蔣介石6月26日向杜魯門建議派五十二軍馳援南朝鮮的電報副本，以示臺灣方面的誠意。杜魯門表情愉悅，胡適將此情報告蔣介石，蔣介石也大爲振奮，以爲參戰在望了。 美國政府內部在接受還是拒絕蔣介石援助南朝鮮的問題上意見分歧。杜魯門認爲可以接受，國民黨軍隊的使用可以減少美軍傷亡人數。他對艾奇遜說：我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應當接受這番好意。因爲，正如我今天對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說的，我希望看到盡可能多的聯合國成員國參加朝鮮的行動。 但是艾奇遜卻說：總統先生，美國把第七艦隊派到臺灣，正是因爲臺灣是可能遭到攻擊的地區之一。現在，一方面花美國的錢去保衛那個島嶼，而另一方面這個島嶼的理所當然的保衛者卻跑到別的地方去，這樣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況且國民黨新敗之餘，還有什麽戰鬥力呢？ 後來，杜魯門在艾奇遜、國防部長約翰遜和三軍參謀長參加的聯席會議上，仍表示傾向於接受蔣介石的建議。艾奇遜仍加以反對，他認爲，如果臺灣國民黨出現在朝鮮，共產黨中國就可能馬上決定參戰，因爲共產黨可以借此機會去打擊蔣介石軍隊。三軍參謀長們認爲，蔣介石所提供的三萬人“儘管他們說是他的最精銳部隊，卻很少現代化裝備，其情況恐怕會像李承晚的軍隊無法對付北朝鮮的坦克一樣。”而且還要動用美國的運輸力量，這樣做其實並不划算。最後，杜魯門只好同意多數人的意見。 美國政府不敢貿然接受蔣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於英國的反對。1950年1月6日，中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英國政府同時宣佈撤銷其對國民黨集團的外交承認。英國一再向美國表示，不能和臺灣軍隊並肩作戰，因爲一旦這樣，剛建立的中英關係勢必受到損害。 在美國決策層內部雖然就對台基本政策已取得一致意見，但在具體行動上，以麥克阿瑟、約翰遜爲代表的軍方右翼勢力卻狂熱得多。他們不斷叫囂出兵臺灣，支援蔣介石軍隊入韓作戰，並接二連三訪台，這與杜魯門、艾奇遜等主張對台保持謹慎、低調的態度格格不入。 7月31日，麥克阿瑟率大批幕僚飛抵臺灣，與蔣介石舉行會談。麥克阿瑟此行出盡了風頭，走下飛機時，麥克阿瑟還吻了宋美齡的手。麥氏此行是躊躇滿志，極爲傲慢，蔣介石心中頗爲不快。但有求於人，況且人家畢竟是救命恩人，也只好強作歡顔。（中華民族十大惡習之一：5.讓妻。把自己最愛和也愛自己的美女讓給上司，讓給惡霸，讓給主子，保自己飯碗裏有豬肉。人家有本事能貪,能賺,能蒙,能騙,有啥辦法?） 次日，雙方經過協商後達成如下協定：雙方陸海空軍歸麥克阿瑟指揮，共同防守臺灣；增派美國空軍第十三航空隊常駐臺灣，在臺灣設立軍事聯絡辦事處。 8月1日，麥克阿瑟離台前與蔣介石分別發表聲明。麥克阿瑟說：“臺灣本島包括澎湖在內，在目前情況下，不得遭受軍事進攻之政策業經宣佈，是項政策之執行，即爲餘之責任與堅決之目的。餘在台與各級人民所舉行會議極爲懇切而和諧。餘統率下的美軍與中國政府（注：指臺灣國民黨政權）軍隊間有效聯繫已經完成。”他還宣稱：“大陸中共倘若發動對臺灣的進攻，則吾人當更能作有效之應付。” 蔣介石也同時發表聲明：吾人與麥帥舉行之歷次會議中，對於有關各項問題，已獲得一致意見，其間關於共同保衛臺灣，與中、美軍事合作之基礎，已告奠定。 麥克阿瑟離台赴日後一個星期，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副參謀長福克斯少將飛抵臺灣，目的是瞭解臺灣的軍事需求，一同前來的還有一個視察組。蔣介石大肆張揚，亦爲福克斯舉行了盛大歡迎宴會。他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已迫在眉睫，國民黨“反攻複國”時機已到，擺出了一付即將掃蕩大陸，重登寶座的狂妄姿態。 麥克阿瑟親台的囂張態度使杜魯門甚是尷尬，也進一步激怒了中囯共產黨，從而臺灣問題進一步複雜化。1950年七八月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東南沿海島嶼上的蔣軍發動進攻，並取得了一系列勝利：7月8日，長江口外的嵊泗列島宣佈解放；7月15日，浙江南部沿海的北麂山島解放；7月16日，浙江東部沿海的披山島解放；8月4日，珠江口外的所有島嶼已全部解放。中囯共產黨在東南沿海狠狠打擊蔣介石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著朝鮮戰場。 朝鮮戰爭爆發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朝鮮人民軍就攻佔了漢城和南朝鮮的大部分地區。韓國軍隊此時已被擊潰，緊急馳援的美軍4個師亦被驅逐到掩護釜山通路的灘頭堡裏。9月15日，麥克阿瑟率“聯合國軍”，趁朝鮮人民軍主力南下，後方空虛之機，糾集5萬餘人，300多艘軍艦，500多架飛機，在仁川港登陸，截斷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並進入北朝鮮。10月1日，麥克阿瑟通過廣播發出最後通碟，要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投降。在此緊急情勢下，當晚，金日成召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大使，希望中國出兵援朝，並派人前往北京向新中國領導人當面提出請求。 10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鮮局勢，決定出兵援朝。8日，毛澤東任命彭德懷爲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揭開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序幕。 蔣介石見中囯共產黨派軍隊進入朝鮮，即於11月份再次向美國提出出兵助韓，美國再一次拒絕了蔣介石。 當朝鮮戰場在激戰正酣之際，蔣介石於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國提出出兵朝鮮。但美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蔣介石的惟一希望在於挑起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大戰，而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和中國都想把戰爭控制在一定規模內，因此不能讓臺灣通過出兵朝鮮來達到他的企圖。艾奇遜曾清晰地道出了蔣介石的用心：蔣總統知道，單憑自己實力，絕不可能打回大陸，而我國政府一旦答應其請求，朝鮮戰爭就有可能演變成美中戰爭，到那時，美國除了死心塌地幫蔣總統打垮共產黨中國外，別無選擇。可這場戰爭，一切成果歸國民黨政府，但一切負擔只能由我國負擔。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對我國利益會帶來極大的損害。 所以杜魯門像第一次一樣，對於後兩次的出兵要求，公開給予拒絕。 美國確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尤其是在三年零一個月的朝鮮戰爭中，損失了39．7萬軍隊，被擊毀擊傷1.22萬架飛機，擊沈擊傷259艘軍艦，擊毀擊傷2690輛坦克，消耗了7300萬噸作戰物資和200多億美元。美國最終於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後，更加認識到這一點。蔣介石幸好沒有出兵，否則，3萬多“健兒”還不成了炮灰。 | |
NO:410_9
| 讀讀樂 於 2002/07/10 18:26 | |
| 第二章 建立“反共防線” | |
美國雖一再聲明其對台立場是中立的，實際上，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已撕破了其僞善的面孔。朝鮮戰爭中蔣介石得以暫時生存下來，戰爭結束後又如何維持他的存在？於是有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１。甜果與澀果 美國的支援和援助如一粒甜果呈送在蔣介石面前，他甚感滿意，但一切支援都是有條件的，爲了得到甜果，蔣介石不得不吞下這粒澀果。這在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和美國提供的軍援、經援上表現最爲明顯。 在關於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問題上，美國人一方面很大方，一方面又很苛刻。1951年5月18日，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宣佈：“我們對於臺灣，除繼續予以經濟援助外，並將給予選擇性軍事援助，以加強臺灣的防衛實力。”同時，美駐台軍事顧問團宣佈成立。此後，大量的軍援和經援源源不斷地運到臺灣。 1951年2月，美國政府撥款5000萬美元作爲對台軍援，5月份，又提供給臺灣2120余萬美元用於海、空軍發展計劃。1951年財政年度，美國給予臺灣的經濟援助達9804萬美元，1952年財政年度，美國對臺灣的援助總數爲8148．2萬美元，1953年財政年度，達到10550萬美元。除了上述援助之外，美國還通過其他渠道向臺灣提供援助，包括對應資金計劃，聯合農業復興計劃和技術援助計劃。 在提供這些援助之前，1950年1月30日，美國駐台“公使”蘭欽代表美國政府照會臺灣當局，宣稱這些物資美國政府要求須按照下列保證予以使用和處置： 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爲蔣介石撐起了保護傘，這正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但是，美國同時提出兩個附加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台澎地位未定論”。事實上，早在日本投降之際，美國就有人鼓吹由“美國單獨管理臺灣”，或“由聯合國託管”。 10月，美國國務院向杜魯門建議，由美國施加壓力，逼國民黨政權把軍隊全部調至海南島，臺灣則交聯合國託管。此後，美國右派參議員史密斯等又提出所謂“聯合政權”的主張，即由美方、蔣方和“臺灣人”共組一個聯合政權，從而既可達到“友誼地、和平地佔領臺灣”的目的，又可避免使美國走上“危險的和沒有止境的與中共軍事對抗”的道路。此時蔣介石尚有利用價值，而美國正企圖從中國脫身，所以這主張被杜魯門拒絕。 1950年6月26日，美國向臺灣方面提出備忘錄，提出美國將向臺灣海峽派出第七艦隊，但並不是應“中華民國政府”的邀請協防臺灣，而是美國視臺灣海峽爲歸屬未定海域，美國在這片海域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權力”，臺灣及臺灣海峽的未來地位，將由對日和約決定。蔣介石接到備忘錄後，即命顧維鈞緊急約見美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希望美國能將第七艦隊駛入台海的理由改爲“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協防”，而不能承認美國在這片水域擁有自衛權力。杜勒斯向顧維鈞解釋道，美國出兵的理由是反對北朝鮮“侵略”，如承認臺灣海峽是中國領海，則美國在反侵略之前先侵略了中國，實在無法自圓其說。 顧維鈞稱如改成“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協防”，也就無所謂“侵略中國”了。杜勒斯答：杜魯門總統在1月5日已拒絕了貴政府協防邀請，不便在6個月後又出爾反爾，必須有新的托辭；而且美國此次出兵，是以聯合國集體反侵略的方式，是國際行動，只有把臺灣海峽說成是“地位未定”，美國才能以“保護戰略補給線”爲名，在這片水域要求自衛權力，如用“協防”提法，便從國際行動變成爲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雙邊行動，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的性質也就成了干涉中國內政，這同美國宣佈的立場相悖，難以接受。 美國所附加的第二條條件是，要求臺灣當局承認“臺灣中立化”，即美國一方面用優勢海軍力量遏阻共產黨在臺灣海峽用武，但另一方面也要求臺灣當局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襲擊。 美國對中國政策，一貫堅持“兩個中國”方針，以蔣制共，企圖玩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手法。 顧維鈞就此向杜勒斯指出，美國政府既然承認“中華民國”爲中國推一合法政府，而中共早已被國民政府定爲“叛匪”，而今美國竟不許討伐“叛匪”，豈不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嗎？ 杜勒斯答道：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是爲了保持這片未定水域的安寧，也就是確保朝鮮戰場上“聯合國軍”的海上運輸線，國共雙方誰在這片水域上用武，都將破壞安寧，因此美國都反對。但在大陸沿海島嶼，美國既不負防衛之責，當然也不管國民政府如何行動。 杜氏此話暗含諷刺，只要你有能耐，儘管上大陸鬧去，我美國人不會干涉。其實他深知沒有美國，國民黨連臺灣都守不住，又怎能跨海作戰？顧維鈞一時語塞，感歎“弱國無外交”，只好訥訥而回。因急需美國的保護傘，蔣介石還是強咽下了這兩顆苦果。 8月29日，杜魯門發表了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政策聲明，除重彈“臺灣地位未定”和“臺灣中文化”的老調外，進而表示要把臺灣問題交聯合國討論。9月20日，蘇聯提請聯合國討論美國侵華問題，美國則正式要求聯大討論臺灣問題。 在雙方談判中，杜勒斯警告顧維鈞說：“如果中國政府（指臺灣當局）強烈反對美國對臺灣的立場而意欲與美國爭論，則將更增加美國的困難而有礙美國確保臺灣不爲中共所占及維持中國政府（臺灣當局）的國際地位。”這個緊箍咒一念，臺灣當局只得讓步，默許聯大討論臺灣地位問題。 1951年3月13日，美國國防部以正常命令形式宣佈，美國協防臺灣的責任由駐日遠東統帥部轉移到檀香山的太平洋艦隊總部。這樣，以指揮權調整的名義把美國協防臺灣的政策，從臨時變成無限。5月18日，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在紐約華美協進社年會上發表演說：“我們承認中國國民政府，不管它管轄下的土地是如何狹小，”“臺灣將繼續獲得美國的重要援助及協助。” 這樣，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修改了它的遠東政策，派重兵入侵臺灣海峽，而中國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在兩個地萬同美國打仗，解放臺灣的任務只好往後拖延。此後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使得臺灣問題的解決一拖再拖。而蔣介石因此得以在臺灣苟延殘喘，國民黨政權也得以維持至今。
對於美國撤除“中立化”舉動，有輿論稱爲“放蔣出籠”，目的就是要利用臺灣問題，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使正處於微妙階段的朝鮮停戰談判産生若干“心理上”的影響。當然，這也是對臺灣的一種安撫政策。 艾森豪威爾的“放蔣出籠”政策，使蔣介石甚感滿意，在艾氏發表聲明的翌日，蔣介石便發表聲明稱：“無論在政治上以及國際道義上，實爲美國最合理而光明之舉措。中國今日之反共複國，爲自由世界反共抗俄侵略之一環，但中國不要求友邦地面部隊協助我國對共匪作戰。” 同時，蔣介石見時機已到，乘機産生了與美國結盟的動機。因爲沒有美國的保護，他實在沒有安全感，試想強大的美軍在朝鮮戰場拼了三年都沒擊敗人民志願軍，他還用什麽反攻大陸？如果與美結盟，不僅得到保護，而且還可借美國力量反攻大陸，所以，維持和發展同美國的關係是國民黨繼續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 1953年3月19日，蔣介石今駐美“大使”顧維鈞正式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關於建立一項共同防禦條約的建議。儘管蔣對締約十分熱心，但美國方面反應冷淡，並遭到了杜勒斯的拒絕。因爲杜勒斯一直認爲蔣介石不是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一旦被蔣拖入中美大戰的深淵，則悔之莫及，加之其他盟國也不支援美國扶蔣，所以美國尚處於猶豫之中，遲遲沒有給蔣以答復。 見此，蔣不斷派人前往美國遊說，美國國內保台分子一再勸說杜勒斯。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也正集兵於臺灣海峽，準備渡海攻台，徹底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臺灣海峽出現了戰前的緊張局勢，爲了消除這一局勢，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對抗，杜勒斯口氣出現了鬆動。 1953年11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問臺灣時，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向尼克松正式提出締約共同防禦條約的建議。1954年5月，美國國防部長威爾遜訪台時，蔣介石再度提出簽約建議。6月，葉公超告知蘭欽：如果雙方能夠締約，臺灣同意在採取重大事件行動之前，先徵求美方同意。美國認爲可以進一步控制臺灣，簽約對自己亦無害。 經過討價還價，1954年12月2日，葉公超與杜勒斯在華盛頓簽署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條約大意規定： 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字後，各方反應不盡相同。蔣介石通過顧維鈞向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出一封信，信中稱：“條約不僅使兩國民衆在其抗擊共黨侵略中的連結更爲緊密，而且將激發千百萬珍視自由的亞洲民衆之信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條約對臺灣協防範圍沒有明確包括金門、馬祖，這使蔣介石很不放心，他一再要求美方給予公開解釋，以澄清“誤解”。 在蔣介石的一再要求下，1955年3月，艾森豪威爾宣佈：“爲了不損害自由中國的士氣，及斷絕他們的希望，美國決心協防金門、馬祖，以鞏固台、澎的地位。”直到此時，蔣介石一顆高懸的心才落下來。 在簽約的同時，杜勒斯就發表聲明稱：“這個條約將成爲美國同西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已經締約的各種集體防禦條約所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中的另一環節。這些安排合在一起構成西太平洋自由國家人民抵禦共產黨侵略的中心體制。”並宣稱這一條約是“防禦性質的”。 日本官方祝賀美國同臺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條約使遠東形勢大爲明瞭。 英國宣佈：“女王陛下政府對條約在實際上的純防禦性感到滿意”，將“美國政府同國民黨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置於這樣一個基礎上，使之能保持更密切的磋商”，很是贊同。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憤慨與譴責。12月3日，《人民日報》以“美國對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爲題，刊登了“美國與蔣介石賣國集團”簽訂條約的消息。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題爲《中國人民不解放臺灣決不罷休》的社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12月8日發表聲明，聲明指出：該條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的一個嚴重的戰爭挑釁”。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聲明： 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公敵。解放臺灣，消滅蔣介石賣國集團，任何戰爭威脅都不能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決心，只能增強中國人民的憤慨。蔣介石賣國集團沒有任何權力同任何國家簽訂任何條約。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根本是非法的、無效的。它是一個出賣中國的條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如果美國政府不從臺灣、澎湖和臺灣海峽撤走它的一切武裝力量，美國政府必須承擔由此産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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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建立“反共防線” | |
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標誌著台美“反共同盟”的正式建立，蔣介石反共有了強大的靠山。但蔣介石還不死心，也不滿足於此，他四處活動，拉攏其他國家，在亞太以至世界建立“反共同盟”。 １。接待李承晚 蔣介石在醞釀簽訂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之時，收到李承晚將訪台的來函後，認爲這是進一步加強與南朝鮮合作的一個好契機。 1953年11月，時值朝鮮停戰協定達成不久，遣返戰俘問題正在緊張商談之際，蔣介石在臺北接待了南朝鮮總統李承晚“出人意料的”、“突然的”來訪。此時此刻，蔣李之間，臺灣當局與南朝鮮之間，圍繞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的局勢，以及遣返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等問題，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在此以前，李承晚曾與蔣介石有過兩次會晤。第一次是1947年4月13日，李氏由美返朝，途經上海時，與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進行了會晤；第二次是1949年8月上旬，蔣介石以在野的國民黨總裁身份訪問南朝鮮，與李氏再次相晤。 蔣介石給予李承晚以特殊的禮遇。在其逗留臺北的3天中，大部分的內容均爲蔣李之間的交往。 27日下午，李承晚離開機場後，即被蔣介石接往自己的官邸休息，而卞榮泰外長以下的隨員，則被安排在臺北賓館下榻。蔣介石夫婦於下午4時招待李氏進茶點，旋即陪同遊覽陽明山；7時，在簡短的贈勳儀式上，李承晚將一枚南朝鮮的最高榮譽勳章——一等建國功勞大勳章，贈給蔣介石。李承晚稱頌蔣介石爲“全世界最早的反共領袖”、“偉大之先知先覺者”，並在致詞中說：“鑒於蔣總統對自由世界的輝煌貢獻，以及歷來對韓國獨立自由之協助，故特以代表韓國最高榮譽之建國功勞大勳章贈予蔣總統。”蔣介石則除了表示“榮幸”、“愉快”之外，更表示：“相信中韓兩國必能密切合作，共同奮鬥，消滅共匪，驅除俄寇，完成我兩大民族的共同目標”。接著，李承晚一行，出席了蔣介石夫婦所設晚宴。席間，李承晚又說了許多恭維、奉承蔣介石的話，囈稱“中國大陸的億萬人民正期待蔣總統去拯救他們”，並表示“堅信”，“蔣總統必能完成光復大陸的偉大事業”。 28日李承晚的早、中餐，均由蔣介石夫婦陪同共進。上午蔣、李舉行正式會談，宋美齡和雙方“外交部長”葉公超、卞榮泰在座。雙方重申了反共的共同立場，倡議建立亞洲“反共聯合戰線”。他們在當日發表了《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稱，他們籲請亞洲一切自由國家之政府與人民，組織反共聯合戰線，並懇切期望其他愛好自由之國家，而尤盼位於太平洋之國家如美利堅合衆國者，對於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區域團結之願望，能予以道義及物質的支援，以消除共産主義在此區域之威脅，而恢復亞洲之安全與和平。 他們在會談中，還在“自由遣俘”的口號下，共同表示，決將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分別強行扣留在南朝鮮和運往臺灣。蔣李會談結束後，即乘車前往“國防部”，聽取雙方幕僚人員關於軍事情勢的彙報。 當日下午，李承晚應邀出席臺灣“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聯合歡迎會，並作演說。李氏在演說中呼籲：亞洲國家舉行“反共會議”，由臺灣和南朝鮮當局邀請東南亞反共領袖，商討採取反共共同行動的方法，訂立“東南亞集體安全協定”。他認爲，“此種組織無須選出領袖或首長，所有參加國均將以同樣的權利，以平等地位行動”，“所有這些國家的反共團體，均應邀來集聚一堂，討論方案，以便在東南亞全境發動普遍反共運動”。 是晚，先由蔣介石、宋美齡以“總統夫婦”的名義，舉行盛大的酒會，邀請臺灣各界和外國“使節”出席，歡迎李承晚之來台訪問。然後蔣、宋複以“國民黨總裁夫婦’名義，率全體評議委員和中央委員，邀李出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之歡迎宴會。評議委員于右任首先致詞，讚揚李承晚“領導韓國志士爲獨立自由而革命的偉大精神”；稱頌蔣、李此次會晤，“不但象徵兩大民族的精誠團結，而且是反共奮鬥得到最後勝利的預兆”。李承晚在答詞中竭力稱頌國民黨和蔣介石。 29日上午，李承晚與蔣介石舉行40分鐘會談後，即借臺北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披露了他與蔣介石擬議召開亞洲“反共會議”的情況。李承晚說：他與蔣介石對於擬議中的亞洲“反共會議”的時間、地點、參加國家及其他事項，都沒有任何成見，而希望太平洋國家的其他反共領袖們表示其意見；他與蔣介石雖然連日舉行磋商，但是除了呼籲太平洋反共國家舉行一次會議之外，並無任何秘密協定。他宣稱：“中韓兩國是反共最堅決的太平洋國家，兩國間宜於形成一種堅強的共同陣線，以充分發揮兩國現有的力量。”有記者問：李蔣是否討論到，一旦朝鮮戰爭再起，即由臺灣軍隊赴朝馳援或通過“反攻大陸”來開闢第二戰場？李答稱：李相信蔣介石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某種程度的計劃，一旦時機到來，他們將再作商量。 同日上午11時10分，李承晚一行在蔣介石夫婦和陳誠、葉公超等人的陪送下，仍乘美國空軍星座式專機離台返回。與抵台時相同，臺灣當局派出16架戰鬥機護送其出境。臺灣《中央日報》宣佈，應李承晚要求，沒有舉行任何送別儀式，即抵機場送行者，亦只當局最高層之數人。 font color=green> 蔣介石通過此次與李承晚一行的談判磋商，進一步密切了臺灣與南朝鮮之間的關係，提出了召開亞洲“反共會議”的動議，交流了雙方掌握的軍事情報，協調了強行扣留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的步驟。這對於制造反共輿論，加劇亞洲地區緊張局勢，破壞朝鮮停戰協定的執行，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２。建立亞太地區“反共軍事聯盟”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包括美、日等國在內的，以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爲目的的“反共軍事同盟”，來增加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力量，這是蔣介石自敗退臺灣以來一直夢寐以求，並爲之奮鬥的目標。但由於美國的曖昧態度，無論在朝鮮戰爭還是在越南戰爭期間，臺灣均被排斥於任何亞太地區的軍事集團之外。蔣介石不甘心僅局限於政治活動，他總是在尋找建立軍事同盟的適當時機。 早在1966年2月，南朝鮮總統樸正熙訪問臺灣時，蔣介石就同其進行了3次長時間的密談，據透露，會談的重點是“如何加強亞洲反共國家的反共團結問題”。他們強調“亞洲侵略勢力，尤其是中共爲亞洲一切禍患之根源，現正嚴重危害此一地區各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並嚴重威脅世界和平”。除了要加強臺灣和南朝鮮在軍事上互相支援外，還號召亞洲反共國家結成聯盟。 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亞太地區9“國”（日本、南朝鮮、南越、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臺灣）外長第一屆年會在漢城召開。會議的目的，就是籌組亞太地區反共軍事聯盟。南朝鮮、臺灣爲促成會議起了主要作用。在開幕式上，樸正熙呼籲建立一個亞洲暨太平洋大同盟，並産生一個具有永久性的組織，並稱“對付共産主義非使用武力不可”。臺灣“外長”魏道明聲稱“用談判來對付共黨的挑戰，是絕對不適當的”，只有全體“自由國家”都拿出“堅決而協調的防衛行動”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才能被扼制。他指出，“亞太國家加強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以便對共党侵略者採取一致行動的時機現已成熟”。南越和菲律賓亦主張組織一個永久性的區域聯盟。 但是日、馬、泰、澳均不主張成立這類軍事組織或聯盟。泰國外長他納認爲，會議應通過合作而不經由“我們結合起來反對任何人”的方式，來謀求積極的結果。尤其是日本的態度非常明朗，日本參加9“國”外長會議的先決條件，就是只討論經濟文化問題，不觸及政治軍事。佐藤訓令外交人士“避免採取任何迹近反共的行動”。日本反對這次會議使用“組織”之類的名稱，甚至威脅說，日本不參加任何具有強烈反共色彩或謀求組織軍事聯盟的會議，如果不去除反共軍事色彩，日本將不參加翌年7月在曼谷舉行的第二屆9“國”外長會議。 儘管在漢城籌組亞洲“反共軍事同盟”的計劃流産，蔣介石並不甘心，而是利用“外交”途徑頻繁地進行。 一是加強同泰國的關係。1967年3月27日，泰國總理他依訪台。蔣介石曾三度同其晤談，討論的重點是亞洲反共及集體安全問題。蔣介石借對越南戰爭及泰國共產黨顛覆活動的關注爲由，建議加強台泰之間的軍事合作。1968年1月，蔣介石又派嚴家淦訪泰，同他依兩度會談，終於使泰國傾向于建立一種亞洲反共聯盟。同年3月，泰國副總理兼陸軍總司令巴博出訪菲、台、日、韓，其目的就是遊說建立亞太軍事聯盟。 蔣介石在巴博訪台期間，多次同其晤談，並頒贈特種大緩雲麾勳章一枚，以表彰其“對反抗共黨侵略，維護自由世界和平貢獻良多”。巴博在接見記者時聲稱，“任何一種組織，只要有實力對抗共產黨，都是好的” 。1969年5月12日，蔣介石再派蔣經國以特使身份訪泰，經過同他依多次密談，蔣經國表示雙方已一致同意共同努力促進亞太地區的集體安全。聲稱“自由亞洲到處有我們堅強的朋友”。 二是爭取澳、新、菲、馬等國的支援。1966年5月初，蔣介石利用菲律賓副總統羅培士訪台之機，鼓吹台菲利害相關、休戚與共，應加強相互合作。1967年4月，澳大利亞總理霍特來台訪問，這是英聯邦國家第一位政府首腦訪台，蔣介石與霍特兩次會談的中心，均是亞太地區安全問題。雙方在聯合公報中表示：亞洲現已成爲抵抗共黨侵略之關鍵地區，兩國必須盡其最大努力，以促進任何地區自由國家之團結一致，尤其是亞洲及太平洋理事會會員國之團結一致。蓋惟有如此，此一由於中國大陸及亞洲他處共黨窮兵黷武對世界和平之威脅乃得消除。 三是繼續加強同反共盟友南朝鮮、南越的關係。1969年2月，蔣經國訪問漢城，樸正熙、丁一權（總理）同其多次會晤。此次蔣經國的使命是籌組東北亞“反共聯盟”，他呼籲臺灣和南朝鮮結合成爲一個力量，共同完成“反攻複國”的目標。在越南問題上，早在1966年10月30日，蔣介石就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參與越南戰爭，“我將發動軍事反攻”，並稱他爲此項計劃及希望已經準備了十多年。1969年5月，南越“總統”阮文紹應邀訪台，蔣氏父子同其一行先後密談三次。由於尼克松政府正計劃從越南撤軍，其討論的重點不外是“保衛亞洲自由國家抵抗共產黨擴張與侵略之各種方法”。蔣介石再三向阮文紹保證，臺灣將加強對南越的援助。自1965年以來，臺灣先後向南越派出了軍事顧問團和農業電力技術人員，並有大量的物資援助。 四是繼續利用“世界反共聯盟”、“亞洲反共聯盟”、“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等組織來促成亞太“反共軍事聯盟”的建立。在嚴家淦、穀正綱等人的主持下，亞盟多次促請直接遭受“共禍”的國家組成堅強的軍事聯盟，將“亞太九‘國’外長理事會發展成爲真實有效的政治和軍事聯盟”。 但是由於美國態度消極和日本強烈反對，蔣介石所有的努力均屬徒勞。1968年3月14日，遊說組織亞太軍事聯盟的巴博訪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表示，日本反對亞太軍事集團的出現， “倘若亞洲太平洋理事會發展成爲一個反共軍事聯盟，日本將退出”。由於日本在亞洲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美國正在越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不願意促成此種冒險舉動，於是，泰、馬、澳、菲等國再度表示反對此種軍事集團的出現。 萬般無奈的蔣介石，只好提出了“以合作代同盟”的主張。這是在1969年3月16日，蔣介石接受日本電視廣播公司政論家禦手洗辰雄電視採訪時的一段回答： 這一番談話，實際上是他承認籌組亞太“反共軍事聯盟”計劃的失敗。 ３。籌組“世界反共聯盟” “世界反共聯盟”是一個國際性反共組織。它的成立是蔣介石和朴正熙精心策劃的。在1966年11月漢城的“亞洲反共聯盟”第十二屆大會上，由樸正熙公開提議，“亞盟”大會批准，決定正式成立這一國際性組織，並由穀正綱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 在蔣介石和穀正綱等人的安排下，“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於1967年9月25日在臺北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臺灣方面非常重視這次會議，認爲“這一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反共會議能夠召開，而且反共經濟最豐富的我國，能夠成爲這一會議的地主國，這已經可算是我國在反共鬥爭上的一大成就”，“這可以充分顯示：與共黨搏鬥已有五十多年的中華民國，已經從最初的獨立奮鬥，進展到得道多助，並與全世界的反共力量結合在一起。” 來自73個國家和地區及13個國際反共組織的代表、觀察員200餘人出席了大會。其中，哥斯大黎加前總統費蓋瑞、歐洲自由協會主席克拉夫特、南越前總理潘輝適、日本前大藏和法務大臣賀屋興宣、美國百萬人委員會主席周以德等，均是臭名昭著的反共領袖。羅馬教皇保羅六世、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南越總統阮文紹、南朝鮮總統樸正熙等發來賀電。 臺灣“副總統”嚴家徐，“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以及“五院院長”、各“部會”首腦以及各界人士1000餘人亦參加了這一反共聚會。 穀正綱主持大會並致詞，他稱“世界反共聯盟”的成立，“是要以世界反共人民的團結力量，共同粉碎共黨的狂妄野心，阻遏共黨的侵略，撲滅世界禍亂的根源”。接著，“亞盟”第十二屆會議主席、南朝鮮的金貞烈發言，他指出，“不論何時何地，只要自由世界不對共黨屈服，共黨的威脅和侵略即可遏止。”他強調“必須具有反共的遠見，建立合作團結的基礎，採取堅定果敢的行動，才能戰勝共黨”。他稱“世界反共聯盟的建立，就是反共勝利的前奏”。 開幕式行將結束前半小時，姍姍來遲的蔣介石夫婦進入會場，並以“東道國元首”的身份發表講演，向在座的“反共鬥士”們傳授“反共技能”。 這次會議由於在蔣介石和臺灣當局的控制之下，因而完全秉承他們的意願行事。會議通過了3項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議。第一項建議聯合國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人，並呼籲各會員國繼續支援臺灣的“合法地位”。第二項呼籲“各自由國家繼續對中共實行物資禁運，減少經濟貿易，嚴格限制與作戰有關物資資敵”，“積極支援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爲拯救大陸人民所採取的反共救國措施”。第三項呼籲“自由國家”“摧毀中國大陸的核子設施”，保護“遭受中共核子威脅之亞洲各國”。 會議還通過了《促請自由國家強化在亞洲擊敗共黨侵略的堅定政策》決議案，呼籲“自由世界”徹底放棄能與亞洲共產黨“謀致和解的任何幻想”；進一步加強“軍事圍堵政策，並全力協助增長自由亞洲各國的軍事反共力量”；“允許並鼓勵中、韓、越等國恢復其國土統一及恢復其被奴役人民之自由所採取的必需行動”。 會議通過了“世界反共聯盟共同綱領”和“世盟首屆大會宣言”，核心內容是號召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條堅強的反共聯合戰線”，“消滅共産主義”。 會議於9月29日閉幕，穀正綱被選爲“世盟”主席。 很明顯，成立“世盟”是蔣介石“全球反共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是通過“世界反共聯盟”這一組織，通過掌握組織大權的穀正綱來貫徹其反共政策的。以圖通過該組織中的成員去影響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惜的是，蔣介石並沒有如願。“世盟”的成立不僅未能“促進”世界反共高潮的到來，相反，使許多西方主要國家政府對其避而遠之，他所期待的世界“反共體系”始終無法形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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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3 00:52 | |
| 第三章 改造國民黨 | |
中國國民黨自總理步中山逝世後，內部派系重重，爭鬥毫無止境。及至在大陸統治末期，已到四分五裂，群龍無首的地步。敗守臺灣後，蔣介石依據其“黨國”理論，爲消除派系，集中權力，順利交班，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所謂改造運動。昔日的派系頭目、党國元老或養或放，一批新面孔開始協助蔣氏父子左右臺灣政局。 1949年底，蔣介石兵敗大陸，企圖在臺灣繼續經營蔣家小王朝，而李宗仁卻在美國手握國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繼續和蔣介石唱對臺戲。爲此，蔣介石爲保住臺灣這一立腳之地，爲取得經營臺灣的正統地位，就公開和李宗仁展開了奪權和護法的鬥爭。 1．蔣、李分道揚鑣 其實，蔣介石從第三次下野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醞釀複職，他手握實權在幕後處處牽制李宗仁。 1949年7月1日，解放軍橫掃華南，李宗仁面對國民黨四分五裂的爛攤子一愁莫展。28日，他飛抵臺灣要求蔣介石調任白崇禧爲國防部長，蔣以宋希濂、胡宗南不同意爲藉口，加以阻止，李宗仁空手而歸。8月4日，程潛、陳明仁通電起義，湖南和平解放。李宗仁歎息道：“可惜一個党國元老，一個國軍名將，被老蔣逼得走投無路，真是樹未倒，猢猻就散了。”在此形勢下，原國民黨和談代表劉斐悄悄回到廣州，不失時機地勸李宗仁、白崇禧起義。事後，李宗仁試探白崇禧：“怎麽樣，你手中有槍桿子……”言外之意即你可以自由起義。但白崇禧卻問：“將來如有必要，去臺灣怎麽樣？”李宗仁一聽這話勃然大怒，脫口而出：“烏龜王八蛋才去臺灣！”由此可見，李、白已各有打算了。 8月5日，美國國務卿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公開宣佈美國政府不再援助蔣介石。蔣介石得知後在日記中寫道：“對美國《白皮書》可痛可歎，對美國國務院此種措置，不僅爲其痛惜，不能不認爲其主持者缺乏遠慮，自斷其臂而已……若不求自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他召集部下訓話說：“美國竟至於不知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落井下石，爲美國歷史留下莫大之汙點。”蔣介石對美國的袖手靜觀政策痛心疾首。而李宗仁見此，更是公開表明和蔣抗爭，支援顧孟餘等“第三勢力”組黨。不久，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黃紹閎、龍雲、劉斐等人簽署的《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聯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經昭然若揭。 8月17日，人民解放軍佔領福州。蔣介石重新佈置防禦，準備固守西南，重走抗戰老路；而李宗仁則主張固守兩廣以保存實力，並派甘介侯赴美陳情以爭取美援，請美國人出面收拾蔣介石。蔣介石不理會李宗仁的所做所爲，在臺北、廣州、重慶間飛來飛去，做垂死掙紮。 10月1日，固守廣州的李宗仁從廣播中聽到了一則震顫人心的消息，毛澤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國民黨前方面對解放軍的大軍壓境而節節敗退，後方蔣、李之間鬥爭也呈白熱化趨勢。蔣介石急欲走上前臺，他派吳忠信自臺北飛來謁李，勸李宗仁讓位。10月14日，廣州失守，國民政府遷往重慶。這時，張群、吳忠信、朱家驊等人不斷嘮叨勸李引退，以致有一次李宗仁勃然大怒： 當初蔣先生引退要我出來，我誓死不願，你一再勸我勉爲其難；後來蔣先生在幕後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們又來勸我“勸進”。蔣先生如果要復辟，就自行復辟好了。我沒有這個臉來“勸進”！ 而在蔣介石親信的授意下，11月1日，《中央日報》頭版頭條刊出《川康渝人民竭誠效忠，電迎總裁蒞渝領導》的新聞，內稱200位“國大代表”呼籲：“現國府已西遷，李代總統亦經蒞渝，冠蓋雲集，精誠共矢。甚盼鈞座早日命駕駐節陪都，主持大計，共謀國事。勘亂救民，實深利賴。” 蔣介石抛出“民意”的殺手鐧要向李宗仁奪權。 對於蔣的咄咄逼人之勢，李宗仁表示： 我不願功進，並非個人對名位有所戀棧，只覺得蔣氏欺人太甚。他要引退，我就得上臺，他要複出我就得功進，置法統于何地步？未免欺人太甚！如今國之將亡，憲法賦予我的總統職權，我絕不能助紂爲虐，違反憲法與一平民私相授受！ 11月底，桂林、重慶相繼解放，國民黨“政府”遷至成都。李宗仁見大勢已去，遂於11月20日自南寧飛往香港就醫，並以求援爲名飛往美國。對此，蔣介石在21日的日記中寫道：“德鄰出國，既不辭職，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總統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國外不返，而置黨國存亡於不顧。此純爲其個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爲，實卑劣無恥極矣！”此後，蔣介石派人三番五次逼李引退，李宗仁卻偏抓住“代總統”的名器不放。 12日，盧漢、劉文輝、鄧錫侯起義，大西南幾天內由白變紅， 蔣介石感到大陸“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決定將“中央機構”遷往臺北。12月10日，蔣介石父子邊唱“國歌”邊走出成都中央軍校大門，從鳳凰山機場登機升空，飛往臺灣。“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蔣經國語）。從此，蔣、李徹底分道揚鑣。 總之，20多年來，蔣桂之間經歷了風風雨雨、分分合合，但他們兩派系間的鬥爭卻從未停止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鬥爭的規模愈來愈大，焦點愈來愈集中，理由愈來愈動聽，但性質卻從未改變，他們所爭、所鬥、所搶、所奪的不過是那頂象徵權力的王冠。 2．以白制李 桂系三將領中，李宗仁寬厚仁慈，穩健踏實，頗有長者風範；白崇禧足智多謀，號稱“小諸葛”，用兵如神，有將帥之才；黃紹閎則深厚老成，深謀遠慮。多年來三人患難與共，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桂系始終在國民黨各派系中獨樹一幟，從而敢與蔣介石對抗多年。但是，在最後關頭，他們卻走了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去了美國，白崇禧跟蔣介石去了臺灣，黃紹閎到香港後通電起義，宣佈脫離桂系，不久回到祖國參加了新政府。桂系三巨頭的三位一體宣告解體，幾十年的老搭檔最終勞燕分飛。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蔣桂水火不容，白崇禧又多次參與反蔣、倒蔣，爲何最後還是跟蔣介石上了臺灣這條賊船？ 其實，桂系將領雖不乏優點，缺陷亦不少。李宗仁多穩重而少果敢，白崇禧多聰明而少大度和忍讓，黃紹閎多深沈而少坦陳。這就給蔣介石提供了機會。蔣介石對李、白的悖逆之行恨之入骨，爲了徹底整垮桂系，並使桂系爲之所驅使，他在白崇禧身上著實下了一番功夫。他見白崇禧反共較李宗仁堅決，又手握重兵，遂對李、白二人採取了一打一拉、各個擊破、以白制李之術。 1948年4月底5月初，蔣介石忽然命令上海市長陳良給白崇禧送來3萬兩黃金，充作部隊經費。白崇禧對蔣此舉很是感激。蔣介石對桂系等非嫡系部隊的供給向來斤斤計較，“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但這次卻主動奉送這麽多錢，這使白崇禧對蔣的看法大大改變。 4月27日，在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發表文告：“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之時，李宗仁尚滯留桂林有和談的意向。白崇禧將蔣、李兩人一對比，遂覺蔣抗“敵”之堅決和李之妥協。於是他受蔣之命，從廣州飛往桂林，“促駕”李宗仁赴穗主政。白崇禧見桂林“主和”氣氛濃厚就四處散佈“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主戰言論，並放言：“以後誰敢言和，給我抓起來！”在白崇禧的勸說下，李宗仁赴穗。蔣介石以白制李的計策初獲成功。 9月下旬，蔣介石抵達廣州，他一反過去先召見李宗仁的常態，而是先單獨召見白崇禧，並閉門密談。蔣介石說：民國16年我們兩人精誠團結，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嗣後不幸爲奸人挑撥離間，以致同室操戈。 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兩人又複衷心合作，終於把倭寇打敗，收復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黨雖極倡狂，國勢雖極危險，只要我兩人能一心一德，徹底合作，事尚有可爲。 11月份，蔣介石想複職“總統”，見逼李“勸進”不行，他轉過來又要逼他下野的頭號人物白崇禧對李施加影響。吳忠信受蔣之托與白崇禧商洽，吳忠信說：“蔣先生說你不僅長於軍事，政治也很內行，如今局勢這麽嚴重，非你出來不可。”白崇禧被捧得暈暈乎乎，假裝推辭：“哪里，哪里，本人不才，只願爲總裁效犬馬之勞。”這時，他正窺視著“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的寶座，不過他知道要想謀得個一官半職，沒有蔣介石的點頭是不行的，所以他雖然仍與李宗仁維繫著老關係，但同時對蔣又暗送秋波。經過這次懇談，白崇禧轉而聲稱：“蔣之複出已成定局，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亦必力促實現。” 同時，白崇禧對李宗仁的所爲也日益不滿。他曾對程思遠說：“過去三個月，德公不知誤了多少事，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扶不起來的人。他不聽我的話，以致陷於今日無所作爲的境地。”他還抱怨說：“總結李宗仁上臺十個多月來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教訓，那就是蔣既不肯放手，而我們也搞不通。如果長此僵持下去，斷非善策……只有蔣、李妥協，才能有利於挽救西南危局。”於是，他決心勸李讓步，放棄“代總統”的名義，讓蔣介石複出主政，消除當前危機。 此時，重慶迎蔣複職已如箭在弦上，白崇禧乘機勸李：“我建議德公去昆明休息一個月，由我出來調處，看看是否能夠達成妥協，然後，德公再定行止。”在蔣介石的逼迫之下，李宗仁囑託白崇禧見機行事，遂飛往昆明。 李宗仁走後，11月3日，白崇禧與程思遠等商量擬出了一個蔣、李妥協的方案：蔣介石宣佈“複職”； 李宗仁回任“副總統”，但因李患胃病，亟須赴美就醫，並借此在美進行“外交”活動；白崇禧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11月7日，吳忠信將此方案轉達到臺北，蔣介石認爲李宗仁不是真心求退，而是形勢所逼，知難而退。吳忠信也說：“不應以研究李之有否誠意爲出處之基準。”蔣介石感到此言甚是切中要害，遂對此方案作如下答復：一、蔣介石同意複職；二、李宗仁出國之議此時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蔣、李不能合作；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長一事，不能作爲蔣、李合作的條件。 蔣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國，那麽李氏憑什麽答應蔣介石複職呢？至此，白崇禧的調停活動宣告失敗。 11月10日，程思遠從重慶飛往昆明，向李宗仁彙報白崇禧的調停及結果。李宗仁借此向程思遠傾吐他的想法。他說：白健生（崇禧）的一些作法過於天真率直，他還指望同蔣介石合作，我則對蔣介石不寄予任何希望，因爲我太瞭解他了。蔣對人毫無誠意，惟知玩弄權術，當他要利用你時，不惜稱兄道弟，歃血爲盟，一旦獸盡狗烹就要置人於死地。記得1928年9月，蔣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總司令職權，用兵冀東，一面派劉興北上奪軍，並授劉興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殺了”。其人陰險狠毒，由此可見一斑，所以臺灣我是不去的。目前惟一的一條退路就是去美國，我將爲此作準備。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飛往桂林，而蔣介石則由臺北飛抵重慶。行前，蔣親自電告白崇禧：“昨聞貴陽垂危，川東吃緊，已於本日飛渝，甚望德鄰即日飛渝，策劃全局，請兄力促命駕。”蔣介石還說：“餘爲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衆議，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其不可爲，而在我更不能不爲也……。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徹悟回頭也。” 李宗仁對蔣不予理會，決定先飛赴香港。白崇禧見李決心已定，知多說已無用，但他還是禁不住問：“你還是代總統，中樞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後再行出國？”李宗仁回答： “不必，依法代總統離職時可由行政院長代行。我到香港後當將此意電告間百川（錫山，此時爲行政院長）。”白崇禧最終同意了李宗仁的這一做法。 11月20日，李宗仁包機自南寧飛往香港，當日白崇禧即往重慶拜謁蔣介石，報告李宗仁已飛抵香港。蔣介石聽後不勝駭異，他實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擲。當晚，白崇禧通過廣播電臺，發表了如下談話： 本人於前奉總裁電命飛南寧，慰問李代總統病況，並促駕返渝，共商國事。奉電後，遵于昨自桂林飛抵南甯，晉謁李代總統，面報總裁意旨。代總統對總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電促，甚表感謝。惟突因胃潰瘍宿疾日漸加劇，十二指腸仍不時出血。體力難支，原擬派李主任品仙飛渝晉謁總裁，面陳一切。適本人抵吉後，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來渝複命……代總統已於今晨飛港就醫，臨行面囑本人代陳總裁，謂當較艱危時會，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與總裁及政府同人全體軍民共挽當前危局，殊感歉疚。 11月21日，蔣介石再約白崇禧在重慶“林國”談話，謂：“我已決定派居正、朱家驊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鄰，請你告訴他，我不在此時‘複行視事’，但必須德鄰立即回到重慶來，待商定對內對外大計後未嘗不可以出國”。白崇禧應承轉達此意，但不能強迫李宗仁返渝。他知道，李宗仁已堅拒同蔣氏合作了，這時讓李再回重慶那將意味著什麽。作爲患難兄弟，他還不忍心出賣朋友。 28日，居正、朱家驊等到香港，帶去了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以當前國家局勢之嚴重，西南戰役之艱危，中樞不可一日無人主持。仍望代總統宗仁迅返中樞，力疾視事。萬一爲病勢所不許，再請總裁複行總統職權。”李宗仁接此決議後嚴肅聲明：本人具有“法統”地位，不受中常會決議所限制。朱、居等人無可奈何而歸。 不久，解放軍相繼解放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桂系精銳大部被殲，白崇禧退守海口，李宗仁赴美就醫，蔣介石到了臺北。 12月10日，蔣介石命前“軍政部軍需署長”陳良和陸軍“副總司令”羅奇到海口白崇禧住處。他們二人各有使命：陳良帶去金磚數萬兩，說是清發所欠華中部隊的軍費；羅奇則請白崇禧去臺北與蔣共商大局，並暗示蔣有意讓他出任“行政院長”一職。對於蔣介石的恩寵，白崇禧自然心知肚明：老蔣與他“共商大局”是假，到臺北“勸進”是真。因爲蔣氏的複職活動一直沒有停止，現在李宗仁在美養病，蔣就更振振有詞了。但是，不管怎樣，做“行政院長”組閣是極具吸引力的一件事，他不能錯過這次機會。 12月15日，白崇禧聯名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將領致電李宗仁：“蔣曾勸禧往晤，意在勸進。仙不日赴台謁蔣，勸蔣稍待公治病結果對自身問題有所表示後再談重定問題。” 李宗仁複電雲：“請總裁考慮複職事不必提出，因複職無法律根據，理由是：子、總裁既已引退，即爲平民，決不能恢復已放棄之職位；醜、仁之代理，非代理總裁個人，乃代理總統之職位元元元元元；寅、依照憲法，缺位爲死亡，總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職權，第49條全不適用，故用代理字樣；卯、代總統引退，則由行政院長代理，三個月後另選，不能由前任總統任職。” 白崇禧接電後左右爲難，一個要奪回“總統”之職，一個死活不讓，他既曾是李宗仁的患難兄弟，又是蔣介石的一個馬卒。權衡利弊，蔣氏複職是早晚的事，不如投靠蔣罷，或許能弄個“行政院長”當當。 爲了探清蔣介石邀他赴台的真實意圖，白崇禧特派李品仙飛台謁蔣。李品仙抵達臺灣後不久致電白崇禧，說總裁請白先生組閣出於至誠，具體情況請到台後一敘。12月26日，白崇禧收到李品仙的資訊後再次致電李宗仁：“鶴齡（李品仙）、燕謀（徐祖詒）電：在台與各方談話結論，蔣複職事與德公今後作法有關：甲、德公病癒而辭代總統，則介公複職；乙、病癒即回國，願效林子超（林森，任國府主席，僅是一個傀儡，不負政治責任）；丙、介公或不復職，病癒不辭又不返，對德公最爲不利。”他想勸李宗仁回心轉意以博取蔣介石的歡心。處於李品仙、羅奇、陳良包圍中的白崇禧在蔣介石函電交馳的催促下，終於在12月30日乘專機飛台。 對白崇禧的這一輕率舉動，程思遠後來說：“白崇禧在過去22年中，曾經三次逼蔣下野，蔣介石對他自然恨得刻骨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蔣介石所以不立刻對他下手，是因爲李宗仁在海外進行反蔣活動，白崇禧還有可供利用的餘地，但這一次進入臺灣就休想再出來了。”“小諸葛”算計種種不及老蔣，最終自投羅網。 與此同時，李宗仁在美國通過他的外交顧問甘介侯提供的消息密切注視著美國正在醞釀的新的對台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正式宣佈美國對台政策。他說：“美國此時不想在臺灣獲取特別權力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臺灣現在的局勢。美國並不採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授或軍事顧問於臺灣的中國軍隊。”這無異於暗示如中共進攻臺灣，美國決不過問。李宗仁瞭解這些情況後更堅定了對蔣介石的態度。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從臺北致電李宗仁，指出其六條出路，其中包括李宗仁辭去“代總統”仍任“副總統”，請蔣介石複職等。18日，李宗仁回電白崇禧： 一、德公割治雖經過良好，但身體尚未復原，故一時不能返國；二、職位問題，德公團願引退，惟一再考慮，認爲現在既無法召開國民大會，則行政院長代理過三月即違憲，而德公並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總統職位元元元元元。因此，介公複職亦違憲，如同志不諒解德公苦衷，寧願受責，不願使本黨毀法；三、美不援台，實因杜魯門、艾奇迹對個公之成見，對德公則無此種情形。 同時，李宗仁派秘書黃雪屯來台。而黃雪屯進入臺灣後就再也無法回去了。 白崇禧將此電轉給蔣介石，蔣閱後大怒，更積極部署“複職”。等到白崇禧得知蔣氏定於3月1日發表“複職文告”後，遂立即致電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對態度，以期留有餘地。”李對此置之不理。 蔣介石於3月1日“複職”。但白崇禧仍不死心，他派李品仙到香港，並隨身攜帶一件聲討李宗仁外交顧問甘介候的電稿，電稿羅列了甘介侯兩年來在李宗仁身邊所提的一些壞主意，因而使李氏陷於今日困難的地位，故追查責任，應由甘介侯負責。白崇禧想讓留港的桂系將領夏威等人在電報上簽名，一方面表明他的忠心，另一方面又可洗刷李宗仁的罪名。但是，夏威等人不願簽名，這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3．罷免李宗仁 臨近1950年年關，蔣介石被趕出大陸，驚恐不定，心情極爲惡劣。蔣經國回憶說：民國三十八年……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搖、震蕩；存繼淪亡，決於俄頃。……真令人動魄驚心，不寒而慄了。 共產黨的追打，美國的袖手靜觀，李宗仁的頑固對抗，使蔣介石憂慮重重，如履薄冰。那麽，向李宗仁開火，堅決奪回“總統”的名分就成爲當務之急。 而李宗仁攜妻將雛到美後很快住進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診斷李患十二脂腸炎後施行手術，術後康復很快。出國行前，李宗仁曾致閻錫山一電，聲明他離國後對職責問題的態度： 仁以胃疾劇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醫，以一個月爲期，即當遄返，在仁出國之短暫時期，請兄把中樞軍政仍照常進行，至於重大決策，盡可隨時與仁電商。來電所雲，似未明瞭仁之本意，特再電達，希仍就兄職權範圍內處理一切。 由電可知，他並不想放棄任何職責。但是，蔣介石急欲“複職”，對他步步緊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瀾勸他引退，他真是體味到了人走茶涼的感覺。現如今，既然他們不仁不義，也就休怪我無情了。李宗仁決心和蔣介石鬥爭到底！ 1950年1月20日，臺灣“監察院”致電李宗仁，促其返台，語多指責。李宗仁以“代總統”的名義連複兩電稱：“病體尚需休養，未能即返。”“赴美就醫未廢政務，接洽美援，仍可遙領國事。” 此電一發，臺北輿論大嘩。2月4日，《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掃蕩報》同時發表社論，刮起了抨擊李宗仁的颱風，要求蔣“總裁”複出，“綰領國事，統率三軍”。李宗仁則以答復居正來信的形式作了答復。大意是：監察院之電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我在國民黨內三十多年的政爭中，早已領教過了。我並無戀棧之意，因爲在代總統任內，名爲元首，實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針氈，早擬引退以謝國人。又何以遲遲不退呢？因爲考慮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長代行職權，爲時僅限三月。今既無法召開國大選舉總統，則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限，即爲違憲。同時，我現正與美國接洽反共複國計劃，美國雖對我政府現狀、措施表示不滿，然在其反蘇政策下，並未放棄中國。我們宜以群策群力以圖之，國家前途，尚大有可爲。 從信中不難看出，李宗仁既不願引退， 更不想讓蔣上臺，他上臺就是違憲。因爲“蔣公首倡制憲，安可自負違憲之責！” 正在這時，駐美“大使”顧維鈞派人向蔣介石報告：“李宗仁通過甘介侯與艾奇遜接洽，安排杜魯門與李宗仁於2月21日晤面。據說李宗仁的想法是，遊說杜魯門，讓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來，在經濟方面全力支援李，讓其團結海內外民主人士，回台著手改革，使蔣先生投鼠忌器，不敢過分阻撓。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見杜魯門，依國際慣例，須預先通過使館安排，顧大使請示辦法。”蔣介石大驚，忙指示：“大使館應設法推遲李、杜之晤面，”並“必須于李、杜晤面前解決總統職位問題。” 2月14日，“監察院”再電李宗仁，指責他滯留美國，遙領國事，爲此向“國大”提出彈劾。同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委員聯名致電李宗仁，內稱：同人等僉認爲總統的統帥職權不可再虛懸，政府更不能處於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於立法院開會以前令駕返台，主持國政，實爲衷心所禱。倘公屆時實在不能返國，則同人等怵於時局艱危，群情殷切，惟有籲請總裁依照中常會三十八年十一日二十七日臨時會議決議，繼續行使總統職權。 此電實是對李宗仁的最後通碟。 28日，李宗仁複電稱：“餘出院後，即準備返國，嗣據醫囑，身體尚未完全復原，不能於此時遂作長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執己見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憶錄》中他作了說明：“臺灣是蔣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在這局面下，我如貿然回台，則無異自投羅網，任其擺佈。蔣的第一著必然是迫我‘勸進’，等他複正大位後，我將來的命運如何，就很難預料了。以蔣先生過去對我銜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爲張漢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同日，顧維鈞又緊急報告：“大使館藉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經甘介侯與艾奇遜接洽，定於3月2日李、杜晤面。”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決定不再等待，他激動地聲稱：“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無論如何想象不到大陸各省會在一年之內斷送乾淨。我下野的後果，終意如此，殊爲痛心。”“現在國家情勢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負起政治軍事的責任，在三個月之內，臺灣一定完結。我出來之後，臺灣可望確保。” 3月1日，蔣介石在臺北“總統府”宣佈複行視事，並發表“複職”文告宣稱：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際此存亡危急之時期，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茲於三月一日複行視事，期共奮勉，以光復大陸，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 第二天，蔣介石以“總統”身份，偕夫人宋美齡於中山堂舉行茶會，招待在台的“立、監委員”、“國大代表”、台省參議員及國民黨、民社黨、青年党等中央委員共千餘人，在此蔣介石宣佈了“複行視事”後的四項方針政策： 3日，蔣介石著特級上將服，頭戴軍帽，攜穿黑呢夾大衣、領系花綢圍巾的宋美齡出席了10萬群衆參加的大會，接受群衆的“擁戴”。蔣激動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慚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後決定和全國同胞共同努力，消滅全國共匪，收復一切失地，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大業。”他還親擬了6句口號：“刻苦耐勞，篤實踐履，組織第一，情報在先，防諜保密，剷除共匪。” 就在蔣介石躊躇滿志登上“總統”寶座之時，另一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紐約發表聲明： 蔣氏會宣佈他自己爲中國總統，實令人驚異而難置信，蔣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辭去總統職務後，已成爲一介平民，現在競不經選舉，而自命爲總統，實令人驚異。 李宗仁還寫了一封致蔣公開信，散發給記者，信中說：“閣下的高壓專橫的行爲，既無法以憲法來作解釋，且非人民所贊同。當此我國歷史緊急之秋，閣下此種嚴重錯誤，對國家命運將有深切影響。”同時，他聲明，他將“代總統”到下屆“總統”選舉時爲止。 在蔣介石“複職”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邀李宗仁到白宮赴宴，以“總統先生”相稱，從旁助威，以示對李宗仁的支援。當記者問杜魯門：“您爲何稱李先生爲總統？”杜魯門答曰：“我以總統身份請他我就應稱呼他爲總統。” 宴會結束，李宗仁給居正、于右任、閻錫山等人發出一電，電文說：仁昨到華府。事前顧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國務院，仁僅以副總統名義代表蔣先生往聘，但杜總統向記者宣稱，仍以代總統地位對仁。招待午宴間與杜總統及國務卿、國防部長暢談甚歡，舉杯互祝，三人均稱仁爲大總統。餐後，杜單獨與仁談話，不令顧參加。內容未便於函電奉告。 3月13日，蔣在總理紀念周發表了《複職的使命與目的》的講話，稱：“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複職”，第一次複職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第二次複職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爭取最後勝利”；第三次複職的使命“就是要恢復中華民國，解救大陸同胞，而最後的目的乃是在消滅共產國際，重奠世界和平。”然而，歷史早已證明，蔣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會完成。 蔣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罷幹休，屢揭蔣介石的傷疤，蔣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國大代表”胡鍾吾等711人連名提出罷免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其罪狀有三：其一，李自代總統以來，妄倡和平，而養癰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喪師；大陸淪喪之際竟藉詞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國家人民於不顧。其二，李在國外遙領元首職權，而不負絲毫責任，以國事爲兒戲，視大法弁髦。其三，蔣已複職，李“代總統”應自動解除，現存一“總統”和“代總統”，是李破壞“法統”，動搖國本，顛覆民國，理應罷免。胡鍾吾等人將聯名簽署書提交“國大”，建議召開臨時會議行使“國大”罷免權。由於衆多“國大”代表反對，此提案暫予擱置。但蔣介石仍不死心，準備隨時尋找機會。 恰在此時，“毛邦初案”事發，原來在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命人將國民黨在美國的存款以私人名義化整爲零，分存入外國銀行，以防不測。僅在國民黨駐美空軍購料處負責人毛邦初那裏，就有1000萬美元。及蔣複職後他令毛邦初將這筆錢電匯臺北，毛邦初公然抗命並將一批機密文件交給了李宗仁。不久這些文件卻散發到美國會議員手裏，搞得蔣介石聲名狼藉，十分惱火，遂加速了他罷免李“副總統”的步伐。 1952年1月，“監察委員”金維繫等92人受蔣指使，提出“爲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提請彈劾”一案，該案經“監察院”大會審查成立，並起草了報告書，稱：僉認副總統李宗仁於代行總統職權期間棄職出國，複於代總統名義解除後在外國擅發命令，顯系違法失職。至其公開聲明，“擬有恢復中國合作政府計劃，不久即可宣佈，此計劃並非完全依賴武力”，顯系有顛覆政府危害國家之意圖，實觸犯刑法第100條之罪行，當經決議……經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該案成立後，“監察院”將此案送交“國大”秘書處，“國大”秘書長依“法”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彈劾。李宗仁接電後未予理睬。但“國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數不能按期召開，直到1954年1月才召開“國大”。會議通過彈劾案，並致電李宗仁返台對彈劾案提出答辯。李宗仁接電後認爲彈劾案的提出和通過是非法的，並親致蔣介石一函：“按照憲法第90條，全體監察人員的人數，確定爲223人。又按憲法第100條，對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得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之。過半數則爲113人。前年1月11日監察院出席委員只爲93人，湊足法定人數尚少20人。吾兄竟唆使違法集會，對仁提出彈劾，所持理由，爲若干委員未曾選出，若干委員未曾報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將全體委員減爲160人。憲法明文規定之人數，可以任意減少，毀法弄權，莫此爲甚。” 蔣介石對此根本不屑一顧，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辯的情況下，一手操縱“一屆二次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國大”代表所簽署“副總統”李宗仁“違憲背誓”罷免案與“監察院”所提“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的彈劾案。 至此，罷免李宗仁的鬧劇終於落下帷幕，蔣介石把李宗仁的職權剝得一乾二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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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3 00:55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蔣介石退台以後痛定思痛，認爲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內許多黨員對信仰三民主義的動搖，導致國民黨人心渙散，戰鬥力不強。蔣介石“複職視事”重新獲得了“總統”名分後，即著手整頓國民黨。 1．檢討與反省 蔣介石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逝世後，他背叛了革命，在國民黨內逐漸地奪取了領導權，成爲中華民國的總統，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和國民黨總裁，權傾一時。然而，就是以此之盛，卻於內戰中節節敗退，連外國勢力大力支持也無濟於事，其800萬正規軍隊短短幾年時間便差不多全部覆滅，他自己當然也很傷心，以至於痛苦反省。在節節失利中，蔣介石爲失敗所作的檢討主要有三次。 蔣介石第一次對國民黨作全面性的檢討，是在1947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此時內戰爆發已有兩年，1945年日投降後，蔣介石便積極準備打內戰，以“消滅中囯共產黨”。初是小規模的局部戰爭，到1946年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戰爭，在華北麻北等地蔣介石的進攻雖遭頑強抵抗，但也算是連連得手。六屆四中全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這次大會的中心內容，是“結束訓政，促進憲政”和用武力解決中共問題，會議公佈了國民黨四中全會宣言和現階段的任務方針。 在宣言中，蔣介石把內戰責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說中共及其武力是國家“統一障礙”，發誓要用武力消滅之。然後又假意勸告中共覺悟和知“武力之不可終恃”，把自己說成是和平的使者。這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他一方面要發動全面內戰，一方面都又極盡粉飾之能事，還要把自己扮成聖人，目的在於掩蓋劊子手的本質。 關於“現階段的任務”問題，蔣介石分成四項來解釋。由於其在軍事上，儘管佔據了不少地盤，但兵力損失不少，國民黨的戰鬥力減弱，腐敗盛行，已顯敗相，因此蔣介石把對過去的檢討放在首要位置來闡述。 蔣介石在此次檢討中，主要指出國民黨對理論研究的忽視，致使“本黨不足以滿黨員之意而厭國人之望”。具體說是研究不夠，缺乏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政府工作又流於形式化和衙門化，缺少實際效果。“吾等忽視革命理論，對於三民主義與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之農、工群衆的關係沒有深切的瞭解。” 他接著指出：在六全大會以前徵收黨員偏於知識份子。蔣介石認爲這種知識份子，看重于個人自由，使黨的組織訓練紀律感到困難。這些人在生産不發達及其他各種事業未有開展的情形下，均往機關方面走，使國民黨不能深人民衆，當然更談不上看重民衆運動了。 蔣介石說，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執政以來，許多人入黨，都是想做官找事，等他們達到目的，大多與他的黨疏遠：甚或轉而利用黨，壓迫黨；未達到者，亦多忙於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發生反黨行爲，黨不僅與人民不發生好多關係，且與黨員亦不發生好多關係，一切孤立，一切空虛，黨派成了有名無實。 蔣介石把一切歸咎於黨員對革命理論研究不夠，只想做官，爲自己謀私利。其實這也是在他的帶動之下才如此的，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入黨作官主義者，上梁不正下梁歪。但蔣介石可沒有如此反省過，即使他這樣反省過，也不會真的就如此檢討出來。蔣介石最善於爲自己抹紅臉。由此可見，其檢討和反省本質上無非是爲自己推卸責任。 他可不管別人是否會輕而易舉反駁倒他，依然由上述的“定理”大加分析國民黨在實踐中失去政治中作用的原因：因爲黨員忽視革命理論，對於“以黨治國”的遺教，沒有深刻的瞭解與正確的應用，以致“訓政時期”的“黨政關係犯了莫大錯誤”。黨不能管理從政黨員，更不可能根據政綱政策予以指導，因此黨失掉了實際政治中心的作用，使黨員不看重它。而從政黨員又不執行黨的政策，黨亦無可奈何。反之，“對於他的貪汙舞弊，不能批評，且須爲了隱蔽。”“而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則歸因於黨。” 這樣一來：黨除爲從政黨員誹謗外，不能有任何作用。黨受從政黨負的不良影響異常之大。 蔣介石的這個檢討對現實分析比較客觀，但對原因的說明則基本上是錯誤的，黨員不守法紀，並非理論學習不夠，而是因爲國民黨對不法黨員的詢私舞弊進行包庇。比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1943年至1944年間，貪汙美金債券19159920美元，合當時法幣264700萬元，證據確鑿，卻沒有被公開。1945年8月，《中央日報》只刊出一張孔氏辭職獲准的消息了事，蔣介石並沒有把他怎樣。暗中包庇，世人不知其詳，這是典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致。 在這些方面，蔣介石總結失敗原因時，卻只字不提，因而其政府貪官汙吏日益增多，以致全盤腐化。如此的政府，如何不滅亡呢？ 蔣介石於此坦白承認了其訓政失敗，“現不得不結束訓政”。他更是坦白承認國民黨的弊病：黨的病狀確已陷於積重難返之勢，非一人一事一時一地之改革所能爲力，必須從根本上著眼，爲全面之更張，大刀闊斧，由外及內，總檢討，大革新不必囿於現實，尤須要有革命理想。蔣介石對其黨病狀的嚴重，的確有所明白，但是他所指的克服症狀的方法卻無法有任何效果，勸黨人學理論，整頓思想，如何能夠根治呢？所以蔣介石這次在國民全會上雖然厲言聲色，但卻無多少人聽進耳朵裏去，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位置依如前行事，更何況隨之而來的軍事失敗，如山崩裂，仿佛傾刻之間，蔣氏王朝在中國大陸便瓦解了。 第二次更猛烈的檢討和反省是在到臺灣前後的日子裏。 其實，對於軍事失敗之檢討，自抗戰後期，特別是1944年春夏以來的軍事失敗後，蔣介石經常檢討失敗原因和痛批他的高級將領，並狠抓軍隊建設，自反其軍隊中的腐敗與軍紀敗壞，但效果不大。這一次大陸的全軍瓦解，蔣介石是確確實實心酸不已，爲求捲土重來，蔣介石更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理論等方面，不斷進行深刻檢討和自省。 1949年4月27日，即國民黨政府的首都被解放後第四天，蔣介石曾公開承認自己的失敗是“政治的缺點，經濟的恐慌，內部組織的鬆懈”。同年12月底，他又於自己日記中認爲自己：“黨務、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 蔣介石敗退臺灣，當然得對天下人有個說法，這種差不多全軍覆滅的事實蔣介石再會粉飾，也不至於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並爲之檢討吧。在此時，蔣介石認爲他的失敗是由於軍事的崩潰。而對於軍事崩潰的反省，蔣介石認爲是由於軍人固有德性的失掉和制度的不健全與非科學化，或非現代化，還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亦均不健全。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講話時說：我們今天失敗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軍事之所以崩潰，是由於我們軍事上的制度——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經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地建立起來，所以一切部隊、機關、學校，在人事上不能新陳代謝，在經理上不能綜核名實，而軍事教育尤未能養成革命軍人應具有的學問和精神。 1949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解《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對其部隊戰術，又有批評和補充。第一，解放軍在川東作戰中，一貫採取避正面，迂回滲透戰法擾其背後，而其部隊長官，卻無此準備，防線很快即被擊潰。蔣介石針對此認爲，應當採用廣泛的正面搜索，控制大量預備隊，注意縱深配備。第二，解放軍專門襲擊其指揮部，使部隊在作戰中處處被動，不堪一擊。爲此，應當實行團以上指揮部設三處的辦法。一處爲假指揮部，對外公開；一處爲幕僚辦公處；一處是指揮官的駐地。這是蔣介石具體指出其部隊戰術方面的錯誤。 同時，蔣介石對其戰略錯誤有所認識，他說：至於軍事失敗的近因，乃是由於我們戰略的錯誤。我們……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內地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 1952年1月5日，他又說：我們所以失敗，第一在於制度沒有建立；第二在於組織之不健全。就制度而言，我們所以失敗，最重要的還是因爲軍隊監察制度沒有確立的結果。自從黨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隊長的幕僚機關以後，軍隊的監察即無從實施；同時因爲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訓工作亦完全失敗。……後來，由於各級部隊長都受過黨的教育，同時爲求軍隊人事統一，乃將黨代表制改爲政工制。而這個制度實行之後，最大的缺點就是各級部隊長的工作，無人負責監察，尤其作戰成績，更無從判斷虛實，所有貪汙腐敗的現象，都發生出來。又由於政工人員本身程度的低落，對於主義的認識不夠，於是官兵均缺乏政治訓練，對敵作戰就意志薄弱，戰鬥精神完全喪失，尤其對民衆，則不知愛護聯繫，甚至恣意騷擾，以致軍風軍紀蕩然無存。這種沒有靈魂的軍隊，自然非走上失敗的道路不可。 蔣介石這種檢討失敗的原因，從來就沒有一個成型的固定說法，到1950年1月23日，他在陽明山講《今後軍事教育的方針》時，又把四年內戰失敗的最大原因，歸咎于他的官兵學習美國軍人生活方式，卻沒有學會美國軍人的奉公守法、認真負責。崇尚科學的長處。 後在1956年，蔣介石寫《蘇俄在中國》時，則又把其失敗原因歸之於戰略和戰術兩大方面。關於戰略方面：抗戰時期和蘇聯建交，使蘇聯幫助中共向社會各方面“滲透”。1937年接受國共合作抗戰，將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保存了中共軍隊，使其在抗戰時期發展壯大；抗戰勝利後，接收東北，未便其由聯合國處理，因而使精銳軍隊分散於東北，未能集中優勢兵力於華北或華東地區；抗戰勝利後，接受了和平談判，未能抓緊時機，全力進攻解放軍。關於技術方面：使中共合法化；未實行全面戰爭對待中共，特別是政治、經濟、宣傳各個方面的戰爭不到位；軍隊政治工作的忽略，等等。 蔣介石這些時期的反省，對於自己的錯誤卻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說，這一切他有責任，可見他其實並未找到根本原因。當然也不可能找到根本原因，後來在國民黨七全大會上的檢討系統全面一些，但依然是不入骨肉。 1952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臺北召開，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對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再一次重點檢討了大陸失敗的原因，分爲七個方面。 一是三民主義信仰不純。蔣介石認爲大陸失敗的第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大多數黨員對三民主義認識不正確，因而就談不上什麽信仰問題，加之許多問題認識不清，自然無法同共産主義對陣。他說：“這些人一到他共産主義的面前便迷們下來，拿他共産主義來解釋三民主義，……還有一些黨員要借總理講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産主義’，一句話，曲解了三民主義，去靠攏共黨。” 實實在在地說，蔣介石每次的檢討和反省，雖然不斷更換說法，有時的確言語深刻，批評也極爲嚴厲，但那也只是在某些無關痛癢的失誤方面。而對於他自己的獨斷專橫，在全國搞獨裁，一切私有，政治腐敗等等，特別是他個人既當政治家，又當軍事家，還當文化領袖，這種個人領導作風的不民主和不科學，蔣介石一點反省也沒有，倒是把下屬和國民黨罵了一通，卻不明白，這一切實際上是他一手造成的。 蔣介石一直接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統治中國，所以必然失敗，在失敗之後，他雖然不願批評自己，但多少進行一定的檢討和反省，這一點還應當給以肯定。但最無意義的是這種檢討太表面化，所以對國民黨的發展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價值和意義。 2．“改造”聲勢 失去大陸，蔣介石認爲“是黨的失敗，而黨的失敗主因，是一般黨員對三民主義之信仰的動搖，其應特別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義；（二）毀棄革命領袖。因此，蔣介石下定決心要改造國民黨，把臺灣建成“反共複國的基地”。 早在內戰時期，蔣介石就覺得“應當徹底改造我們的黨，改組我們的革命組織”。只不過那時國民黨內外交困：外部方面既有中囯共產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種種針鋒相對，也有外國勢力帶給他和他的“黨國”的種種壓力；內部有國民黨各派系的明爭暗鬥，其獨裁統治引起普遍不滿，倒蔣之勢洶湧而起。以後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節節退縮，兵敗如山倒。國民黨當然沒有時間來整頓自己，蔣介石也無此心力。直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出兵臺灣海峽，蔣介石才獲得喘息機會。加之，自己已複職“總統”後，也有了名分，爲重新控制在臺灣地區的國民黨及其領導權，蔣介石遂決定全面改造國民黨。 而實際上，中國國民黨的這次改造，發軔於1949年7月18日，蔣介石於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他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改造決定，並獲通過。 1949年9月20日，蔣介石發表《爲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全黨研討改造方案，提出徹底肅清失敗主義毒素，痛除派系傾軋，剷除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從而明確了此次改造的宗旨。 蔣介石此時製造“改造”聲勢實際是一箭雙雕，一方面可以利用改造機會，純化國民黨爲其服務；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此機會徹底擠垮黨內不同派系，特別是將桂系徹底擊敗。 1950年7月2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蔣介石發表《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該會通過了“黨務改造案”，決定：中央委員會暫停行使職權，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開除認爲不合格的黨員，成立中央評議委員會；提出在“反共救國”中吸收新黨員，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幹部。 同年8月5日，國民黨組成由陳誠、張其昀、張道藩、穀正綱、蔣經國等十六人組成的“中央改造委員會”。知名地理學家張其昀被任命爲秘書長，該委員會取代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成爲“太上內閣”，正式開始對國民黨的改造。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中央改造委員會大綱》。會後提出中國國民黨改造綱要，稱爲《本黨改造綱要》。共十一大項： 1950年8月16日，臺灣“行政院”通過《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中央改造委員會各處組會組織章程》，依據新的行政區劃重建黨的地方組織。 這段時期，國民黨改造黨的專案，主要有四個方面： 蔣介石對黨務的改造，主要有五個方面： 蔣介石在臺灣進行的以上改造運動，自1950年起，到1952年10月10日國民黨“七大”開幕之日止，經兩年三個月而完成。蔣介石基本上取得了兩項成績： 在“改造”運動中，損失最大的當數長期把持國民黨組織大權的陳立夫、陳果夫及其牽頭的CC系。同時，蔣介石還通過設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把那些過去有勢力的黨內元老供起來，實際上是架空他們。 當然，通過改造，蔣介石也安置了一批忠於自己的人，其典型表現一是讓他的兒子蔣經國進入國民黨中央決策機構，二是讓他的得意門生陳誠扶搖直上，三是讓名不見經傳的嚴家淦嶄露頭角。 轟轟烈烈兩年多的國民黨“改造”聲勢漸漸平靜下去，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進行重新組合，蔣介石在臺灣穩住了陣腳，在臺灣的國民黨小朝廷再也沒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和蔣介石“對話”了，他自然也不再會擔心被迫辭職下野，可以得心應手地在臺灣大搞其獨裁專政了，這一回由於地方小，人員少，再加上他已積累了豐富經驗，通過改造，加強國民黨爲其服務的能力。而且，蔣介石將兒子蔣經國扶持起來，準備著接他這封建小王朝的班。這是蔣介石改造國民黨的兩個最大收穫。 | |
NO:410_13
| 讀讀樂 於 2002/07/13 18:18 | |
| 第三章 改造國民黨 | |
在國民黨的改造運動中，權力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當數蔣經國、陳誠和嚴家淦。對於蔣經國，大家心知肚明，無法相比，誰讓人家是父子呢？而陳誠和嚴家淦爲何能在“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內被蔣介石看好？ 1．陳誠只是一條狗 蔣介石與陳誠，是師生關係， 因此陳誠被人稱爲“天子門生”。陳誠對於蔣介石的忠心，如同兒子對父親。 早年陳誠畢業於黃埔軍校，後開始了爲蔣介石賣命的戎馬生涯，因其在軍中表現突出， 且是浙江老鄉，蔣介石慚慚看中了他，先升他爲師軍、軍長，升爲集團軍司令，內戰爆發初，陳誠統率著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駐守東北。 蔣介石一直對軍隊控制得很牢， 因爲他深知“有槍便是草頭王”，他控制軍隊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較重點的一個方面就是在部隊中培養自己之親信，要他們越過自己的長官，直接向他彙報，或者他可以直接指揮他們。 陳誠是蔣介石的嫡系親信，惟蔣介石馬首是瞻。在東北內戰中，由於他接受蔣介石的指揮而不聽東北最高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企圖單獨將自己的精銳部隊按蔣介石命令撤出東北，最終被解放軍擊敗，本人也逃回南京。當時南京、上海一帶的東北籍人士要蔣介石殺陳誠“以謝天下”。 但蔣介石內心明白，陳誠是由於忠於自己才導致那樣，他當然不能殺他，更何況陳誠還有許多價值可以利用，遂批准陳誠辭職，以養病名義去臺灣， 這實際上是在臺灣安放一枚棋子。此時，蔣介石的日子也十分難過。軍事上節節失敗，國民黨內倒蔣風起，蔣介石自知下野已成定局，失敗也成定數，遂於1949年三月1日命陳誠爲臺灣省主席，這是蔣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前的最大且最爲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同年1月5日，原臺灣省主席魏道明與陳誠在臺北舉行交接儀式。陳誠在儀式上作了演講，提出“人民第一，生産第一”的施政口號。 蔣介石是要陳誠控制住臺灣，以便他將來作爲退守的最後之地，僅僅當個主席，肯定不行，所以隨後蔣介石又任命陳誠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但還沒有佈置完，當年1月21日，蔣介石就已經不得不宣佈下野。 陳誠在臺灣，很能領會蔣介石的旨意。1949年2月1日，臺灣成立軍管區，陳誠任司令，掌握了在臺灣地區的軍權。3月，他又兼任國民黨臺灣省党部主任委員。於是臺灣的黨、政、軍大權完會控制在陳誠手中。南京政府同時也電令駐台各機構由陳誠指揮監督，陳誠名符其實地總攬臺灣的一切權力，認認真真爲蔣介石到臺灣打基礎，可以說，陳誠爲蔣介石敗退竊取臺灣並立住腳，立下了汗馬功勞。陳誠主管臺灣事務後，推行種種措施以發展臺灣經濟。1949年2月4日，陳誠在慶祝“農民節”講話時說：“農民爲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須實現。”同月18日，陳誠在臺灣取消煙酒專賣，規定民間可以製造、銷售。3月12日，陳誠在臺灣行政會議講話時，聲稱：改組民意機構；實施地方自治；推行土地改革，實施“三七五減租”；規定台灣人當年稻穀生產必須要達到120萬噸，恢復到戰前日據時代最高水準。 陳誠在臺灣搞的“三七五減租”有一些起色，他的決心很大。當年3月13日，他宣佈強制執行這一措施，並於25日專門召開“三七五減租”講習會，在臺灣全面推行。陳誠在臺灣幫助蔣介石打基礎時，就在任短短幾個月時間裏，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利用軍事力量強制穩定了臺灣政局。如抓臺灣的治安；指示厲行人民節約，禁止奢糜，取締地下銀元交易；動用日本存留的美元外匯，購買軍事用品；實施台幣改制，接受民營企業成為黨營事業。 1949年7月18日，臺灣設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又被任命爲長官，該公署轄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和海南五省區。更體現陳誠對蔣介石忠心的，是他始終沒有忘記蔣介石的“思想”，他在臺灣加強控制，圖恢復台灣經濟的同時，更沒有忘記加強對台灣人民的鎮壓和積極反共。 1949年4月3O日，陳誠在臺北召集黨政軍座談會，宣佈臺灣爲反共基地以“光復大陸”。5月19日，宣佈實施宵禁，從夜10點至次日晨5點，臺北及其他城鎮一律不許人員上街露面，違者處死。20日，陳誠發表戒嚴令，在全臺灣實施戒嚴，此並延續了37年之久。27日陳誠頒佈書報管理法令，控制新聞輿論。同時，陳誠還在臺灣強征臺灣同胞入伍，派到大陸打內戰。7月13日，陳誠發佈公告，收繳一切民間所藏武器彈藥，防止臺灣民衆造反，有點像秦始皇“銷鋒鏑，鑄以金人十二”的作法。這些當然也使蔣介石對他極爲滿意。 陳誠在臺灣風光了不到一年時間，蔣介石在大陸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只好逃到臺灣。主子一回來，奴才當然就要退到後面去，夾著尾巴跟著主子東跑西顛了。而且，此一緊緊跟隨，轉眼一去又是14年，直到1963年12月3日辭去“行政院長”職務。蔣介石怕他功高蓋主，讓他賦閑頤養天年了。 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遷到臺灣後，陳誠還是原職，1950年3月1日，蔣介石不問“養病”美國的李宗仁意願如何，匆匆“複職視事”。重新登上“總統”寶座，將權位一一安排他的有功之臣和親信。 蔣介石在臺灣重登“總統”寶座時，國民黨政府還是原樣，但8天後，蔣介石就讓陳誠當上了“行政院長”，並讓其改組“行政院”，將一大批“元老”換下馬，排除異已。又因爲陳誠在臺灣的確為蔣介石來說確實功勞不小，“元老”們即使想說話，也無責辭，新班子當然是新人，蔣介石這一手不可謂不厲害，他以陳誠之“威”輕易地將“元老”們趕下臺，而且看起來還不是出自他之手，而是陳誠所爲。這實際上是借陳誠之手而排除非蔣勢力。 陳誠當上“行政院”院長後，在蔣介石授意下，按蔣介石的調子又大幹起來。要以臺灣爲三民主義的試驗區，鞏固反共基地，積極準備反攻大陸。“三民主義至上，民生主義至上，團結一切反共力量，抵抗蘇俄侵略。” 在這一段時間，在臺灣高喊“反共抗俄”口號最響的除了蔣介石，就是陳誠。正是因爲陳誠對蔣介石緊緊跟隨，蔣介石也著實沒有虧待他，凡是可以讓他當的大官都讓他當過，除了“總統”寶座外，陳誠一時間成爲台島政權的第二號人物。 1950年初，蔣介石讓陳誠當“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陳誠也就緊隨著蔣介石高喊“反攻大陸”，表決心，訂計劃。由於他工作努力，又很聽蔣介石的話，1954年，蔣介石任“總統”時，提名陳誠候選“副總統”，5月20日當選就任。第二天，陳誠在蔣介石的暗示下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由俞鴻鈞接任。 陳誠對此心裏也很明白，但他對蔣介石的爲人已十分瞭解，所以並不辯白什麽，依然老老實實地聽從蔣介石的安排，因爲他知道，他在國民黨內發迹，全是靠蔣介石的賞識，下面恨他的人不會少，如果他有什麽異動，肯定只會倒楣，所以乾脆不想別的，惟賣命是從，聽話去幹，他畢竟有大功於蔣介石，適當時候，引退就是，只要不擋蔣介石的道，蔣介石該不至於無中生有，開罪於他。故而陳誠到“副總統”任上又老老實實幹了起來。誰知俞鴻鈞能力有限，蔣介石對他並不滿意，1958年6月3日，俞鴻鈞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蔣介石又任命陳誠兼任“行政院長”。 這次陳誠二任“行政院長”，他深懂蔣介石的旨意，知道蔣介石對他有疑心，無非是想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蔣家王朝的“事業”，所以總是在關鍵時候會出點問題，爲難身邊心腹。陳誠對蔣介石是忠誠無二的，自然也會全力幫助蔣介石推舉蔣經國登上國民黨權力高峰，這也是陳誠所以被蔣介石相中而信任的原因之一。1958年7月14日，陳誠組織的“行政院”，任命蔣經國任“政務委員”。蔣經國自此開始染指行政事務。過去蔣經國的權力影響主要是在軍隊和黨務中，任此職以來，蔣經國進入政府高層，爲其掌管臺灣開通了行政道路。 1960年，陳誠再次當選“副總統”，同時兼任“行政院長”，在臺灣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由於陳誠居高位太久，而且陳誠能幹但有時並不“老實”，蔣介石還是十分擔心，一旦自己死去，他的兒子繼位會成問題，故在60年代初有了換陳之意。當時陳誠聲威頗高， 要換他得找一個“業績”不錯並且又十分老實的人才行，想來想去，蔣介石看好嚴家淦。 1965年初，蔣介石與陳誠幾次談話中，暗示他應當功高而退，陳誠明白自己做官已做到頂了，雖不樂意，但只得服從主子意旨，遂於1963年12月3日辭去“行政院長”職務。蔣介石讓陳誠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但還是保留了其“副總統”職位，但此舉明顯有排他之意，陳誠想到自己一生追隨蔣介石，卻也只得如此下場，雖然也還滿足，但多少亦帶了些心病，再加上年事已高，一年多後，即1965年3月5日，因病去世。 至此，蔣介石對陳誠的使用宣告結束，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束！在蔣介石看來，陳誠還是一個比較合格的奴才。
嚴家淦則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在臺灣政界脫穎而出的“新星”。 “我的短處是嚴家淦同志的長處”。這話是蔣介石親口說的。表面上看，蔣介石對嚴家淦極有讚美之意。這在蔣介石，的確很不一般，因爲蔣介石很少褒揚過他的下屬，縱使褒揚，也是話外有音。嚴家淦何以能得到蔣介石的如此肯定？ 陳誠到臺灣後，嚴家塗協助陳誠穩定政治、經濟作了不少事， 1950年蔣介石組建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時，沒有忘記這位在臺灣已工作過5年，對臺灣非常瞭解的非臺灣人。1950年嚴家淦被任命爲“經濟部長”，兼“美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3月，又改任“財政部長”，掌管財經大權，推行現代預算制度。1955年，嚴家淦繼俞鴻鈞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並兼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63年嚴家淦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常委。 據《聯合報》宣傳介紹，嚴氏政績卓著，頗有才幹，但就其從大陸到臺灣的從政經歷和從政業績來看，嚴家淦似乎不像外界所說的那樣真的十分能幹，而且其行政管理程度可能也不及陳誠，經濟管理才能似乎也比不上尹仲容，然而卻只有他能夠在蔣介石扶持兒子蔣經國的進程中能被蔣介石信任，並最終以他爲蔣經國順利接班開道。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確完成了蔣介石交給他的使命，可見蔣介石沒有看錯人，也難怪蔣介石對他贊許有加。 外表看來，嚴家淦待人接物，以寬和忍讓爲特長。凡事他認爲“退一步想，易地而處，就會消除爭執，化干戈爲玉帛”。他對部屬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後私”。他經常說能“先公後私”，“易地而處”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並對個人、對國家，一定有所貢獻。 這當然是冠冕堂皇的話，每一位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公衆面前或大衆場合表露出衣冠楚楚或極爲公正、平和的偉者樣子來，而其內在呢？也許不過平平常常，也許更是自私之極。嚴家淦雖不與後者爲類，卻是個八面玲瓏式的人物，以此他得到蔣介石的“器重”，當上了臺灣蔣家王朝的“副總統”。 客觀地評價嚴家注，他是一個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頻頻請示或推下級研究，才具自不出衆。不過他對爲官之道卻吃得很透。蔣介石之所以選中他，顯然是看中了他的這些品性。蔣介石到臺灣之初，培養了陳誠，希望他的這位黃埔學生幫助他兒子蔣經國成爲繼承人，以延繼其蔣家王朝的香火。但陳誠威信樹立起來以後，似乎看不出他在蔣介石死後會沒有異心，故而蔣介石感到陳誠實際上已成爲他兒子蔣經國接班的潛在威脅，所以1963年，借陳誠多病爲由，要他讓出兼任的“行政院長”職位，陳誠當然只得聽命令，然後蔣介石順理成章地任命嚴家淦爲“行政院長”。所以，總的來說，蔣介石看中和器重嚴家淦，不過是爲提升蔣經國，先找個陪襯而已。 蔣介石從1949年敗退臺灣後，起初是對臺灣的形勢十分憂慮，但美國的軍事介入使台海局勢足以讓他在臺灣生存下去，那時他已60多歲，已入“烈士暮年”時期，蔣介石當然要爲自己考慮接班人延續他開創的事業。通過對蔣經國的長期考察後，蔣介石爲兒子有繼承江山的能力，遂有了培養蔣經國之意， 先是讓蔣經國抓青年工作，成立“反共救國團”青年組織，主持特務工作，讓他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把政工滲透到臺灣的各行各業，爲他以後上臺打基礎。 蔣介石1960年連任第三屆“總統”時，蔣經國晉升爲二級上將， 具體職務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主任委員”、“中央常委”等。此時蔣經國已開始踏入臺灣政治高層，但其要掌握最高權力，還需要時間、經歷和能人相助，這些是由嚴家淦來幫助完成的。 嚴家淦一當上“行政院長”，領會蔣介石的意思又快又准，隨即提名蔣經國任“國防部副部長”。此時“國防部”部長是俞大維，此人也是個年事已高、不問人事的人，蔣經國當他的副手，當然實際上就是代俞大維主持“國防部”。蔣經國又是“政務委員”，在“內閣”中和俞大維是同僚，更有取代俞大維職位的有利條件。 嚴家淦這件事爲蔣介石辦得十分好，既不太招搖，卻又有實質意義，因爲不可能把蔣經國升爲“國防部長”，如果那樣一來，連蔣介石也會認爲極不像話，會招來黨內外非議，所以嚴家淦不露聲色，先讓俞大維任“國防部長”，因爲俞大維在軍方資格較老，無人會指責，再將蔣經國定爲“副部長”，這一步棋下得不可謂不妙。更何況，蔣經國在任“國防部’副部長職務期間，很善於同俞大維處理好合作關係，他的女兒已嫁給俞大維的兒子，和俞大維結成了兒女親家，有了裙帶關係，自是更親密了一層。俞大維也明白，蔣介石有意栽培蔣經國接班，他也樂得順手推舟，所以俞大維在任職第二年，就愉快地提出辭職，並提名蔣經國繼任其職。 1964年1月13日，蔣介石照準俞大維辭“國防部長”職，遂升蔣經國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在“副部長”位上呆了不到一年就當上“國防部長”，升職不可謂不快， 這樣一來，蔣經國不但名義上而且事實上牢牢地掌握了軍界大權，在臺灣國民黨政府中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其直線上升如此神速，嚴金淦的功勞自然最大，從而也十分明顯地表明：蔣經國將繼承其父的蔣家王朝。 1964年，陳誠逝世，蔣介石的心中更是一塊石頭落了地，蔣經國接班的強大威脅力量沒有了，這也爲蔣介石回報嚴家淦提供了好機會。其實，陳誠還沒有死之前，蔣介石已有意架空他而代之以嚴家淦。比如1964年6月16日，蔣介石出席“陸軍軍官學校”建校40周年慶典，他就沒有帶上陳誠。因爲依照過去慣例，肯定是“總統”和“副總統”一塊兒出席。可這次蔣介石卻讓嚴家淦陪他去出席慶典，他走前面，嚴家淦跟在他身後，這是否是有意在黨內提高嚴家淦的地位呢？是否是有意將嚴家淦培養成取代陳誠的臺灣第二號人物呢？後來的事實很好地說明瞭這一切。 1966年3月，臺灣又進行“總統”選舉，當然，蔣介石連任第四屆是沒有問題的，因爲他早已將“憲法’作了修改，他可以連任到老死爲止。爲何他此時不提名讓他兒子競選總統呢？因爲時機還沒有到，蔣經國資歷和威信均還不夠。所以蔣介石以79歲高齡，卻依然挺住爲兒子死守寶座。 關鍵是“副總統”人選，蔣介石的意見當然不言自明，但嚴家淦在國民黨內卻並無太大的威信，他不同於陳誠。蔣介石爲了兒子以後能夠順利接班，所以致力扶持嚴家淦爲“副總統”。最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提名嚴家淦爲“副總統”候選人，並對與會者說：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短處，也正是嚴家淦同志的長處。 這兩句話很有意思，既像是對嚴家淦的褒揚，讓大家都投他的票；又像是在對嚴家淦的蓋棺而定。不過，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蔣介石的話中也有幾分真意，因爲嚴家淦是個老好人，沒有強烈的權欲，而蔣介石剛好相反。 投票前夕，蔣介石又舉行全體“國代”的便餐招待會，並講了幾句話，又解釋爲何提名嚴家淦爲“副總統”候選人問題。 投票統計顯示：嚴以七十三比七十五票獲選爲“副總統”候選人。差一票就通不過，要是通不過，那對蔣介石必將十分難堪， 由此也可見嚴家淦能當上“副總統”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了。 “國民大會”對嚴家淦更是不客氣，不少代表要嚴答復福利條件，否則選舉將出現“難産”；投票結果是發票1417張，收回1416，嚴得票爲782張，勉強超過半數獲選爲臺灣“副總統”，正式成爲臺灣第二號人物。當蔣死嚴繼後，之下就是蔣經國的了。 這時蔣介石已爲兒子蔣經國的接班準備就緒。嚴家淦的“優點”被蔣介石完全用上了，也許蔣介石所指的“缺點”，無非是嚴家淦可能比他要後死而已，他要先死，這是短處，要後死，這是長處，蔣介石以嚴的後死長處爲兒子鋪路，可謂用心良苦。 嚴家淦任“副總統”期間，對蔣經國極爲照顧，這段時期蔣經國不斷到國外出訪，以加強國際社會對他的瞭解和認同。1972年3月對日，蔣介石以1308票當選“總統”，第五次連任。嚴家淦以1095當選，說明他的威信已上升，而這段時期，蔣經國的地位和威信也直線上升，成爲事實上臺灣的第三號人物，同年5月26日，蔣經國任“行政院長”。 又過了3年，即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第二天，嚴家淦宣誓繼任“總統”。臺灣的一切大權似乎已轉嚴家淦手中，但大家都很明白，他不過是個過渡人物。3年後，即於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以1184票當選“總統”。 嚴家淦的使命徹底完成了，因其對於蔣家王朝的忠心而至少名義上作過臺灣國民黨小朝廷的“總統”，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圓滿的句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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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3 18:21 | |
| 第三章 改造國民黨 | |
大陸時期，國民黨內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許多人對蔣介石陽奉陰違，口口聲聲是他的“革命同志”，是忠誠的部屬，實際上卻是他對手，是他的“內部敵人”。到臺灣後，蔣介石深知，要使國民黨繼續存在下去，必須消除異己，徹底打垮老對手。而蔣介石心目中的對手，當數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何應欽和陳立夫、陳果夫兄弟。 1．李宗仁落葉終歸根 蔣介石隔著太平洋罷免了李宗仁的代總統職務，複職視事後，李宗仁單槍匹馬留在美國，離開了國民黨的生存土壤，實質上已不構成對蔣的威脅。但是，在此有必要對蔣介石的這個黨內死對頭做一個交待。 李宗仁和蔣介石隔著太平洋爭吵平息後，在新澤西買了一幢房子定居下來，每日靠讀書看報打發日子，這種生活對習慣於活動在政治舞臺上的人來說，很是寂寞難耐。有趣地是，和李宗仁比鄰而居的是俄國資產階級政權的最後統治者克倫斯基，克氏十月革命後流亡到美國。上帝把被中俄兩國人民趕跑的“白俄”和“白華”安排到了一起。不過兩人無緣，對面相逢不相識，始終沒有交往。否則，倒是可以交流交流兩人失敗的經驗。 1956年4月，李宗仁的摯友程思遠秘密從香港回到大陸，受到中囯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熱情歡迎，並親眼目睹了新中國的欣欣向榮。程思遠回港後寫信對李宗仁談了大陸之行的經歷和感受，並親自轉達了周恩來總理給他的長信，勸李打消顧慮回到祖國。因此，李宗仁更動了思鄉之情。 1963年中印邊界發生衝突，李宗仁接受《歐洲人報》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的訪問，談及中印邊界問題，他認爲，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魯挑起邊界衝突是爲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關於蔣介石，“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將軍常說的話——他有許多缺點，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同情他，因爲我們都是失敗者。許多年來，蔣一直在領導臺灣政府，但他的常識還沒有一個村長多。他不懂歷史，不會總結經驗教訓，每年他總是重復著這樣一句話： ‘我們一定要光復大陸’，這完全是絕對不可能的一樁事。……蔣說我是一個共產黨，我回答說我不是共產黨，但是我不否認今天共產黨爲中國所做的事，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組織得這樣好。”李宗仁心向祖國，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1964年中法建交，李宗仁深感興奮，遂於2月22日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美國政府放棄不合時宜的對華政策，應緊跟法國政府調整中美關係。此信一出，臺灣當局又緊張起來，只好擡出李的老夥計白崇禧來回擊他。在沈重的壓力下，3月18日，白崇禧從臺北致電李宗仁，雲：總統蔣公率全國軍民，嘗膽臥薪，生聚教訓，正在待機執戈西指，完成反攻複國大業。而我公旅居海外，疊發謬論，危及邦家，爲親痛仇快。最近聞報，法國與中共建交之後，我公竟於2月12日投函紐約先鋒論壇報，勸說美國學步法國，與中共調整關係。我公對國難既不能共赴，反爲中共張目，危害國家，是誠何心，是真自毀其立場矣！自毀其歷史矣！自絕於國人矣！伏望我公激發良知，遠離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節。 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遠對白的電報評論道：“反共複國的濫調，不值識者一曬，白崇禧發此違衷之言，當爲明眼人所共諒。” 在中共的幫助和程思遠的疏通下，李宗仁下決心回國。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郭德潔夫婦擺脫了美國和臺灣特務的跟蹤，輾轉瑞士、巴基斯坦後終於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囯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原國民黨將領的熱烈歡迎。李宗仁激動萬分，在機場大廳歡迎儀式上當衆宣讀了他的《歸國聲明》：首先我所欲言者，十六年來，我以海外待罪一身，感於我全國人民在中囯共產黨和毛主席英明領導之下，高舉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紅旗，堅決奮鬥，使國家蒸蒸日上，並且在最近已經連續成功地爆炸了兩顆原子彈。這都是我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除少數頑固派外，都深深爲此感到榮幸。我本人尤爲興奮，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今後自誓有生之日，即是報效祖國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深冀我留台國民黨軍政同志凜于民族大義，也與我採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國懷抱，團結抗美，一致對外，爲完成國家的最後統一作出應有的貢獻。 李宗仁回國，震動了全世界，各方紛紛向臺灣當局證實，均被一一否認。下面引紐約合衆社16日電：“中華民國人士昨日否認外傳前副總統李宗仁在美國長住後將返中國大陸的消息。他們說，李氏已出賣他在紐約的房屋並前往瑞士蘇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動手術，將在瑞士休養；他們又說，李氏有一內弟在蘇黎世。該方面人士強調稱，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後，返回紐約。”但是，李宗仁再也不會回紐約了，因爲紐約不是他的家。 李宗仁回國2個月後舉行了新中國建國以來的首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有記者問及臺灣問題，李宗仁回答：“蔣先生目前處境很尷尬，深望蔣先生和在臺灣的國民黨同志好自爲之。” 李宗仁回歸祖國後便積極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對他十分關心，親自安排他的生活，使他在大陸安享晚年。 2．白崇禧成了籠中鳥 蔣介石“複職”後，掌握了臺灣的黨政軍大權，便開始清算大陸失敗的責任。有的被槍斃，如陳儀、吳石等；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等。在蔣介石看來，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無疑是國民黨江山垮掉的最大“罪人”。對於避走美國的李宗仁，蔣介石鞭長莫及，只得作罷。於是，送上門來的白崇禧就成爲蔣介石清算的物件。 不過，由於李宗仁還在美國，蔣介石還要利用白崇禧來牽制李宗仁，雖對白崇禧乘危逼宮非常忌恨，但並沒有立即公開處治，只是將白列爲頭號政治敏感人物，並給其取了個“老妹子”的代號，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館對面設了個派出所，對白的一舉一動進行嚴密監視。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臨走時白將另外兩桌客人的帳也付了。白的朋友對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釋說：我看出他們是監視我的人，這個客我應該請。後來這件事傳開來，那些不速之客承認那麽多桌人中，確實只有這兩桌是有監視任務的。白某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諸葛真是小諸葛。 1952年，蔣經國派遣特工人員將白崇禧和薛嶽兩人的家進行了徹底搜查，連地板都被挖開檢查了一番。當時白很生氣，立即打電話責問蔣經國。蔣經國回答說：“健公，這並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電話去問總統好了。”白又打電話問蔣介石，蔣介石回答說：“我知道這件事，不僅對你們倆人如此，人人都應該這樣來一次。”其實，別人卻無此“待遇”。還有一次，白夫人馬佩璋去香港，剛到機場，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對馬說：“你的皮包裏如果有信件，應該交出來由我們代你寄出，不應該由你帶去。”馬佩璋對此很生氣，從包中取出信，隨手撕毀，說不必麻煩你們了。 1952年10月10日，國民黨在臺北召開第七次“全代會”，産生新的中央委員，六屆中央常務委員除當選七屆“中委”或“中常委”外，其餘均推爲中央評議委員，惟僅白崇禧一人除外。國民黨元老們對蔣在中評委名單中排除白崇禧一舉，大多不以爲然，特推于右任、居正兩人往見蔣介石，要求設法補救。蔣聽取于、居的意見後，沈吟片刻即以決然的態度說：“健生，這個，這個，他的問題我知道。”以後卒無下文。 對於蔣介石的迫害，白崇禧本人倒似乎很坦然，他對人說： “經過這一次大失敗，總要找個人來頂罪，任何時候都一樣，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白崇禧來台後再也不像在大陸時權極一時，威嚇一方了，那麽與他積怨甚深的湖北人乘機找他算賬。在一次設計委員會會議上，湖北籍“國大代表”對白提出彈劾案，抓住白氏逼宮案做文章。提案對白崇禧提出兩點彈劾： 對此彈劾，白崇禧非常恐懼，遂連忙出來托詞辯護。不過，蔣介石暫時還沒有借此清算白的意圖，身爲會議主席的陳誠且當場爲白開脫：“華中的事，各委員所提的不是事實，有出入，你們要知道真相來問我。”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其後，蔣介石不知從哪里得到情報：白崇禧企圖發展客家組織，再造勢力。蔣介石豈容白氏東山再起，他迅速召見毛人鳳，要立即查辦。毛人鳳得令後積極籌劃暗殺行動。他先是收買了白崇禧的一名貼身副官。不久，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蓮縣壽豐山打獵。毛人鳳當即派特務勘查現場環境，勘查者發現，有兩條通往狩獵區的路，一條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腸小道，一條是可乘人力軌道車登山的路。特務判斷，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車代步，不可能走羊腸小道。於是，他們算準時間，將軌道車必經路上的一座木橋橋墩螺絲一一鬆開，特務們躲在遠處樹叢中靜觀白氏獵後下山。傍晚，從高山背後出現兩輛軌道車，陪同白氏一同打獵的壽豐鄉鄉長林意雙父子乘車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車在後。當林意雙所乘的軌道車行至橋面時，只聽一聲慘叫，車人一同墜入50米深的穀底。白氏和兩名副官眼見前車有失，急煞車已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一名副官用力將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撿了一條命，但眼見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屍，望望四周山野，他頓時明白了一切。 從此，白崇禧學乖了，他深居簡出，特務們絞盡腦汁也無從下手。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馬佩璋病逝，白於逆境中痛失老伴，心靈所受的創傷不可言喻，遂終日尋歡作樂。 後來，特務們得知白崇禧常去中醫協會理事長賴少魂家買補藥，他們便給賴挂了一個電話，對賴說蔣“總統”要你多“照顧照顧”白將軍，不管什麽病，都得下重劑量。賴少魂哪敢不從。幾個月後，白崇禧從藥中得到補益，有返老還青春之錯感，就和照顧他的護士張小姐熱戀起來，使白氏在身體方面入不敷出。1966年12月1日，張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見白先生還不起床，在室外連喊數聲不見回音，破門而入一看，張小姐早已離去，白先生赤身裸體俯臥在床上已氣絕身亡。副官在給他穿白衣時，搖頭歎息：“如今真是死在馬上風了，先生成天喝藥酒補陽，早知他身子會受不了的。”這種殺人不見血的辦法真是高明，親朋好友無處訴，法律也無從干涉。因爲從形式上看死者系性過度，脫陽而死。 有人說李宗仁回歸祖國後，在臺灣，蔣介石用以制約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至此，蔣介石徹底肅清了桂系在臺灣的影響，蔣、桂之間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總算有了一個了斷。 80年代大陸拍攝故事片《血戰台兒莊》時，白崇禧的女兒白先慧聽說後更動了思鄉之情，她不顧在台親友的勸告“冒險”來到桂林，悄悄地住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並再三叮囑李夫人及其家人萬萬不可走漏消息。剛開始她不敢出門，李夫人勸她打消顧慮到街上轉轉。她終於在夜間走上大街，市面上的一切都使她發生了興趣，也沒人去干涉她。第二天，她膽子更大了，兒時的舊居，童年時的學校，親友們的私邸，她都找到了。這些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看似遙遠卻又在眼前的一切，使她不能自己，她越來越膽大，索性拍起了照片，住進了飯店。 在桂林住了幾日她不得不回臺灣。當她臨走前在飯店結帳時，服務員微笑著對她說：“經理已經關照過了，知您是白崇禧將軍的女兒，不收您的費用，今後歡迎您和家人常來旅遊和居住。”她非常感動。到機場時，過磅員問她沈重的行李中裝的是什麽，她說：“是桂林山上和灕江水中的石頭。”過磅員說：“好吧，是紀念物，那就免費了。” 她，懷著一顆激動的心登上了飛機。
隨著解放大軍的推進，1949年4月底，“山西王”閻錫山也從太原逃到南京。這時，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的鬥爭達到白熱化。在這場鬥爭中，老奸巨滑的閻錫山表面以一個“和事優”的身份出現在蔣、李之間，實際上卻完全站在蔣介石的一邊，他知道蔣仍掌握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李宗仁鬥不過蔣介石。 南京解放後，廣州成爲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都，閻錫山到廣州後串通CC分子聯合發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這場鬧劇爲閻錫山政治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久何應欽辭去“行政院長”一職，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們角逐的物件，同時也是李宗仁和蔣介石鬥爭的焦點。李宗仁力薦國民黨元老居正，蔣介石支援閻錫山，結果，閻錫山這個“敗軍之將”受老蔣之意擔任了“行政院長”。 閻錫山組閣後，極力討好蔣介石，決心“盡其力之所能爲，以圖匡救中華民國於不墜。”“我決無回護，決無愛惜，決無畏葸，爲反共保民盡最大的努力，鞠躬盡瘁，必至勝利而已。”解放軍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閻錫山的決心，12月10日，蔣介石和閻錫山帶領他的“國民政府”逃到臺灣。 1950年3月蔣介石複職視事後，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閻錫山的“行政院長”職務，任命陳誠爲“行政院長”。從此，結束了閻錫山這個在大陸最後一屆“內閣總理”的政治生涯。在國民黨改造時，閻錫山出任“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在這個閒職上，閻錫山得以頤養天年。 閻錫山受命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危難之際，真可謂爲挽救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嘔心瀝血”，“盡責盡職’了。蔣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表彰閻錫山的功績時說：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無術，人心迷惘，莫不究極，甚至敵騎未至，疆吏電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淪陷，無法避免，即臺灣基地，亦將發發欲墜，不可終日。……當此之時，中央政府幸有閻院長錫山，苦心孤詣，撐持危局，由重慶播還成都，複由成都遷移臺灣，繼續至當年三月爲止，政府統緒，賴以不得，閻院長之功，實不可泯。 雖然閻錫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蔣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閻錫山被免去“行政院長”職務後，移居陽明山公館，從此閉門讀書，著書立說，不再過問政治，過著隱居的生活。但實際上閻錫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止。 在任“總統府資政”和“中央評議委員”等職務時，還經常出席蔣介石召開的重要會議，並發表反共演說，繼續進行反共宣傳。他發表了《怎樣勝過敵人》、《展開政治進攻奠定軍事基礎》、《對時局的觀察》、《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復大陸後重建國家問題》、《共產黨爲何必敗》、《青年如何擔起反共抗俄的任務》、《收復大陸的根本條件》、《怎樣收復大陸》、《我在剿匪戰役中失敗的經驗》等反共演講。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戰》、《共産主義哲學》、《共産主義共產黨的錯誤》、《收復大陸與土地問題》、《反共複國的前途》、《反共的什麽，憑什麽反共》、《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夠的反共力量》、《反共的哲學基礎》等反共著作。閻錫山不管是演講，還是著書立說，或者是接待中外記者，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他的反共思想。另外，閻錫山晚年還將他的政治主張集中起來，形成了一個“大同主義”，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國》。他提出的“大同主義”，其目的就是扼制共産主義思想的傳播，閻錫山所提出的“大同主義”是非常反動和荒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與人民爲敵的閻錫山，因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而死去，終年78歲。在閻錫山的病危及病逝過程中，賈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邊。最後閻告賈說，他“痛惜已不能追隨蔣介石回大陸去，而深感遺憾。”閻錫山死後，臺灣成立了以何應欽爲首的治喪委員會，蔣介石致祭，並送了一塊“愴懷耆勳”的匾額，隨後葬於陽明山七星山之陽。
在蔣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應欽曾兩次與桂系聯手“逼宮”，蔣介石對他早已心存芥蒂。何應欽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識時務者爲俊傑。到臺灣後，他開始深居簡出，不聞政事，表示要“閉門思過”。爲了進一步讓蔣放心，不使蔣産生猜忌，一方面他表示有歸隱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過任何表示支援蔣的機會。 1950年蔣介石“複職”後不久，3月13日，是黃埔時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紀念日。何應欽借招待酒會之機，發表《棉湖之戰感言》，大談當年在蔣介石領導下軍隊的勇敢精神，諸如“士氣旺盛，有高度的攻擊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決心，能夠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云云。末了，則一再爲臺灣的前途打氣，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們的黨，強化革命陣營，一方面實行軍事革新、恢復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精神”，取得“反共抗俄戰爭”的成功。 作爲回報，蔣介石也爲何應欽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應欽在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時已委任給他的“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從“代主任”龍雲手裏拿了過來，交給了何應欽。然而，這個“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名義上是蔣介石的最高軍事決策諮詢機構，實際上則是蔣介石願“問”則問，不願“問”則不問，不過是蔣介石用以安撫元老派的一個虛職而已。 既是虛職，雖然何應欽心中不悅，但還是高高興興地走馬上任了。因爲他畢竟有了一個“公職”，蔣介石畢竟還沒有忘記他。6月16日，何應欽主持“黃埔軍校26周年校慶暨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第一屆大會”閉幕典禮，又在會上致詞，要求人們“服從領袖，重振黃埔革命精神，發揮革命團體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爲了取得蔣介石的青睞，何應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表現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讓蔣介石對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這個改造委員會，是蔣介石爲“清理門戶”，企圖重振“黨威”而設的。“改造”期間，該委員會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委會職權，原中執委和中監委職權停止使用。16名委員，陳誠、蔣經國、張道藩、穀正綱等，榜上有名，全是蔣介石著意扶植、重用的物件。而何應欽、閻錫山、張群這些元老派則榜上無名，自然成了“改造”的物件。曾是何應欽的手下，後來成爲何的對手的陳誠，因是黃埔系、蔣介石的同鄉，而又對蔣絕對忠誠，當上了“行政院長”。陳和何曾交惡甚深，由陳出面組閣，自然沒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爲了安撫一下這些政治上失勢的党國元老，蔣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閻錫山、何應欽、張群等48人爲中央評議委員。而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全是蔣氏父子的親信。在這一次重要的權力再分配中，何應欽確實被冷落在了一邊。在蔣介石眼中，60多歲的何應欽，已是垂垂老矣！ 何應欽呢，他深知蔣介石的爲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至此，何應欽漸漸遠離了臺灣政界的權力紛爭。 雖遠離了權力中心，但何應欽的反共熱情卻絲毫未減。朝鮮戰爭爆發後，爲“聯日反共”展開國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應欽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爲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醫，一方面則以“私人資格訪問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的《韓國戰局與遠東形勢》一文中所表露的：“遠東問題的焦點，一是對日和約，一是臺灣中國政府的地位，一是韓戰戰略的爭執。”他希望日本儘快與臺灣簽訂和平條約，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並在美國的支援下，拼湊“遠東公約”，把朝鮮戰爭變成一場持久的有限戰爭，拖住新中國，搞垮新中國。 爲拉攏日本，何應欽不惜出賣國格，向各方人士頻送秋波。與侵華戰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岡村甯茨的會面，就是頗爲生動的一幕。1月16日，此時已是戰友會副會長的前日本陸軍大將岡村甯茨設宴款待何應欽，稱讚何“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爲日本國民所周知”，是“對日本瞭解最深的人”。他歷數何應欽是如何“愛護日本”，尤其是對蔣、何在日本戰敗後如何“以德報怨”而感激不已。岡村在致詞中，說到激動處，竟至失聲痛哭，涕淚滂沱；何應欽出老淚盈眶，作飲泣狀。 當蔣介石正在尋求國際上的合作與支援的時候，何應欽像說客一樣，遊說日本，極力鼓吹和慫恿與日本右翼勢力的合作，對蔣介石來說，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支援。在蔣看來，何雖無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對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臺灣當局簽訂了所謂“中日雙邊和平條約”。何應欽出席了簽字儀式，接見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並與河田烈同遊烏來風景。“和約”的簽訂，何應欽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何應欽所謂以“私人資格”進行的“國民外交”，爲日後臺灣的對外聯繫，創造了一種孤立狀態下的新形式。 此後，加強臺灣當局與日本政府之間的聯繫，一直是何應欽效忠蔣氏父子的一個重要內容。1952年7月29日，何應欽又聯繫“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約集了雷震、黃朝、邵毓麟等一幫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經濟協會”，起初擔任常務理事，後當上會長，終其一生。 一番熱熱鬧鬧的訪日、聯日之後，何應欽便致力於“國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運動了。 何應欽和“道德重整”運動的頭面人物早有接觸。早在1947年在聯合國安理會軍參團時，何就同簡稱爲“MRA”的“世界道德重整運動”發生了聯繫，對其發起人弗蘭克·蔔克曼的“反共”主張也略知一二。但是，何當時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於這一運動，還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訪問團訪台的啓發。道德重整基於對共産主義的偏見和仇視，借提倡道德來對付共産主義，這正中蔣介石下懷，在國民黨改造完成後，蔣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國來增強臺灣島上“反共複國”的信心，所以何應欽順水推舟。從此熱衷於道德重整運動，並不斷得到蔣的支援。這一運動的開展，也成了維繫蔣、何之間關係的一根紐帶。 爲了緊跟蔣介石，何應欽採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蔣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雙十”等重要的紀念日，何應欽總要發表文章或講話，“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應欽在這些活動日的言論，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66歲生日，何應欽立即發表《蔣總統的遠見》一文，以示慶祝。文中，何吹噓說，遠見是一個領袖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而蔣的遠見，又遠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於蔣憑其遠見，看得准，把得穩，所以能決人所不敢決，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華民國從滅亡的邊緣上救出來。何應欽的這番話，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蔣介石在大陸統治幾十年，最後被共產黨和人民群衆趕到了孤島之上，走的是一條失敗的道路，何來領袖的遠見？如果說，蔣在逃到臺灣後倖免徹底滅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國的幫助而已，又談得上什麽蔣的遠見？顯然，何應欽這是在不顧事實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67歲生日。何應欽又做起了紀念文章，這一次的題目是《總統的偉大人格——東征、北伐與抗敵》。何一古腦把國民革命軍的東征、北代以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歸功於蔣介石的領導，以此來證明“蔣公的軍事天才、政治遠見，及其領導革命的卓越人格”。這一年，蔣介石正在打擊、排擠吳國楨，何應欽這一向蔣表忠心的舉動，自然得到了蔣的歡心。 進入1954年5月，正值蔣介石就任第二屆“總統”。於是，何應欽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題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證》。“保證”在哪里呢？據何應欽說：“蔣總統對於任何艱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證，而且—一實現了這些保證。”接下來，何應欽又是老生常談。把東征、北伐和八年抗戰這些勝利統統說成是由於有了蔣的“勇於負責貫徹任務之精神”。何應欽這裏做的明顯是應景文章。且不說這些戰爭勝利的原因應該如何分析， 僅就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而言，蔣介石敗下陣來，其“保證”又到哪里去了呢？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何應欽避而不談，卻說什麽“保證”云云，實在是自欺欺人。 以後，每當蔣介石生日之際，何應欽總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對大壽，何應欽在臺北各報發表《總統在廣州》一文，要“全國同胞，仰體總統蔣公的意旨，發揮他一貫的反共意志，……以成就來做我們祝福的禮品”。何應欽還親率戰略委員會全體顧問敬呈獻詞。 對於何應欽的這一番表示，蔣介石自然有著幾分歡悅。何應欽雖然不能給他老蔣擔起重擔，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業上敲幾下邊鼓。這鼓聲雖不是很響亮，倒也是有比無好。所以，蔣介石一方面讓何應欽在政治上仍保持著幾項榮譽的榮冠，諸如“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臺灣MRA聯誼會負責人之類，生活上給予優厚的待遇，行動上則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同時，蔣投之桃，報之以李。1959年3月，何應欽7O歲生日，蔣介石親書“同舟共濟”壽屏相贈，何應欽收到後禁不住熱淚盈眶。1969年，何應欽80歲生日時，蔣介石以親贈壽軸，蔣經國等一班人聯名代表蔣介石書贈祝詞，稱何應欽在革命中“躬與其役”，“奇功屢建，貢獻良多”，“上獲總統之言依，下得部屬之服膺”，極盡讚美之詞。 何應欽除了不失時機地利用一些場合樹立蔣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緊跟蔣介石外，還高喊“反攻大陸”，極力反對、阻撓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尤其是日本與中國的交往使他極爲憤慨。 何應欽在言行上確實博得了蔣介石的信任，他雖然已不是大權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風光。 蔣介石死後，何應欽把對蔣介石的愚忠轉移到他的繼承人小蔣身上。何應欽又變幻花樣，發起“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來效忠蔣經國，就像當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蔣介石一樣，不遺餘力。爲了感激他對蔣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應欽90大壽時，蔣經國在“總統府”向何應欽頒贈了臺灣當局的最高獎賞——國光勳章。授勳之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臺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爲何應欽舉行祝壽茶會。 這一天的軍官俱樂部佈置得富麗堂皇。進門處高懸著1927年9月龍潭戰役勝利後，國民政府頒贈給何應欽的“捍衛黨國”的獎額。獎額之上是仙鶴展翅及“萬壽無疆”四個篆字；鮮花彩綢裝飾一新的門牆一側，立一高3米的壽星。參加祝壽活動的有蔣經國、前“總統”嚴家淦、“副總統”謝東閔、“行政院長”孫運璿、“資政”張群等臺灣黨、政、軍要員千餘人。何應欽身著四星一級上將戎裝，如沐春風，滿面紅光。 蔣經國對何應欽謙恭地執晚輩禮。他在致祝賀詞中稱：“今天欣逢我們敬愛的革命前輩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壽，看到敬公精神健旺，體氣康強，我們每一個都感到非常歡欣。”他高度稱頌何應欽“追隨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獻身國民革命，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貢獻國家民族，勳績崇隆，而且致力於促進民主憲政，文化復興，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業，樹立了國人一致仰望的風範”。 聽著蔣經國的頌詞，何應欽一陣激動。他在致答詞時連忙自謙地稱：“自追隨先總統蔣公獻身革命，五十年來雖然竭盡忠悃，以圖上酬知遇，但以並無過人的資質，未能對黨和國家多所建樹。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國家最高榮典，緬懷先總統蔣公的至德大業，與三軍將士的忠勇風範，內心的情緒，如同萬壑松濤，激蕩不已。今天已屆九十，但時時謹記先總統蔣公的訓示，而永遠保持奮發的精神與意志，以期無負領袖的期望。”他還對與會人員勉勵一番，認爲現在正是國民黨“極必複，轉危爲安的契機”，要“強化我們的領導核心，共同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之下，團結奮鬥，爲突破逆境，複國建國而努力”。 茶會上，蔣經國還向何應欽贈送了壽軸，上書：“敬公九秩大慶松柏不於歲寒晚蔣經國”。何應欽當場將壽軸展示，並在熱烈的掌聲中舉刀切開九層生日蛋糕。 國民黨的一班要人也紛紛贈何應欽以壽文，尤稱讚何應欽與蔣介石的“知遇”之交。穀正綱等“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83人的壽文中，稱何應欽與蔣介石的關係是“蔣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國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齊桓，太公往周武，雲龍契合，而成不世之業”。黃埔系中的老部下顧祝同等43人的壽文，亦稱何應欽之於蔣介石國民黨，“若湯有伊尹，周有呂尚”。
蔣介石與陳果夫、陳立夫的政治裂痕始於抗戰後期。解放戰爭中，隨著蔣介石步入內政外交的困境，陳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擠。 1949年初，在蔣介石宣佈下野的時候，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事實上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開始思考失敗的原因，他借鑒孫中山在每次大的失敗之後，都要從對黨進行改造人手的經驗，認爲必須對國民黨進行徹底的改造。他甚至有過徹底抛棄原有的國民黨，另組新黨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軌、葉青、徐複觀等人組織“中國人民救國大同盟”，該同盟發表了《對時局宣言》，制訂了一套類似黨綱黨章的組織章程和政綱，並成立了中央幹事會。但後來蔣介石考慮到另起爐竈費力太大，才決定中止“中國人民救國大同盟”的活動，還是採取對國民黨“改造”的辦法。 1949年1月23日，蔣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隨後，張群、陳立夫、黃少穀、鄭彥芬等人紛紛趕往奉化，在蔣介石指示下，開始籌劃國民黨“改造”事宜。6月，蔣介石指定陳誠、陳立夫、蔣經國等人設計改造方案。7月14日，蔣介石親自攜帶陳立夫等人起草的《本黨改造方案》到廣州交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討論。7月18日，國民黨中常會第204次會議通過《改造綱要及實施程式》。9月20日，蔣介石在重慶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號召黨員參加“改造”。 蔣介石此時雖然喊得震天響，實際上並沒有精力和條件認真去實行。一方面，此時戰場上蔣軍節節敗退，蔣介石東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慶、成都和廣州之間，指揮軍事，根本靜不下心來談黨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時國民黨內部競爭正烈，李宗仁將蔣介石趕下了台，蔣介石正以他國民黨總裁的地位，以自己的“黨權”對付李宗仁代總統的“政權”，蔣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動，自亂陣腳；第三，美國此時極端厭惡蔣介石，蔣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與美國周旋，給美國人一種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時也又不能痛下決心，首先搞亂了內部；第四，蔣介石退守臺灣後，面臨的是人民解放軍大軍壓境，他也不敢輕易動手；第五，在退守臺灣之前，各地混亂不堪，地方黨務已處於無政府狀態，實際上即使想改造、也無從下手。 朝鮮戰爭的爆發，蔣介石雖然未達到將之擴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目的，但臺灣發發可危的情形卻宣告過去。在外部壓力減輕的情況下，蔣介石開始了整理內部的工作。 從1950年6月起，蔣介石開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施加壓力。爲了表示對中央黨部的不滿，凡國民黨中央黨部呈送蔣介石的文件，蔣一概不閱，原封退還。國民黨中央常會開的幾次會，蔣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將蕭錚提出建議，鑒於國民黨總裁不出席中常會，全體中常委應自動辭職。並以中常委的名義，派于右任、居正、鄒魯三人面見蔣介石，請他出席會議並指示“改造”國民黨的方針。 隨後，蔣介石召見陳立夫，詢問他對改造國民黨的意見。陳立夫知道，蔣介石對他成見已深，於是主動提出，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由他和陳果夫承擔，因此他們兄弟不宜參加對國民黨的改造。陳立夫此舉，可謂一箭三雕，既向蔣介石承擔了責任，表示了高姿態，同時又將了蔣一軍，要挾蔣找出人來，承擔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責任。蔣介石聽後默然不語，但對陳立夫更加不滿。 CC派退入臺灣以後，陳果夫重病已不能視事，一切事情，惟陳立夫馬首是瞻，陳立夫惡習不改，又和陳誠派鬧得不可開交。按照1948年通過的國民黨憲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行政命令須經立法院通過才有效。當1949年1月蔣介石下臺時，行政院長先後是何應欽和閻錫山，蔣爲使何、閻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權力，授意立法院通過了一項在非常時期“行政院”可以不經“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權力。 李宗仁赴美國後，“立法院”已將此項權力收回。1950年3月，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他不願事事經過“立法院”，尤其此時“立法院長”孫科不肯去臺灣，立法院由“副院長”陳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權力。這樣，等於是讓立法院坐冷板凳，陳立夫當然不肯。於是，陳誠有一天當著蔣介石的面，向陳立夫交涉此事，陳立夫婉拒。陳誠不依不饒，隨即以“行政院”的名義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職權。“立法院”接函後開會討論，結果否決了陳誠的提案。陳誠得到提案被否決時正在主持“行政院”院會，他當場大發雷霆，除指責CC派外，聲稱“行政院長”一職除陳立夫外，無人能夠勝任，他本人決心馬上辭職。 陳誠對CC派痛恨已極，立即向蔣介石建議，把陳立夫、蕭錚等人統統送到火燒島監禁。由於陳誠勢大，而且蔣介石有意偏袒陳誠，陳立夫知道自己不敵，乃避往台中，並寫信給蔣介石要求出洋。最後，蔣介石親自出面安撫了陳誠，並通過在家養病的陳果夫，轉告陳立夫，批准他離開臺灣，並送給路費5萬美元。 爲了讓陳立夫早日束裝就道，離開臺灣，陳誠採取了進一步的壓迫措施，特發請帖約CC系的大將余井塘及張道藩兩人吃飯，餘、張知道陳誠此舉一定有其用意，在飯後就問陳誠：“院長有什麽意思，請指示吧！”陳誠對餘、張說：“我請你們傳達我的一句話：陳立夫是個混蛋！”再沒有說別的話，蔣經國也趁機在下邊攻擊陳立夫。 1950年7月2日，蔣介石在臺北陽明山主持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臨時會議，會議通過《本黨改造案》，決定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停止行使職權，授權蔣介石遴選15—25人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職權。不久，蔣介石下令免去陳果夫“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裁撤由陳果夫任董事長的中央合作金庫；由陳果夫任董事長的中國農民銀行只保留名義，設立保管處。 7月21日，蔣介石召集全體國民黨中常委談話，在會上，蔣介石點名指責陳立夫。8月初，蔣介石又下令改組由陳果夫任董事長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由蔣經國接辦。8月5日，“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在蔣介石主持下，曆名改造委員宣誓就職。蔣介石在訓詞中要求全體改造委員“從頭做起”，擔負起“改造黨政，改造國家的責任”。國民黨的改造工作正式開始。 國民黨“改造”開始，實際上二陳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結束，陳立夫出走，陳果夫臥病在床，二陳的政治影響不復存在。 陳立夫離開臺灣後，在歐洲作短期停留，便遷居美國，隱居在新澤西州湖林城外的萊克塢鎮。1951年8月，陳果夫病逝，旅居美國的陳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場，卻未敢請求回台參加葬禮。經過此次打擊，陳立夫心境大變，對政治變得心灰意冷，“絕口不談政治”。1952年11月，國民黨“改造”結束，蔣介石給了陳立夫兩個虛銜，“國策顧問”和“總統府資政”。但除了給陳立夫按期郵寄薪俸外，陳一切都不能也不想參與。1957年8月，國民黨八大召開，陳立夫被提名爲中央評議委員，每月寄給他的錢“僅使其免於饑餒而已”。爲補貼家用，陳立夫和他的夫人孫祿卿開始養雞。 1958年以後，蔣介石曾幾次托人告訴陳立夫，希望他回臺灣看看，陳均托詞拒絕。1959年陳立夫的老友蔣勻田去看他，當蔣同他談及政治時，他婉轉地拒絕談下去，說：“已經失敗了，還談什麽呢？”陳的夫人孫祿卿便說：“別看我們現在這樣忙累，我倒覺得這是人的生活。過去在南京，哪里是人應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陳父陳其業病重，陳立夫才回臺灣探望。這時正值蔣介石迫張道藩辭職，CC拼命反對，陳立夫對此不聞不問。陳立夫回到臺灣後，蔣介石找他長談了三次，蔣經國親自陪他祭陳果夫墓，蔣氏父子還多次去看望陳其業。陳其業死後，蔣介石夫婦親往吊唁，蔣經國任治喪委員會副主任，陳誠、蔣經國率兩千多名國民黨官員參加葬禮。臺灣新聞界也對陳立夫大加讚揚，說他是“有思想，有抱負，並且篤守儒家紀律的人物”，並要他“不要介意於十幾年前早已煙消雲散的往事而再次報效國家”。但陳不爲所動，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國。 直到1969年，陳立夫全家才遷回臺灣。此後陳立夫在臺灣埋頭研究儒家文化，對政治更不關心。 | |
NO:410_15
| 讀讀樂 於 2002/07/14 21:37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蔣介石在整頓黨政軍的同時，也著手加強了對社會秩序的管理。當時在臺灣島，甚至在國民黨上層，中共組織的活動也十分活躍。這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度恐慌，在“保密防諜”的口號，對共產黨及一切進步力量進行打擊，旨在配合“反攻複國”的“大業”以摧毀共產黨在台力量。 １。嚴刑峻法 臺灣社會治安惡化，既是歷史問題，又是現實問題。原先人口不過600萬的臺灣島，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一下子擠進200多萬的逃台人員。這些國民黨逃台人員，敗兵如匪，有被騙來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共產黨原諒而逃台的，有糊裏糊塗來台的。在丟盔棄甲、抛妻別子、背井離鄉的情況下，臺灣小島內兵痞、惡棍、特務、無家可歸者比比皆是。這就使原本乏善可陳的臺灣社會治安情況急劇惡化，從而也直接影響著國民黨在台統治的穩固與否，蔣介石爲此不得不全力以赴進行整治。 整治社會秩序不僅是爲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還在於打擊任何否定國民黨和蔣家王朝的言論和行動。治理社會秩序的步驟是台前打好宣傳仗，台後則以恐怖政治作輔助。
第一，煽動起一股瘋狂的反共情緒，拼命吹捧蔣介石。在宣傳中，竭力回避蔣介石在大陸失敗中應負的責任，公然稱讚蔣介石是什麽“偉大的領袖和救星”、“古今往來最傑出的聖人”。大陸失敗的教訓使蔣介石悟出了一個道理，即要實現“反共複國”的目標，國民黨和其追隨者必須樹立起“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領袖。 第二，千方百計使人們相信“反共複國”能夠成爲實現。極力宣傳反攻大陸計劃是“一年準備，二年進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事實上，連蔣氏父子也知道僅靠臺灣實力永無反攻成功之望，所謂的“五年計劃”除了鼓舞士氣外，就是避免當局在輿論上陷入被動，僅是自己“樹靶打靶”。蔣經國還制定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進行反共文化戰、心理戰、意志戰、總體戰、立體戰”等所謂的反攻方針戰略，給民衆造成“反共複國”從理論到實踐都已不成問題的印象。 第三，誇大軍事戰績。1949年10月26日，臺灣金門守軍胡璉、李良榮、湯恩伯三部利用海峽及潮汐漲落等有利條件，在金門古寧頭以10多倍的優勢兵力險勝登岸的人民解放軍。此後，爲了給臺灣當局提供一個接近大陸的聯繫基地，爲了有利於祖國統一，大陸停止了進攻金門島的行動。爲此，國民黨的宣傳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門“勝利”已成爲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開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並稱此爲“古甯頭大捷”。此外，他們還子虛烏有地創造出“登步島大捷”、“雞冠山大捷”。但是，無論怎樣“連戰連捷”，國民黨蔣介石還是龜縮在臺灣小島上不敢輕舉妄動。 第四，鼓動人們爲把臺灣建成“反攻基地”、“複國典範”而作出犧牲。按照蔣經國理想化的構思，爲把“反攻大陸”變爲現實，光有“聖人領袖”和“大捷”報道還不夠，尚須所有的臺灣人民行動起來，要“追求保衛臺灣的共同目標”，“忘掉個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過上戰時生活，向奢侈者開刀，向腐化者開刀。人人生産，戒浪費。個個動員，參加戰鬥。”爲煽動民心，蔣經國還策劃了一個又一個的“反共敢死隊”、“克難競賽”、“毋忘在莒運動”、“文化清潔運動”、“道德重整運動”。同時，附之以嚴厲的制裁措施。
爲了便於協調和指揮，蔣經國重新將各情治單位的工作範圍加以明確：“法務部調查局”以負責進行社會調查，防止經濟犯罪、貪汙和漏稅爲主；“國防部情報局”以負責對大陸的“情報搜集”和建立特務網爲主；其他情治單位以防共、防島內“暴亂”的調查爲主。與此同時，蔣氏父子還要求中央黨部及社會、海外青年等各部門協同情治單位工作。 50年代初，蔣經國手下的特工已達5萬人之多。蔣經國遵照父旨，爲“臺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4月14日，臺灣“立法院”修訂了“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擴大懲處範圍，加重懲處標準，擴大軍、警、憲、特的權力。
作爲“領袖”嫡長子的蔣經國親自幹起了殺人放火、撬門捌鎖的特務勾當，背後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議論。50年代中期，蔣經國看到島內秩序漸趨好轉，臺灣生存的安全問題暫時不大，便考慮退居二線，以積蓄一點“德政”，爲以後“太子登基”作鋪墊。
爲了強化對臺灣人民的統治，確保孤島偏安，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逃前夕，陳誠秉承蔣介石之意通過臺灣“警備司令部”頒佈“戒嚴令”，宣佈臺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態”。臺灣從此開始了長達３７年之久的戒嚴時期，開創了中外歷史上戒嚴時限的先例。 根據“戒嚴令”規定：戒嚴時期禁止工人罷工和集會遊行，嚴格出入境手續，實行霄禁，禁止張貼標語、禁止散佈非法言論，禁止藏匿武器彈藥，人員外出必須攜帶身份證等等。尤其嚴厲的是，規定戒嚴時期禁止黨外人士進行組黨活動，如有違反者，將以軍法懲處。 在頒佈“戒嚴令”的同時，臺灣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條令，使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臺灣地區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勘亂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花樣達100多種。 這林林總總的“非常時期”法律，産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權力大大擴充了，根據到台後歷次“國民大會”修訂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蔣介石獲得了不少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狀態處分權”、“連選連任權”以及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戡亂大政方針”，調整“中央政府”機構的組織與人事，並在維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職務終身不變的基礎上，繼續充實所謂“中央民意機構”的權力，等等。另一方面，臺灣人民的各種基本政治權利和生活自由被剝奪得越來越少。臺灣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冠以違反“XX管制辦法”，依據“XX懲戒法令”而遭到懲處。實在沒有足夠的理由來懲治你，就扣上一頂“私通共匪”的紅帽子，讓你有口難辯，永世不得翻身。 國民黨遷台之初，形勢發發可危，國民黨官兵外逃成風。爲了防止官兵紛紛外逃，1950年4月29日，“外交部”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急急忙忙宣佈：停止辦理出島旅遊、觀光護照，同時公佈因公出島申請辦理辦法。這一措施，刹住了當時臺灣島上的外逃風。許多人感到上天無路，人地無門，在高壓政治下，只有乖乖地聽從蔣氏父子的擺佈。爲了維持地方治安，臺灣當局于1952年成立“民防委員會”，並實施身份證制度，嚴格控制出入境人員，以“肅奸防諜”，穩定政局。
在“保密防諜”的高度專制下，蔣氏父子對軍隊、青年和知識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視。在軍隊方面，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員到各部隊工作，其主要職責爲“調查官兵思想行爲”，“監察官兵思想，檢舉動搖分子”。蔣經國作爲“總政治部主任”，在軍隊中形成了一個從上而下、縱橫交錯、滴水不漏的控制網。美國人在評論50年代初期臺灣軍隊中的政工制度時說：“國防部下的總政治部，一般認爲，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軍方的任何機構，安置政工人員，進行控制監視，……美國駐台軍官普遍厭惡。” 蔣介石在總結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認爲，控制青年無力是其關鍵，所以到臺灣後很重視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成立，並在北投訓練幹部。1952年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正式成立，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將掌有實權的主任一職抓到手。自此以後，蔣經國直接控制“救國團”達20年之久，“救國團”自稱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群衆性和戰鬥性的青年組織。” 但實際上，它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 “救國團”在臺灣各縣市及大、中學校均分別設有團委會、黨支部、支部，並擁有幼獅通訊社、幼獅出版社、幼獅廣播電臺等一套文化宣傳機構。“救國團”在臺灣政治舞臺上異常活躍，無事不過問，無事不插足，成爲國民黨控制臺灣青年的“最大最活躍的政治團體”。 在知識文化界， 臺灣當局規定有五項不可觸犯的禁令：反攻無望論；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書籍和言論；任何報道中國大陸的進步實況；批評蔣介石和蔣經國的言論；統一中國的言論。如果誰觸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條，輕則書報和刊物被查禁，重則坐牢殺頭。 臺灣當局的新聞檢查極爲嚴格，由7個警察特工機關專門組成“宣傳會議”，對於任何報紙、雜誌、書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過問”。他們可以任意撤掉記者的稿件，裁撤“不稱職”的記者，處分任何一家報刊或出版部門。一次“文化清潔運動”，就有10餘家雜誌被查封。 爲防止大陸的消息傳到臺灣，國民黨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凡是想購收音機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審核發給的准購證。一架收音機每年交30元的執照費，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執照費和印花稅的費用達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交納上述兩項費用的需加倍處罰。凡是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總部”。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面的書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單管收單放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書道禁，其藉口是“向不法分子傳授收音機知識，竊聽毛匪廣播。” 更習以爲常的是，許多雜誌書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觸犯了禁令，那麽從此就甭想得安寧。這方面有數不清的例子：1960年9月，《自由中國》因冒昧給蔣介石提了幾點建議，而以“掩護匪諜”和發表“反共抗俄國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負責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報》因爲刊載了對蔣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個月。 與此同時，國民黨利用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大辦党營文化出版事業，企圖實現壟斷。50年代初，張其昀任中央党部秘書長時，一手操縱成立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文化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中國一周》、《新思潮月刊》、《學術學刊》、《國事叢刊》等刊物，並出版《現代國民基礎知識叢書》等300多種，這一切使得“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反共八股滿天飛。” 在這種壓抑、專制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氣沈沈。麻將流行，酒家泛濫，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當哭。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大家只好講究一番荷爾蒙、維他命、固精、補腎了。在這孤寂、黑暗的包圍下，個別知識份子間或崩出幾點創作的火花，或發出幾聲呐喊，由此又引起當局的驚慌失措和對知識份子的一頓“大棒”，“文案”接二連三發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楊事件”和“毛語錄事件”最爲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圍繞作家李敖和《文星》雜誌而展開的。《文星》是一個側重學術文化的綜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婦於1957年11月創刊於臺北，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爲刊物宗旨。創刊四年，成績平平，沒有什麽社會影響。只是到了1961年由於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現，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於哈爾濱，1936年隨全家遷至北京，從小就養成讀書、買書、藏書的癖好，小學六年級時即爲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遍讀《中山全書》、《我的奮鬥》，還讀了大量的左派書報，如《新華日報》、《觀察》等。1949年4月，14歲的李敖帶著500多本藏書，隨全家遷居臺灣，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讀初二。在台中，他讀書更加勤奮，在書庫裏泡了四年，漸之對臺灣教育制度感到不滿。讀高中時，因反感臺灣中學制度，高三隻念了十幾天，便自願休學在家，繼續廣泛讀書自學。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學力考入台大法律系，讀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動休學，不久再考入台大歷史系。對於台大，李敖備感失望，於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讀書”。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服完兵役，1961年夏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稱是一個有“宗教狂熱的人”，這種狂熱包含著某種犬儒式的憤世嫉俗。他極度厭惡在傳統倫理教育下滋生出來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於對傳統和傳統勢力的厭惡，李敖決定“在環境允許的極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讓他們皺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壓。”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雜誌刊出，引起全島轟動，《文星》亦聲譽大增，一躍成爲臺灣知識界最有影響的雜誌，主編和肖孟能夫婦亦對李敖表示讚賞。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見之于《文星》，他大聲呼喊全盤西化和自由主義，拉開了重塑胡適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評胡適的保守主義，肯定其全盤西比思想的同時，提出超越胡適，並把抨擊的矛頭對準了傳統文化和傳統勢力，這就引起了國民黨政權的不安。 李敖以憤世嫉俗之筆抨擊傳統，嘲諷國民黨“好談道德和正統”，卻“挂羊頭，賣狗肉，而且狗肉也是當作羊肉販給別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屍思想在臺灣社會借屍還魂，政府空喊選賢任能，卻無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於己”卻“屯積居奇的奸商比誰都多。”李敖從否定“傳統”，繼而發展到否定“道統”，並隱隱發出了“換馬”的呼聲。這對長期以來一直以中華民族傳統和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自詡爲中國“道統”和“正統”的象徵的國民黨政權來說，不啻爲當頭一炮。不僅如此，李敖還在文章中對臺灣的黨政要人和學者名流，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被李敖點名批評的人有：張其昀、陳立夫、陶希聖、胡秋原、任卓宣（葉青）、陳啓天、鄭學稼、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毛子水、徐道鄰、薩孟武等。這頓時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胡秋原、鄭學稼和任卓宣等人對李敖群起而攻之，並相互挖苦、嘲諷和對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當年曾參加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後又去蘇聯避難1年半，抗戰時期撰寫大量“親蘇”文字的歷史經歷大作文章，最後給胡扣上了一頂“親共”的紅帽子。李敖在攻擊胡秋原的同時，又揭開了任卓宣、鄭學稼曾爲中共黨員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舉行記者招待會，到法院以誣陷、誹謗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時，也給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東北做“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僞政權下任官的歷史，給李敖扣上一頂“土匪後代”和“漢奸兒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時代與中學教師嚴僑來往的舊事，稱李敖是“匪諜嫌疑”。 雙方爭論鬧到臺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鄭學稼等中老年知識份子爲後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輕氣盛，既有青年知識份子的支援，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撐腰（肖孟能父肖同茲也是“立委”，與臺灣大資本家辜振甫關係密切，許多國民黨要人系文星書店股東）。雙方互相謾駡，互抛紅帽子，互稱對方爲“匪諜”，吵得不可開交，這場官司也持續了十多年。 最後，國民黨從維護“道統”出發，支援胡秋原等人，下令於1965年12月封閉了《文星》雜誌，但李敖並沒就此歇筆。這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1967年，臺灣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務”罪對李敖提起公訴，“警備司令部”也開始軟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亂”罪被押到保安處，交軍事法庭審判，被判刑10年。 這位深通史學的硬漢作家在法庭上始終一言不發，法官問他爲什麽不說話時，他終於說了一句：“耶酥受審時，他也沒有說話。” “柏楊事件”：針對蔣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1968年1月3日，艾玫主編的《中華日報》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畫，內容描繪了水手父子二人合購一個小島，並在島上建立起王國。這幅寓意深刻的漫畫，立即引起轟動。“警備司令部”派人來審查此事，在原稿上發現了艾玫丈夫、作家柏楊的手迹。1968年3月4日，柏楊以“侮辱元首”罪而被捕。軍事檢察官引用“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八條、第十條和“軍事審叛法”第一百五十條，提起公訴，柏楊被判10年徒刑，並送綠島執行。 “毛語錄事件”：1970年臺北市日本新力電器公司的臺灣總代理，爲了推銷公司新出品的一種小型答錄機，特委託一家廣告公司做設計宣傳。很快，廣告公司設計的廣告在《中國時報》上刊出。在報紙第一版的1／2版面上，除了印有答錄機的照片外，還有四句一號粗字套紅的宣傳廣告文字： 直題上句是“復興文化的新利器”； 直題下句是“錄音器材的大革命”； 兩句橫題是“毫毛細語，傳真實錄。” 萬萬沒料到，廣告設計人員獨具匠心的創作到了“警備司令部”檢查人員的眼裏，就簡直就成了大逆不道。因爲，當時大陸正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億萬人民正在熱火朝天地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語錄。而這四句廣告文字當中，正好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語錄”的字樣。這在本來神經過敏的特務眼裏，當然就構成了大罪。“警備司令部”在廣告刊出的當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時報》調查廣告來源，逮捕了廣告設計人員，並命令廣告公司撤回原準備第二天在《聯合報》刊登的同樣廣告。廣告公司、《中國時報》等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也因爲工作“失察”而受到相應的處分。
爲了貫徹三民主義教育方針，對青年灌輸蔣介石所一貫宣揚的民族倫理道德，即“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倫理爲出發點來啓發一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之以鄰裏鄉土之愛，和國家民族之愛”。他們規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作爲大中學生必讀的基本教材，以控制臺灣青少年的思想。同時，向學生強行灌輸“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信念，把學生造成服從統治的順民。 在文學藝術領域，一方面倡導體現傳統“仁義道德”的作品，一方面極力炮製反共之作，對大陸和共產黨肆意歪曲和誹謗。同時，當局還大量引進西方資產階級的黃色文化。五六十年代，臺灣文藝界盛行“兩頭主義”，即“枕頭和拳頭”。無論是電影、電視還是書報，色情和武打充斥市場。 對於這種種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許多人十分反感。部分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暗中收聽祖國大陸的廣播，秘密傳閱毛澤東著作和各種進步書刊。有人甚至給蔣經國寫信提出種種疑問：既說共産主義“違反人性”，爲何世界各國紛紛與中共建交？既稱中共“亂象頻仍”，爲何統治大陸近30年未見崩潰？民生主義在臺灣實施多年，爲何還貧富懸殊？臺灣《大學》雜誌，1973年8月發表文章《莫把反共當作遮羞布》，對蔣政權的反共宣傳進行猛烈抨擊。文章說：“很多見不得人的醜事，都借反共的名義來做，反共變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聯合報》發表文章認爲，“反共宣傳幾乎成了最枯燥的讀物，大多數人從不寓目”。 蔣介石“保密防諜”的結果，越保密越泄，越防諜越多，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沒有偷”。 | |
NO:410_16
| 讀讀樂 於 2002/07/14 21:39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爲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蔣介石一貫把軍隊和特務作爲維持其統治的工具。50年代初期蔣介石到臺灣後，大肆發泄其失敗的怨氣和對共產黨的憤怒，進一步大規模地擴充警察和特務，依靠手中的暴力，強化法西斯專政。 １。用重典治亂世 在蔣介石“寧可錯抓一千，決不放過一人”和“用重典，治亂世”的恐怖政策下， 小小的臺灣島特務如麻。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特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就七大特工部門中的警察而言，當時全島就已超過10萬人，分屬於台省警務處，20個縣市警察局，87個分局，187個分駐所，1268個派出所，5027個警勤區。此外，鄉鎮還有警衛股、警衛幹事，警務處還有保安警察總隊和鐵路警察局、森林警察局、工礦警察局、港局警察局。城市還有流動派出所，專門負責用卡車載運警察巡查。警察遍佈社會的各個角落，什麽政治警察、情匪警察、文化警察、新聞警察、教育警察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警察占總人口比例之高，網點之密集，在世界實屬罕見。 警察的任務有“戶口查察，指導民衆，緊急警戒，集會結社之取締，組訓民衆”等90餘種。人們的衣食住行、言論思想、學習工作，無一不處於警察的監視之下，再加上六大系統的特工人員更使得人們的生活走不出警察和特務的陰影。 臺灣警察經常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成群結隊。以臺北市爲例，市區分成8個分區，一年就添置8輛警車，晝夜實行巡邏，警車狂叫著變成一個個的“活動派出所”。如接到警報，警察5分鐘內就能趕到現場鎮壓。 按照臺灣當局的規定，每戶人家必須與3家進行連環保證，軍、公、教人員則要與2人以上連保切結。如果被定爲“不良分子”，其同事、同學、同工及親戚、傭工中就有許多人被株連。戶口管理也極爲嚴格，統一印發身份證，身份證上明文規定，臺灣人民不僅外出旅遊，而且連出門做工、下田種地都必須“隨身攜帶”，否則，將隨時遭到警察的盤查和拘留。此外，警特人員還經常進行人口總清查和突擊檢查。1951年3月到7月，僅臺北一地就進行398次戶口突檢，每次均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如臨大敵，其中一次就逮捕了1.2萬餘人。 1975年，臺灣“內政部”又公佈了“流動人口登記辦法”。規定凡因外出謀生、探親訪友或旅遊，需要暫時在原警察分駐派出所管轄區以外的地方居住的人，都必須辦理“流動人口登記”；凡在臺灣有戶籍的人家，如果遇到外來人來住宿必須在當天向警察機構口頭申報“流動人口登記”。否則，遇到警察的突擊檢查，就有被逮捕的危險。 爲了加強對青年的思想控制， 各學校設立所謂的“訓導處”和“軍訓教官室”，並以此在學校秘密發展特務組織，安插特務學生，誘騙青年加入國民黨，嚴格控制師生的言論和行動。各校校刊不經訓導處審查，不得出版；師生舉辦講演，沒經訓導處批准，不得舉行。師生的私人信件，經常被訓導人員拆閱，甚至公佈和扣留。新生人學要向訓導處交“思想保證書”，立“思想保證人”誰在生活中流露出一點不滿情緒，訓導處就會給扣上“異端”、“邪說”、“偏激”、“思想有問題”、“叛徒”等大帽子，輕則列上黑名單，受記過處分，重則以軍法制裁，押火燒島監獄管訓。 臺灣還規定， 老百姓上街，不准隨身攜帶刀具；三人以上聚會，必須登記，否則，警察會跑來干涉；工人不准罷工，學生不准鬧學潮罷課；不准國民黨以外人士組党，嚴厲實行“黨禁”，只允許中國青年党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可以合法存在。 臺灣的特務如此之多，以至在一些公共場所以及旅館的家具中、床鋪下，經常有特務安放的竊聽器；臺灣的規定如此之嚴、之細，以至特務人員可以隨時找到岔子：一個生活規矩的人，特務會認爲“有問題”；生活浪漫的人，他們也要“研究”；多交朋友“有問題”；不交朋友更有“問題”，書讀多了“有問題”；少讀了也要“研究”，連多看一會報紙都會成爲特務找麻煩的藉口。 在此高壓之下，臺灣的共產黨人當然只有死路一條，左傾或稍有牽連者也在劫難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進監獄，或用麻袋捆紮丟到海裏喂鯊魚，而無辜受害者更是不計其數。50年代初，臺灣籠罩著“大屠殺大恐怖”的氣氛。
位於臺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過去南京雨花臺的地位。據執教東京國立大學的戴國輝說：“我當時在南海路的建國中學念書，有天我看到一輛卡車，載著七八位犯人，雙手背綁，只用白衣紮著，大概怕他們聲張，一忽兒，傳來槍聲。我心裏想，他們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開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XX 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標題，一周出現好幾次。以“匪諜”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台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式，丟到海裏喂魚的，不計其數。臺北的一位元化學工程師陳天民，江蘇靖江人，因爲出言不慎，告訴投奔他的鄉親們說：“臺灣都快解放了，你們還來這裏幹什麽？”經人檢舉，判刑15年。陳當然不是“匪諜”，沒有任何證據支援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指控，充其量，不過是對國民黨的統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另據董顯光公佈的資料，僅在1950年上半年內，“臺灣治安當局處理了匪黨地下活動案300件。牽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其中主要有： “中共臺灣省工委事件”：1949年10月，蔡孝乾領導的“中共臺灣省工委會”在成功中學、臺灣大學法學院、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相繼被國民黨當局破獲，多名負責人被捕。4月31日，“臺灣工委高雄市工委會”被偵破，書記陳澤民、委員朱子慧被捕。10月份，“高雄市工委會”所屬工人運動支部人員謝添火、莊識宰等18人，農民運動支部人員蔡國智、於開雄等8人，學術運動支部人員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先後被捕入獄。12月，“臺灣省工會”的張志忠、李法夫婦被捕並判死刑。1950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獄，涉嫌此案者多遭槍殺。 “吳石案”：195o年3月1日，時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的吳石，據稱由於受“中共臺灣省工委事件”牽連，被臺灣特務機關秘密逮捕，罪名是“爲中共從事間諜活動。”受該案牽連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壁奎、聯絡人朱湛之，老部下聶曦，前“聯勤總管”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參謀方克華，某處主管補給的參謀江愛訓，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其餘的人也被投入監獄。 “兩大企業案”：1950年3月，發生了震驚全島的兩大企業——台糖、台電事件。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因“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資讓共黨接收，準備以台糖鐵路供共軍登陸用”的罪名被槍斃，牽連槍斃的有人事室主任林良桐，部下多人被判刑，但熟悉沈鎮南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共產黨員。 與此同時，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及職員嚴惠先均遭槍殺。劉晉鈺的罪名是：其子在台大團參加左傾團體被逮捕，劉將其保釋後縱之投奔大陸；嚴惠先在大陸失守後滯留一個時期後方來台，有通共嫌疑，而嚴住在劉家，劉對他甚好，有以女許之的傳言，隨翁文灝投奔新中國的台電董事長陳沖熙曾寫信給劉晉鈺。 其實，台糖、台電兩公司的總經理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槍斃，主要是與他們的頂頭上司有關。當時，主管“中華民國”公營事業資源委員會的正副主管翁文灝、錢昌照、孫越崎等前後投奔新中國。而到台後公營事業的頭頭們均系以前翁文灝等委派，對翁文灝、錢昌照、孫越崎等向心力甚強。錢昌照、孫越崎香港起義到北京後，受到新中國的重用，而翁文灝在撤出大陸時不願跟隨蔣介石到台，後寓居香港觀望形勢。台港當局請翁出港赴台，翁不願意，蔣介石授意“經濟部長”劉航琛贈美金5萬元，請翁赴法國研究講學，以免其北上投奔中共。翁文灝在法國住了一年多，因思鄉心切，向往新中國，終於輾轉回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熱烈歡迎。這樣，國民黨當局深恐臺灣公營事業的頭頭們受翁、錢、孫的影響，特向臺灣最大的糖、電兩公司開刀，以殺雞儆猴。 “麻石事件”：1950年5月，台南縣麻石鎮“鎮長”謝端仁等33名地方人士被國民黨當局以“共同意圖顛覆政府”罪逮捕。其中謝端仁、蔡國禮、張木火3人於9月30日被判死刑，孫清潔、李國民、林書揚、鍾蓋、陳永泉、黃阿華、王金輝、李金水、蔡榮宗被判處無期徒刑。郭天生、郭耀勳、莊順田、吳登纂、侯穎川、柯士秘等18人被判處10－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陳丁弟、李清泉等6人以“知情不報”判處1年徒刑。直到1983年底，有關該案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案犯在關押了30年後，才獲准減刑保釋出獄。 “桃園事件”：1950年6月，臺北市“電信局”桃園收報台林清良等7名職員，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林清良、賴鳳朝、李濤譯3人因以傳閱中共文件書籍“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施”等罪名被判處死刑，徐文贊被叛處無期徒刑，其餘3人被判10－15年不等徒刑。 “陳儀事件”：陳儀系政學系的重要人物，任過國民黨軍政部次長、福建省主席，抗戰勝利後又首任臺灣行政長官，因參與鎮壓“二二八”臺灣人民起義，而被轟下臺。後來他主持浙江政務，鑒於有臺灣“二二八”起義的教訓，主張“效法東歐民主國家作風”。解放戰爭中，陳儀公開著文抨擊蔣的內戰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後，李濟深派人來浙江聯繫和平起義事項，陳儀表示願作傅作義第二，哪知，舉事不成反遭殺害，這其實與湯恩伯有直接關係。 陳儀和湯恩伯，一是浙江紹興人，一個是浙江武義人，雖說姓氏不同，他們的“父子關係”在國民黨內是衆人皆知，並傳爲美談。湯恩伯出身于貧苦農家，早年就有從軍報國的志向，而苦於無門可循。陳儀在浙江擔任浙軍第一師師長時，湯恩伯尋上門去向素不相識的陳儀作毛遂自薦。陳儀慧眼識“英雄”，滿口答應，出面保送並資助湯恩伯去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陳儀家兄弟雖多，卻一直沒有子嗣，僅收養過一個侄女，後來出嫁離家，陳儀膝下無子，甚是孤寂，因而將湯視爲義子，湯恩伯亦以義父之禮待陳。據說，因陳有恩於湯，“恩伯”二字即爲紀念陳的恩澤而起的名字。 湯恩伯在日本學成歸國時，陳儀亦由孫傳芳的軍閥部隊投入北伐陣營，甚受總司令蔣介石的器重，有了與蔣的這層關係，陳儀又向蔣舉薦湯恩伯。湯恩伯後來獲得機遇進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並擔任大隊長。抗戰時期，國民黨部隊中有“軍中三傑”，即指陳誠、胡宗南和湯恩伯。湯恩伯的從軍就業，乃至後來的扶搖直上和陳儀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因此湯對陳，敬呼“先生”而不稱名不及姓，數十年如一日。 1949年1月20日，蔣介石宣佈引退，並要由杭州回溪口，陳儀專程從杭州趕去南京迎接，並親眼目睹了蔣介石沮喪落魄的神情。蔣引退後，陳儀默察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決定起義，準備將浙江完整、和平地交到人民手中。他考慮到與湯恩伯的特殊“父子”親密關係，故策動時任京滬杭警備司令的湯恩伯共舉義事，湯恩伯滿口答應。 待陳儀真要行動時，湯恩伯退縮了，而且還向蔣介石告密出賣了陳儀。蔣介石對湯恩伯的忠誠誇獎了一番並向他徵詢對此事的意見，湯恩伯堅決回答：“國家大事，義不徇私，自應以領袖之意見爲意見。不過，我和陳儀的關係，素爲人知，在不妨礙總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希望能予陳先生以善終天年之恩”。蔣介石毫不遲疑地立即授湯恩伯全權處理此案，井讓其提供接任浙江省主席的人選，湯恩伯提出了3人，蔣介石從中圈定周睿。 中共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後，立即派人向陳儀作了彙報，陳儀死活不相信“義子”會出賣他。陳儀在交卸浙江省主席職務後還收到湯恩伯轉來的一封蔣介石安慰電，電稱：“湯總司令轉會治見，交卸後務請來溪口一談。”陳儀接電報後不屑於去溪口見蔣，乃乘車去上海找湯恩伯，可一到上海他便失去了自由。國民黨退守臺灣後，陳儀被押到臺灣，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心灰意冷，對任何人不再發一言一語，終日如老僧入定。湯恩伯不時派人攜帶日用品前去探望，希望陳儀安心頤養天年。 哪知，1950年6月，蔣介石落腳剛穩，便下令審判陳儀。湯恩伯聞訊急往台南求見蔣介石，侍從傳話出來，蔣介石已去台中，等殺死陳儀之後才能接見。湯恩伯號陶大哭，四處求人營救，他先拜託在上海的患難之友谷正綱、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長陳良轉求。雷震說，老頭子是殺人立威；穀正綱認爲蔣介石要用陳頭鎮壓人民，他是死定了。湯恩伯又請毛人風求蔣介石遵守諾言，饒陳一命。毛人風事後答復說：“天威難測，我已懇求過了，沒有用。”當時任參謀次長的林蔚，是蔣介石的親信，與陳儀、湯恩伯交情亦深，林蔚在老蔣面前全力救陳，也遭蔣的拒絕。 1950年6月18日早晨，電臺和報紙宣佈槍斃陳儀。大家聞訊紛紛趕到臺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叮刑場。馬場叮，自國民黨政權遷台以來，就變成了南京城的雨花臺，是當局槍決囚犯的刑場。儘管這裏槍聲不斷，但卻從沒有擁過來如此之多的看熱鬧的民衆。據統計，有2萬多人前來圍觀，圍觀群衆又可分爲兩部分人，一是臺灣仇恨陳儀的人，因“二二八”起義發生在陳儀主台時期，這些人將屠殺臺灣同胞的賬算在了陳儀頭上。有的人還帶來了鞭炮，準備陳儀行刑後燃放慶賀。二是同情陳儀的人，他們認爲陳儀是難得的“廉吏好人”，做了一輩子大官，一生無兒無女也無身外財産，操守廉潔又敢於仗義執言。密麻麻的人群從早守候到晚，最終也沒見陳儀出現。 其實，所有來馬場叮來觀看行刑的人都上當了！陳儀早於19日淩晨1時就被押赴別的刑場槍決了。 陳儀被處死以後，蔣介石才召見湯恩伯。湯恩伯垂淚無言，蔣介石似餘恨未消，斥責湯說：“你大義滅親，還哭什麽！不許立牌位祭奠！”湯恩伯原在家中爲陳設立靈堂，祭奠盡孝，受到蔣的訓斥後不敢不從，只得含淚忍悲焚牌除靈。可憐陳儀飲恨而死，死後也無人敢爲之一灑同情之淚。 陳儀一死，湯恩伯在臺灣軍政界背上了“賣師求榮”的惡名，而蔣介石念其還算忠誠，賞給他一個“總統府戰略顧問”的閒職，湯從此落落寡歡，情緒憂鬱，加之本來患有十二指腸潰瘍病，病情日益加重，1959年他去日本動手術，竟死於手術臺上。潰瘍本不是什麽嚴重的病，有人懷疑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爲湯恩伯系抗日將領，日本人可能記恨於湯，趁此報復。據手術時的目擊者稱：“湯似痛苦不過，雖然上了麻藥，仍圖掙紮，日醫用力撳住，直至力竭而死！” 50年代初期，臺灣軍警和特務以“觸犯刑律”爲名，任意逮捕進步人士和無辜的工農大衆及知識份子。連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裏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的同學，竟也被誤以“掩護匪諜”罪投進了監獄。還有一人因家有馬克·吐溫著的《湯姆曆險記》一書，愚蠢的特務將此書視爲“紅書”，而連人帶書一塊扣押。待查清事實後，還將此人關了一段時間，以作“參考資料”。這位被押者以後談及事情的過程還心有餘悸，說：“那裏無需法律程式，可以隨時槍斃人。”
臺灣特務以抓人辦案作爲邀功領賞的手段，恨不能臺灣人人都犯法，以此擡高他們的身價。由於“犯人”太多，監獄和看守所常常人滿爲患，因此，當局不得不趕緊修建一座座新的“現代化”的看守所。爲了更方便解決“犯人”，臺灣“司法行政部”撥款250萬元，在臺北監獄建造了一座瓦斯行刑場。另據國際赦免協會報道，在臺灣，被國民黨以政治犯罪名投人監獄者約達8000人。爲了“殺雞儆猴”、“制變平亂”，他們動不動就對“囚犯”處以極刑。有一個臺灣法官在宣判時公然說：“你要叛亂，我就要亂判！” 特務軍警在臺灣民衆前面是太上皇，在美國人面前就成了奴才。由於有“美軍在臺地位協定’作護身符，美國兵在臺灣的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對此，當局總是千方百計爲之開脫罪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的犯法者往往逍遙法外。有時迫於民衆輿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做做樣子，將刑罰減輕到最低點。如1972年台中市美國兵普茲強姦、殺害吧女案等，都是敷衍塞責、裝模作樣地“了結”的。至於美國人在路上駕車橫衝直撞、打架鬥歐等事，更是習已爲常。 。 與此同時，國民黨在臺灣還實行大漢族政策，歧視和壓迫高山族同胞高山族原爲臺灣土著居民，主要分佈在臺灣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地區的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台東、台中、南投、嘉義、高雄、屏東、花蓮等12個縣的30個山地鄉，25個平地鄉和離台島49海裏的蘭嶼島，人口約占臺灣省人口的3％。爲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統治，他們對高山族嚴格控制。把高山族居住區劃分爲“山地管制區、山地遊覽區和山地開放區”三類。平地人要進入山地管理區，必須申報理由，領到入山證，方可進入。到山地旅遊區，也必須領到遊覽證才放行。只有山地開放區才可允許自由進入。高山族大多居住在山區，環境惡劣，經濟落後，加之當局的苛捐雜稅、兵役勞役不斷，許多人因無法生存下去而擁向城市，成爲城市流民。在城市往往又受“流動人口登記辦法”的限制，而永無寧日。對於臺灣國民黨政權的這種反動民族政策，一家報紙指責說：“當局所採取的山地政策，竟同日占時期如出一轍”。 蔣介石的軍事法西斯統治，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滿，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農民抗捐稅接連不斷。1957年5月24日，臺灣爆發了震撼世界的反帝愛國大示威，臺北市3萬多示威群衆，憤怒地搗毀了美國駐臺灣的“大使館”和“新聞處”。據報道，1974年以來，臺灣農民的各種抗捐抗稅鬥爭多達百起。臺灣青年十分痛恨特務統治，紛紛逃避和拒服兵役。有的公開宣稱自己是“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 同時，以“民主自由”自詡的美國人對蔣介石的這種高壓政策也多有指責。 爲了討好美國人，爭取更大的美援以維持蔣家小朝廷，同時，也爲了平息衆怒，轉移人民不滿的視線，避免重蹈引發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覆轍，蔣介石在實行法西斯專制的同時，也不妨搞點“民主”作點綴。其表現，一是允許中國青年党和民主社會黨“合法”存在，二是實行“地方自治”。 根據“戒嚴法”，臺灣嚴厲實行“黨禁”，黨外禁止組黨，藉以壓制反對力量，但中國青年黨和民社黨何以能存在下來？ 青年党是由曾琦、李璜等人於1923年在法國巴黎創辦的，該黨信奉國家主義。解放戰爭時期，依附於國民黨，1946年11月出席了“僞國大”，完全投靠了國民黨。民社黨的前身爲張君勱於1934年創立的民主社會黨，信奉國家社會主義，曾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但因後來參加“僞國大”投靠國民黨而被開除出去。 中青黨和民社黨追隨蔣介石到臺灣後，各自內部矛盾重重，陷人瓦解狀態。但蔣對這兩個曾爲自己出過力，又一同逃台的”小兄弟”也放心不下，在遷台初期，對兩黨的發展並未採取積極鼓勵的態度。不僅如此，國民黨還對其進行滲透和分化，造成兩黨內“有親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派系衝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後，國民黨面臨著無黨籍政治勢力的挑戰，才“兩害相衡取其輕”，把後期分裂的民、青兩黨拉上政治舞臺。但這時，兩黨黨員人數更少，又無群衆基礎，在政壇上力量不足，更無法發揮作用，對實際政策的制定毫無影響力。它們的存在，僅表明了一點，即蔣介石急於表白自己實行的並非“一黨專制”。 所謂“地方自治”，1949年3月，臺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成立，並擬定出“臺灣省調整行政區域草案”、“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草案”、“臺灣省市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草案”和“臺灣省縣市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草案”。1950年3月，臺灣省政府委員會通過上述四案，並交“行政院”審核，於4—7月先後公佈施行，調整行政區域，分期實施選舉。 1950年8月—1951年2月，各縣在選出議員的基礎上成立了縣市議會，1951年12月1日，又成立了臺灣省第一屆臨時議會，議員任期3年。到1959年6月，改爲臺灣省第一屆省議會。自臺灣實施自治後，縣市長開始由公民直接選舉，任期3年，後改爲4年。縣市以下鄉鎮及縣轄市區村裏長，亦由公民直接選舉。 這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被臺灣當局譽爲一大“德政”。臺灣的某些人也宣稱此舉“使得一般民衆的民主意識大爲提高，“奠定了臺灣良好的民治基礎。”其實，在蔣介石的極權專制下，臺灣人民哪有真正的民主可言。這一切不過是擺擺樣子，走走形式而已。
——以放逐代替監禁。國民黨對付離心分子的一貫手法，是奉送一項紅帽子，由“內調局”或“警總”羅織一些自白式的罪狀，交軍法審判，判處10至15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綠島入獄、感化。雷震、柏楊、李敖等即是人盡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後已一反常態，故陳鼓應、許信良、陳映真之輩，獲流放的機會。不能說，非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釋放系獄卅年的政治犯。這些人失去自由逾卅五載。個個七十衰翁，身心疲憊，無論從法律精神，人道觀點，早該開釋。現在讓他們重見天日，家人團聚，經國恢宏的氣度和寬恕的雅量，我們自當予以擊節稱讚。 ——放寬出入境限制。國民黨多年使用的殺手鐧，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歡的人行動自由。出入境管理處掌握詳細的黑名單，凡有幸金榜題名，一律剝奪其憲法規定的遷移和旅行權利。這條法令，初訂于陳誠任東南軍政長官的時代。情治單位，承繼發揚，拒不摒棄，完全是一種整人爲快樂之本的心態。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當局仍嚴拒出境。經國掌權，略予放寬，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楊、陳映真、楊逵……等才相繼展翅，遨遊海外。 ——言論尺度放寬。當年臺北《經濟日報》爲了登載記者阮大方所撰關於琉球問題的四篇特寫，蔣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經羿川人王惕吾挽黃少穀等多方緩頰，給予寬免。經國當政無複前期的嚴厲，《臺灣日報》無理取鬧，不過下令強迫收買而已。雜誌書籍，查禁停刊的事，雖不絕如縷，“警總”濫用權力，藐視法律的事例，不勝枚舉，但言論的尺度，和過去的確有天壤之別。否則李敖的《千秋評論》，今天“給宋長志上一課”，明天“給秦孝儀上一課”，早爲當局查禁矣！ ——較公平地辦理選舉。歷年公職選舉，因國民黨黨工幹部許多不名譽的做法，一直民怨沸騰，穢聲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爲跌落，黨外的攻擊，亦達於頂點。“中壢事件”後，遂見改善，這種進步的傾向，半歸功於黨外人士的爭取促進，半得力於國民黨人的知過能改的工作作風。 ——向極端分子開刀。前總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隨經國，受寵信之專，環顧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儼然以接班人自詡，公開場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經國總統和我”，可見其狂妄之一斑。王升利用王少康小組名義，結黨營私，專橫跋扈，成爲國民黨的“中央文革小組”。經國因病，未予察覺，瞭解實情後，一紙命令，將其剷除。王升削權，且流放南美。 但是，江南又認爲：經國呢？和蔣先生一脈相承。如果說，有所區別，也是不過五十與百步之差。……承認與否，在別人眼裏，經國是位獨裁者。……但是，大家當同意，他是位“聰明的政治家”（哈裏曼語），一位有良心的獨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 江南對蔣氏父子黑暗統治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 | |
NO:410_17
| 讀讀樂 於 2002/07/14 21:42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蔣介石在大陸軍事大潰敗後，其主力部隊撤退到臺灣和東南沿海的一系列島嶼上，總共約60萬人，其中1／3留守臺灣島，其餘2／3分散在廈門島、金門島、海南島、舟山群島和萬山島一線，組成臺灣島的週邊防線。這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心痛打落水狗，乘勝解放臺灣。由此，在解放軍的隆隆炮火中，臺灣島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１。湯恩伯失守廈門島 ２。所謂的古甯頭“大捷” ３。薛嶽丟失海南島 而董顯光在《蔣“總統”傳》中對此也有說明，他列舉了五點撤退理由： ４。撤出舟山群島 ５。人民解放軍佔領萬山群島 至此，蔣介石可調動之兵力悉數收縮到了臺灣本島。 | |
NO:410_18
| 讀讀樂 於 2002/07/14 21:44 | |
| 第四章 “保衛大臺灣 | |
“台獨”的政治主張，與國際上“臺灣地位未定論”、“一中一台”等主張遙相呼應，並長期得到國際間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的支援。 １。蔣介石所遇到的“台獨” 自古以來，由於臺灣特殊的地理位置，與中國大陸間有臺灣海峽相隔，交通不便。歷史上，臺灣又長期作爲荷蘭、葡萄牙和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二戰結束後，國民黨在臺灣的黑暗腐敗統治，引起了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蔣介石政權對臺灣人民進行血腥鎮壓，屠殺臺灣同胞，造成了部分台籍人士對所謂祖國的不信任感。部分與日本、美國等有密切聯繫的台籍人士開始策劃“臺灣獨立運動”，要求建立獨立的“臺灣國”。 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起義，美國駐台官員曾表示“臺灣如願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8月，美國特使魏德邁到臺灣考察之後，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一份考察報告，稱：“我們看到一些徵象，就是臺灣人願意接受美國的領導和聯合國的託管，他們懼怕中國的中央政府企圖把臺灣變爲支援其搖搖欲墜的腐敗政權的基地，我認爲他們這種懼怕是有充分根據的。” 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潰不成軍，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指日可待。面對這種形勢，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9年1月19日向白宮遞交了一份《美國對福摩薩（臺灣）的立場報告》，該報告建議：“美國基本目標是不讓福摩薩（臺灣）和佩斯卡多爾（澎湖）群島落入共產黨手中。” 1949年2月，美國駐華使館參贊莫成德代表美國政府前往臺北，企圖說服臺灣省主席陳誠與當時在臺灣訓練新軍的陸軍副總司令孫立人聯手，在臺灣另立政權，對蔣介石則視爲“政治流亡者”，允許其在台“避難”，或由美國安排前往第三國。此建議遭陳誠、孫立人的拒絕。此後，聯合國提出臺灣由聯合國託管，或組成國民黨人和“臺灣人”的聯合政權等主張。台海遽變前的1949年底，杜魯門政府仍決定對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採取靜坐觀望的“袖手政策”。 ２。制服“台獨”分子廖文毅 廖文毅，英文名Thomas Liao，美國人親切地稱其爲“湯瑪斯·廖”，臺灣雲林縣人，其家鄉是“臺灣有數的幾個大財主之一”，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高等台人”，父母篤信基督教。他早年曾在日本讀中學，20年代，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被父母送往美國留學，廖文奎取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碩士學位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廖文毅則獲得密執根大學碩士學位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學位。1943—1944年間，美國爲在臺灣建立“軍事臨時政府”而培訓了近千名“預備行政官員”，廖文毅就是其中之一。藍色後來，美國此計劃破産，廖文毅回到臺灣做化學工程師，廖文奎則前往大陸，在大學教書。 二次戰爭後，國民黨當局考慮到廖文毅的“美國背景”，曾提名他任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處長。廖對“公共汽車管理”不感興趣，而投身於所謂“公共政治教育運動”，實際上秉承美國人的意旨，周遊全島，四處抛售“臺灣法律地位未定”、“應把臺灣交美國託管”等言論，並且創辦了“臺灣民族精神振興會”等組織和《前鋒》雜誌。 1946年4月，廖文毅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據其好友喬治·克爾稱，選舉揭曉時，廖獲得“足夠當選的票數”，但當局稱其得票的一部分“筆迹不完整”而宣佈其落選。實際上，僅是有一票中“毅”字少了兩點而被判廢票。此事徹底打消了廖通過國民黨的官僚階梯向上爬的企圖，他更加一意孤行，專心於台獨活動。 1946年9月，廖文毅、廖文奎合夥創辦英文刊物《臺灣雜誌》，共刊出37篇文章，其中34篇是談論美國問題的。通過此雜誌，廖氏兄弟開始以“臺灣人”的名義向國際社會散佈“台獨訴求”。 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起義，廖文毅參與其事，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廖文毅跑到上海與廖文奎會合，繼續從事台獨活動。8月，廖氏兄弟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了一份“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要求臺灣應轉交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理。後來魏德邁向美政府提出的報告即以廖氏兄弟的意見書爲依據。 同時，廖氏兄弟串聯若干臺灣人士，在上海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提出5點基本主張：（1）處理臺灣應與處理朝鮮完全相同，臺灣成爲“獨立國”一事，應獲得美國援助；（2）聯合國應調查中國於二戰結束後接管臺灣以來的處置不當處；（3）臺灣人民系混血種，與其任何鄰近國家並無必然聯繫；（4）臺灣在日本人手中備受折磨，故應出席對日和會；（5）決定臺灣前途的民主方法爲由聯合國監督舉行公民投票。 9月，廖氏兄弟害怕國民黨緝捕而逃往香港，“臺灣再解放聯盟”總部也由滬遷港，廖文毅自任主席，儼然成爲台獨的盟主。廖文奎不久病死。 1948年5月，廖文毅在香港成立“臺灣民衆聯盟”，並在日本設立分支機搆。但台獨分子在香港受到共產黨、國民黨及海峽兩岸愛國主義人士的夾擊。故台獨分子又挾其“臺灣再解放聯盟”和“臺灣民衆聯盟”總部遷往日本卻得到日本人民的熱烈支援。這時，島內台獨人士也懾于國民黨的追捕，紛紛逃往日本。日本取代香港成了台獨分子的大本營。 廖文毅在日本不斷給國際要人寫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印度總理尼赫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美國國會議員塔夫脫等，請求聯合國盡速派兵佔領臺灣，對台進行託管，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臺灣公民投票，以決定臺灣未來主權歸屬和統治形態。廖的一系列行動得到日本和美國右翼的支援。1949年底，廖文毅宣佈已組織一支“臺灣解放軍”，似乎不久就能來乘坐洋人的軍艦，打回老家去。 然而，峰回路轉，美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突然改變，杜魯門宣佈“袖手政策”，這使廖文毅失去了強大的後臺，台獨前景更顯暗淡。不僅如此，美國還出於利益考慮，對廖文毅突然翻臉，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將其關進監獄。 國民黨流亡台灣以後，“台獨”主張則直接威脅到蔣介石政權的生存空間。因爲實現“臺灣獨立”的先決條件是將國民黨趕出臺灣。若承認台獨主張成立，國民黨就成了外來的侵略者，其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挑戰。加之，台獨的總部雖設在國外，卻不斷派人潛回臺灣，進行反國民黨宣傳，有些激進的台獨分子還在島內進行爆炸等破壞活動，這對動蕩不安的國民黨政權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因此，在全國範圍之內，蔣介石在政治上的敵人除了中囯共產黨外，就是“臺灣獨立運動”組織，蔣介石對台獨分子恨之入骨， 台獨也一度成爲蔣介石鎮壓臺灣人民反抗的一頂大帽子。對反對國民黨的人，若是由大陸遷去的，就會被說成是“共黨匪諜”，若是原籍臺灣的則被扣上“台獨”的罪名。 再說廖文毅作爲美國對華政策的犧牲品被關在監獄裏一愁莫展之際，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斷然抛棄“袖手政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爲國民黨在臺灣撐起了保護傘。在美國眼裏廖文毅又有了點價值，很快廖被釋出獄。蔣介石要求引渡廖回台，美國拒絕了蔣的要求，並主動歡迎廖去美國，但廖考慮到其大本營在日本，最終選擇了留居日本。 此後，在五六十年代，美國繼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中台國”、“一個半中國”等種種論調，其實質是分裂中國。而日本追隨美國，更是起勁地爲台獨呐喊助威。在美日的支援下，廖文毅糾集一些與美日關係密切、在“土地改革”中喪失了土地、對國民黨不滿的舊式地主和留學生繼續其活動，這些人的“美國情結”或“日本情結”遠勝於“臺灣情結”。 1951年，廖文毅與吳振南、郭泰成等在東京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標榜反蔣、民主、獨立，要求在聯合國託管下“高度自治”，進而建立“獨立、中立的臺灣國”。1955年9月，廖及其同夥在東京成立所謂“臺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由24名“議員”組成，號稱代表臺灣24個縣市，廖被選爲“主席”。據目擊者稱，參加此會的超過500人。 第二年2月，廖正式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作爲台獨的流亡政府，他自任“大統領”，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爲日本太陽旗上附一輪新月，“國歌’沖含有日式句子。此後，台獨由“政黨”升爲“政府”。但其組織五花八門，政治目標和鬥爭方式也不盡相同，且內部渙散，矛盾重重。 爲聯合各地台獨分子更好地“鬥爭”，1960年廖文毅建立了“臺灣獨立統一戰線”，自任“總裁”。他不斷周遊世界，到各地宣傳台獨主張，尋求世界的同情和支援，“並不時派遣人員潛伏來台，從事顛覆活動”。 蔣介石對台獨活動的日益猖撅氣惱已極，擒賊先擒王，通緝廖文毅，查封並沒收了他的全部財産。 到60年代中期，蔣介石對台獨分子的策略稍有變化，在嚴厲譴責的同時，發出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實行合作。在國民黨“九全大會”上，蔣介石建議成立由海內外各反共政黨團體、人士等組成的“反共建國聯盟”。並稱：“在反共建國過程中，非舉國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發揮，行動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勝利。九全大會允應掌握時期，恢宏襟袍，以與海內外仁人志士才智俊彥，推誠合作。”在1964年“元旦文告”中，蔣再次向台獨分子伸手，提出：“不是敵人，都是同志。” 爲了制服“台獨先鋒”廖文毅，臺灣有關部門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根據台獨組織內部分裂、活動屢次碰壁、經濟拮据及思鄉心切等具體情況，一方面先派特工打入台獨組織內部，接近廖本人，乘機進言，傳遞臺灣當局寬大處理的資訊，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另一方面，又將廖文毅的大嫂、侄兒廖史豪及台獨分子數人逮捕，並將廖史豪給廖文毅的錄音捎話送往日本：“……叔叔，我母親患心臟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黃紀男也被判死刑，即將被槍決，國民黨已保證，只要你回臺灣，他們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行，我們也會馬上得到釋放，……叔叔，請趕快回來救我們吧！”國民黨的恩威並用取得成功，廖文毅思前想後，決定放棄台獨理想。臺灣當局聞訊立即派高級官員秘密與廖會晤，做出善後安排。1965年3月6日，廖文毅終於同意向國民黨當局輸誠。 廖文毅此舉，造成“獨立運動一時頓失重心，整個士氣遭受極大的打擊”。不久，海外許多台獨頭目和骨幹紛起效尤。1966年4月，鄭萬福解散其“臺灣民政黨”，返台定居；10日，吳振南宣佈解散“民主獨立黨”返台；1971年，廖文耀、簡文介等解散“臺灣自由獨立黨”投蔣；1972年，“臺灣青年會”的贊助人辜寬敏、廖春榮宣佈放棄台獨，回到臺灣；同年4月，原“臺灣再解放聯盟”秘書長、曾擔任多種台獨組織顧問的邱永漢電宣佈“反正回台。” 廖文毅和蔣介石化干戈爲玉帛，“共同反共”，被稱爲臺灣當局“最近十年來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件大事。”蔣介石更是喜不自勝，在廖返台的當天他就表示：“對廖文毅的幡然悔悟，參加反共大業，予以慰勉。”隨之，當局宣佈，“對廖文毅的通緝予以撤銷”。蔣依“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赦免廖文毅的“叛亂罪”，並發還所沒收的廖家財産，廖的大嫂、侄兒也獲赦出獄。廖文毅對蔣介石的“寬宏大量”感動萬分。臺灣“中央社”在播發這條消息時特說：“今後凡迷途知返，願爲國效力者，據悉均將獲得自新之路。” 廖文毅剛剛返台，蔣介石就想見見這個“台獨英雄”，後來意識到這樣急不可耐地與一個昨日政敵見面，有失尊嚴，遂延宕了一些時日。7日，蔣召見廖文毅，詢問他返台後的生活情形和家人的近況，並自豪地告訴廖，他已把臺灣建成了“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也就是我們今後反攻大陸，複國建國的准據。” 是年年底，廖文毅被任命爲“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文水庫是臺灣當時最大的水利工程，預算投資台幣60億元，主任委員爲臺灣省主席黃傑，所以，廖文毅的這個職位也沒多少實權。 ３。對“台獨”勢力毫不手軟 廖文毅的招降，使海外的台獨勢力元氣大傷。60年代末，日本的台獨組織已江河日下，台獨大本營的地位已發生動搖，台獨運動的中心漸漸轉移到島內和美國。 對於島內的台獨活動，蔣介石歷來毫不手軟，他決不會讓眼皮底下翻船。對於島內大大小小的台獨小嘍羅，一經查知便一網打盡。因此，島內、島外的台獨案件接連不斷，被捕判刑的台獨分子數以千計。其中較著名的有： “臺灣共和黨案”：1959年底，臺灣當局偵知高雄人黃陽輝接受廖文毅等的指令，秘密在臺灣南部組織“臺灣共和黨”，並計劃準備短期內在臺灣各地發動小規模騷亂，激發臺灣青年“民族意識”。同時，準備以10年爲期，在軍隊中串連台籍士兵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事情敗露後，黃陽輝等涉嫌人員30多人被捕，葉呈祥、葉江水、孫榮燦、俞姬填等被判重刑。 “廖啓川事件”：1960年上半年，臺北市商人廖啓川聯絡孫秋源、蔡國鏗等，準備“以暴力推翻國民黨統治”，以達到“臺灣獨立”的目的。他們舉行秘密集會，籌募經費，組織敢死隊，積極準備在臺北、桃園、基隆等地舉事。1961年9月，事機泄露，廖啓川、孫秋源被捕。第二年，廖啓川、孫秋源各判12年徒刑，蔡金鏗被判8年，其餘涉嫌人員判2—5年有期徒刑。 “蘇啓東叛亂案”：此案與廖啓川案有一定牽連。1960年底，雲林縣議員蘇啓東夥同嘉義縣張茂鍾、詹蓋仁及部分駐防士兵，密謀成立“武裝別動隊”，並提出“政變須以軍隊爲主，而軍隊又以裝甲部隊爲中心，所以特別要注重爭取裝甲部隊”的方針，計劃3月9日晚起義，襲擊軍營。但當十幾人按計劃到達聚集點之時，又臨陣退縮，害怕寡不敵衆而停止行動。此後他們秘密與臺北方面的廖啓川取得聯繫，積蓄力量，同時行動。1961年9月，臺灣警方在全島範圍內突然出動，逮捕蘇啓東等嫌疑犯300多人。1963年作出判決：蘇啓東、張茂鍾、詹益仁等被判無期徒刑，其他涉嫌人員被判2—15年不等徒刑。此案受刑人數達50人。 “高雄軍校學生台獨運動案”：1962年，高雄炮兵學校候補軍官第十三期學生施明德、陳三興等，串聯陸軍軍官學生蔡財源、吳炳坤和臺灣大學法律系學生黃自得等，秘密組織“臺灣獨立聯盟”，以“推翻國民黨，建立臺灣民主共和國”爲宗旨，並分別在台中、高雄等地區發展力量，聯絡人員達200多人。1962年7月，臺灣“警備司令總部”以“叛亂罪”逮捕施明德等骨幹成員30餘人。施明德、陳三興被判無期徒刑，蔡財源等各被判半年至12年有期徒刑。 “同心社事件”：僑居印尼經商的臺灣屏東人陳志雄在日本加入廖文毅領導的“臺灣民主獨立黨”後，被任命爲該組織駐東南亞巡迴特使。1962年6月，陳涉嫌台獨活動被捕，不久因證據不足而釋放回屏東。在屏東，陳與戴村德、蕭坤旺等密謀成立台獨組織。1962年底，陳志雄寫給戴村德等人的信件被國民黨特務截獲。信中透露，美國將更換駐台“大使”，台獨有望，並要組織“同心社”，爲“推翻腐敗的國民黨而鬥爭。”陳志雄等人被捕。1963年10月，陳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死刑，戴村德、蕭坤旺各判6年有期徒刑。 “臺灣民主共和國革命案”：1964年4月，臺北吳明丸和基隆楊國大等人在金門劫取蔣軍槍支彈藥，準備起義，建立所謂的“臺灣民主共和國”。經人告密，相關人員被捕。吳明丸、楊國太被判死刑，同案60餘人處不等的懲罰。 “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案”：1964年9月20日，台大法律系教授、原被捧爲“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彭明敏，聯合他的學生、《今日中國》編輯謝聰敏，“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魏廷朝等人起草了《臺灣自救宣言》，該宣言約2800字，開宗明義即斷言： 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蔣政權只靠美國第七艦隊苟延殘喘，我們絕對不要被“反攻大陸”這一廂情願的神話蒙住眼睛，走向毀滅的路上去。第七艦隊一旦撤退，蔣政權在數小時內就會崩潰。“反攻大陸”云云，只是蔣介石用來維持非法政權和壓榨我們的口實罷了。……十餘年來，臺灣實際上已成爲一個國家。……我們的目標是：（1）確認“反攻大陸”爲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2）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國會，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爲世界和平而努力。 宣言寫好後還沒來得及散發，1964年10月，臺灣“警備司令總部”宣佈彭、謝、魏三人被捕，1965年3月，台軍事法庭判決謝聰敏10年有期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8年有期徒刑。不久在國際各種勢力的壓力下，彭獲“特赦”，其餘二人刑期減半。 “林水泉、顔尹漠事件”：臺北市議員林水泉受日本的台獨分子辜寬敏的指使，在台搜集情報、分發宣傳品，並秘密聯絡顔尹謨、呂國民、張明彰等人秘密籌設“臺灣獨立聯合戰線行動委員會”。1966年3月，顔尹漠、呂國民等人以該委員會名義，散發“建立臺灣共和國”、“臺灣獨立鬥爭決戰書”、“三不三唯宣言”等台獨文件，並多次集會，組織“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張明彰、陳光英等被選爲“中央常委”，而陳光英實爲調查局的內探。1966年底後，該組織與日本台獨分子往來密切，並計劃在臺灣炸水庫、橋梁、油廠及暗殺國民黨上層要人。台警方對此了如指掌。1967年8月20日，臺灣情治單位突然下手，逮捕了林水泉等247人。1970年8月做出判決：林水泉、顔尹漠、呂國民等處於15年有期徒刑，張明彰等人被判2—10年不等徒刑。 “臺灣大衆幸福黨事件”：1965年9月，宜蘭縣陳泉福、黃英武、林樹樅等人組成“臺灣大衆幸福黨”。因與林水泉、顔尹謨案有牽連，1967年該組織成員全部被捕，分別處以2—12年不等徒刑。 “紐約刺蔣未遂案”：1970年4月，臺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4月24日，在紐約布拉薩酒店門前，“台獨聯盟”成員鄭自才、黃文雄乘蔣出席宴會之際，圖謀行刺。在蔣經國下車進入酒店正門之時，黃、鄭二人從正門兩側的大理石石柱後迅速閃出，黃文雄剛拔槍欲射，美國警探眼疾手快，將其手腕托起，子彈向空中射出。黃文雄未及射第二槍即被打倒在地。與此同時，剛有動作的鄭自才也被警衛制服。此案發生後，“台獨聯盟”宣稱黃文雄、鄭自才的所作所爲是“臺灣民族英雄的除暴義舉。”當有記者問蔣經國有何感想時，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拘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將他們釋放。” 對於發生在美國的台獨分子行刺事件，根據國際法慣例，臺灣當局沒有權利直接審判。事後，黃文雄、鄭自才分別被保釋出獄。 “美國在台機構被炸案”：1970年10月12日，台南市美國新聞處被炸，次年2月5日，臺北市美國花旗銀行被炸。涉嫌此案的台獨分子20多人被捕，謝聰敏、魏廷朝因出獄後再次作案，分別被判15年、12年徒刑，其餘人員各有懲處。著名作家李敖被誣指爲“台獨聯盟”成員被判10年。 “臺灣獨立革命軍事件”：移居巴西的臺灣人溫連章參加日本“臺灣獨立革命軍”，1971年10月，他返回臺灣，陸續吸收薑啓我、林國祥、張世明等人參加組織，準備進行恐怖活動。1972年3月，溫連章及其同夥試製炸彈成功，這時，張世明告密，溫連章等人被捕，分別處以5—12年有期徒刑。 “鄭評事件”：臺灣麵包店業主鄭評在日本參加“基督教反共聯合會”並加入台獨組織。回台後，他吸收遊進龍等13人參加台獨組織，並準備進行暗殺、攻佔軍事據點等活動。1973年10月，因人告密，鄭評等人被捕。台軍事法庭判鄭評爲死刑，其餘也嚴加懲處。 總之，自50年代中期以後，台獨在島內活動就日趨頻繁和猖獗。台獨分子雖多系烏合之衆，鬥爭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統一的組織領導，但在美、日等海外勢力的支援下，他們謀求“臺灣獨立”、反抗蔣介石白色恐怖的呼聲日益增高。一些“台獨老鬥士”屢捕屢釋，屢釋屢捕，其“鬥爭業績”數不勝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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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5 21:18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一、“三民主義光復大陸” 1．“新”理論哲學基礎 他認爲這樣就必然導致他的國民黨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同樣也慘重地失敗了。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他說：“由於軍隊失卻了主義的信仰，沒有思想的領導，……一旦與敵人作戰，自然如摧枯拉朽。” 因此，蔣介石在臺灣極力修補其反共思想體系，嚴密控制社會思想和人民的生活。50年代初，蔣介石發表了《反共抗俄基本論》、《三民主義的本質》、《解決共産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講，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旗號，系統攻擊馬列主義，把臺灣社會的思想文化納人反共的軌道，其主要目的，在於從理論上反攻大陸，以達到政治目的。 在這種反共思想體系指導下，狂熱的反共宣傳，一時遍及臺灣全島。蔣介石儼然以“領袖”、“導師”、“救星”自居，大講其思想，其中主要表現在兩個內容上。 一是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維八德”。他概定自己、孫中山和國民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惟一繼承者，攻擊中囯共產黨是外來思想，並聳人聽聞地說：隨著國民黨1949年在大陸的失敗，“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也要隨之毀滅了。共產黨必欲摧滅我五千年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蔣介石由此大呼，要重振“四維八德”。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因此要把它們調整過來，從正面肯定：“四維既張，國乃複張。”蔣介石宣揚“四維八德”的目的就是“發揚我們固有的道德”，使青年成爲國民黨“繼絕存亡之聖賢英傑。”他希望用自己的這套理論來武裝臺灣民衆的思想，以反對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反攻大陸。 二是曲解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爲“革命哲學”，創造出他所謂的力行哲學。蔣介石斥責一般國民黨黨員缺少所謂的“革命實踐精神”，“只知空談幻想，不圖改變”，和共產黨一對陣，“力量便無形瓦解了。”他要求國民黨黨政等各級人員，“切實研讀”他的《行的道理》講演詞，杜絕“消極”情緒的蔓延，防止“一旦外援斷絕”，“就認爲前途絕望。”蔣介石同時給國民黨官兵打氣，鼓吹培植起以反共的“新武德”爲核心的所謂“革命人生觀”，要國民黨官兵建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時時“乾乾惕惕．操危慮患”，一旦和中共交戰，則“不成功，便成仁。”其實，蔣介石的這種“革命哲學”（即力行哲學）就是替蔣介石、國民黨賣命的哲學，其哲學的政治目的十分露骨。 這當然是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的政治理論需要，從根本上講，談不上有什麽建樹。爲了使自己的理論更有體系，更體現繼承性和歷史性，蔣介石標榜自己是孫中山的接班人，他的思想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發展。爲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蔣介石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發誓要用新的三民主義反攻大陸，用自己的理論發展三民主義，爲此，在臺灣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特別是其三民主義復興大陸更有影響和代表性。 2．三民主義“新”解 蔣介石進行獨裁統治，但沒有忘記爲自己的統治粉飾。爲標榜自己，同時也爲了說明自己確實是孫中山的最佳接班人，並借此掩蓋其對孫中山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背叛，聲稱早在大陸時，他就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大有研究。當然，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研究和闡釋，主要是爲自己的政治和軍事活動服務，故在不同歷史階段，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就大不相同。 蔣介石統治大陸時，尤其是發起新生活運動以來，他對三民主義的講解都是以禮義廉恥和明明德爲其歸宗，或者乾脆說三民主義就是禮義廉恥。這也是他提出政府要經常採取的“研究方式”，只要他認爲是那麽一回事，就一定要反復重復，仿佛那就是真理一般，他這樣解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不過是爲自己進行的新生活運動找理論源泉，因爲“新生活運動”是他的創造，是“科學的”，是有老祖宗的。蔣介石這樣做，在國民黨內自然不敢有第二種聲音，只有附和和吹捧。 敗退臺灣後，一方面爲適應其“反攻大陸”的新形勢需要，另一方面要“發展”三民主義， 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又有所改變。 1952年7月7日，蔣介石出席青年夏令講習會並作演講，在這次會上蔣介石專門重新講解了三民主義的本質，後來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一本小冊子《三民主義的本質》， 試圖系統地闡釋三民主義。爲了適應潮流和形勢，蔣介石換掉“禮義廉恥”和“明明德”，而代之以倫理、民主、科學。 關於倫理，蔣介石實際上把以前所認定的三民主義本質是禮義廉恥和明明德進行概括得出來的，因爲禮義廉恥和明明德實際上屬於倫理範疇。在對三民主義本質的重新解釋中，蔣介石指出，倫理是本民族群體中個人對家庭、鄰裏、社會、國家所持的正當態度，由理性定出標準。因此，蔣介石說倫理是中華民族的立足點。有了他所說的倫理，才能有民族獨立和自由。在此基礎上，蔣介石進一步說倫理也可以稱是民族靈魂。民族自信心。他說： 倫理其實是“禮”的渲化。這種人與周圍各方面關係和態度，永遠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標準。否則就會形成民族社會的混亂。例如在街上因一點小事，就出口傷人，或惡言相加，或破口大駕，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於民族社會缺少倫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亂狀態。 蔣介石是一個善於演講的政客，特別是對青年演講，他總是用富有煽動性的語言來激起人們的熱情： 作爲人類社會，長的上下之間、平輩、同事之間，目不相視的同胞之間，以至於國際人際關係之間，都應有一個互相對待的儀態分寸或標準，而應以禮讓、尊重、善意爲基本原則。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之間，總是處於互相敵對、嫉妒、惡意、幸災樂禍之中，試問這不是一種全國族的最底裏的，也最大的內戰嗎？這樣的國族辦起事來豈不是難關千重，險浪疊起嗎？！因此，新時代的新倫理關係，就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命和靈魂，不可須臾離之。而且一個不文明的國家對本國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財富，都會拒絕參考的。如果拒絕，豈不是一種內戰嗎？！ 關於民主，蔣介石認爲自“五四”以來所喊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不但正確，而且必須。一向標榜傳統的蔣介石，在解釋民主時也沒有忘記民族的文化傳統，他說：“如果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來做民主與科學的基礎，那麽這兩個口號，不僅不能救國，而且徒增國家之危機。” 蔣介石宣稱三民主義所提倡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階級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麽呢？蔣介石認爲是“自由與獨立，亦是權利與義務”。他把自由上升爲國家形態，認爲自由應是“爲國家爭自由”。獨立也是先爭取國家的獨立，只有國家獨立與自由之後，才有個人的獨立與自由。要達到國家的自由與獨立，就必須先盡國民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守紀律負責任”，只有國民能夠守紀律負責任，國家才能獨立與自由。 這是一整套的“反攻大陸”的政治言論。因爲蔣介石認定中囯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是不獨立和不自由的，所以三民主義要爲爭“國家的自由”。既然整個國家不獨立不自由，個人當然談不上自由和獨立，而爲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每個人就應當“守紀律負責任”，這個“守紀律”就是聽蔣介石國民黨的話，“負責任”就是盡全力擔負起“反攻大陸”的使命。 更何況蔣介石只講如何爭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 至於國民的民主權利問題，卻連一個字也未提。看來蔣介石只要國民盡義務，爲他的政權效勞，誓死保衛他，爲他“反攻大陸”，而對國民的民主權利，蔣介石連講也不願講了。 關於科學，蔣介石說是民生主義實現的手段。民生主義的科學是“保民”與“養民”的科學。是以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從事生産和分配。具體說，土地改革要實行農民償還地價的溫和土改；工業經濟上，也要實行節制私人資本，而不沒收私人資本的溫和方法，實行“社會與人民均富”。他反對沒收上地的土改和沒收私人資本的全部國營化。他說私人“無産，就是大私有的集産”。蔣介石並說這種“大私有”的理論，“是以恨爲出發點的”，也是以“反人性爲出發點的”，因而是不科學的。 就表面看來，蔣介石在臺灣時理解的三民主義，就是要人民敦倫理、守紀律、盡義務；國家行保民、養民的“均富”政策。蔣介石對此體系十分滿意，號召全黨全軍要仔細研讀，認真領會。 領會什麽呢？無非是領會出蔣介石的解釋三民主義本質的內在意義。說白了，就是要認真研習和領會如何用三民主義反攻大陸。 在新的解釋中，蔣介石強調倫理，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這是中國獨立和自由的基礎。而共產黨不講，甚至反對中華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是外來倫理和理論，當然“不能夠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他認爲從倫理出發研究，就可以判定“三民主義必然光復大陸”。 接著蔣介石把三民主義的民主說成是爭取國家獨立和自由。顯然，共產黨不講民主，國家不獨立和自由。於是他號召人們站在中華民族的倫理基礎之上，爲國家獨立和自由而奮鬥，以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而就觀當前形勢，無非是盡一切力量，反攻大陸，從而實現國家獨立和自由。” 如何實現呢？蔣介石把“科學”作爲其反攻大陸成功的手段。認爲依靠民生主義就可以達到目標，共產黨的集體化是違背人性的。至此形成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論，爲其在臺灣繼續大搞個人獨裁專制粉飾，同時爲其苦心經營的“反攻大陸”作輿論宣傳。 在蔣介石“三民主義光復大陸”的理論中，還有康樂和育理論。1953年11月，蔣介石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對人口、家庭、教育、城鄉建設、文藝音樂等進行闡述。 在“育”的問題上，蔣介石反對馬爾薩斯人口論，他認爲人口增長並非以幾何的比率或級數而增長，糧食增長很快，也不是按算術比率增長。蔣介石的內在政治目的， 是不能在臺灣控制人口生育，否則，臺灣人口減少，青少年減少，哪里找人去“反攻大陸”？不能“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不就失去存在的價值了麽？ 在社會上，蔣介石主張不提倡離婚，控制離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兒童悲慘。蔣介石甚至說，“收復”大陸後，要對大陸兒童實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溫暖。他認爲大陸徹底破壞家族組織和拆散婚姻。爲使他的三民主義理想化，並說要設立婦産醫院，以低費和免費接生，建立兒童教養院、養老院等。蔣介石把自己的民生主義吹得神乎其神。 在教育方面，主張民主主義的教育，即從民主生活中培養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學校教育、兒童強迫教育與識字運動、家庭生活教育、公民教育、職業生活教育、大學教育、成人教育、國民軍訓、童子軍、勞動服務。蔣介石在教育方面的提倡，客觀地說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爲臺灣後來的發展奠定了人的素質基礎。不過，蔣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視教育，其根本出發點並非在民，而在於他的政治目的：建好臺灣，以反攻大陸，所以臺灣的教育成就在整體素質上就大打了折扣。比如在其反共理論指導下，對祖國大陸的歪曲認識，實在誤了一代青年。 在“康與樂”上，蔣介石主張國民應德性善良，體格康健，理智或感情和諧。爲此要以禮節制情感，以樂調和情感，講求禮樂合壁。總之，要忍受蔣介石的獨裁，要節制憤怒。同時要學會等待，即使“反攻大陸”喊了無數年不得實現，也得耐心等待，實在等不下去，只好以別情移開，比如興樂代怒。 同時音樂也不能聽那些不能令人振奮的東西。蔣介石認爲音樂是以表現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對萎靡不振的“亡國之音”，要大力糾正頹廢音樂的淫靡歌曲。蔣介石要求要以雄壯的音樂激發他的國民，激發他們幹什麽呢？就是要激發他們去爲自己賣命，去“反攻大陸”，這才是蔣介石的最大目的。 因此，蔣介石在臺灣對文學藝術和新聞定位方面控制得十分嚴，並大興文字獄，以求統一於一切思想在三民主義之中，集中一切力量“反攻大陸”，並最終“收復”大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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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5 21:22 | |
| 第五章“反攻複國” | |
１。吹牛，還是壯膽？ 蔣介石一到臺灣，便把“反共”和“反攻大陸”作爲其一切工作的核心。在臺灣，他操縱下的各種宣傳機器極盡一切能事大肆喊叫，整個臺灣變成了一架反共大機器。 1950年1月27日，國民黨正規部隊在大陸正式完結的第三天，蔣介石就指使“行政院”頒佈“反共保民總體戰動員綱要”。規定：動員全部人力物力，實施各種反共戰略，男女必須宣誓，絕不通“匪”。 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時，就極力大搞個人崇拜，到臺灣後在此方面還不悔過，居然讓老百姓向他宣誓效忠，實行愚民政策，這跟封建帝王毫無二致。退一步說，如果他要求他的國民黨各黨員爲其宣誓還可以理解，因爲他可以說成是向“黨國”宣誓的效忠，但讓民衆向他宣誓效忠就顯得太不上道了，而此後這種宣誓卻在臺灣流行起來。下面略舉一些史實： 1950年5月22日，國民黨中央党部全體人員180人，集體宣誓效忠蔣介石，“誓死確保臺灣”。 同月27日，蔣經國主持的總政治部，發動各部紛紛舉行“歃血聯盟”、“誓死效忠領袖”的活動。宣誓儀式於國民黨各部進行，誓詞：“宣誓效死，確保臺灣。” 這當然是一種表決心的行動，在要求宣誓的同時，蔣介石在臺灣絕沒有少叫喊“反攻大陸”。如果去查一查他的任何一次宣講和談話，沒有一次不扯上這個話題。 爲“反共複國”，蔣介石真是費盡了心思，並爲此專門成立了“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更爲可笑的是，在1955年，他指示，該委員會重點設計應在於“光復大陸”後之社會關係。而此時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正盤踞臺灣一隅，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下喘息未定，蔣介石實際上在臺灣過著苟且偷生的日子。 即使如此，蔣介石的領袖狀態卻很充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人們要爲“黨國”“不成功，便成仁”，而且在解釋他丟失了大陸後還沒有“成仁”的原因時說： “我們所以不在大陸犧牲，就因爲我要保持臺灣。” “如果臺灣失掉了，臺灣就是我最後犧牲的地方。” 這是1950年5月16日蔣介石在《軍人魂》演講中的原話。言外之意是說，他是領袖，當然要堅持到最後才死，你們軍人得先爲我黨去死。當然，如果臺灣真失掉，他蔣介石也不一定就真的會去死，還可以去其他地方，留得青山在，在那裏搞一個流亡政府。真到那個時候，他又會說：反攻大陸還沒有成功，我不能在此時死。究竟什麽時候才該死呢？只有老死以後，蔣介石自己才會知道。 蔣介石叫喊“反攻大陸”，在早期最爲常見，而且每一次均是一本正經，往往配之於許多理論證明和實踐計劃。 2．一、二、三、五計劃 蔣介石最早開出“反攻大陸”支票的時間是1949年6月26日，此時國民黨在大陸已遭到徹底失敗，但其軍隊及權力中樞尚未全部退台，下野總統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遂於臺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並發表《本黨革命的經過和失敗的因果關係》的講話，提出經過整頓黨、政、軍各部門，不出3年，就可以消滅中共。蔣還在講話中提出下述口號，作爲國民黨當時的“努力的目標和進度”： （1）“湔雪恥辱，報復國仇！誓殺共匪，完成革命！” 蔣介石宣稱這是國民黨最艱苦的階段，但也是成功立業，千載一時的機會。希望全體國民黨員記住歷史教訓，“堅定必勝的信心，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充實我們反攻準備，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使命。” 在這裏， 蔣介石界定他的“反攻”準備爲半年，一年後開始反攻，三年內完成。然而時隔不到一年，蔣不但沒有完成反攻準備工作，反而被趕到四海茫茫的孤島之上。驚魂未定的蔣介石在複任總統職後的《複職的目的與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時間表，改半年整訓，一年反攻，三年完成爲“一年整訓，二年反攻，掃蕩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說，從現在起，少則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複國使命。 是什麽原因使蔣介石更動了反攻時間表呢，據蔣介石解釋說： 我去年來到臺灣以後，7月間在臺北個壽館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檢討過去“剿匪”失敗的原因，並擬定我們今後反攻的計劃和期限，在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提出半年整訓，鞏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結論，那時候，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綏遠、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陝南，都還在我們國軍手中，所以我認爲東南區一年之內反攻，絕對沒有問題。但是，後來時局變化大快，整個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個月時間，就全部落在敵人的鐵蹄之下，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現在的情況，和當時不太相同了，我們要重新制訂計劃，徐圖恢復，決不能好高騖遠，只求速效，我們知道越王勾踐在會稽失敗以後，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滅吳。今天我們要恢復整個大陸12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徹底消滅毒辣陰險的國際共匪，當然是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奮鬥，才能有效。 在這裏，蔣介石用了一句“戰局變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訂的時間表，然而時隔不久，蔣介石在答記者問時，又提出“3月反攻論”。 很顯然，蔣介石的“三個月反攻論”是建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臺灣進攻的基礎上的，它的底牌實際上還是“一年以後”。然而就在蔣介石全力準備“反攻”之際，人民解放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閃電攻勢，接近了臺灣島的週邊防線，荒不擇路的蔣軍急匆匆奉令撤回臺灣島。 爲了使部下更具信心，蔣介石講了他“反攻大陸”的戰略。他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講：“過去共產黨用農村包圍城市，現在我們要用海島包圍大陸。”與會將領一聽，雖都稱總裁高見，心裏卻各有想法：“哼！過去你就讓我們學習共產黨戰術打共產黨，現在恐怕更是緣木求魚。” 儘管將領們有議論，但“海島包圍大陸”的牛皮還是從軍事會議大廳傳向部隊、民間。 不料，在海島上的國民黨軍不給總裁爭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淩厲攻勢下，駐守滬杭重地對面的舟山群島和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上的數十萬國民黨軍無力抵抗， 被迫撤離。撤離舟山群島時，還將2萬名青年男女挾持臺灣，不願上船者竟遭槍殺。 消息傳來，剛剛向公衆宣佈了蔣介石新戰略的國民黨的宣傳大員們慌了手腳：從大陸沿海這麽重要的島嶼撤退，該怎樣才能向民衆解釋呢？還是蔣介石高明，他向手下的大筆桿子們如此這般交代一番，於是5月16日，臺灣公衆就聽到了這樣一篇廣播稿——《爲撤退定海、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聲稱，作此決定的根本大計與步驟，“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鞏固臺灣及其衛星島嶼，第三步反攻整個大陸來拯救全中國同胞，第四步復興中華民國，建立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撤退海南、定海的軍隊那是實現第一步。”至遲一年以後，必能實行反攻大陸。 同時，還發表了一份《告臺灣同胞書》，提出要集中兵力確保臺灣，拯救大陸同胞。蔣介石的名言：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復興“中華民國”，也是此時公之於衆的。 這個計劃可謂具體了，時間上安排得一清二楚，就是在一年時間裏作好政治和軍事上的準備，第二年開始反攻大陸，在東南沿海登陸到中國大陸，同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花一年多時間完全佔據東南沿海大陸領土，並以此爲基地向中國大陸內地和東北、西北挺進，這要花大約兩年時間或三年時間，最後，到第五年即1956年就可以取得“反攻大陸的勝利”。 當然這些只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或稱其爲空想主義論調也未嘗不可，而實際上，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哪里能容忍蔣介石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馳騁”呢？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五年”計劃聽起來雖然十分動聽，但無論是大陸人民還是臺灣同胞特別是那些嘗過人民解放軍厲害的蔣軍官兵，都很明白，其實現的可能程度實在太小。這五年裏，蔣介石“反攻大陸”不但沒有成功，倒是擔心大陸解放臺灣而受驚不小。 1950年金門戰鬥的擔驚受怕過去，蔣介石爲此還得意過一陣子，而且隨後的形勢開始也似乎對他有利起來。他發佈“反攻大陸”的“五年”計劃後1個多月，朝鮮戰爭爆發，蔣介石極爲興奮，因爲美國在此時已開始又來臺灣向他致意了。 1950年下半年，蔣介石又開始成爲美國的好夥伴，美國不但給他派來軍隊同他“合作”，而且沒有忘記也給他經濟支援，蔣介石的計劃似乎還真的有了點苗頭。 於是乎，這一年的下半年到1951年初，蔣介石便抓緊時間備戰，而且組織“反共遊擊軍”，如金三角國民黨軍殘部和大陳島殘軍，要他們作好反攻的準備。事實上這些部隊只是不同程度地對中國大陸進行了騷擾活動，反攻實在有點談不上。 隨之而來的形勢便一天天粉碎了蔣介石“五年成功”的美夢。美國不同意蔣介石希望的在中國大陸沿海開闢戰場的想法不說，蔣介石所信任的美國軍隊自己也吃了大敗仗，1951年10月以後，一度被迫退到朝鮮半島38”緯線附近，同中國人民志願軍對峙起來，而且從那以後，直打到1953年，美國人已明白無法打贏這場戰爭時，只得同中朝軍隊談判，灰溜溜地退出了戰爭。 連美國軍隊和“聯合國軍”都無法打贏中國軍隊， 蔣介石的心怎麽會不冰涼呢？到1953年，他的“五年計劃”還沒有一點眉目，不過他並沒有收回這句話，反而繼續叫喊要反攻大陸。 3．“反攻”變“光復” 到1954年，蔣介石開始改了點說法，把“反攻大陸”變成“光復大陸”，雖然意義差不多，但畢竟換了個花樣，有了點新鮮感。 1955年，是蔣介石“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這一年裏，他不但無法反攻大陸成功，反而受到許多挫折。 原來前不久聯合國對中國問題發表了一個聲明：呼籲國共雙方停火，而且事實上採取了承認中共的立場。蔣介石對此很惱火，該年2月7日，他在臺北大罵聯合國，抨擊其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主張，聲稱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而且，此時此刻，大陳島不能再呆了，只得撤回其殘部，爲此蔣介石還鄭重其事地發表《告海內外同胞書》，稱此舉爲轉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馬防衛力量，配合新戰略，重新部置國軍陣線，避免無謂損失，作積極反共準備。這裏像要反攻大陸的樣子，其實是在收縮守衛圈。 更何況，此時蔣介石在美國人眼裏又有了些變化，美國在朝鮮無法占到中國的便宜，便有意想把臺灣變成自己的“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即將臺灣交給聯合國來託管。 要達到此目的，當然得先剪去蔣介石的臺灣與大陸的地域聯繫，放棄金門、馬祖在美國看來是實現其計劃的第一步，加之當時金門受到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連續炮擊，所以美國人要求蔣介石放棄這兩塊地方。 蔣介石這一次倒還長了些心眼，因此對美國的這一要求採取了抵制態度。1955年3月21日，與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塞資伯格談話時，蔣介石就聲稱：“我一定爲金（門）馬（祖）而戰，決心戰至最後一人。” 到1956年時，不知道蔣介石是否還記得六年前所說一、二、三、五計劃，也許他年事太高，不大能記得自己以前說過什麽，但是，在他80歲當選“總統”時說的一席話，卻並沒有顯示出他神智不清，他說： 我本來希望國民黨同志不要提名我爲候選人，因爲才德兼備，對國家人民有貢獻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後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經八十歲，再連一任，還不能反攻，怎對得起國家？ 又說： 此次國民大會乃是反攻前的最後一次會議。 這完全是發空炮，自我安慰而已，像這種明知不能爲而卻要說得一定能成的政客，世界上也絕非僅蔣介石一人，只不過蔣介石太具特色，到死都不忘記要“反攻！反攻！！光復！光復！！”看來他也只有死不瞑目了，因爲蔣介石的“反攻”和“光復”的計劃直到他死時也沒有出現可能的任何苗頭，新中國一天比一天更強大更繁榮，臺灣的力量與其相對來說，距離越來越大，反攻之說越來越成了天方夜譚。 後來，蔣介石1959年還開過“再過10年便反共複國”的時間表，可是到了他超過了越王勾踐10年生聚，10年教訓的20年，他仍然未能兌現自己的諾言。 4．“毋忘在莒” 蔣介石同樣是一個愛讀史的政客，特別是從歷史人物的軍事活動中，他深受啓發。當他從大陸不得不退到臺灣，並在臺灣有了喘息機會時，蔣介石經常把臺灣比作“莒”，要效法田單，以小莒而成就“複國”之志。蔣介石在臺北陽明山下專門刻了四個大字“毋忘在莒”，其目的在於激勵衆人，奮發圖強，大家齊心協力反攻大陸，以實現“光復大陸”。 蔣介石自比田單，並對田單其人和其軍事思想作了一番細緻的研究。在多次講話中，蔣介石就田單複國進行了詳細闡述，他號召國人要有田單複國精神，不但要有其毅力，而且要學習其策略。終於在1964年重新發起意在反攻大陸的“毋忘在莒”運動。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間，蔣介石到金門視察，對金門、澎湖官兵發表了《毋忘在莒運動的意義和啓示》的講話，通過對大陸形勢的分析，激勵部下勵精圖治。蔣介石在這次講話中重點介紹了田單恢復齊國的長期計劃六條和啓示七條。 蔣介石總結田單複國的六條計劃爲： 蔣介石從田單複國的六條計劃出發，結合臺灣和大陸的形勢，又總結出七條啓示，即如何在臺灣進行反攻大陸。 蔣介石講，1964年的“毋忘在莒”運動，有四個目的： 總之，一切均是爲了“反攻複國勝利。”爲此他洋洋動情： “只要我們人人效法田單，念念勿忘在宮，就更將使雪恥複國的光輝史頁，在我們的手裏完成！” 蔣介石向來愛以古人古事作爲師法，以此體現其高喊“復興中華文化”的真實感，他從不拿當時人當做學習的楷模，因爲他總認爲他是偉大的領袖，別人無法與他相比，自然不能效法什麽。 蔣介石這種效法田單的“複國精神”，從人的精神意志角度來看，的確有一定的價值，不過他這樣做，無非是一種希望恢復其獨裁王朝的自白而已。同時，他亦想以此精神“勵精圖治”，發展臺省經濟。 蔣介石在1964年發起“毋忘在莒”運動，主要基於他對當時中國大陸和世界形勢的認識，他認定此時時機已成熟，可以動員臺灣全體軍民進行“反攻大陸”活動，特別是全力的“政治反攻”。 1966年5月，中國大陸爆發了轟轟烈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本想以此“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林彪、江青一夥卻趁機篡黨奪權，給億萬大陸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革”一爆發，就引起了蔣介石的關注，似乎“毋忘在莒”的研究成果很快會轉化爲現實。 通過各種情報，蔣介石對“文革”有了初步的認識。他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場，認定“文化大革命”已毀掉了中囯共產黨原有的組織，“文革”是要“重建毛家黨”。他說1969年的中共九大，是爲此作準備，九大以前是共產黨內第一階段的鬥爭，九大是“第二階段奪權鬥爭的開始”。這一階段的鬥爭，將是軍事、政治、社會、新舊派之間的“內戰總爆發”。他說：“就‘九大’主席團名額看，主席團之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組’的手裏，因前排就座的22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經失勢，而前頭的12人中，又有江青等人爲一個核心勢力，林彪的軍方只有4人，此外謝富治、於會詠又是屬於江青的勢力。” 據此，蔣介石認爲江青與林彪兩派相鬥究竟是“江青挾天子以令諸侯”，還是由林彪接班，要看兩個集團鬥爭的結果。 基於以上封建君王式的錯誤分析，蔣介石認定“反攻大陸”的時機即將到來。他說： “蘇聯反對毛澤東，不反對中囯共產黨，一旦中共內戰爆發，蘇聯即助中共‘反對派’。那時，我們反攻複國的行動，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斷言。” 蔣介石認爲“毋忘在莒”運動可以實現反攻大陸，關鍵還有美國支援他。他對當時世界分析，認爲蘇聯和中囯共產黨雖有矛盾和邊界之戰，但對美的態度仍是一致，並在世界各地製造混亂，扶持親共產黨勢力，假如時機一到，就會對美國進攻。所以美國絕不會真正抛棄他與中共言和。他甚而批評美國的世界平衡論和“和平共存”政策，因爲這是與他之反攻戰略相背馳的。 他又自我吹噓地說： 假如我統治中國大陸，就不會有中囯共產黨的存在和影響，就不會有今天世界局勢的動蕩和亞洲的混亂，美國也不必爲此東擋西殺，永無寧日。世界的禍根亂源在亞洲，而解決亞洲問題，在先解決越戰，解決越戰，又必須先解決這個禍根亂源的中國大陸。 分析到此，蔣介石的幾何式推算就有了結果： 要解決中國大陸問題，就必須由他“反攻大陸”。 由此蔣介石力勸美國支援他“反攻大陸”，不要錯過現在的大好時機。如果現在不動手，中共進一步強大起來，並完成洲際導彈的發射，將“擴大其對全世界核子災禍”。 蔣介石指出當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亂，從而認定他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大陸人民歸心向義的政府”，美國要對大陸人民友好，就應支援他“反攻大陸”，不能和中共“搭橋”和聯絡，否則就是： “求魚而得蛇，索餅而予石，適得其反。” 蔣介石的“毋忘在莒”運動搞了很長一段時間，開初來勢很兇猛，但由於他在台島搞的種種“反共運動”和“反攻大陸運動”實在太多，臺灣軍民對此並無多大新鮮感，雖然他對國際社會一再呐喊，但已沒有多少人去聽他的聲音。美國雖然一方面保護著他，但另一方面對他也有厭倦之感。此時美國對於臺灣的蔣介石，可以說是棄之可惜，食之無味了。“毋忘在莒”雖十分感人，但失敗是自不待言的。 從1949年12月蔣介石兵敗大陸，退到臺灣，至1975年他夢斷臺灣孤島，其間整整26年，他始終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陸”。蔣氏每年都要發四次文告（新年、青年節、雙十節、臺灣光復節），總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陸”的決定年，關鍵年，明年是“反攻大陸”的勝利年的濫調。 在美國協防臺灣之前，蔣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反攻大陸”不過是政治宣傳。時任“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後來回憶說： 蔣介石自始至終就是沒有真正“反攻大陸”的打算，但這一打算又不告知於人，爲了維持國民黨偏安孤島的局面，蔣介石必須打腫臉充胖子，“反攻大陸”的曲調要一路唱下去。 爲什麽蔣介石明知“反攻大陸”“難爲”或“不可爲”，卻不斷地發表注定“明天”不得不去做解釋的“反攻大陸時間表”呢？ 蔣介石曾向蔣經國透露過此中玄機： 只有使臺灣全民處於一種緊張狀態，才便於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以外患整合內部，是強人政治的重要法寶。況且蔣介石對美國人一時還並沒有失望，他相信隨著自己力量的復興、壯大，美國人總有一天會迷途知返的。 可惜在朝鮮戰爭爆發這一蔣介石自以爲的“天賜良機”中，美國人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爲蔣介石逃台後首度從內心裏萌發的反攻狂熱狠狠地潑了一盆冷水。 後來，蔣介石在60年代初大陸發生自然災害和“文革”動亂時，又有兩次頭腦發熱，要實施“反攻大陸”，甚至在大陸“文革”時，蔣介石還同與中囯共產黨翻臉的蘇聯政府探討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終卻又因美國人潑了冷水而夢斷，蔣介石也只有再次大罵美國佬不成人之美了。進入70年代以後，蔣介石實際上就再也不做反攻夢了。“反攻大陸”更多地成了一種理想，一種政治需要，那樣明確，又那樣模糊。蔣氏父子在遺囑中，都不忘向臺灣軍民強調這一追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大陸發生了持續近兩個月的政治風波。臺灣海峽對岸有關國民黨當局是否可以武力進軍大陸的議論也就不期然地産生了。政治嗅覺敏感的新聞單位及時採訪了掌管臺灣軍事大權的“參謀總長”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記者問話時，只字不提軍事反攻問題，只說“國軍”有信心反擊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圖。郝氏還稱： “今後臺灣情勢將是‘和平競爭’，而非‘和平共存’”。 “三軍統帥”李登輝召集臨時高級幹部會議，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煥、宋楚瑜、郝柏村、鄭爲元、邵玉銘等人，會中除了漫駡中囯共產黨之外，也只是下令三軍戒備，並未提軍事反攻問題，相反地，倒是怕中共乘機“武力犯台”。 國民黨中央與軍事巨頭的上述舉動，引起了臺灣一些極右翼人士的極度不滿，認爲國民黨未能把握住這次“反攻大陸”的最佳機會。莫非國民黨當局不想“反攻大陸”了嗎？此間，身爲“立法委員”的關延環，曾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政府面對大陸變局，竟然沒有一點反應，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總統還在的話，老早就打過去了。” 如果蔣介石不是死於1975年，而是死於1989年後，果真像關老先生所言，能夠帶兵渡海反攻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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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5 21:24 | |
| 第五章“反攻複國” | |
對於“反攻複國”，蔣介石時而毫無信心，時而頭腦發熱，對於何時能“複國”，他自己也很迷茫。但是，無論有無“複國”的希望，他對大陸的軍事竄犯卻一刻也沒停止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蔣介石或利用特務，或派遣殘兵敗將對大陸進行破壞或騷擾。蔣介石將各種形式的竄擾看作是“反共複國”的序曲。 １。金三角“反共遊擊軍”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主要著手在兩個方面：先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利用其在大陸潛伏下來的特務搞暗殺和破壞活動；其次就是在大陸周邊組織其正規軍敗退後的散兵遊勇，盤踞一塊地方，在大陸邊界上不斷騷擾。蔣介石把這種武裝勢力稱爲“反共遊擊軍”。蔣介石所組織和操縱的“反共遊擊軍”，其影響較大的是中國雲南省境外緬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區所盤踞的國民黨殘部。 關於東南亞金三角的國民黨殘部，海外輿論習慣稱其爲“九十三師”。因爲在1941年至1946年時，中國遠征軍九十三師入緬作戰，曾在東佛南地區駐防5年之久，後留下了不少開小差、盜賣軍火等的散兵遊勇。他們在當地形成一支地方武裝，後來被解放軍擊散，於1950年初逃到緬甸的三島、孟瓦、孟育地區，自稱“滇緬反共遊擊隊”，發展到500餘人，這是老“九十三師”的來歷。 1949年底，白崇禧、胡宗南集團在廣西、四川被殲滅，1950年1月，在雲南元江的第八兵團也被殲滅。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正規軍全部覆滅。但該兵團第八軍二三七師七○九團團長李國輝帶領的1000餘人，由於駐在元江下游，得以僥倖漏網，當他們知道主力部隊已完蛋之後，迅速逃竄，奔出雲南邊境，4月21日到達緬泰邊界湄公河兩岸的小猛棒地區，在這裏與另一股“九十三師”巧遇，這就是九十三師二七八團。 該團於2月19日，在中緬邊界的打臘地區被解放軍擊垮，團長羅伯剛、副團長譚忠帶殘部500餘人也逃到了小猛棒。羅伯剛因其妻已去臺灣，便帶上用武器換來的金條，獨自經泰國去了臺灣，而把部隊交給了譚忠，讓他把部隊帶到泰國，等候臺灣飛機來接。可是譚忠與李國輝商定卻不去臺灣，就留在金三角，並把各自的部隊合併爲一支“復興部隊”，共1600多人。他們設法與臺北恢復了聯繫，要求臺灣空投物資，而臺北回電要他們“自謀出路”。於是這幫殘軍就在此地開荒種地，修建營房，收稅經商，在緬北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獨立王國”，這就是新“九十三師”的來歷，也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遊擊軍”在金三角盤踞發展的開端。 其實早在1949年底，蔣介石飛到重慶指揮國民黨在西南的殘軍頑抗之時，就曾考慮過把這批軍隊運到一個安全地方。因爲他自知大陸丟失已是注定，蔣介石當初打算把這些集團軍撤往臺灣，但考慮到臺灣地小人多，再加上這些均是雜牌軍，他並不信任，所以在當時就爲這些軍隊指過出路：向南退，可到海南島，或是集結到雲南邊境。但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早已料到蔣介石殘軍會打算從雲南邊境逃出中國，所以採取包抄戰略，先從廣西打到廣東再打到雲南，切斷了盤踞西南的蔣介石殘軍退路。因此，國民黨集團軍退出雲南從陸上逃跑的路子被堵死了，只有小部分殘軍得以漏網。 當然，對這點人，蔣介石並沒有費多大心思，他幾百萬大軍丟了都只能痛苦一番，故而當這幫“復興部隊”向他要物資彈藥時，蔣介石沒有給他們，由此也可見蔣介石對自己部隊的厚愛的程度如何了，這恐怕也是他失敗的一個小原因吧。 沒有辦法，這支“復興部隊”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不過，好在他們中原九十三師的人在此地已有許多年的經歷，對此地十分熟悉。當初之所以打算逃到此地，也是因爲此。所以他們不但在此地盤踞下來，而且日漸壯大。 先是李國輝、譚忠利用內線，憑藉武力和引誘，使雲南至東南亞商路上的武裝商販“馬幫”投靠了自己的部隊，這一下就爲自己找到了財源。接著，這支部隊派出人員去聯繫前面提到的那支“滇緬反共遊擊隊”，雙方一接上頭，當即一拍即合，別看這支“滇緬反共遊擊隊”人數不多，卻有在此地長居的經驗和勢力基礎。李國輝、譚忠搜羅到這幫人以後，勢力大增，人員已達到了3000餘人，其部隊編制如下： “復興部隊”指揮李國輝，副指揮譚忠。下屬： 蔣介石的國民黨殘軍在小猛棒成了“氣候”，這引起景棟緬甸軍的極爲不安，遂有將其趕出緬境的打算。1950年6月初，緬甸軍方通知國民黨殘軍，限其10日內撤出緬甸國境。在經過幾次談判均無效的情況下，從1950年6月16日起，緬甸軍集中數千人的兵力，在空軍配合下，向殘軍進剿。看到緬軍來勢兇猛，李國輝指揮殘軍先撤出駐地，然後又反攻回來，結果大獲全勝，不但重返駐地，而且還攻下緬軍重要基地大馬力。最後經過談判，殘軍換個駐地到猛撒，以便讓出公路兩側，減輕對緬甸的威脅。猛撒是有40多個自然村寨的大壩子，物産豐富，軍需供應有保障，後來殘軍反而成了緬甸認可的駐軍。 這一下，李國輝的“復興部隊”影響日益加大，蔣介石在臺北也開始關注起這支部隊來。當然，照理說，他應當內疚才是，可是蔣介石畢竟是老道之士，並沒有因當初不理睬而臉紅，這時反而名正言順地問候起雲南”復興部隊”來了。因爲他感到他可以利用這支部隊，從東南亞大陸上去“反攻”中國大陸。而蔣介石的臺灣部隊要“反攻大陸”，必須渡海，很不方便。 1951年2月20日，李彌正式到達這支“復興部隊”，並很快重整該部隊，在蔣介石授意下於3月份正式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直屬蔣介石臺灣“國防部”，李彌任“總指揮兼雲南省主席”，將七○九團擴編爲第一九三師，李國輝任師長；二七八團恢復爲第九十三師，彭程任師長，並將這兩個師組成一個軍。同時，收容了不少外逃出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還策動雲南境內外土司、頭人武裝前來投附，“救國軍”很快發展到7000多人。 此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美國一面進行侵朝戰爭，一面要阻止共産主義進人東南亞，也就由中央情報局對殘軍進行援助。1951年3月美國送去260馱武器彈藥，用運輸機每月空投5次物資。這實際上也是支援蔣介石，支援他建立“反共遊擊軍”以遏制新中國。在1950年4月至1952年6月前後，每月還給這支殘軍20萬銖泰幣，後改爲7萬元美金，讓其作爲軍費開支。 ２。歷次竄擾失敗記 金三角的“反共遊擊軍”發展壯大起來以後，蔣介石有了使用他們的打算，蔣介石也想看看這股力量究竟能否有所作爲。借中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之機，蔣介石認爲中國大陸內部兵力空虛，特別是雲南邊睡，可以借此大撈一把。他派出這幫“反共遊擊軍”在雲南發動攻勢，如果得手佔領了雲南，那麽蔣介石在大陸土地上又有了一塊據點。這時候美國正在朝鮮同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從軍事時機上講極爲有利，關鍵是看他的“反共遊擊軍”的戰鬥力如何了。 從1951年5月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蔣介石的臺灣“國防部”命令李彌的“反共遊擊軍”向雲南邊境開進，對雲南邊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綠色這次竄擾美國人有自己的打算，在中國西南邊境騷擾，以分散中國在朝鮮的兵力，實際上在中國的東北邊境和西南邊境採取軍事攻勢，取軍事的夾擊之勢。 由於有美國的支援，蔣介石對此次竄擾又精心策劃過， 而且他也吸取了過去在大陸作戰時狂妄過分的教訓，加之這也是“反共遊擊軍”第一次反攻大陸，蔣介石特別用心佈置，力求出師大捷，所以“反共遊擊軍”在雲南邊境的這次進攻一開始十分囂張。 李彌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將“反共遊擊軍”分爲兩路向雲南進攻，兩路殘軍很快便攻佔了雲南淪沅縣城和鎮康縣等地；東路殘軍到5月下旬已佔據糯福、孟馬和孟連縣城。這次進攻由李彌親自督戰，蔣介石在臺北指揮，美國出動C－47運輸機空投武器彈藥和補給。 當然，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讓這幫匪軍囂張多久，區區一萬之衆，哪里能夠真的有所作爲。從6月3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軍區開始追剿這股殘軍，組織了5個兵團分4路追剿，戰鬥進行得十分順利，國民黨殘軍還是像過去一樣，大多望風而逃， 當月下旬便將這部“反共遊擊軍”趕出了國境。 蔣介石對此失敗並不罷休，而且美國也需要他的“反共遊擊軍”在雲南邊境再騷擾一段時間，以拖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兵力。同年7月，蔣介石又命令李彌組織其“反共遊擊軍”進行第二次竄擾，爲避免出現上次逃跑場面，蔣介石關照李彌這次進攻要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正兒八經地打幾仗。但這一切均無濟於事。第二次竄擾也沒有堅持多久，不到一個月時間，解放軍又將其擊退，殲滅“反共遊擊軍”共549人。 兩次竄擾失敗，蔣介石明白了這股“反共遊擊軍”的力量實在太弱，爲不使其全部被殲，蔣介石命令李彌將殘軍指揮部撤回猛撒，部隊退縮至緬北果取至三島一線，迅速在緬北三個省搶佔地盤，企圖以此擴大自己的實力。這批殘軍很快就控制了當地的鴉片貿易，收繳賦稅、公糧，舉辦“反共抗俄大學”。 蔣介石在別的國家發展自己的軍隊居然堂堂正正，這當然跟有美國的支援分不開。當擴充這股“反共遊擊軍”時，蔣介石還派遣軍官和特工人員700多人，充實殘軍。1951年11月，蔣介石讓李彌在猛撒修築機場，打算長期潛伏於此，也方便臺灣向此地運兵和武器彈藥。到1953年1月，殘軍發展到1.85萬人，編爲1個總部、1個指揮部、3個軍區、4個師、16個縱隊。金三角的蔣介石國民黨殘軍至此發展到最高峰。竄擾雲南失敗後，殘軍便想在緬甸內部有所作爲。蔣介石在李彌離開臺北到此赴任之前，就對他有過囑咐，要他依靠當地形勢，任其發展，一定要壯大起來。這個時候，李彌便勾結緬甸一些反政府武裝，在緬甸國內搞破壞，甚至公開宣稱要推翻緬甸政府。 蔣介石不是沒有想過在這塊地方再有點更大的軍事作爲，但他的軍事專家和美國顧問們卻勸他別太理想化，因爲這裏畢竟是緬甸的領土，弄得不好便會引起國際爭端，到時候恐怕不但不能反攻大陸，還自找難堪，不能自拔，而後來的情形不幸言中。 由於這股“反共遊擊軍”對緬甸政府已構成很大威脅，緬甸政府十分緊張，他們一面於1953年1月集中3個精銳的步兵旅攔擊殘軍，一面于3月份向聯合國“告狀”， 要求臺灣蔣介石撤走這股“反共遊擊軍”。 在如此情況下，蔣介石也明白金三角的“反共遊擊軍”不可能真正反攻大陸，也無法真的有所作爲，美國迫於聯合國壓力，也勸他撤走這股軍隊。遂於1954年5月開始，在聯合國的幹預下，蔣介石被迫命令殘軍向臺灣撤退，先後共撤走5472名軍人，家屬1035名。而李彌本人，蔣介石沒有立即讓他回去， 直到1961年看到金三角的殘軍已完全無大的利用價值時才讓他回到臺灣。 李彌總部撤走後，留在緬北的“反共遊擊軍”還有1萬餘人，多數是雲南及當地人，不願去臺灣。因他們沒有統一的指揮部，蔣介石又曾一度停止供應，再加上緬軍的進攻，殘軍大批逃亡。 雖然蔣介石在金三角的這股所謂“反共遊擊軍”並不真能對我雲南構成威脅，但卻嚴重影響了邊境人民的生活和生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予以高度重視。當李彌總部撤走後，中國雲南黨政軍民對殘軍發起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只要他們願意回來，一律發給“回歸證”，當地邊民出境呼夫喚子，使民族土司頭人武裝紛紛回國，少數民族武裝基本瓦解。1952年到1955年期間，被爭取回國投誠的國民黨殘軍官兵共達3296人，這一政治攻勢收到較好效果，有力地瓦解了蔣介石在金三角地區的所謂“反共遊擊軍”力量。 到1954年6月，蔣介石在金三角的殘軍縮減至5800餘人。雖然力量已大不如前，但蔣介石還是在充分利用這股“反共遊擊軍”。當年中國邊境進行民主改革，蔣介石認爲此時有機可乘，便派殘軍副總指揮、原第八軍副軍長柳之麟重返緬北，搜羅殘部，組織了“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號稱有一、三、五、七軍4個軍，蔣介石並給予補給。 1957年10月，臺灣國民黨召開“八全”大會，強調對大陸的“政治反攻”，蔣介石指令殘軍對雲南地區進行情報、心戰、策反、組織暴亂，並爲此制定了一個“安西計劃”，對雲南進行長期的不間斷的武裝竄擾。 但是這種竄擾的規模均不大，對雲南邊境的破壞力也不太強。針對蔣介石利用這股殘軍的方針，新中國的雲南軍區在邊疆成立了7萬餘人的軍民聯防隊，專門對付蔣介石的武裝竄擾和“政治反攻”，而且也擺好了長期作戰的架勢。不久，蔣介石用金三角殘軍進行的武裝竄擾和“政治反攻”便被粉碎了。蔣介石又不大願意理睬這股殘軍，打算讓其在金三角自生自滅。這也是蔣介石的一貫作法，需要時就去拉一把，熱情得不得了，不需要時就扔到一邊。 然而在1959年初，蔣介石又有了利用這股“反共遊擊軍”的機會。當時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發動叛亂，西藏問題惡化，外國勢力插手，蔣介石妄圖以此爲突破點，以成功其反攻大陸之“志”。爲達其目的，便再一次加緊了對殘軍的控制。當年2月，蔣介石在臺北親自召見柳之麟，3月份恢復空投，4月份派臺灣“情報局”副局長任劍鵬前往緬北調解殘軍內部糾紛，蔣介石要他們全心全力爲了黨國利益著想，團結起來，共同打回大陸老家去。 有了錢和物資，殘軍又開始發展力量，一方面他們搜編民族武裝，煽動邊民外遷外逃；另一方面在緬北召集早期外逃的大陸人，以高薪餉引誘。到1959年底，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柳之麟部殘軍已發展到5個軍、1個軍區、15個師、6個縱隊、6個獨立團、3個獨立支隊，共有9400餘人。爲加強其戰鬥力，更好地控制這支部隊，蔣介石在1960年派臺灣“特種作戰部隊”中將司令夏超、第六軍中將政治部主任徐汝輯，到殘軍分別任副總指揮、政治部主任。 蔣介石這次擴大殘軍，還沒有來得及反攻大陸，就被瓦解。先是西藏叛亂很快被平息，叛亂分子逃亡外國，蔣介石已無法利用這個機會。後因其在此處擴充軍隊嚴重威脅到緬甸政府的安全，緬政府於1961年1月出動5000人的主力部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勘界警衛部隊的配合和支援下，迅速地攻佔了柳之麟總部所在地江拉，蔣介石的這股殘軍只得分成三部分別逃往老撾、泰緬老邊境和卡佤山區。緬甸政府利用繳獲的美制武器彈藥和擊落的美國運輸機，再次向聯合國控告臺灣部隊侵犯緬甸主權，美國處境亦十分尷尬，不得不表示願意協助殘軍遣返臺灣。 既然美國同意了，蔣介石也沒有辦法。從1961年3月至4月，蔣介石先後撤走殘軍到台人數共4521人，柳之麟也被召回臺灣，蔣介石讓他任“國防部”作戰督察研究委員會委員，給了一份閑差使。 3．“反共遊擊軍”的最終命運 柳之麟總部撤回臺灣後，“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這支“反共遊擊軍”也於1961年5月隨之撤銷，蔣介石停止了對不願撤台殘軍的一切供應。留在緬北的殘軍共5000餘人，分別由段希文、李文煥掌握，兩部有矛盾，各霸一方，對外則稱第三、五軍。蔣介石還是想控制他們，先是請三、五軍去臺灣，兩人均不肯。後又讓他們配合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和配合東南沿海的軍事竄擾，要三、五軍同時竄擾雲南。 這兩人確也滑頭，蔣介石說什麽，他們也聽，但執行時卻大打折扣，他們也明白竄擾雲南太凶必然要吃大苦頭，他們可不想真爲臺灣蔣介石拼光老本，他們是想憑這些騙蔣介石的錢糧和軍火。因而兩人在雲南邊境稍稍騷擾了一番就退了回去，並且開始和臺灣討價還價起來。 1966年10月和1967年1月，蔣介石、蔣經國兩次親自在臺北召見段希文和李文煥，商談三、五軍統一合作，以便於更有力量對大陸進行竄擾，同時蔣介石提出改編這兩個軍，補充人員和彈藥，段、李害怕改編後自己被架空，因爲前面他們的好幾個上司均是如此下場，所以不願同意，但又想要蔣介石的補給，故在改編一事上大做文章，長期和蔣介石討價還價，始終沒有結果。 由於蔣介石深感自己已無法控制段、李二人，當然不願白白地給他們補給，兩人乞求臺灣蔣介石無望，遂産生了背蔣之意。經過與泰國軍方談判，於1970年10月17日達成協定：泰國軍方同意三、五軍以“移民”方式進居泰北境地，青壯年編入泰國自衛隊，老弱病殘官兵和家屬遷入泰北清萊村地區居住，每人分給2．4畝土地。雙方對此都很滿意。 蔣介石知道此事後，十分後悔當初把二人“涼拌”，更怕丟了自己在金三角的這塊反共軍事基地招牌。於是先致函後派人親自去說項，要他們千萬別投靠泰國，臺灣同意無條件給他們恢復補給，但段、李已不再相信臺灣蔣介石，再加上於此情形失言泰國，對他們以後立足相當不利，權衡再三，便拒絕蔣介石，開始爲泰國效力。 至此，蔣介石在金三角的“反共遊擊軍”已徹底消失。蔣介石再也無法利用他們爲自己“反攻大陸”了，其實這種所謂“反攻”，除了喊叫得厲害外，最多只是對雲南邊境騷擾了一番而已。 當然，這只是蔣介石“反共遊擊軍”的一部，是一支比較有影響的軍事力量。他在東南沿海也扶持了一些此類的所謂反共軍隊，比如在大陳島盤踞了一支小部隊，準備以此爲據點，從浙江沿海反攻大陸，但大陳島的這股殘軍很快就被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掉了。 蔣介石的“反共遊擊軍”無論是數量還是裝備都很差，大多是些散兵遊勇，沒有多少戰鬥力，與正規軍相遇基本上均不堪一擊，蔣介石之所以還如此看重這幫烏合之衆，不惜代價扶持和控制他們，實在也是其臺灣軍事力量已無法對新中國構成威脅，只有借此力量敲敲邊鼓，擴大自己“反攻大陸”的聲勢，讓世界各國還可以聽到他蔣介石的聲音。 “反共遊擊軍”對蔣介石的態度也是不盡相同的，他們大多是國民黨正規軍的餘部，對蔣介石是服從的，但他們多年爲蔣介石賣命，也深知蔣介石的爲人，所以信任是談不上的，他們不過還需要蔣介石給他們補給，所以也願意完成蔣介石給他們的竄擾任務，但談到賣命是說不上的。總之二者之間只不過是相互利用，所以蔣介石的“反共遊擊軍”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講都無法完成其反攻大陸的使命，至多可以爲其助威而已，其最終失敗的命運也是注定了的。 ４。海島騷擾大陸 蔣介石除了將金三角作爲較固定的反共基地外，還屢次從臺灣本島及沿海島嶼對大陸進行侵犯。這可不是海島包圍大陸，而是海島騷擾大陸。 1950年2月6日至13日，蔣介石在複“總統”職前夕爲表明自己的軍事實力，曾多次派飛機轟炸大陸沿海城市。此間，上海曾連續13次遭到空襲，發電廠、橋梁被炸毀，無辜居民死傷千餘。同年2月19日，蔣介石又派轟炸機襲擊南京市，導致14人死亡，40餘人受傷。2—3月間，蔣介石再派飛機轟炸廣州市、福州市、南昌市、青島及蚌埠等大城市。同年5月9日，蔣介石動用3架美制飛機再次飛臨福州轟炸，投彈16枚，炸死炸傷居民200多人。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令前線國民黨部隊依託金門、馬祖爲基地，向福建和廣東進行小股登陸滲透，並依託浙東的大陳島爲基地，向江浙乃至山東沿海進行偷襲。在進行滲透、騷擾之前，蔣介石令對偷襲大陸的“遊擊隊”展開訓練工作。1950年6月，蔣介石首先在大陳島成立了“大陳遊擊指揮所”，所屬遊擊隊五花八門，番號衆多。 1951年9月，大陸敗軍上將，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東昌”被派往大陳，帶罪立功。他被委任爲“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反共遊擊總指揮”，具體任務是“秘密策劃向大陸東南沿海發展敵後武力，準備配合國際間局勢的演變，由大陳島發起反攻大陸軍事作戰。”胡宗南接令後，先在臺北籌劃準備事項與工作計劃方案。9月11日乘209號軍艦抵達大陳島。胡到大陳後立即召開會議，決定在上下大陳建立軍政基地，並劃分三階段進行： 胡宗南的計劃雖不失宏偉，但英雄末路，時不予我，在大陳島經營了不到兩年便無功而返，於1953年8月悄然回台，讀他的高級軍事研究班去了，繼續進行再學習、再提高。 在蔣介石展開訓練大陸遊擊隊工作之時，美國軍事顧問團從中大力協助，提供大量適合別動隊和特務活動的裝備器材。當時經蔣、美訓練和武裝起來的“遊擊武裝”就達1萬多人，其成員多是在大陸共產黨的土改中受過打擊的逃台人員和海匪。此後，蔣介石不斷派出小的武裝偷襲大陸沿海，展開同人民解放軍的“遊擊戰”。據記載： 1953年7月15日，國民黨金門守軍1萬多人在海、空軍的配合下，由金門防衛司令胡璉親自指揮，發動了對福建東山島的大規模武裝進犯。因國民黨軍有海、空軍支援，戰鬥相當激烈，解放軍守島部隊在打退數十次國民黨軍的進攻後，堅守住了核心陣地。此次戰鬥國民黨軍空投了480名傘兵，企圖切斷東山島與大陸的聯繫。但傘兵未著陸，就遭到守軍的猛烈射擊，空降兵死傷慘重。待人民解放軍增援部隊趕到後，胡璉匆忙率兵撤退，因解放軍沒有海、空力量，無法對撤退金門的國民黨守軍實施攔截，致使大部國民黨軍退至金門。此次戰鬥共殲滅進犯東山島的國民黨軍3379人，取得了反擊偷襲作戰的巨大勝利。 總之，從1950年初至1954年8月，據不完全統計：蔣介石指使國民黨軍對大陸沿海地區共偷襲約42次，動用兵力近13萬人。1950年至1953年，僅浙江、福建兩省，遭國民黨軍上千人乃至上萬人規模的偷襲達5次之多。從朝鮮戰爭爆發到1955年9月，臺灣空軍共出動飛機3500多批，6200多架次，襲擊和騷擾大陸地區。臺灣海軍在臺灣海峽共劫奪各種船隻470艘。從1951年至1954年，臺灣軍事情報機關向大陸空投特工人員230多人，電臺96部，各類槍支近千枝，彈藥18萬發。同時，蔣介石逃離大陸時，留下了大批地下“反共遊擊隊”，估計約有百萬人左右，至1950年6月，還有40萬人仍在有關地區活動。1962年，大陸破獲國民黨地下組織事件249102件，同年逮捕國民黨傘兵2237名。1967年“文化大革命”後，蔣介石派飛機越過珠穆朗瑪峰，空投藏文傳單和收音機，遣送特務人員人境，蔣介石的V2型偵察機還深入西藏、新疆等內陸地區拍照。 蔣介石在對大陸進行軍事進攻和特務破壞的同時，也發動宣傳攻勢。蔣對大陸的宣傳戰，主要對大陸使用四個波力強大的電臺，每天24小時以8種方式向大陸播送特別節目，短、中、長波，可達新疆、西藏和內蒙古地區。內容主要是國民黨的文告、新聞、國際大事和臺灣人民生活等。 其次是傳單，1970年，蔣介石指使在大陸的地下特務組織散佈了340萬張傳單、220萬張標語和77000份報刊。但蔣介石也因此損失1780名特務。1958至1957年間，蔣介石派飛機向大陸空投約32500萬份小型報刊、100萬張晚報、22萬本小冊子。以後又改以軍艦將汽球從南朝鮮或金門，順風向大陸發放，以氣球散發傳單，每個氣球可攜帶90公斤傳單。1967年空投傳單約17500萬份，1970年約4200萬份，1971年增長至2億份。其中1971年10月31日，蔣介石84歲生辰，空投100萬份印有蔣介石像的標語。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20800萬份“慰問與希望函”和143200萬包生活必需品，甚至有的地區還空投藥品。 “文革”期間，大陸處於浩劫之中，臺灣特務機關趁機寄包裹到大陸，內有仿印的《北京青年》和其他當時大陸的刊物，刊載介紹臺灣的文章，對大陸起了添亂的作用。他們利用香港向大陸派遣特務建立情報網和設立地下組織，探得中共一些重要機密。如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事件，臺灣當日就已知道。1971年秋，臺灣特務機關在大陸仍有70種“地下報刊”，並每月以《自由之聲》、《反攻日報》和《革命》等名義發行。 | |
NO:410_22
| 讀讀樂 於 2002/07/15 21:26 | |
| 第五章“反攻複國” | |
蔣介石逃台以後，口頭不斷高喊“反攻大陸，反共複國”，並不斷侵犯大陸。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蔣介石有了這個保護傘後膽子進一步放開，對大陸的竄犯進一步升級。針對蔣介石狐假虎威的囂張氣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動了收復一江山島、大陳島的戰役，並炮擊金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反攻複國”的幻想。 １。解放一江山島 ２。金剛計劃 3．“台澎金馬”的“金” | |
NO:410_23
| 讀讀樂 於 2002/07/15 21:31 | |
| 第六章 建設“模範省” | |
此章節，顯示作者對經濟歷史和理論的不了解，根本就是不學無術之謬論添字寫作，乏善可陳！∼連貼都懶！（抱歉∼以後再以專欄方式補充！） | |
NO:410_25
|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07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國民黨兵敗退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華民國政權的覆亡。但是，蔣介石卻無意退出國際舞臺，試圖以小小的臺灣島代表泱泱的大中國，和美、日、蘇等國拉拉扯扯搞關係，賴在聯合國不走，建立對新中國的“外交”防線。隨著新中國的日益強大，國民黨的“外交”堤防蟻決，其國際空間日益縮小，偏安於孤島，走不出去，幾乎成了被世界遺忘的角落。
新中國和蘇聯同爲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革命得到了蘇聯人民的幫助。蔣介石，這個中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對共産主義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後他不斷著書立說，對蘇聯和新中國極盡辱駡之能事，並力圖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求“光復大陸”。 １。反蘇“聖經” 1956年6月24日，蔣介石發表了繼《中國之命運》後又一部“巨著”——《蘇俄在中國》。該書共20多萬字，440頁，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其海外發行由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經理，英文本的版權爲美國紐約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費拉爾·斯特勞斯·賈德希公司取得。臺灣各家報紙、電臺和通訊社傾全力爲此書的出版發行作宣傳，從而使更多的公衆瞭解到國民黨和蘇聯、中共間的關係，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和教訓。這本書也是蔣介石對歷史上和蘇聯外交關係的一次反省和檢討。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站在反共的立場上，總結了近30年來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同蘇聯、中共之間既合作又鬥爭的複雜經歷及經驗教訓。全書共分4編21章，內容主第一編，“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該編將中蘇關係分爲三個“和平共存”時期：第一時期從1924年—1927年，爲聯俄溶共至全面清黨和對俄斷交。蔣介石認爲由於與蘇聯絕交，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延遲了23年；第二時期從1932年—1945年，即從1932年12月中蘇複交至抗戰勝利。蔣認爲抗戰勝利使中蘇關係變化到一個新的階段。“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劃，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時，便全面展開了”；第三時期從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戰勝利後至撤退大陸。“從此12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僅成爲其蘇俄共産帝國肥美無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們所謂世界革命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該編將“國民革命”分四個戰役敍述：第一戰役爲北伐戰爭，其中“勘定中山艦事件”和“全面清黨”爲“北伐戰爭成敗的關鍵”；第二戰役爲“長江剿匪戰爭”，其中第五次“圍剿”取得了巨大勝利，貫徹了“安內攘外”的政策；第三戰役爲抗日戰爭，經過8年全面抗戰，“最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第四戰役爲“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此其間“所有倫理道德立國的基礎，乃完全動搖，而反共意識亦就隨之瓦解，”這正是“反共戰爭之所以慘遭挫折的一個基本原因。” 蔣介石從組織、宣傳、外交、經濟等方面總結了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一，反共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二，宣傳不主動，理論不夠充實；三，反共意志不集中，手段不夠徹底；四，外交陷於孤立，經濟陷於崩潰。 同時，蔣介石認爲國民黨在政策和戰略上也有四個錯誤：一是對俄複交，這對於抗戰不僅無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償失；二是收編共軍對於抗戰也是無益而有害；三是對東北問題的處置，國民黨曾決定停止接收東北，但又受到國內、國際各種牽制後轉而同蘇聯直接談判，使國民黨精銳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自拔，從而導致整個戰局一發不可收拾；四是關於停戰協定的方針。 第三編，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該編著重分析了蘇聯“世界革命的戰略及其戰爭方式”、“戰爭思想來源及其基本原則”，以及“和平戰術與備戰計劃之綜合運用”。 蔣介石在該編中猛烈抨擊了國際上對共産主義采勸中立主義”的錯誤政策。他說：“我以爲任何國家，對於中立主義的任何鼓勵，是與其對共産主義予以直接幫助，有同樣的危險”。所以“必須認清中立主義，乃是共産主義對民主主義作戰的一道戰壕，亦就是保護其共産主義的一種武器。我們必須警覺，在今日這反侵略與侵略者雙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時期，中立主義的危險性更是特別重大。” 蔣介石並爲“自由世界對俄共的長期戰爭”制定了一個總目標和基本方略，他特別強調了臺灣當局在“自由世界反共鬥爭”中的重要地位和價值。他指出：中國大陸乃是亞洲局勢的樞紐之所在。因爲蘇俄的世界戰略陰謀，是以中國局勢爲其轉移的樞紐。令日我們中華民國正是在他這個樞紐上，始終不懈的與之苦戰惡鬥。並且在自由世界反共鬥爭之中，我們反攻複國的戰鬥，乃是國際反侵略陣線與民族革命反共戰爭匯合的關鍵。 第四編， “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的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該編敍述了中共在政治鬥爭中所採用的各種戰術，如中立主義、統一戰線、孤立戰術、攻心戰術、矛盾戰術、群衆運動、貿易戰、基地戰、宣傳戰、和平談判與停戰協定、聯合政府等等。 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蔣介石顛倒歷史黑白，對蘇聯和中囯共產黨進行了污蔑、謾駡和造謠中傷，把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幫助說成是對中國的侵略。全書通篇表現了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囯共產黨的仇視。 臺灣當局開動各種新聞機器爲《蘇俄在中國》的出版發行捧場喝彩，大肆宣傳。“參謀總長”彭孟輯下令，將該書分發到基層部隊供廣大官兵閱讀；臺北“軍中廣播電臺”連續兩個月定時廣播該書全文；在短時間內該書被譯成9種文字發行海內外；日本最大的報刊之一《每日新聞》很快用1個月的時間將其連載刊出。據統計，截至10月底，該書已銷售50萬冊以上。 在整個50年代，臺灣順應西方反蘇反共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蘇俄在中國》的思想作主導，和前蘇聯老死不相往來，蘇、台處於對峙狀態。《蘇俄在中國》成爲蔣介石的一本反蘇“聖經”。 ２。蘇、蔣“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中、蘇、美三國關係的變化，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下，臺灣與前蘇聯這兩個不可能接觸的“宿敵”，也有過以“合作”爲目標的奇妙行動，蔣介石在高舉反蘇反共的旗幟下，對一股蘇、台“合作”的潛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新中國剛成立之初，中、蘇關係較爲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時間不長，赫魯雪夫的大國沙文主義漸漸膨脹，他處心積慮地設法控制中國。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租借中國的不凍港，被毛澤東嚴辭拒絕。1959年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不幫助中國生産核武器。同年9月，赫魯雪夫訪美歸來路過中國，要中國釋放在押的美國特務，並說當年列寧曾有意在西伯利亞建立遠東共和國，暗示可以支援蔣介石建立臺灣共和國，這種強人所難的做法使毛澤東很惱火，中蘇關係出現陰影。60年代初，中蘇大論戰和震驚世界的新疆六萬人大逃亡，使中蘇關係迅速惡化。 與此同時，台美關係也降溫了。艾森豪威爾時期，台美關係最爲密切，臺灣在美國的護翼下找到了安全感。1961年，甘乃迪上臺，台美關係出現微妙的變化，呈降溫趨勢。1968年，尼克松上臺後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台美面臨危機。 而蘇美兩極在戰後長期的冷戰中也吹來了一陣暖風。1959年9月，赫魯雪夫作爲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兩國首腦在戴維營舉行會談，並達成了通過談判來解決國際問題的協定。在以後幾年，美蘇兩國一退一進，冷戰局勢也一張一弛。 在這動蕩複雜的年代裏，美蘇兩國爲了爭奪世界的需要，各自對大陸和臺灣採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國政府暗中改善對華關係，蘇聯和臺灣看在眼裏，那麽，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蘇聯和臺灣爲何不能加強聯絡呢？由此，蔣介石在賊喊捉賊的情況下自己做了一回賊，在反蘇反共的叫囂下還在偷偷地聯蘇。 1968年10月，前蘇聯密使維克托·路易斯向臺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爲提出訪台，盧爲將此資訊送達臺灣高層。臺灣當局認爲，路易斯的出現或許可以給困境中的臺灣“外交”帶來某種轉機，並希望促進路易斯訪台，作爲對蘇聯的一種試探。 而路易斯作爲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背景可直通蘇聯高層，他本人認爲第三國際已經行不通，共産主義就像基督教一樣，分裂成很多流派，每個共產黨國家或各國的共產黨都有各自的想法。 他這次訪問的目的是“要探明臺灣對打倒毛澤東的看法；臺灣對毛之後的中國情勢有何看法；並探明是否可能與蘇聯重修舊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對於路易斯的訪台提議，蔣介石親自拍板定案，由台“新聞局長”魏景蒙負責一切事項，並隨時報告事情的進展。 10月22日，路易斯到達臺北。下午3點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會晤。 此後幾天，路易斯先後和臺灣“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啓、“情報局局長”葉翔之以及蔣經國進行了會談。據現存的《王平檔案》記載，會談主要圍繞以下幾點進行：毛澤東是共同的敵人，所以台蘇應該合作；關於在其他國家建立大使級接觸問題，並互派新聞、商務或其他民間代表；對臺灣反攻大陸，蘇聯的態度問題，如果蘇聯保持中立，國民黨即使沒有美國的幫助也可考慮；如臺灣反攻大陸後，能否容忍親蘇的共產黨員以政黨身份存在；關於兩個中國的問題。 蔣介石密切關注著路易斯在臺灣的活動，魏景蒙則隨時向蔣介石彙報路易斯的來訪經過、談話內容以及路易斯本人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蔣介石表示支援他們會談時所涉及的內容。 對於蘇、台方面的秘密接觸，美國和大陸已有耳聞。11月4日，《華盛頓郵報》在“瀛海珍聞”欄目中報道：10月底，蘇聯記者路易斯曾去臺灣4天。 路易斯爲史達林之女所寫回憶錄的穿線人，系在東京取得“中華民國”簽證。除了臺北以外，並訪問了金邊。路易斯離台時，擬順道進入香港，但爲港府所拒絕，理由是香港不歡迎任何蘇聯記者。 同時，美國方面向臺灣“新聞局副局長”葉梅生打聽有關路易斯的事，臺灣假裝糊塗，以不知他是蘇聯人爲由搪塞美國。11月18日，《華盛頓郵報》又發表了記者史丹利·卡諾寫的有關路易斯訪台的一篇報道，暗示臺灣與蘇聯將在最近數月內於外交政治圈展開接觸。
對於蘇蔣之間的罪惡勾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握得一清二楚。1969年3月5日，新華通訊社專就此事發電揭露，電文如下：蘇修叛徒集團同七億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匪幫正在加緊進行反革命勾結。不久以前，蘇修叛徒集團派出一名“記者”到蔣匪幫竊踞的臺灣登門朝拜，陰謀策劃反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惡勾當。這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無恥挑釁。 據西方報刊和通訊社透露，一個化名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人（他的真名叫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蘇修叛徒集團的授意下，於去年10月下旬，以記者身份去臺灣進行秘密活動。他在臺北活動期間，同蔣匪幫“國防部長”蔣經國“舉行了會見”，並就陰謀反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蔣匪幫派遣“記者”去蘇聯“訪問”。美聯社發自莫斯科的一則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後發表談話，無恥吹捧什麽蔣匪幫的“積極的方面”，竭力美化蔣匪幫對臺灣的罪惡統治。 與此同時，西方和日本資產階級通訊社還紛紛報道，在華盛頓、東京、渥太華等許多地方，蘇修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同蔣匪幫的“外交人員”和記者進行“非正式接觸的事已顯著地增多起來”。蔣匪幫也在“鼓勵”它的“外交人員”和記者同蘇修的外交人員和記者‘搞在一起’。這些事實表明，蘇修叛徒集團夥同美帝勾結蔣匪幫，惡毒地反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惡行徑已經達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1969年，中蘇接火珍寶島，邊界局勢更趨緊張。同年5月，路易斯再次提議和魏景蒙在維也納會晤。蔣介石親自審定會談五項原則： 中國大陸毛政權仍然存在， 已經危害了甲乙雙方的基本利益（甲爲中華民國，乙爲蘇聯），如再令其繼續發展必成更惡劣的後果，此爲甲乙雙方合作之基礎；有關合作之辦法，首先應以雙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權，以及推翻後甲乙雙方應採取之政策爲先決條件，故商討各種辦法之前必先決定政策；甲方與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權，可得到國內朝野及大陸人民之諒解。但決不能採取在歷史上已經失敗並因此而造成甲乙雙方極大的禍患，即所謂國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產黨名義號召之舉，不僅遭到“中國人民”之恐懼、痛恨，就是反共組織內之反毛分子亦將起而抵抗，對此乙方亦爲絕對有害而不利的。 當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蘇友好條約，支援蔣委員長領導之國民政府謀得統一，則決不致形成如今對甲乙雙方共同之禍患；甲方爲吸收毛政權內各部門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之下採取反毛救國聯合陣線，其在全國各黨派中成員之一參加共同討毛複國之戰爭；至於甲乙雙方之基本問題，如邊疆、經濟、外交等，應作爲今後商談之主要課題。 這次會談雙方“收效”頗大，並就貿易代表、下次會談等事項做了協商，魏景蒙躊躇滿志回到了臺北。 就在台蘇眉來眼去之際，中美關係也邁開了“小舞步”。繼乒乓外交、基辛格來華後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1972年3月中美發表《聯合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惟一合法政府”。這對蔣介石打擊很大，更堅定了蔣“與俄帝往來”的決心。1973年2月17日，法新社轉發了香港《南華早報》的一則新聞：一旦美國承認北京，國民黨人將把他們的一個或數個沿海島嶼，諸如佩斯卡多爾列島（即澎湖列島），租借給蘇聯做海軍基地，作爲同莫斯科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交換條件。 此報道一發，島內輿論譁然。爲了平息輿論，台“國防部”發言人當晚發表聲明稱，關於臺灣將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是“荒唐可笑的” 。 蔣介石對美國的轉變憤憤不平，但真讓他離美“再嫁”，又多有顧慮。因爲當時美國並不想真正退出亞洲，即使美國中斷美蔣關係，也不願看到臺灣成爲蘇聯的戰略基地，島內人民對蘇聯素無好感，蔣介石如一意孤行，勢必引起公憤。再說把土地租借給蘇聯，中囯共產黨也不會放過他。因此蔣介石左思有想還是不敢貿然行事，只好暗中與蘇聯拉關係，以此爲將來公開聯蘇鋪路。而蘇聯對於臺灣基地雖是垂涎欲滴，但真要聯蔣，觸犯了中囯共產黨最敏感的神經，中囯共產黨恐怕要跟他死幹到底了，美國當然更不會讓他得逞。所以，蘇蔣雖是偷偷“私通”，終也沒成氣候。 蔣介石眼睜睜地看著“蘇俄在中國”一天天強大，反攻是無望了。對美國是既親近不得，又反抗不得；對蘇聯是既摸不透其底細，又拿不出徹底倒向蘇聯的勇氣，只好夾在中、蘇、美三大國之間，看人家的眼色行事罷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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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11 | |
| 第七章 走不出去的外交 |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和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國民黨退守臺灣的初期，大部分國家和臺灣國民黨還延續著這種外交關係，只不過得勞駕“中華民國外交部”把各國使館從南京接到臺北。隨著新中國的日益強大，“中華民國外交部”又不得不把各國使館從臺北送回北京。他們高高興興迎來，悲悲切切送走，這種被國際社會抛棄的情景好不淒慘。其中，尤以英國、法國、日本等大國的離去對臺灣打擊最大。 １。英國率先行動 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英國政府即指示其駐華大使及使館多數官員仍留在南京。4月底，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宣佈英國正在努力“同中囯共產黨當局建立友好關係”，同時又說“這並不影響它同國民黨政府的現存關係。”英國政府的想法是，既不放棄同國民黨政府現存的關係，又試圖同未來的新中國發展關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並沒有立即同新中國建交，他要同美國磋商。美國當然是竭力阻撓，國務卿艾奇遜聲稱，不僅承認新中國的時機不成熟，而且連討論這一問題的時候也沒到來。但是，英國基於利益的考慮，決定單獨行動。1950年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周恩來，宣佈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中國法律上的政府，並中止了它同國民黨政權的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要求中國接受英駐南京大使臨時代辦胡階森爲英國臨時代辦。 英國政府爲什麽會採取這種不同於美國的政策？不少英國有識之士認爲共產黨的領導得到民衆的擁護，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願望，蔣介石政權的失敗已無可挽回，承認新中國只不過是承認客觀現實。英國希望通過同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以維持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地位，並促進對華貿易，保護在華投資。同時，在美國勢力撤出中國的情況下，英國感到應在西方大國中率先同新中國建交，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既可增強英國在亞洲的地位，又可阻止中蘇結盟。貝文在同艾奇遜就對華政策問題進行會談時爭辯說：“如果我們大冷酷，就會把中國人趕到俄國人一邊，若審慎從事，就能削弱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吸引力。” 1月13日，英國外交部指示格雷厄姆總領事向中國外交部聲明，剛剛在中英兩國之間互換的照會表示了外交關係的建立。但是，鑒於英國同臺灣的關係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等問題方面，中英兩國分歧較大，新中國認爲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中英無法建交。 不久，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在對華關係上又倒向美國一邊，不斷製造“臺灣地位未定論”，反對中國人民用武力解放臺灣，這就更爲兩國關係正常化製造了障礙，導致中英正式外交關係遲遲不能建立。 直到70年代，中美關係有了變動沖英關係隨之迎刃而解。 1972年3月13日，中國代表喬冠華和英國代表艾迪斯在北京簽署了中英關係正常化協定，並決定外交關係由代辦級升爲大使級。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率先承認新中國，“避免了在中國周圍築起一道完整的籬笆——使中國與外界完全隔絕”，也給了臺灣當局一個警告。而1964年由中法建交而導致臺灣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則使臺灣在國際間失去了一個重要據點。 ２。戴高樂的“獨立外交” 國民黨退台後在歐洲努力爭取英、法、西德等國的支援。當時，西德尚忙於戰後建設，無多大影響力，英國因其香港的利益需大陸照顧，不願太接近臺灣，那麽法國就成爲與臺灣“維持外交關係最重要的歐洲國家”。法國對臺灣的重要性在於：法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加之在非洲有不少新興獨立國家原系法國殖民地，仍受法國影響，這些國家正是臺灣在國際上積極爭取的物件。 60年代後，法國總統戴高樂重新審視世界變化，採取了脫離美國羈絆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正視新中國在東方的崛起及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準備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到1963年末，中法建交的各種條件均已成熟。 消息傳到臺灣，臺灣當局寧信其無，不信其有，始終當作“謠言”加以“闢謠”。1964年1月，臺灣“外交部發言人”宣稱：“臺灣和法國間關係素甚密切，雙方在臺北與巴黎經常保持接觸，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然而幾天以後，1月18日，中法就建交達成了協定。臺灣對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幻想由美國施加影響讓法國改變態度，然而，法國“獨立外交”的觀念甚堅，美國的勸阻無濟於事。最後，美國反而派人到臺北，勸阻臺灣不要爲了面子急於宣佈與法國“斷交”，要讓法國承擔“斷交”的道義責任。 1月23日，臺灣官方第一次就中法建交表明態度：“行政院長”嚴家徐堅決反對法國方面的決定，“希望戴高樂總統慎重考慮”。但當被問及臺灣是否準備與法國維持類似和英國的關係時，即法外交人員撤離臺北改駐北京後，臺灣仍與之維持領事級外交關係。嚴家淦答道：“此爲一假想問題，本人不擬回答。”24日，臺灣正式向法國提出“嚴重抗議”，稱法國承認新中國“將嚴重損害中華民國及所有自由國家的利益，對於法國本身爲害尤巨。今法國政府竟不顧一切出此下策，其對整個世界必將遺患無窮，此事所導致之一切後果，法國政府應負全責。”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報發表。臺灣再次向法國提出“嚴重抗議”，但對人們普遍關心的臺灣將採取何種行動卻只字未提。依照慣例，一俟某國與新中國建交，臺灣會立即宣佈與該國“斷交”。但鑒於法國地位的重要，且在中法建交公報中也未提及法國要與臺灣“絕交”，故臺灣尚猶存觀望，不想“輕易放棄陣地”，而希望能找到變通的辦法。臺灣駐巴黎“使館”的人員仍照常上班，無撤退的迹象。 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嚴正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爲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並且達鹹兩國建交協定的。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因此這個國家的舊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被看作是這個國家的代表，同這個國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國家裏或同一個國際組織中。 2月10日，法國正式通知臺灣即將與中國政府互派代辦。 臺灣當局所有希望全部破滅，經“行政院”討論後，“外交部”發表聲明：“決定自二月十日起與法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下令“駐法代表準備即日下旗閉館返國”。 事後，一美國記者問蔣介石：“法國的行動對於中華民國的未來以及遠東其他國家將發生何種影響？” 蔣介石答曰：“就整個自由世界反共的總形勢來說，法國政府罔顧利害，一意孤行，貿然承認中共僞政權，勢將削弱西方反共陣營在亞非各地的聲望，自然系一憾事。但對中華民國的前途則說不上任何影響。縱使它今後會在外交方面給我們增加一些困擾，我們自信必能加以克服。” 事實上，法國與新中國建交無疑是臺灣“近十餘年來在外交方面所遭逢的一次最嚴重的打擊。”由於中法建交，臺灣與歐共體建交的希望化爲泡影。在此以前，臺灣已與歐共體其他5個成員國達成同意協定，現在由於法國的反對，事情不了了之。緊接著，原法屬領地剛果也宣佈與新中國建交，臺灣在非洲苦心經營的外交防線出現了新的突破口。 ３。一衣帶水的轉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蔣介石在爲英、法斷交所困擾時，60年代末，台、日關係也面臨著危機。 二戰以後，同盟國一直在醞釀與日本締結和約。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與日締結和約更爲積極。1951年3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了對日和約草案，其中就臺灣、澎湖列島問題主張將來由英、蘇、中、美四國決定，井提議由臺灣當局參加和約會議，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在對日和約國之外。提案公佈後英國、蘇聯堅決反對，最後採取折衷方案：聽任日本在會後自行選定其認爲可以代表中國的政府與之締約，而簽訂多邊條約的會議則不邀請中國代表參加。 此消息一公之於衆，立即引起了海峽兩岸的強烈反對。蔣介石聞訊後異常氣憤，他發表聲明：中華民國參加對日和約之權，決不容疑。中華民國政府僅能以平等地位參加對日和約，任何含有歧視性之簽約條件，均不接受。任何違反中華民國上述嚴正立場而訂立對日和約，不但在法律及道義上，喪失其力量，亦押在盟國共同作戰之歷史上，永留不可洗滌之錯誤，其責任之重，影響之大，誠有非金所忍言者。因此種喪失真實性之對日和約，不但使第二次大戰不能獲得真正的結束，並將加深遠東局勢之混亂，更種下世界未來之無窮禍患也。 與此同時，周恩來也發表聲明： 中國人民經過8年英勇抗戰，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對日和約的準備、擬制和簽訂，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參加，乃屬當然之事。茲特鄭重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訂和簽訂。 對於海峽兩岸的反對之聲，美國充耳不聞。1951年9月，由美國一手導演的《對日多邊條約》49個國家簽字，中國被排除在外，蔣介石對此失望之極。 美國雖當衆打了蔣介石一個耳光，卻很快又給他送來了一個餡餅以作安撫。在《對日多邊條約》簽訂後，杜勒斯提議：日本應當在會後與臺灣簽訂“雙邊和約”，即所謂“中日和約”，蔣介石聽後餘怒頓消。 幾經周折，1952年2月20日，日本終於派出河四烈爲代表與臺灣葉公超在臺北會談“中日和約”。這次雙方會談最大的爭論點是“和約適用範圍”問題，大陸已不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又怎樣去“貫徹執行”呢？ 日本人到底很聰明，提議：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控制之下。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各作讓步：在交換照會中，雙方同意在記錄中表明“或”字有“及”字之意。 1952年4月28日，《對日雙邊和約》簽訂，其主要內容有：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列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日本承認臺灣及澎湖列島居民，系“中華民國”之人民，臺灣放棄對日本的一切戰爭賠款要求；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國與日本締結之一切條約均歸無效；臺灣與日本間關係，願各遵守聯合國憲章第2條各項原則；臺灣願盡速商訂一切關於民用航空、運輸、規範或限制捕魚，及保存暨開發公海漁業之協定。 條約的締結總算掃除了蔣介石心頭的一片陰雲，就此不必擔心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建交了。對此“行政院長”陳誠在“立法院”宣稱：“在這自由世介面臨共産侵略的威脅的時候，中日和約的實現，尤有其特殊的意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日和約”的簽訂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日蔣“和約”，不承認日蔣“和約”。 “中日和約”簽訂後，台日關係經過了幾年的平穩發展，不久其裂縫便顯現出來，焦點便是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貿易。 日本急於從戰敗國的廢墟中站起來，中國大陸豐饒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對它有極大的吸引力，因而它一方面與臺灣保持政治聯繫，堅持反共，一方面又對中國大陸的資源垂涎三尺，左右逢源，難免會得罪人。 從1952年—1958年，日本民間與中國簽訂了四次貿易協定，雙方貿易額不斷擴大，政治限制漸趨寬鬆。蔣介石對此深感不安，他對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中所規定條款尤爲關注：如雙方可以在對方首都設立商務代表團，代表團可以享受外交特權，並得以懸挂本國國旗。蔣介石害怕國旗一旦挂起來，離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也就不遠了。他派人到日交涉，甚至不惜以與日“斷交”相威脅。他公開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准許共匪貿易代表團人員享受同等外交人員之待遇，或懸挂鈎旗，即等於事實上承認共匪，我政府決不能諒解，亦不能接受。 後經美國周旋，日本保證：“尊重與中華民國之關係，且已聲明無意子共匪駐日通商機構以官方地位或任何特權，更無意承認其懸旗之權利。”台日緊張關係漸趨緩和。 中國政府爲了擴大與日本的聯繫，通過各種渠道使經貿關係由“民間”逐步向“半官方”進而“官方”邁進，這使臺灣當局極爲惱火。終於1963年，台日關係風波再起。 1963年10日，正在東京訪問的中國油壓機考察團成員周鴻慶走入與臺灣“駐日使館”一牆之隔的蘇聯大使館，被日本警方拘留。臺灣方面爲此大爲鼓噪，指出周鴻慶的目的是尋求“政治庇護”，“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將周鴻慶交給臺灣。日本政府經過研究，決定將周鴻慶遣回中國。臺灣爲此召回了“駐日大使”及使館成員，斷絕台日貿易，並指使臺灣青年衝擊日本“駐台使館”，台日關係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國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訪台，雙方互做讓步，台日關係“恢復正常”。 但是，春色滿園關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協會”代表黑田壽男與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發表共同聲明，承認周恩來“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及“政經不可分”等主張。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聲稱，日本今後一方面與臺灣保持“睦鄰友好關係”，一方面促進日本與中國關係，並表示贊成在日本與中國間舉行大使級會談。 1969年尼克松上臺，中美關係發生質的變化。不久，加拿大、義大利相繼與新中國建交。在國際大潮流的推動下，日本決定加速改變對華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佈關於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廢除臺灣同日本的“中日和約”。 國民黨對此又急又惱。“行政院長”蔣經國發表談話稱：“最近日本政府首長一再聲稱，將與共匪進行所謂‘邦交正常化’，並表示日本與共匪關係正常化時將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日本首相及外相並計劃於9月間訪問大陸匪區，此乃對於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最不友好之態度。” 蔣經國嚴厲聲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損害兩國邦交與危害亞太地區和平安全之行動，以免造成歷史上之重大錯誤。”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榮首相不理睬臺灣的警告，稱中日邦交“勢不可擋”，並請蔣介石“諒解”。蔣介石惱怒之下給田中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內稱：中共之欲赤化亞洲以及全世界，乃盡人皆知之事，貴國與中共建交，在經濟上又無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圖，而亟亟於背信絕義，引猛揖盜如此？ 字裏行間，表達了蔣介石對日本的氣憤和無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並發表聯合公報，從即日起“日台條約”失效。 蔣介石聽後，無力地搖搖頭：“這個……這個日本……日本問題，使我死不瞑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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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14 | |
| 第七章 走不出去的外交 | |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爲中國惟一合法政府，恢復其在聯合國中權利”的提案。在此之前，臺灣當局“外交部長”周書楷已悄然離常臺灣當局被趕出了聯合國，許多國家紛紛與之斷交，“外交部”成爲“斷交部”。連蔣介石都承認臺灣進入了更艱苦的時期，“更要自己靠自己了”。 １。“控蘇秦”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國解放區代表董必武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1949年，中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理所當然地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美國不甘心其在中國大陸扶蔣反共政策的失敗，爲了扼殺新中國，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它頑固地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大的合法席位，繼續讓臺灣蔣家小朝廷的代表佔據中國的席位。爲了恢復新中國在聯大的合法席位，早在新中國成立的前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通過決議，否認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出席第四屆聯大的資格。不久，周恩來分別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聯大主席羅慕洛，鄭重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國民黨集團已喪失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實依據，要求立即取消所謂“中國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面對新中國的正義呼聲，蔣介石害怕被趕出聯大，爲此，他立即著手開展政治、“外交”活動。1949年11月，臺灣當局“駐聯大代表”蔣廷黻向聯大提出《控蘇案》，以迂回反擊中囯共產黨。 在《控蘇案》中蔣廷黻指責蘇聯違反1945年8月14日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以軍械及經濟援助中囯共產黨。他請求聯合國判定蘇聯爲侵略行爲，建議一切會員國停止向中囯共產黨供應物資和不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美國的支援下，臺灣勾結一些南美小國家使此提案在聯大通過。臺灣的行爲激怒了蘇聯，蘇聯駐聯大代表馬立克在安理會上提議將臺灣代表從安理會開除出去，並支援周恩來的合法要求。由於英、美兩國的聯手反對，致使該案擱淺。對於劍拔弩張的安理會內爭，秘書長賴伊企圖打破僵局。他公佈了一件備忘錄，聲明：建議將中國在聯大的席位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聯合國會員國地位問題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問題應分開，凡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國家，不應以此爲理由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針對賴伊的這個妥協折衷方案，美國在1950年1月5日宣稱將聽任各國代表團自由接受中共政權加入聯合國。稍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進一步解釋：“美國政府對中共政權加入聯合國只作象徵性的反對，如果安理會贊成中共政權加入，美國將不行使否決權。” 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共恢復聯大席位問題出現鬆動，臺灣當局在聯大席位發生動遙蔣介石對此憂慮重重，他後來回憶道：記得民國40年的時候，我政府派駐在聯合國的蔣代表問我，“萬一共匪羼入聯合國，則我們將採取何種態度？”當時，我即答復說：“我們的複國基礎有二：在國際上，法律地位的憑藉，則爲聯合國；在內政上，則爲復興的基地臺灣。這兩個基礎，皆爲重要，但其根本，還是在臺灣。如兩者不可得兼，則我寧可放棄聯合國，而確保臺灣。這是我政府最後不得已時之惟一政策。 50年代，正當蔣介石對能否保住聯大席位惶恐不安之時，朝鮮戰爭爆發，臺灣乘機再度提出《控蘇案》。在美國的操縱下，《控蘇案》獲得通過，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的代表權問題再度擱淺。 周恩來 ２。“黑人兄弟把我們擡進了聯合國” 到了六七十年代，隨著新中國國際威望的不斷提高，亞非拉一些新獨立國家不斷加入聯合國，贊成新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不斷增多。爲了繼續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1961年起，美國及其盟國每年都提出一項提案，硬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樣一個簡單的程式問題，變爲必須由聯大2／3多數票贊成才能作出決定的所謂重要問題。這就是所謂的“重要問題”提案。 但是，強權擋不住正義。在聯大每年就中國代表權問題舉行討論時，支援新中國的國家逐年增多。1970年，在25屆聯大上，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驅逐臺灣當局的提案以52票贊成、49票反對獲得簡單多數，提案雖沒通過，但已接近“由量變到質變’了。 隨著尼克松對華政策的改變，在25屆聯大以後，美國也改變了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政策。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國情咨文中表示：“美國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組織中扮演一種建設性的角色，從而建立一個安定而和平的國際環境。” 蔣介石覺察到事情不妙，3月11日，他在接見美國合衆社總裁湯姆森時說：聯合國如果准許共匪加入，實即無異給它本身簽署死亡判決書。如果子共匪以可乘之機會，它將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破壞這一世界組織。如果聯合國這一世界組織具備對共匪加以譴責的正義與公正精神，這是一不難解決的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加入聯合國，……共匪僞政權如果獲准進入聯合國，則無異給聯合國敲起了喪鐘。 然而，美國既不想抛棄老朋友臺灣當局，又要考慮中國的要求，就提出了“雙重代表權”政策。1971年8月2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發表《關於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聲明》：美國將支援今年秋天聯合國大會上要求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席位的行動。同時，美國將反對任何驅逐中華民國的行動，或者以其他方式剝奪它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行動。……我們所作出的這項決定是完全符合尼克松總統希望使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以利於世界和平的願望的，並且也完全符合我們的一種信念的，那就是相信中華民國繼續在聯合國中擁有代表權將有助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 8月17日，美國的態度更趨明朗化，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喬治·布希向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遞交了一份解釋性備忘錄，正式要求把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第26屆會議議程，並提出“雙重代表”提案：在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聯合國應當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存在的，並且應當在規定中國代表權的方式中，反映出這一不容爭議的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有代表權，而同時應當規定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 這種辦法實質上是製造“兩個中國”。美國在聯合國玩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臺灣地位未定”或其他類似情況！ 1971年10月18日，聯大26屆會議開始就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提案進行專題辯論。蔣介石預感前途不妙，忙派他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到紐約親自督陣，周書楷則跑到布希那裏去求救。 布希大包大攬地說： 當然有絕對把握，起碼有兩個理由：第一，這個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聯大驅逐你們的代表，2／3的贊成票，談何容易！第二，修正案本身就是“兩個中國”方針的産物，靈驗得很，只要有我布希在，保證不會出問題！ 事情的發展遠遠出乎他們的意料，在一周的辯論時間裏，約有SO 個會員國的代表發麵對這一形勢，布希比周書楷還急眼，布希拉上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四處活動，用允諾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銷援助等形式來施加壓力，對許多國家威逼利誘，極力拉攏。有的國家代表不敢得罪美國和日本，被追不過，只好躲到廁所裏，布希就讓臺灣“代表”等在廁所門外，搞得人坐臥不寧。 10月25日，第26屆聯大就中國問題進入最後表決的關鍵時刻。以阿爾巴尼亞等23個提案國爲主，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聯合國的惟一代表爲一方；以美國、日本等“兩個中國”的提案國爲另一方，雙方展開了一場空前的投票“角逐戰”。 首先，關於美國的“雙重代表”提案，投票結果以59票反對。 55票贊成、15票棄權而給予了否決。接下來要投票表決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提案，布希再耍花招，要求刪去提案中“立即驅逐臺灣代表出聯合國”一節。各國代表齊聲反對，聯大主席馬利克順乎人心，毅然做出裁決：提案按原樣付諸表決。 這時，臺灣已注定失敗，爲避免出現當面被逐的尷尬局面，蔣介石今“外交部長”周書楷率臺灣出席聯大的“代表團”悄悄退出了會場，狼狽而去。 很快，關於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的表決結果出來了。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提案以壓倒多數順利通過。 提案宣佈：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權利，承認其代表爲中國駐聯合國的惟一代表，同時從此自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排除蔣介石代表所非法佔據的席位。此時，聯合國大廳裏再次響起了熱烈的歡呼聲，第三世界國家衷心慶祝中國取得了巨大勝利。 這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 表決之後，美國首席代表喬治·布希發表談話，不得不承認：任何人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確實代表著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真遺憾，有些答應支援美國提案的代表沒有出席會議，有些做出承諾的代表棄權了，我無力回天！ 布希不愧是有見識的政治家，他話鋒一轉：這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反西方集團在美國威信處於危險狀態時，第一次擊敗美國。 當日，臺灣“外交部長”周書楷宣佈，臺灣“退出”聯合國。 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致電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通知聯大會議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邀請中國派出代表團出席26屆聯大。 毛澤東親自指示：“馬上組團去聯大！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擡進去的，不去就脫離群衆了。讓‘喬老爺’做團長！”11月9日，由喬冠華、黃華、熊向暉、王海容等組成中國代表團飛往紐約。 喬治·布希代表東道國向前來參加26屆聯大的中國代表團表示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這裏，聯合國將更能反映世界當前的現實情況。美國人民同中國人民也有著長期的友好關係，美國相信，只要重新獻身于憲章的原則，我們就能走向實現世界和平和正義。 日本代表隨後也作了一分鐘的發言。全文132個字，成爲最簡單的發言。 1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第一次在聯大發言，對聯大主席和支援中國的代表們表示感謝，並雄辯地闡明瞭中國在裁軍、中東、印巴衝突等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的立場，有力地抨擊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嚴厲譴責了美國。 隨著中國代表的到來，美國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各大報紙、雜誌紛紛刊登文章，《中國的喬》、《喬的微笑》等風靡美國，中國代表的衣著、習慣以及吃飯用的筷子等很快成爲美國的最新流行。美國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中國有了重新的認識：中國雖歷經劫難，但卻永遠不會趴下。 在聯大驅蔣之後，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有20多個國家與臺灣當局“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截止到1973年2月，僅有39個國家和地區同臺灣當局保持“外交”關係，到1991年，同臺灣保持“外交”的國家和地區進一步減少到30個左右。時任臺灣“外交部長”的周書楷深感無“外”可“交”，“外交部”也被人譏諷爲“斷交部”。這時，一再提醒自己和國民“處變不驚”的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遷台以來的最大挫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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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17 | |
| 第七章 走不出去的外交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美國尼克松政府更進一步加緊了與新中國的聯繫。先是基辛格訪華，接著尼克松跨越大洋，與毛澤東在他的書屋中緊握大手。本來與蔣介石私交甚深的尼克松引起蔣介石極大的反感。蔣介石大罵：“尼克松不是個東西！” １。“雷諾案” 美國，是國民黨政權立足臺灣的支柱。隨著杜魯門下臺和艾森豪威爾的上臺，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和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大批美援抵台，台美關係進入“蜜月”時期。但是，在台美親熱的過程中也不乏發生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小插曲。其中“雷諾案”一度給台美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美國是實用主義者，他們援助與協防臺灣，是爲了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以與蘇聯、新中國等國家抗衡。但是，美國的幫助在客觀上也使發發可危的蔣家小朝廷免受海外流亡之苦。由此蔣氏對美國真是感恩戴德，奉美在台人員爲上帝。而這些美國人也以施主的姿態在臺灣作威作福，肆意鬧事。臺灣人民不堪其壓，各界醞釀著反美情緒，終於，1957年3月，“雷諾案”引發了臺灣反美的浪潮。 雷諾，系美軍駐台顧問團上士。1957年3月20日夜，當其妻在洗澡時驚呼有人從窗戶偷看，雷諾一聽，提槍沖出房門，將在他家門口的劉自然殺害。殺人本該受到懲罰，但是，由於美國在台官兵及眷屬享有外交豁免權，雷諾只能由美軍的軍事法庭審判，臺灣警方和法院對此無能爲力。當此案報知“外交部”時，“外交部”照會美駐台“大使館”，要求：在該案未解決之前，雷諾不得離境；在臺灣公開審判；要迅速、公開地給以判決。美國對此要求表示答應，但不久，美軍駐台軍事法庭以“正當防衛”爲由，宣判雷諾無罪，並決定將雷諾一家送回美國。 雷諾被判無罪後，臺灣民衆被激怒了。臺灣《聯合報》發表《沈默的關注》一文，指出：我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對於此案，都在加以沈默的關注，大家在等待一個考驗。中國雖是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但中國人生命的價值與美國人生命的價值是否“同值”，美國人在經援之外，能否進一步以公正的法律，贏得盟邦的人心。 臺灣輿論界紛紛揚揚，要求對此案重新審判。 5月24日，劉自然的妻子奧特華手舉抗議牌出現在美國“人使館”前。牌子正中寫著：“殺人者無罪？我控訴！我抗議！” 奧特華的抗議活動引來了衆多群衆的圍觀。奧特華當衆對美國進行了聲淚俱下的控訴，由此引發了群衆蓄積已久的反美情緒。 6000多人沖向美“大使館”，撕破星條旗，毆打了“使館”人員，並襲擊了美國新聞處和美軍協防司令部。臺灣警方奉命前往鎮壓，致使2人當場死亡，32人負傷，台當局連夜頒佈“戒嚴令”，群衆的反抗被暴力鎮壓下去了。 美國對此事表示不滿，艾森豪威爾發表聲明，暗示了這次事件是有組織的行動。蔣介石怕得罪美國佬，遂親自向美國致歉。 宣稱這次事件是“非法的暴行”，是“犯罪的行爲”。他還鄭重聲明：我們爲貫徹反共抗俄的國策，惟有與世界民主集團領導者的美國站在一條戰線。在我們的陣營裏，決不容許任何人反對這個國家。 蔣介石的一再致歉、表白。賠償和制裁，終於博得了艾森豪威爾的一張笑臉，籠罩在台、美間的陰雲頓時消散。 ２。台美“蜜月” 爲了表示美國對遠東的重視，1960年6月，艾森豪威爾在離任前夕出訪菲律賓、日本、臺灣和南朝鮮。對於艾氏訪台，臺灣方面歡欣鼓舞，認爲這對提高臺灣的“國際地位”，顯示台美間的特殊關係具有重要意義。蔣介石也深感艾氏給了他足夠的面子，遂不惜一切討好美國總統。 6月16日，艾森豪威爾由菲律賓搭乘第七艦隊的旗艦“聖保羅號”重巡洋艦前往臺灣，第七艦隊的全部船艇出動，全程護衛。臺灣則派出“洛陽號”等12艘軍艦組成“護衛艦隊”，遠到南中國海迎接艾氏的座艦，然後，臺灣軍艦和第七艦隊會合後浩浩蕩蕩來到臺灣淡水港。第二天，艾氏改乘飛機抵達臺北。蔣介石、宋美齡、陳誠、張群等國民黨官員傾巢而出，到機場迎接艾森豪威爾。在機場的歡迎儀式上，鳴禮炮對響，24架軍用戰鬥機組成整齊的編隊飛過上空，沿途20多萬市民夾道歡迎。接著，蔣介石致詞，稱艾森豪威爾“不但是一位當代大政治家和大軍事家，而且是領導自由世界的一位偉大領袖和我們中華民國共同患難的忠實朋友。” 隨之蔣介石和艾森豪威爾舉行會晤，就世界局勢、臺灣防衛、台美友誼等問題進行了座談，雙方還就此發表了“聯合公報”。 艾森豪威爾訪台事後，臺灣駐美“大使”沈劍虹寫道：“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1960年訪華之行，使中美關係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高潮。他是歷來第一位在任內訪問我國的美國總統。”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給予堅決反對，並發表《告台、澎。金、馬軍民同胞書》。聲明“爲了向美帝國主義示威，將循單日打炮”的慣例，以爲艾森豪威爾送行。 甘乃迪上臺後，台美關係明顯降溫。雖然甘乃迪仍然宣稱堅持艾森豪威爾對華政策的三原則，即： 承認臺灣爲“中國的合法政府”；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對於蔣介石叫囂的“反攻大陸”問題，甘乃迪政府表示：“無論共產黨政權是否搖搖欲墜，美國不支待臺灣對大陸進行任何進攻的嘗試，同時美國也決不會放棄臺灣。” 約翰遜繼任美國總統後，對華政策更有了明顯的改變。 1964年國際上發生兩件爆炸性新聞，一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二是中國同法國建交，這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美國政府受國內。國際局勢的壓迫，不得不重新考慮對華政策。 1964年1月，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講，美國忠於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義務，但同時期待著有一天能同大陸中國恢復關係。 1965年6月30日，美國停止了對臺灣的經濟援助。 1966年4月，臘斯克宣佈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10點聲明，其中包括：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美國無意攻擊中國大陸；避免作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敵對是“無終止的，永不可避免”的假設；與中共繼續在華沙作直接的外交接觸；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談裁軍及制止核子擴散等問題。 1966年，美國國務卿臘斯克抵台訪問，當記者問他：“請問，您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嗎？”臘斯克答： “我們承認中華民國作爲中國政府”。“惟一”二字無形中消失了。 種種迹象表明，約翰遜欲改變美國對華政策。蔣介石心急如焚，不斷接見記者對美國提出警告和建議。他在就任第四屆“總統”時間接批評了美國：任何姑息主義，就是失敗主義的變相！一切幻想。 等待、接觸、姑息、求饒……亦就正是中了毛匪所說的“對敵人碉堡最容易的戰法，是從其內部來攻破”的詭計。1966年8月，蔣介石在會見美國記者時稱：美國應當採取有效的步驟解救亞洲當前的危機，組成以美國爲首的反共聯盟；美國不能退出亞洲，應注意共匪的陰謀，主動摧毀共匪的核裝置，共匪有與蘇聯重修舊好的可能。對於蔣介石的大放厥詞，約翰遜不予理睬。 1966年10月，約翰遜宣佈將訪問亞太地區6國，有意不安排訪台，對於美國的冷落，蔣介石大爲不滿。 ３。“莊敬自強” 1968年11月，尼克松當選爲美國總統。由於尼氏在艾森豪威爾時代曾擔任過副總統，以堅決反共著稱，又同蔣介石私交甚深，因此，蔣介石對尼克松政府充滿了希望。1970年1月，尼克松就職，他發去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賀電：欣逢閣下當選爲美國總統，本人與蔣夫人謹致哀心之賀忱。並祝：閣下政躬康泰，事業成功，尼夫人康健快樂。本人深信，貴國在閣下賢明領導之下，中、美兩國間傳統友誼，必將更加鞏固，全世界自由國家之團結，亦將愈爲增強。 1970年11月，蔣介石在回答法國作家的採訪時，再次表露出對尼克松總統的期望：尼克松政府一如其前任歷屆美國政府，深知太平洋地區安全對美國本身以及整個自由世界和平與安寧的重要性，尤其尼克松總統本人對遠東事務至爲熟悉，對此更有深切認識，因此我相信他所領導的美國政府，在戰略上將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蔣介石的希望落空了。美國從全球爭霸的戰略出發，爲了對抗蘇聯，它要利用中國作杠杆對蘇施加壓力；同時，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潭中不能抽身，它要儘快結束越戰，必須取得美國公民的諒解。鑒於以上種種原因，尼克松決心從根本上改變對華政策。 1969年7月，美國國務院宣佈放寬與新中國的貿易及美國公民前往中國大陸旅行的限制。8月，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在澳大利亞發表演講，呼籲同新中國重開華沙談判，以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9月，尼克松在聯大表示願意同中國領導人談判。 12月，美國決定終止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定期巡弋，並取消向臺灣提供18架F －4D戰鬥機。1970年12月，尼克松在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報告中說：“從長遠來說，如果沒有擁有7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要建立穩定和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想像的。” 蔣介石見此急忙修補台美關係。1970年1月，蔣介石與美國副總統阿格紐在臺灣兩度會晤，要求美國增加它在亞洲，尤其是東亞的責任感，並對美與大陸關係表示“關切”。阿格紐重申了尼克松的主張，會晤沒有取得成果。不久，蔣經國訪美，“來美抗議美國改變中的對華政策”，結果，台美“未對特定的問題達成協定”，也未按慣例發表聯合公報。有人認爲：很顯然，美國不再絕對將中共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甚至在蔣先生訪美期間，未見美國政要公開講一句像以往一樣具有實質意義的支援中華民國的話。 看到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發生了轉變，一批跟在美國後面的“小兄弟”見勢不好，搶先一步與臺灣斷絕關係而與新中國建交，由此發生了1970年臺灣“外交”戰場的大潰決。面對臺灣“外交”江河日下之勢，1970年6月15日，蔣介石作《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的“外交政策”報告，也即“莊敬自強”文告，內稱：在過去這五個多月中間，大家業已經歷了可謂接踵而至的橫逆、侮辱、痛苦，但也正由於我們“有以待之”，畢竟無畏於一切考驗與試煉。 ……如果看到今天某些國家短視近利，違反理性，蔑視正義，修言和平而實在葬送和平的作爲，吾人即爲其所激怒，或爲其所脅喪，甚或爲其所協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氣”，那就正是在“自毀其壯士”！只要大家能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亦就是鬥志而不鬥氣，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沖不破的難關，也沒有打不倒的敵人。 處在日益孤立的國際社會，蔣介石不忘時時給自己打氣，給部下鼓勵。熬過了困難重重的1970年，等待他的1971年更是惡運連連。 這一年，美蔣關係全面惡化。2月25日，尼克松在發表的國情咨文中非常肯定地表示美國決心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對等的政策，並且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暗示了對新中國的承認。 第二天，臺灣“外交部”對此表示抗議：“我們對咨文中有關對共匪之想法不能苟同……尤其身居自由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任何片面示惠的表示及舉措，絕不能改變共匪的敵意”。3月2日，嚴家淦在“立法院”宣稱：“美國總統尼克松最近發表世局咨文，稱匪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當然堅決反對。” 不過，美國依舊我行我素。4月10日，在中國主動邀請下，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正式上演，這是20年來美國第一次官方性質的團體訪問大陸。幾天後，美國宣佈廢除繼續了21年之久的對中國大陸的禁運政策。 這∼系列舉動，使蔣介石再也忍無可忍了，他借接受美國記者採訪之機發泄了自己的不滿：共匪邀美國桌球隊前往大陸訪問，乃其國際統戰陰謀之一項作法，也是其對外滲透顛覆及赤化世界之另一戰術獲得初步之效果。大家如能有此認識，本人認爲美匪關係之實質，應不致困共匪之各種欺騙行動而有所改變。中華民國之基本外交原則爲立國之道應操諸在我，任何外在因素之變化，均不能影響中華民國之地位或其基本國策。 在蔣介石怒氣衝衝之時，毛澤東果斷地對中美關係作出戰略決策。4月27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向美國總統尼克松捎了一封信：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最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尼克松獲得此一消息後極爲高興。很快，他通知中國，派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來華，“探索重新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7月，基辛格轉道巴基斯坦來華，打開了中美高層直接會談的大門，並爲尼克松訪華探路。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譴組到北京爲總統訪華進行技術安排。此後，尼克松訪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４。尼克松主動伸出了手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佈將訪問中國。在宣佈這一消息之前的20分鐘，臺灣駐美國“大使”沈劍虹才得知這一驚人的消息，他後來回憶了當時的反應：有幾分鐘時間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我簡直不能相信方才聽到的話是真的。我想打電話給臺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國這邊的越洋電話接線生們那天正罷工。 我正在草擬電報時，電話又響了。這次是臺北外交部楊西昆次長打來的，問我是否從美國政府人士那裏，聽到有關基辛格秘密訪問北平的消息。臺北方面的人士剛剛聽到新聞快報，要我證實他們聽到的消息是否正確。像我一樣，臺北方面對這消息最初反映也是覺得難以置信。 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如同一顆原子彈爆炸，強大的衝擊波使年邁的蔣介石受到極大刺激，他竟沒有發表公開的談話和聲明。 然而，整個臺灣島卻沸騰了。臺灣“外交部”、“國民大會”、“議會”、“工會”、“商會”、“農會”等紛紛聲明抗議。 8月，埃伯特到臺灣安撫蔣介石，轉達了尼克松“永不背棄對中華民國的承諾，永不背棄我們忠實老友”的保證。蔣介石力圖勸說美改變政策，他說：“中美兩國長久以來原是邦交深厚的國家，而且每當中國艱難的時候，美國都能給予支援協助，使中華民國人民獲得自由，不爲暴力所奴役屈服，並保持我們完整的主權……中美兩國人民即愈益需要彼此通力合作，增進其堅定不渝的情感道義。”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改變美國既定的安排。 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乘坐“空軍一號”總統專機跨越太平洋，飛向北京。 在北京機場，飛機停穩後，打開艙門，尼克松身穿厚實的灰色呢大衣，冒著凜冽的寒風，在身穿紅外衣的夫人帕特的陪同下走出機艙。但是，奇怪的是，長長的舷梯上只走下來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兩人。面對舷梯旁幾十位前來歡迎他的中國領導人，尼克松一眼就認出了站在前面的周恩來，他不由地主動伸出了手，邁步走向周恩來。 後來，尼克松回憶了爲當時一刹那所作的細緻準備：爲了表示對這次訪問的重視和與衆不同，在機艙裏，我囑咐隨從人員，飛機停穩後不要急於出來，等我先下飛機看看中國領導人的表情後再做決定。 在1954年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事，表明周恩來對蔑視中華民族尊嚴的敏感程度……一天上午，當雙方（中美）都提前到了會場時，他們彼此遭遇了。周恩來伸出手準備握手，杜勒斯搖搖頭，走出了會議室，完全蔑視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六年之後，當周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重提這件事時，還露出痛徹心肺的表情……我深知這件事傷害了周恩來。因此，當我走下我首次抵達北京的飛機舷梯的最後一級向他走去時，就主動伸出了我的手。 這時，在寒風中迎候的周恩來不卑不亢，微笑著迎上去，緊緊地握住這位世界上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元首的手。兩個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敵終於走到了一起。 周恩來用詩一般的語言說：“總統先生，你把手伸過了世界最遼闊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訪華期間，中美雙方擬發表一個聯合公報，並爲此舉行了多次會談，臺灣問題成爲會談的焦點。中方堅持美方對台必須以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作爲恢復中美正常關係的前提，美方則不願放棄“兩個中國”的觀念，雙方爭執不下。周恩來只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彙報後，一語定乾坤：“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經過一番艱苦的談判和討價還價之後，終於，2月27日下午5時，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公報涉及到臺灣問題時說：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公報還規定了雙方逐步開展中美貿易以及在科學、技術、文化、體育、新聞等領域的聯繫和交流。公報最後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是中美關係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正如尼克松在離開中國前夕的宴會上祝酒時所說，他對中國的七天訪問“是改變世界的一周。”這確是一個並不過分的描述。 但是，在公報中，尼克松政府並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儘管表示將從臺灣撤出軍事力量，卻沒有爲撤軍規定時間。這表明，雙方還沒有爲實現兩國關係徹底正常化掃清障礙。 尼克松北京之行，徹底打破了蔣介石“反共複國”的夢想，蔣介石大罵“尼克松不是個東西”，同時聲明，《上海公報》協定無效，臺灣不予承認。而尼克松則不斷地對沈劍虹下保證：“美國決心遵守對中華民國的承諾”。當蔣介石聽到沈劍虹的報告後，不禁長歎一聲：“從此以後，我們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了。” 蔣介石從此臥病不起，直到去世。所以臺灣報刊盛傳，蔣介石實際上是被周恩來氣到七孔流血不止而死的。 | |
NO:410_29
|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41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 | |
此欄－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１之相關欄位（１－７章） Ａ。認識台灣專欄０１－政黨篇。。。（此欄不提供討論！） 小弟在此版所開欄位，歡迎參觀！∼∼謝謝！ 註１： 轉、修、貼之目的為：希望台灣網友看清楚目前中國政府的一手打壓台灣地位，另手打擊並揭發蔣幫宣傳的陰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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