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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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31 | |
| 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宋美齡一直涉足了中美外交事務，時人稱蔣介石搞的是“夫人外交”。到了臺灣之後，國民黨當局對美國的依賴要加加深。除了“外交”部門行政官員外，宋美齡成爲蔣介石最親密的私人“外交”事務助理，在這個方面，即使是頗具城府的蔣經國也比上宋美齡。許多國民黨要人都認爲：臺灣和美國的“外交史”，宋美齡絕對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宋美齡數度爲臺灣的安危，頻頻往返於太平洋兩岸。於是，便有了“夫人外交”續集。 宋美齡有多少錢？現在還是個謎，到臺灣之後，她對金錢的興趣較之過去大增。胸前常挂空軍軍徽，她不僅擁有私人專機，還操縱華航業務。圓山大飯店的總經理真是孔令偉嗎？蔣介石能讓宋美齡轉怒爲喜的“絕招”是什麽？ 宋美齡生在上海十裏洋場，在大洋彼岸，受的是近代西式教育，又來自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後貴爲“第一夫人”，這些便她的日常生活、思想觀念有別于常人。而蔣介石作爲舊式家庭培養出來的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生活習慣、思想就與夫人有很大差別。兩人結合多年，既相互影響，又保留了各自的特點。 蔣介石在世時，蔣家人丁興旺，四世同堂，兒孫繞膝，不乏天倫之樂。但家庭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其中關係又頗爲複雜，政治難免會介入家庭之內，所以，“第一家庭”往往成爲世人關注的焦點。 隨著日益年邁體衰，蔣介石愈來愈考慮繼承人的問題了。鑒於在大陸失敗的教訓，關鍵時刻衆叛親離，他對誰都不放心，思前想後，知子莫如父，親父莫如子，還是子承父業，才能確保“江山永存”。但是，身處現代社會，在民主大潮的沖去下，這種傳子不傳賢的作法難免會遭衆人非難，爲此，蔣氏父子要頗費一番心思。 與所有食人間煙火的凡人一樣，蔣介石也有生老病死之日。他撒手人寰之後，蔣經國接班，但宋美齡在政治強人的心理驅動人，憑藉權力資源，仍想搏擊政海，傳統的“死人政治”權術在她手中又有了新花樣。不過，她沒有成功。 想當年，宋美齡如花似玉，得到豪門貴族的呵護，曾經紅極大上海的交際圈；西安事變，“美人救英雄”傳爲美談；聲色傾倒華府，贏得大批美援；開羅會議，穿梭於操縱世界命運的政治巨頭之間，……而如今，孤獨一人頤養天年。人世間，紅塵滾滾，風流終被風吹雨打去，剩下的是什麽？
註２：此書內容轉貼目的：為認識台灣專欄０１－政黨篇欄之補充資料。。。。。。 註３：宣告此書之‘繁體網路版’在台版權之優先申請權歸Garth大哥及台灣茶黨所有管理者所有。（另說明此書原著一大敗筆，甚多內容未載明出處！。。請各網友檢視！） 註４：原此書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８月。 註５： 轉、修、貼之目的為：希望台灣網友看清楚目前中國政府的一手打壓台灣地位，另手打擊並揭發蔣幫宣傳的陰謀！ 註６：此欄－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之相關欄位（８－１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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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47 | |
| 第八章 “夫人外交”續集－（夫人援交記 | |
宋美齡一直涉足了中美外交事務，時人稱蔣介石搞的是“夫人外交”。到了臺灣之後，國民黨當局對美國的依賴要加加深。除了“外交”部門行政官員外，宋美齡成爲蔣介石最親密的私人“外交”事務助理，在這個方面，即使是頗具城府的蔣經國也比上宋美齡。許多國民黨要人都認爲：臺灣和美國的“外交史”，宋美齡絕對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宋美齡數度爲臺灣的安危，頻頻往返於太平洋兩岸。於是，便有了“夫人外交”續集。
1948年年底，蔣介石政府敗象漸生。一方面美援枯竭，軍費無法維持；另一方面美式裝備由於零配件的缺乏而成了一堆廢鐵，飛機停在機場，無法上天，坦克成了士兵宿舍，無法開動。請求美援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援成了蔣介石政權的當務之急。1948年11月28日，宋美齡帶著創造“奇迹”的願望秘密飛赴美國。這位第一夫人究竟要創造什麽“奇迹”呢？ １。美國人不給面子 1948年，蔣介石、宋美齡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深淵。在國內，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發動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相繼被粉碎，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攻。在國外，美國朝野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和無能，已公開表現出失望和不滿。大廈將傾，蔣介石卻不自知，抑或自欺欺人。他極力爲自己鼓勁，表明自己並未失敗。可是，無論怎樣粉飾和辯護，蔣介石已無法挽回狂瀾既倒之頹勢。蔣介石萬般無奈之際，明知美國的厭蔣態度，卻硬著頭皮給杜魯門總統寫信，名義上是祝賀他連任總統，實際上是乞求美國政府繼續支援他一次，蔣介石只要求美國政府給予他精神支援。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彈藥，而是希望杜魯門政府發表一篇支援蔣介石的“堅決的宣言”。他相信這篇宣言比原子彈的威力還大，可以維持蔣介石的“士氣與民心”，“還可以加強中國政府的地位”。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連這點可憐的要求也被杜魯門立即拒絕了。這無疑是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感到萬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政治舞臺，而要繼續執政，就必須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援，其他都無濟於事了。蔣介石冥思苦想，終於心生妙計，讓善於交際又諳熟美國政界的宋美齡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國支援。此時的宋美齡，眼看蔣介石大勢已去，憂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發作，一睡下便惡夢連連。在兵敗如山倒的困難時期到美國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務，宋美齡本不願意，無奈自己的整個政治生命都押在蔣介石的前程上，自己不能不爲之。 宋美齡赴美之前，杜魯門通過國務卿馬歇爾通知宋美齡，只能以“私人資格”訪問。出師不利，給宋美齡此次訪美罩上了不祥的陰影。宋美齡心裏有一百個不痛快，但還是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她忘不了1943年的外交輝煌，她自信能代表蔣介石，憑這一私人資格也能解決一切難題，“奇迹”一定會發生！ 然而，今非昔比。1948年的形勢不是1943年的再版。當年羅斯福總統支援的是一個“抗戰的中國”，而現在杜魯門總統無法給予一個氣數已盡的“腐朽的中國”以無止境的援助。因此，宋美齡此次訪美無“旋風”可刮，便也是意料中事。 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宋美齡一下子就感覺到所受到的待遇與五年前有天壤之別，沒有紅色地毯，沒有歡迎儀式，沒有國會的演講，也沒有記者席上傳來的熱烈掌聲。白宮明顯刻意地將這位中國“第一夫人”的來訪作淡化處理。驕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無人理會的灰姑娘！她寂寞地在馬歇爾將軍的官邸小住了一段時間，杜魯門總統夫婦並未邀請她去白宮官邸作客。宋美齡對美國人的冷淡感到很難過，她的一些美國朋友也爲此感到很難堪。美國人看到這位“在中國的美國女兒”當年才貌出衆而今魅力猶存的蔣夫人，如今成了落毛的鳳凰，處境如此狼狽，心裏有些許不安。爲此，馬歇爾於12月3日會晤了宋美齡，並與夫人設法將她安頓在佛吉尼亞自己的家裏過夜。在官方場合，宋美齡的到來，顯得特別尷尬。只有共和黨、院外援華集團和盧斯等少數同意幫助蔣介石政權的人，對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1948年12月10日，杜魯門終於打破沈默，邀請宋美齡參加一次茶話會。杜魯門看上去對她很客氣，實際上對她很冷淡。茶話會進行了半小時後，杜魯門有些不耐煩了，他請宋美齡進他的書房，給她半個小時爲自己的要求進行辯解。宋美齡舊話重提，要求美國：發表支援南京政府反共救國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來華主持反共戰爭之戰略與供應計劃的制訂工作；提供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杜魯門接過話題，開門見山地說：“中美友誼在歷史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頁，但感到抱歉，因爲‘美國只能付給已經承諾的援華計劃的四十億美元，這種援助可以繼續下去，直到耗完爲止，美國不能保證無限期地支援一個無法支援的中國（政府）’。” 宋美齡再三向杜魯門說明中國的苦處，以及中國國民黨軍隊失利原因，正如她日後在母校美國威爾斯利大學講演中所說的，“中國大陸‘淪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擊只有一個。我們知道當時世界的輿論，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響，一致運用宣傳的靈活，發表攻擊政府袒護中共的言論。你們一定很清楚地記得，當時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這一回，就像有人下了咒語，宋美齡的傑出口才，迷人風度全失了靈。杜魯門根本就不爲之所動，他對這類說詞，似乎認爲是陳詞濫調，了無新意。杜魯門不僅當時沒給宋美齡面子，而且還不客氣地向報界發表一項聲明，透露美國給蔣介石的援助總額已超過38億美元，離美國的承諾援助額很接近。 給宋美齡的尷尬不止於此。茶話會以後，杜魯門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用挖苦的口吻說： “她到美國來，是爲了再得到一些施捨的。我不願意像羅斯福那樣讓她住在白宮，我認爲她也不太喜歡住在白宮，但是，對她喜歡什麽或者不喜歡什麽，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此後，杜魯門還向他的助手坦率地談論中國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他說，今天肯定有10億美元的美國貸款，在紐約列人中國私人的銀行戶頭。不久，他聽說他的估計過於保守了，1949年5月，亦即來美齡訪美後的幾個月，美國銀行界傳出，宋家和孔家確實有20億美元存在曼哈頓。杜魯門得知後，立即命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以便確切瞭解這些存款的數額和儲存地點。這次調查結果直至1983年之後才作了部分銷密，並且仍然有所保留。通過這次調查，杜魯門對蔣介石政權徹底失望了。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對美國作家默爾·米勒的一次談話中，仍憤憤地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老蔣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産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裏，這就是曾經而且仍然在爲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使用的錢。”對於“專款”未能“專用”，美國人怒不可遏。 由於杜魯門“見死不救”，宋美齡萬裏乞授不僅一無所獲，而且還丟盡了面子。宋美齡不甘就此罷休，她於1948年12月6日，1949年1月15日連續兩次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美國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難中的國民黨政權，以免“大陸陷入中共之手。”然而，回應者寥寥無幾。“奇迹”沒有發生，宋美齡自感“有辱使命”，憤怒之餘，想離開華盛頓，一走了之，但又感到無顔歸國見“江東父老”。於是這位“紐約榮譽市民”便於1949年1月16日始悄悄隱居在紐約裏弗代爾獨立大道4．904號的孔家別墅裏，從此再未踏上中國大陸之土。孔宅是自成一體的社區之一，深宅大院，房子隱藏在樹叢中，鄰裏間彼此相隔很遠。隱居在此的宋美齡，並未偃旗息鼓。 1949年1月16日，宋美齡命人拜訪當時的駐美大使顧維鈞，以瞭解美國對於南京方面要求它從中斡旋以促成國共和談的反應。19日，蔣介石要來美齡回去，但宋美齡建議，改派別人回去彙報。宋美齡不急於回去是想再過一段時間以觀察局勢如何發展。6月12日，宋美齡召見顧維鈞，以瞭解華盛頓的情況。談話中，宋美齡哀怨地說：目前的困境應歸咎於美國國務院。她還透露：馬歇爾曾答應她不反對援華。 與宋美齡裏弗代爾的隱居生活相比，蔣介石在南京真是度日如年！1948年12月31日，南京黃埔路總統官邸舉行除夕晚宴，“黨國”在京要人40余人出席。雖然華燈璀璨，簽歌盈耳，卻掩飾不了“最後的晚餐’沖的悲涼氣氛。席間，蔣介石讓張群念了準備發表的新年文告，這是一個求和文告，也是一個下野文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南京城門實際上已向北洞開。蔣介石讓蔣經國去上海。12日，又派蔣經國、俞濟時等在老家溪口布設通訊網，爲下野幕後操縱做準備。16日，又下令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將外匯、黃金化整爲零，存入私人戶頭，以免被新政權接受。21日，驅車到中山陵謁陵。23日，住進溪口老家蔣母的墓廬“慈庵” 。1月28日是農曆除夕，也是蔣介石36年來第一次在老家過年。雖然蔣經國一家都在身邊，但畢竟宋美齡遠在大洋彼岸，未免有些欠缺。他怎能不想到還在美國的妻子？她爲了他的“事業”，將個人的聲譽置之度外，所幸的是，他主持修訂的族譜，令他較爲滿意。原來，在新修的蔣氏族譜中，蔣介石解決了一個大難題，蔣經國生母毛福梅寫成蔣母王氏之義女，他的義姐；蔣緯國改在宋美齡名下爲宋所出。宋美齡名分已定，蔣家的人便皆大歡喜。大年初一，溪口組織了盛大燈會，舞龍燈，獅子滾繡球……熱鬧非凡。蔣介石從上海聘請的京戲班子演了十多天，與鄉親們同樂，感謝他們對家人的關照。望著這場面，真令人有不勝滄桑之感。想起1947年4月2日，與夫人宋美齡榮歸故里，溪口也是演戲三天三夜，既是慶賀他“凱旋”故里，又是爲夫人祝壽。那時，他興致很高，每晚都點一二出戲看。如今，這一切皆成過眼煙雲，眼前的舞龍、演戲只是苦中作樂，自我麻痹。 4月21日，人民解放軍過江，23日南京解放。25日，蔣介石離開溪口赴上海，對湯恩伯等做了部署。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1日蔣介石抵達臺灣高雄。後又返回福州安排防禦事宜。21日，他乘“美齡號”返台。不久，他又回大陸活動。12月10日，由成都飛回臺灣，從此再未回大陸。
蔣介石“心有餘悸”地逃往臺灣，而蟄居美國的宋美齡日子也不好過。1949年8月5日，杜魯門打出了一枚對蔣介石政府具有摧毀性打擊的巨型“炸彈”——《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杜魯門政府爲直接指責國民黨政權失敗責任，斷言國民黨政權已腐敗無能，無可救藥。 “無可奈何花落去”，幻滅與怒火，使這位中國“第一夫人”臉上失去了昔日的嫵媚與光彩。宋美齡決定離開美國。但是她仍不“服輸”，臨行前，她要對美國人民發表告別廣播講話。1950年1月9日，宋美齡在裏弗代爾寓所向全美發表廣播演說。她首先向美國人民辭行，感謝他們“殷切的接待”。她無限傷感地告訴美國人民：幾天之後，我就要回到中國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慶、上海或廣州，我不是回到我們的大陸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臺灣島去，臺灣是我們一切希望的堡壘，是反抗一個異族蹂躪我國。 宋美齡直指，臺灣是她的“人民所在地”，那問題是大陸人民如何處理呢？這不等於自絕於大陸人民嗎？國民黨政權發動內戰，花了美國援助的幾十億美元，在戰場上較量3年失敗之後逃離大陸，卻說是遭到了“異族蹂躪”。宋美齡將中國人民的勝利看作是蘇俄對中國的“蹂躪”的結果，無疑是轉嫁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責任。她講道：“不論有無援助，我們一定打下去。我們數百萬同胞正在致力於長期鬥爭。只要我們一息尚存，只要我們對上帝存有信心，我們就要奮鬥，無一日之一時不用來爲爭取自由而鬥爭。” 這番話無非是表表決心，撐撐面子而已。此行來美國不正是爲了美援嗎？至於“對上帝存有信心”云云，則不免令人聯想起唐人的詩句：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800萬軍隊都被人民解放軍解決了，還想讓“數百萬同胞”去“爲爭取自由而奮鬥”，恐不那麽容易了。 宋美齡不點名地批評美國統治集團中對蔣介石失去興趣的人們，說“那些貪生怕死不顧道義的人們，可能認爲無可救藥而要將中國予以登出了。”她更加憤恨地指名抨擊英國，對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憤慨。她說：“在道義上怯懦的人們現在正在抛棄我們了”，她“以沈重的心情”“看見曾爲盟友的英國，過去雖以數百萬生命獻在自由的壇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領袖導入政治陰謀的魔窟。英國爲了幾塊銀子的代價出賣了一個民族的靈魂，我說她‘太無恥了’！”罵完英國，她接著總結道：“大凡在道義上是邪惡的，就永遠不會在政治上有公理的。” 和“那些貪生怕死不顧道義的人們”，“在道義上怯懦的人們”相對比，她的夫君蔣介石是值得讚頌的。她誇耀蔣介石的反共經歷，“蔣總統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發共產黨徒陰謀的第一人，同時也是著手反共的第一人”，“1927年的國共決裂，就是由他單獨負責的。” 極強的自尊心驅使她講道：“我不能再向美國人民需求什麽。我在貴國停留的這幾個月中，沒有發表演說，也沒有作過呼籲，我們國家雖然亟需你們的援助，但我從來未參加求援的競爭。”爲了維護自尊，說出這種與實際完全相反的話，暴露出她求援不能而言之悻悻的情緒。，“要告訴你們我爲什麽這樣緘默。一個國家採取一個正義行動的時候，就和一個人行善一樣，必須是出於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諸他人的請求或要求。行動有出於仁慈，有出於憐恤，有出於正義。而正義是善，因爲它本身是善。” 接著，她不無感慨地說：“每次離開美國，我總不免意緒茫然。”在她所謂的“意緒茫然”中，也摻雜著幾多自尊與驕傲。她將自己與蔣介石比作受過亡國恥辱的蘇格蘭國王布魯斯。她說；“我們的朋友們！我們的國家受了屈辱，我們政府現在孤懸海外的島上，蘇格蘭的布魯斯，曾由山洞出來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們也要從島上出來和我們的人民站在一起！” 這篇演說詞是宋美齡親自動筆的還是請人捉刀的，不得而知。她的文字的確是獨樹一幟， 但毛病是華而不實。顧維鈞曾與宋美齡的英國老師丘奇夫人談論過宋美齡，當他爲宋美齡的光輝業績和流暢的英文向她致以敬意，並說我現在已知道蔣夫人是跟誰學的英語，恭維丘奇夫人時，丘奇夫人說：“不包括她用的那些華而不實之詞”。對於她這次離美前的演說，美國聽衆們又有何反應呢？除了那些議院內外的政客外，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她說了些什麽。“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切均已成爲昨日黃花。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宋美齡專程赴美“創造奇迹”，結果兩手空空，一無所獲， 無意中全美藝術家協會公佈：蔣夫人美齡當選爲“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宋美齡美在何處？《紐約時報》揭示：“蔣夫人之鼻列爲世界最美。” 1950年1月，對宋美齡來說，是失望中夾雜著期盼的。馬上，她就要結束美國之行，回到蔣介石的身邊。此次美國之行留給宋美齡的恐怕是一番苦澀的回憶。歷史真會作弄人！抗戰時期，她在美國呼風喚雨好不風光，不僅要到了美援，還贏取了美國老百姓的好感。因爲那個時候，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利益使它要得到中國回應。可是在1948年以後，她在美國的影響力忽然就不見了，如同被廢去武功的俠客，顯得那般無助和沮喪。因爲蔣介石政權腐敗、專制、倒退已爲中國人民、中國歷史所抛棄。日本已經投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警報已經消除，冷戰剛剛開始，臺灣地位的重要性，對美國人說，當時還不那麽凸現。 “但歷史上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公理終必戰勝”，宋美齡默念著這句話，登上了離美回台的飛機。
宋美齡此次訪美期間，蔣介石又一次放下地位和職權的“魔杖”，宣佈“引退”，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下野。這一年，蔣介石已經62歲了，本也該結束政治生命，頤養天年。然而蔣介石心有不甘，下野前夕，他大犯“下野綜合症”，又哭又罵，甚至還動手打人，朝天放槍，口口聲聲說有人逼他下臺。他的罵很有威力，使得許多國民黨要員都陪著哭。在一片哭聲中，蔣介石暗中使法，爲權力轉移設置障礙。爾後，帶著7部電臺，憤然回到溪口老家。“退休”的蔣介石無心於山水之間，也不願老在幕後操縱，隨時都想“複職”。由於蔣介石玩弄權謀，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沒有幾個人買“代總統”李宗仁的賬。國民黨桂系軍隊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以後，李宗仁在大陸的根基被挖盡，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帶著兒子及秘書、醫生飛往美國。李走後，蔣介石實際上“複職”了，但他親自指揮的成都地區保衛戰卻以失敗而告終。10日，蔣介石飛離成都，下午6點到達臺灣。21日，蔣介石批准胡宗南放棄成都，突圍退保西昌。在西南與中共對陣的希望破滅之後，蔣介石不免心灰意冷。 臺灣是個孤島，中共軍隊隨時都可能打過來。真的來了，能抵擋得住嗎？還有那個李宗仁，離開大陸仍沒有放下“代總統”的指揮棒，不讓權力之“形”再次回到蔣介石身邊，雖然實際上“複職”了，但“名不正，言不順”，也頗令人大傷腦筋。 蔣介石不由得想起宋美齡，又由宋美齡想到美援。真的沒有想到，12月30日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美國的對台政策。蔣介石屏氣聆聽，結果令他心驚膽顫。杜魯門宣佈： “美國此時不想在臺灣取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臺灣現在的局勢。同樣的，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授與軍事顧問於臺灣的軍隊。” 在蔣介石聽來，這樣的對台政策簡直無異於鼓勵共軍進攻臺灣，美國抛棄蔣介石了！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是蔣介石在政治舞臺上的一座靠山。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出錢、出物、出人，對蔣介石打內戰沒少幫忙，現在，美國政府對喪失大陸政權的蔣介石沒有信心了。美國的厭蔣態度使一直求助於美國的蔣介石感到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在這淒風苦雨之中，宋美齡空手回來了。夫人返台的消息給蔣介石帶來一絲溫暖。1950年1月10日，宋美齡飛離紐約。次日下午抵達檀香山時對記者說：“準備付出任何代價”，暗示她有徹國徇情的決心。她還對繪圖專家稱“你們也許要用紅墨水標誌中國部分，但我們必定要把這些顔色，滴滴點點，一步一步抹去的”，再次表達了她“反攻大陸”的鬥志。國民黨的潰退對宋美齡是苛刻的，竟然連向家鄉海南、上海，夫家溪口告別的時間都沒有給。13日，宋美齡風塵僕僕回到臺灣，蔣介石親臨機場迎接。夫妻相見，老沮縱橫。宋美齡強作笑顔與文武官員逐一握手，然後在蔣介石的陪伴下驅車直馳官邸。宋美齡的臺灣時代開始了。 此時的臺灣島，猶如汪洋中的一葉扁舟，真是天蒼蒼，地茫茫，風也急，浪也高。若假設驚魂未定的蔣介石是面臨失敗的楚霸王，那麽宋美齡是不是要效法項羽的愛妃虞姬，在蔣介石處境維艱的時候與其共存亡？否則，她爲何要選擇臺灣風雲最緊急的1950年之初返台？在這個臺灣局勢最緊張，地位最暖昧的階段。 可是，在宋美齡背後，卻有許多傳言，其中有的是在蔣介石逃離大陸前就已廣爲流傳。有的政治觀察家認爲，宋美齡在1948年乞援失敗後，深感國民黨政權已無掌握中國政局的希望，所以她便決心滯留美國，不打算回中國了。對此說法，一位宋美齡的老隨從反駁說：在西安事變的時候，宋美齡抱著必死的決心，決定到西安和蔣介石一起就難，她那時就沒有帶一向跟隨她的蔡媽，由此可知，宋美齡當時去美國，連蔡媽都沒帶去，證明宋美齡那時不曾打算長久在美國。 還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 稱宋美齡所以呆在美國一年有餘，是因爲她在料理她的私人産業。因爲，她若不在此時去把她在美國的私人産業作一個妥善處理，說不定中華民國政府垮臺之後，共產黨一旦接受了大陸政權，宋美齡名下的鉅額財産會因美國畏懼新中國政權的壓力，而把它拱手讓子共產黨。的確，宋美齡赴美時，孔家最善於理財的“大先生”——孔令侃也隨行護駕。在1949年以前，孔令侃就已經是宋美齡的私人總管，除負責料理宋美齡的私人重要函電，還要爲宋美齡管理財産。 談到孔令侃，還有個小插曲。說的是在蔣介石晚年時期，宋美齡因孔令侃一生對她的奉獻，而爲其在蔣介石面前美言爭取“行政院長”——或者是“副總統”職位，作爲回饋孔令侃的方式。可是，宋美齡讓孔令侃走上臺灣政治舞臺的想法，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贊同，而是遭到拒絕。爲此，宋美齡對蔣介石大爲光火，並且一度與他冷戰，拒絕共餐，拒絕共同散步。甚至有人說宋美齡在蔣介石死後，想渾水摸魚，向蔣經國提出同樣的政治請求，並要蔣經國就範。結果，小蔣與老蔣一樣不吃“母后”這一套，因而致使宋美齡與蔣經國之間出現微妙裂痕。宋美齡一氣之下離開臺灣，帶著孔令偉等人去美國與孔令侃等親人同住。 其實，孔宋兩家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內的人，均對臺灣的官位沒有什麽太大的興趣，雖然蔣介石父子未必會真給他們官做。不過，他們對錢財則非常上心。據傳，孔宋兩家有人向宋美齡提建議，建議她回臺灣讓蔣介石給她一定地位，因爲蔣經國正受他父親的命令，在大力整頓國民黨的黨務，並且藉機整頓異己。如欲鞏固孔宋兩家的人地盤，建立自己的地位，宋美齡呆在美國是無濟於事的。接著，那些人又給宋美齡分析道：蔣經國雖然全力以赴在搞接班，可是在婦女兒童方面，他的太太蔣方良不可能得什麽據點，畢竟她是個外國人，蔣家父子都不會放手讓她去做的。況且她也沒有什麽政治天賦。此外，在這個特殊時期你到臺灣，蔣介石會抱著感激的心理，並會讓你在某些方面擁有絕對的權力。
宋美齡走下飛機，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國已不國。在大陸暢行無阻的“第一夫人”要適應已經縮小爲60分之一的轄區環境和原來一個省機構上建立起來的所謂“全國政府”這一格局，真的很不容易。每想到這點，宋美齡那“反攻大陸”的決心就要堅定一分。 家已不家。 “四大家族”僅剩蔣記一家。孔、宋兩家不再與蔣介石爲伍而去了美國。陳果夫到臺灣不久便病故了，陳立夫不久則被蔣家父子排擠到美國養雞。臺灣成了地地道道的“蔣家王朝”。對此，宋美齡怎能不感慨萬千？真是風水輪流轉。誰能想到當年操縱中國政治、經濟命脈的“四大家族”全被趕出大陸，四方流浪？藍色誰又能想到一起奪權、掌權、保權的“四大家族”內部會四分五裂？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黨已不黨。蔣氏父子在臺灣總結經驗教訓，一致認爲大陸失敗首先是國民黨的失敗。認識“提高”了，偏安一隅的蔣介石要亡羊補牢，所以對國民黨進行了改造。事在人爲，改革後的國民黨面貌發生了變化：整頓了剛退守臺灣時的渙散狀態，重建了黨的組織系統，58萬黨員中，約有21萬被開除，且從當地吸收了部分黨員；削弱了元老們的力量，收回了他們的軍政大權；蔣經國進入黨的核心機構，“一枝紅杏出牆來”。 政已不政。逃台後，蔣介石自覺年老，非常急切地向兒子轉移權力。他企圖把部分黨務和政治系統的權力過渡到蔣經國手中，自己除了“國家大政”外，就是繼續掌握軍事大權。畢竟槍桿於是蔣介石手中重要的統治工具，可不能輕易放手。要從以蔣介石爲中心轉到以蔣介石父子爲中心上來，對宋美齡來說從中分享權力是有一定難度。 宋美齡回來後，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士林官邸，位於距離臺北的8英里的士林區的一片樹叢中，這裏又稱草山或陽明山。這座官邸建造十分隱秘，除非在空中鳥瞰才能一睹蹤迹，若在地面上，根本無法看到它的廬山真面目，因爲官邸四周樹木林蔭，枝葉繁茂，無一空隙，即使人們走過附近的公路，充其量也只能看到裹得緊緊的週邊樹木而已。官邸附近的馬路，看起來沒有實行軍事管制，但上空卻是飛行禁區。這裏不可能聽到飛機噪音——儘管松山機場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能經過士林上空，任何飛機都不能逾雷池一步。至於機場的管制塔臺，更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地控制飛機行蹤，不得有誤。因爲如果飛機稍稍偏離航道，就可能鳥瞰士林官邸全貌，給官邸帶來威脅。在充滿噪音的臺北市區，士林官邸實在是一塊世外桃源。官邸四周的活動空間相當寬闊，地上栽種著綠茸茸的高麗草，柔軟蒼翠，儼若鋪上一塊巨大的綠地毯。此外，還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藍球及高爾夫球練習場，以及酷似奉化溪口的“小橋流水”等。官邸內部原爲日武裝飾，因宋美齡不喜歡日式衛生設備，曾令人修建西式衛生間，內部擺設十分典雅，有價值連城的古董、精美的中式家俱、西式壁爐。據曾出人官邸的人士透露：這裏每樣家俱都非常值錢。官邸中挂了許多畫，有名畫，也有宋美齡的畫。那些畫中，有一幅是帶畢卡索抽象派風格的一頭豬。這幅畫，有一個來歷：有一次，蔣介石看見宋美齡在畫畫，覺得她總是畫山水，想試探一下能否畫一些新的題材。那年是豬年，便要來美齡畫豬。宋美齡毫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勾畫出一頭豬來。宋美齡頗爲得意，這幅畫也因此懸挂在住宅中。宮邸工作人員的“辦公室”應有盡有，這裏的電訊設施比一般電信局的猶有過之，如收發報、高速傳真、數位式交換機等設備樣樣俱全，或許比不上美國白宮那樣現代化，但是據說比韓國總統居住的漢城青瓦台官邸，則要齊備得多。 宋美齡一回來，不僅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蔣介石在政治上也多了一位重要助手。蔣介石是離不開宋美齡的。在抗戰期間，靠宋美齡和美國人周旋；如今，退居臺灣這個彈丸小島，“退無死所”，只有穩住臺灣，才能進而談反攻大陸。因此，蔣介石對美國的依賴與日俱增。而與美國人打交道，正是夫人宋美齡的強項。蔣介石怎能忘記，抗戰期間，是她訪問美國，呼籲立即援華，很有辦法地博取美國國會議員們的同情。她對那些上了年記的參議員們大灌迷魂湯，以致當時想先集中全力把歐洲戰事了卻的馬歇爾將軍向記者驚歎說，蔣夫人是他所見到過的最難對付的說客。 一個被她述得神魂顛倒的美國記者寫道：“她那烏黑的眼睛猶如清澈見底的一汪清水；皓齒微啓，發出美妙的樂章；纖雅的雙手猶如夏夜微風中婆娑的荷葉。”還有開羅會議！在那次使蔣介石在國際上的聲望達到頂點的會議上，若沒有夫人相助，他真不知道該怎麽熬出來。以至於羅斯福在返美後，對記者說：“在開羅，我所知道的都是蔣夫人向我講的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她是怎樣想的。她總是在那兒回答所有的問題。我可以瞭解她，卻根本看不透蔣先生。” 宋美齡獨特的魅力的確給蔣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據猜測，“飛虎隊”將軍陳納德長期熱衷於支援中國抗戰的重要情感原因就在於宋美齡。陳納德在日記中曾記述了1937年他與宋的會面是他“終身難忘的會面”。當蔣夫人儀態萬方，邁著輕盈的腳步走進房間，興趣極高地發出咯咯的笑聲時，陳納德“完全給迷住了”，“她對我將永遠是公主”，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遇到“另一個能使他那麽仰慕，那麽尊敬和那麽愛戀的夥伴”。後來陳納德娶了戰地女記者陳香梅，還是宋美齡作的大媒。 據說蔣介石的“夫人外交”也曾給他難堪與尷尬。1942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訪華。爲取悅於威爾基，國民黨政權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齡也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爾基帶著成年人的激情，傾倒在宋美齡的石榴裙下。爲了繼續他們的“友誼”，威爾基提議宋美齡對美國作一次友好訪問，在與宋美齡最後一次會晤時不停地要求她“明天”同機赴美。據當時陪同威爾基訪華的美國出版界大亨、《展望》雜誌創辦人邁可·考爾斯回憶，威爾基跟第一夫人宋美齡的“聯繫”倒真別開生面！ 邁可·考爾期後來出了一部書，叫《邁可回望》，書中道及這一別開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聯繫”：我們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國。宋子文那幢現代化豪華巨宅，是我們在重慶六天的總部。六天的活動相當緊湊，有威爾基和蔣介石委員長——國民政府領導人之間的數次長談；有政府官員的拜會活動；還有委員長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儀態和風度，令我和溫德爾（威爾基）兩人都感到心神蕩漾。有一晚在重慶，委員長爲我們設了個盛大的招待會。在一些歡迎詞之後，委員長、夫人和威爾基形成了一個接待組。 大約一小時後，正當我與賓客打成一片時，一位中國副官告訴我溫德爾找我。我找到威爾基，他小聲告訴我，他和夫人將在幾分鍾後消失，我將代替他的地位，盡最大的努力爲他們做掩護。當然，十分鐘之後他們離開了。我像站崗似地釘在委員長旁邊。每當我感到他的注意力開始遊蕩時，就立即慌亂地提出一連串的有關中國的問題。如此這般一小時後，他突然拍案傳喚副手，準備離開。我隨後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我不知道溫德爾和夫人去了哪里，我開始擔心。晚餐過後，不久，中庭傳來一陣巨大的吵雜聲，委負長盛怒狂奔而入。伴隨他的三名隨身侍衛，每人都帶了自動步槍。委員長壓制住他的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禮。 這件事，絕非是空穴來風，是真確有其事。而當年50歲的威爾基一回國，便把訪華感受分十次在報上發表。在談及中國“第一夫人”時，他不無崇拜地說：她的才能出衆——請恕我這種帶有個人感情的說法——以及她對中華民國的獻身精神，在美國是衆所周知的。 在威爾基的推薦下，羅斯福總統發出歡迎宋美齡訪美的邀請。蔣介石當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國拉拉關係，多爭取一點援助。同時蔣介石還擔心身體狀況不好的宋美齡患有癌症，讓她赴美檢查身體。這樣才有了1943年宋美齡“訪美盛況”，事後蔣介石常常誇獎宋美齡的才能，說“她的能力頂得上二十個陸軍師”。1948年赴美乞援，是在宋美齡失去“桂冠”前。這位愛權的夫人一回來，蔣介石就緊鑼密鼓大搞“複職”活動。經過一番巧妙運作，請蔣介石“複職”的呼聲越來越高。3月1日應“非常委員會”的“要求”，蔣在臺北複行“總統”職權。宋美齡身著黑色旗袍、滿面笑容地陪同蔣介石參加“複職”儀式。她又當上了“第一夫人”。後來由於蔣介石難改他的獨裁本性，置“憲法”於不顧，一而再，再而三地“當選”爲“中華民國的總統”，於是夫唱婦隨，她又當了25年的“第一夫人”。然而，此時臺灣政治權力正在發生承傳變化，宋美齡無奈地意識到，她對大政方針的影響明顯降低。在惆悵與失意中，宋美齡仍不忘展露餘威，因此活動並沒有減少。 宋美齡到臺灣後，發起“反共抗俄婦女救國運動”。搞婦女工作，做婦女領袖在國民黨內當然是她的專項。婦女運動也無什麽實績，婦女們對此也無多大興趣。圍聚在她周圍的只是一批愛吃政治飯的婦運專業戶，其中不乏出人頭地者，如主持臺灣婦女界十年的王亞權、錢劍秋。宋美齡之重視婦女運動，不是爲提高婦女地位，解決已成爲社會問題的婦女問題，而是把婦女界作爲發表政見，影響“中央”決策的主要政治舞臺。 作爲“第一夫人”，宋美齡在蔣介石參與的外事場合和外出視察時均相伴左右。蔣介石接見外賓時宋美齡是“夫人、助手、翻譯”。在蔣介石的浙江話和英語之間，她是最適合的翻譯；在蔣介石向外賓發表見解時，她是蔣記思想和觀點的最好解釋者；蔣介石宴請外賓時，她是名符其實的女主人。據說在蔣介石晚年病重時期，一些非蔣介石出場不可的外事場合，就由宋美齡代替主持。 宣傳蔣介石，爲國民黨當局辯護，也是宋美齡返台後的主要活動之一。宋美齡發表過不少文章，做過多次演講，宣揚自己的反共主張，吹捧自己的丈夫蔣介石。藍色去美國活動，更是宋美齡返台後的主要活動。中美關係緊張時，臺灣受到美國的重視，宋美齡到美國後還有一定市場，官方和民間右翼人士還給她捧場喝采，因此還能給臺灣搞來一點美元（援）。不過，在對美外交上她已失去大陸時期的主導地位，而由蔣經國全盤控制。此外，對臺灣政治氣氛的不適應，也驅使宋美齡去美國活動活動，當然，不是活動美元（援），而是回“娘家”調劑一下。 爲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宋美齡還大力在臺北官場培植“夫人派”。對於出名的宋氏三姐妹，有一句既簡單又含義深刻的評價：大姐愛錢，二姐愛國，小妹愛權。愛權的小妹說過：“我想起這些官員起先頗爲意識到我是個女性，但是後來我全心地投入丈夫的事業，他們就不再視我爲一個女性，而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在大陸時期，國民黨官場就有不少人意識到宋美齡的權力價值，自覺不自覺地走攏到她的身邊。 “夫人派”到臺灣後走向明朗化，一批骨幹紛紛出任要職。形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大失敗帶來的大改組。蔣介石逃台後，開始有計劃地讓兒子蔣經國繼承父業。在此背景下，宋美齡不宜再像大陸時期，事事由自己出馬去爭去搶，而是改變策略，讓心腹、隨從、助手出任要職，以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餘威。 註：宋美齡偷情養洋漢之史實，於李敖之恩仇錄一書及其電子報中亦有各該史實之美方報刊詳述紀錄！－－－說來原來，宋美齡可是現在援交女之祖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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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50 | |
| 第八章 “夫人外交”續集 | |
宋美齡作爲蔣介石的“外交”主力，主要任務是爭取美國對臺灣當局的支援，多次赴美演講，講其“反攻大陸”的信心，利用其影響要求美國協防臺灣，幹擾中美華沙談判，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１。海峽上空的雲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8年近十年當中，國共雙方在東南沿海，尤其是臺灣海峽幾乎無日不在劍拔弩張中度過的。其中由對峙升級爲戰鬥行動的主要有1949年的“金門古寧頭之役”，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陳島之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 自1949年發生“金門古寧頭之役”後，時隔數年，到了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蔣介石訂立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圖謀通過此條約使臺灣“中立化”，由聯合國“代管”。於是1955年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浙江一江山島發動進攻，陸海空協同作戰，全殲了國民黨守軍1000多人，解放了該島。美國國會對此作出強烈反應，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國會通過了“共同防禦條約”，並加強在臺灣海峽的兵力，實際上已造成“劃峽而治”的局面。一江山島解放，大陳島與一江山島唇齒相依，立即失去了屏障。蔣介石脅迫大陳島居民撤往臺灣，造成“大陳島浩劫”。 1955年4月24日，蔣介石與宋美齡親自到馬祖視察，既是爲鼓舞士氣，又是向美國示威，金門、馬祖是蔣“反攻大陸”的前沿陣地，蔣決不放棄。在“大陳島之役”之後的幾個月裏，臺灣海峽局勢依然十分緊張。蔣介石動用了三分之一兵力來保衛金門、馬祖。到了同年4月，在萬隆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強烈要求美軍撤離臺灣海峽。同時，周恩來又將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同美中關係區分開來。5月13日，回國後的周恩來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解放臺灣可能有兩種方式，即戰爭與和平。中國政府在可能的條件下願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美國對此頗感興趣，於是同年8月，中美在華沙開始大使級會談，進行正式談判。 這對相互間已存有不信任感的美蔣關係來說，不啻一個晴天霹靂。面對如此局勢，在1955年至1956年間，宋美齡利用其所處的地位和影響，積極活動，以求彌補。她多次發表講話，在各種場合無不積極鼓動人們要有犧牲精神，旨在鼓舞士氣，強調臺灣增強自己的實力，反攻大陸，以求“天助自助”。同時，羔羊畢竟是羔羊，她沒有忘記求助於老朋友美國。她在1955年1月29日《致美國婦女國家安全問題座談會電》中稱：“任何國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際，必須同時能爲其堅守公平、正直與人道原則之國家覓取生存。”這實際上是哀求美國人：你們在討論自身安全的同時，可千萬別忘了我們這樣的小友的生存。爲了使美國人相信她的希望是真誠的，11月27日，她在《美國以外》的電視節目中，重彈“光復”中國大陸老調，“我們曾經努力，並在繼續努力，爲我們的未來建立力量。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深知此次戰鬥是長期的，而且必須是不惜犧牲的。” 到了1958年，國共雙方內部都發生了一些新變化。新中國遇到了暫時的困難。臺灣方面，蔣介石通過處理“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消除了內部不馴服勢力，臺灣島內局勢比較穩定。在美國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方面，也産生了相當的效益，其實力有所上升。面對雙方實力的變化，蔣介石、宋美齡頓時信心倍增，“反共抗俄、光復大陸”之念大熾，由此臺灣海峽又興風浪。儘管美國不支援蔣介石對大陸進行“反攻”，但在此期間，“協防”臺灣的美軍司令部仍然將“鬥牛士”導彈部隊開進臺灣，對大陸進行“導彈威懾”，臺灣海峽上空充滿了火藥味。 ２。故地重遊，故伎重演 在這緊張時刻，宋美齡顯得有些心神不寧，坐臥不安，心中又在策劃著一次對美行動。果然，到了1958年5月下旬，宋美齡又一次親自出馬，啓程奔赴美國。表面上她以因蔣經國不斷升遷，她不勝其煩，同時身體狀況不佳，去美國休養爲由，實際上到達美國之後，這位“病人”未見絲毫病態，反而還異常活躍，不斷作巡迴演講，有時一個月裏演講三四次。 7月10日，美國密歇根大學授予宋美齡榮譽博士學位。她在接受榮譽學位的典禮上，作了題爲《生活在苦難中》的長篇演講。她對聽衆說：“共産主義否認神的存在，並且從神那裏竊取許多人性的哲言或基督的教義，共産主義者竊取神的意識之光和理性之光。於是共産主義似乎激發了人類所希望達到的想象。其實，共産主義正是以暴力來否定這種希望。”接著她以東德、波蘭、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動亂爲例，宣稱蘇俄和中共所控制的地方，現在正在以奴役和集體屠殺的方式進行著大規模的清算和整肅。“其規模之大，甚至超過當年希特勒有系統地消滅猶太人的野蠻行爲。” 7月16日，宋美齡先後接受了美國參衆兩院外交委員會的邀請，到該會各作了一次演講。在參議院，宋美齡以《美國行動的重要性》爲題，發表演講，她說：“自一九四六年以來，除去兩三個例外行動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終處於守勢地位，歷史顯示出那些受到鯨吞蠶食而仍想保持被動和怯懦的人總是要失敗屈服的。”接著她大談“美國行動的重要性”，吹捧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先生們“負著擘劃美國外交政策之巨而且重之責任”，不論他們“規劃出何種途徑，無不影響整個自由人類之前途。”她越說越起勁，使盡了渾身的解數，去說服這些委員們。 講到得意之處，她竟一時忘了自己僅是身處臺灣這彈丸之地的地位，以爲自己仍似1949年之前一統中國大陸之顯赫處境，竟代表“全中國人民”向這些議員先生們致謝，並向他們保證“自由中國人民以及那些暫時被關在中國大陸鐵幕之後的不敢伸張其要求的人民”將與他們合作，“只要我們振臂一呼，中國人民必然會群起而回應。”這些話說得太輕鬆，似乎大陸政權僅是一個紙糊的人兒，一戳即破，一推即倒。這使得美國議員先生們不得不對從宋美齡那兩片俏薄而美麗的嘴唇中光湧而出的言辭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綠色 7月17日，宋美齡應邀在美國記者聯誼會上談“對共産主義危險性的認識”。她從赫魯雪夫三個預言被證實說起。這三個預言是：1957年初料定西方在中東遭受慘敗；大西洋聯盟的瓦解；蘇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其中第一個和第三個預言已應驗，大西洋聯盟的問題，由於法國共產黨在國會的雄厚勢力，也可能被證實。這樣，“蘇俄目前的和平宣傳攻勢，含有一種戲弄和威脅的意味”。她設想美國面對蘇俄和平攻勢與核大戰這兩種危機的反應，並反問記者們：“我今天所要問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擊敗共黨的不斷挑戰？” 7月21日，宋美齡在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午餐會的演講中，對7月17日自己所作的設問以題爲《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演講作回答。她說：“世界局勢演變到今天這個樣子，有什麽辦法可以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解決問題呢？”她認爲，“要克制蘇俄的計劃，其答案就是協助和鼓勵亞洲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上的億萬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特別是在軍事上群起而反擊。如此，共黨將無法利用亞洲龐大的人力特別是中國大陸人力來侵略自由世界。那些一度跟著共產黨走的知識份子，現在終於感覺到了他們所處的情形無法忍受而開始不聽命令。”最後，她以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名言，贈送給參加午餐會的人們：“莫飲泣，莫激憤，當瞭解，當行動。” 正當宋美齡肩負遊說重任，在美國四處積極活動，施展“口舌魅力”之際，臺灣海峽的形勢急劇緊張起來，8月6日，臺灣“國防部”宣佈：臺灣海峽高度緊張，命令部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決定炮擊金門，攻而不取。打擊蔣介石、宋美齡“反攻大陸”的囂張氣焰。8月23日，隨著毛澤東的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福建沿海炮兵陣地萬炮齊發，火力的猛烈密集“與攻擊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八二三炮戰”是兩岸武力對峙的頂點，以後便由軍事對抗轉向冷戰對立。 “八二三炮戰”首先震驚了整個臺灣島，蔣介石雖早就預料到此場戰爭不可避免，但仍是準備不足，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在極度的驚恐與憤怒之下，他命令俞大維向“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司令史慕德提出兩項要求：一是美軍盡一切力量協助，且增強外島的防禦，協助加強外島的運補能力；二是建議美國派海軍顧問與臺灣協商運輸問題。 8月27日，9月4日，蔣介石兩次致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要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立即採取具體有效的行動，此時正在美國的宋美齡更覺得自己任務之重大。在金門炮戰以後直至1958年底，宋美齡顧不得旅途之勞頓，在美國各地奔波，竭盡全力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公開演說達到7次。 8月28日，在美國律師公會第八十一屆大會的午餐會上，宋美齡發表了題爲《不加分辨的樂觀》的演說；9月3日，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演說，題爲《對當前局勢的認識》；11月16日，她在佛羅裏達州邁阿密灘城作了題爲《晚，猶未太晚》的演講；11月17日，她出席全美反共大會，發表《魔鬼雖惡，人性不會滅絕》的講話；11月19日，她在美國羅德島新港海軍大學講演，分析維繫和平的最確實方法。12月9日，她針對大陸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發表題爲《匪對農民殘酷剝削業已失敗》的演說，以答謝邀請她出席美國農會聯合會第四十屆年會的主人。 一時間，美國上至國會，下至各州各地方，四處都留下了宋美齡的身影，各種場合皆能聽到她那富於煽動性的演講聲音。這一時期，宋美齡在媒體中露面的頻率恐怕要比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還要高。在這一系列演講中，她不厭其煩地講史達林。赫魯雪夫所推行的外交、內政政策，也講金門炮戰和台海關係，對大陸推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攻擊更是不遺餘力。與此同時，她還介紹臺灣“解決土地問題及改善農村狀況”的方案。此後幾年，她不止一次地在“公社制度”上大做文章，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實現“反攻大陸”進行輿論準備，爭取島內外反共勢力的支援。 1959年6月14日，在旅美長達14個月之後，宋美齡準備返台。在夏威夷大學她接受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接受儀式上，她又抓住機會，講演《思想摹擬之害》，主張獨立主義思想，反對環境思想。認爲“目前有一種傾向，個人讓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爲環境所同化，而摒棄一切外來的影響，甚至除了刻著環牆柱上的東西外，拒絕接受接觸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提出“強調思想的集中主義，而不應僅只重視一種思想，摒拒其他思想，這是自由世界爲對抗共黨以癱瘓人心智的任何一種思想來控制思想的手段。” 回顧宋美齡此次美國之行，她負有遊說美國的任務，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她的目標絕對不僅僅只是大談“美國行動的重要性”，要求美國協助臺灣保衛金門、馬祖，而且要求美國當局，協助她的丈夫蔣介石，支援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實現她和他夢寐以求的再次踏上大陸土地的追求。宋美齡肩負的責任，是試探美國對此一夢想，此一行動的支援程度。 ３。收效甚微 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軍協防金門、馬祖外島，這已經是美國對蔣介石友好寬容態度的最高極限。艾森豪威爾在面對當時日益嚴重的中東複雜局勢的同時，已有些力不從心，無暇兼顧兩邊。他認爲沒有必要在處理中東這一“燙手的山芋”的同時，再在太平洋上輕啓戰端，直接對抗新中國，否則無疑是自己給自己“火上澆油”。所以宋美齡幾次三番，三番幾次地在美國各種場合遊說，並且用犀利的措辭來刺激美國趕快行動，要美國立刻對共產黨還以顔色，但是，這類的刺激顯然收效甚微。 “八二三炮戰”使來美齡覺得可以以此爲藉口進一步試探艾森豪威爾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態度，可以刺激美國有所作爲，但很明顯她的熱望落空了。美國從始至終沒有表露出和新中國爆發正面衝突的任何意圖，畢竟這是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相違背的，特別是“韓戰”的失敗使美國人清醒地認識到，新中國不好惹。宋美齡又遭遇到和幾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樣的命運，她是一個無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門淑女”，爲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極度低潮的階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開始萎頓的同時，兩個更壞的消息傳來了：一個是1958年7月，她在美國的友人陳納德將軍過世。陳納德是宋美齡私交上最誠摯的友人，早在抗日戰爭期間陳納德將軍他率領“飛虎隊”，爲宋美齡的私交抗日出過大力。國民黨政權退到臺灣之後，陳納德也到過臺灣，與夫人陳香梅在臺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運隊也繼續爲台服務。1957年8月29日，陳納德在美國作發炎的肺組織切除手術時，切片檢查中發現了癌細胞。以後又在身體的其他部位發現了惡性腫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爾說服國會，晉升陳納德爲中將。這時候的陳納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燒不退，氣息奄奄。宋美齡聞訊後，特地趕到醫院去看望他，他想說話卻有氣無力。宋美齡立即止住他，說：“上校（宋美齡一向如此稱呼陳納德），不要說話，這次，由我說”。7月27日，陳納德去世了。宋美齡傷心不已，一方面是因爲難過好友的過世，一方面也是哀憐自己的美國之行毫無結果。 另一個比這個更壞的消息，也是最令人氣餒的是：美國不但對宋美齡的言語無動於衷，而且顯現出對新中國的極大的興趣。就在宋美齡尚在美國訪問的1958年9月15日，美國開始和中國在波蘭的華沙進行了首次接觸性談判。在兩次會談中，中國代表要求美國從臺灣撤軍，而美國則主張中國應該首先停止對大陸沿海國民黨佔領的各個島嶼的炮擊。雙方由於爭執不下、各不相讓而未達成什麽實質性的協定，但是卻爲日後中美關係正常化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蔣介石對中美華沙會談的氣氛十分敏感，但爲了先聲奪人，在華沙會談舉行的同一天，他宣佈派空軍轟炸中國大陸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軍事要地，以示對華沙會談的強烈不滿。美國於是派國務卿杜勒斯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到臺灣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雙方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報。在這個聯合公報之中，蔣介石暗示“臺灣將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的計劃而改用三民主義的方式來完成“恢復中國自由的目標”。蔣介石的此一讓步實屬無奈之舉，一來迫於美國政府的壓力，如不讓步則無法換取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沿海諸島的（國民黨軍隊控制之下）防衛條件。二來也是蔣介石經歷了風風雨雨之後，對“反攻大陸”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蔣介石從此再也不喊什麽“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在以往，每逢節日，蔣介石照例要向全島發佈文告，高喊此類口號）。“反攻大陸”，至少在國際社會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現實意義，而僅僅只是蔣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開落實的一場白日夢而已。 儘管如此，臺灣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當務之急，那就是確保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而蔣介石自然把這一使命，交給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親自辦理。在這個問題上，宋美齡總算是不辱使命。她通過美國國會議員，以及美國朝野人士的關係，加上孔家親戚動用“美國百萬人委員會”的力量，積極地在美國紐約運作關於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議案的行動。就在1959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支援臺灣的聯合國會員國，否決了印度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會案。4個月以後，在“百萬人委員會”的會議上，該會重申了反對新中國人會的一貫立場。 儘管在這次的聯合國爭論中，臺灣算是險勝，可是，這對長期以來始終不順利的宋美齡的外交活動來講，已經是一個難得的勝利成果了。每每遇到挫折，宋美齡總會回想這次“輝煌的勝利”，聊以自慰。在整個50年代末期，宋美齡的一個基本策略是在聯合國的問題上，絕對不予以退讓，而美國基於新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迄今未能軟化，所以也一貫對國民黨當局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持支援態度，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爲其最大月、最重要的外交任務，並把它提到外交日程上來。因而，相對於美國而言，加人聯合國問題成爲美國始終牢握在手的，對新中國最具優勢的一張王牌。但是那種狀態並未持續很久，到了1972年，對於宋美齡來說，最爲沈重的打擊終於來臨了，這都是後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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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51 | |
| 第八章 “夫人外交”續集 | |
晚年宋美齡主要的政治活動仍以美台關係爲主要內容。保住臺灣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的位置，頻繁奔走於美台之間是她的主要任務之一。正如臺灣某人士所說：“宋美齡在歷次聯合國會議中國（臺灣）代表權的保衛戰中出過大力。”宋美齡精心策劃的“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歷時20多年，前後一波三折最後以失敗告終。 １。拉開架勢，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齡就發動她在美國的親朋好友以及親台人士組織了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拉開了保衛戰的序幕。這個集團魚龍混雜，包括籌措基金的人，組織集會的人，打電話的人，外勤記者，跑腿的人，政論家，國會議員，五角大樓的將軍和實業界巨頭等，它是個經濟實力雄厚和煽動性很強的組織，專門進行低毀中華人民共和國聲譽，阻止其進入聯合國的活動，它的管理工作、方針和主要財源都不是美國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齡的家庭和臺灣當局支援和控制的。由於宋美齡信奉基督教，並且經常“佈道”，所以該組織的成員大都認爲自己是爲“上帝的更大光榮”而努力，或是爲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實際上，它是臺灣當局對美宣傳的“喉舌”。 在50年代的美國，到處都流傳著“院外援華集團”的字眼，加入該集團成爲一種時尚。美國人馬奎斯·蔡爾茲曾經指出：“凡是對這裏的事情有所瞭解的人都會相信，一個強有力的院外集團對國會和行政部門施加了不尋常的影響。在外交歷史上，很難找到一個外國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這樣壓力的類似事例。國民黨中國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規模是極爲罕見的。” 這個集團中的許多活躍分子的家人或前輩曾經在中國當過傳教士或做過生意，他們認爲自己的遺産正在被抛棄，有些人則在臺灣各地建有造紙廠、鋁廠和電子産品裝配線，他們認爲自己的財産受到共產黨中國的威脅。總之，他們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中都“奮不顧身”。 同年，在宋美齡的支援下，美國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組織了“美國對華政策協會”和“援助反共中國保衛美國委員會”。這兩個機構曾發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國政府向臺灣提供更多援助，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持否定立場。“援助反共中國保衛美國委員會”的理事會中有一些有勢力的人物，如美國勞工聯合會第二副主席戴維·杜賓斯基，可口可樂出口公司董事長、前任郵政部長詹姆斯·法利等，美國對華政策協會則是由進口臺灣紡織品的大商人操縱的。 宋美齡對遍地開花的反共組織還不十分滿意，1952年8月，她親自飛往華盛頓，充分顯示其外交手腕，與她的老朋友亨利·盧斯等人創建了“中國遊說團”（又稱“百萬人委員會”）。它的宗旨直接寫明是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人聯合國，後來遊說團改名爲“支援自由中國委員會”，直到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它仍然在進行遊說活動，爭取民間對臺灣的支援。其成員中有23位參議員，83名衆議員，和一些三軍將領及許多實業界巨頭，有些知名的華僑、華人由於對中囯共產黨的誤解，對孫中山愛國情操的崇敬。對“中華民國”過去稱號的依戀，加之誤信了宋美齡和臺灣當局的宣傳，也加入了“中國遊說團”。“中國遊說團”在70年代以前，在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方面確實“功勳卓著”。這個時期的宋美齡可以說是春風得意，看著自己的努力結出“碩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長在”，這種情形持續了近10年左右，風雲突變。自1963年以來，許多與臺灣當局有“邦交”的國家，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就連臺灣“最要好的朋友”美國，自民主黨上臺以來，與臺北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倡言對中共“封鎖而不孤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艾利諾·羅斯福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代表中國，甘乃迪及約翰遜皆不支援蔣介石“反攻大陸”，一時間，風聲鶴唳。蔣介石擔心美中關係改善，中華人民共和國佔有在聯合國的席位，影響他在臺灣的統治地位，於是想方設法加以反對和阻撓，並將此事交宋美齡親自督辦。 宋美齡從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種場合講話達20次之多。她竭盡貶損人民政權之能事，製造輿論，阻止美中關係改善，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宋美齡抵美後，紅地毯再次爲她輔開。臺北“駐美大使館”爲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華集團說客們舉行招待會，宋美齡成了招待會的主人。她乘專機從紐約飛往華盛頓，受到國務卿臘斯克夫人的歡迎。她乘高級轎車來到時髦的克洛拉瑪路專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廈，這座大廈離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住宅僅咫尺之遙。她與最高法院法官拜倫·懷特、參議員托馬斯·多德接觸頻繁；她在白宮與伯德夫人一起喝茶；她與林登·約翰遜促膝談心，她…… 9月22日，宋美齡應邀出席了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午餐會。這次午餐會上的演說，宋美齡不再採用以往那種樂觀和肯定的語調，她一改既往，用沈深、激昂的語音告訴聽衆： “任何時代場合，自由非廉價可以得來”。她甚至表示：爲了某種無法解釋的原因，這種並非新奇的真理和思想，時常被那些醉於宴樂的人、憤世嫉俗和故意偏私、別有用心的人視爲不合時宜的陳腔濫調，而它卻榮回在我心裏已數不清多少次了。每次都留下一些慘痛的回憶。冷酷的事實乃是：希望放棄它，設法逃避它，顛倒是非和搖尾乞憐都不能以廉價買到自由。 一位貴賓在酒席宴上說這些晦澀而悲槍的話，十分有煞風景，但是美國人將“反攻大陸”一類的壯志豪言斥之爲陳腔濫調，使宋美齡憤憤不平。爲了報這一箭之仇，她也顧不得許多，顧不得合不合宜，在議員面前罵將起來，發泄一下，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0月上旬，宋美齡在紐約參觀了世界博覽會。“雙十節”在紐約舉行的中美聯誼會慶祝宴上，她引用《聖經》中的一句話“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讓人們打開人類心靈，以使人們不致爲了世俗的些許財貨，把自己出賣給無神論和僞善不可知論者而自墮於惡行”。她以此含沙射影，譴責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暗喻英國是爲了40塊銀幣出賣自己，出賣臺灣的“猶太”。 29日，宋美齡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衛斯裏安大學講話，進一步直接批評美國外交政策態度怯懦，以及用拖延、僥倖的手法對待新中國。 10月21日，在舊金山聯邦聯誼會上她發表演說，警告美國當局要“小心”，“不要走上恥辱之路”。在“美國廣播公司”《問題與答案》電視節目記者訪問她時，她一方面承認臺北實際上並不代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中國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臺北不能在安理會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況。 總之，宋美齡此次訪美與以往表現截然不同，一改過去委婉、充滿溢美之詞之常態，不留餘地地指責美國。由於她的演說內容總是些“反攻大陸”，“不能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大席位”等陳詞濫調，已經缺乏初始那種引人入勝的魅力了。連宋美齡自己都承認，她現在是一個沒有號召力的嘮叨的老太婆角色。 ２。被摒出局，無可奈何 尼克松人主白宮後，台美關係更是江河日下。早在1963年Ic月，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結束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地位的時刻指日可待。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對關島作暫短訪問期間發表一項聲明，指出：美國將執行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美國越來越希望亞洲盟國處理自己的防禦和安全問題，除了核武器的威脅以外。1970年2月，尼克松向國會提出的第一個外交政策報告中說：“長遠來說，如果沒有擁有7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要建立穩定和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想像的。”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前有什麽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這實際上是向新中國發出的改善中美關係的明確的信號。 與之同時，他採取一連串實際行動：允許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國人以觀光名義訪問中國大陸；允許美國人購買非以商業爲目的的大陸商品；准許美國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國和中國大陸進行非戰略性物資貿易；同時停止提供F—5型飛機給臺灣，停止美國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恢復中美華沙會談等等。 對於尼克松的舉措，宋美齡不禁心急如焚，但又無可奈何。在美國停止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之後，臺灣當局對此提出質問，美國則以經濟困難，難以繼續維持作回答。宋美齡指責此爲適詞，對中美華沙會談，臺灣當局提出嚴正抗議。 正在此時，一個更沈重的打擊來臨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電視講話中透露，他已派遣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國同周恩來會談，還說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的官方邀請。他說：“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爲了尋求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臺灣當局事前對此一無所知，就在尼克松宣佈接受邀請前20分鐘，臺灣當局“駐美大使”沈劍虹才從國務卿羅傑斯給他的電話中得知此事。據他回憶說：“這件事實在令人震驚。”“有幾分鐘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我簡直不能相信方才聽到的話是真的。”當他將此事告知蔣介石、宋美齡時，兩人先是震驚得一言未發，接著便是極端的憤怒。在此情緒之下，蔣介石、宋美齡立即指使楊西昆約見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向他提出強烈抗議，並稱尼克松的舉動是最不友好的行爲，必然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同時還指示沈劍虹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 沈劍虹在拜會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格林時，向他轉述了宋美齡、蔣介石是如何憤怒、困惑和震驚的情況。格林答稱：尼克松如此行動的目的在於緩和東南亞緊張局勢，並保證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所採取的行動決不會以犧牲臺灣的利益爲代價。 1972年2月ZI日至2月28日，尼克松正式訪華。2月27日，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其中聲明：它再次表示關……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基於這種認識，美國確認從臺灣撤回全部美國軍隊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美國將逐步減少在臺灣的軍隊和軍事設施，以減輕地區間的緊張局勢。 這番話的用意十分明顯：從現在起，蔣介石政權就要自己靠自己了。 臺灣立即對此作出反應。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常會，專門討論尼克松訪華問題，提出要鬥志不鬥氣，要堅定反共信心與決心，不動搖，不妥協，要自強自立。此後，又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對於尼克松北京之行發表聲明稱：“勘亂反共”“國策”決不改變，不承認中美間任何協定，大陸中共是“叛亂集團”，無權代表中國。 當《上海公報》提出中美關係正常化時，蔣介石、宋美齡一時相對無語，多年來最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宋美齡當時指示“行政院”就《上海公報》發表聲明，稱此協定無效，讓臺灣各界莊敬自強，對“反攻複國”應具有充分信心。同時她又電令沈劍虹立即會晤尼克松，當面澄清《上海公報》中未提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引起的不安。尼克松則保證說美國決心遵守對新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諾。蔣介石、宋美齡聽後感慨地說，從此以後，我們更要比以前依靠自己了。 聯合國代表大會第二十六屆大會於1971年10月25日召開。早在8月2日，美國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就宣佈：美國將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並且同時保證臺灣將不會被剝奪聯合國的代表權，換言之，美國所要採取的政策是主張中國在聯合國一國兩席。 這一主張不但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厲遣責和反對，而且當這一資訊被“地下大使”孔令侃帶回臺灣後，也受到來自臺灣內部強烈反對新中國人會勢力的堅決反對。這一事件不但引起臺灣內部的極大的震動，而且在蔣家內部也引起了一場爭執。 據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侍衛官回憶：爲了聯合國的問題，官邸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就在臺灣發生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至爲關鍵的日子裏，沈劍虹幾次來到“總統府”見蔣宋夫婦，然後，宋美齡開始忙碌起來： 她專心地伏在書桌上，拿了一支紅筆，在一張紙上塗來改去的，不知在忙些什麽。改了很久，夫人才把那張紙拿給沈劍虹取走。……稍晚，我才曉得，夫人是在批改由沈劍虹寫的一篇有關臺灣退出聯合國的英文聲明草稿，那時我才曉得，外交方面所有的重要事宜，幾乎都是通過夫人參與決策並且在許多重要的文稿上，皆要經夫人過目，才能交給外交部門，送到相關的外國政府去。有人講，夫人等於實質上的外交部長。爲了那封信，夫人那天一直忙到夜裏一點鍾，才完成稿子的修改。我覺得她表情不似往常那樣平靜自若，明顯有著重重心事。當時的那些天，我總覺得官邸上下，好像有什麽事情不對勁，氣氛不太好，孔二（孔令偉）總躲著蔣經國，甚至刻意不上餐廳一起和老先生（蔣介石）夫婦吃飯。我再回顧一下更大以前，孔大先生（孔令侃）也來過臺灣，至官邸來商量什麽事情，孔令侃那時住在圓山飯店；來了一陣子，就回美國去了。之後我聽說，孔令侃和孔令偉他們事實上對先生父子提出所謂“漢賊不兩立”，也就是只要中共進入聯合國，臺灣就退出聯合國的政策是極爲反對的。他們認爲我們應該和中共一起待在聯合國，即使中共獲得了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也基本無損於臺灣在聯合國擁有代表權的既有地位，包括孔令侃在內的一批人認爲，就聯合國這個事情來看，臺灣在作法上應該更有彈性和妥協的空間。 以孔令侃爲首的這批人認爲，要在當時艱困的國際局勢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國在聯合國的運籌帷幄，以靈活態度，將“待在聯合國”作爲臺灣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應採取全然放棄，以親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聯合國的消極動作。這一主張得到了除親美派勢力支援外，還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級“外交”職員的一致擁護，因爲對他們來說，這總比下旗歸台要強得多。但是，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卻不這麽認爲，他們覺得對聯合國問題，臺灣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否則就是縱容姑息主義，就是與虎謀皮。爲此，孔家和蔣介石父子的意見有著天壤之別，兩邊談得很不投機，氣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齡夾在中間，左右爲難，最後只有聽從丈夫的意見，夫妻一命，和中共“漢賦不兩立”，並且以宣佈“退出”聯合國了事。 由於形勢已很明朗，宋美齡想起了在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蔣介石轉移政府財寶的預見能力，這時她又想起了轉移另一種財寶，即“中華民國”自動撤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股份，總價值達5990萬美元。在10月25日聯合國進行決定性辨論的前一周，蔣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國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128個成員國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提出的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案並同時撤銷臺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這一提案進行表決。76個聯大成員國投了贊成票，35個國家對此投了反對票，17個國家棄權。國民黨代表團不願等待痛苦的結局所帶來的污辱，根據宋美齡指示，他們在投票之前就提前離開了會場。國民黨代表團團長是蔣介石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他在離開會場前說：“我願意借此機會代表我國政府向幾年來支援我們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國政府將在今後幾年裏，進一步加強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將和那些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爲實現聯合國基於成立的最終目標而繼續奮鬥。”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看來，提前離會使國民黨當局保住了面子，並且能夠宣佈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聯合國驅逐的。 10月27日，蔣介石發表了“爲聯合國通過非法決議告全國同胞書”，稱“本屆聯合國大會，竟自毀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置公理、正義於不顧，可恥地向邪惡低頭，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則當年我國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今天也已成爲罪惡的淵藪”，“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次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同時又稱“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幹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 宋美齡更是爲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台美關係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間付之東流而憤懣不已。她緊隨其夫，發表了《不要說它，但是我們要說》的文章，宣稱：“聯合國一批會員國，乃可以聽任感情的驅使……採取集體行動，再度嘲弄聯合國，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極爲成功地敲響了這個國際和平組織的喪鐘”。聯合國驅逐臺灣之舉使蔣氏夫婦憤怒到了極點，傷心到了極點，因而對聯合國進行攻擊、指責，同時安撫因驅台造成的動蕩的民心。 然而事情並不僅僅如此，繼聯合國驅逐臺灣之後，不幸的事情接連發生，幾乎在一夜之間，有20多個國家與臺灣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任“外交部長”的周書楷深感已無“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譏諷爲“斷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擊的宋美齡在第22屆“國際青年世界大會”上，作了題爲《反擊當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詞，怨恨“過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爲自身短暫的便利，甘願屈服，背棄了他們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則”，斷言“歷史將會裁決他們的行爲是否奸詐。”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標誌中美關係正常化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隨之而來的是中日關係正常化，臺灣失去這兩個老朋友，“外交”上元氣大傷，日見孤立，已不是來美齡在口舌上可以判贏論輸的了。 ３。彈性、實質“外交”序幕 面對“外交”形勢的嚴重逆轉，爲了維持生存和發展，宋美齡和蔣介石被迫採取應變的“外交”政策，確定了三點原則： 即一是盡最大努力，維持與“友邦國家”的雙邊關係。二是運用各種力量，向多方面發展，建立實質性關係。三是始終不和任何共產黨國家做任何接觸。 在實質性關係方面，臺灣當局意圖通過與“邦交”國家的彈性經貿往來，保持與他國間的必要聯繫。在國際交往方面，欲維持在剩餘國際組織機構和民間國際組織中的位置，與大陸抗衡。此外，還採取提供技術合作與參與國際文化體育交流的方式，爭取建立“國際友誼”，並鼓動民間社團和個人從事“國民外交”，以求維持、爭取臺灣的“國際地位”。 這一時期，宋美齡備受打擊的身心逐斷好轉過來。她對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心懷怨恨，覺得在維護臺灣與美國的官方關係方面，她已無事可做，便開始把精力轉移到經營實業方面來，爭取以實業爲手段，推動“民間外交”。她投資500萬美元開發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氣，成爲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夥人。1973年，投資創辦休士頓的魏斯蘭石油公司及天然氣公司。1974年，她組織了夏延石油公司，並控制了大信託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鋁探公司。 在經歷了對美外交，“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的風風雨雨之後，宋美齡又在新的戰場上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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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53 | |
| 第八章 “夫人外交”續集 | |
早年蔣介石的英文秘書人選是由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專門機構挑選或政府要員推薦，送到蔣介石身邊的。但到了臺灣之後，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的選定工作實際上由宋美齡拍板，這些人在蔣介石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後，如能獲得信任，得到賞識，便可以到“外交部”獲得較高的職位。宋美齡由此也就成了臺灣“外交人才”的主考官。 １。必試課目是英文口語 錢複，臺灣大名鼎鼎的才子，他的父親是臺灣大學已故校長錢思亮。錢複從小就顯露出與衆不同的才華，他才思敏捷，智力過人，年紀輕輕就已經很有成就，寫得一手好文章，待到自美國攻讀博士歸來，則無論中文還是英文都已是無人可比了。宋美齡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如此一位名聲在外的人才，要擔任“總統”的英文秘書，還是要經過一定的考試程式。 那一次，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直接召見錢複，作最後階段的口試。錢複的優點是穩健持重，反應敏捷，口齒清晰，英文程度自然更是不在話下。口試的時間比較長，大概作了將近一個小時。結束之後，只見錢複有些面紅耳赤地走了出來。蔣介石問宋美齡：“你覺得這個青年人如何？”宋美齡很不以爲然地乾脆說道：“覺得他的英文還馬馬虎虎，算是不錯了！”蔣介石知道宋美齡的意思，所謂的“馬馬虎虎”，以宋美齡的標準，便是可以錄用了。 這樣，錢複便正式進入蔣介石的幕僚群，後來正式踏上仕途。而改寫錢複命運的，不是別的，正是宋美齡最後一次口試奠下的基礎。錢複也不負宋美齡之信任，的確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國宴”或是重要的外交場合，如果是由他擔任翻譯，他總給人一種大將之風的感覺，很少有翻譯不清或聽不懂的時候。臺灣外交界“三沈”之一的沈奇，當初即是因爲口譯能力強，被宋美齡一眼相中，深受宋美齡賞識，被宋美齡推薦給蔣介石作爲他的英文秘書的。宋美齡對沈劍虹的英文能力也相當賞識。當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來臺灣訪問，蔣介石和艾森豪威爾在“總統府”前的廣場，對歡迎群衆作演說，宋美齡親自指名讓沈劍虹作同聲翻譯。那次沈劍虹翻譯得很好，從此以後蔣介石和宋美齡就更加深了對沈劍虹的信任。沈劍虹的前途更是因此而一帆風順，官至“外交部長”。葉公超、沈昌煥也深受來美齡賞識，都是她非常信賴的英文譯員，只是他們都是在大陸時代就被用了，並沒有躬逢其盛，讓宋美齡直接口試，不然的話，在官場上必有更大的作爲。 當上了蔣介石的英文秘書，在其他人看來是千載難逢的幸事，但是就這些英文秘書自己而言，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有了出頭之日。事實上，英文秘書也好，“總統”幕僚也罷，哪怕是一個“部長”，在蔣介石的眼中，也不過是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無關緊要的人物，並沒有什麽值得好炫耀的事。當過“外交部長”的沈劍虹，到了“總統府”見蔣介石或宋美齡的時候，連走路都是踮著腳尖，小心翼翼，放輕腳步，甚至是躡手躡腳，像溜進“總統府”準備盜竊的小偷一般。“總統府”內的服務人員每次見到他的這副模樣都覺得十分滑稽。沈劍虹之所以連走路都如此小心謹慎，甚至有些恐懼，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蔣介石怕吵，特別是蔣介石睡午覺的時候，如果誰在這時候驚動了蔣介石，那就不得了了，輕則被蔣介石罵一頓，重則直接卷鋪蓋卷回家。所以在士林宮邸的地上走路，誰都不敢大聲。 據沈劍虹自己回憶擔任蔣介石英文秘書的酸甜苦辣道：當蔣介石出巡的時候，如有外賓晉見，則須陪侍。擔任翻譯工作的人必須是隨叫隨到，根本沒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候，有的時候如星期日，本來沒有什麽安排，正準備與家人和朋友出去玩玩，散散心，但只要“總統府”一個電話打來，就必須立即抛開家事趕到“總統府”去。接見外賓時的口譯工作並不難，如系一般外賓，則應酬性較大，至於“友邦使節”如美國使節或政界人物，則所談的均是關係重大的事情，不得有絲毫的差池。蔣介石對於重要的外賓極爲用心，接見前必先參閱有關部門——主要是“外交部新聞局”事先準備的背景材料，有時候還將他要說的先寫下綱要，讓英文秘書先行過目，以便口譯時有所遵循。每次談話後，蔣介石必然會囑咐作成中文紀錄，呈閱後再譯成英文送對方作爲備忘錄。蔣介石對於說話、備忘錄的措詞十分嚴謹，有的時候，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後才能送出。當蔣介石英文秘書的另一項任務，就是處理英文書信，信的內容應酬性的多於實務性的。重要的文件，一概由“外交部”起草。但有時也有例外，譬如蔣介石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往來書信中，不少是由沈劍虹根據蔣介石親筆書寫的要點，譯成英文後呈“外交部”簽發的。 蔣介石接見外賓有一套特定的程式，如白天都在“總統府”舉行，有條無點；下午在“總統府”舉行則有茶有點；如更具身份的外賓，而且是夫婦同來的，則在“總統府”設宴歡迎。至於“國宴”則分別在“總統府”大禮堂或圓山大飯店舉行。當英文秘書的人例須陪侍擔任口譯。茶點招待的時間較短，英文秘書只有喝茶的機會，點心則只能眼看而不能動手。至於晚宴，則必須注意席間談話，無暇吃飯，面對豐盛的酒宴，只有“望宴興歎”，雖不至於完全饑腸轆轆，但多數時候只得半餓回家再吃些稀飯聊以補充。每逢元旦、春節、青年節、“國慶節”等重要節日，蔣介石照例有文告發表。先由中文秘書，主要是秦孝儀擬稿核可後，交由英文秘書負責翻譯成英文。蔣介石對於此類文告，用心良苦，一稿數易乃是常有之事。有的時候，中英文稿已交“中央社”簽發，還需要追回修改。 如一般人所知，蔣介石並不太懂英文，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口譯，他與外賓會談的時候，宋美齡往往在場，她覺得有必要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打斷翻譯人員的敍述而加以更改，此種情形在沈劍虹服務的十年內也曾發生過，“所幸次數不多，否則會動搖我對此項工作能否勝任的信心。”蔣介石是否完全不懂得英文，據沈劍虹回憶，蔣介石曾念過一兩年英文，他的英文老師是日後作過“駐美大使”的董顯光。記得有一次蔣介石在“總統府”設宴款待來自美國的某政要夫婦。席間，女賓問到蔣介石是否學過英文，蔣介石說他學過英文，但因爲他的老師不好，所以沒學到多少。外賓又問：誰是你的老師？蔣介石微笑著用手指著當時在座作陪的董顯光說：他就是我的老師。那個晚上董顯光似坐針氈般不安。 蔣介石晚年因爲宋美齡的關係還記得不少英文單詞和簡單字句式，使他能聽懂普通應酬的話。據沈劍虹講：我爲他擔任口譯，因爲段落特別長，末了我遺漏了一、二點以備稍後再行補譯。蔣公不待我向他求助，就把這些要點重述了一遍，他如果完全不懂英文的話，怎麽會知道我漏譯了哪些要點呢？替蔣公擔任翻譯，曾有聽不懂或翻譯不出的時候，好在蔣夫人多半在場，她立即介面加以說明或補充。但有一次，蔣大人不在場，外賓是一位美國傳教士，我雖系教會大學出身，但未讀過《聖經》，蔣公在說話中提起《聖經》中的《約伯》篇，我一時不知如何口譯才好，只好就字面作音譯，好在對方能勉強聽懂。還有一次，蔣公在接見外賓時提到“哲學”兩字，我聽起來好像他在講“積蓄”，但上下文不連貫，我口譯時稍加遲疑，蔣公知道我沒聽懂，所以他又重復說了一篇，我還是沒有聽懂，最後他說：是人生哲學的哲學。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公說的是帶浙江口音的官話。在此十年期間，蔣公曾先後接待過約旦國王胡笙、伊朗國王巴勒維、泰國國王蒲美蓬、美國政要如副總統詹森、前任副總統尼克松，以及美國當時在位總統艾森豪威爾、國務卿杜勒斯等等。先後共有五位美國“駐台大使”晉見蔣公，這些“大使”從來不帶翻譯官，雖然他們早期的外交官生涯中曾學習過中文，但精通的程度仍不足以應付重要談話，這種場合下，由我一人來回擔任口譯，所以有時候我自比一架電話機，惟一功能在於傳話而已。 ２。英文秘書的前程和秘密使命 縱觀蔣介石身邊的英文秘書，從大陸時代的查顯光開始，接著是李惟果、沈昌煥、沈奇、沈劍虹，再到錢複，先後共有六人。從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宋美齡所選擇的外交人才多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他們多是留洋學成回國者，他們專攻或政治、或法學、或經濟、或新聞、或英文等，學貫中西，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第二，他們多屬社會名士、賢達、專家、學者，往往滿腹經綸，文韜武略；第三，他們多爲蔣介石的同鄉或與蔣、宋、孔、陳家族有親緣關係。除了李惟果籍貫是四川外，其餘五人都系江浙一帶人士。董顯光是浙江寧波人，沈昌煥是江蘇吳縣人，沈奇是浙江德清人，沈劍虹原籍是上海，錢複是浙江錢塘人。這主要是他們能聽懂蔣介石的浙江官話。 除了李惟果之外，其他五人皆先後參加“外交”工作，查顯光曾任駐日、美兩國“大使”，沈昌煥兩度主持“外交部”，還任過“總統府秘書長”。沈奇擔任過駐西德辦事處代表。錢複曾任“外交部政務次長”，駐美代表。沈劍虹則曾任“外交部長”，出任過駐澳州“大使”、駐美“大使”等等。他們做事多是忠實可靠，盡力效命，謹言慎行，萬無一失。由此還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是：得蔣介石、宋美齡青睞者多是忠誠可靠，機敏聰達，疏於派爭之人士。惹其厭嫌者多爲過於精明，鋒芒畢露，狐假虎威，野心勃勃，政治欲望過強，立場不穩之人。 宋美齡選拔英文秘書，不僅需要他們作風正派，辦事機敏，忠誠可靠，而且需要他們有較高的智慧、資訊靈通、知識全面、善於出謀獻策，能應付緊急情況。其原因在於：外交尤其是對美外交，是蔣介石在臺灣時期最爲重要的“外交”內容。蔣介石、宋美齡對美國的仰賴事實上是太深了，特別是在早期的軍事、經濟上，可以說樣樣仰賴美國人扶持，仰其鼻息。因此凡是與美有關的問題皆不敢怠慢，包括英文秘書、“外交”人才的選拔上更不敢有任何疏忽。因爲他們往往肩負著許多“神秘使命” ，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即是運送“政治獻金 爲了維繫和美國的關係，許多國家都會對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下若干的“政治投資”，以求該黨上臺後的若干利益作爲回報。一般來說，這種“政治投資”都是在私底下秘密進行的，爲了保證秘密性，通常這類的政治捐獻都是由各國政府政要的親信親自去處理的。當年臺灣和美國政黨之間的秘密交易，除宋美齡或她最親近的孔家成員主要是孔令侃親自執行外，其他皆需由其信任的英文秘書或其他“外交人才”奔波。 一位蔣介石夫婦身邊的隨從回憶時稱：每次屆臨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夕，老先生夫婦就擔心得不得了。有一回，我親眼見到老先生的英文秘書某某，拎著一隻硬殼大型旅行皮箱，從官邸正門進來要上樓。就在他要上樓的同時，老先生恰巧打鈴要我上樓，在樓梯口碰到某秘書，彼此打了個招呼，我見到他很吃力的模樣，就好心好意地向前作勢要幫他一起提，可是，他卻很敏感地退後一步，連聲說：“不用你幫忙，謝謝！我可以，我可以，你別來！”然後兀自吃力地雙手拎著箱子，獨自上樓。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爲什麽他那樣神秘，我只不過要幫他提一把，沒有其他的用意，而且我平時和他很熟悉，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後來，我從別的地方得知，原來那天某秘書來官邸，是提著一箱美元現鈔，他是要把那箱現金，拿給老先生看。某秘書大概進去有半個小時左右，然後就一個人空手退出房屋。老先生的門口除了我之外，還有值班侍衛官坐在門口。如果某秘書拿出那只皮箱的話，一定難逃我們的雙眼，顯然那只皮箱是從老先生書房的另一扇門，由另外的人員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錢地點，就是老夫人的房間。 我從老夫人的親信隨從那兒知道，那筆美金是要送到美國去的，然而那段時間，臺灣雖然慢慢已經脫離了美援，經濟上還不算特別好，可是，臺灣爲什麽要送錢去美國呢？那一大箱子的錢，如果全是百元大鈔的話，少說也有一百萬元。美元和台幣的比例，在那時還是一比四十的年代，假設有一百萬元，就價值台幣四千萬元。美國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傳統上國民黨是支援共和黨的，從二戰後，國民黨支援美國總統候選人杜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直到臺灣，老先生對共和黨還是情有獨鍾，而我見到某秘書提著一箱子美元現鈔的那次，正是美國總統選舉前不久，而那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尼克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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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8 14:55 | |
| 第八章 “夫人外交”續集 | |
退守孤島的蔣介石曾有言：要用共產黨的方法對付共產黨，於是臺灣當局對大陸的“文攻武衛”開始了。用“心戰”動搖大陸的軍心民氣，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陸”的主要內容。“對大陸同胞廣播”，“空飄”灑傳單……宋美齡的“心戰”更有獨特之處。 １。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陸”的方法上，蔣介石一直認爲應包括軍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對於軍事“反攻”，屢攻屢敗，不但對共產黨無傷大雅，而且到頭來自己反招致一頓狠打。所以，他對此已不抱什麽幻想。在軍事反攻無望的情況下，50年代中後期，蔣介石更強調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戰”、“政戰”。 1959年國民黨在八大上，蔣介石提出在實施“軍事反攻”的同時，應強調“心戰政戰的積極開展”。其心戰包括廣播、空投宣傳品、辦地下報刊、進行策反宣傳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張後生在《黨務工作報告》中對“心戰”。“政戰”則有較詳細的記載：在心戰方面基於工作之需要，經過43年（1954年）將心戰綜合小組改爲“中央心理作戰指導彙報，統一指導敵前、敵後、海外與臺灣之心戰工作”，目前每日能以9種語言，向大陸廣播13小時以上，配合公民營及友邦電臺集中宣傳，並先後向大陸空投傳單13億份，日用品與食來23萬袋，書信6萬余封。 至於政戰方面則分兩部分進行：第一爲疏導、聯絡、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團結之活動，爭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組織……第二系以亞盟中國總會爲中心，拓展國際民間反共聯合戰線，廣泛聯絡亞洲反共非共國家與反共團體，及鐵幕國家之流亡反共團體，以擴大其影響。 爲了深入開展“心戰”、“政戰”，蔣介石在1959年的“雙十節”文告中， 提出對台島居民的“六大自由”和對反共分子的“三大保證： 1959年元旦時， 蔣介石又在元旦文告中發出“四大號召”： “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恢復人民原有家庭的組織，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恢復人民學術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並保障人民私有財産權和實行平均地權制。” 在元旦文告中蔣介石還將反攻戰略作了具體的闡釋： “我們反攻複國的戰略，始終以政治爲主，以軍事爲從，以主義爲前鋒，以武力爲後盾，以大陸爲本戰場，以臺灣爲友戰場；而軍事武力的奏效，必須以大陸革命運動與台海軍事行動相配合，雙方策應，爲其一貫的指導方針。” 196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大奉蔣介石之令將“反攻”的方針確定爲“反共複國總體戰”，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工作綱領案”，制定了“反攻複國”的各項具體部署。蔣介石認爲：黨政軍聯合作戰的戰爭，亦即總體戰，是在武力上爲以寡擊衆的革命戰爭，在人心上則爲以衆擊寡的政治戰爭。國民黨在聯合作戰中，是戰鬥組織的中心，也是戰力的策源；對內必須貫徹國民黨的政策，堅持組織領導，以發揮總體戰的效能，對外團結內外一切力量，認識敵人的特性，掌握敵人所有失敗的因素，構成政治作戰的全面優勢；對大陸應運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心戰、宣傳，展開對中共的攻擊，以爲軍事作戰開拓道路，並保障軍事作戰的徹底勝利。 蔣介石在強調“軍事反攻”與“政治反攻”並重，突出“政治反攻”的同時，還特別強調組織配合。他在國民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反攻複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統一意志。爲此，他一方面加強黨的組織配合，另一方面還千方百計地動員婦女與青年投入“反攻複國”的行列之中。蔣介石要求國民黨中的每一個人的力量都集中起來，每一份物力、財力都集結起來，一切爲反共，一切爲“戰”，實現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心法，這樣“反攻複國”才能成功。 蔣介石號召台島居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積極“反共複國”。蔣介石號召臺灣婦女說：我們一定要大家聯合起來，領導全臺灣的婦女同胞，在家庭、在社會，勸導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個人都能動員起來，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並勸他們努力救國，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確保臺灣，達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 在蔣介石、宋美齡的“關懷”下，1950年4月17日，“中華反共抗俄婦女聯合會”成立，由宋美齡親自主持。從此，宋美齡把持“婦聯會”近40年。繼“婦聯會”之後，蔣介石與蔣經國醞釀成立青年反共組織，認爲應把青年組織起來，做“反共複國”的先鋒。他們反省大陸失敗的原因，認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青年自不例外，尤其是抗戰勝利後，黨團離開學校，共產黨乘機而人，以致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做了共產黨的週邊，成爲共產黨的“工具”。所以今天“反攻複國”的行動，如果沒有青年，就不能成功。基於此，1952年10月31日，臺灣“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正式成立，蔣經國出任“反共救國團”主任一職。蔣經國佔據了“青年”這一地盤，乘機網羅人才，培養班底，爲自己接班做鋪墊。 在“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儀式上，蔣介石號召臺灣青年提高戰鬥情緒，服從團體命令，嚴守革命紀律，學習戰鬥技能，厲行勞動生活，加強服務熱忱，使“全國”青年在“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的號召之下，推行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蔣經國在成立儀式上說：“青年失去了希望，國家就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中心力量，責任是如此重大，我們仍要去完成它，因爲我們無可推卸。” 該團的基本宗旨是使臺灣青年接受“反共複國”的思想教育，成爲國民黨的預備隊。該團成立後，在臺灣地區各縣市的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大中小學分別成立了“團委會”、“總支部”、‘文部”、“分支部”及“輔導站”等組織系列。在宣傳輿論方面，建有“幼獅通訊社”、“幼獅出版社”、“幼源廣播電臺”等，定期出版《自由青年》、《幼獅文藝》、《幼獅少年》、《張老師》等日刊，並不定期出版各種反共讀物。 蔣介石在確定了“政治反攻”的方針，健全了“政治反攻”的組織機構後，遂實施對大陸的“政戰”、“心戰”。 ２。“娘子軍”總頭目 1950年1月，宋美齡自美國回到臺灣以後，蔣介石就琢磨該給夫人挂一個什麽頭銜，安排一個什麽職務？而“中央評議委員會”的頭號“評議委員”和“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的會長之職，則是蔣介石爲她安排的政治歸宿。 “評議委員會”是什麽機構？宋美齡爲何成爲頭號“評議委員”？這得從蔣介石搞的國民黨改造運動談起。 痛定思痛，蔣介石反思大陸失敗的原因，認爲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是其失敗的根源，所以，到臺灣以後“黨的改造爲當今根本之圖”。乘改造之機，蔣介石對國民黨進行了一次人事“大換血”，起用了一批精力充沛。忠心耿耿的新人，踢開了一批不太聽話的“党國元老”和文武要員。 首先，蔣介石宣佈實行軍官假退除役制度，公佈假退出後的人員名單包括一級上將：閻錫山，徐永昌；二級上將：何鍵、林蔚、朱紹良、楊愛源；中將加上將銜：孫震、楊森、李品仙、羅卓英、錢大鈞、劉志毅；中將加上將待遇：秦德純、俞濟時；中將：陳繼承、周壘、韓德勤、萬耀惶、熊斌、徐庭瑤、穀正倫、賀國光、劉汝明等，中將計37人，少將80人。此外還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何應欽被任命爲“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白崇禧、顧祝同爲副主席，湯恩伯被任命爲“總統府戰略顧問”，而張發奎、熊式輝等人也各奔東西，自尋出路。其次，在國民黨改造運動中，蔣介石設立“中央評議委員會”。通過此招，把一批元老在“党”的系統中的權力全都取消了，而只有“政”的官銜。如于右任雖是“監察院院長”，但在“黨”的方面，卻列爲“評議委員”，既非“黨”的中央委員，更非“黨”的中央常委。 “評議委員”，名位甚高，實權無有，敬之以禮，“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古人已把這個問題說透徹了。他們只是常常用來在國民黨的重要會議召開期間對某一決議和人事安排作附合性的表態，或在某些重大節日抛頭露出，發表些爲蔣介石本人歌功頌德的講話和文章。蔣介石創造出“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戰略顧問”、“評議委員”等閒職，給那些失勢的“党國元老”送上這樣一些有名無實的頭銜，以“養老送終”。 其實，從蔣介石的角度來說，這樣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也是迫不得已。臺灣面積不過3．6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千萬，以這樣小的舞臺，豈容得下那麽多的演員表演？ 1954年“雙十節”，國民黨在臺北陽明山召開“七全大會”，蔣介石圈定夫人宋美齡爲“評議委員”，在“十一全大會”上，宋美齡被選爲“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成爲國民黨諸多“評議委員”中的首席評議委員，“評議委員會”的頭一名。對此，據臺灣有關官方文獻解釋，“評議委員”相當於外國的“元老院”中的“元老”，由國民黨的總裁圈定，不是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如果這位元老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與好感，那麽下一屆“評議委員會”中就沒他的份。而蔣介石把宋美齡列爲“評議委員”的頭一名，正是爲了堵住了元老們的口：“你們看，連她也是評議委員！”所以，國民黨逃到臺灣40多年來，元老們只能老老實實吃“蔣家王朝”的皇糧，拿“蔣家王朝”的長俸。 宋美齡成了蔣介石平衡與國民黨元老關係的一個重要籌碼。宋美齡成爲頭號“評議委員”，也就失去了在國民黨內的實際發言權。 宋美齡雖然在黨內沒有了自己的地盤，但重戴“第一夫人”的桂冠後，她仍一如既往地與蔣介石夫唱婦隨。而此時蔣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反共複國”上，爲幫助丈夫獲得“民衆”的支援，以造成“反共複國”的“民衆基礎”，宋美齡自告奮勇出任臺灣婦女運動的領袖，以“文攻”“心戰”配合蔣介石的軍事活動。 搞婦女運動，對於宋美齡來說是如魚得水。1950年3月8日，宋美齡在臺灣舉行了第一個婦女節紀念會。此前，她曾先後到金門、澎湖、馬祖等島嶼視察勞軍，並接觸了若干地方婦女領袖。在紀念會上，她要求大家在“大陸已經完全淪陷，苦難跟隨而來”之際，“應以美國婦女工作和奮鬥的精神爲借鑒”，爲“前線的傷患官兵服務”。她宣佈：“我最近準備組織一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大會’，成立後，希望每一個婦女都團結起來，發揮自己的力量；同時婦女們應該不斷求進步，利用機會，多看書，多作研究，以求得到真實的學問。”她要籌設一個婦女團體的想法，早就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4月3日，宋美齡主持了這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以下簡稱“婦聯會”）的籌備會。她要求在臺灣的婦女“熱情的慰勞”三軍，並對民衆做組訓工作；她要求婦女界“竭力幫助蔣總統以此救濟大陸饑謹同胞的運動”；“共同負起爲國家爲民族也是爲自己的責任，保衛臺灣，打回大陸去。” 宋美齡與蔣介石爲懷念“大陸饑饉同胞”，于4月7日禁食一天。可是滑稽的是，在此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大陸同胞諸如上海、南京那些處於極度饑餓的市民卻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高的“禮遇”。蔣介石“複職”前後，曾對沿海都市進行無理性的空襲，僅1950年1—3月，就先後轟炸上海、南京、杭州、青島、廣州、象山港、雷州半島等地。所炸之地，無一處是軍事目標。打不過中共軍隊，遷怒于無辜百姓。爾後又通過廣播呼籲海內外同胞“向大陸同胞實行糧食救濟”，前後對比顯得蔣介石是多麽矯情，僞善。 4月17日，“婦聯會”在臺北賓館舉行成立大會。宋美齡自任會長，同時在這個孤島上成立348個分會。一些蔣介石門生故舊、部屬隨從的官太太們，隨即組成了一支“娘子軍”，圍繞在宋美齡的周圍。連素不過問政治的蔣方良（蔣經國夫人）、石靜宜（蔣緯國首任夫人）也被拉入該會。爲了表明臺灣當局對於該會的重視，特由“行政院長”陳誠、“內政部長”余井塘、國民黨中央黨部鄭彥芬、“台灣主席”吳國楨等出席大會的開幕式。蔣介石親臨大會致詞： 此後，每逢會長的生日、“三八”婦女節和“婦聯會”成立周年紀念日，該會與蔣介石之間都一定有函電往還，或向“領袖”致敬，或由“領袖”指示。例如，“婦聯會”成立2周年之際，向蔣介石發出致敬電，稱頌蔣介石“高瞻遠矚，領導反共抗俄，胄旰憂勤，勳勞丕著，大業幸興，民族是賴”。 蔣介石也不斷給予“婦聯會”以鼓勵和關心。“婦聯會”成立4周年時，蔣在頒發的“訓詞”中稱：“貴會成立以來，號召海內外婦女同胞，爲反共抗俄而奮鬥，對軍中，對社會，均有極大之貢獻。而最近一年，各地分支機搆逐漸增設，足見力量日益增強，工作日益展開，良可欣慰。” “婦聯會”成立6周年紀念大會之際，蔣介石親自出席並致詞。他在講話中，爲“婦聯會”加油打氣，說“婦聯會的工作”可與美援武器相媲美。他是這樣說的：由於貴會的工作，“使得我們的士氣，逐日提高，此一貢獻，可以說與美援武器有同樣的價值。因爲士氣的提高，武器才有用處，才能發生更大效力。”最後，蔣介石又向“婦聯會”發出新指示：設法推動農民，增加生産，以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實現“敬軍愛民”的目標，以鞏固“國防”；做好軍隊眷屬工作，安定軍心等。 在宋美齡的“婦聯會”成立的同時，蔣經國的“青年反共救國團”的組建工作也正在積極醞釀。該團成立於1952年10月31日，是日爲蔣介石的生日，由此亦可見該團“忠蔣”之特點。“青年反共救國團”是太子親自創辦的機構，而“婦聯會”則是“第一夫人”一手操辦成立的婦女組織，兩者在早期可謂是“相映成輝”’，在轟轟烈烈的程度上各有千秋。 “婦聯會”自始至終是宋美齡拉攏臺灣婦女的權力機構，其最早的核心骨幹包括蔣介石的紅人陳誠的太太譚祥、“省主席”吳國楨的太太黃卓群及錢用和、陳繼彜、林慎、皮以書等人。此外，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欽、“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蓮、“保密局局長”毛人風的太太毛向新、臺灣“保安司令”彭孟輯的太太鄭碧雲、“金門防衛司令”胡璉的太太曾廣瑜以及蔣方良、石靜宜等，都是“婦聯會”各地或各單位分會的主任委員。 除了“婦聯會”會長之外，宋美齡還擔任“台灣婦女代表大會”名譽會長、“國民黨婦工會”指導長等職，成了“娘子軍”總頭目。與她有密切關係的單位，在全盛時期達到五個，“婦聯會”。華興保育院、振興康復醫學中心、圓山大飯店、勵志社等，在衆星拱月的情況下，宋美齡成爲全臺灣最有權勢的女人。 ３。活躍在“心戰”戰場 宋美齡抓住“婦聯會”這塊地盤，將其發展成“心戰”的一個重要戰場。根據蔣介石的授意，宋美齡等人給“婦聯會”明確了具體工作任務。宋美齡說：我們的工作分宣傳、慰勞、組訓三種，……例如淪陷區人民逃出來的報告、共匪的種種虐政，報紙上常有登載，可是，山地和鄉村的婦女和民衆，還沒有能知道，我們看過報紙，剪下來就可作宣傳材料。……前線將士冒著生死，忠勇作戰，傷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們應該隨時隨地去慰勞服務。上次我們在臺北曾發動義肢運動，對殘廢的官兵有不少的幫助，此後本會還想發起其他各種勞軍運動，如爲將士新兵做布鞋、襯衣、內褲及捐募藥品等。……講組訓更是重要，有組織、有訓練的民衆，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肅清奸諜，推行國語，訓練急救防空等，都是現在需要的。 基於此，“婦聯會”開展了一些大型活動，以配合蔣介石的“軍事反攻”，其主要“心戰”政績有： 爲此，宋美齡自己還煞有介事地坐到縫紉機旁，讓人拍上照片，登載在臺灣各大報刊上，作宣傳鼓動。一時間，整個臺灣上下從9歲的小姑娘到73歲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務員、女教師、女學生、“政府”各部門首長夫人、軍工眷屬、女工、商店老闆娘、農人之妻，以至三輪車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縫製征衣的運動中來了。許多官太太爲了爭得頭功，博取宋美齡的好感，還採取了“包乾到人”制，定人頭、定數量、定時間，爭取多制征衣。儘管這項活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笑話，也令不少婦女怨聲載道，但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士兵的衣著問題。 據“婦聯會”自己的刊物宣稱：“1950年4月25日，蔣夫人便親自領導姐妹們開始縫製征衣了，募制50萬套襯衣褲的運動，繼續展開，各方的回應，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運進來，一批批的成品運出去。” 許多當年的老百姓也經常看到宋美齡坐在一台縫紉機前面縫製衣服的照片和報紙報道。宋美齡是不是真的縫過征衣呢？ 一位當年跟在宋美齡身邊的隨從說：“什麽縫征衣？你們看到的是她在踩縫紉機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連續畫面，我跟她那麽久，從來沒有看到過她縫過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時候，她們婦聯會的人說，恭請夫人來拍張照吧。於是，把她請到縫紉機前面，叫她擺個縫衣服的樣子，再按照相機快門，一張夫人縫征衣的偉大照片就這樣完成了，可是真正縫征衣的人叫苦連天。”當然，也有人認爲宋美齡確實縫過征衣。 一些原本過慣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對“婦聯會”經常亂抓公差的行爲極爲不滿。人不平則鳴，於是在某雜誌的“縫征衣片語”專欄中，就鬧過這樣一則笑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上午，空軍眷屬某女士，帶著她的三個孩子，眼淚汪汪地跑到征衣縫製場所聲言，要找總司令夫人，原來她打聽了那天是空軍眷屬分會的值班日。一會兒，該分會主任委員王叔銘夫人龍祥雲女士來了，這位空軍眷屬嗚咽著說：“我們夫人虐待我，實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總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軍宿舍給一間屋子，便可以替人縫衣服，洗衣服過活了。”王夫人笑著說：“你別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點，我可以替你調解調解，若是離婚的話，你不是空軍眷屬，怎麽可以住在空軍宿舍呢？” 從上下文看，“我們夫人虐待我”應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誤。這樣明顯的錯誤，如果不是國民黨所謂的“匪諜”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滿“婦聯會”做法的人動了手腳，故意出宋美齡的醜。 “婦聯會”縫征衣活動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滿，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爲害怕被當局以“匪諜”整肅。可是，別人不能對縫征衣之類的活動感到厭倦，會長宋美齡卻隨時可以去美國養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齡便以“養病”之名，去美國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臺灣參加婦聯會的3周年紀念會上演講時說：“我在美國養病8個月，本會的工作比我在國內的時刻做得還要好，足見大家的努力和負責，使我覺得非常滿意與快慰。” 此外，深入軍隊，開展文娛活動也是“婦聯會”勞軍的一項重要內容。“婦聯會”成立之初，宋美齡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帶著文藝團體深入部隊營房發表演講，鼓動士氣，讓士兵看戲，聽音樂，鼓勵士兵自己唱戲，活躍軍隊的精神生活。這種文宣勞軍活動常常搞得軍隊人困馬乏，宋美齡和那些官太太們常乘機出來散心、遊玩，宋美齡本人出去時多是專列伺候，隨從們前呼後擁。但對於長期受專制蒙昧熏陶的國民黨士兵來說，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長官”太太們的風采，還能看一次戲，並乘機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2）反共宣傳：爲國民黨爭取臺灣民衆，煽動他們的仇共、反共情緒。在宋美齡的倡議下，一些“婦運”骨幹活躍起來，她們自辦報刊，找些道聽途說的材料登在上面，把共產黨描繪成青面獠牙、無惡不作的惡魔，並把這些報紙、刊物、招貼畫分發到下層民衆中去。但這一招起初並不靈，因爲臺灣老百姓中沒有多少人知道共產黨怎樣，倒是常想起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初鎮壓“二二八”起義的舊事，他們覺得共產黨再壞也不至於壞到那種程度吧！ （3）推廣國語是國民黨當局逃到臺灣時的一大政舉，“婦聯會”積極參與其中。國民黨在擴大國語時文武兼用，“婦聯會”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勵臺灣婦女在公開場所講國語，時常搞一些國語演講比賽、歌詠會等等。在“武”的方面，當局頒佈文告，發現誰在街頭巷尾用閩南話交談，不說國語，輕則罰款，重則挨打。 在國民黨退台的初期，“婦聯會”在“心戰”方面確實“勞苦功高”。後來，隨著蔣介石“反攻複國”夢的破滅，“婦聯會”的工作重點略有轉移。 由於“婦聯會”挂的是宋美齡的名字，該會的經費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到了後期，蔣介石去世後，宋美齡就沒有過去那麽積極。有些地方的“婦聯會”分會甚至處於歇業或全歇業狀態。“婦聯會”門口原來都是由憲兵負責警戒保衛工作的，後來改由便衣承擔。可見，由於蔣介石與蔣經國的去世，“婦聯會”的地位有所改變，“婦聯會”的黃金時代已不復再來，只是在蔣介石統治的歷史軌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記錄。 自從1991年9月21日離開臺灣，宋美齡一直在美國頤養天年，以練字作畫自娛。雖然長期離台，但是，她對臺灣婦女界的影響並未因此徹底消失。最明顯的例證莫如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連任30幾年主任不下臺的事。 從1955年“婦工會”第一次會議開始，自任“婦工會”指導長的宋美齡，就把主任職務交給錢劍秋。錢劍秋當“婦工會”主任，一做便是30幾年。到1983年，她已高夀79歲，在整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門中，恐怕難覓出第二個如此高夀的幹部。國民黨中央前副秘書長馬英九（39歲）、國民黨“社會工作會”主任趙守博，年齡幾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爲所動地屹立在“婦工會”。“除非蔣夫人一句話”，否則誰也動不了她。 “婦工會”一向是蔣夫人的地盤，錢劍秋當然有宋美齡撐腰，才能久居其位。據載，蔣經國在位時，國民黨內部雖也有人不滿錢劍秋，認爲她年齡過大，任期過長，應該換人。但蔣經國有所顧忌，故遲遲未對錢下手。李登輝繼位後，“錢劍秋下臺”的呼聲再度高漲。錢一面向宋美齡求援，一面上書李登輝，請求留任一年。李登輝與李煥（“行政院長”）當時即屬意“救國團”主任李鍾桂（國民黨中常委、“法務部長”施啓揚的夫人），李原本想當“婦工會”主任多年，因爲“第一夫人”的緣由，這次卻婉言拒絕，錢劍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 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上，錢劍秋未能當成中央委員，自然“婦工會”主任也做不成了。這樣，李鍾桂便成爲宋美齡失去這個地盤後的新一任“婦工會”主任。 宋美齡在臺灣婦女工作中的影響，並未因錢劍秋下臺而徹底消除。一是宋美齡挂著“婦工會”指導長的頭銜，使得“婦工會”的上下隸屬關係與指揮體系有點混亂；二是“婦工會”整個人事、組織與活動，未因主任更換而有大的變化；三是“婦工會”總幹事王亞權是宋的另一員大將，李鍾桂根本指揮不動。看來，宋美齡只要在世一日，對臺灣婦女界的影響便會存在一日。 | |
NO:519_6
| 讀讀樂 於 2002/07/19 17:11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宋美齡有多少錢？現在還是個謎，到臺灣之後，她對金錢的興趣較之過去大增。胸前常挂空軍軍徽，她不僅擁有私人專機，還操縱華航業務。圓山大飯店的總經理真是孔令偉嗎？蔣介石能讓宋美齡轉怒爲喜的“絕招”是什麽？ 在宋美齡的口頭禪中有一句話，叫“我的空軍”。把“中華民國”的空軍比作自己的私産，確實有些過分。不過也說明來美齡與“中華民國”空軍的不解之緣。宋美齡最愛戴的徽式是“飛行徽式”，到臺灣後，仍不放棄插手“中華航空公司”事務，成了實際上的後臺老闆。 １。空軍情結 早在1920年，國民黨政府就已建立了空軍，1933年便制定了空軍軍官制，但當時飛機不多，更沒有實踐經驗，遠稱不上一支有組織有效率的空軍。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載著蔣介石、宋美齡到中國各省去視察。蔣介石、宋美齡當年幾乎走遍全中國，就連大西南和大西北的邊遠省份也到過，大大加強了對全國的政治控制，這主要就是借助於飛機這種現代交通工具。宋美齡在《航空與統一》一文中誇張地說：“一切促進中國統一的新發明，或許要推飛機的功績最爲偉大。” 宋美齡對空軍的重視，起始于她和弟弟的一次空中旅行。那天，姐弟二人乘坐一駕小型飛機在天空中飛翔，卻迷失了方向，在天空中亂飛。後來因爲天黑了，他們不得已降落在一塊用她的話來說“四周全是匪類”的稻田中。這次曆險，使宋美齡深深瞭解到中國航空事業的貧乏。此後，她經常宣揚要加強空軍，使其走向現代化。 但是，真正促使宋美齡下定決心採取創建空軍行動的，據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書中透露，還是西安事變。因爲在事變發生期間，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最親密的同事（包括他的連襟孔祥熙）曾密謀轟炸西安，完全置老蔣的生死於不顧，聲稱“雖然我們都渴望解救蔣委員長，……但是我們的態度是，不能允許一個人的個人安全妨礙……”宋美齡全力阻止了這個轟炸計劃，但這無疑使她意識到，空軍交給這樣一幫人掌握是多麽不明智！ 驚魂甫定後，宋美齡就對蔣介石說，她本人願意接管這支軍隊，並保證把它變成對付敵人的有效武器，而不是僅僅充當政治工具。蔣介石同意這種主張，而且考慮到：空軍這個新興的外來兵種極需像宋美齡這樣擁有傑出外語能力，並且能夠和外國專家溝通有關技術和採購事宜的“自己人”。於是，蔣介石任命宋美齡爲“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從此，宋美齡便和空軍結下了不解之緣。 爲了要對當時美國軍用飛機作一瞭解，宋美齡花了不少時間，對各種品牌的飛機性能作深入的研究工作，對有關航空理論、飛機設計、飛機零件等等，都作過廣泛的瞭解和接觸。以來美齡這樣一個專攻文學、藝術、哲學的大學畢業生，這樣的探索對她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考驗，對國民黨即將新建的空軍，更無疑是一大冒險。 然而，這是蔣介石別無選擇的選擇，而宋美齡也沒有令他失望。 她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是聘請前美國航空隊飛行員羅伊·霍爾布魯克爲她的顧問。一次，她詢問霍爾布魯克：能否推薦一位美國飛行人員幫助她把空軍整頓好，於是，霍爾布魯克向她推薦了陳納德。這是一個曾經迅速發迹、鋒芒畢露而又長期不得志的人。他一生都在等待遇到一位贊助人和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機會，而他一見到宋美齡就爲之傾倒了，兩人初次接觸，交談，就一拍即合。此後，他的餘生都是在爲蔣氏夫婦服務中度過的。 在宋美齡的要求下，陳納德從西方雇傭了一些飛行員，還從美國飛機企業家手中購買了一批較爲新式的飛機，把年輕的中國空軍武裝起來。抗戰期間他組建的美國志願飛行大隊因爲作戰勇敢，被居住在昆明的中國居民稱爲“飛虎隊”。 在陳納德的全力參與之下，宋美齡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空軍內部領導權。這可以從1937年宋美齡安排空軍爲蔣介石50歲生日作的祝壽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齡要當時的飛行員，在蔣介石居住的洛陽上空作雲霧排字表演，空軍出動50架飛機，在空中以排氣煙雲排出中文數位元“五十”的字形來，博得蔣介石連聲稱道。 這種表演現在看來不過是雕蟲小技，但是在五六十年前，這樣的一種祝壽方式，的確可以稱得上是盛大儀式了。這正足以說明，宋美齡在整合空軍人事和軍力上已經作出相當的努力，至少，她已經幫助蔣介石，把空軍這個現代兵種，在最短的時間內，很快地建立並且鞏固起來了。 1938年2月，蔣介石改組空軍，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員會”委員長，錢大鈞任委員，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齡任該委員會秘書長，空軍由錢大鈞實際負責。此後，宋美齡致力於婦女救亡活動和外交活動，但她仍十分關注中國空軍的成長和中日空戰的情況。 宋美齡經常在新聞電訊和寫給朋友的信中，詳細介紹或報道空襲、空戰的情況，足見她對空軍的關注。1938年5月17日，錢大鈞派兩架飛機去日本本土空投傳單，並負偵察之責。5月20日清晨，兩架飛機到達日本領空，順利完成任務而後安全返航。正在廬山召開婦女談話會的宋美齡，聽到這一消息後，欣喜若狂，馬上向與會的婦女代表報告了這一好消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宋美齡都把國民黨空軍稱爲“我的空軍”，於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稱她爲“中國空軍之母”。 ２。特權公司 50年代以後，臺灣當局在從中國大陸撤至香港的中國民航飛機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華航空公司”。宋美齡因爲與國民黨空軍的特殊關係，對“華航”事務也具有很大影響力。 “華航”性質很特殊，它成立於1959年，初時設資本額台幣20．7億元，均由國民黨官方墊付。工作人員則由當時的國民黨空軍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調用。因此，儘管歷任臺灣“交通部”的部長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華航’百分之百是民營”，但卻從來沒有人相信。因爲，“華航”實際上是百分之百的“公營”。首先就體制而言，“華航”既是公司，就應該有公司註冊，而且董監事名單要公開。但在臺灣，這些資料均屬機密，而在臺灣官方，則有一個高階層的“華航小組”的存在。據說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銀行”總裁合國華，後來改由國民黨中常委、前“交通部長”連戰擔任。這個“華航小組”似乎也不負責監督“華航”，而只是負責幫助“華航”解決財務方面的問題。 截至1985年，“華航”的總資産已達11.47億美元，但其負債總額亦達10．6億美元。一般正常公司，這樣高的負債比例已接近破産邊緣。“華航”則不然，它有“華航小組”負責解決財務問題，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編列預算支付。它是個特權公司。除了體制上屬於國民黨公營外，整個財務上它亦屬於公營的性質。“交通部”轄下設有“民航局”，“民航局”僅有一個“民航事業基金”，這個基金最主要任務即是協助“華航”。如果“華航”需要更新民航機隊，出面向外國飛機製造公司購買的仍是“民航局”，款項由“國庫”撥款而設的“民航事業基金”先付，然後再以低廉的價格租給“華航”。國民黨政權出資本，“華航”作生意，而且虧損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賴，這種特權生意人人會做！ 另外，“華航”經營不力，虧損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購“華航”的飛機作保護，但仍然租與“華航”使用。“華航”已連續虧損多年，這已超過“保護”，而等於是“特權”了。據估計，單是“民航局”的“民航事業基金”，到80年代末爲止，爲了“華航”即已虧損了100億台幣以上。且實際上依各方資料的報導統計，“華航”經營不力，虧損累增，自１９５９年開始，每年由政府補貼至少皆在１０億至９７億之間。 “華航”的種種特權，據說肇始於“空軍之母”宋美齡。自“華航”成立以來，她一直介入甚深，形同實際上的董事長。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華航”的董事長與總經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決定，人事決定權也屬於“最高當局”。所以有人說，“華航”不是公營，不是民營，它真正的可以說乃是私營！ 這種情形的出現，還是國民黨那種“黨”、“國”、“家”三者不分時代的産物。正因爲三者不分，他們辦的公司，當然不要去“登記”，反正在他們看來，整個國家都是他們的！他們的任何公司有了虧損，理所當然地用國庫去貼補。“華航”即是例證。 不過，那個“黨、家、國”不分的時代在臺灣已經過去了。現在，“蔣家政治”業已衰微，應該到了一切都恢復正常，並且按制度辦事的時候了，應該登記的就要去登記，應該自負盈虧的就不能再由納稅人負責，自蔣經國死後，島內不少人士提出這種要求。 ３。公私一體 來美齡對空軍是情有獨鍾的，她數十年來最喜歡佩帶的胸飾就是空軍飛行徽章，1987年10月底，她在蔣介石逝世紀念會演講“我將再起”時，仍然佩戴飛行徽章。當然，她對於“華航”事務是不捨得放棄的。尤其對於“華航”的人事，她的話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前臺灣“空軍總司令”、現任臺灣“華航”董事長的烏鉞，在1986年發生的王錫爵投奔新中國事件中，單獨獲得留任（總經理劉德敏等都被罷官），據悉此即由於宋美齡的插手。因爲烏鉞曾經爲她駕駛飛機而受賞識，所以當時遠在美國的宋美齡通過她在台的親信傳達的意見說：如果沒有絕對的過失，烏鉞不必去職。而且還問了句：“烏鉞犯了什麽事，爲什麽責任要由他來承擔！”懾於老夫人的威風，當局未能對烏鉞作任何處置，烏鉞照坐“華航”的“寶座”。當然此後烏鉞對於有關老夫人的一切事務，無不盡心竭力。1990年宋美齡離台赴美時，烏鉞就爲她運送那數量驚人的行李而幫了大忙。 當然，這樣的“國事”當成“家事”辦的例子不在少數。忠心耿耿爲宋美齡效力的人，也會被她利用權力而安插進“華航”。 宋美齡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宋亨霖。他是早年上林官邸的一名空軍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壯，精力旺盛充沛，他對於蔣介石夫婦交辦的任何事情，都能處理得迅速得當、有條不紊，因而甚得蔣介石夫婦的寵信。蔣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後，宋美齡出於政治考慮和身體方面的原因，數度往返於臺灣和美國之間。官邸方面的人員當然也得跟著兩頭跑。有的隨員因爲家在臺灣，不願這樣長期離家赴美，另一方面，因爲宋美齡常不在臺灣，兩邊的事務都須要料理，急需一個信得過的得力幫手。 於是，宋美齡想到了一向精明幹練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銜退休以後，宋美齡就把他調到了“中華航空公司”，先是擔任總公司的副處長，幫宋美齡處理臺灣這邊的一些事務。後來直接派他到美國紐約常駐， 除了“華航”本身的事務之外，還肩負專門處理宋美齡交辦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齡在美國的“總管”，不但要辦理宋美齡的各種事情，還要負責迎來送往，負責和臺灣聯繫。從宋亨霖在“華航”工作的始末，可以看出宋美齡對“華航”的實際影響力窺見一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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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9 17:13 | |
| 第九章 見錢眼開 | |
宋美齡非常重視姐妹感情，尤其是與其大姐宋藹齡一家更是關係密切到“打在你身上，就疼在我心上”的地步。在大陸時就有宋美齡勸蔣介石放孔令侃的故事。到臺灣後，宋美齡仍不忘爲孔家撈錢，臺灣的圓山飯店，總經理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 １。權錢互動史 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狀況惡化到面臨總崩潰的邊緣。爲了穩定經濟，蔣介石決心先整頓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金融市場，進而控制經濟局面，他把這個重任交給了蔣經國。於是，蔣經國在上海發動了一場轟動一時的“打虎運動”。他宣佈“這些能夠擾亂經濟市場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販，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們要給予嚴厲的制裁，要從一些爲首的壞頭頭開刀。”爲了從死亡線上挽救國統區的經濟，蔣經國是下了大決心，也真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實幹起來。他敢碰頭面人物，連上海黑社會頭子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爲從事黑市股票買賣而被判了8個月的徒刑。蔣經國也因此獲得了“經濟沙皇”的雅號。 但是，不久蔣經國便發現擾亂經濟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財團，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於去碰它們。於是，在杜月笙的檢舉下，蔣經國下令查封了“揚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兒子、揚子公司總經理孔令侃。 這下可惹惱了宋美齡。當時她正在南京黃浦路的總統官邸裏宴客，忽然接到從上海打來的一個匿名電話，告訴她說孔令侃將被蔣經國逮捕。宋美齡氣得渾身發抖，放下酒杯，馬上給正在北平的蔣介石去電，叫他回來放人。第二天早上，宋美齡乘專機飛往上海，要求釋放孔令侃，交給她看管。孔令侃被宋美齡帶回南京，不久，宋美齡便安排他乘飛機到香港，再飛往美國的佛羅裏達州，揚子公司從此搬到美國邁阿密海灘重新開設起來。 宋美齡的放“虎”歸山，給蔣經國的“打虎運動”以致命一擊，蔣經國深感有心“改革”，無力回天，憤而辭去“上海經濟督導員”的職務。他在日記中寫道：“商人可恨，但是黨內的政客更可恨。”他認爲，“蔣家王朝”就是被這批皇親國戚，貪官汙吏推向滅亡之路的。（但實際上蔣經國卻忘了自己就是皇親國戚！） 宋美齡在孔令侃事件中，大動肝火，採取不顧全大局的激烈行爲，難道僅僅是因爲親情嗎？當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孔祥熙、宋藹齡一家與宋美齡在經濟上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孔家借助宋美齡及妹夫蔣介石的權勢，大肆聚斂財富，這當中自然不能少了給宋美齡的好處。 比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從美國借到的5億美元中，有1億美元作爲公債推銷。到1943年春，銷售數量達5000萬美元，孔祥熙突然下令停止銷售，所剩5000萬美元主要由孔祥熙與宋美齡等人鯨吞，用官價購人，再高價出售到黑市，一倒手獲得鉅額利潤。這就是當時輿論界轟動一時的孔祥熙“美金貪汙案”。， 在“美金貪汙案”中，宋美齡不必擔駡名，卻得到了鉅額利潤。類似的權、錢互動，以權換錢的事自然還有很多，在互相的利用中，孔、宋兩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早已聯爲一體，蔣經國打在孔令侃身上，自然會疼在宋美齡心上了。 孔祥熙未能使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步上正軌，這顯然有愧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之公職，但宋藹齡卻藉孔祥照之便和其他皇親國威之利，成功地維護了她自身的經濟利益，造就了孔祥照成爲當時中國的首富及至今其子女在美國的龐大財産。到1949年從大陸撤退之前，她已把大部分財産轉移至海外，這些財富多在美國，少部分在香港、日本和歐洲。最早是經營房地産、股票，後來轉投資到銀行金融、旅館業，他們的子女在石油、房地産投資方面也大有收穫。 ２。孔二總經理 孔家在臺灣目前最大的産業就是圓山飯店，飯店的董事長是孔大小姐孔令儀，而大部分股權歸孔二小姐孔令偉所有。 宋美齡因爲一生未育，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就是宋藹齡的兩男兩女。尤其是孔令偉，更是最得宋美齡鍾愛，以致外間關於“孔令偉是宋美齡親生女兒”的說法甚囂塵上。事實上，孔祥熙與宋藹齡共有子女四人：長子孔令侃，次子孔令傑，長女孔令儀，次女孔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偉，因宋美齡習慣於如此稱呼她，故大家也跟著叫她孔令偉），宋美齡對於她的每一位外甥、外甥女，固然都很疼愛，可是，她對孔二小姐確實是有一種獨特的關愛情懷，她們之間的親密感情，甚至有逾母女，難怪別人會有種種猜疑。當然，熟知內情的人都曉得，這不過是無稽之談。 圓山飯店，由這樣一位元元元特殊人物控制著，而且，它本身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以致在臺灣屢屢引起爭議。 圓山大飯店矗立在臺北近郊，其雄偉有使人覺得“連山在它面前都會變小”的氣勢。它是臺灣最早的國際觀光飯店，在國民黨“外交”迎賓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圓山大飯店的建立較早，自國民黨撤離大陸，遷到臺灣，又經過朝鮮戰爭，“外交”局面算是漸趨安定，臺灣當局對外關係也就跟著活躍起來。於是有了開建飯店，接待國際賓客之議。據臺北市的老議員說，圓山大飯店設立時，乃是由士林宮邸出面，向臺北市銀行貸款2億元而建成的。當時官邸的出面人乃是宋美齡的武官，後來曾任臺灣“聯勤”總司令的黃仁霖，他一直是宋美齡的親信。 據說這2億元台幣的貸款，至今尚未歸還。雖然飯店如今已發展爲一個雇員600人，資産總額23．16億元台幣的大企業。1986年時，它的營業額已達15．82億元台幣。“臺北市銀行”由於是債權銀行，因而特地組成了一個“圓山大飯店管理委員會”，由“台灣政府當局府主席”擔任主任委員。不過，誰都知道，圓山飯店後臺強硬，這個管理委員會是不可能發生什麽作用的。於是，這個既非國民黨當局公營，又非民營，形態特殊的觀光大飯店遂長期以非正常的狀態維持著。它並未向臺灣“經濟部”作過公司登記，不過它似乎又有營利企業的身份，因此在財政資料上可以查出它的發展狀況。 不過，據說自蔣經國逝世後，臺灣傳播媒體探討了圓山大飯店的合法性問題後，圓山大飯店管理人士已開始和臺灣“經濟部”接洽，考慮取得合法之身份。當然這一過程中自然會有許多波折。 1988年3月，“立法院”“立法委員”休鈺祥質詢“圓山大飯店究竟屬於何人”？ 臺灣“交通部長”郭南定不得不出面辯稱；圓山飯店屬非營利性的財團法人所有，其土地是向台灣政府當局政府租用，並要繳付營業稅的。 郭南宏表示：圓山大飯店的前身爲圓山俱樂部，當初經濟不發達，旅社很少，接待外賓有困難， 因此，由黃仁霖借用臺灣旅社成立圓山俱樂部，用以接待外賓，後來更邀請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及周宏濤等四位元元元共同捐款五十萬台幣，成立財團法人，經營具有國際水準的旅館以接待“國賓”，發展觀光事業，促進“國民外交”。其附屬事業是圓山大飯店，已辦妥營利事業登記，也領取發票，並繳納稅款，土地向台灣政府當局租用，訂有租約，每年要繳租金，且每年有完整的會計制度，其盈餘及基金的利息都歸財團法人所有，如財團法人結束，則歸台灣政府當局所有。因此，其營業狀況都照規定辦理。 郭南宏說，此財團法人設有董事9—11人，董事不能分取任何利益，或支取酬勞。在董事中有兩位是當初的捐助人，也就是俞國華和周宏濤。郭南宏稱：他們在公餘之暇推動公益事業，不支取待遇。根據“司法院”的解釋，公務員擔任財團法人的董事，並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特別是俞國華在擔任“行政院長”以後就請假，並於1987年辭去了董事的職務。因此，圓山大飯店是屬非營利的財團法人所有。 但是公衆依然有很多疑問：這批捐資者爲何有這麽多錢？錢從何來？這麽一件大善事，爲何在事件未發生前，多年來這些人都未透露過？這許多疑點，都不是郭南宏這麽一番話可以令人得到圓滿答案。 尤其是蔣夫人宋美齡，更與圓山飯店脫不了干系。且不說初期籌建時由她的親信出面借款。即是到了後來，飯店也一直控制在孔家手中，而孔家在臺灣的堅實後臺，誰都知道一直是宋美齡和蔣介石夫婦。 即使她一再聲辯自己從未從飯店拿走過一分錢，也有人爲她辯護說圓山飯店至多是“用公家的錢辦公家的事”（此說又和上面的郭南宏的說法相抵觸了），“宋美齡是無辜的，她一向不太重視金錢，也沒有什麽財務的概念”，可是，事實明顯地在那裏擺著，誰能相信在這飯店成立至今的過程中，她始終是清白的呢？即使她真沒有得到什麽直接利益，但是孔家的人得了利，這無論如何也應該說與她有關。因此，人們懷疑總歸要懷疑，流言也不是一兩句就可以平息的。 事實上，宋美齡對於圓山大飯店的事務，也始終很關心，以致外界有人說，這飯店是化公爲私，一筆糊塗賬，外人難於弄清楚，而這個企業，大概也是“宋家王朝”在臺灣唯一的企業。1973年圓山飯店落成，宋美齡特地交待飯店的管理階層，要在圓山飯店內，複製一幅宋朝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挂在圓山飯店頂樓的咖啡廳牆上。就在這幅複製的《清明上河圖》完成的時候，宋美齡還親自到圓山飯店視察，對這幅複製的圖十分滿意。 宋美齡的日常生活，她的髮式很特殊，頭上戴的“包包頭”是假髮做的類似一個頭髮的包包，她把裏面像是一節馬尾的真頭髮往上梳到後腦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髮，又以6—8支的長髮叉豎插上去，就成了宋美齡獨特的“包包頭”。宋美齡偶爾會到圓山大飯店去洗洗頭髮，但是去的次數極少，一年難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頭”倒是經常拿到圓山飯店底層的女子美髮部，叫美髮部的師傅幫她清洗，清洗完畢再立刻送回官邸給宋美齡紮上。 這些都是小事，問題的關鍵是孔令偉是圓山飯店的經理，一切過往賬目在相當長時間內由她親自負責，孔令偉在台期間的主要活動一是管理飯店，二是陪伴宋美齡，特別是陪她夜間聊天，圓山飯店當然是主要話題，宋美齡自然要過問飯店的經營情況。是不是有朝一日，隨著輿論的開放，政治的公開，臺灣老百姓會追查圓山飯店的內幕，並順藤摸瓜，查一查宋美齡及孔、宋兩家從臺灣攫取的財富，那就看將來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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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9 17:13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權、錢、勢結合的産物。宋家、孔家有錢是世人皆知的，但蔣家到底有沒有錢，一直是個疑問。到了臺灣的宋美齡，總有幾日特別高興，據說是與有位總管給送錢有關。到臺灣後她不僅愛錢、有錢，更會賺錢。 １。小妹不只愛權 關於宋氏。姐妹——藹齡、慶齡和美齡，現在中國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大姐愛錢，二姐愛國，小妹愛權”。這一評價隨著電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廣爲人知。 二姐愛國，世人周知，無需多說。但大姐愛的僅是錢，小妹愛的僅是權的概括則有失偏頗。 宋藹齡受老父母影響，從小就對金錢有著濃厚的興趣，長大後斂財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錢迷，但宋藹齡也有強烈的權欲，她深知中國人的權錢關係理論，年青時代即表露出很強的政治進取心，只歎身爲女性，且時運不濟，終身未能如願。 熱衷權勢並終於如願以償的宋美齡，當然也並非只愛權勢不愛錢。愛江山，更愛“孔方兄”。據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仲介紹的一份聯邦調查局的保密文件來看，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該家族，他對他們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國最有影響，“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之權”。宋氏家族“總是錢迷心竅，他們的每一個行動的動機都是想撈錢”，因此，“他們玩弄巨大的陰謀，騙取中國人通常通過租借法得到的物資，並把這筆錢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錢轉移給宋氏家族。” 1948年11月宋美齡前往美國時，受到了杜魯門的冷遇。杜魯門當時對國民黨已經喪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們坦率地談論中國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這些“貪官和壞蛋”當然首推孔宋兩家族，他們在抗戰期間，大發國難財，截留美援，用來興辦自己的公司，倒賣美國援華物資，從中謀利；內戰期間，又向美國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業；在大陸政權即將喪失之際，又將金錢移向國外，特別是美國，這能不讓杜魯門生氣嗎？ 宋美齡在那次赴美求援失敗時，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國處理自己的私人財産，讓她的外甥孔令侃幫助管理，這筆財産有多少？現在仍是個謎。可以肯定的是：數額巨大。 ２。財神到，夫人笑 大概是受到父親宋耀如精明的商人頭腦和積聚財富手法的影響，宋美齡的一生從未停止過對金錢的愛好與追求。據宋美齡的一個侍從回憶：宋美齡每隔一段時間總有那麽幾天心清會特別好，她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侍從們對這種年輕人般的情緒起伏驚訝不已。她們發現，宋美齡特別開心，見到蔣介石的時候，常常是噓寒問暖，眉開眼笑，一雙美麗的丹鳳眼簡直彎成了兩條細線，話也講得多了，語氣也特別親熱。 對於夫人這種周期性的態度變化，下人們自然很驚訝，於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個所以然來。經過一段時間的集體觀察和探討，大家不約而同地注意到： 原來那幾天是總管蔣介石荷包的周姓總計長來的前後。他來的時候，總是拎著一隻大包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生怕被誰看見似的，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傳說，蔣介石每隔一陣子就會“送錢”給宋美齡，但蔣介石不可能自己拎著錢，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於是自然由“總統府”負責會計工作的官員來張羅此事。 大家得出這個猜想以後，就刻意觀察周總計長來的前後幾天，果然宋美齡的情緒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樣，和蔣介石一起吃飯或是做什麽事情的時候，總是比較親熱不說，還經常是小鳥依人般地陪蔣介石散步，忽然間年輕了好多歲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會出現在官邸，按著老規矩，手上提了一隻手提箱，臉色木然地走進官邸，然後，宋美齡就會告訴那些隨從說：“請你們暫時離開一下，我有話要和周總計長商量。”隨從們當然聽命退下。不多久周總計長出來了，就會看到宋美齡高興地走出房間，周總計長再向她鞠躬之後便退出官邸，搭車離去。 那幾天裏，宋美齡的心情就格外顯得輕鬆，對蔣介石也相當親熱，會打破慣例，向他問東問西，關懷備至。大家就更確信，原來周總計長是送錢來了。 “財神”到，夫人笑。看來千金一笑的典故在蔣介石、宋美齡夫婦間又有了新的詮釋。 蔣介石在世的時候，每二三個月就會給宋美齡這樣一筆津貼。蔣經國上臺後也是如此。李登輝在黨內權力鬥爭最表面化的時候，去士林官邸，要想取得宋美齡爲代表的“宮廷派”人士的支援，對宋美齡表明其尊重的態度時，宋美齡知道李登輝有求於她，在和李登輝見面時，就打蛇隨棍上地向李登輝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經國在的時候，‘總統府’每月都會按時給我一筆經費，現在經國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還會給我這筆經費？”畢竟，依照法律，宋美齡應該享有去職“總統”遺孀的待遇，諸如每月薪俸的支領問題，但這必須經過李登輝的批准。對宋美齡的要求，李登輝一般都能滿足她的願望。 宋美齡早就擁有令人咋舌的龐大家財，但直到耄耋之年，還對此類“津貼”念念不忘，她攢的錢，自己這輩子肯定花不完了，有人說，有錢人裏也是分級別的，他們的賺錢目的不同：有數十到上百萬元資産的，還要爲了生活得更加舒適而努力；有成千上萬直至數億元資産的，掙錢就成爲一種慣性，一種樂趣；當錢多到一定程度以後，就要用它來實現精神上和名譽上的滿足了。宋美齡攢錢的目的大概屬於前兩者，因爲第三者，她的“第一夫人”身份及由此發揮的影響早已使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滿足。 ３。爲富未必爲仁 但宋美齡卻從沒捨得從她的家私中捐出一部分來從事福利事業。大概因爲她的權力已經夠大，名聲也已經夠響，無須再借助金錢的效力了。就是當時在臺北傳爲美談，由宋美齡登高一呼興辦的島內外知名的華興育幼院、振興複健醫院等慈善機構，事實上也不過是當年到官邸擺龍門陣的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橋牌把“財資”拿來籌措這些單位的開辦基金。 早先，蔣介石要宋美齡搞“婦聯會”的活動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並且隨時作爲“反攻複國”的後備軍，剛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搞得有聲有色，可是，“婦聯會”到處“勞軍”、演講、縫征衣，這些活動做久了，宋美齡難兔覺得單調無趣。臺灣也就這麽大一點地盤，可以玩的地方實在太有限了。 宋美齡都覺得無趣，其他附和的人大概也不見得能持久。所以，自“婦聯會”1950年4月17日成立起，最早的兩三年，因爲“反攻大陸”的口號叫得震天響，大家還對類似的活動，不敢放鬆。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變玩的花樣。 後來，也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玩笑話，說大家何不一起來玩橋牌，玩牌總會有輸贏，輸的一方就拿出錢來，把這些錢拿來做日後興建若干慈善機構的經費。參加“婦聯會”領導層工作的人本來就是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太太，誰也不愁拿不出這點打牌錢來，而且這樣“寓工作於娛樂”之中，讓打牌還顯得有點社會意義，聽起來還是一件很風雅的事，又何樂而不爲呢？這個建議於是就真的付諸行動了，日後“華興”和“振興”的開辦基金中，就有少部分錢來自當初官夫人玩橋牌捐獻款項，而大部分還是由慈善機構捐獻來的。 宋美齡對自己的家產一向是很“珍惜”的，國民黨潰離大陸的前一年，國統區貨幣嚴重貶值，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面臨崩潰，宋美齡面臨著“蔣家王朝”崩潰，自己的“第一夫人”桂冠也隨之有丟失的危險，僅她並沒有捨得動用她存在外國的鉅額財産，來穩定國內的經濟。“國事”和“家事”分得清清楚楚，而她自己又沒有親生兒女可以繼承財産，人們不禁疑惑：她積存這樣巨大的財産要幹什麽，又準備留給誰？ 這個問題隨著宋美齡90年代的赴美隱居，答案漸漸明朗起來。根據圈內人種種迹象猜測，她不可能把錢交給蔣家的後人，大概會給孔家的後代，就是她的外甥孔令傑和外甥女孔令偉。 宋美齡與孔令傑關係密切。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一場雷陣雨中溘然長逝。宋美齡在新寡半年之後，以養病爲由，到美國調養。之後，又幾度到美國作短期或長期停留。她住在紐約蝗蟲穀拉丁鎮的一座別墅裏，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現歸其子所有，宋美齡是客居於此。寓所門口有美國政府給她派的便衣警衛。 1984年的三四月間，美國休士頓一家華文報紙《美南日報》，刊出一則花邊新聞大致上說：宋美齡有意遷往體士頓孔令傑的寓所居住。原因是：紐約地處美國東北，冬季時間偏長而又嚴寒，夏天雖短卻又酷熱。蔣夫人幾十年來多居臺灣，氣候溫和，四季如春，對紐約天氣頗感不適，而有意遷居於與臺灣氣溫相近的休士頓云云。這個消息在華人社會中傳了一陣，其後因宋美齡改變主意沒有下文而沈寂。 但緊接著，一個更轟動的消息，震驚了華人世界。孔令傑因爲在休士頓建築一座像“太空城”、“零零七海底城”的地下城堡，再次成爲新聞人物。據說，這座神秘的地下防空洞，是準備爲宋美齡躲避核戰爭用的。據該工程的主管人陶布森在與孔令傑鬧翻以後透露： 孔令傑在休士頓郊區所設計修建的防空地下堡壘，甚至比德國過去的大獨裁者希特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柏林的私人地下室，還要巨大，且其特殊的設備，也遠比希特勒多得多。因爲，這座防空用的地下堡壘，是來自加州的MX飛彈發射室的工程師所設計，上下兩層的總面積，共計三萬八千平方尺，所有鋼筋水泥造的牆壁，約有兩尺多的厚度，地下防空廳備有三套發電與緊急供電設備。此外，尚有三套消防滅火與各種防毒系統的設備，有五百到七百個簡單的床位，十幾個豪華的雙人臥室，男女便所，盥洗間，一個急診所，一間文娛康樂室，以及四間分別用鋼欄杆隔開，但卻是四四方方的所謂“拘留室”。 這座地下防空洞，建在一個人工湖的下面，目的是如果遭遇敵人核彈襲擊時，湖水能阻滯中子的穿透力，還有兩座高塔式的炮樓，大門上嵌裝鋼甲，可以瞄準炮轟來犯的坦克。孔令傑自己說，他之所以要修建這樣龐大的防空處所，是要在發生核戰爭時，收容在美國的所有親友。他還要建築一個屬於自己的市鎮，要有自己的消防隊和警衛隊，以便充分保護這些親友們的安全。 有一篇微型小說，曾假想地球由於某種特殊原因而毀滅，地球上最後一位居民該是如何情景。假使孔令傑的這個地下防空洞真的派上了用場，那麽在防空洞中存活下來的人該成爲全休土頓，甚至可能是全美、全世界人類最後的遺族了，這些人還能再造“孔家王朝”嗎？ 孔家和宋家用金錢創造了這樣一個近似“天方夜譚”的奇迹，雖令人驚歎，但也令人悲涼。憑藉政治權勢獲得了如此難以計數的家產，究竟該用於何處，難道就只是處心積慮地設計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族嗎？這樣的境界，只像是個目光短淺的暴發戶，哪里還有什麽“憂國憂民”的政治家風範？在中國政壇活躍了幾十年的宋氏家族，離開産生它的民族和國家，只能顯得如此單薄無根！家族的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牢牢聯繫在一起，同生共榮，恐怕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它存在的意義吧。 ４。不只攢錢，還會賺錢 宋美齡在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以後，對美國最終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心懷怨恨，又覺得在維護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方面她已無事可作，便開始把精力轉移到經營實業方面。在美國投鉅資於石油、天然氣産業，所獲利息有多大，現在尚無人知曉。 1984年中，美國合衆國際社一則電訊報導說：“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投資五百萬美元，與德克薩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簽訂契約，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一座石油天然氣……”消息傳出後，曾使各方震動。事後證明，這是孔令傑以姨媽的名義，“以廣招徠”大生意而爲。雖然宋美齡本人沒有參與這筆生意，但孔令傑想到打她的招牌，無疑是因爲宋美齡在石油、天然氣領域還是有一定名頭的。何況，孔、宋本就是一家。 由此看來，專心致力於商場，也是宋美齡被迫退出政治領域的無奈選擇。先前從政的經歷，使她的經營活動方面無形中有一種優越條件，比別人更易成功。看來，她一直追逐的“權”不但給她帶來了“名”，也給她帶來了“利”。得到“權”的輔助，“錢”無疑會來得更迅速。事實上，整個宋氏家族之崛起並影響近一個世紀也是源于蔣宋聯姻的結果。“錢”與“權”的結合更加明顯：若是沒有蔣家王朝的政治支援，宋家孔家怎麽可能“積聚了堪稱這個時代最大的財富？”即使在蔣介石去世後的時代，宋美齡實際上還在利用著以往的權力給她帶來的巨大利潤，在她那裏，“權”成了用之不竭的無形資産。 以往人們評論“蔣宋聯姻”，往往認爲是政治聯姻，實際上，它也是爲了經濟目的的聯姻，蔣介石固然是利用了宋家的財力，宋家又何嘗沒有利用蔣介石的權勢來加速、加大聚斂的速度與程度呢？這實在是一筆雙方互利的好買賣。 在“蔣家王朝”結束了的年代，宋美齡已失去政治影響力，只能用商場經營來維持昔日的奢華生活，比起當年“名利雙收”的風光，自然是要黯淡得多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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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19 17:16 | |
| 第九章 見錢眼開 | |
1990年9月21日，一架“華航”專機靜候在臺北松山機場，這架飛機是送宋美齡赴美的“總統”座機。當時臺北的《時代周刊》關於此一消息的專題報道是這樣寫的： 帶著九十餘箱托運行季，宋美齡女士揮別臺北，直飛美國紐約。 １。都裝了什麽？ 這幕發生於9月21日（中秋節前夕）上午10時18分，臺北松山軍用機場的揮別場景，恐怕是這位九十一歲高齡的蔣家女主人，一個歷史性鏡頭。 蔣夫人究竟帶走了什麽？留下了什麽？ 據華航人員透露，老夫人這次共有九十餘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內裝著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雜物等，其中，還有一箱燕窩和月餅。 蔣夫人雅好藝術與繪畫，據信，她離開臺灣，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畫也應有一大部分隨行托運，加上老夫人十分念舊，一些容易搬動的舊式精巧木雕家具，可能也經妥慎包裝後，隨機運往美國邸宅。 這架載送來美齡的專機，是當天上午6時50分，就由“華航”董事長烏鉞親自坐鎮指揮，從桃園中正機場飛到臺北松山機場的。 飛到了臺北之後，機組人員就忙著裝運行李，包括宋美齡的物品在內的行李，足足有100餘箱之多，當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隨員的私人物品，但是，不少是宋美齡的行李。 隔天，臺北就有報紙以嘲諷的語氣說：香港有97大限，臺北有97大件。 關於這叨多個皮箱內的東西，報紙上只是作了如上的簡介，這箱子裏的“字畫”、“衣料”、“日用器物”等究竟是些什麽東西。 先說說她的“字畫”、“古董”吧，其中有不少是原“故宮博物院”的東西。說起故宮寶藏，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根據張靜江的建議，蔣介石就執行了“疏散”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收集在故宮博物院寶藏的長遠計劃，他先是讓人把這些瑰寶從北京運往南京。在後來日本人長驅直入的時候，蔣介石的代理人把藝術品裝進數以萬計的條板箱運往全國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以及共產黨人手中。”這些藝術品最後被運到中國西部邊遠地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在這期間，這些傑作中有許多失落到海外有錢的鑒賞家手中。人們一直在焦慮地揣測這件事，但是由於有20多年的時間，這些瑰寶到處移動，因而無法肯定地說失落了什麽東西以及失落了多少。在淮海戰役結束以前，有將近25萬件繪畫、瓷器、玉器和青銅器最後被運往臺北。 當初在大陸時期，故宮一共有三個處，包括了書畫處、器物處、禮儀品處等。敗逃的過程中，管禮儀品處的官員投奔共產黨去了，所以，到臺灣的只有兩個處的古物，可是，這些古物的數量已經叫人勝日結舌，歎爲觀止了。 宋美齡於1950年元月從美國回到臺灣的時候，“故宮博物院”的管理編號列還沒來得及健全，更談不上完善。有許多都還是從大陸剛運到臺灣，連箱子都未拆封，有些則是很零亂地堆放在台中霧峰一間設備簡陋的庫房裏。 據宋美齡的老隨從說，宋美齡剛回臺灣來的時候，大概三天兩頭就往台中跑，但，宋美齡的主要興趣還不在古董上，她一直對中國的古畫有濃厚興趣，而且當時正開始以學習國畫來修身養性，消磨時光，所以她到台中的主要目的是看畫，而以她的地位和權勢，當然要看什麽就可以看什麽。保管員一批接一批地把庫中的古畫搬出來，毫無保留地供宋美齡觀賞。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時鑒賞古物的設備比較簡陋，還是保管的人對宋美齡刻意“優待”，宋美齡觀賞古畫的時候，居然可以完全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觸摸古字畫，和現在古物鑒賞專業人員鑒賞古物時，全副武裝，慎重其事的樣於，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許是受了這些“真迹”的熏陶和浸染吧，宋美齡的畫技，進展神速，很快就敢挂在蔣介石的辦公室裏對外炫耀了。 當然，從後期士林宮邸擺設的一些古玩來看，宋美齡和蔣介石對古玩的愛好，還是維持著相當高的水平的。宋美齡在臺灣時期，特別是蔣介石掌權時代，喜歡逢迎拍馬的大有人在，那些王公巨賈，出手闊綽，動輒以家族收藏的古董相贈，這也是常有的事。 例如，有一回，宋美齡到林太太家串門子（林太太是清末名臣富商盛宣懷的第五個女兒）兩人在聊天的時候，宋美齡忽然看到林太太家客廳裏擺著一對明代磁瓶，覺得很喜歡，左右端詳了一陣子，林太太見狀，在宋美齡告辭之後，就吩咐家裏傭人，立刻把那對磁瓶包裝好，隔天馬上差人送到士林宮邸。雖然來美齡從沒向人開口要過東西，可是，基於友誼，或是基於利害，許多人都心甘情願送她喜歡的東西，大家皆大歡喜，這也是威權時代，權力泛化的一種表現吧。 類似的饋贈，不限於本島下屬，一些和臺灣友好的國家，也會在適當的時候，送來稀世珍品，而一些向以蔣氏夫婦馬首是瞻的官家人，更是以送禮爲能事，下面是一位官邸人員的回憶： ２。怎麽來的？ 宋美齡的財富主要來源，除了本身的積攢之外，就是島內外人士們自動贈與。古代進貢給皇帝，主要是選擇重要節慶，或是新春，或是皇帝生辰，而當年島內外人士對蔣介石夫婦的“進貢”，基本上也是選擇蔣介石、宋美齡過生日的時候，作爲取悅他們的一個手段。 原則上，只要是蔣介石生日，前夕照例是由一些部屬或者是官太太，爲蔣介石作先期的祝壽。一般，通知相關的官太太，在特定日期來官邸，爲某事慶賀。 宋美齡很重視排場，以蔣介石誕辰爲例，早在生日前好幾個禮拜，她就已經通知官邸內部工作人員，安排好多少人的份數，再佈置妥當餐桌上的食品、飲料。 在菜色方面，慶典時節以中菜西吃爲原則。餐桌的擺置，更是大有學問。宋美齡照例是要官邸內務科的人，特別是兩個負責開飯的人員，先在祝壽餐桌的桌面上，用染上五顔六色的米，排出一些祝壽的字形，然後再開始擺食具。 爲了讓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官邸還將那兩位負責開飯的人員，送到相關的單位去受訓，受了訓以後，不管是擺設餐桌，還是設計一些花樣，都可以襯托出一種特殊的喜氣，增添節日的氣氛。 除了餐桌和吃飯聚會的地方，工作人員還要負責安排壽堂，讓蔣介石家屬可以有拜夀的地方，而在官邸大門外側，也設一個壽堂，供外界來賓，比如說各級政府官員來拜夀。 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樣的做法實在有點陳腐，可是，那時大家卻習以爲常，當時那樣的環境，只要想官場上生存的人，誰敢不去奉承？所以，只要是遇到蔣介石華誕或夫人生日，大家都唯恐落在別人後面，有失顔面，對蔣介石夫婦的禮品，更是不可免。那時，當“台灣政府當局主席”的人，大概是最好“表現”的一個官員，理由無他，就是因爲台灣政府當局有一個臺灣獨一無二的煙酒公賣局。 台灣政府當局煙酒公賣局也負有一個任務，便是每逢每年陽歷10月31日，也就是蔣介石的生日那天，前夕，就有裝運壽煙壽酒的卡車一車一車地開到士林宮邸來，這些都是當時上好的煙酒製品，當“省主席”的人當然希望利用這種機會，大大表現一番。 真正給蔣介石夫婦的貢品，比較高貴的還是海外華僑和外國元首送來的一些名貴禮品。 當年，國際間還沒有什麽野生動植物和環境保護，部分從東南亞到臺灣的華僑，爲了討好蔣介石，常常帶回來諸如象牙和名貴雕刻品、裝飾品的禮物，向蔣介石祝壽。 甚至還有些地區的代表團成員，送的是當地出產的熊掌和各式古董珍玩，令人瞠目結舌。這些“親台華僑”，只要蔣介石生日一到，常常某某祝壽團或某某致敬團的名義，組團回臺灣，向蔣介石拜夀。當然，人愈多，禮品也就愈豐富。 有一回，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來臺灣訪問，送給宋美齡的是一條相當貴重的用一粒粒鑽石鑲成的鑽石項鏈。宋美齡倒是沒有佩戴這條項鏈，因爲她覺得這過份耀眼，也顯得俗氣，而是將它據爲己有，收藏了起來。 費瑟送給蔣介石的，是一把鑲著鑽石的寶劍。那把寶劍也是一件稀世珍品，但是，這位國王根本不把這些寶物放在眼裏，因爲，當年以他們的石油産量，這些寶貝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齒。 蔣介石夫婦接受了費瑟的重禮，連跟在費瑟國王身邊的一些臺灣的高級工作人員，阿拉伯方面也送了禮。那次沙烏地阿拉伯國王來訪，像“外交部”的高級接待人員，例如隨從武官、隨從的事務人員、榮譽事務長等人，國王王室的人都送每人一塊表。這表是由瑞士專門的珠寶行加工訂做的金表，價格不菲。 各界送給蔣介石夫婦的禮物，實在多得不勝枚舉，“總統府”第三局還有專人負責清點禮品，並且將其彙編造冊，在最短的時間內，呈給蔣介石看。 以蔣介石的華誕爲例，蔣介石每逢他的華誕前後，照例會到“總統府”陳列各界禮品的大禮堂，親自“點收”這些數額龐大的禮物。“總統府”都會把禮品整整齊齊擺放在大禮堂。由於官邸堆積的禮物實在太多了，東西一多就不會去太珍惜，這是人之常情。有一位從日本來的親台人士，在一年蔣介石華誕的前夕，送了一盆非常名貴的盆景到臺北，給蔣介石祝壽。那只盆景據說價值數百萬元台幣，可是，蔣介石在他華誕前後，不過看了那盆盆景幾眼，就差人把那盆盆景移走。後來，官邸工作人員覺得這盆景很好看，就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培養一陣子，隔年再拿出來擺設。 在蔣介石在世的時代，各界並不把宋美齡的生日當作很隆重的事情來辦，畢竟那時還是以蔣介石爲主。但是，宋美齡也不以爲件，畢竟，蔣介石的壽辰就等於是宋美齡的喜事。某一年，爲了慶祝宋美齡的生日，蔣介石特地爲士林園藝試驗所培養出來的一種新品種蘭花，命名爲“美齡蘭”。因爲宋美齡非常喜愛蘭花，因而，她對於美齡蘭的命名感到十分的高興。蔣介石晚年，每年只要是宋美齡的生日，就會要園藝試驗所邀集各地的蘭花業者，來試驗所開一個蘭花展覽，算是慶祝宋美齡壽誕的活動。從以上的回憶，我們不難想像士林官邸中贈品堆積如山的情況，這當然是宋美齡的行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宋家王朝》一書中談到，宋美齡的晚年時，爲了對來訪者表示恭維： 她身邊老是帶著一些昂貴的小禮物——銀盒子、銀盤子、鑲有珍珠翡翠的小抽木匣子。在爲數衆多然而看不到的人員幫助下，事先在這些紀念品上面刻了一個人的名字和謎一般的簡短祝詞。這一切足以在西方人的頭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爲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東方人的這種已結人的小玩意。 這些東西，可能就是早年一些知名不知名的人送給她的贈品。 行李中的“衣料”也有不少是別人贈送的。士林宮邸有間小屋，裏頭堆了好幾口大皮箱，這些超大尺寸的皮箱，全是用來放置別人送給宋美齡的布匹專用的，裏頭綾羅綢緞，應有盡有。這些布匹，大多數是動都未動過的，以常人的眼光來看，存放在裏頭的布匹都是最名貴的，可是，宋美齡早就見得多了，根本不以爲意，一大半以上的布匹，從一開始，就一直擺在那兒，因爲，宋美齡實在用不了那麽多，而且，名貴的她不一定就都喜歡，所以多少年來，許多貴重的衣料就被塵封在官邸的那間小屋裏，始終得不到這位“第一夫人”的垂青。 宋美齡的旗袍是出名的多的，在士林官邸，有數不清的壁櫥，都是供宋美齡存放旗袍的地方。這與蔣介石的審美標準有關，他認爲女人的衣服最美的就是旗袍，不然就是一般老式的長裙子，那種長度必須長過膝蓋的裙子，只要露出腿，蔣介石就有意見。除了不喜歡女人穿短裙，他也討厭女人穿長褲，他覺得穿長褲的女人，沒有女人味。 受蔣介石這種觀念影響，宋美齡很少穿長褲，在她的臥房裏，有兩個衣櫥是挂著較好的旗袍，例如她穿的黑絲絨的旗袍就放在那裏面。還有另一個櫥是存放一般性衣服的。衣櫥多，裏面的衣服亦是不盡其數，但是，宋美齡喜愛的衣服，老是只有那幾件，衣櫥裏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衣服，是她這輩子從來沒有穿過的，或是只穿了一二次，就被永遠“冷藏”在衣櫥裏面的。 這大概是女人的通病吧，不管擁有多少衣服，她還是會覺得沒有可穿的衣服。據說，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的夫人擁有上千雙皮鞋，以供不同場合、搭配不同衣服穿，想來，她亦不可能每雙都常穿的，大部分還是會被常年打入冷宮。如此注重衣著，因是作爲“第一夫人”，衣著打扮，舉手投足都事關“國體”，但這樣做未免過於奢侈。在宋美齡的行李中，有一箱是“燕窩和月餅”，這是真是假？無人查證，但台灣不產燕窩倒是舉世都知道的。 即使如上面所述的行李中確是如許物品，其價值也不菲。宋美齡“迷財”，或者說是個“財迷”，究竟財富有多少，從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大概永遠是個“迷”。 | |
NO:519_10
| 讀讀樂 於 2002/07/22 11:15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美麗對於女人是至關重要的，上帝賦予了宋美齡靚麗的姿容，這也是宋美齡作爲“第一夫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晚年宋美齡依然美麗、敏捷。關於她美容的故事有各種版本，但到底怎樣，人們不得而知。 早在美國讀書期間，宋美齡就倍受老師和同學的欣賞。她曾經就讀的美國麻塞諸塞州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一位教員，對宋美齡作了一份保密的評價，一直收藏在該校的檔案室中。她寫到：“她是很受傾慕的，並不僅是因爲當時她和她的兩個姐姐一樣的漂亮，而是因爲她有激情，待人真誠。” 老一輩的宋美齡侍從人員都知道，宋美齡早在大陸時代，便十分注意身材的保養。她對飲食很苛求，也很考究，注意減食，以免肥胖。在臺灣士林宮邸她的臥房，備有一具小型磅秤，每天她都要稱稱看自己的體重是不是增加了，如果超出她的預定標準，她立即開始控制自己的日常飲食，直到體重恢復她的標準爲止。她若是發現自己體重略爲超重，正餐往往只吃一點蔬菜沙拉，一旦體重又恢復正常值的時候，她會興致勃勃地要官評廚房爲她上一客牛排，也許是從前留美期間養成的習慣，她對牛排始終情有獨鍾，對待烤雞和豬排的興趣，則不似前者，但也經常食用。蔣介石則喜歡吃肉絲鹹菜湯、乾菜炒肉等。宋美齡和蔣介石常請客吃飯，但菜肴是普通的。在宋美齡的廚房裏沒有過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鮮原則配置的。 生活在士林宮邸的宋美齡可謂錦衣玉食。她是個夜貓子，約摸上午11點鍾才起床。通常宋美齡醒來並不直接起床，而是要在床上待個把鐘頭，才會吃早點。她的早餐沒什麽花樣，一般是由廚房準備一隻託盤，裏面備有兩片烤麵包、一小片奶油，託盤內還放有一隻高腳杯，裏面盛有浸泡了鹽水的西洋芹菜。宋美齡最愛吃的蔬菜就是這種生菜西洋芹。吃完西洋芹，再吃兩片吐司，如果還有胃口的話，就再讓侍從到冰箱裏去拿一些點心，像是泡芙水果蛋糕之類的甜食，然後再加一杯咖啡，一頓早餐就完成了。這頓量不豐、質不優的早餐幾乎是經年累月，而宋美齡能夠樂此不疲，主要還是出於保持身材苗條的考慮，多年來她的旗袍始終很少修改過，她的體重基本保持在50公斤左右，由此可見，在保持身型上，宋美齡也是用心良苦的。 | |
NO:519_11
| 讀讀樂 於 2002/07/22 11:16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宋美齡出生於上海既是傳教士，又是牧師和實業家的家庭，同時也是一個熱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齡的父親——宋嘉樹，人們習慣稱他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三位女兒的父親”。的確如此，因爲他的三個女婿孔祥熙、孫中山和蔣介石，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非同一般。 宋嘉樹1861年生於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昌灑鎮古路園村一個商人家庭。1875年，14歲的宋嘉樹，隨同哥哥到爪哇一個遠房親戚處當學徒，訂立了3年契約。契約未滿，1878年初，他就跟隨堂舅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波士頓，在堂舅開設的綠茶商行當學徒。宋嘉樹在波士頓生活了將近一年，美國人的進取精神和冒險性深深地感染和激勵著他。他已經不能滿足於幫幫堂舅經銷綠茶的生活，在中國留美學生的影響下，3年學徒期未滿的宋嘉樹逃跑了。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搖籃，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師。由於父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宋美齡的世界觀當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宋美齡是一位基督徒，由於從小就接觸基督教的緣故，她把《聖經》奉爲圭桌，甚至對教義的理解已經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對《聖經》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話下。她的許多演講裏面都大量引用《聖經》的原話，她經常引用《聖經》上的話說：“我要打的仗已經打過，要走的路已經走過！”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誠信徒自居，宣傳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關於對宗教的情感，宋美齡把它分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可以說是與宋家及蔣家政治、經濟發展生死攸關。爲此，宋美齡曾經這樣解釋： | |
NO:519_12
| 讀讀樂 於 2002/07/22 11:16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宋美齡的作息時間有別于常人，她是有名的夜貓子，喜歡投放精力於夜晚。白天她可以睡到上午11點鍾，一到晚上則神采奕奕特別有精神。有人說她是一日之計始於夜，一點也不過分。瞭解宋美齡的生活，首先要從她的夜生活入手，她的大部分生活內容集中在夜間，這種獨特的生活習性養成了她愛靜、專心的性格。 夜幕降臨，宋美齡的一天正式開始。宋美齡喜歡在書房看書。她的書房陳設著她非常欣賞的兩幅畫，一幅是國畫，畫面是全副戎裝的“香妃”；一幅是西畫，“少女讀書”圖。侍從們都瞭解宋美齡挂這兩幅畫的寓意，“少女讀書”圖象徵著她勤奮好學，另一幅清畫“香妃”圖，描繪的是一個西域女武人，這兩幅畫從某種程度上表示著宋美齡的自我標榜和自我激勵。宋美齡一直把自己看作拯救民族危亡、肩負國運興衰歷史使命的時代女強人，她希望自己是一個文武雙全。德業雙修的全才。因而，兩幅畫所表述的寓意和她的期許不謀而合。夜深人靜的時候，宋美齡會凝望著這兩幅畫陷入深思。從美國到大陸，從大陸到臺灣，有多少個不寐的夜晚，宋美齡在苦思冥想中度過，除了研習《聖經》，宋美齡更多的是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一些“國政”大事。但是事與願違，“蔣家王朝”終成衰落，宋美齡的“我將再起”徒留餘音，那些不眠之夜終於隨風而逝了。有誰還願意瞭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姐在青燈下的苦心呢？ 年過60時，宋美齡晚間睡覺又添了新癖好，要人爲她按摩。 臺灣時期的宋美齡，由於環境所限及年歲漸增，逐步改變了年輕時代歌台舞榭、狂歡享樂的生活方式，轉而對藝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請國畫大師教自己畫畫，以此來修心養性。 宋美齡很希望人們尊重她，蔣介石手下的將軍或官員幾乎沒人敢得罪她，甚至連蔣介石和蔣經國都懼她三分。 | |
NO:519_13
| 讀讀樂 於 2002/07/22 11:18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與夫人截然不同的是，不論春夏秋冬，每天淩晨5點左右，當整個士林官邸還在灰黑的天幕籠罩著的時候，蔣介石便穿著睡衣起床了。他一手拿著一支鋼筆型的小手電筒，借著微弱的燈光，輕手輕腳，摸索著走進盥洗間洗漱。此時，“夜貓子”宋美齡剛剛入睡。 就在蔣介石輕輕地帶上門把，走出臥室的那一刻，值班的侍衛人員按響了一聲電鈴，通知貼身副官立即起床，到蔣介石身邊伺候。通常蔣介石要人服侍是一聲鈴響，宋美齡是兩聲鈴響，這是官邸的習慣。在蔣介石每天起床之前半小時，副官、隨從們就開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是燒開水，燒開之後先倒好一杯，冷卻到60℃左右，另一杯則保持在水沸時的溫度，這是給蔣介石起床後喝的，喝的順序是先涼後熱。當蔣介石走進盥洗間時，侍衛已爲他打開了電燈，一言不發地貼在他的身後，隨時聽從吩咐。 9：00過後，蔣介石便更衣著裝，吩咐備車去“總統府”上班。9：30正式辦公，或是召開各部門“首長”會議，或是找人談話，或是徵詢下屬對某事某人的意見、看法，以聽爲主，一般並不輕易表態，或是批閱下面送上來的文件，蔣介石看文件首先看文上的字寫得端不端正，如發現字迹潦草，他會非常生氣，有時乾脆退回重寫。其次，看看文字、詞語用得是否確當，如發現有不當，含糊之處，他也會非常不高興。 傍晚時分，倘若宋美齡有興致，蔣介石會和她一起乘車出去兜兜風，常去的地方是郊外田園、海濱漁港、空谷森林，新鮮的空氣、怡人的美景往往令他們陶然自醉，流連忘返，宋美齡能由此激發出作畫靈感。吃晚飯時，蔣宋夫婦依然同桌共進，但飯食不同，蔣介石仍是以稀飯、點心爲主，外加醃鹽筍和芝麻醬。 蔣介石是一位生活極其刻板而嚴格的人。人們常見的形象是一顆光頭，一臉嚴肅。一口“娘希匹”。確實此人保有中國帝王的傳統，軍閥的粗野和基督教的刻板。 蔣介石的尊客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頭，“蔣光頭”是戰爭年代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給他起的綽號。美國總統羅斯福、尼克松等人與蔣介石見面之後，常用“花生豆一樣的腦袋”來描述蔣介石的頭。唐人認爲，蔣介石是個禿子，由於年輕時代，生活不檢點染上“楊梅大瘡”。 與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權威人物一樣，蔣介石也很喜歡微服私訪，出其不意，檢查下級官員和機關的辦事態度及工作狀況。 蔣介石少小時代讀了幾年私塾，後來學軍事，所在的軍校也只是一般的培養下級士官的學校，所以蔣介石說不上獲得過高學歷，或者說談不上有什麽高深的學問。不過他卻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工作之餘，一有時間便埋頭苦讀，而且有個好習慣，要看一本書，必定凝神靜氣，一氣呵成，讀完爲止。久而久之，也積累了不少知識。 早在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時，爲了拉攏人心，建立自己的圈子，他每天都要分別找一個軍校學生到他的辦公室見面談話，猶如中醫郎中一樣“望、聞、問、切”，看看長相，聽聽回話，問問打算，估摸心理，以此來確定此人有無培養前途，確定與自己的親疏關係。據說，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徐向前當年也被蔣介石找到辦公室談話，徐向前生性靦腆，一口山西口音，背還有點彎，人長得也不“威武”。蔣介石見了之後，沒問幾句話，便讓他回去了，望著徐向前的背影，直搖頭，“不可用也”。徐向前後來的人品。才幹、功績證明蔣介石的這一套並不靈。 作爲一個中國近現代的舊軍人、“新軍閥”，並且渾身上下充滿著專制獨裁氣味的蔣介石，動不動發火、罵人是家常便飯，根本不用去考慮別人的人格尊嚴。 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心細如麻，凡事對人不放心。在大陸時期，特別是在戰爭、戰鬥中，他常常對下屬的能力、態度存有疑心，越級指揮，給下屬造成很多想說又不敢說的麻煩，戰爭失敗了，他們還要承擔失敗的責任，代蔣介石受罪、頂缸。 蔣介石信風水、講述信，早在20年代人們就有耳聞，當年國民革命第一次攻打南昌失敗，據說就是因爲蔣介石在布兵排陣上聽信了“風水”、“八卦”一類的迷信預言。進入老年之後，蔣介石常常疑神疑鬼，顧忌太多，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蔣介石在臺灣時，洗澡是由副官來幫助的，他還自有一套規矩，別人不能不從。 蔣介石對穿衣打扮是非常講究的，總體特徵是乾淨、整潔。利落、莊重，他最討厭別人衣衫不整，邋退肮髒，而且注意在不同的場合穿不同的衣服。一般地說，在自己的家中與家人團聚時，蔣介石要保持家長的威嚴和慈祥，通常穿一襲長袍，冬季爲棉質黑色，夏天穿綢緞淺灰色，春秋季節爲棉質深灰和藍色；在去“總統府”辦公時或穿墨綠色軍便裝或銀灰色中山裝，這樣顯得莊嚴肅穆；外出視察或接待外賓時也多穿這兩種服裝；遇上節慶、典禮，或穿黑色長袍、或穿上將禮服，並佩戴勳章；到軍隊視察，往往穿上軍便服，或正規軍裝；遇有重大軍隊節慶活動，如檢查部隊時，他總是穿上戎裝，並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外黑裏紅的披風。 在蔣介石的士林宮邸有座“蘭亭”，是蔣介石夫婦常去小憩的地方，這裏擺放著許多名貴、稀有的花卉。蔣介石每到這裏都要仁立、流連一番，仔細地觀察著各種花卉的顔色、形狀，還時不時地嗅嗅花香。園丁們還爲蔣介石在官邸建了一座玫瑰園，蔣介石興致高的時候，一邊觀賞，一邊與園丁討論改良品種、嫁枝移術事項，縱使是老園丁有時還不得不佩服蔣介石的“花道”。曾有一段時間，蔣介石想起了日本有種特別好看的牡丹，讓人採購一百餘株放到臺灣高山地區栽種試驗，但由於氣候問題沒有成功。在所有的花中，蔣介石最喜歡臺灣本土生長出來的蝴蝶蘭，這種花雅致、清豔。他不喜歡酉洋蘭，認爲它太豔了，這倒與他的衣著審美相一致。 蔣介石是爲了能與宋美齡結婚，答應宋老夫人的條件而宣稱信仰基督教的。不過，從此以後蔣介石還真的有模有樣地每天起床後就與宋美齡一起讀《聖經》、做禱告、交流讀經心得體會。 | |
NO:519_14
| 讀讀樂 於 2002/07/23 22:12 | |
| 第十一章 臺灣“第一家庭” | |
蔣介石在世時，蔣家人丁興旺，四世同堂，兒孫繞膝，不乏天倫之樂。但家庭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其中關係又頗爲複雜，政治難免會介入家庭之內，所以，“第一家庭”往往成爲世人關注的焦點。 蔣介石的一生，如同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名人一樣，在婚姻問題上，由於生活環境的不斷變遷、人生道路的轉徙曲折致使婚戀常有變故，被他抛棄的女人不乏一二。到了晚年，蔣介石對她們進行了較爲妥善的安置，並由宋美齡和他一起出任“第一家庭”大家長的角色。 與蔣介石維持夫妻關係時間最長、對蔣介石一生影響最大的還是宋美齡，他們在一起生活了48年，直到蔣介石去世。 蔣經國，於1910年陰曆3月18日生於奉化溪口鎮。他出生之時，蔣介石遠在日本，蔣介石雖不能親嘗初爲人父的樂趣，卻也爲完成一件“母命”而高興。原來蔣介石和毛福梅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蔣長期闖蕩在外，眼界大開，早已看不上舊式女子毛福梅，以致兩人感情失和，婚後長期無子。這可急壞蔣介石的母親王采玉，王氏抱孫心切，以“投黃浦江”相威脅，要求蔣介石和毛福梅和好。蔣介石是個孝順兒子，深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只得勉強與妻子同住，這才促成了蔣經國的降生。在蔣經國出生的第二年，蔣介石從日本“托故假歸”，才得以親踐舐犢之情，享受喜得貴子的天倫之樂。到了5歲時，蔣經國進入當地學校接受正式啓蒙教育，先拜當地周老夫子爲師，後師從顧清廉。儘管當地先生給經國下了“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的評語，然而，蔣介石見兒子勤勉誠篤，始終認爲“經兒可教”。到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的反對，接蔣經國到上海讀書，開始逐步走出舊式教育的迷津，接受新式正規教育。此後，蔣介石因事務繁忙，儘管長期不能親自施教，但對兒子的督促卻須臾不敢懈怠。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親的來信，從讀書到寫字，從日常生活到爲人處事，樣樣關心。 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子，照理，宋美齡與蔣經國應該保持一種和諧的母子關係，才更能維護彼此的尊嚴和利益。然而，正是這個“第一家庭”的利益太非同尋常了，誰成爲這個家族的主宰，就意味著誰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因此，母子之間的利害衝突必然表現爲權利之爭。蔣介石在世，宋美齡夫貴妻榮，無限榮光盡在其身，蔣介石死後，卻沒有子貴母榮的局面。宋美齡似乎只徒有老成凋敝的心態，歷史上宮廷政治中，父子仇殺，兄弟自殘的事情層出不窮，毋庸談與皇后或外戚之間的爭鬥了。不要說蔣經國不是宋美齡的親兒子，就是她的親兒子，只要是爲了權力，爭鬥就在所難免，她又能怎樣呢？ 在蔣氏家族中，如果說來美齡是個“洋化的華人”的話，那麽，蔣方良倒是“華化的洋人”。蔣方良原名芬娜，出身於俄羅斯一個貧寒的家庭，與蔣經國結婚後於1937年來到中國。當蔣經國領著芬娜來到蔣介石面前拜見他時，蔣介石上下打量著兒媳，見她低眉順眼，很懂些中國禮數，心中的疑慮漸漸化解了。相處兩三個月後，他發現這個俄羅斯兒媳個性溫柔順遜，處處體貼、關懷著自己的丈夫、孩子，孝敬公婆，有著天然的中國賢妻良母的德性。蔣介石從內心接受了她，並給她起名爲“方良”，意爲“端正”、“賢良”，冠以夫姓，名日“蔣方良”。 “第一家庭”成員複雜，來自海內外的不同地域，因此生活習慣有很大差別，最典型的表現是語言上可稱得上是“聯合國”。 | |
NO:519_15
| 讀讀樂 於 2002/07/23 22:14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經兒可教，緯兒可愛”，這是蔣介石給他們少年時代的評價。蔣緯國生於1916年10月6日，其身世之謎一直爲他自己和外界猜測。當年辛亥革命失敗，孫中山被袁世凱通緝， 蔣介石、戴季陶亡命日本，兩人共處一室，與旅館侍女重松金子發生戀情，生了這麽個兒子，但誰是其父，不能確認，因戴季陶懼內，遂劃名至蔣介石門下，算是他的二兒子。蔣緯國出生不久，便由日本人山田純太郎帶到上海，交姚怡誠看管，算做兩人的兒子。蔣緯國儘管身世不明，但蔣介石一直視爲己出，給他安排了一個“武”路，並且蔣緯國從小就立志從戎經武。 蔣緯國生得聰明伶俐，招人喜愛，從小就被蔣介石帶在身邊長見識、開眼界，博得蔣介石的朋友、同事們的歡喜，有“軍中少年”之稱。蔣、宋成婚後，蔣緯國到蘇州人東吳大學附中就讀，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學畢業時，他就立志參軍從戎，但因病未能如願，遂人東吳大學學習，四年內，修完了兩個系的課程。畢業後，到德國學軍事，開始了軍旅生涯。 蔣緯國自1961年升爲中將後，歷時14年，蔣介石未再給予升級，一再讓他去多讀書，一讀、二讀、三讀，回來之後讓他辦軍事教育，從“戰爭學院”到“三軍聯大”，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蔣介石去世，蔣緯國行將退役，在宋美齡的幹預下，蔣經國才把他升爲“陸軍二級上將”。 蔣家人丁興旺，到蔣介石的孫輩時已成爲一個幾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蔣介石的孫輩主要有：蔣經國與蔣方良的4個兒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孝勇；蔣緯國與邱愛倫的兒子孝剛，以及蔣經國與章亞若的一對雙胞弟兄章孝嚴、章孝慈，總共7人。 孝文、孝章是蔣經國夫婦在蘇聯的愛情結晶。孝文原名艾倫，是蔣經國的長子，蔣介石的長孫。當他隨父母回到蔣介石身邊時，蔣介石非常歡喜，給他改成中國名字。孝文小時候頑皮搗蛋，蔣經國經常訓斥。在江西時，蔣經國將孝文、孝章帶在身邊讀書，孝文一放學就到處亂竄亂跑。有一次，贛南公署的警衛人員逗他玩，跟他講，如有人問你是誰的孩子， 你就說：“爸爸是專員，爺爺是中國的皇帝！”孝文學著回去說給蔣經國聽，被蔣經國誇獎了一頓，並決定背後大大獎勵教孝文說這話的衛士。每天早上，蔣介石都要通過無線電聽聽孫子、孫女向他請安。孝文、孝章請安完畢後，孝文總要加上一句，“爸爸，我爺爺是皇帝”。蔣介石聽了“嘿嘿”一笑了之。 在臺灣第一家庭中還有兩位曾不能認祖歸宗的雙胞胎兄弟，即章孝嚴和章孝慈。章氏兄弟系蔣經國在贛南時與情人章亞若所生，出生不到半年生母便病逝。爲了不損害蔣家的名聲，章氏兄弟未能正式進入蔣家，姓氏只能冠以母姓。雖不能姓蔣，但蔣介石卻親賜名孝嚴、孝慈，排在第三代“孝”字輩中。章氏兄弟失去母親，又得不到父親的關愛，從小就跟著外婆、舅舅長大， 1949年到臺灣後，住在新竹，中學畢業後，他們雙雙考上了東吳大學，孝嚴進了外文系，孝慈進了中文系、法律系。兄弟倆在上大學時，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其身份是被嚴格保密的，他們也不能認祖歸宗。1975年蔣介石去世，1988年蔣經國去世，他們都未置身家屬其中。 1949年跟隨蔣介石到臺灣的“皇親國戚”遠遠近近有幾十人，有蔣氏本家叔伯、遠房兄弟，有蔣介石外婆王太夫人娘家的支系，有毛福梅的娘家支系等等。其中蔣介石在大陸時最顯赫的親戚——宋美齡的娘家人孔祥熙、宋子文兩家卻去了美國。隨著蔣介石在臺灣的腳跟逐漸站穩，孔祥熙一家、宋子文一家雖不時穿梭於臺灣和美國之間，或企圖再從蔣家撈點政治“油水”，或純粹的親戚來往，大多都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在臺灣住個一年半載即回美國。 宋美齡一生無子女，在她心目中蔣經國、蔣緯國雖都是“兒子”，但卻和她無任何血緣關係。因此，她更願意把大姐宋藹齡的子女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方面他們算是娘家人，有間接的血脈聯繫，另一方面，她和他們無多大的政治利害關係。基於此，在臺灣只要“第一夫人”宋美齡存在一日，孔家子女借“皇親國戚”的光就能威風一日。 收集情報，向宋美齡打小報告，是孔二小姐的又一專長，也是她能在宋美齡跟前玩得轉的功夫。整個士林官邸的動態，不論是個人隱私、私人醜聞還是貪贓枉法，都逃不過孔二的法眼。官邸有什麽風吹草動，宋美齡勿用勞動一根神經，消息馬上就會傳到她耳中，這都是孔二的功勞。有人說她是官邱的情報局長，官邸的人犯了過錯，最怕讓她知道。她知道了就等於宋美齡知道，到時候逃不掉一頓責駡。可是，孔二好像長了“千里眼”、“順風耳”，官邸有什麽動靜都逃不過她的監視。因此，隨從們最怕孔二過問工作。 | |
NO:519_16
| 讀讀樂 於 2002/07/23 22:57 | |
| 第十二章 傳子，還是傳賢？ | |
蔣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帝王思想影響的統治者，有極濃厚的傳子思想。爲培養蔣經國接班，可謂煞費苦心。越級提拔，剷除異己，任用親信，順利接班。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正式宣佈恢復“中華民國總統”職務。蔣介石“名正言順”地從幕後走到台前，繼續苦心經營蔣氏父子偏安台島的這台“雙簧戲”。台前，蔣介石導演“終身總統”；台後，蔣介石在秘密部署“父業子繼”。蔣經國則惟父命是從，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蔣介石重登寶座後，第一件事就是認真清理門戶，將追隨他逃到臺灣的國民黨諸元老，紛紛打入冷宮，把臺灣搞成名副其實的蔣氏“獨家經營”。 對於蔣氏父子有背歷史潮流的作爲，許多人並不買賬，指指點點。爲使長子逐步接班，蔣介石不斷清除異己，掃除障礙，爲“太子登基”鋪平道路，可謂用心良苦。在蔣經國的“接棒”之路中，打擊最烈、轟動最大的是吳國楨、孫立人兩案。對此，美國紐約《中報》1988年4月17日發表了美籍華人葉一舟的一篇文章，題爲《彈丸江山父傳子，可歎孤臣生非時——吳國楨、孫立人在蔣家王朝中的悲劇命運》。文章評論說：“國民黨退台之初，最具國際聲望的文武官員吳國楨和孫立人，在‘侯門深似海’的中國官場上，首先充當了蔣氏父子權力重新組合的犧牲品。” 江南在《蔣經國傳》中寫道：“蔣先生器重吳顯然事出有因。 正當吳國楨案在台島餘波未盡之際， 孫立人又向“太子擅權”發難。由此發生孫立人“兵變”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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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3 23:00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蔣介石著力培養和縱容蔣經國，在臺灣實行家族專政，政界的吳國楨和軍界的孫立人因對此略表不滿，而遭到流亡和幽禁的下常但是，蔣氏父子的一舉一動，無異於“禿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事”，人人心知肚明，思想文化界對此更是早已洞察。可大多數人顧忌於政治的敏感和當局的高壓，而不敢發表異見。少數追求自由民主之士稍有暗示或建議，即步入吳國楨和孫立人的後塵。《自由中國》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要說《自由中國》案，得先從蔣介石連任“總統”談起。 蔣介石連任“總統”表明了他在臺灣的地位不可撼動，也保住了蔣家小王朝，從而也就使權力向蔣經國過渡有了保證。蔣介石雖然受到了萬民擁戴，可也有人敢於“逆流”而行，向蔣氏父子的封建、專制之舉開火，這便是《自由中國》雜誌的一些工作人員。 風雲突變。1960年9月4日，在蔣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總統”不滿4個月後，臺灣“警備司令部”就迅速拘捕了雷震，同時被捕的還有《自由中國》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驕和會計劉子英。 蔣經國染指國民黨黨、政、軍以後，清除了異己，慢慢培植起了自己的力量，離最高之位還有一步之遙。因爲，這時陳誠還佔據著“副總統”、“副總裁”兼“行政院長”的要職。蔣經國只好暫時養精蓄銳，以待時機。 60年代初，陳誠以重病在身，不堪繁務爲藉口，在蔣介石的暗示下提出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對於新任“院長”的人選，陳誠曾向蔣介石推薦臺灣當局“駐日大使”張厲生，因張厲生是陳誠的人，又曾任過“行政院副院長”，蔣介石表示可以考慮。但蔣經國得知此事後表示堅決反對，他建議嚴家淦出任“行政院長”一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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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16:17 | |
| 第十三章 先生先死 | |
蔣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帝王思想影響的統治者，有極濃厚的傳子思想。爲培養蔣經國接班，可謂煞費苦心。越級提拔，剷除異己，任用親信，順利接班。
蔣介石的身體一直是很好的，特別是中年以後，生活較有規律，也無大病。但1971年以後身體狀況日趨衰弱，先是衛士失職，使之多受皮肉之苦，以後在陽明山遭遇車禍。據說在蔣連任第五任“總統”時臺灣電視上出現了“大哥不好了！”的字幕，而大觸黴頭。 蔣介石少小年代，由於頑皮任性，常常得點小病小災。青年時代的軍旅生涯使他的身體變得健康、強壯。三十多歲時，由於一度荒唐頹廢，意志消沈染上淋病，病癒後，蔣介石備加愛惜自己的身體，不吸煙、不飲酒，甚至不喝茶，飲食起居極有規律，所以，在70年代之前，也就是蔣介石85歲之前，除了1962年作過一次前列腺肥大切除手術外，幾乎沒有得過什麽大病。 然而，到了70年代之後，蔣介石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接二連三的疾病和意外災禍將他送上了西歸黃泉路。 7月上旬，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與往年一樣，從士林宮邸搬到了陽明山官邸避暑。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蔣介石、宋美齡在軍警們的嚴密保護下，乘車由士林方向回草山官邸。車隊行駛在陽明山的仰德大道上，這是一條由臺北市政府和陽明山管理局聯合撥款，專爲蔣介石上下陽明山方便而修建的高級公路，誰一缺陷就是路勢陡峭。 晚年的蔣介石十分迷信。在他走向人生盡頭的最後一段歲月裏，神秘色彩不斷。自車禍發生後，蔣介石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生性迷信的蔣介石忙讓人給看風水。經“大仙”指點，蔣的病是由以下幾個場景不適造成的。第一個場景，是蔣介石辦公的地方——“總統府”。1966、1967年左右，當時的“總統府”有關單位，爲了美化的目的，在“總統府”前方的左右兩側，請水泥工設了兩隻彩色噴泉。這兩個噴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顔色是白色，做好之後，夜晚把噴泉打開，五彩的水花，美麗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時候，有人卻私下在議論著，說什麽“總統府”的那兩個噴泉，活像是兩根白蠟燭，“總統府”整個遠看起來，簡直就像是一座墳墓。這個說法甚囂塵上，不久，大概有關方面自己也發覺不對，就立刻把那兩座白色底座的噴泉移走。 1972年6月以後，蔣介石基本上是在病床上渡過的，士林官邸成了醫院，身體時好時壞，異常痛苦。 “大哥不好了……”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月，即1972年6月，士林宮邸的醫官特別爲蔣介石做了一次全身體檢，檢查結果讓在場的醫生們大吃一驚，原來蔣介石的心臟比前一段時間大了許多，如果不好好靜養，將有生命危險。醫官將檢查報告直接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告訴他檢查出來的結果，建議他立即停止一切對內對外活動，休息半年，最好能在一個全封閉的狀態下，安安靜靜地以養爲主。蔣介石聽了醫官的建議後，大爲緊張，馬上去向宋美齡說明瞭檢查結果和醫官的建議，並且徵求她的意見，“陳醫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麽樣？” 爲了讓蔣介石的病早些好起來，宋美齡也陪同住進了“榮民總醫院”六病房，並一直陪在蔣介石的左右，雖不用她親自端水送飯擦身子，但也可以問寒問暖，盡到了一位做夫人的責任。對於蔣介石用何種藥，實施何種治療她都詳細過問，聽取醫護人員的分析，然後最終決定採取何種措施。在病榻上，宋美齡是決定蔣介石要不要見人，要什麽時候見人的最後授權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權總管。易言之，蔣介石的病威脅著宋美齡的權勢，也相對地增長了她的權勢，她一方面擔心若是蔣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顯然將立即受到威脅，而這威脅可能來自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有可能來自其他對臺灣的政治權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卻在許多地方，給人一種更爲舉足輕重的感受，認爲她是操縱日後臺灣的政治方面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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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16:19 | |
| 第十三章 先生先死 蔓生慢死 | |
1975年4月5日，中國人傳統的清明節，蔣介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據說由士林官邸移靈“榮民總院”，天突降暴雨。4月16日大殮，暫厝於臺灣慈湖賓館。據蔣生前遺言，今後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 一個星期後，即4月5日，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清明節，人們會在這一天燒紙化錢、或用佛教的規矩做些儀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親朋故舊。這天清晨和上午，臺北的天氣異常晴朗，幽靜的士林宮邪到處是鳥語花香，景色宜人。 對於蔣介石的遺囑，留美知識份子刊物《新澤西通訊》與《石溪通訊》合刊載文稱： 以“總統”身份向國民黨發表遺囑，竟然把耶穌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臺灣情況的人，還以爲基督教是國民黨的國教呢。 臺灣當局則對蔣介石遺囑採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場。就在蔣介石病逝第二天淩晨7時，國民黨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對蔣介石的遺囑決議如下： 在十一大重新修訂的《中國國民黨黨章》中，蔣介石遺囑寫入黨章，以使國民黨員“遵行”。修訂黨章雲： 總裁遺囑所示：“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四大革命任務，爲總裁畢生的志事，全黨同志自應奉爲共同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努力貫徹實現，故本草案擬予納入總綱第二條，期以相互勉行，並使革命民主政黨之涵義更爲具體而明顯。 4月6日的國民黨中常會除了對蔣介石的遺囑作出決議外，還作出兩項決定： 第一項決定：“副總統”嚴家塗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位，宣誓就任總統職。” 對於國民黨中常會兩項決議，作家江南發表評論稱： 兩項決議十分荒唐，嚴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無須常會多此一舉。經國因父喪辭職應向新任總統提出，因行政院長非黨內職務，如辭國民黨中常委，那又當別論。 阮大任就國民黨中央上述決議也提出疑問： 即使黨決定予以慰留，其仍須向新任總統提出辭職，黨的慰留只是表示黨支援其留任，並不表示新任總統亦予慰留，雖然嚴家淦總統身爲中常委，在常會中亦表示希望蔣經國留任，但是嚴家淦總統與嚴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雖然同是一人，兩種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嚴家淦中常委在黨內的意見不能取代嚴家淦總統在憲法上應有的權力。 江南與阮大仁均從法理上指責國民黨中常會兩項決議不妥，確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國民黨的領導體制是“以黨領政”。“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如果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國民黨中常會的兩項決議，也就不再讓人感到費解了。 嚴家淦在蔣介石病逝7個多小時後便繼任“總統”，時間之快爲歷史罕見。嚴繼任“總統”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特派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餘俊賢、張群、何應欽、陳立矢、王雲五、于斌、徐慶鍾、鄭彥芬、黃少穀、穀正綱、薛嶽、張寶樹、陳啓天、孫亞夫、林金生、沈昌煥、高魁元、賴名湯等21名大員組成治喪委員會。 與此同時，“行政院”宣佈三件事： 4月6日淩晨2時，蔣介石遺體由士林宮邸移至“榮民總院”。翌日，允許民衆瞻仰蔣介石遺容。在蔣介石靈堂四周插了88根白蠟燭，正中供奉著蔣介石的巨幅遺像及遺囑。靈前有5個用素菊綴成的十字架，正中一個爲宋美齡的，上款爲：“介兄夫君”，下款書“美齡敬挽。” 4月9日，蔣介石靈樞移至國父紀念館。移靈前，蔣經國親自爲其父穿衣服，按照鄉例，給蔣介石的遺體穿了7條褲子、7件內衣、包括長袍馬褂。遺體貼身包著絲棉、黑襪、黑皮鞋，胸佩大紅彩雲勳章，左右兩旁佩戴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蔣介石最喜愛讀的《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和《唐詩》四部書也被宋美齡放在靈柩之中。另有氊帽、小帽各一頂、手套一副、手帕一塊、手杖一支，這些都是蔣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緒之後，才由“榮民總院”移靈至國父紀念館。 移靈時，由於蔣經國在蔣介石遺體前一次又一次地“長跪致哀”，並把照片登在報紙上，於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紛紛上行下效，率領各自手下人在靈堂或路邊跪祭蔣介石。爲了證明蔣介石得到台籍民衆的擁護，《中央日報》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謝東閡率各縣市長長跪蔣介石靈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紀70年代號稱民主社會的臺灣，竟然出現了穿西服官員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場面，實在是可悲又可笑。 從4月9日起，嚴家淦和全體治喪大員輪流在國父紀念館爲蔣介石守靈。其間，臺灣當局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完成蔣介石遺願”，“推翻中共政權”，同時繼續奉行貫徹蔣介石對大陸同胞的一切“保證”。大陸對蔣介石的去世反應平淡，新華社消息說，中囯共產黨仍視他的老對手蔣介石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代表”，“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他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是死有餘辜。 外國對蔣介石的去世態度不一，有些國家把蔣介石貶得一文不值。蔣介石一生中最“忠實”的外交盟國美國，對蔣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總統只擬派農業部長前來吊喪，後經臺灣當局要求，才改派副總統洛克菲勒前來。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大殮日，8時5分儀式開始。8時8分45秒，蔣介石靈樞的棺蓋放在7尺銅棺之上。之後，由張群、何應欽、陳立夫、薛嶽、穀正綱、黃少穀、黃傑、謝東閔等8位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將一面青天白日旗覆蓋在靈樞之上。接著，嚴家淦與“五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總統府資政”王雲五、“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于斌等在靈櫃上覆蓋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然後，嚴家淦恭讀祭文。 蔣介石死後，其子蔣經國當選爲國民黨中央主席。過渡性“總統”嚴家淦任滿後，力言不連任。國民黨推舉蔣經國爲“總統”候選人，順利接班。 蔣介石去世，蔣經國當上了國民黨中央主席。當他抓到黨權之後，眼睛又瞄上了“總統”寶座。其實，蔣經國身爲國民黨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長”，黨政大權歸於一身，“總統”嚴家窪不過是虛位以待，下面一個小故事很能說明問題。 蔣經國在讚揚嚴家淦的同時，制訂並通過了“卸任總統禮遇條例”。根據此規定，卸任“總統”享有7項待遇： 如此禮遇可見蔣經國對嚴的厚待與感激之情。不僅如此，嚴卸任後，蔣對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嚴主持黨內若於重要會議，並就重大決策徵詢嚴的意見。1978年7月，蔣經國核定由嚴繼續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同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以嚴爲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組成的“提名審核小組”，負責對參加增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黨籍候選人審核、提名。1979年，嚴家途還被推爲臺灣“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6年4月，嚴家淦擔任國民黨中常會12人小組召集人，對政治革新要務進行研議。當嚴家淦在家中渡過80歲生日時，蔣經國親往住所祝賀。還在嚴壽辰前夕，蔣就派“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代表他致贈壽屏，壽屏上的祝詞爲： 2月19日，“國民大會”一屆六次會議如期在臺北召開。3月20日，大會進行“總統”選舉，蔣經國以1184票當選爲“總統”。當蔣經國得知此資訊後，便於當日下午4時偕夫人及次子蔣孝武赴慈湖蔣介石“陵寢”謁祭，以感謝生父的刻意栽培。翌日，蔣經國以國民黨中央主席的身份，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發表談話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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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16:21 | |
| 第十三章 先生先死 蔓生慢死 | |
蔣介石去世後，夫人派和孔家曾推來美齡爲國民黨總裁，但爲宋所推脫。蔣經國上臺後，宋美齡曾有一些幹政行爲，但並不力。蔣經國晚年病重，有人又想到了宋美齡，但宋終是垂暮之人，沒有再起的可能了。 自蔣經國出任“閣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蔣經國時代的來臨。經過蔣介石的精細安排和扶植，國民黨的政權順利交接。 來美齡除了本身無子息外，一生在政治舞臺上占盡風頭，自己又擁有大量財産，在一般人看來，應是命運富貴的一個人了。她稱自己一生最傷痛的事，是蔣介石的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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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21:25 | |
| 第十四章“蔣家王朝”之後的宋美齡 | |
宋美齡在蔣介石去世後，赴美前發表《力勉全體國人》一文，開篇便說： 近數年來，余疊遭家人喪故，先是姊文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繼溘逝，前年藹齡大姊在美病篤，其時總統方感不適，致遲遲未行，造趕往則姊已彌留，無從訣別，手足之情，無可補贖，遺憾良深。 世事滄桑，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宋氏家族的宋藹齡、宋子文、宋慶齡、宋美齡等就活躍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舞臺上，他們或縱橫捭闔、或聯外援內、或指點政津。可是，歷史雖將其載人史冊，卻不會對他們加冕。多少威風、多少激昂都定格爲歷史，那些活生生的日子，隨著宋家人的凋亡，漸漸遠去了。 宋氏家族第二代中較早離開這個世界的是孔祥熙。大陸解放前夕，這位山西富商、民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帶著一大筆巧取豪奪的財富，領著一家人逃到美國，靜觀政局變化。1952年，他曾有意去臺灣島立腳剛穩的蔣介石政權中擔任“副總統”，但遭到蔣介石父子的拒絕。1962年，孔祥熙在長期寄居異邦之後，回到臺灣。據說，他想在國內頤養天年，不想再當寓公了。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後兩年，宋子文與妻子張樂恰去舊金山訪友。4月24日晚，他們的老朋友，廣東銀行的愛道華·尤在舊金山家裏設宴款待他們。宋子文在進餐時，因食物嗆入氣管導致心力衰竭猝然去世，終年77歲。4月27日，臺北《中央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宋子文的遺像，報道了他在舊金山去世的消息，並對宋的一生作了這樣的評價：“宋故院長熱愛國家，於北伐、抗戰與勘亂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沖於國際垓坫，或主持中央與地方政務，皆有重大貢獻。” 1973年10月19日，85歲高齡的宋藹齡，死于紐約哥倫比亞長老醫院。作爲宋家的主心骨，宋藹齡爲“宋家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生前，宋藹齡足智多謀，腰纏萬貫，從1912年任孫中山的秘書開始，到她辭世，她的政治生涯長達60年。由於她的撮合，宋美齡與蔣介石聯姻，蔣宋兩家族統治中國達20年之久。宋慶齡曾對她的大姐作了這樣的評價：“倘若大姐是個男人，委員長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會統治中國。” 在宋氏兄弟姐妹中最受世人尊敬的莫過於宋慶齡了。宋慶齡在國際上是有重大影響的人士。她早年留學美國、出居日本，流亡歐洲，先後被選爲世界第二次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和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新中國成立後，作爲國家領導人，她出訪過蘇聯、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斯裏蘭卡等國，爲加強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長期的國際活動，使她受到廣泛的尊敬，被世界公認爲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中國人總結人生有三大不幸，其中有一大不幸，即老年喪子。宋美齡晚年接連喪子、喪孫，白髮人送黑髮人，其悲慘情景可想而知了。 從大陸時期到臺灣時期，蔣經國的職務隨著蔣介石的交棒而不斷升遷，他是臺灣近40年來實際的權力支配者。隨著蔣介石的辭世，他由幕後走到台前，這個凡事必要躬親的強人，最後也躲不過纏綿於病榻的命運。 緊隨蔣經國之後，1989年，54歲的蔣孝文因喉癌過世。 在蔣氏家族的孫輩中，最得來美齡寵愛的是老三蔣孝勇。這位昔年深得祖父蔣介石寵愛的孫兒，在宋美齡心目中依然是別人不能替代的。蔣氏家族中如果有什麽訊息需要轉達時，蔣孝勇是惟一的最佳傳訊使者。宋美齡遷居美國後，蔣孝勇幾乎每年都要前往紐約，拜見祖母一次。據說，在宋美齡眼裏，蔣孝勇仍然被視爲當年可以坐在蔣介石辦公桌上撒尿的小孫子。 在孔家隨著孔祥熙、宋藹齡的去世，其子女孔令侃、孔令偉也步屬其後離開了人間。尤其是孔令偉的死對宋美齡打擊很大。1994年11月18日晚，躺在臺北振興醫院半年，已經昏迷多日的孔令偉，終於結束了她神秘的一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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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21:27 | |
| 第十四章“蔣家王朝”之後的宋美齡 | |
蔣經國去世，預示著蔣家王朝的結束，人們對宋美齡這樣的元老，再也是提不起興趣了。傳說宋、李不和，二李（李登輝、李煥）打敗了蔣緯國，宋美齡只能望位興歎了。 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飛逝如梭，1988年，蔣經國去世了。宋美齡悲痛已極，連續4天不思飲食。舉行追悼會時，她坐著輪椅從側門進入靈堂。從電視螢幕上人們可以看到她哀戚滿面。 據說，宋美齡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去官邸的小型教堂禱告或閱讀聖經要佔用2小時，牧師每天不間斷地主持教堂聖事，並分別以中、英文講解教義；每當星期三和星期日，蔣緯國及“孝”字輩的家人，都要齊集在官邸教堂做禮拜並聆聽講道。每周兩次與家人聚會，這是宋美齡最開心的時刻。 夫死兒走，孫不爭氣。昔日政治舞臺上的明星，無法忍受孤獨，決定到美國安度晚年。美國蝗蟲穀多了一位孤獨的老人。 1991年9月21日清晨，一架“華航”專機在臺北松山機場升火待發，這架飛機就是接送宋美齡赴美國的“總統”座機。 曾經爲了宋美齡要去美國“治病”，士林官邸內部人員掀起了一場騷動。問題起因於要派什麽人去美國爲這位卸任的“第一夫人”服務。在一般的臺灣政府機構，職員只要聽說可以放洋，誰都樂得趕快私下活動爭取，但在士林官邸一聽到出國，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 在美國平淡無奇地生活了幾年之後，1995年7月26日，宋美齡卻不畏驕陽，進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歷史性華府之旅”。她應美國國會之邀，前往華盛頓國會山莊，出席慶祝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周年而爲她舉行的敬酒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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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4 21:42 | |
| 附錄：４１２紀錄－１ | |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軍進入浙江境內後，原來屬於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第三師（即浙江陸軍第二師），在師長周鳳岐率領下於衢州宣告起義，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爲著對這個新參加革命行列的舊浙軍做些政治工作，由政治部於進入浙西的各軍中抽調一批幹部，到這個軍擔任政治工作。我是被抽調的一個，派在第二團二營（團長趙觀濤，營長楊俊英），擔任營政治指導員，隨該軍由浙西的衢州轉紹興、蘇州到達上海。
二十六軍到上海後，駐南站附近的普育堂。那時上海市的駐軍，約有下列幾個類型：
四月十一日，二營營長楊俊英與我到市內看戲、下館子，及回到普育堂已經快到夜間十二時。我們剛剛睡下，突然團部有個副官倉忙跑來，說團長有緊要事，請營長和指導員立刻到團部去。我與楊俊英就立即起床到四樓團部去。及到團部，一、三兩營營長已經先到常團長趙觀濤見我們到後，用行軍作戰部署戰鬥的方式宣佈其目的。他說，王桂林的遊擊隊到上海後，軍風紀不好，團奉令收繳其槍械，解散其部隊。
部隊于十二時後開到指定地點，十二日晨三時就槍聲四起。楊俊英在營內未動。我亦依然躺床休息。及拂曉後，激烈槍聲雖停，仍有稀疏的槍聲。楊俊英忽然起來說：“我們到外邊看看吧。”我們走出普育堂，原來南市的早晨很爲熱鬧，現則因爲部隊的戒嚴而寂無人聲，居民與大夏大學（應爲大同大學）的學生很多在樓上或柵欄內向外瞭望。偶有兩三居民要通過馬路亦被荷槍實彈的士兵所阻止。我們的行動當然未受限制。楊俊英尚邊走邊談王桂林與舊浙軍的一些故事。我們走得很慢，快到八時，走到三山會館。第六連士兵擔任門衛。我們進去後，連長翁國華正在指揮士兵搬運收繳的槍械。
我與楊俊英回到普育堂，我直到四樓團部，團長趙觀濤沒有在，楊俊英拉我回營部說：“休息一下，再說吧。”第六連長翁國華接二連三送來繳來的物品書籍，而書籍很多是《工人運動淺說》、《共産主義ＡＢＣ》等。我即對楊說：“這些書都是黃埔軍校的一些課本，爲什麽亦向糾察隊收繳呢？翁國華太莫名其妙了。”時間很快到了十二時，市上警戒撤銷，報紙送來，我才如夢初醒。原來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的血腥大進攻。從而感到楊俊英在三山會館與回普育堂的一系列行動，是對我的一些手法，怕我會與糾察隊方面有什麽聯繫。楊俊英與趙觀濤這批軍閥軍隊老軍官，只是換個番號，根本不懂革命，更談不上對革命同志的同情的。因此我十分擔心在三山會館的何同志的安全問題，乃借辭外出，重到三山會館，則已經景象全非。除兩三個守門工役外，什麽都沒有了。我只有抱著失望、難以形容的情緒離開這個爲我永遠所不能忘記的地方。 （選自《文史資料選輯》第２４輯Ｐ１７３—１７７，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旬，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在上海附近打敗了北洋軍閥畢庶澄部後，就進駐上海南市新龍華一帶。當時我任該師第二團團黨代表兼一營營長，率部駐紮在南市淞滬警察廳內擔任巡查任務。當時我奉到師黨代表酆悌的密令：“現奉總司令蔣的密令：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區，爲了避免衝突、引起外交糾紛，著將‘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爲‘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口號”等語。我當時就執行了這個密令。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某日，我奉到團長胡宗南的密令說，駐南市某會館的工人糾察隊紀律不好，有礙治安，命我率部於明日拂曉將該工人糾察隊的槍全部收繳，將人員解散。我奉命後，即於第二天拂曉率部將該工人糾察隊包圍，沖進大門，擲了一枚手榴彈，傷了幾名工人，因而在工人糾察隊沒有抵抗情況下，我將全部糾察隊解散，繳了長短槍枝約一百二十余支上繳團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旬，我奉到師党代表酆悌的命令，叫我到師黨代表辦公處開會。開會時，酆悌宣佈說：“現在共產黨到處煽動農民暴動分土地，要實行共産主義。孫總理說過，中國只有大貧小貧，共産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黨這種行動，是違反三民主義的，是破壞國民革命的。現在校長命令：爲了實行三民主義，繼續北伐，要實行清黨，將第一師中的共産黨員清除出去”，等等。他並當場命令我將第二團共產黨員名單開給他。會後的第二天，我到師黨代表辦公處時，看到約有三十余個共產黨員被扣押，其中有浙江諸暨人共產黨員蔣友明，後來被酆悌暗殺了。 （選自《文史資料選輯》第８輯，Ｐ１３６—１３７，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１月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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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7/26 04:04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陸茂清 花園口決堤,與長沙大火,陪都防空隧道窒息,並稱為抗戰期間三大慘案,其中禍及地域之廣,罹難人數之多,國內外反響之大,當以花園口決堤為最。 上海失陷後,南京暴露在日軍炮口之下,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布宣言,決定遷都重慶。事實上,政府各機關及蔣介石等中樞要人,先移駐武漢辦公,以後再遷往重慶。 1938年5月19日,徐州陷於敵手,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向豫東、豫南撤退。日本華北派遣軍土肥原師團,由菏澤北面董口強渡黃河,向隴海線挺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指揮所部攔截阻擊。 鄭州,戰區司令部燈火通明,電話鈴聲此起彼落,參謀人員匆匆進出。程潛時而電話對話,時而口授電報,瞭解前線戰況,下達戰守指令…… 武漢,委員長辦公室,蔣介石佇立軍用地圖前,反摟雙手凝思一陣後,用紅藍鉛筆勾劃起來。 侍從室主任林蔚遞上前線急電,蔣介石接過電報一看,不禁眉中打鎖。電報是第一戰區前敵總指揮薛嶽所發,大意謂:魯西南下之敵正向歸德挺進,意圖與華中派遣軍會合。 “敵之企圖,不僅在支援土肥原兵團,更在進犯平漢路許昌、鄭州一帶。”蔣介石自言自語,隨之在青磚地踱來踱去,考慮對策。 林蔚拔出自來水筆,翻幵本子,等候指令。 蔣介石踱至地圖前,沈思片刻,轉過身,目視林蔚,“告訴程潛,即刻停止對土肥原部攻擊,除留一部守備幵封一線阻敵西進外,主力迅速轉移豫西山地。”時為1938年5月31日。 程潛接到命令後,馬上與參謀長晏勛甫、副參謀長張胥行決策西撤步驟:以20集團軍的32軍作掩護,主力部隊連夜撤退。 電話鈴響,晏勛甫拎起話筒,傳來了林蔚的聲音:“阻敵西進之部隊,必須確保鄭州至許昌一線,以為大武漢之屏障,委員長要戰區司令部日內拿出具體計劃,報軍事委員會審批。” “一定遵辦。”晏勛甫擱下話筒,向程潛轉達了林蔚的話,三人緊張商討。 程潛分析戰場形勢後說:“敵奪鄭州、許昌,不僅為切斷我平漢路鄭漢段運輸聯絡,更在於南進武漢,西迫洛陽、西安,進而窺視我西南大後方。故能否守住鄭州至許昌一線,與整個抗戰局勢關系極大,20集團軍任重而艱巨。” 晏勛甫臉呈難色:“20集團軍與土肥原師團激戰旬日,傷亡頗大,即令有略事整頓的時間,也一時難以恢復戰力。何況敵人在短時間內即可逼近,不容我有徘徊餘地。” “敵武器精良,銳氣正盛,32軍阻擊能否奏效?”張胥行望瞭望晏勛甫,“參謀長不是有過設想嘛?眼下正是時候了。” 晏勛甫沈吟著道:“此非上策,非萬不得已時,不可採用。” “且道來聽之。”程潛頗感興趣。 “早先在武漢行營時,曾擬過兩個方案,一是必要時將鄭州付之一炬,使敵人徒占廢墟無可利用。二是水攻。”晏勛甫見程潛聽得很認真,和盤托出設想,“學關雲長水淹七軍,挖掘黃河堤岸,以水淹敵。” “以一炬付鄭州,衹能起堅壁清野作用。決堤,既可以水淹死敵之先頭部隊,更可將敵人主力隔絕在西進路上,不戰而達戰略目標。”張胥行顯然同意第二方案。晏勛甫介面道:“敵相當部分是機械化部隊,裝甲車、卡車、火炮牽引車多至千餘輛,滔滔大水中,必寸步難行。”他轉向程潛,“此乃不成熟之設想,當否,請總司令裁定。” 程潛默默抽煙,半晌無話,觀其神志,顯然在作縝密考慮。 電話鈴又響,晏勛甫聽了聽,對程潛說:“林主任詢問阻敵西進方案。” 程潛隨後告之“以水代兵”。 晏勛甫於是回話道:“我們擬掘幵黃河堤岸,放水阻遏敵軍。” “決堤放水?”林蔚的口氣顯得幾分驚訝,停頓了一下又問:“你們計劃在哪里掘?” “趙口至花園口一線。”晏勛甫根據程潛提示,又補充了一句:“請林主任報告委員長定奪。” 林蔚擱下話筒,便去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聽後,淡淡一句:“知道了。” 見蔣介石半晌未置可否,林蔚以為他不會同意了:“決口之後,黃水一瀉千里,受災百姓必多……”他瞥見蔣介石臉色不對,把後面的話咽了下去。 “上學要付學費,經商要墊本,不花代價怎麽行?這是以小的犧牲,換取大的勝利。”蔣介石本也有以水淹敵的想法,程潛他們的方案,正合本意。衹是作為最高統帥的他,對決口帶來的嚴重後果,不能不有所考慮。“至於災民嘛,政府應盡力救濟。” 林蔚連忙轉向:“委員長說的對,百姓深恨日寇暴虐,為達抗戰建國之勝利,他們會心甘情願作出犧牲的。” 蔣介石立即召集最高軍事會議。由於情勢緊急,不容拖拉,他在林蔚介紹程潛所提方案後,率先表示贊同。眾人自然不再有異議,鹹趨聲附和。末了蔣介石關照此為最高軍事機密,務須祕而不宣,事前也不許組織百姓轉移。 “事前及進行過程中保密容易，大水漫淹後，必有記者報道，輿論也必究詢原因，屆時如何說法呢？”軍委政治部長陳誠問。 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提出，可下達指令，加強新聞檢查，一律不許報道。“不。”蔣介石立即否定，“任其報道，且要如實報道災情。” 何應欽道：“那決口原因呢？總得自圓其說，總不能暴露真相，以防引起輿論詰責。” “真相必須隱瞞。”蔣介石已是成竹在胸，微微一笑道。“日機不是到處狂轟濫炸嘛？” 眾人一下子明白了蔣介石的言下之意。 未及一個鐘頭，晏勛甫就接到林蔚回電：“你們的掘堤計劃，最高軍事會議已作研究，委員長已表同意。” 程潛以電報形式，再作書面請示。他的用心是：掘堤後，必有無數百姓罹難，一旦泄漏真相，將為千夫所指，輿論壓力下，很可能被蔣介石推出來當替罪羊。電話口說無憑，故而欲取得書面批復，以預留後路。 6月1日，蔣介石回電批准，令在中牟以北黃河南岸選定地點決堤，讓河水在鄭州、中牟之間向東南泛濫，以阻敵西犯，並要求在4日子夜放水。 程潛將掘堤任務交給了第20集團軍，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經與參謀長魏汝霖商酌，派53軍一個團具體執行，決口地點定在趙口。 一應准備就緒，6月4日早上6點，趙口掘堤破土。由於估計不足，對堅厚的基石與護坡石力不從心，更在於，時值枯水，水位偏低，未能如期完成。 當時是，日軍正拚力攻打幵封，蔣介石心甚焦急，於6月5日淩晨命令商震：“此次決口，有關國家命運，沒有小的犧牲，哪有大的成就？在此緊要關頭，切戒婦人之仁，必須打破一切顧忌，克竟全功。” 商震與魏汝霖安敢怠慢？即赴趙口現場督察，下午8時，工兵實施爆破，炸毀基石，然因斜面過陡而發生嚴重傾塌，決口悉數堵塞，前功盡棄！ 商震又派一團生力軍，在第一決口東50米處，幵挖第二個缺口，工兵則挖鑿坑道，深入堤壩中，意在加強爆破威力。他還懸賞千元，要求迅速放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口是幵成了，較之第一缺口寬大，但放不出水。原因是水位繼續下降，幵掘之初，主流接近南岸，完工時，口外有暗沙阻隔的緣故，主流已北移數十米，衹有少量河水流出。且又不急。一小時後坑道鑿成，裝填炸葯起爆，泥石紛飛，缺口變大變深，水嘩嘩湧出。正欲向上報捷時，轟響聲聲，接連塌方，又把決口堵塞，雖數次疏流，終不奏效。趙口第三次掘堤，又告失敗！6日淩晨，日軍攻佔了幵封，兵鋒直指鄭州，蔣介石從商震處得報趙口三次掘堤勞而無功，又急又氣，一日數次催問進展情況。在堤上督促的魏汝霖急得似熱鍋上螞蟻，程潛、商震也都憂心如焚，除了嚴厲催促外，又有什麽辦法呢？ 一輛吉普風馳電掣進了20集團司令部，車門幵處，跨下參謀長魏汝霖。在他身後，緊跟著新8師師長蔣在珍。 蔣在珍師奉命守備滎澤以下至趙口堤防，他對河工水利頗感興趣，並有所研究，趙口掘堤期間，常去那裏觀看，見三次掘堤未成，便來了個“毛遂自薦”，向魏汝霖要求，由他負責在花園口幵掘。魏汝霖不敢擅作主張，經向商震請示後，忙忙驅車司令部面談。 情況緊急，蔣在珍問候甫畢，直求任務。 “有把握嗎？”商震問。 “絕對有把握，如是不成，軍法從事。”蔣在珍斬釘截鐵。 6日深夜11點，蔣在珍在師部召集參謀處、副官處及團以上官佐會議，作如下佈置：決口地點，花園口龍王廟西側﹔動工時間，7日上午7點，投入兵力，二個團加一個工兵連，副官處連夜籌集鐵鎬、鐵鏟、扁擔、籮筐。 7日三更天，負警戒之責的官兵，以花園口為中心，由近及遠，把一家又一家居民叫起來，令遷往10裏之外，但稱日軍行將進攻，為保安全，必須撤離。臉帶饑色的男男女女，聽說是日本鬼子，二話不說就走。整整一個團，組成了一道嚴密的警戒線，10華裏內，不許百姓進入。 拂曉，蔣在珍在花園口設立指揮部，架設專線與商震保持聯系，隨後傳令破土。由他選定的800名精壯士兵，編為5個組作業，每2小時一輪換﹔每個組又分作2班，分司挖掘與搬運之責。 由於分工得當，有勞有逸。進展甚快。夜幕降臨時，幵來了4輛軍用大卡車，幵亮車前照明燈，挑燈夜戰。 蔣在珍決策在先，破土時，令將決口上方加寬至50米，既為防趙口塌方再現，又可拉出斜面成便於站立作業的階梯狀，以隨時增加挖掘人數。 不論白天還是夜間，蔣在珍與副師長朱振民、參謀處長熊先煜，輪班在工地上往來巡視，不斷指點調遣，嚴督之下，官兵安敢稍怠？ 日軍占領幵封後，沿通許、尉氏公路向新鄭挺進，以圖快速打通平漢、津浦、隴海三線，造成直指武漢之勢。魏汝霖奉商震之命，趕來花園口督察，告訴蔣在珍：“新鄭已發現日軍便衣，集團軍司令部已遷往鞏縣，委員長催問數四，令盡快決堤。” 蔣在珍看了看表：“爭取提前在9日午時放水。”他迅即調來兩個營增援，並改為兩個班輪流作業。又把師政治部的戰地服務團召來，作慰問演出：男女演員演唱了一首又一首救亡歌曲，為掘堤官兵鼓勁打氣。 傳來一陣“嗡嗡”聲，兩架日機自北方飛來，在花園口上空盤旋，恐是擔心遭高射炮射擊的緣故，不敢低飛。衛兵一見敵機，便要蔣在珍躲避，他堅立不動，官兵深受感奮，奮力挖掘如前。敵機在附近村莊投下幾顆炸彈後，向來的方向去了。 9日一大早，魏汝霖又來花園口，登高大聲喊道：“我已把弟兄們挖堤的情況，向統帥部作了報告，統帥部感到滿意，隨時在電話上等著你們的捷報。戰區程長官要我告訴弟兄們，如能在今天12點鐘前放水，獎勵法幣3千元。” 官兵們意氣倍增，快掘快跑快運，氣氛緊張而又熱烈。已掘至基石，蔣在珍令工兵連運來填塞炸葯的大缸，親自劃定爆破點，巨晌連聲，硝煙與碎石齊飛。衹1個多小時，所有炸起碎石清理完畢，衹剩下一米多厚的堤坎，暫時阻水流出。 上寬50米，下寬5米的缺口挖成。放水在即，為安全計，蔣在珍將部隊向東撤往安全地帶。9時正，實施最後決口，軍士划船至堤坎旁，將坎挖幵，頓時，黃水洶湧而出，激流沖刷之下，堤坎自行消失，水勢愈趨激烈。 “決堤成功啦！”官兵們歡欣雀躍。蔣在珍三步並作兩步跑去指揮部，向商震報告喜訊。他要求商震調來炮兵，對准已挖薄的堤岸，平射轟擊，連幵六七十炮，缺口迅速擴大了七八米，水成排山倒海之勢，咆哮直下！ “此次決堤，蔣師長功推第一，當為蔣師長請功。”魏汝霖抑制不住內心喜悅，笑呵呵地說。 望著堤內汪洋中茅舍漂流，牲畜撲騰，蔣在珍唱然而嘆：“是功是過，且讓後人評說吧。” “師長，你的電話。”參謀處長熊先煜把聽筒給了蔣在珍。 傳來了商震的聲音：“蔣師長嗎？委員長以你決堤有功，授予勛章一枚，獎勵3幹元。” “感謝委員長恩賜。”蔣在珍立正回答。 商震的聲音忽然變小：“派人把龍王廟和附近的房屋、大樹炸倒一些。” 蔣在珍真可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遲疑著問：“這是為什麽呀？” “這是命令，必須執行。”商震緊接著說，“你直接向軍事委員會發一份電報，就說大批日軍飛機轟炸花園口黃河堤岸。時間6月9日。” “卑職明白。”蔣在珍這才恍然大悟。 6月12日，漢口出版的《大公報》以及《申報》等大小報紙，紛紛刊出了駭人聽聞的消息：前線大雨黃河決口中央社鄭州11日上午9時電，敵軍於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軍陣地時，因我軍左翼依據黃河堅強抵抗，敵遂不斷以飛機大炮猛烈轟炸，將該處黃河堤垣轟毀一段，致成決口。水勢泛濫，其形嚴重。黃河南岸大堤披暴敵決口後，滔滔黃水由中牟、白沙間向東南泛濫，水勢所至，廬舍蕩然，罹難民眾，不知凡幾。故此種慘無人道之暴舉，既不能消滅我抗戰力量，且更增加我殺敵之決心。 6月13日，中央社又發電訊：敵機30餘架，12日晨飛黃河南岸趙口一帶，大肆轟炸，共投炸彈數十枚，炸毀村莊數座。更在黃河決口處擴大轟炸，至水勢愈猛，無法挽救。 日機炸毀黃河堤岸的消息，通過現代通訊工具，飛傳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南北東西，舉國同憤，同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 日本政府立即作出反響，電台、報紙同一口徑，矢口否認，稱中方嫁禍於日本。 雙方各執一詞，海外輿論難明是非，如墜入五裏雲霧。而飽受日寇侵略的中國民眾，早就領教了日人的慣用伎倆，對中央社的消息深信不疑，同聲一致聲討日軍暴行，譴責日本政府賊喊捉賊． 6月13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陳誠，在漢口舉行中外記者招持會，他通報了日機轟炸花園口河堤經過後說：“歷來黃河水患，均出於天災。日本狂暴軍部，竟以文明的利器，以人力決口黃河，企圖淹沒我前線將士和戰區居民，如此慘無人道之行為，真可算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實為全世界人類之共敵！” 美聯社記者問道：“日本方面聲稱，決口是中國政府自已炮製的惡作劇，對此，部長先生有何評論？” “無恥之尤！”陳誠正色厲顏：“日寇慣用欺騙宣傳，他不但不知悔懺，反而血口噴人，把毀堤罪行移解到我們身上。令人憤慨之至！此種誣報，毋庸辯駁，相信並且希望，是絕對不會淆惑世界公正人士視聽的。” “對已決堤口，中國政府是否准備堵塞？”法新社記者問。 “據前線消息，由於上游連日大雨，黃河暴漲，加之日機在決口處擴大轟炸，致決口愈大，水勢愈猛，一時無法挽救。”陳誠一變低沈語調，“我戰區居民被淹者日多一日，無家可歸，在死亡線上掙紮，政府豈能撒手不管？政府將不惜代價，盡早堵塞決口，以減少戰區居民痛苦，此刻，前線將士正著手進行。” 《申報》記者道：“報載鄭州附近已麇集數萬災民，衣食皆無，情況堪憐，政府有否救援措施？” 陳誠答道：“行政院、中央賑災會于施以急救的同時，正在制定更有力之方略，日內即有行動。” “日軍決堤，最受其害者，為我戰區居民。但也有國外軍事專家評論，由於大水泛濫，日軍也必遭嚴重損失，於中國可謂因禍得福，陳部長的看法呢？”發問的是香港《南華日報》的記者。 陳誠點燃了一支煙：“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於敵，屬罪有應得，於我，屬天助神輔。” “有一點小小的要求，希望能在花園口現場采訪，以便把日軍暴行進一步公諸於世界。”英國記者一經提議，眾記者齊表贊同。 “這個嘛……可以考慮。”陳誠沈吟著說，“衹是近日日機常去花園口轟炸掃射，且待稍為平靜後再去，以保各位安全。” 記者招待會結束後，陳誠立即去委員長辦公室見蔣介石，告之以記者要去花園口采訪事。 “你已答應了？”蔣介石問。 陳誠點點頭：“讓他們去看一下，正好借他們的筆為我們宣傳。” “嗯，我也是這個意思。”蔣介石指示林蔚：“准備一份日機炸堤的書面材料，要詳細些，由花園口守軍軍官向記者宣讀。”他踱了一圈又說：“佈置好日機轟炸現場，令20集團軍安排好人力物力，讓記者看到堵塞決口現場。” 商震及鄭州專署聞風而動，調集民工及新八師官兵。水陸並進，運來高粱桿、樹木、石頭，堆積決口附近，記者團到來的前一天，軍民進行了搶堵決口演習。 6月22日午後，一群中外記者由行政院幹事曹仲植、鄭州專署專員羅震陪同，驅車前往花園口，在離決口處不遠下車，被領進了新八師政治處。副師長朱振民負責接待，表歡迎之意後，團長彭鎮珍把材料念了一遍，有日機來去方向、飛機架次、投彈時間、中彈地點，頗為詳盡。記者們耳聽手記，一片“沙沙”聲。 介紹既畢，同去決口現場。一記者用樹枝往彈坑裏量了量，問道：“彈坑深不足2米，而堤岸厚達20米，能炸毀嗎？” 彭團長回答道：“這是日機投下的威力最小的一種炸彈。” 羅震介面道：“決口在河道彎曲部，長年累月水流沖擊之故，堤岸本已塌蝕。” “原來是這樣。”記者點點頭，相信兩人的解釋。 無數赤裸著上身的軍士和民工，正在奮力堵塞決口。他們有的在岸上，有的在船上，把包著石塊的高粱桿捆，用勁往水裏推，石頭似雨滴般拋落。大小木船被拖著、推著，向決口處移動，號子聲高昂而有節奏，景像十分壯觀。記者們感動之餘，不停地記錄著，拍著照片，有的還作了現場寫生。 應記者要求，十多個士兵和民工被朱振民叫來座談。記者們問這問那，他們的回答話雖不多，卻很在理，一時回答不出的也有，說是聽不懂。事實是，參加座談的人，都是預先指定並經再三演練的。 經過小半天時間記者們滿意而歸負陪同之責的曹幹事、羅專員、朱副師長才算松了一口氣。 花園口決堤，淹沒了豫、蘇、皖三省1．5萬平方公里土地，由於國民黨當局藉口軍事機密，未事先動員遷移，致使500萬人流離失所，50萬人死於非命。而從軍事觀點看，達到了蔣介石的預期目標，日軍約4個師團陷於黃泛區，損失2個師團以上，其沿隴海線兩側進犯武漢的計劃被粉碎，不得不改變部署，由長江進犯武漢。據日本軍部透露，由於黃河決口，日軍奪取武漢的時間推遲了3個月。 對花園口決堤的真相，國民黨當局守口如瓶，退守台灣後仍祕而不宣，依然堅持日機轟炸的說法。 隨著時間推移。決堤真相逐漸揭示。最早改變“日機轟炸”既定說法的，是抗戰期間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的董顯光。晚年，董顯光寓居美國，閉門著作。他在1967年出版的《蔣總統傳》中寫道：“日軍進攻鄭州……中國方面對於日軍之前進，早有驚人之准備，我方將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之敵，數千日軍為水所截，致遭淹死。”以後出版的《蔣總統祕錄》亦如是記載：“6月上旬，日軍主力攻陷幵封，8日進犯中牟、尉氏。此時，中國軍隊准備了一個祕密的策略，就是掘幵黃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軍進攻。”內中簡單介紹了花園口決堤經過。 然而，上述兩書中，均未點明決堤決策者，衹是籠統地稱“中國方面”、“我方”、“中國軍隊”，這與蔣介石健在，統治著台灣不無關系。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死，其子蔣經國主政台灣，政治環境漸顯寬松。 當年主司決堤的20集團軍參謀長魏汝霖，到台灣後一直緘口不言。蔣介石死後，鑑於《蔣總統傳》和《蔣總統祕錄》兩書中，已將真相基本公幵，遂於1981年《生平自述》中，披露了蔣介石決策決堤的機密：“徐州會戰後，先總統蔣公決定掘幵黃河堤防，造成泛濫阻止日軍西進，自策劃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時值季春，正當枯水時期，先在趙口掘堤，失敗三次，最後始在花園口成功。失敗為成功之母，信不虛也。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次年，他在《戰史會刊》上發表了《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一文，以日記形式寫道：“6月4日，第53軍一個團奉先總統蔣公電令，在中牟縣境趙口掘堤，並限本日夜12點時放水。先總統蔣公以決口事關重要，提出第20集團軍商總司令負責執行，汝霖時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晝夜監臨，知之最詳……” 至此，花園口決堤由策劃到完成真相大白。最後還得說明一點：下令決堤的是蔣介石，打不過人就拿自己百姓的生命財產做炮灰，罪魁禍首如果不是國民黨蔣軍，又會是誰！ | |
NO:519_25
| 讀讀樂 於 2002/08/08 02:49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2002年8月6日 星期二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8/6/22516.html 【看中國報道】1969年夏天過後，蔣介石只作間隔式的露面，這種露面旨在給人留下一種蔣介石始終處於身體健康、一直控制局面的印象。而事實上蔣介石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患了多種疾病，行動困難，住在“榮民總醫院”。幾次露面是在宋美齡的精心安排下進行的。 1969年夏天以後，蔣介石因爲病情危重無法到前臺視事。他所以在病情越來越嚴重的時候，仍能在報紙和電視上曇花一現，完全是宋美齡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才不得不採取的宣傳手法。 蔣介石第一次在報紙上露面，是蔣氏的三孫孝勇和方智怡結婚時的奉茶的照片。 蔣介石自1969年8月從政壇上悄悄隱去，已經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忽然無影無蹤了。那時，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上已經公開刊載了一條來自臺灣的電訊，赫然標題竟是：《臺灣秘不發喪，蔣介石確因猝遭車禍而死》。 由於有了來自美國的這條爆炸性新聞，臺灣社會動蕩不安的局勢一時難以控制。那時蔣介石因病大權旁落，初出茅廬的蔣經國畢竟代替不了蔣介石。作爲蔣介石的政治夫人，宋美齡對外界越來越離奇的傳聞心焦如焚。可是，這時的蔣介石正在“榮民總醫院”裏進行治療，幾經疾病的折騰、身體早已失去了支撐能力的蔣介石，根本不可能公開出來，以他的行動公開闢謠。當然也不可能讓病體沈重的蔣介石真正站到公衆場合，來表明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忽然來了一個意外的好機會，那就是蔣介石的三孫蔣孝勇在這個時候結婚了！ 宋美齡知道，依照浙江奉化老家的舊俗，孫兒在結婚的時候，是一定要向他的祖父和祖母奉茶的。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舊禮儀。宋美齡感到蔣孝勇的結婚，不僅可以給當時正在生病的祖父衝衝晦氣，同時，更有政治上大可加以利用的價值。於是，她就精心策劃和安排了一個在“榮民總醫院”奉茶的儀式。 那時的蔣介石，已經坐不起來了。可是，因爲蔣孝勇和方智怡前來奉茶，他必須要支撐起來。 那一天，宋美齡命人將蔣介石的病房佈置一新，而且又搬來了幾扇漆黑的畫屏，以作爲拍照片的背景。當蔣孝勇和方智怡乘坐的轎車來到“榮民總醫院”時，蔣介石在侍衛們的攙扶下，堅持坐在一張寬大的太師椅上，來接受孫兒蔣孝勇和孫媳婦方智怡對他的“奉茶”。宋美齡精心安排的這一“奉茶”儀式，前前後後也只不過三五分鐘。可是，當場拍下的一幅珍貴照片，卻在日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照片刊登在臺灣官方報紙《中央日報》上，居然起到了平息謠傳和安定人心的奇效。特別是照片上正襟危坐的蔣介石和衣飾華貴的宋美齡，讀者根本看不出他們的臉上有什麽不悅之色。宋美齡利用媒體所作的宣傳得到了預期的效果。 蔣介石第二次公開露面，也出於宋美齡的精心安排，但知情者在事後多年向外界證實：1973年11月，蔣介石接見國民黨十屆三中全會主席團時的新聞照片，雖然公開發表的初衷也在於平息朝野的輿論和猜疑，可是那一次蔣介石確是不得不出現。 因爲，作爲一党的總裁，國民黨的中央全會，蔣介石不能到會出席的本身，就已經向世人暗示著他的體力不支。如果蔣介石在這次會議中間一直不肯露面的話，那麽蔣介石究竟是否真正活在世上的疑問，就會再次成爲海內外輿論的焦點。甚至弄得不好，還會生出蔣介石已經被人謀殺的新聞來。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元“第一夫人”決定讓蔣介石在醫院的病房裏，以接見大會主席團成員的方式，表示他現在不但還活著，而且仍然控制著國民黨的党權。 蔣介石當時那種身體狀況，即便讓他坐在“榮民總醫院”病房裏的椅子上，一一接見大會主席團的三十多位成員，也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那時蔣介石的心臟病正處於危險期，幾乎分分秒秒都要處在心電圖的嚴密監控之下。所以，當姜必寧等醫療小組的成員們，聽說宋美齡要蔣介石在醫院裏接見主席團成員的消息時，大吃一驚。姜必甯甚至想去向宋美齡面陳蔣不能接見代表的意見。可是“特別醫療小組”的召集人王師揆卻勸阻了好心的姜必寧，因爲他非常清楚宋美齡的性格，只要她一旦決定了的事情，任何人也休想勸阻。 這樣，一場蔣介石接見主席團成員的大型活動，便在“榮民總醫院”裏緊張地籌劃著。到了接見那天，難題竟然擺在了宋美齡的面前。蔣介石因爲病久體虛，即便讓他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對那些許久不曾見面的國民黨大員們，也必須擺出一種身體健康、精神健旺的神態來才好。不然的話，他即便接見了主席團成員，也無法和那些人一一握手。特別是蔣介石的右手無力，連擡也擡不起來。自從患病以來，他始終想用寫毛筆字的方式來恢復手的力氣，然而每每都以失敗告終。如果蔣介石僅僅不能握手，倒也罷了，因爲那些主席團成員，都是蔣介石從前的舊部袍澤，光見面不握手也不會引起非議。關鍵的問題是，讓蔣介石獨自坐在椅子上，他的右手也會因爲乏力而自動地垂下來，給人一種右手失去控制能力的印象。 好在宋美齡正在愁腸百結的時候，蔣介石身邊一位精明的侍衛忽然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用透明膠帶，將蔣介石的右手牢牢貼在沙發扶手上的建議，宋美齡這才找到了解決蔣介石右手下垂的妥善辦法。 蔣介石的第三次公開露面，是在蔣孝武的女兒蔣友松周歲生日的“全家福”上。 當時，刊載在臺灣報紙上蔣介石含笑懷抱重孫女的照片，曾經讓許多不知內情的人們，都産生了種種蔣介石身體很好的錯覺。因爲任何人都不會從蔣介石可以抱孩子的大照片上，看出蔣介石是個正在生著重病的垂危病人。可是，就爲了這張用於宣傳的照片，宋美齡和她身邊的人，不知煞費了幾多苦心。因爲蔣介石那無力的手臂根本就不能抱孩子，可是，宋美齡還必須要求他將孩子抱在懷裏。好在那位官邸攝影師很善於在瞬息間搶拍全家歡樂的一瞬，當蔣孝武剛把孩子放在蔣介石懷裏的一刹那，攝影師就已經神速地摁動了相機的快門。這樣，在短短的幾秒鐘裏，蔣介石已經完成了這幅可能産生許多轟動效應的“全家福”照片。 蔣介石的第四次公開出場，是宋美齡精心安排他出場的最後一幕，也是蔣介石生命終結前夕最難完成的一次露面。 如果前三次都可以弄虛作假的話，那麽惟有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與蔣介石見面的新聞，是決然無法作僞的。因爲此次是美國人馬康衛在卸任前最後一次面拜蔣介石，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官方重要活動。蔣介石再像前幾次那樣儼然稻草人那樣，呆呆地默坐在椅子上，肯定是不行的。他不但要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發上，而且還要有相當長的時間來面對美國客人才行。 更重要的是，這位美國“大使”馬康衛想拜見蔣介石已非一日之念。他見蔣的用意決不僅僅是禮節性的辭行，另有一層含意是想借此機會，試探蔣介石的身體究竟是否如外界傳說的那樣將要不久于人世。這也正是白宮急於想瞭解的事實。蔣介石如果一旦接見馬康衛，決不能像前幾次接見家人或者舊部那樣，可以馬馬虎虎拍張照片，幾分鐘即可草草了事了的。 宋美齡和蔣介石都知道，蔣在接見美國卸任“大使”的時候，不但要與他握手，而且還必須要與他進行一定時間的談話才行。否則這位美國人會感到蔣介石是在冷落一位外國“大使”。 當時蔣介石雖然已經離開了“榮民總醫院”，回到了士林官邸，他的病情也有了些許的好轉。就在宋美齡決定讓蔣介石接見這位美國人的時候，蔣介石的心臟開始出現了間歇性停跳。這是最危險的信號鸎如果讓蔣介石接見馬康衛，甚至要坐在那裏與客人進行長達幾十分鐘的交談，會不會在脫離心電圖和各種先進心臟監視儀器的情況下，突然發生意想不到的病變？如若一旦發生病變，這種責任又由誰來負責？ 宋美齡也知道在這種時候，蔣介石是根本不適於接見一個即將卸任的美國人的，可是，那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希望在白宮仍然留下一個蔣介石的身體很好、能夠繼續維持美國在亞洲一艘“不沈的航空母艦”的神話，所以，在這位第一夫人的堅持之下，最終還是決定讓重病中的蔣介石接見馬康衛。 好在這次接見的30分鐘裏並沒有發生醫療小組擔心的心臟停跳。 這無疑是個奇迹鸎這是蔣介石自1969年生病躺倒以後，第一次坐了這麽久的時間，而且又必須不斷回答外國人向他提出的各種難以解答的問題。蔣介石這次所以冒險完成了接見任務，應該感謝宋美齡。當時，蔣介石心裏沒底，面色慘白，擔心應付不了局面，反而讓美國人看出了他的僞裝。可是，由於有精通英語和美國國情的宋美齡親自陪同接見，並且充當了他的翻譯，所以，在美國人馬康衛面前，夫妻倆所唱的這出雙簧戲，總算十分艱難地上演並安全地落幕了。 雖然美國“大使”早已經從蔣介石那弱不禁風的體質上，還有他說起話來舌頭發硬、對詢問反應過於遲鈍等迹象上，觀察出這位多年不肯露面的國民黨總裁，身體確實不好，一定是在染患著非常嚴重的疾病，不過，由於有宋美齡在旁的隨機應變和左右逢源，致使馬康衛在事後會見外國記者時，不得不承認說：“蔣先生的身體一直很健康，外界多年來傳說的消息，大多都無事實根據。” 蔣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謎：來自蔣家“特別醫療小組”的報告》 | |
NO:519_26
| 讀讀樂 於 2002/08/19 10:49 | |
| Re: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０２ | |
作者：蕭欣義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來， 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中共）對台灣地位問題所持的態度是：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神聖不可分割；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血緣與文化方面者都密不可分； 因此，台灣獨立是背宗忘祖的叛國行為。 一九八○年三月，「美麗島八義 」在軍事法庭上暢談台灣地位問題，立刻引起台灣人鉅大的共嗚。面對此一「台獨震撼 」，國民黨在心驚膽破之後，發動了大規模的清除 「台獨毒素」 運動。 至於中共，自中美建交以來，棄「解放台灣」的口號，而改提「統一」，捨社會主義的使命感，而改呼黃帝子孫回到祖國懷抱。 國、共雙方都提示他們一貫致力光復台灣、解救台灣同胞，一向反對台獨的分歧主義。 筆者在一九八０年第七屆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上， 指出國民黨和中共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初年，都曾長期倡導台灣獨立（參看《台獨》第 l03 期，第 l0-13 頁；第 l05 期第 l0-1l 頁）。讀者反應至為熱烈，紛紛來函要求筆者更詳細地討論這個題目。 應編輯組的邀請， 筆者以下列七章來綜合報導此一長期被隱沒的重要問題，以作為將來辯論和檢討的參考： 筆者不厭其詳地列出諸多原始文獻的名稱、出版者、與出版年月， 一方面是要使國、共宣傳人員無法狡辯推脫， 另一方面是希望使想要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研究者能夠很方便地找到原始資料。 關於國、共長期倡導台獨的史實，許多文獻均曾提到。 有些文獻出版於戰亂時期，幸賴數個主要圖書館珍藏，才末完全散失。 下面所介紹的兩套資料集出版於七十年代初期，日、美、加、歐各地圖書館多可借閱到。 這兩套書所收資料至為週全，不少珍本、孤本刊物上的資科，幾乎搜集無遺。 一、資料集 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纂：《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東京：勁草書房，l971-l975 ）。本資料集全套有十二冊，每冊約六、七百頁。下文引用時簡稱《中共資料集》。 ⑵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東京：書房，l971 ）。本套資料集第2l及22兩冊收集有關台灣現代史資料。下文引用時，分別簡稱《現代台灣》（卷一）及（卷二）。卷一收錄台灣總督府法務部於l920 年所出版的《台灣匪亂小史》以及鷲巢敦哉主編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社會運動史》（臺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l939 ）。卷二除了收錄上述《警察沿革誌》以外， 還收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檢舉顛末》、《台灣共產黨檢舉の概要》、《霧社事件資料》等等史料。 二、專書及論文 此類文獻較多，下面只列舉一般讀者較容易借到的。 ⑴史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San Jose,CA：蓬島文化公司，1980 ），第458-477，573-6l2，l516-1540 頁。 ⑵彭明敏、黃昭堂：《台灣の的地位》（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l976 ）。第 48-64。 ⑶ Akio Moriyama： The Issue of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rocess of Attitude Change from Independent Formosato Liberation of Formosa, Occasional Paper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Tokyo. 國際基督教大學，l974。 ⑷ Frank S. Hsiao（蕭聖鈇）and Lawrence R. Sulliva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34, Pacific Affairs, Vol. 52, No. 3(Fall 1979)，第 446-467 頁。 ⑸洪哲勝： 《中共贊成台獨的歷史不容篡改》，《台獨》第l05期（l980年ll月），第10-11頁。 史家如有意進一步研究， 則《中共資料集》和《現代台灣》兩部史料，是研究的起點。 然後可順著書中所提到的報紙、雜誌、公文、宣言、法案等原始資料，探索有關政策的形成背景和過程。 一般讀者無暇從事這種費時的研究， 如果有機會對國際人士談論台灣地位問題，則蕭聖鈇與 Lawrence Sullivan 兩位教授的論文最為簡明精要。該文站在純學術性的立場， 就事論事，既不偏袒中共，也不偏袒國民黨，更不偏袒台獨。其分析公正，論據紮實，使中共及國民黨當局啞然找不出遁詞。 國民黨領袖首次提倡台獨是在 1924 年。 中共正式承認台灣人足以構成自己的民族，是始於 1928 年。他們之所以持這種態度，有數個因素。 其中較重要的， 第一可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的民族目決的口號，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區域蔚為不可抗拒的風氣。 從漢族中國人的立場來說，要把漢民族主義的適用範圍限於中國國境內，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如想把其適用範圍擴充到住在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漢人， 共同構成一個大漢民族的超大型國家，也並不是悖理的事。 換句話說，排除列強在中國境內的特殊勢力， 維護中國自己的主權，完成中國自己的民族自決，但同時也尊重台、港、新等地的人民追求他們各目的民族自決， 這是民族自決的原則的一個可能的方向。 或者要把台、港、新等地的漢人也合併在中國漢人之下，當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共同致力一個民族的民族自決，驅逐日本及英國殖民地政府，也是一個可能發展的力向。 中國人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初期， 採取了第一個方向的一部份內涵（鼓勵台灣獨立）。 其所以如此，至少有兩個重大因素。第一， 在二十年代初期，台灣在中國的留學生團體，積極鼓吹台灣自治或台灣獨立運動，於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建立了台灣民族的形象。 第二，共產國際（ Comintern ）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民族自決等政策，在二十年代，對於國、共雙方都或多或少有些影響。 其對國民黨的影響雖較輕淡，但在二十年代初期，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共產國際的台灣反帝、反封建、民族獨立的政策，曾經影響了國民黨。 本節先談第一點：台灣留學生的主張。 由於在華及在日的留學生對於台灣民族運動，常常互通聲氣，所以一並簡介。 台灣民族經過近二十年武裝抗日後， 從 19l4 年起，抗日運動的主流轉入政治鬥爭（武裝革命還是時有發生）。 l915 年， 林獻堂及板坦退助的「台灣同化會」被總督府解散後，台灣人的抗日政治運動的方向， 從「以同化運動而謀求台、日人地位平等」的策略而轉變為「強調台灣民族與文化的獨特性而要求台灣人自治」（註 2 ）。 在十年代後期及二十年代初期，對於自治的要求有幾個不同的流派。 主流派主張台灣人在血統及文化上雖與中國近緣， 但在政治上無意認同中國。他們說明願意保留在日本國之內， 但強調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文化不同，所以台灣應該自治。台灣文化及台灣自治的觀念，含有 「台灣應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意識。 這個意識進一步推演下去，可以導致台灣獨立的意識。在日本警察及官僚嚴密控制下，獨立運動遭受嚴厲迫害。 所以從事獨立運動的，在島內只是少數派。 至於在日本帝制下的自治運動，或避而不談政治問題的文化運動， 所受的迫害較輕，許多有獨立意識之士，往往假借單純的文化運動做為掩護，以間接推動民族運動（註 3 ）。 一、在日本的台灣民族運動團體 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倡導台灣民族自決、獨立、或解放， 雖也受到取締和迫害，畢竟比在島內自由得多，所以能夠組織不少團體推行民族運動。 較著名的如下（註 4 ）： ⑴啟發會：l9l8 年成立。一面致力撤廢《六三法》，推行民主主義，一面與中國留學生及朝鮮民族主義者來往。 ⑵台灣新民會：1920 年成立。研究台灣革新，推行文化運動，並推廣台灣民族自決運動。 並透過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等人來往中國，與國民黨左右派人物交往。 ⑶東京台灣青年會： 由高砂青年會（ l9l5 年）於 l920 年演進改組而成。表面上提倡愛護鄉土文化，實際上推進台灣民族自決。 ⑷台灣青會社會科學研究部：l926 年成立。主張社會主義，也有人主張共產主義，用階級鬥爭的革命手段求台灣社會與民族的解放。 主要成員多人去中國，與中共關係密切。有人再去莫斯科受訓。 二、在中國的台灣民族運動團體 ⑴台灣民族自決運動：成立於 l920 年。 主張領導人蔡惠如經常往來東京、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與台灣留學生討論台灣民族自決等問題。 他們和中國國民黨、朝鮮人革命團體、共產國際都有接觸， 並與在上海的印度、朝鮮、菲律賓等民族主義者聯絡， 提倡東方弱小民族的政治自決，並提倡組成亞洲民族自決聯合戰線。 ⑵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於 l923 年。 表面上以學生聯誼親睦為名，實際上推行台灣獨立運動。 ⑶台灣自治協會：成立於 1924 年。 會員多是留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主張台灣民族自決。 ⑷平杜：設在上海法租界。 主張以共產主義革命來解放台灣，並與島內蔣渭水有聯繫。 ⑸台韓同志會：成立於 1924 年，是台灣人及朝鮮人的組織。 主張台韓獨立，並建設自由聯邦。 ⑹留華台灣學生聯合會：主張共產主義革命，爭取台灣獨立。 ⑺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於 l922 年， 獲得蔡元培（北大校長）、梁啟超（文化改革家， 前財政總長）、胡適（北大教務長）、林長艮（前司法總長）、李石曾（北大教授）等人的支援。 倡導台灣民族自決，並設置台灣議會。 ⑻台灣尚志杜：l923 年創立於廈門，表面上以研究學術促進文化為宗旨，實質上從事喚醒台灣人意識，掙脫日本的殖民統治。 ⑼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l924 年成立，鼓吹反抗殖民統治。 ⑽台同志會：l926 年成立於南京。由台灣留學生及中國學生共同組成。主張社會主義，以革命手段爭取台灣獨立。 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合作，排除日本帝國主義者，台灣如能獨立，中國也可免受日本的侵略。 （11）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1927 年成立，是從廣東台灣留學生聯合會演進出來的秘密組織。 青年團成立後，聯合會依然存在，做為公開的團體。 青年團宣揚東方弱小民族聯合起來打倒日本殖民主義，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號召台灣工農商學各界民眾聯合起來革命。 上述台灣民族運動團體和中國學界、國民黨、共產黨都有聯繫。 他們之提倡台灣民族自決及台灣獨立， 得到了中國人的瞭解與支援，使當時流行的民族自決思想， 導向中國人、台灣人合作追求各自民族的獨立，而未導向台灣漢人應依附中國、台灣應回歸「祖國」這一個中統派思想。 瞭解了這個背景， 我們才會瞭解國民黨、中共、以及學界人士提倡台灣獨立，是不辯而自明的常識。 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台灣獨立與朝鮮、越南的獨立一樣，都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不是數典忘祖、分裂神聖領土的叛國勾當。 本節的重點在說明中國人在二十年代對於「民族自決」這一個新觀念，在開始接受的這一刻關鍵時際，何以承認台灣民族自決之權，而未尋求「中國漢人與台灣漢人一體不可分割」這一種內容的民族自決。因此，對於台灣民族運動的簡介就側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及二十年代這一段時期。三十年代的民族運動，讀者請自行參閱王育德、史明、許世楷諸人的名著。 台灣共產黨在 1928 年 4 月 15 日成立於上海。依據當時共產國際對於各國支部「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 由於台灣那時候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所以台共在組織上就暫時附屬於日共，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不過由於日共正忙於日本選舉運動，所以台共建黨問題就由中共援助與指導（註 6 ）。 這種安排值得推敲。 從種族及文化觀點來說，台共黨員興中共黨員的關係，是比台共黨員與日共黨員的關係更為親近的。 加以台共初創時的黨員已有多人加入中共或其附屬組織（註 7 ）。所以要把台共當作暫時附屬於中共組織之下的一個民族支部，並不失為一個妥當的安排。 然而當沒有這樣安排，就明白地表示台灣人與中國人並非一體不可分。 那麼這是否表示台灣應從屬於日本帝國呢？ 不然！因為當時台共、中共、日共、以及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都一致要求台共從事階級解放及民族解放鬥爭。 從民族問題來說，他們都一致要求台灣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 台共之附屬於日共只是暫時性的，一旦台灣獨立建國，這種關係就解除。1926 年日共第三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日本共產黨綱領》，明定「以促進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獨立為黨的任務」。 l927 年 7 月 l5 日，共產國際針對日本及日共問題，採納了布哈林（Bukharin ）所起草的《一九二二年綱領》（也即《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要求殖民地獲得完全獨立。 這和《一九二二年綱領》（由共產國際布哈林起草，並經日共成立大會通過 ）所規定的「把日本軍隊從朝鮮、中國、台灣、庫頁島撤退」， 都是共產國際及日共對於台灣獨立以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獲得獨立與解放所持的一貫立場（註 8 ）。 附註 1.鷲巢敦哉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 ∼ 41 ），第二編中卷 (1939)，第 14 ∼ 23 頁。 2.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第 168 ∼ 263。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1979 ），第 127 ∼ 141 頁。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San Jose：蓬島文化公司， 1980 ）， 第450 ∼ 544 頁。 （以下提到《四百年史》時，如未另外註明，則皆指本增訂漢文版。日文本第一版於 1962 年出版。） 3.日警對於台灣人的表面上談文化發展，實則「站在民族自決主義之立場，對島民作啟蒙運動」，當然看得很清楚。葉榮鐘、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合著《台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1971），第 82，120，130，154∼156，161∼162，164頁引述台灣總督府官員的談話、警察當局的觀點、以及日本眾議院議事記錄等等資料，說明日本官方一直把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及其他台灣文化看成危險的東西，可一轉而導致完全的自治，再轉而成台灣獨立。 在日本帝制下的台灣自治運動，其主要努力是設置台灣議會。 台灣議會可視為台人對日本主權的再確認，也可視為否認日本主權的前奏。總督府的禦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就叫囂：台灣議會的設置等於是推行台灣獨立運動的前奏，與叛逆同罪。 見該報 1921年 2 月 10 日及 20 日的言論。 並參見《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344 頁。又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490 ∼ 491 頁。 4.參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458 ∼ 469 頁。並看《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24 ∼ 61 頁。 5.參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469 ∼ 477 頁。並看《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69 ∼ 137 頁。 6.《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588 頁。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第 22 冊，《台灣 2 》（以下簡稱《現代台灣》卷二）所收東京警視廳特別高等課內鮮高等係：《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支部員檢舉顛末》（1929 年）第 84 頁。史明：《四百年史》第 592 頁。許世楷：《日本統治》第 328頁。 7.史明： 《四百年史》第573∼577頁。Frank Hsiao and Lawrence Sulliv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us of Taiwan, 1928-1934, Pacific Affairs, Vol.52,No.3(1979)，第 455頁。 8.Jane (Tabrisky) Degras, ed., The Comm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 Documents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65), 3 vols. 第一冊收錄1919至1922 的資料； 第二冊收錄 1923∼1928 的資料；第三冊則收錄1929∼1943 的資料。 Extracts from the Thes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esidium on Japan. 收於 Vol.2，第 396∼401 頁。史明《四百年史》第 566 ∼ 567 及 574 ∼ 575頁。 第三章談到共產國際與日共都一貫主張台灣獨立建國。 或許有人會問：這是否僅是國際野心家的陰謀？ 是否會為中國人及台灣人所接受？對於這個疑問，可分三點答覆。 第一，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共反對日本帝國的擴張侵略，是日本人對日本帝國的自我反省批判。 第二，台灣人對日本的統治反應不一。 少數人認為日本施政成果遠比大清帝國優越，所以甘心成為日本人。 多數人對日本歧視台灣人不滿，其中有人希望台灣歸返祖國，成為中國之一省； 也有人回到祖國訪問，親見中國腐敗景象，因而雖不滿日本總督治台政策，但也不希望台灣為中國所統一。 他們所提的口號是在日本天皇下臺灣自治，撤除總督府暴政。 「自治」的口號是一個包含多層涵義的名詞。 有人把它當作是在承認日本對台灣的主權之下來提高台灣人的地位。 有人把它當作「台獨」的代用語，以閃避日本政府的取締與迫害。 試看口倡「自治」的人，其中很多人一旦脫離日本領域，則成為台獨主義者， 即可見「自治」一詞在很多台灣人心目中是獨立的掩護語。 第二章已經簡述在日本及中國的台灣留學生如何從事台灣民族自決或獨力立運動。 其實，甚至在台灣島內，也有多人不畏坐牢殺頭之險而從事民族獨立運動。 對於本章開頭所提出的問題， 第三點答覆是：在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台灣民族自決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對於外國人在鼓勵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自救的原則下來提倡台獨， 不但不譴責其為干涉中國內政，反而視其倡台獨有如倡導中國獨立一樣，表現了崇高的國際道義。 這種觀感，國民黨、共產黨、其他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都差不多抱持同感。 時過數十年， 中國人改變了立場，不但矢口否認曾經贊同台獨，而且堅決評擊台獨。 這種轉變，以國民黨與中共最著。 國、共現在如何 証明 台獨背祖叛國，大塚知之甚詳。 下文將簡述國、共曾經如何倡導台獨，以見他們立場轉變如何激烈。 我無意評論說國、共從前的立場才正確而現在錯了。 我也無意說他們現在終於把過去的謬誤修正過來了。史家固然可以對史事予以價值判斷，但更重要的任務是把被政客歪曲了的史事還其本來面目。 我的唯一用意只在指出：國、共所宣稱他們一貫主張收復台灣， 這種宣傳掩飾了一段重大的難言之隱。 本章列舉中共過去的重要主張。 至於國民黨在大戰結束前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則留到第五章討論。 一 、l928 年 4 月 15 日，台共在上海法租界成立。 中共代表彭榮列席指導。 成立大會上所制定的組織大綱與政治大綱，其草案是由日共幹部渡邊政之輔與佐野學所起草，但決議事項多獲得彭榮首肯。 決議案中與台灣民族問題有關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 把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當作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提。 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須與中國及其 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互相合作聲援。 在政治大綱決議案中，台共還提起 l895 年所建立的台灣民主國（註 9 ），以作為台灣獨立的史例。此一台灣民族獨立運動， 不僅獲得中共代表彭榮的支援，事實上這是中共當局一致的立場（註 10 ）。 二 、l928 年 7 月，中共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 決議案裡面提到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意義重大。 這裡提到的少數民族有：在北部的蒙人及回人， 在滿州（東北）的朝鮮人，在福建的台灣人，在南部的苗人及黎人，新疆的維吾爾人及西藏人等等。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於福建的台灣人， 與中國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一樣，都被當作具有自己獨特文化的「種族」或「宗族」。 蒙、同、滿、藏、維、苗、黎等族， 二、三千年來就一直被認為是與漢族不同的民族或種族。在帝制時代有時享有自治權，有時則獨立於中華帝國之外（註 12）。如今把台灣人視同蒙、回、藏、苗、黎等少數民族， 而末視為漢族（註 13 ）。這和中國人鼓勵台灣人從事民族自救抗帝獨立，其立論脈絡是相一貫的。 三 、上述中共第六屆大會對台灣民族所持的立場，在 l928 年 7 月所召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再度加以肯定。 在其團章中，把居住於中國境內的台灣人當作與蒙古人、 朝鮮人、安南人等民族同等地位的少數民族。因此，該團敦促各地支部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 （註 l4 ）。 四 、l928 年 7 月，中共中央委員會所發佈的《中央通告》第 54 號， 在《當前群眾運動總目標》一節裡面， 提出要從日本收回山東及滿州的主權，但並沒有提到收回對台灣的主權（註 15 ）。 未提及台灣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 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情褚極為高昂，國、共皆如此，不屬國、共的人民也莫不對日帝咬牙切齒。 所以，要求從日本帝國手中收同失土是中國人不分黨派的共同願望。 但中共僅要求收回山東及滿州，國民黨也一樣。依據 Hsiao 與 Sullivan 兩位教授的研究，國、共雙方在四十年代初年以前都末曾想到「收復」台灣， 他們屢次宣告要從日帝鈇蹄下收復的失土，從未包括台灣。 可見，在當時，中國人並未把台灣當作不可分割的疆土（註 16 ）。 五 、l93l 年 ll 月 7 日， 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他們所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利國憲法大綱， 保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地位與漢族平等，並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 可決定加入中國， 或脫離中國而各自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註 17）。 不過，「少數民族」指的是哪些民族？憲法大綱的條文有點費解。 第四條提到滿、蒙、回、藏、苗、黎、台灣、朝鮮、安南等族。 可是第十四條則僅僅提到蒙藏、苗、猺、朝鮮等族， 而末把台灣、滿州、安南等族包括在內。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台灣人原本是漢人，而滿、安兩族人漢化頗深， 已少能保存其民族性呢？ 或者另有其他原因呢？對此問題的分折， 以Hsiao 和 Sullivan 兩位的論點最中肯。 就本文主題（台灣人的民族問題）來說， Hsiao 興 Sullivan 指出，居住於中國陸的台灣人為數很少， 要在中國境內建立台灣國，畢竟條件不成熟（人口不夠）。 但在華朝鮮人則多至七十萬人（註 18 ），已足夠在中國境內成立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國家。 所以在第十四條規定少數民族有權加入中華蘇維埃或獨立時，在華台灣人實際條件不充分，沒有須要列舉台灣。 但第四條重點在規定在華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的原則以及各民族的每一個個人在法律之前地位一律平等。 因此，在華台灣人的人數雖少，也應該在條文中列舉出夾。 事實上，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期的中共文獻，通常都把台灣人、朝鮮人和安南人當作同一個範疇的三個民族。 三者在歷史上都曾經一度附從於中華帝國，深受漢文化的薰陶感染； 然而，也同時各自有其獨特的文化。 其次，從十九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者各被日本或法國帝國主義者征服，脫離了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 於是在中國漢人心目中，台、朝、安三者的地位就與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不同。 對於前三者，承認其民族獨立權並不損害中國的利益。 但對於後者之獨立是否有利或有損，則見仁見智。 有時漢人頗有雅量協助少數民族獨立，有時躊躇不決，有時則極力阻撓。 就中共建黨到四十年代中期約二十幾年之間所發佈的文件及宣告來說，台灣人從末被當作 「弟兄」、「同胞」、或「黃帝子孫」； 相反地，卻一直被當作外國人、外國民族。 這情形就和朝鮮人及安南人被看為外國民族相當類似。 上述憲法大綱裡所提到的台灣人，指的僅是僑居於中國的台灣人；他們就被當作少數民族或外國民族。 至於居住於台灣的台灣人，則更被看作一個外國民族（註 19 ）。 六 、l934 年 l 月（即在接見斯諾，鼓吹台灣、朝鮮獨立之前兩年）， 毛澤東首次談到台獨。 在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 評論一九三一憲法大綱各條款。 他說：「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第十五條保障：為全世界革命工作被迫害而居住於中華蘇維埃地區的無論任何民族， 均享有受到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庇護及協助民族革命成功與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在蘇維埃地區，現住有不少來自朝鮮、台灣、安南等地的革命同志。 蘇維埃第一屆代表大會時，已有朝鮮代表參加。 這第二屆大會增加朝鮮代表畢士狹，台灣代表蔡孝乾，安南代表洪水，爪哇代表張然和參加。 這點表示蘇維埃宣言的正確性。」 （註 20 ） 毛澤東的要點是：中共支援朝鮮、台灣、安南（越南）等民族獨立， 此一政策是正確的。 七 、l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也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裡面， 呼籲所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中、日人民聯合起來，並與被壓迫民族如朝鮮人、台灣人等聯合為同盟軍，共同抗暴（註 21 ）。 《八一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內被壓迫的朝鮮人、 台灣人、以及下階層日本人聯合反抗日帝。 如此，朝鮮人與台灣人是被當作日本帝國內的少數民族。 這種看法不但毛派人物，就連反毛人物也都一致支援。 例如：毛澤東的政敵陳紹禹（王明）二年後（ l937 年 8 月）在一次演講中，也引用《八一宣言》的話， 呼籲朝鮮人及台灣人， 與中國人同盟抵抗日帝（註 22 ）。Hsiao 與 Sullivan 兩教授認為毛及陳的立場意義重大。 毛、陳等人顯然不承認 l895 年的《馬關條約》。 依照該條約，台灣住民二年內如不歸返中國就被當作日本國民。然而，中共領導者卻把「日本國內人民」與「台灣人」截然劃分，不承認台灣人是日本國民，也不承認台灣是日本固有領土。 台灣既非日本不可分割的疆土，也非屬於中國主權之下的領域。 台灣就如朝鮮一樣，是日本的殖民地，都在謀求獨立（註 23 ）。 八 、中共一面呼籲中、日、朝、台人民聯合反抗日帝， 一面把朝鮮、台灣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及社會革命，歸屬日共指揮。l935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案， 指出台灣和朝鮮等被壓迫民族， 以及日本工農份子，在日共領導下，將開始偉大的鬥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建立日本蘇維埃。中國革命與日本革命將在 「打倒日木帝國主義」這一個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結合起來（註 24 ）。 這份決議案是由毛澤東及彭德懷簽署的。 這個決議的重大意義是台灣民族和朝鮮民族的革命應由日共指揮， 而不應由中共代庖。 這就明白地提示台灣並非中國固有領域、台灣的革命不宜受中國插足左右。 至於台灣及朝鮮民族將來是否長期留在日本蘇維埃之內？毛、彭的決議案並沒有表明其立場。 不過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台、朝只是暫時由日共領導革命，將來都要各自獲得完全的獨立（註 25 ）。 查閱中共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其他文獻， 則台灣的獨立不只是共產國際及日共的立場，更是中共一貫的立場。 九 、1936 年 7 月 l6 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 Edgar Snow ）。 斯諾問毛澤東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 毛澤東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 這就是說滿州必須收復。 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至於內蒙古，即是中國人和蒙古人共同居住的地區。 我們要努力把日本驅逐出去，協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區。」（註 26 ） 十 、l938 年 l0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了政治報告：《論新階段 --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 毛澤東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的民族」爭取獨立。 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北被壓迫民族.... 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以便打敗日本的侵略戰爭（註 27 ）。 毛強調中國的勝利主要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可是還要與「國際上的支援」互相協調配合。 談到國際支援，毛明指：日本的人民大眾與士兵，以及朝鮮、台灣等人民。 在毛看來，中國人與台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 這並不是因為他把台灣人當作漢族之一支而期待合作。 事實上，他把台灣人、朝鮮人等當作被日帝壓迫的「弱小民族」（註 28），因而要求互助合作，形成國際聯合戰線（註 29 ）。 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所採取的立場，就為中央委員會所支援。 同年（l938 ） l1 月 6 日， 中共中委呼籲建立中、日、朝、台人民形成一個反侵略聯合陣線，以抵抗日本法西斯軍閥（註 30 ）。 事實上，中共當局早在該年 3 月的政治局會議中，就已指出：台灣及朝鮮的 民族解放運動 已在推展； 日帝統轄下的「弱小民族」正準備展開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日本侵略者的弱點（註 31 ）。 中共當時對於台灣局勢的估計不論是否準確， 他們把台灣人抗日看作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非回歸祖國運動。中共這一個態度與立場則是明確無疑的。 十一 、1941 年 6 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 說明中國力求自己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也支援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 周恩來所提到的「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包括： 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意侵略， 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中共在初期曾經承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見本章第二、 三、五各節）。l938 年 ll 月以後放棄此種承諾，改而要求少數民族與漢族共同形成中國一個國家， 雖然少數民族依然可以發展自己的文化並保持某一限度的自治（註 33 ）。 如果台灣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台灣地位問題被當作中國的內政問題，則上述政策轉變當必適用於台灣。 於是台灣頂多隻能享受有限度的自治， 而絕不容許再從事任何「民族國家獨立解放運動」了。 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中談論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問題，更是沒有理由鼓吹台灣獨立運動。 然而，周恩來竟然鼓吹了，而且把它放在全球被壓迫民族國獨立運動的一環之中，就值得玩味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周恩來個人的立場，而是中共當局一致的立場。 顯然地，台灣並未被當作中國固有領土， 台灣問題也未被視為中國內政問題，所以中共對國內少數民族政策的轉變，並不適用於台灣。 Hsiao 與 Sullivan 兩位教授詳盡研究所有文獻後， 指出在 l943 年以前， 中共一直把台灣人民（包括居住在台灣與居住在福建省的台灣人）當作一個與漢族有區別的「民族」。 中共把台灣人當作一個民族，主要是從文化上來說的，而不是從血緣或種族觀點來說的。 中共僅在 l93l 年憲法大綱裡面，把台灣人當作一個「種族」， 其餘場合則從文化、政治的獨特性來談台灣「民族」。 整個說來，在此時期文獻裡面，台灣民族宛如朝鮮民族、安南民族一樣，都被視為應該爭取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地位（註 34 ）。 附註 9.關於台灣民主國的論著，史料掌握精確而分析公允，學術價值最高的是下列兩書：⑴黃昭堂：《台灣民主國の的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⑵許世楷：《日本統治》，第 9 ∼ 73頁。 10.史明：《四百年史》，第 577 ∼ 583 頁。許世楷：《日本統治》，第 327 ∼ 330 頁。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 第456 頁。 《現代台灣》卷二，第 239，263 ∼ 271 頁。《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590 ∼ 657頁。 11.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東京：勁草書房， 1971 ∼ 75 ），（以下簡稱《中共資料集》）第四冊， 第 121 頁所收錄：中共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大會通過之各小決議案》，1928 年 7 月。又參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1520頁。 12.June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7)。 本書開頭綜述傳統時代中華帝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後半部詳述現代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 13.從民族學觀點看，要說台灣人是漢族，自是正確之論。但漢族台灣人在邊陲地區受到中國政府長期海禁隔離政策的疏隔，加上外國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以及演變出相異的價值觀念，因此在文化上兩者同中有異。所以中國人在當時看臺灣人（包括居住於台灣以及寄居在中國的台灣人）為另一種族或宗族，也是正確的看法。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 第 447 頁指出中共把台灣人當作一個種族或宗族，意義重大。 14.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 1928 年 7 月）， 收錄於《中共資料集》第四冊， 第 136 頁。 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Taiwan 第 447 頁。史明：《四百年史》第 1520頁。 15.《中共通告》第 54 號， 見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Hyobom Park, ed., Documents of the Cinese Communist Party,1927-1930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第454 頁。 16.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第 448 ∼ 449頁。 17.《中共資料集》第五冊，第 81，450 ∼ 451 頁。又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收於《蘇維埃中國》（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 1933 ）， 第 37 ∼ 44 頁。 史明：《四百年史》第1520頁。 18.依據《 1937 年日本－－滿州國年鑑》第 48 頁，19347 年在華朝鮮人已為數七十萬。 19.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 第 448 ∼ 449 頁對此申論相當精要。 20.《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伐表大會的報告》，收於《紅色中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刊，Vol.3，1934 年 1 月 26 日出版。該雜誌已不易借到。 毛澤東的報告原文又收錄於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東京：ほくぼ社，1970 ），第四冊，第 267 頁。日譯本，參看《中共資料集》， 第七冊， 第 91 頁。 英譯見 Hsiao andSullivan:CCP and Taiwan，第 449 頁。史明的《四百年史》第1520 ∼ 1521 也收錄這段話， 並指出當時應邀參加大會的台灣人還有施至善夫婦、沈乙庚等人。 21.該宣言原文（係一小冊子）在 1935 年出版於莫斯科，日譯本收於《中共資料集》，第七冊，第 521 頁。 文摘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1521 頁； 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第 452頁。 22.王明：《日本侵略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新時代》，《救國時報》第 123 及 124 合刊，紀念九一八事變特刊 (1937 年 9 月 18 日) 第 5 ∼ 7 頁。日譯本見《中共資料集》第八冊，第 516 頁。 23.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 第 452 頁。 24. 《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當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收於《目前形勢的分析》一書（理論與實踐社，1936 年），第 32 ∼ 47頁。此決議案全文收錄於《毛澤東集》第五冊，第 19 ∼ 42 頁。日譯本收錄於《中共資料集》第八冊，第 28 頁。參見史明：《四百年史》第 1521 頁。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49 ∼ 450 頁。 25.史明：《四百年史》第 575，580 ∼ 582 頁。 並參看本文第三章。 26.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1948)，第 88 ∼ 89 頁。 27.該文刊載於《解放》第 57 期 (1938 年 11 月 25 日 )，第 4 ∼37 頁。又見《論新階段》、《毛澤東選集》（解放社，1944 ）第54 頁。 《毛澤東集》第六冊，第 218 ∼ 219 頁。《毛澤東救國言論集》（重慶：新華日報館，1939 ）第 218 ∼ 219 頁。 史明：《四百年史》， 第 1522 頁。 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50 ∼ 451頁。 28.在 1949 年以前，「弱小民族」一辭通常指外國小民族； 1949 年以後，偶而也指中國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的漢族以外民族，則通常稱為「少數民族」。 29.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51頁。 30.《中共資料集》第九冊，第 371 頁。《解放》第 57 期 (1938 年11 月 25 日)，第 38 ∼ 42 頁。 31.陳紹禹在 1938 年 3 月 11 日所發表的《三月政治局綜合報告》， 刊載於《解放》， 第 36 期（ 1938 年 4 月 29 日）第 1 ∼11 頁。《中共資料集》第九冊，第 91 頁。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第 452 ∼ 453頁。 32.周恩萊的文章發表於《新華日報》，1941 年 6 月 16 日第一頁，及同月 22 日第 1 ∼ 3 頁。參見《中共資料集》第十冊，第 443頁。史明：《四百年史》第 1522 頁。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53頁。 33.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第 28 ∼ 29 頁，67頁。 34.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56 ∼ 458頁。 近年來，國民黨嚴厲指斥中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煽動台灣獨立。 事實上，中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改變立場，不再鼓吹台獨。 其次，在中共倡導台獨期間， 國民黨或者對台灣地位問題不發一言，宛如默認台灣是外國領土，中國不必過問。 有時發表立場，則要非承認台灣是日本領域，就鼓吹台灣獨立或者（在日本帝國之下）自治。 國民黨首次提出「收復台灣」的口號，大概是在 1943 年《開羅宣言》之前不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國民黨首領及禦用學者大力宣傳國民黨數十年來致力於光復台灣，為此而流了數百萬人的血。 在這個宣傳攻勢中，四十年代初期以前的歷史真是讓國民黨萬分尷尬。 不過天下無難事，有中生無、無中生有，原是宣傳家妙筆生花的看家本領。 在國民黨的文筆魔術下，產生了一頁「光榮的」「祖國關懷台灣史」。 依據中華民國在戰後刊行的官方文獻，孫中山早在 1895 組織興中會之時所發表的宣言，就把「恢復台灣， 鞏固中華」當作革命的綱領。 可是我們查閱 1942 人以前所出版的文獻，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從《國父全集》（這是孫中山言論及著作集大成的一部完整文集） ( 註35) 一書來看， 孫先生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及二十世紀初年的言論及著作，對台灣問題根本就避不談論。 例如該書第二冊所收錄的《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 ( 註 36)，以及《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宣言》 ( 註 37) 對於台灣問題連片言隻字也沒提到。 依據另一本書－－孫文全集》， 遲至 1912 年 9 月 1日， 孫在北京演講《五族共和之真義》時，雖然提起朝鮮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痛苦情況， 可是對於日本另一殖民地台灣人民的情況，卻是金人三緘其口 (註 38)。 再查閱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所編的一系列《革命文獻》，尤其是其中的《革命之倡導與發展》（全八冊） ( 註 39)，收集了很完整的資料， 可是就沒有什麼文獻可以佐證孫中山在初倡革命之時即已主張收復台灣 ( 註 40)。 孫先生及國民黨其他要員提到台灣問題的說法，列舉於下列各節。 一、 依據國民黨幹部戴季陶（曾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的追憶， 孫中山曾於1914 年向戴提起他對日本要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高麗（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實施自治。」 ( 註 41) 二、 1924 年 2 月 3 日，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指出中國在列強割據下， 喪失了旅順、大連、九龍、黑龍江與烏蘇裏江盆地、伊犁以北、黑龍江以北、 高麗、台灣、澎湖、緬甸、安南、婆羅洲、琉球、暹羅、蘇祿群島、爪哇、錫蘭、尼泊爾、不丹等等領土。 但他認為台、澎只是邊陲小地，失之也無甚大損 ( 註 42)。從孫所列出的失土來看，有的可算中國領土，有的是附庸國， 有的只是數年進京朝貢一次，只算是中華帝國最強盛時，勢力曾經影響到的國家，根木不算中國領土。 台灣並列在這一堆國家之中，其「失 土」的意義多大，可想而知。 三、 戴季陶追憶孫中山臨死時 (1925 年 ) 告訴戴說： 他主張台灣與高麗至少應該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 他也希望中國能夠獲得完全的獨立 ( 註 43)。孫所指的自治，是指在日本統轄下的自治，而非中國之下的自治。 顯然地他並未主張收回台灣。同時，他相信中國不必收回朝鮮、台灣，也照樣可以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絲毫無損於領土與主權的完整。 四、 1926 年 1 月 13 日，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把台灣的「民族革命」與越南、朝鮮、菲律賓的民族革命， 當作同一範疇的活動。也即國民黨明白贊成台灣民族的獨立。( 註 44) 五、 1927 年 2 月 5 日， 戴季陶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孫中山先生與台灣》，在他講述了孫對台灣的主張後，戴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雖說「台灣民族即是我們中國的民族，台灣的領土即是中國的領土。 日本用霸權和軍事力量搶奪我們的土地，奴役我們的台灣同胞。 」然而，他認為收復台灣遙遙不可期，所以就鼓吹台灣獨立。 他說：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人壓迫欺侮，就像高麗人被壓迫一樣。 因此我們鼓吹台灣獨立。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必須和命運情勢相同的高麗及中國諸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互相聯合， 共同抵抗帝國主義者。( 註 45) 戴季陶在這裡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就是：台灣民族即是漢族的一支，然而種族或民族雖與中國漢人相同，並不妨彼此各自建立獨立國。 這個觀念很多國家原是平淡無奇的常識， 可是漢族中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卻覺得它稀奇古怪，而把在不同環境局勢下的漢族人民各自建立一個國家， 視為背祖叛國的逆行。這大概是吃了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之虧以後的後遺症吧！ 六、 1935 年 10 月，台灣總督府在臺北舉辦日本帝國「台灣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會」。 國府派福建省主席陳儀為祝賀使節。陳在大會上慶賀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生活改善(註 46)。 陳的祝辭的內容或許只是外交辭令， 不必看得認真。 但國府派專使來臺北慶賀日本殖民統治成功，則可見國民黨到此時未想及「光復台灣失土」。 國民黨在戰後宣傳，說他們自革命初期即已把光復台灣當作重大國策。 宣傳家們大概沒有想到陳儀代表國府祝賀日本治台，使整個宣傳破綻暴露無遺吧。 七、 1938 年 4 月 1 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談論抗日戰爭與國民黨的前途。 其中有一段這樣說：「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就看穿了日本這個野心，和中國所處地位的危險。 他為本黨定下一個革命對策，就是要『恢復高、台，鞏固中華』，以垂示於全黨同志。 因為高麗原來是我們的屬國，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在地勢上說，都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的生命線。 中國要講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斷不能讓高麗和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 中國幾千年來是領袖東亞的國家。保障東亞民族，樹立東亞和平，是中國義不容辭的責任。 為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 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的企圖，必須針對著日本積極侵略的陰謀，以解放高麗、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志。 這是總理生前所常常對一般同志所講的。 總理的意思，以為我們必須使高、台的同胞能夠恢復獨立自由，才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 ( 註 47) 上面一段話有幾點必須澄清。 第一，孫中山的「恢復高、台，鞏固中華」這句口號在他的全集中並找不到。 蔣介石似乎是唯一獲得「八字真言」的繼承人。 他說孫生前常對一般同志講。如此，在國民黨員的論著或回憶錄裡，應該可以找到類似的記載。 第二，這句八字真言本身說得有些含糊。如果斷章取義來解釋， 它既可指孫先生主張「恢復高麗和台灣的獨立，以便作為中、日之間的緩衝地帶，而達到鞏固中華的目的」； 也可解釋為「中國必須把從前的屬國高麗及從前的領土台灣收復，國家才能鞏固」。 蔣在 1938 年4 月的演講採取的是第一個解釋； 可是《開羅宣言》後，他卻改採第二個解釋， 但又不敢完全採取第二解釋，所以只有竄改他所鄭重提到的「總理的意思」。 1943 年 11 月 27 日，《開羅宣言》把台灣許諾給中國。中國人喜出望外。 本來可以光明正大地宣佈自此要改變對台灣的立場，不再鼓吹自治或獨立，而要改採「收復」或「統一」。 政策的改變儘可堂堂正正地加以解釋，可是， 他們捨此正途而不為，竟然以竄改歪曲文獻的手法來文飾過去一貫的主張。下面先提國民黨的竄改妙技。 1944 年 1 月 1 日，蔣介石在其新年鼓勵軍民的文告中，把他在六年前所心傳的孫總理八字真言竄改成恢復高麗人民的獨立自由，並收復台灣失土( 註 48)。 1946 年 10 月 25 日，蔣訪問台灣時發表了《台灣省光復一週年紀念訓詞》， 對孫總理的八字真言施了手腳，把「恢復高、台」的「高」字刪掉，又把他引申解釋「總理的意思」那一段話也加以改頭換面， 把「獨立」、「高麗」等字刪掉。 於是總理真言變了質，變成隻談收復台灣而絲毫不涉及朝鮮的獨立。 此一改頭換面給國民黨史家新筆法提供了靈感。 五十年代以後，國民黨文獻記載：孫中山在十九世紀末葉首倡革命時就提出「恢復台灣， 鞏固中華」的綱領。這大概是依據蔣在 1946 年那篇訓詞而憑空杜撰的 ( 註 50)。 為了掩飾竄改之跡， 維持杜撰故事的「真實性」，蔣砎石在 1938 年那篇演講， 在號稱收集完整的《蔣總統言論彙編》 ( 註 51) 就不見天日了。於是， 「偉大的民族救星蔣公」在黨史專家的製造新形象之下，就搖身一變，竟然成為數十年一貫主張光復台灣、解救台灣同胞的人物了。 不過，依據Hsiao 與 Sullivan 的分析，蔣在 1942 年以前的言論與著作， 凡是提到台灣之處， 幾乎都與高麗並提，說到兩民族受日帝欺侮，主張兩國恢復自由與獨立。 所謂「收復」、「光復」、「收回」台灣諸詞，在未經竄改的蔣介石言論集所收錄的 1942 年以前的言論中，就絕無僅有 ( 註 52)。其後的言論才出現此等詞語。 所以，認為台灣是有待收復的固有領土這種主張，是與《開羅宣言》有關連的事件所引發的新政策，而非長期的一貫政策。 至於中共竄改文獻， 最顯著的是吳黎平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 1979 年 12 月出版）， 把「偉大的東方紅太陽」 1936 年主張朝鮮、台灣獨立，內蒙古自治的一段話，竄改為主張收復東北與台灣， 幫功內蒙自治，援助朝鮮獨立。該書第 113 頁這樣寫著：「中國迫切的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在長城以南的主權。 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至於內蒙，那是漢族與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從內蒙趕出去，幫助內蒙建立自治。 當我們光復中國的失地之後，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枷鎖，我們將對他們的獨立鬥爭提供熱情的援助」。 把這段「新真言」與 1938、 1937、 1948 或 1968 年版斯諾 Red StarOver China 原文對比（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九節），改竄之跡極為顯然。「新真言」如何以「位移」的手法竄改「舊真言」， 可參看洪勝哲的分析 ( 註53)。斯諾在 1968 年版的正文依然保持原貌，但在新添附註，他給毛主席雪中送炭， 謂：「孫逸仙博士和國民黨始終把台灣列入有待收回、以恢復中國 主權的『失去了的領土』。 那一段話看來，不可能是毛氏意指承認台灣將來的『獨立』。中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 ( 註 54) 斯諾這爐炭是幫了個倒忙，因為它和正文抵觸，誰也可以看出新附註之勉強曲飾。 斯諾還算具有少許良知的記者， 還不敢公然竄改他親耳聽到、而且用白紙黑字表達出來的正文。 不過，雖對中共領導人物相當熟悉，而且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畢竟只是一位業餘史家，所以他的新附註就與史實完全不符。 從他與中共領袖交情濃厚來看， 就算是糊塗的業餘史家，也不該無知到大言中共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 他大概是在裝蒜吧！至於說孫中山與國民黨始終以收復台灣為職志，鑑於他對國民黨的生疏，也許是「真誠的上當」吧！ 本文以忠於史料的態度， 綜合介紹國、共雙方在四十年代早年以前，如何鼓吹台灣獨立。 當時國、共皆認為台灣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用作侵略中國及南洋各國的一個基地，實有害於中國的安全及世界的和平； 認為如果台灣人民能夠革命， 爭取獨立自主，與中國和平相處，則大有助於中國的安全。 當時中國人並沒有把台灣的獨立看作損害中國領土及主權的完整、背宗忘祖之舉。 獨立而與中國為敵的台灣，自是中國所不願見之事；但獨立而與中國友好的台灣，則是國、共雙方求之不得、夢寐以求的東西。 今日中國人把台獨看作破壞領土主權完整，理由並不充分。 本文只以史家誠實不欺的態度， 列舉史料說明國民黨曾經默認或承認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合法性， 或者進一步主張台灣應在日本帝國下自治，或者更進一步主張台灣獨立。 中共也曾長期鼓吹台灣獨立。足見《開羅宣言》後， 國、共雙方皆對其過去一貫的立場及承諾翻臉不認，是一種連阿Ｑ也不如的懦夫謊言。 國、共要改變立場、修改政策，儘可堂堂正正說明其理由，而不必以竄改史實的手法來哄騙世人。 我們證明瞭國、共皆曾鼓吹台獨，只是說明史實而已並不能由此就推論出國、共不能改變其立場。 國策可以順著局勢而調整， 不一定要永遠膠固不變，所以證明中國人過去鼓吹台灣，並不足以要求中國今後也非支援台獨不可。 今後台、中應該合併？或者各自獨立、友好合作？ 或者彼此為敵？這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非屬本文範圍。 筆者雖主張這種重大問題應由台灣人民當家做主、自己決定前途， 而不應該任令列強幕後交易來操縱舊殖民地的命運， 然而，本文的主題在陳述史實，所以不擬涉及獨立與合併的相對優點和缺點。 如果我們順著孫中山的口吻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講信義的民族， 不必簽署法律文件， 只須口頭承諾，就信守不渝，也許會責備國、共推翻其先前的承諾是中國人的恥辱。 但國際政治或內政原是現實的東西，我們倒不必執著孫中山華而不實之言以深責國、共當局。 與其苛求他們信守過去的立場，倒不如承認他們有權檢討並修改政策。 然而，如果尊重他們有權翻臉不認舊帳， 那麼主張「祖國」來統一台灣的豪傑們，應該先做點心理準備，以免將來「祖國」對台灣高度自治的諾言不認帳時，徒然哭父哭母一場。 附 註 35.此書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篡委員會所編，總共四集，1961年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36.卷四，第5-6頁。 37.卷四，第4-5頁。 38.日本外務省調查部編：《孫文全集》， 全三卷（東京： 原書房，1967 ），中卷，第 212 ∼ 213 頁。 關於孫中山在此時期避不談台灣問題，參看彭明敏、黃昭堂：《台灣の法的地位》（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第 48 ∼ 49 頁，又第 59 頁註3。 39.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3年。 40.彭明敏、黃昭堂：《台灣の法的地位》，第 49 及 59 頁。 41.這件往事是戴季陶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孫中山先生與台灣》時所追憶出來的。見《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128 ∼ 131 頁。又見彭明敏、黃昭堂：《台灣の法的地位》第 59 頁。 42.孫中山所列舉失地，見Frank W.Price譯San Min Chu I: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o（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第33∼35頁。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462。Samual S. Kim: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41∼ 44頁。 43.戴的演講《孫中山先生與台灣》， 收於《現代台灣》， 卷一，第260 ∼ 264 頁。 （此書即：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第二十一冊。 44.《中共資料集》第二冊，第 92頁。 45.《現代台灣》卷一，第 260 ∼ 264 頁。又見《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128∼131頁。Hsiao and Sullivan:CCP and Taiwan, 第 462頁。 46.George H.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4)，第 171∼172 頁。 47.台灣革命同盟會編：《台灣問題言論集》，第一集（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1943 ），第 1 ∼ 2 頁。 彭明敏、黃昭堂：《台灣法的地位》第60頁。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 463頁。 48.《總裁言論選集》第五冊，第 432頁。 49.關於蔣在 1946 訓詞如何歪曲 1938 年文告，可參看張國興的《蔣幫封殺台灣獨立思想的愚論》（一）在《台灣青年》（第 126 期， 1971年5月，第13頁）的分析。並參看 Hsiao and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463頁。蔣的1946年訓詞收於蔣總統言論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言論彙編》（全 24 卷，27 冊。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6 ∼ 59 ）， 卷 17，第155 ∼ 159頁。 50.彭明敏、黃昭堂：《台灣の法的地位》，第 48 頁。 51.見註 49。 52.Hsiao and Sullivan: CCP and Taiwan，第463∼464頁。他們所依據的版本是： 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s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1937-1945 (New York:John Dag Co., 1943), Vol.1。此言論集比中華民國官方出版的更能保持原貌。 53.洪哲勝：《中共贊成台獨的歷史不容篡改》， 《台獨》第 105 期，第10 ∼ 11 頁。 54.參見上文，第11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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