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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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6/13 22:40 | |
| 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將進一步對外開放銀行、金融、保險等行業。如何選擇性地吸引外來投資者在中國長期投資，包括吸引亞洲和台灣資金在內，直接關係到中國和香港今後經濟的發展。在全球經濟不景的外圍環境下，中國成為亞洲經濟新的增長點。 2001年6月25日美國信貸評級機構惠譽調高香港主權評級至AA-，港元的長期信貸評級調高至AA+，這是國際評級機構對香港主權評級的正面反應，也是金融危機後對香港投資環境的重新評價。 與標準普爾目前給予香港的主權信貸評級A+相比，惠譽給予香港的主權評級更加合理，這種調整有利於改善當前國際融資待遇不平等和國際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 香港的藍籌公司和紅籌公司都積極參與債券市場的融資活動，包括發行企業長期定息債券、浮息債券等。2000年香港債券市場增長較快，不但債券產品種類增多，而且新發行債券的年期也較長。2000年新發行債券達4560億港元，其中定息債券達4000億港元，浮息債券達560億港元。定息債券一般年期較長，市場對發債體要求具有投資級 (Investment Grade) 信貸評級。 一､中國主權信貸評級偏低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目前給予中國、香港、台灣的主權信貸評級分別是BBB、A+、AA+。 由於三地評級級差較大，造成了三地企業不同的融資待遇，即台灣的主權信貸評級最高，台灣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時享有最低的融資成本待遇。 而企業的信貸評級一般都不能超過所在地區的主權信貸評級，即香港最佳15間公司的信貸評級一般都不能超過A+。實際上香港最佳15間公司按營業收入和盈利能力計，已進入全球500強。 中國也有10來間公司進入全球500強。中國主權信貸評級偏低限制了中國企業信貸評級的提升。 而全球500強集中了全世界管理最先進、最具競爭力的國際企業精英，其信貸評級應當接近最高的信貸評級定位AAA 或AA。目前中國最佳10間公司的信貸評級都不能超過BBB。而香港最佳15間公司的信貸評級都不能超過A+，違反了不同風險的發債體支付不同的融資成本這項原則，在技術上和信貸評級制度上存在較大的扭曲成份。 信貸評級的作用就是令不同風險的發債體支付不同的融資成本。目前存在的不利因素是亞洲缺乏本地區信貸評級制度和專業信貸評級機構，影響投資者對違約風險的評估。中國主權信貸評級偏低限制了中國企業融資和發債的信貸評級。存在和造成這一扭曲成份的信貸評級制度既有歷史原因，也有主觀因素。 歷史原因包括中國對外開放歷史仍然較短，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度和經濟透明度相對較弱，外債規模較大 (2000年底為1465億美元) 等。但這些問題將隨?u中國加入WTO而得到顯著改善，剩下的主要是國際評級機構的主觀因素和人為因素。即國際評級機構在評估中國主權信貸評級過程中專業人員和主管人員的主觀判斷力。 據標準普爾等國際評級機構的有關分析員稱：隨著中國加入WTO, 中國主權信貸評級將得到顯著提升。首先可望與香港的主權信貸評級看齊, 即A+。然後在國企改革取得成功後可望超越香港的主權信用評級，特別是國企及銀行體系的壞帳問題、國企債務問題、國企扭虧問題等各項改革的成功對提升主權信貸評級具有正面作用。從目前外界觀察，上述各項改革的發展勢頭都是正面的。 二､亞洲缺乏本地具有權威性的評級機構 匯豐銀行最新的亞洲各國主權信貸評級資料顯示，根據亞洲各國基本經濟數據分析，包括外債規模與GDP的比例 (Debt/GDP)、外債規模與出口創匯的比例 (Debt/Export)、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S/T Debt/ FX) (2001年10月中國外匯儲備達2000億美元) 的比例； 特別是短期外債與GDP的比例 (S/T Debt/GDP)和短期外債與出口創匯的比例(S/T Debt/Export) 都比亞洲各國的平均水平好，處於亞洲各國的領先水平 (見HSBC的2001年7月刊圖表)。因此，目前中國主權信貸評級應定位在亞洲各國的領先水平AA範圍。 實際上，近十年來中國主權信貸評級持續偏低，被國際評級機構主觀低估，處於亞洲各國的平均水準甚至以下。眾所周知，由於亞洲缺乏本地具有權威性的國際性評級機構，導致美國的國際性評級機構覆蓋了全球的主權信貸評級業務，而且造成對亞洲各國主權信貸評級範圍持續偏低的狀況。由於信貸評級偏低，對亞洲各國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起?u負面的影響，這也正是造成當前國際經濟遊戲規則上存在不平等融資待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此，亞洲各國也有所意識，想試圖改變現狀, 但受到國際評級機構業務本地化不足所制約，暫時也無法突破現有體制的局限。偏離市場的信貸評級個案時有發生，說明個別國際評級機構缺乏對香港本地公司的認識。企業信貸評級制度就是幫助投資者對不同的發債體違約風險的評估，其作用就是令不同風險的發債體支付不同的融資成本。對債券投資者來說就是高風險高收益。 企業信貸評級制度的作用對香港債券市場顯得格外重要。因而香港和亞洲需要有一套值得本地信賴的信貸評級制度。香港債券市場對發債體要求具有投資級信貸評級。香港的大藍籌公司如匯豐、和黃等都具有良好的財政狀況和還款能力，都能發行投資級債券，融資成本較低，也是香港債券市場的主要發債體。在正常情況下，好的投資級債券息率差高於美國國庫債券不到100個基點；而高收益債券的息率差通常會高於美國國庫債券加200個基點。高收益債券通常屬於風險較高的非投資級債券，違約風險較高。垃圾債券違約風險更高，如2001年10月底阿根廷可能拖欠380億美元國債，穆迪投資即時將阿根廷的信貸評級調低至Caa3級，低於所有國家。2005年到期的國債孳息升至36.6釐。 因而香港和亞洲需要有一套值得本地信賴的信貸評級制度。它已越來越受到亞洲金融界的高度重視。最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指出，亞洲區缺乏大容量的資本市場，尤其是長期債券市場，區域內也沒有自己的信貸評級機構。 三､中國未來的主權信貸評級前景與對策分析 提升中國主權信貸評級，不但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時可享有較低的融資成本待遇，而且直接關係到中國加入WTO後投資環境的改善，這對吸引外來投資和提高外來資金的穩定性和資金分配的地區組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特別是有選擇性的吸引台灣資本來中國長期投資， 直接關係到兩岸三地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如能利用中國加入WTO後投資環境的正面轉變並於短期內與台灣的主權信貸評級看齊，則無疑會有利於兩岸的經濟交流和加快實現三通。 從經濟利益上看，台灣的長期資金充裕，資金成本又相對較低，台灣金融界分析：在中國加入WTO後，主權信貸評級如有明顯提高，台灣民間資金大量來中國投資也將勢在必行。如最近，台灣的中華航空公司擬斥資5億港元入股東方航空旗下的貨運業務就是一個例子。其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投資資金的主要投向一直傾向主權信貸評級高的地區(如美國等)和主權信貸評級前景正面的地區。很少投向主權信貸評級前景負面的地區(如東南亞等國)。 因此，為積極利用外資，中國加入WTO後更有必要採取多元對策，克服主權信貸評級偏低對中國企業信貸評級的限制。有關金融管理機構有必要採取國際慣用的宏觀經濟數據分析，對中國主權信貸評級指標進行內控研究，分析評級定位。提高政府財政狀況的透明度，主動向國際性評級機構提供宏觀經濟數據，協助國際性評級機構做好儘職調查工作，加強主權信貸評級的專業研究。設法透過各種渠道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善外界對中國主權信貸評級的認識。發展和扶持亞洲本地國際評級機構，建立亞洲國家主權信貸評級業務的國際競爭機制。利用外匯儲備適當降低外債規模，減少持匯成本，如將中港兩地的外儲相加可近3000億美元，名列世界前茅，但同時中國又是外債大國。 因此中國應利用更多中港兩地的大企業在美國上市或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發債集資，減少政府主權債務和債券的發行量，克服中國主權信貸評級偏低對中國企業信貸評級的限制；內地大企業在一級市場的發債價格和規模應受適當監管。主權級債券市場的價格成交量應受到關注，以穩定和平衡市場價格，更好地以發債等多種形式利用外資。 | |
NO:53_1
| 讀讀樂 於 2002/08/08 23:4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劉曉波 2002年8月6日 星期二 【看中國報道】美國經濟乃世界第一，其市場以自由、公平、透明、充滿活力而著稱於世，華爾街作爲公認的世界金融中心也舉世矚目。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如此舉足輕重的國家、市場和金融中心，居然接二連三地爆出大公司財務鉅額作假醜聞，不僅令全美國目瞪口呆，也牽動著整個世界的神經，無疑給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市場經濟剛剛起步且畸形化嚴重，金融系統漏洞百出且黑幕重重，更應該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減少行政權力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加快政企分離和法治化的改革，制定公正透明的市場規則，加大市場監管和整頓秩序的力度。 自然地，美國的安然、環球電訊、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財務作假醜聞所導致的金融市場的信譽危機，在中國媒體上也成爲熱點之一。極具中國特色的是，雖然也有人以此來反思中國經濟制度的弊端，但有關評論的主流傾向則是一致對外，更有甚者就是一種無賴式的下流態度。國人幾乎是本能地抓住這一醜聞幷將其上綱上綫，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國及發源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面把華爾街醜聞當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說辭還充滿愛國激情，真可謂理由充足且底氣充沛。但，只要耐心瀏覽一下國人的說辭，透過表面的義正詞嚴而深入到內裏，那些先入爲主的偏見、幸災樂禍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頑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蓋，便一目了然。 | |
NO:53_2
| Mark 於 2002/08/09 00:10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僅從對待經濟醜聞的不同態度上，中美兩國制度的根本差異和優劣高下便昭然若揭：在美國，財務作假醜聞發生後，從政府到國會，從媒體到學界，從法律界到商界，從平民到社會名流再到總統……幾乎是全國性的批評聲浪和對制度改革的呼籲，司法已經介入醜聞的調查，布希總統發表公開講話，強調商業的良知和誠信幷提出改革措施，立法機構也已經通過了相關法案。美國三大電視網以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等主流媒體皆指出：資本家的不守誠信和審計及監管制度的失職，直接導致經濟復蘇乏力和惡性循環，而長遠的負面影響--如果得不到及時矯正--則是致命的，使美國金融市場信譽掃地，投資者對美國金融制度進而對整個美國式資本主義失去信心。 反觀中國，銀行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卻很難得到充分的揭露和爆光，集資欺詐的李鵬之子李小鵬在衆怒之下仍然逍遙國外，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自殺至今一片混沌，賴昌興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仍然安然無恙，揭露希望工程腐敗案的《南方周末》被迫開天窗。最近，由行長王雪冰參與的中國銀行的巨大腐敗醜聞，還是由於在美國率先爆光之後，國內才不得不就此做簡單的通報和表態，但是媒體只能按新華社通稿和有關部門的口徑發佈消息，至今也沒有見到有效整改措施的出臺，實際上就是爲了敷衍民衆。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何時就中國銀行的腐敗醜聞向全國民衆公開呼籲過良知和誠信，幷拿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Communist system is no comparison to capitalist system as far as 防止弊端、監督機制、發現後及時糾正、彌補制度失靈和自我調節完善等方面 are concerned. | |
NO:53_3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00:30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Communist system is no comparison to capitalist system as far as 防止弊端、監督機制、發現後及時糾正、彌補制度失靈和自我調節完善等方面 are concerned ＡＡ：基本上如果使用〔真正共產主義〕下執行的銀行制度，問題是不會這麼大的，但在中國人手中，共產主義變質了！ | |
NO:53_4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02:26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名聲建立在純然虛假的基礎上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1日訊】(NEWSWEEK)在四月一日的期刊中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麽造假賬”(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的文章，指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名聲建立在純然虛假的基礎上。下面為該文的主要內容譯文： [注] 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命潘朵拉帶一個盒子下凡，潘朵拉私自打開盒子，導致裏面的疾病，罪惡，瘋狂等所有禍害散佈到世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明白今天的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所處的危險境地，就必須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幾十年來走過的歷程。這一過程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從建國前三十年物資上的貧乏（自然資源豐富）到今天的物資上的繁榮（自然資源危機）的變化。在社會生活上則表現為道德倫理急速下滑，價值觀墮落的過程。在毀滅性資源開發的同時，人們在經濟上得到了一點實惠﹔而道德倫理日益的敗壞，卻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 在中國，你要問曾經生活在五十年代的人，他（她）會告訴你，五十年代初，他們生活的很幸福。這並不是說當時的物質上如何豐富，而是當時人們的道德水準比較高，全社會幾乎可以說是處于一種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狀態，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雖然其間也有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的政治運動，但是基本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沒有大面積地觸及到老百姓的生活。 可是自從五五年的「肅反」運動，矛頭就開始指向了人民內部，中共的打擊面開始擴大。據估計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的就達四百萬人。繼而由於當時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赫魯曉夫上臺與東歐的“反革命事件”的發生，令中共的領導人惶恐不安。為了鞏固其統治，進一步肅清潛在“敵人”，一場“引蛇出洞”的鬧劇就此開始了。先是“大鳴大放”，從中央開始鼓勵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指出國家的各方面弊端，來促進國家的發展﹔然後又在一夜之間將這些人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五十五萬正直的、敢講真話的有識之士就這樣背上了可怕的政治罪名，被下放農村勞動或發配邊遠地區。多少人因此妻離子散，飽受折磨。幾十年過去了，回首這一場精心策劃的所謂“陽謀”，它使得無數正直善良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從此噤若寒蟬，再也不敢講真話了。 緊接著，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又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人民公社運動”。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大躍進”的結果導致了經濟上的大後退。更可怕的是，其負面影響遠不止於是經濟上的。人們似乎汲取了反右運動的講真話的教訓，大開近代歷史上中國人說大話、說假話之先河。隨著一個個攀比、虛報的“衛星”放上天，“畝產過萬斤”的謊言也被以假當真，一時風靡全國。無數普通的中國百姓從那時起，告別了自己勤勞質朴，正直善良的傳統美德，習慣了大話和假話。雖然還有敢於講真話，反映農民疾苦和“大躍進”真實情況的人，可他們卻遭到了無情的打壓，成為了“反右傾運動”的犧牲品，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開國元勛彭德懷、張聞天等人。中國從此步入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慌言怪圈中，並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傳統美德的喪失，人心的變壞，接踵而來的即是來自上蒼的嚴厲懲罰。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加上虛報產量而帶來的沈重經濟負擔，以及蘇聯外債的壓力，內外交困之下，幾千萬人死於飢餓，釀成了近代史上的一出悲劇。 當時的中國經濟被人禍摧殘得搖搖欲墜。六六年，依舊對自然災害心有餘悸的中國人剛剛喘過一口氣，一場空前的浩劫又降臨在人們面前，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時全國八億人口中，至少有一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工農業總產值出現了連續負增長。歷史表明，十年文革不僅僅使中國的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更加使中國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受到巨大重創。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狀況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破四舊”，“批孔”，先人們留下的優秀傳統文化被批判得體無完膚，在無神論的思想統治下，人們不再相信善惡有報的客觀規律，道德的喪失使許多人變得不擇手段，為所欲為。 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意識到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然後，在只強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而不重道德建設的指導方針下，精神追求被置之一邊，道德的下滑及無神論的思想使得個人欲望卻被空前地放大了。於是從中央領導到地方官員普遍開始貪汙、腐敗，權錢交易應運而生。所謂的改革開放、“使一部分人先福起來”的神話，不過是被特權階層利用來掏空國庫，蒙騙百姓，終飽私囊的又一場把戲。中國二十年的最大成果不過就是用國家和百姓的血汗養肥了一批貪官汙吏，而相應付出的道德代價、經濟代價、環境代價也是相當驚人的。 回首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每當社會、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都是人類道德急劇敗壞的時候。道德才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於保証。而中國建立在道德全面敗壞基礎上的這場改革開放，它的基石是如此的不穩固，所以它搖搖欲墜，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而面對當前這樣潛在的經濟與社會危機，無數的中國人還被表面的繁榮所蒙蔽，看不到背後的真實情況。
【據BBC中文網3月28日報道】國家統計局內部發表的一份報告稱經濟數據造假的問題相當嚴重，去年5月到10月期間，全國共發生62000多起違反大陸數據法的案子。中國國家統計局再次証實去年經濟增長7.3%的同時又承認大陸的大多數經濟數據的准確度存在問題。別有用心的人則利用它製造經濟繁榮的假像，欺騙民眾。為彌補其腐敗揮霍和打壓好人導致的國庫空虛，搜刮股民和儲民的血汗錢，騙取外商投資。中國官方公佈一九九八年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率為百分之7.8％，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是實際增長率為負２％到正２％﹔中國官方估計一九九九年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率為百分之7.1％，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是實際增長率為負2.5％到正2％。負責向中國貸款的世界和亞洲銀行的官員說：“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率可能被誇大，而其他指標則被降低。” 【英國廣播公司3月19日報導】中國去年經濟增長幅度遠遠低於官方宣佈的數字--這是美國一位經濟學和管理學教授提出的觀點。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字，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幅度為7.3%。統計局的公報說，由於國內市場需求的增加，去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為95,933億元。 數字不可信 兩者必有一錯 20%與80% 。。。以上是來自BBC19日的最新詳細報道。
企業倒閉了，職工下崗了。尤其是那些為企業奮鬥一輩子的退休老職工更是兩眼一片茫然和困惑，今後的生活該怎麽辦？寄予一輩子希望的企業，如今對他們撒手不管了。上班的時候，拿的是低工資，奉獻於國家的資本積累，可是到老了，卻沒有人管了。 歷史的車輪就是這樣，冷酷地碾過了人們的心。然而，畢竟民以食為天。於是，我們看到了以下報道：反腐敗，求生存，工人走上街頭北京上海廣州等八城市爆工潮 【大參考消息】2001年11月18日，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西安、大慶、武漢、呼和浩特等八個城市，同時爆發工潮，抗議廠方腐敗，無理大批解雇工人，長期拖欠工人工資，要求歸還他們的工資，解決極為貧困的生活困境，要求當局停止侵犯他們的勞動權，生存權，給他們工作機會。 2001於3月31日下午15萬吉林長春工人（主要是交通、城管系統）突然包圍了省委、省政府兩個大院。 【中央社記者陳幸慢香港十一日電】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今天透露，中國大陸遼寧省遼陽市六個工廠共五千名工人在當地市政府前示威。 【人民報消息】今天（2002年３月４日）４－５萬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的職工又包圍了大慶石油管理局機關大樓，這是有史以來，發生在大慶油田的規模最大的群眾抗議集會。目前，大慶油田共有有償解除勞動合同職工７萬人。 【英國廣播公司2002年3月初消息】中國黑龍江省大慶油田的五萬名下崗工人連續多日在大慶石油管理局前示威，抗議官方削減他們的福利待遇。香港的中國工運活躍人士韓東方說，政府已經調來了武警和在附近駐紮的解放軍坦克團。 【人民報消息2002年3月13日】遼寧省遼陽市有1到2萬多名下崗工人在市政府前示威請願，要求解決下崗工人生計。遼寧省因為有大量破產或濱臨破產的國有大型企業，工人對于工廠管理者的腐敗，和政府部門對于工人基本生活的漠視普遍感到憤怒。 【香港人權民主運動資訊中心報導】（一）二０００年十二月五日大慶第二建築公司欠發工資達兩年之久，千余工人連續臥軌數日，被迫以生命抗議。（二）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三日報導：二０００年十一月廿七日安徽省滁州市紡織工人集體臥軌、致使京滬線中斷8小時，二十班次火車延誤。 失業大軍 根據《中國日報》的說法，到去年年底，在中國的八億農業人口中，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20%。 【人民報消息】中國政府將對二千九百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實施關閉破產，中國政府今後四年內需要劃撥二千九百億元的巨資，用於添補破產企業的銀行呆壞帳。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退出市場，將導致五百七十多萬企業職工面臨失業。 下崗工人的生活 目前全國有六百八十多萬工人下崗，鐵西幾占十分一，七十六萬人口中有幾十萬（官方數字二十萬，下崗工人說五十多萬）下崗。 1、沒錢醫病更沒錢死 2、吃幹蘿蔔鹹菜過節
據《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回憶，1993年3月，萬裏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任期將滿，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將全國所有農業大省主事官員集合在北京，指責他們漠視農民利益，致使鄉下民怨四起。幾天後，他便辭去一切職責，回家頤養天年。 7年以後，2000年8月，在中國中部貧窮的省份江西發生了四萬名農民集體進行連續五天的暴動。幾乎在同時，在河南南陽，發生大規模的警民沖突。 1998年，中國總人口一共123，626萬。其中鄉村人口占去86，868萬，占總人口的70.08%。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負增長，1998年收入為0的農戶比例為16%，而1999年這個數字更進一步擴大，收入為0和負增長的農戶數量居然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多”﹔一些地區返貧現象嚴重。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據世界銀行的修正值，1995年城鄉收入比為4：1，到2001年3月為5：1左右。 根據有關資料知，90年代國家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和8.3%﹔而同時期來源於農業的稅收卻大幅度增長。農村的問題就是農民太窮太苦了。90年代以來，可以說三農問題每況愈下，特別是在內陸。負擔越來越重，種田甚至虧本。與此同時，農村的公共事業，如醫療、道路、電力、教育、水利設施建設等等，投入不斷減少，情況越來越糟。中國著名的《南方周末》在2000年6月刊登了湖北省監利縣響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一封來信。這位農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感嘆：“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在接受不寐周刊的專訪時，李書記說：“簡單地說，在今天的中國，農民沒有獲得中國公民的權利。從政治上講，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政府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在中國農民占70%，70%的人就像啞巴一樣的生活著，這是多麽的悲哀啊！在農村農民的人年均收入不到1400元，農民卻要徵收200-300元/人的人頭稅，農民交不起稅，就管他們叫”刁民“，讓”刁民“下跪、辦”學習班“、關”小黑屋“是基層幹部常用的工作方法，但城市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卻很少有人納稅，相反國家每年都拿大筆的錢補貼困難城市居民﹔農民種地虧本，靠種地沒法生活，要離開農村進城打工，卻要花幾百元辦齊各種証明才能離開農村﹔農民進了城，還要花幾百元在城裏辦很多証明才讓住下來，否則城裏人隨便可以把農民送進收容所、遣送站，除讓農民過非人的生活外，至少要花上千元錢才能出”獄“﹔農民在工廠裏打工，除了每天工作13個多小時、僅拿300元錢外，隨時都可能受到打罵，幾乎沒有自由，也幾乎沒有部門為這些”奴工“說句公道話﹔城市人有社會保障，農村人沒有﹔城市人可以貸款消費，農村人貸款生產都不行﹔政府定價110元/百斤要農民生產糧食，農民生產後政府卻只按80元/百斤收購，你卻從媒體上常常看到”農民不講信用“的指責﹔農村的基礎設施都必須自己集資辦，最後還歸國有，城市的基礎設施卻是國家包辦，但農村的電費、電話費卻比城市高出許多……” 如果說中國虛假繁榮的經濟還曾給城市帶來一點亮光的話，那麽占人口百分之７０以上廣大的農村仍籠罩在一片黑暗中。
有不少中國人都認為中國經濟在這些年中發展很快，幾乎每年都達到了7%以上，因而沾沾自喜，覺得雖然面臨的問題依然不少，但都是“前進中的問題”，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真實情況的是這樣嗎？ 在人大剛剛公佈的財政預算報告中，預計今年的財政赤字將會達到創紀錄的3098億元人民幣（約合370億美元）。這個數字與去年的預算赤字相比，增長了19%，與去年年底所統計的實際財政赤字相比，則要高25%。此外中國政府連續多年所實行的赤字財政已使債務水平已經高達四千多億元，臨近國際警戒線。巨額財政赤字後面向我們說明瞭什麽呢？其實大陸近年來持續的高增長就是依賴著巨額的財政赤字，以帶動不景氣的國內需求，掩蓋了實際上增長非常緩慢的經濟，維持著表面上的虛假繁榮。 首先大陸官方希望依賴巨額赤字緩解高失業率下的尖銳社會矛盾。現在最令中共頭痛的就是農村一億多的剩餘勞動力和城市幾千萬的下崗工人。他們往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又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因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隱患。那麽政府只能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以國有企業投資為主導來控制不斷提高的失業率。大部分的經濟專家都認為，大陸必須每年至少維持百分之七的經濟成長，才能將失業率穩定下來。 另外龐大的軍費開支也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大陸國防支出今年成長百分之十七點六，達到兩百億美元，這也是中國大陸連續十三年國防預算以兩位數字百分比成長。專家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實際的軍費支出比公開的數據要多得多，應該是官方數字的五倍左右。這筆錢主要用於更新軍隊裝備，改善軍人待遇，防止部隊人才外流。 有關學者早已指出，以政府財政支出來支撐的、以國有企業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後果令人擔憂。因為無論政府用於擴大支出的資金主要是通過什麽手段來籌集，都必將增加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無利可圖將導致投資者失去投資信心，實際收入減少也將使得消費者減少消費需求。因此雖然政府擴大了支出，但卻導致民間投資減少，所以並沒有使投資總量增加。連續三年以來，在政府投資以大大高於國民收入的速度增長的同時，民間的投資的增長卻大大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長。這一事實充分說明瞭擴張財政政策消極作用。而且實行這種政策的時間越長，它的消極作用就越大。 財政擴張使民間投資減少，再加上國企改革步履艱難，投資效益低下，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勢必造成經濟發展後勁不足。這一點也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兩年來前高後低的走勢所証明。另外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在新的一年裏不會有較大的改變。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擴大出口沒有太大的餘地。財政擴張還導致國家金融體系面臨更大的風險。
隨著中國“股份制改革”的推行，股市被人們炒得熱火朝天。然而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中國股票市場股價與企業經營業績脫節。同等條件下，中國股價與投資回報之比是國外的60倍（數據待考）。那麽，曾經被認為是搞活中國國營大中型企業的一濟良方的“股份制改革”到底怎麽樣？企業股份化後到底經營得如何呢？ 2001年7月據大陸報載，在股份制、國有和民營三種類型的企業中，股份制企業效率最差，甚至低於國有企業。有關方面的更大規模調查，結論是企業效率是以企業淨資產收益率而計的，民營企業這一數字的平均值達到13.95％，國有企業為8.11％，而股份制企業僅為7.79％！可見股份制改造後的上市公司，並沒有在競爭中體現其優勢。而這些公司，基本上是在脫離了原國有企業非盈利業務後組建的，效益卻還不如未改造前，原因何在呢？這只能說明中國的股份制企業只是圖有其名，而實質上並沒真正按照股份制的要求來運作。 在股份制方向提出來之初，學者們還醉心於設計股份制公司體制管理的藍圖時，深、滬兩地的“股瘋”悍然登陸，一直被理論界忽視的股份制的融資功能馬上被眾多的企業經營者一眼看中、並充分利用。時至今日，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普通百姓都逐漸明白了：“股份制”只是被企業用來“圈錢”的一塊招牌而已，它並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制度上的問題，也沒有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問題。 因為國有資本的利益與企業的經營狀況連在一塊，那麽國有股權就承擔著企業的收入風險與破產風險，那它當然要參與經營決策。這樣政、企依然難以分開。那些企業管理精英，他們對上自稱企業，對下則代表政府，上面無人約束其權，下邊無法過問其職，贏利了則可終飽私囊，虧則由政府承擔。結果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還是責、權、利不符，權力很大，但經營虧損了還是不負責任。這種情況下怎麽能期望他們能努力把企業搞好呢？腐敗、造假與權錢交易也就無可避免了。 那麽怎麽還會有如此眾多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熱衷於這樣的股份制呢？ 一個促使國有企業改制的動力是，逾90%的企業想借此來逃避銀行債務。因為這些企業本上是在脫離了原國有企業非盈利業務後組建的，所以可以把負債的大包袱名正言順地卸給國家。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了工商、建設、中國和農業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一萬三千億元人民幣的債務並陸續與一百多家大中型國有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但是這一舉措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到2000年底，51％的改制企業（32140戶）逃廢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2％（總額為5792億元），占當年GDP的2.07%。大量的銀行壞債實際已成為隨時能摧毀中國經濟的一顆不定時炸彈。另一個更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各地政府和企業掌權者把“股份制改造”變成了一次對國有資產的大瓜分，或曰“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或叫“權錢交易”。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僅錄其一：曾被奉為“股王”的深原野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萬元起步，兩年間淨資產增長60倍”的神話名噪一時。實際上當初的150萬注冊資本均系兩家國營企業所有，其中卻有40%被兩個個人和一個港商盜為其虛擬投入。之後幾易其主加上“空手道”花樣，公司帳目虛漲至420萬，港商取得了控股權。終於等到資產“升值”了2754萬元後，董事們決定對“升值”部分進行變現處理並進行分配，其中個人股東247萬，幾乎沒有匯入分文的港商得2467萬，其中807萬通過各種渠道匯出境外。至原野上市前，港商的賬面投資已虛漲到6460萬，占全部股本的98.6%，而投資最多的國有企業只占1.4%，而且是只是對公司決策沒有發言權的不參加優先股。為了騙取更多的資金，這些改制後上市的公司普遍挖空心思編造假業績，配合一些不法的証券投機商操縱股價，非法謀取暴利，給廣大投資者帶來巨大的損失。根據的一篇專文報導，中國財政部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虛報盈利。投資基金、上市公司主管、會計師及工商記者已經形成幕後操縱中國股市的共犯集團。這些人的翻雲覆雨，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廣大的散戶。去年九月，中國証監會查明的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兩年內虛報利潤7.45億元人民幣就是實例。而會計師事務卻與之合謀，所為該公司提供了嚴重失實的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所謂股民，其實也就是對中國廣大工薪階層的另一種稱謂，他們響應政府的號召，把自己辛辛苦苦掙得的血汗錢，幾十年的積蓄，都投進了中國股市，實在是指望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能夠獲取比銀行存款利息高一點的收益。然而，股市卻無情地愚弄了他們，他們聽信媒體的宣傳，股評家的推薦，去投資績優股，可是，績優股裏卻埋藏著最大的炸彈，曾經被稱為中國第一績優股的“銀廣夏”，因為造假報表，從最高價３７元跌到現在的２元多，多少股民血本無歸，而且，這也並不僅僅是銀廣夏一家，中國的上市公司造假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現在，一些當年的績優股如藍田股份、東方電子也被查處，股價也跌得慘不忍睹。 既然投資績優股不成，又看到有資產重組概念的虧損股被炒得熱火朝天，那麽，就去買有資產重組概念的ＳＴ股吧，好在中國對虧損的上市公司特別照顧，虧損三年後變ＳＴ（特別處理），ＳＴ再虧三年再變成ＰＴ（加重特別處理），反正有得炒。然而，這一次卻又錯了，去年１１月，中國証監會突然宣佈新的退市制度，如果ST股在半年內不能扭虧，將不再戴ＰＴ帽子、而是直接退市，這個政策一宣佈，ＳＴ股又紛紛跌停，買進它們的股民再次血本無歸。在這個缺乏遊戲規則的市場，股民們真是被這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政策打得暈頭轉向，不知買什麽股票為好。 如果僅這樣也就算了，去年６月卻又出臺了一個什麽國有股按市價減持方案，並宣佈要把國有股減持所獲得的資金去充實社會保障基金。股民們怎麽也想不通，我用自己的血汗錢炒股，怎麽突然擔負起為政府解決幾十年來的歷史遺留問題的責任來，憑什麽全國人民的社保基金缺口，要由六千萬可憐的股民的血汗錢承擔。然而，財政部長、禦用經濟學家、昧著良心的股評家都眾口一詞：“國有股減持是利好。”於是，股民們相信了，拿著股票盼上漲，想不到大半年下來，上証指數從去年六月份的2245點，一路跌到1346點，近兩天才又回到1450點左右，多少股票價格被攔腰斬斷，多少股票價格跌得只剩一個零頭，股民們被股票跌得眼發紅，臉發綠，差點要跳樓。看看用原來的方法實在減持不下去，專家們只得再討論新的減持方法，據說要達到多贏局面，於是，傻傻的股民仍在苦苦的等待，等待政府的好政策，等待著自己的股票解套。其實，股民們從根本上就錯了，中國開辦股市不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是只有一個目的，為國營企業輸血、為國營企業解困，指望它們起死回生。然而，由於產權制度不清晰，國企的負責人在花股民錢時一點也不心疼，投資不產生效益，錢花完了再到股市中去圈錢，股市成了他們取之不竭的取款機，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之中。
“別被表面繁榮的假像迷惑，中國經濟潛在危機太多了，到處都是炸彈，只要一引發，後果不堪設想。”你的錢被用作銀行貸款，44%收不回來。中國的銀行業，官方承認27%的貸款是打水飄白扔了，而實際大約有44%的錢是按照中央的命令貸出去收不回來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所貸的幾十億款，有人說要想不打水飄，就得讓江澤民下臺。 銀行這些錢主要來源於國內儲蓄和國庫券。銀行老這樣虧損，要在國外，早死了好幾遍了，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靠政府強制管理，靠借了新債還舊債，靠外資的輸血，靠多印鈔票，在短時間內支撐著，一旦局勢不穩，老百姓要從銀行取回自己的錢，那銀行就完蛋了，沒錢還你，你的日子怎麽辦？你說可怕不可怕？ 再從企業經營的內外部環境來看，建設財政變成了吃飯財政，不公平競爭的政策殺傷了國營企業，產權私有化後，新的企業主沒有建立穩定的預期，卻相反面臨巨大的誘惑。入關後洋貨再沖擊國貨市場，中國企業更是雪上加霜，前程不容樂觀啊！ 賦稅與關稅損失超過經濟增長率
根據最近中國官方不同部門公佈的不同領域查處腐敗行為以及經濟損失的情況，有關學者把它們概括為10類系統性腐敗經濟損失，即當權者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或本系統人群謀取私利，給國家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據粗略估計，僅1999－2001年期間這一損失竟平均每年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4.5-14.9%。其中包括貪汙、賄賂、挪用公款，海關走私、稅收流失、公共機構和公共支出的腐敗、壟斷行業腐敗、公共機構亂收費的腐敗、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業腐敗等等。蛀蟲們就是利用了這種種手段，使大量的國有資產和收入落入了個人的錢袋。那麽他們是怎麽得手的呢？ 比如2001年因做假帳鬧上法庭的ST猴王集團，在宣佈破產前，曾接受宜昌市審計局長達176天的審計。令人吃驚的是，176天審計過後，25億元人民幣資產就被從帳面上”蒸發“掉了！審計前的34億元人民幣總資產至審計後已到9億元人民幣﹔3億元人民幣的總虧損驟然上升至35億元人民幣！一番審計就”審掉了“25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那麽這錢都到哪去了呢？主要債權人之一的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懷疑，猴王集團宣佈破產前，早已把主要資產抽走了，只留下大量債務，讓國家與股民來承擔巨額損失。後又傳出，ST猴王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然b曉琳涉嫌貪汙公款30萬元人民幣，已處於取保候審狀態。想一想啊，25億的企業資產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流失了，那被貪汙掉的能只有30萬元嗎？那麽能夠查明追回的又有多少呢？能直接接觸到這些國有資產並據為己有的人又有幾個是平民百姓呢？ 從這一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國有資產是怎樣可怕地被這些企業蛀蟲們吃掉的。這也就難怪在開放雜志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揭露，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每年外逃資本高達幾百億美元，甚至超過每年外資的流入金額。文章還直接點出了外逃資金的流向。這些的資金不是被用來再行產業投資，而是進行消極儲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學、以及購房消費，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資產來源都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這一點也被無數海外人士証實了。在美國西海岸洛杉磯、舊金山高得令美國人也咋舌的住宅區，近年突然有越來越多的房屋被大陸移民買下，並且是直接用現金一次性付清。據知情人講，這些人決大多數都是國內特權階層的家屬。他們為了轉移貪汙腐敗得來的現金，便在國外購房置業，作為將來的退身之路。一旦風吹草動，他們便拿本護照，腳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有誰知道，在他們那一棟棟豪華別墅，海外資產中，有多少是國家幾十年才積累出的一點點資產，有多少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錢，是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是下崗工人的活命錢換來的啊！看到我們的國有資產就這樣一點點地被盜空，您作為財產擁有者能不感到痛心嗎！ 以下是來自大紀元網站的消息，中國國有資產被傾吞的幾種新的方式：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表現可以映射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態。在五、六時年代，中國曾湧現出王進喜，焦裕錄等人民的好幹部。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實中的今天來，首先看一看今天的那些人民的”公僕“貪官汙吏在幹些什麽： 大紀元2001年11月17日報導，中共政壇最近因省部級以上高幹貪腐案件不斷遭揭發而混濁不堪，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被一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原遼寧省副省長、瀋陽市長慕綏新，同樣一審被判死緩。2001年初，前雲南省長李嘉廷、福建省委副書記兼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也是因為貪汙而被開除黨籍。其他案件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被處決，成為第一個因為腐敗被處死的中共省部級官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被處死，是中共建政之後，被處決職位最高的腐敗官員。──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原江西省委書記、省長倪獻策因為包庇走私，生活腐化，被開除黨籍，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沙比爾，收受賄賂，亂搞男女關系，被撤職移送法辦。──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省長梁湘，縱容妻子和兒子倒賣房產，越權審批進口汽車以索賄遭查處。 據中新社主辦的「新聞周刊」披露，總計一九九八年，省部級幹部十二人被查辦，其中有廣西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賄案、廣東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飛以權謀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違紀違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長孟慶平紀違法案等。 一九九九年查處省部級幹部十七人，其中包括寧波市原市委書記許運鴻以權謀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索賄受賄案等。 沈陽市前市長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檢察院檢察長劉實等二十多名副廳級以上的官員，被中紀委以貪汙腐敗、涉及黑社會等問題為由雙規或逮捕了。 2000年底，沈陽市前市長慕綏新及前妻被中紀委立案審查，除涉嫌與黑幫過往甚密外，慕本人也涉及嚴重貪汙問題，他女兒開設的公司更被指是他收受賄賂的中間人。 二０００年查處省部級以上幹部二十二人，其中包括成克傑案、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秦昌典和市府原副主席王式惠失職瀆職案、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周文吉違反組織人事紀律案、湖北省原副省長李大強購股牟利案、國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鵬航、全國紡織總會原會長吳文英貪瀆案等。 從九四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級幹部私人挪走。軍委辦主任董決駒，一個人在全國各地名勝之地，竟有九幢豪華別墅，十五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司令員，以經濟體資金，為自己買了六幢花園別墅，四輛豪華轎車。有了別墅，要裝修，國產的都不能用。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從義大利進口私人住宅裝飾，花了十二萬美元。二炮副司令，安排家屬到歐美逛商場，購物購了二十五萬美元。廣州軍區七名軍級幹部，搬個家，裝修費高達一千二百萬元人民幣。衛生間設備，全從義大利進口，花了一百二十萬美元。平均每戶十八萬美元。 來自大陸兩會的最新消息，據介紹，去年大陸檢察機關集中力量查辦了一批貪汙賄賂犯罪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在查辦的案件中，犯罪數額百萬元以上的1319件，涉嫌犯罪的黨政領導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工作人員9452人，縣處級以上幹部2670人，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等6名省部級幹部依法受到追究。 去年，大陸法院共判處貪汙賄賂等職務犯罪分子20120人，其中省（部）級公務人員5人，地（廳）級89人，縣（處）級419人。全國上下，大小貪官汙吏數不勝數，層出不窮。中國進入有史以來貪官汙吏最猖獗的時期。
中國古人常講做人要有立身之本，就是人的”德“，而企業也有企業的立業之本，也就是要以”信譽為本“，以其誠實的勞動，換取了自己應得的利益，同時贏得良好的商譽，以求取得長遠發展。但當我們回首現代中國企業，特別是20年來的經濟改革中，在過渡強調私有利益，個人欲望極度膨脹的社會環境下，全社會都面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信譽危機，其中集中體現在商業道德的真空。假冒偽劣產品和坑蒙拐騙行為成為了經濟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上市公司財務造價是股民人所共知的事實﹔銀行壞帳爛帳數額驚人﹔企業巨額詐騙案層出不窮，金額動輒以百億、千億人民幣計算。試想一下，建立在這種道德普遍敗壞基礎上的企業能夠生存嗎？能夠持續穩定發展嗎？表面的繁榮究竟還能維持多久呢？ 僅舉幾個有代表性的數據。2001年上半年，中國官方財政部的一項調查發現，99%的上市公司都曾公佈虛假的資訊。在同一段時間裏，超過400個注冊會計師因為各種失信與造假行為而受到不同然稱度的處分，合同違法案件達到5338宗。那麽中國股市的頻頻暴跌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再以合同詐騙為例，僅去年上半年，合同違法案件便有五千三百三十八起，涉案金額達十六億三千萬元人民幣，在外商最多的沿海省份尤其突出。而據中國消費者協會調查得出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僅１９９８年，全國就有68.4%的消費者受到了商業欺詐行為的侵害。由此可以想見，中國有多少企業不是陷於在這些造假與欺騙之中呢？從商品的虛假，合同的虛假，到財務的虛假，到股市資訊的虛假，以至最終國家統計數字的虛假。在今日中國的企業界，簡直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可信的。 再比如中國銀行業中的一直不敢揭露出的嚴重危機。2002年1月，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簡稱OCC）與中國人民銀行發布聯合消息，對中行紐約分行的違規行為做出OCC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一次處罰，總計2000萬美元。此次罰款的原因是因為”不安全和不可靠的行為“遍及中國銀行在美國的三家分行，包括”協助一樁信用証詐騙案和一樁貸款詐騙案、未經許可提前放棄抵押品並隱瞞不報，以及其他可疑活動和潛在的詐騙行為“。比如因為和中行管理層的個人關系，一家金屬貿易公司獲得了貸款額1800萬美元，在所謂經營損失後全部報了壞賬。此外紐約中行又給了該公司5000萬美元低息貸款，而且允許其存至中行另一家分行，從中獲取息差。紐約中行還發出過1200萬美元貸款，據信受款者系該公司業主的妻子所持公司，此外另有300萬美元放款至其管家名下，這些錢最終都化為烏有。據公佈數據，僅此在一九九二至二零零零年，紐約分行的損失額超過$3400萬美元。事實上，中國銀行的經營與國內同業相比還算較好的，其經營尚且如此，怪不得有不少海外金融界人士人認為，就銀行的財務狀況而言，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危機比大多數於九七年陷於金融危機的東南亞國家和在正經濟蕭條中的日本要嚴重得多。中國銀行業危矣！ 令一個讓人驚心的例子是2001年曝光的千億元人民幣的廣東省汕頭市騙稅騙匯大案。 今天的中國，信譽危機似乎勝過了經濟危機。
目前，中國森林資源已瀕於枯竭。有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資源還可以支援五年左右，包括一千四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三千億斤存糧、六十萬平方公里城鎮國有土地、政府的權威和本屆任期期滿內外債達到臨界點。 1997年，林業部公佈了下列數字： 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總面積為168.9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17.6%，近二十年來土地沙化速度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另一種說法是：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以人為破壞為主的各種因素，我們丟掉了近20億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劇增加的人口壓力下，我們又被迫以破壞林地、草地為代價，開墾了24億畝耕地，勉強維持著民族生存。在統計上，永遠會存在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後備耕地，事實上，從大量開墾林地草地陡坡地開始，中華民族的後備耕地資源已耗費殆盡。 母親河黃河的斷流向中華民族發出了悲哀而絕望的呼喚！ 水資源也因過渡使用而趨於枯竭。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300多個缺水﹔這300多個缺水城市工業值占全國的70%﹔300多個缺水城市中110個嚴重缺水，其中50個城市“情況危急”﹔在32個百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30個受長期缺水的困擾。工業化帶來的是嚴重的城市大氣污染。有資料証實，華北12個城市大氣中的顆粒物平均濃度高達860微克/立方米，為紐約的20倍，倫敦的40倍，世界衛生組織允許濃度的9.6倍。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懸浮顆粒污染都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標准（90微克/立方米），全國城市平均值（309微克/立方米）相當於世界衛生組織標准的3倍，紐約的7倍，倫敦的14倍。
據聯合國官員指出，中國去年的愛滋病患者和帶菌者已超過100萬人，其中70％是經由共用針筒感染，這數字遠較中國官方所認可的數字為高。而且正處於愛滋病泛濫前的關鍵時期，平均以每年三成的速度增長。 中共國家禁毒委員會坦承，到去年十月底止，大陸官方累計登記在冊吸毒人數達九十萬一千人，其中，濫用海洛因的人數更高達七十四萬五千人，海南島還發現一名不滿十歲的吸毒者，而那些未登記注冊的數量難以估量。 新華社報道，北京警方去年致力掃蕩非法娛樂場所，警方的行動規模為歷年之最，全年共取締五千一百二十三個非法經營的娛樂場所，其中共有三百五十六間涉嫌色情賭博活動，而警方全年拘捕的賣淫嫖娼以及賭博男女高達兩萬二千多人。 全國三陪女兩千萬帶動年消費額逾兆：成為大陸支柱產業 中國去年死於煤礦事故的人數高達5300多人 中紀委特約研究員談中國黑社會100萬大軍
1992年應該是中國人難忘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法輪功開始了她在中國及世界傳播的歷程。1998年，政府有關部門在北京、廣東和武漢等地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匯報到政治局。以這次北京調查為例，參加調查的法輪功學員人數為14199人，有效答卷12731份，調查統計結果表明，被調查人群每年總共可節約醫藥費4170萬元，即平均每人每年為國家節約醫藥費約3270元。當時政府有關部門公佈在全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在七千萬到一億人之間，如果按練功人數七千萬來計算，這些群眾由於修煉法輪功每年至少可為國家節約醫藥費兩千億元。 然而，自99年7月20日，江澤民為一己之私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 據截止到2002年3月底的不完全統計，99年7.20以來能核查到姓名的就有388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以有近千人被非法判刑﹔數以千計的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數以萬計的人未經法律程式被送進勞教所﹔數十萬人次遭被捕和監禁﹔無數的法輪功修煉者遭到執法人員的毒打和體罰，妻離子散﹔億萬家屬、親朋好友和同事受到牽連。 為了維持這場政治運動，江澤民羅幹直接從國庫中挪用鉅款，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壓力。據2001年2月27日的一條外電報導，江氏一次挪用四十億元用於監聽、竊聽法輪功學員的電話。2001年12月份，公安內部証實，江氏又挪用四十二億百姓血汗錢在全國各地建立殘酷邪惡的“洗腦”基地，具體還有多少用於迫害法輪功的其他專款（如在全國建大批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監獄等），現在外界還不得而知。除了專款外，用於迫害法輪功的日常開支更是巨大無比。2001年1月初，公安部內部傳出一條消息，僅在天安門廣場，每天的開支在一百七十萬元到二百五十萬元之間，那麽也就是說，一年就是六億兩千萬元到九億一千萬元之間。這些錢除部分是固定開支外，其餘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變成現場執勤人員的直接現金收入，天安門廣場現場執勤人員包括：著裝警員，便衣警員和借用的社會閑散人員（含臨時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員）。而且是每天發放，不記名不簽字，按自報工作“成果”當場現金成交，每人次成交金額均超過下崗工人一個月的活命錢。 另外，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新聞媒體不斷製造謊言，栽贓法輪功的報導滿天飛。相當于中央文革小組的“610辦公室”逼迫全國警察、公安四處追捕法輪功學員，各地多種反對法輪功的簽名，舉辦多種誣陷、誣蔑法輪功的畫展，各個單位和街道派人盯、看、陪（監視）法輪功學員。這些都是用錢支撐著的。據知情者估算，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員至少有幾百萬人，這些人一年的開支（用於發工資、獎金、加班費、懸賞費等等）應該有幾千億元。雖然外界目前還很難得出比較准確的估計，但千億元的量級應該不會太離譜。 與此同時，為了阻止海外正義力量對中國鎮壓的譴責，江氏逼迫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領事館把法輪功當成頭等大事，國安部派了許多特務在海外中文網站散發謠言，收集海外法輪功學員的活動情況，騷擾海外法輪功學員的正常生活。大使館、領事館收買海外中文網站、中文報紙及中文電台。各次聯合國人權會議期間江澤民更是慷人民之慨，用數以億計的國家外匯換取亞非拉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其迫害法輪功的沈默。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今日海外投資成為中國經濟運轉主要支撐的情況下，驚人的爛賬、虧空，以及虛假的繁榮已越來越難以掩蓋所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真實面目，而江氏耗費巨資鎮壓法輪功，不過是在人為地加劇中國投資環境的惡化。（讀者推薦，原作者未署名） | |
NO:53_5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02:28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3月30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牟其中、禹作敏、史玉柱、呂梁……這是一連串曾經震耳欲聾如今黯然失色的名字。他們曾經是中國富人的代表，甚至獲得過“中國首富”的榮譽頭銜。但是后來呢？下獄、自殺、破產……這些富人的下場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里面有沒有什么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呢？ 在記者的隨機采訪中，了解到普通市民心中公認的富人一般的身家至少要在上千萬元左右，而且他們雖然對富人抱有顯而易見的不平衡心理，但多數人對富人的生活充滿好奇，并且極想知道富人的成功秘訣。 同時，在采訪中，部分有識之士感到是提醒中國富人的時候了。他們列舉了大量老一代富人的不幸結局或者說慘痛的失敗。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問題是近几年國內出現的富人富命比秦始皇的霸業還短。秦王朝還好歹支撐到“二世”呢。那么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分析了部分“出事”富人之后，發現這些“出事”的富人大致可以分為８個類型。 第一類是“賴昌星”類 賴昌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一起走私案的直接策划與領導者，他和他的同伙大肆走私原油、汽車、電子產品以及原材料，數額高達６６億美元。這類富人致富手段除了膽大妄為以外，還有一條就是手中要有權力。這類“富人”如果不是東窗事發，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聚集了多少財富！多行不義必自斃，可怕的是這些“富人”已經學得猴精了，他們早早給自己打點退路，在國外買房買地，妄圖靠著不義之財頤養天年。由于這類人本身一般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這類人的致富秘訣就是一個字“貪”，一般來說，只有手中有權力的人才有更多的機會貪贓枉法，而且因為機會多，熟能生巧，所以這一類型的富人“致富”手段越來越高超，胃口也越來越大。 第二類是“劉曉慶”類 劉曉慶自稱是億萬富姐。但是“美人遲暮”，屢屢傳來因欠款糾紛而招致法院強制拍賣其豪宅的消息，雖然她本人“一哭二鬧三上吊”，但是法院該強制執行還是強制執行了。可憐的是她的八旬老父，晚年受此刺激，竟撒手人寰。唉，不是當年風光的時候，房地產商跟著上門送她別墅！也不是風頭正勁的年月，據說在家鄉辦點什么事，都跟“元春省親”似的排場──甚至聽說有過警車做儀仗。這類富人失敗一般失敗在“虛榮”和沒有“自知之明” 上。 第三類是“陳旭然”類 陳旭然紅顏薄命，生前是一主持人，死后才發現她不僅有豪宅還有巨款。如果她不是意外被害，可能誰也不知道她怎么會有那么大一筆財富？憑著她做主持人的收入，怎么也不可能成為這么一個“富妹”的。那么她是怎么斂財的呢？據說和一位官員有關。有人給她罩著！當然隨著美人香銷玉殞，那位官員也被正式罷免了。但是那傳聞中的３０００萬財產足以讓陳旭然躋身中國富人之列了。中國究竟有多少個陳旭然呢？沒有人知道。這類人一般是靠結交權貴，從而獲得致富的機會，而且一般他們比較有自知之明，一旦可能，就移民海外，希望以這種方式來開始新生活。他們在生活中絕對不會像劉曉慶這個類型似的，有事沒事就嚷嚷自己是天下最有錢的人。這類富人隱藏比較深，因為他們的安全需要“后台”的穩定。對這類富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實際不是謀財害命，而是反腐敗的力度。 第四類是“牟其中”類 曾有“中國大陸首富”之稱的牟其中因犯外匯詐騙罪后來被判處無期徒刑。與牟其中案可以合并同類項的另外几樁數額驚人的詐騙案件在這里有必要重新提一下，比如１９９２年３月發生在延邊地區的宇全公司（韓玉姬）集資詐騙３．６２億元﹔１９９４年，案發北京的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沈太福）詐騙案，總額高達１０億﹔而且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無錫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新興事業總公司（鄧斌）集資詐騙案，總額達到３２個億。當然這些人在被最終“糾”出來之前，都是“富甲一方”的人。 “賴昌星”類更多的是以權換錢，而“牟其中”類則是反過來，以錢養權，再借權生錢。所以說許多詐騙之所以能夠得手，與一些地方的執法力度以及執法環境有關。許多詐騙分子往往上交權貴，下結親信，平時出手闊綽，揮金如土。如集資詐騙３．６２億、揮霍１．７億元的特大詐騙犯韓玉姬，在被判死刑之前曾是著名的“優秀女企業家”、“三八紅旗手 ”、“吉林省私營企業協會的副會長”。這些人能量很大，關系“通”天，一旦有動靜，耳目立即通風報信，以權壓法，以情徇法，使司法機關障礙重重，阻力極大。 第五類是“禹作敏”類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庄的致富帶頭人。他成功以后，派頭大得難以想像。地縣一級的組織，根本不放在眼里。他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來“統治”大邱庄，在大邱庄說一不二。大邱庄的百姓，雖然很感激他，但卻像敬神靈一樣敬他，也像怕魔鬼一樣怕他。禹作敏儼然是一個割據一方的諸侯，直到發展到公然對抗國家司法機構，最后禹在獄中病故。“禹作敏”類的富人在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比較常見，他們不但搞一言堂，有的甚至締結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欺男霸女橫行鄉里。 第六類是“史玉柱”類 史玉柱和劉曉慶、禹作敏這樣的類型存在巨大的不同，我們可以認為劉、禹所受教育不夠，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史玉柱不一樣，他是軟件科學碩士，應該說他算是第一批“知本家”吧。史玉柱走運的那兩年，是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巨人集團僅靠賣中文手寫電腦軟件在１９９３年一年的銷售額即達到３．６億元，成為中國第二大民營高科技企業，史玉柱成為珠海第二批受重獎的知識分子。 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９６年，由于巨人大廈“抽血”過量，巨人名存實亡。當然，現在史玉柱又決定東山再起，不過前途如何還是一個未知數。“史玉柱”類的最大問題在于過于樂觀地估計形勢，自我膨脹，導致成功了一半就斷氣了！ 第七類是“胡志標”類 紅紅火火做“標王”，結果嘩啦啦說倒就倒了。也許很多人認為胡志標的問題在于過分地相信中央電視台，一個有遠大前途的企業被電視台毀了。其實──胡志標當初就是靠在廣告上敢于投入取得成功的，問題在于，成功以后，他將這些偶然的東西上升為必然的規律，打算就這么照此辦理。結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然胡志標也好，還有秦池也好，他們的失敗也有媒體的一份責任。在人家好的時候，有些媒體不負責任給人家吹得天花亂墜，人家遇到問題和困難了，好多媒體又聯合起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結果是釜底抽薪，使這些名噪一時的企業廠家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几乎喪失了“生還”的可能。 第八類是超級庄家“呂梁”類 呂梁從組織資金進入企業籌划重組，到在二級市場控盤指揮，再到直接通過新聞輿論為自己造勢，身兼三大角色輪轉自如──他是中國股票市場上三位一體的“超級庄家”的典型代表。如果沒有世紀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４５歲的呂梁可能仍然選擇往昔的角色：在國內証券投資的小圈子里名氣很大，而在社會上卻盡量低調，免為人知。 據說呂梁本屬文化人出身，８０年代中期從河北進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從９０年代前中期開始，呂梁沉寂下來，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體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釋是從此下了海。據呂梁事后透露，他所組織的“超級豪賭”前后共動用資金７億多元，而且參與此輪豪賭的還有一些“北京機構”。那么像呂梁這樣的富人，住著別墅，操縱著股市，他們是怎么干的呢？在呂梁這件事情中，可以有很多個角度分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懷疑的，就是呂梁深深地知道利用媒體的作用。否則很難想像一個自由撰稿人出身的文化人能有那么大的號召力，能在股市上呼風喚雨。 | |
NO:53_6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02:4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看中國報道】 中國的農歷新年即將到來，許多投資人正在展望東方，尋找機會。但是無論對買中國股票的普通投資人來說，還是對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企業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充滿未知數的沼澤之地。戈維特投資公司的亞洲投資負責人說，他們認為經濟下滑的最壞時候已經過去， 2002 年亞洲地區的前景應該相當明亮。他認為，對投資人來說，亞洲股票從長遠看仍然十分吸引人。不過他也指出，亞洲經濟仍然很受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的影響，很容易因為外來因素而受到震動。 英國“獨立報”在星期六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如果投資人認為世界主要經濟正在擺脫衰退的話，那麽亞洲股票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亞洲經濟處於供應線的開始，亞洲出產的初級產品常常成為更精密產品中的部件。不過投資公司對把投資人的錢純粹投在中國股票上也有憂慮，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敢確定中國公司的盈利報告是否准確。另外，腐敗嚴重、內部交易猖獗，也為投資中國股票增加了變數。一些投資公司則把他們對中國公司的投資局限在所謂的H股上，也就是在規範較嚴格的香港股市上市的中國大陸公司。 * 探討外資難圓的“中國夢” * 中國的巨大市場和 13 億消費者對外國企業一直是巨大的吸引。美國“大西洋月刊”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夢”的書，顯示夢想著中國“ 13 億消費者市場”的外國企業在中國投資的失敗故事。本書作者列舉了一長串著名的企業和經理人，他們在中國市場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是收效甚微。他們當中有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國際集團以及摩根-斯坦利公司等。書中指出，在中國投資失敗的企業當中更多的是海外華人的投資項目。本書作者斯塔德威爾在香港和北京有過十多年的商業經驗。倫敦“金融時報”在書評中說，這本書給讀者的印象是，中國不是一個奇跡般的、 13 億消費者的市場，而是一個缺乏有效的法律系統的計劃經濟體系，大多數人還過於貧窮，不能稱做消費者。 另外，“遠東經濟評論”二月七號刊發表題為“修牆還是建橋”的文章，就中國內部的保守派和開放派之間的辯論發表評論。文章說，保守勢力擔心中國過於依賴外國人，但是改革派希望更大地依賴貿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這一持續已久的辯論也再度激烈。一些政策制訂者主張修建“新的長城”，來保護中國在石油和糧食市場上不依賴外國投資者。另一些人則指出成功的開放經濟所運用的“新經濟安全概念”，主張在更大程度上依賴貿易關系、競爭力強的工業以及堅挺的貨幣，來保護經濟安全。 起因是現實中已經有一個國家正在宣佈“破產”，這個國家就是阿根廷，正面臨走投無路的絕境。因為國際社會已對它徹底地失望，而它也認為國際社會拋棄了它，不再指望任何幫助了，正所謂“惡從膽邊生”，窘迫已極之標，竟然宣佈停止繼續償還外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根廷今天的窘況，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正是這個國家的各種弊病多年積累一夕暴發的結果。 首先是腐敗，阿根廷政府的腐敗程度和歷史，縱不能說舉世之冠，但說名列前矛是不過份的了。美國財政部長奧尼爾對阿根廷的評論是，“……他們沒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出口產業，他們現在這個地步是他們自已造成的，他們自已樂意這樣，沒人強迫他們。”確實，阿根廷的民族工業不值一提，而這一切估計都要歸功於他們政府官員貪得無厭的腐敗了，這使得阿根廷絕大部分國有資產在私有化改革過程中落入跨國資本的囊中，資本外逃的比例居全球之冠。 這種資本大量外逃的現像，在經濟界又稱“墨西哥現像”。在這方面可以與阿根廷政府相媲美的可能中國政府要算上一個了。我國自1985年以來，國家資本外逃占外債增長比例的52.3％，已經超過了80年代世界上15個債務負擔最沈重的國家資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進入90年代以後接近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也就是說，我們是這個世界上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與阿根廷的第四大資本外逃國。 中國政府在大量向國外舉債的同時，居然有超過外債一半的資本流失，不知所蹤，永久性地在國外“消失”了，天曉得是通過什麽途徑。在1989年至1995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據說突破了1000億美元，當中有500億美元根本未經政府批准。 據說歐美金融分析機構指出過，阿根廷國家外債的總額是1320億美元，而當權者由腐敗所得金額竟也超過1000億美元，實在讓人嘆為觀止。阿根廷政府做為反面教材，他們的無能和腐敗，終于讓世人領教了什麽叫作病入膏肓的國家絕症。 根據國際經驗，任何國家的大量資本外逃都會對當事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潛在的金融危機。資本外逃嚴重時，可成為導致國家破產的一股力量，最終會造成國內政治騷亂增加，並引發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更重大的代價是在未來數十年中，國家的信用等級在國際社會中將大大下降。最近阿根廷正為這個經驗做了最好的注腳。在這個國家發生的那持續一個多月的社會、經濟、政治動蕩中，並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危機，最嚴重、破壞力最大的卻是信任危機。 這個國家的破產，他們的國民也要負一半責任。
在西方有個家喻戶曉的笑話：謊言有三種，謊言，該死的謊言，統計。這笑話聽到中國人耳朵裏，就有點笑不出來的味道了：中國人的數學頭腦聞名世界，可是在中國，統計造假也是盡人皆知。 比如中國近年來近雙位數的經濟增長率，令世界矚目。對這些數字，不少愛較真的專家學者表示懷疑，普遍認為官方數字水份偏高。美國蘭德公司一篇文章轉引數家之言,包括世界銀行在內,都認為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高估了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78年前的高估尤為突出，78年後有所好轉，但仍有 0.4到3.4個百分點的誤差。 以中國人擅長於“模糊數學”而論，這樣的帳面誤差似乎還“馬馬虎虎”，“瑕不掩瑜”。在沒有大的、實質性的把柄之前，這樣的高速增長率仍然是令人眩目的，值得所有國人自豪。 真的嗎？ 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不可謂不權威了 -- 因為獨此一份。然而很多學者卻覺得“研究中國統計年鑒時間越長，越覺得不能太把它當真”。首先是統計口徑總在變，工業品分類84年變過，94年又有變動，且無對應的先期數據的調整，然後是95年再做調整。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期而言，變化比計劃快倒是可以理解，但一些很常識的錯誤就讓人哭笑不得了：比如，1999期：90-98年所有家庭年均消費增長率既超過了同期城市家庭的指標，也高於農村家庭的數字。而我們知道前者為後兩者的加權平均，只能是在後兩者之間。此為一奇。這還算是統計誤差到一定程度，能夠被人識別，那麽不能識別的還有多少呢？ 去年“遠東經濟評論”上登了一篇題為“中華騙子共和國”的文章，援引官方數字稱“中國大型企業中三分之二做假帳”。而根據<<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專文報導，中國財政部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虛報盈利。自由亞洲電台評論道：這幾年來中國的經濟不論國內外發生了什麽重大事件，(經濟增幅)一定同官方一年前的預測差不多，這幾年總是“七上八下”，不是保七就是保八。有這樣得心應手的調控能力，使人嘆為觀止。最近中國總理在訪問印尼時，談到美國經濟放緩對中國的影響時說，由於出口下降，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降至百分之五。但是他又說，他仍有辦法使經濟增長百分之七。如果運用經濟手段可以使增長率保持百分之七，那麽前面說的百分之五是多此一舉，因為促使經濟增長的不只是出口這一因素。因此中國總理所謂的“有辦法”，是不是就是玩數字遊戲呢？ 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曾親口告訴一位海外研究人員：中國GDP數字是假造的。嗚呼！考慮到許多海外研究人員(包括世界銀行)、諸大跨國公司得出的結論也多是以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為基礎的，那麽他們的純粹技術上的修正數字又有多大意義呢？ 在中國歷史上不太遙遠的時代裏，一位農民出身的將軍不得不以親自耕種一分地的實踐來驗證數字的真偽。那麽我們呢，只有來聽一聽大陸某記者與一位老農的對話吧：
再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數字的背後。 按照中國GDP的定義，農村非商業用能源消費，如木材、薪材、天然氣等均不記在內。 而這部份消耗，按海外學者測算占總能耗的22%，被稱為是“不可忽略”的。 為什麽“不可忽略”呢？ 98年八月下旬，四川省省長在舉國聲討聲中宣佈，立即無條件全面停止境內六地市的天然林採伐，關閉木材交易市場，啟動四川天然林保護工程。然而遺憾的是，四川阿壩洲林管局局長早在一年前就宣佈：四川已經沒有可以砍伐的森林了。 那麽就有必要看看這一塊“虛腫”在中國近年來的GDP增幅中占多少比重呢？ 針對這點，連中國的第一大黨報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發表了“實事求是摸清家底”，指責說：
據海外多位專家測算，在中國1960到2000年間的年均9.4%的GDP增長中，資本投入約占4.4%，勞動力投入長約1.3%，TFP，即“全要素生產率”占約3.7%。 其中資本投入可分為政府、個人和外資三類。勞動力投入增加可理解為勞動力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效益部門的轉移，如農村人口流動到城裏，或是國企部門到外企。而TFP中，對中國而言，有一大塊內容是資源重新配置。以此來看，似乎在一一印證有關人士對經濟“虛假”增長的指謫。現引如下： 近幾年來，僅管國民總財富並沒有增加，但財富的轉移速度之快卻是前所未有的。 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農村向城市轉移。 內地向沿海轉移。 地方向中央轉移。 全國向首都轉移。 企業向政府轉移。 窮人向富人轉移。 內部向外部轉移。 囊中向臉面轉移。 此外，本屆政府在寅吃卯糧方面創下了中國歷史的新高，成為虛假繁榮的主要動力所在。其形式有： 提前收稅 大借外債 哄擡股市 此外，在對外方面，中國有關方面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包括： 中華民族在流血…… 骯髒的經濟現象背後隱藏著的是全民族範圍內道德的下滑。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2/5/n168683.htm | |
NO:53_7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02:50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姜福禎 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是幾十年中國怪現狀的一個標本。他的許多表述，不僅為自由知識份子所不及，甚至也為許多民運人士所不及。李昌平太少了、太可貴了！我的讀書札記幾易其稿後，決定還是作一些實錄。可惜，我只能實錄其文，卻沒有克隆其人的本領。 如果我們還心存善念、在瞳孔裡還能看見同類，那麼，我們讀李昌平的時候，心靈就不能不被震撼，良知就不會不被喚醒。這本書讓你醒、讓你哭、讓你恨、讓你愛。 在中國瞞和騙的「惡之花」還要開放多久？！ 打破政府運作過程的三大壟斷 「第一、打破政令執行信息反饋壟斷化，政府應該依靠和利用社會資源為主建立起信息反饋系統。封殺不同聲音是政府是不懂成本和效率的政府；一個現代化的政府，應該是一個廣開言路、廣納言論的政府。」 「第二、打破監督權的壟斷化。」李昌平認為﹕黨內監督不外乎同級監督和上級監督兩種。上級監督是「老子對兒子監督」，結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同級監督是弟弟對哥哥監督，「一般不會胳膊肘子往外擰」。他同時指出﹕「最有效的監督是人民群眾的監督。人民群眾監督具有廣泛性、堅定性、公開性、公正性」。 第三、打破用人權壟斷。「幹部應該來自五湖四海。幹部應由不同的黨派、團體、甚至個人推薦，再由人事部門考核聘用。推薦的部門和個人應該負一定連帶責任。」 幹部監督問題 詮釋無產階級專政 農村改革的實質 社會穩定問題 共產黨利害高於是非 詮釋改革恐怖症 為什麼不怕幹部下崗鬧事？──「如果有鬧事的，你就高舉反腐的旗幟，把他們的歷史問題一查，10個準有7個可以坐牢。」 詮釋腐敗與反腐敗 中國問題只能運用民主力量解決 精簡機構問題 農村債務問題 幹部與農民利益對抗的交匯點﹕管理區 幹部有什麼寄生性、壟斷性特點？──「有多少黨的領導幹部把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精簡分流下崗呢？」 農村不穩定問題 痛斥厲以寧 | |
NO:53_8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10:1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2月2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 在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被美中兩國金融管制當局罰款之後，中國銀行又爆出數宗重大腐敗案，其中包括一起建國以來最大的侵吞銀行資金案。中國銀行系統的腐敗究竟有多嚴重？銀行業存在哪些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銀行系統存在的這些問題呢？美國之音記者做了系列報導。今天刊出報導的第一部份，談中國銀行系統存在的問題。 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最近爆出一系列金融欺詐和腐敗醜聞。前不久，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因為違規貸款而被美、中兩國金融管制當局各罰款 1 千萬美元。對紐約分行的貸款問題負有主要責任的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也在上個月被解除了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職務。他在 2000 年 2 月擔任建設銀行行長之前，在中國銀行擔任了六年多的行長。 最近，中國銀行在國內的一些分行又爆出了被稱之為建國以來最大宗侵吞銀行資金的案子。廣東南方日報旗下的《 21 世紀經濟報導》援引國家審計署一位官員的話說，中國銀行在廣東省開平和江門分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在 10 年的時間內，將 60 億人民幣轉移到海外的帳戶上。中國政府星期二表示，他們正在對此進行調查，但是說涉及金額並沒有 60 億元。 * 銀行內部亂成一團 * 《 21 世紀經濟報導》還表示，在王雪冰擔任中國銀行行長期間，中國銀行福建省分行的兩位高級管理人員在遠華案主犯賴昌星的幫助下，挪用 3 千 4 百萬美元的銀行資金，在香港設立一個公司，藉此把電腦走私到大陸。 遠東經濟評論的報導說，美國對中國銀行海外分行的活動進行的調查，只是揭開了中國銀行系統內部存在的裙帶網絡的一層面紗。那麽中國銀行系統的腐敗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遠東經濟評論引述美國一家大公司原駐中國首席代表的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一個被漆黑了的窗戶，大家看不清裏面的情況。但是美國財政部的行動，使我們刮掉了這個黑窗戶上的一點漆，透過這個小洞往窗戶裏看，發現裏面亂成一團糟。 美國智囊機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人士拉迪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暴露出來的問題顯然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外面的人無法知曉整個銀行系統問題嚴重的程度。 拉迪說：“在中國以外，沒有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不可能做出判斷。很多專門研究中國銀行系統的人一直在猜測，中國一些銀行非常糟糕的表現是腐敗或者向那些關系密切的人或機構借貸等做法的結果。但是我還是認為，根本沒有辦法知道整個銀行系統的腐敗問題。也許中央銀行的一些監管和調查人員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 如無外部調查王雪冰可能不會下臺 * 美國財政部貨幣管制辦公室沒有提供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違規貸款的細節情況，但是要求中國銀行在美國各地的分行必須改變一些做法，比如不得與 34 個個人和公司做生意。遠東經濟評論獲得的法院文件顯示，這當中的 6 個人以及 13 家公司都與一個錯綜復雜的單一網絡有關。 雖然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被撤職表明中國政府對待銀行腐敗的問題是認真的，但是拉迪說，王雪冰只是在中銀紐約分行的嚴重問題被美國金融管制當局和調查人員發現的時候才被解職的。這使人懷疑，如果沒有外部的調查，王雪冰可能仍然是建設銀行的行長。拉迪說，王雪冰的案子說明中國銀行系統缺乏監督機制。 拉迪說：“我仍然認為，這裏存在一個中國的系統是否給人民銀行這個監管銀行以足夠的獨立性，來調查存在違規行為的高級官員。” 花旗集團的經濟師黃益平也認為，中國銀行暴露出來的腐敗和借貸問題，表明銀行系統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黃益平說：“現在所出來的這些問題，除了效率不好，銀行貸款本身，貸法不是非常標准化，象現代銀行那樣的。反映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的問題就是，實際上在改革過程當中，對銀行業也好，對國有企業也好，實際上沒有形成一個非常有效的約束或是紀律機制。在中央原有的計劃體制取消之後，企業這些管理人員的自主權越來越大，但是新的約束機制又沒有形成，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實際上他們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 腐敗與不良信貸緊密相關 * 除此以外，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拉迪說，中國的銀行系統還存在另外兩個問題。 拉迪說：“銀行還沒有發展出一個完全商業化的信貸文化，按照西方銀行使用的那些標准，在商業信貸的基礎上做出借貸的決定。這個狀況一部份反映出銀行缺乏進行商業信貸的技巧，一部份反映出這些銀行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貸款給那些國有企業，使它們能夠繼續存在下去。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腐敗問題。銀行借貸人員把貸款貸給親戚朋友，雖然他們償還貸款的可能性非常小。” 拉迪說，這些問題最後都體現在銀行的壞帳和呆帳上。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四大銀行的呆帳占銀行總貸款的 25% ，但是拉迪認為，如果按照西方的標准來計算的話，中國銀行的壞帳占銀行貸款的比例在 50% 到 60% 之間。美國花旗集團經濟師黃益平認為，從中國銀行的問題可以看出來，中國銀行的壞帳肯定要高於官方的數字，但是不會高達百分之五、六十，他估計可能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間。 * 中國銀行業可能步拉美後塵 * 由於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的壞帳以及資金外逃的問題，中國的一些學者警告說，中國銀行業可能會出現拉丁美洲化的問題，也就是嚴重的資金外逃和腐敗的借貸導致金融系統的崩潰。但是經濟學家拉迪認為，在將來出現這種前景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問題還沒有那麽嚴重。拉迪說，人們有一種看法，這就是最大的國有銀行能夠得到國家的存款保障，因此出現了小銀行把資金轉移到大銀行的現像，但是並沒有出現擠兌存款的趨勢，也不象日本，銀行系統的脆弱使得存款人把錢從銀行裏取出來，換成金條存起來。 黃益平認為，中國銀行系統出現拉丁美洲化的危險是存在的，但是情況並不一樣。 黃益平說：“拉丁美洲很大的問題，有很多是因為借債借得比較多，它本身經濟沒有發展，借債借得不恰當，自己也承擔不了，導致銀行系統，包括整個經濟系統出現問題。大陸可能現在，比如說有資金外逃，銀行裏面問題也比較多，但是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我覺得國內的經濟不會導致系統性的出現這樣的問題。” 黃益平表示，會不會出現整體性的問題，關鍵是要看下一步如何來解決銀行系統的種種問題。 2002年2月17日 星期日 【看中國報道】 大陸和西方消息人士表示，前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王雪冰弊案顯示，在中國大陸邁向自由市場經濟之際，大陸官場的貪汙、瀆職與政治上勾心鬥角等情況，已影響中國大陸的金融和政治體系，王雪冰並不是一個特例，它不過反映出中國大陸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常態現象。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王雪冰以直率的舉止和在商言商的態度，聞名於西方企業家中，他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對雪茄和美酒有很高的品味，他在四十二歲時成為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的行長，是歷任行長中最年輕的一位。 而他的夫人宗露露（音）總是穿著優雅時尚，除了在北京開設一家奢華的法國菜餐廳外，並製作藝朮電影。 在王雪冰盜用公款數百萬美元一事爆發後，王雪冰如今住在北京郊區的一間旅館，飽受糖尿病的侵襲，以及二十四小時的漏夜偵訊，她太太則躲在美國與女兒住在一起，不敢回北京，她在北京的酒吧事業與電影計畫也大受打擊。 中國大陸的官場文化就是鼓勵貪汙，尤其是對高層的行政官員，「所有的條件都在引誘他們」。 他指出，「中共高階行政官員的薪資很少，他們也不服膺任何信念，而每個人都在貪汙，根本沒有所謂的道理規範，即使是法律都對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例如大陸對盜用公款的一條規定是，只要你 在三個月內將盜用的款項歸還，就不算犯罪，這算那門子的法律！因此除非你有很強大的意志力，才能不讓自己身陷其中。」 王雪冰一案並點出中國大陸銀行體系的積弊，這已威脅到中國大陸金融體系與政治穩定。 中國大陸的存款戶數目高居世界前幾位，全中國大陸國有銀行的總存款額，高達八千九百四十億美金，大部份原因是由於大陸人民普遍缺乏其他投資機會，加上中國大陸的股票市場，不過是一個缺乏遊戲規則的賭場，房地產的交易市場也不成熟。 但根據中國大陸的官方統計，全中國大陸的銀行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借貸都收不回來，約達數十億美金。很多大陸人士認為，銀行壞帳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銀行在政治壓力下，不敢向體質虛弱的國有企業催討債務。 但如果「王雪冰事件」一再重演，大眾對銀行的觀感將會改變。 一名大陸銀行家說，「如果人們發現銀行體系不僅步履蹣跚，而且貪汙盛行，便會發生銀行擠兌現象，當銀行擠兌一發生，就會產生大問題，以及許多解決不完的難題。」 在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後，這種情況將更為惡化，目前中共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在五年內，外資銀行將能以極少的限制與大陸本地銀行競爭，王雪冰事件突顯中國大陸面對外資銀行的競爭，根本沒做好准備。 西方銀行家表示，中國大陸現有的四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極度缺乏效率，他們雇用的人超過一百六十萬，其中光是中國農業銀行的分行，就超過五萬個。 【看中國報道】最近中國的腐敗醜聞鬧到美國去了，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因違規貨款騙國家鉅款被美國財政部罰款兩千萬美元，涉嫌此案的前中銀紐約分行行長，現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已被撤職。據北京消息人士說，浙江人王雪冰並非朱容基的人馬，而是屬江澤民上海幫，也是老江的密友。據說江澤民每年過年會在家中設宴邀請約二十個知己聚會，王雪冰夫婦必然到座。 據<<開放>>雜志報道，很具諷刺的是，中國的貪官出事前都大講廉潔反腐，王雪冰也不例外，在他即將東窗事發，調離中銀之前的二月二十日，他還在中國的《金融時報》發表倡廉文章，題為《勤政廉潔過好『享樂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王曾以中銀行長身份獲頒「國際黃金交易傑出領導人」，據說是亞洲第一位獲此殊遇的金融家。出事後中國金融界內部開玩笑說，王雪冰確是傑出黃金交易人，因為他把上億的資金交易到他老婆手中了。 據悉，獲王雪冰違規貸款案中的多人與江澤民關系密切，因此此案不會深究，如果不是發生在美國可能根本就不會處罰王雪冰及一班涉案人。不過許多人奇怪的是，中銀內部違規操作為甚麽會被美國當局知道，懷疑內部有人向美國舉報。有傳聞說是現任中銀行長劉明康告的狀，也有人說是朱熔基和尉健行要整王雪冰。香港中資光大集團董事長朱曉華出事據傳就是光大總經理孔丹向北京告的狀。 前年九月，中國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王黎明，使該行壞賬高達六十億人民幣，大部分賬款下落不明，結果畏罪帶著妻子和一批同黨逃離中國，不知去向，有說他已逃往東歐。 去年十月中旬，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發生擠兌，原因是該支行和廣東省分行多名高層人員使用五鬼搬運手法，偽造借貸，盜取銀行鉅款，透過香港的銀行洗錢，事後發現他們卷款七千三百萬美元，潛逃到加拿大，現在加拿大警方正在調查三個人的去向，並已凍結他們存在卑詩省銀行的三百七十五萬美元。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圳中級法庭判決建設銀行深圳鐵路支行筍崗辦事處主任江偉亮死刑，原因是他偽造文書，將社保局存在該處的九百七十萬人民幣轉到其弟在建設銀行南山支行的戶口，然後提現入了私囊。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廣東韶關市中級法庭開審廣東發展銀行韶關分行行長官有仁，檢控他挪用公款去澳門豪賭，庭上出示有據可查的已達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人民幣。今年一月，廣東湛江市人民檢察院對中國銀行湛江分行行長範紹潤提起公訴，指他貪汙受賄、挪用公款、違法發放貸款、非法出具金融票據等七項罪名。 由美國財政部調查而曝光 據美國財政部屬下主責銀行監管的貨幣審計局發言人加爾森說，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出現多宗違規行為，包括銀行官員徇私舞弊、發出不實信用狀、安排欺騙性貸款。他舉出幾個案例，其中一案是該行給一家在自已公寓裏開設的金屬貿易公司開發一張一百萬元信用狀，而實際該公司動用的信用高達一千八百萬元，所有這些錢都以虧損名義作賬報銷掉﹔另一案例是，同是這家公司，向該行申請到一筆五千萬元低息貸款，卻獲准把這筆錢以高額利息存入中國銀行另一家分行，從中牟取利潤﹔再一個案例是該行將一筆一千二百萬元的貸款貸給該行主管官員妻子掌控的一家公司，連該官員家褓母開的一家公司也獲得三百萬元貸款，所有這些錢都成了呆賬。事情都發生在王雪冰於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擔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期間。 這類騙局，在中國官員看起來，可能以為沒有甚麽大不了，騙的是中國國家的錢，又不是美國人的錢，而且這麽騙法，國內比比皆是，有甚麽稀奇。但在一個法治國家，銀行的行為絕對是受監管的，不管你騙的是誰，騙就是違法行為，連私人都不應有，何況銀行以法人地位登記為從事金融業務接受監管的機構。在法治國家，對違法行為有追索權，即使事情過去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只要有違法行為，一樣要受追索，要承擔法律責任，這同中國無法無天的人治黨治國家有天淵之別。 向美付出有史最鉅銀行民事罰款 今年一月十一日，王雪冰的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職位也被撤掉，改由原常務副行長張恩照接替，曾有報導說王雪冰在北京已被「雙規」（即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代問題），最新的報導又說中銀已與美方達成協議，為紐約分行的違規操作支付二千萬美元罰款，一半給美國財政部，一半給中國人民銀行。王雪冰沒有被「雙規」。二千萬美元罰款，在中國官場不算一回事，在美國，據貨幣審計局的官員說，這是該局有史以來對銀行施加的最大的一筆民事罰款。 香港中資銀行高官梁小庭涉案 梁小庭是前全國政協常委、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之子，曾任中銀香港分行第一副總經理、中銀國際行政總裁、中銀港澳管理處副主任，與王雪冰私交甚篤，年輕時兩人曾一同「上山下鄉」。去年初梁小庭辭職赴美修讀短期課程，兩月前返回北京，即被「雙規」。 同王雪冰有關的另一銀行要員是前新華銀行總經理申松君。申氏曾任中銀浙江分行行長。他涉嫌以不法手段開信用狀，私自將鉅款調往美國，前後共達二億美元，已被「雙規」。 朱熔基無力改變黨對銀行的控制 朱熔基上臺之後，面對李鵬時代這個爛攤子，光是清理「三角債」已弄得焦頭爛額，後來於無法中想出一個「金蟬脫殼」計，將人民銀行定為中央銀行，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則成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另外再成立四間專管不良資產的公司，名為信達、東方、長城、華融，分別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撥給這四間公司，另作處理，希望往後的銀行貸放逐漸走上軌道。官方稱這樣的方法為「剝離不良資產」。即使如此，新的壞賬仍像割掉的韭菜一樣從老根上又長了出來，毛病就出在銀行的 貸放不能擺脫黨政的幹預，獨立依照正規的市埸法則運作。 不良資產占生產總額百分之十九 戴相龍說，從今年起，他准備（１）將貸款質量分為五個等級，爭取在未來五年內，平均每年縮減不良資產二到三個百分比﹔（２）將夠條件的國有商業銀行改為國家控股的股份銀行﹔（３）債務人經債權銀行同意，可以延期還款，可以提出債務重組，也可以依法申請破產﹔（４）不再對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現有不良資產由銀行自行依法處理。 戴相龍想每年減少二至三個百分比的不良資產，想法還算平實，但能否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其中第二點就是中國銀行准備在香港上市的計劃。官方的意圖想在絕對控股的條件下，試圖先將中國銀行推出上市，使其同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正規銀行看齊。但是一間大陸的國有銀行，想要在境外上市，必須將銀行的實際資產負債和一切運作實行公開化透明化，接受金融監管機構隨時隨地監管，這樣，投資的持股者才對它有信心。不幸，王雪冰事件一出，影響到中銀上市計劃，使其推遲。 問題的根本仍是黨國□斷 今天中國的情形就是如此：既講自由競爭，又搞中央控制，搞得自由競爭變成官僚及其家族自由掠奪﹔有權的憑權力佔有財富，不能堂而皇之佔有，便用偷竊逃匿的方法佔有﹔民間靠本領經營的企業家，只是叨著官僚發橫財的光，才會發達致富。上文所敘的所有銀行弊案，都是銀行行長幹的，普通銀行職員哪有能量。這類骯臟邋遢的事在毛澤東時代倒難以想像，怪不得有人對比現在的狂貪狂腐，反而緬懷起毛澤東時代絕對中央管制的均貧清廉。 現在中國加入世貿了，世界級的大銀行於五年之內將逐步進入中國市埸。中國的銀行如果再不改弦易轍，勢必在市埸上被外資銀行打垮。所以中國官方也很著急，他們計劃將中銀先推出上市，就是一種應對的圖謀，但這種辦法只能在境外試，境外金融體系有健全的法治基礎，中國境內根本行不通，所以還不是根治的辦法，治根之道必須在中國境內廢棄黨治，建立健全的法治和民主政制去配合經濟改革，才能奏效。 為年度關系，從二ΟΟ二年元旦開始。降低稅率之舉當然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但其來勢不會像人們想像那樣外國廉價商品沖到殺來。就拿人們最擔心的農產品來說，美國產品輸入中國，首先得有進口商。目前糧食進口，主要由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斷，美商還無法建立直銷渠道。 中國經濟在相當範圍內仍是一個由國營企業□斷的體制。中國糧油、華潤、中國土畜產、南康等□斷了糧油進口，中國糖酒和中國商品基地等□斷了糖酒進口，中國煙草□斷了香煙進口，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和中國化工□斷了石油及其副產品以及天然氣的進口，中國化工和中國農業生產資料等□斷了化肥的進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最近中國已將電訊□斷大企業「中國電信」，分拆為南北兩個集團，北方集團□斷華北地區、東北地區和河南山東，共十個省的光纖和電話網絡，其餘各省歸南方集團□斷。其用意是應對世貿反□斷的精神。 但中國的□斷體制又在傳媒機構方面冒現出來。原因是中國不想在入世之後，傳媒仍由中宣部直接掌控，於是玩弄改裝手法，將中宣部直屬的幾個傳媒單位合併成為一個商業實體，其中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國廣播電視傳輸網和中國廣播電視互聯網，合共組成一個稱為「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所謂商業機構，仍由原中宣部副部長、國家廣電總局長徐光春出任該集團管理委員會主任。這種只改外形保持實質的化妝法，其實是騙騙世貿的，目的在於事先塞住世貿將來指控中國以黨幹預傳媒市埸之口，同時也便於以貿易姿態□斷傳媒去應對入世後國外傳媒大亨的入侵。 中國官方難於□斷的是汽車市埸。因為中國本國汽車工業底子薄，早於入世之前便有外資進入。美國的通用和德國的大眾，同上海汽車集團合資，成為中國最大轎車生產企業，其名牌桑塔納汽車，年內銷量高達二十二萬輛。日本本田投資廣州，與駱威汽車合作，各持百分之五十股權，年銷四、五萬輛。這些中外合資企業因為有中方引路，各自已在中國建立起銷售網。入世後境外輸入的汽車，其銷售網絡自然比其他企業便利得多。 中國自身保險業的基礎也非常薄弱。因為國有企業屬於國家，無須保險，私有企業和私有產權受合法保障的歷史甚短，再加中國社會向來缺乏保險意識，所以中國自己的保險業差不多只在近幾年才剛剛起步。目前全國有十七家中資保險公司，它們的資產全部加起來，還不及外國一間保險大公司那麽多。照規定，入世後首批對外資保險業開放的城市有上海、廣州、大連、深圳、佛山。入世不到兩三天，已有三家外資公司進入，即：日本生命人壽、美國大都會人壽和紐約人壽。 人壽保險對中國這個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的國家特別需要，故其市場潛力甚大，外資保險公司就是覷准這一點而蜂湧進來，使得中國保險監管會措手不及，腳陣大亂。為了應對外資湧進，它立即批准所有中資保險公司每間都以高速度增設分支公司。北京的華泰產險，獲准在十六個省會城市增設分公司，北京的新華人壽，獲准增設十五家分公司，深圳的華安產險，增設六家分公司，連違規被人民銀行接管的永安產險，也獲准增設十家分公司和五家支公司。 零售企業也是外資搶灘的一個方面。台灣太平洋集團，與香港盈科拓展集團和北京西單集團合資，搶在北京東三環的盈科中心，開設了「太平洋百貨」。美國連鎖便利店集團「7-11」（Seven-Eleven）、沃爾瑪（Wal-Mart）、台灣的統一、泰國的正大、香港的牛奶公司，都准備於二ΟΟ二年初進京大展拳腳。 中國對外資銀行在中國開設分行的要求比較嚴，只有總資產超過二百億美元的銀行才有資格。人民銀行統計透露，截至去年六月止，已有一百九十一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據瞭解，其中大多數只設代辦處，正式開設銀行的大概有數十家。入世對外資銀行開放的進程是：自入世之日起，外資金融機構即可從事存貸款、金融租賃、支付與劃匯、擔保、兌換、公司並購、証券投資諮詢等業務﹔自二ΟΟ二年元旦起，可以對中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服務。可以預測，由於外資銀行信譽卓著，一定會吸引華人外幣存款和外幣劃匯業務。至於個人的人民幣存款，要等五年之後才能實現。 共產黨玩弄新的遊戲 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資本主義變種，也可以稱為共產黨的變種，總之，是共產黨在玩弄一國兩制之餘，再來玩弄與世界接軌的遊戲。 中國大陸主要的問題還是在經濟，包括： 一、 財政問題：財政破產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大陸自不例外。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已從70年代末的28%，降至90年代的12%到14%。 中國內部面對的經濟難題，從銀行壞帳、都市失業工人安置、到農村攤派，都是政府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大陸自94年以來就不斷擴大財政改革稅基，但近年北京政府在海內外大量發行公債，其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而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比中央政府更加嚴重。 二、 金融問題：93年中國14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金融改革，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漲。但國有銀行超過80%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根據官方數字已超過20%，實際數字一般評估則在40%左右，四大銀行其實早已破產。 三、 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要原因仍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因此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所以只好減緩國營企業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社會福利機構。但這終究不是解決之道，近來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各種抗議事件。目前都市失業人數據信已高達七、八千萬（農村的低度就業人口也高達一億五千萬左右），在加入WTO之後，國企與下崗工人的問題將更形嚴重。 四、 市場經濟法制架構無法建立：為維持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相關的法律體系架構一直沒有建立，市場經濟活動中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各級政府官員貪汙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中國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五、 全國市場建立困難：財政權力下放的結果造成各省各自為政、保護主義興起及區域發展不均等的現象，中國市場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上是分割越來越嚴重。如果中央不扭轉這個發展趨勢，建立全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會更大，中央要維持有效領導的難度也將增加。 另外，中國大陸社會有五大亂源，分別是： 一、 貪腐問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說法，中國大陸的貪汙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銀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共中央黨校一百多位廳級領導幹部學員問卷調查顯示，在所列的13個社會問題中，「腐敗」以24.3%居於問題最嚴重的首位。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二、 差距問題：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在貧富差距上，根據統計，社會中最富的20%已經擁有全社會46.6%的財富。 而最富20%之收入為最貧20%者收入之8.03倍。從78年到97年，中國大陸GDP中，東部地區所佔比例由52%上升到61.4%，西部地區則由17%降為14%。而城市居民的平均所得在94年約為農村居民的3.39倍。預計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三、 民族問題：中國大陸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人口並非很多，但是由於許多少數民族佔據著中國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 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疆獨運動已經在新疆地區和大陸內地製造了許多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武裝攻擊事件，為大陸的社會穩定蒙上了陰影。另外，西藏由於達賴喇嘛在印度德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又有西方和印度支援的背景，也是影響中國大陸較大的另一少數民族問題。 四、 價值空虛問題：從80年代以來各種氣功團體的興起，與各種大小宗教團體的迅速擴張，一直到法輪功的崛起和到如今的受打壓，其實都反映整個社會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所產生的價值空虛問題。 | |
NO:53_9
| 讀讀樂 於 2002/08/09 10:40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2月9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 上海某銀行信貸員黃謹，擔任信貸員不到三個月時，就利用一次為上海印鈔廠辦理存款的便利，採用偽造對帳單、進帳單的手法蒙騙印鈔廠，擅自挪用180萬元借給朋友許占元經營的公司。一個月後，又如法炮製，挪用印鈔廠200萬元存款用於還債和揮霍。 1999年1月，黃找人私刻了印鈔廠的公章、印鈔廠法定代表人的私章。3月，從其所在的銀行騙取了第一筆1500萬元貸款。此後，他先後21次從銀行騙取貸款，共3.5億元。 得逞後的黃謹儼然把自己當作了億萬富翁。聽朋友說投資証券二級市場收益大，他將2000萬元投進股市。喜歡賭球的黃，用在地下非法賭球的費用就有近2000萬元。幾名幫忙私刻公章的同夥以寫信、留條的方式對其不停地敲詐勒索，黃又用了200萬元將此事擺平。 2002年2月8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 中國承諾在入世後對歐美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的金融服務業。根據這一承諾，外國銀行在多年的厲兵秣馬之後，正在加快進軍中國銀行業的步伐。與此同時，在中國金融業占絕對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卻長期以來被大量貸出的壞債壓得步履蹣跚。 荷蘭咨詢公司恩斯特楊格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銀行系統的壞帳在去年底已經達到四萬億元人民幣。這個估計是中國政府官方統計的兩倍。即使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數字，中國四家國有銀行貸出的壞債已經超過他們九萬多億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二十。 總體來說，絕大部分壞帳形成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金融時報引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的話說，歷史遺留下來的壞債只占全部壞債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一事實顯然表明，巨額壞帳實際上是中國回避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回避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所有制改革的一個直接後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對國有企業的基本建設和技朮改造資金由計劃經濟時代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根據撥改貸的新規則，過去由國家無償撥付的建設資金從此在企業的資金平衡表上表現為債務，企業應該從收益中逐年地還本付息。從理論上說，這一改革應該促進企業加強成本核算、提高使用資金的效益。但是實際發生的情況卻與此絕然相反。這裏有著貸款企業、銀行、和政府三方面的原因。 從企業來看，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從事基本建設和其他資金調度方面較之過去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可是另一方面由於所有制依舊，企業管理層的新的動力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用錢更方便了，但同時又不用對資產負責任。企業哪有不虧損的道理？企業虧損了，所借的銀行貸款當然也就無法歸還。 再從銀行來看，各級銀行的負責人乃至信貸員並非銀行的所有者，因而也不會對國有銀行的資產負最終責任﹔作為所有者代表的監管銀行業務的政府機構和官員們同樣缺乏真正所有者那樣的責任心，加之銀行業務的相對專業化又使得這些官僚無法在技朮上對銀行人員手中的貸款權力行使有效的監督。銀行貸款的質量低劣便成為必然結果。不僅如此，中央和各級政府從政治考慮而對銀行貸款方向甚至貸款額度的頻繁幹預，本身也是加重了壞債的程度的一個因素。 壞債發生後，作為國有企業和銀行雙方的最終所有者的國家，便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實際上是在政治和經濟的不同考量中踩翹翹板。從經濟上看，解決這一問題越早越好，於是政府發出的解決壞債問題的文件不斷。但是，出於擔心失業大面積增加從而造成社會動蕩的政治考慮，國家又不敢輕易讓那些負債企業倒閉，於是清理壞帳便始終只是停留在這些文件上。 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了工商、建設、中國和農業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一萬三千億元人民幣的債務並陸續與一百多家大中型國有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隨後這幾家資產管理公司也先後以低於原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價格向國內外投資者拍賣了部分手中的壞債。但是這一舉措除了使得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資金平衡表顯得好看一些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令人最為擔憂的是，由於那些導致產生銀行壞帳的主要原因沒有得到根除，新的壞債還在日復一日的誕生。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拉迪教授的一項研究表明，僅是去年一年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新增壞債已經達到了四千億元人民幣。看來，用政治穩定壓倒一切作為執政方針的現政府是打定主意要將這一問題作為遺產留給後人了。只是不知道形勢的發展是否會容許他們繼續拖下去。 銀行壞債問題的長期拖延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制度健全的危害十分巨大。它一方面使得中國的幾家國有銀行隨時面臨破產的危險，而根本無法面對中國入世後即將到來的外國銀行的競爭﹔它也助長了國有企業對國家注入資金的依賴性，無法提高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與此同時，它也是滋生政府官員、銀行和國企經理們貪汙腐敗的一個巨大的溫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國有銀行發放的九萬億貸款中有七萬億來自于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如果一旦人們對國有銀行產生信用危機，他們便會將原本存在銀行的資金取出來，這樣銀行壞債將隨時可能轉變成金融、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總危機。 2002年2月13日 星期三 【看中國報道】 據權威消息透露，中國國有銀行金融風險問題引起中共極度重視，尤其是中國銀行海內外分行多宗舞弊案陸續曝光，全面暴露了銀行風險控制的弱點。國務院總理朱□基在金融工作會議首天，即對中國銀行及前中銀行長王雪冰“狠批”一番。 消息指出，二月五日金融工作會議開幕，當天下午由朱□基作重要講話。對於中銀紐約分行連續幾年積下的違規貸款案，以及境內分行接二連三發生事故，朱□基為此在會議上當著所有官員及金融機構負責人面前“狠批”中銀。中銀紐約分行還差點被美國吊銷牌照，朱□基亦公開點名批評王雪冰。 華夏經緯報道，金融工作會議結束後，全國銀行各自的工作會議隨即召開。據透露，分行行長工作會議會討論金融工作會議的四份報告，包括江澤民、總理朱□基在會議首天的講話，以及國務院副總理兼金融工作委員會書記溫家寶在會議閉幕的總結。最後一份是中央對“金融體制改革十二條意見”。 陳勁松 2002年2月13日 星期三 【看中國報道】 新年伊始，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去職，引起外界紛紛議論、種種猜測。有人說，王雪冰是總理朱熔基的親信人馬，屬於改革派，王的去職，是對朱熔基和改革派的打擊，是“圍繞十六大”人事佈局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有人說，王雪冰平日專橫跋扈，目中無人，遲早有這一天﹔也有人說，王的去職，是正常退休。然而，猜來猜去，卻還是那個問題，那個令中國當今政壇無數官僚中箭落馬的不二原因：腐敗。 王雪冰從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做起，官至中國銀行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其腐敗也自中行紐約分行行長任內開始。 1991-1999年，因不良貸款和違規操作，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共損失3400萬美元。大致過程是，紐約分行先向某金屬貿易公司貸款100萬美元，這家金屬公司剛剛開張，一無所有，更無信用和抵押，卻受到紐約分行的格外青睞，不僅貸款幫助啟動，更無視該公司經營不善，連連虧損，一再追加貸款，貸款額度從100萬美元，增到700萬美元，再增到1800萬美元。所有這些貸款，最後都淪為壞帳。 此外，中行紐約分行還給了該公司5000萬美元低息貸款，並且允許該公司將該筆巨額貸款存到中行另一家分行，從中獲取利息差。紐約分行還發過1200萬美元貸款，給該公司業主老婆的另一家公司，另外又將300萬美元放款到其管家名下，所有這些款項，都如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如今，真相大白，這是一起吃裏扒外、內外勾結的詐騙大案。某金屬公司，就是中行紐約分行管理高層的關系戶，即行長王雪冰的關系戶，這種關系究竟到了什麽程度，與王雪冰背後更高的權勢人物有無關聯，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這一起金融詐騙大案中，關系，後門，腐敗，所有這些中國特色，都應有盡有。腐敗，居然腐敗到了法制嚴明、社會清廉的美國！ 於是，首先是美國貨幣管理署，調查了中行紐約分行的違法行為，並對其做出罰款1000萬美元的處罰，據瞭解，這是美國貨幣管理署有史以來所做出的最大最嚴重的一次處罰﹔中國銀行的上屬機構中國人民銀行，也假裝跟進，對中國銀行也處以1000萬美元的罰款。 中行紐約分行則假裝向紐約地區法院遞交訴訟狀，起訴幾個當事人，即某金屬公司業主夫婦，及紐約分行某職員。明知道這幾個人只是“小魚小蝦”，無足輕重，關鍵的涉案人物遠在中國大陸，按照美國法律，無法被傳訊﹔也明知道面對這一裏應外合的勾結詐騙案，法庭很難完整取証﹔更明知道追回款項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中行紐約分行仍然演出了起訴、上庭、辯論等摺子戲，玩弄美國法律。他們假裝把分行的責任推到所謂“舊管理層”頭上，顯得與所謂“新管理層”無關。如此賊喊捉賊，厚顏無恥，其目的，是想繼續維持中行紐約分行在美國的存在。 騙得了美國人，卻騙不了中國人。在中國，誰不知道，這樣的金融詐騙大案，沒有更高權力的介入，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更高權力的真正高度，恐怕只有中南海諸公自己，才心知肚明。 中行紐約分行金融詐騙案，只是中國銀行體系腐敗成災之冰山一角。 比如王雪冰，除上屬案情之外，又被查出他曾與“遠華走私案”主謀賴昌星合謀，侵吞中國銀行資金60億元人民幣﹔這一侵吞案，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銀行資金侵吞案，涉案貪官還包括中行廣東開平支行、江門分行等多任行長，以及廣東省分行多名高層人物。中國銀行的其他醜聞還有：中行開平支行三名幹部盜取銀行7300美元鉅款，潛逃加拿大﹔中行福建分行行長、副行長，前年經遠華案主謀賴昌星協助，轉移銀行資金3400美元，在香港設立一家公司，專門從事走私電腦，到內地牟取暴利。 一句話，沒有真正法制意義上的銀行體系，漏洞無窮，蛀蟲不斷，普通民眾把血汗錢積存在那裏，只是堆積出供貪官汙吏享樂揮霍的金山銀山。 2002年2月12日 星期二 【看中國報道】 據說，中國金融業將進行全面的整改，從大格局來講，是加入世貿組織後，面臨外資銀行競爭的需要﹔從小格局來講，是因為有中國銀行在美國的分行出現種種問題這條導火線。有人認為，如果沒有美國貨幣監理署的調整和處理，中國銀行的事件還不引爆，但實際上即使沒有美國方面的調整，即使王雪冰已買通某位太子作自己的靠山，中國銀行的事件早晚還是會曝光，因為大陸國家審計署，在對中國銀行審計中，也發現了巨大的問題。 國家審計署負責對國家部門進行審計，對四大商業銀行年審計一間，二零零一年審計對像是中國銀行主要以中國銀行的非政策性貸款為審計對象，結果審計出大問題。按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的報告，中國銀行的審計結果是有嚴重的違規放貸、帳外經營、違規開立信用証和簽發銀行承兌匯票等問題。具體來說發現二十二起大案要案線索，涉案金額高達二十七億元人民幣，涉案人員三十五人已交司法機關處理。 由此可以斷定，即使美國方面不公佈調查結果和進行處罰，大陸內部也要對中國銀行進行處理。只是處理的方式不會那 高調而已。 按原有的排列，今年對四大商業銀行的審計，輪到建設銀行。有趣的是，王雪冰是在中國銀行任職時犯事，朱熔基為了清理銀行的問題，將四大商業銀行的頭頭輪調，王雪冰調到建設銀行任行長，但還是要為在中國銀行犯下的事負責。今年對建設銀行的審計，會不會審計出大問題呢？如果有問題，就有幾種可能，一是王雪冰到建設銀行之後，繼續犯在中國銀行時毛病，還是他的事﹔二是王雪冰的前任們，也有同類的毛病，犯有同類的事。 對中國銀行的審計，是原先的固定安排，也即與美國貨幣監理署無關，但國家審計署的審計行動，是在與中國銀行的主管部門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再往上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會商後的行動。因此審計署也可能因特殊的需要調整審計對象，而在金融機構的大整改中，也不排除出現新的問題。 2002年2月12日 星期二【看中國報道】 “不安全”和“不可靠”的行為延續了近10年。 坐落在紐約48街與麥迪遜大道交界處的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去年剛剛熱熱鬧鬧過完20歲生日，今年初就成為海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1月18日，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Office of Currency Comptroller，簡稱OCC)與中國人民銀行發布聯合消息，對其違規行為做出處罰：中行紐約分行將向美國OCC交納1000萬美元罰款，其母公司中國銀行則向中國人民銀行交納相當于1000萬美元的人民幣罰款，兩項罰款總計2000萬美元。 來自美國和北京的消息都說，這兩宗罰款，無論對於美國貨幣監理署還是中國人民銀行，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懲罰！ 中國最大的外匯銀行中國銀行已經有近百年歷史，目前在海外設有25家分支行，而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還是第一次。伴隨著前中行行長王雪冰因在中行某些分行的貸款事項中“負有直接或間接責任”而去職，這一新公佈的嚴重事件愈發顯得意味深長，值得探究。 美國貨幣監理署如是說 中行訴狀：一起內外勾結欺詐事件 “揚美公司”真相 賬戶疑雲 紐約分行：前管理層和新管理層
中銀高層近年涉及醜聞 廉署在被捕的洗黑錢成員家中搜出大量現金，包括多種外國貨幣。（《蘋果日報》圖片） 劉家昌與妻子甄珍當年在紐約透過中銀高層協助，成功借得鉅款，其後更被發現事件與王雪冰夫婦有關。 法院凍結在港物業 潭江持有在港股票 中國城市勞動失業率早就超過了27％，說農村。阿根廷的失業率，還沒有這麽高，為什麽它就已經天下大亂了，而中國還能維持穩定呢？這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秘密了。阿根廷的工人有自己的強大工會，國營企業的職工、全國的教員、制藥業的職工、電業職工和農業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在這些行業工會之上又有一個強大的全國總工會。1997年全國大中小城市的工人一起行動起來，連續幾個星期攔堵公路、橋梁，包圍了政府的大樓，要求工作、要求保障社會福利。2001年，兩年中間，第六次全國總罷工又開始了，事業工人攔堵了北部的所有公路，大中小學全部停課，卡車司機不開車，地鐵、公共汽車和電車也都停了，政府機關職員也不用上班了，連民航的班機都取消了飛行，警察到是沒有罷工，可是他們不願意去執行政府的指令去鎮壓罷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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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09 17:18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1月28日 星期一 【看中國報道】 大約20年前，曾經因為中國銀行的一名官員動員自己的關系將自己的兒子弄到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工作，他的這位兒子向該行“借”了61，000沒用外匯在黑市上套匯。當時，這個案件曝光後，剛剛對於開放的中國舉國震驚。 如今，同現在中國銀行系統相比，這個案件看起來已經是兒戲一般。中國銀行家們的腐敗問題最近因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的腐敗曝光而再次成為焦點。王雪冰的正式下臺前，美國政府正准備宣佈對中國銀行紐約分行1991-1999年間的廣泛的違規問題的調查結果。該調查進行了兩年。而王雪冰在1988-1993年間正是紐約分行的行長。 31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發表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中國銀行家：腐敗到了最高層”，美國對中國中國銀行的調查已經導致了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的倒臺，並且暴露了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只有全面的改革才能抑制中國銀行系統的腐敗。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話說，王雪冰的問題只是中國高級銀行家們中存在的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中國官方已經宣佈中國建設銀行將是今年調查的重點。一名中國銀行海外分行的高級官員說，中國銀行是中國政府控制得最嚴格的四大國有銀行，如果中國銀行的問題都發現不了，更不用說其他銀行了。 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銀行系統被中國政治窒息。因為中國的銀行系統的官員按要求應該向國有項目貸款，但他們對如何貸款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很多銀行官員將數以百萬美元的資金貸給私有企業。中國銀行的一名官員說，“如果有人對向私有企業貸款提出疑問，他會被告知，這是為國家作貢獻，支援改革。” 同時，這些國有銀行又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盛行的關系風的中心之一。這也說明為什麽那些規模較小、較獨立的銀行中腐敗也那麽嚴重。 文章說，結果，腐敗在中國的銀行系統是無處不在。也因此導致中國的所有銀行都投資回報率極低，並且呆帳越來越多□據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帳高達整個中國銀行貸款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很多學者擔心中國銀行系統會拉丁美洲化□在拉丁美洲，資本外流和腐敗貸款導致金融系統崩潰。 2002年1月27日 星期日 【看中國報道】 中國審計官員前日披露發生在中國銀行內部的多宗驚人騙款案，包括建國以來最大宗侵吞銀行資金案，涉及金額達六十億人民幣，以及多宗違規貸出鉅款案件。另外，審計署又發現中行高層與遠華案在逃主犯賴昌星同流合污，利用銀行資金走私電腦牟利。 《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引述國家審計署官員消息，當局去年十月十二日揭發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抽逃銀行資金案件，涉及金額高達六十億人民幣。至於當時出任中國銀行行長的王雪冰，現遭北京當局審查。 挪用資金走私牟利 盜取中行六十億鉅款的「10．12」號案件，犯案時間長達十年，涉案人員包括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江門分行多任行長，以及廣東省分行多名高層人士。另外，中國銀行開平支行三名前雇員涉嫌盜取銀行七千三百萬美元（約五億七千萬港元）鉅款，然後潛逃加拿大，目前三人遭加國起訴。 報道又指出，中行福建分行前行長、副行長前年透過遠華案主犯賴昌星的協助，疑涉轉移三千四百萬美元（約二億六千五百萬港元）的銀行資金，在香港設立一家公司，藉此走私電腦到大陸圖利。 違規放貸二十七億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本月十五日的工作會議上表示，該署發現中國銀行主要問題在於違規放貸、帳外經營、違規開出信用狀、簽發銀行承兌匯票等。目前審計署發現大案要案線索二十二宗，案件涉及金額共二十七億元，至於三十五名涉案人士則移交有關部門處理。 國家審計署一名參與審計工作的官員透露，該署金融司去年三月開始中國銀行的審計工作，並於九月結束，這被視為呈報主管部門的一個重要項目。結果發現中國銀行違規放貸主要集中在遼寧、山東、江蘇、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級分行，涉及違規貸款的相關人員已被「雙規」處理。 另據官方中新社前日報道，前年分別有三支審計隊駐在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及海外分行，協助銀行挽救九億八千萬人民幣，但報道並未指出事發海外分行所在地。 2002年2月8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中國承諾在入世後對歐美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的金融服務業。根據這一承諾，外國銀行在多年的厲兵秣馬之後，正在加快進軍中國銀行業的步伐。與此同時，在中國金融業占絕對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卻長期以來被大量貸出的壞債壓得步履蹣跚。 荷蘭咨詢公司恩斯特楊格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銀行系統的壞帳在去年底已經達到四萬億元人民幣。這個估計是中國政府官方統計的兩倍。即使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數字，中國四家國有銀行貸出的壞債已經超過他們九萬多億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二十。 總體來說，絕大部分壞帳形成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金融時報引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的話說，歷史遺留下來的壞債只占全部壞債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一事實顯然表明，巨額壞帳實際上是中國回避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回避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所有制改革的一個直接後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對國有企業的基本建設和技朮改造資金由計劃經濟時代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根據撥改貸的新規則，過去由國家無償撥付的建設資金從此在企業的資金平衡表上表現為債務，企業應該從收益中逐年地還本付息。從理論上說，這一改革應該促進企業加強成本核算、提高使用資金的效益。但是實際發生的情況卻與此絕然相反。這裏有著貸款企業、銀行、和政府三方面的原因。 從企業來看，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從事基本建設和其他資金調度方面較之過去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可是另一方面由於所有制依舊，企業管理層的新的動力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用錢更方便了，但同時又不用對資產負責任。企業哪有不虧損的道理？企業虧損了，所借的銀行貸款當然也就無法歸還。 再從銀行來看，各級銀行的負責人乃至信貸員並非銀行的所有者，因而也不會對國有銀行的資產負最終責任﹔作為所有者代表的監管銀行業務的政府機構和官員們同樣缺乏真正所有者那樣的責任心，加之銀行業務的相對專業化又使得這些官僚無法在技朮上對銀行人員手中的貸款權力行使有效的監督。銀行貸款的質量低劣便成為必然結果。不僅如此，中央和各級政府從政治考慮而對銀行貸款方向甚至貸款額度的頻繁幹預，本身也是加重了壞債的程度的一個因素。 壞債發生後，作為國有企業和銀行雙方的最終所有者的國家，便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實際上是在政治和經濟的不同考量中踩翹翹板。從經濟上看，解決這一問題越早越好，於是政府發出的解決壞債問題的文件不斷。但是，出於擔心失業大面積增加從而造成社會動蕩的政治考慮，國家又不敢輕易讓那些負債企業倒閉，於是清理壞帳便始終只是停留在這些文件上。 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了工商、建設、中國和農業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一萬三千億元人民幣的債務並陸續與一百多家大中型國有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隨後這幾家資產管理公司也先後以低於原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價格向國內外投資者拍賣了部分手中的壞債。但是這一舉措除了使得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資金平衡表顯得好看一些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02年2月5日 星期二 【看中國報道】 中國最大的外匯銀行──中國銀行副行長李早航昨日撰文指出，在日圓持續貶值的背景下，中國在必要時應當對人民幣實行適度貶值，以減輕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形成的出口困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壓力。這是中國官方向日本發出一連串警號之後，再次警告日本，及時採取措施，防止匯價再度下滑。 星島日報報道，李早航罕見地在內地報刊發表題為「警惕日圓貶值背後的遠期經濟意圖」的文章說，日圓貶值決非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央貨幣當局應考慮調整目前相對固定的匯率體制，轉而實行更加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這是最近一輪日圓持續貶值以來，內地官方媒體鮮見的引述中國金融業高層官員明確「人民幣應適度貶值」的言論。 李早航說，去年他曾訪問日本，並未感受到日本經濟的蕭條景象，加上從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來看，日本經濟遠不能稱為「嚴重衰退」，相反只是一種「哀兵經濟」策略。 他在文章中說，日圓貶值的背後有強烈的遠期經濟意圖。他解釋說，日圓貶值有三個背景，即「九一一」以來美國經濟的不振與衰退﹔歐羅現鈔從今年一月起在歐盟十二國流通﹔以及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形勢下，中國經濟卻保持了百分之七的增長。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通過日圓貶值可以「一劍三雕」，即將日本經濟因美國衰退所導致的經濟壓力，轉嫁給在出口方面與之競爭的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在歐羅現鈔流通之初對歐羅進行打壓，從而避免其對美元、日圓霸主地位提出挑戰﹔擠壓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外部空間，來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 有經濟專家也指出，日圓貶值是日本應對中國入世的基本措施，一是讓人民幣高估，削弱中國的競爭力﹔二是阻止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高科技產業，根本目的就是在中國入世之後維持自己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 內地的經濟專家認為，有關文章是中國官方近期有意發出的信號，一是再給日本方面施加壓力，促使日本官方幹預匯價，抑制日圓貶值﹔同時，中國也採取「進可攻，退可守」的靈活立場，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一旦日圓匯價跌破中國官方可容忍的「底□」，人民幣有必要適度貶值，以提升出口競爭力。 國際政治與經濟風險諮詢公司（PERC）日前預測，今年亞洲各國貨幣都將貶值，其中人民幣貶幅最小，可能僅為千分之四﹔日圓和印尼盾兌美元的匯價將貶值，貶幅最大為印尼盾，日圓匯價波幅在一二零至一五零之間。這家公司在報告中預測，亞洲各國將中國視為匯率波動的關鍵，人民幣兌美元預期將在八點二至八點三五元小範圍之間。 2002年1月28日 星期一 【看中國報道】 中國有關部門在對金融系統問題的調查中發現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起金融欺詐案。 《21世紀商業先驅報》報道，中國銀行廣東省兩家分行的一些高級職員將7億美元非法轉移到境外帳戶中。 此前，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因為在擔任中國銀行行長期間涉嫌貸款問題而被解除職務並接受調查。 BBC報道, 王雪冰在中國金融界舉足輕重，是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銀行家。他被解職震動了中國金融界，也增添了外界對中國金融系統是否健康的懷疑。 今年一月中旬中國銀行因為其紐約分行在美國的業務違規，而被美國金融管制局罰款2千萬美元。 現在《21世紀商業先驅報》又披露，在中國和美國的調查發現中國銀行廣東省兩家分行的一些高級職員從事系統性的金融欺詐活動。 該報引用中國國家審計署一名不願透露身份的人的消息說，在10年中，有關人員共非法向境外帳戶轉移了60億元人民幣，合7.2億美元。 一般認為，在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是其中最具有競爭力、效率最高的一家。 即便如此，官方估計中國銀行20%的貸款屬於不良債權。在最近對該行的調查中更傳出流言說，中國銀行有相當巨額的貸款沒有適當的記錄。 中國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周一（1月28日）宣佈，將進一步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管理。 但是，分析人士認為最近發現的問題損害了中國金融系統的信譽，隨著中國開放金融業，外資企業湧入，在今後五年內中國金融企業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 2002年1月26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大約20年前，曾經因為中國銀行的一名官員動員自己的關系將自己的兒子弄到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工作，他的這位兒子向該行“借”了61，000沒用外匯在黑市上套匯。當時，這個案件曝光後，剛剛對於開放的中國舉國震驚。 如今，同現在中國銀行系統相比，這個案件看起來已經是兒戲一般。中國銀行家們的腐敗問題最近因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的腐敗曝光而再次成為焦點。王雪冰的正式下臺前，美國政府正准備宣佈對中國銀行紐約分行1991-1999年間的廣泛的違規問題的調查結果。該調查進行了兩年。而王雪冰在1988-1993年間正是紐約分行的行長。 31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發表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中國銀行家：腐敗到了最高層”，美國對中國中國銀行的調查已經導致了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的倒臺，並且暴露了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只有全面的改革才能抑制中國銀行系統的腐敗。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話說，王雪冰的問題只是中國高級銀行家們中存在的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中國官方已經宣佈中國建設銀行將是今年調查的重點。一名中國銀行海外分行的高級官員說，中國銀行是中國政府控制得最嚴格的四大國有銀行，如果中國銀行的問題都發現不了，更不用說其他銀行了。 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銀行系統被中國政治窒息。因為中國的銀行系統的官員按要求應該向國有項目貸款，但他們對如何貸款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很多銀行官員將數以百萬美元的資金貸給私有企業。中國銀行的一名官員說，“如果有人對向私有企業貸款提出疑問，他會被告知，這是為國家作貢獻，支援改革。” 同時，這些國有銀行又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盛行的關系風的中心之一。這也說明為什麽那些規模較小、較獨立的銀行中腐敗也那麽嚴重。 文章說，結果，腐敗在中國的銀行系統是無處不在。也因此導致中國的所有銀行都投資回報率極低，並且呆帳越來越多。據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帳高達整個中國銀行貸款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很多學者擔心中國銀行系統會拉丁美洲化。在拉丁美洲，資本外流和腐敗貸款導致金融系統崩潰。 多維社駐舊金山記者 葉慕予 2002年1月26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美國一家大公司駐中國的一名前代表說，“中國的銀行系統是一扇塗成漆黑色的窗戶，房間裏面在幹什麽，人們什麽也看不見。美國財政部對中國銀行的調查刮掉了窗戶上的一點點黑市塗料，讓人們可以管窺房間裏的亂糟糟狀況。裏面真是亂得一塌糊塗。” 31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發表David Murphy的文章“誰搶劫了中國銀行”說，美國對中國銀行在紐約和洛杉磯違規問題的調查揭開了中國的銀行系統內的關系網面紗。 美國財政部貨幣審計署的調查表明，有34名人員和公司參與了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的違規貸款活動。 文章說，法庭文件表明，其中的6人和28個公司中的13個是一個聯系緊密的網絡的一部分。 據2001年2月1日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的文件表明，這個網絡的核心認為是一對夫婦，名叫John Chou和Sherry Liu。訴訟提出時候，他們居住在新澤西州的一棟價值300萬美元的豪宅中。 據法庭文件，這對夫婦從中國銀行獲得貸款，然後將這些貸款存入數家銀行，接著謊稱這些實際上是這些來自中國銀行貸款的資金是營業收入，並利用這些資金作擔保向中國銀行獲得更多貸款。 法庭文件還表明，在中國銀行一名名叫Patrick Young雇員的幫助下，這對夫婦將作為貸款擔保物的財產賣掉，然後，又利用獲得的收入獲得2百萬美元的貸款。 文章說，法庭文件沒有說明為什麽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一直沒有切斷這對夫婦貸款的提供。這對夫婦最早的貸款是在1992年2月。在以後的時間中，這對夫婦非但沒有償還貸款，反而不斷獲得貸款。例如，1992年2月，他們獲得的貸款是6百萬美元，但到1994年，該筆貸款增加到10百萬美元，5個月後，又增加到15百萬美元。 中國銀行的解釋是，Patrick Young同他們的和夥欺詐。但這對夫婦同中國銀行的關系使人們懷疑他們是不是在中國大陸有極硬的關系，他們利用該關系迫使紐約分行對他們貸款。 文章說，中國銀行的問題遠遠不止於此。例如，該行洛杉磯分行曾在1994年向台灣歌手Liu Chia Chang和他的演員夫人Nicole Chang違規貸款23百萬美元。 早在1995年，香港一周刊就報導，這對台灣歌星夫婦是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妻子宗露露(音譯，Zong Lulu)的密友。並報導了這筆問題貸款。 隨著中國銀行試圖挽回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損失，更多的內幕將被揭露出來。例如，紐約聯邦法院的文件說，John Chou和 Sherry Liu在美國新澤西，英國，香港，新加坡和瑞士等等地方都有財產，對這些財產的調查就將暴露更多中國銀行的問題。 (多維新聞) 2002年1月25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銀行前行長王雪冰近日已被中紀委立案審查，官方對此三緘其口，不過有線索表明，這與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的神秘自殺有關。 2000年5月10日，47歲的李福祥從北京一家醫院大樓病房跳樓自殺。中國官方當時的報導很少。香港媒體稱，李福祥兩天前入住一家軍隊醫院高級病房，治療□鬱症和糖尿病。他可能接受當局的經濟犯罪調查。 引述一名外國銀行家說：“有傳言說，李福祥知道自己完了，以自殺躲避調查。他是王雪冰的好朋友，兩人年齡相仿，共同管理中行紐約分行。” 李福祥是工農兵學員，專業是英語，曾在中行新加坡分行工作，後任紐約分行行長。王雪冰1993年12月至2000年2月擔任中行行長期間，李福祥主管中行資本部。 據南華早報報道，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2000年5月10日晚在北京某醫院墮樓身亡。官方沒有發布他的死訊，警方正調查李福祥死亡的原因。1996年，李福祥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並於1998年扶正。2000年2月，王雪冰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這名銀行家說：“李和王在中國銀行共事期間緊密合作，所以，李自殺可能與王撤職有關。” 王雪冰之所以去職，是因為中行紐約分行呆帳嚴重，王雪冰負有“玩忽職守”的直接責任，並受到美國財政部貨幣審計( Controller of Currency)部門的調查，並涉及到中國銀行行長劉明康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蕭鋼。金融時報報導，他們二人正在協助美國當局的調查。 也有人表示，李福祥之死與當時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周小川有關。他們共事大約兩年，後來周小川擔任香港的光大集團總裁。1999年7月奉調回京。王雪冰也曾於1993年4月-12月在光大集團任職，擔任集團副總裁和光大銀行行長。 對於官方甚少深入報導此案，一位記者分析說：“王雪冰知道太多的官員，曝光太多會引起高層權力紛爭。” 另一位記者則表示：“很難得到准確資訊，此案正在調查中，目前沒有結論，所有很難報導。” 2002年1月25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 前中國銀行行長，現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終於被革職調查。這個醜聞會鬧得多大，不妨拭目以待。 王下臺後，有風聲說，他是朱熔基的人。但是最新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所揭示出來的情況來推論，江澤民倒可能是他的後臺。而如果不是美國插手，調查紐約中國銀行違規的內幕，在江澤民的保護傘下，王仍可以安坐寶座。也由於美國的插手，一向理直氣壯的中共，居然乖乖的賠上鉅款。如果不是有太見不得人的內幕，中共才不會這樣做呢。 <遠東經濟評論>是從美國法院拿到的文件，顯示在紐約中國銀行從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的違規貸款中，有一個重要的客戶是揚美企業，它涉嫌從中銀獲得三千四百萬美元的違規貸款。這家企業的七成股權是揚州市經濟發展局，但是揚州市政府卻否認有這家公司存在。這不是欲蓋彌彰嗎？究竟這裏面有些什麽不可告人的醜事！ 揚州在中國不算是大城市，連省會都不是，居然在美國有一家公司，還得到中國銀行的關照，無非因為揚州是江澤民的家鄉而已。如今這個醜聞就很難不同江澤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為江澤民家族並非清官，除了兒子江綿恆憑權勢做“電訊大王”以外，侄兒邰展也欠過揚州工商銀行一千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因為炒地產失敗無法償還偽造文書而被告上法院，但法院受到上頭的壓力竟然就停止調查和審訊，讓他逍遙法外。如果不是江澤民插手，會這樣容易過關嗎？ 而美國法院有關王雪冰的案子中，還涉及一九九四年台灣藝人劉家昌、甄珍夫婦經中國銀行洛杉磯分行取得二千三百萬美元的問題貸款。這個案子當時香港的<壹周刊>有揭發過。此後有關王的問題，媒體常有揭露，但是王的寶座就是風雨不動安如山。王的問題其實嚴重過朱小華，而且都見諸於媒體，如果朱熔基都保不住朱小華，怎麽可能保住王雪冰？因此王雪冰必然有比朱熔基更硬的後臺。 由於美國的插手，這個黑幕才得以揭開，而中共，特別是江澤民對美國放軟身段，連專機被竊聽也不願聲張，實在值得玩味。 大紀元 2002年1月25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隨著中國入世和市場逐步開放，中國各行業的精英紛紛流向外資企業，其中銀行金融界人才嚴重流失，中央和地方銀行每天都有人與獵頭公司接觸「圖謀出走」。國家外匯管理局更是外企挖角熱點，雖然外管局七十多名職員的待遇已遠高於內地其他機構，但仍有人才不滿而離開。人才危機令中國高層傷神，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甚至破格下令，給幾位金融奇才大幅加薪。 外資薪酬高精英紛跳槽 設激勵機制改薪酬制度
因此，只有超出第三條界定，財政危機才會真正爆發。這樣，我們不妨把上述三重含義的財政危機界定看成三道防線，突破第一道防線，則財政風險開始累積﹔突破第二道防線，則財政風險已經積聚到危機隨時可能爆發的程度﹔突破第三道防線，則財政風險便現實地轉化成財政危機。如果我們討論中國爆發財政危機，我們首先應該清楚是在那一種含意上談的，是不是突破了三道防線的那一種。 在進行上述界定後，筆者試將最近一年來對中國財政危機研究的體會歸納為中國財政危機的十大觀點。 1.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國家財政三位一體，它們之間存在著危機的內在傳導性。 考慮了社會保障的中央政府財政負擔 2. 給定目前的體制，中國不太可能發生單純的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而一旦危機爆發，很可能是大的包含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和企業危機在內的總危機。 3. 總危機的爆發通常取決於外部沖擊，但也可能因內部沖擊而發生。 4. 中國的財政危機的爆發，根本上取決於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尚不太可能發生大的財政危機。 5. 財政問題中最主要的是它會將中國經濟引向何處。 6.雖然總體危機爆發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否定中國會發生局部性、結構性的財政危機。 7.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有一些人們尚不瞭解的方面。譬如，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事實上已不積極，也沒有發生明顯的擠出和帶動作用，其意義主要是助推經濟增長。 8.要積極採取各種措施，紓緩財政風險 9.“只有重建經濟，才能重建財政”，因此，關鍵的是保持經濟增長，前提則是經濟增長的質量亦逐步得到改善。 10.要加快改革，致力於建立公共財政和真正的商業銀行 | |
NO:53_11
| 祥 於 2002/08/09 23:59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主權評比？統戰計倆。 | |
NO:53_12
| 讀讀樂 於 2002/08/10 02:39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楊美鳳 | |
NO:53_13
| 讀讀樂 於 2002/08/10 03:0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8月5日 星期一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8/5/22385.html 【看中國報道】法新社北京8月5日電, 中國官員表示，中國農民已感受到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不斷升高的競爭壓力，且前述效應在未來幾個月很可能會繼續增強。 | |
NO:53_14
| 讀讀樂 於 2002/08/10 11:47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胡少江2002年1月28日 星期一 【看中國報道】失業率是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的宏觀經濟指針。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在制訂經濟政策時，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壓力是兩個最基本的考慮因素。失業率迅速增長或者超過常規水平，意味著經濟面臨放緩甚至衰退的壓力，因此政府通常會采取降低利率、減少稅收等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反之，如果失業率低于常規水平，則表明經濟發展過熱，會引起由于工資增長推動的通貨膨脹，會降低該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并妨害長期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通常會采取一些冷卻經濟發展速度的措施。 由于失業率的這種經濟晴雨表的功能，國際間有一整套收集、整理和計算失業率的方法。同時由于失業牽涉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對全社會透明。 但是在中國，失業率卻始終費人猜疑。改革開放以前，失業率的概念在中國的統計中根本就不存在。這是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失業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產物，社會主義沒有也不應當存在失業問題。這樣一來，那些常年沒有工作的人和從學校畢業后等候工作分配的人的人數成為國家機密。這種狀況在改革開放后仍然持續了好几年。 中國官方的統計年鑒一九八六年開始羞答答地公布類似失業和失業率的統計。但是失業的字眼仍然不能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中，而通通代之以兩個新創的名詞，即所謂城鎮待業人數和待業率。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待業人員所下的定義是：有非農戶口，在一定勞動年齡內(十六歲以上男五十歲以下、女四十五歲以下)，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 務機構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員。當年公布的城鎮待業人數大約為二百六十萬人，待業率為百分之二。雖然這表明官方不得不正式地承認了中國存在失業現象這個早已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沒有人真的相信其公布的數字。 從一九九四年起，中國政府終于開始使用國際通用的失業和失業率的名詞。官方的統計年鑒對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的定義是：有非農業戶口，在一定的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員。過去五年，中國統計年鑒上的城鎮失業率一直為百分之三點一。這個數字與人們對中國失業現象的直接觀察和中國城鄉民眾的切身感受相距甚遠。 中國官方的所謂失業率與國際上通行的失業率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國對有資格求職的人的勞動年齡的規定低于本國法定退休年齡十年，這就是說男五十歲以上、女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即使失業，也不包括在失業統計之內。事實上，在許多城鎮，四十歲以上便被強迫退休的現象比比皆是。在西方國家，無論男女，通常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這就是說，僅是由于年齡的規定不同，中國的失業統計范圍便可以比西方國家的窄很多。 其次，在中國失業人員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遠低于其它國家。在許多國家，如果失業者要領取失業救濟和享受其它社會福利，就必須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而在中國的許多地區，根本沒有這類對失業者的社會保障，加之就業服務機構根本不是有效的就業中介，因此，許多失業者也就沒有必要去那里登記。這樣一來，以就業服務機構的登記數來統計失業率，在中國也就使得失業率比實際上低很多。 更重要的是，中國關于失業的統計只局限那些居住在城鎮并且擁有城鎮戶口的的人。根據二零零零年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八億多，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如果在再加上那些雖然已經住在城鎮但沒有城鎮戶口的人口，中國有大約九億人，或者說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是不被失業統計涵蓋的。事實上，農村的失業現象遠比城鎮嚴重，如果失業統計把農村排除在外，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這個統計便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于這樣做。 當然，各級官員浮夸政績，有意壓低當地失業統計的行為也是使得中國失業率低于實際數字的一個原因。中國的媒體對這類現象的披露已越來越多。 中國的失業率究竟有多高？恐怕沒有人能拿出真正的准確數字。因為唯一有能力進行准確統計的中國政府不愿意公布這個數字，或者說甚至不愿意知道這個數字。這使得經濟學家們只能從旁進行推測了。按照權威的《經濟學家雜志》的一篇文章估計，中國的城鎮和農村的失業率在二零零零年中大約分別為百分之八和百分之三十。折合下來，總人數為兩億三千萬人左右。在我看來，這個數字比中國官方的數字更接近于人們的實際觀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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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14 21:56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富可敵國 29家跨國企業列名百大經濟體 工商時報 2002.08.14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週一公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有廿九個是跨國企業，艾克森美孚以六百三十億美元的附加價值高居全球第一大跨國企業，並排名全球第四十五大經濟實體，排名甚至高於巴基斯坦，凸顯出跨國企業富可敵國的實力。美國仍穩坐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日本居次，中國大陸排名第六，台灣則排全球第十六大，領先香港的第廿六大。 UNCTAD這份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名單包括國家及跨國企業，國家附加價值基礎為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跨國企業則以獲利及薪資水準作為比較單位。 全球一百大經濟體的前四十四名全由國家包辦，美國高居排行榜首位，ＧＤＰ估為九兆八千億美元，日本以四兆七千六百億美元居次，德國經濟產值估達一兆八千六百億美元，排全球第三。 中國大陸排第六，ＧＤＰ一兆八百億美元，台灣經濟總產值估三千九十億美元，居全球第十六傑，香港排第廿六名，ＧＤＰ一千六百三十億美元。 跨國企業艾克森美孚居第四十五名，附加價值六百三十億美元超過巴基斯坦經濟年產值的六百二十億美元。通用汽車排名第四十七，附加價值為五百六十億美元。 其他上榜的跨國企業尚有福特汽車、戴姆勒克萊斯勒、奇異電器、豐田汽車、荷蘭皇殼、西門子、威名百貨、日立、新力及東芝等等。總計，全球前一百大經濟實體中，跨國企業一共占了廿九席。 調查還發現，近幾年來跨國企業的經濟活動成長率高於國家，全球前一百大跨國企業的附加價值總額約占二○○○年全球ＧＤＰ的四．三％，高於一九九○年時的三．五％比重。而且，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跨國企業家數也由一九九○年時的廿四家增至二○○○年的廿九家，由此顯示，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正逐漸增加。 除了艾克森美孚企業規模可媲美智利及巴基斯坦外，戴姆勒克萊斯勒及奇異電器的經濟規模也與奈及利亞相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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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14 22:0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中國大陸排第六，ＧＤＰ一兆八百億美元， >>故人年均ＧＤＰ約９００美元 台灣經濟總產值估三千九十億美元，居全球第十六傑， >>故人年均ＧＤＰ約１６９００美元 香港排第廿六名，ＧＤＰ一千六百三十億美元。 >>故人年均ＧＤＰ約２５５００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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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19 00:23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4月16日 星期二 【看中國報道】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警告說，雖然今年頭三個月中國經濟增長達了7.6%，但是財政狀況並不樂觀。 項懷誠：財政支出增長過快 項懷誠承認，今年中國經濟能夠達到這樣的增長速度與政府的高支出政策有關。 但是他說：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太慢，而財政支出增長速度卻過快。 在全球經濟發展放緩的大環境下，中國政府爲維持本國經濟增長率，採取了高支出的財政政策。 但是北京能否繼續維持這個政策，現在成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今年頭三個月內，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迅速增加，而財政收入則基本上沒有變化。 與去年同期相比，財政支出增加了23%，而收入只上升了3.4%。 一個月前，項懷誠表示，今年中國財政支出將增加12%，收入增加10%。現在看來連這個估算很難達到。 中國財政的入不敷出不僅使政府的財政狀況陷入困境，也很難讓人信服中國政府所稱的中國經濟在1998年和2001年之間增長了35%的說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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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0:31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中共當局近年來一直迫使四大國有銀行繼續對不良國有企業放款，以求解決經營困境和失業率問題，結果導致銀行累積大量的壞帳。據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七，約為一萬八千億元人民幣。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與國際機構的一致懷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異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 一方面，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產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同時，他希望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將中國城鄉居民八萬多億元的儲蓄引進資本市場，同時利用外資來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以此苟延殘喘中共實際上已經崩潰的經濟。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也承認，中國已經不能再光通過剝離不良資產來改善資產質量，四大銀行必須自行消化不良資產，不然會有較大的“道德”風險。也就是說，在掏空了股市的錢後，直接成為刀下魚肉的是外商，和不知把錢放到哪裡好只能存進國家銀行的老百姓。 難怪有人說，流氓無產者的共產黨當年搶資本家的錢，現在搶貪外商、老百姓的錢。 共產黨官僚的絕對的權力轉化為權力資本和裙帶資本，在救活國有企業的名義下，在國企和銀行的信貸關係中，在銀行的不良業務操作和失控管理中一天天肥大。 以下14條是一個原供職於大陸銀行的業界人士總結的一些司空見慣的銀行操作。 1 惡意貸款，抽金潛逃 行長親屬，成立公司，互相擔保，貸款到位後抽金潛逃。行長從惡意貸款中抽走%10回扣，幫助企業逃款。若追究行長責任，行長做檢討就沒事了 (行長碰巧是市長的人)。每家都這樣，大家互相包庇，跟對了上面有權勢的領導就沒問題。 2 估價師虛報房產，汽車，銀行內線說好話，內外勾結，貸款後房產汽車抵押給銀行。 有人專門到各地的拍賣會購買林肯加長車，以30萬元購入，估價師虛估100萬，銀行內線也幫忙說好話。貸得70萬元存款後攜款潛逃。 3。銀行突擊存貸， 偽造年度報表 每年度終，12月28至31日時，銀行職員每人下任務四處拉抵押貸款。用企業匯票或者私人用存單存入臨時帳戶，1千萬匯票或者存單再抵出7百萬，一共1700萬，再存入銀行，以偽造年終業績。一月三日後臨時帳戶註銷，銀行損失存款多達%20-30。假造銀行存款和放貸成績，行長升遷，公務員加薪 (在失業大潮下銀行成為緊俏單位)。 4。企業借新還舊，實則已破產 企業要破產，銀行不同意，銀行為了應付考核，結果連企業的償還利息也貸成新款補舊欠款，欠息的洞。例如，企業欠銀行本金1000萬，利息100萬，無能力支付，銀行則借給企業1100萬，先把本年度的欠款還上再說明年問題，拖延暴露問題時間。 5。企業改“字” 不改“制” 企業欠銀行貸款利息，本金不付，不破產，爛在那裡，將欠款企業“第一”公司改成“第二”公司。第一，二公司自簽租賃協議，原班人馬生產，每年第二公司租金付第一公司退休工人工資 (銀行不能索要)。政府不願意讓企業破產變相支援，銀行望企興嘆。 6。債轉股 大型企業貸款數億鉅款，生產一天虧一天，將企業巨額貸款由政府出面轉成股份制。每家銀行貸給該企業百分之多少，就擁有該企業百分之多少股份。銀行變股東，行長推卸責任。 7。上市捐門檻 企業要上市，先送300-500萬孝敬中國證監會。證監會若收，如同醫院掛上了號，才有希望上市。 8。分身有術 大企業負債累累，找一新項目包裝，成立一個新的公司上市。母公司的資產寫在要上市的股份公司上，債務留母公司，等新企業上市後，母公司可用股市騙來的錢補母公司過去的洞 。 9。政企一氣，銀行認賠 企業互相擔保，當一方無錢還銀行本金，利息後，銀行將另一方告上法庭。銀行打贏官司，市委分管工業書記批示，銀行自行消化，銀行得理，得不到錢。 10。存大於貸，殺富(企業)濟貧(銀行) 某特大型企業欠各銀行數十億貸款，在某小銀行欠上億貸款。但是該企業財務主管的親屬在該銀行供職，把該企業的應還銀行的款項不還，將企業的回籠款存在親屬供職的銀行，存的款比在此行貸的還要多。存款利息為%1-2，貸款利息為%6-7，企業損失%3。為了親屬和個人離異，犧牲企業利益。 11。銀行開展業務是磕頭買磕頭賣。 | |
NO:53_19
|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0:35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這就解釋了在1997年11月期間，北京地區召開人口學家學者會議，研討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時國家的對策等舉動了。也就難怪國家要耗巨資在2000年再次進行全國人口普查了：人口問題是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首要問題！ 朱熔基總理在講話中承認中國目前糧食缺口5%，國家決心大力投入和發展農業，爭取在2010年人口增長的前提下，把國家糧食缺口控制在10%左右。這些話意味著什麽？1994年中國糧食緊張，進口了一大批糧食，世界市場價格當時就爆漲30%，弄得其他糧食進口國怨恨中國。 盡管我們有外匯儲備，但要滿足12、14或16億人口的需求，我們的外匯到底能買多少、又能買多久？萬一人家漫天要價呢、卡脖子呢？1994年我國糧食緊張，進口了一大批糧食，世界市場價格當時就爆漲30%，弄得其他糧食進口國怨恨中國。 爲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種以GDP爲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麽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借助於這些以龐大的以公共開支爲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源源不絕的外來的、尤其是港臺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周旅遊人群。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一九九七年後採取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爲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億飆升到二○○二年的三千多億。無論我們從什麽角度去評價這個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公共投資不僅低效，而且充滿了各種貪汙和受賄醜聞。正是基於這一點，民間將這類公共投資形象地比喻爲“富官工程”就不足爲奇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在於，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國家裏，以大量國債發行所支撐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數擁有權力的腐敗官員在透支全體人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中國能發生什麽奇迹。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資正成爲毫無用處的垃圾。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又開始了一個與九○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興土木的高潮，不過上一次僅僅表現爲地方政府的投機，而這一次的主角卻是中央政府。人們還記得，在九○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價還價之後，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幹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與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爲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壞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爲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與上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謂的貨幣政策，在經過了九○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教訓之後，中國貨幣管理當局在這方面似乎比較謹慎。由於害怕刺激高通貨膨脹，中央政府一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稱，但這種“穩健”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誠如大家看到的，從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經連續五次降低利率。考慮到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四年來的貨幣政策，在危險的基數上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壞帳。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這個比例增加的具體程度，但這可能也正是危險所在----未知的危險要比已知的危險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還沒有超出我們理性的想象範圍的話，那麽中國政府直接推動股市上漲就顯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這讓那些有些歷史感的人輕易聯想到大躍進時期的瘋狂。在中國一九九九年開始到二○○一年七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爲醜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並同時爲國有企業解困。鑒於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爲：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現在爲止，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仍然遠離合理區間，但它套牢的資金已可以萬億計。而在這一輪牛市落幕的同時，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持續多年的“GDP秀”，也開始落幕。 瀕臨絕境的國家財政�h 一個流傳頗廣的例子有助於外界瞭解國有銀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一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一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厚厚一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中國國有銀行之腐敗低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中國銀行業經營問題的爆炸性的話，那麽下面的事實將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爆炸後的災難程度。就在最近即將在中國大陸上市的招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中，人們發現，這家被普遍認爲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銀行，其離岸業務的壞帳率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三以上，這讓那些對中國銀行持最悲觀態度的人都大爲震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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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0:54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爲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七，約爲一萬八千億元人民幣。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産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同時，他希望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將中國城鄉居民八萬多億元的儲蓄引進資本市場，同時利用外資來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以此苟延殘喘中共實際上已經崩潰的經濟。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也承認，中國已經不能再光通過剝離不良資産來改善資産質量，四大銀行必須自行消化不良資産，不然會有較大的“道德”風險。中國的民衆顯然已經明白了黨官們所說“道德”風險的真實含義，爲了避免自己的存款被中共拿去堵它那永遠也填不平的赤字窟窿，就在美國花旗銀行上海分行四月一日正式開業的那天，人們紛紛擠進中國的各個國家銀行提取全部存款，然後一轉身就把所有款放進了可以信賴的美國銀行。當天，上海一地出現的“花旗擠兌”現象震驚了中國高層，他們緊急通令各地銀行系統，要謹防按WTO協定進入中國的西方銀行掏空國有銀行儲蓄，從而引發全國性的擠兌大潮。然而，中國的愚民再蠢也會明白如何保住自己的血汗錢，故隨著外資銀行在共産中國的增加，中國有銀行錢被抽幹、擠兌潮徹底催垮紅色王朝的日子已經爲期不遠。 四月二日稿 (中華評述) 2002年6月8日 星期六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6/8/18659.html 【看中國報道】最近，關於中國金融崩盤的消息，已經多次見諸媒體。有報道說，由於中國金融系統大面積的腐敗，有高達６萬億元的壞賬、呆帳，已經引起了中國金融系統的深刻危機。朱鎔基對此很是擔憂，並指出，老百姓存款的８０％已經不翼而飛了，要嚴防人民群衆對我國金融系統的不信任，發生重大擠兌現象。報道並說，由於中國金融系統面臨崩潰，中央金融領導小組曾召開秘密會議進行部署，表示一旦發生擠兌和擠提，將不惜採取包括武力解決的一切手段制止。當時，筆者覺得有些聳人聽聞。不幸，這很可能是真的。 近日，筆者友人王軍因爲在美國準備著手一門生意，通知國內親屬把存在中國銀行的美元提出應急。但是沒想到，卻遭到許多麻煩。王軍的親屬持中國銀行的“全市一卡通”到銀行提款，被告知，應在指定銀行提取。王軍的親屬說：這是一卡通，全市的銀行都應該可以提款的呀。銀行職員不再理睬。王軍的親屬只好問清了指定銀行並前往那裏。不料，這間銀行職員又說：提款必須出示公民身份證。王軍親屬說：以前提款從來沒有要求呀？銀行職員不耐煩的說：這是上級傳達的新規定。而且，超過一萬元的提款額，需要提前兩天預約。這也是新規定。這位親屬無奈，只得返回家中拿了身份證，然後再到銀行預約。 由此看來，中國官方擔心儲戶擠兌真的是開始採取管制手段了。中國民間儲蓄約８萬多億，其中６萬億放貸給了國有企業以及關係貸款，這些貸款事實上已經成了壞賬，廣大民衆的錢早已化爲烏有。如果一旦發生擠兌，國家如何應付，所以只能採取強硬的手段實行金融管制，限制人民提款，甚至凍結提款（８９年６４事件後，就曾經凍結過外匯提款）。 台灣經濟真的向下沈淪、中國經濟真的向上提昇嗎？台灣部分媒體對中國投資環境做了「近乎完美」的報導，卻對中國大陸四大銀行其實逼近破產邊緣、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嚴重、民族主義高漲、貪汙腐敗嚴重等潛在危機避而不談，將誤導國人美化中國的投資環境。 中國大陸主要的問題還是在經濟，包括： 一、 財政問題：財政破產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大陸自不例外。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已從70年代末的28%，降至90年代的12%到14%。 中國內部面對的經濟難題，從銀行壞帳、都市失業工人安置、到農村攤派，都是政府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大陸自94年以來就不斷擴大財政改革稅基，但近年北京政府在海內外大量發行公債，其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而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比中央政府更加嚴重。 二、 金融問題：93年中國14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金融改革，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漲。但國有銀行超過80%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根據官方數字已超過20%，實際數字一般評估則在40%左右，四大銀行其實早已破產。 三、 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要原因仍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因此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所以只好減緩國營企業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社會福利機構。但這終究不是解決之道，近來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各種抗議事件。目前都市失業人數據信已高達七、八千萬（農村的低度就業人口也高達一億五千萬左右），在加入WTO之後，國企與下崗工人的問題將更形嚴重。 四、 市場經濟法制架構無法建立：為維持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相關的法律體系架構一直沒有建立，市場經濟活動中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各級政府官員貪汙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中國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五、 全國市場建立困難：財政權力下放的結果造成各省各自為政、保護主義興起及區域發展不均等的現象，中國市場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上是分割越來越嚴重。如果中央不扭轉這個發展趨勢，建立全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會更大，中央要維持有效領導的難度也將增加。 另外，中國大陸社會有五大亂源，分別是： 一、 貪腐問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說法，中國大陸的貪汙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銀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共中央黨校一百多位廳級領導幹部學員問卷調查顯示，在所列的13個社會問題中，「腐敗」以24.3%居於問題最嚴重的首位。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二、 差距問題：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在貧富差距上，根據統計，社會中最富的20%已經擁有全社會46.6%的財富。 而最富20%之收入為最貧20%者收入之8.03倍。從78年到97年，中國大陸GDP中，東部地區所佔比例由52%上升到61.4%，西部地區則由17%降為14%。而城市居民的平均所得在94年約為農村居民的3.39倍。預計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三、 民族問題：中國大陸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人口並非很多，但是由於許多少數民族佔據著中國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 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疆獨運動已經在新疆地區和大陸內地製造了許多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武裝攻擊事件，為大陸的社會穩定蒙上了陰影。另外，西藏由於達賴喇嘛在印度德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又有西方和印度支援的背景，也是影響中國大陸較大的另一少數民族問題。 四、 價值空虛問題：從80年代以來各種氣功團體的興起，與各種大小宗教團體的迅速擴張，一直到法輪功的崛起和到如今的受打壓，其實都反映整個社會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所產生的價值空虛問題。 中國大陸學者自已認為，現在中國大陸由於受到經濟發展中強烈物質主義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理想的破產，整個社會已經形成道德的困境，包括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非道德主義氾濫、社會道德控制機制弱化等情況，中共政權只能以「愛國主義」這種空洞的口號作為凝結社會的號召，這種道德價值空虛的情況將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缺乏最終穩定的基礎。 五、 人口、環境、資源問題：中國大陸社會另一個深沈的結構性不穩定來源，就是由於膨脹的人口與不斷被破壞的環境，和麵臨枯竭的資源之間所形成的巨大緊張關係。作為一個後進國家，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 另外，中國大陸的一些重要資源，如水資源、能源、耕地等，一方面隨著發展，需求愈來愈大，但另一方面供給卻愈來愈貧乏，這對於一個世界人口大國、且又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國土一小部份的中國大陸而言，將形成一種非常脆弱的資源供給局面，造成社會長遠的不穩定因素。 ◎草庵居士 到美東參加一個小型會議，遇到四位在那裡學習的大陸銀行官員。晚上無事，大家就在一家小咖啡店聊天。這四位三十多歲的客人據介紹都是大陸某銀行的處級官員，被委派到美國學習進修，為期半年。我原本計劃與他們談三個小時，然後當晚飛回洛杉磯，但沒想到，我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對我關於人民幣貶值及批評大陸經濟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尖銳的不同看法。結果我只好更換飛機的航班，辯論從晚上五時一直爭論到了夜間十一時，無奈之余才依依不捨告別離去。 中共“兩會”結束不久，就有朋友給我送來五本中共出版的“兩會文件匯編”，閑來無事就翻開看看。一天，看到了一篇中共總理朱鎔基先生在3月15日答記者問。朱鎔基先生指出：“在2002年國家財政赤字預算為3,098億元，佔GDP的3%。國債餘額累積數字達到25,600億元，相當於GDP的18%，這個指標是在合理的，安全的範圍之內，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線”。看過之後感到有些疑慮，總是覺得數據有些問題。於是就翻書找有關這個數據的文章，結果在朱鎔基先生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找到了數據，按照這個《政府工作報告》，國內生產總值是95933億元，那麼國債佔GDP的比重就是26.7%。如果按照朱容基先生對記者講的話，中國的財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但如果按照朱先生所作的政府報告裡面的數據看，中國政府的財政數據已經超越了國際警戒線。兩個數據相差9%，超過了中國一年的GDP增長率。這真是讓我遇到了難題，我很難理解中國政府是如何計算這個數據，哪一個是真實的數據？如果記者會上是真實的數據，那麼《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數據就是欺騙，這個面向人民匯報的數據怎麼會是假的呢？這可是嚴重地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其嚴重性不言而喻。如果記者會上的數據是假的，這裡面的問題就更大了，一個大國的堂堂總理對世界公佈的數據竟然有如此出入，而全國的經濟學家還以此說明政府舉債合理，蒙騙國民。對此，我已經不想再說什麼，難道中國政府真的連羞恥都不顧，對世界和國人公然說謊，這樣的政府如何治理和說服已經是謊言王國的中國百姓講道德，如何要求百姓遵守法紀？ 數月前，我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評論文章，其中一篇特別強調了WTO之後中國的金融風險問題，而正是這個問題引發了國內數位經濟學家的反駁。來美國進修的四位中國銀行官員在與我聊天的時候也特別談到了這個問題，相互爭論的也是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坦率地講，盡管我已經背上了反對中國加入WTO的罵名，但我仍堅持我的看法。對於中國的金融前景，我一直感到萬分的擔心。但可怕的是，事實已經讓我的憂慮更加沈重。我甚至想為中國痛哭。 我寫文章本不想引用太多的數據，我一直反對將經濟文章寫成百姓看不懂的“貴族文章”，但今天，我又不得不列出一些數據來說明問題。與來美進修的四位中國銀行官員的辯論讓我感到震驚，我從來都不會藐視任何讀書的人，更不會藐視在官場中討飯吃的精英。但我在辯論之後卻為這些精英們悲哀，更為中國的百姓悲哀。一個不能正視自己問題的精英團隊怎麼能治理好國家？一個盲目自大的民族怎麼能進步？一個絞盡腦汁要掩蓋問題的政府能給人民帶來幸福嗎？是我敵視中國還是中共敵視自己的人民，我想我需要用數據來講話，讓我們的國人自己去看看中共官方自己公佈的數據，然後再做一個分析，看看誰在欺騙？ 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資料：1997年政府財政赤字是582.15億人民幣，1998年政府財政赤字是922.23億人民幣，1999年政府財政赤字是1,743.59億人民幣，到了2002年政府財政赤字將高達3,098億人民幣。在這短短的五年中，中共政府的財政赤字翻了兩番半。想當年鄧公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GDP翻兩番竟然用了二十年，而中共中央政府財政赤字超額翻了兩番半僅用了五年時間，國債年增長率高達45%。而相對於GDP年增長率，按照官方的說法也不過是7%，由此可見中共之魄力和膽量，更顯示出其世界少見的英雄氣概。國債餘額累計到了25,600億元，相當於中國每個國民平均負債2,000元人民幣，換個方式計算就是中國一個三口之家平均負債6,000人民幣。各位看了這個數據之後是否可以計算一下，你個人的財產有多少？你的家庭財產有多少？再算一下廣大貧困的農民家庭的財產有多少？然後你再想一想，你是否會後怕？。 看過這個數據，再讓我們看看一些和百姓生活沒有直接聯繫的數據，2002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佈：“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我們暫時不去研究這個數據包含了多少水分，我們僅僅按照官方公佈的數據計算，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的總額高達22,898億元。在這裡，我們不討論銀行的體制和經營問題，僅僅討論的是這部分壞帳如何處理？是否需要百姓來負擔，也就是說是否需要政府來承擔。在中國，銀行是國有銀行，它能破產嗎？政府會讓它破產嗎？如果國有銀行破產，中國百姓會怎麼樣？當你辛辛苦苦積攢的錢一夜消失的時候，你還會講道德，講法紀嗎？既然銀行不會破產，那麼這些壞帳就必然成為政府的負債，也就說，百姓要承擔這筆壞帳，平均到了每個國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負債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幣。看到這裡，各位不要急，在這筆債務之外，銀行已經進行了資產“剝離”，已經將15,688億人民幣的壞帳“剝離”到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可惜的是，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很無能，截止到2001年底，只收回1,360億元，也就是說，還有14,328億元沒有收回。我們再次拋開資產“剝離”這個自欺欺人的騙局，我想問的是，當百姓將自己的金錢送到銀行儲蓄的時候，百姓會因為銀行資產被“剝離”而去找“資產管理公司”公司要錢去嗎？你會因為銀行壞帳就放棄自己的存款嗎？盡管銀行將壞帳“剝離”，但百姓的錢能不還嗎？壞資產“剝離”了，銀行的帳面也好看了，但損失沒有減少。只不過換了名目，好聽了許多。如果計算這一部分被“剝離”的壞帳，我想各位要多背負上一點債務，也不多，每個國民只有1,100元，一個三口之家只增加了3,300元的債務。到了現在各位再算一算您每個人有多少債務？中國每個國民平均是4,8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債務是14,580元人民幣。您是否可以再算一下您的個人財產是多少？衡量一下您的淨資產是多少？各位不要急，您現在算的只是今年的狀況，按照中國政府公佈的國債增長率，也許明年您的債務又增加了25%，或許是45%。 算了明帳，再給各位算暗帳。根據中共中央政府公佈的數據，2001年總共籌集發放了社會保障金3,000億元人民幣。值得各位注意的是，這個數據並不是包含了全體國民，而是主要城市的居民。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政府並沒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基金，而是“現買現賣”，穩定的社會保障基金幾乎是零。而目前的中國是十二個人養活一個人，在未來的十年後是八個人養活一個人，到了二十年後將是三個人養活一個人。換句話說，你如果想養活這個政府和你的父母，你就要將你的工資收入的一半納稅，這樣高的稅收可行嗎？中國還會有企業存在嗎？“世界工廠”還會存在嗎？哪個傻瓜企業家會將工廠設立在如此高稅收的國家裡？如果要想考慮到未來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中央政府就要籌集這筆“社會保障基金”，那麼諸位國人就要再承擔負債大約80,00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每位國民又要增加負債6,15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增加負債18,462元人民幣。看到了這樣的事情您可不要怪別人，誰讓你已經將錢都花掉了呢？以前沒有儲蓄，怎麼能怪別人呢？我勸各位看到這裡還不要心驚，根據中共公佈的資料，未登記的外債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債務及“白條”尚有60,000億人民幣。這樣一來，您個人的債務就又增加了4,615元人民幣。三口之家又增加了13,845元人民幣。 各位讀者，您現在可以算一下您總共要承擔的債務是多少？希望沒嚇著您，不多，才15,449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也不過是46,347元人民幣。相對於暴富的新興權貴和每天上網絡遊戲，吃山珍海味的白領而言根本不算什麼，但各位想過中國數億幾近赤貧的農民了嗎？他們需要多少年才能積累四萬六千多元的家產？靠搶劫嗎？ 算過了負債，再讓我們算一下您的國有資產。我們同樣還是依照中共政府公佈的數據計算，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中國共有國有及非國有企業16.2885萬戶。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為12.6211億元人民幣，負債9.3271萬億人民幣。負債率高達73.9%，淨資產3.294萬億人民幣。值得各位注意的是，這裡還包括了集體企業，私人企業，合資企業及外商獨資企業。如果扣除高效率的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如果我再按照中共官方承認的比例扣除統計資料中的虛假水分，我陳列的數據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按照這個官方數據來分配，每個國民的平均國有資產也只有2,53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擁有國有資產7,602元人民幣。 有了這個數據，我們再看看外匯儲備。2002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先生說：“中國的外匯儲備2001年底已經達到2,122億美元，外債餘額是1,740.1億美元”。換句話說就是外匯淨額是382億美元。合人民幣3,170億元人民幣。按照這個數據，中國國民的每人國有資產就可以增加244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幣。 數據都出來了，按照上面的數據統計，相信各位都已經計算出了您的財產和負債。您擁有的國有資產總數是2,778元人民幣，三口之家總共擁有8,334元人民幣的國有資產。不過可惜的是您需要承擔的債務則是15,449元人民幣。國有資產不僅拿不到，你還需要在你個人的資產中要拿出7,115元人民幣，換言之，每個三口之家的淨負債是21,345元人民幣。兩萬一千人民幣對於一個美國人而言不過是一個月的薪水，但在中國，這可能是一個農民家庭一生的積蓄。 我再告訴各位美國的情況，美國號稱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總共發行了國債55,138億美元，人均負債15,316美元。我們暫不去計算龐大的美國聯邦社會保障基金，僅這個社會保障基金的一年盈餘就已經超過了3,600億美元。而美國家庭的私人財富則是41.42萬億美元，平均一個家庭的財產40.214萬美元，人均個人財富11.834萬美元。而美國平均家庭年收入（稅前）也高達7.176萬美元。按照這些數據來比較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債務，我相信各位都會很清楚誰應該是最大的債務國。按照工資收入計算，美國人承擔的債務只是其4.8個月的工資收入，但在中國，每個中國國民承擔的債務則是其26.5個月的工資收入。各位看到這裡覺得可怕嗎？還會自豪地稱中國是“偉大的強國”嗎？ 在數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指出了金融將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我真心地希望中共能認清形勢，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改變目前的金融局面。可惜的是，就在最近，中共政府竟然制定了一個國有銀行上市的計劃，企圖依靠上市募集資本來改變國有銀行的現狀，將自己的問題再次轉嫁到百姓身上，這種不思改進，只想投機的做法再次顯示了中共的本來面目。在這個問題上，大陸的經濟學家們也盲目樂觀，似乎找到了一個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最好辦法，這些經濟精英根本就無視國情，更有人寫了數篇長篇大論舉出了嚇唬人的數據來論證。我不知道這些經濟精英們是如何思考的，但我們只要計算一下大陸的私人資本存量和國有銀行消化壞帳的金額比例就可以知道，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能力在短期內解決金融壞帳問題，銀行上市只能加速大陸股票市場的崩潰。目前，大陸國有股份流通減持就已經吃盡了全國私人資本，讓整個股票市場大幅下跌，難道還能承受國有銀行的斂財嗎？中國股票市場資本總量只有8,000億人民幣左右，而中國四家國有銀行為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的資本充足率8%，就需要在股票市場募集3,000億人民幣。這樣的資本幾乎是目前全中國股票市場總額的五分之二。試問各位精英，中國能承受得了嗎？如果達到西方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12%，就要在股票市場上募集7,00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資本總量。各位讀者，你們覺得可能嗎？中國百姓有這些錢嗎？更可笑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海外上市，特別是香港上市。不錯，香港股票市場已經成為世界十大股票市場，總市值6,061億美元，合人民幣五萬億。但大陸的經濟精英們是否考慮過，一旦香港股市在一年內增發六分之一的資本，香港股票市場會怎麼樣？你們是否想讓本來就一蹶不振的香港股票市場徹底死亡？當你們拿著資本充足率只有國際標準一半的國有銀行到海外市場上市的時候，你們還夢想著如同欺騙國內百姓一樣欺騙海外股民嗎？難道世界上還會有第二個AA會計事物所幫你做假嗎？ 作為生意人，我最討厭的就是面子。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過：“當別人要求你給他面子的時候，一定是他有求於你；你得到了面子，但你損失的是金錢和財富。如果對方也給你面子，那麼他就不會需要你給他面子”。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面子，中共數次宣佈人民幣不貶值，自認為自己封閉的體系抵擋了國際金融風暴，自以為自己已經強大到了可以與世界強國抗衡的地步。中國加入WTO，為了顯示自己的堅定態度，更是無原則地放棄自己國民的利益。在銀行開放的程度上不僅不保護自己民族的銀行，反而對海外虎視眈眈的國際銀行門戶大開。相反對私營銀行卻以種種理由百般刁難，不放半步。這種寧與外賊，不給家奴的心態實在令人髮指。難道海外銀行不是私人的嗎？ 而在金融體系及治理金融問題上，中共更是面子第一，想盡辦法掩蓋問題，根本就不顧中國之未來。中國金融問題存之已久，龐大的金額只能依靠私營銀行的發展來逐步取代國有銀行，讓長期的，溫和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政策及穩定的經濟增長來消除壞帳，讓國有銀行逐步恢復元氣。也許有人痛恨俄國的“休克療法”，但在中國的金融問題上已經沒有比“休克療法”更有效的辦法來解決，中國這樣的金融、銀行體系還不需要休克嗎？中共已經治理金融問題十多年，非但沒有解決問題，情形反而更加惡化，難道最終還要靠百姓掏錢養活，讓他們繼續將血汗錢送進這個無底洞嗎？這就如同中共朱容基先生提出的“國有企業三年解困”一樣，三年中，三千億人民幣打了水漂，國有企業之困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中國的金融問題如果再不痛下決心，能相信未來的中國不走向衰落嗎？阿根廷人民在經歷困難的時候還能跳探戈，當中國未來遭遇困難的時候中華民族會是什麼？動亂還是殺戮？ 中共政府一直在強調“穩定”，什麼是穩定？中國人民的未來不需要穩定了嗎？短視的行為能給未來帶來穩定嗎？一個連自己的瘡疤都不敢正視的民族還有希望嗎？一個浸透著腐朽，沈浸在舊日的夢想中的民族還能發展嗎？一個虛妄自大而又無知的民族還會有前途嗎？這樣一個自上到下都充滿了虛偽，充滿了謊言，充滿了欺詐的自欺欺人的國家還能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嗎？中華民族真是個聰明的民族嗎？讓我們牢記胡適先生的一句名言。 中國不亡，天理難容！ (4/12/2002 1:3) http://www.xinsheng.net/ 2001年12月13日 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中國國會籌委會致全國同胞書 中國國民經濟在2002年有崩潰的危險，請同胞們提高警惕，採取相應的對策，一方面減小自己的損失，另一方面，也使未來的民主政府不至於承受太大的經濟壓力。 中國國民經濟在2002年有崩潰的危險是我們從中共的有關“新聞”得出的結論！ 現在看中共的新聞，如果沒有長期的“厚積薄發”的刻苦的“綜合分析的訓練”仍然看不到什麽！ 象《200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樣“重大”的“新聞”不在《新聞聯播》中播出，卻在30日的午夜0點新聞播出， 就已經說明問題，請問我們何時看到過戲子江澤民同志在午夜上電視？當然總比不播出要好得多！這也是中共“新聞管制”松動的表現！ 首先，出現在熒屏上的“中國”的“頭面人物”的表情就讓人為之一“震”！他們的表情給人的印象與其說是“嚴肅”，還不如說是“驚恐”！其後的江澤民的講話中的“團結一致，沈著面對”，更讓人提高了警惕！ 他們要“沈著面對”什麽？由於“新聞”沒有說明，那我們就只能“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要“沈著面對”的一定是關系到他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如我們在以前文章裏分析的那樣，“經濟建設”是中共在沒有任何統治的合法性資源下人為編造的“合法性資源”！因此這個唯一的合法性資源就成了他們的唯一的統治基礎，為了這個“基礎”他們放棄了除此以外的所有資源，並用他們的一貫伎倆“假造”這個基礎！看來是到了“紙包不住火”的時候了！ 那麽，中共一手建造的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幻影”會從哪里“穿幫”呢？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事實上，以上各方面都有“穿幫”的可能！結合前不久看到的《幾乎令中共窒息的十大壓力》 由於是經濟工作會議，那他們需要沈著面對的肯定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我們暫不討論。但中共的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使我們“局外人”無法獲得准確的“數據”，也就很難做出准確的“判斷”。 綜合我們長期對國內各方面的分析及“厚積薄發”的“直覺判斷”，我認為，“股市黑洞”與“社保窟窿”就是江澤民所說的它們必須“團結一致，沈著面對”的關系到他們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分析如下： 所謂“股市黑洞”就是中共在實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時，也許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考慮，而留下的“一股獨大”的上市國有企業的結構性缺陷。使得上市國有企業成了“第一大股東”的提款機！而我們都知道，所謂的“第一大股東”就是企業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在中共的行政管理體系處於半癱瘓狀態的今天，上市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成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焦點。 由於“地方政府”對當地的“上市公司”有絕對的控股權，在“上市公司”做出什麽“重大決策”時，即使除“第一大股東”外的所有股東都否決，按有關法律，“第一大股東”的“重大決策”也可以通過！因此，所謂的“國有企業理順產權關系的改造”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造，只是出賣了一部分沒有任何發言權的“資產”給了廣大的“股東”而已。 但同時，企業的管理者卻由過去的對“國家”負責，變成了對“股東”負責，由於“一股獨大”的結構性缺陷，他們就只對“第一大股東”負責！再由於沒有一個制度性的監督機制，“上市公司”成為“地方政府的提款機”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前段時間，“一股獨大”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其嚴重程度按証監委主席周小川的說法就是，再不解決非出大事不可！什麽大事？就是上司公司被第一大股東提成“空殼公司”而使廣大的“股民”手中的股票成為一張“廢紙”！ 如果這樣會有什麽後果？請查查有關清末的歷史書籍就會明白：辛亥革命的導火索就是四川股民的“保路運動”！會發生“保股運動”嗎？ 現在問題解決了嗎？根本沒有解決！“一股獨大”問題沒有人提起，並不是說就不存在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問題更嚴重了，我們相信，股市中的一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經是“空殼公司”了，因為遊戲規則並未改變！只是有關“媒體”得到了“有關部門”的警告，為了“穩定”不能再“炒作”這一敏感問題了！僅此而已！ “ 中央政府”的“國有股流通”本來就是為瞭解決這一問題，為使廣大股民能夠“理解”！他們還申稱，所獲“資金”將用於填補“社保缺口”！但廣大的股民表現出了堅決不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在“股指”一路下跌並處於“崩潰”邊緣時，“証監會”發出“暫停國有股流通”！股市是暫時“保住”了，那麽“社保窟窿”又怎麽辦呢？ 那“社保窟窿”又有多大呢？我們不得而知，“開源”不成，他們現在只能“節流”，從有關報道來看，現在的工作重點是“查堵冒領”！但這種“節流措施”有多大的績效，我們表示懷疑，就現在的中共的處於半癱瘓狀態的行政部門，即使“查出了冒領者”也很難說就能“節流”，家屬領不到的“退休金”也不大可能就返回“國庫”，它們很有可能有成了“社保部門”的“灰色收入”。就像污染企業的“超標排汙費”成了當地“政府部門”的“灰色收入”一樣！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加大催繳力度，但在企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收效也不會有多大。 “一股獨大”問題難以解決，“社保窟窿”開源不成，節流又很難收效！這肯定就是江澤民所說的“團結一致，沈著面對”的兩大“危機”！ 那麽，如果是的話，它們有多嚴重？如果“穿幫”會有多大的“破壞力”？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象中共這種厚顏無恥的組織，在國人成千上萬的餓死的時候，在國民經濟都到了崩潰邊緣的時候，他們仍然在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那我們就應該分析，現在的他們對經濟問題的如此嚴肅，到底是因為他們與過去的中共相比是“從良”了，還是中國的經濟已經變得他們不得不嚴肅對待的程度了？ 在沒有准確的經濟數據的情況下，我們更偏向於後者。 先說說“一股獨大”問題。 由於今年是他們所說的“監管年”，上市公司造假帳也成了眾矢之的，至少就他們來說，是基本上瞭解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況，而且情況非常的“不妙”！也就是一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已經是“空殼公司”了，即我們的擁有這些“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東們事實上已經一無所有了！ 面對上市公司的這一狀況，確實需要他們“沈著面對”！如真正的“杜絕”上市公司作假帳，目前上市公司的“真實情況”勢必會讓全社會知道，那股市就有崩盤的可能，如繼續採取“捂”的老辦法，那更多的上市公司將會變為“空殼公司”！最後股市還是要“更為災難性的崩盤”！事實上今年早些時候的一些PT股票退市後，許多股民都已經把矛頭指向了“証監會”！申稱要與“証監會”打官司！其後不了了之。 如果“大量”的股票變為“廢紙”（事實上許多股票已經是廢紙了！只是股民不知而已）！並且股民又明白了這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那將會發生什麽？那股民肯定會與“政府”發生激烈的沖突！這就將會是革命的導火索！ 古往今來，任何一次政治變革都是經濟問題引起的！民眾不可能有多高的政治覺悟，但當他們的利益遭受大面積損失時，他們就會起而抗爭！當然他們的抗爭是無序的，是很難看請他們之所以遭受損失的根本原因，這就需要“先知先覺者”的“開導”、“啟發”並組織起來抗爭！ 再來談談“社保窟窿”問題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對於社保窟窿，中共是“開源”無方，“節流”無朮。他們能做的就只有“發行長期政府債券”、提高稅收和“印刷鈔票”了！ 中共現在總共發行了多少“長期政府債券”？其“購買對象”是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據中共媒體報道，2000-2001就發行了4千多億！如果是高比例的普通老百姓持有這種“債券”！那對未來的社會穩定肯定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因為他們是在“透支”未來的政府財政來填補現在的“窟窿”！ 民主政府如果不是中共主動“還政於民”而建立的話，那對中共的“債券”肯定是難以接受的！而這必將會使“債券”的擁有者遭受損失！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我們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對於提高稅收，可能行不通，因為目前的稅收有結構性減稅的壓力，同時者也有悖於“啟動內需”的大政方針！ 如果中共選擇“印刷鈔票”的辦法來填補“窟窿”的話，那就說明中共已經窮途末路了，就“中國”現在的非常脆弱的國民經濟體系來說，根本無法承受這樣的“沖擊”！當然與其印刷的規模有關！ 如何應對著兩大“難題”的確需要中共“團結一致，沈著面對”！ 對於“一股獨達”問題，也許讓“國有股”大比例的“縮水”是他們的“明智”的選擇！當然也同樣要看“空殼公司”與“非空殼公司”的比例了。同時這也有可能引發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映！ 對於“社保窟窿”他們可能會首選發行“長期政府債券”！也可能是“多管齊下”。 總之，從《200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可以看出，2002年，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民主統一陣線》都是“關鍵”的一年，中共需要“團結一致，沈著面對”！我們《民主統一陣線》也需要“團結一致，沈著面對”！ 事實上，中共的“經濟危機”已經潛伏了很多年了，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有驚無險的“軟著陸”！一方面是中共的“保密措施”作的好，另一方面就是“反對派”的軟弱無力！有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大陸後期的經濟上的一團糟，一方面是中共搞破壞，另一方面就是民主人士所辦的報紙及時的把“經濟內幕”公諸於眾。讓國民及時的知道真相以做好應對措施！因此，國民黨政府的“垮臺”對中華民族的長期的國家利益並未造成多大的傷害！ 而就中共現在的“國民經濟”，不說是在民主國家，就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也已經“破產”無數次了！我們還希望它繼續“繁榮”下去嗎？ 就一個國家來說，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人口眾多的大國，如果不把國民經濟的問題及時的暴露出來並徹底的解決，而是為了“穩定”而一味的“捂”下去，使本來的“小疾”變為無可就藥的“大疾”！到最後，斷送的就不僅僅是某一政黨的政權，而是整個民族的前途！請不要忘記“日本人”還在虎視眈眈的看著“中國”。 中共的貪汙腐敗，為何發展到現在這樣的無官不貪！就是中共的“捂”。 中國的艾滋病有多嚴重！現在已經是“中國的國難”了，就是中共的“捂”！ 中國的治安有多壞！就是中共的“形勢一片大好”的“捂”！實在“捂”不下去了，就“嚴打”！ 中國方方面面的“黑”！到底有多黑！也是中共的“捂”！ 、、、、、、、、、、、、、、 近來，電視上突然多了許多反映“日本侵華”題材的電視劇，這到底說明瞭什麽？ 我一直對大陸拍的什麽電影電視不感興趣，現在我也能看下去了，那些“寧可餓死不當漢奸”的人物的確讓人感動，但是我就一直在想：到底什麽是“愛國主義”？ 在《我這一輩子》中，當主角看到國民黨高官聽說日本人就要打進北京而“撤退”，攔住高官讓高官不要走一同“抗日”時，高官的話使我感觸頗深，他說：國家積弱太深，我們也沒辦法！ 是的，當“國家積弱太深，任何人也沒辦法”！ 可以肯定，當“日本人”再次侵略中國時，一定會有許多人當“漢奸”，但肯定也會有許多人“寧可餓死不當漢奸”！但象《九九歸一》中的那樣的“愛國者”是否是愛得太苦，太慘了！ 我們同情那樣的“愛國者”！但我們不願意看到那樣的“愛國事跡”再次在中國上演！ 愛國者，現在就應該站出來，行動起來！推翻中共的獨裁專制，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我們的呼籲： “經濟”將會是中共在2002年暴露在全體的愛國的中國人面前的“軟肋”，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的打擊他們的“軟肋”，要知道，中共的所謂的“國民經濟”早一天破產，我們的民族就少一點損失！ 象中共現在這樣的“國民經濟”我們再也無法與他們“合作”下去了！如果我們繼續與他們“合作”，我們就是在犯“包庇罪” 1、有條件的向民眾說明目前“國民經濟”的真相。 2、中共的“國民經濟體系”在2002年有崩潰的危險，為規避危險，請拒絕購買中共發行的“長期政府債券”！ 3、如你在5年內不會退休，請拒絕購買中共的“社會保險”！ 4、以“人民幣”的方式存儲你的結余財富是相當危險的，有條件的請趁現在美元匯價較低換為美元，沒有條件的請購買黃金等保值商品！ 5、房地產等不是好的保值商品，關於今年的“房地產熱”我們將另行發表申明。 6、股市有崩盤的危險，當然如果中共採取國有股的大比例“縮水”，股市可能會“暴漲”，但這又會引發企業的負債率的急升，之後就將會是金融系統的全面崩潰等！ | |
NO:53_21
|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2:41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1年11月9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不論是“亞洲金融風暴”還是“美國經濟放緩”以及“911”后可能出現的國際經濟整體疲軟，在中共有關經濟官員的口中我們都能聽到：“中國經濟將會繼續強勁的增長”！ 當國內消費疲軟，企業步履維艱時，我們會聽到：我們的對外出口仍保持高速增長！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達46%！ 當國際經濟放緩，我們又會聽到：我們有13以人口，國內的消費正在上升！ 年初定下“GDP增長”8%，年底的“統計”就一定是8%左右！ 到底我們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如何？可能誰也說不請！可能也不敢說清，這是中共最高級的“國家機密”！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使“綜合國力”達到一定的水平，有時可能需要花費几代國民的心血！但要毀掉卻很快！而中共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就正在迅速的毀掉我們的“綜合國力”!請看看我們與日本的貿易摩擦，日本限制我國的毛巾、大蒜、香菇等進口！我們就限制他們的汽車、電子產品進口！這還不能看出我們是在“出口”一些什么東西！我們有能力“出口”一些什么東西！再來看看值得我們驕傲的“高科技產業”，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就親自在媒體上說過“我們生產一台電腦的利潤就是一把大蔥的價值！僅僅是一個大的“組裝者”！ 自從“89、64”中共對手無寸鐵的、要求“反腐敗、要民主”的學生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后，他們的那一點點的統治的合法性資源就消耗殆盡。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繼續統治中國大陸了。在尋找不到任何“合法性資源”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飲鳩止渴的“創造”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人為的“合法性資源”！而其衡量指標就是“GDP的增長率”。并為保住這一資源而殘忍地放棄了其他几乎所有資源！包括道德、人文、環境、民族工業等等。這也就是中共賣國似的對外開放的秘密所在！對他們來說，“外資”也可以為他們創造“GDP增長”！他們一樣收稅！管你民族實業的死活！為了他們的苟延殘喘，中華民族已經并將繼續付出沉痛代價！ 善良的國人，要知道，恢復這些資源不知要花費我們多少代人的心血啊！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國民的信心！但國民的信心必須是建立在對宏觀國民經濟的了解上的。但可憐的國人，我們對國家的信心是建立在對宏觀國民經濟的一無所知上的！多么可怕！ 想想看，對于揭露“銀廣廈”的記者，他們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壞事？無論從那方面說，他們都是在做好事，現在及時的“曝光”無論是企業還是股東都還可以及時的補救，損失可能會及時的挽回。設想一下，如果“銀廣廈”沒有被曝光，它會是怎樣？他肯定仍然是股市上的績優藍籌股。但當它最后被迫“曝光”時，一切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了！“中國”不也如此嗎？ 股市中還有多少家“銀廣廈”？肯定很多！因為現在的“游戲規則”仍然是培養“銀廣廈”的“游戲規則”，唯一改變的就是，企業將會對“保密工作”加大力度！使記者將很難再打探到什么秘密！中共不也是這樣嗎？ “一股獨大”對我國股市的危害已眾所周知，為何會產生“一股獨大”的現象？當初進行“股份制改革”時，中國的那么多“御用經濟學家”就沒有預見到嗎？在“一股獨大”的上市公司前，不是就有“三無概念股”嗎？他們完全能預料到的！但是。從一開始，中共就沒有真正的想把“國營企業”搞好，實行“股份制”從一開始就是把“股市”當成他們“圈錢”的手段！就象他們把“共和國”變成“一黨獨大”的獨裁王國一樣！我們的“共和國”不也成了他們的“提款機”了嗎？在“三年自然災害”國人餓得“吃人”時，他們把糧食“提”到那去了？真是“自然災害”嗎？ 我們“共和國”的淨資產還有多少？ 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是多少？ 四大國有銀行的呆壞賬是多少？ 我們每年流失的國有資產有多少？ 中共高官及太子黨的私人財富有多少？有多少已經轉移到國外？ 許多假外資假合資企業的所有人是誰？ 許多資本雄厚的企業（特別是房地產企業）的背后所有人是誰？ 社會保障系統的“窟窿”有多大？如何形成的？“窟窿”是在變大還是在變小？ 股市上已被大股東（地方政府）變為“空殼企業”的上市公司有多少？等等、等等。 作為“知情”的“人民政府”的公務員們，你們難道沒有義務告知國人嗎？ 2002-05-05 08:37:12 瞭望新聞周刊 羅斯基語出驚人 中國專家反駁 羅斯基語出驚人：中國1997、1998年度的GDP增長率上限僅爲2.2% 今年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如英國的《金融時報》、《經濟學家》，美國的《新聞周刊》、《商業周刊》、《中國經濟評論》等紛紛大規模地報道起羅斯基教授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題爲《中國GDP統計發生了什麽？》(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的文章，質疑中國1997年至2000年GDP增長數位的真實性，使這一原本只局限於學術圈的觀點“身價倍增”，成爲海內外關注的一個熱點。<詳細內容> 中外學者：中國GDP有一定水分但非“巨大”水分 羅斯基教授的中國GDP增長率“正負2.2區間說”，經西方媒體輪番炒作，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但許多研究中國統計問題的中外學者，如任若恩、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伍曉鷹、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教授以及麥迪森、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等，均表示不能接受被他們稱之爲“輕率”的這一結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認爲，中國國民經濟的核算質量總體上在改善。他不認爲1998年以後會突然出現巨大的統計“水分”，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不過，這些學者也承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統計的確存有問題，在計算水平、方法與範圍等方面有待進一步改進提高。<詳細內容> 美國以複雜的心態看待中國 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發展和動向，他們既擔心中國強大後會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又擔心中國出現混亂會影響亞太地區的穩定。總之，美國以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情看待美中關係和注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和變化。<詳細內容>中國統計存在水分，這個原來由學者研究提出的“一家之言”，卻被一些西方公衆傳媒廣泛傳播，不能不讓人問幾個爲什麽？在世界發展史上，每當一個大國崛起之時，國際上總會産生種種議論、猜測、疑慮甚至擔心，這是屬於情理之中的事。中國經濟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國力迅速增強，在全球範圍內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並不足爲奇。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關於中國問題的較大爭論有過四次。第一次是1994年，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布朗提出“誰來養活中國人”，引發了一場大爭論；第二次是1992年以來，國際上泛起一股“中國威脅論”，已經直接影響西方大國的對華政策的重新制定；第三次是去年開始出現的“中國崩潰論”，無限放大中國目前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得出草率的結論；第四次則是這次的“中國統計水分論”。 這些爭論，有的純屬學術範疇，有的則帶有國際政治角力的背景，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用哪種眼光來審視中國的發展，有一個基本事實不容忽視，這就是在近年來世界上發生的各種危機面前，在中國自身宏觀經濟運行面臨諸多深層次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不但沒有衰退和崩潰(按照國際上某些“專家學者”的描述，中國經濟應該崩盤不止一次兩次了)，反而保持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國際上確有不少人心存“中國是不是太好了？好的簡直不能讓人相信”的疑問，但疑問歸疑問，壞的事情在中國確實沒有發生。更令人們想不到的是，美國學者布朗“誰來養活中國人”的話音剛落，才短短的幾年時間，中國的總理已經在爲糧食賣不出去而發愁了。 20世紀後20年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爲什麽西方媒體如此關注中國GDP？在外界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下，人們應當如何冷靜地判斷自己的國力國情？ 如何判斷中國在“大國俱樂部”的座次 前美國總統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說：“我認真閱讀了可以得到的大量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前景的文獻，又與中國人打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交道，我相信，要想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從一個顯見的基本事實出發：即中國國土廣袤，不容忽視；中國歷史悠久，不容藐視；中國雄心勃勃，不容我們對其想當然。中國這個主要的古老文明國家，作爲一個民族國家，保持著獨特的歷史延續性，有世界20%的人口。同時，在過去兩百年中蒙受的(在許多情況下是真實的)恥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滿情緒，以及日益增長、甚至達到自負程度的自信，驅動著中國，中國已經成爲一個主要的地區性角色，儘管目前其實力尚不足以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甚至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優勢。”顯而易見，中國不再是一個讓世界可以忽視的國家。特別是20世紀後20年以來，中國綜合國力的急劇增長，已使世界大國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綜合國力通常是指一個主權國家所擁有的各種力量的有機總和，其內涵包括人口和自然資源，以及各種“硬實力”和“軟實力”。綜合國力中的硬實力主要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 對19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麥迪森曾組織專家運用購買力平價方法進行過比較精細和全面的定量測算，其研究成果發表在麥迪森著《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一書中。 根據這項測算，在GDP總量方面：1820年，中國高居世界首位；當時西方最發達的國家英國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和法國；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28.7%，印度、法國、英國加起來爲26.5%。 1995年，中國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居世界排名榜首；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國；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12.9%，少於美國的20.3%，也少於日、德之和的13.5%，比1820 年時的比重下降了15.8個百分點。中國從1950年的2.9%提高到1992 年的8.6%，百分點增加近兩倍；同一期間，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950年的6.25%提高到1992 年的12.9%，百分點增加一倍。美國的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一是在1895年，即中國在甲午戰爭中丟失臺灣之際。日本的GDP總量超過中國成爲世界第二是在1968年，即中國“文化大革命”達到高潮、繼“大躍進”之後國民經濟再一次負增長的年份。在1995年到1996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和德國。 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麥迪森等學者的以上結論，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結果。目前在國內還沒有認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方法。對中國到底排在世界第幾的位置，中國認可的看法是世界第六經濟強國。 不過，對中國在“大國俱樂部”中的座次，國際上還有另一種極端的看法，即“中國只是二流國家”。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在西方外交界、政界和智囊界頗有影響。原載該刊的“中國只是二流國家”一文的作者吉拉德·謝格爾，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寫道：中國重要嗎？否。這不是一個愚蠢的問題，而是一個沒有被人們充分思考的問題。對這個占世界人口1/5國家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人們予以過高的評價。這似乎有點奇怪。充其量，中國只是一個嫺熟外交舞臺藝術的二流國家。它卻使我們心甘情願地相信其影響力非常強大。事實上，最好把中國視爲一個僅僅在理論上存在的強國。 在相當大程度上，此文代表了西方持鷹派立場的中國問題專家對於中國的國際經濟、軍事和政治地位的看法。 中國何時成爲世界第一 在知道中國的“尺寸”是多大之後，無論是第六還是第七，或者是第二，接著，國際上許多學者或政治家關心的問題就是GDP的增長率。道理似乎不複雜：多年以來，中國GDP增長率高於美國，如果現在中國與美國有差距，只要保持增長率高於美國，總有一天是可以超過美國的。顯而易見，美國人關注中國GDP增長率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們在推算：中國何時變成世界第一大國？麥迪森教授與任若恩教授在1998曾合作撰文，認爲假定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3%，中國將在2015-2020年成爲世界經濟總量第一的經濟強國。 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閻學通說：崛起中的新興大國的綜合國力提高速度快于其他強國，很容易引起其他強國特別是霸主國家的警覺。世界大國如何對待新興大國的崛起，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的。由於各國的利益不同，與崛起國的關係不同，因此他們對新興大國崛起的態度也不同。如果崛起國能與多數世界強國維持友好的關係，那麽其崛起的政治環境就是有利的，否則是不利的。因爲，如果較多世界強國共同遏制新興大國的崛起，新興大國的崛起目標就有可能被扼殺。即使不被扼殺，也會給新興大國的崛起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障礙。全球面對一個國家的崛起，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並不是首例。但是作爲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的崛起，與其他國家確實不同——人類第一次面對擁有這麽多人口的國家的崛起。美國經濟崛起時只有3000萬到4000萬人，日本也只有1億人。而中國有13億人。如何認識又如何與一個新興大國打交道，成爲一些國家對華政策，以及應對更直接的政策的困境選擇。中國目前面臨的就是這樣的現實。 無論“座次”怎麽排解決國內問題仍爲首務 任若恩教授說，一些國際政治家堅持“中國威脅說”，但是現實是中國距離威脅別人還有很遠的距離。外國人看中國，往往看宏觀指標。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問題及挑戰是很多的。 他認爲有四個問題是難以解決的：第一，中國帶著65%的農業人口是不可能繼續往下走的，因爲農業發展的潛力是有限的，因此，要依靠城鎮化、工業化。加上城市本身的失業問題，如何轉化這麽大的農業人口，我們至今還看不到完整、系統、有效的解法。第二是社會保障，目前僅僅在這麽小的覆蓋範圍內有這麽大的資金缺口，如果考慮到覆蓋農村，困難是難以估量的。第三，商業銀行的一堆壞賬，如果解決不好，就是潛在的危機。加上中國參加WTO，銀行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第四是關於財政赤字，目前在引用國際上的概念以及安全係數，認爲尚無風險。但是若考慮到中國的豁免債務是很多國家沒有的因素，分析商業銀行壞賬窟窿的最終承擔者是政府的因素考慮進去的話，再看政府的長期負債，不能不保持一個清醒的態度。 所以，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一定會把主要精力繼續放在解決國內問題上。 http://www2.chinesenewsnet.com/cgi-bin/newsfetch.cgi?unidoc=big5&src;=SocDigest/Economy/Sun_Jun_30_18_09_37_2002.htm 【多維新聞社1日電】中國國家統計局核算司司長許憲春預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到二○○五年將超過法國，二○○六年將超過英國，但在本世紀內都還趕不上美國。 他認為，內地發現虛報統計的個案仍是極少數，不能因此誤認為中國統計數據「失實」。 據星島日報１日報道﹐許憲春引述世界銀行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雷的觀點說，他們二者都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基本準確。 世界銀行的最新資料說，二○○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一，德國的百分之五十七點八，英國的百分之七十六點四，法國的百分之八十四，已經超過意大利，躍居全球第六位。 許憲春認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於二○○五年超過法國，次年再超過英國，二零一二年超過德國，至本世紀中葉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在一些西方人看來，中國繁榮是由四百七十億美元的外商投資支撐起來的，如果這筆錢撤出，中國的經濟則會受到極大打擊，很可能會一蹶不振。 近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夫斯基發表文章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高速增長存在很大的統計誤差，中國官方高估了這個數值，真實水平應在百分之三至四左右。 去年，中國在統計工作執法檢查過程中，發現拒報、瞞報及虛報統計數據事件六萬多起。許憲春說，從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角度考慮，這畢竟還是少數，不能因此將中國的統計數據看得一塌糊塗。 他說，九十年代以來，統計局在糧、棉產量、部分企業及價格調查等方面實行抽樣統計，同時避免中間環節干預及擴大統計範圍等，提高數據統計質量。 他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不可能沒有誤差，但這種誤差也決不會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大，我們已盡可能地使之接近現實。」
一､ 市場需求不旺與最終消費率下降 二､ 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持續攀升 三､商品零售額的增長 年份 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億元） 比上年增長（%） 上述數據說明一個問題﹕在儲蓄率上昇的同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在一直上昇。如果從各類商品的需求彈性來看﹐消費不暢並非百姓持幣觀望﹐而是社會供給遠遠大於需求。而支撐着社會龐大無效供給的是我國某些行業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 四､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 電信 電力 高速公路 航空 電腦 電冰箱 洗衣機 空調 彩電 微波爐 汽車 摩托車 房地產 從上表列出的13個行業的生產能力來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產業﹐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恰好不少是各地支柱產業同構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額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出現這種生產能力嚴重閑置的情況﹐說明我國的投資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可以說﹐造成中國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資誤導﹐資源配置不當﹐而投資誤導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對資金的影響與控制﹐追求投資的最大化﹐以此推動經濟的發展。這就出現了幾個地方政府同時作出相同的投資﹐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熱門”產業的出現﹐結果是用不着多久﹐熱門產業變成了“夕陽產業”。最顯著的例子是集裝箱行業﹐由於地方政府有1000萬美元以下的審批權﹐結果在不到10年間﹐我國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生產地﹐最後是這一行業各廠商在過度競爭下﹐互相殺傷。又如小汽車行業﹐也是一鬨而上﹐造成巨大的產能過剩。VCD視盤機走俏時﹐一鬨而上的投資導致這一行業的生產能力大大過剩﹐利用率不到目前生產能力的2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提供優惠政策鼓勵外方直接投資﹐最常見的辦法是給投資者以補貼﹐使得他們能在與原有企業的競爭中勝出。過去5年中﹐中國利用的外資達1860億美元﹐其中相當比例是投資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的產業中﹐如汽車､石化以及零售業。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局面說明我國的企業投資體制與改革前相比﹐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改革前的投資體制下﹐企業受到是資源約束﹐即投資所需要的資金約束﹐也就是說﹐負責投資的官員們認為什麼領域需要投資﹐資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達到的目標本來應該是讓企業的投資受到需求約束﹐即市場上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上述情況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作為投資主體時的利益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是造成中國目前產業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五､反市場規律的悖論﹕商品過剩與消費者主動選擇權的缺失 今年自5月份以來政府以公開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併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動員全國公開參加炒股﹐亦即動員人民參加一種公開的合法的大規模賭博。並于6月10日降息﹐這是近三年來第七次降息﹐而且幅度相當大。與此同時﹐股市也出現了担升現象﹐通過紙幣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又開始新的一輪。政府的目的顯然是要將錢趕到“市場”去消費﹐一些經濟評論與傳媒的標題已到如此程度﹕花錢就是愛國。但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並未能將股市的繁榮維持多久﹐因為啟動股市以後﹐這種泡沫經濟必須通過多層次的投機才能獲得虛擬昇值﹐而多層次的投機又必須靠不斷增大貨幣投入才能維持。與此同時﹐居民存款也未出現大規模的下降﹐這意味着“趕錢”的措施收效甚微。 這就得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中國市場中的供需結構特點這一方面來分析。 與發達國家有別的是﹐我國政府實際上居于各種資源配置者的中心地位﹐如果將我國政府活動視為經濟活動的起始點﹐到終端生產出來的產品與社會服務則有幾大類﹕ 完全競爭性產品市場有大量非國有企業參與﹐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務部門則多由國家壟斷﹐它們的存在有多個目標﹐既有經濟的（如就業）﹐也有非經濟的﹐如國家安全﹐加強社會控制等。這裡僅從消費者需求出發來分類﹕ 第一類﹕需求彈性小的商品與服務﹐如水､電､煤氣､醫療､教育､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住房。這類商品與服務不管是經濟形勢好還是不好﹐百姓總得消費。社會保險是社會福利﹐在我國還剛起步﹐其費用的繳交屬國家強制性﹐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其餘數項﹐基本上是屬于壟斷性“商品”或服務﹐“市場”完全向商品的供給者傾斜﹐買方沒有主動選擇權。由於缺乏競爭性﹐這些行業存在普遍的無效率與浪費﹐向消費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質量低劣﹐“電老虎”與“氣老虎”之稱足見這類商品的壟斷供給者之威勢。這些行業的亂收費現象也經常見諸報端。醫療事故近年頻發﹐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更是多多﹐教育質量奇差﹐教育內容嚴重滯後于社會發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些行業的職業道德也是民眾經常指責的對象。但因其壟斷性﹐這些年來其價格還一直上揚﹐尤其是教育與醫療﹐在改革前是作為社會福利分配給職工的（長時期以來﹐職工的工資只含有基本生活費﹐並無這類費用包含在裡面）﹐而近年來這幾項改革相繼推出﹐逐步轉移為個人支付﹐與此同時﹐教育費用與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筆者曾對一些家庭月收入1萬元以上､家庭固定資產幾百萬以上者進行過口頭調查﹐他們對這兩項費用的上漲幅度都深感難以承受﹐在對國內外教育進行“成本”與“效益”比較後﹐大都選擇讓孩子出國留學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學階段即讓孩子出國。以此觀之﹐只要我們的教育體制改革局限於收費與擴大規模這兩項上﹐這些流出去的錢決不會再回流。 第二類﹐需求彈性較前一類大的商品。這一類商品有兩種情況﹐一是雖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達到市場飽和的產品﹐如電冰箱､電視､洗衣機等﹔另一類產品則為老百姓所需﹐但購買直接受其經濟條件及購買意願支配的產品﹐如微波爐､電腦､空調､摩托車。部份農村居民雖然還沒有這類商品﹐但或受基礎設施的影響﹐如缺電﹐沒有電視接收系統等原因﹐或者不購買﹐或者無力購買。生產上述產品的行業﹐早已引入競爭機製﹐企業一方面面臨國內同類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是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如前所述﹐這些行業由於地方利益牽引﹐重複投資﹐早在前幾年就已經存在嚴重的產品過剩﹐目前這方面的市場供給的主體對象﹐定位於有購買力的人群進行升級換代。 第三類﹐百姓迫切需要﹐而價格與百姓購買力相差甚遠的﹐如住房。中國的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現在人均只有8平方米﹐與發達國家相差很遠。這些年來我國的住宅建設發展很快﹐但因房地產業是個尋租行為氾濫的行業﹐房價因此居高不下﹐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產業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有8000萬平方米（截止1998年底）商品房賣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確實不夠住。而房地產的價格降不下來﹐是因為房地產業已完全進入一種“政策性陷阱”﹕開發商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貸款80%以上來自銀行。房地產價格只要一日不降﹐該公司的資產帳面價值也還能保值﹐經營者的業績也還放在那裡——這一點直接與老總們的烏紗有關——貸款是銀行的﹐拖上幾年不還﹐也都是公對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張債權轉股權﹐為欠債者開了一條新通道﹐所以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類﹐地方政府盲目投資引進的項目﹐如小汽車。前兩年﹐各地都將發展小汽車作為本省的支柱產業﹐這一行業存在巨大的產能過剩。而事實上﹐90%以上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還根本未能進入這一層次﹕養一臺車的費用包括車險､養路費用､汽油､維修､停車費用､車位費﹐等等﹐一般國產車都在1500元~2000元之間﹐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費能力。而且中國大多數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擁擠的情況﹐如果再盲目發展私人用小汽車﹐不僅會使本就擁擠不堪的城市交通更為擠塞﹐還有能源供應與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非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於耐用消費品（最低消費週期3-5年）﹐供給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而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於多次消費品（如交通､水､電､煤氣）﹐但因其壟斷地位而價高質次﹐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一些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醫療､養老保險､教育等﹐目前正處在改革初期﹐名義上現在未曾產業化﹐但因其壟斷地位﹐則完全成了一個價高質次､買方完全沒有選擇自主權的賣方市場。老百姓存入銀行的錢﹐大多是為了購買後兩類壟斷性商品與服務作準備。隨着這幾項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難以從銀行驅趕到市場。 中國建設銀行三峽分行在今年曾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居民選擇儲蓄的動機主要是因為改革壓力加大﹐對未來收入預期不佳。在被調查的儲戶當中﹐為了應付未來基本生活﹐以及住房商品化､子女教育費用的共佔80%﹐而用作投資保值及因為沒有感興趣的商品可購買的只佔20%。17其他類似調查也表明瞭相同結果。道理很簡單﹕老百姓手中有限的錢﹐是為了將來的生活保障﹐按道理﹐連續七次調低銀行利率﹐都還未能啟動市場﹐說明調低銀行利率的措施已經失靈﹐不可再用﹐再用這種措施無非是用老百姓的錢去貼補國家財政﹐只能解一時之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上述問題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混合﹕市場失靈的同時政府也失靈。市場失靈有一個相同的重要來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場。我國因為多個地方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導致各地產業結構重複雷同﹔而這成千上萬個企業做出的生產決定﹐造成了重複生產與無效率。而不完善信息與不完善市場問題還同樣是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來源﹐最後導致政府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1993年加強宏觀調控以來﹐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不斷加強。不斷加強調控力度的原因基於兩點﹕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調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亦低估了間接調控的力量。但直接調控要想獲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調控者不僅要具備大量信息﹐這些信息包含兩方面內容﹕首先是擁有決定做什麼的信息﹔其次是還必須具備有效監管經濟過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的能力。然而我國政府目前的狀態表明﹐無論是在獲得真實信息方面還是在事後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都未能達到正常狀態。 首先是信息的嚴重失真。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門統計數據的摻假失真。由於考核地方官員以經濟增長為主要指標﹐這就鼓勵了各地官員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以虛假信息來對付上級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據這些層層上報的有嚴重水份的失真數據作出形勢判斷﹐並制訂相應的政策﹐這種政策供給的無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種出於部門利益驅動目的而提供的一種信息“負供給”﹐18最危險的建議已被少數人當作可行方案提出來﹕如證券界部份人士認為增發貨幣維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長會帶來一種財富效應。還有出於企業利益考慮提出的減免虧損企業的債務﹐出於財政考慮提出擴大貨幣發行量以緩解財政困難等等。而這些建議如當真被採納實行﹐則等於玩火自焚﹕減免虧損企業債務等於徹底摧毀社會的道德信用堤壩﹐既然拖欠銀行的錢可以獲得減免﹐那麼今後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採用這種逃債的方式規避銀行債務﹐銀行的信用鏈條將會因此斷裂。而提出依靠增發大量貨幣來緩解中央財政困難的建議如若不是缺乏經濟史方面的常識﹐就是對社會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因為這一政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隻錢袋﹐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因為絕大多數國家的中央財政從來都是困難的﹐如最富有的美國政府都只能通過赤字財政來維持開支﹐並依靠發展經濟與合理地擴大稅基﹐而不是靠從其“中央銀行”這只口袋過量攫取來滿足財政的無止境需求。更何況在我國的中央政府現在還在承擔投資者主體的大量責任﹐其對資金的需求幾乎沒有限量﹐在這種情況下﹐建議打通中央銀行這只口袋﹐讓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應貨幣是非常危險的政策建議。信息的虛假供給﹐還由於某些政府主管部門不當政策的鼓勵加大了趨勢。與此同時﹐政府對社會的“正供給”岸岸如政令的下達､改革措施的執行､法律對社會的約束等等﹐卻均處於一種無效率狀態﹐造成了“軟政權化”的局面。 其次是政府事實上對經濟過程的監管及事後監督欠缺力度。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行為的一大特點可以概括為權力市場化與政府行為企業化。各級政府官員現在都將自己手中的公共權力視為一種稀缺資源﹐將前來辦事的公民視為“客戶”﹐以各種手段迫使客戶進行“權錢交換”。這方面的例證翻開報紙隨處可見。而疊床架屋式的反貪機構的膨脹根本趕不上貪污腐敗行為膨脹的速度﹐運動式的反貪污也早已出現邊際效益下降的現象﹕反貪污腐敗的口號越響亮﹐貪污腐敗的數額越來越大﹐捲入腐敗醜聞的高官越來越多﹐所謂“陽光法”處於虛設狀態﹐這一點已從經濟犯罪案件的直線上昇得到證明。這種情況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還能對經濟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有效監督。 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化特徵由此形成。政府對社會的供給已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供給”岸岸如政令的下達､改革措施的執行､法律對社會的約束等等﹐均處於一種無效率狀態﹐造成了“軟政權化”的局面﹐而與此同時﹐各種“負供給”卻呈不斷增大並強化的趨勢。對於官員們個人來說﹐在這種格局中﹐個人品質已不是決定其行為的主要因素。 根據世界經驗﹐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決策者基本上全憑歷史積淀和個人的從政經驗（政治傾向）來處理有關問題﹐他們比較喜歡聽從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對任何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則不太感興趣。我國的改革指導思想是“摸着石頭過河”﹐而到了90年代以後﹐改革其實已經到了揚子江﹐早已摸不着“石頭”﹐決策者也根本無法憑借制度的歷史積淀與個人的從政經驗來解決問題。而解決社會問題的前提是正確認識社會﹐而政府部門層級之間那種嚴重扭曲的信息負供給﹐造成人們無法正確理解社會﹐把握環境﹐於是出現了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也失靈的雙重失靈現象。 從短期來說﹐改善經濟運行狀況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如逐步放開公共產業﹐讓非國有資本進入﹐加強競爭性以改善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形成消費者主權﹔降低房地產價格﹐讓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購買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份房地產商破產的代價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銀行危機﹐以解決特殊國情､特殊過剩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問題則是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局面應該儘快結束﹐而這就已不是經濟領域內作文章可解決問題的事情。它與政府改革有直接關係。 世界範圍內對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後期。引起人們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幾個﹕前蘇聯､東歐國家“指令-控制型”經濟的崩潰﹔發達國家（亦即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東南亞國家經濟奇跡的興起（現在則要加上“奇跡”的破滅）。 在這些反差極大的現象背後﹐其實就是政府在現代社會中的有效性問題。可以說﹐現在沒有人再會象本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去認識政府的作用﹐大家已基本上承認這一事實﹕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有關政府職能的要求也在變化。凱恩斯主義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們認識到一點﹕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為合作者､催化劑和促進者。至於有效的政府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卻因為每一國家所擁有的人口､資源､歷史文化､政治傳承等各自的淵源不同而很不一樣。如美國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動地用到亞洲國家來可能會失效﹔而亞洲的專制政體也不能用來統治歐美國家。但不管是哪一個現代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經濟發展成為世界主流時﹐得向子民們拿出可持續發展方略﹐消除貧困﹐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在發達國家裡﹐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導干預措施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作用則要大得多﹐因為這些國家就連基礎性的公共物品﹐如財產權的保護､道路的建設､基礎醫療保健與基礎教育都無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質量不斷下降）﹐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於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公共服務質量惡化﹐人民與企業相應採取種種措施逃避稅收﹐進而導致公共服務質量進一步惡化﹐進入一種“馬太效應”式的惡性循環。 世界銀行曾組織專家們認真研究﹐提出瞭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兩階段進程。第一階段有兩個步驟﹕首先﹐政府必須將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夠完成而且應該完成的任務上﹐即集中于基礎性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包括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通過與工商界和市民社會達成合作關係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專家們對世界上69個國家當地企業家的調查顯示﹐許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職能方面相當不稱職﹕它們不能保護法律與秩序﹐不能保護財產權﹐而且在法規與政策的運用上沒有預見性。投資者認為這種類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投資和增長受損。一些國家現在正在利用公眾輿論的力量﹐使法規更具有靈活性﹐應用政府自我管理機製﹐選擇有效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工具等﹐使投資軟環境得到改善——其次則是讓競爭性的私人企業參與公共部門的活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許多國家中﹐社會服務和其他商品及服務由公共機構作為壟斷性的提供者來提供﹐不可能產生很好的結果。一些政府開始將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融資與它們的運營和提供區分開﹐並將公共事業中的競爭性部門與壟斷部門分開。 發達國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例證﹐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概括﹐這些國家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正供給”﹔而陷入貧困與發展不足等一系列惡性循環的國家和地區則提供低效能政府影響經濟發展的具體例證﹐換言之﹐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這方面來說﹐世界各國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確實面臨重大挑戰。但答案是明顯的﹕改革有風險﹐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可能更大。 資料來源﹕ 1《中國市場經濟報》1996年11月2日 2《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7日﹐第1版 3《週末》1999年5月28日 4《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5 新華社1998年12月14日發佈國家統計局數字 6《粵港信息日報》1999年5月16日一版﹐原點市場研究公司資料中心提供數據 7《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4月29日 8《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2月2日﹐1版 9《港澳經濟》1999年4月號 10《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2月24日 11 原載《經濟日報》﹐《深圳商報》1999年5月9日第10版轉載﹐《南方都市報》1999年5月25日。 12《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20日 13《深星時報》1999年5月9日 14《中國市場經濟報》1999年4月22日﹐第6版 15《中華工商時報》1998年12月7日﹐第2版 16《中華工商時報》1998年10月13日﹐第2版 17《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4月29日﹐第1版 18 “負供給”概念由張祥平先生首創﹐本文借用。見張祥平﹕《從一階均衡到二階均衡——經濟分析框架的擴展和若乾結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號。 | |
NO:53_22
|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2:58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王丹 2001/9/6 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的表象，在台灣已經形成一種「大陸經濟迷思」。尤其是在對比台灣目前嚴重經濟衰退的心理作用下，不少台灣人對大陸經濟發展給予高度評價。高度評價不是問題，問題是評價得太高度了。 大陸經濟，外貿比重已占三分之一。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進出口不可能獨善其身，整體經濟卻依舊高速增長，有心的人都會質疑：這難道是真的嗎？怎麼可能？前不久大陸股市重挫，揭示出股市泡沫化的嚴重程度。股市是經濟的反映，它的泡沫化是大陸整體經濟泡沫化的縮影；而這還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泡沫化的背後，更嚴重的問題是，當局為了保持統治穩定，以政策打造經濟，強力拉動內需，營造繁榮之景。這完全是揠苗助長的做法，其結果是大陸經濟的外強中乾。 在台灣輿論一致看好大陸經濟的聲浪中，中共自己卻公開承認正面臨許多問題。大陸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日前在向全國人大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時，坦承大陸經濟存在出口增長大幅下降（由年初的13.7％降到6月份的0.6％）、農民收入下降、商品供大於求、下崗職工增多（城鎮登記失業率已達3.3％）、連續大旱共5個方面的困難。其實這些困難還祇是現在既存的，潛藏的危機還是在於財政金融方面。 自1998年以來，大陸中央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2％，至去年則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3％，國債負擔率也從一位數增加到兩位數。從財政分配上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早已從1994年的67％降到1999年的56％，支出由72％下降到64％，而同期中央財政赤字由850億增加到2410億元，在這樣的財政條件下，大陸經濟仍以7％到8％的速度發展，是當局「拆東牆補西牆」和大舉擴大銀行借貸及國債規模的拉動結果。在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今年，1至7月大陸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34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4％，僅7月份一個月就增長20.40％。為保證這種高增長，政府去年額外增加60億美元債務，而財政部也表示，今年國債發行量擴大至1600億美元。而這60億美元國債中，幾乎一半要用於支付既有債務的利息，《亞洲華爾街日報》稱這種經濟增長為「扭曲的經濟增長」。 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記憶猶深的人，都會在大陸今天的財政政策和金融現狀中嗅到火藥氣味。在大陸，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正越來越大。而中國政府因應的措施，就是圍繞一個中心思想，現在借錢以後還債，好歹混過今天。可是，明天呢？這種人工製造的經濟榮景，真的可以維持20年嗎？我才不信！ 新聞出處：今周刊 於 May 03, 2001 at 23:59:55 刊載： 作 者：今周刊 文?莫 非(上海傳真) 掌管中國大陸一六五五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共最高官員李福祥，去年因自責外匯監管不力，造成逾百億美元資本外逃，在北京一家醫院七樓跳樓自殺身亡；而他的前任首長朱小華，雖是朱鎔基的愛將，也因在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期間，所批准的幾筆中資企業外逃資本「語焉不詳」，接受有關當局的調查。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引進大量外資流入內地，但同時卻也有相當規模的資金透過非正式管道流向海外。儘管中共每年都信誓旦旦地標榜引進外資，但對資本外逃問題，向來總是輕描淡寫。 假三資企業、貿易轉讓、黑市仲介引導資金外逃 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吳曉靈曾表示，去年被非法套取的外匯資金近百億美元，但是據大陸知名經濟學家樊綱的測算，去年外匯流失高達四八○億美元，經濟學家「嚴謹的」統計數字竟然比官方估計的要高出五倍之多！其中大有文章。 北京大學近期發表一份長達一五六頁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自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外匯流失，估計總額已達九八八億美元。其中，一九九七年約為三七四億美元，一九九八年為三八六億美元，一九九九年為二三八億美元。 而官方相對「保守」的估計幾乎打了四折：一九九七年為一六九．五億美元、一九九八年為一六五億美元、一九九九年為九八億美元。如果北京大學的這份研究報告是準確的，那麼中國大陸的資金外流問題恐怕不輸台灣。 中國大陸自一九八五年以來，資本外逃占外債的增長比率已超過五○％，成為世界上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與阿根廷的第四大資金外逃國家。換言之，大陸大量向外舉債的同時，卻有相當數量的資金透過假三資企業、貿易轉讓、黑市仲介等各種途徑流失出境。 四大怪現象讓外資只能當配角 造成資金外逃的原因，在於內地大量的中資企業為享受政府對外資企業在稅收上實施兩免三減半優惠政策，不惜以各種不法手段將資本外移，在境外以私人名義設立一批新公司，然後再將原來的資金回流到內地以冒充外資，最後再與自己在境外的中資企業進行合資。而該合資企業實際上都是透過內地的中方企業來墊付出資額。從某種程度來看，等於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外合資企業。 不過，與委內瑞拉等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後致使外資抽逃的性質相比，大陸的資本外逃則更具有「中國特色」，亦即由中資自己唱主角，真正的外資只是配角。造成這種怪現象的原因大抵有四： 一、制度漏洞大開方便之門：由於大陸對財產權利的法律保障仍不健全，個人所得稅又較高，人民對資金毫無安全感，加上政府部門貪汙腐敗現象嚴重，法人枉法走私盛行，外貿企業、海關及涉外管理機構，皆各自為政未能有效協調。 二、大陸經濟成長的不確定性：隨著大陸經濟成長逐漸下滑，以往被高增長所掩蓋的許多信心問題開始暴露出來，諸如產業結構不合理；供給、需求不平衡所造成的相對過剩；城鄉差距拉大，導致居民消費能力不強而使得內需不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仍未能徹底轉虧為贏；而大量的工人下崗，更提高人們對於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中國第一大出口國美國，經濟形勢並未因降息而有所改善，致使大陸對美出口大幅萎縮。 開放Ｂ股企圖阻止外匯失血 三、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降低：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對於人民幣貶值的強烈預期，乃至中國人民銀行七度降息，緊接著出現徵收利息稅、實行儲蓄存款實名制等金融政策，皆降低了存款、債券等本幣資產的收益率。因此，為追求資金收益，內地大量外匯出逃到美國去買國債，這也是近期大陸開放Ｂ股給內地人投資，企圖阻止外匯流失的考慮因素之一。 四、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過高：大陸對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高於國外，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隨著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個人金融資產的快速膨脹，在交易成本過高下，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據統計，目前國有中資企業在海外已建立近九千家企業，利用與內地母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和貿易轉移，透過發票高低差、資產互換、現金流動等手段進行資金外逃，早已不是什麼祕密。 貿易轉移的具體作法，亦即在進口時，由國外供應商開出高於實際貨款的發票，進口商憑進口許可證申請用匯，供應商將差額直接存入進口商在國外的帳戶。出口時，再由內地供應商開出低於實際貨價的發票，國外進口商則將差額轉存入出口商在國外的帳戶。 人民幣貶值壓力不小 大量中資企業低報出口獲利、超報出口支出，在境外截留外匯。而為謀求集團或個人私利，與外商勾結，以逃債、毀約等形式，使應收的外匯不收回來，而是分成後轉移到個人帳戶上，藉由高報進口、低報出口，將外匯差額轉移至境外。 甚至對外投資時低估資產價值，或是隱瞞、截留境外投資收益；或以從事進口業務之名，偽造進口合同和海關文件，從銀行騙買外匯；也有以出國旅行為由，從銀行進行頻繁的小額騙匯後，將資金轉移出境；也有相當一部分存入離岸銀行帳戶而未匯進大陸。 中國雖然已被公認是二十一世紀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外匯管理上的混亂和每年持續的巨額外匯流失問題，即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只能盡量拉長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時間，以及拖延外匯管制的放寬期限。 可以確定的是，外匯流失已為人民幣的匯率穩定，帶來極大壓力，因為大陸官方一方面減少外幣供給，而另一方面卻又增加對外幣的需求，這個問題如果再持續下去，必然造成人民幣匯率失守，甚至釀成金融危機。 政大國關中心昨天在向陳水扁總統提出「中國內部情勢評估報告」時指稱，大陸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財政赤字、銀行壞帳、國企改革緩慢、法制架構無法建立、全國市場建立困難等五大難題¡大陸社會並呈現貪腐嚴重、貧富差距、民族分離、價值空虛、人口膨脹等五大亂源，對大陸社會的長遠發展形成不穩定因素。 這是政黨輪替之後，國關中心首度向陳水扁總統彙報有關大陸政經社會情勢。不過，與國民黨互動密切的國關中心主任何思因剛好出國，改由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副主任吳釗燮率領多位研究員出席簡報，並由總統府對外發布評估報告的要點。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張榮豐等人均出席會議。 國關中心在評估報告中指稱，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大陸的財政收入佔ＧＤＰ的比例，已從七○年代末的百分之廿八，降至九○年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四。它所面對的經濟難題，都是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財政改革不斷擴大稅基，但隨著近年大量發行公債，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 在金融問題方面，中共雖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但國有銀行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 至於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因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只好減緩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福利機構。近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抗議事件。 評估報告並指出，中共在改革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法律體系架構無法建立，市場經濟活動的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政府官員貪污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對於大陸社會出現的五大亂源，國關中心指稱，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大陸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同時，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預計中國大陸進入ＷＴＯ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評估報告並說，由於少數民族佔據著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 http://news.yam.com/cna/china/news/200204/200204091340137.html (中央社台北九日電) 大陸會計師作假帳的問題嚴重，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此特地在北京指出，大陸全體國有大型企業的總會計師都必須到國家會計學院受訓，接受不作假帳的教育，否則就沒有資格再擔任總會計師。 香港文匯報報導，按照朱鎔基的要求，中共已展開總會計師的培訓工作。從今年起，擬分期分批把大陸國有大中型企業總會計師及其後備人員輪訓一遍。每期脫產培訓時間一個月，每年計劃培訓四千人次，北京、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各培訓兩千人次，廈門國家會計學院建成後，承擔同樣的培訓任務。 報導說，中共中央企業工委、中央金融工委、國家經貿委所屬企業的總會計師，將首先自下個月起在會計學院接受在職培訓，屆時有兩百五十多人受訓。 受訓的學員，學習期滿經考試合格後，由北京、上海兩個會計學院發給「總會計師崗位培訓證書」。 據指出，中共之所以要培訓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總會計師，與會計師作假帳的現象嚴重有關。朱鎔基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視察時曾大聲疾呼「不作假帳」，並題詞警示。 朱鎔基說，「會計做假，你讓我們領導層怎麼決策？對形勢的估計就會出現錯誤。國有企業改革真要成功，它的帳目必須是真實的。什麼叫現代管理，財務管理最重要。大家都得要做真帳。」 2001.10.14 中國時報 王綽中/北京專題報導 今年來已經慘跌的大陸股市，在大陸國慶七天長假前，市場上出現了國有股減持方案將要作重大調整的利多消息，但在假期將結束時，美阿開戰，十月八日開市後，股價繼續下挫。以上證指數為例，今年下半年以來，跌幅已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到週五收盤只剩下一千六百多點，大陸股民嚴重套牢的比比皆是。這波股市重挫也驚動了中共高層，當前如何挽救大陸股市已成為總理朱鎔基棘手的問題。 九一一事件對未來大陸經濟發展影響到底有多深，許多大陸的經濟專家目前多不願公開預測。但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中，今年前半年中國大陸成長表現亮麗。「國際貨幣基金」在八月時預估，大陸經濟今年將強勁成長百分之七點五以上；在九一一事件後，「世界銀行」在九月底也發佈的報告指稱，大陸近期經濟前景仍然看好。在世銀的報告中還分析，加入ＷＴＯ和「奧運效應」預計會對大陸投資和期望產生積極影響，從而抵消美國九一一事件可能對全球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國際金融機構都看好大陸今年經濟成長可以超過百分之七，而且今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成長仍保持百分之七點九的高速度，可是在九一一事件後，大陸各項經濟成長指標已有大幅下滑的趨勢，特別是出口成長；很多北京經濟專家擔心，九一一事件對大陸經濟負面影響的效應，會在明年第一季彰顯出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經濟學者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即表示，大陸很多外貿企業的訂單都是在九一一以前取得的，最近國外訂單已有明顯縮減的情形。 事實上，中共財政部長項懷誠在本月初即透露，今年前七月大陸出口成長僅為百分之八，比去年同期百分之三十五的成長速度大幅下跌，甚至六月份單月出口還出現了之百分之零點六的負成長。 過去拉動大陸經濟成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目前可能只剩下兩駕了，未來能否拉動大陸經濟增長，已成為大陸今年經濟成長「保七」的關鍵。 據中共公佈的有關資料顯示，今年前半年大陸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百分之十點三，對上年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九一一事件後，中共財經部門官員已經感受到必須有效刺激內需市場的壓力，以彌補出口的衰退，否則今年經濟成長將很難達到百分之七。目前大陸極低的銀行利率已經很難再調降來刺激景氣，為了擴大內需，中共當局在本月初又大幅調高了公務員百分之十五的薪資（今年初大陸公務員即曾調薪百分之十五）。 至於投資拉動經濟成長的部分，北京的經濟專家多比較樂觀。今年上半年大陸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百分之十五點一，其中房地產投資最為引人注目，加上北京申奧成功，大陸房地產投資更熱，九一一事件後，中共財經部門官員就希望將房地產業當作大陸經濟增長的一個「自主性引擎」；今年底中共即將加入ＷＴＯ，許多境外趕在入世前卡位的資金也如潮水般湧入。 九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只有一個多月，市面上除了人民幣有明顯的升值壓力，油價也有蠢蠢欲動的趨勢，由於民眾預期心裡，目前油票已經很難買到，但整體的經濟秩序和物價仍十分穩定。雖然有大陸經濟專家在上週預測今年的經濟成長仍應該會有百分之七點三至七點五之間，但語氣已經不是那麼有把握了。 文／張文豪 外資企業；與海外金融關係緊密相聯。 中國這個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不良資産市場即將全面對外開放。相關法規正在制定之中 7月3日，北京召開全國性外資工作會議（上一次這種規模的會議是在1997年底，亞洲金融風暴正烈之時）。總理朱鎔基在講話中提及，要「積極探索外資參與金融資産管理公司處置和重組部分不良資産的新途徑及其管理辦法」。此番講話，旋即引起了國內外金融業、企業界乃至媒體的注意，許多人將這片言隻語理解爲外資參與中國不良資産處置實際操作性法規即將出臺的信號。在此之前，外經貿部、財政部和人民銀行已聯合起草了《金融資産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産重組和處置的暫行規定》，並上報國務院。 種種迹象表明，在亞洲，中國這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不良資産市場即將全面對外開放。 早在1994年，中國就開始了有關銀行不良資産及其解決措施的討論。到今年上半年，信達、東方、長城、華融四家資産管理公司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産的接收工作基本完成，接收金額共達1.4萬億元人民幣。不良資産處置工作正在全面啓動。 但要用10年時間處置1.4萬億不良資産，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截至去年底。信達、華融通過處置不良資産回收現金也不過分別爲50餘億元和5.3億元。於是，尋求多種回收渠道就成爲一個關鍵問題。各資産管理公司瞄準了近年來在日本、韓國和泰國處置不良資産工作中大展身手的國際大型機構投資者，而外資對參與中國不良資産的處置也不無興趣，這項業務己越來越被外商視爲進入中國市場的捷徑。 安達信高級經理陳少瑜指出：「從資産管理公司手中收購資産雖有風險，但也有機會買到含金量高的資産，實現物超所值的收購。對生産型企業來說，收買現成的工廠，總比另起爐竈一切重新開始效率高。」 華融總裁楊凱生今年2月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說，外資介入不僅會加速中國不良資産的處置過程，而且將爲外商在中國投資提供「最便捷」的途徑。 事實上，不只是外國投資者單方面表現出參與處理中國金融不良資産的興趣，國內各資産管理公司對開拓不良資産處置國際市場業務的興致也正濃厚。 蚌埠熱電廠專案：舊瓶裝新酒 第一筆成功引入外資處置不良資産的是由信達經手的蚌埠熱電廠專案。 蚌埠熱電廠是安徽省最大的區域性熱電聯産企業。1998年底，該企業的資産負債率爲91.52%，累計虧損7671萬元。其中，對中國建設銀行貸款本息總額爲1.73億元。 1999年9月20日，信達資産管理公司從建設銀行接收了對蚌埠熱電廠的債權，之後即制訂了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處置該筆不良資産的方案。2000年3月9日，信達與外方簽訂一攬子協定，主要內容包括：一、由美國聯合能源公司、美國超洋金融公司與蚌埠熱電廠聯合成立中外合作經營公司「安徽新源熱電有限公司」，外方以現匯出資，占股70%；中方以機器設備、土地、廠房等資産出資，占股30%；二、外方出資結匯，主要用於償還信達公司債務；三、信達公司對蚌埠熱電廠剩餘債權的大部分轉由中外合作經營公司承擔，並按照正常貸款利率計息和重新簽訂分期還款協定。 重組後的變化是明顯的。合作公司新源熱電成立後經營良好，資産負債率降爲33.3%，到今年2月底累計實現淨盈利920萬元，信達公司債權也得到了較好的處置。到今年4月3日，信達公司已回收債權本息8512萬元，由合作公司承擔的保留債權，可以正常收息，加上以企業的資産做抵押，已轉變爲優質債權。 截至今年4月3日，境外投資1400萬美元已足額到位。「吸引外資成功與否，關鍵還是看外資的錢有沒有到賬，這才是你的債權或其他形式的資産是否賣出去了的真正標誌。」信達投資銀行部的肖林說。 華融不良資産競標即將啓動 中國一定不會強 中國的地雖然很大,但沙漠高山佔了一大半 中國的地雖然很大,但海岸線很短內陸交通不便 中國的地雖然很大,但資源有限-----如石油 黃金 中國的地雖然很大,但沒有優秀的大企業-----如波音微軟 中國的人口雖然很多,但優秀的人才不多----沒有外來優秀移民 中國的人口雖然很多,但優秀的思想不多----人民沒有思想自由 所以中國一定不會強! 豬弄雞 回應時間：08/11 (10:30)回應內容： 政大國關中心18日首度向陳總統進行有關中國內部情勢的報告時指出，台灣部分媒體對中國投資環境做了「近乎完美」的報導，卻對中國大陸四大銀行其實逼近破產邊緣、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嚴重、民族主義高漲、貪污腐敗嚴重等潛在危機避而不談，將誤導國人美化中國的投資環境。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主要的問題還是在經濟，包括： 一、財政問題：財政破產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大陸自不例外。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已從70年代末的28%，降至90年代的12%到14%。 中國內部面對的經濟難題，從銀行壞帳、都市失業工人安置、到農村攤派，都是政府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大陸自94年以來就不斷擴大財政改革稅基，但近年北京政府在海內外大量發行公債，其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而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比中央政府更加嚴重。 二、金融問題：93年中國14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金融改革，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漲。但國有銀行超過80%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根據官方數字已超過20%，實際數字一般評估則在40%左右，四大銀行其實早已破產。 三、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要原因仍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因此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所以只好減緩國營企業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社會福利機構。 但這終究不是解決之道，近來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各種抗議事件。目前都市失業人數據信已高達七、八千萬（農村的低度就業人口也高達一億五千萬左右），在加入WTO之後，國企與下崗工人的問題將更形嚴重。 四、市場經濟法制架構無法建立：為維持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相關的法律體系架構一直沒有建立，市場經濟活動中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各級政府官員貪污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中國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五、全國市場建立困難：財政權力下放的結果造成各省各自為政、保護主義興起及區域發展不均等的現象，中國市場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上是分割越來越嚴重。如果中央不扭轉這個發展趨勢，建立全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會更大，中央要維持有效領導的難度也將增加。 另外，政大國關中心也指出，中國大陸社會有五大亂源，分別是： 一、貪腐問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說法，中國大陸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銀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共中央黨校一百多位廳級領導幹部學員問卷調查顯示，在所列的13個社會問題中，「腐敗」以24.3%居於問題最嚴重的首位。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二、差距問題：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在貧富差距上，根據統計，社會中最富的20%已經擁有全社會46.6%的財富。 而最富20%之收入為最貧20%者收入之8.03倍。從78年到97年，中國大陸GDP中，東部地區所佔比例由52%上升到61.4%，西部地區則由17%降為14%。而城市居民的平均所得在94年約為農村居民的3.39倍。預計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三、民族問題：中國大陸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人口並非很多，但是由於許多少數民族佔據著中國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 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疆獨運動已經在新疆地區和大陸內地製造了許多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武裝攻擊事件，為大陸的社會穩定蒙上了陰影。另外，西藏由於達賴喇嘛在印度德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又有西方和印度支持的背景，也是影響中國大陸較大的另一少數民族問題。 四、價值空虛問題：從80年代以來各種氣功團體的興起，與各種大小宗教團體的迅速擴張，一直到法輪功的崛起和到如今的受打壓，其實都反映整個社會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所產生的價值空虛問題。 中國大陸學者自已認為，現在中國大陸由於受到經濟發展中強烈物質主義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理想的破產，整個社會已經形成道德的困境，包括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非道德主義氾濫、社會道德控制機制弱化等情況，中共政權只能以「愛國主義」這種空洞的口號作為凝結社會的號召，這種道德價值空虛的情況將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缺乏最終穩定的基礎。 五、 人口、環境、資源問題：中國大陸社會另一個深沉的結構性不穩定來源，就是由於膨脹的人口與不斷被破壞的環境，和面臨枯竭的資源之間所形成的巨大緊張關係。作為一個後進國家，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 另外，中國大陸的一些重要資源，如水資源、能源、耕地等，一方面隨著發展，需求愈來愈大，但另一方面供給卻愈來愈貧乏，這對於一個世界人口大國、且又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國土一小部份的中國大陸而言，將形成一種非常脆弱的資源供給局面，造成社會長遠的不穩定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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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1 00:06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2002年4月23日 星期二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4/23/15999.html【看中國報道】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大陸財經問題撰稿人，他從經濟層面入手，聯繫共産國社會矛盾激化的政治現實，說明中國的所謂“亞洲奇迹”，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以及官商權力資本以一種近乎洗劫的方式，極力支撐出來的表面繁榮。今天，中國權貴資本製造的多重社會矛盾已經達到頂點，它一旦爆發並引起連鎖反應，中國將整體性崩潰，前景可畏。在文中，作者描述了中國的危機可能從哪里開始？以什麽樣的方式發展，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文章指出，如果危機失控，中國的版圖將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被撕成碎片，最後甚至連原有的民族國家也保不住。本文不但適合股票投資人和依賴存款養老的中小有産者作爲理財參考，而且也適合中共國工農弱勢階層瞭解他們今天一無所有的真正原因和鬥爭方向，甚至更有益於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知識份子作爲參照、效法的榜樣。爲了便於閱讀，中華評述對文題（中國的崩潰）和文中小標題都作了修改，希望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能花時間仔細讀一下這篇長文，領會本文精闢敍述所傳達的深刻含義。�h �h�h �h 在前兩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冊子“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克魯格曼先生做了一個讓中國人疑惑不已卻又不寒而慄的設問：下一個是中國嗎？他的意思是說，在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崩潰之後，中國----這個“亞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個即將崩塌的神話？�h �h 雖然，中國有所有已經遭遇流行病襲擊的亞洲國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等等，但作爲一個比其他亞洲國家龐大得多的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自己與衆不同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特點，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爲什麽獨獨中國能夠倖免於那一場可怕的災難了。可能正是鑒於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棘手程度，克魯格曼在提出了這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之後，並沒有給出答案，便匆匆結束了他的討論；雖然，他明確地將中國歸爲他所謂的“壞”的經濟體----那種即將進入危機狀態的經濟體。�h �h 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僅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蹂躪，而且繼續以其慣有的高增長姿態傲視全球。在危機之後，中國仍然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速度連續增長了四年，在許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裏，中國的這種奇特表現已經成爲世紀之謎，因爲它對我們的常識構成了挑戰。難道，常識真的要被證僞嗎？還是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像？ �h�h �h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一九九七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於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爲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彌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過是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種漸進模式的另一面。�h �h 當此時，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然而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爲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種以GDP爲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麽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借助于這些以龐大的以公共開支爲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源源不絕的外來的、尤其是港臺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周旅遊人群。呼應於這種新的形象，那些對亞洲模式曾經有過深刻懷疑的人們終於丟掉了他們最後的一絲警惕，以自己的熱情和行動匆匆投入了“中國世紀”的合唱。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僅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樣板意義的特大城市；中國不僅意味著讓人心動的機會，也可能同樣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讓我們來看一看實施這種被中國領導人稱爲“擴大內需”、卻被我稱爲“類凱因斯療法”所付出的代價吧！ 我之所以將這種政策稱爲“類凱因斯療法”，而不是克魯格曼所推薦的“凱因斯療法”，是因爲實施同一政策的並不是同樣性質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因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在這種契約中，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採取干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中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實施同樣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正是出於這個區別，我們將會看到同樣一個政策將導致何等南轅北轍的效果。 人們還記得，在九○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價還價之後，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幹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與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爲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壞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爲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h �h�h 雖然已經有經濟學家正在悄悄談論中國爲一枝獨秀所付出的代價，但更多的人們則開始以他們實際行動對百分之七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質疑。就在今年，當中國人大以慣常的虛僞姿態總結政府去年的成績時，大慶----中國極具象徵性的國有企業，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我們雖然很難判斷這是不是中國漸進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號，但這一事實強烈的暗示我們：中國，可能是一個假像。 �h �h 我們不能說，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但這四年爲了維持面子上的繁榮而採取的竭澤而漁的政策，無疑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而最重要的代價可能是，中國可能已經錯過和平改革的最後機會。現在，讓我們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後，看一看中國的另外一面。 �h �h1.瀕臨絕境的國家財政 �h �h雖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指標和標準來爲自己的財政政策辯護並維護本國財政的穩健形象，但很顯然，這裏面存在嚴重的誤導。這倒不僅僅是因爲中國財政數位的虛假，而是因爲有大量的國家負債完全無法統計。有中國經濟學家私下裏作過估計，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十三萬億左右。但這位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工資拖欠似乎沒有足夠估計，有資料披露這一數位已經達到二萬億左右，如果考慮進這一因素，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率可能已經接近或者超過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國中，日本的這個比率已經是全球之冠了。 �h �h 與此同時，爲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鋼性開支增長，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政府一直都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的非法收刮。基於我們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理解，稅收的最終承受者肯定是中國的中下層階級，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中國社會日益增多的抗稅事件以及不斷升級的怨恨情緒中感覺到。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年，國家稅收連年以兩倍於GDP的速度增長，而剛剛過去的二○○一年度，這個數位已經是同年GDP增長速度的三倍。從中國民間業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這個數位繼續高位增長的潛力已經十分有限。換言之，中國社會的稅收潛力與中國政府日益膨脹的財政胃口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將在未來幾年達到高峰。 �h �h 2.難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h �h 日本最近十年來的令人難堪的經濟表現被普遍歸結爲銀行體系的嚴重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恐怕還算不得最壞的學生。按照最悲觀的估計，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但這個數位與中國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按照中國官方最新的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達到百分之二十六，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與國際機構的一致懷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異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人們普遍猜測，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嚴重程度，恐怕已經遠遠超出最高主管官員的估計，這種猜測正在越來越多的銀行腐敗案件中得到證實。這幾年，在中國人民銀行試探性地關閉了幾家信託投資公司之後，其真實情況與人們估計之間的差距讓所有人大吃一驚。與此同時，中國在一些地方試行的貸款“五類分級”制度卻一再受阻，原因很簡單，這種符合國際慣例的分級制度將大大增加銀行的不良比例。形勢的確相當惡劣，但從中國官方一再擱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表現出相稱的緊迫感和勇氣。顯然，這已經事涉難度和風險同樣巨大的政治改革；從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這一點。 �h �h 一個流傳頗廣的例子有助於外界瞭解國有銀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一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一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厚厚一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中國國有銀行之腐敗低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中國銀行業經營問題的爆炸性的話，那麽下面的事實將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爆炸後的災難程度。就在最近即將在中國大陸上市的招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中，人們發現，這家被普遍認爲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銀行，其離岸業務的壞帳率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三以上，這讓那些對中國銀行持最悲觀態度的人都大爲震驚。 �h �h 然而，中國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有多麽危險的指標或者資料，而是它體現了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佔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與監督，這種揮霍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爲他們是在爲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從宏觀上講，中國的金融、財政包括資本市場徒有現代經濟之表像，但其在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卻無比巨大。 �h �h 曾經有中國學者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産出增長率應該是百分之十，但九○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始終低於這個水平。對照中國增長模式與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在這種模式中，中國可能更是一個極端案例），已經有人開始懷疑，中國是不是早在九○年代中期就已經陷入了與日本一樣的“增長型衰退”。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在今後幾年，中國就非常有可能進一步跌入“增長型蕭條”。果如此，中國在漸進改革中長期積累而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各種尖銳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噴發的時機。 �h �h 最近幾年，夾雜在表面上“中性”但劑量卻不斷加大的“類凱因斯療法”的浮躁中，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趨勢性變化。與上面那些靜態並且廣爲人知的資料相比，這些動態的趨勢已經和即將顯示的冷酷力量還不太爲人所知。 �h �h 3.權力資本突擊圈錢、洗劫民間財富 �h �h 權力資本一直寄生於中國漸進改革的體制縫隙中，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甚至是倒退，權力資本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機會在合法的體制中大量複製。雖然這種後果是中國漸進改革（本質上卻是在維護秩序穩定的約束條件下，無原則地刺激“權力”的積極性來推動的改革）的一個邏輯必然，但最近幾年的“類凱因斯療法”無可挽回地加速了這一進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h �h 第一，由於醉心於短期的經濟表現和屈服於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體制改革已經完全處於懸空狀態；這一點，相信所有密切關注中國制度改革的人們都能夠觀察到。反過來，短期經濟表現的“優異”又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傲慢，他們似乎真的認爲，他們完全可以忽視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最基礎的制度和文化準則，而走出一條“天才”的捷徑來。這幾年，制度改革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他們的案頭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濃厚機會主義色彩的個人靈感式的藥方和興奮用品。然而，改革停滯的嚴重後果正是在這種自我麻醉的幻覺下開始發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喪失，經濟中的國家壟斷開始捲土重來。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表現。 �h �h 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凱因斯療法”在一個自由市場意識深厚和監督體制健全的國家中，或許可以作爲一種短期應急政策。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和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中，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復辟，這與中國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標恰好背道而馳。道理很簡單，短期經濟的突擊式增長必然要以資源的集中使用爲條件，這與我們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中國的民間財富已經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趨勢。通過稅收，通過毫無約束的借貸，通過股市募集，通過各種對行業的壟斷與封閉，通過各種橫徵暴斂，中國的民間財富在近幾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規模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僅有。要緊的是，在這個活動中，最大的受益者並非是形象中立的“國家”，而是那些打著國家旗號的權力資本。這當然不止于經濟學家口中輕飄飄的“擠出效應”，而是對毫無抵抗能力的民間社會的一種致命吞噬。事實上，政府權力的擴張已經成爲權貴資本主義的催化劑。注意，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護下，盤據在各個層級的權力資本一次突擊的圈錢行動。市場和權力變成一部分竊取者的私器，市場和政府同時失效。 �h �h 現在的情形是，權力資本已經完全與現體制一體兩面，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主流的意識形態。綜觀目前的中國，哪一個領域，哪一級政府，不充滿權力與資本的體制性勾結？與這種潮流相對應的是，一度在九○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國社會重新回潮。不過，它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爲主以商爲輔的“官商本位”。在這種不可抗拒的挾迫下，中國剛剛出現的民間資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轍。雖然，這幾年，中國一些重要領導人以罕見的個人方式反擊了這種勾結，但體制的力量從來就要比個人的道德勇氣強大得多。我們看到，這些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看來完美無缺的清官，已經徹底地被他們所置身的體制所制服；可以想象，這些“清官”將帶著對這個體制的巨大疑惑遁隱於中國歷史的舞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轉軌已告完成，強盜資本主義以另外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佔據了中國社會的絕對主流。這種隱蔽方式危害性在於，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攫取社會的全部新增財富。在某些人那裏，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進”（只要社會的總體財富還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許多人願意接受的“帕雷托改進”。對於這種情況，我們特別要提醒一些遲鈍的經濟學家，只要掠奪財富比創造財富成本更低，權力資本就會選擇掠奪而不是創造。在這種情形下，全社會的“帕雷托改進”就只能是一個設想，也僅僅是一個設想。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趨勢。 �h �h 4.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地惡化 �h �h綠色�h �h �h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麽新問題了。按照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的說法，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即是中國問題。這個意思是說，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必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未來。這顯然是一個常識性的知識，然而不幸的事實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爲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 �h �h 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爲軸心的分配體制，佔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爲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標。因爲，以政治權力爲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種分配壓力轉嫁給處於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機，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而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地比喻爲“幹部資本主義”。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種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製造者，這與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並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種壓力。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於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於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地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並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於他們剝奪的物件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種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h �h 當然，這種迅猛的事態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於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種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機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種機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這就是爲什麽，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籲舒緩農民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據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應。這麽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機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種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種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 �h �h 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百分之八十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於我們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份子對這種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癒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與以公正的起點。 �h �h 從八○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後，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爲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準確（我以爲，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爲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幾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 �h �h 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與農民同時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能夠清晰揭示這種趨勢的是，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在不斷攀升。雖然，官方一再以玩數位遊戲的輕浮態度來對待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般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走進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在遭遇失業的困擾，已經有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這裏，我們看到中國強有力的傳統家庭紐帶正在成爲中國社會秩序最後的避難所。 �h �h 在中國，城市下層階級喜歡用那些明顯具有寓言結構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現狀的絕望，但的確，這種聳人聽聞的悲慘故事正越來越具有真實性。許多中國人都讀過一篇關於城市貧困情況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中國瀋陽的鐵西區----一個在計劃經濟時代令人自豪工業區，現在已經變成中國城市貧困的代名詞，其蕭條與困苦的情形讓人沈默無語。 �h �h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在道德上讓人難以接受的苦難，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競爭的結果；它不是中國社會轉軌的正常代價，而是完全失控的貪污和腐敗的代價，是完全缺乏規制的僞市場的代價，這正是中國城市失業和貧困問題特別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爲，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正常的社會能夠一邊長期承受高失業率的折磨，另一邊卻安然接納大規模的腐敗。在中國，我們更傾向於相信，這兩者本身就互爲因果。令人憂慮的是，中國的權力階級正在用可怕的虛妄來壓抑這些人的正當訴求。 �h �h 退一步說，如果一部分人的貧困是中國轉型的必然代價，那麽政府和社會各階層就應該勇敢的承擔起維護他們尊嚴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責任。然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道德上，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都沒有對此做好準備，而財政的困窘所導致的社會保障資金的匱乏無疑會使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換句話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有實質性好轉的希望，中國貧困人口的比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h �h 我們判斷，從九○年代中期、尤其是一九九七年年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對增量財富的爭奪轉移到對存量財富的爭奪，這是一場秘而不宣的戰爭。這一方面是因爲經濟總量增長開始遇到瓶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許多對中國現實生活比較敏銳的人們，早就感受到了這種不祥的氣氛。如果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將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大幅矯正中國改革極度扭曲的分配機制，從而重塑中國的改革動力，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許真的能夠成爲一個成功經典。但很明顯，中國政府對這種信號缺乏應有的警覺，這與中國漸進改革一路走來的機會主義路線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領導人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與經濟增長速度等同起來，這被通俗地叫做：發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國領導人眼裏，沒有增長速度就沒有合法性，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爲：沒有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以上的速度就沒有合法性。九○年代中期之後，這種幼稚的執政思路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明顯與中國社會的真實脈動不相吻合。 �h �h 基於上述判斷，我們推測，在下一個階段存量財富的爭奪中，還會不斷有人成爲權力資本的犧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產階級。一個以壟斷權力爲基礎的掠奪體制是很難自我約束的，對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僥倖心理。明乎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如果，將現在的中國嵌入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背景中來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與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h �h 一個數量龐大但困苦不堪的農民分佈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幾個以外國資本爲主但卻佔據了GDP絕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離開了土地而又無法在城市棲身的流動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遊動，一個僅僅代表官僚和官僚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結構，一個被深入骨髓的腐敗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財政體系。這個奇特的組合又一次出現在了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中，而這個組合之間無法化解的緊張和衝突，正是中國上一個世紀屢屢導致悲劇的根本原因。每一個時代的大衆都總是以爲自己在開創全新的未來，但經常，我們不過是在重復歷史。想要掙脫歷史的宿命，人們就必須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中國會發生危機嗎？或者問，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會成爲危機的輸出國嗎？回答是，是的，中國已經具備發生一場大規模危機的所有要件。 �h �h 誠如前述，中國的改革是以權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爲動力的，與此相對應，其經濟增長也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爲代價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時間裏，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的衰退或增長型衰退，注意，是長期而不是短期，因爲在這種模式中，我們大概很難看到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周期。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頗爲神似，就象日本在九○年代後經歷了長達十年的衰退一樣，中國也同樣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種衰退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要比日本脆弱得多；這種脆弱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長期壓抑和積累，顯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國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資源----經濟增長開始流失，那麽經濟增長與賴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負反饋：政府越是沒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難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 �h �h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九○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處於普遍的失範狀態，社會自我維持和自我修復的能力蕩然無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在極小的程度上發揮作用（比如說，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國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嚇基礎上的鋼性秩序，這對於一個人均資源匱乏、處於轉軌中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聯繫就可能被仇恨和貪婪撕裂。那麽，中國會發生危機嗎？簡單的答案是：是的。 �h �h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這個話題已經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實卻一再否定了這些先知般的預言。難道，所有這些預測都錯了，而僅僅是某些“敵對勢力”的一廂情願嗎？不，所有這些預測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依然在那裏，甚至比從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國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樣，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國，GDP就是這個“水”。只要“水”漲的跟水下的石頭一樣快，石頭就不會冒出來。但現在，“水”的漲勢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頭卻開始瘋長。所以，中國的危機恐怕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而對於我們，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個危機將從哪里開始？以什麽樣的方式發展，並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 在我們的視線中，在未來幾年裏，可能引發危機的一些重要線索正在逐漸清晰： 1.金融危機 按照正常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早就處於破産狀態，無休止的壞帳和普遍的腐敗已經將銀行可憐的資本金吞噬一空。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受到獎勵，人們仍然在將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巨大的黑洞，而這（新增存款），正是中國的國有銀行能夠苟延殘喘的唯一法寶。這種現象讓許多人迷惑不解，雖然許多人有意無意將此歸功於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很顯然，這並不是問題的真相，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在一個受到嚴格資本管制的國家裏會有大量的資本外逃。在最近幾年中，中國資本外逃的數位甚至超過了資本流入。所以，對這個現象的最好解釋只能是：人們並非太信賴政府，而是太依賴政府。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將錢存入國有銀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沒有任何其他存放財富的途徑。但是，這種反常的現象肯定維持不了多久了，外資銀行的介入將會給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以致命一擊。這些勢力強大，信譽良好的外資銀行，很有可能斷掉中國銀行業賴以苟活的最後一滴奶水。在事關自己財富安全的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時看上去非常愚鈍的中國儲蓄者，他們將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學會選擇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儲蓄辦法。對於這種結局，中國的國有銀行如果寄望於存款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銀行業務的無知，大概很不現實。 根據現有的入世時間表，外資銀行直接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預計，在三到五年時間裏，中國的大城市中將會出現擠兌中國國有銀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種具有極強傳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現，就有可能火燒連營，勢如卷席。對於中國銀行業來說，這既是開始也是結束。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的災難，更是政府信用的災難。人們看到，在九○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現體制正在越來越隨意地揮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們推測，銀行的破産將可能是壓垮政府信用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政府無力也沒有足夠信用對這些國有銀行進行重整的情況下，外資銀行部分接替中國政府的角色來進行這項工作將是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可能選擇之一。 由於外匯的嚴格管制，中國雖然成功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對其金融體系的衝擊，但導源于內部金融危機的風險卻正在急劇升高。現在就可以印證這些趨勢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銀行倒閉案已經時有所聞。 2.城市下層階級的大規模騷亂導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遍及城鄉的抗議事件不斷發生。由於農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國改革這一階段主要的受損者，所以這種抗議事件多數分散地發生在這些政治邊緣地帶。然而，隨著中國改革受損者的增多，這種抗議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趨勢，最近大慶油田以及遼陽所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是這種趨勢的明證。 與九○年代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不同的是，最新發生的這些抗議事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組織性和持續性。這一點，從最近發生在東北遼陽的大規模示威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人們看到，這次示威是七個國營企業的職工聯合舉行的，很顯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組織和工會領袖在領導。而大慶油田所舉行的工人示威則突出說明了，中國改革的受損者，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領導人爲了維持穩定所要極力依靠的物件。改革危及這批人，不僅表明中國政府保護能力的減弱，也同時表明中國的社會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跨行業，跨城市、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工人運動可能成爲這一階段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景觀。就象九○年代末期的“法輪功”現象所表現出的耐力一樣，這些新型的工人運動將不大可能滿足於一廠、一市的規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它們就可能與其他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提出系統和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到目前爲止，大慶和遼陽的工潮已經持續了十幾天，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這次工人運動所顯示出的生命力相當罕見。 由於這些以大城市、大企業爲基地的工人運動，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將採取小心翼翼但卻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謂將“不穩定扼殺在萌芽狀態”。但百密一疏，如果這種大型抗議發生得過於頻繁，就總有擦槍走火的時候。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局面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因爲，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擠滿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這些人長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層，受到現體制與城市人口的雙重歧視，對現狀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參與將特別容易將工人的街頭抗議運動引向大規模的城市騷亂。 作爲政治權力中心，中國的大城市集中了當今中國最令人生厭的腐敗，集中了當今中國刺眼的貧富差距。在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實際上也集中了當今中國猛烈的騷亂能量。當這些平時我們根本就視而不見的沈默人口突然擁擠在街頭時，那些在人數上遠遠被誇大了的中產階級就會驚奇地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一批人。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上升。在許多地方，警察查驗身份證件的頻率已經達到了相當反常的程度，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爲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漲；而發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針”事件，似乎就是那類具有預示“災難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這的確讓我們感覺到了某種幽靈的迫近。但願，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農業危機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及其連鎖反應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吹噓自己可觀的外匯貯備，宣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固性，許多經濟學家也在以他們從來就不精確的專業知識在論證這一點，但匯率決不僅僅取決於一國的外匯儲備，甚至某些情況下根本就不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寡而變動，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貶值，就是在其外匯儲備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提醒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不是那麽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幣不貶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說，人民幣貶值對大多數行業來說，影響只是多或少的話，那麽對於中國農業來說，就可能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對此，中國總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入世”後，他最擔心的就是農業。實際的情況可能比朱的估計要嚴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已經從一九九八年的一百萬噸上升到一千四百萬噸，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總產量。而由於人民幣的長期高估，中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經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這種情況使本來已經十分疲軟的農產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國農民最新困境的所謂“新東北現象”正在爲這種黑暗未來拉開序幕。 中國農民已經爲中國改革承擔了高昂的代價，即便進一步的打擊不至於引起他們大規模的反叛，也肯定會深深刺痛中國社會的神經。雖然，農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農民----大面積流離失所的農民，將成爲執政者在危機關頭最優先的考量。 從短期看，舒緩中國農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經濟手段，就是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直至中國農民的情況達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國的農業專家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如下降到一比十左右，就能夠在短期內基本緩和中國農業的困難。如果中國農民的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迹象（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幣的貶值恐怕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人民幣貶值同時會帶來一系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和短期資本流入的劇減。這一增一減，將是一個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數位。凡是瞭解中國沿海省份情況的人，就該瞭解中國經濟對外國投資已經形成的高度依賴，沒有外資的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就有可能緊急刹車；而資本流出，經濟放緩，將反過來強化已經形成的趨勢，導致惡性循環。最糟糕的結果是，就象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一旦開始，貶值的幅度就很難加以控制。難以控制的貶值，對政府信用的打擊，將同樣難以控制。在中國，國民對政府信用某種犬儒主義式的依賴，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後一道屏障，這也是爲什麽中國領導人寧願頂住中國農民沸騰的民怨，卻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可以預計的是，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農民已經無法進一步被犧牲，因爲他們已經一無所有。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領導人將被迫在增長速度與農民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在這裏，似乎沒有太平衡的路線。但我以爲，作爲一個明智的領導者，在弱者的生存與強者的發展之間，必須選擇前者。但這肯定會遭致一系列不測的連鎖反應。 4.中共高層的分裂和重組 高強度的外部壓力既可能使一個集團更加團結，也可能使之崩裂。未來幾年，假如中國經濟沒有奇迹般的好轉，中國社會將進入近二十年來最危機四伏的時代。而中囯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競爭，本身就可能是危機的一部分，並成爲引發進一步危機的原因。進而言之，在未來幾年，社會各階層越來越激烈的利益訴求，也將嚴峻考驗中囯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性。 在經過了一九九八年“天安門事件”將近十三年之後，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中共內部的穩定，許多人乾脆就將中共看成一個與中國社會一樣的超穩定結構。但時勢異也，經過十幾年的演進，中國社會已經發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這必然反映到中共黨內的政治競爭中來。如果說，中國十幾年前的那場運動僅僅反應了某些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因而也將這種特點反映到黨內的話，那麽今日中共內部的競爭已經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礎。對遊戲的參與者而言，現在正在進行的政治競爭不僅關乎未來可能的利益，更關乎巨大的既得利益。從邏輯上推斷，只要中共高層還沒有完全被權貴資本所控制，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間日益高漲的憤怒所啟動，黨內反制權貴資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動將衝突延伸到民間，並尋找同盟。有越來越多的迹象顯示，中囯共產黨內部的平衡和團結正在受到外部社會壓力的考驗。就在不久前的人大會議上，中國總理就在湖南代表團私下抱怨，對人大做的報告只有兩句話是他自己的。這足以說明，這位曾經有著極高權威的總理已經受到了黨內同事的巨大壓力。而從中國證券市場去年的各種政策搖擺中，人們更可以感受到權貴資本咄咄逼人的操縱力量。面對與十三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衝突，中共黨內陳舊的政治競爭原則大概難以繼續發揮作用。所以，在“十六大”前後的一段時期，擺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兩種：要麽修改黨的政治競爭原則，擴大黨內的政治參與，以求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要麽出現強勢領袖，用強力徹底消滅黨內的競爭。無論那一種可能，都將深刻地影響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態，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化。 總而言之，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隨著中囯共產黨最後一位具有強勢色彩領袖的淡出，中囯共產黨現存的競爭和協商原則的效率將越來越低，其適用性將日益受到遊戲參與者的懷疑和挑戰。如此，中囯共產黨內的實質性變化將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關注的是，這個過程可控性相當差，弄得不好就會引起政治參與的爆炸。因爲，中國被壓縮了十幾年的政治參與熱情，足夠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爲止，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全能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國家，政治權力調動資源的能力十分強大，這就是中國爲什麽不容易發生局部和行業危機的基本原因，儘管那些行業或局部看上去是那麽地危險。比如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政府就是通過行政手段調動資源，拆東牆補西牆，將這種風險分散和轉嫁到財政系統、銀行系統甚至資本市場，而不至於讓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垮掉。但這就好比壘堤壩，局部的風險雖然暫時解除，但隨著堤壩的不斷升高，整體的風險卻在不斷增加，一旦發生問題，將意味著整體的崩潰；這個整體，不僅包括經濟系統，也包括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除了鋼性的權力鏈條之外，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個既缺乏經濟認同、也缺乏政治認同、更缺乏文化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勢利的表演）的共同體，甚至連民族國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種自以爲有利可圖的短暫和投機的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他們隨時都準備也可以撤出這種毫無保障的臨時契約。 如果在未來幾年，我們上面所羅列的、遠不完備的危機事件中的一個被觸發，危機與危機之間就可能相互強化，進而引爆一場整體性危機。假設事情果真是這樣，中國的預後將很不樂觀。因爲，尋找認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將非常漫長。當然，這也視乎危機所造成的災難程度，但以下重大發展將是高概率事件： a.城市的軍事或半軍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對派的激烈抗爭，將使軍事或半軍事管制成爲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現新的軍事強人的話。中國現任的軍事領導人江澤民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上的講話，已經充分暗示了這種可能的發展。他明確指示解放軍，“要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努力做好各項軍事鬥爭準備，積極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並將“城市的反恐怖鬥爭納入到軍隊任務中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明確將地方穩定納入軍隊職責，應該還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事態發展，這等於宣佈，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今後幾年，中國城市將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期。至於這句話裏對政治反對派的威懾含義，相信大家也能強烈地感受到。但我們依然懷疑，社會問題如此嚴重的國家，軍事或半軍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維持的時間會有多長？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險一試。 b.公開的政治反對派的出現 人們普遍認爲，中國的精英分子已經被現體制所贖買，但這並不是全部事實，中國現體制既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贖買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實上，中國民間仍然活躍著大量的精英分子，他們越來越受到現行分贓體制的擠壓，而且由於他們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因此更懂得用民間聽得懂的聲音說話，而那些不斷加入失業大軍的年輕學生，將可能充實這個隊伍，這讓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國的同樣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懷疑政治反對派沒有精英力量的供給，一種必然要發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會找到他們傑出的領袖人物，找到他們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會階層分化，已經爲中國在未來幾年出現公開反對黨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它恐怕只需要一個根本就不起眼的時機就夠了。現在的中國，還有許多人在討論政治動員會不會危及中國改革的問題；他們睿智，平和，深思熟慮；但是，目下中國的現實卻是，政治動員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樣做的問題，是如何將政治動員放在一個和平和法治的軌道上來的問題。何況，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隨著幾個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對黨，雖然在經濟表現上不會那麽出色，但可能比一個強大的軍事政權要少一點暴戾之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可能。 未來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斷。但我們必須問，我們有比現在更好的未來嗎？在中國，我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代。突如其來的物質滿足幾乎超過了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彌補了我們在“八九”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創傷，儘管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一天。我們生活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我們完全喪失了歷史的觸覺。但事情真的會是這樣嗎？ 願上帝保佑我們！ 三月二十日收稿 *附文 戴相龍欲用民間儲蓄堵共産窟窿、上海“花旗擠兌”共産怕怕 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爲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七，約爲一萬八千億元人民幣。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産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同時，他希望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將中國城鄉居民八萬多億元的儲蓄引進資本市場，同時利用外資來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以此苟延殘喘中共實際上已經崩潰的經濟。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也承認，中國已經不能再光通過剝離不良資産來改善資産質量，四大銀行必須自行消化不良資産，不然會有較大的“道德”風險。中國的民衆顯然已經明白了黨官們所說“道德”風險的真實含義，爲了避免自己的存款被中共拿去堵它那永遠也填不平的赤字窟窿，就在美國花旗銀行上海分行四月一日正式開業的那天，人們紛紛擠進中國的各個國家銀行提取全部存款，然後一轉身就把所有款放進了可以信賴的美國銀行。當天，上海一地出現的“花旗擠兌”現象震驚了中國高層，他們緊急通令各地銀行系統，要謹防按WTO協定進入中國的西方銀行掏空國有銀行儲蓄，從而引發全國性的擠兌大潮。然而，中國的愚民再蠢也會明白如何保住自己的血汗錢，故隨著外資銀行在共産中國的增加，中國有銀行錢被抽幹、擠兌潮徹底催垮紅色王朝的日子已經爲期不遠。 四月二日稿 (中華評述) | |
NO:53_24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14:46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7月7日訊】 「華盛頓時報」 5 日報導，美國企業表示，中國大陸未能履行去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所做的承諾，使美商遭遇嚴重問題。 美國公司說，它們的產品外銷大陸，比大陸去年 12 月加入世貿組織前還困難。大陸法規多如牛毛，使豬肉、牛肉、禽肉和穀物難以進入這個擁有 12 億人口的市場，苛捐重稅也令電腦晶片生產商難以施展。 美國晶片廠商正敦促大陸取消對當地晶片廠商有利的加值稅。大陸對進口晶片課徵 17％ 稅捐，對大陸設計製造的晶片卻只徵收 3％ 稅捐。 企業人員說，他們對大陸未能履行與美國談判達成的詳細協定的條款感到失望，可是他們並不準備與大陸攤牌。加入世貿組織使大陸經濟必須經歷痛苦的轉變，而美國企業希望大陸能夠維持目前的改革趨勢。 曾參與長達十年的談判，以促使大陸加入世貿組織的人士說，他們早已預期要讓大陸遵守世貿組織法規會有困難，只是美國農民沒有料想到情況會這麼嚴重。 布希政府迄今仍避免就貿易協定與大陸對抗。美國貿易代表佐力克 4 月間即在北京表示，他將著重於私下進行外交努力，以解決貿易爭執。 美國尚未訴諸世貿組織的仲裁程序，解決與大陸的爭執。但是，大陸和其他一些國家已採用這種策略，對布希總統今年 3 月決定向進口鋼品課徵 30％ 關稅提出抗詰。美國農牧業者向大陸輸出產品，更遭遇重重阻礙。 全國豬肉生產商協會的裘丹諾說，大陸片面採用貿易法規，只對當地業者不出售的美國產品核發進口許可，例如豬腸。 參議員葛拉斯理和包可士上周也致函大陸駐美大使楊潔篪，表示美國農民在新法生效前，很難完成規定的複雜檢驗程序。(摘自世界日報7月6日報道) (http://www.dajiyuan.com) | |
NO:53_25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21:03 | |
| Re:中國加入WTO後的信貸評級分析／李惠民 | |
記者梁家榮／綜合外電報導 美聯社昨 (16)日報導，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面對入會承諾，將出現中央與地方政府背道而馳，政令難以下達的困境，這也是外商進入中共最大的隱憂。 中共經過15年漫長的努力，加入WTO的作業已近尾聲，WTO中共入會工作小組將於今 (17)日在日內瓦正式同意中共入會條件，這將掃除中共年底入會的障礙，同時對中共經濟改革產生漸進而徹底的催化效果。 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視加入WTO為經濟改革的關鍵工作，而與國際市場接軌的中共，將可獲得更多出口機會與外來投資，為經濟發展重新注入活力，進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中共能夠繼續穩住獨裁政權的地位。 不過，中共入會後的直接衝擊就是數百萬的國企員工，將被迫離職，目的在重新整頓國企以面對國際激烈競爭，可以預期的是，失業者走上街頭抗議的情形將會更趨頻繁，加上從農村剩餘勞力形成民工潮，湧向各大城鎮，將會加劇住房與公共設施的負擔，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子。 經過15年的協商談判，中共理應做好充分的入會準備。事實上，中共不但尚未完成入會的法律配套，更有甚者，被中央訓令停止干預商業領域的地方政府，基於既得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極為普遍，令人擔憂中共是否真會兌現入會承諾。 北京外經貿大學WTO專家張漢林辯解，就好比是參加奧運會，沒有理由要求，只有準備充分的國家才能參加奧運比賽，言下之意就是中共入會根本不需要經過充分準備。 路透報導指出，中共地方政府抗拒改變的心態，無疑將使得經濟改革緩慢下來。中共美國商會也認為，執行面能否落實將考驗中共與國際接軌的決心，目前看來，中共極有可能以缺乏資源或能力不足為由，拒絕兌現部分入會承諾。 中共今年初以來出口下滑，經濟成長已有減緩趨勢，因此，增加公共支出與國內消費，就成為維繫經濟成長的重要策略，此外，如何利用WTO爭取更多民間與海外直接投資，同時關閉更多缺乏效率的國企，也是中共解決經濟瓶頸的重要課題。 不過，擺在中共眼前的將是更多失業群眾向政府示威抗議，民工潮淹沒多數城鎮，中央政令難以下達地方政府，入會承諾無法兌現，衍生貿易伙伴衝突等難題，這些問題將在中共入會後陸續顯現出來。【2001/09/17 經濟日報】 2002年6月8日 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截至今年4月爲止，共有3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貨物採取反傾銷和貿易保護措施，導致中國損失150億美元的貿易額。 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馬秀紅指出，中國出口貨物在外國遭遇的貿易障礙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有增無減。除了經濟發達國家之外，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向中國展開反傾銷措施。 馬秀紅表示，中國貨物與進口市場在技術和檢驗、檢疫上的差距，是中國出口受制於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原因。 2001年11月11日 星期日【看中國報道】 對於入世這個話題，我們已經談得太久太久﹔對於入世後融入世界市場海洋的未來，我們有著許多憧憬……憧憬，催生希翼，而希翼又帶出許多的懸念： 買汽車像買彩電？ 有一輛屬於自己的轎車，駕著它上下班、駕著它外出遠行……這是時下很多市民對自己未來生活構築的一幅場景。為此，不少人寄希望於入世後汽車價格大幅下降，輕輕松松擁有一輛汽車就像買台彩電那樣簡單。 不過，有關專家的冷靜分析給市民的夢想潑了盆冷水。據瞭解，雖然入世對汽車的價格影響很大，但這個作用是逐步的，中國對國產汽車工業的保護期限為５年，因此入世後汽車價格不會一降到底一步到位。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入世對汽車消費所起的積極作用。比如更多更實惠的新車會不斷湧現，這個效果將是立竿見影的。持幣觀望是一種態度，積極消費也是一種態度，在你最需要的時候買車才是最明智的態度。 理想家園不是夢？ 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不必費力地一把把找鑰匙，而只需用手指輕輕觸摸門的某個部位，家門就會自動打開﹔“聞”到你的氣息，一屋溫馨燈火就會早早亮起歡迎你…… 所有這些看似夢境般的家園其實離我們的現實不會太遙遠。入世後，房產業的競爭會成為理想家園的催生劑。早就對中國房地產垂涎三尺的海外房地產巨頭，將會更積極地角逐這一巨大的商機。 撇開房價不談，家的品質將會大飛躍。國際性的房地產巨頭如果看准溫州，必將挾資金、技朮、營銷、物業管理等優勢，大規模地開發全新理念的家園。打個比方，假如實力強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看中七都島，依他們的手筆不會只圈起現在島中島這麽一塊，開發的目標有可能會是整個七都島。如果整個七都成了溫州的別墅區，那麽，整個規劃，如綠化、道路、設施將會大變臉，再辟大片綠地打造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高爾夫球場，怎麽不會成為追求高品質生活者的家園呢？當然，到時你得准備好錢。 “好又多”不再稱雄？ 以客流量和賣場規模來看，溫州零售業的老大之位非“好又多”莫屬。但是入世後，“好又多”還能守得住大片“江山”嗎？ “好又多”的敵人來自兩方面，一是本土的零售商家正在抓緊打造與之抗衡的零售巨艦，時代廣場、大世界購物中心這些集休閑購物為一體的大賣場即將亮相。與此同時，有消息稱“沃而瑪”、“家樂福”、“麥德隆”等國際零售商強龍也對溫州市場虎視眈眈，入世後它們的攻勢將會加強，到時，充分的競爭將為人們帶來真正的低價位、高品質商品，商家們笑得不真誠不行，不保証產品質量更不行了。消費者呢？當然是逛得盡心，買得開心，用得舒心了。 進醫院像進賓館？ 伴隨著入世的步伐，外資醫院已悄然進入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國人撩開了它的神秘面紗。今後,它離我們的距離還會縮小。 到底洋醫院的真面目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服務至上。在已親身探訪過洋醫院的人眼中，它比家更有生活氣息，比星級賓館的服務更舒適。試想一下，在看慣了國內醫生對病人所持的居高臨下的姿態後，如果去看病時不再需要和其他一群病人圍擠在醫生身邊而單獨被接待，維護了隱私權又避免了嘈雜，甚至有可能得到一個私人醫生為你出診治療，那時你還會諱疾忌醫嗎？當然，你得准備好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 雖然醫療體制改革的推行速度並未和人們的期望值成正比，但醫療服務業作為壁壘很強的行業正逐漸融化堅冰卻是不爭的事實，而它帶來的先進醫療理念和花錢買服務的觀念也將深入人心。雖然我市醫療界目前在引入外資方面未有實質動作，但在入世這劑潤滑劑的作用下，醫療體制改革的前進步履必將加快。屆時，國內醫院的服務也會大有改觀。說不定咱們老百姓哪天也可以自豪地告訴別人：“我要去看我的私人醫生”。 舊家電扔垃圾堆？ 記得幾年前報載，《北京人在紐約》劇組在美國拍攝時所需的家電類道具，都是在當地居民區內的垃圾堆內“倒騰”出來的。於是看著電視裏依然“容光煥發”的家電，不由心生羨意。 “過不了多久，我們也會將舊家電往垃圾堆裏一扔了事”，有人這樣憧憬入世後的美好生活。是童話抑或太過美好的猜想？其實不然。目前家電業的共識是：入世後的未來10年內，我國家電企業可能仍處在對發達國家的追趕期內，但家電企業也將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實現我國成為世界最大家用電器製造基地的藍圖。可以設想，對家電人性化、智慧化的要求將成為消費主流，那時孤零零缺乏網絡支援的低價家電勢必會被消費者打入冷宮，而且技朮升級使得家電換代的頻率更快。 同時，來自權威部門的消息稱，入世後，家電有可能是最先實現零關稅的行業之一，那麽蜂擁而入的洋電器將會平抑家電價格，加上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還需要“修修補補再三年”嗎？ 可以替牙上保險？ 在保險業發達的開放城市如上海、廣州，美國友邦保險公司今年頭9個月的保費收入已占當地壽險市場總量的10%左右。 10月底，又有8家外資保險公司獲准在中國開展或擴大業務。此前，我國已有19家外資保險公司共27個經營機構，3家外資公司正在籌建之中，另有100多家外資保險公司在華建立了200余個代表處。 外資保險公司似乎正在撒下“蜘蛛網”，對內資保險公司進行圍追堵截，攻勢日見犀利──入世後，銀行業、金融保險業比其他行業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 雖說保險業5年之後才全面開放，但清醒的內資保險業已在靜坐分析與外敵的差距，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能為我們的一顆牙齒、一根手指、一頭秀發投保了…… 溫州蜜橘沒人要？ 去年，1800箱美國新奇士橙橘抵達上海後，竟然在兩個小時內被搶購一空，盡管美國柑橘進入中國市場要繳納40%的關稅，價格比國產柑橘高出二三倍，但人們仍對美式甜橘表現出極大熱情。 根據有關協定，入世後中國農產品的關稅將逐漸降低，令人頓生憂慮：品質好，價格不斷平民化的洋橘，會否把溫州人愛吃的蜜橘逼入絕境？ 溫州屬缺糧地區，入世對溫州的糧食產品沖擊不大，相反溫州市民還可能購買到更多更好價格實惠的糧食產品，如小麥、玉米。但是洋水果大量進軍對地產水果造成的威脅不可小覷，特別是蜜橘。入世後，在國際市場久負盛名的美國蜜橘等洋水果必定大舉“入侵”，而且在降稅影響下價格會有所下降，相比之下，我們地產的蜜橘無論是外貌還是味道都難是其對手。 我市農業部門認為，入世後，我市地產蜜橘在城內的半壁江山會落入“洋果”手中，從現在的主角退為配角，不過全軍覆沒的可能性不大。地產蜜橘要想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必須要在規模化生產的基礎上採用現代化的管理方式，而且在水果的外包裝上花點心思。 音像軟件買不起？ WTO來了，那些過慣“盜版”生活的人們，是否會接受高它幾倍，甚至十幾倍價格的正版製品呢？ 時下，大部分城鎮家庭都有了VCD、DVD和電腦，相應的軟件服務卻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於是“盜版”乘虛而入。 這麽多年來，“盜版”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盜版市場，甚至深入百姓生活。當中國加入WTO後，這一切將逐漸成為歷史，根據WTO有關知識產權的協議規定，任何買賣，使用盜版的行為將被視為偷竊行為，將按世貿組織規則受到嚴厲處罰。 悲觀人士認為，正版軟件今後就算降價，也不可能降到“盜版”一樣的價格，因此，普通家庭在這方面的消費將會大大增加，特別是一些新到的精彩碟片和軟件，其價格更是讓消費者望而卻步。不過，樂觀人士認為，到時候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何愁買不起正版軟件？再說買不起難道還怕租不起？ 魏明倫 2001年11月11日 星期日【看中國報道】 沈宏非撰文《走進成都的方式》中描述，有人對他說成都女人不能愛，因為她們好吃、愛打扮，而且俗氣。沈宏非復感嘆，天底下不好吃、不愛打扮、又高雅的女人到哪兒去找？ 但，用“世俗”來形容成都人的確是到位的。世俗，學問很大，作家阿城說：世俗裏的“世”，實在是大﹔世俗之大裏的“俗”，又是花樣百出。“我就喜歡這花樣百出。” 作為國內知名消費城市的成都，雖羞稱“第四城”，但其顯著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景觀，使其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並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市井氛圍與平民精神造就了成都文化現象一大特徵──世俗文化的發達，成都是花樣百出的市井怪事的發祥地，而成都的媒體再將這些資源進行工業化加工、包裝，向全國人民推出了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後現代版龍門陣。 -成都近期“怪”新聞大集 各方專家給成都定位:“麻將”到底做休閑之都(2001年10月31日)──在城市旅遊發展座談會後，有旅遊專家針對成都人好打麻將這一特點，提出用麻將文化來突出成都為休閑之都，建議建一條麻將街，辦一份麻將雜志、麻將報。 (點評：在成都市政府和一些有識之士看來，成都的“民風嗜麻”讓成都人蒙羞。其實，中國哪個城市的人不愛打麻將，只不過只有成都人把麻將打到了街頭，打到了茶館，打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成都人時興的是“打點小麻將”，也就是說賭的成分是極小的。光天白日的打點小麻將，也許成都人才是真正把麻將當做一種陶冶情趣、促進溝通的休閑活動來進行的。可見，專家的眼光還是頗獨到的，但是這位專家還是不太瞭解成都人，由著性子隨便支個桌子就開打慣了，建條麻將街反顯得拘泥，而且個個都是麻壇高手，雜志、報紙的就不必了。) 內容讓人大跌眼鏡成都女校開展“赤裸裸的性教育”(2001年10月24日)──成都女子實驗中學將逐步演變成單一的女子學校，並且將為類似於“禁區”的教育內容開創一個相對寬松的內部環境，把“性生理”作為必修課目。許多家長和社會人士提出質疑。 (點評：的確有點怪，非主流的教育形式，非主流的新聞。) 成都一老人發明“英語麻將”(2001年10月22日)──成都一六旬老者經悉心鑽研，發明瞭一種“英語麻將”，牌面由英語的26個字母組成，據有玩者稱，又好玩又可以學英語，寓教於樂，其樂無窮。 (點評：又一出名顯“成都製造”標記的新奇事，透著成都人的精靈古怪，“不務正業”，以及對麻將的深厚感情。) 成都傳聞：生雙胞胎有“秘方”了！(2001年9月28日) (點評：洋洋灑灑幾千字的一篇記者隱身追蹤報道，標題有點咋呼，行文娓娓道來，有引述、有懸念、有起伏，對白也頗抓人，深得擺龍門陣的精髓。最後的結論是沒有秘方。) 成都奇人10年秘鑄“天下第一劍”龍劍(2001年9月10日)──一位74歲的成都老人歷時數十載，磨出一把令武林稱奇的“天下第一劍”。 (點評：傳統流傳于市井的武俠軼事的現代版。) 成都白領旅遊又有新花樣：紛紛體驗“景區暴走”(2001年8月28日)──所謂“暴走”就是沿著景區徒步瘋狂前進。 (點評：好玩的成都人又在玩新花樣。) 成都一男士遭遇劣質避孕套索賠五萬元(2001年8月2日)──一未婚成都男士投訴劣質避孕套，致使其女友懷孕，“遭受了煉獄般的折磨”，要求生產商賠付醫療費與精神損失費5萬元。 (點評：難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新聞，就像“投訴衛生巾”、“性功能減退成都男子向電腦公司索賠300萬”之事一樣，太典型，不具代表性，但這些事可從一個側面反映成都人的活躍與“橫不拎”) 任你打不還手成都真人發泄屋讓你打個夠(2001年7月17日)──成都開設“發泄屋”，有氣可到這裏直接痛打別人來發泄。 (點評：的確閑的！有用沒用有待考証，說是用於發泄，莫若為了出奇。) 另外還有很多很多、舉之不盡的有商業動機的噱頭，也是光怪陸離、五花八門，例如：成都一酒吧引進浴場，顧客穿著浴袍引吭高歌，成都店家提供“發泄牆”，中學生留言五花八門，成都手機用秤稱論“克”賣，成都商場買西服送彩電等等等等。 -成都人──標准群居部族 “怪”新聞的沃土 在成都有一位婦孺皆知的方言單口相聲演員──李博清，他曾講過一個膾炙人口的打油詩來總結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打點兒小麻將 吃點兒麻辣燙 炒點兒渣渣股(渣渣意為極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看點兒歪錄像 這個段子流傳已廣，而且極為傳神。只不過還有兩樣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沒有提到：泡茶館和擺龍門陣，也許這兩事由于歷史太悠久而且已如吃喝拉撒一樣司空見慣，所以都無需提及了。 綜上所述，成都人民風崇尚之事──打麻將、吃火鍋、喝茶、擺龍門陣皆有一個共同特徵──紮堆兒。 北方人都說成都人特“鬧騰”，總是三五成群、呼朋喚友、吆三喝四。成都作家林文洵指出：“成都人喜歡的就是大眾文化，熱鬧場景，才不稀罕什麽高雅清靜呢。” 有民俗學家得出結論，四川人當然也包括成都人雖處內陸，骨子裏卻與地中海沿岸城市人群的特點極為相似：喜歡大家族式群居生活，好熱鬧、新鮮、刺激的東西，熱情奔放，自由散漫，知足常樂…… 早在中國足球實行職業化聯賽的第一年，成都就以“金牌球市”名揚全國，當時許多人很不理解。後來，一位成都人跟中國足協的官員解釋：“成都人特別喜歡看熱鬧，大街上有人吐一泡口水，都會有人圍起堆堆看。”成都人把看熱鬧當做一種樂趣幾近病態的程度。但作為成都人的林文洵指出這也不宜全面否定，至少可以反過來看出成都人敏感、喜參與，也是一種活力的體現。 成都人麻辣燙一樣的性格，為充滿麻辣味的市井奇聞提供了肥沃的生長和傳播空間。 -平民的閑適生活與 不平庸的精神生活 “成都史詩”由龍門陣匯編而成 成都人的“閑”是出了名的。這首先當然取決於物質條件，成都平原一馬平川、田良土沃，富饒的物產使成都人不用太費勁就可以活下去，而且還可以活得滋潤勻淨。其次就是由於成都人的個性使然了，對於生活，用成都人的話說就是：日子是水，自己是魚，遊著走就是了。 憂心忡忡的知識分子把成都概括為“發育不良的市民社會”，成都人“好逸惡勞”的根源是“小富即安、不求上進”。但同時，人想“閑”也要真“閑得住”啊！成都人的悠閑，主要取決于成都人平和篤定安之若素的心態，不較勁，不擡杠，不刻薄，是在心理上的不自卑不對抗。知足常樂、清閑散漫，這是中國多少城市的平民羨慕和向往的生活狀態。 安于做平民，但精神生活卻不能平庸。 前面提到的成都人的幾大休閑活動，其中龍門陣是幾乎貫穿於所有其他活動中的，打麻將的時候、吃麻辣燙的時候、泡茶館的時候，成都人都是在擺著龍門陣的。龍門陣可以說是成都人身上“魂”一樣的東西，是無處不在的。 “成都人就生活在龍門陣中，猶如他們大半輩子都浸泡在濃茶中一樣。他們的文化滋養、歷史知識乃至人情世故、生活經驗等等，很多都是得益於這些源遠流長無所不包的生動活潑風味無窮的龍門陣。”林文洵說。 龍門陣不同于被成都人看做是平常平淡的聊天，比侃大山還要隆重，它是上通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一鍋“燴”的。要撲朔迷離、妙趣橫生、多姿多彩的。龍門陣的內容均是來自生活，但被演繹後又大大高於生活。 在現實生活中，成都人過著悠閑清淡的生活，但當一群成都人汲著茉莉花茶，籠罩在麻辣燙的氤氳之中，或邀一行人青山入座，圍幾圈“方城之戰”之時，成都人仿佛被麻醉了一般，由龍門陣來開啟另一段跌宕起伏、妙不可言的生涯。 -成都人的快樂哲學──俗到底 成都的報業之發達、競爭之慘烈是全國知名的。成都人喜讀報，無他，除了文化古城積澱外，就是擺龍門陣的傳統了。 “細品成都人今日所擺的新龍門陣，會發現內中不少知識即來源於各家報紙。”林文洵說。 在成都街頭有三多：小吃店多、時裝店多、報攤多。這是不是正好應了成都女人好吃、好打扮、俗氣的結論，報紙是“文化速食”，一定是“俗”的羅！ 成都讀報風之盛，幾乎人人都看報。在成都三輪車夫對時事風俗知識的通曉程度常常讓外地人嚇一跳，從哪兒來的？報上看來的，聽龍門陣聽來的。 “從地理上看，成都是封閉的內陸﹔但從全民性格來說，成都人對外面的事情充滿了好奇。”《華西都市報》經濟版編輯王德生說。 為了迎合成都人取向，成都的媒體從內容上和標題、行文上都偏重於市井口味，於是後現代版的“龍門陣”出籠了，並且以報紙為載體以更快更新的形式流傳於大街小巷，以及全國各地。“這些社會新聞與老成都的龍門陣骨子裏的確是一脈相承的，只是新的時代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林文洵說。“但成都的這種個個都是‘萬金油博士’的現象也影響了成都人的思維深度。” 同時，這種局面導致了成都各家報紙單一新聞資源的重復惡性挖掘，但其他新聞資源的相對匱乏。這種從定位、內容到形式的雷同，也是成都報紙在今年5月被從7家整合到5家的原因之一。 “成都人及成都媒體對光怪陸離的市井社會新聞的濃厚興趣，體現出其世俗文化的集大成，這也許對於新聞媒體來講是極不成熟的，但對於擁有快樂的心靈的成都人來說，也許不算什麽。”王德生說。 的確，高雅和深刻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尼采的《快樂的科學》中，尼采說：“面對困難要像洗冷水浴，快速地沖進去，再快速地沖出來。”“何必像孵蛋一樣苦苦思索呢？” “如果我們承認生命是一個短暫的過程，那麽我們就會意識到，這過程中每時每刻的享受決不比我們在生命盡頭欣慰而滿足的微笑更沒有價值。”一個成都人說。 -成都人的七宗罪 在崇尚人文關懷的現代社會，人性的視角成為人類觀察自然、社會和自身生存方式的更重要的聚焦點。在西方社會，很多人開始認真地思索以往被認為是不可撼動的價值取向，人類的欲望不再被看做是洪水猛獸，與其強制壓抑，不如順其自然。生活比征服重要得多。在這樣的人文環境裏，有人把基督教裏的人類七宗罪拿出來重新審視，發現暴食、懶惰、嫉妒、貪婪、淫亂、暴怒、說謊都算不得什麽十惡不赦的罪行，人性所至，“事無好惡，過則成災”，無非是個分寸問題。 如果拿人文的視角來觀察成都人，以往被看做是缺陷的東西，或許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還令人欣慰和感動。 好吃──“民以食為天”，好吃、會吃、精于吃，成都人的麻辣燙、串串香、夫妻肺片、麻婆豆腐……早已名滿天下。吃出了情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財富，吃得多有水平。 貪玩──成都物產豐富，成都人小富即安、天性樂觀，這使成都人有了瘋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基礎。成都人精靈古怪、也是“心較比幹多一竅”，好好挖掘挖掘成都人這方面的潛質，或許能發揮出無窮的創造力。 喜熱鬧──活得有激情，開朗、好參與，這也是生命力的象徵。 嗜麻──四川平民百姓稱之為“平面太極拳”，又活動腦又活動手。在一片麻將聲中，成都人民活得多麽有滋有味，安樂祥和。 怪脾氣──好鬥口，嘴巴狡，罵人罵得拐彎抹角。有脾氣總比沒脾氣強吧，還顯出成都人是性情中人。 俗氣──耽于市井文化，喜歡熱鬧場景，不委屈附庸風雅，成都人“俗”得很真。 閑散──天知道快節奏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什麽？自在、愜意是成都人的終極追求。也許成都人蹺著腿、汲著茶，散淡的目光中已把浮世煙雲看盡。 送交者: “二十一條”大要 於 November 26, 2001 22:54:53: 北美自由論壇(http://www.epochtimes.com) 中國入世“二十一條”：主要讓步清單大要【大紀元11月27日訊】 按：中國入世這樣的國家民族大事，本應讓人民知情，交人大辯論其利弊，再作決定，而中共卻一手包辦，談判細節秘而不宣，新聞媒體只許吹捧，不許質疑。鄧小平下令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政權爲了逃脫美國國會每年一度的對華貿易與人權辯論，才下決心以參加WTO躲開美國道德譴責，以民族經濟利益和國人商業機會的犧牲，換來中共政權苟延殘喘。這就是爲什麽喪失了政權合法性的中國政府不敢向人民公佈入世談判細節的主要原因。中共賣國，這不是第一次了。--智叟 1. 中國整體關稅水平從22.1%削減到17%。美國所關心的首要商品在2003年之前削減到平均7.1%；這些首要商品包括：紙張、木材、化工、醫療器械。對於資訊工業商品，如電腦、半導體、互聯網設備等，在2005年之前從13.3%降至○。 2. 目前僅僅可以進行設備交易的美國電話公司，將可以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中國電信企業股份，兩年後就可增至百分之五十。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中擔任關鍵職位。 3. 外國人可以投資國際網路公司，包括目前被中國政府禁止的網路內容供應商。電信公司有權自行選擇所需技術。 4. 北京上海廣州的關鍵電信服務走廊--約占國內電信業務總量的75%將在加入世貿組織時立即對外國公司開放，到2003年全國全部電信服務都將開放。在全部電信業中允許外國占49%的投資，並且在4年內允許外國投資在附加值和尋呼業中擁有51%的所有權。 5. 製造商可以不通過中國政府做仲介，直接負責向中國的十二億消費者進口出口，還可以處理售後、修理等服務。 6. 中國將每年進口二十部外國電影，比目前增加了一倍，並允許外國電影和唱片公司分成。 7. 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並在兩年以後可經營人民幣業務，五年以後可提供服務給中國個人。 8. 到二零零六年，中國將汽車關稅從目前的百分之八十到一百，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中國也將允許外國企業投資汽車行業的銷售。允許外國公司對中國汽車工業融資。 9. 在2004年前農產品關稅從目前的31.5%降低到14.5%，對小麥、玉米、大米和棉花建立高水準並越來越高的關稅率配額，對進口小麥、肉産品和水果取消衛生檢疫。 10. 分階段取消豆油的國家貿易。中國將首次允許私人公司經營農產品進出口。 11. 中國將取消出口補貼。 12. 在證券基金合資企業方面，外國公司允許掌握百分之三十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三年以後將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九。 13. 在十五年內，美國有權在世貿組織條款之外增加保護條款，以限制中國對美國的進口激增。美方針對中國的“反進口激增規則”將保留12年、針對中國的“特別反傾銷方法”將保留15年。 14. 在2005年之前，對中國紡織品實行歧視性配額制度；在2005年之後，仍需採取一定措施防止中國紡織品對美國市場的打擾。 15. 中國開放商業輔助服務部門：在快遞服務、租用和出租、航空快遞、貨物運輸、存儲和倉庫業、廣告業、技術核對總和分析、以及包裝服務等輔助服務行業，美國服務商將能在3-4年內，建立擁有100%股權的子公司。 16. 中國將允許外國酒店業經營者自由進入中國市場，並立即允許多數外國所有權，並在三年內允許100%外國所有權的酒店。 17. 外國旅遊業可以提供全系列旅行代理服務，並將允許進入包括政府所有的旅遊勝地。 18. 保留現有市場開放，隨著中國入關承諾的到位，在全部服務部門現有的外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都將受到保護。 19. 中國同意在入關後，對投資、進口審批都不再加以限制要求，如本地化要求、技術轉讓、在中國進行技術開發等。 20. 中國保證國有和國資企業將完全出於商業考慮進行買賣，保證美國企業能在不帶有歧視的條件下參與買賣競爭。中國的國有和國資企業應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 21. 在電腦服務、商業諮詢、會計、廣告和金融資訊服務方面，增加市場開放。（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及其他有關資料） 摘自大參考(http://www.dajiyuan.com) 11/27/2001 5:39:01 AM 作者：胡鞍鋼 中國加入WTO之後，在享有經濟全球化收益的同時，急劇地增長了開放市場的種種風險，這包括現在的社會衝突顯現出來，外部衝擊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尚不具備利用經濟全球化的人群，地區邊緣化，尚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行業和部門受到嚴重衝擊，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及政治不穩定會隨之被放大或者相互關聯強化，如果不能夠有效地管理社會衝突，就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由社會危機引爆政治危機。就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具體受益和受損情況而言，那些在近期改革中遭受沈重成本負擔的階層所受到的打擊將是最大的1 。其中，我國八億農民2，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內，是受到衝擊最大、風險最明顯的人群。因此，中國加入WTO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國家管理社會衝突和協調社會利益的能力，使全社會各利益主體特別是使八億農民及弱勢人群從市場開放中降低各種成本和代價，應使他們收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一 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悖論 二 中國加入WTO最大風險是農業問題與農民收入問題 其次，我們來看看中國對開放農產品的承諾與對國內市場的短期衝擊。 2002年重要農產品的准入承諾：糧食關稅配額爲1,830.8萬噸，其中： 我們來看看對國內糧食生産衝擊和影響。 我們來看看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 農業生産支出包括種植業、購置農業生産性固定資産支出。 三 中國最大的潛在社會矛盾將日益突出 四 如何使廣大農民利益最大化，市場風險最小化？ 注釋 2002年5月3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武鋼今年一季度沒能出口一噸鋼材！ 楚天都市報報道，5月1日，武鋼銷售公司總經理趙昌旭、武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塗翔約見媒體，痛陳出口壓力和美國“201條款”對武鋼帶來的巨大傷害，籲請國家施以援手。 據介紹，3月20日，美國啓動“201條款”，對進口鋼鐵加征8%至30%的臨時性關稅，限 制主要産鋼國的鋼材和鋼坯進口。歐盟、日本、韓國等主要産鋼國也紛紛對此作出反應。受此影響，我國今年一季度鋼材出口量同比下降了33.9%，鋼材進口量卻有增無減。 趙昌旭說，今年一季度，武鋼産品平均每噸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20元，但仍阻攔不了進口量激增和低價的衝擊，利潤大幅下滑，出口處於停滯。“201條款”啓動後，這樣的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2001年11月14日 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一場「歷史豪賭」，但也証明其二十年來「經濟松，政治緊」的策略成功，中共并認識到鄧小平「有限度經濟改革」的局限性，從而以外力來強迫自己走向市場化改革的不歸路。 在加入世貿組織之際，中國總理朱熔基似乎有理由高興﹔但在本月稍早出席東協峰會時，他面對隨行記者的詢問時卻說：「每個人都會為加入世貿而高興，除了我」。朱熔基接著說，「中國效率不彰的國有農場和國有企業，未來將面對更多全球競爭，這讓我頭痛啊。」 朱熔基并非唯一對入會感到頭痛的官員。報導指出，加入這個世界貿易集團，中國共產黨統治者正在從事一場歷史性豪賭。二十余年來在放寬經濟控制的同時，他們一直在限制政治改革，并緊抓權力。 但報導說，此一策略已証明大為成功。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使几億人口脫離貧窮，并在大陸人民已不再相信共黨意識形態后，反而贏得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于今觀之，中國共產黨正邁向一條大不相同的道路。為了取得聚在卡達的貿易部長們的批准，中國不得不保証降低關稅、限制官方補貼、并廢除長期保護大陸工人不受全球資本主義激烈競爭影響的許多其他障礙。 這些改變，預料將為中共及其貿易伙伴帶來長期的經濟利益，但短期內也會為十數億大陸民眾帶來痛苦，并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構成莫大挑戰。 遵守加入世貿條件將會減少農村收入，使國有銀行和企業倒閉，促使失業率上升，加速農村人口外移到業已擁擠的城市，并擴大貧富差距。華盛頓郵報說，中國是在全世界正陷入經濟衰退及共產黨正進行權力傳承之際，冒這些風險的。 北大經濟學家文海說，中國領袖不顧潛在的風險決心加入世貿組織，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內普遍認清鄧小平二十年前展開的「有限度經濟改革」已陷入泥淖。他說，「加入世貿是確保中國大陸走上市場經濟道路而無法回頭所必需的。」曾在上海擔任外國公司顧問五年的華裔美籍律師GordonChang最近出版「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其他多數中國觀察家雖然并不認為應該立即給共產黨撰寫墓志銘，但大都承認，入會將會引發社會動蕩，動搖北京政權。 高考一戰定乾坤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爲還是有許多其他的出路存在。入世定乾坤也是不對的，因爲這只不過是許許多多個角力回合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而已。正如中國不能指望在加入WTO以後，一次性解決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市場准入問題一樣；西方同樣也不能指望通過此一途徑達成他們的所有目標。 加入世貿以後，中國一定還有許多調整政策的機會，即使在理論上沒有機會，美國那些白人民兵也一定會奉送無數次政策調整機會的。對於這一點我個人懷著無比的信心。從加入世貿的協定看，對中國而言確實不是一個平等乃至雙贏的安排，但是美國和西方能夠抓住多少機會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和所有的言必稱西方的學者專家不同，筆者對西方人的辦事能力持有深刻的疑問。中國企業和西方企業競爭力的差別，並不反映基本面的差別，而是社會政策環境方面（特別是金融支援方面）的東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只要政權還掌握在中國人手裏，WTO的負面作用就不一定不能避免。反過來只要是買辦當家，不加入世貿一樣不能保護民族利益。中國有機會調整政策和承諾，而且不會對國際信譽造成不良影響，請務必相信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後代，一定會不斷地給中國製造政策調整的機會，他們能夠而且必然會不停地破壞信譽和承諾的，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不停地演出這樣的悲喜劇，他們還將繼續表演。 1、 加入世貿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意義 個人認爲，加入世貿對中國經濟沒有宏觀方面的促進意義，僅僅具有中觀層面的意義，能對外貿行業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政策法律環境，能夠讓中國在西方的反傾銷反補貼官司贏面上升，如此而已。 但是筆者基於西方人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意願，實施他們在世貿協定所撈到的優勢；而且鑒於以後還肯定有政策調整的機會，筆者在宏觀和戰略層面仍然支援以現在的條件加入世貿。 2、 中國加入世貿的戰略意義和政治意義 中國人口規模巨大，走根據四小龍經驗總結出來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很有點大象進浴缸的味道，而且很快就一頭撞上了西牆。中國産品在西方近二十年來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反傾銷壁壘，和中國加入世貿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就是這種發展思路的謬誤的自我暴露。在發展的道路上，中國必須走西方所從未經歷過的艱難之路，毛澤東時代的有益探索，使我們今天能夠大致看到這一道路的大致輪廓。 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爲美國圍堵的目標這一事實，與中國外貿依存度太高的現實，形成極大的反差和不協調。中國必須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更多地適應國內的市場和需要，爲中國人民服務。在這樣的調整過程中，若遭遇制裁或者是禁運，會導致硬著陸的苦痛，加入世貿有助於減低這一風險，軟著陸的概率增大。 3、 WTO是最重要的國際舞臺 如果說冷戰是以東西方對抗爲特點的話，今天的國際政治確實是已經走出了冷戰，現在國際政治的基調是南北關係。中美的衝突早已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美國要遏制中國的經濟成長。單極化和全球化的荒謬和不理性的地方，並不是軍事政治領域，而是西方企圖把二戰以後發展起來的不合理的南北關係，加以固定化和擴大化；現在的南北關係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聯合起來依託技術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執行壟斷價格，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只能以競爭性價格出售自己的産品。 如果中國不加入世貿，而僅僅是一個體制外的批評者，就難以達到最好的效力，中國應該加入其中與第三世界國家一道，團結協作爲改變不合理的南北關係而努力。單極化和全球化的內涵是極爲不合理的金字塔結構，與世界上4/5的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協調的，中國必將能夠團結而且也一定能夠團結第三世界國家，爲了共同的利益而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爲全人類的公平和平等作出貢獻。否則中國僅僅憑藉自身的力量，在體制外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技術優勢抗衡，是沒有希望的，中國應該而且必須爭取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奮鬥。 所以從長遠利益和戰略利益方面考諒，中國也不能放棄WTO這個舞臺。和那些少林鐵拳派要造航母的人相比，這是武當綿掌工夫。 4、 中國的外資政策需要調整 按照微觀觀點來看待中國經濟，和西方富裕地區進行直觀比較，中國最大的差別是工廠太少而且規模也不夠大，在工廠裏上班的工人比例也太低，所以中國顯得落後貧窮。這其實就是鄧小平改革思路的全部依據，實際上直到今天，中國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還是以這樣的觀點來指導決策工作的，正是這樣的思路導致了外資政策的偏差，以爲中國的問題僅僅是因爲工廠不多不大，建工廠最缺乏的就是資金和技術，所以招商引資工作在各地都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工作。對外資的讓步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早已超過政策許可的範圍，一些地區還往往打出這樣的口號如：只要來衡陽，一切好商量。 實際上技術和資金問題早已不是制約中國經濟的瓶頸，在八十年代就發生過120條彩電生產線和上百條汽車生產線的大手筆引進事件，在九十年代發生的通貨緊縮和整體市場供過於求的現實，更是能夠讓人頭腦清醒。目前的外資政策，只能說是鄧小平所激起的地方主義和眼前利益主義，所帶來的地方利己主義潮流的慣性運動。這早已經遠離了中國經濟的現實。 直到今天，人們終於認識到市場才是最寶貴的發展資源，而且在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下，今天的中國市場容量是中國民衆50年的艱苦奮鬥的成果。而作爲一個公開的秘密，外資之進入中國市場，並非鄧小平極其後任的政治經濟政策具有多麽大的吸引力（只要看一看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的爭執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而是中國市場容量帶來的利潤前景的吸引力。在精英主義發展路向的指引之下，中國的市場容量成長正在受到威脅，産品在質量和檔次上與國際接軌，最終導致價格也一路攀高，已經把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排斥在消費群體之外。 這在另一方面也能夠很好理解爲什麽我們的正規廠家，其産品終於失去農村市場，而大量的鄉鎮企業産品卻通過多種渠道行銷中華大地。正如武漢漢正街的老闆們所宣稱的那樣，我們的産品在性能價格比上優於大商場的貨物。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國家的法律技術監督體系並沒有同步延伸到新興的鄉鎮企業，客觀上給職業製造假冒僞劣者以低風險和高收益的機會。脫離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去盲目追求高指標，並不能真正帶來普遍的進步，反而給居心不良者以可趁之機。 對中國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恰恰不是競爭力問題，而是適用技術和産品推廣問題。不是少數人超英趕美問題，而是多數人應該能夠享受到基本技術所帶來的便利。技術引進應該適合中國的國情，而不是貪大求洋。總而言之，中國的發展應該回歸到以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爲目標，而不是爲適應國際市場而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筆者主張對中國的外資政策進行調整，首先要取消各種優惠；其次要進行産業政策和環境政策引導；在出讓市場的同時，必須而且應該考慮一個外資企業本身，能夠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多少實質性的利益和技術進步，否則就應該堅決予以限制。這實際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WTO無論其規定了何種條款，都不可能予以限制和取消。實際上WTO連單純的貿易問題都難以解決，如發達國家搞的那個不得人心的《多種纖維協定》，就是採用了各種壁壘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數量限制手段，而發展中國家並非必然不能利用這一點。 二○○○年十二月四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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