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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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3 22:42 | |
|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 |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００１。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００２。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００３。“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 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 ００４。民主第一 ００５。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 ００６。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００７。我們要看貨色 ００８。是不是代用品呢? ００９。不是空喊民主 ０１０。民主與誠實 ０１１。“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 ０１２。強大而民主 ０１３。民主與國情 ０１４。諸葛亮與阿斗 ０１５。民主的真義 ０１６。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０１７。民主精神 ０１８。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０１９。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０２０。民主是發展生産的曖室 ０２１。自由不是專賣品 ０２２。“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０２３。科學、民主，繼續前進—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 ０２４。中國需要“變” ０２５。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０２６。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０２７。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０２８。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０２９。爲民主拚命 ０３０。工程師和民主 ０３１。關心政治、改良政治 —— 一位政治犯牧頰工程師的話 民主主義的利刃 -- 美國的民主主義傳統 ０３２。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０３３。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 ０３４。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０３５。美國獨立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０３６。紀念傑斐遜先生 ０３７。真實的民主戰士 ０３８。民主主義的利刃 ——美國的民主傳統 ０３９。爲了人類 ０４０。“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 ０４１。中美兩國是天然的盟友 ０４２。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 ０４３。華萊士先生的偉論： 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０４４。羅斯福的廣播演說：四大自由 ０４５。東西不同論（二則） ０４６。延安印象記：共產黨對美國的友誼是真誠的 ０４７。加強中美人民的合作 ０４８。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讓思想衝破牢籠 ０４９。駁“灌輸”理論 ０５０。奴隸的語言 ０５１。讀書與自由 ０５２。論“天真無邪” ０５３。沙漠化的願望 ０５４。文藝必須爭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 ０５５。言論自由與民主 ０５６。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０５７。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０５８。爲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０５９。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０６０。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０６１。要爲真理而鬥爭 ０６２。民主主義的劍 ０６３。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 ０６４。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０６５。以出版自由繁榮出版業： 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０６６。論學術自由 ０６７。獎勵自由研究 ０６８。論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０６９。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０６０。論選舉權 ０７１。競選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０７２。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０７３。斥“人格教育” ０７４。紀念“五四”，貫徹爲民主自由的鬥爭 ０７５。民主和自由新論 ０７６。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 ０７７。“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０７８。睽睽衆目豈容狡辯 ， 屠殺學生罪責難逃 ０７９。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０８０。爲死難學生呼籲 ０８１。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０８２。人民是騙不了的 ０８３。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０８４。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０８５。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 (節錄) ０８６。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０８７。目前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０８８。重視青年 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 ０８９。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 ０９０。戰爭結束後，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 ０９１。.“中國人民都不準備實行社會主義, 談論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 試圖付之實行就是自取滅亡” ０９２。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天賦人權 不可侵犯 ０９３。切實保障人民權利 ０９４。保障人權 ０９５。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尺規 ０９６。保障人民自由的開端 ０９７。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 ０９８。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 ０９９。人民自由又遭損害，內政部頒限制遊行法 —在“呈報”、“審查”的一串規定下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 １００。快釋放政治犯 １０１。法治與人權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１０２。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１０３。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１０４。中囯共產黨不是蘇聯那樣的共產黨不會模仿蘇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 １０５。“共產黨員只有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一切壟斷一切的權利” １０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１０７。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１０８。中囯共產黨徹底實踐堅持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諾言 １０９。三三制的實質：政權共用 １１０。全民民主優於階級民主：以三三制爲例 １１１。 三三制：一黨專政的天敵 １１２。政權開放才有利於黨的領導 １１３。“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 １１４。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１１５。政黨本身不是權力機關，不能淩駕於群衆和政府之上 １１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１１７。政府的權威，不是建築在群衆的畏懼上，而是建築在群衆的信任上 １１８。 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 １１９。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 １２０。合法的罪惡 １２１。民不畏死 １２２。人權和觀瞻 １２３。論無恥主義 １２４。風氣分刃蚍容忍 １２５。“黑 名 單” １２６。希特勒的“民意” １２７。“守法精神不夠”論 １２８。奴才見解 １２９。今 與 昔 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 １３０。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 １３１。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不要分割 １３２。言論思想自由和國際文化交流 １３３。美國國慶 民主精神 １３４。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 １３５。爲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１３６。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 １３７。蔣夫人論民主精神 １３８。國父誕辰紀念 １３９。民主原則 １４０。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 １４１。即便戰時狀態也必須實行民主 １４２。團結與民主 民主國家的武器 １４３。民主（節選） １４４。論延安學校中支部對群衆團體的關係 １４５。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 １４６。建立憲政規模 附錄Ａ：國際人權文宣言 Ａ０１。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Ａ０２。美國《獨立宣言》 Ａ０３。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ＰＳ。此欄不供任何討論！ | |
NO:925_1
| 讀讀樂 於 2002/08/23 22:46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 |
羅斯福總統在這一次再度當選後，發表聲明說：“我們已在戰爭中舉行大選，這是八十年來的第一次。”他這樣說，是因爲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國有過一次在戰爭中舉行大選的先例。 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繼續了三年多。正在戰事十分緊張的時候，舉行了總統的改選。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選的結果是林肯大總統再度當選。林肯在那時是美國人民的民主力量團結的中心，他所領導的戰爭是爲保衛民主制度的一個戰爭，所以在戰時的大選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擁戴。 這相距八十年的前後兩次大選交相輝映，其意義，正如羅斯福總統所說的，“是向舉世證明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而這種偉大的活力是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的。 在八十年前，美國的民主主義正在風雨飄搖之中，林肯大總統在那時未嘗不可以用戰爭的名義，憑藉他政治上的既成勢力來拒絕或者拖延改選。但他不這樣做。他知道他不該這樣做，因爲戰爭和國家是否還需要他領導應該由人民公意來決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這樣做，因爲他對於民主和進步的事業的忠誠和貢獻，已經爲大多數人民所公認了。由不拒絕改選這一件事上，也就證明瞭林肯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對民主主義的忠誠了。試設想一下，假如那時林肯竟拒絕改選，其結果會如何呢?那麽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縱然還想戀棧不去，但人民是一定會遠遠地背離開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輝地照耀著美國民主政治的歷史。在八十年後的這又一次戰時大選中，不僅總統要重新選舉，又不僅參衆議院中都有許多議席要改選，而且在四十八個州中間有三十二個州的州長要改選。像這樣的大事大更動發生在戰時，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爲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爲基礎的，所以整個改選過程是非常順利迅速地進行著。四五千萬人同時靜靜地寫下了他們的選舉票，決定把整個國事交給爲他們所信賴的人。 由這樣的改選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不僅沒有擾亂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活，妨礙反法西斯戰爭的進行，恰恰相反，是更加鞏固了國內的民主的團結，使戰爭的勝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當選所發生的作用一樣，使民主進步力量在戰爭中的最後勝利加速地來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絕不能適用於戰時的先生應該虛心看看這種事實!在這次戰爭中，各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議會中照常有著公開的辯論和對政府的責問，輿論上照常有著各種對於政府的人事機構政策尖銳的批評，人民照常有集會結社、選舉罷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響一國元首的那樣的大選也仍照常舉行。這一切都說明瞭，民主制度不僅是在戰時完全可以適用，而且在戰時運用得更加靈活，範圍更加擴大了。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産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援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於民主制度，堅決地依靠著民主主義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夠在民主制度下繼續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離了這偉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終於會陷於死亡的絕境!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吳中民先生： 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不是一句空話，是敵後解放區的事實證明瞭的。軍隊能否打仗，頂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幫助。在敵後解放區有一句流行的話：“軍隊是魚，老百姓是水。”魚離了水，是寸步難行的，更不用說和敵人作戰了。要老百姓和軍隊合作，當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實行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而且，我們還得當心，有人會用好東西去做壞事情的呵!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爲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爲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爲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爲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瞭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麽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爲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産、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復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囯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爲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爲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這首先就必須徹底消滅法西斯機構，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完全肅清法西斯分子。華萊士說：“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標是：盡速消滅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軍進入柏林和東京時，才能提出和平條件；國際壟斷專家不許在和平會議中出現；孤立主義必須繼續被攻擊”。這就是說，不僅要擊潰現在的法西斯陣線，而且要消滅一切的法西斯殘餘；（遵檢）。只要是法西斯病菌還存在，則比會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謂“民主第一”的口號，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實現。 其次，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那就必須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這口號。因爲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號，自己負有首先忠實履行的義務。（遵檢）。另一方面，“民主”是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抛棄這武器，則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上，便沒有絕對勝利的保障。即使幸而勝利，也將被認爲是“以暴易暴”，不能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而戰敗國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會時時作報復的打算。歷史上，所以有迴圈不斷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爲人民所握有，爲人民所運用，而且爲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爲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義大利崩潰了，納粹德國也面臨著崩潰的危機，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陣線各國必須堅定地把握著“民主”這一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自己認真檢討，究竟已否實行民主政治？實行得夠不夠？沒有實行，就應該立刻實行；實行得不夠，就該力求其夠。（遵檢）。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這是應該十分戒懼，十分警惕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工會廣泛地組織起來。我所代表的工會聯盟，是在今天由各邊區工會聯盟産生，有著近百萬的會員。在工會大會上，廣大的工人群衆，第一次選舉自己的官吏，並且學習了如何在自己的社會中活動。 因此這些解放區就成爲一條新道路的例證，說明一個新的民主的中國，是能夠成立的。 中囯共產黨在今天並不要求一個共産主義的中國，甚至也不要求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 中國人民僅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種權利。 這就是說，中共要結束中國的封建時代，以及寄生在這種基礎上的獨裁、官僚政治。 由於這種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國的廣大人民說話。但是卻遭到反動派猛烈的反對，正象克倫威爾、華盛頓、羅斯福所遭受的那樣。 今天，中囯共產黨要求停止進攻民主解放區的內戰，停止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同時要求一個民選的國民大會來解決中國未來的機構。它熱切期望這一中國臨時政府，將是一個各黨各派組成的政府，並包括共產黨在內，以便毫不猶疑、毫不遲延地實施這些步驟。……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日 注：本文爲鄧發在英共大會上一段演說詞 茅盾 對於貴報所提出的問題，我只能這樣答復：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受盡了欺騙。如果將來其他文獻統統失傳，只剩下堂皇的官報，則無話可說。如其不然，那未，我們的後代一定會不懂，爲什麽我們這樣容易受欺騙?我們不能再忍受那種欺騙了。現在既然連政府也口口聲聲說“民主”，那麽，我們就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我們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實現，則貴報所提的那些問題，我覺得都不難解決；否則，半個也解決不了。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爲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麽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注：《新華日報》所提問題，系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開徵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人民獲得自由權利、怎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樣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的茅盾是應徵者之一。 國民黨市黨部負責人方治先生①，在市府招待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啊呀呀!中國原來“已經”是“民主”國家了，而且還是“世界第一”咧，你說我們糊塗不糊塗，竟連這點國家的體面都還不曉得，還要這裏那裏，嚷著實現民主，不是有點“庸人自擾”麽? 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話雖是這麽說，而爲了“謹防假冒”起見，我們倒不妨來看一看貨色。不看貨色則可，一看貨色可就糟糕了。原來，下令查禁《自由導報》的就是方治先生。說法和貨色竟是這樣的不同!照這種說法和做法，所謂“民主”也者，豈不就是“官主”!所謂“世界第一”也者，豈不就是黨治“世界第一”!說漂亮話的人，倒是應該提防，不要拿出貨色來，見不得人!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27日短評 注：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國民黨重要的黨務活動家、CC系把守宣傳口的主將。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國民黨党部主任委員、國民黨總裁室秘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員等要職。1949年退居臺灣。時爲國民黨重慶市党部主任委員。 友谷 朝鮮義勇軍的宣傳員用電話向敵人堡壘裏做政治宣傳，指出日本國內的貧窮的時候，敵兵很神氣地說：他身上穿著的正是前天剛發下的新軍衣。義勇軍同志馬上不客氣地追問：“那麽細細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一問就把敵兵問得啞口無言(見二月六日本報三版，《朝鮮義勇軍》)。 這的確是非常厲害的追問，這樣的問題在別的場合，在別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爲在這世界上的確有很多騙子在活動，所以我們必須這樣一步緊一步地追問。光是口頭說說空話，我們不能相信，必須追問：事實到底如何呢?縱然儼乎其然地拿出事實來，我們也還不能馬上相信，必須再追問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樣追問下去，才能揭破騙子的勾當，才能達到貨真價實的目的。 假如你遇見假充風雅的市儈，拿出周鼎漢器、唐宋真迹來給你鑒賞，而你存心掃一掃他的興的話，那麽你不妨追問：“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貨認成了真的往往不過是受騙上當的人，這些假貨是從古董商手裏買來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間裏偷偷摸摸地僞裝假造，明天就拿出來眩示給人，說這是如何名貴的古物，對於這種騙子，我們應該嚴詞斥責：不要拿代用品來騙人! 但假造古貨，不過是騙術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 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 中國人民爲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要做任何事情，先說空話是不行的。有人說，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麽結果。這種批評自然是對的。 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 歐洲戰爭快要到結束的時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動了，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結果，而是認認真真打仗的結果。蘇聯在戰爭中本有一句口號，是“一切爲了前線”。他們喊了這個口號，也就認認真真照這個口號做了，一切的人力爲了前線，一切的生産爲了前線，沒有一個人把存款放在國外，在後方逍遙享受。現在他們又喊出了“一切爲了柏林”的口號，而他們也確是在面向柏林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而不是背對著柏林空喊。 在我們這裏也有“軍事第一”的口號，而且似乎也還有人在寫著、在喊著“到東京去”的壯烈的口號。既然有著這口號，就該認真想想怎樣來實現這些口號。 美軍在呂宋登陸作戰，準備著在中國登陸，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東京去的路。但在我們這裏專制貪汙因循拖遝、缺乏效率，三萬匹的黴布，三萬萬的美金存款，這些決不是到東京去的路。 當蘇聯已經歡欣地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的時候，當美國已經一步步迫近東京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從頭來掃清引向勝利去的障礙，雖然似乎晚了，然而趕快做去，還不太遲。 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張民主的人也的確不是空喊民主的時候。如何實現民主，再切實不過的一步步的辦法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了(見本報二十五日發表周恩來同志抵渝談話。及二十六日發表的民主同盟宣言)。 要使打仗不是空話，勝利不是空話，就要趕快實現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話，就要實現這一步步的辦法。反對空喊民主的人，爲什麽不快快照這套辦法做呢?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李勃 在任何社會裏，誠實總是被看成一種美德；而在民主社會裏，尤其是非看重誠實的態度不可。 誠實的內容包含著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語的一致，言語和行爲的一致，思想、言語和客觀事實的一致等等。心裏怎麽想，口裏也怎麽說；嘴裏怎樣說，手裏也怎樣做，這叫做誠實。想什麽，做什麽，決不瞞人，老老實實說出來，與天下人共見，不另外說一套，以圖掩蔽天下人耳目，誠實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語思想都是爲瞭解釋和說明客觀的現實，行動也是爲了應付現實。但對於現實的真象，固然未必個個人都能完全知道，但總不能不以與現實完全一致爲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對現實的完全瞭解，卻不能故意掩蔽現實，反乎現實而行。 假如指鹿爲馬，若真以爲這是鹿，那還不過是無知；但若明明心知爲馬，而偏偏說這是鹿，那就是胡賴了。 誠實是對人的態度，但也是律己的準則。假如故意說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爲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藥。用不誠實的態度對人，固然是對人的侮辱，其實又是對自己的侮辱。 我們相信，倘大家沒有這樣誠實的態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講究討論商量。但假如開會時大家說了一大套，卻不全是心裏所想的，會後各人仍舊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麽民主的世界豈不成欺騙的世界了嗎? 要發揚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誠實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並不是舶來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說一是一，這原是民間向來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3年7月16日 H福爾曼 福爾曼先生認爲這些共產黨員是優秀的中國人。……這些共產黨員並不在“實行共産主義”。他們並不實行集體化。他們倒是在鼓勵私人企業、合作主義以及國營事業。他們實行著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認非共產黨和別的政治集團，並限止每一機構中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們的最基本的目標是農業改良、教育衛生和工業的進步，這些和俄國的共産主義實在沒有相同之處。…… 毛澤東，中囯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鬱敏 以國土和人口來說，中國都是一個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強國。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就因爲不是一個強國而吃了很大的虧，雖然我們也因爲是大國而占了很多的便宜。 由於抗戰的刺激，使人們深感到中國必須努力成爲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有人主張中國建設的方針是“富國強兵”。有人提倡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國防文化”。 但這樣主張的人常常忘記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本來都是世界強國，然而結果怎樣呢?義大利已經一敗塗地了，德國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臺了。這些法西斯國家未嘗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國防上，然而富國強兵對於他們，到頭來仍只是一個幻夢。 問題的關鍵在什麽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倫敦援華大會上說：“中國在最短期間內應當成爲遠東的強大民主國家”。——這話，我們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國朋友對中國的企望，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要求。這就是說，中國不僅要成爲強大的國家，而且要成爲民主的國家。這要求是從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來的，也是抗戰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阿Q，才會一夢醒來，說中國是一個最民主的國家，想根本掩沒人民的要求。 我們再不應該以爲，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和那不民主的強大是必須嚴格地區別開來的。這就因爲：不民主是會把抗戰弄垮、國家弄糟的，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採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沒法強大。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提倡洋務運動很堅決的薛福成在當時就曾如此說過：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這個道理。到了現在看來，自然更誰也不能發生疑問的了。 原來，科學爲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科學，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科學。外國的水是氫二氧一，中國的水也還是氫二氧一；外國的大炮是那樣造成的，中國的大炮也同樣是那樣造成的；外國在“聲光化電”之學上已經研究出了許多道理，這些道理移到中國來也還是有用。——既然外國已經先發展了這些科學，而中國還沒有，那就沒有辦法，只好“用夷變夏”一下，從頭學起來。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麽?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産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所以，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爲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原標題《民主即科學》 魯山 現在和古代封建專制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從未敢做夢當皇帝，雖然孟軻先生曾經說過“民爲貴、君爲輕”一類話，但小百姓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高過皇帝，而且歷史上也從來就沒有過這樣一回事。然而現在確實不同了，我們居然成了皇帝了，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要封我們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們很謙虛地自稱爲諸葛亮，不然怎麽能叫做“民主”呢?不過，太“民主”了也不成，因爲咱們做阿斗的沒有本事，還得萬能的諸葛亮老爺來加以管束。說來也可憐，阿斗這稱呼固然很榮耀，但是我們常常還要被諸葛亮打屁股，有時又被拉去砍頭示衆，或被踢進集中營，或被綁去當壯丁，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對外國人說：他們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訓”我們一下，因國家“法統”要求這樣做，阿斗真要當政，那不是自亂“法統”了麽? 自稱爲諸葛亮的法西斯獨裁者，是什麽人呢?正是那些賣國求榮的秦檜張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禍國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輩!他們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們曾假“聖”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災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國民黨反動派又以一黨訓政的所謂“約法”，企圖推翻政協決議，繼續做他們專制獨裁的諸葛亮，把餓得饑黃面瘦的老百姓仍舊當做他們的阿斗。算盤打得雖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麽容易受愚弄! 先生們，你們的“法統”還是趁早收起吧，人民並非阿斗，你們的諸葛亮終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況你們本來並非諸葛亮，硬裝面子，騙哪些呢?豈不是自欺欺人?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8日 項軼 翻讀《中山全書》，在《中國革命史》中讀到這樣的話：“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爲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爲貴、君爲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在這段話裏很清楚地說明瞭一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因爲夠得上說是民主制度的，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這本是常識，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說明的。在封建專制政治的壓迫下面，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因而産生某些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統的民主政治的理論也還是找不出來的。這種民主思想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也有時會發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根本上改變了專制政治，而只是使專制政治的表現溫和一點而已。所以過去的專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絕對不是民主政治。“愛民如子”是過去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衆看成了兒子，那還有什麽民主的氣味!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現在有些人把中國的舊思想都解釋成民主思想，甚至以爲中國過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實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國歷史去學習好了。這實在是違背中山先生的遺訓的。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妨背誦一下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爲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李新 聯合國憲章裏規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國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實現蔣主席宣佈的四項自由。偏偏在這時候，有人高呼自由萬萬不可行。這種意見，顯然違反民意，志在維護國民黨一黨政府的現狀。 《和平日報》昨天的社論，說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聽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國家軍隊’與國家軍隊對立，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完全不合事實。這並沒有說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討論中，中共及其他黨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見，這裏不多討論。要說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國民黨黨治黨軍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請以事實來回答!看吧，“衣冠不整”的人，還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內戰；老百姓開會，特務就去搗亂，動不動就要拆草棚子。這類事情數不清。人民“安居”了嗎?大學教授逢場就去擺地攤、賣東西，工人時時會失業，失業後又不准要求救濟，還要抓代表；官辦工廠也拖欠工資，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樂業”了嗎?這是因爲軍隊沒有國家化呢，還是因爲人民的自由權利被國民黨一黨政府剝奪得乾乾淨淨呢?只要顧事實的人，都將異口同聲說一句，不能安居樂業，是因爲沒有民主自由啊! 他們又說了，英美蘇都沒有實現民主理想，中國來實現，就“不切實際”了，更何況中國是在訓政和憲政之間呢?我們再來看看事實吧。英美蘇等民主國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利，中國不必“開風氣之先”。可是，曾否追隨“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之後了呢?他們又提到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匱乏”、“不受恐怖”兩大自由，都“不能便沒有疑問”。反對自由者的話，是夠露骨的了。在民主國家，罷工遊行示威，幾時未曾做到?舉美國爲例，罷工不僅在發展，政府還根據康納利法案，承認罷工是合法的。遊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還可以請政府派警察保護。至於教授治校，不受黨化，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現在的西南聯大，就是經過教授會議來處理校務，這與其說是理想倒不如說是教育上優良制度的確立。說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獨裁者外，倒還沒有聽見有人反對過。現在重慶還是第一次看見公然對“不虞匱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問。如此說來，人民只應有匱乏的自由了，窮人王正興必須賣兒子，陳望道教授必須擺地攤，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匱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業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吳金山也只有被押起來了。特務橫行，便成了政府執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發表這些違背人民利益、維護獨裁專政的謬論的人們，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當局，匱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條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爭取四大自由，是沒有力量壓得下擋得住的。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戰時能夠實行民主，民主才能團結，團結才能爭取勝利，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實證明瞭的。單以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來說，最近就有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說遠一點，在美國，羅斯福三度當選大總統後，就以政治家的風度，發揮美國的民主傳統，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親密合作。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威爾基曾代表美國訪問英國，最近更決定以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訪問近東、蘇聯及中國。而且，爲了動員及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加強反法西斯力量，釋放了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同志。在英國，三年前被禁閉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亦已解禁。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執政政黨，從來沒有因爲他們的地位，就排斥別人、壓制別人，稱他人爲“異類”，相反的，他們爲了戰爭的勝利、民族的安全，總儘量集思廣益，使人人有爲國效勞的機會、珍貴別的黨派及各個階層的努力。好的，有成績的，就讚揚；壞的，不妥當的，就批評。譬如，英國自由黨的《曼哲斯特導報》就讚揚“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並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實使我等爲之慚愧。”同時，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 各個政黨派別的存在，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已經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種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之下努力，更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這樣，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斷增強。這是英美當局及一切呼籲民主團結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標之下，不論黨派間，以至於個人間，都會有關於具體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張和辦法。但是，這是能夠獲得一致的。這裏，主要的就要靠前所舉例的民主精神了。這裏，就要靠相互間的經常接觸商討、互忍互讓(被略一段)。真能做到這點，就能夠互泯猜嫌，和衷共濟，而不會手足自殘了。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爲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社論 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①前天在憲政座談會演講三種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他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並勖勉大家要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我們讀了孫哲生先生演詞，覺得語語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願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國廣大軍民都爲爭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對日抗戰，大家都認識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最主要的任務，也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說的：“這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這一認識，因之能在七年艱苦抗戰中流血流汗，曆盡艱辛困苦，總是極盡忍受能事。許多國際盟友，只要一度來華考察過的，莫不爲我們軍民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這是最好的證明，中國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但是民族自由與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是分不開的。過去對這一點，見解龐雜得很。孫哲生先生的演講，特別舉出總動員的例子，舉出盟邦募債成功的例子來說明：“要使人民力量動員起來，必須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進國家民族的自由”。這種見解儘管如孫哲生先生自己所說，被有些人所討厭，認爲是“尾巴主義”，但是真理總是真理，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會舉起雙手來贊成……。 孫哲生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說：惟有我們的敵人日本和德國，才是只講一種自由的，他們的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會積極作戰。“有自由的國家不可侮，沒有自由的國家，雖暫時強大，最後還是要失敗。”這兩句話，更是不移之論，目前盟軍勝利的捷報，正在印證著這個真理。 沒有問題，三種自由在今天，從其重要性說當然是民族自由爲主；可是沒有政治經濟自由的配合，民族國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這種血肉相聯的作用，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抗戰七年的今天，還待孫哲生先生來闡揚其重要，真要不勝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從三種自由互相的關聯和作用，來說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時孫哲生先生從時間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經濟自由並不能一概推移到戰後去處理。他指出：英美過去有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所以雖在戰時，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擬戰後方案。這是別人的例子，說明雖在戰時也不推諉應該做的事情。其次從戰後環境說，大戰一旦結束，各國紛紛復員，積極振興；我們國土遭長期大戰破壞之餘，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時再談這些問題。這樣的說法，也正反映了事實的需要。 孫哲生先生這些意見，在這國際民主潮流和國內人民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提出，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他給每一個民主主義者指出了獲取自由目標的方法和道路。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社論原題《孫哲生先生論三種自由》① 注：孫哲生，即孫科(1891—1925)，廣東香山人，孫中山之子。時爲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1949年退居臺灣。 民主主義是克裏米亞會議決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它解決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的矛盾。 本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應當是一致的，因爲國家一切的法都應當是經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議決的，所謂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決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經由民主所決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義少數獨裁者所決定的時候，民主主義與合法主義才會發生矛盾。波蘭問題就是一個明白的例子。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拼命詆毀今天真正在國內領導波蘭人民抗戰、真正由人民選出得到人民擁護的臨時政府爲不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蘭人民及各同盟國應當承認與支援的合法政府。但是波蘭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據的一九三五年的憲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少數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的“法”。是人民大衆所堅決不能承認的法。而流亡政府過去一貫的政策是消極抗戰、積極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蘭人民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犧牲與損失。他對於波蘭國家民族沒有功勞，只有罪惡，所以他被波蘭人民遺棄了，同時也不能不被同盟國家遺棄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擊詆毀的在波蘭國內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戰中産生出來的臨時政府，從事實上證明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動搖的政府；所以克裏米亞會議上也不能不承認這個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蘭合法的政府了。 克裏米亞會議對解決這個爭論問題的原則，是將“法”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使“法”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決不是只問合乎舊法統或不合乎舊法統，而不問這個舊法統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爲，戰爭目的是爲了民主主義，戰爭勝利依靠民主主義，戰後和平的建立，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這是從戰爭勝利、從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解決問題。 克裏米亞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說：“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迹，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式來達成”。這正是以民主主義來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堅持的“合法”主義。而且用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有權利參與解決。和敵人用各種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協合作的反民主的人們，是應該被摒棄的。《宣言》中說：“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中，也說到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應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建議，則說：“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和敵人合作妥協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議會的議員。”這正是羅邱斯三巨頭對準法西斯分子所叫囂的“合法”主義的回答。他們決沒有不顧人民的要求和戰爭的需要，離開人民、脫離戰爭，而無原則的支援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使戰爭受到損害。他們堅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團結爲基礎，用民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的最高原則。這的確是賢明的決定。倫敦的南國政府同意了克裏米亞會議的建議，倫敦的波蘭人士如前總理米洛拉茲柯和農民黨、大多數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和半數社會黨黨員，都不贊成流亡政府反對克裏米亞會議決定的頑固聲明。證明瞭准法西斯分子的頑固的“合法”主義已受到廣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的摒棄，只有自趨滅亡的一條路了。 我們完全同意克裏米亞會議不支援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而確立民主主義爲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的決定。今天中國內部的統一問題，如何動員與統一全國人民抗戰力量的問題，也只有實行民主主義、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徑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比如：有些人極力詆毀敵後解放區人民抗日武裝及民選抗日政府爲不合法的，他們曾努力想法取消這些抗日力量。然而這是鞏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著廣大人民擁護的敵後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産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違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爲。克裏米亞會議的決定顯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內部統一問題，也必須循民主途徑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決。希望國民政府與全國人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7日社論 今年元旦本報的第五版，刊登了一個工業問題的特輯。在這裏，談到鋼鐵和機器，談到後方和敵後，談到了廠家的意見，亦談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斷。我們的能力是有限，我們的條件很困難，因之，我們所能告訴讀者的，真不及真相的萬分之一。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這一個小小的報導，就足夠大家吟味了。 看看國際大勢，德國法西斯很快就會倒下去的；中國抗戰的勝利亦是一定屬於我們的，然而，經濟的困難，卻沈重地壓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物價是怎樣一種狀況?産業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只要平常留意報上的新聞，是用不著看詳細的數位就可知道的。 爲什麽有這種困難呢?有些人把它解釋爲“充分就業”的結果。如果從形式去瞭解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說吧!?就業既然充分，過了充分的一定界限，産業便就會像杯中的清水一般，從邊緣溢出來。那末，溢出來的東西是不足惜的。因爲杯中所盛的，已經夠量了；亦就是說，我們的産業之發展，已是達到飽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並不如此。形式邏輯的結論與事實的真正內容，並不能一致。說一句乾脆的話，我們的産業是可憐的很的，我們的工業生産還遠遠落在需要之後，更遠遠的落在我們的盟邦之後，只有不夠，哪里談得到過剩? 然而，事實上，卻顯得我們的生産，在鬧過剩的危機了。這是本質上的生産不夠與現象上的生產過剩之矛盾。解釋這個問題的途徑，應當全面地去尋找矛盾的癥結，而不是在現象的面前愣住，把縮小生産作爲辦法。還有些人，認爲在發展産業的過程中，能力不夠的産業單位之沒落，乃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則。讓他們沒落，不但沒有壞處，而且有促進大生産發展的功用。因此，面對目前這種形勢，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們的重點主義將會在中小生産的廢墟上長大起來?!其實，這亦是不合事實的想頭。阻礙著工業生産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則伴著中小工業衰落的，將不是大工業的發展，而是囤積居奇的商業資本和充滿著寄生性腐爛性的特種資本之發展。 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事。中國的工業必須大大的加以發展，它並沒有飽和，它並沒有滿到邊緣，目前溢出來的那些水，乃是由於杯中投下一些石塊。投下石塊，不但水會溢出來，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險。我們很同意一位工業家的談話：“民主和科學不可分，工業本身就是科學的體現。離開了民主政治，科學成了法西斯的禦用工具；離開了民主，工業亦只是爲了絕少的人的利益而耗盡了工人的勞力”(見元旦本報第五版)。我們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話：“工人與生産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結合起來，生産的積極性固然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無法改進；如果工業生産者和政府管理機構，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濟以求進步，工業生産亦無由改善”(同上)。民主是發展生産的暖室。經濟上的民主是解決當前這個紐結最基本的途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上述的種種困難，才能使提高生産再不至遇到種種制約，才能逐漸克服這一個本質是生産不足而現像是生產過剩的矛盾。 ——《新華日報》1944年1月4日社論 抗戰是爲了民族的自由，爲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專賣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業。誰也不能自由到說：這玩意是我的，高興給誰就給誰。更不能自由到說：“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1月22日短評 周恩來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十九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七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瞭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那反攻的準備，才能真正進行。……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爲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爲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制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 關於時間問題，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爲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距今四十幾年之前，一個青年的海軍學生跑到日本去改習醫學。在當時“科學救國”和“富國強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當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見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劊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臺的是中國人，圍著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憬然有感，覺得改革“已經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醫學更重要的事了。從此之後，他“常常提筆”，“在寂寞和艱難中”，“喊幾聲助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國新文化奠基者，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戰士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窮畢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從事著的工作，擇要地說，是在爲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因爲他確信“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要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的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他所期求著的新生命是什麽?用他畢生的言行來說明，也正就是孫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來爭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而要使這樣的一個新中國能夠誕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樣熱心，同樣執拗地主張著：中國要有科學、民主! 科學與民主，已經不是新的口號了，但，半世紀來，賽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國，正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樣，“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這種阻礙新中國誕生的主要障礙了，他自己選擇了的正是在沙漠爲肥田的工作，開荒、疏溶，做“革命的馬前卒”。槍斃中國人民心裏的阿Q，肅清“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精神文明。——也許，中山先生不曾和魯迅謀面，但是從真實的意義上說，魯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協力者，最有力的發言人。 到今天，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經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擊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經繼續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國的團結，由於千萬健兒的英勇抗戰，由於國際情勢的丕變，中國已經走上了否泰交替的關頭；科學與民主，又成爲全國一致的口號了。但，在這黎明將要到來的時機，我們需要更大的戒慎與恐懼!在國際形勢日見好轉的時候，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精神勝利法”，不又在我們民族裏的少數人心頭開始蠢動了嗎?用魯迅的戰鬥精神來徹底的肅清“中國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最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們在今天更應該迎頭趕上，更響亮地提出：中國要的是科學與民主!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9日社論 “‘現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爲之縮小’，這是羅斯福總統自克裏米亞會議返歸美國時的名言之一。我們要知道正爲了‘世界爲之縮小’，世界才在那裏急劇地轉變。” “世界縮小了，時代轉變了。政治、經濟、制度、習俗、藝術，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轉變了。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裏急劇的轉變，若有人焉，偏要固執己見，堅持所故而不變，試想這個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後果的悲慘，是否還可以想象?” “因爲如此，我們敢明白主張要‘應變’。要隨著歷史的法輪去即時轉變。因爲固執而不變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必要的。唯有應茲時所需以轉變，方不失爲俊傑，才能在今後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勞績可稱述的人物。”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及政策，是應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義，是針對問題的，如果問題改了，世界變了，那麽，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隨之改變了。”“所以世界上的聰明人，沒有不因著時代轉變而轉變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都是傻子，所以現在我們敢明白主張要‘轉變’。”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李普 有人說：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爲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議論紛紛，所以必然會減低行政效率，甚至毫無效率可言；因此，特別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之中，民主是絕對不適宜的。 解放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胡說。 共產黨員對民主作風的學習中，黨的領導機關的堅決的領導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同時，民主作風本身所發揮的驚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它本身的那種驚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風的普遍風行便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同時，如果實行民主反而必然減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麽意思呢?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對民主卻又不得不僞裝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襲一套刀筆吏“欲抑先揚”的惡劣手法嗎? 我們還是來談點實際的事情。首先，讓我們介紹河北臨城西峪村村長、共產黨員郭秋根轉變作風的故事。 郭秋根轉變作風以前，這個村莊事事沒有生氣，抗敵工作做不好，生産運動搞不起來，全村仍舊過著貧窮的生活，年年不夠吃的。以後，由於他“使喚了民主”，才動員和組織了全村的力量，領導了全村從貧窮走到了富足。縣上開勞動英雄大會時，這個村子被選爲生産模範村，他自己也被選爲模範村長。下面是他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們看他怎樣一點一滴，慢慢地嘗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戰以來的老村長，自己過去的作風是‘下馬三聲炮’，叫別人幹什麽，不幹就不沾。我常常說，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裏裝著，我啥事情不能夠做主?去年麥收前上級調我到縣裏受訓，講的全是‘樹立群衆觀念、克服行政命令’，並讓我們反省。我當時發言說：‘如果和群衆商量，啥事也辦不成。老百姓是奴隸性，不壓迫就不沾’。上級又給我解釋三次，我說：‘就比如我們村幹部吧，區裏不硬逼還不幹哩。老百姓不逼還能沾?’後來上級又說：‘光強迫在群衆間樹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級對你光強迫，你心裏能高興嗎?如果你能好好說服群衆，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樣群衆一定很滿意，你在群衆中，就有威信了”。這句話把我提醒了，我發覺就是這樣，如果上級光強迫我，我也是不高興。如果我光強迫群衆，同樣群衆會不信仰我。這樣子對上對下都不落好，何苦來?在心裏總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和群衆商量說服，到底沾不沾還不保險。一個是自己命令勁頭已形成了老習慣，還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來才行。” “受訓回來以後，我心裏的想法是試試吧，看到底哪樣辦法沾。後來我就開始試驗了，起初我想先和群衆商量商量，如打開腦筋就算了，打不開還是強迫。試驗了一下沒試成功，我就逐漸不信上級所說的話了。” “到冬天，上級佈置了擴兵工作，全村幹部都忙起來。這個去說服，那個去動員，總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參軍，但是誰也怕走後家裏沒人照管。幹部說保證優待，他們不信。我那時候沒有學會民主，在群衆當中毫沒有威信哩，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後來我們想出個辦法，就是讓群衆大家討論，大家動員，大家保證優抗。這樣一試驗，就弄成了。我一想：原來是人多話大，大家保證優抗，就使想參軍的人安了心。這就使我感到群衆還是沾，動員大家做，比光是幹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級號召打洞備戰。幹部夥看了一個地方，群衆都說：幹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頭。打了一下，果然被石頭擋住了，群衆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這又給我一個經驗，就是群衆大家的辦法比我們的辦法沾。” 從此之後，他就遇事採取了和群衆商量的辦法，比如，全村割麥時幹部會計劃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緊七慢八)，又派群衆討論了一頓，大家都說四天保險能完，可是幹了兩天半就收割、打場、藏糧都鬧好了，這說明群衆自己討論決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幹’。再如動員群衆打蝗、開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爲和群衆商量討論所以鬧的很好。” 這給我們說明瞭一個真理：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當然，這首先必須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十分明白，無用乎多加解釋。唯有真正爲人民服務的人才利於實行民主，反對人民的人誰敢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願意讓自己壓迫之下的人民起來談話、願意把自己壓迫和剝削人民的企圖和設施給人民來討論，天下沒有這樣的傻瓜。 山東沂蒙區在幾年以前開始推行民主文化運動的時候，個別的幹部唧咕說：“實行民主就壞了，辦公不好辦，不大離兒硬一點才行”。有的說：“民主，還不是叫咱下臺”!因此，比如某莊莊東頭的老百姓要向莊長提意見，莊長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還有啥壞處?” 但是現在，誠心爲人民服務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們已在普遍地歌頌民主了。 讓我們再引一個行政村主任的話： “這幾天的會，開的我腦筋有了些開化，越想越不對。象年冬時，要集軍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給我村計劃跟老百姓自動一千塊，我回去就按戶每家攤了五十元。款是集起來了，可是下層有了反映，說我主任辦事不公道，‘棗圪桃一類數’，爲什麽不論窮富一律五十塊?我那時心裏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見多”。 “所以，過年時，要慰勞部隊和抗屬，我沒有動員，又怕下層反映，就自己訂了個數目，都給上層的攤開。好面、菜飯雖然也都起齊了，可是上層又有了反映，藉口說爲什麽我不讓人家下層撫軍，說我壓迫。我心裏還是不舒意”。 “這一次開會，我可想開了。前天隊伍打開方山圪洞，我想我應該發動勞軍，這次我再沒用攤派的辦法。我民主了一下，讓衆人們自動，想不動人家都自動的嘩嘩報上來，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擔蘿蔔，不論窮富都出的乾脆，比上回還慰勞的多。比我心裏事先估的也多。”“你們看，不民主，群衆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發揚民主，事情就辦的比你想象的還好”。 “咳，我素性徹底吧。我做工作，老實說，什麽都是應付。給老百姓謀利益，我不往那上頭想。過去我一點也不積極”(這時有人發問，以後你是還要應付，還是要積極?)。“以後我當然要積極。你看，方山圪洞都打開了，我們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有了民主什事還怕鬧不好?” 對於誠心爲人民服務的人，民主帶給他以無比的信心! 勞動英雄溫象栓說得好：“我們要把壞思想丟到河灘裏，明年開春，解了凍，給水推走，裝上好思想好作風去工作，大家翻身發財……。” 實踐證明瞭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産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爲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衆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衆的參加抗戰動員，民衆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衆。在這種方式下，群衆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中國正開始向著民主政治的道路前進，這是抗戰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雖還不大，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進步。今後的努力方針在於：第一，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把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和各省正籌備中的參議會，逐漸變爲真正代表人民的機關；第二，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提高民衆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實現民主政治，加強民衆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重要任務。 ——摘自《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英)普裏斯萊·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爲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衆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爲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瞭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衆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裏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爲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衆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什麽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麽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裏糊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著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爲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臺上一具可憐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爲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著：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楣，權柄必定爲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衆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效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佔吧，而他們必定憑藉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爲然，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他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著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意是民衆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衆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爲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zhenxiang.net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爲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産生效力的意志是群衆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摘，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什麽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産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爲他們組織精密。…………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爲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爲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末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什麽時候消失了，男人爲之抛頭顱灑熱血、女人爲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改動 (英)普裏斯萊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爲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衆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爲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瞭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衆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裏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爲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衆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什麽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麽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裏糊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著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爲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臺上一具可憐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爲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著：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楣，權柄必定爲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衆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效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佔吧，而他們必定憑藉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爲然，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他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著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意是民衆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衆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爲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爲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産生效力的意志是群衆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摘，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什麽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産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爲他們組織精密。……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爲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爲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末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什麽時候消失了，男人爲之抛頭顱灑熱血、女人爲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修正 黃炎培先生①在復旦大學關於憲政與民主的一篇泛談，讀來使人擊節興奮。這是黃先生最熱烈坦白的一次言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足見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高潮，激蕩著人心。 黃先生說得好：“民主是不成問題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說：“我們是爲民主而戰，爲自由而戰，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別人是不是有誠意實行憲政，”“我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憲政的禮物送上門。”所以他主張“爲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點，是黃先生痛切地大聲疾呼：“民族的苦難日益嚴重，希望我們大家以後做人要改革作風。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難怕阻礙，今後要說就說，要幹就幹，良心以爲該做的便做，認爲不當做的便不做，絕對不做。要做民主國家的人民，這是起碼的條件。” 這是完全正確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爭取民主的作風。要爭取民主，就是要從改變這種怕困難怕阻礙的作風做起，要取於拼命。 黃先生的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日短評 注：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建國後曾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 韋華 離開大學我便在黔桂鐵路服務，到這一次狼狽逃難止，恰恰三年半。在這三年半中，我測量過路線，監造過橋涵隧道，最後我主管一個軍用車站，赤著腳在水田裏看經緯機，修了馬路，建了站臺，造了好幾所房子。可是曾幾何時，這些都崩塌了，破壞了。 修這條鐵路爲的什麽呢?爲的運輸物資、軍隊，爲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廠機器運不出來，而只是替特殊階級運輸桌椅沙發，那麽又何必修它呢?!假如……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這鐵路多保存幾時，能使橋涵隧道車站多保存幾日，爲什麽不去做呢?!工程師就專爲的是修路和破壞路嗎?多少人都認爲科學技術與政治無關，工程師不必去管政治，現在應該看出關係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這鐵路，去保護這些鐵路上的員工，要是軍民關係搞好了，民衆組織起來了，軍隊生活改善了，鐵路員工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我相信我們的鐵路是可以多用幾日的，我們的工作意義當更大些，要做到上面這幾點，單單局部改革沒有用……；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我們機關裏新近來了一個同事，是工程師，我們是個文化機關，和他所學的風馬牛不相及。再打聽一下，他在國內大學畢業，又在日本、德國留學多年，專攻航空工程，因爲不善逢迎，先後被幾家工廠和某機關趕跑了。有一次，他對我們發感慨道： “我過去以爲切切實實學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著關心什麽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來影響你。一種不良的政治，它到處會排擠你，壓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報效談不上，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爲人家講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著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什麽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後決心跟隨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沒有良好的政治，學什麽技術，也還是沒有保障。 ——《新華日報》1945年3月7日 | |
NO:925_2
| 讀讀樂 於 2002/08/23 23:22 | |
| 民主主義的利刃 -- 美國的民主主義傳統 | |
昨前兩天有兩件新聞一定會引起我們中國人民的興趣和重視，也值得我們借鏡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見報的王雲五先生①訪英回國後關於《實施憲政先決條件》的演講中對英國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加以闡揚；一件是讀見報的美國國務卿赫爾的關於言論自由的聲明，他駁複了紐約州長杜威百分之百的誤解之後，鄭重表示“有生以來，不僅倡導言論自由，而且爲著這個目標而鬥爭。” 王雲五先生說，英國憲政基礎的鞏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有自治權力，“英國的城市自治遠在實施憲政前，在撒克遜時代，倫敦已具有一種獨立的地位，迄於今日”。這說明瞭民主國家的民主基礎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權參與政事然後鞏固起來的。因此可知，離開人民的民權，不從下做起，是不能造出鞏固的憲政基礎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過是造些空中樓閣而已。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講的第二第三兩點。這兩點把民主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自由與平等的含義說得很明白。關於“平等”，他說：“一則武斷的權力絕對不允許存在。換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續、經普通法院的審判後，不得受罰。二則……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無論以私人資格或執行公務之資格，苟有違法越權的行爲，將一律與人民受同樣的普通法院之管轄，與同樣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關於“自由”，王雲五先生說：“人民的基本自由極受尊重。英國人的普遍見解，以爲民治的憲政能否達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權選舉其欲選舉之人以組織政府，並得以和平手段變更其所反對的政府。然欲達上述之目的，則人民須能自由批評其政府，自由集會討論政治，並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與拘禁。因此他們視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爲憲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沒有這些自由，民治的憲政是不能成功的。”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爲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如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爲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爲什麽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爲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爲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演講)。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我們從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中可以更清楚瞭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沒有平等，若是與王雲五先生所說英國人民的見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權利，所以永遠不能成爲民主國家。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們想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人類的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應該決沒有一個人會把這些精華連根毀損而加以唾棄的。 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注：王雲五（1888—1979）生於上海。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1949年赴臺灣。編著有《萬有文庫》、《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大辭典》等。 今天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徵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著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著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國家之一。 “七月四日”，這日子代表著一個什麽意義，包含著一種什麽內容，美國人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正在以血肉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來說，也同樣是值得體驗、值得認識而且學習的。因爲不管時代是怎樣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樣的相異，人類的任何進步事業和改革運動，尤其是人民的解放鬥爭，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經過艱難困苦的鬥爭，迂回曲折的進展，以底于成功。其中發展的規律差不多總是一樣的。 七月四日，在美國有雙重的紀念意義：一是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正式宣佈獨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費城舉行大遊行，慶祝接受新政府形式，準備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從獨立宣言的公佈到美國聯邦共和國政府的成立，其間經過的時間達十二年之久，這十二年的時間，是美國人民與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鬥的時間，華盛頓率領了一批“衣衫襤褸而生蟲”的烏合之衆，屢進屢退，艱苦掙紮，瀕於崩潰的有多少次。然而華盛頓終於勝利了，勝利的原因在什麽地方呢?在於華盛頓的部隊是爭取人民解放的部隊，是人民的部隊。華盛頓所進行的戰爭是一種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爭是不可抗拒的。 美國的革命軍當時雖也得到法國的援助和鼓勵，但是主要的勝利仍舊是革命軍的，仍舊是美國人民的。美國的革命軍不過是些“古怪的農民軍”，然而他們勝利了，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數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絕對優勢的軍隊，理由很簡單，只是在他們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獨立的軍隊，是代表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違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達到的。當時的殖民政府不瞭解這一點，以爲這不過是少數人的“叛亂”，是可以用武力撲滅的。當一六七六年柏康領導的第一次反殖民政府的暴動失敗以後，總督柏加利向他捉來的俘虜鞠了一躬，譏諷道：“杜魯門先生，我很歡迎你，在半小時之內，你就要被縊死了。”可是他雖然得意洋洋的縊死了一個俘虜，而曾幾何時，美國人民卻起來縊殺了整個殖民政府。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違背的，這兩點在美國的獨立革命歷史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美國人民也應該永遠相信這個真理。就因爲這個基本的真理，産生出一個獨立自由而民主強大的美國，這國家，直到今天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國家之一。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産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産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爲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社論1945年7月4日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爲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怛惻，傑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徵。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瑪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裏，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位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著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爲著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裏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讓民主與科學成爲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佛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佈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於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務，同時還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爲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傑佛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瞭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瞭美國爲什麽成爲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爲民主世界的雙璧。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這些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對於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從來都是給予高度的評價的。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鬥爭中完成的。列寧說，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正因爲如此，美國的民主派領袖傑佛遜和傑克遜，美國民主黨的這兩個創造者，在他們鬥爭中甚至被他們的政敵指爲“共産主義者”和“赤化分子”。美國窮木工的兒子林肯，他所領導的黑奴解放戰爭被馬克思稱爲“開始了勞動階級興起的新時期”。而在實際上，他與馬克思所領導的美國共産主義者和歐洲共産主義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國的共産主義者擔任他的軍官。這樣，他就更有理由被當時的反動派指爲“共産主義”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後這些頑固分子竟然暗殺了他。 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戰爭中産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産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毫無疑問的，今天美國以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爲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盡人皆知，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在國際關係上是竭力主張迅速開闢第二戰場、堅決打擊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聯合蘇聯、援助中國，要求中國團結民主，把大西洋憲章的自由民主原則推行於全世界的；在國內關係上是竭力主張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與士兵權利、反對大資本家的壟斷的。因些，和他們的先驅者一樣，他們也受到國內的反動派、孤立派、頑固派及其國際應聲蟲所攻擊。但是也因此，他們卻得到了美國從開明資產階級直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押護，得到了共産主義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當然，今天的時代異于華盛頓、林肯的時代，但是恰是這一點，格外加重了美國民主主義的意義和使命。如果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麽，今天的美國雖然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這一次全人類的英勇戰鬥中，美國在作爲民主世界的兵工廠上，在作爲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和太平洋戰爭的最大擔負者上，已經建立了不朽的偉績。而在戰後，爲了確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國顯然也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後團結，是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政策，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於美國利益、也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爲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 今天中國爲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鬥爭，正和1776年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戰鬥民主派的已故領袖、就是美國人民所熟悉的孫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號就是林肯的口號：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國民黨今天的一部分統治人士竟十分厭惡這個口號，如同他們在抗日戰爭的事業上怠工一樣，他們直到美國民主共和國出現的一百六十八年後，還拒絕實行民主制度，並且學著希特勒的腔調，指斥這是已經落伍了的“十八世紀的學說。”他們的民族理論也是希特勒式的，他們否認中國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們的術語，美國不但是英國的一個“宗族”，簡直也可以是德國的一個“宗族”。這些都使中國各階層各民族的團結受到嚴重的妨害。這種情況，使中國的“獨立戰爭”，遇到遠過於美國的困難。美國的獨立戰爭在第八年上勝利了，而今天的中國，雖然得到了美國寶貴的援助，卻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反對民主，在抗戰第八年的前夜還失去了幾乎整個河南和大半個湖南，並且更大的危機還在前面。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囯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我們一定能團結中國一切抗日與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社論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國開國元勳傑斐遜先生的誕生二百零二年的紀念日。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他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他畢生爲平民的利益而奮鬥，特別是堅信著農民是美國文化的基礎，所以他就畢生爲農民生活的改善與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他堅信著人類不分膚色、宗教、國籍、男女，都應該平等自由，所以他在有名的給馬迪遜的信劄中，強調地指出了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法案明確地列入美國憲章裏面。很明白，因爲人民沒有這種權利，就不足以“明確規定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與不受威脅。”“上帝給我人以生命，同時即給我人以自由”，這是他早年就懷抱了的思想。這種思想發展而成爲《獨立宣言》，而成爲《權利法案》，而成爲美利堅合衆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洶湧奔流的時候，也就成爲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爲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麽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民主是不可分割的，這正和和平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一樣的真實。我們要在戰後創造一個普遍的世界和平，我們就必須根絕世界上任何一地任何一國的干涉人民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思想與體制，忽略乃至縱容法西斯殘餘及其變形擬態，是有害而有罪的。傑斐遜先生寫過：“權利法案爲人民所有，可以對待全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論其爲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公正的政府不應拒絕或加以干涉。”在戰後和平方案正要在舊金山會議中籌議的今天，我們認爲重新提出傑斐遜先生的這句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義的。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在戰爭沒有波及美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說過：“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且爲此權利而奮鬥，”現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全體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蘭宣言) 。 ——《新華日報》社論1945年4月13日 羅泊 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國家，但是要從美國開國史中去找尋關於民主主義的完全的理論，我們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爲民主主義的經典的《獨立宣言》，內容是何等單純，所謂“天賦人權”的說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會覺得太幼稚了。 但是我們若真正的用歷史的眼光，把自己也好象置身於十八世紀中葉的時代中間，那麽我們一定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的罷?我們可以看到一批真實的民主戰士，他們是何等堅決，何等勇敢!他們的信念雖然單純，但他們是何等頑強地堅守著他們的信念，而且大聲地說出他們的信念，毫不含糊，毫無顧忌，而且在行動中貫徹他們的信念，再不掉頭回顧一下。他們雖然說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論，但一切學究的理論在他們的偉大作爲之前豈不都是蒼白可憐的存在了麽? 假如歷史的運行究竟不是在紙面上，而是在實踐中；假如民主主義並不只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的信念、硬是非這樣幹不可的生活態度，那麽我們不能不景仰這些在一百六十年前的從新大陸的“賤民”中站起來的民主戰士。他們建造了新的天地，開創了新的歷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類爲反對法西斯、保衛民主而戰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從他們所言所行中得到無限的鼓舞。 美國的開國英雄共同持有一個信念，就是：人與人是生來平等的。關於這點，他們並沒有引經據典，寫出有系統的理論，而或許在他們看來也不必要做什麽理論的說明，因爲他們覺得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們演講，就講這個信念；他們寫小冊子，寫論文，就寫這個信念；他們行動，就要在行動中貫徹這個信念；他們流血戰鬥，仍只是爲了實現這個信念。脫離這個信念而生活，那就是說，不把旁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對於他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試摘錄點當時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雄的話來，就可看出他們的信念是何等單純而又何等執著。像年青的哈密爾頓(A?Hamilton)說：“人的神聖權利，絕不是從陳舊的字紙堆裏找得出來的，而是用神聖的大手筆，好象用太陽的光輝一樣，寫錄在人類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遠不能被人間的權威所塗抹或者遮蔽掉的”。這是何等的堅信啊!霍布金(S?Hopkings)又說：“一個人倘若有服從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隸!他有個惡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隸；他的主人，縱然善良，他也仍舊還是個奴隸”。這又是何等鮮明的昭告啊!美國革命時代的民主戰士們就是這樣地尊重著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這樣地判然劃分奴隸與自由人的道路，絕沒有徘徊中間的餘地。因此，當時還有一個人說：“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執役作卑賤的奴隸的時候，誰又能不去拿起蔔魯特斯(Brutus)的無情的刀，克林威爾(Cromwell)的鮮紅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享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於是當時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遲疑地拿起他們的刀斧，打了七年仗，爭得了他們不做奴隸、而做自由人的地位。 這一切看來真是再平易不過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誠意地承認並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權利，那還有什麽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國獨立戰爭發動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發表了一本宣揚民主觀念最有力量、對革命的發生有直接影響的小書，這本書的題目不過是《常識》二字(CommonSence)。歐洲的王公貴族所視爲毒蛇猛獸的民主主義，對他們不過是常識，因爲那已浸透在他們的全部生命中了。在這小冊中有這樣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裏，一個誠實真摯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著冠冕的惡漢，對於社會還有價值些。”真正的民主戰士，就不過是最誠實最真摯的人。獨立戰爭的領袖，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小學教科書上的斫櫻桃的故事是已經使我們知道的了。 解放黑奴隸固然還是在獨立戰爭後數十年的事，但獨立戰爭中的人物如華盛頓和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是已反對奴隸制度的了。因爲這種制度顯然和他們的信念不和。領導反對奴隸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據了獨立宣言的精神而說：“方今是一個交換的世界，凡不願給旁人做奴隸的人，就應當不願以旁人做奴隸。凡拒絕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應該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這樣的人縱然有了自由也絕無久享之理”。這正是說，壓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這是何等輝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于木匠的職業，和華盛頓同樣是最“真誠懇”不過的人。 就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真實的民主精神和真實的民主的戰士。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從華盛頓總統直到林肯總統，美國歷次的戰爭，都是爲民主而打的；美國目前所參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爲民主，應當是爲民主。 這原因一半是美國的立國是由於人民要求民主而來(獨立戰爭)；一半是從這個立國基礎，使美國人得到一種體念，就是羅斯福總統對傑斐遜所下的評語：“傑斐遜對於人類之所相信者與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與吾人同信人類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這信念是美國兩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結論，不但是教訓著美國人民，而且應當是全世界人類的教訓。 “任何帝王暴君與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旨哉斯言，這正是打破一切法西斯侵略統治者任何藉口的一把利刃，一個鋼錘。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短評 史綱 爲了人類!爲了人類! 於是年輕的美國，升起了旗，吹起了號角，擊響了戰鼓，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結集了世界愛自由的人，開始實驗著新政體，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歐洲，早他六年就說了“自由、平等、博愛”，年輕的美國卻從出世嬰兒那時就實行了“民治、民有、民享”，她沒有高高的巴斯蒂爾要攻打，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種歷史——人類的歷史，人類的結合——不是分離——的歷史，年輕的美國一章又一章的寫，喬治。華盛頓寫，傑弗遜寫，林肯寫，而惠特曼歌唱，如今是羅斯福在爐旁著述。 我們該如何羡慕年輕的美國，像一個圓球的民主國家，能平滑地滾動，富於彈性的蹦跳，不象多邊多角的法西斯統治。 年輕的美國沒有對人類失望，將來人要知道世界本是個圓球。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美國已經干涉了有它的軍隊和物資運入的每一個國家。這種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國的影響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因爲它使國民黨有可能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澤東指出，他對這個詞是有異議的，因爲這個詞用在下面這種情況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將爲中國廣大群衆所歡迎，因爲他們需要民主，只有國民黨才反對它。 美國現在的地位完全不同於珍珠港事變剛發生的時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撫慰蔣介石。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爲戰爭計，他應當做些什麽。美國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幫助他。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的其他方法是多談論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在美國，每一個美國官員和任何中國官員談話時，可以談論民主。類似華萊士的訪問就提供了良好的機會，這種機會應當更多一些，不要錯過孔祥熙在美國的機會。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象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産生好的影響。正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於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於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分佈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産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製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爲在這麽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美國刊物對國民黨提出批評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馬上就看得出來。甚至看來常常會暫時地産生不良反應。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話，國民黨就會辨別出來)，就會引起國民黨猶豫考慮，因爲國民黨需要美國的支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注：謝偉思（1909—）美國人，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1944年7月陪同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主張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職。本文選自謝偉思訪問延安後給美國政府寫的一篇報告。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相互同情、彼此瞭解和利害相關的緊密聯繫。雙方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本質上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麽低，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美中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她不希望在高級的特製産品上與美國競爭。而美國爲了它的重工業和這一類産品，需要出口市場，它同時還需要爲投資尋找出路。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並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最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産品。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農產品，可以作爲外貿和外國投資的補償。 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 由於上述原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産生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即使對國民黨來說，事實也很清楚，中國的政治潮流是傾向於我們的。我們堅持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個真正偉大而又民主的文獻。孫中山不是共產黨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會很快過時。即使國民黨崩潰，我們也會堅持這個宣言，因爲它的總政策是好的和適用於中國的。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綱領的每一項條款，都可以從這個文獻中找到。 當然，我們並不假裝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我們也面臨著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視它們，我們正在克服它們。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監督和批評。我們經常自我批評和修訂政策，朝著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象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裏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沈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 ［我對他強調美國的重要性而忽視蘇聯，提出了疑問。］ 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戰後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於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忙於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 （我開玩笑地說，“共産主義者”的名稱可能使某些美國實業家不放心。毛澤東笑起來，他說他們考慮過換一換名稱，但是如果人們瞭解他們，就不會感到害怕。］ 中囯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是沒有偏見的。我們的減租是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據未付實施的一項國民黨法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使這樣，我們也不過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爲我們不需要趕走地主。我們對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慮到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並不是絕對的。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實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我們既沒有只吸收西方機械技術的天真想法，也不對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感興趣。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産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請看我們這兒以有限的資源已經做了些什麽)。其次，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象蔣介石在他《中國之命運》中所談論的。我們將關心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爲十分重要的是需要瞭解你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華萊士副總統到重慶，今天是第五天。這去幾天裏，他發表了三次演說，一次和中外記者談話。他的言論，有其一貫的精神：堅決消滅法西斯，國際國內的民主主義，對中國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並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對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堅持抗戰，真是讚揚不止的。他也曾叫學生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又說學生“都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力的人……這偉大的力量，用去打擊和消滅法西斯……法西斯是人類的禍根!法西斯不能鏟草除根，人類是沒有和平幸福的”。他認爲勝利和平，安定幸福，決定於科學和民主。這又“實以教育理工方面之專門訓練，及民主主義之自治爲最善方法”。有人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他卻認爲中國人民早就有了這個準備了。他更強調的說，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對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華萊士副總統說這些話，我們確信決不是“捧場”，這正是既賦有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又深刻瞭解“人民的世紀”的意義和中國人民實際情況的政治家的衷心話。 這是“人民的世紀”，這是人民的戰爭，看到並信任人民的人們，都會得出同一的結論。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的話，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羅斯福總統年初致國會咨文中所說的擴大民主的含義，和華萊士副總統常常說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義。 中國人民處在“人民的世紀”和人民的戰爭中，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更提高自信心和責任心，應該怎樣加倍努力呢?華萊士副總統說，美國援華物資，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緬路打通之後，會增加得更多。這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希望這些援助能夠達到前線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同時，我們也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句直率話，不管美國運多少物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們相信這句話只有象華萊士副總統這樣瞭解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這樣坦白地說出來。這句話決不是表示美國不願意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困難，更不表示中國經濟困難沒法解決，而只是說中國有力量解決這種問題，這種力量在中國國內，在中國人民。其實，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莫不如此。 我們聽到華萊士副總統的一番話，就很容易瞭解爲什麽美國全國團結得那樣好，爲什麽艾森豪威爾將軍統率的盟軍能在法北勝利；爲什麽尼米茲海軍上將統率的海軍，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馬裏亞納和菲島之間，獲得海陸空三方面的大勝；爲什麽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能夠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進展；爲什麽史迪威將軍在緬北，陳納德將軍在中國上空能夠發揮這樣大的陸空威力；爲什麽美國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我們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擴大民主。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固然是爲了收集情報，供給羅斯福總統，我們卻不能放過機會，從他那裏獲取可供借鏡的東西。中美兩國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紀”，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並肩作戰，應該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勵相互規勸，相互學習，攜手向著民主、更民主的勝利大道走去!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6月24日 一個強有力的攻勢，正在全世界展開。 這是同盟國在軍事攻勢之外的一個政治攻勢，向法西斯主義進擊的民主主義的攻勢! 這是雪球般的運動，越滾越快，越滾越大，越滾越有力。任你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它。這又象狂瀾決堤，無往不屆。任你是什麽妖魔鬼怪，也經不住它，終歸是沖刷一空。野獸橫行的世界，需要它；烏煙瘴氣的世界，需要它。它帶給人類以自由和平及幸福。它給人類帶來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終於要爆發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義大利這座火山，終於給法西斯主義第一個爆炸。 人民的呼聲，終於是人民的。邱吉爾在大西洋對岸一聲怒吼，太平洋上也發出了羅斯福的又一聲巨響。民主自由，震天地響遍幾大洋。 民主是呼聲，是力量，是勝利的保障。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國所一致崇奉的，讓我們試引一點他的話：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於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義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擔任這工作的，就是義大利民衆，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佔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擄掠和饑饉的方式。” “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佔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決心爲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的尊嚴，使爲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和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已開始履行這一諾言了。” 只有徹底反法西斯的，堅決擁護民主的人物，才能這樣自信的提出這樣的民主主張。羅斯福說這些話，更可見其偉大處。 羅斯福的民主主張，正是義大利和一切法西斯國家內人民的主張。眼前的事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血”的口號嗎?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懲罰法西斯的組織和領袖嗎?是的!“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毀法西斯黨嗎?(被略)是的，義大利的人民是在爲四大自由而鬥爭，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而做本身命運的主宰! 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應該受尊敬的，因爲他們能夠代表民主主義的精神。 我們聽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民主呼聲，真是興奮。因爲這是勝利的保障。我們聽到義大利人民的呼聲，也非常興奮，因爲義大利就要見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曙光了。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被略)我們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來，參加到謳歌四大自由的大隊人群中去。 勝利在招手。(被略)讓我們大踏步的(被略)迎接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3年7月31日 １。渥太華雜誌說：“英國人民對於反對黨的討論、辯論和評論，非常重視，所以由國庫撥款成立反對黨，使之評論政府。” 看了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驚。理由不辨自明：讓人民來評論，這種辦法是不合於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習慣的。東西文化的不同之點，恐怕這倒是一例。 ——《新華日報》短評1944年10月25日蕌 ２。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 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 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短評1944年10月3日 ［美］白修德 共產黨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傾向美國的，因爲他們認識了我們(美國)將爲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認識了我們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實行這個政策中，他們一切的宣言現在是向美國說明三種意見。第一是說明他的黨在抗日戰爭中擁有龐大的力量，一個可以直接配合美國作戰的力量。第二是說他們黨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軍隊，是以有作爲的民主的制度爲根據的。第三是說該黨願永遠和美國作朋友。 關於共產黨所能調遣的軍事力量，那是沒有問題的，其範圍，可以從日軍及其附庸軍隊在那些地區的配置上反映出來。關於民主的辦法，現在也沒有問題。共產黨現在實行民主，是因爲民主有利。你可以請一個曾經被踢打被欺負、而其父親傳給他過去受壓迫的記憶的農民來，然後，你拿他當人看待，徵求他的意見，讓他選舉當地的政府和治安機關，讓他自己去表決減租，讓他自己去選舉軍隊和民軍，假如你做了這些，你就給了他以社會的權利；這樣，他就願意爲社會和給予他們權利的黨二者而戰。附和或者選舉另外任何人與另外任何黨，對於他將視爲可笑的了。這種共產黨的民主領導，是否可能在戰後，在那政治可能腐敗的大城市裏以及有著完整組織的富裕的善辯的反對黨派的地方實現，還得等將來決定。共產黨覺得，如果一切階級裏的成人都能有選舉權，那麽，黨就能夠掌握群衆；因此，民主便確實地成爲中國本身、共產黨和群衆三者同時發展的最好的媒介了。共產黨所宣佈的對美國的友誼，現在是真誠的，而如果他們的友誼能夠得到相同的友誼的話，可能成爲一種長久的友誼。抗日戰爭是如此的艱苦，使共産主義者，成了民族主義者；而同時，日本的任何敵人，都變成了他們的知心好友。作爲日本主要的敵人的美國，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更覺得美國能夠在産生和平與將來中國有秩序的發展中有最大的幫助。他們說中國經歷戰爭太多了，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來，這個國家一直在流血、破壞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夠受了。中囯共產黨由經驗中獲得理論，從其早年的鬥爭時起，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程了。現在，爲將來的中國，它需要美國的友誼，比需要其他單獨的有條件的強國的友誼更多。雖然，它需要這種友誼，卻不象一個乞丐求乞，而是如一個朋友在進行一個共同的事業中求援。無論有沒有這種友誼，他們的抗日戰爭必將繼續勝利而後已。…… ——《新華日報》1945年5月14日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在反對法西斯黑暗勢力的共同鬥爭中，是更加增進了，鞏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已經在戰爭中用血來凝固了。從前的飛虎隊，現在的第十四航空隊，他們在中國的上空作戰，勳功卓著，已博得兩國人民同聲的讚美。他們的血流在中國的大地上，已與我國人民的血膠固在一起。在中印緬戰區，我國遠征軍，從美國那裏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國軍事專家的訓練，已經變成了一支新的勁旅。現在，中美軍隊在印緬邊境並肩作戰，在野人山的叢林裏，在胡康河邊，獲到了不斷的勝利，他們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國人民特別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這幾年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從美國那裏不斷得到軍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貸款。美國還派了許多技術專家來幫助我們，也派了許多學者來華講學。最近中美又合組東南訓練團，由美國軍事專家來訓練我國軍官，幫助我們編練新軍。我們的苦難和不幸，在美國引起了共鳴。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作戰努力，在美國引起了興趣和討論。所有這些，無疑的，都是貫注著美國人民的那種民主思想和進步行動的崇高的信念。事實證明著：中美兩國友誼合作的增進，是關係著兩國人民的生存攸關的利益，是關係著他們的力量的增長、他們的生活的幸福與繁榮的獲得的。這就是爲什麽，我們有理由要求美國援助我國一切抗日部隊；我們歡迎尼米茲將軍的戰略，也贊成史迪威將軍的聲明；我們重視美國朋友對我們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我們這樣做，是從加強中美兩國人民在各方面作戰努力上的配合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認爲沒有援助，就不能作戰，就不能改進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就不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中國人民是擁有無限的潛在力量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能夠發掘出來的。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華北敵後軍民，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打擊敵人，收復廣大的地區，從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的建設，就是一個雄辯的明證。我們應該在自己戰場上主動出擊，來在戰略範疇內取得廣泛的合作，爭取更多的幫助。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爲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同樣，我們批評孤立主義，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的疑懼，認爲我們有排外的傾向，而只有被美國人民所歡迎。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接著不僅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也適用於國家民族之間。中美是太平洋的兩個大國，兩國人民的親密合作，並肩作戰，對擊潰日寇，有著極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團結得更堅固，合作得更緊密，抗戰得更積極！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3月15日 鍾穎 我愛美國，因爲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我愛美國，因爲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裏時常成爲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莫洛亞 三百年以前，當英國的歷史還充滿著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權的時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帶著憂鬱的心情，懷著自己的信念，渡過大西洋，流徙到這塊沒有開墾過的荒地上來了，幸福的陽光和暖地照射著他們，他們在這裏坦開胸懷，盡情地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貞的墾荒者啊，你們的樹不盡的血汗辛勞，已給自由民主的理想開闢了一條廣袤的道路來了。他們爲了完全擺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鐵枷，1776年的獨立戰爭爆發了，獨立宣言淋漓地發揮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類生而平等”的誓言，永遠地鐫刻在每一個美國人的心上，他們堅決地認爲創造者給了他們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了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爲了自己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犧牲無數人的生命來進行獨立戰爭；爲了別人也能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從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當作牛馬的黑奴，這就是美國追求人類自由人類幸福的可佩的精神。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全國人民又挺身進到戰爭中來了，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許多火線上，都已有了美國健兒的身影，當你向他們發問對於戰爭的感想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一句：“該死的戰爭！”但他們爲什麽又是那麽急切地爭著降低年齡而參加戰爭呢？這正是美國人的自由理想和羅斯福總統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著他們，正如傑弗遜總統所說的一樣：“一百年或數百年之間，喪失幾條生命，又有什麽關係呢？自由的樹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戰爭的黑手已暫時地掩隱了紐約港口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殘嗎？美國人民認爲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爲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他們認爲：“政府皆由人民組織而成，從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産生他們的公正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變成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棄它。”傑弗遜告訴美國人，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於制止政府的壓迫，林肯更告訴美國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沒有一個人善良得足以統治另一個人。”因此，統治美國人的政府必須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政府或政黨要想存在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權益。美國人民當然更有對於（政府）進行批評的權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關係及國家防禦等問題的發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面或反面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面吧”（傑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爲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對於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産生很遲，但當決定産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於行政措施，但政府對於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採取行動的時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的。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外交問題，國務院也要聽取報紙評論及新聞、雜誌記事及無線電廣播等的個人意見或團體意見。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採納。爲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瞭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又恢復了招待新聞記者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復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用是在爲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美國還是充沛著青春力的國家，青年人正在毫無阻攔掘發著對於民主的將來，實驗著自己將來的民主生活。這些青年政治家們還在1934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蒙脫查馬學校舉行了一次“美國理想青年會議，”隨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年4月他們更聯合教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開過一次憲法會議，此後曾一年舉行兩次立法會議。在大學校園裏的美國青年，他們對於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著同樣的訓練。一個社會觀察家，某次隨意的選擇了幾個學生，問他們美國的民主主義已有了什麽成就和具有怎樣的潛在力，一個學生回答這一個問題說：“美國的民主主義已在世界歷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無畏精神給與他的人民了。”另一個學生說：“學校的訓導使我們開了眼界，使我們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樣具有不可數計的價值，使我們對這種制度發生了最深的信念。並鼓勵了我們在探討怎樣才是保持和擴充這種制度的最好方法。”這些回答，不過是許多答案中的兩個例子罷了。美國還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他們不怕困難，他們更不怕新的事物，須要和平的時候，他們會在和平中努力於開拓幸福的生活；須要戰爭的時候，他們也會談笑自若的從三十層的高樓，從千百的小城鎮上夾在丁香叢裏的大街，從草原上的褐色磚房中走出來，回頭向自己的家門說聲“再會”，走上千萬哩以外的炮火連天的戰場，獻身于保衛民主的戰爭。他們相互間有著最純潔的友愛，他們見面時互相親切的招呼著“老兄”，他們的友愛不僅及於所有的美國人，而是如林肯所說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著，他自己死去，他愛，他恨，他傳種接代，無庸一個政府計劃的監察，這就是一個美國人！——（英）P.BENTMEY “愛好自由，在今日的國內依舊洶湧而穩定”。（羅斯福1940年6月演說）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2日 | |
NO:925_3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0:22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讓思想衝破牢籠！ | |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託在青年身上。這是不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著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遊擊區裏，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捨身爲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著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 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爲求其穩固起見，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爲求其普遍起見，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氣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氣圍；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著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前一種主張認爲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曆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爲，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啓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覺的自願的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衆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系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定對於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經過說服、引導，只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産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衆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於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徵逐、聲色狗馬，占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純潔身心。於是讀死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結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脫了節。於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繫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産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爲人民大衆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相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於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的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裏面，關起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餵養得出來的，而是在複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正象棟梁之材不是在暖室裏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社論 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 蘆蕻 在暴君的眼裏，奴隸們不過是“能夠說話的工具”。然而，說話畢竟是危險的事情，憑著說話，奴隸們不僅會傾訴出對暴君的憤恨，而且會使同命運的奴隸們由散沙變成凝聚的力量。於是，依賴著皮鞭和槍刺，暴君更使奴隸們變成了無聲的羊群。…… 錘打著堅強的石塊，一定會迸裂出火花；敲鑽著結實的木頭，一定會騰冒起煙氣。除非是擊打著散沙碎石，才會迎手碎落，無聲無臭。皮鞭、槍刺下雖然會産生一些歌頌“主上天威、天王聖明”的大小奴才們；但更重要的是奴隸們必定生長出憎惡和憤恨。皮鞭可以敲擊得奴隸們無聲，但它決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長。淫虐使得大多數奴隸們學會了“衷悲而疾視”。皮鞭、槍刺暫時鞏固了暴君的統治，但它又得到“教聰明瞭奴隸們”的結果。雖然是“工具”，奴隸們畢竟還能夠言語；槍刺下固然不允許大聲疾呼，但奴隸們卻學會了囁嚅而道。雖然，聲音是那樣的低沈，那樣的微弱，但奴隸們畢竟不甘於忍受無聲的恥辱了。這聲音將會慰藉著受難者的創傷，吐露出對喝血者的嫉惡，激勵起復仇的願望的。正象岩石下的種籽，雖然被阻塞，被壓抑，但它終於彎彎曲曲，從石縫裏成長起來，從岩石的重壓、荊棘的軋櫟中間，讓幼芽迎向陽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會盤根錯節地生長得更結實，更茁壯，能夠忍耐嚴霜，承受風雨，儘管它沒有溫室裏的花草那樣豔麗引人、逗人憐愛，然而它是值得誇耀的，因爲它曾經和岩石和荊棘戰鬥過來。岩石雖然帶著要壓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潰和風化的將不是盤根錯節的樹枝，而是專橫頑固的岩石。雖然是彎彎曲曲，樹木終於會從岩石的重壓下生長起來；雖然是微弱、低沈，奴隸們終於吐出了心中的憤恨；當奴隸們由囁嚅而出變成了大聲疾呼，由低徊的估傾到群衆的呼嘯，槍刺將阻止不住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們的命運也就是終結的時候了。 征高盧、滅龐培，愷撒該就算喑嗚叱吒的“英雄”吧!但獨夫之旁畢竟還有勃魯脫司那樣的人物；梟雄如愷撒，始終還繼續不了他的統治，在他的屍體旁邊，奴隸們早已就發出過鋼鐵的巨響了：“我們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耽誤，趕快把這公佈到全羅馬的各處!” ——《新華日報》1944年2月1日 幾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無須說明這是一個純潔的熱血青年，他對現在的某些不大開明的學校，很發了一陣感慨(我不敢名之爲牢騷)，原因是他們的生活越過越難了。青年的路子越過越窄了，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這且不說，青年人吃點苦原算不得什麽；但最苦惱的是：住在學校裏沒有讀書的自由，懷著一腔熱血，滿心想愛國，希望替國家民族真正做點事情，然而卻又無行動的自由，到這裏青年們似乎實在失去了最後的忍耐力了。可是現在正是抗戰呀，不忍一口氣又能怎麽樣呢?於是乎苦悶，苦悶之餘，便覺感慨橫生了。說到這裏，似乎應該發點議論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們，素以“讀書救國”論者自居的，竟不准學生有讀書的自由，某某報看不得呀，某某書包含著“危險思想”呀，學生應該坐在教室裏老老實實呀，真囉嗦得夠嗆。試問學生在學校裏不能夠自由讀書，他還來進學校幹嗎?難道單是曉得了課本上的那點知識就夠了嗎?學生進學校不是爲了來求知的麽?不特此也。尤甚於此者的，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固然不能讀；即使連看文藝小說也覺有些“不穩”了。真是白晝見鬼，豈不令人笑掉牙齒! 讀書固可貴，自由尤爲可貴。我們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學校裏有自由讀書的自由。難道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嗎(所謂讀書，當然要把漢奸書報除外，凡系抗戰書報均有自由閱讀的權利)?噫歟!今之世，難矣哉! ——《新華日報》1940年4月7日 李普 有人這樣說：“據說蒼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都戰慄了。”蒼頡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單說現在吧。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這倒是確確實實的；否則，不會有人這樣害怕。 但是，據說“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是最自由國家之一”。這句話卻很費解。幸而隨即就發現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給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據說，有一個軍營，“他們的言論是很自由的。”何以見得呢?“在壁報上，他們和軍官開玩笑，互相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好了，秘密就在這裏。 “天真無邪”是好字眼，年紀大的人常用這幾個字來稱讚無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於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就帶了開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輕人對於長者，下屬對於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個奴才敢對他的主子說“你的言論是天真無邪的”嗎?沒有，沒有這樣大膽的奴才。由此可見，這四個字和“言論自由”或“批評政府”之類連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無邪”者於我無損也。惟其幼稚，所以於我無礙，那麽你說吧，我給你這個自由。 這位先生恐怕我們不相信，特地從那些壁報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資證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覺，其腳臭氣熏天。連床者問曰：爲何老不洗腳?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現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腳?” 事實上上面並沒有這種命令，用這位先生的話來說，“這是對軍營命令服從之類的輕微嘲諷，並非真正三月一洗腳。” 於是某先生贊曰：“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爲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發都不准碰；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鴨! 嗚呼，這真是“最自由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田家英 法蘭西滅亡以後，我們曾讀到I?愛倫堡的幾篇通訊。去年《文摘》譯載過《法國怎樣滅亡的》，其中有一段記述著戰後法國文化統制的情形：國際作家協會會刊《和平與自由》被禁止了；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由於作品缺乏而停止審評；報章文藝副刊均明令取消；書店多停了業，剩下的只能出幾冊《歷史》之類的東西；“法國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爲喑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爲沙漠……”。這末後兩句，真說著了歷來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幹”。聖君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看來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著的了。最適於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是必須使下民們存在在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幾年來努力實現著的“沙漠化”的願望，也已經有了它的政績。今年一月八號的《新蜀報》，記載著重慶書業的情形：……新書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著原來的形象之外，其餘的都改變了面目，原是充滿了有關於抗戰的讀物的書架，而今卻都是《家》，《春》，《戀愛三部曲》，《胡適文存》等戰前的文學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數偵探小說、恐怖小說了，明顯地含著抗戰意義的刊物或成本的書籍，則寥寥無幾…… 至於舊書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書，出租的舊書……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等舊小說……(志淵：《文化的墮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見的了。荒涼，冷落，這說明大後方的文化界還剩了些什麽。 不過，中國的官家比之法國，卻也有些不同，不那樣直率，講方式，多奇謀，所以同樣是沙漠化的願望，同一是焚圖書，禁刊物，封書店，逼作者，但我們這裏就還有許多排場，言行也極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過“建設文化”，宣佈要改善作家生活。雖然提高了稿費，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則根本沒有寫處；加給小學教員幾元津貼，偏要說得和人類文化前進如何有關。拆穿看來，這終於不免是一場笑話。 也還有移屍詐騙的方法。對於文化荒涼，我們還不時能夠聽到一點“憤憤不平”的聲音。譬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來，據說：“國家養‘士’，而‘士’何曾對得住國家?……戰前作家們叫過‘國防文學’，民族戰爭，抗戰後那裏去了……唉，哀莫大於心死!”這真令人拍案叫絕的。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汙，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歎裏，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但奚落的物件，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蟲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鶴的君子，還做定可以飛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們就還有不少指定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這些人之成爲名流，並非有文，大多是因爲開會。文協有他，文化界動員大會有他，一切文化活動莫不有他。人們也就不能不公認此文人也，實則多是挂了招牌，並無貨色，不過出賣人頭的探子而已。當然也有幾個能文的貴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時發一點匡時之論。這是一種偷進花園和小姐相會的，化爲小生的醜腳，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裝接吻，看久了，不過使人連真接吻也厭惡罷了。 此外，那些說今天是“戰國時代”，寫著藝術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們，也都還是自由的，因爲他們的作品是談“夢的現象”，既不包藏政治陰謀，也無關于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其實是連毛孔裏都滿藏毒箭，正在向淩遲之際而尚未氣絕的人放射過去。自然不易射死，於是還需要嘩啦一番。種種專事造謠的小報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蘇”；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魯迅陳年老帳；或罵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聞》的一篇《周末閒談》。作者說：“提起那些自命爲‘前進’的文人，就使我們咬定牙根。”從這些中間真使我們聽到了切齒的聲音。 然而，咬牙並非解決問題。“自命爲‘前進’的文人”還擁有大量讀者，壓迫到不能用筆，也還是留著一張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務日報》上就發表過《籌設中國文化銀行計劃書》，說是要“放款”了，只要來是不愁豐衣足食的，但以後就不再聽到了下落。這是很自然的，簞食壺漿弗得即死，而“嗟來”與之猶且不受，何況恩威並濟，盛氣淩人，去領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勞而獲的寒士。證據是：去年“文化獎助金”據稱已經發了，但我們至今沒有讀到受獎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獵犬的狺狺，並不爲看客歡迎。書刊已經不少，指定派訂也已經用盡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銷，照理可以風行天下了吧，但事實並不如此。人語是被抑殺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見得就能夠傳播開去。 一方面沒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壇的凋萎這就成了必然。有骨氣的出版家多停了業，存在的則無書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戰前的作品。官辦的書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義文學體系”，但就連這一類作品也沒有寫出來。這使得一種以介紹新書爲主的《讀書通訊》，到今年就不能不變爲談英語、論詩詞的刊物。因爲文壇乾淨到幾乎一本新書都沒有了，無從評起。 這真是沈重的沙…… 但卻絕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麽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衆的願望。曾經被“戰國”派教授們讚賞過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詩”，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國就還有用結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戰的作品在，這些作品爲大量青年所愛戴，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從吞吐含蓄中間傳達著中國人民正如何受難、如何掙紮又如何成長——這就是反沙漠化的願望。 儘管迫害，儘管淩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去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注：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時爲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員。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中大通訊)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國文學系請楊晦教授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民主》。來聽講的同學相當多。楊先生先解釋了這個題目的意義和講的動機後接著說：“文藝本來便是民主的。在人類的童年原始時代，沒有個別的藝術家，大家都可以參加藝術活動，人人都有表現藝術才能的機會，這段時間的藝術作品極豐富，和近代的藝術水準比起來，毫無遜色，這爲什麽?因爲這時的藝術是完全在民主的條件下産生的”。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縱然有，也是病態的東西。“一般認爲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文藝活動特別高漲；但其實，以中國面積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這點文學成果和俄國法國短期間比較起來，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時唐朝是個開明的時代，情形就會更好些了。”文藝不只是民主的産物，並且應該民主。這裏楊先生從表現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說明：“文藝注重形象、注重表現的本領，然而，不民主的社會環境偏偏處處破壞人的表現才幹，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藝應該爭取民主，爭取人人有創作的權利”。楊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藝象一面鏡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藝也是爭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最近報紙上載著救濟院內虐殺幼童的事實，這是想象不到的殘酷；如果這些黑暗的現象，用文藝寫出來，或者到舞臺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聞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國文學能夠這樣普及的原因就由於它不是茶餘飯後的閒談，緊緊地接連著生活中的悲慘事件，所以文藝應該爭取美好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要爭取民主”。最後楊先生更特別強調人人都必須知道和瞭解民主的關係，他引述了希臘盜火者普羅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聲調說：“普羅米修士的意義就是‘預先知道’，這位英雄預先知道了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敢於做盜火的舉動。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毀滅人類，其次他知道人類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曉得了偷了火之後一定要遭受殘酷的懲罰。然而單是這三點還不夠，他敢於這樣做，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楊晦教授的講演，就在這裏結束。同學們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覺興奮。星光從天空灑下來，沙坪壩的沈悶環境是不會再長久地維持下去了。 ——《新華日報》1944年6月12日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注)的報紙，因爲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版發行被干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遊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爲。——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制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爲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爲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 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爲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爲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爲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爲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爲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爲民主服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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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0:58 | |
|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 |
近年來，很多大中學校中有“民主牆”的設置，這是一個好現象。但假如只有在這一垛牆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牆的精神應該發揚，使整個學校，每一個學校都成爲民主的堡壘。 說學校要成爲民主的堡壘，這就牽涉到學校是否要和政治牽連，學生是否要過問政治的老問題。但這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學校成爲民主的堡壘，並不是要把學校捲進政治的漩渦，讓學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動。恰恰相反，假如辦學校的人及教師和學生不一起努力來使學校成爲民主的堡壘，結果就使得學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壞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學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學。 這幾年大後方學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證明。據說，有一個大學的負責人自負爲“以辦黨的精神辦學，以招兵的辦法招生”。又有人說，有的學校拿了國庫的經費，卻只在培養“升官、發財、造謠、生事”的人才。這話也許言之過分，然有著這種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並不是沒有認真辦學的人，但是他們被當做教育官署的下屬，經常要應付各方面來的公函訓令，一會兒要注意那幾個教員，一會兒要嚴防那一些學生，試問如何能叫他安心辦學?也不是沒有認真教書的教師，更不是沒有認真讀書的學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惡狠狠的面孔高壓著他們，監視著他們，威脅著他們，叫他們如何能安心的教書讀書?在這種情形下，不學無術的官僚可以主持學校，靠面子有後臺的人可以當教授，挂起手槍橫行不法的學生可以坐享公費。這簡直可以說是斯文掃地。假如不改變這種情形，恢復學府的尊嚴，後患何堪設想! 很多人慨歎近年來學校國文程度的低落。其實何止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程度的低落。學生試卷上暴露出的對於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無知，那決不應該做爲笑話來傳述。應該使人痛心地感到黨化教育的貽害。中國現在已進入和平建國時期，沒有千千萬萬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做中堅，談不到建國。學校的任務太重要。中等學校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初級人才，大學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高級人才。國家要建設，必須要安定；學校要培養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學校成爲民主的堡壘，意思就是要使學校的內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擾亂和破壞，讓辦學的人能安心辦學，教書的人安心教書，學習的人安心學習。 和平建國綱領中在教育項內規定“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又規定，“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教學內容”。這規定很切要，也就是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使學校能負起培養建國人才的辦法。能夠做到這樣，學校就成了莊嚴的民主堡壘。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後，學校應該讓真心從事教育事業的學者去辦，西南聯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長成爲委任職的官員，是極壞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此後，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在黨化精神下所訂的各級學校課程標準應該征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學校內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現行的統一招考，教育官署審定教授教員資格等制度也是變相的干涉學校行政，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氣就能有安心教學的環境，就能促進科學和藝術的進步發展。學校內部情況的變革固有賴於外面的政治社會的進步，但學校是應該做移風易俗的先導的。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夠給中國帶來民主與科學的福音，首先使學校變成民主的堡壘。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2月6日 舒蕪 士氣怎樣敗壞，“人格教育”怎樣重要，這些呼聲，不知由於什麽一種觸發，近來又常常出現在時論中了。人們引證“經商易得、人師難求”的古訓，對於今之教員，深致其不滿，責備他們只作知識的販賣，而不會建樹人格的儀型。似乎有一種企圖，要從這些呼叫中把整個教育引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這裏面包含了一種陰謀，而這“新的”方向其實是舊的，完全陳舊的。 教育，是社會的、階級的武器。沒有一個社會、一個階級，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國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數到現在，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餘年古國古”，倘要說清末以前就沒有教育，那可說不通。我們這些習慣於新式教育的人，對於以前的教育，總覺得格格不納，總覺得那仿佛是全然相異的別一回事。不客氣的說，就簡直覺得那並非教育。太學國學，以及州郡府縣學之類，不必說了，就是常爲論史者所嘖嘖稱羨的書院，倘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過去，也會感到陰森窒息，一點也沒有所謂“春風化雨”的風光。好在眼前就還有什麽“複性書院”之類，只要去參觀參觀，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這是本質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從的；民主教育則是建基於理智主義之上，要啓發自由的思考，鼓勵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於受教者的實踐，但在怎樣使之實踐的關鍵上，就有了決定的分歧。 柏拉圖說：知識即道德。實在的，凡與知識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來闡明、經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說，沒有理智主義的基礎的“道德”，都不過是僵死的教義的武斷，陳腐的習俗的盲從，統治者打造出來的精神的桎梏。反過來，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聖。因爲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鬥爭之路，這個路必需深湛剛強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現在說，新式教育錯在注重智育，應該轉而注重德育了。這話就表明了那所謂道德，是在理智之外，與理智不相容，就證明瞭那“道德”其實是什麽東西。 不過，空言不如實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應當有一個能實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體的儀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許會這樣解釋的吧。只要不是機械論者，當然不會否認，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這人格也應當是一個合理的存在，也應當能被理智所闡明；第二、效法這儀型，也應當通過深徹的瞭解，不能只是盲目的習慣的跟從；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體的儀型，究竟還是社會生活，不是這個或那個的個別的人。而社會生活又就並非不要理智所能認識清楚的。 今天的社會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不必在這裏說。姑且借用一句老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大體上還是如此。據說這種荒淫無恥，大大的引誘了青年人，他們看到這條穩當便捷的路，覺得平日接受的知識、所指示的路都迂遠艱難，就紛紛的就彼而舍此。於是，陰謀者也就趁機站出來，說道：由此可見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識無用了，有些知識也適足以濟惡了。 就這個情形來說，知識可以說是無用的。但絕對不是說一切的知識，而是說今天一般學校裏所傳授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僵死的，脫離了社會生活；不但不能說明社會生活的真相，反而會掩蔽它的。社會生活的全面，是莊嚴與荒淫、光明與黑暗、新生與沒落的交織。今天學校裏所傳授的知識，當然不會公開歌頌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無意的，卻嚴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這個時代的通向光明，爲了光明的努力、爭戰、進行，新生的東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視作洪水猛獸，不許在黑板上或講義上透露分毫。新生的東西又究竟比較的不甚顯著，不如荒淫無恥之彰彰在人耳目。這樣，青年人之易於被荒淫無恥所引誘，當然就是當然之勢；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於“智育”的加強，以有用的知識代替無用的知識，以現實的知識代替迂遠的知識，以知識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輸，以社會生活的全面說明代替歪曲的描繪；絕不在於廢棄知識、絕滅文化——這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我們的民主主義的、理智主義的教育傳統，是可珍貴的；儘管它曾經被封建主義的殘餘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滯，更曾被東方法西斯主義所強姦，卻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貴的，在青年的啓導、鬥爭的組織、文化的促進這些巨大的任務上，我們的教育起過什麽樣的無可估價的作用，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加以抹煞。別有用心的，拚命的誇張著“教育破産”，想藉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靜坐觀心、踱方步、記功過、灑掃應時進退：這些，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知識即道德，愚蠢即罪惡。人格，決不是反理智的東西。 ——《新華日報》1946年7月30日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紀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運動，在反帝、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之下，曾經猛烈地反對舊政治、舊文化、舊禮教，實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開闢了民族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紀元。從“五四”以後，在中國表現得如此的明顯：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衆政治運動，以中國工人階級爲首，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在曲折崎嶇的道路上發展起來；另一方面，舊的政治與文化在被群衆強烈的打擊之後，買辦官僚的代表又從東西洋運進一些法西斯主義的貨物，在舊專制主義的基礎上，再加上那種法西斯主義，以繼續壓迫人民，戕害青年，並企圖從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國民黨右派舉行法西斯政變以來，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戰士及青年爲之而捐軀的數目，在中外古今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八年抗戰，在國民黨一黨統治區域，爲愛國與民主而奮鬥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殺，依然是無數的。在那裏一切講學、讀書、出版、發行的自由，被殘酷地摧殘。復古成爲時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學校中，秘密偵探、欺詐迫害、武裝威脅、金錢收買的特務作風，盛極一時，教育與學術的尊嚴，掃地以盡。一切知識份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無論在街上家內，好好的一個人會被突然抓去。集中營裏至今還關禁著數萬無辜的青年。然而同時，中國的光明也畢竟在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湧現出來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從敵人的魔手下奪回來，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保證了文化方面的徹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發展和大衆化的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沒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愛國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設的蓬勃發展，青年思想的活潑發展。這一個對照，已經最好地說明瞭一切。它說明瞭：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爲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爲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爲富強。 它說明瞭：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科學，與自由思想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人。萬惡的納粹黨徒戈培爾說過一句法西斯主義的格言；“當誰在我的面前講起智力的問題，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槍來。”這句話，實際也正是爲中國的法西斯派所從來信守的格言。因爲法西斯主義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統治。所以它們在政治上、文化上極端仇恨思想與理智，而極端歌頌野蠻、獨斷與盲從。中國法西斯派有一條獨斷的根本教條，叫做“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規矩：大家一聽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個領袖”，就必須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表示願在這“一個領袖”的叱吒之下；只要是少數買辦官僚寡頭的利益，就要無條件服從，視之爲“民族的利益”。多少年來，中國法西斯派拼命把這種罪惡的教條灌輸給純潔的青年，一切不接受這種法西斯主義特製的思想模型的，都是異端，都被認爲該殺。拿著槍桿對著中國人民的腦袋，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的政治與所謂“文化”。 “五四”已過去二十七年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仍然是輝煌的。完全推翻中國法西斯派的壓迫，爭取全國的民主，打碎思想統制，使得中國完全新生，這是一切民主人士、進步人士的嚴重任務。今天，中國人民爲民主自由的鬥爭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也處在一個嚴重的歷史關頭。從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無所顧忌地犯下了一連串的血污罪行。這一連串的青年被殺被捕的事件，是和當前中國的和平與內戰、民主與獨裁之爭聯結在一起的。歷史證明：中國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來，他們反抗外來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國內的法西斯壓迫者，站在英勇鬥爭的最前線，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中國青年更要再接再勵起來。中國青年紀念這“五四”的偉大歷史日子，應該更進一步地用毛澤東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來武裝自己的思想，應該用毛澤東這個偉大的人生觀來充實“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口號，使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獲得更堅實的新內容，更明確的新目標。我們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們追求的科學，就是爲人民服務的科學。中國青年必須培養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才能真正成爲民主與科學的戰士。各解放區的青年要爲人民服務，把中國和平民主堡壘的解放區建設得更好!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要爲人民服務，堅決打擊中國法西斯派的進攻!全國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在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下，消滅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貫徹爲民主自由的鬥爭，向著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的目標前進呵! ——《解放日報》社論1946年5月4日 黃元真 某大學的一位院長在紀念周上公開講演“民主”，說“校長爲政府之代表，有資格談民主；教授爲校長所聘，可以稍談一點民主；至於學生則根本不能談民主。” 可惜無法親聆那位院長先生的“高論”，不知他所說的詳細理由是什麽。但從這簡單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也不難推論一些出來。能夠代表政府的校長(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長並沒算在內)，當然“有資格談民主”，而且只要能夠代表政府而決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資格，某院長本人即爲實例。因爲他們這類的先生們所談的不過是括弧內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政府主”或“××主”，與人民利不相關而害相連，大談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們的言論不一定都能夠代表政府，有的談到民主就要認真起來(這是每個愛好真理的學者所必有的態度)，這樣會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過他們到底還是校長聘的，雙方都應該顧及到一點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礙校長以及校長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談一點民主”的。至於學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賦有特殊使命來挂名讀書的人們，都是年少氣盛，遇事更其認真，說起話來，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顧忌，若讓他們來談民主，就會要真正的徹底的來談一下，這是與校長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談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們就“根本不能談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訓青年的文章中，我們又看到這類的話，要我們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來貢獻給國家和革命。乍看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爲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爲了國家和革命麽?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麽?頭一個問題暫且不去討論它，只就第二個來說。要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就來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麽樣的自由可拿出來貢獻和犧牲的。今天青年有集會結社、讀書閱報的自由麽?完全沒有。有談話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麽?也完全沒有。也許可以說，青年不是還有失學、失業、饑餓和死亡的自由麽(目前這樣的“自由人”真太多了!)?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樂於“犧牲”而唯恐“犧牲”不掉的，試問教訓青年要犧牲的先生有辦法讓他們“犧牲”這些自由麽?否則叫青年貢獻什麽和如何貢獻給國家和革命?說到平等，青年並沒有和一切別的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許多等級的不平等，沒有什麽可以拿來做犧牲品的。至於所謂“個人的平等”，在我這個笨人看來真太難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對自己還有什麽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發生，自然更想不到還有“個人的平等”是應該貢獻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裏可以轉回來，我們不要罵那位院長所說的都是屁話，而應該說他所說的正是實情；也不要以爲這位名人對青年的要求太過分，其實這也不算什麽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實”。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雖然有時也要牽著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們來唱唱“愛自由、愛民主”的歌調(但緊接在後面的總要露出那些什麽第一什麽集中之類的狐狸原腔來)，那不過是爲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今天是第五屆世界學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殺布拉格大學學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學生也遭受到機槍掃射、毆辱和監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國學生代表在華盛頓集會追悼，並決定每年的今天爲世界學生日，全世界學生應舉行紀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時激勵全世界學生，永遠不忘團結起來與反動勢力作鬥爭，共同爲一個和平、民主、進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爲什麽要屠殺學生呢?這沒有別的，只是因爲不甘做法西斯奴隸的學生是每個被侵略國家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鬥爭的先鋒。因此，學生總是法西斯的眼中釘，而法西斯也是學生和文化的死敵。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殺的殘暴手段，把學生的反抗鎮壓下去的。捷克學生終究保衛了他們的祖國，而德國法西斯匪徒卻被世界人民的聯合力量打敗了!象反法西斯各國的學生一樣，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爲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敵人投降之後，美國卻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內戰和獨裁的路線，中國學生又被擲入沒有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們既過著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學生天天有絕糧之虞，京滬及其他各地學生因爲繳不起學費和物價過高而紛紛退學。在校學生多因營養不足而面黃饑瘦，精神頹唐。學校設備簡陋，教師待遇菲薄，致使教學無法順利進行。至於言論、集會、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殘。任何人都還記得：復旦大學學生因壁報言論觸犯忌諱，既被特務抓來罰跪毆打，又被學校當局加以處罰；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在校內集會，竟被關麟征指揮軍警開槍干涉，甚至又派兵士沖入學校，用手榴彈打死學生四人，重傷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慘案。此外，迫害學生思想自由、人身權利的事件，真是不勝枚舉。在解放區，學生們雖然沒有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直接摧殘，但，由於國民黨飛機到處轟炸，國民黨軍隊四出侵擾，使得他們不能安坐讀書。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擊敗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中國學生的報酬。不僅這樣，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賣國，使抗日勝利後的中國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國憲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槍擊中國學生；比“二十一條”還要喪失權益的《中美商約》，更重重地打擊了中國學生對於民族獨立的願望!特別是在國民黨當局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扶助，而片面召開一黨國大製造分裂的局勢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機又尖銳地提出在中國學生面前了。中國學生不能馴服他，做法西斯統治者的奴隸，也不甘受帝國主義者的踐踏，儘管國民黨當局爲了禁止學生反對他們的賣國、內戰、獨裁政策，用盡一切方法來愚弄、鎮壓、欺騙中國學生，但是中國學生的積極戰鬥性是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的，它是嚇不到壓不了的!壓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爲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爲世界和平而努力。 國民黨當局不但倒行逆施，壓迫人民，摧殘青年，還更狡猾地，喜歡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進步的唇膏，裝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動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壞政協決議，大打內戰；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個禦用國大來制定一部僞憲法，以使他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同樣，他一方面，殘害青年學生；另一方面，卻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視“世界學生日”，其實還要假裝說點愛護青年、反對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話，以把他打扮成爲一個“進步”的“民主”戰士!這種兩面手法是反動派的慣技。但是在反動派摧殘青年、屠殺學生事實的對照之下，它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看著已經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鐵蹄下得到徹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學生們，看著全世界許多過著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學生們，中國學生應該再接再勵，擊退最後這一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爭取中國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11月17日 “一二。九”運動是促成抗日戰爭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先鋒，這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光榮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紀念日，新的學生運動又在蓬勃生長。雖然十年前和現在，各方情況都已不同，學生運動的內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中國青年抱著清醒的頭腦和燃燒的熱情而參與愛國運動的表現。這次昆明的學生運動遭受到有佈置的武力摧殘，和有計劃的誣陷和恐嚇，但他們始終是方針明確，態度堅定。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是他們的主張，並不因任何誣衊刺激而有所動搖。在一切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陰謀下，他們始終保持著內部的團結一致，保持著行動步驟的穩重，爲死者要求懲凶，爲生者要求人權的保障。今日青年的這種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動，表現了他們無愧於“一二。九”的後繼者，的確是真誠愛國的青年。因此他們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和回應。雲大教授七十一人聯名聲明，對學生表示同情，聯大全體教授罷教一星期以回應，更是過去任何一次學生運動中所未曾有過的。這正是因爲昆明學生們的呼聲與行動，不僅可以代表全國的愛國學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他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意；他們不畏強暴，堅持鬥爭的精神，表現著全國人民的力量。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道路，還是一個艱難的鬥爭過程。從這次的昆明的學生運動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慘案已經過了一星期，當局對於學生、教授和社會各方面的呼籲還是置之不顧，他們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開審訊聯大手榴彈事件”的醜劇與捏造出荒誕離奇的人物和故事來遮掩他們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們又動員了純官方的輿論，向反對內戰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們的人進行無恥的誹謗和惡毒的中傷。照理，無論怎樣頑固的人，聽到千萬愛國青年一致的呼聲，至少總該有一點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鋒下，總該有一點心悸，但這些殺人的罪犯毫不動心，他們只是把帶血的刀暫時藏在懷裏，繼續用花言巧語來否認內戰存在的事實，又用殺氣騰騰的口氣來宣傳“武力戡亂”的必要。因爲他們就是製造內戰的罪魁，所以他們不敢承認內戰；因爲他們口頭所說的和平解決不過是個幌子，所以他們要用全力來壓迫愛國青年和愛國人民的反內戰運動。 在“一二。九”時，北平學生有一句痛語是：偌大一個華北，竟沒有一塊幹淨土擺在我們的書桌。十年前，國民黨當局的親日外交斷送了華北，使學生有書讀不成，現在，假如聽任內戰陰謀家繼續活動下去，那就無法使學生安心讀書，也會使全國同胞長期陷落在饑餓流離死亡的苦惱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隸狀態中。國民黨宣傳員竭力用捏造和附會的伎倆，想來證明這次學潮是由於共產黨的挑撥，這完全是徒勞無功的。既然你們自己所作所爲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們對於和平與民主事業，還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繼續採取敷衍、延宕、欺騙的態度，繼續堅持反人民的內戰和反民主的政策，那麽廣大人民在超過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後，到底還會做出些什麽事來，那不僅共產黨無法保證，誰也不能爲你們保證的啊!從來反動統治者都把學生運動說成是一群學生的搗亂。但實際上，學生運動總是反映著一個時期的人民的政治鬥爭。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有教授參加，有廣大社會的回應，這固然不只是一個什麽“手榴彈”案，也不只是一次罷課的“學潮”。政府對於這次屠殺學生的慘案，假如立即實行一些能令人民滿意的善後辦法，懲辦真正的兇手和負責當局，保證不再武力干涉學生自由，那麽我們相信，學生是可以而且也願意複課的。但是內戰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中國青年繼承了從“五。四”到“一二。九”的光榮傳統，一定要和廣大人民團結在一起，爲和平民主的實現和鞏固而鬥爭到底。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重慶輿論界，對昆明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一致同情學生。當雲南省府改組後，就有人預言似的說：“人們卻更擔心作爲民主運動的堡壘的昆明，怕也抵擋不了特務的恐怖手段”(見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慶風雨”)。“一二。一”慘案，證實了人們的擔心。當局爲了掩飾其罪過，已極盡其造謠誣衊的能事，但所得結果，卻是更使正義人士憤慨。到目前爲止，已經見於重慶報紙的公開聲援，已有八十餘個團體，個別捐款慰問的人更難統計。本市輿論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與純官方言論恰好成一鮮明的對照。 對學生運動的估價——反動者蔑視青年。 “一二。一”慘案的責任——反動者諉過共產黨 青年有發表政見的自由，反動者卻怕青年過問國事。 對青年應有民主態度——不可強加誣衊，動用武力 | |
NO:925_5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1:10 | |
| 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 | |
抗戰勝利迄今十個月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切經濟措施，不獨未能幫助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在物價波動，通貨膨脹，交通阻塞，外貨湧入，以及不合理的外匯關稅政策與官僚資本壟斷諸方面，給予民族工業以打擊，造成民族工業極其嚴重的危機。……說明瞭今天要在國民黨獨裁政府統治下來挽救民族工業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們中囯共產黨人在廣大解放區所採取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措施，才會給我們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一條新道路。 沒有去過解放區的人們，往往誤信那些頑固分子的惡意造謠，認爲我們中囯共產黨人在解放區的經濟措施，不是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破壞資本主義。理由是共產黨的理想和目標，應該是實現社會主義，怎能是發展資本主義?其實，這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說：“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爲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的，我們的資本主義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發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中囯共產黨人不僅在理論上，主張在目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實上，在一萬萬以上人口的廣大解放區內，採取了一切措施，促進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向上發展。在這裏不必引證許多老解放區私人資本發展的事例，只舉幾個新解放區，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後的數位來看罷。例如張家口在日寇佔領時，該市兩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閉，解放後，僅僅兩個多月，不僅舊的商號紛紛複業，而且有新的商號開張，並比戰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該市現在繁榮起來的商行，已達二千七百餘家。河南的安陽、焦作等地的煤礦産量，比敵僞統治時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臺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後都相繼複業，四萬失業工人，盡都有了職業。……從這些零星數位中，我們看出了解放區工商業發展的特點，就是在勝利後，不僅過去倒閉的全部複了業，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廠與商號增設，這正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工廠倒閉、商號停業，成爲一個相反的對照。 我們再引兩個美國記者的報道來證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記者寶丁在訪問張家口後發表談話說：“張市爲八路軍解放後，雖只兩個月，而社會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員，他們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許多工廠都很快地復工了，真引起我的欽佩”。又如勝利後特往解放區作五個月旅行的美國記者博樂報道解放區的經濟實況時說：“在解放區：(一)私人生産企業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勵；(二)地主經營仍舊，所不同者，只是過高的田租由佃農要求減低而已；(三)外來的中外資金極爲解放區所歡迎；(四)解放區的政府除對敵僞的産業外，並無沒收任何財産的企圖”。博樂並且報導在解放區不論資本家、地主也一樣熱心工作的情況說：“在解放區從事工商業的資本家也很熱心。我和許多商人、地主、製造商談天，發覺他們熱心是有理由的，因爲共產黨人雖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爲目標，但同時，他們也給地主和製造商以利益”。 這些引證，還說明瞭解放區工商業的發展，並不等於一般的通常發展，而是具有迅速發展的趨勢。然其所以能夠這樣發展，又是有深遠的原因的。這就是： 第一，因爲解放區首先有民主的政權，實行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使農民發展生産、改善生活，提高了農村廣大群衆的購買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 第二，因爲解放區民主政府還積極地實行了各種正確的經濟措施，例如實行貿易自由政策，廢除了敵僞統治時的種種統制、配給等對貿易發展的限制；又實行合理稅收，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大大減輕了工商業的負擔；更實行發放貸款，解決了工商業家的資金困難，同時還注意運輸事業……來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由此可見，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必需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時刻爲人民服務，處處爲人民打算，並能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個條件，正是解放區已經做到、並且還要繼續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說來，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確實是很明顯的了。 ——《新華日報》1946年6月14日 戰爭結束後，恰當地對待資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這不但適用於中國資本，而且也適用於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我們需要發展工業。我們要用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原則，去取代日本使中國殖民化的原則。我們應該用發展現代工業，提高農民生産力和增加購買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業發展、惡化農民生活條件，以至導致他們對發展生産失掉興趣的政策。用工業進步代替工業落後，(這是指國民黨現在執行的經濟政策)我們預期，取得土地以後的農民，對提高生産會更加關心。 ——《美亞文件》第690∼717頁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國人民實際上是農村人口，是農民。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當中，農民至少有三億六千萬。知識份子、高級職員、商人和資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層。農民就是中國。像中國這麽幅員遼闊而又落後的國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必然是農業佔優勢。因此，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中國將來的基本問題。中國除非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爲基礎，否則是不能成功地實現工業化的，因爲農民必須要爲這種工業化的産品提供真正的市場。 我們以日本爲例，由於它是在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去謀求工業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隨帝國主義和向外侵略。它沒有從解決本國的土地問題入手。 華萊士和其他一些美國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中國農民》這篇文章的布魯克斯?阿特金)對中國的這一基本事實表示出一種清楚的認識。 中國農民的基本要求是從封建的租佃關係中解放出來，不再依賴地主資本家貸款和收購他們的産品。這就要進行土地改革，還要實行民主。農民必須獨立自主，有權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 從總體上看，農民和全中國人民都不準備實現社會主義，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也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爲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國民黨與中國人口中的廣大農民群衆沒有任何聯繫，它是一個由軍人和地主集團組成的政黨，這些集團通過一種保守而又毫無創見的官僚主義實行統治。國民黨對於根本改善農民的狀況，實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殘餘這樣一些事情，過去無所作爲，將來也不會有所作爲。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爲這樣做了就會侵犯國民黨主要支持者的權力基礎。 國民黨由於懼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這樣，它就成了一個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體。這就是國民黨不能從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徵。 國民黨不願解決土地問題，藉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來作爲工業化的基礎，它就轉而採取硬性規定的、國家支配和控制工業發展的原則。因此，它在國內的政權方面，或在國外同俄國和其他鄰國的合作和友好關係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個牢固的基礎，它就傾其全力發展“國防工業”，並迷戀於權力政治的危險遊戲。 可以預料，在這些政策當中埋伏著未來的國內和國外的衝突。如果它堅持這種政策，那麽這種預料一定會成爲現實。在這些政策指導下，國民黨不能解決中國國內的基本問題，不能引導國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爲遠東的一種穩定力量。而這些政策如果沒有國民黨內部的一場革命，沒有一個全新的領導集團，是不可能改變的。 另一方面，中囯共產黨則是一個代表中國農民利益的政黨。它制定的綱領是要使農民問題得到民主的解決：減租減息，實行累進稅，扶助生産，促進合作化，從根本上實行民主政治。在這一基礎上，隨著各階層人民在團結的而不是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資本主義企業，中囯共產黨就將成爲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健全的工業化的促進力量。這些就是實現和平和穩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證。正如在中國的前途上不能忽視農民一樣，也不能忽視中囯共產黨。國民黨想要忽視它，但是它的槍炮不能給它帶來勝利。總之，絕大多數戰士象中國人民一樣都是農民。因爲我們是爲了人民，而且來自人民，所以我們是代表中國人民說話的。人民從我們的經歷中認識了這一點。……召集國民大會，這是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美國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它將關閉和平的大門。一旦召開國民大會，則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們將進行戰鬥，因爲我們不僅爲目前解放區一億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而且爲全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一、不民主的經濟和政治： 中國現在既需要經濟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事，因爲沒有一定形態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而沒有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也將無從保障一定形態政治民主的。——這並不是“畢其功於一役”論。因爲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人並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麽形態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去認真檢討現實的情況，從現實出發來提出問題，卻從社會主義的空論來自娛，以爲實現經濟民主就是意味著實行社會主義。但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來看問題。 從實際上看，我們只能斷言說，我們現在無論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民主。我們處於比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更落後的情況中。從經濟上看，現在的廣大人民毫無私有財産的保障……。另一方面，自由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好的命運。他們的産業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權官僚資本的排擠和統制下面，談不到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料被控制，市場被壟斷，自由的民族資本家的企業，要按照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發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産中，有一個就其本身範圍而言是公平的法則，誰能提高生産力，提高産品的質量，誰就能在自由的市場中取勝，這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競爭，因此它在一定時期能有促成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當腐敗的官僚資本挾著國家權力而猖獗的時候，就不會有公平的競爭，於是正規的民營企業只能破産。自由資產階級要正當的由企業經營中來不斷地擴大再生産、積蓄資本是不可能的。結果也就必然造成生産力停滯甚至降低的現象。 由此可見，經濟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於一切小私有財産者(包括農民)，同樣有害于自由資產階級，而只是有利於寄生在農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國主義勢力的買辦和那操縱著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由此就産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關係就是以不民主的經濟關係爲基礎，而其目的也就是爲了鞏固不民主的經濟關係。 反映到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樣表現著極端落後的不民主的狀態，廣大人民群衆在實際的生活苦難中，沒有過文化生活的可能。他們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們的一切知能都集中於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這一件事上。特權者不承認勞動人民有獨立的人格，以爲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個人的個性；而勞動人民在同樣的苦難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縛著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發揚其心意和才知。這種個性被壓死的狀態，決不能産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獨立的經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的。封建時代很少有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就是因爲人們在經濟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給於統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膽的人才會有反對權威的思想。縱至現在，社會上真正的自由職業者(甚至於教授)很難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發揚自然是受盡摧殘。廣大的人民憑自己勞力，所得到的一點最卑微的財産都沒有保障的時候，那種把個人的一切都歸於命運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在這各方面都極端表現著不民主的落後性的時候，中國要進一步，就必需實現政治民主，又必需實現經濟民主，那是斷然無疑的事。就整個社會說，實現政治民主，還是爲了實現經濟民主以求社會生産力解脫封建性的束縛，而能加速提高；就廣大人民的要求說，假如政治民主並不能保證每一個人能夠過自由的經濟生活並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沒有經濟民主，則政治民主將只是空洞的東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力量的支援。 但和“畢其功於一役”論者不同，我們必須由認真地考察現實而指出現階段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麽? 二、保護私有財産和發展資本主義：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爲什麽現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産，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産”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 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産，並不意味著一時的讓步，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産的積極政策。這正是因爲現實條件下，廣大人民的私産並沒有保障。農民沒有享受耕種的收穫的保障，工人沒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保障，自由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合法的利潤的保障。實行種種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財産的保障，那難道不是一個極大的進步麽?拿古代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來看，固然在那時代也有私有財産，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實際上，全國的一切財富其實都屬於專制統治者所有。在國家的名義下，人民的任何産業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剝奪。所謂“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就是侵蝕人民的私有財産權的最通常的辦法。只有皇帝、貴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以一切手段來吞併人民的財産而過其不事生産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會的條件而前進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護私有財産這一個問題。不同於獨佔資本主義時期，在那時期，由於生産力已因生産過程的高度社會化而提高，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獨佔資本家的手裏，因此就不能夠提出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産的問題，倘若使社會財富(主要是生産手段)分散給衆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會生産力。所以這時就必須提出社會財富的社會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但在封建社會條件下，生産過程一般地還是私人性的，少數特權者用強制力量來併吞社會財富，所以社會公有制不可能實行；而使財富分散爲多數人所分有，那正是促進社會生産力前進的唯一方法。 所以實行種種措施以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産，那是在現實條件下所必須爭取實現的經濟民主。 ——必須消滅利用特權勢力以侵襲人民財産權利的活動，所以要求“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府”，“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必須切實地保障農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障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息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産”。 ——必須使民營企業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對他們的障礙，所以“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與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與推銷産品的便利。” ——也必須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産”，也就是要“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均引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實行了這一切措施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範圍，但是使得人民不至於擔心自己的財産橫遭摧殘和剝奪，使得農人能夠享受其自己的勞動收穫，使得工人解脫超經濟的剝削，逐漸提高生活水準，使得民營企業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競爭”下被扼殺，這不是經濟民主麽? 要徹底實現這樣的經濟民主，沒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國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須能夠認真實施這一切經濟民産的做法。假如是單獨由自由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那也還不可能認真照顧到工人農民的利益，而且中國自由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也將使他們不能夠撇開工農力量，單獨完成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任務。所以中國的必須實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也就是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的民主政治。 實現了這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一定能夠“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對於這，我們是否害怕呢?一點也不。相反的，保護私有財産，扶植私人資本，正是對中國有利的事。 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徹底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必然的後果。固然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資本主義，但那是買辦性的。並且和封建剝削勢力相勾結著的資本主義，是憑藉強制權力以掠奪人民大衆，損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反對這種資本主義，但不反對在以解除封建壓迫與民族壓迫爲前提而生長起來的自由的私人資本主義。在這兩重壓迫去除後，就産生了私人資本能夠獨立自由地生長的可能，解放了並且漸漸富庶了的農村更是爲資本主義開闢了廣大的市場。 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不是維持獨佔資本主義而是鼓勵自由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非常薄弱，並無力實行經濟上的獨佔，除非寄託在買辦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獨佔上。在取消了這種政治獨佔後，資本主義就會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還是有利於社會生産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提高了生産力一樣。 更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是既要保障私人資本，又要保障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小私有制也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不過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不斷地犧牲這些小私有者而進行的。在中國，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一時還薄弱，不能在全部國民經濟占絕對支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初步條件後，將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組織起來，提高其生産力。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所將實現的經濟民主，雖不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和歐美各國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將按照民主主義原則逐步地完成徹底的解決——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剝削的封建殘餘將徹底消除，不象歐美的許多國家中那樣，在這問題上半途而廢。勞動人民的小私有制將在經濟上獲得發展的便利與在政治上獲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歐美許多國家中那樣被犧牲了作爲獨佔資本主義生長的肥料。這是對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經濟民主，和那以人民大衆爲基礎的政治民主相輔而行。由此我們也就不必擔心，由廣大發展私人資本將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形成對人民不利的獨佔資本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倒可預見，當人民的私有財産一般的受到保護和自由的資本主義擴大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生産力必能加速地增長；在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化完成的時候，就會産生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可能。 三、“畢其功於一役”論的真象： 社會主義不是讓人們在口頭上空談的。能實行社會主義不能由主觀願望來決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來決定，而要根據客觀現實，根據廣大人民實際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來決定。廣大人民現在所要求的是什麽?他們苦於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兩層束縛，他們苦於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農民要求減輕負擔，要求土地；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這些要求都沒有包含社會主義的內容。只有在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生産力時，人民才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在現在的條件下，“畢其功於一役”論不過是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話而已。但我們要知道，“畢其功於一役”論者其實並不都是認真想在現在實行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說這種空話往往不過是掩飾其不肯和不敢認真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任務而努力。譬如，爲了避免觸及最現實不過的減租減息的問題，他們就空談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爲了使自由的私人資本不能充分發展，他們就空談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實質上是前資本主義性質的獨佔壟斷，卻自命爲比自由資本主義更進步，以此爲藉口來圖謀扼殺民營企業。——這就是許多“畢其功於一役”論者的真象。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脆弱，他們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傾向於“畢其功於一役”的說法。他們不提出正面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害怕遭遇無產階級的反對。其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爲從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下解放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産力，那是既對資產階級有好處也對無產階級有好處，所以階級矛盾是可以調節的，要使之調節，卻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資本主義里加上一點社會主義。只要私人資本保持著他的獨立自由，並且使其生産事業適應於人民的需要，更照顧工人的經濟權利與自由權利，那麽它的廣大發展決不會遭受人民的反對。假如怕人民，空談社會主義爲點綴，實際上卻投到了封建買辦性的獨佔資本的懷抱中，那說是自己走向了絕路了。 ——《群衆》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1945年8月25日 | |
NO:925_6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3:04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天賦人權不可侵犯 | |
從來的革命運動都是人民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衆，給不給民衆以民主自由。對於英勇鬥爭中的中國，民主始終是團結與進步的基礎，因爲離開了民主就不能團結全國人民起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沒有民主也就沒有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這是爲什麽邊區施政綱領明確的規定：“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責成當選爲行政人員的共產黨員應堅決執行之，並指出“人民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爲之權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國主義借戰爭的掩護把人民從多年鬥爭中獲得的民主權利剝削殆盡的時候，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實行高壓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財産、自由沒有一點保障的時候，在陝甘寧邊區從過去的民主傳統向新民主主義的路程前進的時候，這樣的尊重民主自由與保證它的徹底實現，是具有怎樣偉大的意義。 中囯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對犯過錯誤而願走向光明的份子採取寬大的態度，禁止不經過法定手續來逮捕、審問、處罰任何人，反對把人拖到卑鄙無恥的道路上去，用這些事實來使得人權得到充分保證。我們決不空談保障政權，而是真心誠意地要人民起來參加政權的管理，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機關的職權與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並實行三三制，保證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中的人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我們決不空談保障財權，而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做到保護私有財産，獎勵私人企業，嚴禁隨意動員徵發，實行合理的統一累進稅收制度，維護農民從過去土地革命中獲得的利益，保證佃農債戶向地主與債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樂業。這樣就不只是給人民帶來了美麗的希望，還真正地要他們享受到新民主主義的果實。 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邊區過去早已注意保護，今後仍當循此前進。只要是抗日的有利於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言論與出版物，無論是出自任何抗日黨派與團體個人，都有發表與出版的自由，政府還給予使用會場與印刷機器的便利條件。在這裏，不會有思想的統制，我們鼓勵自由研究，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歡迎邊區境外願做抗戰工作人士來此開辦學校，設立出版機關，組織文化團體，並且給予必要的幫助.人民不僅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還有武裝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怕人民的組織與活動，只怕他們不能積極動員起來。我們要保障的居住與遷徙的自由不是消極的，因此我們幫助外來移民解決他們各種困難，保護因革命行動被迫來到邊區居住的人民，救濟流亡學生與災民難民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自由地生活，還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這樣，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權利。讓全國人民看到我們高舉起來的民主旗幟，是飄揚著多麽鮮明的色彩! 僅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夠的，公務人員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還是不夠的，必須人民自己珍貴這種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才能獲得的權利，要求它在邊區得到切實的保障，並把它推到全國的範圍裏去。當廣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權利時，它不僅成爲物質的力量，還將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除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處罰……”。這是二屆參議會通過，經邊區政府命令公佈的“保證人權財權條例”規定得極明白的。 但是，在延安，卻發生了不幸的“學療人命案”：學療的總務科長、秘書和管理員，竟然把運輸員劉世有捆押起來，以致釀成人命大案。 從這事件裏，我們看出，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碼條件；還不曉得，隨便捆人押人是應該肅清的“遊擊作風”之一。這類違法事情，在邊區恐怕不只這一件。我們願意喚起社會人士嚴重注意它的揭發與糾正。讓我們共同努力於革命秩序的建立與鞏固! ——《解放日報》1942年1月27日 昨天本報和別的幾家報紙都刊載了一段本市新聞，說是朝天門屠戶張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隊的幾個警士藉口捉賭，劫去錢財。事後張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個是保長)，反被拘押毒打。這十幾個警士是派駐民食供應處倉庫的庫警，依理根本沒有在夜間侵入民家捉賭的權利。出事時，當地保長簽署證明書，證明張家並未聚賭，且有衛戌總部稽查處水上檢查所人員到場目擊並無賭具，則捉賭之說，顯屬無稽，但縱然真是賭犯，也絕對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長一起關在警察局裏，毒打成招，而且還不准其家人探視，比對付江洋大盜還厲害!所以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無怪乎張德操的家屬和該街居民百余人要到衛戌總部王總司令公館門首伸冤，又攔截汽車、呈述冤狀了。 這樣的事也許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受冤屈，被栽誣，遭虐待，簡直已習以爲常了。但正因爲這類事情一向層出不窮，我們更不能不喚起社會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報》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裝店被一群也以抓賭爲名的軍人沖入，損失了數十萬元的消息。軍警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而沖入民家，人民有什麽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財産可以這樣地被劫掠，還有什麽私有財産的保障之可言?對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隨便，又有什麽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財産的自由權利，叫平民怎麽能安居樂業? 據說，這一案的被害人家屬現已聘請律師向法院起訴，衛戌總部王總司令對此事也極爲震怒，想來法院與當局對於這樣一件事，應該能很好的處理吧。由這一類事件，我們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舊布新實在不容稍緩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較有保障，又經常施以衛國愛民的教育，經常督責他們以愛護人民爲天責，就不至於發生這種騷擾民間的事情。在張德操家保安隊的一個隊長曾向到場的衛戌部人員說：“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大家不要爲難”(《商務日報》所記爲“我們軍警原是一條陣線”)。這話分明是把軍警看做是在一條陣線上共同對付老百姓，豈是衛國愛民的軍警說得出口的?又假如現在各方所主張的《損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頒佈，且根據此法，嚴辦幾次，則雖有不法之徒，也會有所忌憚，不敢胡作亂爲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佈的提審法已經實施，並且法院對平民訴冤給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爲保障平民而設，那麽雖有冤獄發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象張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紙提審狀，就可很好地處理了，何至於在今日的陪都街頭還要演出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擲輿告狀”?保障人權，嚴禁非法拘捕，實施提審法，改革司法，這都是在《和平建國綱領》中明白規定的，都該快快實現才好。假如實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個個能安居樂業，免於強暴侵淩的危險，那麽民主還是落了空的。所以我們斷不能把張德操案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事件看做是無足重輕的社會小事。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2月8日 國民政府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日，宣佈了《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四條，其中第一條就是關於保障人民自由的。這個宣佈深得各方面輿論的歡迎。不過我們也需要指出，政府當局在抗戰中和抗戰結束後宣佈保障人民的自由已經有好幾次了。遠的不說，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當局就曾頒佈過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條例，最近的是在三個月前的雙十會談紀要中，當局又一次表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但是政府當局這種諾言，並未兌現，其中道理何在，現在我們也不必再來深究。無論如何，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國家中人民所應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權利，政府無論用什麽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國家中是總不能容許的事情。我們自然希望這回不再落空，當局如果真有與民更始的決心，就不應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條件，而應立即切實地做到。 政府當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其實是不難的事，無論如何，這比束縛人民的自由權利要容易得多。過去政府當局爲了限制和妨礙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殫精竭力，用盡了一切辦法。既訂立種種法令，使得人民動輒得咎；這還不夠，又另外想了許多辦法，設立許多機構，以補法令之不足。本來，在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都是“公僕”，這些“公僕”都應該爲人民服務，可是在中國竟有爲數很不少的“公僕”，專門以迫害人民爲本領，難道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不好麽?國家的財政一向都很困難，但在拮据的國庫中卻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卻用來殘害人民。譬如拿過去大後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聞檢查所和圖書雜誌審查處說吧，每一個這種機關中的人員，都比一個大報館的編輯部還多。現在這些“公務人員”又紛紛到“收復區”去辦同樣的事了。而在大後方各地，航空郵電檢查員至今還在忙於檢查和沒收。爲了控制紙張、印刷所、會場、出版所，當局所費的人力和財力更是不可勝計。官辦的出版所，雖然出版品不受歡迎，但仍無限度地賠錢，無所顧惜；官辦的團體，雖然得不到群衆擁護，仍大量地給以津貼，這都無非是出於包辦一念，要使人民的出版和人民團體活動困難。還有龐大的特務機關及其所屬的集中營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從國庫中開支多少經費。這一切經費從何而來，還不都是人民的完糧納稅的聚積麽?以人民的血汗來養活許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來創立許多壓迫人民自由的機關，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合理的事麽? 當局花了這許多人力財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結果只是證明瞭一句老話：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民到底是不會在強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進步意志究竟還是縛束不了的。現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轍的表示，那麽第一步做法就應該是立刻放棄一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爲了束縛人民自由而設的法律、辦法和機關。這是最不花錢，最不費力的事。只要當局有決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決不象束縛人民要費那麽多的手腳，花那麽多的人力財力。蔣主席所宣佈的第一條關於“人民之自由”說：“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由此可見，政府當局也已承認蹂躪人權的特務機關不應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應再有效了。在這方面，人民也應該幫助當局來考慮，哪些法律條例、哪些措施、哪些機關都是殘害人民自由權利的，一一公開提出。事實上，人民已經這樣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現行出版法應該廢除，對收復區的民間出版事業的限制法令也應該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議的確有事實根據，符合民主的原則，政府就應立即採納，立即實行。取消過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鐐銬，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實的開端。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1月13日 憲政實施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裏，通過了張君勵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爲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爲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爲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爲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爲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除了上述三項外，包括選舉權、思想信仰自由等等在內。英美更有其議會等等。就是這樣，英美人民也還認爲目前的民主制度缺點還多，還不廣泛、不充分，連羅福斯總統也主張在經濟民主的基礎上擴展政治民主，使民主制度帶更廣泛的人民的性質。我們在中國談民主政治，還是把它當作要建樹要實現的東西。而且，我們現在談實現民主政治，不是單純的因爲人家如此，我們也要來搞一下，裝裝樣子。也不是單純的添爲民主國家聯盟的成員之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強。主要的還是因爲新的民主主義已成爲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們不能實現民主政治，我們就不能充分的動員、積極的奮戰、親密的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我們該知道，一個國家在戰後世界民主大家庭裏的地位，是以戰時努力的程度來決定的。這裏說的戰時努力的程度，應該包括打仗的努力和民主的進步。所以，儘管還有人反對民主，民主已經和戰爭的勝利及戰後的和平分不開了。儘管中國的民主政治要根據實際情形、循著自己的道路發展，可是，人民必須有民主權利，民主必須以廣泛的人民爲基礎，卻是不能改變的原則。這樣，人民必須獲得基本權利，並予以保障，難道還有懷疑和猶豫的餘地嗎?爲了抗戰勝利，爲了戰後和平，爲了政治的進步，爲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 國防最高委員會在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廢止的三十八種法令中，屬於集會結社自由的，有十四種之多。其中應由國民政府明令廢止的有《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共三種，規定由原公佈機關廢止的還有十一種。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國府及各原公佈機關的廢止這些法令的明令。想來總該馬上能做到。讓我們來看看究竟爲什麽這些法令要廢止，廢止了對人民有什麽好處。 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産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我們可以指出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首先，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制度的束縛。本來集會結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論性質，地點及參加者的職業性別如何，事前均無須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假如參加集會結社者有違犯普通刑法的行爲，則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則，聽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國就與這完全兩樣；“各種人民團體組織之成立，無論下級團體或上級團體，均應先經政府之許可”(《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四條)。在《人民團體開會規則》第二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每次開會應於會期前將開會事由、時間、地點等呈請該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官署……”。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制，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准”，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爲。可是，現在既然廢除了這些法令，那麽這種不合理的“特許”制度就不應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會結社，不受單行法令的束縛。 其次，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所謂《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就是在民國二十九年爲此目的而設的。規定警察可以有權隨時命令一個集會一個人的演說中止。又如《非常時期團體組織綱領》第一條上規定：“各種人民團體，除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外……並受軍事機關之指揮”；同時也有“明令解散”之權。這樣，凡主管官署認爲不適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難或解散。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時就根本沒有解散人民集會結社之權的，只有認爲某種集會可能發生騷亂時，英國警察才可以稟准內政部，當場宣讀騷動法，使會衆自動解散；假如警察機關判斷錯誤，還須負一定責任。美國的法律亦大致如此。顯然地，兩相比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我國的作法是要不得的。這次政府當局既已通知過廢止，當然就是把所謂“主管官署”的這種權力取消了，不再給軍警機關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權利。 最後，由行政官署委派民衆團體中重要主持人員的制度，也是在這些法令中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比如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十條確定：“各種職業團體應設書記一人，以曾經特種訓練合格之人員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職權是：“負推進各該團體各種活動之責任”。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衆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爲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什麽人民團體呢?這種制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了。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法令未廢止前，中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既受到特許制度的束縛，又隨時會受軍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經常會務也常爲官派人員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廢止了這些法令以後，一切束縛人民自由的行爲已失去法律的根據，那麽，人民就應該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運用起來。 我們希望，政府方面趕快把這些已決定要廢除的徹底廢除，並且繼續審查是否還有別的同類的法令也應廢止，在這次決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種是關於集會結社的。當局到底準備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佈，因爲這三種法令原文也有種種極不合理的定規。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中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請許可”(見該法第十條)。這和已決定廢止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中的規定也是一樣的，也應該廢除才好。又如工農組織團體，在《工會法》、《農會法》尚未廢除的今天，也照樣有法可憑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們希望徹底廢除這些法令的束縛；我們人民也儘量幫助政府，搜集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來，請求政府以明令廢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復了自由的時候，爲了運用這些自由，就應該充分運用起來，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種必要的團體會社，並且依法改造和充實原有的人民團體。過去的人民團體，內部的組織與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則的，不適合各該團體會員的要求，就可以根據各該團體會員的意志來加以改造過，使它成爲名符其實的人民團體。集會結社自由的根本權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裏來了，我們應該好好的運用它，發展它，讓他在整個民主建設事業中，表現出更輝煌的成果來。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2月18日 本市消息內政部公開頒行一種限制人民遊行自由的法令，藉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據中央社訊，其要點如下：負責籌備遊行的人員，需於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遊行宗旨、集會地點、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呈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須事先送當地“治安主管機關”審查。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致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本市市政府業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有了這個“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更可以隨意於事先防止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了。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3日 政府早經明令公佈釋放全國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囚冤獄，未獲釋放；並且仍有成千上萬的無辜被囚的人，在遭受著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慘遭殺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憤! 杜重遠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聞得羊棗先生含冤歿世，中國呵，你的優秀的兒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戰勝利、和平建國開始，國家正在用人之時，他們卻竟屈死冤獄，怎能不叫人感到萬分痛心!成千成萬的學者、專家、教授、進步的青年，無故被捕入獄，受著非人的待遇。他們正是中華民族的精華，才高有能的優秀兒女，他們爲國家爲人民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不但不得國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獄，有些害民禍國的敗類，不但不遭誅戮，反而冠戴優加，橫行不法。這樣下去，民心怎能得乎?我大聲呼籲：立即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嚴懲虐待犯人、毒殺犯人的兇手!未獲釋放的政治犯應切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爲。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 立法必須依據人民的公意創制 衡陽《大剛報》： “……一般對法治往往有所誤解，以爲法治之極，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實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無，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別，是在於這所謂法，是否最後淵源于民主的公意?這所謂守法，是否執法機關的本身行爲也須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極，則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執法機關的政府本身的一舉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義，不在人民是否有法爲‘守’，而在政府官員之是否依法爲‘治’。然則怎樣才算真正的法治?從政治學的一般的觀點看來，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法治狀態下的所謂法，最後必依據於人民的公意而創制，故法治必須以民主爲其內涵，倘法律最後決定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思，則一切依法，便成爲毫無意義……。(三)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進行的公私行爲，非依法律，絕對不能變更之。因爲法治的起碼要求，在於建立合法的社會秩序，合法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於一切合法的行爲，受到法律的保障”。 真法治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雲南《正義報》：“所謂法治，即建立一個健全的法度，這個法度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議決的，也就是全國上下，都要在這個法度的規範之內行動，任何人不得違反，任何人不得加以變更”。“我們認爲今天問題的關鍵，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問題，而是要哪一種法治的問題。因爲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這是我們不能不加以分別清楚的。什麽是假法治呢?我們且看封建時代，同樣有一套法律，可是這個法律是爲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設的，皇帝及其特權階級是站在這個法律之上的，他們可以執行法律，也可以抛棄法律；他們可以創造法律，也可以毀滅法律。換言之，法律的執行是他們束縛人民的工具，而他們本身則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什麽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築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而作爲民主政治之表現形態的法治，它必須具有這幾個特徵：第一、國家必須有一個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憲法；而從這個根本法所派生出來的一切法律，也爲全國上下所一體共守……，第二、憲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權利，而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濫用權力。故國父中山先生說：‘憲法者，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在這種原則之下，誠如中山先生所說，政府只是人民的公僕，它沒有無限制運用法律的權力，它必須受憲法的支配。同時，在憲法的規範之內，它必須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得侵犯。第三、選擇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權、修改權及廢止權，應當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諸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同時，政府當局不僅要受人民的監督，而且人民應有選舉及罷免之權。一名話，要認真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要行使直接民權，使人民獲有選舉、複決、罷免、創制之權。” 應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陣中日報》：“厲行法治，先要養成守法的觀念及具備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瞭解法律的重要，然後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夠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爲真正有價值的法律”。“中國歷史輾轉於封建專制的束縛之下，政治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時代，‘天下一家’，帝王爲一切人的主上，即區區一個縣官，也號稱‘民之父母’；‘聖旨’便是法律，‘憲諭’盡成典章。民國以來，諸法紛立，可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至今沒有正式産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則於逐漸養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爲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憲法決不能不早日具備”。“抑法治和治法互爲因果，不是說法律産生於先，法治即必然興起於後，須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條文，非另有一種制度，即法治和實行法治所寄託的根本——憲政實行以後，法律固難以發生充分的實效。”“官吏的敢於違法，人民莫從檢舉，就政治的角度視之，又爲法治制度的根本——憲政沒有實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誠爲實施憲法的張本。但最後完成法治，仍有賴於憲政的實現。二者互爲結果。也互爲前提。” 立法精神要大公無私 成都《華西日報》：“要想國民虔謹奉法，必須對於立法與執法的各個方面，均須詳爲考慮，乃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論，應當以‘立德’作基礎。所謂‘立德’也者，一種法令精神，應當以最多數的最大幸福爲出發，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時還應當切實體檢國民之實際生活環境，勿使法令有任何扡格難通之處。”“其次談到執法，政府當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貫徹，某甲可以逍遙法外，而某乙卻又盡法懲治；或者今日之諾言，明日即成廢話，而不能使人民發生堅強之信賴，則人民之玩法惡習，必難根除”。 先決的問題是保障人權 成都《新中國日報》：“要變憲政、談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權；要人權得到保障，則必須有一定的法紀，所謂法治軌道是也……。”“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行得徹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幾番條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違法者有所畏懼”。“要法軌和人權被尊重，必須人民自己起來監督官吏，必須實現民主的監察制度。人民一日沒有權來監察政府、特別是下級機關的行動，則人民身體自由的保障，雖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話”。“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必須先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違法犯紀的事無論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筆直書，把他宣佈於報紙，則貪頑之徒，不啻得著了保障，而社會輿論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開的，我們希望言法軌與人權者同時加以注意”。 ——《新華日報》1944年7月20日 | |
NO:925_7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3:2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 |
打開我國的地圖，睜開眼睛一看，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地區，哪里沒有災荒?單就報紙上發表的材料來看，可以看出災荒是異常嚴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江蘇、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陝、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災，尤其是湖南等地，實在是慘不忍聞。固然，大部分災區是經過敵僞佔領的地區，但有許多地區都是從來沒有淪陷過的。現在的嚴重現象，是耕地荒芫，副業凋落，耕牛盡失，農具俱毀，疾病蔓延，難民流離失所。總之一句話，農村的生産幾乎已完全破産，農民的生活已陷於絕境。舉例來說，湖南本是産米之區，現在卻以草根樹皮爲食；衡陽附近，每家餓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縣，遭敵僞破壞，至今損失糧食八百多萬擔，房屋三百多萬間，牲畜三十多萬頭，農具七千多萬件。養蠶本爲副業，但是飼養用具損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餘縣中，受災縣份竟達五十多，損失耕牛近百萬頭，農具三百多萬件。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情形相似。至於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難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沒有統計，也無法統計。即以廣西一省而言，難民就有三百十四萬四千人，傷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萬餘人。江西傷病的三百五十萬，流離失所的達一百六十多萬。至於川、陝、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風、蝗、雹等災，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農立國”的中國，立在這樣的農村大破産當中，還說中國沒有經濟危機，簡直是騙人，那只是國民黨一黨領導毫無辦法解決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麽會有這樣嚴重的災荒呢?敵僞破壞固是一個重大原因；然而，爲什麽抗戰期中，沒有能夠阻遏敵寇的前進；這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應該負責的嗎?敵寇投降以後，至今已有七個多月，災荒卻還在擴大和嚴重化起來，這又是誰負責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樹皮草根，卻還有十一萬日本俘虜“卻吃著從老百姓那裏‘征’來的米”，這種情形又何止湖南?現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著老百姓的米，而且還在受“優待”嗎?而且像山西閻錫山那裏，不是還有收編了的日軍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麥嗎?此外，不是還有待遣返的日僑三百萬人，也在吃米，遲遲不遣送日俘日僑回國，好好供奉著他們的，不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其次，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並沒有立即真正進行整軍復員，還繼續保存許多正規部隊和各種名目的隊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慶取締“衣冠不整，拉去當兵”的事情發生。這些也都是只有消費民糧，絲毫也不從事生産的。由於上述原因，更由於日寇投降以後，內戰再起，至今反動派的內戰陰謀仍熾；內戰的進行，以東北爲尤烈，所以征軍糧始終未減未停。以已經破産之農村，負無法負擔的軍糧；加之原有苛雜，原封未動，而物價高漲，竟達無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災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號，到處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賑濟，並豁免攤派，緩徵軍糧二百八十萬袋”，提出“應停止攤派軍糧，並速調撤別動隊及遣派俘虜”。湖北人士呼籲：“軍糧俘糧負擔太重，縣鄉兩級人員隨意建立名目，苛擾人民，望當局趕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請減免軍糧等，都是身受其苦而發出的衷心呼籲。這也證明災荒之原因，實在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人爲的原因，而不是其他。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一面否認經濟危機之存在；一面對救災則完全依靠外國，本身卻什麽也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人民沒有事實證明政府是真能爲人民的，救災如救火，決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過。現在，應該趕快從治標治本兩方面入手。趕快進行賑濟，免征軍糧俘糧，抑制物價等，以稍紓民困；同時，卻須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僑，整編軍隊，並用一切辦法使災區災民能夠開始從事生産，安定生活。老實說，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及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爲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在延安，毛恰巧並不是一個難以接近的預言家，不是一切智慧與指導的源泉，他的話也不是毫無問題的法律。當然，毛澤東的觀點與建議在形成政策上，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它只拿來當爲討論的一個基礎，而由該黨各領袖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作最後通過，這些領袖們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圖章，因此毛所宣傳的演說，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來，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過，最後的形式，因此是黨委員會的混合表現，而並非純粹是毛自己的觀點。…… 他對我說，“第一，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産主義。我們更其願認爲我們現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爲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爲封建社會桎梏著的奴隸。80%以上的我們的人口是依賴小塊土地生活的農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屬於窮奢極侈的大地主的。由於近80%的佃農，須以他們生産品50%-80%償付地租，它等於實際奴隸所償付的。…… “不過爲設法解放這幾億人民與用土地改革來改進農民生計，我們不想象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國民黨與政府締結協定後，我們放棄了這種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個勸告地主減租達到合理的數位，而同時向他們保證這些減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戶正常地交給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我們也和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並且在一互利的協定之下，我們要准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我們自然要做。但有著好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我們將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流進來，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因此對於外國投資十分需要。 “講到政府——象你曉得的一樣——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採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國民黨所實行的那種情形。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裏面，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在今天的蘇聯，卻是沒有地主、沒有商人、沒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産主義，”我要求說明，“那末爲什麽叫你們自己爲共產黨呢?”他的答復是，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所說的話，”他說，“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那末爲什麽，”我堅持著說，“你們不改名呢——改爲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名稱——任何共産主義以外的名稱呢?”他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對於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如果我們是突然改了別的名稱，在今天的中國——以及外國也是一樣——就會有那些人利用它來作資本，要指斥我們想隱蔽某些事實。不，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該改換名稱。我們也無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哈裏森?福爾曼著《西行漫記》第二十一章摘要 毛澤東 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産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囯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爲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顧著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爲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衆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群衆，而不要脫離人民群衆的道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針對著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的同志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淩人，以爲自己是什麽都好，別人是什麽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煉，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和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瞭解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隻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各位參議員先生不辭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地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2日 原題《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在共產黨裏，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裏，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毛澤東(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裏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爲了什麽呢?是爲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麽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要堅決地徹底地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有絲毫留情。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憲政是什麽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剛才吳老同志的話，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麽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什麽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說是“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說的新民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佈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鬥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爲什麽談憲政呢?因爲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裏一套，手裏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第四個是馮國璋，第五個是徐世昌，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什麽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 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挂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挂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定，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佈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塗了。事情決不是這麽容易的。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的困難，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爲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爲什麽?憲政的困難，就是因爲頑固分子作怪；但是頑固分子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比方汪精衛，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裏去了。比方張國燾，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鬥爭會。七鬥八鬥，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鬥，七鬥八鬥，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已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總之，凡屬倒退行爲，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爲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衆，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發通電，並且要在五臺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地做下去，做他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爲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爲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原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89-69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爲，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爲，不論他是屬於何党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爲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我們問：什麽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爲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爲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爲民主的勢力，願意爲大多數人民、爲老百姓服務，爲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爲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標題爲編者所加 我們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麽實際工作呢?中囯共產黨在解放區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這在上段已經講過了。中囯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了人權與財權。人權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機關依照合法手續不能任意逮捕，並且必須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式予以審判和處置。財權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産，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 中囯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人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凡是及齡公民，不分階級、性別、信仰和財産，都有這項權利。中囯共產黨在解放區，不論在政府與參議會之中，都實行了“三三制”。什麽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參議會代表也好，各級參議會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委員也好，中囯共產黨自己規定，共產黨名額都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選舉出來的代表或委員，共產黨員超過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請辭職，讓給次多數的非共產黨人士。這個制度的目的是什麽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中囯共產黨是主張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從共產黨本身起，就不做一黨包辦或專政的事。以上種種措施，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保證政府是民主的政府。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中囯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見《董必武選集》第110—112頁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就主張聯合民主政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是人家不要他，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內戰時他沒主張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主張革命的統一戰線政權。廿五年的八一宣言、廿五年十二月的決議都是說明：一切反日反賣國賊的份子，不論他代表那一階級，那一政治派別，那一社會團體，那一武裝隊伍，都可以加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抗日開始以後，這類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澤東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說：“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既統一戰線的政權。共產黨人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僞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採取我黨中央會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黨派及無党無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不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有存在與活動之權。” 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上說明：“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党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爲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拿共產黨在政權上的主張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比較，完全一致，共產黨也和孫中山先生一樣這樣說就這樣做：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都已實行了三三制。因爲他深切知道沒有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權，不能發揚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勝利。如果某黨派佔優勢政權就歸某黨獨霸，那是違反歷史規律，背叛民衆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敗。 除有長久革命歷史的國共兩黨外，幾十年來屢仆屢起的，包括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至其他階層的民主運動，遠之如“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國會”“民主政團”以及某些較小的黨派。他們的綱領，都是要求“選賢與能”，要求政權大家有份。他們不贊成“一黨專政”，更反對把他們當“阿斗”。 三三制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制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爲甚麽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衆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 舊社會遺傳下的劣性： 一，“自以爲是”。不管人是否“以爲是”而強人是我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無窮的。“自以爲是”即令有幾分是而未必能成爲天下之公是，而常流爲所謂“成見”。二，“惟我獨專”。這是權利欲或領袖欲的表現。生怕人來爭權利或者分權，於是排斥、忌刻，甚至屠殺隨之發生。三，“以小失大”，個別利益，包在全體；各階級黨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會。然而人們往往見不及此，既然“外禦其侮”仍要“內鬩於牆”。四，“互不信任”。由於上述三者，造成各黨派階級間深刻的裂痕，你懷疑我，我懷疑你，人家是人，無端疑之爲鬼；疑人爲鬼自己也變爲鬼，鬼道橫行，“特務成爲國是”。他不知道，揭開一看，原來不過如此，小的異完全可以統一於大的同。 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須克服。然後三三制才能實行、才能有實際。 政權是人民的，黨是人民中前進部分，替全體人民爭取政權的。孫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爲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四萬萬人找出路，不是爲若干國民黨員升官發財。共產黨也是一樣，一切爲著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參加政府工作”。 什麽叫領導?“領導是帶路的意思”(毛澤東語)，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他知道跟著我黨來有好處；其次，黨員很積極，有信義，站在一切政治鬥爭的前頭，他知道跟著我們黨員走不會吃虧。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在後面跟著，從沒有帶路人要比跟著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強迫人家跟著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 有些無黨無派的人士特別是從來就屏在政治之外的農民，對於參政不很積極。因而有些人說：不是不要他來，而是他不肯來；不是我要把持而是他們不提意見，或提的離題太遠，然而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從來沒過三三制即民主政治的結果。歷史經驗告訴人民的：要人民對參加政權有興趣，只有當權的黨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權公開的事實擺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運用政權，也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權與民意機關中練習。如果說“訓政”尚有某種意義的話，那末三三制就是訓政的最好辦法。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27日 三三制的民主，比階級民主的內容更豐富，要有包涵同中之異的度量，和發現異中之同的見解，要有駕禦一切的遠見，才能取得一切的贊成。然而一切都歸宗於一點：民主習慣，遵守決議，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風的養成，共產黨員應爲首導，一，是共產黨員有實力的區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須約束自己。別人對的，虛心採取；自己不對的，馬上改革。追求真理，沒有成見。其次，共產黨人要知道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不是和共產黨人一樣，否則會使他們感到不滿與不安。第三，要有誠懇說服的態度，要知道有槍的人一句話不謹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著覺，而勉強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氣破肚子。如果說階級民主今天這樣明天仍是這樣，甚至後退；那末，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賽過一天。因爲三三制內包有階級黨派的矛盾，矛盾是推進機；不進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復存在。前進的綱領與建議，前進的工作效率和徹底執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營養劑。比如共產黨西北局的五一政綱，二屆參議會中某些決議和某些提議，不管提出的是誰，而因爲恰合於大多數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而見諸實施。於是三三制就更有力了。因此參加三三制各階級各黨派必須力求進步，否則不會在政權和民意機關中出色，尤其有實力的黨派，更應提高自己，以党的卓越的政策和黨員的模範，行動加上“開誠佈公”，才能保持住與提高其領導地位。 ——摘自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27日 老百姓在解放區做了主人，就是說，解放區實行了民主。解放區實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區實行的民主有好幾方面，比如今天要說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的一種辦法，一種制度，用這種辦法、這種制度，好讓各階級、各黨派大家都有機會來參加政府、管理國事。 要知道什麽叫三三制政策，我們看一看解放區的老大哥——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個大概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完全是由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民主選舉出來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稱他林主席，林主席本來是老同盟會員，革命幾十年，現在是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銘，大家稱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經服務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國醫，是陝北的公正紳士，不是共產黨員。邊區政府的廳長，比如教育廳長柳𣺋，是救國會派人士；比如教育廳副廳長霍連果，還有建設廳副廳長霍子樂，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產黨員。政府委員會，十八個人中間，只有六個人是共產黨員。 在陝甘寧邊區，除去邊區政府有非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縣長、科長，以及鄉長、鄉文書以上的各級行政人員，也有很多是非共產黨員，統計起來，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參加經濟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與其他黨派、無黨無派的人在一起辦事，互相商量問題，實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設邊區，大家一樣，在政府中間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見在討論的時候，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那就能夠實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開始，陝甘寧實行“精簡政策”，最初提出這個政策的，還是非共產黨員李副主席。 邊區政府是由邊區參議會，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邊區參議員，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地主紳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數民族的代表等等，他們又是從邊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黨派，以及各種不同信仰的人民當中，經過由下而上的普選運動，選舉出來的。 在參議會上，參議員們和衷共濟，不僅批評政府的工作，並且通過了許多議案，交給政府去做，還選舉出參議會常駐委員，在參議會閉會的時候來監督政府。常駐委員有九個人，其中只有三個人是共產黨員。 各位聽衆!十八個政府委員當中，只有六個是共產黨員，參議會九個常駐委員當中，只有三個是共產黨員，可見得，共產黨員在裏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爲什麽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呢?這就是因爲實行了中囯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這個政策規定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好讓更多的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參加到政府裏面來。 過去，解放區裏的老百姓熟悉共產黨，常常選出許多共產黨員來爲他們管事，自從共產黨規或無黨無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產黨員當選的不夠三分之一，怎麽辦呢?那當然是選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區爲什麽採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簡單，因爲共產黨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廣大人民及愛國黨派、民主人士都來管理政權。中國人口很多，共產黨員占一小部分，爲了要使黨外的廣大人民都有他們的代表來共同管理國事，所以中囯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權機關裏，自己約束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中囯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反對象國民黨那樣，由一個黨的少數人來包辦政府，主張各黨派、各階級都有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中囯共產黨和全體人民，現在都在努力爭取實現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現在，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還沒有實現，只有解放區實行了三三制政府，這就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解放日報》1945年12月7日 讓我們設想，有這樣三個不同的縣參議會和縣政府：其一、縣政府和縣參議會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其二、議會議員、政府委員會中，黨外人士都在半數以下；其三、真正實行了三三制。這三種縣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風上，會有什麽差異呢?在共產黨員思想意識的鍛煉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麽不同呢? 先讓我們看第一種。 議會、縣府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黨員的第一個任務是服從組織決定，因此當一個任務到來時，他們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這一個任務?”關於這一任務本身的政治意義在那裏?爲什麽要這樣做?這一個根本問題，卻不會發生爭論。對於黨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這一問題也很少考慮，因此對於政策的理解也就不會深刻，甚至對於政策的研究與把握失掉興趣。大家統都以“完成任務”爲滿足，逐漸發展的結果，是政治上的遲鈍，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極容易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一方面議會和政府不能發揮其獨立的機能，在人民面前減低了它們的威信，同時也使黨委紛忙於日常的政務，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領導。大家都是黨員，做的是一件事情，討論的是一個題目，又何必挪移三個地方(縣黨委、縣議會、縣政府)開三次同樣的會?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爲對於黨外少瞭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對於領導群衆也常應用黨內的領導方式，強迫命令偏偏多於解釋說服；而黨員或幹部在群衆間起的“模範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強或過於突出。 結果是：黨的政策不能變爲廣大人民的主張，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負擔；縣委、參議會、縣政府、以至群衆團體的負責人，在人民眼裏多變成了“公家人”，不再是與他們血肉相關的“自家人”。 第二種怎樣呢? 因爲縣議會、縣政府都只有少數的黨外人士，黨外人士來時勉強，進門不敢講話，或少講話，辦事則敷衍表面。因而我們也就容易不把黨外人士當數，或誤以黨外人士當真沒有跟我們不同的意見，於是多數人已經討論決定了的東西，回頭來再特爲少數人開一次會，把原案照樣通過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煩。黨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懶得參加這種黨政不分的會議了。於是一切事情仍舊習慣的進行起來：照樣地不研究政策，照樣地沒有解論，照樣的“完成任務”……。我們主觀上也許當真想跟黨外人士合作，但是實際上變成了“請客”，黨外人士也許當真打算到議會裏來發抒他們的意見，到政府裏來施展他的抱負，但實際上卻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這種情形，對於共產黨員毫無好處；對於縣黨委的工作，依舊是個累贅，而縣議會則容易變成一個空洞的形式——甚至連形式也很難得保持。 在第三種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黨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講話，他們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們的主張，或者是同意我們的主張而不贊同我們的辦法，或者同意主張辦法，而反對我們提出來的人選。在這種情形下面，共產黨員——首先是被選到議會裏和政府裏去的共產黨員，就不能不細心的、深入的去研究並把握黨的政策，如果依舊是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別人的立場和意見，而想出種種的對策，使別人接受我們的意見，同時也接受人家意見的好處。如果依舊是自高自大，目無旁人，他們就會被孤立、受打擊，以至一事無成了。同時，他們也就不能不時時刻刻記憶自己是共產黨員，牢固的站穩自己的立場，爲抗戰和革命打先鋒、做模範。如果再馬馬虎虎、吊兒郎當，連群衆都會公開指責你不配做共產黨員了。 於是黨的政策當更爲廣大人民所理解，黨員行動當更爲廣大人民所擁護，這便是革命勝利的保證。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實行轉變了。黨已經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張與辦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慮通過政治領導爭取大多數以實現黨的主張的辦法，關於實際政務上的瑣細專案，它就只好放棄、也不能不放棄了。議會裏既然有了不同意見的辯駁和鬥爭，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形式；即使我們每一項主張能夠在議會上毫無異議的全體通過，這些主張本質上和以前也已經根本上有了差異，因爲它們已由黨的主張變爲人民的主張了。縣政府再根據議會的決定，負責制定詳細的、具體的執行方案和步驟，縣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責任和獨立的工作。 只有黨與政在工作上的明確分開，才適合於民主制度的體例；也只有各自獨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潑辣、更有生氣的實現對於廣大人民的領導。 最後，在新的情況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個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不從頭到尾來個徹底轉變了：關著的門，必須打開；別人的意見，必須傾聽，強迫命令，必須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謂掌握與貫徹黨的政策，所謂瞭解情況，學習並運用策略，只有跟黨外的主張與黨外的人士相接觸、相比較時，才有其實際的意義；所謂黨政分開，所謂改變作風，也只有在議會裏、政府裏當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黨外人士時，才更容易實現這一個轉變。 三三制不僅是符合於全體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權形式，三三制還是鍛煉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黨的組織，使之真正成爲全體抗日人民、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爲引導他們走向勝利之路的帶路人的必須的途徑。我們一定要堅決的、毫無猶豫地實行三三制! ——《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爲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爲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 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政府是政權機關，它必須真正有權，而黨是領導政府工作的。我在這裏想談一談黨與政府的正常關係問題。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党的構成分子——黨員，在政府機關中工作，同時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一員。黨和政府這樣就發生了有機的聯繫。黨在政府中來實現它的政策，是經過和依靠著在政府內工作的黨員和黨團。黨只能直接命令它的黨員和黨團在政府中做某種活動，起某種作用，決不能駕乎政府之上來直接指揮命令政府。這是我們同志應當清楚瞭解的。 政府在黨領導下所頒行的法令，所公佈的布告，所提出的號召，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首先應當服從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回應那些號召，成爲群衆中愛護政府的模範。黨包辦政府工作是極端不利的。政府有名無實，法令就不會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權。過去有些同志以爲党領導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揮政府，這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徐特立（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領導，第二是組織上的領導。前者的任務，第一是政治理論的建立，第二是政綱的制定，第三政策的決定，第四是正確領導方式的確立。它應當因此而得到群衆團體和政府深刻的認識和自動的執行，而不含任何的強迫與命令，這便是平常所說的黨的領導權。黨是沒有強迫執行命令的權力的，所以它沒有武裝，沒有監獄，也沒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個權力機關，只能靠它的黨員在政府機關中，群衆團體中普遍的發生核心作用。 政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忠實於國家，忠實於民族，忠實於黨的政綱和政策的執行，在群衆中成爲一個最前進的模範人物，然後能在群衆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後能使群衆團聚于党的周圍，這就是所謂“起核心作用”。但這裏並不是用拉夫式強迫群衆擁護黨，群衆擁護黨是出於他們的內心作用。因此，我們領導群衆是要靠政綱政策的正確，在事實上要成爲廣大群衆生活意識所反映的要求。黨在群衆的意識中要能夠使群衆認爲黨是民族的，國家的及自己的救星，這才是真正的領導權。 至於普通所謂爭領導權並不是爭取政權，而是爭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綱政策的實現。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用黨來代替議會，也不是以黨來代替政府，包辦一切政治，成爲黨的專政。把領導作用與政權混合起來，這在實際上便等於取消了黨。 其次，黨的領導作用不單純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張去取得群衆的接受，卻是經過各種組織而使它實現起來。因此，除經過黨的本身的核心組織之外，還要經過政府的組織(當權的黨)及各種群衆團體的組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假若政府的組織及群衆團體的組織不健全，雖然有黨的組織，也就徒然成爲一個空洞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在組織方面必須有政府、政黨及群衆團體三種組織。 党的任務是在領導；政府的任務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衆團體的任務是在使群衆自治。三者的任務各有差別和範圍，而且互相聯繫著，缺一不可，兩兩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強迫作用，拿孔子的話來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強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深入群衆的內心，卻是今日正黨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級官階之分，對於群衆有官民之分，這裏便含著名分的差別。可是在黨內，一切黨員都是同志，無所謂官階，也無所謂名分，更無所謂同鄉和同姓，一致統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下，沒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說服：就是黨內的處罰也只有勸告與警告，到了開除黨籍已是無以復加了，同時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黨。因爲黨不是權力機關，而只是領導機關，用通俗的話來說，假若我們認爲政府是父親的話，那末，黨卻便是母親。 黨的專政只能說是黨的政治主張透過政府而達到實現，並不是用黨來代替政府執行政權。而透過政府也是由自己的黨員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黨對政府下命令和強迫政府執行。更不是政黨駕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別的獨立機關，各有各的上下級關係。即黨被群衆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認爲黨是他們的上級，在組織應該服從，而是爲著黨綱及政策的正確，是一種救國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張，同時黨員也是群衆所推崇的模範；因此黨的“黨德”和黨的政綱不是在群衆和政府機關之上。倘若認爲“黨”是組織上在群衆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會走到強迫群衆和命令群衆的路上去，而使一個國家形成兩重政府的形態。如果黨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則成爲屋上架屋；如果黨的命令與政府的命令是岐異的，則群衆無所適從。故此政黨必須集中精神於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而決定正確的政綱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執行一切政務。 政黨以政治爲它的生命，每一個時期的政治轉變，必須竭盡全力發動全黨來迎接這一轉變，把國家社會乃至把整個國際轉危爲安。在這種嚴重潮流之中，某一個政黨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麽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誰也不願意推翻它，同時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還會擁護它。因此，稍有歷史的政黨，不會把爭權奪利去代替救國救民的任務，也不會把黨的專政看做是黨的權利，而不看做是黨的義務。如果以爭權利來代替專政，那麽，就會使黨員變成党官，政治家變爲政客，政黨變爲政客的集團。專政的意義弄錯了，結果國家遭到滅亡，自己的黨也會被敵人毀滅。同時一切政黨都應該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但是只見近利而不見遠利，及只見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朋友的利益，也是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以黨專政的口號下，變爲以黨專利，更爲嚴重。因爲他不顧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幫助，孤軍獨戰，結果就變爲此路不通。例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馬克思是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共產黨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同時另一處地方又說：“共產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産，而不是廢止小農民的財産和小職工的財産”。列寧也是共產黨的首領，他認爲農民大衆和殖民地國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殖民地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利益，間接就等於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進攻時，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熱中，如果離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狹隘的階級利益上，使得國家滅亡，而自己的階級也會同歸於盡。在這種情況之下，還不愛惜朋友，幫助朋友，以致犧牲了朋友的利益，結果犧牲了整個民族利益，也就是等於犧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目前法國及中國的天主教也和共產黨合作，因爲他們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敵人是世界的侵略陣線，威脅了一切人類。這並不是說，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絕對相等，但是在一定範圍內，共同的利益是絕對相等的。因爲政黨自己本身不是等於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併爲一黨，也不能夠隨便拉朋友進自己的黨裏來。 黨的專政是保證政綱政策的實現，而實現的是大多數的朋友，卻不是單純的自己的黨員，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黨員來執行，那就無須要領導了。所謂“領導”也就是政黨對友軍起核心作用。怎樣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幫助友軍，使友軍健全起來，以便達到共同的目的。蘇聯只有一個政黨，而政府中負責人不一定全是共產黨員；一九三○年，蘇聯聯邦中的日爾曼共和國的勞動部長便不是黨員。而蘇維埃的代表，只能保證黨員占多數；中囯共產黨在江西時教育部就有許多非共產黨員，其中科長如賴子玉君，馮觀潮君都不是黨員，師範學校校長羅欣然也不是黨員。目前邊區政府柯柏年任編審科長，董純才任科員，均不是黨員。不久以前，孫銘勳由邊區政府主席團委任他爲教育委員，而孫是延安師範的教員，亦非黨員(延安師範是西安省政府辦的)。社會教育科長楊其華，同樣不是黨員。因爲有許多人才，有專門學識和經驗，他們自己不願意加入黨，卻願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條件不夠入黨，但在政府負責卻有餘；因爲政黨和政府不是完全無差別的。如果行政人員不問他們願意不願意而強迫他們加入黨，那末，黨的組織就會不能鞏固起來。如果沒有入黨資格的人就不許在政府負責，那麽就要遺棄許多有用的人才。在過去蘇聯紅軍中的軍長師長，不一定是黨員，但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必須是黨員。因爲司令員是由政府委任指揮軍隊的，政治委員是由黨委任指揮黨員，保證黨和政府決議案執行的。現在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有許多非國民黨員，可見以黨“專政”不是政府機關都用黨員，而只有保證黨的政策和政綱能夠實現。怎樣實現是要經過廣泛非黨員的群衆，而自己的黨員，只是群衆的核心。在一個國家內的組織力量，是政黨政府及群衆團體。政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盡領導責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衆。政府用他的最高權力在黨的領導下保衛國家，他的威權是用來對敵人，而不是用來對友邦及對自己的群衆。群衆團體擁護政府，擁護當權的黨，在不妨礙整個社會利益，國家利益條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權利。以上三種組織互相爲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則天下無敵，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滅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原題《政黨與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什麽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複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産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制；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據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當前的政治局勢，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民主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還政於民，就是把人民應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真正交還給人民。如果離開這四種人民權利，甚至任何人民應有權利都不交給人民，而高唱實施民主憲政，還政於民，那就未免是空談了。 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産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佈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至於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廣大的解放區，已經建立了人民選舉的政權，組織了服務於人民的軍隊，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與教育，就是說，人民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已實現了充分的民主，在這些地方，問題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認和保障。只有這樣才能顯出還政於民的誠意。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選舉政府，有權決定法律。合於這正軌的就是民主，不合於這正軌的就是不民主。前者應該得到發揚光大，而後者應該立即改途易撤，真正還政於民，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麽?然而有些不願意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不願意中國從落後進展到民主進步的人，他們空談實現民主，卻不把任何一點自由交給人民；不但如此，對於人民已經得到自由權利的地方，他們還要加以取消，說是取消了這些民主，才能夠實現民主。這樣一來，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選，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選舉的政府，人民決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論出版集會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碼條件，但他們認爲要求這些條件，是阻撓民主。沒有黨派的合法地位，沒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組織，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但他們認爲提出這些要求，就是反對還政於民。在他們的世界裏，簡直一切都是顛倒的了。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人民作主，這是全國人民無不知曉的事。抗戰八年來，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應得的權利。邊區和解放區一萬萬以上的人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應該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後方和敵佔區人民是沒有得到民主的，現在應該得到，如果不讓他們得到，就是阻撓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國也應該是民主的中國；在民主的中國，取消民主和阻撓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政府有權，要爲群衆做事，爲群衆謀幸福，不應該妨害群衆、壓迫群衆。邊區個別地方政府有脫離群衆的現象，這是政府工作中很嚴重的病態。 邊區政府權源出於群衆，政府負責人是群衆代表選舉出來的，這已表明政府和群衆關係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權，已深入到社會的基層。政府要傾聽群衆的呼聲，採納群衆的意見，瞭解群衆的生活，保護群衆的利益，但這還不夠，還要使群衆敢於批評政府，敢於監督政府，一直到敢於撤換他們不滿意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樣，群衆才感覺到政權是他們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群衆對政府的批評也許有錯誤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有時爲群衆所不瞭解，因而發生誤會。這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向群衆解釋，說服群衆，切不可打擊他們，更不應當對他們藉故報復。我們要相信群衆是可以說服的。 至於那些敵探、漢奸、托匪及專心破壞政府威信、妨害政府工作的壞傢夥，政府決不能放縱他們，但必須在群衆中揭穿那些害蟲的罪惡，用群衆的力量來懲治他們，而不是政府簡單地判罪了事。政府的權威，不是建築在群衆的畏懼上，而上建築在群衆的信任上。群衆一經信任政府是他們自己政府的時候，政府在當地就有無上的權威。 ——《董必武選集》第55-56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邊區政府是我們黨領導群衆建立起來的，政府也在黨領導下工作。政府所頒佈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們黨員應當無條件地服從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們公共生活所必須，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經過了一定的手續才制定出來的，秩序是經過一定的時間才形成起來的。在制定和形成時已經滲透了我們黨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和活動。我們如果違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壞了社會的秩序，我們自己必須負責，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 我聽說我們邊區有些黨員同志犯了法，因爲他自以爲是黨員，想不受政府的審判和處罰；而有些地方黨組織也覺得黨員犯法，是黨內的事，讓他逃避政府的審判和處罰。這都是不對的。國民黨在全中國範圍內因爲它的黨員不遵守它領導的政府所頒佈的法令而遭受到國人的痛惡，這是我們應當拿來作爲鑒戒的。黨員應當自覺地遵守黨所領導的政府的法令。如果違犯了這樣的法令，除受到黨紀制裁外，應比群衆犯法加等治罪。爲什麽呢?因爲群衆犯法有可能是出於無知，而我們黨員是群衆中的覺悟分子，覺悟分子犯罪是決不能寬恕的，是應當加重處罰的。不然的話，就不能服人。從前封建時代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傳說，從這傳說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難道說我們共產黨不應當主張比封建時代傳說下來的一點法律上的平等更前進一步嗎?我請求邊區黨通過一個決議，警告我們黨員必須遵守邊區政府的法令。黨員犯法，加等治罪。這不是表示我們黨的嚴酷，而是表示我們黨的大公無私。党決不包庇罪人，党決不容許在社會上有特權階級。黨員毫無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這更表示黨所要求於黨員的比起非黨員的要嚴格得多。 ——《董必武選集》第58-59頁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
NO:925_8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4:20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 | |
中國人民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將近二十年的長期專政中，中國的混亂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十年，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內戰。結果，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在抗戰的八年中，越到後來，國民黨反動派越是抗戰消極、反共反人民積極。日本一投降，他們就把他們在抗日戰爭中保存的實力大量派出，全國大打。…… 長期的災難折磨著中國的人民，但同時也教育了他們。從二十年來的歷史事實，他們深深地懂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專政不改變，中國就永遠不可能安定，中國人民就永遠不可能有好日子。這個真理，不但中國的人民懂得，而且許多遠隔重洋的外國人，也都逐漸清楚地瞭解了。現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來養肥自己的奴才們，才還在那裏厚顔無恥地講他們那個臭不可聞的“法統”。而三國會議的決議，卻不但要國民黨停止內戰，並且要它放棄一黨專政、放棄它那個“法統”。 然而站在人民的頭上、吸人民的血過活的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是輕易地就放棄他們的專政的。恰相反，他們要用各種方法來繼續維持他們的專政。內戰是一種方法，製造暴行與血案也是一種方法。今天，中國還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要變不要亂”。仿佛誰要把中國變得更亂似的。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其實，“要變又要亂”的人是沒有的。中國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實代表者中囯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而且知道只有變方能止亂。與這相反，“要亂不要變”的人卻是有的，那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企圖“以亂止變”，他們正在用各種可怕的亂來阻止他們的專政被改變。自然，他們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爲所欲爲的“安定”。他們的“安定”就是全中國人民的禍亂，因爲他們的利益是與全中國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少數人的“安定”也不過是主觀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們殺不完，他們抓不完，他們關不完，因此他們就難於“安定”。他們最恨共產黨，說什麽共產黨一天不消滅，他們就死不瞑目。他們大概認爲是共產黨破壞了他們專制獨裁的“美”夢。其實，就是沒有共產黨，他們的夢也是不能實現的。袁世凱時代，中國沒有共產黨，但是袁世凱的專制寶座還是沒有坐穩。滿清時代，中國更沒有共產黨，但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萬世不變。自然，今天中國人民有了共產黨，而且是這樣成熟與強大的共產黨，對於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個重大的阻力。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就象保護自己的眼珠子一樣，這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神聖的天職。……英美盟邦記者在親身訪問了解放區之後，或者說：“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格爾德：《關於中國的近況》)；或者說：“在各個遊擊區和邊區裏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費爾特：《中國內部的危機》)。這些神奇的創造不是由於別的，正是由於中囯共產黨人無時無地不是在爲中國人民的利益奮鬥。中囯共產黨人的這種特點，這種精神，就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中囯共產黨人“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沒有飯吃，他們情願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設，他們替人民建設；遇有艱難危險的事情，他們能夠爲人民的先鋒”。而對於國民黨人，則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這樣承認，即：“在我個人感覺到，我們什麽都不行，如果有點行，我們的國就不會如此。我們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爲人民的表率，所以我們的黨員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並且受人民的厭惡……”(以上均見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總理紀念周講演詞》)。這的確是兩党的根本差別點。這也同時是兩黨許多爭論的分歧點。一個(共產黨)，一切爲人民；一個(國民黨，主要是其統治集團)，它的目的卻是爲了維持少數人的獨裁，因此它的政策與辦法，就是內戰、特務、屠殺、逮捕、抓壯丁、加重賦稅、濫發鈔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國極端混亂，它使人民極端痛苦。國民黨的論客們，你們說你們是真的希望全中國的安定嗎?那麽你們爲什麽要東拉西扯，信口胡說，不敢把真正的亂之源說出來呢?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麽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 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略有刪節 門納 有史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沒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變以至於今日，雖然有了若干次的鬥爭，但依然還是沒有一部“人民的憲法”出現。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會有什麽權利與方便，而青年學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誣衊屠殺的義務。中山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的時候，標明瞭聯俄聯共擁護農工的三大政策，認真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當時國民黨所統治的地區之內，一切愛護蘇聯、愛護共產黨、愛護農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語行動，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檢討了若干年來革命失敗的教訓，又接受了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所以要建立黨軍，因而開辦黃埔，號召青年入學，培植革命的軍事幹部，雖然中山先生不久就與人間別離了，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血液，還不會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排泄出去。中間經過五卅慘案，洶湧於全國各大都市的罷課罷市罷工的愛國運動，只有香港和廣州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支援，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撓破壞摧殘。所以當時一般的青年，都視黃埔爲革命聖地。尤其是兩次東征，青年們用熱血頭顱打陳楊劉，鞏固了革命的根據地以後，風聲所播，全國各地青年，湧出了奔赴黃埔的浪潮，當時的黃埔當局，對於這些青年，也可以說是“來者不拒”。以後的北伐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這些青年的踴躍犧牲。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輝煌殿堂，可以說是用這些青年們的頭顱來建築成的。 可是，那時廣東的國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國的廣大地區，是被認爲不合法的。因爲國民黨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封建軍閥，當然不會承認它爲合法，在那時非國民黨統治區青年，要想到黃埔去，也實在是困難而危險的，稍一不慎而被發覺了，就會走上被拘禁或屠殺的惡運。封建軍閥當然認爲他自己的這種行動是合法的，因爲他自己是被帝國主義者承認爲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當時的青年們要從死裏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們的熱血頭顱來求得民族與人民的生，在他們的踴躍犧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謂合法的封建軍閥們，不久之後，一齊都望風披靡。而從前所謂不合法的廣東國民政府，現在也屹立於紫金山前，一變而爲合法的了。 這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麽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呢?一方面，是這些不惜爲國家民族而灑熱血抛頭顱的青年們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炮轟下關，血洗濟南，他不敢反抗；散佈在各地的封建軍閥官僚，只要旗幟一換，就可以加官晉爵。他是跪在帝國主義胯下，伏在封建勢力的懷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從前在廣東時認爲合法的青年們的種種言語行動，如今又轉變爲不合法的了。如果這些青年還不識相，還要保存著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還要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話，那就會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大屠殺，枉死城裏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萬。靠青年起家的黃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龍庭上，發出猙獰的狂笑了。 可是，算盤又還打得並不怎麽如意。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隊伍，又在江西開闢了根據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閻馮之流，又隨時要設法分庭抗禮，“天下”還沒有完全成爲“一家”，又靠什麽去替他征討撻伐呢?當然又還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現在的號召青年，並不象從前在廣東時那樣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術了。 從黃埔演變而來的軍事學校，四面八方的去開展，用種種方法引誘大量的青年進入這座學校，灌注一些“命令重於生命”的迷魂湯之後，再替他到沙場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學校中，則黨義、軍訓、紀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劑。周考、月考、期考、會考、文憑，就是重重枷鎖。党權高於一切，服從領袖，聽到“領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個天真活潑的青年，受了這樣黨化的幾年教育之後，就會變成死板板的沒有靈魂的奴才。如果有不願意替他做炮灰、或不願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現了一點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誣衊爲“共產黨”。被加上這一名詞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說，自從黃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龍庭以後，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國青年，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爲奴才，便要被誣衊屠殺而成爲冤鬼，當中沒有別的路，如果還有別的路的話，那就是死裏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 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踏步向中國前進，國亡無日，全國青年奮勇起來的愛國浪潮，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愛國有罪”。木棍、石塊、水龍頭，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們的禮物。“攘外必先安內”，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區域內的“安內”的良方，而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爲合法的。 經過西安事變的當頭一棒到蘆溝橋的炮聲，全國青年如瘋如狂地湧上抗戰前線，參加了各種抗戰工作，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氣，認爲“自由”來到了。然而，曇花一現，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他不曾負擔起他應該負擔的團結全國青年的神聖任務，反而造成了使全國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當特務，同學如寇仇，製造摩擦，釀成慘案，不一而足。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與支援下，他們的一切行爲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執行嚴肅工作而使他們看得不順眼的人們，都被認爲不合法而送入集中營。集中營如雨後春筍地建立起來，成爲大規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這就是高坐在重慶小龍庭的帝王在抗戰期內對青年們所樹的德政。 日寇投降後，這個合法政府已經無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來進行“安內”的工作。在抗日戰場上望風披靡的英雄們，現在一變而成爲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魯門赫爾利馬歇爾等的助紂爲虐，內戰英雄們得意忘形。然而全國青年是不甘心讓這些英雄們置民族國家於死地，一齊怒吼起來了。從昆明的“一二一”慘案到重慶的“二五”、“二八”慘案，中間經過不知多少洶湧澎湃的浪潮，在所謂合法政府的心目中，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從黃埔出身的關麟徵杜聿明，在“你們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開槍的自由”的黨義下，進行了合法的殺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佈爲“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黎望. 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學人、誨人不倦的長者、堅貞不屈的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在李公僕先生的血迹未幹、全國人民創痛猶新的時候，又被法西斯特務反動派暗殺死了。 這是中國反動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無恥最卑劣的暴行；這是反動派千百種罪惡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惡。這樣一位千百萬人民愛慕的長者，這樣一位學行優異的學者，僅僅是爲了執著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就不能見容於中國法西斯反動派。最後是出於這種最卑劣、最險狠的暗殺行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反動派對於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難想見。 由於李公僕、聞一多先生之被暗殺，已經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務猙獰險凶的面目，已經使全中國的人民警覺到，反動派已經不惜與全國人民爲敵，要實施血腥的屠殺政策!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缽，已經反動派一手繼承下來；一切專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已經完全做了。反動派已經集了一切橫暴、險狠、卑劣、無恥的大成。反動派也許在得意的獰笑吧：可是，別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個李公僕，是一個聞一多，然而繼續起的將是千千萬萬的李公僕、聞一多，千千萬萬爭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鎮壓不了、也是屠殺不了的；要不，一切暴君的統治就該永不會動搖了。米蘭街頭墨索里尼的屍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屍灰，該就是殷鑒不遠的。在反動派的眼裏看來，大概以爲這種血腥的恐怖政策，將會鎮壓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運動，封堵住一切人民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切專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爲，最終是逃不掉滅頂的命運的。要想這樣來屠殺盡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夢想。人民的力量正如象勒納湖裏的水蛇樣，是會在切夫頭的頸上，重新生長起一個頭來的。至於反動派這種自絕於國人的行爲，正如象漢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說：“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反動派要想用這樣的屠殺來恐嚇、來鎮壓住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中國人民在這種血腥的暴行前，對於橫逆的忍受到了極度的時候，中國人民將會表示自己的意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反動派也就會臨到入墓的時候了。 在生者的創傷、死者的血痕前，雖然會使一些善良者歎息、劫懦者卻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猶疑者堅定腳步，而千千萬萬被死者的血浸漬的戰士，將會跨過死者的血迹，奮然前行。 七。一六昌晨五時欲哭無淚中寫成 ——《新華日報》1946年7月18日 中國人的人權，直到今天，還沒有一點保障。抗戰以前，成千累萬的愛國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緝；現在政府也感到這樣明目張膽地幹，會引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抗，同時也有礙“國際觀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學生、教師、工人……各種愛國分子的名字都寫上了特務機關的黑名單，讓他們“自行失蹤”，暗暗被殺死，永遠沒有人曉得。 但是公開的逮捕，還是一樣毫無顧忌。重慶市不到一月之內，就有幾乎上萬的人被抓去，送到師管區，沒有拘票，不根據任何法律，高興抓到就抓了關起，稍不順從，就開槍打；還製造了一個只有政府當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爲了“國際觀瞻。”暗逮明捕，既然都是爲了觀瞻；那未在黑名單沒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沒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沒有釋放之前，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政府宣佈的“保障人權”，不是爲了“觀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舒蕪 搶劫、放火、搗毀、暗殺，肆無忌憚地做著這一切，然後又掩飾、推諉，儘量地把種種美名歸於自己，把種種惡名歸於別人，這是一年以來我們見慣了的現象。 也許有人想，這究竟還算知恥。 不，不是，這正是充分的無恥，是無恥主義的基本原則。 無恥而成爲一種主義，成爲一種體系，就不是簡單的東西。在那個體系裏，貫串了一個無恥的方向，一切都統一於這個方向之下，一切都是無恥的。 他們取美名而避惡名，這並不是尊重美惡的標準，承認美惡的分別。在他們，這乃是對於客觀真理的侮蔑、對於人類良心的玩弄；正是利用客觀真理，騙取人類良心，以保證他們的無恥的存在與進行。 當然，“墨寫的謊話，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他們也未嘗不知道。人類良心之終於不會被騙去，他們自己比別人更清楚。然而，他們的謊話還是要說下去、謠言還是要造下去。所以，連騙人的效果，他們甚至也並不企圖；他們乾脆覺得騙人都不必要，胡說一遍，僅僅是對於人類良心、對於這世界上的一切道德力量與精神價值的最卑污的嘲弄。 做了那些事之後，如果還真有一點知恥，該是聽到那些美名都不好意思起來、更不敢從自己的口中說出的吧!然而，迎新送舊的妓女說著堅貞、出賣人肉的販子說著義氣，當這種時候，這“堅貞”與“義氣”，又究竟被變成什麽東西了呢? 無恥主義者如果也有哲學，那就是徹底的人類憎惡、人文的滅絕。在這一點上，恰與正宗的法西斯主義息息相通。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一切美好高貴的東西，都是他們所憎惡的。惟其憎惡。所以不僅在行動上要摧毀它，而且在口頭上還要玩弄它。 自從希特勒的國會放火案以來，這衣缽傳承不輟，由西而東，變本加厲。騙，是沒有一個人被騙到的。一幕一幕，只足以證明他們愈變愈成爲非人類，愈來愈沒有任何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援。換句話說，也就是證明瞭他們的存在究竟應該在什麽地方，究竟在不在這個人類的世界。那麽，也不必嘲笑他們的宣傳技術的拙劣了。在他們，是只能這樣、也只要這樣的。 ——《新華日報》1946年8月22日 讀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報的《風氣與秩序》的社論後，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風氣與秩序來。 這大半年以來，從一二一昆明的“國軍”用機關槍、手榴彈，殺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學生與教師起，一直到最近暗殺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東，又由東到南，數不清的打與殺，以及每天都有的貪汙作惡，在中央日報的社論作者看來，算是什麽風氣與秩序呢? 由於老百姓對那種風氣與秩序不能“容忍”，向政府要求過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統治者就認爲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就認爲是必須“戡”的“亂”；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黨專政，而被稱做“中共的尾巴”，並且暗殺其領袖；社會賢達不能容忍，贊助了中共與民盟的主張，而被誣爲“受利用”，列入黑名單；國民黨內的開明者不能容忍，贊成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即被視爲“不穩分子”。 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而反動派則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禦用的“民意”機關，發出“請求政府戡亂”的通電。於是凡是不容忍反動派那種壞風氣，壞秩序的老百姓、共產黨、民盟、社會賢達，乃至國民黨內的開明者，都在被殺、被捕、被戡、被排除之列了。曾經有人向中國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這就是叫中國人民永遠作反動派的奴隸的意思。這是多麽如意的算盤啊! ——《新華日報》1946年8月20日 紀懿 最近有人偶爾看見了一份後方各大學的“黑名單”，印得很精致，硬殼，封面是全黑色，裏面的字，當然也是黑的了。 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據說很少，每個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樣，推其意，大概是“共產黨”、“民主同盟”之謂。可見這份“黑名單”不但印得精致，在他們做“調檢工作”的時候，也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可惜的是，它雖精致卻不精確，據說依看見的人所知來斷，被列入的大都是無黨派的純潔青年。只是他們平時也關心時事，希望和平民主。於是紅帽子一頂就給硬帶在他們頭上了。 民主同盟原是國共兩黨之外的黨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組織，因爲主張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產黨的週邊組織”的“榮冠”。共產黨是“赤”，那麽，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紅”的了。於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改組政府的，就一律歸劃“左傾份子”，非“赤”即“紅”，非“共產黨”即“民主同盟”了。 黑名單上的“共”、“民”小注，想來他們也找不出真憑實據來。只不過把不順眼的、不跟著自己搖尾狂吠的人古腦兒寫上去，再照“不順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順眼的當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們這樣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爲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並非幹拿津貼，於是就煞有介事似的來了一個分別。 黑名單“史”的考證，無法做到；因非“個中”人，不明“個中”事。可是記得離打國仗前還很久，就聽到這個在小孩子聽來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辭了。抗戰前列入黑名單的是爲了他們要求“抗日”、要求“救國”。抗戰中列入的是爲了要求“民主”、要求“堅持抗戰”，勝利後列入的是爲了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民主”。這樣看來，戰前不肯抗日救國、抗戰中實施一手獨裁打算跟敵人妥協，勝利後要繼續獨裁下去打內戰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單、要一手殺盡“黑名人物”的人們了。 十八年來。被壓死在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計數，黑名單也不知燒毀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無數優秀青年的性命，就在這“燒毀”與“新制”之間被兒戲般地斷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槍殺、被毒害、被活埋卻象死了又復活一樣，永遠殺不盡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黑色象徵死亡，可是它也是“鐵”的表像。“黑名人物”正是錘煉中的黑鐵，這些鐵塊，將要在千錘百煉中成爲堅韌的純鋼，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單的製造者，終歸要被層壘高堆的黑名單壓死。不見俄國的沙皇?又不見希特勒正在忙著印黑名單的時候，自己首先垮了下來? ——《新華日報》1946年7月2日 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復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什麽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短評 磊落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報》載：“市政府鑒於各階層人士守法精神不夠，擬於最近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研究‘守法運動’具體辦法……。” 打風在重慶流行，實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夠了，但這些違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麽人呢?檢查一下：一連串殺人行兇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槍桿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負維持治安責任的人幹出來的?幹了之後，個個都逍遙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夠的不是別人!正是這批踏在人民頭上爲非作歹的傢夥!要誰守法呢?請老爺們說明白點! ——《新華日報》1946年5月26日 田家英 讀史記《秦始皇本紀》，覺得奴才的見解常有其獨特的地方。秦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於是忙煞了一批幫閒、幫兇、走狗之類，浩浩蕩蕩。除了三呼“陛下神靈聖明，”揚著鞭子，監督奴隸刻石歌頌功德，這些唯唯諾諾或者嘁嘁喳喳的奴才，便忙著“使天下無異議”，策劃“安寧之術”，改官制，嚴刑罰，強化特務基層活動，運用嘍羅監察網。這裏，最有名的自然是“焚書”與“坑儒”。焚書，這在中國“書缺有簡”算是最早了吧，非秦書，皆燒之，詩書百家語欽定不准讀，准讀的是醫藥蔔筮種樹之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讀核准的書，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過，雖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豈非顯出奴才身份並不高貴了麽?所以站在奴才立場最好的不是奴化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當掘一個大坑，推他下去。於是便有異議了，秦時當有言論，可惜不及詳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張，那宏文是：……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諸生不是所謂“真儒”，而是當時干犯禁令的人，所謂禁令現在雖無當時什麽《出版法》或《檢察條例》可資考證，但“或爲妖言以亂黔首”，必然是“亂黨和反動分子”，亂党和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綱紀嗎?蕌 進一步來講，所謂“儒”……應該是明大勢，識大體——瞭解始皇從分割中求統一之心，最少是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不造謠言攻勢“宣傳反動思想”……(《民意》一六八期) 這篇話，給我們活畫出橫眉怒目，一張吃人血口，這些“亂黨和反動分子”爲什麽不“明大勢，識大體”呢?我們看到一種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們仰視光明，要掙紮，不安於眼看淪爲奴隸。 這種奴才在秦始皇當時是很多的。單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鏑，棄市，戮車裂，抽脅，磔等等二十餘種，應有盡有，污蔑人類的刑罰，獸性與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類天性了嗎?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鳴鞭自傲的奴才，他會覺得殘酷就是道德，諂媚就是學問，屠殺是他的本能，沒有人供他們殺戮，他們會失業的。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著他人血迹，使自己發肥的總管。然而站在主子立場又不盡是這樣。殺一人而安天下，統治者自然要爲，但是屠戮淨盡誰又來作奴隸呢?所以主要的辦法還需別來一套，這樣，另一種奴才就大搖大擺地走出來了。李斯就是一個。“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這是一種隻知助虐固寵、毫無原則的人，他的辦法不同的，“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以爲鍾呂、金人十二”，對於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現代話說是“整飭學風”，方法是：統制教授“有學法令，以吏爲師”，特務橫行，暗探林立，有言詩書百家語者“隨時報請撤懲”，“士學習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學生干涉行政之風”。總之一切設施不過爲著使諸生與真理相遠，與現實相離，將來，理想社會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師今而學古”，戀著過去也爲法令不容，“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諸生爲要多少“知”一點去想呢?當然不准。同時還準備著一套萬一要想，也得依著自己的邏輯，避免想出毛病來。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這就用著第一種奴才作爲補充，開除，思想測驗，失蹤，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始皇用著這兩種奴才，是成功了的，諸生在欺騙、壓制之下，觸不到新的現實，聽不到新的聲音’“由聾而啞”，緘口結舌，最多也不過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類征服下來了。 但是李斯之流卻沒有看到另外還有力量。 這決不是國治天下不平了。事實的功德圓滿卻是與原意相反，統制是爲了“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可是還來不及“把‘諸生’改爲新的名詞”，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焚書，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卻並不是儒——亭長，走卒，翁牖繩樞之子，田亡隸之徒，根本不讀詩書的人。沒有武器，他們會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若問秦並海內，兼諸候，南面稱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爲什麽被一批烏合之衆，一群死囚，幾根木竿，亂者四應，秦的政權摧枯拉朽，統治立摧? 賈誼說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仁義不施”：防制異己，壓迫文化，束縛思想，箝制輿論，以刑殺爲威，以收括爲務，踐踏，奴役，納賄，貪婪……天下大亂，更加甚的常常是這些謀籌劃策，唯唯諾諾，或者嘰嘰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報》1941年12月8日 田家英 “能懺悔的人”，據說“精神是極其崇高的”。最透底的懺悔是從新的做人，斬犯綁赴刑場，爲了表示不甘屈服，總得大叫幾聲“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快刀從頭頸飛過，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長，二十年後依舊是鋼筋鐵骨，依舊是一條好漢。這方法在中國，流傳是頗廣的，而且越來越高明。不甘落後的人加以研究，覺得二十年畢竟太長，麻煩得很，於是另有新法：趕緊“貸款”，趕緊入黨，趕緊做好漢。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漢們，也自有其內心的苦悶在。“反動”已經變爲“革命”，舊英雄已經裝成新英雄，“名繮利鎖之中”，“鼓舞喧鬧之境”，耍猴兒戲的最怕人揭開面具，望著他毛茸茸的臉皮，問起如何前後不符，直弄到騰挪不得，觸及隱處，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當今天的看”。 這就是今與昔的差異。 自然，消極地表白終究不算善法，一來爲了體面尊嚴，一來爲了證明自己從“不知道‘轉變’”，聰明人往往就會把過去說得含混模糊，或者把舊帳陳迹扮飾得雪白瑩淨，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這類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單看每臨紀念，報紙期刊上總常有許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過領餉作事的編輯，訴說他一直就爲新文化戰鬥，但彎子一繞，又在另起爐竈，從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幾位教授文人在作“光榮的回憶”。甚至連鄭學稼、梁實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遊行示威，宣傳講演，制旗幟，貼標語”，使用過“喚醒沈醉的大衆的手段”!結論如何?不過從“五四”證明“學風”的亟待整頓，學生不應過問政治。(引文均見《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這裏躲閃不開。戰士闖將與吃肉吸血的幫閒之間隔一條多寬的鴻溝，但事情卻偏會作弄，在同一個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與昔有著如此的差異。 “覺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這精神是不錯的。但卻必須是大體上能明是非，辯黑白，至少也本著良心奔赴去路，倘若僅隨勢力旋轉，爲了津貼領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兩下嘴巴，淌幾滴眼淚，用歪曲來證明內心的忠誠，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險惡的構陷，把世事塗飾得漆黑一團，以之騙人，兼騙自己，這就比之簡單抹煞歷史，更卑劣得多。 不過，這卑劣中卻仍然存有點“古道”在，因爲究竟還承認有過那篇帳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來愈爲精進，恐將不久，好漢們連“改帳”也嫌麻煩，乾脆算盤一響，帳簿一翻，就把兩眉一橫：“那是我?——我一直就在這邊。”在好漢們身上，今與昔是難於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鷹，作蟲類。 ——《解放日報》1942年7月10日 | |
NO:925_9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04:31 | |
| 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 | |
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新聞自由——人權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載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報》)，對戰後世界的言論，特別是新聞自由的問題，抒發了更深一層的探討，提出了更具體的方案。雖然他認爲“宣傳造成了希特勒”一點，還有值得討論之餘地，但是他說當時國際間缺少一種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新聞服從於統制”的事實，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國的例子來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衆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衆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於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裏，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分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裏面。 威爾斯先生真知灼見地指出：這種“新聞統制”和毒品貿易人口販賣同樣的是一種有關全體人類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企圖行使這種法西斯制度的時候，正象我們不能聽任一個國家用鴉片毒品來荼毒其餘各國人民幸福一樣，除了用國際道德輿論遣責之外，還該有一種集體的國際機構的力量，來制止和消滅這種罪惡的滋長。他強調地指出：只有這種國際機構的具體的明文規定和實力制裁，才能保證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論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再度生長，而這種國際規定，絕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對派”所叫囂的所謂內政干涉。正如國際機構切實調查和制止一個國家的販賣吸食鴉片毒藥不能算是內政干涉一樣，戰後國際機構經常不斷地調查和阻止“新聞統制”正是保障國際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樂斯氏具體地建議：“規定一個國家必須能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其已予其國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爲人民不可動搖的權利。”當然，單單憲法文字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國際機構要求每個政府都能以實踐這種規定作爲參加國際機構的條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剝奪了人民的各種自由而提出控訴，這樣的問題應當由國際組織的國際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個政府觸犯了它加入國際機構當時所作的諾言，破壞了它應當履行的義務，那它就顯然再沒有資格被認爲國際社會的優秀分子，並應當受到國際機構憲章可能規定的制裁與懲處。”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麽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德黑蘭會議莊嚴地宣言，我們要創造一種“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衆的好感”的和平，這是沒有“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的“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大衆之好感，而企圖剝奪絕大多數人民大衆之自由的分子將會沒有資格跨進“民主大家庭”的大門，因爲在這大家庭的門上已經挂出了一條家法：“剝削言論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內。”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社論 原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羅斯福總統在其致美國第七十八屆國會咨文中，提到了美國國內右派反動分子的問題。他說：“真的，如果這種反動發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們又回到一九二○年後的所謂‘正常’時代，那麽，我們敢斷定，我們縱然在國外戰場上克服敵人，但在國內也必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羅斯福總統在這裏不但爲美國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而且爲其他許多國家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我們敢說：許多重要國家國內的右派反動問題，決不止於是一個國內問題，這必然成爲一個國際問題。由於一個國家在國內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因而它在國際間也必然成爲法西斯主義的支柱，而不能爲民主主義的支柱。以故目前講求國際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講求國內的民主。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因爲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懼的東西就是法西斯主義。羅期福總統主張免除恐懼的自由，應當首先解釋爲把法西斯的威脅和恐怖加以徹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國家國內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徹底免除，那就等於整個國際間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解除。 無論國內的民主也好，國際的民主也好，都要從本質上表現，形式是次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民主就是人權。人權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權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權利。人民無法行使權力，也就無法享受權利。目前測量民主的程度，不僅是拿享受權利來做標準，而且是拿行使權力來做標準。我們不要以爲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僅僅是一個權利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權力問題。只有實際行使這種權力；才能叫做享受權利。 在這次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在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民都感覺到他們國內的民主非常不夠。羅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認一個《第二人權宣言》。在保障人權方面，我們中國更應當與我們的偉大盟邦——美國——競賽。再者，民主與和平是密切聯繫的。這就是說，國內的民主與國內的和平是密切聯繫著。同時，任何國家內的民主與和平又與國際的民主與和平密切聯繫著。我們中國今天與英美兩大盟邦比肩作戰。……因此，也就是爲了國際的民主與和平而鬥爭。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社論 近來，各地方談論言論自由的很多，這現象該值得興奮和鼓勵的吧?!這無論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這樣的需要，都認識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訪英團回國之後，王雲五先生談到過英國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我們已經評論過了。那天在國民參政會上，訪英團也作了報告。其中說到：“英國原爲言論自由國家，各地報紙向來很發達。”這句話在我們讀了之後，真是感慨頗多。原來報紙發達，是以言論自由爲前提；言論自由有促進報紙的發達，又由訪英團加以證明瞭。輿論沒法蓬蓬勃勃的發展，這對輿論界是件苦事，對政治卻是個損失。這些話本來都是老生常談了，可是談到言論自由就總會聯繫到。 問題還不只此。訪英團還提到英國文化界希望加強中英文化聯繫，特別注意交換教授學生及圖書等事。這是很重要的。正象訪英團所說：“雙方應即積極推動。”英國既“原爲言論自由國家”，學術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麽，交換而來的教授和學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出來的。他們的思想是沒有受過任何限制的，言論在戰時所受的拘束是也與平時差不多的，這也就是說他們只看得慣過得慣這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歡迎他們來，是歡迎他們到一個民主國家來，在他們想象中是和他們本國一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怎樣才能讓他們證實這種想象呢?怎樣才能使他們有“和在家裏一樣”的感覺呢?反過來說，英國既認中國是民主國家，一定希望中國的交換教授和學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現出中國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這些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須有民主自由，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進，才有意義。寫到這裏，可以舉一件小事情，說明沒有民主自由，是阻礙國際文化合作的。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國留學生監督控制學生思想的辦法廢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學生到美國大學和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因爲思想言論自由是美國的民主傳統，特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民主國家親密團結的時候，不能不對違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議。雖然這項要求，政府是否接受，還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來，各國就該嚴重注意了。這實際上是要求把國際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則，就是說，這種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義爲共同的出發點和基礎，民主國家只能幫助民主國家，也只能向民主國家獲得幫助。從國內人民要求、國際潮流所趨看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趕快從原則的討論，走上切實的現實了。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0日社論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日――獨立紀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國人民發表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文獻――《獨立宣言》，從此展開了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獨立戰爭。爲《獨立宣言》中“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國人民，曆盡困難挫折，奮戰八年，終於贏得了民族革命戰爭，如列寧所說的，是“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獨立宣言並昭示我們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不可分離的真理。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獨立宣言》、消滅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遜，黑奴解放者、窮木工的兒子林肯，領導美國反法西斯戰爭、倡導四大自由的羅斯福，就是代表這一獨立宣言歷史傳統的美國人民的領袖。中國人民歆羨美國人民的光榮歷史傳統。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不折不撓地爲自己的獨立民主自由英勇奮鬥，並經歷了自己的“獨立戰爭”――抗日戰爭。由於今天中國的環境與一百七十年前美國的環境不同，在中國人前面，不僅有封建勢力，而且還有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中國人民在百年艱苦鬥爭和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沒有能夠向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之後，迅速實現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今天大半個中國的人民正在呻吟與國民黨獨裁政府的虐政之下。這個政府，正如美時代雜誌記者所稱呼的，是一個“惡政府”。引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它“一貫地追求同一目標的一連串的虐政和篡竊，證明有把人民置於絕對專制之下的陰謀。”《獨立宣言》中說：“推翻這樣的惡政府，並爲人民的日後安全設立新的保障，就成爲人民的權利和天職。”可是我們中國人民向來是最寬大的。今天中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惡政府”，並不運用美國獨立宣言所說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權利和天職”，而只是要求它放棄“絕對專制”，經過和平的政治協商方式，把現政府改組爲民主的聯合政府。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人民這樣仁至義盡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採取了什麽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發動大規模內戰，就是加強特務恐怖，就是血腥鎮壓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運動，就是不惜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利益來維持它的“絕對專制”。對於中國這樣也“惡政府”，美國當局方面採取了什麽政策呢？誰都知道，美國當局今天的政策，是無條件地以強力支援蔣介石政府，使它有恃無恐地堅持獨裁內戰，陷中國於內戰、恐怖和貧困的慘境。美國當局，除了已經進行的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如以大量物資供給、裝備、訓練、運輸蔣軍，替蔣軍護路、築路、保護港口、長期在華駐軍等方式助蔣內戰）以外，還向美國國會提出軍事援蔣法案。這個法案，不僅將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而且將使蔣軍完全成爲外國的附庸，將使中國變爲菲律賓第二。這就是說，美國帝國主義分子，通過中國的獨裁者蔣介石，企圖使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還要嘗受殖民地奴隸的滋味。這是中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美國人民是不難瞭解中國人民這一正義的立場的。他們一定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還要受另外一個外國的統治，繼續殖民地的生活，那麽美國人民能不能忍受呢？顯而易見的，美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幾不願做奴隸，也不願當做奴隸主。”但是在今天美國，卻有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正在妄圖做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奴隸主”。無疑的，曾經飽嘗過殖民地壓迫並從這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美國人民，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對於中國人民的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的鬥爭，是一向具有熱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惡政府”所統治，那麽中國不會有和平，世界也不會有和平，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災難，也是對美國人民的災難。因此，美國人民對於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想做“奴隸主”的企圖是痛恨的。美國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對當局干涉中國內政的運動正在增長；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宣言、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紐約分會的反對使美國陸軍訓練中國軍隊的決議和德拉西議員在衆議院的發言僅僅是幾個例子而已。際茲美國國慶，我們除向美國人民致熱烈的慶賀外，並號召他們發揚獨立宣言的光榮傳統，一致起來制止當局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軍火，要求當局立即撤回在中國領土上的海路空軍，要求政府和國會撤銷軍事援華法案，迅速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這樣使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能夠不斷增進，中國兩國的經濟文化關係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日益發展。我們中國人民堅信：我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鬥爭，必然獲得美國人民及其他各國人民的有力的聲援，正如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獲得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戰爭中獲得歐洲大陸各國人民特別是英國人民的聲援而阻止了英國當局的干涉一樣。中國人民一定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國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國人民運動的聲援下，不管還有許多巨大的困難和阻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們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7月4日 | |
NO:925_10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11:15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民主精神 | |
今天是第十屆記者節。回溯這個節日誕生的歷史，這個節日適合全國人民餘輿論界爭取抗日自由、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分離不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繼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激起了洶湧澎湃的全國救亡怒潮；當時各地新聞記者亦都爭先恐後，捲入這一怒潮，並紛紛向國民當局要求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壓制輿論、保障記者抗日權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國民黨當局乃發佈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此表示（雖然在這一命令發佈後，國民黨當局仍繼續壓迫和摧殘抗日的記者和輿論機關，如史量才的被暗殺、杜重遠的被判處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個抗日刊物的橫遭封閉等），這乃是全國抗日人民和輿論界艱苦鬥爭的初步結果。嗣後“九一”這個日子，便由全國新聞界定爲記者節。每年此日，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爲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的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因此“九一”不僅是記者的節日，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節日。 在抗戰初期，政治比較進步，國民黨當局對於輿論界的壓制曾一時減輕；各地新聞事業，特別是在武漢，曾呈現了一番蓬勃的氣象，對於發揚民意、動員民衆，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幾何時，在武漢失守以後，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隨之而來。幾年來國民黨內反動派鉗制輿論、摧殘民意的行爲，日甚一日。到了現在，大後方輿論界已經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氣消沈、邪氣高漲的可痛現象。在今年紀念九一節的時候，我國的新聞事業正經歷著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制政策，口口聲聲強調“戰士統制”之必要，又把這種統制描寫成爲“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在“戰時”，是在抗戰的進程中，而抗戰正是爲了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照國民黨的說法，它的新聞統制，似乎應當符合於抗戰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然而事實上怎樣呢？ 孫龐等逆率部投敵，吳逆開先奉日寇之命回渝進行誘降活動，逆迹昭彰，鐵證如山，國民黨宣傳機關卻不特隱匿其賣國罪行，反而曲加辯護，稱之爲“剛強堅貞”、“矢忠矢勇”。第五縱隊托匪張滌非等九個人開會十分鐘，假借名義，狂吠反共，挑撥內戰，破壞抗戰，爲全國正義人士所不齒，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竟將張逆通電廣爲傳播，勒令各報照樣登載。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後，抗擊在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僞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的戰報是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領樂聞的，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顯而易見的，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種新聞統制的方針，倒很像是爲了準備投降日寇哩！ 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以爲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爲“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據民國廿六年政府統計，當時全國報館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大後方報紙獲得核准者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尤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務混入新聞界胡作妄爲，另方面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起使他們俯首帖耳，供其驅使。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後方的新聞事業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這種現象，又正是實行獨裁、摧殘民主的標誌。這樣的新聞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 就民生問題而言，讓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河南災荒，來再次說明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是怎樣執行的。河南災況的嚴重爲近百年來所未有；凡有人心，聞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當局正應督促各報據實披露，向海內外大聲呼籲，庶幾可以籌集鉅款，救濟三千萬災黎的生命，爲國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氣。奈國民當反動派，爲了粉飾太平和掩蓋其救災不力的責任，竟令國民黨報之拒絕登載輿在的消息，同時卻大吹大擂，發表宋美齡宋子文等在美國和英倫不負責任的言論，說“中國沒有災荒”，一直欲蓋彌彰，騰笑中外。而國內報紙竟有因發表爲豫省難胞呼籲的文字而遭處罰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報發表這樣的社論而被處罰停刊三天）。這樣的蔑視難胞痛苦，喪民族元氣的行爲，誠不知國民黨反動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積居奇的頭子不准揭發，貪贓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還有抗戰力量，所以亟亟于惡化民生、摧殘民力呢！ 綜上以後，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之點，這種反動的新聞統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爲了推行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制輿論，壟斷輿論，是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爲天堂，”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的藍本。 和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完全相反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正確新聞政策。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漢奸和法西斯第五縱隊則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遭受嚴厲的鎮壓。各種報章雜誌及其它宣傳品，只登載有利於抗戰、有利於民主、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論，而破壞抗戰、破壞民主、擁護法西斯的文字則絕對不准發表。報紙和人民大衆維持著密切的聯繫；除了職業的新聞記者深入民間採訪以外，還有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紙投稿；記者們在前線一面工作，一面戰鬥（如何雲同志即爲其中英勇犧牲者之一），在後方則於業務之暇，積極參加生産。這樣的新聞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聞政策。在大後方，亦應當實行這樣的新聞政策，但是這有什麽希望呢？ 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其手段之毒，爲害之烈，有過於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袁張等屠殺少數異己記者,已經鬧得全國騷動，而國民黨反動派則更進一步，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爲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此種政策，若讓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則不特全國新聞事業有毀滅之危險，而且民族正氣將被喪無餘，抗戰大業亦將遭受不堪設想的損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大後方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提出紛紛抗議！在今年紀念九一記者節的時候，全國熱心抗日、愛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臨了！墨索里尼已經倒臺，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爲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讓我們加倍努力，爲抗戰和民主而奮鬥吧！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9月1日 爲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發表“對於當前經濟問題的意見”書，全國工業協會亦於日前舉行座談，提出很多極其寶貝的主張，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實在是一件使人十分興奮之事！ 今天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並不是偶然的。抗戰打了八年，後方的生産事業是在沈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縛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掙紮著。勝利到來了，一些碩果僅存的工廠，不但未曾複醒，反而在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遇到更嚴重的災難。中小工業不要說，就連中國興業公司、渝鑫鋼鐵廠等十餘家規模較大的工廠，亦在這個時候，頹然倒下了。政府對於這個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購生産的貸款，變爲收購機器和設備的貸款。這種辦法意味著當局所著重的，不是怎樣爲工業界打開一條出路，而是樂於爲他們送終！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強大的外國資本可以來中國投資；中國的民間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居高臨下與外國獨佔資本結不解之緣的官僚資本可以在各重要生産部門勃興起來。在當局的這種打算之下，中國民族産業的生存自然發生問題，也就使他們不能不起來抗爭了。“苦幹不問外事的作風走不通了（李燭塵先生語）。” 今天的中國經濟的確使人擔心的。官僚資本和外國的獨佔資本貪婪地進行無情的襲擊。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原來是以輕工業爲依據的，但現在收復區中的棉毛絲麻等，幾乎全部國營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謂國營，其實就是官僚資本的“官營”。因此，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工業將來會變成日本那個樣子，全國的經濟命脈由幾個大財閥所獨佔。這種看法自有其中肯之處，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戰前的日本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個大財閥並未成爲另一個國家的獨佔資本的附庸。中國的情形，恰恰與此相反，如果離開外國獨佔資本之支援，則中國的官僚資本是不容易發展到支配與操縱地位的。所以假如繼續在買辦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國經濟就可能變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體。 中國將要走什麽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對不民主或假民主的鬥爭，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自由的國民經濟對官僚資本和外國獨佔資本所壟斷的半殖民地經濟的鬥爭。中國的人民大衆（連民族企業家在內）爭取前一條路，而少數反民主的買辦官僚，則想把中國拉回去走後一條路。我們中囯共產黨是一心一意和中國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澤東同志在中囯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經營三者組成的”。二個月前，周恩來同志在星五聚餐會上亦指出：在這三種資本中仍然是私人資本占多數，今後中國必然要經過一段保護私有財産，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我們要反對的是官僚資本、壟斷資本與侵略資本。（反對侵略資本並不就是反對利用外資，我們是在不妨害中國主權之下，歡迎外資的）我們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的態度，是和全國經濟界（特別是民族工業家）一致的。 或許有人把我們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的主張，當作在野黨的宣傳吧，過去數十年的教訓，特別是當局這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訓是這樣的，誠然使人民對任何人不敢輕信。我們的的確確認定中國必須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我們的政策處處著眼這一點。在陝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中，新的富農經濟是在農村中發展起來了；一些地主的資金轉移向工業投資了，中小型工業大量地在每一個角落長大起來了。我們在民主的解放區中已經這樣做，我們決心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國其他各地去。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的內戰與封鎖的話，我們是歡迎後方與收復區的經濟界人士，去參觀，去看一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做的。 正如政治一樣，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一個轉扭的關頭。我們歡迎産業界的代表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爲經濟民主而鬥爭；我們歡迎全國經濟界的人士在會外在各地爲這個問題而努力。在這裏我們和你們的見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個政治民主的中國不能不是一個經濟民主的中國。我們將同心協力爲中國政治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新華日報》社論1945年12月31日 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去年宣佈以六月十四日爲聯合國日以來，到現在已經一年。去年有二十八個國家慶祝這一個節日。紐約曾有五十萬人的空前大遊行。今年聯合國勝利在望，全世界對於這個節日的慶祝，必定更加熱烈，更加盛大。人類的命運，現在處在決定的時機。決定人類的命運的，乃是此次大戰的結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此次全世界人類反對法西斯野蠻侵略者的神聖戰爭中，我們中國進行了對日抗戰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勢武器在敵後堅持至今的遊擊戰爭，乃是我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偉大奇迹。我國六年的抗戰，誠如中囯共產黨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樣，一改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由於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把持國柄，勾結軸心，對外屈辱，對內反共，我中華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無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經過了六年的團結抗戰，我國卻已經被列入世界四大強國之林了。 這種鐵的事實，證明瞭中囯共產黨從九一八起就主張的對日抗戰乃是完全正確的，也證明瞭當時主張屈辱投降的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是何等可恥。我們慶祝聯合國日，我們慶祝聯合國的勝利，慶祝人類正義之勝利，也慶祝中華民族的強盛，慶祝抗戰的勝利。反對法西斯，不僅爲了人類的現在，而且也是爲著人類的將來。現在所進行著的世界戰爭，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産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 共産主義者贊成最廣大的民主，這是無庸多說的了。而此次世界戰爭爆發後美總統與英首相同擬的大西洋憲章，也規定了人類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聯合國日發起人羅斯福總統在去年今日的演說中，再一次強調了維護人類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說：“信仰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與敵人之主要分野。” 又說：“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類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氣、日光、麵包與食鹽之不可須臾或離，剝奪人類所有此等自由，則彼等必將無法生存，剝奪其一部分自由，則其另一部分必將枯萎。”我們慶祝聯合國日，就要維護民主。我們慶祝聯合國日，乃是爲了擁護民主，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原則，它對外則主張“亞利安種族至上”或“八一宇”的併吞，對內則主張“盲從領袖”、“全民政治”、“全民經濟”的獨裁，反對共產黨，壓迫人民大衆，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毀無遺。不剿滅法西斯主義，不確立民主主義於全世界上，即使這次戰爭勝利，還不能奠定人類永久和平。現在與將來不能分離，抗戰與民主亦不能分離，原因就在於此。 中囯共產黨，與全國人民一樣，完全贊成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政治原則。中囯共產黨在他的黨員所參加的地方政權中，遵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並把民主政治的原則具體化，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中囯共產黨並堅決主張：民主的政治原則應在全國實現，這不僅對於現在的抗戰有很大好處，而且對於全人類也有很大好處，因爲我們中華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爲我國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我國的一切設施會對全人類發生極大的影響，對於將來的世界和平發生極大的影響。 可是，正在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時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臺的時候，在我抗戰陣營之內居然有人提倡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怪論，這豈不是奇怪之極麽？這些人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以“中國文化至上”來代替希特勒的“亞利安種族至上”。對中國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衛的“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說。對中國國內，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全民戰爭”和“盲從領袖”的濫調。這個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義一樣，公開反對共産主義與自由主義。它也同希特勒主義採用同樣的排外手法，自稱“繼承民族傳統，排斥一切外來思想。” 在實際上，它對於中國的傳統，只繼承了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等奸賊之特務政策的傳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反對太平天國媚事反動清朝的反革命之傳統，繼承了一切唯心論的反動學術傳統，它所抛棄的，卻是民主精神的傳統，卻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傳統，以及中國五千年來學術史上唯物論的優良傳統。對於“外來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産主義與自由主義等進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面具之下，偷運進來的，乃是大量最醜惡的法西斯主義的私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貨。中國法西斯主義者之所謂“繼承民族傳統，排斥外來思想”，實際上就是繼承中外文化中一切醜惡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優良的成分。這就是現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代表們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之內容。 這種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居然自稱爲“三民主義”，實在可笑之至，實在是誣衊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學說的民主精神，實在是誣衊了中華民族。 我們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我們心中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憧憬，對人類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心中也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掃清這個毒素，當然也決不容許它在中國猖獗起來，以致將來再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的政治代表們企圖提倡法西斯主義以毒害我民族的時候，爲了使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我國文化界就有一個極其嚴重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要加緊進行反法西斯的教育。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樣設想，以爲當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爲著反封建，就會走上另一極端，犯另一種錯誤。 當前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乃是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時一刻忽視或忘卻了這個現實，就是不對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民主教育，乃是具體的、適合中國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今後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需要的那種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瞭解爲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應知這種民主教育，不應成爲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應爲了抗日的目的成爲一般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特殊地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否則，我們的教育就脫離現實，脫離當前的戰鬥任務。 其次，應該把這種教育，安放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應把這種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詞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愛、文化與科學的發展等）的基礎上。在這裏，我們也應緊緊地記著：民主與抗戰是不可分離的，將來與現在是不可分離的。正確的進行抗戰與民主的教育，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這就會大大的增強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這就會促進人類正義的勝利，促進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就會幫助奠定將來的世界和平，和獨立的新中國之建成，這才會更加提高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對全人類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貢獻。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3月14日 根據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定，憲政將在抗戰勝利一年以後再實施。也就是說，至少今後數年中，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人民還是時時刻刻關切和需要民主的。蔣夫人前晚在蔣主席招待國民參政員的宴會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國的民主精神，帶給了國民參政員，並且也提到中國需要的民主精神。報紙上登載的雖然很簡單，但是，已經很值得注意了。的確“今日世界有兩種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思想，一種是軸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這兩種制度和思想是對立的，尖銳地在鬥爭著，而且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二者之間是沒有中間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會逐漸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 “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戲，是對法西斯的掩飾，是對民主共和的諷刺，那還是法西斯，同盟國也是一樣反對它的。 我們中國既然列入民主國家的陣線，就要認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我們反對軸心，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關於民主精神，要說和可說的話很多。我們在這裏，只是簡單的講幾點意思。蔣夫人在報告中說到“民主國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後，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 同時，她還提到對政府事務要常加批評，這種批評，要負責任，也就是說，“必須於批評之後附以改正的具體意見”，“使政府接受意見而有所遵循”。這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要這樣，就須關聯到幾個問題：首先，人民要有意見。這是不必多加討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政府事務的各個方面，因此總是有意見的。好的，它們也會稱讚和鼓勵，壞的，它們也會批評和指責，而且，也會提出意見來。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這點就比較複雜。 一方面，要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意思來，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沒有地方說，或者沒有辦法說，那就誰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無從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說得出說不出，還要政府中人願意知道才行，否則雖然人民的意思到處都是，應知道的人卻還是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於說話，政府鼓勵人民說話，熱誠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後，人民敢說，政府願聽之後，還要政府積極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 要實現蔣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見，這些問題，是應予注意和解決的。總括以上各點，我們再著重的提出以前曾經提過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從善如流，過勿憚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對政府事務的批評和具體建議，同時，也要願意不摻雜些毫成見的容許別人發表他們的意見，不應該固執錯誤的措置。應該勇於改過，不能一誤再誤。而正確與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爲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後的依據。蔣夫人提倡負責的批評和負責的接受批評，確是切中時弊的意見。我們願和全國輿論界一道，歡迎和支援這個意見，並盡力協助政府採取具體步驟，使之實現，培養起民主的馮起來。 《新華日報》社論1943年9月22日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七七誕辰。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他奮鬥一生，都是爲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義，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的人民能夠過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國父是最能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夠根據實際的情形，不斷的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這種充實和發展，都有一條明顯的線索可尋，那就是一切爲了人民，並決定於人民。國父爲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堅決的反對過陳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對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反對過一切軍閥專橫,也反對過段祺瑞做了執政後召開的善後會議，因爲這個會議不是他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軍隊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民主的選舉出來的。 國父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斷的採取了很好的政策，從對內到對外，從國民黨的改組和與人民特別是勞動大衆的結合，以及與革命政黨的聯合，到確立對外政策，著重中、蘇親密邦交。國父爲了他的這些主張曾經以他的偉大辯才折服那些懷疑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認識不清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鬥爭精神，責斥了一部分反對的人。 國父的主張終於是勝利了！事實也證明瞭國父是完全正確的。國父是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是中國認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燈。現在，我們應再對國父的遺教，作進一步的研究。國父對人民在中華民國的地位，曾經不憚煩的說了又說，解釋了又解釋。他問：“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爲基礎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爲基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副其實，必要這個國家是以人民爲主。”這就是說，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不談建設則已，要談建設，就一定要“以人民爲基礎”。 尤其是在政治上，國父曾經這樣尖銳的提出人民爲主的問題：“共和與自由，全爲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爲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見國父演講＜釋自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樣的民主思想，是貫澈在國父的每次演講和手擬的每個文件中的。解釋什麽是政治時是如此，闡明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爲一切平民所公有時，也是如此。所以，國父對民主政治總說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總千叮萬囑的說：“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實。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銘記和求其實現的。國父對民主政治有這樣明確的定義，所以他對人民參加中華民國的建設具有莫大的熱烈的希望。國父不怕人民，不疏遠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動員人民。而國父在對政黨問題上，也有其民主的獨到的見解。 國父說：“政黨之作用在提攜國民，求進步也。甲黨執政，則甲黨所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時，則立於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國父主張多黨並存，並確定了在野黨的監督地位和糾正的義務，協助的責任。同時，更對什麽是“良政治”“良政黨”有這樣的指示：“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者乃爲良政治。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之政黨乃爲良政黨”。而國父對政黨間的競爭，是非常重視的。當然，這裏說的競爭又是以謀國家之進步國民之幸福爲唯一中心。 國父說：“謀以國家進步國民幸福而生之主張，是謂黨見。”其他則爲私見，“因此而生之競爭，是謂黨爭。”其他則爲私爭。 “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以上均見國父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國父在這裏，用極簡單的話，把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運用，闡述得很具體而深刻了。在這個原則之下，國父還曾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這樣具體的問題，提出了指示。三民主義和共産主義兩者體系之不同時很明白的。 然而兩者對今天中國的任務是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認識，又是一致的。國父看到了這點，才肯定的說，共産主義對三民主義是“一個好朋友”。這些問題，在今天來重新恭讀國父遺教，是更有實際意義了。我們的抗戰，正處在極爲有利的國際局勢中，同時卻也還有一段極艱苦的路要走。 只有團結，才能渡過這段路程，在紀念國父七七誕辰的日子，全國一致來重讀國父關於民主團結的遺教，並努力實行，實爲加強團結，克服困難，走上勝利的頂好的辦法。 ＜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2日 張申府 差不多很象桃樂娣?湯普孫女史新近所說“有一種絕對的邏輯在歷史上”，幾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爲堯存，不爲舜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當然在這些道理是什麽，有多少。一切學問，自哲學以致科學，所從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這些道理發掘出來，而且弄個清楚，說個明白。同樣，也象尤裏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說的“達爾文拿他不多的幾條原理把人與所有別的生物都聯絡在一個必然與變化的共同之綱中”一樣，世界隨時都有個大勢所趨，爲任誰所不能逃。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是什麽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這些年來，對於民主雖然有種種看法，種種論調，但現在聯合國方面卻公認爲這次之戰爭是爭自由與民主之戰。所謂法西斯，前前後後，裏裏外外，都是與自由于民主整整敵對的，都是與自由與民主勢不兩立的。而且凡是壓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講理性的東西，不管有多少樣的方式，都可歸入法西斯的疇類。法西斯不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同時是極端封建的、落後的、倒退的。這也是今日所有進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認。但是現在還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麽？這也不是的。現在所求的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進步，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發展。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了：要想安全，必須進步；要想穩定，必須向前發展。 盯衡全局，觀察世論，很可以看出，有好幾點是現在世界許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認爲無可如何的了： 第一．現在是正過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人民的革命的時代。或者甚至說，這種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個階級的。 第二．民主必須擴張，必須由僅僅政治民主擴張到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如經濟上社會上不民主，所謂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說，非整個民主即無民主。民主決不等於代議制或放任主義的經濟。 第三．第三．“經濟人”要代以“社會人”，經濟人的時代要繼以社會人的時代。社會必須是有機的；必須不是各自爲富，而是共同謀福的。因此有人還說，今日的民主必須是“有機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爲人類關係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爲界說，那麽，道路不管還要怎樣曲折遼遠崎嶇，人類社會究已在向之而趨。這一層是與前層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種情形。 第四．社會各方面，特別象經濟方面，科學方面，設計或計劃化Pranuing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這也可說是與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設計或計劃化其實並不違反自由民主，寧可說是自由民主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或更好說，設計或計劃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圓滿地具體實現。當然，要圓滿作到民主的設計或計劃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條件。 第五．戰後必要有一種國際組織。有的且說，最好即以今日的聯合國爲基礎。關於戰後永久和平的計劃，近年真是甚囂塵上。連帶地，爲從一種根本克服過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傳統間的精神連鎖的國際大學，也正爲世人所注意。只是關於那種國際組織的如何構成，如何産生，尚是衆說紛紜，難衷一是。與我最同心而非開玩笑的羅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邏輯切實周到的大文＜戰後世界的若干問題＞裏曾鄭重地說：“開始的國際權力機關應由合衆國，大英共和國，蘇聯，與中國而成。它們四國應結成一個隨時可以邀請別的國家加入的聯盟。”讀來最足令人興奮。總之，仍沿舊日的此疆彼界，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爲戰。各自爲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須兼是國際的。 凡此種種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勢所趨的一種意義的根本方面。本來，縱然今日全世界真覺悟的人還不太多，就是許多覺悟的人覺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數人都已覺悟到了幾千年前已經揭穿的一種情實。那就是：人與人差不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長的高一些，看得遠一點，早一點。有的看得早一點，也就說得早一點，因此常會招出橫禍來。有的則有知也有養，雖看到了也不說。 現在許多人都覺悟到了：將相本無種，舜時任，予也是人。在這種情形下你還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許“由”不許“知”麽？而且人與人雖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國的古調，尤其具有現代科學的事實根據。在這種情形下誰竟還要我智自雄、唯我獨尊？致落得枉費心機，徒勞無補。 法西斯的種族論固久已被世界的人類學者與生物學者駁得體無完膚了。舉一個絕重大的東西，當然是衆擎易舉。對著一個明非個力所能勝任的東西，也一定不會有人偏偏要獨力支撐，而不虞舉鼎折臏……衆力成城，衆口鑠金；耕常問“奴”，織當問“婢”，本也是流傳至今猶可記取的中國古訓。說到中國，民主幾乎成了今日的萬應方。 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致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中國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會別的許多方面，實在無一不需要民主，無一樣沒有民主能夠解決其困難。 國家有困難，當然應有全體國民來擔當。但如使其與聞一且有關情形，使其對一切有關事情都有置喙之機遇，都有盡力之機會，縱令擔當困難，忍受痛苦，也當可以心甘情願。人總是對於自己有權過問的事才最起勁。而況是本來應該屬於自己的事。 民主決不會就妨礙集中領導。反過來說，也一樣。在大多數人的內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應實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緣由，本是爲的民族，本是爲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難。本是爲的實現最圓滿的民族統一。而具體言之，實在尤在爲的動員，尤在爲的發動一切人力以及物力。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對症藥，也就是主要因爲這個。 實際上，今日國內有些地方試行民主，傳說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戰上、經濟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會關係、人民生活上，據傳都有不少的成績，至少大部分也當是由於這個。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動員了民力；弄機會使大多數人民都自覺了的緣故。 去年十一月英倫名流、學算習律出身的經濟學家、牛津大學院長貝維裏治?威廉爵士提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安全計劃，所謂關於社會保險的報告。他本認爲應該怯除或攻擊的巨惡共有五項：窮、病、愚、髒、閑。這五惡在中國豈不更要用大力來掃除。以貝維裏治博士特認爲根本的末項，閑，而論，試問在中國今日這樣需要人力的時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當，以致許多時間精神，都白費了！汰太（或汰汰）與廢費（或說廢廢），實在同屬人類最最重要的問題。不要閒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經濟！但這決不是一般所謂做官或出仕的問題，且也不僅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問題。實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發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使一切人潛藏的才幹可能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實現――這就是今日所謂民主的根本精義之所在。 用另一個說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兩字）。 假使，根本上，沒有言論自由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講習的自由，是必說不上民主的。但所謂自由並不只是讓人人隨便，解脫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貝維裏治的五巨惡，以及憂愁，危險，或如羅斯福所說的匱乏與恐懼，等等。而且更要給人人以機會，使得人人都能儘量地發展發揮發皇其才其力其業。――推到極處，兩層本也並無二致。也可以說，民主的出發點就是集體，就是與人爲善，也就是認人人都可以爲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 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養，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於身，一貨委棄於地，一賢一能不見選，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爲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那麽，在今日中國，誰，什麽黨派，怎樣作法，在原則上，最有使中國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備三個根本的條件。 第一．必須是中國的。――這些年來，許多方面都有“中國化”的呼聲。似乎直到今日爲止，在這方面並沒有很走上軌道。但是如果在中國，對中國事，而不由中國人以中國爲第一位；所採取的辦法不紮根在中國的本土，對於大多數中國人必不免多少隔閡。如此，要想把中國整好？究竟是事實上難以置信的事。文明猶如釀得好的酒，文化則如多年的陳釀。一種文明幾千年蘊集下來的氣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殺。不過，中國的優良處究竟是些什麽？雖還不無有待于理董，有待於表揚，但關根本總目，倘有雖流行而實不倫不類、不合中國真正傳統與時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矯而正之。消納世界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屬絕對的必要而分當。 第二．必須是獨立的。要想國家（民族）獨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與全世界進步的人類攜手而作自己應作的獨立貢獻，那就中國三四百年來先有異族竊國繼有帝國主義侵略所強迫鑄成一切奴性或依賴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的，都須立即廓而清之。中國的民主必須以中國爲本位而行之；中國的民主也必須不依賴它國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罷）。 第三．必須是民主的。――這就是說，號召民主的必須在自己可能範圍之內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辦法。庶幾可收以身作則，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縱然不是教猱生木，卻等於緣木求魚，等於抱薪救火。 中國今日是處處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關人都得過問有關事，人人都有貢獻其知識能力的機會，並有看見其貢獻被採納實行的自由；也不得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以爲一種進行事情的途術。但是，當然，在一個意義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國，也可以說，尤爲根本。必須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徑，然後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後的情形，才有肅清的希望。不過，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嘗不需要別的方面配合。 如必由別的區處多培養些有益民主的精神習慣，也未嘗不可以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進行。這，特別就在哲學與科學上。哲學是講可能的學問，是根本原則的學問，本以體與辯爲方法，而以通爲歸宿。因此，哲學對於人生特別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處遠處，使人養成大量的習慣，而不拘於狹隘的小圈，強作物我之別。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夠有理性：能夠由前提推到結論，由結論回溯前提；能分別，有分寸，重分明，於異見同，更於同察異；能夠作面面觀，如實觀，平等觀，也能容納多方面，重視種種不同的它方面。這都是充實民主所必需。 至於科學，更是實在的學問，是樸實實驗踏實認真的學問，更可以幫著人養成踏實認真、實事求是、正視事實、注重證據的習慣。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貨真價實，冒充一定不行。尤其型式科學中的算學，常弄乃可以培養人的謹嚴精審周密不苟的作風。 有了這種風氣，實也大有助於真實民主的實踐。今日要想實踐民主，發展民主，是必須變得有了理性，是必須與哲學的大量精神，與科學的踏實習慣，與算學的謹嚴精審的作風，密切結合的。是的，實踐民主，發展民主，使民主進步，實現社會一切方面的民主設計，以便全人類適應生物進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實著實的坦蕩大道，這乃是今日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任何人不能違抗之，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辦法，如是因此大勢而利導之，必會成功，不這樣子，必都失敗。以上所說，不過原則。至那有關今日全世界的、進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體的辦法，那就尤願合全世界有心有腦的人共同商討，分別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實現。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8日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就是從思想上徹底打垮和消滅法西斯主義。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爲中心任務，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爲了戰勝侵略我國的日本法西斯強盜，使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貫澈到底，取得最後勝利。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分清敵我，不容絲毫含糊，不容在我們的抗戰陣營之內還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不但這樣，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爲中心任務，其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爲了將來的建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國。或類似法西斯的中國。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反對一種誤國害民的思想毒素，這種毒素就是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要與這種誤國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絲毫含糊。只有在思想界肅清了這種毒素，才能達到“抗戰必勝，抗戰必成”的目的。因此，這個任務，是中國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務。 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同盟各國現在正與法西斯進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戰鬥，中國是進行這個戰鬥的最早一國。六年來的鬥爭，證明法西斯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徹底消滅這個敵人的。 爲了徹底消滅這個敵人，不但需要武裝鬥爭，而且需要思想的鬥爭，這就是對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鬥爭。 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核心，就是假裝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都向他們國內的人民宣傳他們的所謂民族主義，但是這與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是毫無相同之點的。 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愛他們的民族。 希特勒毀滅了德國，墨索里尼毀滅了義大利，日本軍閥毀滅了日本――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使大多數的德國人、義大利人、日本人陷於貧窮、破産、饑餓，剝奪他們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後又把他們抛入反動的戰爭的深淵――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在他們的人民中間宣傳復古、倒退、迷信、盲從、墮落、野蠻、無理性、神秘主義，破壞了德國、義大利、日本原有的進步和文明――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法西斯的所謂民主主義，就是摧殘民族、掠奪民族、強姦民族的主義。 法西斯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一夥強盜，他們強姦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頭，並且繼續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這夥強盜說，他們是最愛這個民族，他們是爲這個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如果這個被蹂躪的民族起來要求自己的生路，他們就說她是“叛逆”，說她是“分裂”了國家的“統一”。 法西斯主義者所代表的，乃是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他們公開壟斷了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這種壟斷比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壞百倍。但是他們卻假仁假義地攻擊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不要臉地宣佈他們所代表的乃是“全體”，他們的經濟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 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的利益不代表全體的利益，一個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體的利益，這就是法西斯的數學。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向一個人要求生存的權利，叫做“煽動階級鬥爭”，一個人剝削迫害九十九個人，反而叫做“階級合作”，這就是法西斯的邏輯。 法西斯最後只有不要邏輯，用極端的唯心論和唯心史觀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直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他引到個人的提高，是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對旁的民族的蹂躪就更不用說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宣揚的“王道”，我們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忘記。 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已經來了。我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現在所進行的戰爭，就是滅絕法西斯的戰爭。我們叫做民主陣線，因爲我們不但現在反對法西斯，將來更反對法西斯，我們流了這麽多的血，就是爲要實現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將來的中國和將來的世界，一定不允許有無論什麽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絲毫存在。 這個思想，在大西洋憲章裏已經有了確定的表現。大西洋憲章第六條規定“待納粹的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以後羅斯福和邱吉爾又都再三發揮了這個論點。 我們中國不但在擁護大西洋憲章的華盛頓公約上簽了字，並且還有孫中山先生全部反對法西斯的遺教。 法西斯主義是否認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公開宣傳非亞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並且公開侮辱了中國：“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爲一個黑人和中國人因爲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爲某個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做德國人。這就是我們的種族開始不純正。”但是孫中山先生卻再三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破民族間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國“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坐到“中國境內民族一律平等”。 法西斯主義是冒民族之名來壓迫剝削本國人民的。墨索里尼說：“法西斯革命（？）創造力的根源就是組合的國家，即經濟力量完全劃一於調和（？）的國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其中是根絕了的。”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卻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孫中山先生批評辛亥革命的根本失敗，“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 法西斯主義既然要“根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也就是要“根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西斯主義認爲民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認爲人民不應該有什麽自由和權利。希特勒說：“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可以決定。”但是孫中山先生卻主張少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大多數可以決定，主張“以人民爲主人，以官吏爲奴隸”；主張“共和與自由，全爲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孫先生不但堅持現在是“民權時代”，並且預言民權主義“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發達”；中國只應該比法美更進步，造成俄國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國”。在經濟上希特勒黨的政策大綱明白規定著“國家統治一切社會化的企業，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齊亞諾等也就在這樣的“統制”“劃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財閥。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卻是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論上反對法西斯，而且在行動上反對法西斯。中國這樣的民族，本是只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但是還在民國十三年，居然就有個買辦資本家陳廉伯，爲了破壞孫先生在廣東的革命根據地，陰謀要求廣州成立什麽“法西斯蒂的政府”，孫先生不顧某些外國人的壓力，毅然決然地反對了陳廉伯，這就是有名的商團事件。孫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國和全世界反對法西斯的急先鋒之一。爲了反對法西斯，爲了貫徹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中國一切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來加強抗日戰爭的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的力量。加強全國人民爲光明的將來而鬥爭的信心和熱情。在這個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中，三民主義者、共産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應該是親密的戰友，因爲無論三民主義、共産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是與法西斯主義不能並存的。“五四”和“五五”是中國民主思想的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根據地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二十二周年紀念日。這三個紀念日這樣巧妙地聯合在一起，應該是思想界反對法西斯大聯合的一個象徵吧。中國抗日戰爭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萬歲！中國思想界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及其勝利萬歲！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5月5日 中國抗戰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和動員全民族的人民，參加抗戰是不可分離的。這就是說，它決定了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民主權利，就失去了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抗戰的必要條件，就使這全民族全面的抗戰，失去了偌大的力量。總括一句話，人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武裝抗敵的權利，就不能動員全國的人民參加抗戰，就不能使民主政治逐步的全部實現。 抗戰以來，我國政治生活已向民主制度進了一步，國民參政會的成立顯然是其初步的開端。但是，我們如果問，在這一初步開端之後，繼續進展的程度怎樣？全國上下一定會不自隱諱地說：在某些地方，顯然沒有繼續努力將政治生活推向進一步的民主的道路上去。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事。毛澤東陳紹禹等七同志，在“我們對於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的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務，中心目的，正在於實行戰時民主。 從這一意見中，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根本主張，是一貫的堅決的把全國政治生活逐步的推向民主政治。共產黨反對一切政治上向後倒退的言行。因爲這是對抗戰有害的，對民族不利的。同時，我們必須瞭解，共產黨在抗戰這一個歷史時期，所主張所堅持的民主政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完滿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戰爭中所必須的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的每個人的意志和力量。 所謂意志集中與力量集中，又必須以發動和堅強每個人的堅持抗戰的意志、培養和組織每個人的堅決抗戰的力量爲前提的。而這些一切，都以民主權利爲起點、民主政治爲歸宿。有些人以爲：抗戰時期，民主是不必要的，並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政府爲例。這是根本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戰爭，亦即爲人民所反對的戰爭時，它們是不願意有民主的，是要大大的限制民主的。而在中國進行全民族的反侵略的戰爭，這一戰爭爲全民所擁護，更非有全民參加，不能獲得勝利，因此，在抗戰時期我們就應該實施民主政治。 有些人以爲：抗戰時期，無談民主憲政的必要，盡有約法可遵循，有抗戰建國綱領可遵循。但是，抗戰所需要的民主，應隨抗戰之堅持而充實其內容，在保障民權（就是這一項，也還需要最大的努力去切實實行）外，還要注意到整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使政治有認真的進步，才能適應抗戰的發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在於“加強戰時政府，統一軍政領導，容納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戰時行政機構效能”；在於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的保證。 在抗戰的現階段，敵寇正盡全力進行政治誘降，挑撥離間，破壞我國抗戰。我們一定要加緊團結，加強抗戰力量，爲了這個目的，舍實施民主政治，力求政治進步，反對一切倒退，別無他徑可循！汪逆精衛正在高喊“虛僞的民主政治”，“在日寇刺刀下的民主政治”，我們正要實現戰時的民主以揭破汪逆的虛僞面孔。這時候，既不是空談無民主政治之必要所可逃避，也不是斤斤於參加政府所可解決。唯一的道路，就是集中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將政治認真的推向民主。 ＜新華日報＞社論1939年9月16日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這是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合併了七個關於鞏固團結集中人材增強抗戰力量的提案，加以審查後，曾經過相當劇烈的爭辯，可見全國憂時之士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與關切。 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華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衆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那麽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産生真正偉大的力量。這條治標辦法的重大意義，也就在這裏。 無論什麽條文，它的價值要看它的實行程度怎樣，否則它的作用將等於廢紙。全體參政員是懷著無限的忠忱與熱誠，全國人民是那樣焦急地渴望著這一個足以轉移我們祖國命運的辦法能夠快些實現，過去一切足以妨礙團結與民主的設施應早日絕迹。我們的政府不應漠視廣大人民的要求與希望，也只有依靠著精誠的團結與廣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夠強大進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偉大任務。 爲了實行“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應該在嚴重的民族壓迫橫加在我們身上的今天，消滅內部妨礙團結的現象，因爲一個對內不能團結的民族，就不能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勝利。波蘭亡國的慘痛教訓，就是擺在眼前的明顯的事實，雖然它軍事慘敗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壓迫政策，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民族自衛的革命戰爭中，脫離了廣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是對抗戰不利的。僅是在消極方面停止對抗日的人民、團體、黨派的各種限制、取締是不夠的，雖然切實做到這一步已經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努力，政府要更進一步的造成全國人民能夠在法律上獲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條件，才能真正保證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什麽是“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體內容呢？ 這就是說，全國抗日的人民要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的自由，召集動員民衆來抗日的各種會議的自由，研究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種政治理想並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的自由。全國抗日人民要有參加抗戰工作的權利，保持自己職業獨立的權利，督促政府幫助政府的權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們的權利不能被剝奪。除了有真實證據證實了是犯了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藉口來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權利，是違反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黨派應有合法存在活動的權利，共同發展互相幫助的權利。抗日的各黨派可以發表他們關於抗戰建國的言論，公佈他們的政綱，出版他們的報紙雜誌，招收他們的黨員。一切抗日黨派及它的黨員同樣可以參加抗戰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虛心研究別人所信仰的東西，選舉自己的代表到各級的民意機關中去。因此如果組織對於任何抗日黨派的陰謀破壞、暗殺、囚禁、逮捕抗日黨派的人員，暗中限制取締抗日黨派的活動，不僅在政治上是決不應有的行爲，而且應受到全國人民嚴厲的制裁。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軍隊和地方政府都是我們整個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們應該一樣的被珍視愛護，受著同樣的待遇。不能夠因爲某些歷史的原因，而對一些抗日的軍隊與地方政府加以歧視，或給予許多困難和牽制。這種情形今後是不應該存在的。 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夠團結一切的抗日力量，準備著在適當時機來到時對敵反攻，爭取最後的勝利。團結與民主，這是我們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戰勝強大敵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華日報》1939年10月5日 | |
NO:925_11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11:2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民主國家的武器 | |
目前，太平洋戰爭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而希特勒又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春季攻勢。在此形勢下，民主國家用什麽力量去抵抗敵人的進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發展的生産力是民主國家偉大的物質力量，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麽方法才能充分發揮和儘量利用這些力量呢？ “政治重於軍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指導戰爭的是政治，發動戰爭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戰爭是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與反侵略的民主主義兩大陣線間的鬥爭。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後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進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發動戰爭力量的推進機，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民主國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根據在哪里呢？ 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上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與民主政治不可分離的。因爲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業，如果不動員全民族就不能抗戰，更不用說勝利；而要動員全民族就非給民衆以民主權利不可，所謂“民主動員”就是這個意思。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各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須以啓發和堅定每個人的戰鬥意志與發動和組織每個人的戰鬥力量爲前提的。而要做到這些，卻是以民主權利爲起點，以民主政治爲推動機，而最後則以民主政治爲歸宿。 其次，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世界政治發展史而言，正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與進步的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陣線與民主爭先早已壁壘分明，尖銳對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明白指示：“現在是什麽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麽樣挫折，怎麽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的戰爭。”（見＜民權主義＞第一第二講）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戰爭之進行及其勝利，必須以民族團結爲最基本的條件，而民族團結又必須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以我國抗戰，而言團結與民主的關係，正如林伯渠先生所雲：“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國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衆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都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産生真正偉大的力量。” 就國際的反權利的團結而言，也以民主政治爲它的基礎和前提。今日反權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不管其民主的內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顯明的。 然而最複雜和最困難的還是宗主國與屬領地間的團結問題。無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下，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可以而且應當團結。但是另一方面因爲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發展雙方的團結，就必須以減輕和適當調整這些矛盾爲前提。而要作到這點，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宗主國必須改善其舊的殖民地政策，採取開明的新政策，就是說給殖民地以民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羅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條是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而民族自決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戰爭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只有經過民主的動員才有可能。所以民主與動員，民主與加強戰爭力量是分不開的。去年我國國民參政會通過之重要決議案“促進民治加強抗戰力量”，就清楚地說明瞭民主政治與動員和加強抗戰力量的有機聯繫。大家知道，我國抗戰的基本方針是“自力更生”，然而什麽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實意義和內容是什麽呢？“中國抗戰，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談話）“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 有人以爲國家在對外抗戰之際就要縮小民主(被略)，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這不僅從理論上言，正如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爲因果，故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爲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爲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而且在事實上，我們還可找到許多實例來加以證明的。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說，遠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專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正是因爲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最急進的民主派，給予了民衆以民主自由，因而發動了廣大民衆參加革命鬥爭，所以獲得了勝利與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列強的武裝干涉，這也是因爲俄國的革命領導者與革命政府真正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因而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民衆積極參加革命運動與戰爭，所以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實來說，當太平洋戰局形勢嚴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軍事失利，於是在英國國會中和輿論方面引起了英國政府關於遠東戰時措置的種種疑慮和責難，特別對於英政府某部分閣員及遠東負責者表示了極大不滿。英下院一場舌戰，因而展開。在一部分人看來，英下院這種民主的對於戰爭問題的公開辯論是不適當的，或將因而引起英國內政上的軒然大波，渙散了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減輕了戰時內閣的威信。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邱吉爾首相以英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坦白地發表了辯論演說，並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於邱吉爾公開地指出了過去的錯誤――如雲“此等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災禍非錯誤與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責任――如雲“苟餘對處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處，則負咎最大者爲餘個人。苟吾人未遣派大軍至緬甸或遠東其他地點，亦應由餘負責”；積極地要求國會公開辯論並作信任投票――如雲“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之投票，則下院即系怠忽職務”等等。正由於邱吉爾首相這種尊重民主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負責態度，於是獲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說是的到了全體的擁護。（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這一生動的現實，充分說明瞭民主政治的偉大意義與作用。 ＜新華日報＞1943年3月6日 在群衆性學校中，黨的支部與群衆團體，是並行的。假如說支部是從黨的系統來保證教育計劃的完成，則群衆團體是以群衆組織的力量來進行學生自治，各種課外活動及文化娛樂等輔助教育使教育內容更豐富更生動。（如果我們不把教育僅限於書本上的知識的話）因此在完成教育作業的意義上，支部與群衆團體是沒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應該鼓勵黨員積極參加群衆團體的活動，同時對這些團體必須採取團結、幫助和提攜的方針，只要這些團體是符合於抗戰、團結、進步的原則並向學校履行一定的手續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衆性學校的學生，是來自各階層各地域的知識份子，一般的說，除抗日救亡的目標是比較一致外，其觀點其立場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衆團體，也在某種程度內各懷有不同的動機。唯其如此，他們對民主作風格外重視，支部工作者應該掌握住這一特點，不僅宣佈而且實際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學術研究的自由，和作風上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 爲什麽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因爲延安是共產黨員佔優勢的地方，學校裏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須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寬容的器度，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得住廣大的青年知識份子。黨中央曾有正確的對群衆團體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執行不善、手法拘謹，也會影響到這種民主作風的實質的。所以黨員在群衆團體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辯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去求得各種不同意見之漸趨於一致，性急也是沒用的。 黨內同志一方面尊重別人批評的權利，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要闡明自己的信仰與理想，批評別人錯誤的意見，二者不可缺一。在黨外同志來說，批評別人，被別人批評，這不等思想上壓迫。在黨內同志來說，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則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遠不會把錯誤的意見領導到正確方向上去。只有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在紛紜龐雜的意見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確，這才看出領導的必要與黨的意義。 但是上面所說的領導，自然不是支部對群衆團體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組織上的把持，而是要通過黨員提出積極的意見，使黨的主張貫澈到這些團體中去。領導的中心環節，就在於主張正確與別人相信這些主張的正確。而不是倚恃人多勢大。這裏的區別，就是“以德服人”與“以力假人”的區別。 過去學校中由於個別黨內同志存在狹隘的觀點和拘謹的手法，致死黨員與黨外同志之間，塗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而某些黨外同志也固執於自己是“群衆”因此對某些黨員有過高的要求。後來黨內同志和黨外同志一齊積極參加與自己興趣所近的群衆組織，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關係，這不惟沖淡彼此間存在著的隔閡，而且在團結上起了組織的作用。“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同志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這就是黨員對黨外同志所採取的原則。 學校中支部對群衆的問題，就是現實的青年知識份子的統一戰線問題。因爲來延安的青年有各階層各政黨的前進分子，有不同的社會關係，有不同的政治認識，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在群衆團體的選舉上，必須廣泛的容納這些人。就是說這些團體的組成分子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與這團體的領導部門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應成正比例。這就是說，假如組成分子中黨員占百分之三十，則領導部門中黨員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後者歲前者的變動而變動。這可使保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領導機構中去。這對這些團體是有好處的…… 假如黨員被選到領導機構中，則民主作風，寬宏氣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個工作上問題的決定，盡可能經過協商、傾聽黨外同志的意見，取決於多數，明知解決問題失策，亦須以解釋說服的辦法糾正。剛愎自用，盛氣淩人，自以爲是等不良習慣，都應該反對。萬一有原則上的分歧，解釋無效，則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見，迨將來事實證明看。假如黨外同志被選到領導機關，則黨員須自覺的忠實於自己的工作，以減少領導者的困難。並進而設法協助領導者解決其發生的疑難問題，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全校性的人數較多的團體中的黨員加以適當的組織，由支部領導使其多少具有黨團的形式，這在延安的學校中還是必要。 因爲黨員重視其所參加的群衆團體，遠不如重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這組織的任務應該著重在督促這些團體中的黨員執行決議、遵守紀律、積極工作以保證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顯然這與一般的黨團是有區別的。 爲要加強支部與群衆團體間之聯繫，支部有關會議歡迎這些團體的代表參加互相交換意見，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緊密。 教育計劃的完成，在學校範圍說來是很大的組織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學生中半數的黨外同志團結起來，步調一致，這對教育工作將是很大的損失！從此目的出發，則團結群衆團體，團結黨外同志，應當作爲支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報》1942年8月2日 現在如果再問民主國家同盟和法西斯主義集團的不同處在哪里？簡直是一個笑話。可是，原則容易談，道理容易說，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現出民主國家是在爲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戰，是在爲消滅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戰。 最近報紙上登載的兩條新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條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西西里居民的廣播。他說：“……但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以肅清佔領區內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傳將被禁止”。“盟方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中止西西里島一切歧視種族與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則將維持，在無礙於軍事行動範圍內，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將恢復，盟國又將採取步驟，以迅速釋放政治犯。”另一條是法國議會議員龐德氏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略）“壓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國人民黨’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號，這顯著的在人民之中樹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衆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肅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 爲什麽盟國要採取上述各項辦法？艾森豪威爾將軍回答說：“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明證。這些原則都是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 很顯然的，法西斯主義集團是反對自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産主義的。民主國家同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制度和思想）的，是堅持自由主義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既然這樣，就要在行動上以此爲準繩。凡是民主國家，都要以最堅決徹底的抗戰，來消滅侵略，消滅淪陷區內的法西斯制度和宣傳，並從根本上消滅法西斯主義，都要團結國內反法西斯的團體和個人，徹底消滅敵人的第五縱隊，肅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傳。 蔣委員長常說我國要精誠團結，他又曾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主持的廣播中，說到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正是發揮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不同。（被略） 我們應時刻記住“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原則，時刻爲“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認真實現而鬥爭！ ――《新華日報》943年7月26日 這一次國民參政會的偉大收穫，除了更堅決的確定抗戰到底的國策，粉碎敵人汪派漢奸的鬼蜮陰謀之外，對於抗戰建國最具有意義的，莫過於實行憲政之決議。這一問題，在本屆大會中，受到大部分參政員的關心注意。我們可以看出全國民衆的提高民權加強國本的要求，是如何熱烈地在第四次參政會中反映出來了。因此，詳加討論之結果，便有“（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有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的決議，而在大會的閉幕詞中，更正確地址出：“敵閥正百計進攻，我自不絲毫自滿。一切力量，皆鬚髮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本會同人詳加審議之結果，以爲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爲最要之務。用是決議，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 二年來的抗戰，處處證明要打退敵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個國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爲國家來貢獻。”更具體地說，只有容納個党各派人材，提高戰時行政機構的效能；只有嚴令禁止對共產黨及其它抗戰黨派之歧視壓迫行爲；只有走上這條實行戰時民主的道路，中國的廣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動員起來。中囯共產黨一向就爲著這種主張而努力，在這一屆參政會閉幕前夕，毛陳等七參政員，就在他們的意見書中，歷歷提出這幾端了。 誠如論者所說，憲政之性質，不在乎條文，而是在乎事實。但是，我們要曉得：有利於抗戰建國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規定起來，則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種種名義，進行破壞。張一參政員在其對議長的答詞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黨政軍各級人員，對於民衆運動，往往有所歧視。道路傳聞，尚有假借取締與指導名義，摧殘合法組織，鉗制正當言論，拘捕熱血青年”的事實，是使人不得不懍然的。制定憲法的目的就是要使這種現象能夠根本消滅。但是爲著召集國民大會來制定憲法，必須在現在就給各黨派合法保證，以便在國民大會前各種黨派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 有一些人，以爲戰時軍事高於一切，不應有民主；以爲戰時全國上下之經歷，應完全集中於對外，而不當轉移其目標於制憲問題，這些意見，通通被這一次參政會的決議，打得粉碎了。實施憲政可以發揚一切力量；可以加強軍事之勝利，可以提高對外的力量。上面所舉的一些說法，都不以發揮抗戰力量爲出發點的。 我們誠懇地擁護國民參政會這一決議，但同時，我們更希望政府要切實地執行參政會這一決議，要不然，決議只成爲紙上的東西，對於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大業，是不能有實際的貢獻的。 ＜新華日報＞1939年9月21日 | |
NO:925_12
| 讀讀樂 於 2002/08/24 11:31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 |
一七八九年八月 組成國民議會的法國人民的代表們，認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的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闡明於莊嚴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經常呈現在社會各個成員之前，使他們不斷地想到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以便立法權的決議和行政權的決定因能隨時和整個政治機構的目標兩相比較，從而能更加受到他們的尊重；以便公民們今後以簡單而無可爭辯的原則為根據的那些要求能經常針對著憲法與全體幸福之維護。 因此，國會議會在主宰面前並在他的庇護之下確認並宣佈下述的人與公民的權利： 第一條 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顯示社會上的差別。 第二條 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第三條 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第四條 自由不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各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 第五條 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 第六條 法律是公共意識的表現。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於所有的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一切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外不得有其他差別。 第七條 除非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並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續，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動議、發佈、執行或令人執行專斷命令者應受處罰；但根據法律而被傳喚或被扣押的公民應當立即服從；抗拒則構成犯罪。 第八條條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制定和公佈的且係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第九條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即使認為必須予以逮捕，但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種殘酷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第十條 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條 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 第十二條 人權的保障需要有武裝的力量；因此，這種力量是為了全體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此種力量的受任人的個人利益而設立的。 第十三條 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少的；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攤。 第十四條 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徵收方式和時期。 第十五條 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第十六條 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 第十七條 財產是社會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在人類歷史事件的進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與另一個民族之間迄今所存在著的政治聯繫、而在世界列國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所規定給他們的獨立與平等的地位時，就有一種真誠的尊重人類公意的心理，要求他們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們不得已而獨立的原因宣佈出來。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係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的，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這新的政府，必須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的基礎之上，並且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組織它的權力機關，庶幾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促進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誠然，謹慎的心理會主宰著人們的意識，認為不應該為了輕微的、暫時的原因而把設立已久的政府予以變更；而過去一切的經驗也正是表明，只要當那些罪惡尚可容忍時，人類總是寧願默然忍受，而不願廢除他們所習慣了的那種政治形式以恢復他們自己的權利。然而，當一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貫地奉行著那一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我們這些殖民地的人民過去一向是默然忍辱吞聲，而現在卻被迫地必須起來改變原先的政治體制，其原因即在於此。現今大不列顛國王的歷史，就是一部怙惡不悛、倒行逆施的歷史。他那一切的措施都只有一個直接的目的，即在我們各州建立一種絕對專制的統治。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把具體的事實爐陳於公正的世界人士之前： 他一向拒絕批准那些對於公共福利最有用和最必要的法律。 他一向禁止他的總督們批准那些緊急而迫切需要的法令，除非是那些法令在未得其本人的同意以前，暫緩發生效力；而在這樣暫緩生效的期間，他又完全把那些法令置之不理。 他一向拒絕批准其他的把廣大地區供人民移居墾殖的法令，除非那些人民願意放棄其在立法機關中的代表權。此項代表權對人民說來實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而只有對暴君說來才是可怕的。 他一向是把各州的立法團體召集到那些特別的、不方便的、遠離其公文檔案庫的地方去開會。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使那些立法團體疲於奔命，以服從他的指使。 他屢次解散各州的議會，因為這些議會曾以剛強不屈的堅毅的精神，反抗他那對於人民權利的侵犯。他在解散各州的議會以後，又長時期地不讓人民另行選舉；這樣，那不可抹殺的“立法權”便又重新回到廣大人民的手中，歸人民自己來施行了；而這時各州仍然險象環生，外有侵略的威脅，內有動亂的危機。 他一向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為此目的。他阻止批准“外籍人歸化法案”；他又拒絕批准其他的鼓勵人民移殖的法令，並且更提高了新的“土地分配法令”中的限制條例。 他拒絕批准那些設置司法權力機關的法案，借此來阻止司法工作的執行。 他一向要使法官的任期年限及其薪金的數額，完全由他個人的意志來決定。 他濫設了許多新的官職，派了大批的官吏到這邊來鉗制我們人民，並且盤食我們的民脂民膏。在和平的時期，他不得到我們立法機關的同意，就把常備軍駐屯在我們各州。 他一向是使軍隊不受民政機關的節制，而且淩駕於民政機關之上。 他一向與其他的人狼狽為奸，要我們屈伏在那種與我們的憲法格格不入，並且沒有披我們的法律所承認的管轄權之下；他批准他們那些假冒的法案；他把大批的武裝部隊駐紮在我們各州；他是用一種欺騙性的審判來包庇那些武裝部隊，使那些對各州居民犯了任何謀殺罪的人得以逍遙法外；他割斷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貿易；他不得到我們的允許就向我們強迫徵稅；他在許多案件中剝奪了我們在司法上享有“陪審權”的利益；他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逮解到海外的地方去受審；他在鄰近的地區廢除了那保障自由的英吉利法律體系，在那邊建立了一個橫暴的政府，並且擴大它的疆界，要使它迅即成為一個範例和適當的工具，以便把那同樣的專制的統治引用到這些殖民地來；他剝奪了我們的“憲章”，廢棄了我們那些最寶貴的法令，並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政府的形式；他停閉我們自己的立法機關，反而說我們自已有權得在任何一切場合之下為我們制定法律；他宣佈我們不在其保護範圍之內並且對我們作戰，這樣，他就已經放棄了在這裡的政權了。 他一向掠奪我們的海上船舶，騷擾我們的沿海地區，焚燬我們的市鎮，並且殘害我們人民的生命。 他此刻正在調遣著大量的外籍雇傭軍，要來把我們斬盡殺絕，使我們廬舍為墟，並肆行專制的荼毒。他已經造成了殘民以逞的和蔑信棄義的氣氛，那在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時期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完全不配做一個文明國家的元首。 他一向強迫我們那些在海上被俘虜的同胞公民們從軍以反抗其本國，充當屠殺其兄弟朋友的劊子手，或者他們自己被其兄弟朋友親手所殺死。 他一向煽動我們內部的叛亂，並且一向竭力勾結我們邊疆上的居民、那些殘忍的印第安蠻族來侵犯。印第安人所著稱的作戰方式，就是不論男女、老幼和情況，一概毀滅無遺。 在他施行這些高壓政策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曾經用最謙卑的詞名籲請改革；然而，我們屢次的籲請，結果所得到的答覆卻只是屢次的侮辱，一個如此罪惡昭彰的君主，其一切的行為都可以確認暴君，實不堪做一個自由民族的統治者。 我們對於我們的那些英國兄弟們也不是沒有注意的。我們曾經時時警告他們不要企圖用他們的立法程式，把一種不合法管轄權橫加到我們身上來。我們曾經提醒他們注意到我們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實際情況。我們曾經向他們天生的正義感和俠義精神呼籲，而且我們也曾經用我們那同文同種的親誼向他們懇切陳詞、要求取消那些倒行逆施的暴政，認為那些暴政勢必將使我們之間的聯繫和友誼歸於破裂。然而，他們也同樣地把這正義的、血肉之親的呼籲置若罔聞。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與他們有分離之必要，而我們對待他們也就如同對待其他的人類一樣，在戰時是仇敵，在平時則為朋友。 因此，我們這些集合在大會中的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們。籲請世界人士的最高裁判，來判斷我們這些意圖的正義性。我們以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義和權力，謹莊嚴地宣佈並昭告：這些聯合殖民地從此成為、而且名正言順地應當成為自由獨立的合眾國；它們解除對於英王的一切隸屬關係，而它們與大不列顛王國之間的一切政治聯繫亦應從此完全廢止。作為自由獨立的合眾國，它們享有全權去宣戰、人和、締結同盟、建立商務關係、或採取一切其他幾為獨立國家所理應採取的行動和事宜。為了擁護此項“宣言”，懷著深信神明福枯的信心，我們謹以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神聖的榮譽互相共同保證，永誓無貳。 [各州代表簽名從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序言 §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沾汙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匠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 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 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 鑒於各聯合國國家的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準的改善； § 鑒於各會員國業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通行； § 鑒於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普遍瞭解對於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現在大會，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言，努力通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際的漸進措施，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第二條 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託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 第三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條 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 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第六條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第八條 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 第九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條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元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條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第十二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到這種干涉或攻擊。 第十三條 (一)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徒和居住。 (二)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 第十四條 (一)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事受庇護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的行為而被起訴的情況下，不得援用此種權利。 第十五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 第十六條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第十七條 (一)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二)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的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一團體。 第二十一條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二)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式進行。 第二十二條 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種權利的實現，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際合作並依照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 第二十三條 (一)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歧視。 (三)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四)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第二十四條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一)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二)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都應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 第二十六條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宗教集團間的瞭解、容忍和友誼，並應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 (三)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第二十七條 (一)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二)人人對由於他所創作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而產生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利益，有享受保護的權利。 第二十八條 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 第二十九條 (一)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三)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行使，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 第三十條 本宣言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默許任何國家、集體或個人有權進行任何旨在破壞本宣言所載的任何權利和自由的活動或行為。 | |
NO:925_13
NO:925_18
| 讀讀樂 於 2002/08/29 02:18 | |
| Re:《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以中囯共產黨爲最高權力核心的專制國家。共產黨員擔任從國家到地方的幾乎所有政府、警方和軍方機構的最高職務。最高權威屬於政治局委員。領導人強調必須維持安定和社會秩序，並且致力於永久維持中囯共產黨的統治及其等級結構。公民既缺少和平表達對共產黨爲首的政治制度的反對意見的自由，也缺少更換國家領導人和政治體制的權利。社會主義繼續是國家政治的理論基礎，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近年來已經被經濟實用主義所取代，經濟權力的下放也增加了地方官員的權力。黨的威力主要依賴於政府維持社會安定的能力、激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由共產黨控制人事、新聞媒介和治安機構，以及不斷提高大多數中國公民的生活水平。憲法規定司法獨立；但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黨和政府經常幹預司法程式，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政治案件中，黨和政府規定裁決結果。 治安機構由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人民武裝警察、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國家的司法、檢察和刑事系統組成。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員造成了大量侵犯人權的事件。 中國繼續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雖然國有企業在關鍵領域仍然占支配地位，但政府已經使很多中小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並允許私人企業家擴大經濟活動範圍。1999年對憲法的一項修改正式承認私營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目前，國內生産總值年度增長率中的30-40%來自私營公司。7月1日，中囯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表示，中囯共產黨應吸收包括企業家在內的個人入黨，不管他們有多少財産。這個舉動遭到了黨內強硬派的批評。中國擁有龐大的工農業，是煤炭、鋼鐵、紡織品和糧食的主要生產國。主要出口産品包括電子産品、玩具、服裝和塑膠製品。中國在這一年中滿足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先決條件。貿易和外國投資正在幫助迅速發展中的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據官方公佈的數位，上半年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爲7.3%；人口約爲13億。 中國經濟面臨很多挑戰，包括國有企業和銀行系統的改革、日益嚴重的失業和就業不足問題、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系統的需要以及地區經濟差異等問題。近幾年，大約有8千萬到1億3千萬人自願離開農村去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即所謂的流動人口)，但他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經濟和社會福利。在工業部門，國有企業繼續裁員，在總數約爲2億人的城市勞動人口中，據估計失業者有1500萬人。全國各地工人繼續不時組織抗議解雇或要求發放拖欠工資和福利費的活動。沿海地區和內地的收入差距以及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2000年城市人均收入爲759美元(6280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了6.4%。農村人均收入爲2300元人民幣，根據官方統計，增長率爲4%。不過，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企業家享有的更大獨立性、以及非國有産業的擴大，增加了工人選擇就業的機會，並明顯減少了國家對公民日常生活的控制。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下的人口總數繼續下降。根據官方統計數位，有3千萬人生活在貧困中；而世界銀行採納不同的標準，估算出貧困人口約爲1到1.5億。 政府的人權記錄在整個一年中一直不良，政府繼續進行一系列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政府繼續迅速鎮壓被認爲對政府權威或國家穩定構成威脅的個人或團體，不管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還是社會性的。試圖公開表達不同政見和宗教觀點的公民仍生活在受壓制的環境中。總體來說，政府仍然不尊重宗教自由，並繼續鎮壓未註冊的團體，包括地下新教和天主教團體、維吾爾族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徒。未註冊的華南教會的幾位領導人於7月份被捕並隨後被判處死刑；這些判決中有些暫緩執行，有些正在上訴中。也是在7月，政府逮捕了香港商人黎廣強，並指控他把《聖經》偷運進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爲包括不經法律程式殺人、使用酷刑、虐待囚犯、逼供、任意逮捕和羈押、長時間的單獨監禁以及拒絕正當法律程式等。多數監獄的狀況仍舊惡劣。在許多案例中，特別是敏感的政治案例，司法系統拒絕給予刑事被告基本的法律保護和正當法律程式，因爲政府更注重維持公共秩序和鎮壓政治反對派，而不是貫徹法律標準或保護個人權利。中國政府侵犯公民的隱私權。中國政府繼續實行限制家庭子女數目的有時帶有強制性的政策。政府繼續嚴厲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加強對因特網的控制；新聞人員的自我審查仍在繼續。中國政府嚴格限制集會自由，並繼續限制結社自由。政府繼續限制宗教自由，並加強了對一些未註冊的教會的控制。政府繼續限制遷移自由。公民沒有以和平方式更換政府的自由。政府不允許獨立的國內非政府組織公開監督人權狀況。對婦女使用暴力(包括實行有時是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包括強制墮胎和強迫施行絕育手術)、賣淫、歧視婦女、虐待兒童以及歧視殘疾人和少數民族，都是存在的問題。西藏和新疆持續存在特別嚴重的侵犯人權的情況，這兩個地區均加強了保安。 政府繼續嚴格限制勞工權利，監獄設施實行強迫性勞動仍是嚴重問題。由於成年勞動力離開農村到城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鄉村地區繼續存在童工問題。販運人口是嚴重問題。 任意逮捕和拘留也繼續是嚴重問題。由於政府嚴格控制資訊，因此不可能準確確定遭到任意逮捕或拘留的人士的完整數目。根據國際新聞報導，有20多萬人未經司法審議而在勞教所服刑。另外還有數千人被監禁。政府拒絕承認關押任何政治犯或宗教犯，並堅持說，當局不是因爲政治或宗教觀點而關押這些人士，而是因爲他們違反法律。然而，當局繼續因政治和宗教理由拘留公民。在過去一年，政府利用顛覆和威脅國家安全的法律威脅、逮捕和監禁大批政治、宗教和勞工活動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和主張藝術自由的活動人士、倡導法律改革、直接和公開反對政府和中囯共產黨的獨立人士。兩年來的以宣傳運動、毆打和監禁爲標誌的嚴厲壓制導致數千名法輪功的組織者和信徒被監禁在勞教所或監獄，其中大多數人沒有經過正式的司法程式。多種資訊來源報導說，由於酷刑或虐待，200多名法輪功信徒在監禁期間喪生。 2000年，政府官員稱，依打擊反革命活動法而服刑的有大約1300人，而反革命活動罪已經不復存在，其中許多人是因爲以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政治觀點而被監禁。據大赦國際組織的統計，仍然有211人因參加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的遊行活動而被關押在監獄。自1998年12月以來，中國民主黨至少有30位領導人被控顛覆罪而被判處長期徒刑。 當局提前釋放了數名政治犯，他們當中有張傑(音譯)，韓立發，郭海鋒，曹茂兵和馬哲。其他如3月份被釋放的中國民主黨活動人士周勇軍等人，是在刑滿之後獲釋。到年底，仍然有數千名政治犯 ─ 包括安樹新主教、蔡桂華、韓春生、李必豐、劉京生、秦永敏、沈良慶，查建國，王友才，許國興、方覺、徐文立、張林、張善光、趙常青、住持恰紮仁波切、晉美桑泊和阿旺桑珠(詳見西藏附錄) ─ 因和平表達他們的政治、社會或宗教觀點而被監禁，或遭到其他形式的拘留。有些已經刑滿釋放的人被置於監督之下，不准就業或恢復正常生活。當局還騷擾和監視異議人士的家屬。 政府於4月份開始進行嚴打犯罪的全國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同時也把一些異議人士、分離主義人士和地下教會成員作爲打擊目標。這一運動在新疆進行得非常猛烈，被政府視爲分離分子的人受到打擊。嚴打運動的一個特徵是拘捕嫌疑分子和舉行群衆判決大會。到去年第三季度，國內新聞媒體報導表明，有2000人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決。政府視死刑人數爲國家機密。 未經官方批准的宗教團體，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團體以及非傳統宗教團體的成員，繼續遭受程度不等的官方幹預、騷擾和迫害。政府繼續貫徹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須向政府登記或被置於官方愛國宗教組織監督之下的規定。在某些地區，當局根據國家政策竭力控制未經批准的天主教和新教教會的活動；宗教祈禱活動遭到驅散，教會領導人和信徒受到騷擾，有時被罰款、拘留、毆打或施以酷刑。到年底，仍有一些宗教信徒因爲他們的宗教活動而遭關押。在某些天主教徒集中的地區，政府同忠於梵蒂岡的地下教會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教徒之間的關係因地而異，在有些地區，教徒一起禱告，在另一些地區，天主教徒間分歧很深。在其他地區，登記和未登記的教會受到當局的同等對待，沒有或幾乎沒有關於它們的日常活動受幹擾的報告。西藏的人權狀況仍然不好，政府繼續進行對支援達賴喇嘛的僧侶和尼姑的再教育運動。不過，2000年實施的對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徒的嚴格限制在本年度有所放鬆。地方當局強制遷移西部四川省色達佛學院的數千名藏傳佛教尼姑和僧侶。 政府嚴格管制出版物的成立和管理，控制廣播媒體，檢查外國電視廣播，時而幹擾海外電臺信號。在本年度，幾種出版物因出版政府認爲不合適的內容而被查封或受處罰。新聞記者、作者和研究人員受到當局的騷擾、拘押或逮捕，其中有幾人遭到解雇。儘管如此，新聞記者在本年度揭露了一些掩蓋問題和官員腐敗的事例。政府放鬆了對有線電視的控制，允許一些城市的用戶收看不受檢查的海外新聞節目。儘管因特網在中國不斷擴大，但是政府繼續竭力對因特網內容實施監督和控制，設立了針對因特網的一些新規定，很多網站，特別是有政治敏感性的網站和外國新聞網站，被當局關閉或封鎖。 司法系統不獨立。在本年度，政府採取了糾正司法程式中的體制性弱點的措施，以使司法體制更能夠對公衆的監督負責；但是，過去幾年通過的新的條例和政策仍沒有使中國的刑事程式達到國際標準，在對異議人士及宗教領袖和信徒的處理中頻頻枉法行事。不過，在刑事審判中被宣判無罪的人數比例不斷增加，而且，政府採取措施使無經濟能力的人比較有可能雇得起法律代理人。政府也繼續向幫助中國改革司法制度的聯合國組織、西方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保持開放。一些律師、法律學教授和法學家繼續公開要求使披露文件制度透明化、廢除逼供，確立無罪假設，司法系統獨立，保持沈默的權利以及改善行政法，使公民具有反對政府違法行爲的手段。 對人格的尊重，包括不受以下侵犯： 任意、非法剝奪生存權 官方媒體報導了數起非司法程式處決案，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全國統計數位。在這一年中，警察對在押刑事嫌犯刑訊逼供而造成死亡的問題繼續存在。據幾個可靠的消息來源說，上百名法輪功成員在被警方關押期間死亡(參見第二節(3))。6月，法輪功成員張生範被地方當局從他在黑龍江省雙城市的家中拖走。三天後，他在當地一所醫院被宣佈死亡。當局不准他的家人瞻仰遺體，不准驗屍，也不准他們安葬遺體。地方官員把他的屍體丟棄到一個不爲人知的地方。 據西方新聞記者的可靠報導，山東省濰坊市的地方官員對法輪功成員被毆打致死負有責任，死亡率大約爲每月一個人。 繼續出現多起即決審判處決。這些潦草的審判常常由於缺乏正當程式或有效的上訴而近乎於非司法程式殺人。在全國範圍嚴打運動中，有2000多人通過即決審判被處決。政府把被判處死刑的人數當成國家機密。據國內媒體報導，4月11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23名嫌犯被當著5000人的面判處死刑，其中7人被立即送到刑場槍決。 (2) 失蹤 沒有有關失蹤的新報告。但是，政府沒有提供全面、可靠的報告來說明所有在1989年鎮壓天安門事件過程中失蹤或被關押的人的下落。 (3)酷刑和其他殘忍、非人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 法律禁止施酷刑，但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門對一些在押者和囚犯施以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人權監督人士報告了數起未得到證實但可信的酷刑案件。《監獄法》禁止監獄看守刑訊逼供、侮辱罪犯人格、毆打或縱容他人毆打罪犯。高級官員雖承認酷刑和強行逼供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尚未採取必要措施制止這些做法。據曾被關押的人和媒體的可靠消息，官員的侵權方式有電擊、長期單獨監禁、單獨關押、毆打和加鐐銬等。據可靠報告，在成都，警方爲強迫黃琦承認顛覆罪將他戴著手銬腳鐐毆打。他的幾顆牙齒被打掉，健康狀況很差。黃琦管理一個張帖失蹤人員資訊的網站，包括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失蹤的學生。根據幾個可靠報告，警察和其他安全人員虐待法輪功成員，其中包括警察參與毆打、用極爲惡劣的條件關押和對他們施酷刑。候審的在押者在審前關押期間所面臨的危險尤其嚴重，原因是司法體制自身存在的弱點或對修改後的《刑事程式法》執行不力。在不時進行的嚴打運動期間，提倡警察打擊犯罪速見成效，因此有關酷刑的報告增加。在這次從四月份開始的嚴打運動中，類似報告的數量增加。 在這一年，因警察刑訊逼供而造成刑事犯在關押期間死亡的問題仍然存在。據媒體報導，在黑龍江省雙城市，有一名38歲的殘疾工人被警察從家中拖走，並在遭到毆打後在關押期間死亡。他的家人據說未獲准瞻仰他的遺體，也未獲准驗屍。他們不知道他的遺體埋在何處(參見第一節(1))。 六月，據《瞭望》周刊這份有影響的雜誌報導，警察和調查人員仍經常刑訊逼供。爲制止這種做法，這份雜誌提出了實行保持沈默的權利、嫌犯在受審時直接提供證詞的權利和警察審訊時有被告律師在場的權利。2000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1997到1999年期間，天津、內蒙古、黑龍江、浙江、河北和陝西使用酷刑的情況進行了獨立研究。研究小組查出了221個刑訊逼供案，這些案件造成了21名嫌犯死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侯宗賓於2000年12月在談到研究小組的調查結果時說，儘管1997年的《刑事訴訟法》給刑事司法體制帶來了變革，但刑訊仍是一個體制問題。遼寧省官員在這一年開始了一個試點專案，確立在刑事審判中保持沈默的權利，以此作爲制止刑訊的手段。 有報告說，有很多人，特別是法輪功成員，因表達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被關進精神病院。 在這一年中，有報告說，警察在驅散示威活動時，有時過度使用武力。警察還毆打被逮捕或被關押的人。據目擊者說，進行抗議的法輪功成員在被關押時經常受到虐待。 關押政治犯和一般刑事犯的服刑設施，總的說來條件惡劣，而且經常有辱人格。強迫勞動普遍存在。行政關押設施(包括勞教所、收容遣送站)的條件同監獄的條件不相上下。犯人和在押人員經常被關押在衛生條件惡劣的過於擁擠的設施中，他們的食物常常不夠而且質量差。據報告，很多在押人員依賴親屬提供的補充食品和藥品，但一些重要的異議人士被禁止接受親屬送來的補充食品或藥品。據獲釋的政治犯說，例行做法是把政治犯相互隔離，並把他們同普通罪犯關在一起。據可靠報告，普通罪犯在看守人員的慫恿下毆打政治犯。收容遣送站的看守人員據說靠牢房老大來維持秩序；這些人常常毆打其他在押人員，有時還偷竊他們的東西。一些著名政治犯的待遇有時得到改善，有關方面經常向有關當局提出他們的案子。制定1994年《監獄法》的目的之一是改善在押人員的待遇並加強對他們的合法權利的尊重。政府所闡明的目標是在2010年以前，把全國一半的監獄和勞教所改造成現代化的、文明的設施。據可靠消息，被關押在這些模範監獄中的人所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被關押在其他監獄設施中的人要好。 儘管官方保證囚犯在生病時有權得到及時治療，但讓囚犯得到適當、及時的治療仍是一個嚴重問題。據可靠報告，在嚴打運動中，監獄更收緊了對保外就醫的限制。例如，報告顯示，本年度有57名犯人死于遼寧省的鐵嶺監獄，而2000年的死亡人數是10人。2000年，有70名犯人從鐵嶺監獄保外就醫，而本年度只有兩人獲准保外就醫。營養和衛生條件有時極差。到這一年年底，有報導提到的、經家人和國際社會多次大聲疾呼仍然難以獲得醫療的政治犯有：徐文立、高宏民、秦永敏、王友才、陳蘭濤、陳蒙、方覺、胡石根、康玉春、劉京生、熱比亞·卡德爾、晉美桑波、阿旺桑珠、王國旗和張善光。阿旺群培一年來都被關押在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一所監獄中。據政府官員說，他患有多種疾病，包括消化系統和泌尿系統疾病以及腎臟病和肝臟病。張善光因將勞工示威遊行的消息告訴自由亞洲電臺而被判處10年徒刑，他患有嚴重的肺結核。方覺患有腿疾和腰疾；徐文立患有肝炎。華棣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他因受到泄露國家導彈機密的指控而被判處10年徒刑。他身患癌症，但4月份被拒絕保外就醫。自商人和知名的維吾爾活動人士熱比亞·卡德爾於1999年8月被監禁以來，新疆的監獄管理人員禁止她的家人帶給她治療心臟病的藥物。據說她的健康狀況很差，她的雙腳疼痛、視力模糊、聽力受損。還有人說她受到了身體上的迫害。據報告，官方人士多次拒絕讓她住院。 監獄中和勞教所中普遍存在強迫勞動的現象。據可靠報告，在中國西部的一個勞教所，在押者每天被強迫勞動長達16小時，從事打石或制磚。2000年，有些人因勞累過度、醫療條件惡劣和遭看守毆打而死亡。 政府不允許對監獄或勞教所進行獨立監督，國際人權組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仍無法同犯人接觸。但外國代表團獲准參觀模範監獄。政府繼續同一個外國人權組織就人權和犯人事務進行非正式對話。在本年度，官方接受了這個組織提供的幾百名政治犯的名單，並提供了50多個案例的詳細情況，其中包括幾名在刑滿前獲釋的人的情況。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參觀了被樹爲典型的天津監獄和最高戒備的北京第二監獄，大多數在北京被判有政治罪的人都被關押在這裏。同國際紅十字會(ICRC)進行的關於安排他們瞭解監獄情況的談判仍沒有進展。 (4) 任意逮捕、關押或放逐 任意逮捕和關押仍是嚴重問題。法律允許當局在某些情況下不出示逮捕令或提出指控就關押一些人，這些人可能不經審判就通過行政程式被判處在勞教所或類似機構服刑，最長可達三年。由於政府嚴格控制資訊，外界無法準確確定新的或繼續任意逮捕或關押的人數。據官方統計，1997年勞教所中有23萬人。據官方新聞社3月份發表的一篇報導，有300個勞教所自1957年以來共關押了350萬名以上犯人。據估計，1996年以前每年有多達170萬人受到被稱爲收容遣返的行政關押；據報告，受到這種關押的人數從那時起有所增加。據可靠報告，政府把一些法輪功成員、政治、宗教和勞工活動人士及一些異議人士關進精神病院；並強迫一些人服藥或接受電擊治療。另一位在勞工問題上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上海的王妙根，於1999年失蹤，據信被關在精神病院中。儘管反革命罪已於1997年被從《刑法》中刪除，但據西方非政府組織估計，有多達1300人仍在因這種罪行服刑，另有600人因觸犯《國家安全法》而服刑，該法涵蓋了同被刪除的反革命罪相同的罪行。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取消了一種經常受到批評的審前關押形式，即允許警察在不提出指控的情況下長期關押嫌犯的收容審查。但在某些情況下，警方仍能夠在決定釋放或正式逮捕之前，單方面將人關押長達37天。嫌犯一旦被逮捕，警察和檢察官就可根據修改後的法律，在開庭前對案情進行進一步調查期間，把他關押數月。很少有嫌犯在候審時能交保獲釋。根據《刑事訴訟法》，被關押的刑事嫌犯、被告、他們的法律代表和他們的近親有權請保證人擔保嫌犯或被告在監外候審。而在實踐中，官方通常不會同意。《刑事訴訟法》還規定，當局必須在24小時內通知被扣押者的家屬或工作單位。但實際上，在及時通知這點上仍存在嚴重問題，特別是在敏感的政治案中。根據一個通用的例外規定，如果通知將妨礙案件調查，有關官員無需發出通知。警察繼續關押人員，不讓他們同家人或律師見面，並繼續秘密進行審判。 《刑事訴訟法》的一個主要缺陷是它沒有涉及勞教體制。被告有根據《行政訴訟法》對勞教判決提出異議的合法權利。上訴後可獲得減刑或緩期執行，但由於上訴期限短和沒有充足的法律代表等原因，上訴通常不會成功，從而削弱了法律防止或駁回任何武斷裁決的能力。有一些通過法庭成功地經上訴獲得減刑的案例，但其確切數目不詳。 《刑事訴訟法》也沒有涉及收容遣送問題，它們使當局能夠爲維護城市社會秩序而不經審判就施行行政關押。可根據這一條款關押的人包括無家可歸者、無業遊民、犯輕罪者和那些未經准許就在城區生活或工作的人，他們可能會被遣送回他們的戶口所在地。如果不能確定把他們遣送何處，或由於經濟原因不能遣送，他們就可能被送到落戶農場。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可能被送到福利中心。在被遣送前，這些人可能被關在收容遣送站，並可能被要求在被關押期間通過勞動來支付他們的關押和遣送費用。據報告，被關押在這些收容遣送站的人員的親屬和朋友常常能通過交一筆錢讓他們獲釋。地方上的收容遣送法規在某些情況下擴大了可被關押者的類別。以北京爲例，患有精神病的人、精神不健全的人和那些根據政府規定應被羈押的人都被具體納入可被關押者之列。其他很多人也受到類似的行政關押，這被稱爲收容教育(對賣淫嫖娼者而言)和收容培訓(對少年犯而言)。據報告，根據這些條款，有些人能被長期關押，特別是如果他們交不出獲釋所需的費用的話。 據研究人員說，中國有20所直接由公安部管理的安康院，異議人士和活動人士同精神病人一起被關在那裏。關於什麽樣的人可送進安康院的規定並不明確。據可靠報告說，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工會人士、地下教徒和法輪功成員都被關在這種設施中。1992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王萬星仍被關押在北京郊區的一所精神病院中(參見第一節(3))。2000年底，工運人士曹茂兵被拘留，並被強制送進江蘇省鹽城的一所精神病院。據報告，他還被強迫服藥(參見第六節(1))。但曹茂兵已於7月獲釋。據可靠報告，政府把數百名法輪功成員關進了精神病院。 對於1998年成立的朝反對黨方向發展的中國民主黨的鎮壓在這一年繼續進行。鎮壓運動導致上百名中國民主黨領導人、活動人士和成員被逮捕、關押和監禁。自1998年12月以來，至少有30位中國民主黨的核心領導人因被控顛覆犯有罪而受到嚴厲懲罰。當局指控數位民主活動人士嫖娼、傳播黃色錄影帶、小偷小摸或其他同他們的政治活動無關的罪行，一些專家形容這是當局企圖損害民主運動的公衆形像。3月，中國民主黨湖北党部副主席Lu Xiaolan試圖在武漢組織中國民主黨會議時被扣押。2000年12月底，上海的蔡桂華和傅申平因不堪警方騷擾而決定離開上海。他們兩人都因在上海支援中國民主黨而坐過一年以上的牢。據報告，2000年12月，中國民主黨活動人士王澤臣和王文江在鞍山被控顛覆國家政權而分別被判處6年和4年徒刑。他們兩人是1999年6月被逮捕的。 警方有時還關押異議人士的親屬(參見第一節(6))。 對官員的腐敗和瀆職行爲提出批評的人也常常受到威脅、關押或監禁。 一月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說，持不同政見者和被取締的宗教團體將成爲有關當局在這一年加強鎮壓的主要物件。4月份，政府開始了全國性的對暴力和有組織犯罪的嚴打鬥爭運動。但據媒體報導，這一運動還把一些異議人士、主張分離的人士和地下教會成員當成打擊物件。據報導，地方警察受命增加逮捕人數，法官也被指示加快審理和判刑。這一運動的特點是大規模的審判大會和讓被判刑的囚犯在主要城市中遊街示衆，隨後當衆處決。例如，四川省的地方報紙4月份報導，有3000多名罪犯在全省各地的123個群衆大會上被判刑。其中有900多人受到嚴懲，這包括死刑和長期監禁(參見第一節(4))。到本年度的第三季度，媒體報導有2000多人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決。政府把它所執行的死刑數目視爲國家機密。 少數民族活動人士繼續成爲警方的目標。在全國性的嚴打運動中，分裂主義者或分離主義者受到重點打擊。新疆政府官員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4月對《新疆法制日報》表示，新疆有關部門可能利用嚴打運動來打擊穆斯林分離主義者和非法宗教活動。在這場運動中，新疆地方法院對被指控進行分離活動的人判處了死刑或長期監禁。2000年初，法院判處維吾爾女商人熱比亞·卡德爾八年徒刑，罪名是向外國人傳遞國家機密資訊。她被控企圖泄露的國家機密包括發表於官方媒體的報刊文章和已經經司法機關審理過的案件當事者名單。警方於1999年8月逮捕了卡德爾及她的兒子和秘書，他們當時正要去會見一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 這一年還有新聞記者被關押，原因常常是報導的內容不爲政府或地方當局所批准(參見第二節(1))。2000年7月，珠海警方逮捕了五名記者，其中有兩名香港記者和兩名澳門記者，他們當時要報導農民對一個土地再開發計劃的抗議活動；陝西地方警察還逮捕了陝西電視臺記者馬曉明，他曾報導了12000名農民起訴鄉政府的事件。 地方當局利用政府反邪教的運動關押並拘留了大批宗教信徒。例如，2000年12月，中功氣功團體的四名成員被南京當局指控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被判處兩年到四年半的徒刑。 《國家賠償法》爲公民對非法監禁造成的損失要求賠償提供了法律依據。儘管很多公民仍不知道有這種法律，但有迹象顯示，它的影響雖然仍然有限，卻正逐漸增加。一年來，官方媒體發表了多篇文章，讓民衆更多地瞭解近來制定的旨在加強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的法律，包括《刑事訴訟法》、《國家賠償法》和《管理程式法》等。很多人在這一年利用《國家賠償法》索賠。 沒有關於政府流放公民的報告。政府繼續拒絕讓持不同政見者和異議人士再入境。政府不允許一些曾被關押在勞教所的人返鄉，這一做法構成了一種國內流放。 (5) 沒有公正的公開審判 《憲法》規定，法院應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但在實踐中，司法部門受到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指導，黨和政府領導人利用種種手段指示法庭對敏感案件的裁定和判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中囯共產黨常常干涉司法體制並對法庭裁決發號施令。腐敗和利害衝突也影響著司法裁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任命相應一級司法機構中的法官，從而可能導致地方領導對其所任命的法官施加不正當影響。國家媒體發表了大量文章，呼籲結束這種地方保護主義並建立起不受官員干涉的司法體制。 最高人民法院爲法院體系中的最高機構，其後依次是高級、中級和初級人民法院。還有處理軍事、海事和鐵路運輸案件的專門法庭。 腐敗和低效率是司法體制中的普遍現象。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佈新規定，使要求法官遵守的利害衝突準則更加嚴格化。根據新規定，違反禁止接受當事人錢財禮物規定的法官或私下同當事人會晤的法官，可能被判瀆職罪。這些規定使6759名法官在2000年採取了回避審理行動。還有一些規定禁止前法官在他們過去的法庭中審理案件。此外，檢察院公佈了十項規定，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腐敗並培養檢察人員的效益意識。檢察院還宣佈，將通過全國考試制度爲7200個空缺選擇人選。爲減少審前的腐敗現象，北京的法院于2000年初成立了新的辦公室，處理以前由法官負責的審前程式。在這個新體制下，有關各方更難以對法官施加影響，因爲他們事先不再被告之由哪一位法官辦案。最高人民法院還實行自我審查和責任制，讓上級人民法院院長對其下屬的行爲負責。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處罰了1292名違反黨或政府規章的法官，其中46人被指控違法而受到起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這一年處理了494名警官，其中54名被判定負有瀆職刑事責任。五名省級檢察官被傳喚到北京對不法行爲承擔責任。在本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給17931名國家官員判腐敗或受賄罪。2000年有1450位法院工作人員因違規行爲而受到懲處。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聯合發佈通知，規定只有通過考試獲得法律專業證書的人才能擔任法官或檢察官，或申請律師執照。這項規定定於2002年1月1日開始生效。 政府還採取措施糾正司法體制上的薄弱環節，使其更透明，並更經得起民衆的監督。法律規定所有審判都要公開進行；但實際上很多審判是不公開的。最高人民法院於1999年頒佈條例，要求所有審判都要公開進行，只有以下幾種情況例外：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未成年人的案件；雙方要求不公開審理的離婚案；和涉及商業機密的案件。據報告，有幾個法院公開了訴訟程式。根據新條例，持有有效證件的外國人同公民享有相同的出庭權利。有關涉及國家機密、隱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屬於例外的法律規定被用來封閉政治上敏感的訴訟程式，不僅不對公衆公開，甚至在某些案例中不對家庭成員公開。本年度，外國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曾申請出席幾次審判，法院官員隨即把這些案件重新定爲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從而把它們列入不公開審理之列。 自1998年以來，很多審判被轉播，法庭訴訟也成爲一種常見的電視欄目。2000年，上海的法院率先在因特網上公佈判決。據官方統計，全國各法院1999年開庭審理了539000個刑事案件，比1998年增加了12.27%；有60多萬人被判刑，比1999年增加了14.02%。儘管2000年被判罪的人增加了6.21%，但與1999年相比，2000年被無罪釋放的人也增加了12%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數位顯示，全國各級司法部門2000年無罪釋放了6617名被告，原因是證據不足或提出的指控不構成犯罪(比1999年的5878人有所增加)。 警察和檢察人員經常忽視《憲法》和法律中關於合法程式的規定。例如，警察和檢察人員能對犯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讓他們召供，而且通過強行逼供得到的證詞常常被作爲證據。2000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承認，刑訊逼供、向嫌犯勒索好處和裙帶關係等侵權行爲仍是嚴重問題。1999年，韓杼濱的辦公室收到了812821份申訴，其中342017份涉及檢察人員。現有最新資料顯示，當局在2000年逮捕了715833名刑事嫌犯並起訴了708836人。法院判決了64萬多人。《刑事訴訟法》禁止刑訊逼供，但該法的一個缺陷是，沒有明確禁止使用逼供證詞爲證據。傳統上，沒有正確認罪態度的被告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刑事案中的定罪率接近90%，審判一般幾乎如同判決聽證。實際上，刑事被告在案件被送上法庭後才得到被指派給他們的律師；有些觀察人士認爲，鑒於往往此時裁決已定，律師要向當事人提供有意義的幫助已經爲時過晚，被告律師能爲其當事人做的通常莫過於減刑。在大多數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審判中，法院在很少會超過幾個小時的訴訟程式結束後，立即宣判被告有罪。雖有上訴程式，但上訴極少能推翻判決。 缺少合法程式在死刑案中尤爲嚴重。共有65項死刑罪，其中包括僞造貨幣、貪汙和腐敗一類的金融犯罪，犯有其他財産罪也有可能被判處死刑。名義上，所有死刑判決要經高一級法院復審，但從逮捕到處決通常只有幾天甚至更短的時間，而復審的結果也一貫是支援原判。未成年人和孕婦根據明文規定免於死刑，而且只有涉及銀行或博物館的盜竊案可受死刑處罰。於4月份開始的嚴打運動的特點是大規模逮捕、缺乏合法程式和就地公開處決。自這次運動開始以來，媒體報導顯示，有2000多人被處決(參見第一節(4))。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讓大多數嫌犯有權在初遭關押或審訊後很快聘請律師。但警方常常鑽法律的空子來阻礙被告的使用律師權，政治活動人士要得到他們自己選擇的、勝任的律師尤爲困難重重。據報告，在敏感的政治案中，被告和律師有時被禁止在審判期間交談。刑事被告的律師常常見不到他們的當事人或看不到將在審判過程中使用的證據。2000年12月，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侯宗賓特別提到了被告律師在同他們的當事人見面、查閱法庭文件或讓法官聽取他們的申訴時所遇到的困難。這項修改後的法律在其他方面也沒有達到國際標準。例如，它沒有能夠充份禁止通過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其上訴程式未能提供充份的復審途徑，當被告權利受侵犯時也沒有有效的補救辦法。警方仍能夠在決定釋放或正式逮捕之前，單方面將人關押長達37天。嫌犯一旦被逮捕，警察和檢察官就可根據修改後的法律，在開庭前對案情進行進一步調查期間，把他關押數月。只有個別嫌犯能在候審時交保獲釋。此外，在國家機密案中，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授權官員不讓嫌犯在對案件進行調查期間同律師見面。國家機密這個概念廣泛而模糊，可由警察、檢察人員和法官在刑事案的不同階段自行解釋。這項條款的範圍和適用性的不確定令人對在押人員的獲法律幫助的權利感到擔憂。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也沒有堵住司法體制中的某些漏洞。這項法律中沒有保持沈默的權利，沒有無罪推定，沒有防止一罪受兩次審理的權利，也沒有證據法。允許被告同指控他們的人對質的機制不健全；據一位專家說，只有1%到5%的審判中有證人出庭。 一些偶然的證據顯示，《刑事訴訟法》的實施程度不一，而且也不徹底，特別是在敏感的政治案中。不同的司法和警察部門對這項法律作出的不同解釋導致在實施中做法矛盾或沒有全面實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都頒佈了執行補充條例，以堵住一些這樣的漏洞。本年度，政府繼續努力，就這項法律和其他法律的規定對律師、法官、檢察人員，特別是對公衆進行教育。 被告常常發現難以找到願意接手敏感的政治案的律師。政府雇用的律師仍依賴正式工作單位給他們安排工作、住房和其他待遇，因此，很多人可能不願給敏感的政治被告當律師。1999年1月，異議人士王策被審判並自我辯護，據說原因是因爲由法庭推薦的律師拒絕受理他的案子。2000年2月，他被判處四年徒刑。沒有出現關於政府像過去那樣，吊銷代表政治被告的律師的執照的情況。 積極爲當事人辯護的律師繼續同警察和檢察人員發生摩擦，導致執法官員的不滿或騷擾威脅。律師職業協會呼籲在對抗性的程式中更好地保護律師和他們的合法地位。 但有迹象顯示，民衆開始利用法院體制和現有的新的法律解決手段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和要求政府糾正種種違規行爲。越來越多的人依靠法律對付政府的瀆職行爲。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於2000年4月公佈的統計數位顯示，從1990到1999年的公民告政府的案子中，有23%(即3632件案子中的832件)是公民原告勝訴。此外，這些案子中有相當大的一部份獲得庭外解決。行政疏忽指的是政府部門對公民提出的申請不予答復或拖延答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個人告政府部門行政疏忽的案件數目從1990年到1998年增加了6.6倍。城市公民也擔當起反腐敗監督員的角色。2000年，北京紀律檢察委員會收到了19333封檢舉腐敗的信件。根據這些信件，有關官員提出了599起腐敗案指控，並處理了1044名官員。儘管有些原告起訴政府成功，但是對異議人士有利的裁決仍然罕見。特別是異議人士就刑期提出的上訴極少得到批准。 2000年，有3789個刑事定罪或判決經上訴被推翻。同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宣佈了讓窮人有能力上訴的規定，並宣佈有關官員在涉及窮人、老年人或殘疾人的237000多起案件中延緩收取或減免開庭費。爲提倡透明度，深圳法院實行了一個試點專案，要求法官寫明他們所做的裁決的理由。上訴法官隨後可以對裁決進行復審，並對根據錯誤的法律推理做出裁決的法官處以罰款。 近幾年，有可靠報告說一些被處決的犯人的器官被摘除並被出售。官方證實了被處決的犯人是移植所需器官的來源之一，但堅持說必須事先得到犯人或犯人家屬的同意。沒有管理器官捐獻的全國性法律，但衛生部的指示明確規定，禁止購買和出售人體器官和組織。2000年6月，曾在天津的武警總部醫院工作的王國旗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他曾從100多名被處決的犯人身上提取皮膚和摘取角膜。王國旗在證詞中說，1995年，他在參與了從一個當時還活著的犯人身上取皮膚之後，開始對這種做法感到不安。有關當局稱，王國旗爲了在美國獲得政治避難而編造了這個故事。法院通常在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和其他節日前發佈幾項死刑令。據香港媒體報導，對被處決的犯人的器官的需求因這些處決活動而增加。據報告，2000年有40多個需要器官移植的富人到廣州的一所醫院，每人支付了最多達30萬美元(250萬人民幣)以得到從被處決的刑事犯身上摘取的肝臟。沒有可靠的資料顯示每年有多少器官移植用的是被處決的犯人的器官，但據媒體報導，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外國人，特別是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因無法在國內得到移植器官而到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接受移植的人說他們爲此支付的錢數不等，有些人說，治療可能由於錢不夠或未及時交款而被中止或拖延。 檢察官和法官都不一定要有法學學位或法律經驗，資格標準歷來很低。很多人對法律並不精通。 三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人大爲其年度報告辯護時，遭到了代表們對司法改革步伐緩慢的批評。一位代表指出，司法專業人員中只有近9%的人受過大學教育。另一位委員抱怨說，司法體制缺乏對人權的尊重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很明顯的一點是，全國人大對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報告的肯定率只有74.4%，對最高人民檢察院年度報告的肯定率只有71.2%。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3月份向全國人大提交的報告承認，司法官人員的政治和專業素質不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承認，高等法院在打擊腐敗或解除不稱職的法官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夠。肖揚強調，法院不僅應打擊整個社會的腐敗，而且應打擊法院自身的腐敗。肖揚在報告中保證將努力簡化法庭審理程式，並提高其效率。本年度，政府繼續展開糾正司法體制性缺陷、使其更經得起民衆監督的運動。肖揚指出，爲挑選出高素質的法官，政府在50%以上的地方法院開始實行大法官制度。當局還採取了其他措施，改善對法官和律師的培訓並提高他們的專業水平。 2000年7月以後，爲使法官同檢察官保持距離，北京的法官脫下了軍裝式的制服，包括肩章和大簷帽，換上了袍服或西裝。全國人大還於2000年7月批准了針對1995年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兩項修正。一項修正要求被任命爲法官或檢察官的人爲法學院畢業生並從事法律工作至少兩年，或爲研究生畢業並從事法律工作至少一年。另一項修正要求法院和檢察院院長、法院和檢察院司法委員會成員以及司法小組組長通過相關考試。 本年度，一些律師、法律教授和法學家繼續公開敦促進行法律改革。主要報紙和法律雜誌呼籲引進英式或美式的取證制度，取締強行逼供，確立法律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建立獨立的司法體制並改善行政法。西方學者和新聞記者也撰寫了一系列批評司法體制中的缺陷的文章，其中具體包括，使用行政關押手段將政治或宗教異議人士關押在精神病院，缺乏具體保證嫌犯保持沈默的權利的法律規定，強行逼供，酷刑，有罪推定和沒有在接受審問期間得到律師的權利。 政府官員否認有任何政治犯，堅稱當局關押人不是因爲他們的政治或宗教觀點，而是因爲他們違反了法律。但當局繼續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而關押公民。據估計，仍有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受到關押，一些被關在監獄中，另一些被關在勞教所中。 1997年《刑法》刪除了反革命罪，它過去常常被用來懲處在政治上反對政府的人士。取而代之的是概念含糊的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規定。2000年，官方稱有1300人因反革命罪在獄中服刑。因這種罪名而被關押的人包括胡石根、康玉春、餘志堅、張京生和孫雄英。數國政府敦促中國政府審議那些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的人的案件，因爲此罪已經從《刑法》中刪除。它們還敦促釋放那些因非暴力行爲而根據原有法律被監禁的人。有關官員表示，根據法律逐一審議犯人提出的上訴是可能的，而且已知有一件上訴獲得成功。但政府表示將不會全面審議這些案件，也不會全面赦免，理由是沒有追溯解罪的法律。那些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的人，包括那些沒有暴力犯罪行爲的人，仍在繼續服刑。 大赦國際查明有211人仍因參與天安門事件而被關押或保外就醫；而其他非政府組織估計有多達2000人因他們當時的活動而仍在獄中。 政府提前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天安門活動人士張傑于1月份從山東濰坊市的一所監獄獲釋。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韓立法於7月份從一個勞改營中獲釋，詩人馬哲在貴州省一所監獄服刑三年半後也被釋放。擔任過1989年天安門運動領袖的郭海峰也於3月份被提前六個月釋放。7月份，工運活動人士曹茂兵也在被關押在精神病院七個月後獲釋。異議人士周勇軍也於3月份被釋放。 但在這一年，仍有很多人繼續被監禁或以其他形式被關押，其中包括恰紮活佛、范忠良、韓春生、李必豐、晉美桑波、阿旺桑珠、秦永敏、沈良慶、查建國、王友才、徐國興、徐文立、張林、張善光、趙常青和方覺。得到假釋和減刑的政治犯的比例比普通犯人要低得多。此外，當局草率審判持不同政見人士並將他們判處長期徒刑。 刑事處罰可能包括在從監獄中釋放後的一定時間內剝奪政治權利，即此人在這段時間沒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出獄後的人還可能發現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業能力、旅行自由以及獲得居住許可和社會服務的機會受到極大限制。近幾年，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使非政治犯面臨的這些問題有所減輕。但獲釋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人仍常常受到警察的監督、電話監聽、搜查和其他形式的騷擾，很多人難以得到或保住工作和住房。 (6) 任意干涉隱私、家庭、住所和通信 《憲法》闡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儘管有法律保護，但是當局在實踐中常常不尊重公民的隱私。儘管法律要求執法人員要有搜查令才能夠對一個場所展開搜查，但這一規定常常被忽視；而且公安局和檢察院有權自行發出搜查令。當局監聽電話交談，監督傳真、電子郵件和因特網通訊。當局還拆閱和審查國內和國際信件。安全機構時常監督並且進入同外國人交往的人的住所和辦公室，檢查電腦、電話和傳真機。政府安全機構監督、有時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之間的接觸。所有大型賓館都設有相當規模的內部保安。 在城市地區，很多人仍要靠同政府關聯的工作單位得到住房、醫療、生育許可、申請護照許可和其他日常生活需要。但原本負有監督人們的活動和態度之責的工作單位和居委會，其作爲社會或政治控制手段的重要性越來越低，對一般公民而言，政府對日常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干涉繼續減少。 一些異議人士受到嚴密監視，他們同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士的通話通常受到監聽。當局阻止一些異議人士在政治敏感期同外國人見面。在宣佈北京將主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期間和7月份一位高級外國官員到訪期間，警方命令幾位異議人士不得同外國記者或外交人士見面。 政府的騷擾使活動人士無法得到和保住穩定的工作。2000年，政府阻止天安門屠殺事件遇難者家屬的組織者丁子霖同一位著名外國作家的遺孀見面，並繼續凍結丁子霖等人的銀行帳戶，其中有幫助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遇難者家屬的資金。當局還沒收了用於幫助異議人士及其家屬的資金。異議人士說他們受到當局的騷擾。上海的異議人士被警告不得同某些人士見面，不得同新聞記者交談，也不得寫文章或通過傳真發送文章。天安門事件時期的活動人士看來普遍受到這種騷擾。 當局還對異議人士的家屬的活動進行騷擾和監督。安全人員密切監視知名異議人士的親屬，特別是在敏感時期。例如，安全人員多次在徐文立的妻子同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見面時對她進行跟蹤。異議人士及其家庭成員常常被警告不得同外國媒體交談。警方有時關押異議人士的親屬(參見第一節(4)和第二節(1))。 官方的扶貧專案和國家主要工程 ─ 如三峽工程和環境或植樹造林工程 ─ 包含強行遷移人口。 政府繼續推行全面的、有時甚至是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有40萬名工作人員，它在計劃生育協會的協助下制定和推行有關政策。計劃生育協會有8300萬名成員，在全國100萬個分支機搆兼職。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沒有兄弟姐妹的夫婦可生兩個的政策)適用於城市，但不涉及70%的人口所在的大部份農村地區。控制生育政策的執行極大地依賴于對超生子女的嚴厲的經濟處罰(即社會撫養費)。罰款數額根據父母的境況計算，差異很大。大多數人口學家估計婦女人均生育率爲2.0到2.3(而官方的統計爲1.8)，說明獨生子女政策沒有得到統一實施。 城市地區的夫婦受計劃生育規定的影響最大，很少有人獲准生一個以上孩子，但在夫婦雙方爲獨生子女的情況下，可生兩個孩子。對超生的罰款可以達到極高，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幾年的工資。與此同時，受經濟發展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住房狹小、夫妻兩人都有全職工作和昂貴的教育費用等，大城市內的夫婦自願放棄生孩子或只生一個孩子。有迹象顯示，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地區取得了成功，政府開始放鬆在城市的政策。爲推遲生育，《婚姻法》規定了結婚年齡，女方不得早於20歲，男方不得早于22歲；並鼓勵超過年齡限制兩年或兩年以上再結婚。未婚婦女生育爲非法。 在城市以外，例外於獨生子女政策的情況正在變成普遍現象。農村地區每個家庭的平均子女數目略高於兩個。農村地區的夫婦通常被允許在頭胎是女孩的情況下生第二胎，這一例外照顧到了農業勞動的需要和重男輕女的傳統。第一個孩子有殘疾的家庭也可再生一個。少數民族，如維吾爾穆斯林和藏族，所受的人口限制遠遠不那麽嚴格，在某些農村地區他們被允許生多達四個子女。在邊遠地區沒有有效限制，但提倡政府工作人員和黨員只生一個孩子。 人口控制政策依賴於教育、宣傳和物質獎勵，也依賴於包括精神壓力和經濟懲罰在內的強制性措施。全國計劃生育政策通過省和地區的法規實施。根據至少一個省的地方法規，沒有資格獲得允許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證的婦女，必須使用宮內節育器或皮下埋植法。有關法規還進一步規定，使用宮內節育器的婦女每個季度要做一次檢查，確保它沒有脫落。對遵守計劃生育政策的夫婦的獎勵包括月補助費以及醫療和教育優惠。 對那些違反有關政策的人的處理措施可能包括高達相當於一對夫婦年工資三倍的罰款、扣除社會福利、孩子上學時收取更高的學費、降職和其他行政處罰，有時還會失去工作。政府雇員不經同意生育尤其容易被解雇。對不經批准就生育的罰款有高有低，但可以令人望而生畏。在很多省份，地方官員和母親的工作單位可以因超生而被罰款，從而帶來多方壓力。例如，貴州的法規規定，沒有完成計劃生育指標的地區的官員在該年度不能被提升。如果有一人不經允許生育，工廠和其他工作單位中的所有職工都可能拿不到獎金。不付清罰款有時會導致地方當局沒收或毀壞房屋和個人財産。 1999年6月，安徽省頒佈了修改後的計劃生育規定，鼓勵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嚴格控制第二胎，並禁止計劃外生育。育齡婦女必須定期做孕檢，夫妻必須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已經有一個孩子的夫婦必須採取長期節育措施。對已有兩個孩子的家庭，鼓勵夫妻一方接受絕育手術。據可靠報告說，在生第二胎後接受絕育手術的夫婦人數至少在一個內陸省份有顯著增加。此外，規定還要求計劃外懷孕必須立即中止妊娠。 當局在過去幾年在幾個縣進行了放鬆計劃生育指標的試點，並宣佈計劃擴大放鬆範圍。據報告，政府鼓勵地方官員主動開展並資助各自的計劃生育專案。 對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處罰導致農村普遍少報出生人口的現象，使人口統計數位變得不可靠。由於上級(通常是省級官員)要求看到出生率下降，而地方民衆又要求允許他們生育一胎以上，因此夾在雙方之間的地方官員常常假報虛報。 中央政府的政策明文禁止強行使個人接受流産或絕育手術，但完成政府制定的計劃生育指標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導致地方計劃生育官員利用逼迫手段完成政府的指標，其中包括強行施行流産和絕育。計劃生育工作者常常多次造訪未經批准就懷孕的婦女，並對她們施加壓力，要求她們中止妊娠。高級官員多次重申，政府把禁止任何程度的強制行爲作爲一項原則。高級官員承認問題持續存在，並堅決要求政府下決心解決這一問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發佈通知，禁止計劃生育官員違背婦女意願，強制她們接受流産或絕育手術。2000年8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公開批評廣東省懷集的地方官員定期發動地方政府組織育齡婦女接受絕育手術或放置宮內節育器。根據《國家賠償法》，公民可以起訴那些在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時有越權行爲的官員，有使用這一權利的少數事例。 同計劃生育罰款有關的腐敗行爲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官員說，他們本年度回應了1萬多件對地方官員的檢舉。他們還指出在本年度對一些官員實施了嚴厲處罰。 1998年底，聯合國人口基金在32個縣發起了爲期四年的試點專案。這個專案要求地方官員必須完全通過自願性措施、強調教育、改善生育健康服務和發展經濟來解決計劃生育和生育健康問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聯合國人口基金密切合作，準備資訊資料並爲有關各縣的官員和廣大民衆提供培訓。所有試點縣的地方政府都讓廣大民衆瞭解到聯合國人口基金的這個專案，並取消了易導致強制執行的全縣範圍內的整體生育和人口指標制。但針對各個家庭的超生罰款仍然被保留。中央政府歡迎外國代表團檢查聯合國人口基金試點縣的工作，本年度有外國外交人員參觀了幾個縣。由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改變了工作重點，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說全國自己選擇避孕措施的婦女人數從1998年的53%增加到了2000年的83%。 有關法規禁止因胎兒的性別而中止妊娠，但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很多家庭用超聲波來確定女性胎兒而後中止妊娠(參見第五節)。《母親和兒童保健法》明文禁止將超聲波用於這一目的，並要求對違反這一規定的醫務人員予以處罰。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說，有少數醫生受到了違反該法的指控。2000年，一位憤怒的公民通過遼陽市長熱線電話，揭露了一個營業七年的非法確定性別的診所。 政府統計數位顯示，男女出生比例爲114比100；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的這一比例爲117比100。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應爲106比100。據中國的人口學家估計，目前男性人數可能比女性人數多出1億之多。這種不正常的數位既反映了父母爲繼續努力生男孩而少報出生的女嬰人數，也反映了濫用超聲波掃描，根據胎兒性別來中止妊娠的現象。殺害、遺棄女嬰或對女嬰疏於照顧所造成的女嬰存活率較低也是一個因素(參見第五節)。國家經營的媒體越來越重視出生比例的不平衡及其造成的社會問題，如地區性適婚婦女不足和因此而産生的販運婦女問題(參見第六節(6))。重男輕女的傳統在城市正在改變，但在農村地區仍很強大。 《母親和兒童保健法》要求進行婚前和産前檢查，以確定夫妻是否有嚴重的傳染性疾病或某種精神疾病(不包括智力障礙)，或是否有有可能傳給下一代的嚴重遺傳性疾病。衛生部負責執行這項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根據醫生的意見建議施行流産或絕育手術。這項法律還規定可以請不同的醫生進行二次診斷，並闡明這種手術必須有病人或他們的監護人書面同意。至少有五個省政府實施了旨在防止嚴重精神病患者生育的地方法規。1998年8月，中央政府向省政府發出了一份解釋，說明沒有簽名同意，不能對有遺傳病的人施行絕育手術。實際上，大部份地區仍不具備準確判斷難以發現的嚴重遺傳病的遺傳機率的能力。 中國精神病協會在這一年停止把同性戀列爲一種精神病。很多男女同性戀者認爲這是政府變得比較寬容的表現。儘管如此，大部份男女同性戀人的聚會仍秘密進行。 (1) 言論和出版自由 憲法規定，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公民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然而，政府在實踐中限制這些權利。在本年度中，政府對言論和出版自由實行嚴格的限制。政府把憲法序言中規定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解釋爲規定對這些權利的限制。政府嚴格控制出版物的成立和管理。政府不允許公民出版或廣播對高級領導人的批評或對共產黨統治提出直接挑戰的觀點。黨和政府繼續嚴格控制很多 ─ 有時是全部 ─ 文字媒體和廣播媒體，並使之成爲宣傳當前思想路線的工具。據官方統計數位，1998年，全國有2053種報紙，7999種雜誌和行業刊物，並出版了7999種圖書，共72.4億冊。所有媒體員工都得到明確、公開的指示，要遵循中囯共產黨指示，按政治當局的指示進行輿論導向。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導方針都繼續要求新聞記者避免報導很多敏感的政治話題。《國家安全法》禁止新聞記者泄露國家機密。這些公開的政令、指導方針和法規大大限制了廣播和報刊新聞工作者報導新聞的自由，導致高度的自我新聞審查。在1月份發生4名法輪功成員自焚事件後，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嚴厲的反法輪功宣傳運動。另外，還有時起時伏的反迷信宣傳運動。 有些異議人士仍然十分活躍，他們不顧政府對言論自由的限制，繼續公開發表自己的政見。1月，119名異議人士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在春節前釋放被監禁的異議人士，並說，這將有利於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曾跟隨前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工作的林牧組織了這封公開信的簽名運動。在公開信上簽名的著名異議人士有周國強、王東海、陳龍德和冷萬寶。7月，安徽省蚌埠市的王洪學發表公開信，要求當局履行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所作的改善人權的承諾，爲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平反。9月，500名知識份子在一封公開信上簽字，要求更大的出版自由和進行抑制民族主義的教育制度改革。但是，政府繼續威脅、逮捕和監禁行使言論自由權的人士。例如，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吳義龍的妻子單稱峰因要求國際奧會施壓釋放一批中國民主黨囚犯而被判處兩年勞動教養。 隨著基督教徒人數的增加，對《聖經》的需求也相應增加。2000年，一家與海外基督教組織合資開辦的印刷公司慶祝了自1987年開辦以來印刷的第2500萬冊《聖經》。這個組織印刷了布萊葉盲文及朝鮮族、景頗族、(亻+ 栗)僳族、拉祜族、苗族和瑤族等少數民族文字版本的《聖經》。《聖經》雖在有些書店出售，但並不容易買到，個人也不能直接向出版社訂購。但是，在大多數被正式承認的教會可以買到《聖經》，很多家庭教會成員在那裏順利購買《聖經》。然而有些地下基督教徒在官方批准的教會買《聖經》時會猶豫，因爲在那裏買《聖經》有時會開收據，從而留下購買者的姓名。外國專家證實關於經常出現《聖經》供應短缺情況的報導，主要是由於鄉村地區的運輸困難。隨著分發渠道的改進，《聖經》短缺的情況近年已有改善，包括家庭教會獲得《聖經》的情況。海關人員繼續監督向中國境內偷運《聖經》和其他宗教物品的情況。7月間，當局逮捕了香港商人黎廣強，指控他將《聖經》偷運入境。據可信報告說，當局有時在突襲家庭教會時沒收《聖經》。 宣揚在政府允許範圍以外的信仰(如世界末日或聖戰即將來臨)的宗教團體，或其領袖富有感召力的宗教團體往往會受到特別嚴厲的騷擾。據報導，很多宗教團體，特別是家庭教會中的一些團體，被當局視爲邪教。有些觀察人士把其中一些宗教團體宣揚非正統的信仰歸因於神職人員未受過良好訓練。其他觀察人士承認，有些人可能利用人們對宗教的興趣謀取私利。 公安部門繼續企圖迫使一個叫作呼喊派的地下福音傳道者教會停止活動。這個教會是1949年前當地一個新教團體的分支。政府還繼續全面鎮壓其他被視作邪教的團體。據報導，1999年對法輪功的鎮壓導致對所有未經政府批准的信仰的嚴厲控制。有關規定要求所有的氣功團體向政府登記。沒有登記的氣功團體被宣佈爲非法。 從1995年以來，北京外國猶太教徒每周一次的禱告活動從未受到打斷，猶太教贖罪日的宗教活動也已被允許持續了15年以上。上海的猶太教徒被允許在上海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猶太教堂舉行宗教活動，這個教堂經修復已成爲一座博物館。地方當局表示，外國猶太教徒將來在特別的場合可酌情經批准使用這座教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在中國的一些城市定期聚會，但其成員嚴格限於外國僑民。 政府在本年度繼續展開嚴厲、全面打擊法輪功的運動。自政府於1999年取締法輪功以來，只要信仰法輪功(自1月以來即使是不公開修練)就足以使法輪功信徒遭受從解雇到監禁等各種程度的懲罰。雖然自2000年以來被拘留的絕大多數法輪功成員獲得了釋放，但被政府確定爲骨幹分子的人則受到特別嚴厲的處置。至少有十幾名法輪功成員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被判徒刑，但1999年以來大多數被法院判刑的法輪功成員的罪名是較輕的組織或利用邪教破壞執法。但是，大部份法輪功修練者受到行政處罰。雖然不可能獲得被送進勞教所的確切人數，但這個數位不下於數千人。還有一些法輪功修練者則被送進專爲不肯自願放棄信仰的法輪功修練者設立的康復設施。 據法輪功提供的資料，數以百計的法輪功修練者被關進精神病院。公安人員在拘留參加和平抗議活動的法輪功成員時經常使用過度的武力，即便對一些上了年紀或帶著幼童的法輪功成員也是如此。在本年度內，有關於法輪功修練者遭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員虐待乃至殺害的大量可信報告，警察的虐待形式包括毆打，惡境關押，以及施以酷刑(如用電擊或戴腳鐐手銬並綁在鋼鏈上)。多種消息來源報告說，自1997年以來，有大約200名以上的法輪功信徒在被警察關押期間死亡(參見第一節(1))。 法輪功修練者繼續爲擺脫政府對他們自由集會權利的限制而抗爭，特別是在北京。但是，在本報告涵蓋期內，法輪功個人或小團體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抗議活動的次數大爲減少(參見第二節(2))。很多人把抗議活動的減少歸因於1月23日5名法輪功成員在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引起的公衆反響。這一事件被監視攝像機拍攝了下來，並在電視上進行了活生生的細節報導。還有一些人則認爲，抗議活動的減少說明瞭政府鎮壓法輪功的運動獲得成功。到年底時，法輪功的公開修練活動在公開場合幾乎已銷聲匿迹。8月，組織這次自焚活動的4個人被以幫助實施自殺判處7年到無期徒刑。 新聞報導說，在1月23日的自焚事件後，政府發動了大規模聲討法輪功的宣傳運動，大舉逮捕尚未在押的法輪功成員，並批准展開反擊法輪功的高壓思想灌輸，力圖迫使他們放棄法輪功。有報告說，政府下令街道委員會、國家機構(包括高等院校)和企業把所有人們所知的法輪功修練者送進反法輪功強化學習班。有報告說，即使是那些沒有參加抗議活動或用其他方式公開表明自己信仰的法輪功修練者也被強制參加學習班。報告說，在接受幾個星期反法輪功的強化教育後仍拒絕放棄信仰的人被送進勞教所。在勞教所裏，有時發生用毆打和酷刑迫使他們放棄自己信仰的情況；最活躍的一些法輪功修練者則被直接送進勞教所。有報告說，這些手法最終導致大批法輪功修練者在放棄法輪功的保證書上簽字。 當局也扣押外籍法輪功修練者。11月，30多名外國人和定居海外的公民在北京舉行聲援法輪功的示威時被逮捕，而後被驅逐出境。一些可信的報導說，有些人在拘押期間受到虐待。2000年11月，法輪功修練者、美國永久居民滕春燕被指控向外國人提供國家安全情報而受審，據報導，她向外國人提供了有關政府打擊法輪功行動的資訊。2000年12月，她被判處三年勞教。11月，她在國家電視上宣佈放棄法輪功信仰。 這一年，當局還繼續對其他被視爲邪教的團體實行全面鎮壓，往往引用1999年10月根據《刑法》第300條所作的取締邪教的決定。有關條例規定所有氣功團體必須向政府登記。不登記的氣功團體被宣佈爲非法。2000年，人數可與法輪功相比的中功根據 《刑法》的有關條款被取締，居住在國外的中功領導人張宏保堡被指控犯有強姦罪、僞造罪和非法偷越國境罪。據報導，其他氣功團體的兩名領導人也在2000年被捕。政府禁止在公共和政府所屬場所練氣功。這些做法給很多練氣功的人造成不安氣氛，有報告說，有些練氣功的人現在不敢公開練氣功或教氣功。8月，江蘇警方逮捕了一個氣功團體的領導人沈昌，並指控他組織破壞社會治安的集會和逃稅。另有報告說，有14個未登記的基督教團體和一個佛教組織(被稱作觀音法門)也被政府定爲邪教組織。在本年度，當局和專家撰寫了大量文章，把不進行登記的宗教團體及法輪功等邪教的産生說成是西方企圖削弱中國政府的一個陰謀。2月間，中國宗教研究協會副會長張信英(音譯)說，邪教的産生是由於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經常濫用宗教自由的觀念。中國高級領導人在譴責法輪功的場合也說過類似的話。 政府在學校進行無神論教育。按規定，不許對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但是，對這個規定的執行，地區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在某些地區，有大量青少年參加登記和未登記祈禱場所的活動。 (4) 境內遷移、出國旅行、移居國外和回國的自由 政府限制境內遷移的自由，限制更換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的自由。政府用以控制和限制個人居住地點的戶籍登記制度和身份證制度正在逐漸開放，大部份公民越來越能夠在國內更換生活和工作地點。但是，政府通過其他機制保持了限制遷移自由的能力，在本年度，這些限制措施有所加強，特別是在敏感的政治性紀念日來到之前和在制止法輪功示威活動的過程中。離開家鄉去國內其他地方找工作的經濟移民流動人口估計在8千萬到1.3億之間。還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員被吸引到大城市，希望能找到工資較高的本行工作。這些流動人口沒有常住人口的身份，而要獲得各種社會和教育服務必須有身份。 除非這些人能獲得戶籍，否則他們必須支付使用這些服務的費用。但是，有些城市，如北京，則免費提供某些社會服務。 在敏感的紀念日到來之前，城鎮當局驅趕各種不受歡迎的人，包括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外來打工者、沒有居住和工作許可的人、小偷小摸、娼妓、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等。這些人往往根據拘留遣返條例或類似的行政條例被拘押或遣返(參見第一節(4)和第一節(5))。 有報告說，本年度在北京，特別是在10月1日國慶節以前，有過抽查身份證件，突襲住宅和在火車站、汽車站騷擾外地人的事件。 異議人士報告說，在政治敏感期間或外國政要訪華期間，當局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 根據適用於被關押在勞教所的重犯的監獄就地就業制度，當局不讓某些犯人在刑滿後回家。累計被判勞教的時間超過5年者也有可能喪失回家的法律權利。對被分到離家遙遠的勞教所服刑的人來說，這種做法構成一種形式的國內流放。受到這種限制的犯人人數不明。據報導，當局迫使另一些人在刑滿或拘押期滿被釋放後到便於對他們實施嚴密監視的國營企業工作。還有些獲釋或獲假釋的犯人可以回家，但不給予行動自由。當局於1997年釋放了趙紫陽的前助手鮑彤，但繼續密切監視他的活動。前高級領導人趙紫陽仍被軟禁，在天安門屠殺事件的周年紀念日等敏感時期和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來訪期間，往往會加強在他周圍的保安力量。趙紫陽大約每年被准許離開北京去外地一次。 政府的扶貧計劃或建造三峽大壩等國家級工程及環保和造林工程往往要求強迫居民遷移。 政府允許大多數公民合法移民和出國旅行。獲得護照變得日益容易。政府繼續以政治表現作爲選派公費留學生的標準。 政府沒有控制占中國留學生多數的自費留學生。有一些報告說，在本年度敏感的紀念日期間，特別是6月4日，學生、學者受到旅行限制。地下天主教會成員，特別是想去國外進一步深造的神職人員很難取得護照和其他必要的旅行證件。商務旅行人員獲得出國護照相對容易些。夫婦同時出國有時需要以同意推遲生育作爲條件。政府繼續努力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官方媒體過去曾表示，加入外國敵對組織的人士必須退出才能回國，在國外不得從事違反國家法律的活動。據報導，本年度，有些法輪功成員難以得到護照，但是，看來這並不是一項國家政策。 發生過一些因明顯的政治原因而被當局拒發簽證或拒絕入境的事例。5月，政府阻止揭發了幾個村子艾滋病蔓延原因的高耀潔醫生出國接受頒獎。國際觀察人士和人權組織報告說，他們可以證明邊境檢查站存有應被拒絕入境人員的背景資料。當局否認這些報告。有些曾經發表過敏感材料的外國學術界人士繼續被拒發入境簽證。 中國目前沒有授權當局批准難民身份的法律、法規，但是，據報導，政府繼續起草有關批准難民身份的工作條例。政府在處理來自越南和老撾的漢族和少數民族定居問題上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合作；政府在處理其他難民問題時，不那麽合作。政府不擔當第一避難國的角色。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官員公署北京辦事處登記的少數避難者 ─ 每年不超過100人 ─ 採取了一種事實上的容納。政府允許在難民公署確定他們的身份期間留在中國，如果聯合國難民公署確定他們實屬難民，允許他們在等待去第三國定居期間留在中國。 政府同老撾和柬埔寨進行合作，協助決定回自己國家定居的人的返國程式。政府否認收緊了接受越南尋求避難者的政策。由於越南華裔境況穩定，兩國邊界的檢查越來越鬆弛，近年來，尋求在中國定居的越南人很少。 有可信的報告說，北韓流入人員被強迫遣返，很多人擔心在北韓會受到迫害。6月，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北京辦事處尋求避難的一家北韓難民被允許離開中國去第三國定居。 第三節 尊重政治權利：公民改變政府的權利 公民不享有和平改變政府的權利，也不能自由地選擇或改變管理他們的法律和官員。農村公民直接投票選舉村民委員會 ─ 村民委員會並非政府機構，並從黨所批准的候選人中直接選舉鄉和縣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但是，省級人大代表由縣級人大選舉，而省級人大選舉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雖然中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對所有村一級以上選舉的候選人進行審查，但很多縣級和省級選舉實行差額選舉，因此，選舉具有一定的競爭性。 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名義上，由全國人大選舉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選擇總理和副總理，選舉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實際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直接授權下，監督這些選舉，確定全國人大的議程和程式。全國人大沒有確定政策或罷免政府和黨的領導人的權力。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全國人大採取的行動對經濟政策産生影響。 一般來說，各級人大的選舉和議程仍然被掌控最高政治權威的中囯共產黨牢牢控制。在1949年共產黨接管政權前就已成立的小型民主黨派發揮少量的諮詢作用，它們必須表示效忠中囯共產黨。中囯共產黨嚴格控制政治決策，禁止成立新的政黨。政府繼續大力鎮壓自1998年成立以來在全國範圍內吸引了數百名，也許數千名成員的組織 ─ 中國民主黨。武警部隊逮捕了這個黨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領導人。自1998年12月以來，至少30名中國民主黨的核心領導人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長期徒刑。據報導，2000年12月，中國民主黨活動人士王澤臣和王文江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在鞍山分別判處6年和4年徒刑。這兩人是在1999年6月被捕的。 儘管共產黨控制著政府，但是隨著地方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擴大，地方一級的有限的民主決策也繼續增長。然而，很多觀察人士告誡說，村委會選舉制度不一定預示村以上各級政府會採用民主選舉的辦法，而且目前實施的村委會選舉對不得人心的中央政策的實施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還未能構成制衡力量。經選舉産生的村委會並非正式的政府體制的一部份，也沒有正式的憲法功能。村委會沒有獨立徵稅、確定罰款和懲治的權力，也沒有聘用或解雇村辦企業管理人員的權力。不過，大部份村委會有權調解民間糾紛，改善社會治安和授權小額支出的權力。村委會還開展政治工作，發揮村民與政府聯繫渠道的作用。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全國約100萬個村莊預期都要舉行非政府編制的村民委員會的直接差額選舉。1998年修訂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要求改進提名程式並提高村民委員會實施行政管理權的透明度。修訂後的組織法還明確提出，候選人由村民直接提名，而不是由村民小組和黨支部提名。過去幾年中還舉行了幾次鄉鎮選舉。 據民政部說，大部份的省份都已進行過至少三至四輪的村委會選舉。觀察過地方村委會選舉的外國人士認爲，他們觀察過的選舉從總體上來說是公正的。但是，很多村子還沒有舉行過真正意義上有競爭性的選舉。政府估計，有相當多的選舉存在著程式上的嚴重缺陷；在舞弊情況嚴重的時候，有投雙票的情況發生。 雖然從總的來說，共產黨支配著地方選舉程式，並有大約60%的村委會成員是共產黨員，但在有些選舉中，得到地方當局支援的候選人落選。在很多村委會選舉中，選票上留有村民們可寫入非原定候選人名字的地方；至少出現過一次非原定候選人當選的情況。選票上的候選人名單是隨選舉程式的進展而産生的，其中包括政府對候選人的審查以及通過間接投票完成了對部份候選人的淘汰。 政府對婦女和少數民族參與政治未加限制；但是，婦女在政府中或從政人員中的比例與她們在人口中的比例不相稱。婦女在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中自由行使選舉權，但在當選者中所占比例很小。在6100萬政府和黨組織官員中，婦女官員人數占大約1200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女代表占21.83%。共產黨15大選出的193名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約22名婦女爲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超過上一屆女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總數。但是，黨政權力結構最高層的最具影響力的職位，鮮有婦女擔任。在22人的政治局中只有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婦女，在29名部長級官員中，婦女占2名。 少數民族占全國人大代表的14%，而少數民族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9%。全國56個民族在全國人大中都有代表。共產黨15大選舉38名少數民族黨員爲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超過上一屆中央委員會少數民族委員或候補委員的總數。但是，少數民族擔任高級黨政職務者極少。 第四節 政府對國際和非政府組織調查侵犯人權指控的態度 政府不允許國內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監督或評論人權狀況。建立非政府組織十分困難，政府往往對獨立組織持懷疑態度；大部份現有的非政府組織在本質上是半官方的，並受到政府部門的嚴密控制(參見第二節(2))。但是，全國各城市非正式的異議人士網路成爲有關政府侵犯人權資訊的可信來源。這些資訊通過設在香港的人權和民運資訊中心和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等組織傳到國外。新聞界經常發表有關官員越權侵犯公民權利的文章。但是，政府仍然不願接受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其人權記錄的批評，並且批評其他國家和國際人權監督組織的報告，聲稱這類報告不準確，干涉了中國的內政。政府堅稱，不同國家根據自己特有的歷史、文化、社會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有對人權的合理的不同做法。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權研究會。這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被賦予的任務不是監督人權狀況，而是爲政府的觀點和人權記錄作辯護。 政府同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挪威、巴西、美國和日本等很多國家以及歐洲聯盟都在進行人權對話。但是，在進行對話期間，政府沒有採取具體步驟使其在人權問題上的做法符合國際人權文書的規定。 2000年5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對不斷有指控說存在施行酷刑，特別是針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酷刑的嚴重情況表示關注。該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在國內法律中對酷刑作出界定，廢除行政拘留(包括勞動教養)，及時調查有關酷刑的指控，爲警察開設關於國際人權標準的培訓課。政府官員指出，已經針對官員施行酷刑的問題採取措施，並承認在監督司法制度方面還存在問題。2000年11月，政府與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以幫助中國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款。政府簽署了這兩項公約，但尚未批准。諒解備忘錄規定實施的專案包括：對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的人權教育；其他人權教育專案；公佈有關報告；爲專家出國學習提供獎學金。政府對新任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表示歡迎，但未就報告員的訪問達成協定。政府不允許國際紅十字委員會訪華。 第五節：以種族、性別、宗教、殘疾、語言或社會地位爲由的歧視 中國具有針對保護婦女、兒童、殘疾人和少數民族的法律，但是在實際中，仍然存在由種族、性別和殘疾等引起的社會歧視。占人口多數的漢族人普遍認爲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同一民族的社會。 婦女 對婦女的暴力是一個嚴重問題。對婦女施行暴力可依法受到刑事追究。沒有專門針對家庭暴力的國家法律，但是4月份通過的婚姻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爲了保護配偶不受虐待。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說，對婚姻法的33項修改，大部份是以維護婦女和兒童權利爲目的。鑒於虐待配偶的問題嚴重，全國13個省和省級城市通過了相關立法。社會學家指出，沒有有關婦女受到人身暴力侵犯嚴重程度的詳細調查。但是，零散的事例表明，家庭虐待的報案數量上升，特別在這個問題受到更多關注的城市地區。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2000年7月的一份調查報告發現，30%的家庭有暴力現象，其中80%的案件是丈夫虐待妻子。由於大部份虐待配偶的事件仍然得不到報告，因此實際數位可能還會更高。專家指出，農村地區發生家庭暴力的比例比城市地區高。調查發現，家庭暴力出現在所有社會經濟階層。根據全國婦聯的調查，在2000年接到的投訴中，有40%涉及家庭暴力，60%的離婚案起因於家庭暴力。一些專家指出，許多婦女不向警察報告家庭暴力，因爲即使有相應的法律，地方司法機關仍經常把它們看成是家務事而不願干涉。但是，在遼寧省最近的兩個嚴重的家庭暴力案子中，男方均依法得到懲處。儘管對家庭暴力問題的認識增加，但是沒有可以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設施。強姦屬非法行爲。 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形式上禁止採用強制手段施行墮胎或絕育。但是，有記錄的事例顯示，在政府制定的家庭生育計劃指標的壓力下，家庭計劃生育官員對婦女採取強迫手段，包括強迫墮胎和絕育。(參見第一節(6))。 據專家的一些估計，中國有400萬到1000萬賣淫者。性行爲的商業化以及與此有關的販運婦女活動的增加使數以千計的婦女陷入犯罪和受剝削的惡性循環中，易遭受疾病感染和虐待。據官方的新華社消息，中國的每五家按摩廳就有一家從事賣淫，城市裏的比例更高。在各大城市興起的桑那浴、按摩廳、俱樂部和侍女酒吧等場所，大量存在不安全的工作環境。據一項估計，僅北京一座城市就有7萬名妓女，其他估計則認爲這個數位高達20萬或更多。調查顯示，有些地區有多達80%的妓女患有肝炎。通過性交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是一個日益令人擔心的問題。雖然中央政府和各省及地方政府努力打擊賣淫業，但是許多可信的新聞報導說，地方官員與賣淫活動串通一氣。到目前爲止，打擊這項有利可圖的生意的行動基本上無效，其涉及面包括有組織犯罪團夥和商人，也包括警察和軍方。 販運婦女兒童以及以賣淫和/或婚嫁爲目的拐賣婦女兒童的活動是嚴重問題(參見第六節(3)和(6))。 沒有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爲的法令。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在法律上，通常也沒有在社會上得到關注。有報導說，由於缺乏法律保護，也由於婦女在經濟上越來越不穩定，許多性騷擾受害者因爲害怕丟掉工作而不報告。但是，有關專家說，對這個問題的更廣泛認識促使更多婦女開始提出對性騷擾的擔憂。 自1949年以來，政府把男女平等視爲一項政策目標。憲法闡明婦女在一切領域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財産所有權、繼承權和受教育權。婦女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上升。但是，婦女活動人士越來越擔心，婦女過去50年來所取得的進步正在逐漸受到侵蝕，婦女的社會地位在90年代出現倒退。她們說，隨著政府把重點放在經濟改革和維護政治穩定方面，男女平等看來變成了次要目標。要求婦女重新承擔起妻子和母親角色的社會和家庭壓力也日益增大。最近一項對婦女在媒體中的形像的研究表明，婦女的價值形像越來越與能否吸引有錢的丈夫和當好母親相關。 《婦女權益保障法》的目的是爲了有助於減少性別歧視。但是婦女仍然反映，歧視、性騷擾、不公正解職、降級和工資差別等是嚴重問題。政府和社會組織爲婦女提供關於婦女法律權利的教育。一些具體事例表明，婦女越來越多地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例如，上海復旦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在上海工會的支援下建立熱線，爲工人，主要是女工，提供法律權利方面的資訊。 儘管如此，婦女在爭取法律保護的過程中往往遇到嚴重障礙。法律專家指出，由於法律定義模糊，難以度量損失，性別歧視案的難度很大，上訴到法院的案件非常少。一些觀察人士還指出，負責保護婦女權利的機構往往更注重與産婦有關的福利以及産假中無端遭解雇的問題而不是性別歧視或性騷擾問題。社會制度結構也使婦女得不到充份選擇。由於政府工作單位在夫妻結婚時把住房分配給男方，想離婚的婦女面臨失去住所。 在國營企業的改革中，婦女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在貫徹政府改造國營企業的計劃中，數百萬人被解雇，其中婦女佔有不相稱的比例，她們中很多人既沒有技能，也沒有機會找到新工作。35歲到50歲這個年齡段的婦女受到的影響最大，被留用的可能性最小。此外，在工廠或公司陷於金融困境時，女性雇員更有可能被要求接受減薪。有報導說，許多婦女被迫或被勸說提前退休。隨著失業率的上升，歧視性的招聘做法越來越多，公司的性別和年齡歧視越來越厲害，儘管這樣做違反勞工法。 許多雇主爲了避免産假和托兒帶來的費用而偏向雇用男性，有些雇主甚至把女工的實際退休年齡降低到40歲(男子正規退休年齡爲60歲，女性55歲)。降低退休年齡起到了降低退休金的效果，因爲退休金通常取決於工齡。 法律規定同工同酬。但是，政府最近一項調查發現，與男子做同樣工作的婦女工酬只相當於男子工酬的70%到80%。大多數産業部門的婦女從事技能和報酬都比較低的工作。 最近的數位顯示，全國文盲人口中，婦女占將近70%。亞洲開發銀行1998年的一份報告估計，25%的婦女爲半文盲或文盲，而在男性人口中，這個比例是10%。農村地區的文盲比例一般更高。政府《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制定的一個目標是，到20世紀末，在中青年婦女中掃除文盲。但是這個目標沒有實現。 婦女自殺比例高是嚴重問題。據世界銀行、哈佛大學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數位，全世界大約56%的婦女自殺事件發生在中國(約每天500人)，遠遠高於中國人口所占的22%的世界人口比例。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自殺率是全球平均自殺率的三倍，而婦女自殺率據估計是全球平均數字的將近五倍。調查顯示，婦女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低下是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男女之間的教育水平差距在逐漸縮小，但是在受高等教育的有限人口中，男性繼續占大多數。不過，據大城市裏的教育工作者報告說，大學的兩性比例更加趨向平衡。一些大學研究人員報告說，在某些系，甚至在研究生院，女性人數開始超過男性。有高等學位的婦女報告說，隨著工作分配制度敞開，並且越來越具競爭性和受市場驅動，雇用過程中的歧視現象也逐漸增加。 兒童 憲法規定兒童必須接受9年義務教育，但是在經濟落後的農村地區，許多兒童即使上學，也沒有上足規定的年限。公立學校不可以收取學費，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在90年代初期基本上不再爲初等教育提供補貼，因此公立學校面臨收入不足的困境，許多已經開始實行硬性收費，從而使較貧困家庭難以讓孩子上學或讓他們一直上學。近年來，農村地區出現了一些慈善學校，但是不足以滿足需要。城市地區流動民工的孩子也經常不上學。雖然他們如果付規定的學費可以被允許上學，但是非正式居民需要支付更高的學費，其數額往往超過了這些孩子的父母的支付能力。政府展開的2000年普及小學教育運動(到年底未達到目標)有助於增加一些地區的入學人數，但是也有報導說，這也導致學校負責人虛報兒童實際入學人數。 廣泛的醫療保健體制使兒童健康狀況得到改善，並使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據1997年官方統計數位，1996年的嬰兒死亡率爲千分之三十三。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資料，1995年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是(活産兒的)千分之四十七。 據報導，犯輕罪或無家可歸的兒童在監管和遣送中心受到行政拘留。這些孩子經常被與成年人關在一起，並可能被要求從事勞動(參見第一節(4)和(5)及第六節(3))。 儘管政府努力制止綁架和買賣兒童，這些問題在一些農村地區繼續存在(參見第六節(6))。沒有有關被販賣兒童人數的可靠估計。在中國國內，大多數被販賣的兒童被賣給沒有生育能力的夫婦，特別是男孩被賣給無法生兒子的夫婦。兒童也被當作勞力販賣。少女和婦女則被販賣作新娘。 《青少年保護法》禁止殺害嬰兒、虐待或遺棄兒童。但是，根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資料，只有少數醫生被依據這條法律受到殺害嬰兒的指控。法律禁止歧視殘疾兒童，並制定了一系列針對少年罪犯的司法保護法律。對兒童的人身虐待可以構成刑事訴訟。由於對兒子的傳統偏愛和家庭計劃生育限制城市夫婦只生一個孩子，農村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因此殺害女嬰、根據性別墮胎、遺棄女嬰和忽視女嬰等問題繼續存在。許多家庭 ─ 特別是農村地區 ─ 利用超聲波鑒別出女胎而終止妊娠。但是沒有有關這個問題嚴重程度的可靠資料(參見第一節(6))。過去幾年的估計表明，終止妊娠的胎兒中女性胎兒占的比例非常高。另外，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死亡率，這與全世界的趨勢相反。忽視女嬰是女嬰存活率低的一個原因。一項研究發現，在婦女社會地位較低、經濟和醫療條件差、執行計劃生育規定嚴格的地方，男女嬰死亡率的差別最大(與最後一個因素只有弱相關性)。 政府統計數位顯示，中國的男女出生比例爲114比100；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的這一比例爲117比100。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應爲106比100。據中國的人口學家估計，目前男性人數可能比女性人數多出一億之多。這一數位差距可能部份由殺害女嬰所造成，但是專家說，根據性別墮胎、遺棄和忽視女嬰，以及父母爲生男孩而不登記女嬰以躲避計劃生育法律限制等，是更重要的原因。(參見第一節(6))。 童工問題(參見第六節(4)) 據目前可以得到的1994年收集的最新數位，每年被遺棄的兒童爲大約170萬人，儘管根據法律，遺棄兒童要受到罰款和5年監禁。最終被送進孤兒院的大多數兒童爲女童，但是也有殘疾或者健康狀況不良的男孩。讓外國人領養的孩子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女孩。一些孤兒院裏孩子受到的待遇得到了改善 ─ 特別是外國人領養使孤兒院得到更多關注以後，但是問題仍然存在。難以對孤兒院的嬰兒死亡率做出準確判斷，但看來死亡率在很多孤兒院居高，特別是在新入院的嬰兒中。不過，其他一些孤兒院的條件雖然簡陋，然而看上去可以滿足需要。近年來出現了一些非國家資助的私人孤兒院，這些孤兒院的條件一般好一些。在有這樣的孤兒院的地方，一些國有孤兒院表示學習和採納它們的一些更先進方法的願望。 政府否認有孤兒院的兒童受虐待或得不到治療的情況，但承認孤兒院的體制使其經常無法爲某些孩子提供足夠的照料，特別是那些有嚴重健康問題的孩子。爲瞭解決這個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98年修改了收養法以便使夫婦能夠比較容易領養孤兒。新法取消了只有沒有孩子的夫婦才能收養孩子的限制，新法還允許收養一個以上的孩子，並降低了夫婦有資格領養孩子的年齡。自1997年以來，出現了有關一些地區興建、修復和改善育兒設施的可信報導。據報導，用於這個專案的經費達2.484億元人民幣。 殘疾人 政府通過了保護中國殘疾人權利的立法。根據官方媒體報導，所有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實施這一法律的具體措施。媒體公佈了殘疾人的困境和政府爲幫助他們所做的努力。政府有時與非政府組織，如雄師國際俱樂部，共同贊助範圍廣泛的預防和康復專案，包括減少先天性缺陷、治療白內障和聽力障礙等。這些專案的目標是使殘疾人融入社會。 然而，殘疾人的現實處境與法律要求相距甚遠，許多人得不到專門爲他們提供的協助，也接觸不到爲他們設立的扶助專案。誤診、缺醫少藥、地位低下、遺棄等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據報導，殘疾兒童的父母常常經醫生勸說把孩子放入政府經辦的大型收容所。這些收容所往往遠離孩子的父母，看護達不到合格標準。選擇把孩子留在家裏的父母通常在爲孩子獲得充份醫護、日托和教育等方面遇到困難。政府的統計數位顯示，在大約6千萬殘疾人口中，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據政府1998年的資料，殘疾人的失業率爲26.7%，雖比過去低，但仍是官方統計的普通人口失業率的將近10倍。政府的策略是使殘疾人融入主流勞工隊伍，但是文化傳統中對殘疾人的歧視和忽視給這些努力帶來障礙。到目前爲止，這個策略收效甚微。《殘疾人保障法》規定了使道路和建築便於殘疾人通行使用的標準，並提出逐漸達到這些標準。由於達標要求鬆弛，所以大多數建築僅有有限的供殘疾人使用的出入通道。 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兒子、下肢癱瘓的鄧朴方領導著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工作，這兩個政府所屬機構的使命是爲殘疾人提供幫助。 《母嬰保健法》禁止有某些傳染疾病或某些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如神經分裂症患者，結婚。如果醫生發現未婚雙方一旦結婚有可能將先天缺陷遺傳給孩子，這對未婚人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進行絕育手術的情況下才能夠結婚。 1998年的《收養法》經修改後放鬆了對領養年齡的限制。這項旨在方便領養工作的修改可能給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造成始料未及的後果。過去，35歲以下的人只能收養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現在領養健康孩子的最低年齡被定爲30歲，而不再是35歲。一些觀察家擔心，從1999年起開始生效的這項法律可能使鼓勵領養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年齡因素不復存在。 在城市地區，根據有關監護和遣返的規定，可以對留滯街頭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殘疾人實行行政拘留，名義是保護他們(參見第一節(4)和(5))。有報導說，拘留這些人的地方條件惡劣，他們可能必須從事勞動。 少數民族 據政府1995年的統計數位，中國55個少數民族的總人口爲1.0846億，占人口總數的8.98%。大多數少數民族居住在他們的傳統聚居區，其中很多是在山區或邊遠地區。政府公開宣佈的少數民族政策要求在有關婚姻條例、計劃生育、大學招生和就業等方面實行優待。但是，在一些地區，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少數民族受到壓力，要將生育率降到對漢族人實行的標準(參見第一節(6))。政府建立了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低息貸款、補貼和特殊開發基金專案。儘管如此，少數民族在實際上受到歧視。邊遠地區的大多數少數民族的教育程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利於漢族移民人口的就業歧視仍然是一個嚴重問題。種族歧視是一些地區，如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怨恨情緒的根源。政府不公開承認存在對少數民族的歧視，也不承認存在民族關係緊張的問題。 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有旨在提高少數民族生活水平的發展政策。但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收入，特別是非漢族人口的實際收入，仍然大大低於中國其他地區，少數民族有根據地提出，占主體的漢族人從政府專案和經濟增長中獲得了比例不相稱的好處。許多發展專案破壞了少數民族 ─ 包括西藏人和新疆西部占多數的突厥穆斯林 ─ 的傳統生活方式。例如，有證據顯示，官方的扶貧專案和重大的國家工程，如興建水壩和環境/重新造林工程，帶來強制性人口遷移(參見第二節(4))。自從1949年以來，中央政府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使漢族人大量遷入新疆。據政府的一份白皮書，1998年新疆有大約800萬維吾爾人，250萬其他少數民族，640萬漢人，而1949年時漢族人只有30萬。 在少數民族人口衆多的很多地區，教育系統實行漢語或地方少數民族語言的雙軌學校體制。學生可以在兩種學校之間進行選擇。實施雙軌教育制度本來的目的是保護和扶持少數民族文化，但是這個制度使那些從少數民族學校畢業的學生在競爭政府部門和工商企業的就業機會時處於不利地位，因爲這些工作要求熟練的漢語能力。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通常需要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強化漢語學習，才有可能適應用漢語教學的大學課程。 中囯共產黨的公開政策是加強少數民族在政府和中囯共產黨黨內的代表性。少數民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占的比例爲14%， 高於他們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1999年9月的一份政府白皮書說，在政府中任職的少數民族官員有270萬人。據政府的統計數位，內蒙古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官員爲16.3萬人，占內蒙官員總數的23.3%，超過這個地區少數民族人口與漢族人口的比例。許多少數民族成員擔任地方領導職務，少數人在地方上或國家一級擔任有影響力的重要黨內職務。但在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大部份地區，少數民族被排擠在具有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崗位之外。 在新疆，漢族公民和維吾爾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繼續存在。當局嚴厲鎮壓被懷疑是維吾爾民族主義的人和獨立的穆斯林宗教領袖人士。當局還嚴格限制政治、公民和宗教自由。過去一年有很多關於維吾爾人被定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而被處以死刑或長期徒刑的報導。 四月，在嚴打運動剛一開始，新疆喀什地區的25名政治活動人士就被以圖謀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罪名而逮捕。對他們的指控包括從危害國家安全到非法成立組織的多種罪名，然而人權組織指出，指控沒有提到該組織的任何具體行動。在阿圖什、阿合奇、阿克陶等縣，有24人被公開宣判，其中有兩人以破壞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罪被判處死刑。同一個月，三名維吾爾人被作爲1999年8月9日動亂活動成員被判刑，而這個擾亂活動實際上是在當地共產黨辦公樓前舉行的針對逮捕一名阿訇而舉行的抗議。在阿克蘇地區，186人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逮捕，據報導非法宗教出版刊物遭到沒收。在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8名被控危害社會穩定的人被判處4年到13年的徒刑。據官方統計，當局5月份處理了3000多個案件，自治區各地舉行了共有30多萬人參加的大規模公開宣判大會。2000年3月，新疆一個法院以向外國人傳遞國家機密的罪名，判處著名維吾爾族女商人、前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政協委員熱比亞·卡德爾8年徒刑。據官方新聞報導，她被控傳遞的情報包括報紙上的文章和法院處理過的案件當事者的名單。卡德爾和她的兒子及秘書1999年在前往會晤一個正在訪問的外國代表團的途中被逮捕。許多觀察人士認爲，卡德爾因爲爲維吾爾人積極活動，並因她丈夫參與維吾爾人的事業和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的工作而遭逮捕。許多維吾爾人因收聽自由亞洲電臺而遭到拘留。 于1997年在新疆開始的強調民族團結，譴責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運動仍繼續進行。去年，當局堅持嚴格控制分裂主義活動，宣佈加強安全措施，對反對派發起鎮壓。由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經常把參與民族分裂主義、非法宗教活動和暴力恐怖主義活動的人相提並論，因此往往難以辨明具體的搜查、拘留、逮捕或司法懲處針對的是那些以和平手段爭取實現政治目標的人，還是那些採取暴力的人。 人們不得擁有分離主義出版物或音像材料，一些報告指出，擁有這樣的材料導致被判處長期徒刑。九十年代中期，受到自治區和國家當局嚴厲批評的一位撰寫維吾爾歷史的作家到現在仍然被禁止發表作品或與外國人接觸。新疆有一份維吾爾語報紙，但是發行量很小，許多人靠小道消息獲得資訊。 根據一些估計，漢族人最近幾十年向新疆遷移造成烏魯木齊的漢-維人口比例從20比80變成80比20，這是造成維吾爾人不滿的一個根源。據某些估計，過去幾年，每年有25萬漢族人遷移到這個地區。漢族對這個地區政治和經濟部門的控制也一直是緊張關係加劇的原因。雖然政府政策給新疆帶來了具體的經濟改善，但是維吾爾人說，漢人得到了比例不相稱的好處。大多數維吾爾人爲貧困的農民，25%的人是文盲。 第六節 勞工權利 (1) 結社權 憲法規定了結社自由。但是，在實踐中，工人不能自由地組織或參加自己選擇的工會。受共產黨控制、由一名共產黨重要官員負責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唯一合法的勞工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工會法賦予中華全國總工會管理全國所有下屬工會組織(包括約50萬個企業中的工會)的建立、運作和活動的權力。獨立工會是非法的。工會法允許工人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所在企業的官方工會。少部份國營企業的工人沒有參加工會，沒有報告說他們因此受到影響。 雖然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工會組織壟斷了工會活動，但隨著近年來的經濟改革，工會對勞動場所的影響有所減弱。工會在爲數千萬近年來失去工作或在大規模國有企業改造中工資福利被削減或拖延的在職會員提供保護方面，相對無能爲力。不過，工會爲受影響的工人提供了福利和再就業的幫助。 中華全國總工會也難以在迅速增長的私有企業裏發展工會組織，在本年度，私有企業的工會會員估計不到工人總數的20%。儘管少部份私營企業內有共產黨代表，在某些國有企業內有非工會工人組織，但是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私有企業的絕大多數工人沒有正式的工會代表。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資料，由於工會會員人數在國營企業中減少，而在私有企業中不足，因此會員人數從計劃經濟鼎盛時期在城市勞工中所占的幾乎100%降到本年度的大約50%(即1.03億)。 大量農村勞力 ─ 占大約7.5億總勞力中的5.5億 ─ 使勞工的組織與保護變得更爲複雜。農民沒有農會或其他類似的組織。在鄉鎮企業工作的約1.25億農村居民中只有極少比例的人參加了工會。組織和保護一億多流動勞動大軍的工作十分困難。其中部份流動勞力在城市地區當臨時的季節工，而根據中國的戶籍制度，按嚴格的法律規定，他們居住在城市地區是非法的。很多流動農村人口，包括大量的年輕婦女，被欣欣向榮的私有企業所吸引，那裏工會很少，而他們在那裏掙的錢比在農村掙的要多，因此，他們就成了心甘情願的廉價勞動力。 面臨這些困難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份對《工會法》做重大修改。修改後的《工會法》比過去更明確地規定工會的首要責任是代表工人的利益，同時還對在私有企業中組織工會的活動給予原先缺乏的法律保護。修改後的《工會法》對用人單位干涉組織工會活動的企圖以及對工會幹部玩忽職守規定了具體的法律措施。 在本年度，政府維持其長期來一貫的不允許非法工會活動的政策。《工會法》的修改並沒有改變中華全國總工會具有的在法律上的官方壟斷地位。政府於2月批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國際公約時說，中國政府將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實施公約關於結社自由的條款。這在實踐中就意味著繼續從法律上禁止獨立工會。 本年度，政府同過去一樣對非法工會活動採取具體的行動，包括扣押或逮捕勞工積極分子。曾因在1989年民運期間組織獨立工會被監禁11年、後於2000年6月刑滿釋放的李旺陽在本年度再次被捕，並被判10年有期徒刑。他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顯然是指他試圖通過絕食來將監獄狀況公諸於衆。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案子是曹茂兵一案。曹茂兵是江蘇省一個絲綢廠的電工，他因試圖在廠裏建立獨立工會於2000年後期被關進精神病院，在被扣押200多天後，於7月獲釋。 在前一年就被拘押的其他一些勞工積極分子據報導到本年度末仍然在押。據觀察人士的報告，1996年被拘押的上海勞工異議人士王妙根仍然被關在一所精神病院裏。據報告仍被關押的勞工活動人士還有張善光、李家慶、勞工律師許健、苗金紅、倪顯飛、李可友、廖實華、嶽天祥、郭新民、何朝輝和劉京生。 九月，政府釋放了民運人士楊勤恒。楊勤恒最近一次被捕入獄是因爲在給政府領導人的一封公開信中要求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 憲法和法律都沒有規定罷工的權利。但是，修改後的《工會法》承認，罷工可能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工會應反映工人的看法和要求以求使罷工問題得到解決。有些觀察人士把這一規定解釋爲至少在理論上爲罷工的權利提供了法律基礎。儘管如此，罷工可以被工人用來作爲談判策略這一點，在本年度鮮爲人知。 隨著經濟變革步伐的加快，勞工與管理階層關係的不斷變化，失業人數的增加，工資和福利費不能按時發放，以及新的社會安全保障體制的可行性前途未蔔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産生了越來越多的勞動爭議和自發的抗議活動。 勞動爭議和抗議活動日益增加的趨勢在本年度持續發展。由於媒體報導受到嚴格限制，準確的統計數位，尤其是關於勞動爭議的統計數位，無法得到。但是，據觀察人士估計，本年度發生抗議活動的次數超過2000年。據報導，7月，吉林省數千名煤礦工人阻塞一條鐵路線，以抗議不發工資。6月，北京數千名石化工人就預期發生的勞工裁員舉行和平抗議活動。曾經發生過幾起工人將管理人員扣作人質的事件，但經勸告，和平結束了這些對峙局面。總的來說，大部份抗議活動看來是非暴力的，持續時間也很短。除了幾起被報導的事件是例外以外，一般來說，當局儘量不採用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手段，也盡可能地不大規模逮捕參加抗議活動的工人。針對示威抗議活動，政府有時撥出一些資金緩解拖欠工資福利費的問題。 《勞動法》規定對勞動爭議採取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的解決辦法。根據這些程式，勞動爭議應首先在工作單位內通過調解委員會處理，如果爭議得不到解決，則通過單位外的地方仲裁委員會處理。如果在這一層次上仍未能解決問題，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統計數位，2000年，仲裁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共處理了135000多件勞動爭議案，比前一年增加了12.5%。 觀察人士對這些解決爭議的程式對保護工人權益的有效性看法不一。據報告，工人對單位調解的公正性沒有多大信心。他們對於選擇調解員沒有多大發言權。此外，在調解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工會一般被看成是傾向於管理部門。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99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說，調解工作往往有利於用人單位，在主張工人權利方面基本上不起作用。 與單位元元調解方式相比，工人們看來更傾向於求助於仲裁。雖然工人在仲裁員的選擇上沒有什麽發言權並對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抱懷疑態度，但大部份的仲裁決定都對工人有利。根據某些觀察人士的看法，這一事實可以說明爲什麽採用仲裁手段的事例迅速增加。 中國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成員，並批准了該組織有關禁止童工和禁止酬勞性別歧視的主要公約，但尚未批准關於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禁止強制勞動等其他重要公約。但是，政府已在産業關係、促進就業和職業安全等專案上開始同國際勞工組織密切合作。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98年向國際勞工組織控告中國政府，指責中國政府拘押工會活動分子，踐踏了勞工的組織權利。政府在1999年3月向國際勞工組織提交的正式答復中否認了這些指責。國際勞工組織的領導機構認爲這一答復不充份，要求中國政府提供進一步的情況。到本年度末，政府還沒有對這一要求作出答復。 中華全國總工會同國際工會組織保持著有效關係，並與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工會及國際與地區工會組織建立了交流與合作關係。2000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有史以來首次接待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領導人的訪問。據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官員說，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本年度向外派出了近百個代表團，與國外的工會組織會晤和展開考察。 (2) 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 《勞動法》允許各類企業的職工進行集體談判。集體合同由工會(在沒有工會的企業裏由職工代表)和用人企業簽訂，並規定勞動條件、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等事項。《勞動法》還允許各類企業的職工與雇主簽訂個人合同，個人合同採用與集體合同相同的標準。 據官方2000年的統計數位，在估計約兩億城市職工當中，約有1.07億人同用人企業簽訂了個人或集體合同，其中集體合同有24萬份，含職工人數6400萬。但是，大部份集體合同是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屬的工會組織與國有企業間達成的，這些合同並非真正集體談判的結果。更確切地說，這些合同是企業管理人員同企業黨組織書記和工會代表協商後，就總體勞動條件和如何實行政府制定的工資總規定做出的決定。 隨著中國走向市場制度，職工與企業的關係發生變化，對集體談判的需求增加，即要求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談判，更多地考慮職工利益。修改後的《工會法》比過去更具體地規定了工會在集體談判中要代表工人利益的責任。但是，在本年度，真正的集體談判的發展仍更多地表現爲一種潛力而不是現實。 在私有企業，很少有官方的工會，又無其他工會組織，因此工人們在與管理階層進行集體談判時，面臨重大障礙。 召開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是一種普遍的做法。這樣的職工代表大會按理應是工人對企業政策提出建議以及指導工會活動的渠道。但是在實際上，職工代表大會面對企業行政部門、工會和共產黨代表事先做出的決定只具有橡皮圖章的作用。 修改後的《工會法》進一步嚴厲禁止企業行政方面採取不利於職工利益的歧視性措施，規定了具體的法律糾正措施(參見第六節(1))。《工會法》還規定，在工會代表任期內，企業行政方面不得將其調動工作或解雇。這些規定主要針對普遍抵制工會的民營企業。在國有企業，幾乎不存在反工會的活動。 有關經濟特區勞動條件的法律與國內其他地方的同類法律沒有重大的差別。經濟特區和中國東南部地區的工資一般比國內其他地區某些行業的工資高，原因在於這些地區的投資較多，對勞力的需求也大。官員們承認，同其他地區一樣，經濟特區的外國投資者得以有效地避開有關的勞工條例而同地方合作夥伴簽署私下合同。經濟特區的有些外商企業建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屬的工會，那裏的行政部門宣佈與工會代表建立了積極的關係，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主張罷工和停工。 (3) 禁止強迫和強制勞動 法律禁止強迫勞動和抵押勞動，但是，在刑罰機構裏存在著嚴重的強迫勞動問題。囚犯通常在監獄或勞教所勞動。在有些情況下，囚犯在直接從屬於刑罰機構的設施裏勞動，在另一些情況下，囚犯在非監獄、但由刑罰機構提供囚犯勞力的企業勞動。鑒於刑罰機構可從囚犯勞動中獲得經濟利益，而且官員的問責標準並非得到統一實行，因此增加了強制乃至虐待性使用囚犯勞力的可能性。 據國際人權組織和外國新聞媒體的可信報告，有些受審前被拘押的人員也必須參加勞動。據報導，也屬於不經審判而受行政拘留的拘留所和遣返中心的人員在押期間必須參加勞動，通常是爲了支付被關押的費用。大部份在押人員從事的是農業勞動(參見第一節(4)和第一節(5))。 1992年和1994年，美中兩國政府簽訂協定，允許美國官員經中國政府同意後參觀監獄生産設施，核查這些設施是否如被指控的那樣由犯人生産出口到美國的産品。有些 ─ 但非全部 ─ 指控稱，這些産品是在強迫勞動的條件下生産的。自協定簽訂以來，中國政府與美國官員的合作充其量是偶然爲之。從1997年到本年度末，中國政府只允許美國官員對一處監獄設施進行過一次參觀。到年底，包括幾項早於1992年就已提出的共8項參觀監獄的申請尚在等待批准。中國政府的立場是，勞教設施並非監獄，因此拒絕按監獄勞工協定的規定允許外界參觀這些勞教設施。 大多數相關的報告說，在這一刑事制度下的輕工生産廠家的勞動條件與其他工廠的勞動條件相仿，但有些勞役農場和礦井的勞動條件十分惡劣。如同中國很多勞動場所一樣，生産安全被置於次要地位。沒有關於囚犯勞動傷亡的完整統計數位，但據知，有39名囚犯5月在四川省一個煤井灌水事故中喪生。 販運婦女和兒童及拐賣婦女和兒童賣淫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參見第六節(6))。 政府禁止強迫童工勞動和用兒童作抵押勞力。這項禁令總的說來被認爲得到了有效實施。(參見第六節(4)) (4) 雇用童工的狀況與最低就業年齡 法律禁止雇用童工，但政府沒有一項打擊使用童工的完整政策。《勞動法》規定，除由國家嚴格監督下的少數情況外，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比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發展中國家14歲的年齡標準高出兩歲。《勞動法》規定，非法招用未成年人的單位將被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罰款直至吊銷營業執照的處份。法律還規定父母或監護人應供養兒童。未成年工是指年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勞動者，他們不得被安排從事某些形式的體力勞動，包括礦山井下的勞動。 政府認爲，人們也普遍相信，中國不普遍存在童工問題。10月，政府召開了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會議，研究童工問題。這一事實以及用公開方式宣佈該委員會的成立和使命是政府態度的一種明顯轉變。原先政府不願公開討論童工問題，也不願公開承認介入對童工現象的正式研究。到本年度末，該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尚未公佈，也不清楚政府是否將公佈研究結果。 在中國約3億兒童中，違反《勞動法》或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而從事勞動的人數不詳。據地方童工問題專家估計，違法童工數以萬計，其中絕大部份兒童是在家庭的指使下，爲貼補家用而當童工的，這種情況尤其存在於貧窮的農村地區。大批往往願意從事廉價超時勞動的流動成年民工削弱了童工對雇主的吸引力。農村童工除從事農業勞動外，看來主要是在鄉鎮企業勞動。在城市地區，兒童從事洗車、收垃圾和街頭叫賣等勞動。有些學者懷疑，通常遠離城市地區、處於執法人員視野範圍以外的煤礦，有時會雇用童工。 有些學生在學校求學期間從事一些輕工生産，顯然是爲了彌補政府提供的教學資金的不足。3月，江西省一所小學的爆炸事件導致42人喪生，其中多數是小學生。當地居民令人信服地指出，學生在校製作煙火導致了這起爆炸事件。政府起先否認這種說法，但後來予以默認。事故發生後，江西省教育廳下令所有中小學校進行安全檢查，限制外人進入學校，並確保不得進行有可能危及師生安全的生産活動。此外，一些地方和省級官員被解職。 2000年被提出的廣東省玩具廠的童工問題仍未解決。廣東省當局拒絕批准外國外交人員提出的與涉案人員直接談話的要求。但是，購買這些玩具的外國公司說，他們的內部調查未能證實這些指控。上海勞動部門的官員8月證實，一家針織公司雇用了未到法定年齡的工人。據有關官員說，所有未成年工人被送回家鄉，這家公司被處以每位童工3000到5000元人民幣的罰款。 政府尚未批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的第182號公約》。政府未就剷除此類童工形式發表公開聲明，也沒有爲此目的建立全國性專案。強迫童工勞動和用兒童作抵押勞力受到禁止，總的說來在執行上被認爲是有效的。(參見第六節(3))。有一些關於販運兒童作勞工的報告，但從問題程度看來，遠沒有爲其他目的的販運兒童的問題嚴重。販運兒童作童工的流向一般是從貧窮的農村地區到相對富裕的內地地區或大城市；據報告，人販子通常會向父母保證，他們的孩子將能寄回大筆錢，以此引誘他們交出自己的孩子。很多被販賣的兒童在小廠做工。學費的上漲和農村收入的下降使很多農村父母在孩子，特別是女孩子，學完四年級以後，不願讓他們繼續升學，人販子的這類提議對他們就更有吸引力。由於童工給家裏匯款，加上人販子賄賂有關當局，因此給調查瞭解這個問題的規模造成困難。2000年媒體前所未有地報導了非法雇用童工事件，引起非政府人士對童工問題的擔心，認爲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可能超過政府承認的程度。 雲南省地方政府官員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參加了由國際勞工組織和其他聯合國機構發起的湄公河地區打擊販賣兒童和婦女的專案，力爭使當過童工的孩子重新入學。 (5) 可行工作條件 《勞動法》在工作時間、工資、安全和健康等問題上規定了對工人的法律保護。修改後的《工會法》加強了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力，以防止合同規定的工資和工作時間遭到破壞，防止不安全的工作條件以及保護婦女和未成年工的特殊權利不遭到破壞。本年度通過的《職業病防治法》明確了關於職業病的責任制，並對違法行爲規定了具體處罰措施。全國性《職業安全法》草案已經完成，官員們預期這項法律將於2002年中獲得通過。雖然一個更全面的確立工作條件標準的國家法律結構已經在形成之中，但是執行法律仍是問題。 沒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標準。《勞動法》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確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來說，地方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高於其規定的地方最低收入標準，但低於一般工人的當時工資水平。最低工資通常能夠使工人及其家庭維持體面的生活水準。但是，在私營經濟部門，法律規定的做法常與企業儘量減少生産成本的願望産生矛盾。由於存在著普遍的官員腐敗現象，同時由於地方力圖吸引並保住能提供稅收和就業機會的企業，不使之移往它處，因此有關最低工資及其它保護工人的法律規定在實施中可能會被打折扣。 國家《勞動法》規定每星期40小時的標準工作時間 ─ 加班除外 ─ 和每星期24小時的休息時間。《勞動法》還規定加班時間每天不得超過3小時，每個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規定必須增付一定比例的加班費。但是，違反這些標準的情況非常普遍，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而且尤其在依靠並且有著大量低技術流動勞工來源的企業。媒體報導指出，紡織業、服裝業等很多行業常常規定必須加班，而且通常不支付法律規定的加班費。還有媒體報導提到，存在著工人不經許可不得離開廠房的情況。 職業健康與安全仍然是嚴重的問題。由於對職業健康與安全法規執法不嚴，工人生命安全繼續受到威脅。私營企業的勞動條件往往很差。針對這種情況，政府于本年度成立了新的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並將其與2000年成立的煤礦安全監察局合併。通過成立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政府將監察安全生産的職責從過去同時負責促進工商業的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轉到專職部門。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內設9個職能司，2950名職工，在全國各地設有68個辦事處。但是，在地方和煤礦所在地，國家政策由地方當局實施，從而給統一貫徹管理局指令造成困難。政府宣佈準備將工傷保險制度包含的工人人數從2000年底的4200萬人增加到本年度末的5000萬人。 儘管政府有所努力，但是工作場所的衛生和安全狀況在本年度並未得到重大改善，工傷事故率仍然很高。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官員說，大約有12000名工人在工礦事故中喪生，與前一年11681人死亡的數目相當。煤礦的死亡人數約6000人，其危險程度遠遠高出其他行業。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一位官員估計，中國占全世界與勞動相關死亡人數的十分之一(這一數位包括與勞動相關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從而使與勞動相關的所知死亡人數達到大約8萬人)。 這些官方統計數位幾乎肯定不會充份反映工作場所事故的嚴重程度。熟悉情況的觀察人士認爲勞動場所的實際傷亡人數比官方統計報告中的數位要高得多。廣東省和深圳市2000年對勞動場所事故的調查結果和反映全國趨勢的其他證據可以證實這些觀察人士的看法。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的資料，截至10月底，共發生了75起重大(死亡人數超過10人)的礦井事故；而2000年發生的重大事故爲82起。曾被當地和外國媒體報導的深圳和廣東的工業事故數位顯示，官方的全國數位可能低於實際情況。據2000年4月的新聞報導，《工人日報》所作的一項調查發現，1999年，深圳9582家工廠共發生嚴重事故15000起。調查還發現，平均每天有31名工人在生産相關的事故中受傷致殘，平均每四天半有一名工人死于生産相關事故。 《中國機械》日報1999年報導說，廣東每年發生的工業生産事故超過2萬起。企業主或經理人員可能不報，甚至隱瞞工傷或健康事故。地方官員或由於腐敗，或出於保護地方經濟或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等原因，常常少報事故。 煤礦事故的頻繁及其嚴重程度表明，煤礦業中嚴重存在執法問題。政府近年來關閉了成千上萬座小煤礦，本年度又宣佈實施更嚴格的礦井檢查和關閉標準。然而，一些最嚴重的礦井事故就發生在被正式關閉後又重新非法開工的煤礦。 觀察人士把煤礦業的執法問題主要歸因於官場的腐敗和維護經濟利益，因爲煤礦是一些小地方的主要企業，而這些地方的煤礦往往最危險。小煤礦的分佈極廣(占約2萬5千個煤礦中的大約2萬個)，而且檢查人員不足，這些也使煤礦業的執法工作受到影響。在地方以及煤礦所在地，國家政策的貫徹執行有賴於地方當局，從而使國家指令難以得到穩定實施。 在其他行業，符合國家粉塵和有毒物質標準的農村企業不到二分之一。很多使用石棉等有害産品的工廠不僅不能保護工人免受這些産品的有害影響，而且也不讓工人瞭解其危險性。 工人和律師已開始運用法律訴訟手段向雇主索賠，尤其是工傷或疾病的賠償。這類訴訟案件爲數不多，但顯然日益增加，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由律師周立泰代表在生産中受傷的深圳工人提出的一系列訴訟案。但是，深圳當局說，周立泰未曾獲得過在深圳從事律師業務的許可，從而給他已起訴的案件及其從事律師業務的前景蒙上疑雲。 10月，浙江省192名工人就兩家工程公司未能充份保護他們免遭矽塵危害提出的起訴獲勝，成爲全國首例獲得成功的集團訴訟案。在此案中，10名工人因患矽肺死亡，其他工人也已染病。法院判定賠償每名死亡工人226800元人民幣，賠償仍患病的工人38960到389600元人民幣。 (6) 販賣人口 法律禁止販賣婦女和兒童，但是，販賣人口和拐賣婦女的問題嚴重存在。中國既是被販賣人口的來源地，也是目的地。多數人口販賣活動在國內進行，其目的主要是將婦女和兒童賣給中等偏低收入的農民當妻子或兒子，但也有少數被販賣的婦女被迫在城市賣淫。一些報導說，有些受害者，特別是兒童，被賣爲強迫勞工(參見第六節(4))。 中國的人口販賣多數在國內進行。包括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委員會在內的專家認爲，某些地區男女人口比例的嚴重失衡(參見第一節(6))造成當地未婚婚齡女子人數不足的局面，從而造成對拐賣婦女的需求。另一些專家指出，很多農村婦女離開農村去外地尋找工作以及男家必須向女家贈送訂婚禮的傳統習慣，更加劇了這方面的問題。訂婚禮的費用也許比買新娘的價格還高，因此，對農村貧困戶來說，買妻子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家通過去經濟落後地區招募新娘的辦法來解決婚齡婦女不足的問題；另一些人家求助於犯罪團夥。犯罪集團或者綁架婦女，或者用答應她們找工作或過好日子的允諾拐騙她們，然後把她們帶到遠離家鄉的地方，交給買主。一旦到了新家，這些婦女便成了親，遭強暴。有些婦女認命，進入新的生活環境，另一些婦女則進行反抗進而受到粗暴的對待。據報告，很多拐賣婦女事件也發生在男女人口比例大致相當的省份。少數民族婦女被販賣的人數比例居高，但不清楚這是否同少數民族聚居區貧困程度嚴重有關。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國內販賣婦女的走向多爲從南方或西南部的貧困地區到北方或東北以及沿海的較發達地區。 有報告說，一些婦女從緬甸、老撾、北韓、越南和俄羅斯被販運進中國，或者賣淫，或者被強迫嫁給中國男子。有少量的老撾人被賣到中國。越南婦女被賣到中國遭受性剝削或接受包辦婚姻。有緬甸成年婦女被賣到中國。據報導，北韓婦女被賣到中國嫁人或在性行業賣淫的情況在中國東北地區相當普遍。很多北韓婦女因爲不會說中國話而過著囚徒般的生活。至少有一部份北韓婦女被違背她們的意願賣給在自己家鄉找不到妻子的農村男子， 有的在朝鮮族聚居區，有的在漢族聚居區。據媒體報導，北韓婦女被賣爲妻子的價格相當於38到150美元。還有一些北韓女子最後淪爲妓女。 中國公民被販賣到國外遭受性剝削，或成爲家務服務、血汗工場、餐館和其他行業的契約勞役工。有報導說，中國公民被賣到比利時、緬甸、加拿大、匈牙利、義大利、日本(因負債被奴役的非法移民)、馬來西亞、荷蘭(受性剝削)、北美、新加坡、斯裏蘭卡(受性剝削)、臺灣和英國(受性剝削)。 有大量公民經香港被販賣到美國、歐洲等地區。 大部份被賣到馬來西亞的中國女子來自廣東、福建兩省的沿海地區和上海市；華人團夥從事這些販賣。據報導，大部份被賣到澳大利亞的中國女子來自上海、香港和廣州(廣東省)。 2月，新加坡一所法院將一名從中國把四名女子賣到新加坡遊艇上當女招待的男子判處了30個月徒刑。這些年輕女子到新加坡後被迫在遊艇上當妓女。義大利當局2000年報告說，大約有3萬名中國非法移民在佛羅倫薩郊外血汗工場般的條件下勞作，很多兒童與其父母一起幹活，生産頭巾、錢包和各種名牌産品的仿製品。 跨國販運人口集團常與有組織犯罪關聯，並在國際範圍內活動。被蛇頭販運的人往往需要付高價才能偷渡到他們希望能改善自己經濟前景的國家。有報導說，有些人爲了偷渡要每人支付3萬到5萬美元(24.8萬元到41萬元人民幣)。很多人偷渡成功後發現自己必須在類似契約勞役的條件下賣命。報導說，很多人到達目的地後爲了償付蛇頭的債務被迫在規定的時間內做某種規定的工作。他們還不得不從微薄的收入中支付日常生活費用。這些人的生活和勞動條件一般都非常差，可能必須每天從事長時間勞動。偷渡他們的人口販運集團往往限制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旅行證件(往往是僞造的)常被沒收。如果這些受害者對自己的處境表示不滿，則面臨被當作非法移民告發到當局和國內家人遭報復的威脅。 偷渡出國又被遣送回國的人在抵達後可能面臨罰款；若第二次被遣送回國，就可能被判勞教。蛇頭被處以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並有可能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但也有些人被判死刑。 綁架和買賣兒童的現象繼續存在，特別是在貧困的農村地區(參見第五節)。沒有對販賣兒童人數的可靠估計。在國內被販運的大多數兒童被賣給沒有生育能力的夫婦；特別是男孩一般被賣給沒有兒子的夫婦。也有兒童被賣爲童工。這樣的兒童通常是從較貧困的內地被賣到較富裕的地區。據報導，人販子往往允諾孩子的父母，說孩子將能向他們寄回可觀的匯款，以此使他們交出孩子。政府爲了加強對販賣兒童問題的控制，於2000年中開始運用脫氧核糖核酸(DNA)技術來確定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據報導，中國公安部投入了大量資金建立國家DNA資料庫。 2000年4月，公安部會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部門發起了打擊販賣婦女和兒童的運動。官方媒體報導說，在這項運動中，共救出了11萬名被販賣的婦女和13000名被販賣的兒童；他們當中有的人被販去賣淫，有的被販爲勞工。據媒體報導，在打擊販賣婦女兒童運動期間，至少有8名賣婦女兒童爲娼的人被處決。另有至少7人被判長期徒刑。政府還建立了舉報拐賣案的全國電話熱線，以及有關受害者和拐賣者的國家資料庫。非政府的專家評論說，儘管這項全國打擊運動有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參與，但運動的重點是在打擊這種犯罪行爲，而沒有更多地注重如何使受害者重新融入社區生活。 儘管政府大力打擊販賣婦女兒童的活動，但由於目前供求差異極大，因此那些利欲熏心者甘冒被逮捕法辦的風險，從事販賣婦女兒童的勾當。 政府在繼續力圖遏制無所不在的官員貪汙腐化，2000年有大約18000名官員受到與貪汙腐化有關的起訴和判決。外國媒體報導了地方官員共謀參與偷運人口和賣淫，但是同走私人口沒有具體聯繫。漠視法律的情況在最基層政府之下的村委會中也有所表現，村幹部有時設法阻止公安人員營救被賣給村民爲妻的婦女。 參與打擊販賣人口的部門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民政部、中央社會治安綜合管理辦公室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很多被販賣到他鄉的婦女獲得幫助並被送回家鄉。中央政府向省及省以下各級地方公安部門提供資金安置受害婦女並把她們送回家鄉。由政府提供資金的婦聯辦事處向一些受害婦女提供有關她們的法律權利的諮詢，包括起訴人販子。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幫助受害婦女獲得醫護和心理治療。 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力圖打擊作爲販運人口的一種形式的賣淫業，但是，媒體有很多關於地方官員參與這一非法活動的可信報導。迄今爲止，爲制止這一有利可圖的生意而採取的行動基本沒有取得多大效果。 在如何做販賣活動受害人的工作方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爲執法人員提供了培訓。 在本年度內，政府繼續採取預防性措施，開展警惕人販子的公共教育運動。這項運動的形式包括國家和省級領導人講話，報紙文章和電視節目。此外，政府資助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及其下屬的省級婦聯也開展教育活動，其中包括提供街頭諮詢和舉辦文化競賽。在一些城市的汽車站和火車站樹立了標牌，告誡婦女警惕可能遇到的危險；在車站值勤的警察受過專門訓練，注意發現那些可能是被強迫上路的女性。政府還建立了舉報拐賣案的全國電話熱線，以及關於受害者和拐賣者的國家資料庫。非政府的專家評論說，儘管這項全國打擊運動有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參與，但運動的重點是在打擊這種犯罪行爲，而沒有更多地注重如何使受害者重新融入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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