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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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19 00:55 | |
| 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開此欄目的： １。確認：所謂的”一個中國”，建國只有５０年！（為竄改的歷史作見證） ２。說明這與台灣應該是毫無關係的”一個中國”，這５０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３。警惕”進入一個中國，自循死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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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19 01:32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貼文前言： 本來此欄小弟要定名為”《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之續集”－０２”的，後來想想作用只針對封中國人的嘴，所以這欄使用”中國建國５０年史”，且可收正史之效！ 希望各位大哥捧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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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68_3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02:42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1946年：有聲的中國[附文] 1947年：在路上 1948年：漁陽鼙鼓[附文] 1949年：重慶森林 195O年：江山如此多嬌 1951年：秧歌動地[附文] 1952年：黎明的顫慄[附文] 1953年：二流子涅槃 1954年：西望長安 1955年：風蕭蕭 1956年：必由之路 1957年：“高級垃圾”[附文] 1958年：沸騰的日夜[附文] 1959年：雪山春雷 1960年：在困難的日子裏 1961年：燕子曲 1962年：冬天的故事 1963年：平凡的生活[附文] 1964年：革命美學 1965年：山雨欲來 1966年：熱情與自焚[附文] 1967年：黑眼珠裏的紅色恐懼 1968年：在藍天白雲下 1969年：玩偶時代 1970年：冬天的童話 1971年：三線———三線 1972年：鏡子裏的中國 1973年：一個人的遭遇 1974年：反潮流 1975年：匱乏年代裏的花朵 1976年：龍 1977年：科學的春天 1978年：現代夸父 1979年：蒼天在上 1980年：第一春 1981年：移居北方的日子 1982年：文明之旅 1983年：“嚴打”風暴 1984年：新星 1985年：無淚的長歌 1986年：無規則遊戲 1987年：大火災 1988年：商潮 1989年：中國大宴席 1990年：年輪 1991年：遊蕩的茨岡 1992年：大掃毒 1993年：站立的艱難 1994年：大撒把 1995年：電腦時代 1996年：太陽騎士 本兩欄資料取摘參考：日式中文版作者：宋強、喬邊之一書 本兩欄為“唯一正體中文網路版”，版權所有人：政經版各版主及網友Garth大哥。 ＰＳ。研讀此文（資料過多，將分兩欄）：如有與小弟所開‘認識台灣專欄０１－政黨篇’一欄中所述內容有出入時，僅以該欄‘中華民國在中國的日子’一文為主。 作者們鄙視一切自虐的歷史觀，因爲民族形態和民族現實之所以成爲今天這個樣子，自有其深厚的歲月催生的原因。與其說我們每個人存活於現世，不如說我們就存活於歷史當中。善於嘲笑古舊的事物的人，別忘記了這一點，當富人嘲笑窮人的時候，也就是你這個樣子的。作者都是年輕人，他們沒有這樣的惡習——憑藉現世當今的優越性對著歷史賣俏，這一點也是作者同國內某些知識份子的分歧所在。 | |
NO:1168_4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03:11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所以拿生命來拼的那件東西，是舊的時代，舊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我怕現在已經就完了。…我雖然不曉得將來會帶什麽來，總之，它決不能同過去一樣的美麗，一樣的使人滿意。” 。 ——小說《飄》·衛希禮致韓媚藍的信 一個長期封閉的民族，經過自稱為“八年抗戰”的打跑刺激，而1945年藉著別人的勝利帶來的興奮已經過去，大動亂之後的人們，自然會對未來誕生出許多新的憧憬。去年抗戰勝利的那些日日夜夜，人們就是抱著這樣一種朦朧的憧憬走上重慶市的山崗的。在浮圖關，在枇杷山，他們凝望著隱隱發光的兩江之水，浪漫地招著手，向這座風雲際會的陪都告別。他們也許認爲：新的現實選擇就是與山下這座潮濕、悶熱、散發著生物鹼氣味的城市訣別。今後不管走上什麽樣的道路，總之他們會告別這樣一種生活：先前因民族利益而自願選擇的不自由。總之他們會最終走上一條自由之路。然而我們相信，這種自由之路的幻想在1946年的新年一定會開始破滅。 新年，物價兩次飛漲、民生刁敝，以原汪精衛政權轄區爲甚。據接收人員的回憶，最初從國統區乘飛機抵達光復後的南京時，身上攜帶的在重慶只夠買一點大餅油條的鈔票，可以在夫子廟最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法幣與僞幣1：100的比例使得原日本佔領區所建立的幣制系統經濟體系一夜之間分崩離析，虛偽的國家救星們偽鐵一般的意志不僅席捲了許多的“逆産”，而且良民們的財産也跟著遭殃。《圍城》裏笑曰：日本人燒了許多空中樓閣的房子，建立了許多烏托邦的産業——然而國軍的光復確實使許多房産變成了空中樓閣，許多産業真的成爲烏托邦。 這是憂愁吞噬著希望的一年。是年，隨著中央重新在廣大淪陷區行使權威，“和平建國”蔽蔭下的昔日權貴們夜夜笙歌的物質基礎和社交基礎不復存在了，雖然南京的孩子們見到黑色小臥車，還是照著舊習慣追上前去拍著車喊“陳主席”討賞錢，但南京僞政權的陳主席公博早已下了大獄；雖然李香蘭和張愛玲還擺出一副悠閒的樣子在洋房草坪前合影，然而社會名流早已不是他們，而且，此時困擾他們的是逃生的主意。1946年的鐘聲敲響之後，更多的人奔突著，爲生存而戰鬥。北平“居大不易”，浙江發生“米潮”。《八千里路雲和月》結尾的字幕向觀衆索問：當那些爲抗戰而顛沛流離的中華兒女們陷入悲慘的絕境時，誰來關心他們？而《一江春水向東流》末尾，張忠良的母親在滔滔江畔的呐喊，儘管過去了半個世紀，仍然揪痛著人心：“天哪，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啊，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在“光復”後的日子裏，深刻的愁苦與憤懣彌漫於民衆之中，影院裏人山人海，連續20周爲《一江春水向東流》灑淚。《一江春水向東流》分兩集，前集爲《八年離亂》，後集爲《天亮前後》，這一部描寫時代動態和悲苦人生的影片，可稱得上中國電影史的“哀江南賦”，刻畫“悲”的意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也許是爲著釋緩都市民衆的這種壓抑和不平，本年度，美國影片《出水芙蓉》在各地上映。《出水芙蓉》一度被視爲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的標誌，在建國以後屢屢遭受抨擊。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部曾在西方大蕭條年代慰藉過千百萬美國勞工的歌舞喜劇片，再次溫暖了離亂時代以後時中國人的心靈。俊美的女人，明媚的青春，豪華的佈景，給晦暗的現實抹上了一點亮色。 基於同樣的原因，這一時期最流行的小說，是傅東華翻譯的美國米歇爾女士（M·Mitchell）所寫的《飄》（GonewiththeWind），這部小說翻譯於上海，印行於上海，在抗戰前後流行於學生和職員階層。南北戰爭的人性挽歌，在離亂世事後中國人傷感的心靈中得到熱烈的回應，這也是不足爲怪的。我們可以從這部小說中，體味到大動亂時代對中國人的意義。 小說的主人翁衛希禮寫信給妻子韓媚藍說：“……我所以拿生命來拼的那件東西，是舊的時代，舊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我怕現在已經就完了，無論這骰子擲出什麽來，怕都已無可挽回了。將來我們勝也罷，敗也罷，這是同樣都要喪失了；我倒不是怕危險，怕俘虜、怕受傷或甚至死，如果死是一定要來的話；我怕的是這場戰爭一經完結之後，我們就永遠不能回到舊時代去了。我呢，卻是屬於舊時代的人，我並不屬於這個瘋狂的殺人的現代，恐怕也不能適合於將來，無論我怎樣嘗試去適合。同樣，你，親愛的，也一定不能適合，因爲你和我是同個血統的。我雖然不曉得將來會帶什麽來，總之，它決不能同過去一樣的美麗，一樣的使人滿意。” 戰爭使人們失去了固有的家園（雖然那家園不會像《飄》中粉飾的那樣妙）。雖然蔣委員長今年“還都”，但更多的中國人會面對著頹敗的家園吟唱《十五從軍征》。如果說1945年的狂歡是戰士和理想主義者最後的盛宴，那麽，今年就是他們帶著勞頓的表情洗刷杯盤的時候。 《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導演史東山也說：“短短幾個月勝利以來的現象，卻使我們感到無比的傷痛。”這彷徨在勝利歲月裏的不幸的一群，終於發現理想的美麗已經逝去，接踵而來的是更大的危機。人性的卑劣、政局的腐敗，心靈的淪喪……，警報解除了，更多的危險卻來臨了，何去何從？這不僅是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疑問，也是鬼來的啥全中華民族的疑問。很明顯；內戰的全面爆發阻止了疑問的延續，因爲中國命運之決戰將解決彌漫在人群中的深刻的疑問。 從1946年開始的社會歷史，還存活在許多健在人士的腦海裏。自本年開始的中國命運之決戰以來，在許多年的時間內，各種各樣的“命運決戰”就沒有停息過。這樣一種歷史形態，注定了形形色色的傷感詩人、趣味主義者不會受到時代的歡呼，這一點，可以從張愛玲和錢鍾書的寂寞中看到。這也可以解釋90年代的中國人在倦怠於這樣一種歷史形態後，熱烈歡迎40年代的傷感和趣味的原因。但是，要展現40年代的記憶焦點，就不能夠回避隴海線的戰火，國統區的沈淪，孔祥熙的激進貨幣主義，饑餓與反戰，……也不能夠否認，這一系列風景，構成了40年代“人民信史”的基本內容，並且是主宰未來進程的最主要動因。 不少人會指責建國後的許多影片所反映的國統區街景是公式化的：大街上的乳品廣告、滿面愁容的攤販、留聲機裏放著《香格里拉》、橫衝直撞的美式吉普車，……等等。但在本年又確確實實發生了蕭條和辱權，發生了“沈祟事件”。據有關社會機構統計，從去年8月至今年11月，美軍在上海、青島、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地蹂躪中國民衆的暴行達3800起；又據11月的《大公報》統計，從1945年8月到今年7月，被美軍汽車撞死的中國民衆就有1000多人；被美軍強姦的婦女有300多人。3月26日深夜，在上海百老彙路，女青年唐巧珍與她的夥伴正在街上行走，美軍卡車呼嘯而至，車上跳下幾名美軍，將唐巧珍劫持上車，因急於奪路逃跑，沿途撞壞人力三輪車多輛。被劫持的唐巧珍不甘受辱，跳出卡車，摔死在熙華德路橋邊，肇事兇手駕車逃竄而去。8月26日，《文匯報》刊登讀者蔣漢民目睹美軍侮辱中國婦女的事實。蔣漢民說：“昨夜我同一個友人在南京西路散步，當行至國際飯店東面，見有三個美國水兵癲狂地向東走，大約是喝醉了酒，跌跌衝衝，委實好笑，所以我的視線老是注意著他們。……東面來了一個年約25歲左右的女郎，手中提著東西，甫經行近美軍身旁之時，其中一個美兵突不顧羞恥地向該女子胸前亂摸。那時候我看到這女子可真尷尬極了，她用盡全身之力掙紮，終算掙離了魔掌。而看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卻很得意地發出了瘋狂的笑聲！” 美軍的風紀敗壞和囂張氣焰，終於在年底耶誕節那一天釀成了震驚世界的“沈祟事件”。 12月25日，北平亞光通訊社率先發表了“某大學某女生”被美軍強姦的消息：“本市訊：某大學某女生，年十九歲。昨晚九時，赴平安戲劇院看最後一場《民族至上》影片，散場時，忽見身後有美兵二人尾隨，迄行至東單操場，即對該女施以非禮。該女一人難敵四手，大呼救命，適有某行路人聞之。急至內七分區一段報告，由警士聞德俊電知中美警察憲兵聯絡處，派員赴肇事地點查看，美軍已逃去其一，當即將另一美兵帶走，某女生被奸後，送警察醫院檢驗後，轉送警局處理。” 26日，北平市治安當局指示各報，關於亞光社昨日所發新聞稿……緩予發表，並謂此事已由當局與美方交涉。北平行轅發表談話“惟望市民幸勿感情用事”。胡適也認爲：“此事純系一法律問題……罷課遊行……似屬不智。” 當得知被奸女性是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祟後，北大學生開始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12月31日，全北京所有大學學生上街遊行，由清華大學領頭，高舉旗幟，擁向美軍軍事調停處，北大學生仿照北伐軍歌《打倒列強》的曲調，編了一首新歌在東單廣場教唱，2萬多北平市民爲之感奮，一起合唱—— 退出中國，退出中國。 美國兵，美國兵！趕快退出中國，趕快退出中國，滾出去，滾出去！ 12月27日以來，北平、天津、上海各學生團體，婦女組織紛紛發表聲明，聲援沈祟，抗議美軍暴行。北平婦聯《告全國姐妹書》說：“首先我們對於沈女士致無限同情與慰問，她十二日方自上海來，是一個樸實勤勉的好學生。那晚爲了排遣思家情緒，才獨自去看電影，不料在去影院途中，便遇到了美國惡魔！不論醫院方面檢查說暴行遂與未遂，我們盼望沈女士不要太封建，爲了自己與全民族的冤屈，應該挺身而出，勇敢地向社會控訴，我們一定作她的後盾。”上海文化名人與北大清華教授紛紛發表評論，嚴厲譴責美國暴行。馬寅初說：”這是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證明、這是對中國的一大侮辱（美方後來果真侮辱了中國人一次：無獨有偶，次年在日本發生了同樣的美軍強姦案，兩案幾乎同時判決，在日本的美軍強姦犯被判處死刑；駁回上訴；而沈祟一案的主凶皮爾遜則被提前釋放回國，這是後話。——作者） ……聽說那位被奸的女生，是某前任交通次長的女兒！出自名門，尚且被辱，美軍蹂躪其他婦女，更不用說。……田漢說：“中國人看上去有些麻木。但這一‘麻木’是暴風雨前的沈默，而不是真正的愚鈍可欺。我們現在醞釀著……無比的憤怒，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日益生長的力量是不可壓抑的。”本年度最後一天，北大48位教授聯名致書司徒雷登大使，要求嚴懲罪犯，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同日，清華抗暴會致信在華美軍官兵：親愛的美國官兵：我們中國人很贊許你們，爲了你們過去的協助合作。 沒有你們的協助，我們也許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對於他們矛盾的對華政策，我們不能同意，而且恨你們。因爲這個政策只有使我們陷入內戰之深淵。現在中國人的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因此我們希望你們回家去，留下這個問題給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這樣我們永遠感激你們。 抗戰八年，中國人已善於將民族的傷痛化爲震天的怒吼。沈祟事件引發的全中國的抗議風潮，也正在推倒著一切墮落的哲學，推倒著一切感傷和彷徨。這個事態同席捲中國大地的另一場革命相呼應，構成了中國人新的理想和新的趨勢。“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 （《三閑集·無聲的中國》）——“五·四”文化革命在本世紀演化成的最重要結果，在以後的歲月中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1946年歲末的風暴驚醒了“四大強國”的迷夢，而四萬萬人覺醒的代價竟然是一個女子純真的歡顔。 ★全面內戰爆發 6月26日，國民黨以30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李先念部隊，全面內戰爆發。6月中旬，國民黨制定了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投入193個旅、158萬兵力，分別進攻中原、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陝甘寧、東北等解放區。國民黨試圖在48小時之內消滅中原中共部隊，2個星期佔領蘇北，3個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膠濟路，3到6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後再攻佔東北全境。蔣介石在內戰部署基本就緒後，撕毀了停戰協定，密令劉峙率先進攻中原解放區。中原部隊奉命突圍，並殲滅敵軍5萬餘人。 ★國民政府還都 5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佈還都令，宣佈5月5日“凱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裏處處張燈結綵，旌旗招展，一派節日景象。上午10點30分，長江路國民大會堂舉行首都各界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典禮。蔣介石身穿特級上將制服，佩帶5枚勳章，精神煥發地與身穿黑底紫花綢質旗袍的宋美齡走上國民大會堂主席臺，向與會者頷首致意。蔣介石發表訓詞說：“……八年抗戰，賴我全國同胞始終一致擁護抗戰國策，服從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犧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後勝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滌除了我們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國恥……”在陳述了民族苦難，呼籲國民自強之後，蔣強調要爲“東北整個的行政與主權的完整”而“繼續努力奮勉”。人們似乎聽到了某種不安的信號。 ★“李、聞血案” 7月11日和15日，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先後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抗戰結束後，李、聞積極參加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的愛國民主運動。7月11日晚，李公朴偕夫人外出，歸途中，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用無聲手槍向李射擊，次日淩晨，李公樸不治身亡。7月15日，聞一多赴雲南大學至公堂參加追悼會，會場裏有幾名特務有說有笑，人們對此敢怒不敢言。聞一多拍案而起，公開揭露國民黨血腥暴政，並表示視死如歸的決心，全場爲之感奮。特務分子于當晚用衝鋒槍將詩人聞一多射殺。此案引起全國震驚。 ★懲辦漢奸 根據今年3月修正公佈的《懲治漢奸條例》，江蘇省高等法院分別對怙惡不悛的大漢奸進行審判。今年被依法處決的大漢奸有：汪僞政府“主席”陳公博、僞“外交部長”褚民誼、僞“內政部長”兼浙江僞“省長”梅思平、汪僞宣傳大員、僞“安徽省長”林柏生等，臭名昭著的鐵杆漢奸、“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創始人殷汝耕也於今年被處死。 ★“第三條道路” 9月1日，《觀察周刊》在上海創刊，儲安平出任主編。《觀察》周刊宣稱該刊“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背後別無組織”，無黨無派，是個只發表政論而不從事政治活動的獨立刊物。該刊物經常刊載一些不滿國民黨統治的言論通訊，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對共産主義與共產黨。《觀察》周刊同情國統區的學生運動，又認爲青年學生“偏狹衝動”。時人謂之爲“第三條道路”。 ★競選“上海小姐” 8月開始的選舉“上海小姐”活動是由杜月笙一手操縱的。許多名門淑女、交際花、軍閥巨賈的情人姘婦等，爲了取得這一桂冠，紛紛前往報名。這次“選美”，實際上是錢的競賽。誰拉的錢多，誰就獲得優勝。23歲的浙江女子王韻梅（四川軍閥範紹增的“女朋友”）在杜月笙全力支援下，以4000萬元以上的選票獲得“上海小姐”的冠軍。這次“選美”募捐共獲4億元，絕大多數爲杜月笙中飽，國民黨江蘇省党部主任汪寶宣也獲得2000萬，至於災民能得到多少，並沒有人去關心。 ★抛售黃金 3月4日，行政院決定開放外匯市場並抛售黃金。抗戰勝利後，物價雖一度有所回落，但不久即再次趨升，大量硬通貨充斥市場，存銀行無利可得，投資工商業更不保險，只有在市場上投機倒把，這更使搶購風日甚一日。行政院長宋子文認爲黑市黃金、外匯買賣刺激了物價上漲，遂開放金、彙市場，以圖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從即日起、庫存黃金向上海市場抛售。3月份黃金價每條（10兩）156萬元，金價相對平穩，物價處於可控之中。 ★濫發紙幣 6月8日，國民政府財長俞鴻鈞在立法院報告中稱：本年1月至5月，支出爲15000億元，而收入僅2500億元，其他12500億元的虧空則完全靠印發紙幣。 6月9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宣佈，按現有票面價值償還戰前公債，銀行、錢莊多家倒閉。 ★攤販抗暴 今年8月，上海政府以“妨礙市容”爲由，禁止擺攤營業，並逮捕了不聽禁令的六七百名攤販。11月30日，上海攤販300多人在黃埔警察局門前抗議“取締令”，要求釋放被捕攤販。當局出動警察鎮壓，打死7人，打傷被捕者多人。12月1日，又打死抗議者10人，打傷100多人，激起攤販更大的反抗，5000多人參加抗議。上海全市罷工、罷市，聲援攤販鬥爭。12月，當局被迫下令取消“取締令”。 ★中國海軍接收西沙、南沙群島 10月29日，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國海軍“進駐西、南沙群島艦隊”在司令官林遵上校率領下奉國民政府命令，從吳淞口出發，收復被日軍強佔的中國領土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艦隊共由4艦組成，分別是獵潛艦“永興”號、護衛艦“太平”號、坦克登陸艦“中建”和“中業”號。 聞一多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那麽叫夜鶯不要咳嗽，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剝你的眼簾，不許清風刷你的眉；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手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聽這小草的根須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比那咒駡的人聲更美。 那麽你先把眼皮閉緊，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選自《死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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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19 03:41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假若鳥兒實有知，懂得了人間的興亡。她該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周璿《五月的風》 而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尋找新的家園的年代。 在國統區的衆生那裏，偽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熱情越高漲，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彌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緒，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飽含憂患的呼籲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籲中國人在蘇維埃革命和三民主義之間選擇“第三條道路”，然而，北方的炮聲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這種情勢之下，偽自由主義者只能在雜誌畫頁裏吟唱挽歌，張愛玲已經早早地道出了時代落伍者的悲哀，’這是布爾喬亞的《葬花詞》，是失家園者的一曲挽歌：“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顧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地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似乎太平”，遠離戰區的城市依然主導著時尚，雖然北方傳來有關“盜匪”的消息，但人們更多的是聽到國軍將士橫掃山東，力克四平和光復陝甘寧的“喜訊”。當然，無線電廣播深受歡迎的節目是張恨水的小說連播和商業新聞，前者使人在幽默與風情萬狀的調子裏忘卻某種痛苦，後者則在變幻莫測的感覺裏給人們增添些喜憂。人們不知道應該渴望什麽，理想的末日來臨，物欲早已濫筋。本年度流行霜淇淋和爵士樂，駱駝牌和三五牌香煙擠佔著哈德門的市場。豪華與赤貧強烈對比的諷喻劇天天上演，權貴家裏的周末聚宴，照樣有從加爾各達空運來的龍蝦；水門汀裏的垃圾箱旁，孩子們搶奪丟棄的肉骨頭。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運動是生活中的重要資訊，但灰色的城市裏喘息著的人們盤算著的仍然是兌換黃金、儲存盤尼西林針劑（40年代的硬通貨）這一類事情。時刻發生著逮捕和失蹤，然而娛樂生活照常進行。蕭條時代的人們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樣日新月異。《茶館》裏有這麽一幕：張鐵嘴走進王掌櫃的茶館，解釋說：“我如今不吸鴉片了。”王掌櫃的不禁肅然起敬，“那你可真要發財了！”張鐵嘴一樂：“我改吸白麵了……”——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個“進步”吧。 有人回憶說，自1944年李香蘭舉行了“夜來香”音樂會後，上海的音樂界就再也沒有比這更熱鬧的事情了，娛樂場所的許多新歌是竄改過歌詞的美國歌曲，如《小癩麻》和《牧童唱晚》，但這種歌曲似乎難以主導新潮，美國人也發現，只有南北戰爭時期的一些軍歌才受到中國人的歡迎。因此，主流音樂還是本土老歌，戰前的以及孤島時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風行於民衆之中。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圓》、《薔薇處處開》、《五月的風》等等，而我們不太熟悉的則是《午夜快車》、《桃花江》一類。 《桃花江》唱道：我聽見別人說（白：說什麽呢？）：桃花江是美人窩，桃花千萬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桃花江》被後來的音樂工作者討伐爲“亡國之音”，它的作者因此深以爲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後，有一次作者的兒子練習鋼琴時，即興彈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親的跌跌搜撞地沖進來，阻止了這場演奏，並用蒼老的聲音述說著他的懺悔。……然而，在這個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風行，是否暗示著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將發生的某種檞亡？ 中華民國的“神聖法統”在風雨飄零中搖搖欲墜。《桃花江》的人間幻境就像這個時代糜爛的生活方式一樣，任雨打風吹去。 在悲慘和頹喪的氣息裏，一個中國式的“苦兒流浪記”在上海誕生了，喚醒著人們的愛心和希望。它是一個尋找家園的故事，是對社會不平等的控訴錄。這就是本年度起連載於上海報紙上的《三毛流浪記》。它的靈感也起源於1947年初，頭一天夜裏還在用廢報升火取暖的流浪兒凍死弄堂口的情景觸發了畫家的創作衝動。 漫畫家張樂平他經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樂宮”舞廳，畫家去那裏決不是爲著跳舞的。在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裏，三輪車工人臧大咬子成爲一名收留了三毛，後又悲慘死去的善良的家長。不過，張樂平更多的是把他的憂患寄託在城市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流浪兒。流浪兒是典型的都市邊緣人，很少有人會覺得他們可愛。他們在上海的街頭巷尾幽靈般穿行，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手裏總是提溜著一個洋鐵盒子，五官因爲過於肮髒而顯得模糊——沒有人會從流浪兒的五官上聯想到三毛，那個生機勃勃充滿靈氣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兒童中的王子，是汙穢的塵埃裏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動著飽滿的靈性的線描造型，也成爲本世紀中國人的精神標誌，甚至成爲了商業財富的標誌（這是90年代的後話，不表）。 張樂平幾乎每天都能觀察到流浪兒們的生活，他們用洋鐵盒向路人討錢，追趕著太大老爺們爲他們搖扇，在垃圾堆裏尋找食物，擦皮鞋，推車子，時不時還因偷竊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兒童節都是市民的興奮點，人們擁上街頭，觀看盛大的童子軍遊行。中華民國童子軍總司令何應欽用濃重的貴州口音在無線電廣播中呼籲：“我們要愛護兒童……”這個時候，畫家卻從圍觀人群背後看到了另一個兒童不被愛護、兒童被遺棄、被殘害、被驅逐的悲慘世界，即“三毛”們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報紙副刊版頁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們爲他的經歷時而憂愁，時而傷心，時而歡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運成爲兒童生活的大事，許多人給“三毛”寄來絨衣，鞋襪，張樂平喜歡講這麽一件事：“一戶人家有七個孩子，他們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們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記》裏的三毛要好一點，因爲他們的爸爸總算還有個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們看到《人非草木》、《還有好人》那幾段，非常難過。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飯，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脫下來，送給畫裏的三毛，五毛看見畫裏的三毛因爲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馬上去找了一個瓶子來，要代他賠店裏的老闆。……這樣的事情多著哩。”這是蕭條歲月的溫馨記憶，三毛——一個畫中人，通過張樂平靈動、流暢的筆觸，凸現出這個時代的一個活靈魂。與其說這個遊走於都市的話靈魂是時代的感覺器，還不如說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謠——就像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之際令朝廷人士心驚肉跳的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兩年後的同名電影出現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龍基飾演的那個翹鼻頭三毛欣喜若狂地揮擺著手臂，加入了歡迎解放大軍的秧歌隊伍，再不會有童子軍歧視他，再也不會有美國兵踢他，再也不會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區的曙色映在他可愛的臉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經完成，他用歡天喜地的舞姿揭開了1947年城市童謠的謎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場真正的人間興亡，這並非是張樂平作畫時的人道主義初衷能夠涵括的。然而曙光沒有到來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們在彷徨：何處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圍城》寫道：“（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都會有辦法。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像滅盡燈火的夜。……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在黃梅時節雨連綿的江南，遠離戰區各個地方，人們已經不曉得究竟在盼望著什麽。《日出》的結束語說：“太陽升起了，可是我們卻要睡覺了。”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爾喬亞主義幻滅的年代，人們爲日月消長而啼笑，而感懷。《三毛流浪記》裏，那個善於冥思的孩子在路燈下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光明世界》，但後來他卻把這本書撕碎了，因爲發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兇殺打斷了他的夢境，他逃回店裏，頂上門閂，驚魂難定。連孩子都真切地覺得沒有光明，這是中華民國“神聖法統”必然覆亡的強烈徵兆。 對舊制度的唱詩者來講，1947年發生著的種種不良現像是亡國訊號。然而對已經太厭倦了舊世道、舊秩序的人們來說，這四周的嗟傷和淪喪則是令人欣喜的現象，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不必再從胡也頻《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們在暗夜之中傳頌著來自解放區的訊息，這是城市裏最新穎的、最秘密的風俗，爲青年所喜愛，在人們的心中，中國的光明時代已經不遠了。 ★戰局轉變 從去年7月開始到今年2月，經過8個多月大小160多次的作戰，解放軍平均每月殲滅國民黨軍8個旅，共殲敵71萬人，蔣軍雖占105座城市，但其有生力量大量被殲，用於進攻的機動兵力銳減，至此，國民黨軍被迫放棄全面進攻而改爲局部的重點進攻，集中兵力對陝北、山東解放區發動攻勢。 2月2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十一月以來的戰局》的社論，指出“去年十一月是蔣軍攻勢開始衰頹的月份，是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主動的月份。”社論認爲蔣介石在軍事上採取“集中兵力主要戰場，以恢復其攻勢”的挽救危機的辦法，只能導致“蔣軍的陣地由面而變爲線，由線而變爲點，蔣軍的主動權由全部而變爲局部，再由多數局部變爲少數局部，再由少數局部而變爲沒有主動權。”社論最後指出：“戰局的決定因素不是別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長，在人民解放軍繼續大量殲滅蔣軍的情況之下，戰局的進一步變化是必然不遠的了。” ★挺進大別山 6月30日，劉鄧大軍突破黃河防線，挺進大別山。是夜，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3個縱隊共13個旅12萬餘人，突破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進入魯西南。7月29日，魯西南戰役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9個半旅6萬人，此役爲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開端，8月27日，劉鄧大軍全軍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區，完成了千里躍進計劃。 ★抗戰勝利後，物價第三次飛漲 1月23日，中央銀行一天內抛售黃金15萬兩，各地物價迅速上漲二至三倍，“黃金風潮”刺激物價的事例暴露了國統區嚴重的經濟危機。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軍政開支費用急劇增大，出現鉅額財政赤字，1946年財政赤字爲43000餘億元，鉅額赤字主要靠印發鈔票彌補，財政部在上海的5家工廠日夜製造鈔票仍不夠用，還要到英美等國造幣廠去印，法幣發行額1945年底爲10320億元，1946年底爲37000億元，通貨急劇膨脹，使國統區的物價狂漲，以抗戰前夜物價爲標準，至今年1月漲幅已爲5萬倍。1937年100法幣能買一頭牛，到今年1月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出現用大捆大捆的鈔票購買一副大餅油條的奇觀。袁水拍詩雲：“走到茅房去拉屎，忽然忘了帶手紙，摸出一卷金元券，充作手紙正合適。” （讀讀樂小弟，在此特別引用上文來反駁蔣孽幫有攜帶黃金來台之說！） ★“二·二八”起義 2月27日傍晚，台灣專賣局臺北分局官員查緝私案，沒收中年寡婦林江邁販賣的私芋及身上的錢物，林婦告以生活困難，苦苦哀求，查緝員競用槍管敲破其頭部，致使林婦出血暈倒，圍觀群衆群情激憤，紛紛起來主持正義，查緝員開槍打死一旁觀者。事態遂愈演愈烈。28日上午，民衆集結于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遊行，要求改革政治，不料公署屋頂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衆掃射，死傷數十人。臺北全市騷動，民衆紛紛罷工罷市罷課，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宣佈戒嚴。 由於省主席陳儀昏庸暴虐，3月，事態釀成全島性的人民起義，3月8日，國民黨軍在基隆和高雄登陸，開始了長達一周的血腥屠殺，臺灣進步知識份子階層幾乎全部被屠，許多起義民衆被裝入麻袋投入大海，死難民衆達1萬人之多。 ★搶米風潮席捲全國 5月2日，杭州數萬貧民搶奪、搗毀300多家米店，搶米風潮很快便席捲全國。這期間，搶米風潮遍及浙江、江蘇、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陝西、山東、江西、綏遠等省的40多個大小城鎮，其中包括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國第一大商埠上海，華北軍政中心北平，著名米市無錫和蕪湖。 ★劉巧兒佳話 3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了陝甘寧邊區婦女封芝琴婚姻糾紛案。本案已於3月裏由邊區藝術家編爲說書詞《劉巧兒團圓》和劇本《劉巧兒告狀》，被人們稱爲“劉巧兒案”。封芝琴系陝甘寧邊區華池縣人，自幼與張柏結親，1943年2月，芝琴與張柏表示同意結婚，但同年3月，封父又以法幣8000元將芝琴許配他人。張家得知此事後，於3月13日夜將芝琴搶走結親，封父遂向華池縣政府告狀，縣司法處以搶親罪判處張柏之父張金才有期徒刑6個月，並宣佈芝琴與張柏的婚姻無效，經芝琴的抗爭和人民政府調查，此案作出公正判決，封芝琴、張柏婚姻宣佈有效，有情人終成眷屬，聚衆搶親的張金才依法服刑；封芝琴之父買賣婚姻，被課以勞役，對此，事主表示服判，群衆也熱烈擁護。 ★越劇名伶筱丹桂自殺 繼12年前阮玲玉自殺後，一代名伶筱丹桂寫下“做人難，難做人，死了”幾個字後，喝下一瓶“來沙爾”藥含恨自盡。上海各界人士紛紛集會，哀悼這位越劇紅伶。40年代初，筱丹桂爲戲霸張春帆所霸佔，今年10月8日，因同她的導演冷山去大華電影院觀摩新片，回家後即遭張春帆毒打，爲了不讓人恥笑，筱丹桂隱忍不言，不料張春帆又將冷山騙至家中，逼其跪地發誓。以後又一連幾天用最下流的辭彙，對筱丹桂冷嘲熱諷，逢人便說筱丹桂與冷山的“姦情”，終於，筱丹桂有一天對好友說：活著還有什麽趣味，並最終走上了絕路。 ★黃河水歸故道 3月15日淩晨，花園口大壩合龍，河水歸故道。去年10月，花園口堵口工程復工，12月，引河挖成，開始抛石，黃河水部分回流，中共提出抗議，要求合龍入水延期，國民黨方面不予理睬，今年1月間，國共雙方多次會談，未達成任何協定。 花園口堵口工程因水流突增，1月15日又告失敗，2月7日，中共代表與國民黨和聯合國“救總”方面達成協定，解放區複堤工程立即開工，堵口照常進行，合龍日期待定，此後，堵口工程加速進行，15日合龍完成。 | |
NO:1168_6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2:49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數九寒天下大雪，身上雖冷心裏熱，我從前線剛回來，勝利的消息要傳開！ ——歌劇《劉胡蘭》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樹莊》的彩色電影，裏頭有一個老地主，死後被人翻出一本“變天帳”，內載：“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貧農團成群結隊闖進我家……”——“變天帳”這一社會政治名詞，曾經是中國人之間刻骨階級仇恨的生動反映，中國鄉紳階級的仇恨與貧農階級的仇恨一樣的樸素，在誰做土地的主人這樣一個問題上，很難容得一點點的溫良恭儉讓，這是中國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規律。這種歷朝以來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樁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的經濟變革形式背後，蘊藏著暴力和鮮血。在北方，在解放區，豐饒或貧瘠的田壟之上，革命的風潮碾碎著一切惡制度的風景：鏤花窗櫺、華屋紅燭、妻妄成群、豪強武裝壓迫、鷹墳、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爲《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這樣讚頌中國的“固有文明”——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 鄉紳地主的豪強統治，一直是中國階級鬥爭中的邪惡象徵，在長工和佃戶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鄉村紳士文明建立起來了，寨堡，深邸，燈籠和酒香，在這富有“東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圖景下，隱藏著最廣泛、最深重的人間壓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建立在殘酷的土地掠奪和階級壓迫基礎上的豪紳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縣出現的“劉文彩”商標風波就是例證，在消隱了階級仇恨的現代社會裏，人們津津樂道於中國鄉紳地主階級的享樂主義，表面上似乎僅僅是一種趣味性的時尚，這絕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種酒類商標——一種暗示著“妾文化”的白酒商標，有識之士則指出了這種趨向在無視歷史本質、扭曲人民記憶方面的危險性。正如我們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對待歷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糾正。劉文彩是著名軍閥劉文輝的哥哥，劉文輝統治川康地區多年，擁有大邑縣周圍7個縣的土地，可以說是“鴉雀飛不過”的廣大地産，是中國第一號大地主。他以地養兵，以兵衛産，這7個縣的農民幾乎全部成爲他的農奴，也成爲劉文輝軍隊士卒的後備隊。劉的田産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爺”之稱的劉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於劉文輝和平起義，對人民有功，本著“君子隱其惡”的精神，在很長的歲月裏，有關大邑田産和“收租院”真正的業主劉文輝反而很少有人知曉，其兄劉文彩則代替他成爲中國人記憶中地主壓迫的標誌，劉文彩的食譜——人乳燉人參，他的莊園——雕梁畫簷的“歡喜樓”，他的反人權——暗無天日的水牢，在很長的歲月裏爲中國人所熟知。 劉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強地主一樣，勢必在40年代末期成爲人民革命的物件，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農民武裝狙擊，背上挨了一槍，被迫攜帶著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銀財富返回他的莊園，在驚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長期漁肉鄉裏的惡霸地主，劉文彩的下場算是善終。 1948年，解放區的土改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2月11日毛澤東在《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黨內指示中批評道：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不是宣傳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路線，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路線；不是宣傳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動人民，受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其他愛國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對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2月15日，毛澤東又爲中央起草《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說：“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必須嚴禁亂打亂殺，殺人愈少愈好，嚴格注意保護工商業。新區土地改革應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打擊地主，中立富農。又要分幾個步驟：首先打擊大地主，然後打擊其他地主。對於惡霸和非惡霸，對於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區別，第二階段，平分土地包括富農出租和多餘的土地在內，但在待遇上，對待富農應同對待地主有所區別。” 本年出版的《晉察冀畫報》上，一幅翻身農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說明當年的氣氛：肥頭大耳的地主抄著袖子，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而那位衣衫襤褸的老農則從人群裏站出來，氣憤地質問著地主，這是一個乾坤顛倒的典型象徵，昔日鄉村最體面的階級，穿著墩實的棉袍接受窮漢的審判（從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種道德和經濟範疇的審判）。儘管地主的衣著依舊體面，但我們可以斷定，他賴以維持他的鄉村寄生階級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和道義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中國農村階級生活的最大變化開始了。 土改中審判負有血債的地主惡霸，那是更爲令人驚心動魄的場面，我們在類似于《白毛女》、《暴風驟雨》和《平鷹墳》等藝術作品中對此屢見不鮮，不容回避的是，由於封建壓迫的殘酷性，群衆性的義憤導致了許多血腥的場面，小說《敵後武工隊》寫道：“一群婦女袖藏剪子，手攥錐子，氣勢洶洶地迎了上去。她們是東王莊死者的家屬，她們要用剪子、錐子去和劉魁勝（漢奸——作者）算帳，替父兄，替丈夫，替兒子來報仇！”這個情景是真實歷史的反映，因爲在一位元外國記者所寫的反映華北土改的書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群衆恐怖，書中寫道：由於場面失控，被審判的惡霸（曾出賣過八路軍傷員）死於淩遲，當他被處死前，人民政權押著他遊街，他的雙臂捆在前胸，敲著鑼，淒慘地喊道：“鄉親們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幫我擦一擦臉上的血吧。” 而老鄉們回答他的是：“呸！給你一塊吊馬布（北方俗語；指月經布——作者）吧！” 這是解放區朗朗的太陽驅散一切行將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嚴厲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慘的場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很少有人提起。魯迅先生曾說：“（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這一個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濃；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當億萬人的腳步聲湮滅了原野下靈魂的呼號時，我們說：歷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關注那些偉大的事物，並使它長存不滅，中國的革命進程不會因流血而變得遲疑，變得溫和纖弱，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白居易當年詩雲：“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內戰烽火的再起和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驚破了僞“國大”權力分配之後的太平夢幻。戰場的一再失利使蔣介石痛苦地認識到：他的所謂“國民革命”並沒有使政治得到絲毫的的改觀，國民黨對“民生”問題的漠視和無能，正在使他的政權失去道義基礎。在城市，教授、學生和工人紛紛詛咒著民國的黑暗，他目前的處境並不比當年的獨夫民賊袁世凱好多少。 在廣大的鄉村獲得土地的農民則把解放戰爭變成了一場真正的人民運動，1946年底，蔣介石終於産生了某種“醒悟”，在“綏靖區”政務會議上，蔣強調說：“目前綏靖區的工作，我認爲緊要的還是土地問題。外國人士惑於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宣傳，認爲共產黨在中國不是實行共産主義，而是搞農村改良，確實能夠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爲農民謀福利，而國民黨雖有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不過是徒托空言，毫未實行，這一種錯誤觀念，我們必須用事實來糾正。 因此，我們在收復區特別要注意土地的處理和分配，要比共產黨處理土地的情形表現出更好成績；使一般民衆皆能瞭解我們的土地政策，使農民得到利益，而不是爲地主謀利益。”國民黨不但擬制了《對中共解放區目前工作大綱》，規定了由中共分配給農民的土地，“仍一律維持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實行“二五減租”，“光復區之土地所有權仍暫歸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不久，國民黨又採取了更爲“激進”的土地政策，規定“收復區”佃租額不得超過1／3，農民在土改中的勝利果實，由國民黨地方政權“徵收”後再“發還”給農民，地主損失由國民政府“補償”，這樣，既維持了國民政府“體面”，又“順應”了民意。然而，國民黨人士悲哀地發現，他們所謂的“土改”在執行中困難重重。 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稱：“自我軍收復以後，地主對土地問題多未遵照中央規定處理收復區土地辦法辦理，最近發現兩種不良現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區佃農之全部財産，並加以驅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頒發之處理辦法及實行二五減租，反而強迫佃農對半分租，並追算匪官佔領後歷年舊帳，致使佃農不安。” “綏靖區”政務委員會接到報告後反映豫北政情說：“政府曾有明令禁止報復，惟還鄉團爲發泄苦悶，集體殘殺，到處風行。與共軍接近地區，雙方仇殺更無虛日。在此情況之下，民衆仇恨日益加深，實際問題無從解決，多數地方政府爲顧及‘人情’，悉聽其自然演變，不加禁止。” 這樣一種結果，只能證明蔣介石所引述的國際人士評價的某種真實性，國民黨姍姍來遲的所謂“平均地權”，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過國民黨在土地問題上主觀方面的某種醒悟，在後來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歷史。 1949年，台灣“主席”陳誠在台實行“三七五減租辦法”，後來國民黨政權又進一步將台灣耕地收歸“國有”。這是在50年代發端，台灣社會記憶的重大內容，然而骨肉分離的現實，又使大陸人民長期疏離了這一歷史，當我們敍述到50年中國人民的生活記憶時，不得不面對這一悲哀的事實，並爲生活經驗和認識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 要談到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史和風俗史，不能不談到土地的變遷史。前文所述，轟轟烈烈的解放區土改，在新世界“失樂園”者的“變天帳”上反映出來的，是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心算”的仇恨記憶。然而土地的革命並不簡單的是一場均貧富的社會歷史進程，它實現著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偉大理想，同時它重組著一切舊制度賴以運轉的秩序。這種鄉村秩序是中國人維繫了上百年上千年的，這種社會風俗也是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更改的，因此，當我們遙望1948年的華北，我們會爲震天的秧歌鑼鼓感到歡欣，也會爲鄉村裏的大規模清算而暗自驚心。貧農團和還鄉團的仇殺之酷烈，革命與反革命的搏鬥之威猛，中國人追求社會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艱難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在70年代“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學會了“還鄉團”這一名詞，這是一個容易令人産生誤解的名詞，因爲它從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們腦海中浮現出德沃夏克《新大陸》中的著名的愛爾蘭民謠旋律。在華北，在河南，在山東，在各個老解放區，都湧現出有著詩意化名稱的“還鄉團”組織，正如我們從史料中知道的：詩意化文字的背後燃燒著失樂園者復仇的毒焰。在誰是土地的主人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農民展開了本世紀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野性十足的歷史性搏殺，搏殺與清算的場面木身決不是詩情畫意的。 只有置身於歷史之外的人才會對那場歷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質加以關注，作家矯健描述了這樣一個場面：一個忠誠的長工目睹了他的東家被武工隊處死的場面：東家的頭顱血淋淋地落地，朝長工腳下滾來，那顆頭顱哢嚓哢嚓地咬著長工的鞋幫子，分明是在囑託著什麽。後來這位長工參加了“還鄉團”，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潛回村子，實施階級報復，“還鄉團”們殘酷地毆打一位回鄉探視老母的八路（儘管早在1946年中共軍隊已改名爲“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老百姓仍習慣於稱他們爲“八路”），並把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這位長工的乾媽）追來了，“還鄉團”們又開始毒打這位捨命救兒的母親。 這時，已經黃土覆身的八路開口說話了，這位爲東家報仇的長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氣息：“勿傷我娘，勿傷我娘……”——我們會爲這番描寫感到動容，但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歷史觀絕不能代替“暴力是歷史的催生婆”這樣一條鐵律。遼東的農民回憶說：爲了對付“還鄉團”的“大刀隊”，解放區的土改積極分子專門成立了“棒子隊”。 “大刀隊”將農會領袖捉住後，一刀兩段，連孩子也不能倖免。而“棒子隊”的報復措施是：捉住“還鄉團”分子後，以土埋身，土層外僅露一頭，反復以涼水澆覆，一夜之後，人頭變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頭便滾落一旁。這種精心設置的冷酷刑罰反映了本世紀中國最大規模階級決戰的某類原始生態，這種原始生態並非是歷史的局外人可以簡單評判的。 在廣袤的田園上，清算與反清算，地主還鄉和農民反還鄉的暴力劇交替上演，30年代寫《原野的風》的蔣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會爲他當年所憧憬的農村革命的蒼白和狹小而感到赧顔。華北和東北的原野上響徹著活中國的怒吼，青年詩人菲可寫道：“億萬人在雲之下運行／巨幅的河川與原野承受著它們的運行／巨大的山巒分開它們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時彙入雲中、風中／道路上種種曆險與驚濤／沒有超出先祖的預見與忠告／是思想催促著它們擺脫了磨難／繼續運行”（《億萬人同行》）。 郭沫若當年爲蔣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說：假若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國爲什麽沒有偉大的作品”這話大概不會被人喊出的罷。然而，30年代最早描寫了土地革命鬥爭的蔣光慈若重生於1948年，他會承認：眼前的活中國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偉大的革命史詩，一種制度的覆滅，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國的誕生。歷史將迫使舊制度的騎士們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價而實現民族的更生，這鐵律未免殘酷無情，但卻是造物的需要。 ★遼沈戰役結束，淮海、平津戰役打響 11月2日，東北解放軍攻佔瀋陽，東北全境解放，遼沈戰役自此結束。本年秋天，東北地區國民黨軍4個兵團，44個師（旅），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55萬人，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3個地區，完全陷入被動。而東北野戰軍已發展到100餘萬人，中央軍委根據整個形勢，決定同敵人進行戰略決戰，並在東北戰場進行第一個戰役。戰役於9月12日發起，歷時52天。除營口守軍萬餘人從海上逃跑，錦西、葫蘆島之敵南撤外，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人爲代價，殲滅東北國民黨軍47萬餘人。 11月，華東、中原野戰軍協同發起淮海戰役，至本年底，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部被全殲；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部起義，解放軍攻克徐州，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結束。 12月，平津戰役打響，天津、新保安，張家口國民黨守軍被全殲，北平被圍困。 ★發佈《懲處戰爭罪犯命令》 解放軍總部發佈《懲處戰爭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佈了發動內戰的頭等戰犯名單：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誠，王雲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曆生，朱家驊，王世傑，顧維鈞，宋美齡，吳國禎，劉峙，程潛，薛嶽，衛立煌，餘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等。 本年，陳伯達發表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和《四大家族》兩本小冊子，在國統區秘密流行，國民黨統治的道義基礎已經喪盡。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日本戰犯 11月4日，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佈，確認日本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及對蘇聯、美國、英國以及其他盟國進行類似戰爭之罪。，認爲“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日本是中日戰爭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廣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及賀屋興等人，應對日本佔領南京後，6周內屠殺中國人民30萬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殘酷的事件負責。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對其他戰犯也作出了相應的判決。 ★蔣經國“打虎”失敗 爲了收拾人心，蔣經國本年在上海進行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行動，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打蒼蠅”。10月，“打虎”扯出上海揚子建業公司囤積居奇一案，該公司總經理是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孔令侃成爲蔣經國準備拿來開刀的“大老虎”。蔣介石聞訊，不顧軍情緊急，從前方飛回上海，下令將孔令侃救出。監察委員們支援蔣經國，堅持要查揚子公司，蔣介石授意上海市長吳國楨爲孔百般開脫。10月底，孔令侃離滬赴美，溜之大吉，蔣經國管制經濟失敗，被迫辭職。 ★宋慶齡“哭靈” 3月21日，孫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蔣介石率國民黨文武官員前往中山陵謁陵，正當在孫中山像前默哀時，宋慶齡走上前去，望著國父遺像大聲哭著說：“你真死了哇？你死斷了氣哇？現在的國家讓一群狐群黨群在那兒胡作非爲，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你一點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蔣介石等人感到惱火，又不便發作，謁陵活動草草結束。 ★朱自清寧死不食美糧 6月8日，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表示寧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北平各大學百余名教授聯名發表聲明，抗議美國扶植日本，並拒絕領取美援麵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復發醫治無效而病逝。朱自請是我國新文學史的傑出代表人物，曾與俞平伯，葉聖陶創辦“五·四”以來第一家現代詩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華文學系。毛澤東盛讚朱自清“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幣制改革”徹底破産 8月19日，國民政府頒佈《財政緊急處分令》，實行空前的通貨膨脹，使通貨增加了11倍。本年發行的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1元比法幣300萬元，金圓券發行總額，以20億元爲限。11月8日，行政院通過《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撤銷20億的發行限額。11日又通過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黃金、白銀、外幣准許人民持有，銀幣可以自由流通和買賣，並重新改定兌換率，金圓券與銀元的比率由2：1降爲10：1。貶值80％，金圓券與美元的比率由4：1降爲20：1。13日，蔣介石明令公佈以上兩個“辦法”，等於宣告“幣制改革”徹底破産。 ★陳佈雷絕望自殺 11月13日淩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蔣介石謀士陳佈雷，因感於蔣介石政權無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藥自殺於臥室內，他在辦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蔣介石的遺書：“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爲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爲役，而結果其無價之一生。” 陳佈雷生於1890年，浙江慈溪人，號畏壘，1912年加入同盟會，1927年以來，長期爲蔣介石起草文件，有蔣介石的“文膽”之稱。陳自殺後，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香港警察在九龍寨拆屋並槍擊民衆 2月5日，中國政府發表照會，強調九龍城寨的主權，管轄權屬於中國，港英政府應對九龍城寨拆屋事件負責。 去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龍城寨內居民將所建木屋自行拆毀，限兩星期內執行，今年1月5日，香港警方實行強力拆屋，1月10日，中國政府外交部特派員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當局否認九龍城寨有管轄問題存在，兩天後，港英政府出動警察，再次強行拆屋，並開槍射擊在場群衆，造成居民6人重傷。1月16日，廣州舉行聲援大會，部分群衆前往沙面焚燒英國領事館，廣東各界發起“穗各界對九尤事件後援會“，聲援九龍城寨同胞。 早在童年的時候，父親就跟我講了好多好多我叔父打東洋鬼子的故事，英勇頑強，驚心動魄，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裏。 叔父從軍時，我還未出生。從開始記事起，我就常聽祖母說，叔父身體壯，有力氣，會做事，講孝心，村裏的人都稱讚他是個好小夥於。我把父親講的故事聯繫起來一想，就覺得叔父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打心眼裏敬佩我的叔父。 我多麽盼望見到我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叔父啊！盼呀，盼呀！可是，一直盼到解放，還沒有見到他的影兒，真是急死人！我焦急地問祖母：“叔父怎麽還不回來？”祖母只是哭，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我又急切地懇求父親，要他出去把叔父找回來，他答應跟祖母商量。父親和祖母商量了幾天，才狠下心來，把家裏僅存的幾擔糧食全賣了，算是盤費，天剛黎明，父親就帶著包袱雨傘出發了。 我在家裏，天天等待著父親帶回好消息。可是，二十多天後，父親垂頭喪氣地回來了……我只好安慰祖母和父親，事情不是那麽容易的，以後再慢慢地找吧。就是真的爲革命犧牲了，也要把叔父的忠魂尋回來。 就這樣，我們家裏每年都要賣一次糧食，父親每年都要花十天半月出去找叔父，父親歎息不止，我還是安慰他們，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我已經完成高等學業，當上了人民教師，祖母的眼睛哭瞎了，父親也完全失望了，可我呢？仍然眼巴巴地盼著…… 初步四清開始時，大隊黨支部書記不知從哪里得來的消息，說我叔父在解放戰爭中國貪汙挨整變節投敵，後又被我黨抓住殺了。並在群衆大會宣佈我的叔父是“大叛徒”，消息傳開猶如睛天霹雷，祖母悲痛欲絕，從此臥床不起，父親憂心如焚，萬念俱灰，而我卻覺得這絕不是真的，我深信叔父不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但是我轉念一想，建國十六年了，假使叔父還活著就會回來，即便人不回，也要捎個信回，至今既不見人回，也沒有音信，多半是不在人世了。現在，叔父的生死倒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叔父是大叛徒，還是革命烈士？必須弄個水落石出，絕不能讓革命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因此，我暗下決心，代替力不從心的父親，擔負起尋訪烈士忠魂的職責。 1966年，我參加四清工作隊，2月份在縣城集訓。在一次憶苦思甜會上，老革命劉培鑫同志講了他當年在湖區打遊擊的業績，他講的業績跟我父親講的故事幾乎完全一樣，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莫非他曾經跟我叔父一起打過鬼子？不等散會，我就把劉老請出來，滿懷希望地問他：“您在湖區打遊擊時，可認識王子金這個人嗎？”‘王子金——”劉老不假思索而又很神秘地說：“我不僅認識他，而且我們還是親密戰友呢。他在新四軍中確是條好漢呀！咦，他是你什麽人？”“我的親叔父，自五師突圍後，就不明下落，現在還有人說他是‘大叛徒’呢！”“胡說，王子金是大烈士，他爲革命獻身時，是我親手安葬的。” 難怪古人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尋來全不費功夫”啊！在這個偶然的機會，我毫不費力地得到了我們全家人20多年夢寐以求的有關叔父下落的確鑿資訊，儘管這個確信證實了我的推測，叔父果然不在人世了，但他是爲革命而死，死得其所；更何況叔父是大叛徒還是革命烈士的重要問題，從此便真相大白了呢！因此，我萬分高興而又激動地請劉老再給我詳細講講，劉老也滿懷激情地追述了我叔父英武而壯烈的革命歷程。 “王子金同志是抗戰爆發的第一年與我一起參加革命的。不久，我們編在一個班裏，他當班長，我當副班長，我們兩人一起學習，一起打鬼子，志同道合，親如手足……。 “1948年，解放軍南下鄂西，組織上派我到南漳擔任財政委員，做好支前工作，我到南漳的第三天，在一個山村裏與王子全邂逅相遇，老友離別重逢，異常高興，真有說不完的話。他顯得比以前更成熟，完全像一個老練的解放軍指揮官，我問他現在任何職，他說當支隊長。我拉他去喝一杯，以敘闊別之情，他說軍情緊急，不可久留，我看他因長途行軍很疲勞，問他需要什麽，他只向我要了兩包煙，就匆匆地分別了。我萬萬沒有料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就在當天晚上，我軍在一個山上的古廟裏召開支隊長以上軍事會議，由於叛徒出買，敵人派了一個團的兵力夜襲這個山頭，除了十幾個人突圍出來外，四十一個支隊長以上的幹部都壯烈犧牲了，第二天，我軍大部隊趕到，全殲敵軍，解放了南漳縣。 “晚上，我在南漳人民慶祝解放的歡樂的秧歌聲中，找到那十幾個幸存者中的一個，我問他：‘王子金同志怎麽了？’他伸出大拇指說：‘王子金同志是我們解放軍的大英雄啊！要不是他抓住那個敵團長爲人質，我們早就沒命了。’他收回大拇指，把手撫摸看他受傷的大腿，繼續說：‘當時我們正在開戰鬥部署會，敵人摸上了山頭，包圍了古廟，頓時密集的槍彈朝會議室射來，同志們一個個應聲倒下。王支隊長機警過人，他貼著牆根爬到窗下，看准了敵情，突然縱身破窗而出，閃電般地撲向敵團長，敵團長猝不及防，王支隊長左手勒住敵團長的脖子，右手握槍頂住敵團長的腦門，一邊喝今敵團長下令停火，一邊命令我們趕緊突圍，我們趁敵人停火的間隙，剛沖到山腳下，就聽到一聲慘叫，槍聲又響起來了……王支隊長怕是與敵團長同歸於盡了。’說到這裏，他低下了頭，熱淚沾襟，我的淚水也如泉湧。” 聽了劉老的這番回憶，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備，情不自禁地把劉老抱起來轉了一個圈，代表全家表示了我對他的衷心感激。同時，我還爲我有這樣一個忠於黨、忠於人民、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叔父而無比自豪，還沒等我提出要求，劉老就憤憤不平地說：“這樣一個人民戰爭的英雄，反被人誣爲‘大叛徒’，這太不公平了！我馬上向縣人民政府反映情況，給予你叔父應得的榮譽，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個月以後，省裏的批文下來了，正式授予王子金爲革命烈士，縣人民政府根據我祖母和父親的要求，把叔父的遺骨從南漳運回來了。在重新安葬叔父遺骨的祭奠儀式上，縣人民政府的代表莊嚴地宣讀了省人民政府批示，劉老激情滿懷地介紹了我叔父的英雄事迹，我激動得只說了幾句話：“我們尋回來的不僅是叔父的遺骨，更重要的是尋回了他的忠魂。叔父忠魂，就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魂，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爲著自由、民主、解放、強大、昌盛而不怕犧牲英勇無畏，殊死拼搏的民族精神，我們正是憑著這種精神，才爭得了幸福的今天，我們將繼續發揚這種精神，一定會迎來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選自湖北漢川縣1992年5月《重修王氏家譜·藝文志》） | |
NO:1168_7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2:51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魯迅《雪》 當任弼時在1946年首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國名時，誰也沒有想到，勝利會來得如此之快。毛澤東元旦獻詞中說：人民解放軍必然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一點，連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將革命進行到底》）”。儘管蘇聯大使仍然忠實地履行著外交使團的使命，隨南遷的國民黨行政院來到了廣州，但是，這並未給浩浩蕩蕩的人民革命蒙上陰影。“南北朝”的囈語，“中間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白日夢，都不能給這場深廣的人民革命施加一點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本年度是“一邊倒”的一年，是“別了，司徒雷登”的一年。這兩句斬釘截鐵的中國口號宣佈了一切善良的民主個人主義世界觀的破産。自視甚高的柳亞子先生來到了北平，這個自以爲“天下英雄毛、蔣、柳“三足鼎立的詩人在寒冷卻充滿活力的北京度過了難忘的新年。然而，幾個月的幸福與陶然的感覺過去後，柳亞子像一切恃才傲物的隱賢一樣，漸漸對“新朝”産生了失望。 在今年，他賦詩一首《感事是毛主席》，頭一句便是：“說項依劉我大難……”，英雄意氣躍然紙上，透著一種難以名狀的個人性質的幻覺。柳亞子在想什麽？要官爵？ 要“名園”（在另一首詩中柳亞子竟然流露出希望毛主席將頤和園‘賜”給他著書立說的意願！總而言之，無非是沈溺于《儒林外史》“莊征君辭爵還家”的舊式趣味中。對於柳亞子先生的“牢騷太盛”，毛澤東微微一笑，提筆寫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這番既委婉又得體的表述也許能使一些人士的怨望之心有所收斂。 發生在新政協裏的某些插曲儘管耐人尋味，但中國現代史以來最偉大的設計之一畢竟在這裏宣告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著神州再造的新紀元的開始（儘管在何應欽主持的悲情劇《龍》裏，這一事件被描繪成真正的“國殤”、預示著“神州陸沈”）。這一事件，在到今天爲止的漫長歲月裏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第一次在民族真正獨立的前提之下開始了強國之夢的追逐。中國人追求幸福的征程，雖然同樣山水險阻，但畢竟在開始，沒有強虜將它毀壞，沒有山河燃燒。同饑餓、貧病和愚昧進行的鬥爭不斷提高著中國人的生存質量，這也是任何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著妖魔化描繪的先生們不能抹殺的。 ※※※※※ 開國大典的場面。各類文藝作品有著詳盡和生動的描摹和實錄，我們很難再重處落墨。有關開國大典的紀錄電影資料在今天顯得非常的珍貴，事件的重大性和電影紀錄的匱乏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令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然而，當年的知情者說：蘇聯的電影工作者曾拍攝了開國大典的場面長達4個小時的彩色電影膠片，後因一場火災使得整部彩色紀錄片蕩然無存。所以後來的紀念者們只好翻來覆去地觀看那段珍奇的歷史性鏡頭：那一聲開天闢地般的隆重宣佈。 但是，相信還有更多的電影紀錄資料散落於檔案館中，總有一天會解除封存，讓欣喜的人們飽看歷史的偉大風采。60年代拍攝的《烈火中永生》，就出現過一段與衆不同的開國大典紀錄電影鏡頭，我們不知道它出自何處，但肯定是時下的歷史專題影視作品沒有採用過的。《烈火中永生》在反映江姐等革命志士在渣滓洞聽到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後，繡紅旗以示慶祝的場面時，疊入了這樣一段歷史鏡頭：天安門前遊行的人們舉著紅旗昂首前進，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們的肖像在人群中分外醒目，儘管《烈火中永生》用疊化的手法處理這一鏡頭，但觀衆還是清晰地辨認出了史達林、毛澤東、朱德、金日成、喬治－烏和拉科西等人的頭像。這是東方人民民主國家典型的政治審美形態，中國人民將伴隨著這種政治審美形態進入波瀾壯闊的5O年代。與此同時，正如《烈火中永生》所揭示的那樣，在西南霧色茫茫的重慶森林裏，國民黨統治反人權的殘暴象徵“中美合作所”內，有一群人，有一群爲新中國以水代酒慶祝著的志士們，卻在預備用鮮血爲噴薄而出的東方紅日做一次慘烈的犧牲。 9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所的巡迴展覽在全國再次引起轟動，原因也並非偶然的。中美合作所的魅力（如果“魅力”這個詞語可以形容殘暴的事物的話）在於它原樸和殘酷的實證，在於物證中顯現的屠殺者和求生者互搏時的驚心動魄。當現代的公衆習慣於鑒賞一幕又一幕的“勝利大逃亡”和“虎口脫險記”時，切不要忘記掉人類最沈重的悲劇就是，能從死亡臨界點逃回人間的畢竟是極少數幸運者。很少有人能從漠漠的死亡之路折回並帶回他的記憶。嚴格地說，這只是宿命論者和獵奇家感興趣的問題。在本年的冬天，飄雨的重慶森林之中，手提機關槍和燃燒彈壓滅了受難者含恨的呐喊，也令舊制度的劊子手爲之失色（他們向長官吵鬧著要去台灣的機票，並紛紛做鳥獸散，直到人去山空，幽美的重慶森林獨自嗚咽）。翻開大屠殺的畫頁，我們不禁産生聯想：假若時間機器能夠複寫出殉難者的心理摹本，那麽對拯救人性將是一件多麽有意義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的森林，夜黑如漆，怪岩若鋸，遍地榛莽，滿山亂石，而照亮這蠻荒景象的竟然是人類屠殺的火焰。 活著的人們會用許多形式再造殉難者的記憶，如四川美術學院的大型聲光油畫便類比出了當年的視覺和聽覺，這幅畫安放在歌樂山腳距原中美合作所警犬室不遠的∼間暗房裏，供遊人參觀體驗。活著的人們用美好的生活讚美著殉難者的價值，這是對黎明前的犧牲者最好告慰。 ※※※※※ 值得提及的是，11月29日，“西南特區”在松林被執行最後一次集體屠殺時，蔣氏父子仍在重慶。在此頭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已攻佔重慶市郊南溫泉、李家泊等地。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稱：28日“午後隨父親巡視重慶市區，沿途車輛擁塞，交通阻梗，憲警皆表現無法維持現狀之神態，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滿面。部隊亦怪像百出，無奇不有”。29日，解放軍已強渡長江，對蔣所在市區已呈錐形包抄之勢，蔣經國回憶道：“（夜晚）10時，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報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爲車輛阻塞車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夜宿。”（見台灣“國防部總政治部”版《風雨中的寧靜》） 當蔣介石的專機升空時，歌樂山腳的煙火依舊嫋嫋，這一天，解放大軍已抵達市區。 勝利與瘋狂，光明與死亡，血淚與朝霞，1949年末的幾組畫面構成了40年代物換星移的淒麗的篇章。 1949年12月1目的報紙記錄了30日勝利狂歡的場面：“在蔣政權專制迫害下受盡苦難的重慶人民，終於在昨天重見光明，得到解放。雖然他們在重慶解放前夕，遭到國民黨政軍和亡命奔逃的那些特務們擾害的恐懼，但是他們昨晚得到了解放。在炮竹聲中歡呼的那種情緒，是勝過一切的。百萬人民昨晚感到天真的亮了。” “7點多鍾，人民解放軍在雨中分頭渡江到達市區。人民紛紛由屋內擁出，急看解放軍的英雄姿態。雖然沒有電燈，但在家家戶戶前點燃的太平燈下，都清楚看見解放軍健兒們在微笑著接受人民的歡呼。鞭炮聲和歡呼聲交織成一股強烈歡欣巨流，衝破了重慶人民被蔣政權迫害遭受的種種苦難和積壓的苦痛……又昨晚當一隊解放軍在炮竹歡呼裏抵較場口時，街口的良友樂隊奏起《義勇軍進行曲》，滿街人民同時隨聲合唱……” 1949年12月1日在重慶街頭歡呼著的人們，曾經在睡夢中傾聽到了遠方山區裏的槍聲。他們不知道，在郊區，霹霹駁駁如炮竹般的槍聲裏面，是垂亡者最後的瘋狂。犧牲者生命代價的真義，如今已化作人間的滄桑。在解放了重慶，人們用這樣的挽詞來讚美殉難者的高貴和不朽—— 死，並不是終結。種子落在土裏，會發出新芽，生命將綿延不盡。一些犧牲了的人，他們崇高的行爲會感動另一些人出來繼續他們的工作。這裏埋葬的不是屍首，這是種子，等到春回來臨，它們會開出燦爛的花朵。 ★《將革命進行到底》 元旦，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毛澤東在獻詞中指出，我們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一個新中國，並告誡人民，決不能憐惜敵人，爲堅持和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決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廢。毛澤東向中外宣告，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堅決消滅反動派，將革命進行到底。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1月10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從上月18日開始，淮海戰役進入第三階段，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的配合下，對河南永城青龍集、陳官莊地區被圍的國民黨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經過4晝夜的激戰，全殲國民黨軍徐州“剿總”指揮部。邱清泉第二兵團本部及所轄第五軍、第七十軍、第七十四軍、第十二軍、李彌第十三兵團本部及所轄第八軍等部，擊斃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第七十軍軍長高吉人等，俘虜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第八軍少將軍長周開成等高級軍官52名。淮海戰役歷時65天，人民解放軍以13萬人的傷亡代價，全殲國民黨軍1個“剿總”司令部、5個兵團部、8個軍、56個師（內有4個半師起義），總共55.5萬餘人。至此，蔣介石在華東、中原戰場上的主要力量和精銳師團已喪失殆盡，南京、上海及武漢重鎮，已處於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平津戰役結束 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入城接受防務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就此結束。 天津解放之後，解放軍發動的平津戰役進入第三階段，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爲了維護古都風貌，使人民免遭戰火塗炭，平津前線司令部林彪司令員向北平守軍最高長官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發出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公函。迫于形勢，傅作義同意進行談判。經過林彪的代表陶鑄與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周北峰等人商議，1月15日，雙方基本達成了協定。21日，雙方在《和平解放北平問題具體實施方案》上簽字。22日，傅作義率部按協定撤離市區。北平的和平解放，保護了歷史文化名城，避免了人民生命財産的損失。 ★蔣介石下野 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蔣介石下野是由國際國內環境造成的。去年底，東北、華北全境以及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爲解放軍奪取。於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12月N日，擁兵50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等又提出5項和議主張，把蔣下野作爲第一項主張。豫、湘、鄂、桂4省也相繼通電主和並要求蔣下野。除夕日，蔣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徵詢意見，除谷正綱等少數人外，其他委員一致認爲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本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對局的聲明），揭露蔣的和談陰謀並提出8項條件作爲和談基礎，這一切，使蔣無法再戀戰了。19日，蔣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說：“局面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並憤憤不平地說：“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爲共黨，而是因爲本黨中的某一派系。” 24日，蔣介石在保留國民黨總裁職位的前提下“引退”，國民黨中央執委對各直轄黨部發出秘密指示。《指示》稱讚蔣介石“引退”爲“磊落光明之偉舉”。爲使全體國民黨員“洞達總裁之意旨，瞭解工作方針”，中執委要求：（1）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和《引退聲明》要“悉心研討，全力信守”；（2）不論蔣介石在何處，均應“竭誠盡力，接受領導”，在蔣領導下，“救國救民”。 ★和談破裂 4月2日，國共和談代表就實現國內和平所涉及的各項重大問題交換意見。3日，周恩來要黃啓漢轉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 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交張治中，該協定共8條24款：首先確定國民政府負全部內戰責任，要求懲辦戰犯；主張廢除僞憲法、僞法統；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改除一切賣國條約，改編軍隊等。對此，國民黨代表團提出修改意見。15日，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交國民黨代表團，周恩來說：“對於國民黨軍隊改編和人民解放年過江接收政權兩點，我們決不能讓步，”周恩來宣佈：“我們限定南京國民黨政府在20日以前答復，如不接受，我們一定打過江去。”國民黨代表團表示接受這一修正案，決定派黃紹竑攜帶文件返南京請示。 蔣介石閱畢黃紹竑攜回之24項要求後，在日記中寫道：“共党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敍述戰爭責任問題的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爲，可痛！” 20日，南京政府拒絕接受修正案，李宗仁、何應欽電複中共和談代表團說：“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爲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希望中共“對協定之基本精神與內容，重新予以考慮。”“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談判就此破裂。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並於23日佔領南京。 ★台灣改革幣制 中國爆發全面內戰，蔣介石借陳誠之手收刮台灣民酯，台灣經濟亦受重大影響，經濟生產重大萎縮，通貨膨脹，民不聊生，人民苦不堪言。於是6月15日，台灣政府頒佈《台灣幣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幣發行辦法》，規定：（1）新台幣指定由台灣銀行發行；（2）發行總額以2億元爲限；（3）新台幣與美元匯率爲5：1；（4）新台幣與舊台幣的兌換率爲1：4000，限在1949年12月31日前兌換；（5）新台幣以黃金、白銀及外匯爲十足準備發行。台灣政府又宣稱從台灣原存和大陸過來的黃金中撥出80萬兩作爲新台幣準備金，另撥1000萬美元作爲進出口貿易運用基金，使新台幣得以維持幣值。台幣改革使通貨膨脹得到緩和。物價上漲有所控制，初步穩住了台灣的貨幣金融體系。 ★《光明日報》創刊 6月16日，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創刊。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在發刊詞《團結一致建設民主新中國》中闡述辦報方針爲：“第一是負責的態度”，第二是服務的精神”，“第三是建設的批評”，“第四是忠實的報道”。該報以科學、教育、理論等爲主要內容，反映國內外科學、教育、文化、學術等方面的發展情況。 ★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日，是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日子。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爲政府施政方針；推選林伯渠爲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爲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爲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爲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爲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此之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已選舉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慶齡、張瀾、劉少奇、高崗、李濟深爲副主席）。 當天下午，參加政協會議的全體代表和工人、農民、學生及人民解放軍官兵30萬人，彙集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盛典。下午3時整，毛澤東率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準時登上天安門城樓，典禮開始。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30萬人的熱烈歡呼聲中，毛澤東按動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回蕩在廣場上空。接著，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佈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朱德驅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之後宣讀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並主持了閱兵式，在場的各界群衆一直用熱烈的掌聲爲人民的子弟兵歡呼。 閱兵式後，天色已晚，群衆開始提燈遊行。這時，五彩埃紛的禮花騰空而起，紅燈和禮花交相輝映，天安門廣場沸騰了，中國現代史的新紀元也開始了。 | |
NO:1168_8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2:53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少年中國的前途果然是有希望，我信這個好預兆，必然在有志創造少年中國的青年——你和我——身上顯出來。爲盼望看見少年中國的實現，我真拭目以持從我們身上顯出來這樣的一個預兆呢。 。 ——惲代英《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1950年5月15日，全世界的地震學家都目瞪口呆，所有的地震儀都被強大的地震波激過了最高限度而頓時失靈。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發生在毗鄰印度阿薩姆邦的中國西藏墨脫。 ——關於墨脫這個地方，在清末和民國期間的現代邊塞故事裏，曾把這裏描繪成中國疆域裏最閉塞、蠻荒的地方，歷朝政府甚至不願意在那裏屯兵，因爲那裏的兵每逢調防都要嚎啕大哭：天哪，總算出來了！長官，能告訴我林芝（在世人眼裏，林芝同樣也是一個苦寒蠻荒之地）發生了什麽新聞嗎？ ——爆發出移山填江般威力的墨脫大地震雖然並未驚醒一般中國人的睡夢，也未曾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自然史記憶刻下痕迹，但在這遼遠邊陲的天崩地裂卻深深地刻在了自然觀察家和歷史的占星士的腦海裏。墨脫地震的震中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雅魯藏布江大拐彎的南側。北緯28.90度，東經95.2度，地震的震級高達裏氏8.6級。 當地的居民，地震前就經常聽到群山的呼嘯聲；如慘號，如嗚咽，這哭聲般的呼嘯悲切恐怖。天空沒有風，卻有狂風呼號的聲音，從震前幾天到臨震，大地不斷發出類似槍炮聲、爆炸聲和打雷聲的巨大轟鳴。那又大又怪的聲音由遠而近，紅色火光上下閃跳，火球滿天飛舞，火星如信號彈在空中飛馳而逝。在災變到來的刹那，一切魔幻變的奇觀突然停止，沈沈黑夜裏，山谷裏湧起馨香的春風，風一陣陣撲過高原，黑沈沈彌漫了山谷，鋪遮了天空，它急疾迅猛地席捲大地，墨脫頓時變成了飛沙走石的世界。大地劇烈地顫抖：群山瘋狂起舞，自然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幕開始了。 在峽穀中奔流的雅魯藏布江，江面立即白浪滔天，無數巨石、崩岩，從幾百米的懸崖上砸落江中，流量達每秒6000立方米的大江，傾刻間被截斷爲4節。 大地震引發了無數處山體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刹那間江河斷流，天地失色，墨脫大地面目全非，在數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1平方米的面積就有1.1立方米的物質參予了滑移。有的整座山寨從山頂甩下峽穀，有的村莊從江的北岸抛到南岸，還有的村莊被滑坡體整個推入江中。距離震中最近的格林村，山崩和地陷加上噴沙把所有房屋埋入地下，全村456人喪生，死亡率達90％以上。這次大地震雖然發生在地廣人稀的地區，但中印兩國仍有4000餘人喪生。這場巨變，是否預示著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中世紀制度的崩殂？我們不可得知，然而，那一天起，布達拉宮的長號聲平添了某種憂鬱，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凡改朝換代，都會出現自然史中的非常事件。1950年的那次鮮爲人知的特大地震又恰好發生於新紀元肇始的非凡年代，令感覺細膩的人們不得不産生某種聯想。 星象異變，大地轟鳴，山河變色，城市崩裂，……這種自然史上的種種非常事件往往伴生著人世間形態的巨大變化。我們寧願相信這僅是一種巧合。但是，當我們重提47年前的大峽穀之震時，我們還是不由得爲某種無形的意志，爲某種人間規律的威嚴而懼悚，而表示出深切的敬重。 這一年夏天，人民解放軍騎兵的馬蹄聲叩破了川康邊青翠山谷的寧靜。儘管出現了小規模的武裝抗拒，然而“金珠瑪米”大軍的不可阻擋之勢，使廣袤的雪山藏域爲之動容。 藏曆10月8日，求助“神斷”，17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舉行親政典禮，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權，達紮結束了執掌近十年的攝政王位。親政後，達賴當即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說：在我尚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聲籲請我親政，實難推卸責任，不得已於藏曆10月8日親政，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我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 毛澤東不久後回信，對達賴恩勉有加。這是1950年的秋天，時值建國一周年之際。這是繼康乾盛世之後，神聖的祖國再次實現中央對西藏前程的有效幹預，這是50年代之初的福音。統一的光芒照亮了多災多難的河山、大湖、草甸、雪頂和森林，沐浴在新時代的曙光裏。對廣大中國人民來說，1950年實在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好年份。 ※※※※※ 本年度《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定，中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和戰士在生活的空氣裏感受到了這個北鄰大國的壯麗、偉岸和富強。北京美專的學生們在北京街頭懸挂起來的巨大招貼畫上寫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在活躍的高校禮堂裏，《卡秋莎》和《華沙工人之歌》的旋律此起彼伏。在北海溜冰場，青年男女們互相追逐打鬧，用俄語大聲談笑，人們向他們遞來無比羡慕的目光。儘管，在人們印象中，蘇聯的氣息和質地，總是伴隨肅穆的隊伍、宏大的建築、粗獷的個性以及冰天雪地，但50年代蜜月般的中蘇情誼使人們對蘇聯的感受溫暖而亮麗，這是幾代人優美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直到今無它的魅力仍未見衰退，相反，隨著蘇聯式審美時代的退去，這種溫馨的感受與日俱增。50年代中蘇之間水乳交融般的情誼一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美感。這種美麗我們至今從老年合唱團和懷舊頻道中感受到，也許到了下個世紀，我們會充滿激情地說：那是我們一代人最後的古典浪漫主義事物。 本年初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舉措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不和。美國和法國對英國的這種承認感到大爲惱火。針對盟國的指責，英國指出，“紅色中國”控制整個大陸已成爲現實。英國外交部還提醒盟國朋友們：毛澤東已經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擁護，而且還是新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面對這種歷史性的局面，英國還能做什麽呢？英國人試圖保存在香港的利益，而你們沒有這樣的煩惱。 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和秘書長賴伊並轉聯合國安理會會員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從那時起，新中國的英語文件將國民黨輕蔑地稱爲“Guo Min Dang Part”）的代表留在聯合國安理會是非法的，並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中國各民主黨派爲擁護周恩來致聯合國的電文，也聯合發表聲明，《聲明》指出：周恩來外長詞嚴義正的電報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公意，我們一致堅決擁護周恩來外長的主張。中國政府還著重組成以張聞天爲首席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以參加聯合國會議和聯合國的各項工作。 建國一年間，全國已成立了1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和1個中央直屬的自治區人民政府（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會），4個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華東、中南、西北、西南），28個省人民政府，9個省級行政區人民行政公署（川東、川南、川西、川北、蘇南、蘇北、皖南、皖北、旅大），12個中央和大行政區直轄的市人民政府，67個省轄的市人民政府，2087個縣人民政府。 建國一年間，17個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它們是：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東德、阿爾巴尼亞、緬甸、印度、越南、丹麥、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亞。有8個國家已承認了新中國政府，它們是：巴基斯坦、英國、錫蘭（斯裏蘭卡舊稱）、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蘭、荷蘭。 儘管10月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面臨新的考驗，但毋庸置疑的是，這個在硝煙和血泊中實現了美麗的新生的東方大國，已經在內政外交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變化，賦予了中國人在歷史前進中新的感覺。從此開始的人民記憶，儘管時而低沈，時而昂揚，但在一個完整的形態中展示著豐富的性格。從安東到西康，從綏遠到海南島，開始了新生活的人們抑制不住心中的歌唱—— 呵！綠水青山，呵，春風楊柳，古老而美麗的祖國呵，你在地球的衣襟上織出一片醉人的錦繡。 你遼闊的幅員上——風光何等旖旎；你富饒的地層下——寶藏無比豐厚。 你泥土的養料，賦予我們勤勞樸素的美德；你江河的乳漿，給了我們精壯飽滿的血肉。 你是養育我們民族的搖籃呵，你是我們心上的綠洲，世世代代，我們在你的懷中探求，獻身，春種，秋收。 我們爲你的俊容而自豪，更把深深的愛傾注給你呵 ——我們的多嬌江山， ——我們的華夏神州！ ★不許餓死一個人 1月6日，內務部發出《關於生産救災的補充指示》。《指示》責成各級人民政府要對救災負起高度的責任，不許餓死一個人。《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強組織與領導生産救災，要清楚掌握災情，詳細研究救災方法，正確分配糧食並及時運到各地區，以起到應有的作用；發動人民互助，勸止盲目逃荒；及時發動春耕，播種早熟作物；強調節約，變生活資料爲生産資本。 ★宣判隱匿孔祥熙財産案 2月13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隱匿戰犯孔樣熙官僚資本財産案。被告原敦裕錢莊總經理顧心逸和被告原敦裕錢莊經理顧誠齊是同胞兄弟。敦裕錢莊原爲私營，於1946年7月5日發生風潮，頭寸短缺，顧誠齊通過其兄顧心逸找到孔詳熙之子孔令侃，經其以赤金100大條彌補，始渡過難關。此後該錢莊大部分股份即陸續轉入孔令侃之手，但孔爲逃避社會耳目，隱匿不露。此外，孔於1946年7月，向美軍收回其所有的上海市迦陵大樓以後，爲隱藏真面目，令被告等組成私人帳房性質的地産公司。同年8月開張後，用迦陵大樓租金，以該公司名義購進等於其資本僞法幣2000萬元約5倍的房産。建國後，被告等企圖隱匿歸己，不向人民政府如實報告。人民法院判決被告顧心逸、顧誠齊有期徒刑3年，顧心逸並處罰金人民幣6億元，顧誠齊並處罰金人民幣4億元。敦裕錢莊資本屬於官僚資本的部分與純屬官僚資本的大業地産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財産，予以沒收。 ★上海被轟炸死傷1500人 2月6日，國民黨空軍對上海進行3次轟炸。上海解放後，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於1949年6月23日起對上海口岸實行武裝封鎖，並不斷派機轟炸掃射。2月6日，國民黨軍出動17架美式轟炸機，集中對上海的楊樹浦電力公司、閘北水電公司、南市華商電氣公司、盧家灣法商水電公司及吳淞等處濫炸，炸死1000餘人，毀壞房屋1000餘間。楊樹浦電力公司的發電設備1／3受破壞，當晚無法發電。至2月13日，國民黨飛機又連續襲擊上海13次，以後又轟炸南京、杭州、青島、廣州、福州、南昌、蚌埠等地。在5月11日的上海空戰中，人民解放軍擊落敵機1架。此後，國民黨空軍即不再輕舉妄動了。 ★政務院通令嚴禁鴉片毒品 2月24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指出：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強迫輸入鴉片，爲害中國已百餘年。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曾有計劃的實行毒化中國，因此戕殺人民生命，損耗人民財産，不可勝數。現在全國人民已得解放，爲了保護人民健康，恢復與發展生産，特發佈嚴禁鴉片煙毒及其他毒品的8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或人民代表大會應把禁煙禁毒工作作爲專題討論，定出限期禁絕的辦法；設禁煙禁毒委員會，由民政部門會同公安及各人民團體組成；禁絕種煙；少數民族地區有步驟地慎重進行；禁止販運製造及售賣煙土毒品情事，違者從嚴治罪；限期繳出散存於民間的煙土毒品並由政府酌予補償；逾期不繳者沒收並治罪；吸食煙毒的人限期登記；衛生機關應配置戒煙藥品免費或減價醫治或設戒煙所。 ★蔣介石在台北“複職” 深紅色 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複行“中華民國總統”職權。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後，由李宗仁任南京國民政府“代總統”。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代總統”李宗仁于同年11月20日以赴美就醫名義經香港飛抵美國紐約。1950年2月，台灣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向李宗仁發出最後通牒式電議，要他於3日內返回台北，否則就被認爲是放棄“代總統”職權。“非常委員會”並要求蔣介石“複職”。3月1日，蔣介石正式宣佈在台北恢復“中華民國總統”職務，李宗仁即“電斥其荒謬”。蔣介石“複職”後，任命陳誠爲“行政院長”，吳國禎爲“台灣主席”，孫立人爲“陸軍總司令”，桂永清爲“海軍總司令”，蔣經國爲“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全國各大城市禁娼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堅決予以禁止和消除。1947年11月石家莊市解放後，人民政府就下令封閉妓院。接著，吉林、北京、蚌埠、南京、杭州、天津、西安、南通、南昌、青島、上海、武漢等城市禁娼的做法，基本上可分爲“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兩種。“北京方式”即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一舉封閉妓院，對妓院老闆、領家和鴇兒集中審查處理，對妓女收容教育，治療疾病。“天津方式”即是先採取多種限制措施，引導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條件成熟時一舉封閉殘存妓院。本年1月15日，天津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嚴格管理限制妓院活動範圍，幫助妓女轉業，防止流爲暗娼，至預定時間內徹底消滅娼妓制度。到3月，200多名妓女改業，妓院院址也改成工廠、旅館、民宅，全市妓女由解放前夕的近2萬人銳減爲800餘人。1951年底，殘留的妓院全部封閉，妓女集中收容。 ★山東發現中國人的祖先－恐龍化石 山東大學地礦系師生十餘人，4月上旬赴萊陽一帶作野外調查實習時，在萊陽南15公里的金剛口村西溝“中生代”、“上白堊紀”、“王氏系”、“紅土層”內發現了恐龍的化石，又在金剛口北7公里的將軍頂附近的同一“紅土層”內，發現了恐龍蛋的化石，這一發現給古生物科學研究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 自從1921年蒙古第一次發現恐龍蛋化石後，這是世界上第二次的發現。 ★《紅旗歌》在各大城市演出引起轟動 《紅旗歌》的故事是寫解放區某紗廠紅旗競賽的熱潮中，落後女工馬芬姐不積極參加生産，連累得她們的小組三星期挂不上紅旗。由於工廠的黨組織和行政部門能夠及時適當地處理問題，加上這小組的積極分子，共產黨員金芳，一直對馬芬姐進行團結改造的工作，最後改變了馬芬姐的舊思想，使她醒悟過來。 覺悟的馬芬姐，回到工廠埋頭幹活，在月終第一階段競賽大會上得到群衆的表揚。終於，勝利的紅旗，飄揚在她們頭上。 一年來，《紅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蘭州等城市陸續演出，受到了廣大群衆特別是工人們的熱烈歡迎。在上海連演159場，觀衆12.5萬多人，這情形在話劇運動史上是少見的。演出時各地報紙曾有很多專刊介紹。 ★殘酷虐殺婢女的地主婆受到公審 報載：廣東信宜縣第3區小水鄉17村地主吳子珍的老婆虐殺了4個婢女受到人民政權公審。吳子珍的老婆，過去每年收穀租1000多擔，一向壓迫、剝削農民，過著腐化的生活。據在公審大會上暴露的材料，她曾養過6個婢女，有4個被她虐待致死。有一個因受不了她的打罵虐待，偷偷地逃走了，她把婢女找回來後，把她的衣服脫光，吊在半空，用棉花滲透水，貼滿她全身，然後點著火將棉花燒起來，把那個婢女活活燒死。另一個婢女，因服侍得不合她意，她不但不給飯吃，還用燒紅的火鉗燒婢女的乳頭，最後又把那火鉗插到那婢女的陰道內，把婢女活活害死。其他還有兩個婢女，也是受刑死去的。 僥倖活下來的婢女，也受到百般的摧殘：有一個婢女因爲服侍得不合她意，她就用火鉗扭去婢女的乳頭，後來這婢女嫁到一個貧農家裏，生過兩個兒子，但由於沒有乳頭讓孩子吃奶，又無錢請人餵奶，眼看兩個孩子先後活活餓死。 ★毛澤東發佈抗美援朝命令 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佈命令：“爲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中國人民志願軍轄13兵團及所屬38軍、39軍、40軍、42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所屬的炮兵1師、2師、8師。上述各部須立即準備完畢待命出動；任命彭德懷同志爲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3日，毛澤東又一次肯定出兵必要。他說，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爲，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爲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到鴨綠江，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面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爲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失極大。 毛岸英在朝鮮英勇犧牲毛岸英於10月赴朝作戰，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任翻譯和秘書。11月25日在美軍飛機轟炸中犧牲。 毛岸英犧牲後，他的墓安置於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碑文上寫著： “毛岸英烈士原籍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是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長子。1950年他堅決請求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犧牲。 “毛岸英同志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將永遠教育和鼓舞著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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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2:57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蒙受著不能發芽的痛苦…… ——電影《徐秋影案件》台詞 50年代發生在哈爾濱的“徐秋影案件”雖已獲平反，但這件震驚全國的所謂“反革命殺人案”造成了一家數口被處決、被長期關押的特大冤情，並以文藝形式流傳全國數十年之久。直到80年代，電視台仍粗心大意地播出了有關影片，自然，被害人家屬一定要舊事重提的。 老一代人回憶起電影《徐秋影案件》，首先脫口而出的是那段著名的台詞：“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蒙受著不能發芽的痛苦。”這句台詞之所以得以流傳，是因爲它出自一個“女特務”之口，是文藝作品中罕見的坦露人性痛苦的表白。當時的普通觀衆一定覺得它很真實，而且有“文采”。將一件真正的案件搬上銀幕，對當時的電影工作者是一個挑戰。漂亮的女職員徐秋影在一個雨夜被人槍殺，公安人員從被害人風格暖昧的日記中感到了這件兇殺案的不尋常。於是，一個希區柯克式的懸念故事開始了。這句著名的台詞不僅成爲女主人公悲劇命運的象徵，而且成爲一戶人家幾十年悲慘人生的讖語。任何一種人類運動，都不免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影響，“徐秋影案件”就是例證，儘管公允地看，它只是鎮反運動中的不和諧章節之一。電影工作者自然是按照嚴格的政治標準來解釋“徐秋影案件”的意義的。不過，雖然這件案子是一起令人憾恨的錯案，但影片的警世色彩卻在億萬人的腦海中長存不滅。這究竟是傳媒的錯誤，還是命運的錯誤？ 提到50年代，我們自然會聯想起許許多多的黑白影片，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的象徵物。50年代保留了40年代的某些電影傳統，但蘇聯風格的影響是最顯著的變化。如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廠標，工農兵形象造型非常接近於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的廠標，序曲乾脆就採用蘇聯音樂；50年代演員的腔調，也是一種傳統國語同老解放區方音的混和物，白楊、陶金等人的發音屬於“上海時代”，而田華、陳強等人則老解放區的方音稍重一些。這種語言風格甚至影響了譯製片的配音，如一部電影中，德國軍官喃喃自語道：“蘇聯間諜，蘇聯間諜……”在這裏“間”字發聲變成了平聲，“an”字音也特別誇張壓抑，顯得很嘶啞。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這種獨特的發音和發黃的膠片、教堂造型式的藝術一起，構成了50年代的古色古香。哪怕是嚴酷的鬥爭和革命暴力，只要具備了50年代的形式，那麽，它仍然散發著溫暖的色澤。誰能夠想到，《徐秋影案件》樸素的電影形式後面，掩蓋了一個近30年的悲慘故事呢？——在觀衆眼裏，女特務徐秋影總是出現在若明苦暗的光影中，被邪惡勢力所控制。她的氣息帶有舊時代女子的典型特徵：軟弱、自憐、迷途，總之，這個女人透發著舊時代淒婉的美。在影片中，她活在偵破人員的倒敍和被告人的回憶中，伴隨著她的總是雨夜和燈燭，仿佛宗教畫中作懺悔的蕩婦。很明顯，導演對這個女特務注入了一種複雜的情緒，控訴完成了，陰謀曝光了，罪人被懲辦了，陽光下的勞動者沿著康莊大道繼續向著壯麗的時代前進了。 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這是《徐秋影案件》的呐喊，這是歷史性的共和國肅反對人們的要求。每一個政權都要鎮壓敵人，法國大革命如此，拿破侖的革命如此，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也是如此。然而，作爲肅反標本之一的《徐秋影案件》卻因歷史的誤會，而變成了一次真正的噩夢。它的發生和演變，已遠離了國家公訴人和被害人的本意，億萬觀衆的集體記憶錯位了幾十年，文藝作品的受害人雖然在晚年獲得了安寧，然而，當年的觀衆卻開始歎息：逝者如斯夫！ 1951年的春天，東北的氣氛就像電影《鐵道衛士》所表現的那樣，老百姓們沈浸在“抗美援朝，保家爲國”的全民性熱情之中。哈爾濱的大街上，人們在扭著秧歌，青年男女們唱著： 嘿啦個啦啦，嘿啦個啦啦，天空飄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 與此同時.一封控告信寄到了哈爾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控訴人稱：三年以前，他的女兒趙潔珊（即“徐秋影”的原型）在松花江俱樂部西側的江畔被人槍殺了。公安機關雖作過調查，但在排除了幾名嫌疑人（趙的追求者）作案的可能後一籌莫展，加上當時的民主政權鎮反任務十分艱巨緊張，所以，這個案件被擱置了下來。因此，被害人的父親呼籲政府“早日逮捕兇犯”。由此，哈爾濱市公安局成立了“2號案件”偵破小組，再次從死者的遺物中發掘線索，從趙潔珊的一個記事本（這也是電影中的“徐秋影”案件的靈感來源）中發現了一個地址。於是，一切都不可能逆轉了。 這個地址就是新中國“第一號女特務”邵玉魁（即《徐秋影案件》的女特務邱滌凡的原型）的住址。邵玉魁時年33歲，是一個活潑熱情浪漫的女子，正沈浸在新時代的歡樂之中，按理說，一切罪惡和刑獄應該與她無緣。然而致命的是，她的妹夫李子和曾是國民黨軍統局的情報員，她的兩個弟弟又當過國民黨兵。她本人也同趙潔珊相處甚密，她所生活的城市——哈爾濱又是著名的國際間諜中心和國民黨特務活動活躍的地區。於是，一切歷史背景必將順理成章地帶出一個神話，而這個神話是冷峻鬥爭時代的冷酷邏輯的必然産物。 這個左右了億萬人集體記憶的神話就是：邵玉魁的家庭是國民黨特務的秘密基地。邵玉魁是骨幹分子，她發展了趙潔珊爲特務組織的週邊成員，後來發現趙潔珊有所動搖，便指使她的弟弟邵蓮魁將趙潔珊誘出槍殺。 已經懷孕的邵玉魁沒有想到：正是她腹中的孩子救了她的性命。當她的妹夫李子和和弟弟邵蓮魁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時候，她的丈夫正在爲嬰兒的喂乳四處奔波，而她抱著雙膝面對空白一片的牆隔壁，搖過來，搖過去。鐵窗外傳來隱約的歌聲： 親愛的朋友，祝你做一個甜蜜的夢，親愛的朋友喔，祝你做一個甜美的夢。 這是一首有關三峽夜航的抒情歌曲，剛剛開始流行。按照邵玉魁那時的性情，她一定是最早學會這首歌的人。當年她常常這樣，和趙潔珊一起哼著一些新時代的歌曲，她印象最深的，是兩個人唱著《你這個壞東西》時，互相打鬧的情景。趙潔珊的拳頭輕柔地敲在邵玉魁的前額上：你這個壞東西、壞東西、壞——東——西，哈哈一笑，向後倒去，她美麗的淺笑模樣，留在了邵玉魁的心裏。此時的邵玉魁淒涼地一笑，她再次辨識著自己的身份：一個兇手，一個被中華兒女唾棄的人，一個與新時代審美潮流無緣的階級異己分子。 在《徐秋影案件》中那個面部扭曲、線條僵硬的女特務邱滌凡監視著徐秋影的一舉一動時，邱滌凡的原型——邵玉魁卻木然地站在鐵柵欄之後，任憑參觀者打量和議論： “嘖嘖，長得還有點像呢，——做孽呀！” “你別看她一副老實相，可壞呢，徐秋影就是她殺的！” 邵玉魁並不是沒有澄清自己的機會，四年以後，也就是《徐秋影案件》在全國公映之時，哈爾濱人民法院根據她的申訴對案件作了一次認真的復查。當時正值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公佈，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次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階段，所以不用懷疑調查人員的公正性。調查報告長達3萬字，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玉魁當特務搞情報的結論，否定了她槍殺趙潔珊的定性，認爲邵玉魁是冤枉的。 然而，第二年波瀾壯闊的反右運動粉碎了她的一線希望，不僅如此，她的案件株連面也越來越廣，包括司法人員在內的一百多人受到了嚴厲的懲處。 任何一個時代，都會産生邵玉魁這樣的遊離於群體命運之外、有著獨特生涯的人物。要詳盡其悲苦人生是困難的，要發掘一些同情的眼淚更是無謂的，當事人的眼淚已經流得夠多的了，爲親人的死亡，爲苦命的孩子，也爲她自己慘澹的人生，長期以來，她不再流淚，也沒有淚可流了。但是，1987年7月6日，當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宣佈對所謂“邵玉魁特務案”進行徹底平反，宣告邵玉魁無罪時，68歲的邵玉魁流下了熱淚。 如今的邵玉魁和她那四十多歲的兒子住在哈爾濱市區的一個居民區裏，靠著3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兒子單位裏的效益很不好，只能拿到近於最低生活標準的工資，全家除了一台黑白電視機和一台洗衣機之外，再沒有別的電器。但風燭殘年的邵玉魁似乎並無怨言，能夠平靜地皮過晚年，這是她28年牢獄之災的最大願望，她也想不起來應該抱怨什麽了。燒鍋爐的兒子每天下班回來，笑嘻嘻地將班組裏發的白糖和洗滌劑塞到母親手裏，屋裏彌漫著蒸饅頭的香氣，兒子埋著頭呼哧哧地洗臉，老太大凝視著兒子耳角上灰白的鬢髮和臉上的皺紋，突然一陣心裏發酸，這些年的日子，可是把這孩子給坑苦了。 更多的時候，老太太獨坐在這間小屋裏，冥想著往事。這是冬天，老太大感覺到，四十多年前的哈爾濱要比現在寒冷得多，那陣滿大街的商店和飯鋪、門口都挂著三、四層棉被厚的門簾，就這樣，還擋不住凜冽的北風。有時候，老太大又覺得那陣並不比現在寒冷，那時候，她常常和趙潔珊等姐妹們踏著積雪到江堤上遊玩，一打鬧起來，就覺得渾身熱呼呼的。她一閉上眼睛，就會浮現出那些姑娘們青春明媚的笑容，耳畔響起轟隆隆的秧歌聲，天上飄著稀薄的白雲，太陽把松江省的山河映射得絢爛而熱烈，秧歌的聲響越來越近。邵玉魁想著想著，手腳也動起來了，像是在比劃著什麽，這時候，居民區裏老太大秧歌隊的鑼鼓聲驚醒了她，她睜開眼睛茫然四顧，末了，她搖搖頭笑了起來：“唉，我這是怎麽了？我這是怎麽了？” ★勝利突破了“三八線” 1951年的除夕，總攻開始的信號彈閃耀在臨津江上空，密集的炮火，無數的重機槍，突然地發出怒吼。炮彈摧毀著“聯合國軍”和李承晚僞軍的工事，壓制住了敵人的火力。紅色的信號彈升起了，中朝軍隊的第三次大反攻開始了！“三八線”西起臨津江口，東至舊邑裏海岸線，長達200公里，敵軍佈置了縱深70多公里的三道防線，部署了“聯合國軍”4個師，僞軍8個師，號稱“東方馬其頓防線”，然而，幾個小時以內，這條重要防線便被突破了。1月4日，中朝軍隊攻克漢城，幾天以後，解放了37度線以北的廣大地區。 ★頒佈《懲治反革命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草案），經政務院會議通過，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審查批准後，於2月21日由毛澤東主席命令公佈施行。 《條例》根據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對於各種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解放後怙惡不悛、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務間諜分子，將採取從重處理的原則。對於被脅迫、欺騙而參加反革命活動的脅從分子，對於解放前罪惡不大而確實已悔改的人員，特別是有立功行爲的人員，則採取從寬處理的原則。 ★零陵縱火案 農曆元宵節那天，湖南省零陵縣7000餘人集會歡度節日，舉行抗美援朝示威遊行。然而，下午1時起，震驚全國的縱火案發生了，北風呼嘯，城區煙霧彌漫，火勢迅速擴散到幾條街，頓時人馬喧騰，哭聲一片，歡慶的場面頃刻變做了淒慘世界。經駐當地部隊、公安消防部門和居民的大力搶救，火災於夜10時被撲滅。據統計：火災共燒毀房屋1023間（連同財物損失共值159億人民幣舊幣），3人被燒死，16人被燒傷，受災人口2000餘人。 這次特務縱火案很快被人民政府破獲，1952年3月7日，對首犯張景星等22名罪犯宣判了死刑，並執行槍決。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受災群衆發放救濟米30萬斤並進行慰問。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受災人民已在迅速地恢復和重建他們的家園。 “對於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零陵特務縱火案告訴人們：提高警惕，堅決鎮壓反革命，是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先決條件，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推廣郝建秀工作法 6月上旬，國營青島第六棉紡廠女工郝建秀，創造了一套比較科學的細紗工作法。其特點是：工作主動有規律；工作有計劃，分清輕重緩急；工作交叉結合進行；重視清潔工作。由於主動掌握了機器性能，減少了細紗機的斷頭，縮短了斷頭的延續時間，使皮輥花率達到了0.25％的全國紀錄，值車能力也成倍提高。爲此，中國紡織工會全國委員會在青島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研究會”，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測定和總結，並首先在青島紡織系統推廣，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本年度8月，青島召開“青島市棉紡細紗職工代表會議”，全國各地的細紗工人代表、勞動模範、技術人員出席了會議，從此，郝建秀工作法開始推廣全國。 ★批判電影《武訓傳》 女教師領著一群佩戴著紅領巾的孩子們走進武訓故居，她感慨萬千地說：“武訓老先生啊！你的偉大抱負，只有在今天，在毛澤東領導的光輝時代，才能得到真正實現啊！”女教師號召孩子們學習武訓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這時，鏡頭出現地獄中被綁縛的衆生，同時，聖人武訓出現了，他揮舞著巨大的筆桿子，帶領百姓們向天堂飛升。這是影片《武訓傳》的一個鏡頭。《武訓傳》自去年年末放映以來，好評如潮。在不長的時間內，京、津、滬3個城市的報刊上發表的歌頌影片和武訓本人的文章就有40餘篇，從3月份開始，才有少量的質疑性的文章出現。對此，6月20日，毛澤東親自爲《人民日報》寫了題爲《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文章，措辭嚴厲，毫無調和餘地，斥之爲“狂熱宣揚封建文化”，歌頌了一種奴顔卑膝的醜惡行爲。《人民日報》的社論，給文化戰線敲響了警鐘。 ★國泰民安享太平 “給諸位，道大喜，咱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溝，上手先給咱窮人修！要講修，都得修，爲啥先修這龍鬚溝？只因爲，這兒髒，這兒臭，政府看著心裏可真難受！好政府，爲人民……國泰民安享太平！”老舍創作的話劇《龍鬚溝》發表在本年度《人民戲劇》上，作品以“人”和“溝”的對立展開戲劇衝突。解放前的北京政府只管收衛生捐，不管修溝，臭溝濫發淫威：天一下雨，髒水四濫；天氣暖熱。蚊蠅肆虐，居民苦不堪言。解放後，人民政府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首先將又髒又臭的龍鬚溝修成了暗溝，築了馬路，安裝上了自來水。作品通過龍鬚溝的變化，歌頌了人民政府對勞動人民的深切關懷，語言生動，人物真實，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濃郁，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給老舍“人民藝術家”榮譽稱號。 ★《誰是最可愛的人》 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魏巍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作品飽滿的激情感染了全國讀者，甚至影響了新時代的散文文風，後來許多人喜歡使用這樣的句子：“當你……當你……”。這篇作品講述了在朝鮮戰爭上發生的三個互相聯繫又各有側重的故事：松骨峰慘酷而壯烈的戰鬥；戰士馬玉祥不顧個人安危，沖入烈火之中救出孩子；作者在防空洞中與戰士的交談，表現戰士對和平、幸福和榮譽的理解。文章熱情地歌頌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作品發表後，成爲新中國散文的範本，“最可愛的人”也成爲志願軍官兵的代稱。 ★婦女解放 解放戰爭結束後，支前的農村青年回到他們的家鄉，發現家中等待他們的是一場倫理革命：訂了娃娃親的女方一家紛紛要求退親。於是不服氣，找到婦救會評理：“我們可是給八路出的夫子，挖戰壕扛子彈擡擔架等工作，具有軍事性質，那就算軍婚。退親這事兒，民主政府可不能不管！”婦救會的回答同樣乾脆：“娃娃親純粹是父母包辦的，具有封建主義性質。大字不識一個還軍婚哩，拉倒吧！——先參加識字班，再提結婚的事吧！”本年度的倫理震蕩已經不再局限于“娃娃親”，據統計“婚姻糾紛案已達到民事案的89％以上。這反映了《婚姻法》頒佈以來，廣大群衆反對封建婚姻束縛的願望；另一方面，幹部中越來越多的離婚事件也引起普遍關注。這個現象的一方面，同女方未參加工作，政治上落後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喜新厭舊”的主觀因素有關。揭露少數幹部思想腐化、道德敗壞的一部影片裏，一位幹部對他的情人說：“這是五十塊錢，快去把孩子打掉！” ★“土地證” 在農村引發不同反響在安徽風陽縣姚灣鄉，貧雇農聽到發證都歡天喜地。貧雇農許志邦說：“土地證什麽時候到手？這下可有了寶貝了！”另一戶貧雇農軍屬說：“分了土地，縣長蓋了章，子孫萬代不會磨牙吵嘴，我們的土地會永遠傳下去了。”佃中農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種，對發放土地證表示高興。自中農原田不動，認爲發證遲早沒關係，抱可有可無的無所謂態度。富農也希望“早點定規”。富農萬子邦說：“以前人家蓋房子蓋到我家門口我也不敢說，現在界線分明，大家有産權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農民再換田，算舊賬，所以表現得比較規矩。地主范保文說：“解放後，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現在政府寬大，分給一份土地，發個證，勞動改造是應當的。” 發證以村爲單位召開村民會（毛澤東在各種土地改革指示的末尾都特別指出：“地主不參加。”），舉行發證儀式，宣佈舊契作廢。土地證是合法的契約。在發放土地證的時候，群衆情緒高昂。姚灣鄉世子墳村幹部捧出土地證時。農民鼓掌達10分鐘，十裏鋪農民領證時向毛主席像鞠躬，貧農方桂文說：“大紅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新中國的足球運動 全國首屆足球大會在天津舉行，以大連造船廠隊爲主體的東北足球隊擊敗中南足球隊奪得冠軍，以此爲標誌，中國足壇的重心一度從上海移至東北。50年代中前期，大連造船廠足球隊一直雄居全國足球錦標賽和全國甲級聯賽霸主地位。 李普 一百年來，上海是帝國主義者掠奪中國的主要基地，它的工商業是由帝國主義者培養起來的。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它們主要是爲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服務的。 去年三月全國財政經濟開始轉入新的軌道以後，上海工商業的痼疾全部暴露出來，工商業戶紛紛停工歇業。那時沒有一個城市的困難像上海這樣嚴重。這證實了人們的這種看法：上海工商業必須經過一個漫長的改造過程，逐漸在本國的經濟生活中樹植根基，然後才能伴隨著全國經濟的發展而重新發展起來。 上海的困難在去年五月中達到最高峰。六月以後，便漸漸好轉。停工歇業的逐月減少，開工複業的逐月增加。十一月間工業用電竟開創了解放以來的最高紀錄，十二月間更繼續增高。年終結算，絕大多數行業除了掙回上半年所虧蝕的以外，還賺了不少錢。 這好轉的趨勢現在還在繼續著。今年第一季申請開工的工業戶爲去年同期的十三倍；即使比去年第四季，也多三倍以上。復工的爲去年第一季的二十二倍。商業方面，今年第一季申請開業的比去年同期多兩倍，超過去年第四季三分之一。複業的爲去年第一季的十三倍，而歇業的僅爲百分之六。 目前不是沒有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屬於完全不同的性質。第一是技工缺乏。現在已經發生了許多技工跳廠和工廠之間高資爭奪技工的現象。去年上半年全上海有十五萬以上的工人失業，其中在三、四、五這三個月內失業的達十萬人以上。現在全上海失業工人僅四萬人，而且一般都是老弱的和沒有技術的人。第二是原料不足和流動資金不夠。總而言之，現在銷路大體上已沒有很大問題，所有的這些困難都是在市場好轉的情況之下發生的。 從稅收方面來看，今年三月間上海工商業戶交納的所得稅和其他稅款，約略和去年這時候稅收和公債的總額相等。那時工商業者大喊困難。但是今年他們興高采烈，舉行了一次集體交稅的大遊行。一年來特別是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以來，工商業者在政治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這就是他們如此踴躍交稅的原因之一。同時，這也的確反映了工商業者的處境是比過去好了。 根據所得稅的自報查賬戶所申報的數位，去年賺錢最多的是機器染織工業。這一行業絕大多數的自報查賬戶賺了錢，總共盈餘兩千億元。其次是棉紡織工業，盈餘一千六百多億元。 …… 另一方面，去年工業中虧損的行業卻寥寥可數，只有毛紡織、絲織、麵粉、火柴等極少數行業。這些行業中一部分廠家略有盈餘，但盈餘的不及全行業其他廠家虧損的多。絲毛織品將來一定有銷路。麵粉和火柴工業，過去發展得大多，早巳過剩，必須以銷定産，逐漸打開銷路。還有呢帽工業，幾乎家家虧本。現在大家都不喜歡戴呢帽，只有改制適合人民需要的産品，才有發展前途。 上海好轉得這樣迅速，是和全國經濟的恢復分不開的。促使上海如此好轉的，是兩個主顧。 一是一般人民，尤其是農民。機器染織工業賺錢最多，它們最突出主顧便是已經分到了土地而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去年上海的花色布銷到中南的占百分之四十五，那裏盛産棉花和煙葉。銷到西北和華北的占百分之十六。西北要黑布和深色布。華北主要由天津供應，但上海的紫紅布還是大受棉農歡迎。 現在絕大部分中型以上的工廠所接受的定貨已到年底，甚至還有接到明年定貨的。 一是軍隊。臉盆、毛巾等等，凡是適合部隊需要的，都有供不應求的現象。還有鋼筆和口琴，去年的産量超過歷史紀錄好多倍，百分之八十的銷路在部隊。這並不奇怪，人民解放軍是有文化的隊伍，全國的文化高潮將首先在解放軍中開始。 新中國的經濟一定會逐步恢復起來，這是大家都相信的。上海是全國最大的輕工業城市，它的輕工業生産還有很大的潛在力。如果上述兩種市場繼續擴大，其他的城市不能滿足這些需求，上海便將日益繁榮起來。很明顯的，國家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投資必然與日俱增，軍隊的需求不會減少。至於人民的購買力，僅拿經濟作物來說，今年棉、麻、煙葉的播種面積大大超過了去年。不要說像去年那樣豐收，只要有一個平常年景，農民對工業品的需求就會比去年大得多。土地改革今春已經在一萬萬三千萬人口地區完成，今年秋後又將在其他廣大地區進行。這對工業將發生巨大的影響。夏收轉眼就到，離秋收也不很遠，農民就要伸出他們的手來。這是現在全國特別是上海所面臨的問題。（一九五一年五月） | |
NO:1168_10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2:58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照吧，照吧，讓後人受受教育……” ——張子善1952年2月10日臨刑前 劉青山永遠忘不了馬加什·拉科西溫暖而堅定的栗色眼睛，在民主德國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後，中國代表團訪問了匈牙利，在布達佩斯度過了愉快的幾天。那位禿頭、矮個兒、體形剛勁有力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党第一書記走進中國代表團聚集的大廳裏，同迎接他的中國同志擁抱。拉科西同志越走越近，劉青山和中國代表團成員們使勁拍著掌，手都拍得麻木了，他身邊的一位景頗族女同志甚至歡喜得直掉眼淚。劉青山早就聽說過傳奇英雄馬加什·拉科西的名字，真心地愛戴著這位“喀爾巴阡之鷹”，爲他的到來感到激動和幸福。是啊，全世界愛好和平，祟尚進步的青年們誰不知道拉科西的名字？匈牙利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最著名的反法西斯戰士、工人階級的最優秀代表，他在霍爾蒂法西斯法庭上的英勇表現絲毫不遜色於當年“國會縱火案”中的季米特洛夫。50年代初期的中國幹部和共青團積極分子們都讀過一本名爲《馬加什·拉科西在法西斯的法庭上》的書，拉科西雷霆萬鈞般的宣告激蕩著他們的心胸：“自由屬於人民！” 這位平時只能在書刊上、新聞影片裏、天安門群衆遊行時高舉的畫像裏才能出現的人活生生地站在了劉青山面前，劉青山屏住了呼吸，凝神注視著這位“史達林最好的學生”的一舉一動。他有點詫異地發現，偉人的個頭比他想像的要矮得多，面貌也並非肖像上的那般英武，雙眼分得過寬（這令劉青山聯想起河北農村的一種說法：這種長相的人，不是呆子，就是人精）。愛好梳妝、衣著考究的劉青山還注意到：第一書記的西服雖然質地不錯，但做工卻很一般。他剛剛看過一部匈牙利的喜劇短片，該片諷刺了工作中的不負責行爲，一個吊兒郎當的服裝廠工人，漫不經心地對待裝釘鈕扣的工序。他自己因此而自食苦果，在舞會上爲了遮掩他那條繃帶斷裂、隨時就要脫落的褲子，只好掐著腰蹦蹦跳跳，這令他的女友感到氣惱，忍無可忍中，女友離開了他。於是那冒失鬼張皇失措地揚起手臂：“親愛的，回來！”褲子猛地滑落至腳背，舞會裏一片驚叫。但是，爲什麽從拉科西同志的著裝上産生如此般可怕的聯想？劉青山暗想：這未免太不恭了而且……簡直就是一種罪惡的念頭！於是，他的臉上擠出些更加熱切的笑容，伸手搶著去握拉科西同志的手。 在熱烈的氣氛中，拉科西同志講話，大意是：本屆世界青年聯歡，出現了許多動人的故事。如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裏生存下來的法國小夥子，找到了難友的妹妹（在波蘭）；一位來自黃金海岸（加納）的年輕鄉村醫生想提高技藝，而殖民者卻對他的熱情抱以冷漠的態度，所以聚集在布達佩斯的中國醫生、蘇聯醫生爲他專門開辦了短訓學校。當然，匈牙利人民也是一個具有想像力的民族，他的民族有很多傳奇，比如牧鵝少年馬季（聽衆大笑、鼓掌，他們剛剛看過這部影片）。拉科西同志接著說：“不過，今天最富有傳奇性的故事屬於偉大的中國，在場的所有姑娘和小夥子都是真正的英雄，我爲你們感到自豪（熱烈的鼓掌）。” 在興奮和歡樂的氣氛中，拉科西同全體中國同志合影留念。合影之後，中國青年紛紛圍攏拉科西，請他簽名。不知爲什麽，平時愛出風頭的劉青山沒有擠上前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活躍的拉科西還是注意到了這位身材魁梧、兩眼炯炯有神的年輕人，拉科西開口說話了，他指著劉青山：你，很像匈牙利古代的武士。 所有的目光集中到劉青山身上，劉青山被簇擁到拉科西面前。中國代表團負責人笑著介紹說：他叫劉青山，是河北省石家莊市委副書記。15歲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匈牙利人發出驚歎的聲音。拉科西眨巴著栗色的眼睛：唔，看來今天我們得請你給我們簽名了。在場的人又一次鼓掌，大笑。劉青山慌裏慌張地想掏出他的派克金筆，掏了半天，才把筆塞到第一書記溫暖的手裏，拉科西飛快地爲劉青山簽了名。簽名之後，第一書記拉科西顯然意猶未盡，他示意匈牙利記者爲他和這位元中國“紅小鬼”拍一張合影，他站得挺直，緊靠著劉青山，毫不掩飾他對這位中國人的好感。末了，他回過頭來，堅定的眼神凝視著劉青山：我相信毛澤東時代會造就出更多這樣的特殊材料製成的傑出青年。拉科西環視著所有的人：讓我們爲毛澤東時代而祝賀吧。 ※※※※※ 這是去年秋季的一個鏡頭，極端自負的劉青山不知道，那一次戲劇化的場面竟然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次榮耀（至少當時人們普遍是這樣認爲的，長眠於九泉之下的劉青山水遠不會知道：4年以後，拉科西因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而被開除出黨，在蘇聯中亞地區度過了他淒涼的晚年）。現在看來，也許這是一次徵兆，是劉青山革命生涯中的最燦爛的亮相。在這次會見的十幾天以後，國際列車穿過西伯利亞大幹線，進入了中國國境。雖然劉青山並不知道這時他的問題已被揭露，張子善也在河北省“三反”部署大會上被當場宣佈逮捕，但他還是從車廂裏的廣播新聞中感到了國內不尋常的氣氛。終於，在列車駛進天津站時，面色嚴峻的河北省委幹部和公安人員在月臺上等待著他。 至於那位拉科西同志是否聽說劉青山最後的命運，我們已經不可得知了。不過我們可以猜測：那位元元元元老人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歎息不已的。但是，有理由相信：槍決劉青山等人，絲毫不會影響毛澤東在拉科西心目中的偉大。 ※※※※※ 劉青山、張子善貪汙案前後，有許多令人感歎的細節。當時的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也是劉、張的副手）屢次規勸未果，向河北省主要領導反映了劉青山等人的問題。誰料，這位主要領導竟不以爲然，擺擺手讓李克才不要再說下去：“劉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來的毛病嘛！何況他現在已經改掉了。小李呀，你要注意與老劉和老張搞好團結……”據說這位領導後來私下裏還說：“賣主求榮，不好！”領導冷冰冰幾句話使李克才挽救劉、張的希望破滅了。於是，去年的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李克才在會議討論的第一天站起來，向與會的824名代表大聲揭發了劉、張的罪行，引起全場轟動，在當時，李克才此舉是相當冒險的，因爲會議後有人斷言這是一種反黨性質的行爲。但正義終究取得了勝利。 面對新中國第一貪汙案的材料，毛澤東陷入了沈思。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有人提議：是否可以刀下留人，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而毛澤東說，正因他們倆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廣，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甚至20000個犯有不同錯誤的幹部。於是，領袖大筆一落，貪汙元兇人頭落地。 本年度2月10日，公審劉青山、張子善大會在保定舉行，兩萬人參加了大會。會上，河北省副省長薛迅代表省政府宣佈了劉、張的罪行。據查，劉、張二犯在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侵蝕下，利用職權、盜用飛機場建築款、救濟水災區造船貸款、河工款、幹部家屬救濟糧，總計達171.627多億元（舊幣，下同），用於經營二犯秘密掌握的“機關生産”，他們勾結奸商，從事非法經營活動，使國家損失達21億元。1950年到1951年春，在興修潮白、永定、大清、海河等工程時，他們將國家發給民工的好糧出賣，換成壞糧，擡高民工食品價，先後剝削及竊取折舊費共22億元。使民工因食品惡劣、勞動過度病殘或死亡多人，民憤極大。劉青山、張子善將盜竊和非法經營所得大肆揮霍浪費，生活奢侈腐化，劉青山甚至墮落到吸食毒品成癖。1950年下半年，劉青山用公款從香港購進兩部小汽車，一輛留給自己（調離時拒不上交，帶到了石家莊市），另一輛送給了別人。不到半年時間，劉、張二犯貪汙揮霍達3.78多億元。其中劉青山爲1.83億元，張子善1.94億元；劉、張二犯已經墮落成革命事業的無恥叛徒，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二犯死刑，立即執行。 聽到死刑的判決後。劉青山周身一額，張子善則觸電般地雙膝一軟。列車在大街上緩緩行進，街道兩邊站滿了群衆。刑場上寒風凜冽，遠處的學校裏傳來歌聲：“前進！我們新中國的青年……”而擺在劉、張二人面前的是兩口醒目的紫紅棺材。一位省委幹部向他們宣佈中央指示：一、子彈不打腦袋，打後心；二、槍決後妥善安葬，棺木公費購置；三、家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四、子女由國家撫養。中央指示宣讀後，兩人終於開始放聲大哭。省委幹部也露出不忍之色，擺擺手說：“去吧……”。臨刑前，張子善感覺到記者的照相機對準自己時，嗚咽著說：“唉，照吧，照個相吧，最後一張了，讓後人受受教育……”劉青山則長出一口氣，眼圈發紅，將臉扭向一邊。張子善又嘟囔道：“槍斃我一個人吧，槍斃我一個人吧……”劉青山大喝一聲：“孬種！”這時候，他也許想起了布達佩斯的戲劇性場面？——直到臨死，他的身子跪得板直。 ★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1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團拜會的祝詞中說：“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闢的一條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聲音，它標誌著共和國第一次反腐敗鬥爭轟轟烈烈的開始。 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貪汙大體有以下幾種：——出賣財政情報，如稅則稅率的變動，拍賣物資的底價等；勾結奸商盜取國家資財；造假報告，假單據，騙取國家資財，利用職權，敲詐勒索，包庇走私漏稅；受賄賂吃回扣；侵吞公款，據爲已有，挪用公款公物，從中牟利等。 1月26日，中央發出指示，開始在城市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上海的鬥爭 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成爲“五反”運動的漩渦地帶，奸商們爲了遂其私利，用盡了各種罪惡手段，如用腐爛棉花做成“急救包”，高價賣給志願軍，把不能用的汽車零件賣給志願軍，用壞牛肉做成罐頭，用發黴的麵粉做成餅乾；在鹹菜裏摻砂子，等等。更爲惡劣的是，奸商們居然對揭露他們罪惡行徑的人進行暗害。上海鐵路局麥根路貨棧巡守組組長於春根就是奸商們報復的物件，奸商們一開始爲收買於春根，不僅送去鈔票，還有火腿、衣料等物，遭到於春根嚴辭拒絕。奸商們又惱又恨，三番五次想害死於春根。有一次，奸商用一輛卡車撞斷了於春根4根肋骨，陰謀被揭露後，於春根的光榮事迹傳遍了上海。 本年度，專政機關對氣焰囂張的奸商實行嚴厲打擊，五毒俱全的不法資本家王康年被判處死刑。 ★英雄輩出 據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發表的聯合戰績公告說：戰爭爆發以來，朝中軍隊共斃傷俘敵66萬餘名，其中“聯合國軍”31萬人，李承晚軍隊近35萬人，擊落擊傷敵機7300架，並繳獲大量物資。本年度湧現出一大批如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楊根思爲代表的國際主義戰士。黃繼光是迄今爲止，我軍歷史上唯一獲“特級英雄”殊榮的士兵（另一名特級英雄是彭德懷元帥）。本年10月20日，黃繼光跟隨部隊一起反擊敵人。途中，敵人的地堡封鎖了前進的道路，他對指導員說：“我去炸毀它。”當黃繼光接近第四個地堡時，他身邊的兩名戰士已經犧牲了，黃繼光也中彈栽倒了。當槍炮聲再次驚醒黃繼光時，他用力支起上身，奮身一躍，用胸膛堵住了槍眼，掃除了前進的障礙。 ★省市建制及大機構調整 全國原分30個省、12個直轄市、5個行署區、1個自治區、1個地方、1個地區。本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關於調整省區建制的決議》決定：撤銷平原省，其行政區分別劃回山東、河南、河北三省，撤銷察哈爾省，其行政區分別劃歸山西，河北兩省；撤銷蘇南、蘇北行署區，恢復江蘇省，南京直轄市改爲江蘇省轄市，撤銷了皖南、皖北行署區，恢復安徽省；撤銷川東、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區，恢復四川省。19次會議還決定，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爲行政委員會，作爲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會議還決定增設國家計劃委員會等機構。 ★新的工資制 本年8月1日，政務院通過了《關於頒發各級人民政府供給制人員津貼標準及工資制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的通知》，此《通知》從8月7日起施行。各級人民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津貼分爲29級，並實行工資分制。最高如國家主席、副主席工資分爲1006分，最低區、縣勤雜人員（29級）爲85分。每一工資分所合實物的種量與數量，一般地區均應爲：糧食0.8市斤；白布0.2市尺，植物油0.05市斤，食鹽0.02市斤，煤2市斤。據有關資料顯示，毛澤東主席月工資標準是300萬元（人民幣舊幣），折合成植物油50市斤。 ★中國作家獲史達林文學獎 本年3月15日，蘇聯部長會議作出以史達林獎金授予1951年文學藝術方面有卓越成績者的決定。中國作家獲獎的有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二等獎），賀敬之、丁毅的歌劇《白毛女》（二等獎），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三等獎）。 ★張資平的命運 根據《懲治漢奸條例》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張資平，在國民黨政府潰逃前獲釋，賦閑在上海寓所。張資平早年曾是“第三黨”（即農工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還是鄧演達的政治秘書，他幻想著能夠通過這一層關係得到昔日黨內同志的幫助和人民政府的任用。上海市政府一位農工民主黨的副市長曾接見張資平，嚴肅地告誡他：要認真反省過去的罪惡歷史，洗心革面，爭取寬大處理。張見鑽營無望，又致信上海市教委，要求去華東師大教書，未果。1951年，某省到上海招聘師資，張資平隱瞞了歷史，領到了一筆派遣費，但不久便被群衆揭發，張資平受到嚴厲訓斥，取消了派遣資格。隨著鎮反運動的深入，張的歷史罪行再次被司法機關追究，本年張資平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18年，押赴安徽某勞改農場勞動。數年後，張資平在勞改農場病死，這位當年上海灘紅極一時的“三角戀愛”作家，僅次於周作人的第二號漢奸文人，寂寞地了結了他的殘生。 ★抗議處死羅森堡夫婦 12月27日，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等14個團體發表聲明，抗議美國聯邦法院判處羅森堡夫婦死刑，指出：這一判決是美國政府迫害進步人士的悍然行動，旨在煽動反蘇的歇斯底里。 羅森堡夫婦是猶太人，供職於美國原子能研究機構。聯邦調查局指控他們從1944年起便向蘇聯提供原子彈情報，嚴重危害了美國國家安全。聯邦法院于本年判處這對夫婦死刑，並於1953年用電刑處死了被告。 羅森堡夫婦案件是冷戰時期的焦點新聞，被美國輿論界稱爲“我們這個時代最轟動的案件”，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民主國家和左派力量都參加了援救羅森堡夫婦的行動。 （美）伊斯爾·羅森堡 你們會知道，我的兒子會知道，爲什麽我們留下歌沒有唱，丟下書沒有讀，丟下工作沒有完成，就長眠地下。 別再哀悼吧，我的兒子，別再哀悼。爲什麽他們造謠誣衊，陰謀陷害，爲什麽我們流淚，忍受痛苦，全人類都會知道。 大地有一天會笑逐顔開，我的兒子，會這樣的，我們的長眠地將萬古長青，那時，屠殺將會終結，全世界在友愛與和平中綻出微笑。 工作吧，建造吧，我的兒子，造一座紀念碑，獻給愛，獻給歡樂，獻給人類的高貴品質和我們的信念，保留給你們的，我的兒子，保留給你們的。 ——選自《羅森堡夫婦獄中書信集》（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3年版） | |
NO:1168_11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3:07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洗衣服啊大嫂，褲腿挽得這麽高，腿還怪白的哩！” “還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麽態度？” “這個態度就不孬！” 。 ——劉玉堂《溫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國以鋼鐵巨人般的腳步前進著，時代的巨輪碾軋著舊中國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統和生活方式。在橫掃一切舊社會醜惡現象的同時，舊中國的另一種産物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那就是農村二流子和城市無業遊民。社會結構中的惰性氣體——二流子和閒人，雖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樣屬專政機關打擊的物件（嚴格地說，二流子階層僅僅是倫理道德領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無害的），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已經成爲照耀各項工作的明燈，對工業、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偉大任務，這是一場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剝削階級習氣也成爲社會倫理革命的物件，毫無疑問，二流子階層所具有的好逸惡勞的品行同新時代勞動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階層注定無法逃避時代的清洗，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農村合作化的洪流將把舊時代的泥淖席捲得乾乾淨淨。 實際上，改造二流子的社會革命從延安時代就開始了，二流子變成勞動模範的事迹成爲邊區最爲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是風毛鱗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討爲生的嗜好一樣，二流子骨子裏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閑雲野鶴”情結，我們可以推測：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換在一個經濟條件不錯的男人身上，鄉黨一定不會特別的鄙視他，大家可能還會覺得他風流喜洽，是個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國生活水平很低的農村，一個以田土爲生而又不事生産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於二流子和鄰居一樣屬於勞動階層，儘管他的言談舉止低級而有趣，但正如蕭伯納當年拒絕鄧肯的求婚所說的：“假如我們的孩子腦瓜像你一般瘋狂，身體又像我這般孱弱，那豈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結合？”——二流子的偽自由主義和中國的民族現實結合得如此糟糕，他們爲正經的農業勞動者所唾棄也就不足爲奇了。 今天，二流子這一名詞已經從中國人的辭典中消失，成爲一種真正的記憶。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農村的茶館裏成天閑坐的年輕人那裏看到某些印記，長者同樣會鄙夷他們，並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詞來咒駡他們，以他們爲反面教材來教育子女。但是，也就僅此而已，不會有人送他們去勞動教養，他們也不愁找不到物件，這是因爲，由於長期坐茶館的原因，他們的談吐比一般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信息量，他們恢諧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歡；他們中間的部分人由於東遊西蕩而見多識廣，只要他們有所行動，他們有可能成爲農村的“能人”——《編輯部的故事》裏的假導演江寶根就屬於這種新型“二流子”。 正如當年的二流子屬於城鄉範疇的社會概念一樣，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輕而易舉地找到某些當年二流子的特徵，甚至賈平凹筆下的“閒人”如果出現在50年代，也難免被認同爲二流子階層。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二流子體現出的與民族現實不符的個性在當年是超前的，他們的無所事事、油腔滑調，在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衆所寬容的，但在那個年代，在一種窘迫的生活條件下和嚴肅的社會空氣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簡直就是一種罪惡。我們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當年的二流子，是因爲我們對偽自由主義的理解與那個時代不同。80年代有一部名爲《鹹亨酒店》的戲劇，裏面的阿Q深得觀衆的喜歡，缺了二流子阿Q，氣氛當然要索然得多。很明顯，導演也對這個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這樣處理阿Q被殺的場面的：阿Q被五花大綁、罵罵咧咧地經過鹹亨酒店：“他媽的，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小D哭著沖上去抱住他：“阿Q哥！”文學批評者會認爲這個場面不倫不類，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對人性的關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愛心”——這種“愛心”當然也是同嚴肅的歷史環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輕人一定要當心，假如一個老太太誇你“很活躍”，那一定不是什麽好話。老太大一定從你的油腔滑調、遊戲人生的樣子聯想到了她的某個親戚——一個抽大煙、玩蟋蟀活活把家業敗盡的親戚。敗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樂主義是二流子的溫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屢有表現，這種人的特徵一般是：厚顔無恥、嗜賭成性、講究吃喝、遊手好閒，是剝削思想社會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二流子的劣根性，他們往往被階級敵人利用，在物質利益引誘下充當破壞農業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無産者，是團結和幫教物件，所以地主、富農樂於利用他們的糊塗觀念和愣頭青性格，讓他們充當向農業社進攻的工具。 ※※※※※ 我們可以綜合各種文學作品的描寫，想象一下50年代裏，一個二流子怎樣度過他的一天。 二流子的作息制度和一般農村人不一樣，50年代的許多農村是不通電的，因此，絕大多數人在晚上八、九點鍾便早早入睡。二流子則屬夜貓子類型，昨晚12點鍾，他在鎮上賭輸了錢，點著一根偷來的葵花杆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十幾裏路回家，二流子的家在村頭，是一間破破爛爛的土屋，除了一張小飯桌和一個舊床外，幾乎沒有任何家當，床上只有一付草墊子，米缸也是空的，所以二流子的家是不用上鎖的，門上象徵性地用草繩扣住，進屋時拔拉開草繩就是了。二流子的睡眠一般要持續到第二天晌午，外面的喧騰世界絲毫不能影響他的好夢，然而最近不太一樣，村子裏的有線廣播喇叭架在木屋後的樹上，一大清早就把二流子吵得不能安生，“農業社是我們的幸福園地……”，這個清脆的、濃厚學生腔的女聲出自富裕中農的閨女，二流子身體卷成一個“○”形捂著耳朵，用淫褻的語言把這女孩子和她的母親、她的祖母、她的祖宗十八輩女性親屬罵了個遍。很明顯，二流子無法安睡了，當然他決定不再挺身大睡也有生計上的原因——他已經斷炊了。這個月補助給他的救濟糧，已被他拿到鎮子上換成挂麵和豬蹄子搗了嗓子，餘下的換了錢賭輸了。找村主任想辦法吧，只能白遭一頓數落；砍點竹子賣到紙廠吧，竹子又沈，路又遠，而且又賣不上價，——二流子的祖上給他留下的十幾頃好地、鎮上的店鋪和一座碾米廠早在民國36年便在一場豪賭中輸得乾乾淨淨，只留下屋後的一大片竹林和兩畝薄地。不過這對他來說是一場幸事，劃分成份的時候他被定爲“小土地出租者”，政治上同上中農一視同仁。但真正有田産有家業的上中農是恥於跟這個二流子爲伍的，每逢二流子腆著臉向村裏的上中農告幫時，他們會扭過頭去朝地面上猛衝一口：“呸！送子觀音瞎了眼，生出這麽一個豬狗不如的東西……”所以，跟這些人惜糧食是絕不可能的，想到這裏，二流子直起身來恨恨地罵：媽的，遲早一天老子要起來共你們的産！統購統銷，折産歸社，看你們還能神氣幾天？”’ 二流子有一個特點：儘管他們時常爲生活問題所困擾，但他們似乎總是沈得住氣，村頭的廟宇是長者們聚集的地方，他們三個五個一堆蹲在戲臺子下面曬著太陽，聊著年景，二流子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年輕人，他在長者圈子外敞懷們虱，扮演插科打諢的角色，長者們雖然平時爲人厚道持重，但對混在他們中間的二流子也不免口尖舌利起來，他們會動不動拿二流子來說事：“給困難戶吃供應糧咱沒意見，可就像他（指著二流子），人高馬大的，種著幾畝好田，一粒糧食不交，張著一張嘴每年叨集體的供應糧……”，“長貴家的大小子成天不學好，東遊西逛，田也不種，到了老也就是他（指著二流子）這樣了……”，“嘖嘖，村幹部一開會就煮挂麵，二流子也在家裏煮挂麵——你算老幾，也配？”二流子也習慣於自輕自賤，非但不生氣，還挺湊趣，一面捉虱一邊點頭哈腰：“嗨！提我幹嘛？我這人模狗樣還值得您老操心？不過現在的幹部哇，日子是過得不賴……”他很容易地把人們說閒話的目標轉到幹部那裏了。雖然大多數時候人們並不把二流子當作正經的發言者，但有時候二流子的風涼話中透出的資訊也不能不使戲臺子下的人皺皺眉頭。農村人承認：二流子的眼神好使。 在農村時，只有這幾類人是滿口新名詞：幹部、青年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再有就是二流子和地主。二流子喜歡說新名詞，是因爲他喜歡到城鎮活動，因此他的流行語彙不亞于城鎮居民。二流子能說新名詞還有一個好處：每次向村幹部申請供應糧時，可以用新名詞來表態：“明年，我一定……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村幹部也被他逗得一樂：“走走走，別讓我再聽到你這個腔！”二流子深知自己的社會地位，所以懂得撇出些油腔滑調是可以的，但絕不能登鼻子上臉，這是一種生活智慧，違背這種原則，只能自取其辱。二流子一般都有一個很難聽的外號，這外號基本上人人都叫得。但假如有兩種人叫他的外號，二流子一定是要生氣的。一種是小孩子，當一群小孩尾隨在二流子身後喊著“大喇子”、“滾刀肉”之類的外號時，二流子會猛地轉過身，露出很凶的樣子，小孩子便一轟而散。二流子追幾步，扔一塊石頭，然後悻悻的拍拍手，用很惡毒肮髒的話咒駡著他們的父母，抄著雙手一搖三晃地繼續走道。地主分子也不敢惹二流子，二流子的流氓無産者本性爆發出來，是很可怕的，不僅如此，地主在村子裏，除了怕幹部之外，最怕二流子找麻煩，地主見著二流子都躲著走，唯恐二流子把他們當出氣筒。是的，二流子只能在地主身上找到社會主人的感覺，只要他們有閒工夫，他們隨時都要發泄這種感覺。在村間的戲臺子前，偶爾也有一個地主經過。這時候，籠著袖子昏昏欲睡的二流子便露出亢奮的表情：“唉？你這個老不死的，湊什麽熱鬧？我們貧下中農（根據不同地區，或稱貧下中漁、貧下中牧）在這裏談事，有你這個狗地主什麽事？想搞破壞嗎？”地主一驚，連忙陪笑臉：“哎，哎，大侄子，這不，我去地裏收拾我那點麥子，剛路過這兒……”二流子披上棉衣，威風凜凜地站起來，提溜著地主的脖領子：“收起你那一套！誰是你的大侄子？這些日子艾森豪爲兒打朝鮮（注：農村人不懂艾森豪威爾是個全名，誤以爲美國總統是爲他的兒子出兵朝鮮的），我瞅著你也想要‘炸屍’了！”地主帶著哭腔向二流子告饒：“大兄弟，你放我一馬吧，鄉裏鄉親的……。”二流子啐了一口：“呸！你別做夢！想變天？重新剝削老子（天知道誰剝削過他！）？你死了這條心吧，滾！”二流子飛起一腳，地主踉踉蹌蹌地跑了，二流子的這番表現著實讓戲臺子前的人們打心眼裏感到討厭，但大家都不好說什麽，鬥地主嘛，於是，大夥兒都不再說話，日頭已值晌午，人們陸陸續續散了。 二流子折騰了一陣，也感到有些無趣，更主要的，他覺得餓了——雖然農閒季節每日只吃兩餐，但餓了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二流子不想回家蒸紅薯，他木立了半晌，忽然想到：舅舅家裏今早打酒割肉，不知是什麽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蹭他一頓再作圖謀。 打酒割肉的這家人原是爲招待鄰鄉來的親家，主人眼尖，遠遠地看到二流子佝僂著肩穿過鄰家的菜地朝這廂走來，頓時一股惡氣竄上心頭，主人叫過竈房裏燒火的女人，如此這般地囑咐了幾句，折回堂屋裏。 二流子還未走攏，便聞到了肉菜的香味，他清了清喉嚨，正想大聲甜蜜蜜地喚幾聲“舅舅”，冷不丁兩條惡狗竄了出來，朝著他狂吠亂咬，二流子連忙擋狗呼救：“舅舅！舅媽！家裏有人嗎——快出來管管狗！”沒有人搭理他，他的褲子被撕裂了，發黃的棉花飄了出來。這時候二流子看到了舅舅家的小孩——他的兩個表弟出現在院壩裏，這兩個可惡的小雜種非但不管狗，反而被他的狼狽相逗得哈哈大笑，一邊笑還一邊鼓勵著惡狗：“咬哇，咬！” 舅媽終於出現在院子裏了，她先喝走了兩個孩子，一邊拿著掃帚攆狗，一邊打狗一邊嘴裏罵：“該遭五雷劈的畜牲，只配吃屎的畜牲，一天到晚就知道東尋摸西尋摸，誰有工夫伺候你這個畜牲！——瞧你們這副癩樣，還不趁早給老娘滾開點！” 這哪里是攆狗，分明是在罵人，二流子雖然臉皮厚，但也知道舅舅家裏不可能有他的座位的，他暗罵一聲“晦氣！”訕訕地離開了這所院子。 更多的時候，二流子的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農婦的叱駡只是他們每日生活的日常內容之一，他們隨時隨地都面臨著這種尖冷的人言。然而，他們能夠磨練出來這樣的本領：很快就將惱怒化解爲無，魯迅當年寫道：在喝過兩碗黃酒之後，阿Q又高興起來了，那麽，二流子又爲什麽事高興呢？閑漢們總會找到樂子的，在不知什麽地方蹭過一頓飯食後，二流子的步伐變得輕快，骨頭也輕了許多，他走過村口的小橋，見軍屬何大嫂在溝邊洗衣服.於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洗衣服呢大嫂！褲腿挽得那麽高，腿還怪白的哩！” 性情潑辣的大嫂氣得發怔，一扔衣服，回敬道：“還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麽態度？”二流子悻悻然。 “就這態度就不孬，瞧你那副德性，二流子！” 二流子一邊走一邊嘟囔：“這老婆，太驕傲自滿了，瞧男人回來怎麽收拾你……” 天知道，二嫂的丈夫回來會收拾誰呢？只要二流子出現在村子裏，這種粗俗的風情劇每天都會上演，二流子的欲念通過這種途徑得到某些發泄，但這只是二流子階層最後的快樂，當舊社會的情調隨著時代的腳步消失的時候，二流子生活方式的溫床也將被無情地摧毀。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本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日報》於9月25日正式公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人民日報》說：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實現三大改造的物質基礎，而現實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兩者互相依賴、相輔相成，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産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是這條總路線的基本特點。 ★朝鮮戰爭宣告結束 “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上將克拉克在簽署停戰協定後哀歎：“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將軍。”1953年7月26日，朝鮮停戰談判達成了協定。27日，朝中方面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和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遜中將，在板門店正式簽署朝鮮停戰談判協定及其他有關協定，同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停戰協定和臨時補充協定上簽字；金日成於平壤在停戰協定和臨時補充協定上正式簽字。28日，彭德懷於開城在停戰協定和臨時補充協定上簽字。金日成和彭德懷27日發佈停戰命令，1953年7月27日22時起，全線完全停火。一位深受美軍喜愛的志願軍女廣播員在這個難忘的夜晚向她的聽衆告別，她動情地用英語向美國士兵們告別，最後一句話是：“請想一想，這場戰爭給你們帶來了什麽呢？”可以補敘的一個細節是：在板門店停戰談判中，朝中方面的一位軍官用蘇制打火機點煙，打了幾十下不見火苗，會場空氣頓時尷尬起來，美國軍官友好地贈送給對方一隻美式打火機，軍官點著香煙後，滿意地點點頭。 ★毛、梁交惡 “跟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他這個人沒有邏輯，只會胡扯。”在政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作關於梁漱溟問題的長篇報告時，毛澤東不斷插話，用這樣的措辭嚴厲批判梁漱溟，並評價梁是用筆殺人的僞君子。幾十年後，梁漱溟先生提起這一段往事時，仍然爲這一層極深的誤會而痛心疾首。事情起因是：梁在8月11日的政協擴大會議上發言，認爲近幾年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農民生活依然很苦，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相差太遠，他說，如今“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黨放棄了農民。12日，毛澤東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他的發言，梁聽後“甚感意外”，但並不服氣，寫信給毛主席，要求收回他的批評，並說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13日晚，毛澤東約梁漱溟談話，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16日，梁再次登臺聲明自己不反對總路線。17日，周總理針對梁的“倨傲”發表講話，提起了國共和談時期不愉快的往事。1946年梁漱溟、羅隆基等人曾起草了一個協定，該協定顯然認識不到國共衝突的實質，雖經周恩來抗議後收回，但已經太傷感情。梁的耿直從這次政協會議上開始出名，直到70年代，梁屢屢在政協發表“不合時宜”的講話，周恩來深知梁之性情，指示“可不必糾纏”，使梁漱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平安無事。 ★史達林逝世 儘管俄羅斯東正教大主教號召信徒爲病重的史達林祈禱，但史達林還是於3月5日病逝。獲知噩耗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親往蘇聯大使館哀悼，並向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致電吊唁。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3月7日至9日全國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飲宴和娛樂活動。全國縣以上行政地區一律於3月9日舉行追悼大會。 3月9日下午5時，正當莫斯科舉行史達林葬禮的時刻，天安門廣場也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主席向史達林遺像敬獻花圈，從來德總司令到魯迅夫人許廣平等各界人士紛紛致辭哀悼。同時，《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最偉大的友誼》一文。 詩人流沙河回憶：單位舉行史達林追悼會時，有一人突然放聲大嚎，令會場中人十分緊張，年輕的流沙河認爲此舉不免矯情，也許正是這種“獨立見解”埋下了以後的《草木篇》的禍根。 ★中國式集體農莊 “高級社一成立，跟蘇聯老大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共産主義一實現，那個牛奶還喝不慣哩！” “經常喝就喝慣了……” 這是50年代的典型對話之一，反映了中國農民對集體化之路最率真的理解。地處北大荒黑龍江省克山縣的和平村就出現了高度集體化的集體農莊。和平村是一個有四、五年勞動互助基礎的村莊，全村282戶中只剩下3戶單幹的農民，隨著生産的發展和農民思想覺悟的提高，必須走蘇聯農民走過的集體化的道路，和平村集體農莊就這樣成立了。這個農莊的主要生産資料折價作股歸集體所有，但每戶仍留有自己的房屋，幾畝菜園和一兩頭母牛，他們還可隨意飼養豬和雞只等。 集體農莊的核算實行勞動日制分配，這也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形式。集體農莊制度顯示出無比的優越性，所有農作物的産量都大大超過了一般農業合作社和互助組。如莊員王煥義過去是一個有三匹馬和七公頃半地的富裕中農，參加互助組時，全部收入爲23石1鬥糧，然而，集體農莊的頭一年，莊員每戶平均淨分便達30石8鬥糧。 ★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案 據新華社報道：安徽省歙縣衛生院秘書朱唯物、院長張錦輝、縣府民事科長鍾生明等干涉女護士江麗麗婚姻自由，非法審訓逼供，致使江麗麗投井自殺身死。 江麗麗與衛生所幹部趙立品發生戀愛關係，趙立品工作有錯誤，被停職反省，接受調查處理，負責調查趙立品錯誤的鍾生明不是對趙進行正確的思想教育，而是著重糾纏他和江麗麗是否發生性關係的問題。鍾生明、張錦輝、朱唯物還不斷給江麗麗施加壓力，其中朱唯物表現最爲惡劣，他非法審訓江麗麗，常常在半夜三更把江從床上拖起來訊問，強迫她承認被趙強姦過，江迫於威脅，捏造了口供，趙立品得知後服毒自殺（未遂），縣裏不但不予重視，反而判處趙五年徒刑。 江麗麗後也因不堪迫害，跳井自殺。令人髮指的是，縣法院在江死後，還非法開棺驗屍，一定要達到證明江麗麗被強姦的目的，此事引起公憤，有關當事人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育嬰堂黑幕 一個性格倔強的女孩子被嬤嬤關進狹窄的鐵箱子裏，當人們打開這鐵箱，女孩子僵硬的屍體已變成一個“V”字形，這僅僅是有關育嬰堂慈善外衣下的罪證之一。7月4日，上海群衆九百多人聚集在徐彙區的育嬰堂廣場，追悼被帝國主義以“慈善事業”爲名而殺害的無數無辜嬰兒，到會家屬們靜聽著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聖母院工作組宣佈經過調查的嬰兒名單，盼望著能重新和親生骨肉團圓。但名單宣佈後，絕大多數家長失望了。家屬吳杏芬昨上午帶著一盒月餅趕到會場，想看一看才生下一個月就送進育嬰堂的孩子，但她在會場上只看見一堆嬰兒骨骸，她悲憤地哭著說：“我的孩子要活著已經九歲了。現在沒啦，我恨死了帝國主義分子！”這些家屬們在解放前因生活困苦而被迫把孩子送進育嬰堂，但今天他們只看到殘害孩子的木棒、鐵棍、剪刀、雞毛帚，看到了搬運屍體的工具：竹簍、扁擔、棺材、破席子……這些觸目驚心的實物使人們痛哭失聲，從掩埋被害嬰兒的“聖地”挖掘出的累累白骨，令人們爲之戰慄、憤怒！ | |
NO:1168_12
| 讀讀樂 於 2002/09/19 23:38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沒有別的企圖，只是爲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想騙點好吃好喝，沒有別的。……我膽子最小！我不敢面對困苦，困難，我老想吃現成飯！” 。 ——老舍話劇《西望長安》台詞 一切帶著舊時代氣息的遊魂——有產階級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飛、妓女和二流子，一切舊中國腐朽生活方式的餘孽，正在喪失著自己的家園。同時，一種代表新時代社會精神的崇高原則建立起來了。本年度，“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發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獻給黨》，這本書中寫道： “在我們的時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樹偉大的功勳。這是因爲黨把我們引向正確的方向，給了我們智慧。創造的大門是爲每個人敞開的。只要我們留心看一看，就會發現：我們身邊有多少這樣平凡可愛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鐘對我們都無限珍貴。我們應讓每分秒都過得有意義。人活著，不能只是吃飯穿衣，混一輩子。生活應該有更高的目的。只圖個人的安逸和舒適，那是卑鄙的自私。一個人，如果誰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歲，並且無病無災，也不能說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獻給黨》同60年代出版的《雷鋒日記》一樣，在生命價值、事業與幸福的理解方面驚人的一致。但如果將兩者的時代意義作具體化分析，那麽《雷鋒日記》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國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獻給黨》則是新中國社會原則和理想原則的首創；《雷鋒日記》是三年困難時期後收拾人心、反對偽自由主義的精神範本，《把一切獻給黨》則是對一切舊社會意識、一切資產階級享樂人生觀念的第一次宣戰。 只有固守快樂原則的人才對新中國倡導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說《紅粉》中寫道：兩個舊中國的浪蕩子——一個是從良的妓女，一個是富家子弟，按照他們固有的生活方式開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國正在掃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電影院之外）：舞廳關閉了，咖啡館改成了食堂，他們只好在蒼茫夜色之中倉皇四顧。終於，他們在三輪車上發現了一個馬上要收場的夜市，女孩大喊起來：“快，快！快去買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車去，捧了一客熱騰騰的水晶包回來，女孩嘴裏咬著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現出甜美的笑容。那一聲“快、快！”無疑包含著強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場，而在收場之際，人們掙紮著，試圖挽留住最後的溫馨。這種挽留是徒勞的，正如《紅粉》最終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劇命運一樣，享樂生活觀越頑強，失去的就越多。 不管是掙紮還是馴服者，最終會成爲新中國價值觀的善男信女，就像電影《活著》所刻畫的那樣。本年10月，敢於向新中國崇高社會原則挑戰的“張老頭”被北京公安局收審，“張老頭”本名張瑞生，是北京德勝門的一個老書販子，爲人桀驁不馴，日僞、國民黨時代都拿他沒辦法。人們給他起了不少外號，如“老瘋子”、“老腐敗”、“老國民黨”。張瑞生有個特點：什麽話都敢說，什麽書都敢賣。就像張瑞生自己說的：“進去是我張老頭，出來還是我張老頭！”他譏笑檢舉者說：“你想敲我的飯碗呢？差得遠呢！我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盜，四不賣國，你狗拿耗子，多操這份心！”——張瑞生的書攤在這個地方小有名氣，他經營著德勝門小市靠東南邊的一個舊書攤，擺滿了各種舊書，只要看看這些書的名字就夠了：《狂蜂戲蝶》、《性典》、《風流佳人》、《燈草和尚》……還明日張膽地擺著許多裸體畫報。這樣的書攤自然吸引了許多主顧，只要圍觀的人一多，張瑞生便清清喉嚨開講： “列位看官，要說如今這社會可就是太封建！這些書在日本時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風行于世自由買賣，那時候連明信片上印的都是裸體女人。南美洲的人12歲就生兒養女，可咱們的婚姻法規定要20歲，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衆位既來這兒看書，就不用怕羞，常言說得好：書中自有顔如玉，年輕人要不懂這個，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這個“老瘋子”的被抓使德勝門少了些熱鬧。司法部門宣佈他是“殺人不見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這種罪行最嚴重的可判處死刑。事實上，張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課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營新華鐵工廠就有不少工人愛到他那兒看書，廠工會主席揭發說：“我們工廠的30多位工人，都看過老頭兒的書，有兩個結了婚的青工連幹夜班的時候都看淫書，看過以後就去找暗娼。”張瑞生被捕後，德勝門一帶的居民拍手稱快，這個渾身散發腐朽氣息的老厭物終於得到了報應。 張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會改造進程的一個插曲。這個改造進程是艱巨而偉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並不只限於黨和政府以及人民團體自上而下的號召，它需要依靠一種全民性的動員、一種有序的思想賴以生存的溫床。遊手好閒者在新社會、新風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繼續逍遙下去了。這是個人生活無法逃脫時代檢視的年代，個人生活並不能作爲逃避社會神聖原則檢視的藉口。不允許“多餘人”我行我素——電影《青年一代》就有這樣的鏡頭：資本家的兒子鬱鬱寡歡地坐在亭子間裏說：“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給我的利息夠我吃幾年的了。”而主人公則嚴肅地告誡他：他應爲這種生活方式感到羞恥。相信所有的觀衆都會對這個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産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裝束、髮型、茫然無措的神情和開汽水瓶的樣子。 個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現實的，那麽，一切偽自由主義者必將面對“我向何處去”的悲劇性命題，每個人都從日常生活中的變化感受到社會革命的勢不可擋，每個人必須作出選擇：要麽脫胎換骨，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新人；要麽隨波逐流，盡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閑階層的習慣，又不惹犯衆怒；要麽鋌而走險，最終爲時代的巨輪碾得粉身碎骨。絕大多數人選擇了第二種道路，如陸文夫小說《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記著去吃一碗“頭湯麵”，這雖然是典型的閒人舉止，但於新中國無礙，在文革到來之前，絕大多數人可以在新風尚和舊風俗之間自得其樂的。所以50年代雖然是個嚴峻的年代，但人們仍然找到許多古色古香的回憶——這種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發才做落花流水去，把舊時代最後一點溫馨破除得乾乾淨淨。而鋌而走險的人是可悲的，他們無法在新舊衝突的夾縫中作出明智的選擇，只好在革命隊伍中騙取榮譽，在鮮花、掌聲和功勳中找到榮華富貴的虛幻感覺。本年冬天，在西安農業技術研究所被揭露的特大政治騙子李萬銘就是代表人物。當他被幾個受騙人撕破畫皮時，嚇得跪地求饒，特別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是好逸惡勞的劣根性害了自己。誰能想到：這個騙術拙劣、意志薄弱的國民黨青年軍士兵竟然是新中國的頭號政治騙子？——李萬銘行騙生涯從1949年便開始了，然而並非一帆風順，第一次行騙便被識破判了3年刑。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一個人爲什麽能被一種脆弱的幻覺支配，數年之久頑強地演練著一種瘋狂的人生？老舍的話劇《西望長安》也許能夠給人們某種啓發。 通過《西望長安》，人們都知道了大騙子“栗晚成”（李萬銘之諧音）的名字，他的足迹遍佈全國十幾個城市（甚至還混進中國農業代表團出訪過東歐），行騙單位也不計其數。《西望長安》只摘取了西安、漢口和北京爲背景，展示了一個小丑的現代《升官圖》。劇目《西望長安》寓意辛辣，主人公的青雲直上固然是一場黃梁美夢，然而圍繞在他身邊的熱心人又何嘗沒有夢境般的感覺？不能說《西望長安》是50年代中國式的《欽差大臣》，它只能算是一出社會新聞的情節劇，這種戲劇演出的目的是配合偉大的肅反任務，因此，它和民國時期的《槍斃閻瑞生》一樣，意義僅限於警世的層次。劇中人說：“唉，……我都是用新社會的道德標準衡量了舊社會的渣滓！”當舊中國的餘孽發現他無法在社會革命的洪流維持他好吃懶做的生活時，他發現了維持他體面生活方式的最安全地帶，那就是革命陣營內部。 戲就這樣一幕幕進行下去，主人公先是出現在陝西省幹部農業技術訓練班，穿一身舊軍服，胸前挂著五六枚勳章，神色嚴肅，整日價心事重重。他奇怪的樣子自然引起了年輕單純學員的興趣，在人們一再追問之下，這個栗晚成（李萬銘）終於講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抗美援朗的戰鬥英雄，最近馬上要調到中南軍政大學受訓。訓練班馬上給他辦了組織關係證明，用盛大的儀式歡迎了這位“最可愛的人”。主人公出現在第二幕時，已是1952年的春天，他已經是中南農林部研究所的秘書主任了，娶了妻子，有了較高的職位，然而，他還是整天的悶悶不樂，在同事追問之下，他拿出了一份電報，軍委總參謀長命令他速去西安參加軍事會議。他馬上要提升師長了。結果，農林部不但爲他購買了機票，而且補助給他200元錢，“栗師長”含著感激的淚花同妻子和同志們告別，又登上了去西安的飛機。主人公憑著飛機票和“軍委電報”，在西安受到了熱情招待，然而，馬腳就在這時顯露了，劇中人發出了疑問：“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著兩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文件，黨的關係是西北農林學院出的文件，行政關係是由軍政大學組織部出的文件”。“他的黨員鑒定書寫著：他1935年參加了紅軍，推算起來他才8歲！”“他在中學肄業一年。可是，黨派他到中央大學去作地下工作。那時候，中央大學是國民黨的，我們可以派人進去，但是必須經過考試。憑他的中學一年級的程度，怎麽能夠考進去呢？難道國民黨的大學特別照顧共產黨員？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學農學系，又忽然地參了軍，入了軍政大學預科，然後又忽然變成了志願軍……”劇中人的總結令觀衆爲之驚心：“這樣—個文件，任何人隨便一看就能看出好幾個漏洞，可是在到我手裏以前從來沒有人看過它！” 於是責任人開始辯解：“你可別忘了，那時候革命剛剛勝利，人事制度還相當的不健全！” 而回答是鏗鏘有力的：“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根本不遵守制度，文件連看也不看，拿起筆就批！” 劇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然而，人們在這諷刺精神的痛快淋漓之後，免不了還是有一種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覺。栗晚成（李萬銘）的卑賤和無恥令人憤恨，一個喪失了精神家園的寄生蟲，在50年代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值得深思的是：爲什麽類似的平庸把戲會在日後的歲月中一次一次地上演，而且劇場永遠客滿？ ★新中國憲法頒佈實施 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總結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特別是建國五年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全文共10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規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規定了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該憲法是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礎，對我國的發展具有長遠的意義。 ★中共中央強調增強黨的團結 2月6日至10日，在中囯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指出，由於革命勝利，我們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誇大個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因此，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增強黨的團結。《決議》說，我國正在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比過去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因而全國人民的團結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對於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所以黨的團結就是黨的生命，而破壞黨的團結就是幫助故人來危害党的生命。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是針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的罪惡活動而作出的。然而，高崗拒絕黨的挽救，反而以自殺表示他對黨的最後背叛，饒漱石也從無悔改之意，仍然繼續採取向黨進攻的態度。1955年3月，党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高、饒開除出黨。這次鬥爭的勝利，不但增強了全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自覺性，而且把黨的注意力很快引導到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上去，對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現具有重大的意義。 ★繼續撤銷、合併若干省區 繼撤銷綏遠省並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後，6月19日，《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併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於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2次會議上通過。《決定》指出：國家有計劃經濟的建設，要求進一步加強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爲了使中央能更切實地瞭解下面的情況，增強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義；爲了節約幹部加強中央和供給廠礦企業的需要，並適當地增強省、市的領導，撤銷大區一級的行政機構，是完全必要的和適時的。決定把遼東、遼西兩省建制撤銷，合併爲遼寧省；松江省建制撤銷，與黑龍江省合併爲黑龍江省；寧夏省建制撤銷，與甘肅省合併爲甘肅省；瀋陽、旅大、鞍山、撫順、本溪、哈爾濱、長春、武漢、廣州、西安、重慶等11個中央直轄市，均改爲省轄市。瀋陽、旅大、鞍山、撫順、本溪5市並入遼寧省的建制；哈爾濱並入黑龍江省的建制；長春市並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漢市並入湖北省的建制；廣州市並入廣東省的建制；西安市並入陝西省的建制；重慶市並入四川省的建制。 ★少數民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建國初期，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極爲複雜，一般都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有許多少數民族甚至處在原始社會的後期形態。由於少數民族地區生産方式和社會方式的不同，宗教信仰廣泛幣深厚，上層人物和宗教人物影響很大，再加上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民族隔閡等原因，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採取“慎重穩進”的方針，對改革的時間、方式和步驟都不強求一律，依照各民族各地區的特點和本民族群衆及領袖的意願進行。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進行土地改革，把地主、領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牧民，廢除地主、領主的剝削和一切特權，但不沒收他們的農具、房屋、糧食和其他財産。寺廟和教堂的土地原則上不動。改革的方法是：在發動群衆的基礎上，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協商，至上而下地進行。到本年度，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多數地區的民主改革順利完成。2000多萬貧苦的農牧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覺悟和生産積極性大爲提高。 ★我國開始使用布票 9月14日，國務院發佈《關於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規定自10月起，棉布實行憑票供應，布票分全國通用布票、省市地方布票和軍用布票，同時發放線票、棉絮票。全國按地區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喪嫁娶可補助一定的布票。 ★處死奸商 5月，上海市舉行公判大會，依法判處奸商李文達、王煥章、趙松青死刑。 投機商人李文達做了十多年掮客，1953年7月，他趁市場縫紉機供不應求之際，勾結其弟李文華，騙得400多萬元（舊幣，下同），虛設“星星縫紉機工業社”，謊稱可生産縫紉機，短短3個月內，騙得訂金4億多元。同年夏季，農村急需化肥，李文達竟惡毒地將7000多斤重亞硫酸鈉假充肥田粉賣給農民。農民使用了有毒的假化肥，雙手腫爛，800多畝水稻稻根腐爛，減産14萬多斤，損失1.3億6千多萬元。 投機商人王煥章系行商出身，1953年在“美星印花廠”任襄理，後爲擴大行騙範圍，又自籌“美綸印花廠”，先後騙得6000多萬元作爲資本，未經登記便開始營業，並向上海人民保險公司投保1.3億。去年年底竟縱火燒毀廠房騙取保險費，幸爲職工發現，撲滅及時，才末釀成巨災。 李文達、王煥章二犯與騙取求職農民保證金5000萬元、逼死人命的奸商趙松青罪大惡極，被人民政府依法處決。 ★鼓勵失業人員自謀生活 本年4月，勞動部召開全國失業工人救濟工作會議，強調，4年來在處理失業工作上的成績是很大的。這不但表現在及時地採取以工代賑、轉業訓練、發放救濟金、生産自救等方式救濟一部分失業工人，減輕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和提高了一部分失業人員的就業條件，而且還介紹了大批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由於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帶動了各種經濟事業的發展，勞動力的需要急劇增加，使缺乏廠礦企業生産條件的失業人員，在其他各種經濟事業中找到職業和自謀生活出路有了可能。會議決定今後勞動就業的方針是：除根據國家建設、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失業人員的就業條件逐步介紹就業外，要鼓勵失業人員自找工作自謀生活出路；行之有效地縮小統一調配的範圍，以擴大自行就業的門路。 ★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本年度政務院公佈《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以後，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全國普遍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基層人民政府與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負責調解民間一般民事糾紛與輕微刑事案件，並通過調解進行政策法規的宣傳教育，增強人民內部團結，以利國計民生。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基層人民政府指導下由群衆選舉産生，調解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是：按照政策、法律進行調解；必須經過雙方當事人同意，不能強迫調解；調解不是起訴的必要程式，不得因未調解和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調解委員會這一組織形式在文革中被粗暴地解散，70年代中期又得以恢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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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01:57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理解到黨所達到的高度集體主義，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黨和反黨的毒害從內部瓦解的艱險的難關，這才通過血泊爭取到了勝利。……這才比以前數百倍強烈地實感到了因爲是通過這樣的鬥爭所以才能夠取得了的勝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勝利的光輝對我顯得更加親愛，同時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內愧。 。 ——胡風上書毛主席、黨中央的話 劉震雲小說《官人》介紹某副局長的履歷，提到“他在反胡風運動中掉過隊”，所以這位抗戰時便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便一直鬱鬱不得志，到了退休還是個副局級。宦海沈浮，什麽事情都可能使人“掉隊”或“站錯隊”，但作家用胡風事件來解釋一位副局長的仕途坎坷，卻是令人生疑的。因爲歷史上胡風事件的始末，究其詳情，有太多大煩瑣的文藝概念，太專業化，牽扯的文藝界人士的誤解和內疚也不少，所以，如果說明風事件使得某位文藝界領導“掉隊”了，也許更能令人信服，假如將胡風同一位農村幹部聯繫起來，闡明歷史的乖誤和人生的不測，按照《文學概論》上的話說，未免有點不夠“典型”了。 胡風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大名人，但卻不是因“論主觀”、“五把刀子”等問題上的激烈爭論而出名，而是因《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以毛澤東的序言和按語而出名，不管怎麽說，這應該是胡風的悲哀。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這本材料斷定，“（胡風）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三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爲任務的。”措辭之嚴厲、定性之鮮明，今天讀來仍然爲之失色。幾十年以來，胡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這樣一種形象。在批判胡風運動的一幅宣傳漫畫上，無產階級的巨手將胡風及其派系連根拔起，舒蕪、路翎、阿壟、賈植芳、張中曉等胡風分子醜惡的面孔從泥土中露出，顯得驚恐萬狀。這是共和國歷史文藝界的第一次肅反，它不僅壓滅掉了一個文學流派的聲音，而且由此而來的機關肅清反革命運動使得1955年的空氣變得肅穆起來。 今天讀到胡風當年的三十萬言書和其他有關著述，人們會發現胡風及其戰友在文風上的奇怪之處。如本章題記中摘引的胡風致毛澤東的信，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胡風頑強地使用著一種同現代漢語規範文字有所距離的語言，急促、張皇，甚至有些不通。這並非完全因爲當時作者心境的原因，胡風一貫如此，他的語言風格既不同于毛澤東爲代表的新中國主流文風，也同偉大導師魯迅的語言習慣大相徑庭。在全國群情激憤討伐罪惡的“胡風集團”時，人們也許已經認定，胡風、路翎等人的文學語言特徵就是一種反革命的語言特徵。然而，有理由認定，胡風堅持的是一種由蔣光慈、柔石開始的“普羅”文藝語言，儘管這可能僅僅是作者的一種獨特嗜好，並不存在特別的暗示。但我們今天讀到它，仍然有一種抑鬱的悲壯的感覺。使用“普羅”文藝語言的中國作家們似乎命中注定有著不祥的人生，從胡也頻、柔石到王實味，從胡風到路翎都是如此，總是沈浸在與舊勢力毫不調和的鬥爭幻覺裏。40年代末出版《財主底兒女們》的路翎，在國內革命戰爭風起雲湧之際，仍然在小說裏追憶著“民主社會黨底革命實踐”，難怪他建國後的作品總顯得不合時宜，寫一篇被批一篇，《窪地裏的戰役》、《戰士的心》、《你永遠的忠實的同志》等等，都被批得體無完膚。路翎因胡風事件受迫害幾十年，默默無聞地在街道上做清潔工，以每月的十多元的“清潔費”維持生計，過著一種賤民式的悲慘生活，並患上了輕度癡呆。路翎獲得解放以後，又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狀態。在長期同文藝創作無緣之後重獲言說自由的人，突然發現他年輕時所爲之犧牲的理想信念已經變成了一種古舊的事物，這確實是一種命運的悲哀。路翎今天仍在勤奮地發表著言論，但人們同樣感覺是那樣的倔強、古舊、陌生。舒蕪也是如此，他發表的有關“白居易是老淫棍”的批評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非議，一個以《論主觀》而聞名的文藝思想家，在遲暮之年居然研究起白居易的“花邊”，這是令人嗟傷不已的。 更令人嗟傷的是這場文藝悲劇本身。包括胡風的論敵在內，都沒有想到論戰會導出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大冤獄，並且直接引發了肅反運動。胡風於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被判處重刑，在以後的歲月裏，他每上訴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開始，胡風的刑期已變成無期徒刑。 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一年以後，正式定爲“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有78人，其中劃爲骨幹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育、下放勞動等處理的61人。 單純就1955年的文藝思想鬥爭而言，它雖然造成了文藝界內的某種恐怖氣氛，但是，平心而論，並沒有阻止文化界人土的探索。胡風所栽培、扶植的一大批優秀作家，如艾青、田間、張天翼、歐陽山、端木蕻良、艾蕪等人，仍然活躍在50年代的文壇上。而廣大文藝工作者爲之歡呼雀躍的“雙百方針”，恰恰是在胡風橫遭牢獄之災後的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所反對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也是胡風以自由和榮譽爲代價竭力加以反對的，“雙百方針”提倡的“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又是胡風畢生爲之奮鬥的自由原則。然而，正因爲胡風事件並未造成50年代中國文藝的凋零，才更加映襯出胡風等作爲個體的可悲和寂寞。魯迅當年感憤地說：學潮勝利了，但沒有人去理會被開除的大學生馮省三的命運（見《熱風·即小見大》）。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台，而拿破侖的革命卻不承認它是繼承了雅各賓派思想的精義。胡風下獄了，在百花齊放的欣喜氣氛之中，還有誰能去真正關注一下爲新中國文藝“熱烈地戰鬥”過的寂寞鬥士呢？集體的強大與個體的渺小，會增加個人命運中深厚的悲哀色彩，這個規律的殘酷，大約古今都會如此。 ※※※※※ 胡風事件從一場文藝鬥爭急劇地上升到階級鬥爭，固然是一場殘酷的轉變。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樣一種結局才使得這場鬥爭局限於肅反範疇，因此並未造成對文藝界有生力量的致命打擊。時至1955年，新中國的文化生活雖沒有出現人們期望那樣的極大繁榮（其中，電影業還因批判《武訓傳》的影響，從1951年出現了兩至三年的停滯），但仍然在寒冽的春天中頑強地發展著。書架上充斥著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文學作品（由於蘇聯文學譯本、改寫本過多過濫，國家出版總署曾於去年4月明令：停止胡亂出版蘇聯文學名著改寫本），獲得史達林文學獎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著作也依然暢銷，《保衛延安》、《鐵道遊擊隊》、（三裏灣）等新書也是讀者搶購的物件。新中國的“文化熱點”——肖也牧的小說（在50年代初的影響和轟動不亞於90年代的《廢都》）則是緊俏産品，圖書館基本上見不到肖也牧的作品，沒有誰去明令封存肖也牧的小說《鍛練》、《我們夫妻之間》、《海河邊上》，它們已經被借閱者據爲已有了。小說濃厚的知識份子情調和城市趣味成爲文學愛好者秘密的話題。解放前的出版物（除明令查禁的反動、淫穢作品外）仍散見於舊書店、琉璃廠的書攤上，再版舊中國的文學作品、連環畫仍然是出版社的重要業務。解放區時代的新文藝當然是時代倡導的主要鑒賞物件，但在城市，舊中國的通俗小說、古典文學名著仍被讀者垂青，梅蘭芳重新煥發藝術青春，馬連良戒掉了大煙癮，無線廣播電台最受歡迎的文藝節目之一，是鼓書藝人的長篇連續大鼓詞《狄公案》、《薛仁貴征東》。鄉鎮的戲臺上，《王二姐思夫》、《小寡婦上墳》、《烏盆記》等文化部門定性的“壞戲”時時上演。文化生活的龐雜和無序蘊含了價值觀的衝突。本年2月，吳運鐸在《長江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爲了抗拒資產階級毒素侵蝕，對青少年來說，首先是要善於開展不調和的自我鬥爭，做一個善於管理自己的人——的確，人們開始擔擾文化市場的不良成份對青年一代的負面影響，北京某走讀制大學的學生甯蘋在《北京日報》發表的懺悔文字就證實了人們的這種擔心。 寧蘋是因盜竊財物的行爲而被所在大學開除的，50年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很少沾染這種惡習，一個青年學生不要說偷盜，就是談戀愛，生活超標都被視爲可恥的行爲，嚴重的要記入檔案。學生檔案中，以下詞句是非常嚴重的：“××玩世不恭，缺乏革命熱情”、“××與高二（三）班女生×××經常在××街軋馬路，此動向值得注意，需加強道德觀教育”，這種評語一經出現，往往注定一生的工作、事業將受到影響。而寧蘋的嚴重錯誤在於道德敗壞，這是必須用鐵的紀律加以懲處的。寧蘋在追憶她的墮落過程時寫道： “我很小時就開始看大本的書了，十一、二歲便看了《飄》、《苦果》、《狂飈》這樣的書。這些書給了我一些影響。尤其是在北京解放時，我才13歲，今天回想起來，它對我的毒害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徐訐著的《風蕭蕭》。” 寧蘋所提到的《苦果》、《狂飈》、《風蕭蕭》都是舊中國時代深受年輕人喜愛的作品，以《狂飈》、《風蕭蕭》爲例，它們都是40年代在城市知識青年中風行一時的“抗戰＋愛情”的時髦之作。拿今天的眼光看，像《風蕭蕭》所演繹的抗戰情報人員的愛情糾葛和驚險奇遇，不會比80年代的《保密局的槍聲》更具煽情性，然而在40年代國統區的蕭條狀況下，《風蕭蕭》所引起的轟動與爭議，應該是耐人尋味的。它的獨特魅力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影響之深遠，以至於人們覺得有肅清的必要。甯蘋的文章寫道：“對於（《風蕭蕭》）這樣的書，我沒有什麽能力去理解它的意義，當然就更談不到批判它；相反，由於我從小培養起愛享受、不勞而獲的思想和這本小說所描寫的那麽相近，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本多麽親切的好作品啊！一口氣讀了兩三遍，而其中我喜歡的地方不知讀了多少遍。像白蘋（舞女）和梅贏子（美籍華裔交際花）這樣的人有多好啊，他們過著豪華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又是多麽向往那種坐吃坐穿玩樂的生活啊！我幾乎被她們迷住了，在日常生活中學著她們的樣子，按照她們說的樣式佈置我的房子，平時講話也學著她們的口氣，甚至連她們平時所喜愛的什麽顔色都成爲我的嗜好（直到現在遺留了這個痕迹，紫紅色、銀灰色，我最喜歡）。” “這樣，當時的比較好的家庭物質條件，加上深深地理在心中的《風蕭蕭》等舊小說的影響，使我不能辨認前進的方向，就向著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大步的走去了。在吃和玩的方面都儘量的講究，星期天出去玩一次最少也得花四、五萬元（舊幣）。但，儘管家裏給的錢不少，我在這樣的欲望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是不能滿足的……” “原來，還是鴛鴦蝴蝶！”這是40年代的讀者對《風蕭蕭》的譏評。1988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再版的《風蕭蕭》，已經在流行文學領域大大落伍了。人們很難想象，這樣的書居然在當年給青年學生造成如此強烈的心靈滋擾，看來，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任重而道遠。 正如本年度的文壇奇事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樣，本年度的文學奇迹是高玉寶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高玉寶》的出版。兩年前當《解放軍文藝》和《人民日報》刊載高玉寶的《半夜雞叫》時，讀者就開始關注這位有著獨特人生經歷的作者。高玉寶是沒有任何文學功底的部隊戰土，他的小說初稿充滿著大量的別字和象形符號，然而，小說中表現出的舊中國的痛苦卻是令人震撼的。經提煉、修改後的小說出版後，掀起了“高玉寶熱”，這部小說深刻地深響了幾代人（“周扒皮”至今仍是中國周姓人氏的全國通用渾名）。高玉寶取得了炫目的文學成就後很快成爲一個記號，他曾擔任一家玻璃廠的廠長，讀者對《高玉寶》的特別鍾愛，成爲新中國文藝的溫馨的插曲。 在溫馨和嚴酷交織的1955年，有一些人從讀者視野裏長久地消失了，另一些新人浮現了出來。《財主底兒女們》、《貓城記》、《金鎖記》、《圍城》既然注定在人民革命中受到冷遇，那麽，就別想指望這些作品在新中國得到更好的待遇。這也許是一個審美規律的問題。悲劇不在於上述作品本身當年的處境，而在於歲月的封存使得作品成爲人民記憶中長期的缺席者，即使是重見自由的陽光之後，它們的出籠也是羞怯的、形象模糊的。如果今天有人說：90年代紅極一時的張愛玲和《圍城》只是封閉後的一次重放的活躍，那麽這種結論對當年的作家來說，是悲，還算是喜？ ★我國實行軍銜制 1月23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六次常委會通過並發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8月11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簽發《關於軍士和列兵評定軍銜的指示》。按照上述條例和指示，全軍評定軍銜工作正式開始。對元帥的評定有一個插曲，中央有人建議，應授予毛澤東“大元帥”軍銜，周恩來、鄧小平也應授元帥銜，經充分醞釀後，中央決定：毛、周、鄧不授銜，如爆發戰爭再考慮。9月23日，毛澤東主席正式發佈授予元帥軍銜和勳章的兩項命令。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授予中國工農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有功人員、國民黨起義人員、和平解放西藏地區的有功人員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新人民幣發行 中國人民銀行自本年3月1日起發行新人民幣，同時收回舊人民幣。舊幣票面額很大，以萬元爲單位，票面種類很多，每一種票子又有很多版式，大小不一，不易識別，印刷技術差，易於磨損，給僞造者以可乘之機。因此，國家決定用面目一新的、代表一種健全的貨幣制度的新人民幣來代替舊人民幣。新幣籌備較早，原定於1953年發行，故新幣票券下方印有“1953年”字樣，由於技術原因，需要較長的準備時間，推遲到本年發行。並且避開年初城鄉物資旺季，選擇在淡季發行。新人民幣的面額爲人們所熟知，主幣分爲1元、2元、3元、5元，10元（10元幣於1957年開始發行，3元幣後來不再發行）5種，輔幣分爲1分、2分、5分、l角、2角、5角6種；每種券別版面均印有漢、藏、蒙、維吾爾4種文字。新舊幣的折合率爲1元新幣等於舊幣1萬元。這種等值在以後給年輕人造成了錯覺，因此七、八十年代常出現有人拿著1955年前的銀行存摺（儲額上萬元甚至幾十萬元）要求“落實政策”、發還“鉅額存款”的笑話。 ★萬隆會議 本年4月，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山城萬隆召開。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次會議。針對少數國家對新中國的誤解和指責，周總理提出了“求同存異”的著名方針。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求同而不是求異的。求同的基礎，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遭受過、並且現在仍遭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災難和痛苦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援，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我們的會議應當求同而存異。周總理的講話受到了與會國廣泛的讚揚。萬隆會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這次會議所體現的亞非國家團結合作、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各國人民友好往來以及保衛亞非和世界和平的精神，被稱爲“萬隆精神”。 ★孫立人兵變 入夏以來，雖然大陳島等島嶼陷入“共軍”之手，但台灣民衆從未像6月這樣緊張。蔣介石突然下達一系列人事變動命令，島內隨之開始軍事戒嚴。“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上將被調任“總統府參軍長”，表面提升，實質軟禁。10月，“郭廷亮共諜案”累及孫立人等少壯派軍官，300多人被捕，孫立人變成了第二個張學良。 孫立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在佛吉尼亞軍校學習，歷任國民黨新一軍軍長，滇緬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美國人一直希望孫立人取代蔣成爲台灣的新強人，孫也因對蔣的特務系統不滿，預謀於6月6日發動“兵諫”，清除蔣身邊的舊官僚，建立所謂“清明政治”，陰謀敗露後，孫立人被長期軟禁，直到33年後才獲自由。 ★聖人出黃河清 7月18日，鄧子恢副總理向人大常委會作了《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徹底根除黃河災害、大規模地利用黃河發展灌溉、發電和航運事業的富國利民的偉大計劃。鄧子恢副總理說：在黃河攔河和中上遊水土保持工程完成以後，“我們就可以控制黃河水流，攔蓄大量泥沙，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灌溉、發電和航運事業。這樣，黃河下游的河水將逐漸澄清，河床將不斷刷深，河道將日趨穩定”。將會實現千百年來的民族夙願：看到“黃河清”！ ★實行義務兵役法 7月，全國人大通過了《義務兵役法》。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要義務服兵役。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滿18歲的男性公民應當被徵集服兵役。當年未被徵集的，在22歲以前，仍可以被徵集服現役。義務兵在部門服役，是爲國家盡義務。除衣、食、住等由國家供給外，每月發給少量的津貼費。規定對義務兵家屬實行優待政策，現役軍人參戰或因公負傷殘廢，享受國家的撫恤優待。 ★城鎮居民糧食實行定量供應 對居民口糧的規定標準是，根據體力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平均每月每人16公斤至25公斤，機關團體公教人員平均不超過14公斤，大中學生平均不超過16公斤，一般居民平均不超過12.5公斤，未成年兒童按年齡規定供應標準。 ★國家機關幹部實行工資制 根據國務院的頒佈命令，從本年1月起，軍隊幹部全部實行工資制，7月，機關幹部也由包乾制改爲工資制。同時提高了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標準，行政人員的工資標準共分30個等級，高低差距擴大31倍，至此，完成了供給制向工資制的過渡。工資制給幹部造成這樣一種心理，工資高低不止是待遇問題，而且是政治榮譽問題。毛澤東爲此專門講話，挖苦了那些長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的幹部。但“長工資”與單位內部矛盾糾紛，在以後的歲月裏一直是緊密聯繫著的，所有的人都會說：“我不是爲那幾塊錢，而是……”。 ★我國開始推廣普通話 10月，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1月教育部發出《關於在中學、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要求全國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必須逐步用普通話教學，使學生學會說普通話。同時要求各省、市教育廳局，把推廣普通話列入工作總計劃。各級高等師範學校應該成爲推廣普通話的中心，應積極協助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編輯教材、訓練師資，調查方言。本年度開始，各級各類學校的廣大員工積極回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在教育系統形成了一個推廣普通話的熱潮，很快在全國大多數小學、部分師範學校和中學的語文課上開始用普通話教學。 ★“三八”式幹部傅景林虐待妻子被捕 傅景林虐待妻子案在50年代，曾被改編成電影。片中那個道德敗壞的幹部對妻子大吼大叫：“你已經對我失去了吸引力！”而這卑鄙的表白正是傅景林肮髒靈魂的真實寫照。傅景林是中國進出口總公司天津分公司的業務科長，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進城以後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他居功自傲，覺得自己是老幹部、革命的“頭等功臣”，於是想到：“人生在世能活多久？不尋尋快樂，吃點兒喝點兒，死後也是枉然。”慢慢地，他墮落了下去，追逐著享樂生活。他覺得陪伴他生活了12年的李香芝“不好看”、“不時髦”，沒有文化，於是感到她不稱心了，不斷虐待她。每月發了薪水，他都用去喝酒，只給家裏擲下一小半。李香芝無可奈何地和兩個幼小的孩子啃窩頭就鹹菜。他睡覺前，讓老婆給他脫鞋脫襪。李香芝生完孩子10天，身體還很弱的時候也要下地服侍他。傅景林對她不打便是罵，動輒說：“你和我離婚吧！”他認爲：老婆是他的“私有品”，可以任意打罵和折磨。於是在他老婆身上爲所欲爲。他喝了酒，回家打老婆；在工作上遇到困難，也回家打老婆。 傅景林思想蛻化，道德敗壞，虐待婦女，侵犯人權，已與共產黨員稱號毫不相稱，爲黨紀國法所不容。經上級黨委批准，將傅景林開除出黨。同時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將傅景林逮捕法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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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02:05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從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摘自50年代在中國流行的蘇聯歌曲《我從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到1956年初，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的合作化運動已全面進入了高潮。 “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這是工人、手工業者、店員（那時還沒有第三産業一說）、戰土和資本家們發自內心的喜悅呼喊。1月15日，並非是一個國家節日，但天安門廣場卻比過節還要熱鬧。到處是飄揚的紅旗，到處是歡樂的人群。人們聚在偉大首都的中心地帶，一起高歌星舞，同心歡慶著社會主義改造的輝煌勝利。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慶祝方式，高蹺、跑驢、小車會、腰鼓在廣場上表演得無比起勁。到處是感人的場面：62歲的老大媽楊菠氏，是個小腳女人，牙也掉了，眼神也不濟了，可是她卻穿著最好的衣裳來參加慶祝，老人家年輕時也曾趕過許多廟會，見識過許多熱鬧場面，可是她一生中經歷過的所有廟會的總和加起來，也趕不上天安門慶祝盛況的一半啊！她自豪地牽起衣襟，對著人們說：“瞅見我這身兒（新皮襖）了吧，都是毛主席給的！”——忽然間，擁擠的人們騰出一條道，濃妝豔抹、喜氣洋洋的歌劇隊踩著鼓點走過來了，演員們唱的是根據李季長詩改編的民族小歌劇《王貴與李香香》：三裏鋪開了豐收花，王貴和李香香結婚啦。 人群“噢……噢……”地喝起彩來，這是中國民衆對愛人當衆親熱的典型反應，透著純樸的幽默和戲謔。今天的歌劇表演，演員格外的與以往不同，飾王貴的男子是北京益昌帆布工廠的經理王先生，而扮演李香香的年輕女性也是一位資本家的太大。 這兩位男女主角舒展著歌喉：老狗你不要逞成風，大風要吹滅你這盞破油燈！ 我王貴死了不要緊，千萬個窮漢後面跟！ 沒有人懷疑他們真誠的喜悅，沒有人懷疑他們在17000位北京工商業資本家中的代表性。他們真心地感謝著毛主席教導他們認清了前途，使他們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在20萬人的歡呼聲中，實業界代表登上天安門，向毛主席呈上大紅的喜報。“毛主席萬歲”的呼聲響徹雲宵。 人群中，“改造企業，改造個人”的標語格外醒目，資本家們慶祝著公私合營的偉大勝利，也慶祝著嶄新人生的開始：從此以後，他們也是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勞動者了。好幾位資本家在微薰的幸福中聯手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興高采烈跳龍門，一心要做勞動人。 向前奔走齊協力，共産主義萬歲春！ 歡慶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王府井大街燈火輝煌，鞭炮聲不斷，而天安門上空也升起了禮花。柳亞子的詩句：“火樹銀花不夜天”，後來被上海的電影工作者採用爲一部表現公私合營偉大改造的電影名字——《不夜天》，確實，“火樹銀花不夜天”正是這一太平盛景的寫照。 ※※※※※ 一周後，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也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慶典。春雨瀟瀟的上海市，約50萬人在南京路，淮海路和北四川路載歌載舞，慶祝社會主義時代的開始。也許是這座“東方巴黎”藝術趣味與北京有所不同的緣故，除了解放區傳統的秧歌舞外，引人注目的還有漂亮的彩車，裝扮成園藝師和工程師的少男少女，歌詠隊中，“我從未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旋律格外響亮。這是一首本年度最流行的蘇聯電影插曲，抒發了一個美國黑人藝術家在紅場上的喜悅和自豪的心情。上海人在慶祝這一偉大的國家改造時，也忘不了以他們的精明來闡釋公私合營與家業興旺的必然聯繫——靜安區籃球館外正在演出有關“老三代”和“新三代”的活報劇。“老三代”自然是一個悲涼淒慘的場面：拿著算盤的祖父、提著鳥籠的兒子，挽著討飯籃的孫子苦著臉，在戲臺子上踉踉蹌蹌，走向一條沒有希望的敗家之路，他們狼狽不堪的模樣逗得觀衆哈哈大笑；而揚眉吐氣的“新三代”則象徵著新生工商業者的光輝未來：祖父讀著《社會發展史》，認識到剝削制度的可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在彷徨中看到了光明；兒子捧著《公私合營申請書》，毅然向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而穿少先隊員制服、紮紅領巾的孫輩們拿著書包和和平鴿蹦蹦跳跳，他們自然是世界的希望、新中國未來的建設者。 在上海人民廣場的盛大儀式上，副市長許建國向全市人民祝賀。他興奮的情緒溢於言表：“從今天開始，我國資本主義最集中的城市，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一偉大勝利是我們全上海人民的勝利，也是全國人民的勝利……”大會宣讀了給毛主席、黨中央的致電後，會場立即歡騰了起來。廣場上揮舞著無數的旗幟，形成了五彩繽紛的浪滔。鞭炮的青煙，在人群的上空結起一片雲霧。在硝煙的香氣中，許多平時不苟言笑、舉止沈穩的資本家，穿著西裝革履，破天荒地扭起了秧歌。他們的家屬也穿著漂亮的衣服，拿著鮮花，跳起了集體舞，曲子非常輕鬆，活潑很甚至有些詼諧： （轟！轟！轟！） 老鄉們，老鄉們，快快參加八路軍，快快參加八路軍，快快參加八路軍…… 上海工商業的巨子，有“紅色資本家”美譽的榮毅仁接受了記者採訪。 記者：您作爲一個資本家，爲什麽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榮毅仁：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動了。我的愛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議，她參加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他還要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我的3個在中學念書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會。他們都在上萬人的大會上講話，擁護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不僅喜歡社會主義，還盼望早點實現共産主義。 記者：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對於您失去了什麽？得到了什麽？ 榮毅仁：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麽的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爲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信任，而這是金錢買不到的。因爲我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自願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榮譽和地位。從物質生活上看，實際上我並沒有失去什麽，我還是過得很好。 ※※※※※ 對於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一項涉及幾億人口的、大規模的、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一場頗具難度的社會經濟變革，不僅沒有造成經濟上的破壞，避免了生産力下降的情況（後來非洲的許多新興國家類似的變革幾乎毫無例外的失敗了），而且通過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聯繫，通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充分利用這部分企業發展生産、活躍經濟、積累資金、培訓工人與幹部，有力地壯大了社會主義經濟力量，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爲今後的國家建設和今後的一切進步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應該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 然而，從全面的、冷靜的眼光看，這場改造在一派皆大歡喜的氣氛之後，也存在著某些問題——或者叫隱患，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改造過急過快。一些私方人員對公家幹部心裏的嘀咕，恐怕並非只是因爲資本家固有的落後意識在作怪的原因。下一年的“大鳴大放”中，這方面的意見最多。正如陳雲在本年所警告過的：“不應該讓有經營能力的資方實職人員坐冷板凳，而要盡可能地使用他們”，這是因爲“資本家有本領”，“是因爲他有知識，對我們有用處，對發展生産有好處”。蘇聯爲了學到美國人的先進管理經驗，不惜動用寶貴的美元外匯，而“現在我們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資本家還敲鑼打鼓來向我們要求工作，給他們工作就高興，我們爲什麽不用他們？不用他們就是傻瓜，這不能說是懂政治”。但可惜的是，在實際工作中，由於批判右傾保守的調子越來越高，公家幹部感到和這些資本家共事兩頭爲難，左了則違反統戰政策，右了呢，又喪失階級立場。因此對資方人員敬而遠之，資方坐冷板凳也是命中注定的了。按當年的話來說，就是“安排私方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兔子的尾巴——長不了。”資方人員在1957年的牢騷也就不足爲怪了。 老百姓對改造的負面認識還集中在一點上，那就是似乎市場供應的花色品種變少了。這個根源在於經濟改組合併上的盲目性，儘管毛澤東在本年盛讚了張小泉和王二麻子的剪刀，但産品生産經營的單調趨勢也越發明顯。其次，服務業一方面拒絕爲舊中國的腐朽沒落生活方式開綠燈，一切有礙於社會平等原則的殷勤服務方式消失了；另一方面，社會平等原則爲冷漠、惡劣的行業作風提供了藉口，“顧客是上帝”注定被作爲舊中國的陳腐庸俗的口號而抛進歷史的垃圾堆。這種變化，給新中國的服務業人員素質帶來了新的要求。既不能像舊社會伺候太太小姐那樣卑躬曲膝，又要對顧客充滿階級情誼，這個課題確實令人困惑。當年的一部影片《滿意不滿意》似乎就象徵著這種困惑。能夠很快適應新中國原則的服務員自然是這個時代的楷模，如瀋陽某菜場的女營業員李素文（後來文革中成爲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不管她的人生後來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但我們應該承認：李素文等人代表了新中國第一代服務業職工的光輝典範。與先進人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服務水平的滑坡令人擔憂，像電影《滿意不滿意》那種用階級苦難教育職工的方式自然是有它特定的局限性的。一則現代黑色幽默就把這種善良願望輾得粉碎，“新社會好了，我們婦女地位也提高了，同是當女招待，可受氣的換了。打我參加工作，我就沒給過吃飯的人好臉子，愛吃不吃，不吃就滾，誰也沒請你來。……甭說顧客動手動腳，他就是稍一皺眉，我手裏這盤菜就敢扣他臉上！”——服務業的冷漠與惡劣在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年長一些的中國人對此都有深刻體會。有趣的是，雖然相聲中諷刺的“革命照相館”並未恢復，但今天的一些城市，某些過去的服務方式和格局卻令人産生了溫馨的懷舊聯想，如氣息慵懶散漫的國營飲食服務公司、國營理髮館、排隊開票的場面等等。 在一些工商業很不發達的地區，急功近利的改造甚至造成了小城鎮和集貿鄉場的萎縮和衰落。如浙江吳江縣銅鑼鎮，歷史上以出產肥豬和燒酒出名，在本年的改造風潮中，因大搞商業國有化，市場貿易受到了打擊，有200名經商的小業主無以爲業，只好離鎮外出，另謀出路。至於以糧爲綱的單一經濟使農村商品生産發生的嚴重萎縮，只有另辟一篇題目專門來講了。 毛澤東在本年年初講話時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爲瞭解放生産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産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爲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産力創造了社會主義條件。”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改造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過渡時期的使命就是要實現廣闊的和深刻的社會革命，從而達到朝著自由王國的一次飛躍，必須承認，“解放生産力”這個道理，作爲中國式社會主義最寶貴一條經驗，在本世紀的下半葉綻放出最美麗的花朵，中國人付出了若干年的沈重代價，終於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裏走上了實現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 ★“八大”召開 本年召開的中囯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歷史上最成功的黨代會之一，大會選舉産生了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爲代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基本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大會還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群聯繫。 ★論十大關係 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內容是：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主張用多發展沿海的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在沿海和內地的關係問題上，提出必須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發展和支援內地工業。在國家、生産單位和個人的關係上，提出三個方面部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要給生産單位一定的獨立性和權益，要關心群衆生活，特別要使工人、農民在增産的基礎上增加收入。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提出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上，著重提出要反對大漢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黨和非黨的關係上，提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上，提出對反革命“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內部原則，並肯定了“死刑緩期執行”的合理性和獨創性。在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上，提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長處，要學習它的長處，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理的一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味照抄，機械搬用。學習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該採取這個態度。 ★蘇共二十大的震蕩 在本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所做的批判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在中國的一些高幹和大學生中流傳，對否定史達林的做法，有的人興奮，有的人困惑不解。而中國從一開始便對把史達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持不同看法；毛澤東就挖苦過國內的某些風派人物，說他們以前比誰都“愛戴”史達林，現在風向轉了，又振臂高呼“太好了，老子以前就是這個主張！”本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有保留地支援了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反思，但仍然肯定了史達林的主要功績。文章駁斥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答復了社會上從史達林錯誤中引發的各種懷疑。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毛澤東提出的。 ★反冒進 6月20日，《人民日報》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發表題爲《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指出：當前一方面存在右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如《農業發展綱要40條》本來是要在5年、7年、12年內分別加以實現的，但有些同志因爲心急圖快，企圖在兩三年內把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業生産計劃也訂得不切實際。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有什麽偏向就反對什麽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麽都說成保守主義，或者都說成急躁冒進，如果反得過火，就會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於工作反而有害。這篇力求穩妥的“反冒進”文章後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指出所謂“兩頭都反”實際矛頭是針對“冒進”的，所有類似的“反冒進”文章他都“不看”，“罵我的我爲什麽要看？”“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 ★實行新的工資標準 5月下旬，國務院召開全國工資改革方案平衡會議。確定增加工資14.08億元，用於今年的額度爲12.5億元，並決定一律從6月11日起實行新的工資標準。經過這次工資改革，1956年原有職工平均工資每月增加6.65元，比上年增長14.5％，並在工資制度方面解決了4個主要問題：一、實行用貨幣規定工資標準的制度；二、調整了産業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工資關係；三、改進工人工資等級制度，使熟練勞動和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和輕易勞動在工資標準上有比較明顯的差別；四、改進企業職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制度，按職務規定統一工資標準。 ★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 6月29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菲律賓外長加西亞聲稱南沙群島“理應”屬於菲律賓一事發表聲明，指出：南沙群島向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島嶼有無可爭辯的合法主權。我國政府鄭重聲明：中國對於南沙群島的合法主權，絕不許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和採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 ★西康省熱河省建制撤銷 本年10月1日，西康省（省會雅安）建制撤銷，原西康省行政區域劃歸四川省。12月30日，熱河省（省會承德）建制撤銷，原熱河省行政區域分別劃歸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和河北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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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02:11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像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願改，也就算了。……有那麽一批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裏去見閻王。……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的閻王大概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就是（馬克思）這些人當閻王。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後也是受整的。 。 ——毛澤東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小說《豔陽天》裏有一個情節：富農子弟馬立本戴著耳機躺在炕上自得其樂，喜形於色地對客人說：“好傢夥！北京在搞大鳴大放，真帶勁！”——在很長的歲月裏，年輕的一代只能通過這樣的細節管窺到1957年的熱鬧光景。在春夏之交不足兩個月的時間裏，中國似乎發生了一場“新聞維新”。類似于《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的言論出現在黨報的頭版，著名的國家媒體夜以繼日地傳播著“右派”論點，我們很難想像：齊越、夏青這樣的播音員播送那些“右派”言論該是怎樣一副腔調；我們也不知道，平民階層聽到這些言論是否會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懼悚感？不能否認，當時中國確實彌漫著樂觀的空氣。許多舊戲被解禁，不少人到書店去打聽《金瓶梅》是否重新上市。從這個角度上看，一般民衆還是歡呼“鳴放”的。要不是報紙提醒，誰關心“右派”究竟是怎麽回事？總之，老百姓最後還是振臂起立了，不管他們是否注意到那一場短暫的“新聞維新”，他們事後還是爲那些無法無天的邪惡言論所憤怒。老百姓承認，那些書生們文縐縐的右派言論，他們當時聽不太懂。但是，他們聽得懂那些經有關部門整理出來的話，如“殺共產黨”、“今不如昔”等等，於是老百姓要發言。如《老百姓沒有委託葛佩琦發這樣的言》、《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精心整理出來的言論是可惡的，“殺共產黨”這樣的以訛傳訛的言論也左右了大多數中國人對“右派言論”的記憶。怪不得50年代的一篇通訊寫道：一個解放軍戰士跳上講台，指著右派只說了一句：“狠心狗肺！”便氣得什麽也說不下去了。 豈止是老百姓有這樣的反應！據說，當毛主席召見一名富有才華的年輕幹部時，這名考察過匈牙利事件的幹部誇誇其談了半天，老人家聽畢他的“政治新思維”，氣得渾身哆嗦，走進書房時，竟然差點被門坎絆倒，他的反應是：我黨受教育這麽多年的高級幹部都糊塗墮落右傾到如此程度，那麽黨外右派會是怎樣的反動惡毒啊！這段由喻權域教授親口告訴筆者的歷史插曲，也許能從一個側面映射出：歷史是怎樣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織而成的。有時候，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證明歷史規律的嚴酷性質。當然，將歷史的轉折歸結爲領袖個人意志的變化也是不公平的，但岡察諾維奇當年說得好：“太陽只有一個，其餘的都是可憐巴巴的小星星。”如今，越來越多的史學家開始熱衷於發掘這樣的課題：假如，毛澤東案頭上沒有那些歪曲的彙報材料，那麽，整風會不會朝著一種健康的方向發展？假如，……等等。可惜的是，這只能屬於一種比較風趣的歷史新解，和歷史本質無關，即使這種猜測是對的，那也不能引出新的歷史教訓，只會徒然添些憾恨和感傷，而壓在中國人記憶上的感傷成份未免太多、太多了。 整風運動中的另外幾個插曲也是很有意思的。著名文學理論家、詩人孫大雨以“反革命罪”狀告上海高校和文藝界的一些人士，這種方式很難說不是意氣用事，正因爲如此，孫大雨在反右中被人聯名以誣陷罪反訴了一次，使他成爲反右運動中爲數不多的受刑事處分的“右派”（葛佩琦被判處無期徒刑）之一。孫大雨的耿介狂放，連毛澤東都拿他沒辦法，笑一聲“花崗岩腦袋”，由他去了。最不合時宜的是前雲南省主席龍雲，反右風頭上嘴也不閑著（龍雲愛說話），他在人代會上說了三點：一、雲南彜族地區，生産文化落後，不應馬上實行土地改革，引起彜族人民反感（甚至騷亂）。減租退押是應該，但雲南很少有押佃的事；二、公餘糧征得太多，影響民食；三、蘇聯中止技術支援，太不應該，蘇聯搬走我國東北地區的工業設備，應該索回。抗美援朝，社會主義陣營人人有義務，蘇聯卻讓我國還帳（還要高利息），也太不講兄弟之邦的情誼了。龍雲有關中蘇關係的話，即使在平時的情況下都是違規的。因爲在整風伊始，中央就有明文規定：有礙國際關係的話不能講。而龍雲的這番話不僅冒反右形勢之大不韙，而且觸犯了整風的“約法三章”。連龍雲的老部下盧漢都大搖其頭，私下頓足：“老主席太孟浪，他的話雖然在情在理，但在這反右的風頭上，怎麽能說這些話呢？要挨，要挨！”果然，龍雲除了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外，還有一個與衆不同的諡號：“反蘇”。這是繼東北作家蕭軍以後，第二個被公開批判的中國“反蘇”分子。 在老百姓的印象裏，右派分子都是讀書人，工人、農民中是不可能劃分“右派”的，也沒有當“右派”的資格（中央曾明令：工人、農民中劃了右派的必須改正），但老百姓沒有當“右派”的資格，並不意味著老百姓可以隨便“鳴放”，有一頂帽子在等著“鳴放”分子，那就是“壞分子”。對於“壞分子”老百姓並不陌生，刑滿釋放分子、沒有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夠勞改條件的各種社會渣滓，這些舊社會思想的餘孽如不加以嚴厲的管束，那勢必是要敗壞新中國的社會空氣的。據說，有幾位講評書的藝人就是在“鳴放”中，不恰當地拿舊社會來說事，而被打成藝術界的右派分子的。評書藝人在整風座談會上長籲短歎：“舊社會我們到縣裏鄉下演出，人家那個接待，嘖嘖！一日三餐好酒好肉，煙捲、茶水、水果、毛巾伺待著，有點嗜好的，還供應煙土，至於叫條子的那些事更別提了……咱不是鬧待遇，可有一樣兒，如今到基層表演天天白菜、熬豆腐，夜班費幾毛錢，這也不能體現黨對我們民間藝人的政策吧……”這種言論未免太過，連同情者在一邊聽著心裏都不是滋味：“你說這些幹啥？嗨，壞了，壞了！” 《豔陽天》上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一個趕馬車的農民進北京辦事，太學堂裏正在開辯論會，會上右派教授替農民叫苦，叫嚷“今不如昔”、合作社“搞糟了”。這農民聽不下去了，上了講台同右派教授論理，他的實證是：他懷裏的兩個白饅頭，“叫你看一看，我們農民如今吃的是什麽——舊社會吃得上嗎？’同學們一片叫好聲，右派教授“狼狽不堪”。——在民衆的心裏，右派是一群無聊的、充滿舊社會氣息的人，他們不是鼓吹“一本書主義”（丁玲），就是瞎聊“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劉紹棠）；不是拿《草木篇》來影射新中國（流沙河），就是瘋狗般的要“殺共產黨”（葛佩琦）。時間在流逝，老百姓心目中最著名的右派不是羅隆基、費孝通這樣的高級幹部，而是那些有過驚世駭俗言行的人（儘管這種言行被篡改了）。不少右派名人還是毛孩子，如劉紹棠、流沙河和王蒙這樣的“神童”。他們是第一代爲政治而殉難的新中國知識青年，他們不像高長虹那樣狂悖，也不像張中曉那樣多愁善感，他們身上的舊時代色彩很少，但正因爲他們的殉難，才加深了這一運動的深刻悲劇性。許多年以後，流沙河的兒子終於讀到了父親的《草木篇》，失望地說：“一般嘛！”悲劇正在於此，我們相信詩人流沙河此時痛惜的不僅僅是人生的啼笑皆非。 1957年上演了一部戲劇，名叫《高級垃圾》，這部劇富有獨特的喜劇效果。一位政協委員到處搜集新中國的陰暗面材料，終於聽說他下榻的飯店裏有一位理髮師對共產黨有意見。躊躇滿志的政協委員請他到房間裏爲他理髮，聽他訴說冤屈。理髮師尚未開口，便激動不已，政協委員安慰他：不要激動，慢慢說，是不是有親人被鎮壓了？理髮師於是講了他的冤屈：他的父親是在解放前被惡霸逼死的，而共產黨卻讓這樣一個惡霸做了政協委員——“你說，我怎麽會不對共產黨有意見？”這政協委員聽畢，臉色變得蒼白，原來，他本人正是理髮師說的那名惡霸。真相大白了，理髮師帶著一群激憤的群衆找這名政協委員算帳，而主人公卻躲到了麻袋裏。戲的結尾是，理髮師問：麻袋裏的是什麽？女秘書戰戰兢兢地回答：沒有什麽，只是一包垃圾。理髮師不解：垃圾爲什麽不倒掉，而用麻袋保存著？女秘書想了想：噢，這是一堆高級垃圾。劇場裏響起一片歡快的笑聲，劇到這裏結束了。這出戲對右派的價值判斷是符合了毛澤東1953年抨擊梁漱溟的講話的。毛澤東自問自答：有許多人不理解，爲什麽選反動分子做政協委員？我們選他，就是因爲他還有市場，有騙人的資格。 被判定爲“高級垃圾”的殉難者們在觀衆的哄笑之中，恐怕只有靠著希望才能生存下去了。大多數人在希望之中生活下來，終於看到了光明。大多數人後來成爲了國家棟梁，胡耀邦當年召見共青團系統的右派分子時說：你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情的。對於不幸的人們來說，希望正在於此。時間證明《高級垃圾》只是一個錯誤的寓言。但悲劇性的1957年已經成爲影響中國人政治生活的不祥的年代。 ★周恩來在匈牙利 布達佩斯的槍聲剛剛平息，局勢尚未完全恢復平靜。以周恩來爲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就來到了這座硝煙還未散盡的城市。考慮到中國同志的安全，匈牙利工農政府用坦克車接送了周恩來等人。1月16日至17日，周總理同卡達爾總理就匈牙利局勢、雙方關心的政治經濟問題和一系列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對當前國際形勢中最重要的問題和匈牙利局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在社會主義處於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周恩來同匈牙利領導討論了匈牙利的教訓，認爲匈牙利事件是從人民群衆和青年對過去領導者的嚴重錯誤“産生的正當的不滿”而發展成惡性後果的。 在訪匈之前，周恩來訪問了莫斯科。此時，中蘇交惡已初露端倪。毛澤東在同年1月27日的一次內部講話中說：“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的頑固分子還在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要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講。”“這回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擡杠子，搞得他們也擡了。”“我在電話裏跟恩來同志講，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駡一頓。” ★《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節錄） （一）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爲右派分子：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爲目的而惡意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爲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衆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爲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爲極右分子：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爲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漢陽暴亂 據新華社報道，7月12、13兩日，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由升學要求而引發的罷課遊行在反革命分子煽動下變成了一場暴亂。 製造暴亂的是該校副校長王建國（共青團員）、教導副主任楊松濤、教員鍾毓文等，民盟盟員楊煥堯則是反革命集團的軍師。12日下午，示威遊行的學生沖進了縣人民委員會和中共漢陽縣委，捆走了縣委會的一名幹部。晚上，在楊松濤的挑唆下，學生又擁到了縣兵役局，企圖捉拿兵役局長；有些人沖進兵役局後試圖打開軍火庫，只因被兵役局工作人員制止才未得逞。 第二天，反革命分子煽動和組織了更多的學生趕到縣人民委員會提出了各種要求。縣長韓茂林接見了學生代表並同全體學生見了面，認真負責地答復了他們提出的要求。部分學生的情緒穩定下來了，然而，反革命分子藉口對有的答復不滿意又大鬧起來。並提出了口號：“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要戰爭不要和平！”“打倒法西斯”等等，這些反動口號激起了群衆的不滿，工人、農民及各界人士紛紛譴責學生的不法行爲。 9月6日，湖北省漢陽縣人民法院在萬人公判大會上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3犯死刑，並當場執行。楊松濤等4人被判處15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 ★“15年趕超英國” 本年末《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第一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社論提出，要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産建設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毛澤東深感讚賞，他批示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一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同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說，中國要在15年左右，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歸根到底，我們應當爭取15年和平。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今昔對比 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上巴河鄉人，任某鄉農業技術指導站站長。解放前，他的父母帶著他討過米、逃過荒，祖父和母親都因討米而病餓死於他鄉。劉介梅本人幼年時討過5年米，長大後又做了15年雇工。兩個妹妹也因無法養活賣給別人當童養媳。解放後，他積極參加土改，光榮地加入了中囯共產黨，土改分配時，家裏分得6.3畝田和全套耕牛、農具，住上大4間新瓦房。1956年劉介梅家庭人均糧547斤，食油6斤6兩，全家共吃了27斤豬肉。由於劉齊梅忘記了過去的痛苦生活，1953年開始富裕後，放了6擔稻穀和200元錢的高利貸。今年在黃岡縣三級幹部會議上，劉介梅發表了諸如“合作化糟得很”、“統購統銷把農民搞苦了”等言論，公開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統購統銷表示不滿。針對劉介梅的錯誤言行，爲了挽救教育他本人，也教育和劉一樣有著錯誤思想言論的人，用事實回答一切否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錯誤思想。黃岡縣委在征得劉介梅本人同意後，把劉一家舊社會所穿的破衣裳和討米碗以及現在的家庭所用搬到縣城，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劉介梅今昔對比展覽。 據8天統計，前來參觀的人有15萬人之多。人們參觀以後，紛紛在留言簿上寫感想，厚厚的本子寫了好幾大本。劉本人痛哭流涕承認錯誤，表示要痛改前非，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廣大群衆也因此受到了一次生動的教育。 《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爲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來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製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爲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競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爲什麽？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麽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中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爲是報復打擊；……。……正如何香凝女士所說的，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運動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和高級知識份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駡、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壓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未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大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非常明顯，儘管有人叫共產黨“下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衆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駡，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裏，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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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06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 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 ——“大躍進”民歌 “反右”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刻骨銘心，它造成了人們對世事多疑的性格——這實在是“反右”和後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釀成的最大歷史悲劇之一。爲什麽這樣說呢？讓我們再看一看久遠的歷史吧：《官場現形記》中的那位中堂老大人傳授的爲官秘訣，最關鍵的一句是：“多磕頭，少說話。”“多磕頭，少說話”自然是一種墮落的社會哲學，從理論上說，這是一種爲社會主義文明觀所不容的封建思想殘餘。然而，爲什麽時隔若干年後，中國人的某些分子還在倡導一種戰戰兢兢的、察顔觀色的人生觀和社會觀？難道是近現代中國歷史本身就具備了一種喜怒無常的性質？還是我們民族性格中“還原”的能力太薄弱？這些問題，應該在世紀末得到很好的反思。因爲衆所周知，對於1958年開始的狂熱，不僅沒有在第二年的廬山會議上得到及時的糾正，相反，彭德懷的遭遇又提供給中國人“多磕頭，少說話”的懦弱哲學一個殘酷的印證，使得幾代中國人以消極的態度看待歷史，這不能不說是最大的悲劇。 日曆終於翻到了不平凡的1958年，置身於歷史之外的讀者很容易將這一年同1957年聯繫起來。如果說1957年是中國歷史喜怒無常性質的一次典型上演，那麽，1958年則是悲劇的序幕。中國人對1958年的印象是：這是充滿著集體主義的溫馨的熱鬧年景。除了火熱的工地生活、生動活潑的新民歌運動，盛宴般的飲食也成爲困難時期人們美好的回憶。困難時期的人會嘮叨：“那時我在工地，什麽時候想吃什麽就吃，大桶裏隨時盛著麵條，管夠，半夜還加一頓夜宵，嘖嘖……”儘管接踵而來的3年饑荒成爲1958年狂熱的絕好注腳，但許多人還是認爲生活在1958年是一種幸福，電影《活著》描述了公社食堂的富足：一個頑皮的孩子盛了滿滿一大碗涼皮（上面澆了花樣繁多的佐料），然後將涼皮傾倒在另一個孩子的頭上；周末人們吃的是真正的白麵餃子，個大餡足。——在回憶中生活，固然是件淒涼的事情，然而，客觀規律注定了大躍進盛景之後的蕭條結局，這種結局我們將專門講到，那是共和國歷史上最令人難忘的艱難歲月之一。 本年底，《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馮健寫的通訊《沸騰的日日夜夜》。文章寫道：“1958年是我們偉大祖國充滿著奇迹的不平凡的一年，奇迹之一是，全國人民奪取鋼鐵的大戰獲得了大捷——今年的1070萬噸鋼産量計劃已提前，超額完成（實際上，合格鋼産量只有800萬噸——編者）。 “那些緊張戰鬥的日日夜夜，那些壯麗的勞動場景，令人永遠不能忘懷。 “我在京廣、津浦鐵路沿線看到這種動人的圖景。夜晚，列車在原野上賓士，不時從成群成列的土高爐、土煉鋼爐和土焦爐身旁穿過，旺燃的火焰呼呼作響，映紅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萬鋼鐵大軍開進荒山野嶺，喚醒了無數沈睡的山岡，爆破手們在常年沈靜的山谷裏，點燃了開出的雷管、炸藥，無盡的礦山、煤炭，像流水一樣湧向煉鐵、煉鋼爐前。 “千萬條道路趕築起來了，條條通向礦山和熔煉爐。火車加快了運行速度，船隻乘風破浪地急駛，都在爲鋼鐵奔忙。……”《沸騰的日日夜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一篇優美的散文。1958年幸福、溫馨、壯美、飽暖又充滿詩意，1958年在記憶中變得夜色闌珊，在蒼茫的大地上，青煙嫋嫋，爐火通紅，勞動者矯健的身影在暗夜和爐火之間時隱時現。在中國人民漫長的生活史中，這種熱火朝天的場景曾經屢見不鮮，文藝家們從這種場面中找到了許多靈感，僅僅在十三陵水庫工地，就誕生了王願堅的著名短篇小說《普通勞動者》和田漢的幻想劇《十三陵水庫暢想曲》。《普通勞動者》後來被選入中學課本，成爲現代中國語言文字的典範，然而我們印象甚深的是壯麗的集體主義生活、高尚的情操和十三陵水庫工地的食譜：饅頭和醃蘿蔔，我們想像著，當勞動者們享用著饅頭和醃蘿蔔的時候，那感覺一定是非常香甜的。話劇《十三陵水庫暢想曲》是新中國第一部，也可能是最後一部描繪了人類大同時代情景的浪漫幻想作品，它對共産主義時代的想象令人激動：“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電影院、圖書館、理髮館、俱樂部、音樂廳，人人各取所需，人人心滿意足。但是誰能夠預料到：這樣一種以今天的物質水平看來並不算特別奢侈的願望，在50年代末竟然成爲一種不祥的幻想？ 50年代末中國人民改造自然的標誌——十三陵水庫，在當年是一個被文藝工作者熱情謳歌的地方。它是總路線的瑰麗樂章，是勞動者的聖地，新華記者的報道如下： “（5月）28日，當人們愉快地度著假日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及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了義務勞動。 “3點20分，汽車到達了工地指揮所。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人一走下汽車，就被水庫建設者們發現了，他們聚攏在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周圍，不停地鼓掌，不停地歡呼‘毛主席萬歲！’ “5點35分，毛主席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志，一起執鐵鍁爲水庫工程鏟土。……’ “毛主席剛一放下鐵鍁，一位解放軍戰士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這張鐵鍁包起來，激動地說：‘看到這張鍁，我們就想起了毛主席，這樣，我們的幹勁就會更大。’一位社員流著激動的眼淚說：‘過去的皇帝剝削了我們的錢，強迫人民在十三陵給他們修陵墓，今天，共產黨領導我們在十三陵修水庫，多打糧食改善人民生活。毛主席呀，他老人家那樣忙，還要和我們一起修水庫，這給我們帶來多麽大的鼓舞和力量！’” 有關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十三陵水庫勞動的場面被拍成了電影，至今在電視中頻頻被播放，已成爲反映第一代領導集體形象的經典鏡頭。7月1日，十三陵水庫終於落成了，這個能容納8000多萬立方米水量的水庫是全部用義務勞動建成的，在1月21日開工以來的160個晝夜中，40萬人在工地上做了870多萬個工作日。僅就這一點來說，也是世界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迹。這一天，十三陵水庫工地，一片節日景象，無數面紅旗插上了周圍的山頭，15萬水庫建設者聚集在這裏，唱著《我們勝利了》的歌曲歡慶這個偉大的成就，長歌動地，鑼鼓喧天，在人們心中，這不僅標誌著戰天鬥地精神的勝利，而且代表著總路線的偉大勝利。 1958年是中國人空前樂觀、建設熱情空前高漲的一年。7月5日，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座談時告訴人們：“中國進入共産主義，不要好久了，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産主義。”劉少奇的這番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河北省徐水縣，一個“共産主義樂園”正在崛起。有關報道說：徐水縣已經實行了組織軍事化、生産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徐水縣已經是全國高産的一個典型，該縣正計劃放幾顆“高産衛星”，如一畝山藥120萬斤，1棵山藥500斤等。《人民日報》在《徐水人民公社贊》中熱情地發表評論道：“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壬國的時光。”而河南省範縣已經將共産主義日程化和具象化了。10月28日，範縣規劃3年向共産主義過渡，縣委書記做報告時用形象的語言談到共産主義的生活情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當毛澤東看到範縣的“三年規劃”時，微微一笑，提筆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乎太促，也不要緊，3年完不成，順延可也。”毫無疑問，今年是老人家情緒非常好的一年，在中南海的那些不平靜的日日夜夜裏，經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喜訊擺上老人家的案頭，在他的眼裏，這是他詩人生涯看到的最瑰麗的詩篇，“最新最美的圖畫”。在一首名爲《送瘟神》的詩篇裏，老人家毫不掩飾自己的喜悅之態：“夜不能寢，浮想連朋。”在十三陵水庫落成不久，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使得老人家如此詩興盎然，“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這讓我們看到了1958年的另一種真實——從領袖到民衆面對強國之夢的自豪和悲喜交織的心情，雖然1958年的最終結局是一場可怕的蕭條和破産，但是，有理由對一樣壯舉，一種理想設計，一場大同之夢的失敗感到遺憾。因爲這種失敗不僅以物質和生命爲代價，更可悲的是，它給予中國人心靈上一次深刻的創傷，民族的前進出現停滯，民族的信心像肥皂泡破滅，許多年後，提到1958年的理想主義，人們還是禁不住痛心疾首。 當人們指責“浮誇風”是萬惡之首的時候，我們不願意再津津樂道1958年新聞媒體上甚囂塵上的“高産衛星”。’因爲現在的人們談到“高産衛星”，總不免帶出一點幸災樂禍的樣子來。現在的人們熱衷於揭穿騙局，也樂於看到違背客觀規律的人遭到懲罰。現代的人們優裕，善談，高智商，當他們看到1958年廣西紅旗人民公社水稻畝産達13萬斤，河南小高爐日産生鐵1.807萬噸的驚人報道時，他們會爲過去的狂熱而付之一笑。然而對於1958年的幸災樂禍，才是今天的不幸。當糧食問題永遠是懸挂在人類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時候，誰也沒有權力去嘲笑39年前的謀幸福之舉，更不要說這個歷史悲劇是屬於民族的。說不定，當我們處境優裕而忘乎所以的時候，狂熱和悲劇會再次發生。 人們常說要珍惜現在。然而，如果現時、現在成爲以後歲月中人們的“黃金時代”式的眷念，那麽，這就是在毀滅著“現在”。美好的事物不應當是記憶的專利品，更多的時候，它應該屬於未來。1958年的短暫繁榮重演就給困難時期的人們留下了可悲的幸福記憶：“那時候，桶裏總盛著麵條，想吃就去撈……”這樣一頁歷史，願它永遠翻過去，不再打開。 ★乘風破浪深紅色 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乘風破浪》的社論。社論說：1957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實充分證明瞭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勝過了戰爭的力量。社論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指出，我們要在15年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品産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後，準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2月2日和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兩篇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打破一切右傾保守思想，“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産要大躍進，農業生産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奇文共欣賞深紅色 2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奇文共欣賞，毒草成肥料——王實味、丁玲、肖軍、羅烽、艾青等人文章的再批判》。文章說：今年2月《文藝報》有一個再批判的特輯，刊登了15年前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和其他文藝刊物上發表過的一批文章，有託派分子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在醫院中》，肖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和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再批判》的編者按語指出，丁玲等右派早在延安時代就“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今天又和新的右派分子秦兆陽、鍾惦斐、陳湧、錢穀融、劉賓雁、王蒙、劉紹棠一起，以“革命的姿態”向黨進攻，事實上是反革命。 ★批判“新人口論” 深紅色 1957年7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就在一屆人大4次會議上作了著名的《新人口論》發言，今年2月，馬老先生繼續在人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談人口問題和計劃生育。爲此，康生和陳伯達幾次批判馬寅初，認爲馬寅初的問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本年6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說，在人口問題的研究上，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資產階級的代表是馬爾薩斯，無產階級的人口學說是馬克思的理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把人口數量說成是決定人類能不能過幸福生活，能不能豐農足食的主要因素，而馬克思認爲決定人類幸福的不是人口數量，而是生產關係是不是和生産力的性質相適合。6月12日《文匯報》的一篇文章也認爲：馬寅初的理論是極端錯誤的，他本人就是馬爾薩斯主義者。 ★炮轟金門深紅色 8月23日中午，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向金門開炮，一個小時內發射了5.7萬發炮彈，整個金門島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中，蔣軍猝不及防，死傷慘重。24日至27日，雙方爲爭奪金門正南的東碇島發生激戰。26日至29日，人民解放軍攻佔大擔島失利，9月2日，雙方海軍在料羅灣交戰。9月上旬，人民解放軍又向金門和駛往金門的蔣軍運輸艦發起猛烈炮擊。10月6日和25日，毛澤東撰寫了兩篇以國防部長名義發佈的《告台、澎、金、馬軍民同胞書》，6日的文告建議舉行談判，和平解決我國內政問題，提出自當日起，暫以7天爲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艦護航爲條件。台灣方面拒絕和談，10月20日，炮擊恢復。10月25日文告確定今後逢雙日不打金門的機場、碼頭、海灘和船隻，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上的軍民同胞得到充分的供應，前提仍是沒有美艦護航。至12月底，人民解放軍擊沈擊傷國民黨各型艦艇23艘，擊落擊傷蔣軍飛機34架，斃傷蔣軍中將以下官兵7000余人。對金門等地的炮擊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其間，堅持了雙日不打炮和節慶日不打炮的原則，並定期發表文告。 ★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 早在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便通過了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經過8年多的籌劃與修建，它終於在今年4月22日正式建成。 這座紀念碑是用17000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石建成的，碑基占地3000多平米，碑身高達37.94米，是我國自古以來最大約一座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面雕刻著毛澤東主席親筆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個餾金大字，背面的碑心由7塊巨大花崗石組成，上面刻著周恩來總理所書的碑文。鑲嵌在大碑座四周的是10塊漢白玉浮雕，雕刻著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的歷次革命鬥爭畫面。5月1日，紀念碑正式揭幕，次日向遊人開放。人民英雄紀念碑從此成爲民族精神的一個象徵。 ★除“四害”滅麻雀 今年是麻雀的災劫之年，自毛澤東同志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講衛生”號召以來，麻雀也被列爲人類大敵之一。全國各地不論男女老幼，敲打銅盆銅鑼，可憐的麻雀們被攆得東竄西逃，成爲真正的驚弓之鳥。當麻雀們紛紛從樹枝上、瓦楞上跌落下來時，人們開始歡呼“除四害”戰役的偉大勝利。據5月28日《羊城晚報》報道：廣州突擊圍剿麻雀的戰役勝利結束，全市共圍剿31萬隻（包括雀蛋2.58萬個），搗毀雀巢3.9萬個，廣州駐軍也參加了這次戰役。有意思的是，麻雀的是非功過在文革期間竟然升格爲政治問題，有一位元生物學家因寫了一篇關於麻雀覓食的習性的論文，被紅衛兵戴上“惡毒反對毛主席”的罪名加以批鬥，紅衛兵把一串血淋淋的死麻雀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懲罰。是毛澤東的一句話終結了這場“麻雀官司”：“麻雀不要打了……”。 ★跨進原子能時代 6月13日，我國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建成。這座原子反應堆是重水型的，功率是7000至10000千瓦，設計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參加建設這個原子反應堆的我國工人和技術人員，在蘇聯專家的熱情指導下，經過緊張勞動，6月13日下午4時，反應堆開始發生鏈式反應，並逐步提高功率，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它的建成標誌著我國已開始跨進了原子能時代。 ★醫學奇迹 據新華社報道，6月28日，上海廣慈醫院搶救了一位被鐵水燙傷的上鋼三廠工人邱財康並獲得成功。邱財康被高溫鋼水燙傷，燒傷面積達89.3％，據美國外科權威伊文思的材料記載，燒傷70％以上的所有病例全部死亡，超過80％的更是無法救治，然而該醫院40多名醫生仍然運用植皮技術搶救邱財康，並取得了成功。這一事迹被看成是“醫療衛生戰線大躍進的一個偉大成果”，並被拍攝成彩色故事片（遺憾的是，病人存活很短一段時間後仍然死去了）。 ★“蝌蚪避孕”是僞科學 本年初，一些報紙不負責任地向群衆推廣吞服蝌蚪避孕的單方。經有關方面試驗證明，所謂“簡便、省錢，穩當可靠和元任何副作用”的活吞蝌蚪避孕法，不但毫無功效，反而容易使婦女染上寄生蟲卵，損害婦女健康。 ★蔣介石、杜勒斯的“聯合公報” 9月30日，美國爲在政治上隔離台灣，達到製造兩個中國的目的，由國務卿杜勒斯發表了一篇未與台灣商量的談話，聲稱駐紮在金門、馬祖島上的國民黨軍隊將撤回台灣。對此，蔣介石於10月1日進行了反駁，蔣宣佈拒絕從金、馬撤軍、杜勒斯的講話只是單方面的聲明，台灣當局沒有義務去遵循它。10月23日，蔣介石和杜勒斯發表“聯合聲明”，美方承認“金、馬、台、澎在防衛上都有密切關聯”；蔣介石宣佈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口號，要以“三民主義”來“光復大陸”。 ★漢字改革 本年1月2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決議》將漢字簡化方案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簡化字共230個，2月1日起在全國印刷的書寫的文件上一律通用；第二部分簡化字285個和第三部分簡化偏旁54個，先行公佈試用，待徵求意見作必要修改後再正式推行。1959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文化部又推出第四批92個簡化字，總計共推行517個簡化字。1956年開始的漢字簡化措施對中國人影響巨大，除港臺地區外，40年來，這個簡化方案一直被使用著，甚至新加坡、韓國也採用了簡化漢字。儘管八、九十年代一度因崇尚港臺文化使繁體字沈渣泛起，但總的來看，1956年開始的漢字簡化已深入人心。 同時公佈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第一次對普通話作了明確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典型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同年1月1日起，《人民日報》、《工人日報》等全國性報紙的文字，由原來的豎排改爲橫排，這是我國報紙形式的一項重大改革。郭沫若、胡愈之等撰文指出文字橫排的科學性。人的兩眼是橫的，眼睛視線橫看比豎看要寬，閱讀時眼和頭部轉動較小，自然省力，不易疲勞，書寫、排字也較方便，同時還可提高紙張利用率。 ★昆劇《十五貫》轟動全國 本年4月，周總理在觀看浙江省昆蘇劇團演出的《十五貫》後，稱讚該劇有豐富的人民性和相當高的藝術性，他說：“不要以爲只有演現代戲才是進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劇目和曲牌不要輕易改動。”5月中旬，周總理在關於《十五貫》的座談會上再次講話：“《十五貫》的演出復活了昆化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奠定了基礎。”並指出該劇起到了很好的“現實教育的作用”。中央領導同志還向全國公安司法系統推薦該劇，對謹慎辦案和糾正錯誤起到了積極作用。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時代，《十五貫》再次成爲一部很好的教材。 ★上海新風尚 在上海市的各個公共場所裏，已經看不到“謹防扒手”的牌子，代替它的是失主送來的許多表揚拾金不昧的信件和錦旗。 據上海報刊報道，今年有4000多位遺失東西的人，在上海市的公共汽車場、三輪車管理所和人民遊樂場領回了失物。失物包括金殼手錶、鋼筆、成百上千元的儲蓄存款單、扇子、雨傘和手帕等。這些失物都是售票員、三輪車工人、民警和一些市民在各種公共場所拾到的。在每一件失物背後，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一個下雨的夜晚，女乘客趙慧珍坐三輪車回家，不慎將一個裝有2萬元存款單和現款、圖章、鋼筆等的皮包遺忘在車上。三輪車工人嚴義順發現這個皮包後，冒著大雨趕到了居委會，並通過皮包內的線索找到了失主。當趙慧珍感激地酬謝嚴義順時，這位三輪車工人只說了一句：“這是我應該做的嘛。”便笑嘻嘻離開了居委會。 劉西瑞（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值産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二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産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産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委産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衆，說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産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裏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他們的莊稼也真長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壓塌地。雖然下面提出的萬斤指標，今年不一定完全實現，但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産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糧食單位産量從百斤到千斤，是個質變，從千斤到萬斤；是更大的質變；這樣高産量，從措施來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種、密等幾條，但在具體執行這些措施中就有許多新東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們的幹法是大水大肥，讓作物吃飽喝足，不給什麽限制，不怕作物閑“胃病”。看來，農作物的肚子大得很。 …… 同時，水隨肥漲，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關鍵。足水、足肥還必須和深翻相配合，這一點在壽張特別突出，也是他們能夠在大面積的土地上展開萬斤運動的決定環節。根據壽張的經驗，要搞萬斤糧，不掘地三足是不行的。土質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這樣做，土質很好不要改良、單是松土的土地也要這樣做。他們的豐產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足半左右，他們認爲不超過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礎上，就可以放手密植。這一點在穀子的種植上表現得特別清楚。過去種穀子一步三安苗，一叢叢的，每畝只留苗三萬多株。現在他們的穀子種得像麥子似的密，基本不間留，一般在十萬株左右，豐產田二十萬株到二十六萬株，而穗子決不比過去小。很明顯，沒有深耕和足夠的水和肥是作不到這一點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礎上放手密植（當然要有限度）再加他們的“田間管理如繡花”，畝産萬斤就成一現實的事物了。萬斤運動能否普遍推廣而不局限於小塊土地試驗，在水利已基本解決的條件下，看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肥料；二是勞力。他們解決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經生産到每畝五十萬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勞力換來的，所以中心還是勞力問題。 一畝一萬斤糧食要多少勞動日？到底一個全勞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産多少糧食？我們粗粗算了幾筆帳，很難答復，原因是彈性大得很。這個問題一方面和畝産多少有關係。比如許多社原來計劃畝産雙千斤，每畝需用三十個工（單算田間和積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設。以前畝産二、三百斤時，一畝十五個工左右），現在指標增到萬斤，使用原來的工具，每畝地也不過六、七十個工。就是說，産量增四倍、用的勞力不過增一倍，單産愈高，用的勞動量愈相對的少。這是一種情況。另一方面，還決定幹勁的大小和工具的優劣。據對幾個社的瞭解，畝産指標萬斤糧（一季玉米和穀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萬斤，管理如繡花。一畝地需用的勞動工，以正常的勞動強度，使用原來的工具（鐵輪車加木輪手推車、畜力水車）計算，至少要七十個工；如果對工具加以改良，實現滾珠化，有五十個工就夠了；如果鼓足幹勁上夜戰，工具改革的徹底些，還用不了三十個工呢！說來說去，是不怕指標高、措施大，就怕沒幹勁和不改良工具。壽張每人平均二點六畝地單算勞力帳，要大搞萬斤田是絕對辦不到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辦到了。他們鋼鐵姑娘或鋼鐵姐妹，住到田間，專管高額豐產田，每人平均還需要管二畝地呢！他們今年的計劃實現了，平均每人就能生産六、七萬斤糧食。看來，只要幹勁鼓得足足的，加上積極改良工具，普遍搞萬斤運動（如果需要的話）不是辦不到的事。 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穀子的低産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穀子要比玉米産量高，主要原因是穀子和稻穀一樣，更便於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穀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穀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做到這樣，還很不容易。穀子産量既高，還有便於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於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穀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價。他們的大豆産量也很高，估計畝産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多種一些大豆，可以增加糧油，也是解決肥料不足的一個好出路。這裏過去種植穀子、大豆很不少，近兩年來因擴大玉米和地瓜，被擠掉不少。這裏的地瓜和小麥矛盾也不小，地瓜種植面積占耕地45％，今年小麥播種面積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種麥子，小麥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曬乾，這兩項重活擠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顧此失彼。從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種植，是個必須及早注意的問題。 目前下面對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勁頭是很大的，但對收穫後如何保管，普遍沒有準備。我們問鄉社幹部和群衆時，最初他們都是“糧食多了還怕沒辦法？”“那由國家買吧！”經過算細帳才大吃一驚，才覺得糧食多了也有問題。特別在壽張，光紅薯一項大約每人平均要收四、五萬斤，該縣大部地區是滯洪區，房子很小，以往的一點點糧食還都是放在院子裏囤起來，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虧不可。這一點，我們已向縣委說了。 | |
NO:1168_17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09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是喝黃河水長大的，我不離開自己的祖國。 。 ——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於1949年 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與布達拉宮輝煌的金頂相輝映，喇嘛們吹響了低沈的號角，在陽光照射不到的深牆之內，農奴們在皮鞭的驅趕下，像牲口一樣負重物，沿著石階艱難地攀援。這就是60年代初李俊導演的黑白故事片《農奴》開始的場面。很少有人不爲這部電影所反映的人間地獄景象感到壓抑和恐懼。這是新中國十七年間罕見的影片，無論在寫實上還是風格上，都是非常傑出的。人們推舉電影《農奴》與另一部《小兵張嘎》是代表著“十七年”間中國電影美學最高成就的作品，有著其充分的理由。“十七年”已經成爲中國文藝史上的專用名詞，“十七年”間大量的影片出現在電影頻道裏，供人們懷舊，咂摸流逝的滋味。人們用特殊的感情去重新觸摩“十七年”間雪點跳蕩、色彩黯淡的電影膠片，並不會以今天的鑒賞尺度去苛求它們，然而，“十七年”電影中的優秀作品仍然可以給90年代的觀衆真實的歡悅或痛苦，《農奴》和《小兵張嘎》便是如此，它們並不因題材的古舊而喪失穿透力，相反，以《農奴》爲代表的一批傑出作品在美學上的成功，可以使人相信：如果不是後來的那場“革命”，中國電影水平完全可以早早地超越《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時代。 毫無疑問，《農奴》標誌著電影業從“全盤蘇化”走向民族風格探索的轉變，主人公強巴咬碎了自己的舌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啞巴，從此以後，電影空間變得開闊，而鏡頭變得沈鬱而令人窒息，電影工作者天才地利用中國傳統美學的“留白”、“鏤空”等原理，向漢族同胞展示了他們以往並不熟悉的藏域世界：雪山，寺廟，服飾，沾染著鮮血的哈達，階級壓迫的顫慄，民族解放的曙光。 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內地的同胞們除了不時領略到西藏歌舞和國家權力機構中的兩位年輕的副委員長的風采外，大多數人對西藏的真實情況所知甚少。解放前的文藝作品中，除了周文的某些小說涉及到川康邊的風情，李劼人的《大波》中，出現四川總督趙爾豐在西康境內“剿番”的片斷，除了浮光掠影式的筆獵外，人們很少知曉藏域社會的內情。建國後的電影《金沙江畔》，直面描寫了四川藏區人民對紅軍的深深的隔膜，這種隔膜是有史以來長期的民族壓迫的産物，只有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打倒了三座大山後，民族平等與民族解放才有可能獲得實現。1951年的和平解放實現了西藏人民自由的第一步，然而，直到1959年的叛亂發生之前，對反人權的西藏農奴制度觸動很少，秘密的酷刑和殺戮很難爲廣大的內地民衆所知悉。而《農奴》是開山第一篇，它不僅描繪了一個痛苦的西藏，而且展示了一個人性覺醒了的充滿希望的西藏。 1951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主力，和平進入世界屋脊名城拉薩，當年的紀錄片上可以反映忠勇的解放軍戰士開進拉薩城的情景，八角街上搖曳著彩綢和哈達，人們載歌載舞歡迎金珠瑪米的到來，看不到任何不和諧的地方。 然而，許多年以後，一本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連環畫《不許出生的人》袒露了某種敵意：畫面上，穿著英式服裝的藏軍懶洋洋地敲打著軍鼓，而僧侶貴族和農奴主一臉沮喪地垂著頭。70年代末上演的話劇《不許出生的人》不可避免地帶有“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痕迹，舞臺上，那個女牧主逃亡印度未遂，搖身一變，興高采烈地向群衆宣佈和平解放的消息，並熱情洋溢地說：“我現在已經是政協委員了……”而在她口頭上擁護解放的同時，卻把一名叛亂頭目、帝國主義特務藏匿於密室中，直到1959年，陰謀才開始敗露，至今我們仍記得密室被打開的情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奴無意間闖開了密室，一下子同他的舊主人撞了個滿懷。他的舊主人——也就是叛亂頭子——倉皇地退回了密室，老農奴戰戰兢兢地說：“我什麽都沒看見……”。這一情節有著獨特的意義，西藏——神秘的香格里拉——在1959年前，它的社會本質好比隱藏在密室裏的罪惡，直至50年代末的一聲春雷，才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剝皮抽筋，人骨法號，由《農奴》和女藏胞巴桑揭露的一切，使人們懂得了什麽叫最殘暴的人類壓迫。 本年度達賴集團公開叛國，西藏的戰鬥和炮轟金門一樣，成爲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國內戰鬥。 然而，1959年的平叛戰鬥和金門之戰仍然算得上50年代的勝利，它不僅考驗了國防能力，而且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對西藏廣大農奴來說，它意味著這個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結束了慘無人道的奴隸主統治，這也是人類革命的勝利。衆所周知，中世紀式的奴役在第三世界國家是一個較普遍的社會問題，比如直至80年代，非洲的毛裏塔尼亞才宣佈廢除奴隸制。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瞭，追求幸福和自由，一直是20世紀人類文明進步的主題。沒有理由將西藏的民主改革和農奴解放排斥於這一進程之外。西藏今天仍是國際政治領域中有少數人糾纏不休的一個“問題”，但中國人會說：1959年雪山的春雷給地球上最黑暗、最壓滅人權的制度劃上了休止符，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 ※※※※※ 從史料記載上看，1959年的叛亂起因似乎源起於“看戲事件”，然而，這僅僅是表相而已，以達賴爲首的上層勢力的離心傾向實際上由來已久。毛澤東在1956年11月的一次講話中說：“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指釋迦牟尼涅架2500年——編者），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爲，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佈‘西藏獨立’……我們共產黨是被別人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産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麽人，有什麽要緊。……”實際上，確實有人在給達賴施加影響，達賴本人也曾像毛澤東設想的那樣，遲遲不肯回國，後經周恩來親自做工作，才回到拉薩。 西藏上層集團公開反對“民主改革”，以“民意代表”的身份進行“請願”，向政府施加壓力，黨和政府對這種錯誤的行爲進行了批評和警告，同時考慮到進行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故決定在六年之內暫不進行改革，六年之後改革與否再現情況而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對此正式作了宣佈。可西藏上層集團一些人反而以爲中央軟弱可欺，人民解放軍“害怕”他們，竟然召開“慶功會”，組織“曲細崗珠”和“衛教軍”等反動組織，不斷發動零星的武裝叛亂，並於1959年3月在拉薩公開打出“西藏獨立”的旗幟，在西藏地區全面發動了武裝叛亂。 武裝叛亂的導火索是所謂的達賴“看戲事件”。 達賴對一些新事物比較感興趣，早在1958年11月，當他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從內地學習了許多新節目回拉薩後，就向軍區表示想看文工團的演出，由於燈光、道具攜帶、佈置不方便，演出只能放在軍區軍人俱樂部大禮堂。1959年2月7日（藏曆12月29日），是西藏宗教中傳統的驅鬼節，達賴在布達拉宮舉行“跳神”活動，回到羅布林卡後，達賴即派人用電話跟工委統戰部聯繫，商定3月10日下午2時半到軍區去看戲。3月9日，雙方又就看戲的幾個具體問題作了安排，這一切情況，西藏地方政府的幾個噶倫都是知道的。可是，誰也沒有料到，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卻借此策劃了一個陰謀。 9日深夜，拉薩朗子轄（市政府）的墨本（市長）洛卡娃向一些市民造謠，稱軍區要毒死達賴，鼓動市民第二天去勸阻達賴看戲，第二天上午，一些不明真象的藏族同胞被脅迫，被騙至羅布林卡大門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警察、“衛教軍”荷槍實彈地在大街小巷巡邏，整個拉薩謠言四起，局勢十分緊張。中午時分，自治區籌委會委員、愛國人土帕巴拉·索朗降措去見達賴，在羅布林卡門口被叛匪砸死。西藏地區政府噶倫、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乘汽車去羅布林卡，結果車被砸壞，人也受傷，幸虧保衛人員及時搶救，才倖免於難。下午3時左右，叛亂分子將帕巴拉的遺體系於馬尾，用馬拖著在拉薩遊街示衆。一千多叛亂分子舉起“雪山獅子國”旗幟，高呼“西藏獨立”、“漢人滾出去”的口號，恣意搗毀機關、商店、學校。當天晚上，西藏地方政府在羅布林卡召開所謂的“西藏人民代表會議”，決定“西藏獨立”，“與中央決裂”，命令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拉薩三大寺的喇嘛向市區集結。當夜1400多名喇嘛和2000多藏軍、“衛教軍”開進市區，並派一部分武裝進入羅布林卡，將達賴置於武裝包圍控制之下。 接下來的幾天，拉薩城裏槍聲不斷，火光沖天。叛軍推舉了“人民會議”的領導，調整了“西藏獨立國”的武裝總司令部，並向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通報了情況。叛亂分子在布達拉宮右側的藥王山上安放了大炮，將炮口對準了西藏工委和軍區機關，並在軍區門口架設了機槍。 到3月19日，拉薩城裏已聚集了武裝叛亂分子7000多人，西藏的其他一些地方也發生了武裝叛亂。3月20日淩晨，叛軍向拉薩的機關、部隊和企事業單位發起全面進攻。霎時間，拉薩城內槍聲、炮聲隆隆不斷，不少地方火光沖天，一場惡戰開始了。 面對這次大規模的叛亂，西藏工委和軍區臨危不亂，沈著應付。當時西藏的工作由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軍區政委、工委副書記譚冠三主持。3月10日，譚冠三即與西藏地方政府嚴正交涉，指出這是有預謀的分裂祖國的事件，性質極爲嚴重，要求他們立即制止事態的發展，徹底追查主謀，並保護好達賴的安全。許多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和廣大僧俗愛國同胞堅決反對這次叛亂，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等人和家屬到軍區大院，在這危難時刻堅決同祖國站在了一起。 據報道：當時人民解放軍駐拉薩的部隊並不多，除了各機關警衛部隊外，能機動作戰的只有1000多人。在叛匪的進攻面前，守軍和民兵沈著應戰，英勇抗擊，青藏公路運輸站是叛軍進攻的重點，80多人的一個民兵連，打退了敵人3次集團衝鋒，犧牲了6人，卻使叛軍沒能前進一步。自治區籌委會、外事處，人民醫院、西藏日報社等單位，在叛軍的進攻面前巍然屹立，使叛軍留下大片的屍體。 3月20日上午10時，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解放軍駐藏部隊打響了反擊叛亂的信號彈。西藏軍區發佈了“奉命討伐，平息叛亂”的布告。烏合之衆的叛軍在解放軍強大的攻勢下很快就潰不成軍。在炮火的支援下，以159團的一部首先攻佔了藥王山，拔掉了威脅我軍區指揮機關的叛匪制高點，切斷了拉薩市區與羅布林卡的聯繫。傍晚，又有約一個團的兵力攻佔了羅布林卡，殲滅了叛軍的主力和指揮中心。21日，解放軍回兵市區，對叛軍形成合圍，逐個殲滅了據守在大昭寺、小昭寺內的叛軍。22日上午，盤踞在布達拉宮的叛軍見大勢已去，在我強大的政治攻勢下，紛紛繳械投降。至此，囂張一時的拉薩的叛亂已經平息。此戰共殲滅叛軍5360名，繳獲各種槍枝10212枝，輕重機槍183挺，各種火炮39門，炮彈二萬餘發，子彈一千萬餘發。。 達賴一行600多人乘夜出逃，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在叛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西藏的武裝叛亂活動還得到了外國擴張主義勢力的支援。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叛軍訓練“遊擊隊員”，1957年8月，將兩名藏族特務空投至西藏，並帶電台潛入拉薩，在達賴身旁活動。達賴出逃前，這兩名特務帶電台隨行，並與美中央情報局保持無線電聯絡。從1959年9月至1961年3月，美國還向西藏騰格爾海等地區空投了特務50名，並出動飛機19架次給叛軍空投武器。印度政府也極力支援達賴，印度外交部司長梅農專程迎接達賴到印度，並爲達賴集團的活動提供各種方便。 拉薩的武裝叛亂平息之後，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銷索康等18名叛亂分子的自治區籌委會委員職務，任命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爲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帕巴拉·格列朗傑爲副主任，阿沛·阿旺晉美爲副主任兼秘書長。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又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駐藏部隊和增援部隊迅速在日喀則、亞東等地解除了藏軍的武裝，並對山南等地的叛軍進行圍剿。到1962年上半年，經過3年的戰鬥，解放軍平叛戰鬥勝利結束，基本肅清了西藏境內的叛軍。 共和國1959年不平凡的春天，雪域的農奴解放寫下了困難時期的令人振奮的一章。 同年，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在北京萬人大會上，就聯合國討論所謂“西藏問題”發表講話反駁道：聯合國討論所謂西藏問題，是嚴重地干涉中國內政、破壞聯合國憲章的可恥行爲，是完全非法的。這一所謂提案硬說什麽西藏人民沒有“基本人權”、“沒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誣衊中國政府在“鎮壓”西藏人民，要“消滅”藏族，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捏造，班禪說：“過去，西藏人民在一小撮反動分子的統治下，確實沒有根本人權，沒有公民自由。但是，從來沒有聽到這些先生們爲西藏人民講過一句話。……我要正告這些先生們，西藏人民和全中國各族人民對你們的這種卑劣行爲是堅決反對的。……西藏人民基本不會因帝國主義分子的叫囂而改變自己前進的方向。” 儘管後來西藏人民和中國各族人民一樣，經歷了命運的動蕩和起伏，然而，十世班禪在人民大會堂裏充滿愛國熱忱和正義精神的演說回蕩在歲月時空裏，隨著中國的進步和希望的高漲，班禪大師的遺訓會越發顯得珍貴，垂範千古。 ★廬山會議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連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其間風雲突變，彭德懷上書毛主席成爲“反黨事件”，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人被打成“倡狂向黨進攻的反黨軍事俱樂部”受到批判，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會議公報，通過了《關於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議》、《爲了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開展增産節約運動的決議》，會議結束後，全黨掀起“反右傾”鬥爭的高潮。 ★人民大會堂等建築竣工 在國慶10周年前夕，10座規模宏大的建築在北京落成，它們是：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官、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民族飯店和華僑大廈，其中最爲雄偉的是人民大會堂，它座落在新擴建的天安門廣場西側，建築面積達17.18萬平方米，體積達159.69萬立方米，整座建築由萬人大禮堂，5000個座席的宴會廳和全國人大的辦公樓組成。人民大會堂全部工程，只用了10個多月的時間，集現代風格和民族傳統爲一體。十大建築猶如10顆明珠，給古老的華夏之都增添了絢麗的風彩。 ★實行特赦 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提議：在國慶10周年的時候，特赦確實已經棄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中共中央的建議說，全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在押各種罪犯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根據這種情況，採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於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17日，全國人大決定：“對於經過一定時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僞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實行特赦。”同日，劉少奇主席發佈了特赦令。 ★我國發現大慶油田 50年代中期，“鐵人”王進喜在北京街頭看到公共汽車上的煤氣包，心情十分憂憤，而今年9月25日，石油勘探隊在東北松遼盆地中找到了工業性油流，時值國慶10周年，油田由此而命名爲“大慶”。大慶油田的發現，打破了中國是“貧油國”的論調，解放前，中國只有甘肅老君廟，新疆獨山子，陝西延長等幾個小油田和四川聖燈山、石油溝兩個氣田，大慶油田的開發，便原油産量大幅度增長。4年後，周總理自豪地宣佈：中國已基本實現了石油自給。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党的好女兒向秀麗 25歲的向秀麗是廣州何濟公藥廠的女工。本年12月13日，工廠因酒精泄漏發生火災，向秀麗也被火焰燒著衣衫，這時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逃離火區，在離火區不遠的地方，有幾桶金屬鈉，如果著火就會發生劇烈爆炸，給工廠造成巨大損失，在這緊急關頭，向秀麗縱身撲在地上，用身體拼命攔截燃燒著的酒精。火燒灼著她的身體，她的左手被燒焦了。但向秀麗強忍著焚身之痛，直至昏迷。 當向秀麗蘇醒過來的時候，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金屬鈉沒有爆炸吧？廠損失怎麽樣？”經過一個多月的搶救，向秀麗因傷勢過重不幸犧牲了。中共廣州市市中區委員會舉行追悼大會，正式追認向秀麗爲中共正式黨員。 ★統一計量制度 7月25日國務院發佈《關於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確定國際公制爲我國基本計量制度，並統一公制計量單位的中文名稱；在保留市制計量的基礎上，改市斤爲十進位（中醫處方用藥除外）；除了特殊情況必須使用（如海裏）外，取消英制和其他一切舊式計量單位的使用。 ★緊急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指出：1958年以來，社會集團購買力急劇膨脹，造成市場供應緊張，爲緩和這一狀況，中共中央決定：一、從6月份起，節約公用開支8億元，除特殊情況外，暫停撥放給機關、部隊、企事業單位的辦公雜支、器具購置方面的經費；二、控制企業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本年要把縣以上企業職工人員減少800萬到1000萬人，從而減少工資方面的支出15億至18億元；三、按照國家計劃，嚴格控制農村貨幣投放；四、動員城鄉居民積極參加儲蓄。 ★廣東舉行糧食大辯論 《南方日報》從10月17起，陸續發表文章，駁斥“糧食緊張論”和一部分人關於“糧食越吃越少”的論點。文章的題目分別是《去年糧食大躍進不容抹煞，農民生活大改善鐵證如山》、《農民是少吃了糧食嗎？》、《吃多了吃少了有案可查，糧食問題大是大非有分曉》。南海縣兔約大隊富裕中農黃麗容、麥七才等，攻擊人民公社，說“去年糧食大躍進是假的，農民留糧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口糧是4兩莊（即每人每天只吃4兩）”等等，廣大貧下中農對此表示憤慨，一致要求和他們算帳辯論，算細帳證明，農民的口糧不是少了，而是增加了。 ★糧食問題嚴峻 10月，中央批轉湖北、河北、廣東3個省委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村情況的報告，3省一致反映糧食問題是農村最嚴重的問題。其中廣東省已餓腫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糧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對增産幅度估計過高，産量數位水份過大，再加上1958年秋收沒有搞好，以及一度放開肚皮多吃。中央指示，農業生産指標必須實事求是，達不到的目標，應該修改，不要硬性下派。 ★容國團爲中國奪得第一個世界冠軍 4月5日，中國選手容國團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男子單打世界冠軍。 這次男子單打比賽集中了38個國家和地區的240多個優秀選手，容國團苦戰26個回合，終於取得了這項榮譽，並打破了日本選手壟斷單打冠軍的局面。 容國團生於香港，15歲即代表香港工聯乒乓球隊參加比賽，1958年獲全國錦標賽冠軍。他的打法以快攻著稱，技術全面，能攻善守，比賽中頭腦冷靜，拉、搓、推、擋、左右抽擊等技術運用自如，將中國近台攻擊技術的“快、准、猛”發展爲“快、准、狠、變”。 這樣一個爲新中國摘取體育榮譽的人後來卻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秋實 常有擁毛人士提出“蘇修逼債說”，指蘇修逼債是大饑荒餓肚子的原因。許多人因此呼籲對“蘇修逼債”之真相作些考證。出於好奇心，本人作了些初步查證，現將結果簡要彙報如下。 一、中國欠多少債？據周恩來1964年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國家預決算報告透露，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折合人民幣約爲五十二億九千餘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鮮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協定應於1965年全部還清。照此說法，直到朝鮮停戰十年之後，中國人民還在節衣縮食地歸還這場戰爭中拉下的一屁股債務。 二、中蘇翻臉在何時？蘇聯單方面中止對華經援協定，撤走專家，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饑荒早已釀成，大規模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此事實說明，把蘇聯翻臉說成是大饑荒餓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網上有位鼓吹“餓死三千萬是美帝蘇修滔天罪行”的先生，大概也是意識到了此點，於是在文章中偷偷將蘇聯翻臉的時間往前挪到1959年，倒是很費了一番苦心。 三、誰提出提前還債？據周恩來透露，當時並不是蘇聯要求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份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性格。俗話說，拿人家的氣短。毛澤東心高氣傲，既然跟蘇聯翻臉吵將起來，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債，否則他會覺得很沒面子。因此，哪怕再困難，就算餓肚子當褲子也要將債還清。 雖然蘇方並不要求提前還債，毛澤東卻是一定要爭這口氣的。 四、援外知多少？毛澤東要掙面子，不止於提前還債，而且讓人民節衣縮食拿出大把銀子無償地援助小兄弟。本來，1958和1959年，出於大躍進的需要，國內財政緊張，對外援助已經大幅度縮減了。中蘇翻臉後，中國隨即大幅度擴大了對外援助的規模。大饑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過了償債。大把大把的銀子流水般散給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等。據說，他們的建設工作做好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增強了，就是對中國人民的大力支持。 附錄一：1950-1964年中國償還外債和對外援助支出(億元) ================================== 年份 償還外債 對外援助 -------------------------------------------------------------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 資料來源：償還外債數摘自《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第135-136頁。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歷年國家預算決算報告。 附錄二：周恩來1964年《政府工作報告》節錄 我們在經濟困難期間，不但沒有借一文錢的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市，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份來提前全部還清。過去向蘇聯借的五十萬噸食糖，今年已經還了二十萬噸，其餘的二十萬噸，準備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還清。前幾年我們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帳，現在已經全部提前還清。 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份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六十六億七千萬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爲三十五億五千萬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附錄三：李先念《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節錄 在1961年和1962年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既沒有舉借新的外債，也沒有發行國內公債，並且還償還了到期的債務。我國的建設資金，向來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産節約來積累的。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即從1950年到1957年，我國財政收入中的外債收入，折合人民幣計算，共爲529,400萬元，只占同一時期財政收入總數1,736億元的3.05％。這就是說，96.95％的資金，是靠我們自己解決的。第二個五年期間，我國的財政，已經沒有新的外債收入，而只有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借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折合人民幣計算，共爲574,300萬元。到1962年底，我們已經償還了528,900萬元，只剩下45,400萬元，將按照協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還完。內債方面，從1950年到1958年，國家發行的國內公債和應付利息共爲482,000萬元，到1962年底，已經償還了270,200萬元，還有211,800萬元，將按照原來的規定，到1968年分年還完。 這兩年，儘管我們自己有很大的困難，我們還是根據可能的條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地援助了某些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我們認爲，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1961年和1962年，對外援助支出合計爲137,300萬元。連同前三年的對外援助支出，五年總計236,200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份，爲186,6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份，爲49,600萬元。我們的援助是真誠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是真誠幫助他們在經濟上實現自力更生的方針的。這種國際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們在資金、物資和技術上支援了他們；另一方面，他們的建設工作做好，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增強了，也是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 |
NO:1168_18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12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農民兄弟大筐小簍地購買餅乾糕點，這證明在總路線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 ——50年代末某詩人的“思想彙報” 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詩人在1958年底給組織寫思想彙報時說：“今天；我在城裏看到許許多多的農民兄弟大筐小簍地購買餅乾糕點，這證明在總路線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年以後，詩人還爲這段文字感到啼笑皆非。有道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饑餓時代來臨的氣息，自然在鄉村最早顯示出徵候。1959年至1961年是中國人刻骨銘心的時代，長期把這三年稱之爲“三年自然災害”，直到撥亂反正之後，這一文過飾非的社會名詞才從中國人的辭彙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難時期”。所有饑餓與奮鬥的記憶，是這段時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內容。 一位作家的外祖父死于1960年，對於孫輩們來說，他只能活在老一代人感傷的言談裏了。作家母親經常說：外祖父長得人高馬大，經過房檐，得低著頭走路。他天生又是一副直腸子脾性，家裏來了外人，不管是誰，外祖父總是樂顛顛地張羅著辦招待，母親最熟悉外祖父的一點，就是他總愛舉著一根長竿到棗樹下打棗。每當外祖父打棗招待串門者的時候，外祖母總是恨得牙癢癢的，嘴裏咒念著“老不死的”、“老敗家賊”等等。大躍進時代裏，外祖父終於死了，古道熱腸的“老不死的”是餓死的，他那雄偉的軀體被無休止的工地大戰拖垮了，他那健食的胃難以繼續靠區區幾兩粗劣的糧食維持下去。外祖父的死在當年並不算驚天動地的事情，因爲餓死人的情形是經常發生著的。鄉鄰甚至給外祖父的死添了一種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說法：他不餓死誰餓死？那麽高的個兒，房門都過不去。作家回憶到這裏，很是沈痛。 實際上，饑荒的徵兆即使是在“吃飯不要錢”的年代裏就已經比較強烈地顯現了。1958年11月，雲南省委向中央報告說一部分地方發生了浮腫病，毛澤東爲此寫了《一個教訓》一文，指出：這種幾乎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並強調，任務不要提得太重，生産生活應該同時抓。——人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的批評層面尚限定於工作方法上的失誤，毫無疑問，這個層面還沒有涉及到問題的本質。當蜂擁而來的農民大量套購可以憑糧票無限制供應的糕點時，穿著列寧裝的城裏人是否肯停下來，對即將到來的饑餓時代有所覺察？ 的確。1958年10月，食品緊張問題已經初露端倪。這在當時廣東發往海外的信件中也有所體現。 “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塊魚了。每個人的處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買不到。” “人們爲了接近飯桶而爭先恐後，而米飯永遠也不夠。” “既買不到蔬菜，也買不到魚和肉，這些東西只有持診斷證明的病人才准許買。雞蛋黑市價格賣到1角8分到2角錢一個，小雞賣到3至4元一隻。” “現在到處都沒有東西可買，形勢是可怕的，我們饑餓時沒有東西可吃。人們害怕死亡。因爲他們感到如果死了，他們也不能瞑目。人們在生與死之間躊躇，每個人都在受罪，一切東西都沒有了。” 1958年冬季以來，除糧食問題已逐漸成爲國計民生的最尖銳的問題外，市場出現了副食品和一些工業品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糧食全年庫存比去年減少50億斤；油料庫存也比以往哪一年都緊，許多城市只能供應幾天、十幾天；有些副食品長期緊張；部分日用工業品和農業生産資料供應比較緊張；市場上排隊爭購的現象很多。採購人員滿天飛。一部反映列車新風的故事片中，採購員的形象是耐人尋味的，列車的前方發生了塌方，被迫停在荒山野嶺，所有的人都爲停運而感到焦急，而那位胖乎乎的採購員嘴裏卻嚷著：“這接下來吃飯怎麽辦？”他總是挂念著“吃飯”，看來，這一類人總是比一般老百姓有著更鬆弛的生活觀。採購員在全民心目中作爲一個比較令人羡慕的職業，也源於50年代。而饑餓時代的採購員的社會地位更好比是“花枝俏”，在社會記億中，從50年代開始的近30年間，採購員的招牌金光閃閃。我們相信，困難時期的採購員一定比任何時候都易於娶上漂亮的媳婦。採購員的走俏和物資的緊張是相輔相成的——電影中的採購員形象總是輕鬆而快樂的。《今天我休息》裏的羅愛蘭，就是如此，豪爽，善飲，善交際，當然有一些落後習氣，但並不妨礙觀衆在影院裏對“羅愛蘭”發出熱烈的笑聲。這是困難時期的溫馨片斷，溫馨的感覺來自“商品”，雖然採購員本人並不能變出“商品”來，但在這個艱難的歲月裏，能夠接近“商品”和“食品”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的，這種角色除了採購員之外，還有食堂主任、炊事員.和食品供應站的負責人。路遙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裏》那個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的靠山就是他那位當食堂主任的父親。一位食堂主任的兒子自我感覺竟然如此良好，這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這種狀況卻是中國某些歷史階段沈重現實的反映。 ※※※※※ 在北京燈市口錫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應處，外國使館人員和專家照常可以買到市面買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煙酒等。高級幹部、高級知識份子按規定也可以憑一個紅皮“供應證”買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煙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對高級幹部和知識份子實行臨時特供證的規定， 毛澤東一家可以每月憑證供應肉30斤，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2條，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澤東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國第一家庭甚至因此發生了因兒女飯菜不夠量而吵架的情形。 對於有資格出席國宴的許多高級幹部來說，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擺設的色彩鮮豔的水果，已經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看果”：一種僅作爲擺設而誰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裝飾品。有幾位中央高級領導人到宋慶齡家裏作客，忍不住拿起託盤裏的水果大吃起來，國母看到這幾位元帥級的人物慘兮兮的樣子，一陣心酸，吩咐勤務員將剩下的水果送給他們帶回去，一位元帥高興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個小小的蘋果，感激地說：夠了，夠了。 許多人認爲過去的年代雖然物質貧乏，實行的是配給制，但絕對物價指數還是很低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困難的年代裏，中國的絕對物價水平甚至直逼（或超過）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親經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價水平來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親經常爲他年輕時的豪爽而自鳴得意，當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東北地區條件稍好一點，全國其他地區一般機關人員月定量爲21斤，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國家）。她父親當年尚未婚娶，家庭負擔較輕。祖母從農村來探望他，父親要了4兩白酒（每兩8角）、1條炸魚（每斤9元）、10個白麵饅頭（每個約2兩，定價5角）。父親印象最深的是，這場盛宴之後，祖母把吃剩的半邊炸魚和幾個饅頭小心地用飯盒裝起來，帶回農村給父親的幾個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認爲這場奢華，是困難時期其家族的一次榮耀。 而對於絕大多數面容浮腫的中國人來說，他們一定會爲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發問感到傷心。沒有體驗過困難時期的人感到奇怪：“我們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爲什麽你們會餓出浮腫病來呢？”當中國人的物質水平發生了變化，“吃飯”這個辭彙，包含著越來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後，21斤（準確地說，是19斤）定量對困難時代的人類生命的意義，當然就變得遙遠而陌生了。每月3兩油、3兩左右肉（常常供應不上肉）的機關工作者爲了彌補糧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結隊到山區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塊莖，把它們在公共食堂裏磨成粉末，這是一種不錯的食品，至少，比報紙上提倡的以糠麩爲原料生産提煉的“代食品”好得多。饑餓令人們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電視劇《毛澤東和他的鄉親們》裏的公社食堂，用反復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飯的漲發量，也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國人辭彙庫裏有一個獨特的名詞，叫做“精神會餐”，相信這個時期裏困難現實會助長它的流行。儘管，它有一層革命樂觀主義的包裝，但我們分明聽到了潛藏在深處的欲望的呻吟。 ※※※※※ 我們還要提到一個在書本裏消失了多年的階層——文人雅士和有著閑逸情趣愛好的人們組成的階層。毫無疑問，困難時期是最執著的“美食家”們必須收拾起排場的時期。小說《美食家》作者陸文夫筆下的朱鴻興，正如以前的章節所講到的，每天早晨起來是要惦記著來一碗“頭湯麵”的，我們相信可憐的美食家在這時連“渾湯麵”都沒得吃。不僅如此，他還時時被老母親的嘮叨折磨得心煩意亂。老太大雖已昏饋，但味覺還是新鮮活潑的。老太大想不通，這不孝的兒子每月掙幾十大洋（很明顯，她把人民幣同舊社會的現大洋等量齊觀了），爲什麽就捨不得買幾十文錢的蘇造肉給她解解饞！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質環境虐待，同文藝家才思枯竭一樣，堪稱人生最慘澹之事。 四川作家車輻回憶道：“困難三年中，我很少進館子，一則沒錢，二則怕見熟人，彼此都弄得尷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給人添麻煩。有一天下午4點鍾左右，我同一位老友進到陳麻婆飯店，那時正是館子‘吊腰’的時候，人較少，湊巧我們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廚薛祥順）看到了，他（薛祥順）招呼我進到後面一間窄窄的屋子裏去，很快地給我炒一大份魚香圓子來，困難時期哪去找什麽魚做圓子啊？拈一塊進嘴，卻原來是用土豆做的魚圓子，加上家常魚香味，在那樣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薛師傅不說一句話，就爲我們弄了這樣一份好菜來，感激得難以用言語形容了！揚琴裏的《辭劍浣紗》、《伍員渡瀘》，川戲裏《漂母贈飯》等情節也浮現出來，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動情之至，令人心悸。這種感受，沒有饑餓時代的切膚體驗的人是刻畫不出的。 以描寫四川人民的社會生態以著稱的作家李劼人死於困難時期的尾聲。李劼人精於食道，解放前曾開辦“小雅”餐館，親自主廚，甚爲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時晚飯前，喜歡喝兩杯，吃點鹵菜。困難三年之末，李劼人的家人從外地買回鹵牛肉，未經消毒，結果李劼人因此上吐下瀉，痛得休克。臨床診斷爲急性壞死小腸炎，惡化爲腎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車輻寫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詩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涼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憶，映射出了中國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險阻和艱難，只有經歷了這種險阻艱難，錦衣美食的價值才在歲月中顯得無比寶貴，令人充滿感激。 ★學習劉文學 2月25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模範少先隊員劉文學的事迹。劉文學是四川省合川縣渠嘉公社雙江小學四年級學生，1959年11月18日爲保衛公社財産英勇犧牲。該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青少年都要向劉文學學習，自覺地用共産主義精神來對待生活、學習，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爲共産主義的新人。在此以後，全國中小學開展了“學習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動。 ★感人的平陸事件 2月2日，河南平陸縣爲三門峽工程配套的風南公路張溝段，有61位民工食物中毒。當地醫務人員採取了各種解毒措施均無效。平陸縣縣委書記趕赴現場組織搶救。縣醫院斷定必須在4日黎明之前注射特效藥“二硫基丙醇”，否則民工有生命危險。縣醫院司藥員當夜趕往三門峽市找藥，黃河船工不顧危險，打破黃河不夜渡的慣例，送司藥員過河。但三門峽及其周圍備戰均無此藥，3日下午，平陸縣委向中央衛生部告急，並挂長途電話給北京王府井特種醫藥商店求援。該店職工立即到15公里外的庫房裏取來1000支藥劑。時間緊迫，衛生部決定空運，因當晚沒有班機，遂向空軍求助。空軍飛機當夜即飛至平陸上空，該地區沒有地面指揮和空中聯絡，山巒重重，地形複雜，機組人員克服困難，將藥箱準確投下。醫院得到藥劑後，終於從死神手裏奪回了61個階級弟兄的生命。後查明，此事件爲人爲投毒，兩案犯已被依法槍決。 ★“鞍鋼憲法” 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中央肯定了他們的做法。22日，並將這個報告批轉各地區、各部門、毛澤東在批示中指出，過去鞍鋼認爲他們這個企業是現代化了的，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衆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挂帥，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爲“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從此各地區、各部門和各大中企業，開始學習推廣“鞍鋼憲法”。“鞍鋼憲法”的主要內容是：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挂帥，開展技術革命，大搞群衆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指幹部參加生産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幹部、技術或管理人員與工人相結合），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鄭州黃河大橋落成通車 鄭州黃河大橋是雙線鐵路大橋，又名黃河新橋。過去，火車過舊橋要拆成幾節，3個小時方能通過。新橋於1958年5月14日動工，由剛完成武漢長江大橋建築任務的工程隊承建。此地河道變化莫測，河床地質複雜，工程十分艱巨。橋址南岸，靠邙山頭，下游是有名的花園口險工地段。全橋72個橋墩，採用“片石位能壓漿法”澆灌墩基；142個橋孔，使用國產鋼板梁。建橋過程中曾遭遇幾十年來未有的特大洪水，工人、技術人員團結戰鬥，克服困難，終於提前完成任務，於4月21日竣工通車。 ★中國登山隊從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 6月25日淩晨4時20分，年輕的中國登山隊的3名隊員王富洲、貢布（藏族）、屈銀華，登上了海撥8848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他們將一面國旗和一座毛澤東石膏像放置在頂峰，並按國際慣例簽名留放峰頂，從而成爲人類第一批從北坡華上此峰的英雄。 這次攀登珠峰是從3月25日開始的，他們只用了2個月的時間，就從西方登山界認爲“無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頂峰。 中國登山隊這次由我國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率領，先後經過3次適應性行軍，到第4次行軍時突擊頂峰。在登山過程中，隊員們克服了高山極度缺氧和攝氏零下40度的嚴寒等重重困難，發揚了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團結互助，互相支援，終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蔣介石擬定反攻大陸計劃 由於大陸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台灣國民黨當局以爲反攻大陸時機已到，於是，蔣介石密令台灣三軍副總參謀長執行官唐守治中將擔任召集人，精選“優秀”軍官，配合參謀本部若干人員，成立了一個作業中心。他們研究制定的作戰計劃，代號爲“國光”。後來，美國得悉蔣方瞞著他們搞“國光計劃”後，台灣當局只好請美國人也來參與，作戰計劃也隨之易名爲“旭光作戰計劃”。該項作戰計劃設想是國民黨軍先在閩南粵東地區登陸，迎接後續部隊到達，攻佔福州、海豐等地，建立反攻基地，形成先期有利聲勢再向內地發展。但這個計劃未能實施，成了一枕黃梁。 ★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 9月26日，中央批轉國家計委和勞動部《關於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同意各類企業的非生産人員以及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工作人員，都必須大大精減的意見。“大躍進”以來，職工隊伍和城鎮人口急增，本年比1957年城鎮人口增加了3124萬人，到今年8月，職工總數達4905萬人，加重了國家財政和城市糧食供應的壓力。鑒於這種情況，中央成立了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5人小組，開始著手精簡工作。中央要求在3年內將城鎮人口減少2000萬人以上。精簡物件主要是1958年以來來自農村的新技術職工，動員他們離職回鄉務農。 ★全國浮腫病嚴重 11月23日，中央指示各級黨委必須注意職工、學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據有的省和團中央的報告，近來有相當一部分職工、學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腫病。10月和11月間，重慶9所大學患浮腫病的人數占師生總數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學占13.5％；山東財政廳占35％。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婦女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因此，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緊副食品和瓜菜的生産，大搞代食品的採集和製造；要嚴格控制勞動和工作時間，保證足夠的睡眠和休息時間；對幹部和學生參加體力勞動要嚴格控制，不可過度；凡是口糧標準已經減得差不多的地方，不要再壓減口糧標準；對現有的浮腫病人，要限期治好。 ★農村某些幹部的惡劣行爲 12月8日，中共中央在轉發《貴州省遵義和畢節地區群衆生活和幹部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時，對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作了指示。指出，貴州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衆生産、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筒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爲，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權，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 ★憑票供應商品已達30多種 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對目前市場情況提出分析報告。《報告》指出供應出現緊張狀況，農副產品以及以農副產品爲原料的工業品的銷售量大於收購量，庫存大量減少，下半年情況更加嚴重。 1月至10月累計，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爲166.6億元，比1959年同期下降9.7％，其中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的市場供應異常困難。到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的商品已達30多種。 11月份全國商品零售額52.5億元，比1959年11月下降15.6％。 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 | |
NO:1168_19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38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裏…… 。 ——歌曲《小燕子》 廢名曾寫道：“人類有記憶，記憶之美，應莫如柴火。春花秋實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們看著火，應該是看春花，看夏葉，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生平了。”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這麽一些人，他們以生命之力爲火，燃燒出勞動之美，克儉之美和敦厚之美。他們年復一年地以最真誠的恭敬和勤勉勵志應答著時代的呼喚，完成著壯麗的人生。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無悔的人生？——在那些艱苦的日日夜夜裏，儘管人心低沈、忠言衰微，但在田野的篝火、工地的塔柱之間，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堅毅地勞作的身影，今天我們仍然可以默誦他們的名字：雷鋒、王進喜、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這是困難時期的另一種風景。而正因這種不屈不撓，使人們看到了希望。 1961年是河北知識青年邢燕子輟學返鄉的第四年，這個夏天，21歲的邢燕子要出嫁了。一篇當年的報道極其生動地反映出平凡歲月的人民風俗，以及這種風俗受到的挑戰。 中國新聞人物邢燕子的丈夫王學芝是一個愛動腦子、很有心計的小夥子，說起話來總是慢條斯理的。但，儘管是在提倡移風易俗的年代裏，在農村人眼裏王學芝仍屬於農村男青年中的“困難戶”（“困難戶”這個名詞在中國民族語言中沿襲數十年，仍未消亡其豐富的詞意，條件不好的婚齡青年也屬於這個辭彙的特指物件）。 當長者二大媽勸邢燕子“想周全”、“別過了門又後悔”時，邢燕子的態度是鮮明的。 “我有什麽後悔的？學芝勞動強，人挺老實，脾性也好，又是黨員——” 沒等燕子說完，二大媽又接了過去：“學芝人好，這我知道，可他家家底太薄，你去了怎麽過？再說，他家哥兒四個，還有一個妹子，又沒有房……” “沒東西怕啥，有人就行！”燕子笑了。“二大媽，他家如今沒房是實情，可咱們這人民公社搞好了，將來還要住樓呢！現在窄狹點，我不怕。” 二大媽沒辦法，歎著氣走了。可是，沒過兩天，出嫁在外村的姐姐也來了，一進門就說不同意燕子和學芝結婚：“燕子，你咋真成了俊子了，別人家你不知道，學芝家你還不知道？” “我咋不知道，我知道的可清哩！”燕子說。 “那你爲啥偏跟他結婚？他家六口人住不到一間半小屋，學芝成年在外間找宿，你去了怎麽住？” “沒地方就住在大街上！”燕子故意氣著姐姐，說完自己也笑了。過了一會兒，她拉住姐姐的手，懇切地說：“姐，你放心吧，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一個60年代女孩子的可愛形象躍然於紙上。 按舊鄉俗，姑娘們出嫁前總要向婆家要些衣物，又是被褥，又是衣裳。 好心的鄰居們和謝大媽又來勸燕子：“燕子呀，學芝家哥兒們那麽多，不趁這會兒要幾身衣裳，過門之後再想做可就難了。” “多了不行，頂少也得要它兩身，要不白跟他家人結婚？……你穿的實在也不多……” 燕子覺得出嫁要東西是舊社會的壞習慣，要改變農村面貌必須移風易俗。這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因此對這些勸說，她只當沒聽見。人們說多了，燕子就說：“咱這個老規矩得改改，再說，明知他家困難，我幹啥還要東西？整天下地勞動，要那些新衣裳做啥呀？” 這一來，別人也不好再說什麽了。 接下來的描寫，邢燕子的行爲告訴了我們，究竟什麽是那個年代塑造出的一代人的非凡性格，這是中國式的“星期五義務勞動”精神，曾經也是青年人爲之自豪的生活價值觀。 聽說燕子要結婚了，父親從天津給她寄錢來，叫她買兩身衣服，但是，她卻偷偷地用它買了兩把鐵鍁。 “唉，真是，燕子這孩子啊……”二大媽感動地說。 婚期一天比一天近，燕子還是天天下地勞動，好象心裏根本沒有這回事。有一天，“老姐”王學娟實在忍不住了，她找到燕子，問她：“再有幾天就結婚了，你還天天下地，也不準備準備呀！” “到時候搬上鋪蓋上他家去不就行了，有啥可準備的？”燕子說。 “看你說的，就是別的不準備，咋說也得做兩雙新鞋、洗洗衣裳呀！”學娟說。 “不忙，現在農活正在勁頭上，有新鞋沒新鞋要啥緊？”就這樣，燕子一直幹到結婚前一天。 燕子一心撲在生産上，老人們疼愛，青年們欽佩。這事傳到了公社，公社黨委決定幫助她解決一些具體困難。公社婦聯夏主任也把自己存著的五尺白地藍花洋布悄悄給了燕子，叫她做一件小褂。結婚前一天，王學娟和劉連風也偷偷把她們做的兩雙鞋硬塞給了燕子。 爲了叫他們結婚，村裏在學芝家東鄰找了一間房，井準備叫他們長期住下去。隊長們叫燕子去看房子，燕子不肯；老支書催她去收拾收拾，她不去。 支書催得緊了，她說：“咱村缺房少屋的不只我們，那房讓別人去住吧。” “學芝家那麽些人，沒房子你們怎麽結婚？還是你們去吧。”老支書說。 “我和學芝商量好了，就在他們家裏結婚。” “他娘和學孟他們呢？”老支書又問。 “他們先在外邊借幾天宿兒。”燕子說。 “那以後怎麽辦？” “以後自有辦法。” 老支書問是什麽辦法，燕子只是笑不肯說。老支書知道燕子拿定了主意的事，誰也改變不了，他只好說了句“你這個怪丫頭”，就走了。 以下的敍述，今天看來也頗爲有趣的，它散發著60年代的鄉土氣息，語言也是極其生動活潑、而且不平常的。更主要的是，邢燕子聖女貞德般的高尚風範，在這個年代裏照亮了一度變得晦暗的人心，洋溢著純潔的光澤，穿透時空—— 結婚第三天，燕子請婆婆和兄弟、妹妹們回家裏來住，她和學芝搬到屋外窗跟底下早年喂小驢兒的草棚裏去，剛搬完家，她就扛鋤下了地。 當地風俗，新媳婦過門一個月後才出來幹活，燕子隊的姑娘、媳婦們見燕子第三天就來下地，都勸開了：“燕子，怎麽剛兩天你就下地來了？快回去再歇幾天吧！” “成年成月地幹，結了婚還不多休息兩天！” “不，我呆不下去。離開了大夥，我悶得慌。”燕子說。 這時，“老姐”王學娟也插上來：“你這個死個丫頭，十天八天沒你，咱這燕子隊還垮了台？別那麽不放心……” 不管人們怎麽說，燕子還是堅持又幹開了活，而且比以前勁頭更足。 一起長大的姐妹們，到了一塊不免說幾句體己話，一聽說燕子和學芝搬到那個寬不過五尺、長不到六尺、人直著站不起未、而且有雨就漏的小草棚去住，幾個人都吃驚地問：“哎呀，他家那個草棚子小得象個兔子窩，你們兩個人怎麽住法兒？” 燕子笑起來說：“你們別看小，有‘小樓’就不愁有大樓，這會兒誰要換我們的‘小樓’，我還不換哩！” 從此，那個只有一條小炕，地上除個小缸之外什麽也放不下的草棚，就成了村裏有名的“小樓”。 60年代前期是和平年代的英雄典型人物倍出的時代，我們流連于英雄人物的生活傳奇之中時，可以發現，這些人物大抵都有過人的堅韌無私品格。由於這個時期生活環境的原因，這類人的生活實錄中不會有過於繁複的意象，他們的集體主義品質導致出的行爲，也是驚人的相似，如《邢燕子的故事》中就有這樣的情節： 一次，她到公社參加民兵會議，隊裏給了她一元餞的伙食補助費。中午吃飯時，有些開會的人到飯鋪，又買魚又買湯，燕子卻只花了九分錢買了兩個紅高梁面窩頭，拿到公社辦公室，倒了碗白開水吃起來。一個同志見這情景，吃驚地問：“燕子，你就只買了兩個窩頭？挺幹的，怎麽沒買點菜？” 燕子笑著，指了指窩頭和開水：“你看我這不是有幹有稀，吃的很好嗎？” 回到隊裏，燕子把剩下的九角一分錢全部交給了大隊會計。會計接過錢一數，奇怪地說：“燕子！你怎麽吃的，只花了那麽幾分錢？” “隊裏還不富裕，能少花一分就少花一分。咋的，你還怕隊裏錢多了扎手？”說著她笑著走了。 ※※※※※ 無獨有偶，呂向陽——一名從河南新鄉工學院志願來到吉林省一個農村生産隊插隊落戶的大學生，也有著同樣的經歷： 向陽常到橡皮廠鎮上開會或給生産隊辦事，一般的情況下，他都是趕走十五裏地回家，不願在外面打尖吃飯。一天，向陽參加大隊的一個會議，上午會沒開完，有人上飯館吃飯，叫向陽也去，說道：“因公外出，隊裏補助六角餞，吃什麽也夠了！”向陽說：“你們先去吧！”等人們走了，他並沒有跟著去飯館，卻進了一家煎餅鋪。 “同志，吃點什麽？”服務員熱情地招呼說。 “我先看看。” 服務員看到向陽眼不好使，就給他唱價：“山東大煎餅，一斤一毛，糧票六兩，萊有……” 向陽沒等他唱完就說：“給我來四兩煎餅吧！” “吃什麽菜？” “不要萊了。” “來碗什麽湯？” “湯也不要。” 服務員以爲向陽要把煎餅帶走呢，稱好四兩煎餅給他，卻見他接過煎餅，卷了卷，就吃開了。服務員多少有些驚奇地望著這個年輕人，一面忙著張羅別的客人，一面倒了碗開水遞給他。 一回如此，兩回如此，次數多了，呂向陽再到這個煎餅鋪來，服務員也就不用再問了，習慣地給他稱四兩煎餅之後，再倒碗開水來。 一來二去，隊裏的人也知道了向陽出去只吃四兩煎餅，不要補助。有人問他爲啥這樣過，他並不多說，只說：“咱們隊窮，底子薄，開支困難，打繩連麻都沒有，能省就省點。”有時候，碰不到煎餅鋪，他就花八分錢買四兩米飯，滴點醬油就著吃下去，也算頓飯。 中國年輕的一代大都從中學課本裏學過一篇名爲《梁生寶買稻種》的文章，這篇課文選材于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我們會記得梁生寶爲給互助組節省兩角錢不住客店而在車站的屋檐下露宿，只花5分錢喝一碗麵湯的故事。——應該說，上述生活片斷顯現的美德，是貫穿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裏面的。它告訴了我們，什麽是貧乏而樂觀的時代最值得珍視的記憶花朵。 美好的記憶會在飛速旋轉的光影中安樣地凸現，記憶之美的特徵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人生的遽急和現實問題的繁複，決定了歷史勢必以安詳的姿態照耀著我們的生活，歷史中最珍貴的事物在已變得遙遠、粗疏的時間殘片中，顯得鮮明細膩而溫暖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懷舊的人是幸福的。因爲懷舊的人會享受生活中永恒的價值，不管時間會去如何的摧殘這永恒之美的面容。 歲月流逝著，人們還記得邢燕子英姿颯爽的形象，這個健康豐滿，通體洋溢著快樂精神的姑娘，頭戴草帽，遙望著藍天，似目送著飛向遠方的金色大雁，這個形象代表著當年中國女性的美，也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火熱般的韻律—— 金色的大雁，你快快飛喲快快飛。 飛過那雪山，飛過那密林，捎信兒來到喲美麗的北京城，帶給我想念的毛主席。 ★亂雲飛渡仍從容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雪夫集團繼1960年7月撕毀協定，撤走專家之後，對我國施加更大的壓力。蔣介石趁我三年經濟困難，瘋狂叫囂反攻大陸，印度軍隊不斷在邊界挑起武裝衝突。一時間，亂雲飛渡，形勢險惡。1959年7月5日，毛澤東曾遊廬山仙人洞。1961年9月9日，爲李進（即江青）所攝的廬山仙人洞照片題寫了這首七絕。 ★保護僑胞財産 4月25日，中央同意僑委黨組關於農村整風整社運動對徵調僑眷、歸僑房屋家具、侵佔僑匯等的處理意見。《意見》中說，在公社化運動過程中，不少地方曾發生了平調僑眷、歸僑的房屋、家具、縫紉機、自行車等財物，強迫或變相強迫以僑匯、黃金、白銀、金銀首飾作投資捐獻，掠奪華僑、僑眷的財富，違背中央生活資料永久歸個人所有的指示，必須認真處理。對佔用的華僑房屋，必須堅決退還，並按使用的時間補給合理租金。凡是強迫僑眷、歸僑投資捐獻的財物，一律堅決清理退還，並付給應得的利息。無償佔用僑眷、歸僑的家具、自行車、縫紉機等一切財物，堅決清理退還原物，並付給使用期間應給的報酬；損壞要修；原物不在要賠。平調僑眷、歸僑的家畜及屋前屋後的零星果樹等，應堅決退還永遠歸個人所有，無法退還時，折價賠償。並指出，上述規定適用於港澳同胞家屬。 ★繼續壓縮城市人口下鄉 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辦法》的講話。指出，“現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業和農業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糧食問題上”。“實際上是城裏人跟農民爭飯吃，爭肉吃，爭油吃，爭雞蛋吃，爭棉花，爭麻，等等”。“總起來講，這幾年的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非農業人口搞多了，農民養不起這麽多人，所以非減少不可”。“工業戰線要縮短，農業戰線要延長”。“就可以和農業並舉，一同前進”。對這幾年發生問題的原因，劉少奇引用農民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 ★減少城鎮人口和城鎮糧食供量 6月16日，中央發出《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 （1）城鎮減人，必須造成聲勢； （2）全國城鎮只許減人，不許加人，城鎮人口要在3年內減少2000萬以上，城鎮糧食銷量爭取壓縮到480至490億斤，比上年度減少30至40億斤； （3）清查黑人黑戶，做到人糧相符，嚴禁虛報冒領和營私舞弊； （4）三五年內全國口糧應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等等。 ★周恩來談滿族和日本問題 8月10日，周恩來接見嵯峨治、溥傑、溥儀等人並進行親切交談。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世界上有黑種人、黃種人、白種人和棕種人。不管是哪種人，相互間都應該是平等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膚色，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過得好。關於滿族問題，周恩來說，滿族入關統治中國近300年，奴役各族人民，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他們也同樣受到災難。至於“滿州國”時代，溥儀、溥傑都應該負責，當然更大的責任應由日本軍國主義來負。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期，它做了許多壞事，所以滅亡了。但也做了幾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連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發展到4萬萬人，給現在的6億5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請朝同時採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關於日本問題，周恩來說，日本軍國主義傷害了中國人民。解放10年來，有上萬的日本朋友見到毛主席、劉主席和我，表示謝罪。我們說這已經過去了，中日兩國有近2000年的來往，同2000年比起來，50年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而且已經成爲過去。我們應該往前看。 ★《簡化漢字總表》編成 12月12日，《簡化漢字總表》編成，收錄簡化字532個，對偏旁簡化字進行了一次總結，共計1914個字。1964年5月，重新編印了《簡化字總表》，總表共收2238個簡化字。 ★今天的塔吉克人 中國塔吉克族約有15000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散居在新疆帕米爾高原東部的塔什庫爾幹。解放前，塔吉克族從事遊牧業，苛捐雜稅無止境地加在塔吉克人身上，塔吉克人終年穿著破爛的羊皮衣，吃的只是少量牛骨和酸奶子。今天，塔吉克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牲畜總頭數比1949年增加了2倍多，耕地面積比1949年擴大了1倍半。實現了定居的塔吉克人，在人民公社化後，農機廠和水電站相繼建成，本民族的技術工人也成長起來，小學教育也普及了，蒙昧的狀態已成過去。在雪山皚皚激流湍急的帕米爾高原，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一首歌謠： 就算一生吃過的東西都志記了，就是忘不了母親的奶汁；把一生聽過的話全忘記了，就是忘不了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 | |
NO:1168_20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39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 ——毛澤東《七律·冬雲》 本年冬天，在困難時期臨近尾聲，而一場新的國際風暴開始的時候，身置旋渦中心的毛澤東不無嘲諷之意地寫下了一首《七律冬雲），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這首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和鬥爭豪情的詩開始流行。同時流行的一幅招貼畫闡釋了《冬雲》的時代氣氛：在北鄰，蘇修和蒙修加入了反華大合唱，蘇聯撤走專家，惡毒攻擊中國；在東方，日本佐滕榮軍國主義政府、“南朝鮮傀儡集團”同美帝沆瀣一氣，一直充當反華大合唱的主凶；而台灣的蔣介石匪幫正從事著“反攻大陸”的罪惡勾當；在西部，印度反動派在邊境燃燒戰火。……中國形形色色的敵人還有：南越吳庭豔賣國集團、老撾的富米集團，泰國和緬甸的反動政府，英國殖民主義非法拼湊的馬來亞聯邦，……等等。這就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的理解。而對外界來說這是繼1949年後，中國再次被惡魔化的年代，而外部封殺中國的生力軍，竟是被中國人民長期視作“老大哥”的蘇聯。相信對於面臨了新的困惑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令人痛苦又令人憤慨的一個鬥爭新課題。雖然迄今年爲止報章尚未將中蘇衝突公開化，然而平民百姓們仍然從不同尋常的生活空氣中嗅出了某種氣息。文革中流行的連環畫《鐵人王進喜》，就反映了自1960年以來中國人的不快心情：在茫茫風雪當中，北鄰社會主義大國的專家撤走了，援建專案也中止了，在窩棚旁目送他們的中國工人們憤懣而憂傷。……有關中蘇兩黨的緊張關係的傳言在機關和學校裏被人們公開或半公開地議論，沒有人阻止這一切，因爲人們相信分歧遲早要爆發。人們相信，這場分歧將終結一個時代，結束一個蘇化模式在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日常時尚裏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在東北農村，老人們甚至談起當年蘇聯屯軍東北的不愉快的情形，那時候，只要蘇軍出現在原野上，村子裏的人就敲著鑼扯著嗓子喊：“老毛子來嘍——”家家戶戶就趕緊把媳婦閨女藏起來。在局外人看來，蜜月般的歲月終究要結束了，但沒有想到，結局是這般的殘酷無情。 本年從4月16日開始，中國西部的新疆伊犁至塔城的漫長邊境線上，滾滾人流踐踏著邊防哨卡，人們沖過邊境線，流向蘇聯一方，這種罕見的越境逃亡持續了整整半個月，7萬多中國公民一夜間變成了蘇聯人，這個惡性事件被當時的文件稱爲“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 在中蘇連接最寬敞的山口霍爾果斯，駐紮著一個連的解放軍。公路上浩浩蕩蕩的人群奔突著，並瘋狂地呼喊著：“我們要回老家去！”人流後浪推前浪，無法遏止地沖過哨卡，踏傷了勸阻的戰土，滾滾的人流在這條公路上一直流了3天3夜。上級指示，不許開槍，因此，從山口逃亡的群衆幾乎無一傷亡。然而，哨所的房屋仍然被狂怒的人們砸爛，多名戰士受傷。 在塔城，事態的失控並不亞于霍爾果斯山口。蘇聯方面派遣人員，向當地居民散發了10萬多張蘇聯僑民證，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當地群衆，自然向往著能吃飽穿暖的地方，蘇聯方面於是在邊境線上擺滿了麵包、黃油，邊民們於是紛紛逃向蘇聯境內。 這就是1962年4月至5月間，蘇共領導通過他們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大批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境內的基本事實。在中國政府再三提出抗議和交涉之後，蘇聯政府仍拒絕遣返這些中國公民。這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是史無前例的、駭人聽聞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一次，赫魯雪夫對日本議員說，如果徵求新疆哈薩克人的意見，如果他們喜歡讓蘇聯管轄而不喜歡讓中國管，那麽蘇聯就將吞併這片領土。”可見，赫魯雪夫的擴張主義野心已暴露無遺。赫氏的不加檢點和狂妄自大連蘇共其他領導也覺得過分。因此，在赫魯雪夫下臺時指控他的材料中就有這一條。 ※※※※※ 衆所周知，從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以來，中蘇關係的火藥味變得愈加濃厚。到了本年度，局面則更加凝重，充滿寒意。 從1962年11月起，蘇共領導在國際範圍內全面的系統的攻擊中共。在蘇共領導人指揮下，有5個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兄弟黨——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和民主德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中共，有40多個兄弟黨發表決議、聲明和文章攻擊中共。對此，中共中央於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發表了7篇文章予以答辯。在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餘地，沒有對蘇共領導進行公開指名的批評。 上代中國人都記得1962年最後一天發表的《陶裏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這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之際，中國第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評外國兄弟黨領導人的公開文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用題爲“陶裏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的社論試圖概括說明“真正的分歧”所在，而陶裏亞蒂同志恰好成了代用的靶子。文章說，第一，中囯共產黨認爲“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第二，中囯共產黨認爲“同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中囯共產黨堅決主張“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同“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互相支援，不可分割的。這不是“好戰”的觀點，而把這種觀點誣稱爲“好戰”的人，則是拿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同民族解放運動、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以及人民革命戰爭對立起來了，這些就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在“核武器和核戰爭問題”上，分歧在於對未來的看法是悲觀主義還是“革命的樂觀主義”。然後詳細地說明瞭中國怎樣看待“和平共處問題”，“和平過渡問題”，“鐵托——共産主義的叛徒”，“科學社會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後“召開一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重復建議舉行另一次“代表”會議）的問題。 這是1962年隆冬，中國老百姓知道了一個叫“陶裏亞蒂”的義大利人的名字，但是對中國人來說，肅殺的論戰空氣剛剛開始升騰，二戰以後中蘇兩個東方國家之間的裂痕在擴大。人們在一種不安的情緒下跨進1963年的新年。二戰以來最大的分裂事件固然促使中國人重新煥發出民族自豪感，並且在新的層次上認識到民族獨立的價值。但正如《陶裏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所反映的劍拔弩張的世界觀那樣，中國人民在新的國際矛盾中造就了一種強烈憂世的民族性格。具體體現爲： 在中蘇論戰中明顯地表現了當時在黨內十分廣泛的“左”傾觀點。例如，當時特別強調帝國主義本性是不會改變的，與帝國主義國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聯合美國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屈服帝國主義是修正主義産生的國際根源；又例如，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特別強調大規模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準備，備戰備荒爲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特別強調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等等。這些觀點不僅指導了同國際上的鬥爭，同時也指導了國內的經濟建設。使經濟建設擺到了以階級鬥爭爲動力，以世界革命爲目標的位置上，從而要求大幹快上，高速度地發展工業、農業和一切事業。同時還要處處體現備戰的思想，大搞三線建設，進行深挖洞廣積糧，完全打亂了我國經濟建設正常發展的規律和計劃。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和生産上的過分緊張局面。這不僅不可能推動生産力的發展，而且相反地給生産造成嚴重的破壞。 ★七千人大會 中共中央於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舉行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幹部7000多人，因此又稱“七千人大會”。大會由毛澤東主持。 大會第一階段，從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修改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書面報告稿（第一稿）。“書面報告”對建國以來12年的工作，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1月27日下午召開全體會議，劉少奇對“書面報告”第二稿作了補充說明。這個說明，在肯定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的前提下，推翻了過去成績、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公式。認爲有些地方的工作，成績不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不止一個指頭。在講到國民經濟産生困難的原因時，認爲有的地方是天災，有的地方是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叫做“三分天災、七分人禍”。28日和29日上午，分組座談討論，與會同志對“書面報告”第二稿和劉少奇的說明普遍表示滿意。 大會第二階段，從1月29日下午到2月7日會議閉幕，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突出地強調和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1月31日至閉會，與會人員暢所欲言地對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國家機關提出了批評意見，各省委主要負責人普遍作了檢討，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部門負責人就工作指導上的缺點錯誤作了檢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發言中對黨的工作、作風方面的缺點、錯誤提出了批評，並主動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 這次大會主要解決了三個重要的問題：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黨在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發揚了黨內民主，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動員全黨貫徹“八字方針”，抓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 ★第三套人民幣開始發行 中國人民銀行於4月15日開始發行第三套人民幣。第三套人民幣和第二套人民幣比價爲1：1，在市場上混合流通。 第三套人民幣在第二套人民幣的基礎上對版別進行了全面調整、更換，取消了第二套人民幣中的3元券，增加了1角、2角、5角和1元4種金屬幣。 第三套人民幣是我國目前發行、流通時間最長的一套人民幣。這套人民幣從1958年開始統一設計。票面設計圖案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我國國民經濟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農輕重並舉的方針。在印製工藝上，第三套人民幣繼承和發揚了第二套人民幣的技術傳統、風格。製版過程中，精雕細刻，機器和傳統的手工相結合，使圖案、花紋線條精細；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穎、明快；票面紙幅較小，圖案美觀大方。 第三套人民幣券別結構合理，紙硬幣品種豐富，設計思想鮮明，印製工藝也比較先進。發行第三套人民幣，增強了人民幣的反假防僞能力，爲健全我國貨幣制度，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1951年前後，印度方面趁中國和平解放西藏之際，大舉向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南的中印邊界東段地區推進，侵佔了約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後來又在中段侵佔中國2000平方公里領土；本年9月印軍悍然向中印邊境東段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推進，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製造流血事件。10月20日印度總理尼赫魯不顧我國政府多次抗議和警告，下令要把守衛在中國領土上的中國軍隊清除掉，並以陸軍10多個旅的兵力，在中印邊境東、西段同時向我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戰。 這次反擊作戰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於10月20日開始，我邊防部隊首先在中印邊境東段殲滅了入侵到“麥克馬洪線”以北克節朗地區的印軍第7旅和其他印軍一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度在我國領土上非法設立的37個侵略據點。接著，我國政府於10月24日發表聲明，提出停止邊境衝突，重開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但印度政府在當天就予以拒絕，同時繼續在邊境上調集重兵，再次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發起猛烈進攻。我邊防部隊被迫進行反擊，開始了第二階段作戰。11月16日起，我邊防部隊在西山口、邦迪拉和瓦弄地區先後擊潰各路進犯印軍，並拔除其據點16處，追擊到傳統習慣界線附近。經兩個階段反擊作戰，我全殲印軍2個旅和3個旅的大部，共斃、傷、俘準將旅長以下官兵8700余人。21日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宣佈從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 ★一些商品實行高價政策 4月1日、20日、5月15日，國家先後對茶葉、自行車、酒、手錶、砂糖等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到1964年底全部商品價格恢復正常。 ★台灣國民黨當局企圖竄犯大陸 1962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聲稱要進行“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並成立了以蔣介石、陳誠爲首的“反攻行動委員會”，作爲決策機構。3月間，下達了“徵兵動員令”。4月間通過所謂“國防特別預算”，還成立了“戰地政務局”，準備登陸後建立政權機構。5月間進行的海陸空軍登陸演習愈演愈烈。中央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提高警惕，從各方面做好準備，決不讓蔣軍的陰謀得逞。6月23日，《人民日報》在報道中，具體揭露了台灣蔣介石集團在美帝國主義的唆使和支援下，爲竄犯大陸進行的各方面準備活動，號召全國人民努力生産，支援前線，肅清敵特，鞏固後方，從各方面作好充分準備，蔣軍在哪里冒險竄犯，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把它消滅在哪里。人民解放軍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戰備工作。同時在兵力部署和物資裝備方面做了調整和充分的準備。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群衆和民兵，也在地方黨委統一領導下，積權行動起來，投入支援前線的備戰工作。由於人民解放軍嚴陣以待和新華社的公開揭露，蔣軍被迫放棄了軍事冒險，而改爲由小股匪特在沿海地區進行試探性軍事騷擾。 ★“好貓論”的出臺 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包産到戶”問題。鄧子恢、鄧小平、陳雲等支援“包産到戶”的做法。1961年後農村中再次興起包産到戶的做法，雖經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央文件指出應予糾正，但是許多地方的農民並不願放棄這一做法，黨內上下也有一些人爲農民的這一做法說話。在今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就發言說過：有些山區，就讓他們單幹，或者叫包産到戶，這是社會主義的單幹，他只要完成上調任務，有什麽不好。他的發言曾得到許多人贊成。本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區彙報並進行討論。到會的人對一些地方的包産到戶做法，贊成和不贊成的各占一半。鄧小平在會上引用安徽農民的說法：不管黑貓白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一次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還批判了小說《劉志丹》，毛澤東說“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會議決定成立兩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勳的所謂“反黨集團”案進行審查。會議作出了撤銷黃克誠和譚政的書記處書記職務的決定，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爲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會發表了公報。《公報》根據毛澤東的觀點寫道：“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産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産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江南造船廠製成萬噸水壓機 由上海江南造船廠製成的我國第一台1.2萬噸壓力的自由鍛造水壓機在上海重型機器廠試車完畢，正式投入生産。這台水壓機是我國機械工業中最大的一台鍛壓設備，該機重量爲2200噸，比國外生産的要輕800噸，它的主機有六七層樓高，基礎深入地下40米。萬噸水壓機的圖片後被載入各種課本，成爲新中國工業成就的象徵。 ★糾正“海外關係”問題的提法 5月31日，中央批准華僑事務委員會黨組《關於所謂“海外關係”問題的報告》。報告說，不少地方和部門，不加具體分析地把歸國華僑、僑眷、歸僑學生在國外的家庭和親友關係，一律作爲“資產階級關係”或“複雜的政治關係”看待，如上“海外關係”的帽子，百般濫加懷疑和歧視，規定凡有“’海外關係”的人，一律不能入黨入團、參加工會、當積極分子；對歸僑學生的入學、學習限制很嚴；把歸僑幹部當作精簡物件，任意調動；對優秀的歸僑幹部也不提拔重用；在歷次運動和政治審查中，把那些和國外親友有關係的人，列爲批判鬥爭和追查物件；有的單位甚至把華僑與五類分子並列（所謂地、富、反、壞、右、資、僑），混淆了敵我界線。這些錯誤認識和做法，在政治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違背了中央、國務院反復多次有關僑務政策的指示，造成了極爲不良的後果。中央在指示中指出：所謂“海外關係”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限，混淆敵我關係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有害無益的。 ★東方歌舞團成立 1月13日，以學習和表演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人民的歌舞爲主要任務的東方歌舞團，隆重舉行建團典禮。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出席了典禮，並講了話。他勉勵大家認賓學習亞、非、拉等國家人民的歌唱和舞蹈。“要認真學，學得好，學得像，要學習各國人民藝術的長處來豐富自己，發展自己，爲世界人民約友誼服務。”東方歌舞團是適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日益發展的需要而建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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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41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茁潤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顆螺絲釘，你是否永遠堅守著你的生活崗位？ 。 ——《雷鋒日記》 時間進入了1963年，1959年開始的3年嚴重困難時期已告結束。阿爾巴尼亞詩人阿·恰奇寫道： 不管天空能晦暗多少次，中國的太陽會撥開雲層。 這無疑是對《冬雲》中“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意境的另一種文學闡述。有道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在國際新聞界對中國形勢空前低調的60年代初，中國的復蘇卻使人們對前景充滿了渴望。 日本廣播協會的一名記者本年來中國之前，曾想象著“共產黨中國的人民由於連續3年的欠收而完全精神消沈”，可是踏上中國的土地，卻大爲意外地發現“在街上看到的無論是兒童或大人，都顯得精神充沛，看來都真正過著愉快的生活。”美國女記者斯特朗更是寫道：“一些亞洲友人，對中國人民戰勝自然災害的成績，得到甚至比大躍進的奇迹還要深刻的印象。” 毫無疑問，1959年開始的困難歲月加深了中國人對艱難生活的理解。這個時期的中國人卓越的精神，也在歲月中格外醒目，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困難時期，有一個戰士寫下了這樣一篇日記—— “現在，我們國家處在困難時期。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應該處處爲國家著想，事事要精打細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我們要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克服當前存在的暫時困難，堅決反對大吃大喝。力戒浪費……同志，你是否意識到你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識不到，也可能意識到了。當您能吃到一頓飽飯，穿上一套衣服，能當家作主，自由地生活，您有如何的感覺呢？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這是党和毛主席給您帶來的，是革命前輩流血犧牲給您帶來的。” 在生命中止的前兩個月，這位戰土還寫下了這樣一篇日記： “今天部隊發放了夏天的服裝，本來每人發兩套軍服，兩雙膠鞋……我想，當前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再說，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可是黨和人民對我們卻還這樣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從內心感激黨和人民的關懷。黨和人民對我們這樣好，可是也不能燒火棍子一頭熱呀！我們也得力黨和人民著想，應當積極回應黨的號召，發奮圖強，自力更生，處處做到增産節約，發揚我軍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 “爲了和人民群衆同甘共苦，減輕人民的負擔，共同克服目前的困難，我只領了一套單軍服、一雙新膠鞋，其他用品也少領了。以前用過的東西，我都修補好了，繼續使用。穿破了的衣服補好了再穿。我覺得就是現在穿一套打了補丁的舊衣服，也比我過去披破爛衣服要好千萬倍啊……” 書寫日記的這名戰士就是雷鋒，他因一次意外事故死於1962年。本年起，他的故事，他的箴言爲中國人民所傳誦。學習雷鋒的熱潮成爲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大事。一個響亮的名字——雷鋒，在中國大地上震徹四方。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都熱情地題了詞，號召全國人民向雷鋒學習。雷鋒的偉大精神感染和教育了千千萬萬群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掀起了學習的熱潮。“學雷鋒，見行動，一花帶來百花香，”人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大爲提高，到處出現著公而忘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新人新事新風尚，特別是在我國青少年中開創了一代新風。當時我國青少年的道德面貌，不但使年長者感到欣慰，而且使國外的朋友們爲之鼓舞。本年謝覺哉雖已年高88歲，但深爲這個中國土地上培養出來的戰士平凡而偉大的品質而感動，他提筆寫下了這樣的詩篇—— 輕輕的年齡，平平的事迹，短短的記述，滾出了革命戰士的火球： 任何惡濁碰看就要被焚毀，任何黑暗觸著就要被照亮。 開出了共産主義的花朵：神聖的工作在每個人的日常事務裏，理想的前途在於一點一滴做起。 在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一個形象像雷鋒和焦裕祿那樣，以其強大的人格和魂麗的人生持久地溫暖著人心。也從未有一個形象像雷鋒那樣，在日復一日的後來引發著中國人人生哲學的強烈碰撞。雷鋒，一度變得古舊而難以理喻，成爲中國斯多噶主義的代名詞，成爲兵營式社會主義紀律觀和道德觀的代名詞，這種意識上的誤區，也和中國社會史一度的反常性質有關。《離開雷鋒的日子》表現出的困惑，就鮮明地反映了這種價值觀的反常。青年作家王彬彬曾指出：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的”時，他是在強調歷史其實是“從（當下的）生活中湧現出來的”——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按照這種觀念，歷史是沒有確定不變的解釋的。但是，當人們用今天的標準闡釋一切歷史時，這裏面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常常會吞噬掉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原有的美質——這事實上也是閹割了歷史的行爲，對英雄精神的功利性批評恰恰出現在“雷鋒塔”成爲頹圮，社會開始出現道德危機的時候，這種批評又因爲反諷了英雄而被廣爲流傳，與過去的表述方式一樣披上了時代過於粉飾的色彩，成爲同樣虛假的表述。已成爲雷鋒被凡夫俗子們所鄙薄的依據，構成了對雷鋒乃至其他社會榜樣的個人尊嚴的褻瀆，這種風氣實在是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了。 應該看到，過去政治宣傳所營造的雷鋒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顯得缺乏美感；以往年代所加諸雷鋒形象的所有特徵，不再具有吸引力，這也是時下出現的困惑之一。 但爲什麽雷鋒仍在今天被人們真誠地召喚呢？ 這與其說是道德力量的“復蘇”，不如說是雷鋒本人曾經活生生的感人生命過程和雷鋒形象的“美質”並未因時代的曲解而泯滅。 歷史上的雷鋒“天資聰穎”，而且“極其好學”，淡化了宣傳資料中所體現對領袖的崇拜色彩後，雷鋒排隊買《毛澤東選集》的情景，就是一個純粹的好學青年的感人形象。《雷鋒日記》曾激揚了整整兩代人養成記日記的習慣，甚至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修辭。雖然有《雷鋒日記》被潤色的傳聞，但是，在雷鋒當時生活的時代，記日記是一種知識青年行爲，而且在那個文化層次需要普通提高的時代，記日記反映了一個人對知識和高尚情操的追求，反映了一種人生自覺。能記日記已經說明雷鋒具有相當的文化程度及內省意識，說明這是一個極其好學、富於深度思考的青年。毛澤東曾說：“我看到雷鋒日記，這個人值得一些哲學。”從種種材料上看，雷鋒在部隊時，完全可以說是當時的“知識精英”——至少是青年才子，是個思想極其活躍的青年，愛講笑話愛拉手風琴，愛唱湖南民歌。一個有知識、有地位（當時，參軍是許多青年的主要夢想，軍人權受歡迎且在民衆中地位較高）、又善於助人的青年，必然會受到群衆的喜愛。但可惜的是，雷鋒這些有別于常人的特點被賦予政治意義後，過於嚴格和枯燥的理念逐漸使其成爲一個道德禁錮色彩極強的忠厚“好人”象徵。 而事實上，雷鋒並非一個禁欲主義者。 他的遺物居然也有當時的奢侈品——手錶；一件保養得很好的皮夾克，這說明雷鋒的節儉有一部分用在個人的喜好上（而並非全部行使民政部門職能——賑濟災民）。這種喜好明顯帶有青年人追求新潮的特點。據最近的消息披露，他甚至還有一次未來得及完成的愛情。而這些，是過去年代的榜樣身上絕不會有的。按照那個時代的尺度，他應具備天神的一切特徵，世俗的、個人的特質享樂愛好被理所當然地認爲是對榜樣的褻瀆。青年雷鋒就這樣在人爲操作下遠離了人群，在漫長歲月中放射著斯多噶主義的光芒。 一篇介紹《離開雷鋒的日子》的文章稱：這部影片第一次全面披露了雷鋒犧牲的經過，而在過去的年代裏人們的確無法詳知這一切，爲什麽呢？就因爲雷鋒死得太平常了，不如我們所常常設想的英雄的犧牲那樣壯麗。因此，雷鋒形象的塑造對那個時代的宣傳工作者是一個挑戰，一個英雄死于一場事故竟有礙于英雄事迹的情節完美。然而，在平凡的日子裏，平民英雄的生與死透發著日常性的美麗。並且成爲三十多年後《離開雷鋒的日子》的靈感源泉，這是一場返樸歸真。 回頭看看60年代的全民性熱潮，我們不應該否認這一點。 60年代的雷鋒首先是作爲一個軍人形象出現的，他的“釘子精神”無疑帶有超常的軍事主義色彩。有趣的是：這種“好戰士”精神已經走出了國界——比如在以色列的軍事學校裏就矗立著雷鋒的雕像。軍隊作爲一個國家的保障，無論古今中外，都奉行“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的原則；從這一點來看，“釘子精神”是軍隊的傳統，而非雷鋒所獨有，只是這個勤于思考的青年軍人把它形象化了而己。迄今爲止，任何一個理智正常的人，都不會以爲軍隊不需要這種精神。只要每一個軍人都有了這種精神，我們的國防便有了人的基礎。而事實上是，中國軍隊的堅韌在世界上有目共睹。作爲一個民族的魂魄，軍隊的這種精神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堅韌不屈、頑強拼搏的傳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東方精神。 當我們用一種深厚的態度看待歷史時，應該明白，嘲笑歷史發生著的某些天真和古舊事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富國的人嘲笑窮國的生活風俗一樣灑脫。 對雷鋒存在的某些時代局限性，新生代的才子們任意拿來調笑自然也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歷史形態本身絕不會如此輕佻，雷鋒之歌將在高尚的人們中間永遠流傳下去。這是中國的本土史詩，是時空無法掩去的人性的美麗。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寫道——— 呵，讓歌手們歌唱吧，登上我們新的長城—— “……北來的大雁呵，你們不必對空哀鳴，說那—— 寒霜突降，草木凋零…… 且看這裏：遍地青松，個個雷鋒！—— 快擺開你們新的雁陣… 把這大寫的’人’字—— 寫向那萬裏長空！……” ★“南京路上好八連”命名 25日，國防部發佈命令，授予上海警備區某部八連“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榮譽稱號，八連是具有光榮傳統的連隊。1949年上海解放後，來到了熱鬧繁華的上海南京路擔任警衛任務。該連身居鬧市，一塵不染，勤儉節約，熱愛人民，助人爲樂，樹立了一面拒腐蝕永不沾、艱苦奮鬥的旗幟。《命令》號召全軍學習八連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不斷提高無產階級覺悟，發揚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永遠保持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本色。 ★“一定要根治海河” 7月間，海河發生了特大洪水災害。由於邯鄲、邢臺、石家莊、保定等地區連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和海河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齊向平原灌注。低地爲大水所淹沒，村莊被大水包圍。總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面積達5560平方公里，淹沒104個縣，7294萬畝耕地，水庫崩塌，橋梁被毀，京廣線被沖斷75公里，天津告急，2200餘萬人受災。 據統計，河北省縣市遭災者計有邯鄲、邢臺、石家莊、保定、衡水、滄州、天津共7個專區101個縣，占以上專區縣市總數的96％。其中被水淹的縣市28個，被水圍困的縣城33座，保定、邢臺、邯鄲3市市內水深2－3米。計有22740個村莊受災，被水淹的有13142個，農田被淹面積5360多萬畝，其中約3000萬畝絕産，200多萬畝良田因積沙失去耕種條件。倒塌房屋計1265萬間，有2545個村莊的房屋全部被毀，約有1000萬人無家可歸。人畜傷亡也很慘重，人員死亡5030人，傷42700人，大牲畜死亡數達52000餘頭。直接經濟損失爲60億元，國家爲救災開支10多億元，當地人民和駐軍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了抗洪搶險的鬥爭，在雨停水退後迅速排水搶種，使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11月17日，毛澤東爲《河北抗洪搶險鬥爭展覽會》題詞：“一定要根治海河”。 ★禁演“鬼戲” 4月29日，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說，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甚至有嚴重思想毒素和舞臺恐怖形象的“鬼戲”，也重新搬上舞臺，“更爲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爲演出‘鬼戲’辯護”。戲劇界對“鬼戲”問題的看法，目前還不一致。《報告》認爲，演出“鬼戲”存在著助長迷信的副作用，是和當前我們要加強群衆的社會主義教育、克服各種落後思想和落後習慣的任務相抵觸的。《報告》提出，全國各地，不論城市或鄉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種“鬼戲”。中央在指示同意文化部黨組這一《報告》的同時，要求文化部門大抓戲曲改革工作，認真實行“文藝爲社會主義服務，爲工農兵服務”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 ★“我們這裏不收小帳” 報載：一天，上海華僑飯店來了兩位老太大，她們是從新加坡回國的，服務員劉麗蓉走過去熱情招待。臨走，她們便把找頭2元多錢送給劉麗蓉，說：“大姐，這是點小意思。”劉麗蓉告訴她們，如今國內早已不收小帳了，請她們收回。不料這一來，引起了老太大好多話。她說：“在新加坡，在香港，是什麽都要小帳的飯店收小帳，旅館收小帳……連上廁所也要給小帳。”她又說：“記得國內過去也是收小帳的啊！” 劉麗蓉說：“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是啊，是解放以前。”老太太說：“可你們現在招待得這樣好，又連這點‘小意思’都不肯收，倒真使我們過意不去呢。祖國其是變了樣！” ★95％以上的人民公社有了電話 5月7日，新華社報道：中國郵電通信網路已延伸到廣大農村，目前一般的縣都有了10個左右的郵電局、所，95％以上的農村人民公社通電話，郵路總長達270多萬公里，長途電信線路總長度比1957年增長54.9％。 ★萬噸輪“躍進號”沈沒 6月1日，中國製造的第一般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在從青島駛向日本門司途中，在韓國濟州島西南海域突然遇難沈沒。“躍進號”於1958年11月27日下水，載重1.593萬噸，是中國第一艘大型貨輪。1963年4月30日，“躍進號”裝載著運往日本的玉米近萬噸、礦產品和其他雜貨3600多噸，從青島啓航。5月1日下午2時10分，在韓國濟州島西南海域，突然發出緊急呼救信號，隨即失去聯繫。中國海軍派出4艘護衛艦進行營救。事後進行調查，結果是觸礁沈沒。 ★提倡憶苦思甜 5月8日，毛澤東在對東北、河南兩個報告指示中提出：用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衆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後，各級各類學校普遍開展了訪貧問苦，請“三老”（老貧農、老工人、老紅軍）作憶苦思甜報告，通過社會調查寫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等活動，向學生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 ★人武幹部列入地方編制 6月16日，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將基層專職人民武裝幹部列入地方編制問題的報告》。自1961年10月25日中央批准在全國人民公社、廠礦、高等院校配備專職人武幹部以來，已經在這些基層單位配備了7萬餘名。《報告》建議：將人民公社、廠礦、高等院校的專職人民武裝幹部，正式列入各單位的編制，他們的工資、福利費由國防費開支，其他經費和一切待遇，均與各該單位編內的同級幹部一樣由地方解決。 ★中蘇論戰進入白熱化階段 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由毛澤東主筆的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文章說：“在中蘇兩黨之間，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分歧的産生完全是由於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推行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蘇共領導沿著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的過程，也就是分歧的發展和加劇的過程。” 1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再次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關於史達林問題》（二評）。文章說：“史達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實際上是瘋狂地反對蘇維埃制度，反對蘇維埃國家，是爲了掃除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爲了否定史達林曾經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爲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開闢道路。” 2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又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稱南斯拉夫已“資本主義復辟”，其國家政權已“蛻變爲資產階級專政”。 ★中國使用“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據新華社報道，我國石油産品基本自給。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潤滑油等主要産品全面超額完成年計劃；石油産品達幾百種，比1957年增加兩倍，1963年新建的煉油裝置總加工能力，比1962年新建的增加4倍多，工程質量良好，我國自己設計和建設的大型煉油廠，比過去的建設時間短、投資省、技術新。隨著我國石油工業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批判懷古思想，歌頌時代精神 《解放日報》刊載《戲裝照好不好》一文引起一場懷古思想有無危害性的討論，有時每天來稿超過100件。讀者朱仕初來信反映復旦大學同學熱烈爭論的情況說：“戲裝照好不好已引起我們學校許多同學的討論興趣，在我所在寢室裏，爲這問題曾爭到半夜。”許多同志反映，這次討論抓住日常生活中不大引人注意的現象，反映了思想領域興無滅資的鬥爭，給人啓發較大。解放軍戰士葉岩松說：“這次討論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洗了一個痛快的溫水澡，洗掉了身上用肉眼看不見、用手摸不著的懷古思想的垢塵。”讀者張菁麗在《我是怎樣去拍戲裝照的》一文中，從自己親身體會出發，談到拍戲照是“發思古之幽情”。於是，討論就轉向懷古思想的危害性上來，許多讀者都用自己受懷古之害的親身經歷，剖析了懷古思想的實質是頌古非今，與今天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指出懷古思想像一把“軟刀子”，銷蝕人的革命意志於無形。河南醫學院一位讀者來信反映他們班級裏某些同學迷戀戲裝照的情況，認爲拍戲裝照中反映出來的懷古思想的確值得注意。不少讀者結合當前階級鬥爭形勢，詳盡地分析了懷古思想不良的潛移默化影響，強調用階級觀點看問題，發揚時代精神。 好八連，天下傳。 爲什麽，意志堅。 爲人民，幾十年。 拒腐蝕，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連。 解放軍，要學習。 全軍民，要自立。 不怕壓，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賊。 奇兒女，如松柏。 上參天，傲霜雪。 紀律好，如堅壁。 軍事好，如霹靂。 政治好，稱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團結力。 軍民團結如一人， 試看天下誰能敵。 | |
NO:1168_22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19:42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是用無產階級觀點批判舊人物舊思想，還是用資產階級的觀點美化舊人物舊思想，引導人們去留戀舊時代呢？ 。 ——（《早春二月》把人們引到哪兒去？） 正如我們曾提到的60年代中前期，終於開始了一場令人難忘的復蘇。本年度中法建交，但巴黎的浪漫與愛情並未因此傳播到東方這塊聖潔的國土。相反，異國情調的《紅莓花兒開》和《山楂樹》也被禁唱，原因是衆所周知的。《紅莓花兒開》坦露了一個姑娘家厚顔無恥的思春，卑賤下流，其沒落情調深深毒害著青年；《山楂樹》雖不像前者那樣透發著俄羅斯式的勃勃情欲，然而歌曲裏三角戀愛的情節同無產階級的人生觀是水火不相容的。這是春天，然而在一部象徵著中法友誼的影片《風箏》（由中法兩國電影工作者聯合拍攝）裏，我們卻看到了人間景象的差別。一面是喧囂、悶熱、過分活躍的巴黎，一面卻是嚴肅緊張的北京。當那位賽納河畔活潑可愛的法國男孩費盡周折，終於在長城腳下找到了風箏的主人——另一位中國男孩時，觀衆卻失望地發現，這位中國少先隊員的演技太差，他的笑容是木訥的，他的表情呆板而單調。如果人們認爲這個形象代表中國，那麽，《風箏》就是60年代中國形象的一處缺憾。 這是春天，是萬物復蘇的春天，石油會戰捷報頻傳，大寨之路振奮人心，困難時期已成爲歷史，各條戰線一派欣欣向榮，當從巴黎來的風箏飄回中國時，它會看到，這個古老的國度一片光明，確實“換了人間”。然而，風箏也會發現，在中國最美麗的都城北京，騎著自行車的人們行色匆匆，服飾單調。當這風箏看到了60年代中國姑娘簡樸得幾乎失去性征的打扮，也會慚愧自己過於花哨的裝飾呢。 然而，即使是最恥言談“時尚”的年代也自有它的流行規律，今天的人並不知道，其實像大背頭、牛仔褲、喇叭褲這種東西，在破除“四舊”之前，一直在60年代的青年人中頑強（幾乎是艱難地）流行著。那陣的人們往往把這種服飾的人譏之爲“社會青年”——一個沒有正當職業或長期f肖極待業的，但總是扮演“新潮”角色的青年集群。這類青年雖然受到長者和主流觀點擁戴者的批評，但他們卻以自己的新穎和富有個性的作風影響著一代青年。許多人認識到，需要一種寬容的生活觀來改變目前單調而沈悶的狀況，需要更多的活躍的個性來沖淡堡壘一般的集體主義意志。需要更開放的笑容。中法合拍的影片《風箏》並不代表中國人的開放。從這種意義上說，60年代前期實在不能算得上是一個令青年人興奮的時代。儘管，在1964年出現了某種反抗和爭論，但一切爭論的結果仍然是：壯麗的革命青春代替了任何講究個人趣味的青年生活。 本年5月2日，《天津晚報》發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衆來信，標題爲《我燙“新式”髮型爲何被人議論》，請注意，“新式“一詞的引號是編者加上去的。這就明白無誤地透露了編者的導向性，也暗征了這次討論的必然結局。董春燕的來信寫道： “我是一個青年女工，平時喜歡打扮打扮，燙個“新式”（引號爲《天津晚報》編輯所加——編者）髮型，或做一件時裝，可是有些人背後對我冷言冷語，說什麽怪模怪樣，看著不順眼，等等。我認爲髮型的多樣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體表現。我想，愛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別是我們年輕人，總不能都梳辮子或剪短髮吧。 “有人說我愛打扮是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些想不通。你想我們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嗎？有條件穿得好些，頭髮燙得漂亮些，這是生活小事，怎麽能和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呢？我爲這個問題時常苦悶。我認爲，穿著打扮是生活上的小問題，不是什麽政治問題。不應該把這些小問題看得那麽嚴重。” 同日的《天津晚報》發表了另一篇天津鋼廠共青團幹部馬金安的來信，題目便富有辯論性——《我們要什麽樣的美？》。馬金安的來信代表著主流觀點，他說： “我們廠有的青年，留著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頭，也有的青年人留著小黑胡，穿著打扮怪模怪樣的。這些人，把許多精力都用到了這方面，以致生産、工作、學習沒放在心上。許多工人說他們在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曾經耐心地勸說他們，團組織也在不斷地幫助和教育他們。……上述情況雖然是少數的，但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上述兩篇文字可以透射出60年代的時尚資訊：燙髮、大背頭，蓄鬍子和擦頭油。著裝打扮上的個人嗜好引發了一場社會領域的嚴肅鬥爭。在最具近現代城市氣息的上海市，這種鬥爭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據《解放日報》報道，5月17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裝店，一位元顧客同營業員發生了爭執。有個女顧客指責營業員說：“給我做的褲子式樣不稱心，你們沒有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營業員則耐心地對他解釋道：“社會主義商業不能製作有害社會風尚的商品。” 爭吵的起因是女顧客要求把一條灰色的華達呢褲子做成“小褲管”——類似於今天的所謂“西褲”，在那個年代屬於典型的“奇裝異服”。——因此營業員拒絕了她的特殊要求，並申明：褲腳過窄的褲子我們是不能做的。女顧客試樣時發現，果然沒有按照她的意圖改褲腳，便再次要求改小。營業員說：“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褲腳了，這種奇裝異服是不受歡迎的。”顧客很生氣：“反正我付錢你交貨，定做就是爲了稱心如意，你們有什麽理由拒絕呢？難道我做一條小褲腳褲子就影響社會風尚嗎？做一條小褲腳褲子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嗎？”第二天，女顧客還帶了一個男人找店裏評理，在營業員的堅持之下，他才不得不怏怏離去。 這樣一條在1964年相當轟動一時的上海社會新聞，引發了人們對生活方式的熱烈討論。6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教師陳漱石的名爲《滿足什麽樣的需要？》的評論，從這篇義正辭嚴的文章中我們仍然可以嗅到60年代中期劍撥弩張的氣氛： “褲腳做得小一點，皮鞋頭改得尖一點……初看起來，這不過是個愛好問題。蘿蔔青菜，各人所愛，原可不必大家談。但仔細一想，卻又不然，因爲，‘小’和‘尖’到了某種程度，就會變成爲奇裝異服。透過服裝、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情趣，兩種生活方式的激烈鬥爭，這就非談談清楚不可。”作者接著寫道：“滿足需要，這也需要做階級分析。不同的階級是有著不同的需要的。無產階級需要的是健康、大方、美觀、實惠，資產階級則追求奇特、怪異。今天，社會主義商業工作者與顧客之間不再是單純的‘我付錢，你交貨’的買賣關係。社會主義商業要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擔負興無滅資、推動社會移風易俗的光榮任務。因此，我們的商業工作者對裁制小褲腳褲子、做尖鞋頭，剃“大背頭”的現象不加拒絕是不應該的。社會主義商業是滿足顧客正當的需要，而不是無原則地去滿足個別人不合理的要求。” 報刊的口誅筆伐無疑是宣佈了一切與主流美學不符的社會趣味的死刑。大張旗鼓的移風易俗在城市中繼續進行，不僅指向奇裝異服，而且波及了商品裝璜、廣告、照相服務。一年後受到批判的電影《不夜城》中有這樣一個鏡頭：資本家張伯韓的女兒收到了表哥從香港寄來的照片。照片裏，當初純樸內向的表哥已經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虜：大波浪髮型、繡花襯衫，手裏夾著一支紙煙，一副典型的阿飛模樣。10月，對剝削階級生活方式的討伐到達頂點。《湖北日報》發表方林的文章《相片服飾反映思想本質》，文章說：“請看一張照片，這是一張中年婦女的頭相：粉臉半斜，朱唇微張，一隻手輕撫面頰，恰恰突出手腕上的金表和無名指上的寶石戒指。 一目了然，這個人所要炫耀的，正是她手上的金手錶和寶石戒指，她喜歡什麽，追求什麽，明明白白地擺在相片上了，無需注釋。……類似的相片還有，戴上手錶、拿著錢包照相。這是什麽意思？ 小孩子身上這些散發著資本主義銅臭的裝飾品，難道不是他們父母的人生理想的寄託物麽？ 不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他們要培養爲金錢而奮鬥的資產階級接班人麽？ 再比如，有些人，明明是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男女，卻偏偏要裝成封建時代的才子佳人照相（指60年代風靡一時的古裝照相——編者），這又是什麽意思？ 難道這不是反映他們懷念舊時代、舊制度，向往封建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麽？” 這篇文章還嚴厲地指出：“照這樣一類照片，決不能說只是一個‘表面現象’、不反映人的本質。不，一定的現象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反映一定的本質的。這類相片中所包藏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肮髒貨色，有一點階級觀點的人，都可察覺到。”《陝西日報》也發表文章，對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和充滿“資產階級思想的商標及裝潢”提出指責。如“金錢”膠鞋，“美人”麵粉，“真美”香水，以及“壽星”、“仙女”、“鴛鴦”等等“落後”的商標。一位名叫“慧鈴”的女青年來信說，“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貨商店裏擺設的香粉，有的是‘健康’牌的，有的是‘爽身’牌的。這些商品的牌號，裝潢都很大方、實際。可是，另外還有叫‘夜來香’、‘美人香’牌號的幾種香粉，不僅牌號難聽，含意汙濁，同時還以美人像和露女像做裝潢，看後使人反感。……香粉是爲人的健康服務的，香粉的牌號和裝潢，應當儘量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新思想、新風格、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景象。應該講求政治效果和注意大衆化。不應當含有資產階級的喜好，宣傳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大衆報》更是以幾位老理髮師的發言，痛斥“資產階級老爺、太大”的腐化和墮落。女性的“道士發”、“披肩式”、“花瓣式”，男士的“探海式”、“大青背”等等都被視爲舊社會的垃圾加以痛斥。《羊城晚報》11月19日發表的陳醫生的《奇裝異服之害》，今天讀來，也是頗爲有趣的： “從生理上說，衣服的主要功用是保持體溫平衡，避免受寒和過熱，其次是保護人體不被污染、免受機械性損傷。以此來衡量，形形色色的奇裝異服，如‘小腳管褲子’、‘水桶裙’等等都有害無益。……人們常用‘步步尺七’來形容走路時精神奕奕。從生理角度上來說，我們中國人的步長應該是50釐米至75釐米，這就不止‘尺七’了。但是，穿‘水桶裙’的婦女，由於受到緊窄的裙子的限制，走路的步長大概只能達到30釐米而已。我看到過一位穿水桶裙的婦女，在上公共汽車時，由於跨步受到限制，只得側身勉強跨上去，說得刻薄些，就像爬上去似的。本想追求‘美’但找來的卻是難受，何苦！” 有意思的是，類似的討論在以後的歲月是時時再起，在中國人的生活劇中，主流美學同異端生活觀的抗逆一直在進行著，中國人曾有過“半籃花生出政治”的獨特思維，也有過“喇叭褲上看心靈”的激烈爭論。但是，這幕在漫長的歲月中一次次上演的生活劇是否促成了中國人幸福觀的上升呢？更具有悲劇意味的是，抗逆的雙方究竟是誰勝利了呢？從歷史的結果看，寬容的、豐富的生活觀確實成爲當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然而我們依舊要問：那些頑強地維護著個人愛好的人是否勝利了呢？歷史的悲劇正在於此，當我們看到60年代和我們一樣不太保守的青年人受到指責的時候，我們已經無法對他們的形象做出準確的判斷。因爲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可悲地扮演著邊緣化人物，因此現在的我們也無法對他們加以讚賞。中國人民生活的“信史時代”，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真正到來，而對先前的生活歷史，只好“立此存照”。我們爲那種無法舒展的人性而感傷，而永久地懷念。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告》，大慶油田是集中全國4萬多石油戰線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經過了多年的艱苦奮鬥開發成功的。到去年年底，已探明儲量26.7億噸，累計生産原油1000多萬噸，當年原油産量600萬噸，國家投資71000萬元已全部收回，還爲國家積累35000萬元的資金，並培養出一支具有一定技術素養、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鐵人”王進喜是這支隊伍的優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慶油田的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其他部門中也適用，或可作參考。全國工業戰線開始掀起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 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大隊同窮山惡水進行鬥爭，改變山區面貌，發展生産的事迹。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從此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原子彈爆炸成功 10月16日，中國西部無人區升騰起一朵蘑菇雲，國防科技工作者從掩體裏躍出，在荒漠上歡呼雀躍。兩個小時以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3000名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時宣佈了這一特大喜訊。新華社在當晚奉命發表中國政府聲明，嚴正指出：“毛澤東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彈是紙老虎，過去我們這樣看，現在我們仍然這樣看。中國發展核武器，不是由於中國相信核武器的萬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國發展核武器，正是爲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要消滅核武器。”聲明宣佈了中國政府的承諾，“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撤銷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職務 達賴出逃後，中央政府曾長期保留其職位以期待其轉變，直到今年12月17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撤銷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職務的決定》，指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達賴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在逃亡以後，組織僞流亡政府公佈僞憲法，支援印度反動派對我國的侵略，並積極組織和訓練逃亡國外的殘匪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都證明他早已自絕于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爲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走狗的叛國分子。國務院根據西藏人民的要求，決定撤銷叛國分子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委員的職務。 ★推廣桃園經驗 本年開展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9月18日，中央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這個經驗是去年底至今年4月，王光美帶領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開展“四清”運動後總結出來的，主要內容是：先搞紮根串連，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敵對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四清”內容已不止是清工、清帳、清財、清庫，而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認爲，“桃園經驗”是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國推廣。 ★批判“合二而一”論 本年4月，楊獻珍在中央黨校對新疆班的學員講課時，引用我國明代哲學家方以智的《東西均》一文中“合二而一”的術語，用來表達對立統一規律。他認爲，一分爲二是說一個事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合二而一是說兩個對立面組成一個統一體。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同樣說明對立統一規律。本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紅旗》雜誌發表《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一文，文章說楊獻珍是在國內外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抹煞事物的矛盾性，宣揚階級調和論。楊獻珍被視爲反黨分子，並被撤銷了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職務。許多持有相同學術觀點的學者也被視爲修正主義者，開始受到批判。 ★農村“五股黑風” 最近兩年來，武進地區刮起了“五股黑風”，就是單幹風、投機倒把風、份盜風、封建迷信風、賭博風。 單幹風。主要表現在不敢改正“責任田”，不願並組到隊。單幹風的另一種表現是：大量地、經常地開荒和搞自留地。 投機倒把風也不斷出現。棄農經商的越來越多，全區初步統計，棄農經商的有65戶。 偷盜風。鳳准大隊有個生産隊長，1962年公開指使社員偷鄰隊農具，規定每偷一張犁給獎金15元，偷一張耙獎10元。 封建迷信風。現有迷信職業者達48人，其中巫婆26人，神漢11人，陰陽先生9人，算命的2人，耶穌教活動也很倡狂。 賭博風。賭博主要是老賭頭、賭棍引起的。最近兩年，參加賭博的人甚多，黨團幹部參加賭博的人數也不少。如鳳准公社光華大隊黨員幾乎全部參加賭博。 ★國防部授予某部六連以“硬骨頭六連”稱號 2月25日，國防部發佈命令：授予人民解放軍某部六連以“硬骨頭六連”稱號。六連是一個戰備思想硬、軍政紀律硬的英雄連隊。在戰爭年代裏，六連就是敢於刺刀見紅，以善於打硬仗聞名的。全國勝利後，六連繼續保持和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以四好爲標準，從根本上提高階級覺悟，加強戰備觀念；從實戰要求出發，從難從嚴苦練過硬本領，紮實地培養戰鬥作風；認真地遵守軍政紀律；一切工作都立足於打頭陣、打硬仗、打大仗、打勝仗的思想基礎上，取得了突出成績。 ★草原英雄小姐妹 2月9日早晨，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飄著雪花，11歲的龍梅和9歲的玉榮代父出門放牧。快到中午，天氣突變。西北風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順著風拼命逃竄，姐妹倆攔堵不住，只好跟著羊群奔跑，越跑越遠。因極度疲乏，姐妹倆在冰天雪地裏睡著了。深夜，龍梅凍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見了。她爬起來，一路走一路喊，走了兩三裏，才找到玉榮和羊群。姐妹倆護著羊群，同風雪搏鬥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裏。 第二天拂曉，她們離白雲鄂博車站不遠了。這時玉榮丟了一隻氈靴，光著左腳。姐姐便要脫下自己的氈靴給她穿上，這個情節，後被移植到芭蕾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成爲70年代難得的感人畫面。 在白雲鄂博火車站，出來迎接客車的扳道員王福臣，看見了龍梅連忙把她帶進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兩隻凍僵的手。龍梅漸漸暖和一些，斷斷續續吐出幾個字來：“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經沒靴子了……” 經過一場搶救，兩人終於醒了。龍梅立即問礦區黨委書記：“我的羊還在不在？”書記回答說：“羊沒事，你放心吧！”龍梅和玉榮的事迹，很快傳遍了草原，傳遍了全中國。 ★巴西當局逮捕我駐外人員 4月3日，中國貿易工作人員和新聞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9人在巴西瓜納巴拉州被巴西當局無理逮捕並拘留。事發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交部發言人和各人民團體呼籲，要求巴西當局釋放9人，但巴西當局未予置理。從9月份起，巴西第一軍區第二軍事法庭對9名中國人員進行“審訊”，11月22日，該法庭在無任何人證物證的情況下以所謂“進行顛覆活動”的罪名，判處他們10年徒刑。次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抗議巴西當局對中國人員的嚴重政治迫害。中國政府再一次警告巴西當局，迅速恢復9名中國人員的自由，否則將對由此引起的後果負擔一切責任。次年4月17日，巴西當局被迫釋放其非法監禁的9名中國人員，9名中國人員回到祖國，受到熱烈歡迎。 ★全國自行車評比前三名 “永久”牌。上海自行車廠産品，前身是“搬手”牌。它是全國名牌産品之一。60年代，“永久”牌自行車的品種有普通車、支農車、輕便車、比賽車、漲閘車和機動腳踏兩用車等十幾種。“永久”牌自行車的主要優點是：設計比較考究，零件、部件製造精度高，加工細緻，耐磨性能和強度好，産品質量穩定。因此，1962年與1963年連續被評爲全國第一，産品暢銷全國，並有部分出口。 “鳳凰”牌。上海自行車三廠産品，它是1958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牌子，幾年以來進步很快，産量、質量都有顯著提高，成爲全國名牌産品之一。它在1962年與1963年均被評爲第二名。主要品種有：普通車、支農車、雙梁車、輕便車、漲閘車等。産品的優點是：裝潢漂亮，零件、部件的精度和強度都較好，質量穩定，騎行輕快。 “飛鴿”牌。天津自行車廠産品。它是全國較老的名牌産品之一，廣泛銷售全國並有出口，主要品種有：普通車、輕便車、支農車、漲閘車等。産品的優點是：騎行輕快、平穩，比較堅固，前、後、中軸靈敏度好，質量比較穩定。本年度主要生産“62”型車，供應農村需要。 font color=darkorenge>★倪志福鑽頭< 8月，倪志福在北京科學討論會的講臺上，向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學家們宣讀了科學論文《倪志福鑽頭》。這篇論文以大量的研究資料科學地論證了這種鑽頭的優越性。它比國內外機械工業常用的尖頂鑽頭提高生産效率2倍到5倍，已在許多國家傳播使用。 1953年，車間裏接到一批在特種鋼材上打眼的任務。這種鋼硬度大，“標準鑽頭”要鑽半天才打通一個眼，而且還磨損許多鑽頭。倪志福反復觀察和研究磨損了的許多“標準鑽頭”，發現那些磨損的崩壞的鑽刃全在鑽頭的尖部和兩側，說明這些地方壓力太大。於是他決定將磨損的地方再磨掉一點，試驗著把原來的鑽頭改成三個尖七個刃的新鑽頭。 當時倪志福還是個二級工，磨這種幾何形狀較複雜的鑽頭不那麽得心應手。在砂輪前，他沒日沒夜一次次修磨鑽頭。經過反復試驗，這種新型的鑽頭誕生了，並被命名爲“倪志福鑽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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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23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們不在這裏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 。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人之不幸和文人之惡，全在於它們是文人。 中國的文人從來不安分守己，因爲幾千年的文官政治，使每一個文人都爲著自己的私欲而騷動不安，如賈雨村言“釵於奩中待時飛”，陰暗的陰魂當然生出些陰險的技巧，毛澤東對此可謂洞若觀火：“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些語言是毛澤東式的，出現這種不祥的語氣，是在1962年，在批評小說《劉志丹》的時候。揣想毛澤東當時的心理背景，他也許想起自己20年代的詩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他當時的心態就是一個“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人的心態，所謂身在江湖，心存廟堂的典型傳統文人心態。毛澤東不會忘記，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他曾努力接近當時的共產黨先驅人士和學界泰斗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與兩位縱論天下大事，卻受到了兩位禮貌的冷遇，有史家說，這兩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對知識份子的偏見（儘管他本人也是大知識份子），也是他在解放後一再欲擒故縱，打壓中國文化人的“翹尾巴”習氣的原因。毛澤東也想起了胡風，這位知識份子想憑一紙萬言書扭轉乾坤，這一切的較量都是毛澤東做了贏家，但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那股力量常常讓主席感到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不時想起來“反戈一擊，抑制強敵”。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的這種評論與其說是對小說的評判，不如說表達了毛對整個文藝工作的一種態度。我們相信，本著毛澤東作爲泱泱大國領袖的胸懷，也相信小小的幾隻蒼蠅玩不動地球，也許他也能充分容忍“反面教材”的施毒，就像電視劇裏的唐太宗說的，“聽一點靡靡之音也不至於亡了我大唐國。”作爲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權威，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允許毒草的生長，他曾說：“100年前，歐洲人曾把番茄叫作毒草。”——其實真的有毒又有什麽關係呢？它可以教人們更形象地明白什麽是對，什麽是錯，然而，歷史的發展無法在領袖的理智範圍內正常地進行。毛澤東的方法與邏輯，被人成功地誇張和利用，實現了一次新式的文化禁錮，更可悲的是，毛澤東也順應了這個災難的自然流程。 本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開始了姚文元以文殺人的生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這個所謂“文化”範圍內的大革命發展到政治鬥爭，經濟破壞，暴力和毀滅的結果，正應了一句老話“一言喪邦”。 ※※※※※ 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間的一個清官，他正直無私，以民爲父母，敢說敢做，爲民請命敢丟烏紗帽，敢丟項上人頭，在民間的口碑中是“包青天”一樣的好官。爲了國事，海瑞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諧音嘉）皆淨（諧音靖）也”，意思是天下一窮二白，你皇帝老子掠財太甚了。這話既出，一般情形下是要殺頭的。海瑞卻敢把這話寫到給皇帝看的奏摺裏邊，嘉靖可不像一般文人雅士這般幽默，文人說一張白紙好畫畫兒，嘉靖說海瑞你太欺朕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你至少還是個巡撫，怎敢說嘉靖是“家淨”呢，於是海瑞下了大獄。海瑞罵歸罵，對皇帝很忠誠，有一天，看監的老頭忽然拿些酒菜給他吃，海瑞吃了之後很奇怪，經追問，才知他罵的那個嘉靖死了，他大哭，如喪考妣，把吃下去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毛澤東曾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應該提倡他那種剛直不阿的精神。毛澤東說這話是在1958年。 主席的話，又讓文人動了些心思。1960年魏靜生、馬連良、王雁、李慕良到北京市委找吳晗，要求他把海瑞的事寫成京劇劇本，吳晗開始表示，不懂戲，沒寫過京戲，寫不了。終賴衆人不過，硬著頭皮寫，七易其稿，中間請老舍等名家校正，最後定名爲《海瑞罷官》成稿。《海瑞罷官》主要寫了海瑞巡察江南，令鄉官退還民田，爲百姓平反冤獄，斬貪官徐瑛的故事，最後的結局是封印罷官。這折戲對吳晗來說真不是好戲，退田平冤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封印罷官又讓毛澤東過敏。 在1959年的廬山，正直無私、爲民請命的彭德懷，在會上尖銳的發言和給毛澤東的信造成了會議議題的臨時改變，掀起了一場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右傾”風暴。面對自己聞下的“大禍”，彭大將軍從大局出發，申明“我可以去種田，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廬山會議後彭將軍真在北京挂甲莊種地，並測量其最高畝産量。彭的“伏罪”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毛澤東在講到海瑞罷官時說：“要害的問題就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也罷了彭德懷的官。”罷官真的是要害，吳晗和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理解完全不同。這給上海的姚文元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當無中生有、聯想豐富的姚文元一出臺後，所有正直的人們，從平凡百姓，到文人和官員都變成覆巢之下的“危卵”。 我們再也沒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了。面對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對文人之惡，人們於今已無話可說。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回顧歷史，使我們欣慰的是，同樣作爲文人，我們有許多剛正的脊梁一樣的人物，他們的抗惡鬥爭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們，一言既可喪邦，一言也可以興邦。 對於姚文元行文作風的痞氣和霸氣，早在1959年就有人予以針鋒相對的鬥爭，到了1963年，《文匯報》發表姚的文章說“因爲工作的需要，有時也翻翻對於我來說是十分陌生的音樂評論書——但只以薄薄的小冊子爲限。最近……手頭上有一本名爲《克羅士先生》的論著，作者爲克洛德·德彪西。我對這位著名人物一無所知，……”我們這位元對音樂、德彪西一無所知的姚某，瀟灑地運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辮子的三“子”主義，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陣亂打，把這位印象主義大師說得一無是處，並氣勢洶洶地提出了幾個問題——“一、這樣‘新穎獨到的見解’究竟是什麽階級的藝術見解？爲什麽要那樣讚不絕口地推薦它，介紹它？”“二、把這樣的評論介紹給讀者，會産生什麽效果？”“三、對西方資產階級音樂理論特別是印象派之類的流派理論，應當採取什麽態度？” 姚某的這種無恥無知與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師的一次遭遇。這位老師有一次在黑板上寫下王勃的兩句詩“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際被學生揪到了批鬥會場，批鬥的理由是，這個人民教師抄寫的詩句竟讓勞動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樂家賀綠汀此時表現出他的良知，本著對藝術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他站了出來，針尖對麥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沒有把書中的意思弄懂，就斷章取義，憑自己的想象大加發揮，結果鬧出了笑話。……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評家最好要有廣博的知識，如果對某個問題不是很熟悉的話，最好也要謹慎小心，多做一點研究工作，實事求是，不能夠好讀書不求甚解，更不能夠望文生義。” 賀綠汀的這些抨擊言辭諸如“鬧笑話”、“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等，無疑是對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爲握著文藝生殺大權的姚文元的一次打擊，在姚文元看來甚至是人身攻擊。要知道，那時的姚文元，不再是寫寫《揭穿帝國主義陰謀》之類的簡單的“滬新中學姚文元”，也不是寫寫批評滑稽戲《活菩薩》的《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數位》那個“上海市工會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風，“打”流沙河，“橫掃”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陽的“金棍子”姚文元了。他躊躇滿志，正要掄圓了棍子，狂打周穀城、吳晗、鄧拓、廖沫沙呢，正要“揭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里忍得下賀綠汀反擊的這口惡氣。 賀綠汀爲自己的良知和正義承受了飛來橫禍，賀先生後來說： “一九六三年，（我）向當時的‘棍子’姚文痞提了意見，這一下子惹了大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殘酷的打擊，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兒賀曉秋剛剛大學畢業，竟被迫害致死……” 賀家的遭遇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個例證，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新編。這篇文章就是姚的《評三家村》，殺死了鄧拓，田家英，吳晗，吳晗妻子袁震和女兒，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們，姚文元殺人，何止千萬。 1965年給我們留下關於語言與國家興亡的記憶和教訓，傳說蒼頡造字時人們聽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爲失卻瞭解釋奧妙的特權而哭泣，還是因爲語言和文字將給人類帶來災難而哭泣。苦難中的人們更願意相信後者。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打油詩文字可以興起文字大獄，一場清代的文字獄可以誅殺150多人，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讓千萬的生命枯萎，這一切又何止驚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書坑儒以來，千年的教訓提示我們，一種文明怎樣才能變得更加積極活躍，遵守怎樣的社會遊戲規則，這絕非靠一人一語之力可以實現。在中國社會的特殊傳統下，作爲人類文明領航者的文人，肩負著更重的歷史使命，承擔著更艱難的道德選擇。所幸我們畢竟越過了那個時代，爲某個可疑的句子而神經過敏的事件從生活中逐漸消失，這也算是文明進步的一個標誌吧。 ★林彪強調“突出政治” 1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印發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林彪說，1964年有些部隊出現了一些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有的搞得過於突出，時間也占得多了一些，衝擊了政治。有的過分強調抓軍事技術，忽視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和形式主義。林彪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在全軍掀起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學習“毛著”的高潮，使學習毛主席著作成爲最根本的必修課。他說，我們的軍隊是以政治爲特點，政治統率軍事。軍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爲我們全盤工作的基礎。軍事訓練、生産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發生了矛盾，要給政治思想工作讓路。軍事訓練、生産等需要佔用一定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 ★“加強市場上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3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財貿工作座談會紀要》。財貿工作座談會，主要討論了打擊投機倒把，進一步改造小商小販等問題。會議提出：（1）打擊糧食投機，平抑集市糧價。除了農民相互間正當的糧食調劑以外，糧食的轉手買賣，不准私人經營。糧食部門應當在做好統購統銷工作的前提下進行議購議銷。（2）限制土紡土織，統一經營土紗土布。（3）限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和個體商販的經營活動，不准它們超過規定的經營範圍和活動地區，不准違反國家價格政策，不准任意增加網點和人員。有證商販要逐漸減少，無證商販要堅決取締。加強改造私商的機構，已撤銷的要恢復。（4）認真清理財貿部門的“小家當”。中央批轉該文件時指出，當前財貿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市場上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中央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委會 3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復》，同意以李井泉爲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爲副主任。 ★軍銜制取消 5月22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根據國務院提議，通過了《關於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決定》，同日，由國家主席劉少奇公佈。24日，國務院公佈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部分軍裝樣式和新的帽徽、領章的決定，規定官兵一律佩帶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廢止原來的帽徽、軍銜肩章、軍銜領章和軍種、兵種及各種勤務符號；官兵一律戴解放帽，廢止原來的大沿帽、女兵無沿帽、水兵大頂帽，一律戴解放帽；廢止軍官的武裝帶、校以上軍官的西式大禮服和女裙服；海軍軍服式樣改爲與陸空軍相同。上述決定于同年6月1日起實施。從而結束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了10年的軍銜制度。 ★批判《不夜城》 《光明日報》6月28日發表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師林溪的文章說，影片《不夜城》不僅掩蓋了資產階級的本質，而且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妄圖毒害觀衆，腐蝕青年。 首先，影片沒有向觀衆揭示資產階級那種腐化墮落的生活，是建築在對工人階級殘酷剝削的基礎上的。電影《不夜城》一面大肆渲染資產階級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對工人階級被壓榨的生活輕描淡寫。這樣就從事實上斬斷了資產階級享樂和無產階級受害之間的必然聯繫，掩蓋了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醜惡本質，這是對生活真實的極大歪曲。 其次，《不夜城》有許多生活場景的描寫，可以明顯地看出是與影片的情節毫無關聯的，例如，文琤過生日，大跳華爾茲舞那些噁心的場面；文琤用花襯衫披在張伯韓身上那種庸俗的玩笑等，然而作者是那樣饒有興趣地刻劃這些細節，這不正是一種委婉的肯定和由衷的欣賞嗎？ ★李宗仁歸來 7月20日，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潔女士，從海外回來，本日到達北京。李宗仁在機場上宣讀了聲明，他在聲明中對中囯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多方照顧和熱烈歡迎，表示感謝。他還希望留在台灣的國民黨人，凜於民族大義，毅然回到祖國懷抱，團結抗美，一致對外，爲完成國家最後統一作出有用的貢獻。 ★毛主席的好戰士——王傑 11月6日至8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先後發出通知，號召向王傑學習。王傑1942年出生于山東金鄉，1961年8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犧牲前在濟南部隊裝甲兵某部工兵一連任班長。1965年7月，他到江蘇省邳縣張樓公社幫助民兵訓練，在炸藥發生意外爆炸的緊急時刻，他爲了掩護在場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裝幹部的生命安全，撲到炸藥包上，英勇犧牲。此後，全國掀起了學習王傑的熱潮。本年發表的《王傑日記》寫道： “什麽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 “什麽是前途，革命事業就是前途。 “什麽是幸福，爲人民服務就是幸福。” ★革命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是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幾位青年教師、學生和民間藝人集體創作出來的。1965年6月，這支10多人的創作隊伍來到了大邑縣安仁鎮“地主莊園陳列館”。這裏原來就是兼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于一身的地主劉文彩的“公館”，他們訪問了過去受過苦的農民不下100人。從劉文彩水牢裏活著出來的冷月英，因交不起租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肖大娘，都訴說了自己的親身遭遇。許多農民以親身的經歷對設計圖加以議論品評，而且把他們當時的心情和地主拘腿子的神態、動作、表情表演給作者們看。這一切，都極大地幫助了這些年輕的雕塑工作者，使他們具體地而且形象地體會到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並且不斷地衝擊著他們的創作激情。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創作了既有組合又能獨立的114個群像。 1965年國慶節前後，《收租院》泥塑在當地展出，立即産生轟動，許多農民說是“替咱們窮人說話的塑像”。 年底，一部分泥塑複製品和全部泥塑照片在北京展出，取得了成功。 | |
NO:1168_24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25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紅日照五洲，風雷戰旗湧。 。 ——文革歌曲 騷動、反叛、熱情、荒唐、全感性、無限渲泄、人之初性本惡，我們無法界定文革初期的情感與政治事件的核聚變式的爆炸，從兩首歌我們能體會當時的人們是如何地顛倒乾坤而且拒絕邏輯，在這個年代裏矯枉過正和矯正過枉似乎是同一意義。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學校裏究竟誰怕誰？ 不是學生怕老師，而是老師怕學生！ 學道多助師道寡助！ 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師道的尊嚴一定滅亡 革命的學生一定勝利！ 這些怪異的腔調中，學生的社會主體意識和學生的赫赫顯要地位十分突出。文革之所以能被人以四兩拔千斤的高招發動起來，絕對的原因就是因爲這一代戰鼓瘋擂的學生。學生的簡單幼稚熱情粗暴，使運動衝破一道道理智的防線，強權與簡單的多數，是時代的主人。另一首歌這樣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革命大字報，嘿！ 烈火遍地燒，勝利的凱歌沖雲霄。 對於“就是好”的空洞無物與胡攪蠻纏全無道理可講的語式，今天的人們在習慣了凡事“要個說法”之後，很難認同這種不容商榷的語言方式。殊不知文革主體——學生與普通群衆的思考和言說方式就是信口開河，憑空捏造。“革命大字報，烈火遍地燒”與其說是革命的景象，無寧說是世界末日的類比聲光圖，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革命心態，曾經被農民們唱成“牛屎好啊牛屎好啊牛屎好！” ※※※※※ 青年學生，似乎永遠走在近現代中國歷史變革的前列上，所有被學生稱爲“天下先”的壯舉中，又以北大學生爲急先鋒。 歷史上的北大學生，就屬典型的光榮與恥辱共生的時代角色。 北大人喜歡說他們有由來已久的光榮，但一旦有人問起文革，他們便顯得很難受，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北大都有它的光榮，但光榮到了極致，歷史便出現某種逆轉。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署名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在北大大飯廳張貼出來；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這張大字報，北大學生首先躁動起來，把聶元梓擁戴成新聞人物。聶元梓作爲北大的新貴，每到一處必是人山人海，享受千百萬祟拜者的恭維朝賀。北大學生甚至把聶元梓貼大字報的地方奉爲“60年代的革命聖地”，差一點就與延安相比肩。他們在聶元梓貼大字報的大飯廳，用桌子搭了一個講壇，像小公雞一樣跳上桌子，抖抖羽毛，吼兩嗓子。各單位排成一字長蛇陣，爭先恐後地跳上桌子發言，表示對聶元梓的支援。更有甚者，有些學生一見有人從哲學系辦公室出來，就無條件地大喊“支援你們、支援你們！”這種無條件狂熱很容易讓人想起二戰題材影片著名口頭禪：“嗨！希特勒！” 學生的熱情迅速發酵、擴張、爆炸，像五四學生運動一樣，文革的北京學生也迅速向全國蔓延，不是像當年學生那樣組織南下宣傳隊喚起民衆，而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去播火種。這把大火真就燒起來了，連天的大火燒得人們至今還心驚肉跳。學生爲鬧革命，自願或被迫停學，使自己的青春在愚昧簡單的熱情中荒廢，這一代人夢醒時分，他們發現自己把自己毀了，毀在幻覺的革命實踐中，他們許多人被動地走到人生的頂峰，又被歷史無情地摔下來，更讓人傷心的是這一代人不但出賣了自己，也讓中國倒退了至少半個世紀。 學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簡單熱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並且指揮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們去幹，不靠他們靠准？你去，不瞭解情況，兩個月不瞭解，半年也不瞭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贊寫那麽多書，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們瞭解情況。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師生。現在停課又管飯，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麽？”康生有一次這樣說。 這些話語背後的心思，是挑明瞭要利用學生的熱情的。如果說文革是某個政治集團的陰謀實踐的話，那麽學生——這一歷史變革時代的活性成份，因爲其可塑性太強又涉世不深，不幸成爲歷史的犧牲品，像在不義之戰裏橫屍沙場的戰士，其悲劇命運的根源除了應該譴責瘋狂的時代，還應該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大多是學生，“四大領袖”爲中國人所熟知。茲開列名單及履歷如下： 蒯大富：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902班學生，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負責人，首先提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派人潛入徐向前辦公室抄走大量絕密文件；製造清華百日大武鬥。1983年以煽動罪、殺人罪、誣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有人建議將其處死並做成惡人標本。 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學生。文革“功勳”在於組織實施挾持、逼供、批鬥、毒打彭德懷的活動。1983年被判刑15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領域搞革命。 譚厚蘭：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井崗山公社”負責人，業績是砸孔府孔廟孔林及魯國故址，誹謗譚震林、餘秋裏。1978年被捕，1982年病死。 王大賓：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所謂“東方紅公社”負責人，主要是對彭德懷、餘秋裏、譚震林等進行迫害誣陷和攻擊，後被判刑9年。 文革病狂的熱情，不僅讓青年一代自焚，更由於其破壞性的特徵，在一定意義上，導致我們民族的自焚。許多的民族精英——學者、科技人才、藝術家，在暗無天日之時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崗位，馬思聰一家甚至離開了中國。無法“叛國”的，許多含冤死去。我們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對我們民族精英的毀滅，中國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至少可以比現在先進10到20年。 1966年8月23日，67歲的老舍與其他三十多人，分別被挂上“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廟大院的打砸燒現場進行批鬥。他們被當場剃成“陰陽頭”，頭上被倒上墨汁。“紅衛兵”勒令他們圍跪在火堆四周，一面用火烤，一面用帶銅扣的皮帶抽打。老舍，這位元毛澤東稱讚的“語言大師，人民的藝術家”，曾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館》、《龍鬚溝》等一大批反映新時代人民歡情與鞭撻邪惡的作品，他的語言結品已變成人民記憶的精華部分，可是。這位傑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頭破血流，當場暈倒在地。爲此，紅衛兵認爲他“態度不好”，又給他加上了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毆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著遍體鱗傷的身體回家時，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盡了（可悲的是，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楊沫在追憶死亡現場時寫道：眼前出現一位挂著大木牌，頭上血迹斑斑，嘴唇緊閉，兩眼圓睜的老人，難道這就是老舍的結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長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關長安的詩句——“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其境界之悲涼，足以刻畫老舍在文革間的命運。 與整個社會的狂熱偏執相反，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死，卻顯得出奇地清醒、冷靜、安詳，死得坦蕩，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識有志之士在紅色恐怖全面到來前的自殺，正應了“士可殺不可厚”的古訓。當正人君子的忍辱成爲邪惡飛黃騰達的資本時，忍辱便沒有了價值，傅雷夫婦雙方同時自殺，與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婦的死法驚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國就要淪陷在納粹鐵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婦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麽呢？讓我們從他的遺書去感受30年前一個靈魂的煎熬吧。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上面分別有蔣介石、宋美齡畫像）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的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汪雖然有口難辨，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爲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爲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 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求後並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託修奧米加自動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故老母餘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挂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爲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隻（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隻，將來待公家啓封後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加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魏惜蓉，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爲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 使你爲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 傅雷 。 梅馥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說《呼嘯山莊》中寫道：誰也不曾想到在蒼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們，竟有著如此不安靜的睡眠。傅雷的絕筆並非代表著寧靜的睡夢的開始，1966年的足音漸漸隱去，1967年更殘忍、囂張的腳步聲叩響了年輪之夢。 ★鋼鐵戰士麥賢得 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解放軍報》記者、《中國青年報》記者和新華社記者聯合采寫的通訊《毛澤東思想武裝的鋼鐵戰士麥賢得》。1965年8月6日淩晨，美制蔣艦“劍門號”和“章江號”闖進了福建省南部東山島附近的漁場。“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艇一起，插向敵陣，一串串炮彈飛向改艦，“章江號”被打得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戰鬥激烈進行的時刻，一塊彈片打進輪機兵麥賢得的右前額，插到左側靠近太陽穴的額葉裏。他憑著平時練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忍著劇痛，頑強地堅守著戰鬥崗位。 就這樣，麥賢得以有我無敵的精神，堅持戰鬥了3小時保證了機器正常運轉。當戰友把他按在一條毯子上，讓他躺下休息時，他朝著戰友豎起兩個手指，便昏迷過去了。 海戰歸來，麥賢得傷勢很重，炮彈片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腦部，黨組織決定用一切辦法搶救他的生命。廣州、北京、瀋陽、上海、西安等地的專家都爲搶救他而出力。 在生命垂危的時刻，他仍然流露出熱愛毛主席的思想感情。他開始能發音吐字，就咿咿唔唔地唱起了《東方紅》。有時，他翻開《毛澤東選集》，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激動得嘴唇微微顫抖；他右手不能動了，就用左手艱難地學習握筆寫字。最先寫的5個大字是“毛主席萬歲”。 ★全國掀起學習焦裕祿熱潮 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報道和《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的社論。焦裕祿自1962年冬擔任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後，不顧自己身患肝癌，爲解除蘭考36萬人民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時間裏，跑遍全縣149個大隊中的120個生産隊，跋涉5000多裏，查清了全縣84個風口，1600個沙丘以及大小河流，並都編了號，繪了圖。他以不改造好蘭考死不瞑目的決心，總結典型經驗，帶領群衆戰天鬥地治理“三害”。焦裕祿心裏裝著全體黨員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彌留之際，他深情地對同事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逝世，年僅42歲。 ★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23日作出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撤銷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黨委書記，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問題，通過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過，所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認爲，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在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次會議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澤東看了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産的報告》後，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産，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衆工作，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同樣，工人、農民、學生也要這樣。而且，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第二炮兵成立 第二炮兵是解放軍的戰略導彈部隊，於7月1日成立。其領導機構，以原中國人民公安部隊領導機構及軍委炮兵部分機構爲基礎組成。是爲了打破核壟斷和建立核威懾力量而建立的。第一任司令員向守志，政委李天煥。 ★香港同胞反英抗暴 報載：香港愛國同胞反抗港英當局鎮壓行爲的抗議活動，又形成了一個新高潮。6月10日，香港工人舉行了萬人聯合大罷工，6月24日，香港5萬人舉行了聯合大罷工，香港其他階層的愛國同胞也積極回應這次大罷工。學生罷課；10多萬愛國店員、小販和工商業者舉行了4天的聯合大罷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給予港英當局沈重的打擊。 7月8日，港英當局蓄意製造沙頭角邊境事件，再次鎮壓“新界”沙頭角居民，並向我境內開槍，致使示威群衆1人死亡，8人受傷。我邊防哨兵對港英警察和“防暴隊”也進行了還擊。對港英當局的嚴重武裝挑釁，我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但港英襲擊我愛國機構和進步工會，逮捕罷工工人，綁架新華社和愛國報紙的記者，甚至出動全副武裝的正規軍隊血腥鎮壓香港愛國同胞。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不僅沒有被壓下去，反而越來越激烈，隊伍越來越壯闊。 ★全國學生大串連開始 8月中旬起，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個月當中，僅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就有212.4萬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達17.9萬人次。 來吧！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戰友！ 來和我握手，快來和我握手！ 今天，毛主席接見了我們革命群衆，我握了毛主席偉大的手，我握了毛主席偉大的手！ 毛主席的手，寫出紅書照世界，五洲革命風雷吼。 毛主席的手，掌握著革命的舵輪，引導歷史航船飛快往前走！ 來呀！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戰友，來和我握手，快來和我握手！ 我們手挽手，緊跟毛主席向前走，徹底摧毀舊世界，把紅旗插遍全球！ 天安門前飄紅旗 天安門前飄紅旗，革命聲浪動天地！ 歡呼敬愛的毛主席，您和我們在一起。 千萬顆紅心齊跳動，千萬聲歡呼彙一起，萬歲，萬歲毛主席，我們永遠跟著您！ 跟著您啊跟著您，一輩子寸步也不離！ 跟著您啊跟著您，紅心不變志不移！ 跟著您，建設祖國新天地，跟著您，開創無產階級的新世紀！ | |
NO:1168_25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27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記憶。 。 ——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 在北京，一位學生對他的好友說，他寫的小字報署名叫“紅衛兵”，好友覺得這個名字很貼切，說今後凡是和我們意見相同的小字報都署名紅衛兵。這個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從此學生們便有了統一的名稱。 紅衛兵首先引毛主席的話爲開山大旗：“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狂熱的年輕人們爲此寫了“一論”、“二論”、“三論”。1966年8月3日，在《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毛澤東對紅衛兵的這一高論給了三個“熱烈支援”，文革期間，這條造反真理演變成一首革命進行曲。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有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北大工作組召集開會時，許多人無視工作組決定，在38樓等處設置了“鬥鬼台”，“斬妖台”。對從四處抓來的、以陸平爲首的60多個“黑幫分子”進行批鬥，第一次開始了政治鬥爭中的人格侮辱行爲，“黑幫分子”被戴上了高帽子（尖尖帽），臉塗黑墨，身貼大字報，批鬥時採用了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等武鬥形式，最後還遊街，遊鬥。文革的這一創舉一發不可收拾，在後來的歲月，紅衛兵所有的罪行都從此找到了“革命的理論”，也找到了行動的典範。 在這個年份裏，人們的折騰方式五花八門—— 抄家：紅衛兵“殺向社會”的打人、抄家運動是在“矯枉必須過正”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那時正值夏末秋初，待到進入深秋初冬之季，由於許多禦寒的毛衣，棉衣，棉被褥被抄走，布票，棉花票也不翼而飛。有個女學生，父母被冠以“走資派”的罪名被隔離起來了，她爲了索回一個自己的小棉襖，跑遍了祟文區、西城區的抄查物資倉庫，卻一無所獲。最後被帶到專門存放衣物的體育館，當她看見滿倉堆到屋頂的各式衣物時，尋找自己小棉襖的念頭頓時消失了，只好從如山的衣服堆隨便拽出一件，打發在文革裏度過的寒冬。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派的原始動機最初也許是借助革命的需要，後來更多的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要求，中國儘管解放近20年，但生産力的發展遠遠沒有趕得上人口的增長對社會財富的需求，馬寅初的預言在60年代初步變爲現實。而居於社會上層的殷實之家依然是這樣的群體——高級幹部、高級知識份子、藝術家、在“社改”中享受實惠的紅色資本家。在窮人坐天下的的社會，革命的物件當然首選這樣的人，事實證明，這個群體的大部分，在文革的烈火之中變成了赤貧階級。紅衛兵在抄家活動中，因爲流浪無産者素質的局限，古玩字畫等精神性産品，全部付之一炬，而金銀細軟，大多飽人私囊，以至於在毛澤東第二、第三次接見來自“五湖四海”的紅衛兵活動中，不僅遊行隊伍經過的天安門廣場出現了黃金，連天安門城樓上也留下過紅衛兵失落的金磚。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財富的強權掠奪，比起解放初期的土改等有秩序的財富均分手段，更像一次均貧富風暴。 草菅人命：自北大學生發明瞭以人身淩虐代替革命鬥爭後，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裏才能聽到的百般刑法，一一地在自己同胞身上演練。北京六中是西城區糾察隊員比較集中的一個學校，糾察隊把他們認定的“黑七類”、“狗崽子”、“混蛋”之類押進“勞改所”。這些人不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還要經受“跪煤碴”、“油漆塗臉”、“上吊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髮”、“刀剁屁股”、“開水洗澡”、“打靶”、“突刺”、“掃堂腿”等慘無人道的刑訊逼供。糾察隊員還用刑訊室裏的人血，在牆壁上書寫“紅色恐怖萬歲”。 多年以來，人們對戰爭中傷亡多少的記憶並不深刻，而對和平生活中的人命如草芥的現象總是念念難忘。1957年大躍進時期，農村幹部爲放衛星而謊稱畝産量，實際的交糧數與“衛星數位”相去何止千里，於是上級就發動群衆打幹部，每到批鬥時，人人手執竹條，情願不情願都得參加打人。據稱，一場批鬥會打死七八個基層幹部是很正常的，當時是稱“打人的共産主義”。中國新社會的這種群衆暴行，在短時間裏一再發泄，除了法制觀念普遍性的欠缺外，千年來總是受人欺悔的下層人民的惡氣，在政治的特許下無原則的發泄，未嘗不是一個因果報應呢？有一部關於文革期間100個人命運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章寫人們在這種紅色恐怖中如何選擇死亡，一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勞改犯，終於抓住機會用吃飯的竹筷插入自己的腦心而死，這場面現在想來也令人不寒而慄。 破四舊：人們對“打”、“砸”、“搶”的認識，並不以爲它們是罪行，而視之爲最革命的行動。破四舊的最大行動，就是打砸搶，這一切公報私仇、財産掠奪的罪行都賦予了革命的標簽。破四舊期間，北京、上海、貴陽的繁華路口貼有告示：港式髮型不理，港式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要求婦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齊耳短髮，男人不許留“飛機頭”，穿火箭式尖頭皮鞋的當場破尖，穿“牛仔褲”要剪開褲管……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都設立了紅衛兵“破舊立新站”，許多婦女當衆被強行剪去滿頭青絲，穿高跟鞋的被勒令當場扔掉後跟，牛仔褲被當衆從褲管口直剪到大腿根。當然在背人的角落，革命的“紅手”免不了順勢從小腿爬到大腿上，走在大街上的婦女往往感到從腳心一股寒流直逼頭頂。在交通指示燈上，爲保證祖國江山一片紅，紅綠指示燈曾一度被強迫改爲紅燈行，綠燈停。加上各地對舊店舊名舊文物的破壞，破四舊不僅毀掉中國傳統的文化積累，也不僅僅是毀掉了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掃除“封、資、修”的活動，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意識觀念和思維方式，紅衛兵砸碎的不僅僅是古代文物，更是踐踏著中國悠久的物質積澱，毀滅的是人類共有的文化精神。 萬歲萬萬歲：文革中的英語課本，開卷一篇就是“LongliveChairmanMao！”，遙想當年歲月，成千上萬的手舉語錄本，臂戴紅袖章，一身軍裝紮皮帶的紅小鬼，在天安門廣場嘶聲竭力地喊萬歲萬萬歲時，旁觀者就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覺。再追思更遠的歲月，在同樣的天空下，山呼萬歲的聲音依稀可聞，只是沒有這麽氣勢磅礴，這麽無與倫比，這麽震天撼地。以鮮血和生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國大衆的這種萬歲情結真正讓人惶恐。難道在血雨腥風之後，君依然還是君，臣依然還是臣嗎？魯迅在20年代曾說中國許多人不過是麻木的殺頭的看客，60年代的中國人是否進化爲一個爲激情所惑的臣仆呢？萬歲二字確實很嚇人，有一個女孩子不慎將萬歲說成百歲，被哥哥聽見，於是揚言要去告發她的反動語言。小妹從此在哥哥的要挾下言聽計從，甚至連從奶奶的屍體旁取木盆的事也肯去幹，這一切爲的是哥哥不告發她曾將萬歲說成百歲。在很多時候，人們相信歷史的發展大大地超過人類心理的變化速度，90年代初的“紅太陽”歌曲熱又算是彌補人們懷念毛澤東的平民情緒。所幸的是，這次彌補僅限於懷舊層面上的。這種變化方式就像股市，跳空高走的缺口總會在某個時段回調彌補，只是大勢最終要反彈向上。 大串聯：串聯的初衷是到各地煽風點火，後來發展到純粹爲著乘車趕船不要錢的“變相旅遊”，每到一地白吃白喝白住，臨走還以革命的名義徵用錢財，看不慣時還要破四舊、打砸搶一體化，居民曰：紅鬼子進村了。 武鬥：1967年，中國社會的恐怖不僅停留在對個人的人身摧殘和對集體的財富破壞性掠奪上，也不僅僅是情感的高壓恐慌，而是有人人自危的你死我活的明確分界，個體鬥爭已發展成爲群體的利益之爭，造反派分成各種派別爲一個共同的目的進行殊死的搏鬥，最大的兩群體是工人與紅衛兵（學生主體），他們的名稱有“工總司”、“工糾隊”、“赤衛隊”、“省無聯”、“天派”、“地派”、“8·15”、“4·14”派，在北京，學生自製的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用於了革命，在重工業城市瀋陽和軍工重鎮重慶，機槍；坦克、大炮、榴彈炮等最先進的武器都開上了街頭，殺人如麻、流血漂櫓之狀，在內戰後的中國大地重新上演。當時的革命戰報這樣敍述戰況： 1967年8月，甲派（因故隱去真派名，下同）千餘人決定北上控告。 某日一時左右，一千名乙派，穿著軍裝，出動三十多輛汽車，開出××城，向北駛去。六日，甲派接近×鎮，乙派已追擊上來，用車頂上的機槍向甲派掃射，擊斃八人，甲派即散。乙派越集越多，機槍，衝鋒槍一齊掃射，一分鐘不到，甲派又十三人被擊倒在公路上。……乙派抓住幾十個甲派，綁了丟上卡車，用繩子抽打……乙派又架機槍，向甲派半渡之軍掃射，甲派紛紛中彈沈入海底，一甲派群衆被乙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一刀從胸部劃到腹部而死……××拽甲派一姑娘小辨子，打了幾十個開光，小姑娘滿口鮮血直流，並表示拒不投降，××便對她大腿開了一枚，又砍了兩刀，扔到大卡車上，不久便斷氣。……如此，追殺四個專區，行程283公里，乙派大獲全勝。 又八月某晚，丙派開了機槍，攻擊丁派守衛的東方紅劇場，丙派先用炸藥炸倒圍牆，而後向內投手雷，當場炸死兩人，丙派又持機槍沖到三樓將丁派三十多人壓在二樓，並投燃燒瓶引起火災，丁派寧死不降，一個個從二樓往下跳，兩派用機槍，步槍，六0炮圍住劇院，用機槍封住各出口，用迫擊炮炸開圍牆，丙派八十多人沖入四間，丁派二十餘人用手雷擊退丙派。晨，大樓被攻下，丁派回擊，當場死十三人……。 上述這些文字裏似曾相識，屠殺者在戰爭片中的一招一式竟被紅衛兵學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殺敵人的方法竟用於自家爭鬥，80年代，羅大佑寫了一首歌，在我們聽來，這潛台詞又是多麽令人悚然。 亞細亞的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記憶，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看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清官秘史》受到批判 《清官秘史》，姚克編劇，朱石麟導演，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於1948年底攝製完成，並在香港上映。該電影是一部描寫清末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間宮廷鬥爭的歷史故事片。1950年該片先後在全國各大城市放映。當時劉少奇曾說，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本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官秘史〉》，該文認爲影片散佈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販賣賣國主義的理論，醜化義和團，吹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代表人物光緒皇帝，其目的是爲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中央嚴令立即停止武鬥 5月14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毛澤東批准的《重要通告》，主要內容是：（1）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産、促工作、促戰備”的指示。（2）嚴禁打、砸、搶、抄、抓，煽動武鬥的少數壞人和情節嚴重的打人兇手應該受到國家法律制裁。（3）不准破壞國家財産，不准參加外單位的武鬥。（4）不許破壞勞動紀律，不許無故曠工。（5）堅決執行中央4月20日關於停止外出串連的通知。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制止武鬥》。社論指出：近來出現一股武鬥的歪風必須堅決煞住。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針對某些地區出現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秩序的嚴重現象，發佈《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 ★語錄歌、語錄操 “語錄歌、語錄操”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興起，是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形式化、庸俗化的做法。把毛澤東的一段語錄，譜寫成歌曲叫“語錄歌”。背誦一句毛澤東的語錄，做一節體操，就是“語錄操”。這種宣揚個人崇拜的形式主義做法，形同宗教儀式，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在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後，“語錄歌、語錄操”才被摒棄。 ★早請示、晚彙報 “早請示、晚彙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形式主義的做法。“早請示”：每天早上，開始工作、開會或學習前集體站在毛主席位前，先三鞠躬，手握《語錄》貼著心窩，再呼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邊喊邊把《語錄》有節奏地揮向頭頂前，然後，由領隊人領念幾段毛澤東語錄，再講當天準備做什麽事。這些動作統稱爲“早請示”。“晚彙報”與“早請示”基本一樣，只是在每天工作、學習、開會結束之後，向毛主席彙報當天做了什麽事，做得好的，沒做好的，以後怎麽辦。 ★忠字舞 “忠字舞”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興起，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一種形式主義做法。每當集會，邊唱邊手舞足蹈，以表達對毛澤東的“忠心”，人們稱之爲“忠字舞”。跳“忠字舞”時，每人手捧（毛主席語錄》，胸佩毛主席像章，邊跳邊唱當時最流行的《心中的紅太陽》、《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等幾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在有些地方、有些單位除了所謂“革命物件”外，人人都得會跳，有個說法：“跳好跳不好是水平問題，跳不跳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場問題。”所以，不分男女老少，不論場合、時間，一呼百應。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逐漸停止推行。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新華社6月17日發表《新聞公報》宣佈：在兩年8個月的時間內進行了5次核子試驗之後，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了。 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從事核武器研製和試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工作者和一切有關人員致以最熱烈的祝賀。他們在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堅決捍衛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反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修正主義路線，抓革命，促生産，群策群力，大力協同，以“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各種困難，闖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保證了這次氫彈試驗的圓滿成功。 ★《毛主席語錄》發行全球 7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短評《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短評宣稱：“《毛主席語錄》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發行，受到億萬革命人民最熱烈的歡迎和頌揚。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響徹雲霄的凱歌”。“世界革命人民喜得這紅書，就象久旱逢甘露，霧航見燈塔。” ★《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認爲這張大字報具有偉大意義，又說：“黨中央號召，全國元産階級革命派動員起來，集中火力，集中目標，進一步深入地、廣泛地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開展革命的大批判。”17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紀念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社論說，“毛主席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主要物件，是暗藏在無產階級真正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一期《紅旗》雜誌，還發表文章指責劉少奇1946年2月1日的《時局問題的報告》，編者按稱這個報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的反動綱領”；還發表文章指責“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編者按稱“三自一包”是“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 ★前三季度工業生産大幅度下降 11月24日，國務院業務小組向中央彙報1967年前三季度的主要經濟情況和第四季度要抓緊的幾項主要工作。農業增産，但工業生産和鐵路運輸從5月份開始大幅度下降。到9月份，鋼和生鐵的平均日産量都降到1.2萬噸，爲全年計劃平均日産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屬礦）的平均日産量下降到26.8萬噸，爲全年計劃日産量的50％；發電量每天平均下降到1.57億度，爲全年計劃日發電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産量下降到1.86萬噸，爲全年計劃日産量的40％。第三季度全國工業生産平均水平大約只有原計劃的50％左右。 | |
NO:1168_26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28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我再次向北京揮動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然後對她大聲喊叫：永遠記住我，媽媽呀北京！ 。 ——食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當六六、六七、六八屆初高中學生作爲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上山下鄉進入中國農村現實的“汪洋大海”後。他們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蒼海一粟的孤獨。也許他們還有某種把火種播到台灣農村的宏願，但面對處處窮山惡水和紅色浩劫的廣闊天地，生存的艱辛沈重地打擊著他們的熱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紅衛兵戰士，在“大有作爲”的再教育中變成這個時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學生爲主的紅衛兵，放棄課堂走向革命“串聯”。1967年中央要求“複課鬧革命”，但招生考試制度被廢除，初高中學生形成積壓，僅有大學能複課。 本年度，學生積累數達1000多萬人，國民經濟卻全面衰退，工礦企業無法消化這些剩餘勞力。 1968年毛主席發出指示“知識份子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的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毛澤東自己也頭戴草帽，手握鐮刀，站在金浪翻滾的麥田裏指示航向。“廣闊天地、大有作爲”，這個聲音不斷地在陽光燦爛的天空回響，鼓勵著2000萬所謂“知識青年”，聲勢浩大地撲向金燦燦的田野。 上山下鄉最初是一種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選擇，既是時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擴大戰果的必然。知青們胸戴大紅花，腳跳忠字舞，鑼鼓喧天地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抱著極大的革命熱情，堅決地開進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是充滿樂觀精神的，如1965年出版的《在廣闊天地裏》有這樣的描寫：“嫣紅的夕陽，把整個山溝點染得金碧交輝。小溝裏流水淙淙，森林中鳥兒歡唱，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響樂，滔滔地歌唱著山區的美好遠景，讚頌著新的一代青年們的美麗理想。”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詩意消失了。 小喬的祖輩生活在山西晉南，祖輩的生活貧困而單調，1960年他考入了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分配時，不願下鄉。 小喬的思想被駐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老李發現了，李師傅遵照毛主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偉大教導，用自己血淚斑斑的家史來教育小喬，李師傅痛苦地回憶道：“在那吃人的舊社會，哪有我們窮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領導我們窮人翻了身，過上了幸福生活，像你們這些窮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學的機會。可是有人讀了十幾年書，就忘了本，不願到農村，到艱苦的地方去，這對得起毛主席嗎？”此話觸到了小喬的痛處，他沈痛地流著淚說：“李師傅，我錯了，是我沒有好好聽毛主席的話，忘了本，我對不起工人階級，對不起貧下中農，更對不起毛主席！”李師傅很嚴肅地說：“人民把你供養到醫專畢業，你卻不願爲人民服務，不願到深山窩鋪去，你知道有多少貧下中農在盼望著你們？有多少病人在等著你們的診治？”老工人的話銘刻在小喬的心裏，他激動地拍拍胸前的紅寶書說：“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堅決到深山窩鋪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我們當然明白上述語言有多少後加工成分，也驚異一個工人和一個學生的對話，語言邏輯上這麽完整，政策水平上這麽高超，但我們必須相信，這就是1968年的標準語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農村艱苦，抱著中世紀田園詩的夢想奔向農村，也許自有他們的人生見解，而大批從農村苦水裏泡大的農民子弟要面對農村的艱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義的支援了。這裏邊的差別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們一到農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這也是20年後，知青文化熱死灰復燃後，老知青們引以爲傲的事情。他們企圖以此來證明，知青在上山下鄉時的苦難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石，並以此來證明知青一代爲“中國最後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苦條件下，其革命鬥士的尊嚴和高貴被生活的嚴酷毫不客氣地挫敗，我們相信，這時候他們心中澎湃的絕不是悲壯的理想主義，而是辛酸、貧賤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當年阿Q對小D一樣，鄭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 當年知青生活的艱難處，以下列兩事可知：搶吃“憶苦思甜”飯一天，生産隊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會後自然要嘗嘗憶苦飯。也不知隊長是有意還是無意，拿出隊上積存的幾十斤穀子碾成米，加上好幾百斤牛皮萊，煮了一大鍋。會議進行中，旁邊那鍋萊稀飯早已漫出團團白霧，發出陣陣誘人的清香。社員們個個翹首咂舌，不時扭頭望著那團迷人的白霧，心裏巴望發言快點結束。孩子們緊緊圍住那鍋竈不肯離去。當隊長宣佈開始吃憶苦飯的話音剛落，人們便爭先恐後，拿碗取缽，遞到鍋前。兩個掌勺人應接不暇、累得滿頭大汗。我也拿著搪瓷碗，舀滿一碗，“噓噓”地只管喝不管燙。這哪里是憶苦飯呀，對我們來說就是一頓美味佳肴。吃了幾個月紅薯早巳生厭，現在喝著這香噴噴的牛皮萊稀飯只覺得滑膩爽口。不一會兒，一大鍋菜稀飯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說安逸。“憶苦思甜”真個成功了。 手錶 知青無多少細軟，手錶更稀罕，一塊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婦。一日，某君由省城返鄉，腕上多了一計時之表。此物雖系家傳，然年久失修，指標走得步履維艱，常有勞逸結合之舉。一知青對某君問以時刻，某君先開窗，伸頭仰望天空之日，複回頭，低首俯視腕上之寶，面有愧色，曰：“下午了”。問者啞然。 1968年上山下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國更加動蕩的命運。50年代末的上山下鄉，開發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這次上山下鄉應是經濟發展的積極舉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鄉，除了國計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歷史的命運上，應有天理懲戒的辛辣意義。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鬥，已經對共和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藝術領域完成了一場空前的掃蕩。生産已遭到極大的破壞，困難時期後開始的短暫安寧局面又遭到“紅海洋”的全面摧毀。這千多萬學生留在城市無所事事，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無力承受，對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會等級觀的孩子們來說，現有的國家系統似乎也對他們失去了最後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們文革的橫掃一切和打個翻天覆地、打個落花流水的慣性，中國社會形態被紅衛兵鬥爭搞得面目全非並不是神話。所以，將知青青春的熱情消耗在藍天白雲之下，黃土高山之間不失爲一項英明之舉，就像一艘惡浪中的大船，抛棄大批的貨物贏得航行的安全一樣，讓青年下鄉，是當時的緊急避險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熱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上山下鄉的苦難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毀滅性的命運。儘管在事實上，知青一代人的許多分子與新生代的幸運兒們相比，他們的青春歲月確實顯得可憐可悲。但由於歷史造成的他們簡單熱情、盲目忠誠和時代造成的多血質性，這種所謂的青年運動一剛剛産生就注定了它的滅亡。如何在滅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歲月中的最大追問，其意義不亞于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死亡”之自問。上山下鄉所經驗的痛苦，無不時時撞擊他們的靈魂，平靜他們發昏的頭腦，啓迪他們思索的智慧。在從自豪到焦慮、不安之後，許多知青面對了生活的現實，體味了勞動的快樂，感受著隱秘的愛情，追求著個人的真理，從阿城的系列小說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饑餓年代的超凡智力；《樹王》在拓荒時代的堅韌執著；《孩子王》象徵著愚昧時代的開啓鴻蒙。儘管“知青熱”有著近乎病態的自戀，但我們依然能夠分享他們以青春爲代價的喜悅，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個時代，也不過如此。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運掙紮折射出了艱難歲月裏的不幸，歷史是一條波濤澎湃的河，留下來的是堅石，淘走的是黃沙。當一代人曾經轟轟烈烈，而今卻灰飛煙滅後，留下的是他們以生命代價給予我們的警示，這許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後來的人們引以爲戒，讓我們以分享他們的快樂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鄉時，我帶去自己裝的礦石半導體收音機，頭一晚上出來一放，可以說産生了轟動效應，引來滿屋子大人娃兒坐滿一地。儘管收音效果很差，但聽衆熱情之高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時間很晚，仍遲遲不願離去。最後走時提出看一下機子裏是什麽東西。隨你怎麽說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麽名堂，可就是不甘心。無法，只有滿足其願望才得以收場。一連幾天，天天晚上來聽，坐上一屋人，簡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謊稱電池用完，誰知熱心聽衆竟自己帶電池來，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錦車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不憾，不亦樂乎？ ★元旦社論：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題爲《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的社論。社論說，1968年要繼續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促進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深入機關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並且提出，要“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要整頓黨的組織。社論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産、促工作、促戰備；要節約鬧革命，愛護國家財産，自覺加強勞動紀律，堅決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歪風；要大力抓好交通運輸；要健全和加強各級生産領導班子，重要的生産和科研部門，要迅速建立堅強的領導核心。 ★“永遠開除”劉少奇的黨籍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全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全會的主要議題是通過關於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和通過黨章草案。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了話，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會議一開始，就批判所謂“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6位革命家遭到圍攻批鬥。會議還錯誤地批判了朱德、陳雲、鄧子恢。林彪在10月20日說：“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全會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憑僞證寫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次全會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林彪、江青一夥還聯噪要公審劉少奇、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於毛澤東的反對而未能得逞。全會通過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九大代表産生的辦法和《中囯共產黨章程（草案）》。全會最後通過公報。全會根據毛澤東關於“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總口號，作了實行“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工作”、“認真做好整黨工作”以及工人宣傳隊要“永遠領導學校”等部署。 ★狠批“養騾子津貼”等 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在1966年以前制訂了30多種具體的獎勵制度。年獎，月獎，季獎，安全獎，省煤節電獎，小指標獎，集體合同獎，師徒合同獎，節日獎，全勤獎，“竅門獎”，“辛苦獎”，以及爲了照顧情緒的“安慰獎”，等等。該廠的戴××最近撰文認爲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戴還說，廠裏有一台碎煤機，曾經三次搬家，每搬一次就發一次“合理化建議獎”，最後，這台碎煤機又搬回原處，照舊又發了一次獎。甚至晚上給廠裏喂喂牲口，也發給高達40元的“養騾子津貼”。一句話，就是“幹活給錢”！ 戴文指出：“推行物質刺激不僅是中國赫魯雪夫及其在舊北京市委的代理人腐蝕工人、復辟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也是他們壓制工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一根大棒。” ★永遠“購銷兩旺” 6月22日，新華社報道：《首都市場購銷兩旺欣欣向榮》。報道說，今年以來，首都市場形勢越來越好。日用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收購量逐月上升，商品的花色品種越來越豐富。調運農村和外地的商品越來越多，商品庫存日益增加。棉布、針織品、火柴、洗衣粉、肥皂、收音機、鋁鍋、燈泡等多種主要生活用品的月收購量比年初有大幅度增長。大批紡織品、文化用品、中西藥品和化工類商品源源運往外地。目前，從北京市百貨大樓、北京食品商場、西單菜市場等大型商場到遍佈農村的供銷社裏，日用工業品和肉類、蛋品、蔬菜等各種副食品琳琅滿目，銷售活躍。棉布定量的減少，對市場的影響似乎並不大。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 南京長江大橋是我國規模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位於南京下關和浦鎮之間跨越長江，連接津浦和滬寧鐵路。1960年1月18日開工興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車。工程全系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建造。大橋正橋長1576米，雙層式結構，上層公路橋，橋面寬15米，兩側人行道各寬2.25米，下層爲雙線鐵路橋。兩岸以橋頭堡建築作爲正橋和引橋的分界，鐵路和公路在兩岸引橋部分逐漸分岔，沿鐵路橋面全長6772米，沿公路橋面全長4588米。大橋正橋10個孔，採用連續鋼橋梁跨越。鐵路引橋共159個孔，大部分採用跨度31.7米預應力混凝土簡支梁。墩身爲雙柱式結構，大部分採用鋼管基礎。大橋主體工程用鋼料爲66516噸，混凝土爲384063立方米。南京地處長江下游，江面寬闊，水深浪急，水下地質情況極爲複雜，經常受到沿海強大颱風和海潮的侵襲，施工難度極高。大橋的建成，開創了我國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橋梁的新紀元。 ★12月22日：藏匿一代人命運的編碼 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的報道，並加了編者按。報道說，甘肅省會寧縣城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産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從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縣688戶城鎮居民中已有191戶、995人分別下到13個公社和生産隊安家落戶。編者按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編者按認爲：這是一種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風尚，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的城鎮居民到農業生産第一線去。隨後，全國各地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業生産第一線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初中畢業生，除已回鄉、下鄉和參加工作的以外，紛紛被動員去農村、邊疆落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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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30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要把敵人消滅光。 。 ——《革命造反歌》 1969年，這在記憶中大約是最難有鮮明特點的一年，國內形勢，首先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文革的荒謬在九大上變成了法典，劉少奇在他死於開封府之前，也終於被恥辱地定爲“叛徒、內奸、工賊”，泥塑的包青天的耳朵聽見一句新的口號：“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蘇聯在新疆、在珍寶島，印度在西藏也分別敲邊問塞。表面上看，1969年的事兒真不少，但這不少的事兒不過是舊調重彈，像一曲無主題的變奏，有些新意，但無法令人激動。老實巴交的百姓向隅發呆，牛鬼蛇神像皮影戲一樣，不斷上演他們的伎倆，前兩年的階級仇恨在1969年也許變成了一種新的情感，調弄這些皮影也許是種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4年來的口號層出不窮，4年來的革命摧枯拉朽。在農村裏，人們在缺乏新意的政治活動中疲倦而麻木，儘管每天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開會學不但小夥子們卻心不在焉，他們只是喜歡看年輕的婦女奶小孩，也很喜歡看她們納鞋底時，三個指頭拉著針，引出長長的麻線，將針尖從黑油油的青絲中輕輕劃過的嫺靜的樣子，所以人們漸漸地意識到，生産隊裏開大會，並非是件沒有意思的事情。 朋友回憶道：“生産隊開大會的永恒主題是鬥私批修。挨鬥的永遠也是那位漂亮的地主婆。”說她是“婆”其實很不恰當，她才四十來歲，臉頰紅潤而白色，眉眼生動傳神，藍布衣裏透出這個地主婆年輕時的俊俏，“她可以說是那個年代我見到的最漂亮最迷人的農村婦女”，她的男人被送到新疆勞改，兒子也過繼給了有保護能力的貧下中農，開會時，地主婆總是躲在一個角落，“革命形勢一派大好”的開場白後就是鬥地主。1969年已不大興五花大綁了，在農村鬥地主也不興彎腰低頭了，地主總是低著頭，如泣如訴地訴說她怎麽在舊社會吃香的喝辣的，怎麽樣惱了罵丫環怒了打長工，最初人們聽來還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後來變得喜歡聽她的泣訴了，再後來，地主婆講得繪聲繪色，人們聽來不覺十分的神往，心思早離開了會場，仿佛回到中世紀的莊園，自家小有薄産，與嬌妻美眷，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豐盈。當人們開始想人非非，突兀而來的口號聲終止了這個節目時，那個俊俏的地主婆已停止泣訴，如釋重負地叨起一竹管，楞楞地抽著草煙。 “直到我們離開山村的時候，我們都十分留戀開批鬥大會，隊長也十分喜歡開會，讓人不解的是，隊長在會後總是能夠與地主婆說說笑笑，開一些農村人才聽得懂的性玩笑，有機會了甚至在玉米地裏擰一把地主婆的大腿，召來地主婆嬌羞的嗔罵，一到了開會時間，隊長的義正辭嚴與平日判若兩人。人們對地主婆的剝削生活從批判發展到想象類比，心旌蕩漾，這也許不是歷史開出來的玩笑。” 開玩笑的也許只有歷史，按照西方諺語，我們可以這樣說：“人們一思索，歷史就發笑。” 林彪一直在爲我們塑造一個不可企及的神像，一個“最高最活”的神，但是在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在宣傳毛澤東形象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不要追求形式，要講究實效”； “不經中央批准。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 “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 “不要搞忠字化運動”； “不要早請示，晚彙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在某種覺悟産生之前，林彪已爲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爲中國人塑造了一個神。在林彪的造神語言中，我們活生生地看到古代亂臣賊子的今世嘴臉——那就是用誇大其辭，阿諛奉承的極端拍馬語言，實現先把對手捧到不食人間煙火偶像的位置，拉開神與人的空間，然後自己再進入這個空間，佔據作爲人的領袖的地位。 林彪這樣來神話毛澤東： 聖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馬列主義的最好方法，就是學習毛主席的東西。 聖言：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聖物：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畫像，金屬毛主席像章 聖訓：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的毛澤東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的頂峰。 大禮儀：口唱語錄歇，手舞紅寶書，腳踏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上班前，下班後站在毛主席像前，誦讀毛澤東的語錄“獻忠心”。對偶像的膜拜甚至到了人畜不分的地步，“養忠字豬”據說是貴州都勻專區的特産，是在豬頭上剪剃豬毛顯出一個用心的形狀框住的忠字。 在毛澤東形象一步步被擡升高入雲端的過程中，毛澤東1969年曾經有過“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呢？”的警覺，但由於大勢使然，領袖的謙虛和冷靜並不能阻擋崇拜之風的蔓延。 作爲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許是簡單而快樂的，由於林彪的造神運動，人們的生活也變得簡單中有豐富。之所以簡單，是因爲我們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沒有多少舉棋不定的選擇，整個民族就一個靈魂——政治；之所以豐富，是因爲我們圍繞著一個“神聖”的思想而生存，這個一神體系伴隨著語言的規範化，音樂的大統一，舞蹈的群體性，色彩的熾烈單一，整個的審美情感就是一種拜神審美，人們的生活多少有些沈悶中的快樂。 中年以上的人們都有跳忠字舞的經歷，遺憾的是，此舉並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那時人們胸前都佩戴著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語錄》，圍成一個象徵“忠心”的圓圈，一邊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一邊反復轉圈，同時做出與歌詞相仿的舞步、手勢、表情等簡單動作。例如，唱“敬愛的毛主席啊”，要手舉《毛主席語錄》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擡頭眼望語錄上的毛澤東像，唱“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要把語錄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處緊貼，象徵著”在我心中”，然後兩手分開，有節奏地來回高舉擺動，擡頭仰望天上的太陽，表情幸福，作接受陽光照射狀……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時間場合，一呼俱應，無論是在田間地頭，無論是在工廠大街，只要遍佈全國的廣播一響起歌唱毛的音樂，人們就像突然解脫似地，放下手中的話計，停住勞頓的腳步，就地如醉如癡地跳將起來，當時有種說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跳不跳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場問題。”此話可圈可點。 毛澤東思想與民同樂，這種單純，也許永遠是一個神話了。 有一個劉奶奶學語錄的故事，也是頗值得把玩的：劉奶奶69歲了，從來沒唱過歌，可現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還組織老太婆演節目。爲學毛主席的著作，劉奶奶白天讀，夜裏睡不著覺也讀，忘了就喊人教。孫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來問十多遍，鬧得孫子睡不好覺。劉奶奶親切地對孫女說：“玉珍，你教奶奶多讀一個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獻一份忠心。” 儘管中央文件規定不要追求形式，講求實效，但拜神運動對於百姓來說，也算是“忠心”時代的一種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項上是禁而難止，至少到1976年，我們仍然可以看見人們在跳另一類型的忠字舞。人民對這一系列的“拜神”活動有自己的目的，試想，在一個簡單化的時代，有多少歌兒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兒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體活動成爲日常生活的重大內容啊。有關“拜神”的一切類似宗教的活動，是那個時代唯一能讓人們放下面具，回歸真誠的時候，原本和爲貴，禮爲先的中華民族，又何嘗能夠總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樂原則假借著拜神的方式在盡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們的“表忠心”活動無疑成爲抒發自我感情的獨特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拜神的快樂早已變異爲自我抒放的快樂，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當年生命力的一個象徵。 1969年，台灣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說寫一個地位低下而極力想維護人的尊嚴的台灣下層人物，迫於生計當了“廣告人”，不得不自我醜化，化裝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喪盡了人的尊嚴。這一切從生計上是爲了懷孕的妻子免于打胎，從情感上是爲了取悅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個角落，主人公都必須化裝成“廣告人”——兒子的大玩偶。一天兒子醒來，看見常人打扮的父親，嚇得哇哇大哭，主人公說：“兒子，我是你爸。”兒子更厲害地大哭，說：“我不要你這個爸爸，我要蔥頭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毛澤東選集》出版1.5億部 近3年來，我國共出版、發行包括漢、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各種文版的《毛澤東選集》1.5億多部，相當於文革前15年出版總和的13倍多。同一個時期內，全國還出版、發行了《毛澤東著作選讀》1.4億多冊、《毛主席語錄》7.4億多冊、毛主席的“老三篇”、“老五篇”和《在中囯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著作的彙編本、單編本近20億冊、《毛主席詩詞》9600多萬冊。 ★康生製造“內人黨”案 去年2月，康生說：“內人黨（即40年代革命組織內蒙古人民黨的簡稱）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因此，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電台廣播，張貼布告，勒令“內人黨”黨員3日之內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否則一概按敵我矛盾處理。3日後，又將期限延爲10日。於是，解放初期登記爲“內人黨”的各類人，懷著各種複雜的心情前往登記。同時，又主要利用漢族幹部對“內人黨”進行清理。按照清理階級隊伍的作法深挖狠鬥，牽連的人越來越多。本年2月4日，康生又說：“軍隊也有內人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治則說：“內人黨明裏是共產黨，暗裏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結果，因“內人黨”案受牽連誣陷的人達34.6萬餘人，以致不得不將一部分“內人党”分子囚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訓批鬥。整個案件造成11622人被迫害致死。 ★珍寶島自衛反擊戰 3月2日，蘇聯出動邊防軍70餘人、裝甲車2輛、卡車、指揮車各1輛，從下米海洛夫卡和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方向，悍然入侵珍寶島，開槍開炮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多名。我國邊防部隊反擊，給入侵者以應得懲罰。4日至12日，蘇軍又出動邊防軍和飛機，連續入侵珍寶島。15日，蘇軍使用坦克20餘輛、裝甲車30餘輛、步兵200餘人，在飛機掩護下，再次向珍寶島發起進攻。珍寶島守島軍民不畏強暴、英勇奮戰9小時，打退了蘇軍3次進攻，再次給入侵者以殲滅性打擊。17日，蘇軍又出動坦克3輛、步兵100餘人，再次來犯。遭到猛烈還擊，被迫撤退。事件發生後，我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最強烈抗議，堅決要求蘇聯政府懲辦肇事兇手，立即停止入侵中國領土和武裝挑釁，並保留要求蘇方賠償我方一切損失的權利。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打擊新沙皇》的社論，全國軍民舉行聲勢治大的集會和示威遊行，聲討蘇聯的挑釁行爲。 ★中共九大在京召開 4月1日至24日，中囯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九大通過的黨章，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的修改；對黨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了歪曲的闡述；砍掉了黨員的權利；違背黨的組織原則，規定林彪爲“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4月24日，選舉出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2年8至9月，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四清”運動中，中央提出了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1966年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又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以此爲指導開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囯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將上述錯誤理論概括爲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並寫進了黨章的總綱中：“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還認爲只有通過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決這個矛盾。這條基本路線對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紅旗渠 紅旗渠是巨型水利工程，位於河南省林縣境內。1960年2月動工興建，1966年建成主體工程，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設施，前後10年，在太行山的懸崖陡壁上建成了氣勢磅礴的“人造天河”。1959年河南大旱，林縣人民政府決定從山西平順縣侯壁斷下，把河流截住，劈開太行山，修改一條長700公里，寬8米，深4.3米，引水量爲25秒立米的總幹渠，即紅旗渠。紅旗渠引漳河水穿山越嶺，流入林縣分水嶺，然後向南、東、東北3個方向，分成3條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庫，形成一個總長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築物6500座的龐大水利灌溉網。使全縣水澆地面積由解放前不到1萬畝擴大到60萬畝，把水貴如油、十年九旱的林縣改變爲旱澇都不怕，年年保豐收的富饒山區。 ★一個雞蛋中的“路線”問題 《紅旗》雜誌1969年第九期發表文章：《深入進行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教育——浙江省德清縣下高橋大隊的調查報告》。文章把農民引進合理性種植、計劃産品出售、收益分配等說成是“農村階級鬥爭新動向”，是“復辟資本主義”。並說“在集體的土地上種什麽，不是簡單的落落籽的問題，這裏貫穿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營方針的鬥爭”，把在農村搞多種經營說成是“自由經營”，是“資本主義”，把農民將農副產品拿到集市上自由買賣，不賣給國家說成是“修正主義黑貨”。文章還提出“要把一斤糧食，一把竹筍，一個雞蛋，賣給誰，賣什麽價格，都提到走什麽道路的高度來認識”；把農民提出應“少留多分”，“多勞多得”說成是“物質刺激，工分挂帥”，“是要拆集體經濟的台，製造兩極分化，走資本主義老路”。 | |
NO:1168_28
| 讀讀樂 於 2002/09/20 21:33 | |
| Re:中國建國五十年史 | |
對於一去不復返的甜蜜的記憶，既找不到眼淚，也找不到反省。 。 ——普希金《在祖國蔚藍的天空下》 印度電影《流浪者》早在文革以前就已進人中國。《流浪者》和其主題曲“拉茲之歌”，在中國最轟動的時期是在70年代末，那是在一代人遭受了苦難經歷之後。《流浪者》反映印度等級社會的黑暗現實，歌頌了純潔的愛情和人道主義，這當然是影片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然而，影片引起十年浩劫之後中國人的共鳴，自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我們還記得當年的話劇《救救她》的悲痛呐喊，在女主人公呼喚正義的背後，是否包含了一代中國青年對蹉跎歲月的控訴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流浪者》有兩句著名的台詞：強盜的兒子永遠是強盜，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毫無疑問，這台詞勾起了一代中國人的痛苦回憶。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 這副被稱爲“鬼見愁”的對聯所標榜的社會種族主義，造就了一大批中國式的“拉茲”，鬼見愁標榜的社會哲學成爲縈繞著他們命運的惡夢。 1966年8月2日，陳伯達在接見“鬼見愁”對聯的辯論雙方的代表時指出，對聯“不全面”，並建議改爲“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 陳伯達講話以後，使本來就承襲有封建血統論思想的學生（其中不乏革命幹部子弟）以出身爲標準，迅速分爲兩大派別。在清華、北大等學校，掀起了成立“貧協”的風潮。“血統論”導致的社會分裂，在未來的10年內，使中國人走向文明的反面。“出身”，就像與生俱來的原罪，無法救贖。8月12日，深得“血統論”精義的譚力夫與人聯名貼出了《從對聯說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要把它“提煉爲政策，上升爲本本條條。”他在另一場演說中，發表了以自己的血統打壓另一派的情緒：“我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像無產階級的樣子下臺，不能像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 青年學生迅速分解爲“紅五類”、“黑五類”，而一名叫遇羅克的青年人對此作出了否定。 遇羅克出身在一個“黑五類”家庭，父親1950年被定成專政的物件時，他才3歲。他生得溫和、安靜，眼神充滿智慧。在遇羅克的學習生活中，他堅持不懈地要求政治進步，要求加入少先隊、共青團，然而這些進步要求都因爲他的出身而遭拒絕，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識上猛下苦功，逐漸形成“思考的腦袋”。1966年12月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發表的《出身論》成爲一時的驚世駭俗之論。 “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爲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爲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人的前進方向，娘胎決定不了。”“不管你是什麽出身，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先後印了近10萬份，都被一搶而空，在這張小報上，他還發表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瞭什麽？》等文章，對“血統論”作了系統的一針見血的批判。 遇羅克的智慧沒有給“黑五類”求得平等的地位，他自己反而成爲“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統決定論的祭牲。 突然，門“豁啷”一聲被推開了，屋裏的人驚異地扭過頭去——呵，深藍的夜空襯托出哥哥那嚴厲、鎮定、蒼白的臉。他那銳利、冰冷的目光像閃電般直刺向驚愕的人群；那堅毅、緊閉的嘴角，正直的鼻梁，發著寒光的白玻璃鏡框，直攝進人們的心魄…… “你就是遇羅克？” “……十六條明文說過，報紙上也多次講明：只許文鬥，不許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後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我犯了什麽罪？” “出身就是你的罪！我們擁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摘自遇羅錦《一個冬天的童話》） 遇羅克就在當夜被抓走，受盡了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摧殘和虐待。遇羅克入獄後，他們全家7口人，除一個70歲的姥姥外，全都被發配到北大荒等地勞教。1970年3月，春寒逼人，一個年輕人充滿良知的聲音被無情的“專政”壓滅了。事後他父親回憶： ……你哥哥被槍決那天，上午我正在家做飯，警察進來喝道：“你兒子遇羅克被槍決了，你有什麽意見？快簽字吧！”說看把判決書往桌上一摔。唉……我好不容易才想過味兒來，坐在地上就哭起來，站都站不起來了。他挺不耐煩，等我簽了好去交差，我一狠心，哭什麽？我當著他的面哭什麽？我使勁起來簽了字，他揚長而去——人都死啦，還問有沒有意見？ ——你媽媽下了班，我還在那兒痛哭。她在班上就知道了，你說她可不可氣，硬不叫我哭，還喝斥我，“要哭，你上外邊哭去！”她硬是一滴眼淚沒掉！我哪兒有她那麽大毅力？唉！……” 遇羅克《出身論》發表後，其鄰居的孩子，因爲貼了一張“《出身論》作者永垂不朽”的標語，被判了8年徒刑，本來意在爲出身申辨的逼羅克全家，更顯著地成爲“黑五類家庭”，過的是更悲苦的生活，某年春節，遇羅錦請假回家—— 第二天中午，一位二十多歲的小警察坐在椅子上，翹起二郎腿，一手用力點著我的證明說：“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算什麽理由？這點理由就請十天假？你們三個都這時候回來，遇羅克在全市挨批鬥，難道你們要回京劫獄嗎？立刻回去！遇羅文、遇羅勉也必須回陝西農村去，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 “他們才回來四天呀，”母親向警察解釋道：“同隊的知識青年都回北京探親了，他們連過冬的柴禾都沒有，您叫他們回去怎麽過冬呢？過了春節吧。” “春節？春節是給人民過的，不是給反革命過的，你們家的情況和別人不同，我不管怎麽過冬，老鄉人也沒凍死嘛，回去！都必須回去，最遲不過後天上午，到時候我們來檢查，不服從命令，不要怪我們不客氣！” 1970年的冬天，遇羅克被殺，張志新被捕，“紅五類”“黑五類”同在廣闊的農村，做著大有作爲的夢，實踐著醜小鴨變白天鵝的童話，拉茲的命運同等地落在“好漢”們的身上，與拉茲不同的是，他們似乎很快樂地承受生命的苦難。 當年知青的幾則日記很能說明問題—— 1970.4.18 下雨，未出工。 昨晚發生了兩件事： 1.大隊長鄭重通知：美國發射了一個宇宙火箭到西昌，估計今晚或明天就會到達。然後再叮嚀：聽到聲音或響動，你們要趕快起來啊，社員徐某等六人被派在曬場上等火箭，等了整整一個晚上，氣氛嚴肅緊張。據說，一隊通知的是，美國今晚要派火箭來空投特務，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 2.昨天上午知青湯某等到一隊幫忙打架，晚上十時許，公社“群衆專政大軍”十幾人奉公社革委會之令到我隊捉拿他們。宣讀“聖旨”畢，喝一聲“綁起來”，就把他們雙手倒剪，高高捆起，押到公社，當晚就開了鬥爭會，公社領導的拳腳立刻使他們受到了深刻的再教育，然後把他們關在“公社監獄”（倉庫下面）蹲了一夜。今天生産隊已通知所在大隊開他們的鬥爭會。 1970.4.25 出工：薅包穀 幾個社員又擺起了“食堂化”，說當時半個月就有參現團來一次，於是規定每人每天扣五錢米，等到來參觀團時就酣吃一頓，餘某說：“只有這頓才吃得飽啊。”毛某：“嘿，你敢這樣說？那會兒說食堂不好，就是攻擊社會主義，要扣你的飯，還要半夜三更弄來鬥、弄來打，打死了沒聲沒氣就完了。死個人連死個雞都不如，死個雞還可以管幾個錢，死個人死了就算了。”他們還介紹了當時發明的“大米飯”，把穀子蒸熱，曬乾，碾出來後再蒸成飯，三兩米可蒸一大碗。羅某說：“看起來一大碗，拿筷子一戳，就是一個大窩窩。” 1970.5.21 出工：澆苕、澆煙。 今天開社員會，公社書記宣講大好形勢，最後他說：“有人說，煤油一家人一月分配4兩不夠，告訴你們，不是沒有煤油，是戰備存留了，如果發多了，還不是浪費點完。又說買不到線，嘿嘿，衣服穿得還是不算好爛嘛！” 這幾則日記很能說明70年代的氣氛，在陰鬱的冬天裏，一切狂熱爲接踵而來的匱乏所代替，一切“光榮”在人世間的艱辛之中煙消雲散。 ★全國掀起“一打三反”運動 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對於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予以打擊，要號召廣大群衆對反革命分子進行檢舉、揭發、清查、批判，把隱藏的敵人挖出來。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中央認爲，在經濟領域內，有一小撮階級敵人與暗藏在國家財經部門的壞人相勾結，利用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煽動經濟主義妖風，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同時，有些單位大興土木，揮霍浪費國家資財。爲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國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堅決打擊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活動，“粉碎階級敵人在經濟領域的進攻”，要發動群衆，雷厲風行地開展反對鋪張浪費的鬥爭。中央還重申：一切按照規定不許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經過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以外，任何單位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不准以協作爲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後門”；一切地下工廠、商店、包工隊、運輸隊必須堅決取締；嚴禁新建、擴建和改建樓堂館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暫停下來；任何地方不許興建高標準的城市建設工程；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産性設備。上述幾個文件下達後，一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但由於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加之一些地方派性嚴重，因此，在貫徹上述文件和《公安六條》中，造成很多冤假錯案。 ★柬埔寨政變西哈努克抵達北京 4月19日，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柬埔寨發生政變後由莫斯科到達北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告訴他，“我們已發表了親王作爲柬埔寨國家元首抵京的消息”，“我們支援你的立場是很清楚的”，“只要親王有決心鬥爭到底，我們一定支援你，我們決心支援親王直到勝利回國”。4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領導成立了以他爲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5月5日，組成了以賓努親王爲首相的民族團結政府，中國政府第一個承認了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宣佈成立的民族團結政府爲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國戰爭中，中國在政治上和物質上都予以大力支援。 ★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 4月24日，我國首次成功地發射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該衛星爲一個直徑約1米的72面體，重173公斤。其軌道近地點439公里，遠地點2384公里，傾角68.5度，運行周期114分鐘；衛星上裝有遙測、跟蹤等多種儀器，以及一台《東方紅》樂曲發生器，它以20009兆赫的頻率向地面不斷放送《東方紅》樂曲和遙測信號及資料。這一顆衛星設計壽命爲15天，實際工作了24天。它的發射成功，是我國發展空間技術的一個良好開端。 ★流行口號：打倒洋奴哲學 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趙先平的文章《打倒洋奴哲學》。文章說，70年代第一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號召下，上海許多工廠的革命工人正在開展一場改造基礎工業的會戰。 文章寫道：在會戰開始，有的單位由於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工業路線流毒的影響，一接到生産“高、精、尖”産品的任務，就向國家伸手；廠房建造要大的、高的，設備物資要全的、洋的。有人居然還得出這樣一個公式：要出“高、精、尖”産品，一定要有“洋、大、全”設備；沒有“洋、大、全”設備，出不了“高、精、尖”産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工人階級，難道能接受這種跟著洋人後面爬行的公式嗎？絕對不行。文章接著說：“什麽工作都要搞群衆運動，沒有群衆運動是不行的。”發展“高、精、尖”也不能有絲毫的例外。事實證明，只有依靠群衆的力量，才能真正衝破洋框框，才能多快好省地發展“高、精、尖”。我們在這場改造基礎工業的會戰中，堅持革命大批判，第一個專案都實行了領導、工人和技術人員的“三結合”，洋奴思想一露頭，就受到了群衆的抵制。要徹底埋葬爬行主義，打倒洋奴哲學，越是“禁律”越要破，越是“禁區”越要闖。 ★成昆鐵路建成通車 7月1日，成昆鐵路建成通車。這條鐵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雲南昆明，北與寶成、成渝鐵路相接，南與貴昆鐵路相聯，全長1100公里。這條鐵路於1958年開始勘測設計並局部開工，1964年9月全面展開施工，成昆鐵路穿越大小涼山和橫斷山脈的隧道有427座，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大小橋梁有991座，隧道和橋梁的總長度占全線的40％。工程十分艱巨，總投資33億元。它的建成，對於加強沿線地區各民族的團結，促進西南地區資源的開發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於鞏固國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成昆線上隧道和橋梁的總長度即達400餘公里，有些地方車站也延伸到隧道內。 ★普及大寨縣 9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山西省昔陽縣學大寨的調查報告：《從大寨大隊到昔陽縣》，同時發表題爲《農業學大寨》的社論，社論指出，“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爲了更快地發展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加強我國的經濟力量和國防力量，我們決不能滿足已經出現了成千上萬個大寨式的先進大隊，滿足於部分縣、地區和幾個省、市跨過了綱要，那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進一步深入開展學大寨的群衆運動。”社論提出了普及大寨縣的問題。社論說，“昔陽成爲大寨式的縣，向各縣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 ★“批陳整風”運動開始 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指示》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採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了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粉碎了陳伯達的反黨陰謀，撥正了全會的航向。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全會揭露了陳伯達反黨，反‘九大’路線，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的面目。。“中央決定將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印發給你們。”“各單位應由主要的負責同志，親自傳達陳伯達反黨的問題。陳伯達歷史複雜，是一個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審查他的問題。”文件下達後，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對外稱爲“批修整風”運動）。 ★倪志欽創男子跳高世界紀錄 11月8日，國家田徑隊和湖南、廣西田徑隊在長沙市勞動體育場舉行比賽。下午3時，身高1.84米、27歲的跳高運動員倪志欽從1.98米開始起跳，於4時10分，在第二次試跳過程中，越過了2.29米的高度，打破了由蘇聯運動員布魯海爾保持多年的2.28米的男子跳高世界紀錄，也突破了他在1966年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上創造的2.27米的跳高紀錄。這是我國運動員在田徑運動的男子跳高專案中第一次創造的世界紀錄。 ★黃浦江越江隧道建成 黃浦江越江隧道是橫貫上海黃浦江底的公路隧道。第一條1966年開始興建，1970年建成。隧道全長2736米，主道長1322米，兩端各有引道與公路主幹線相連。隧道內行車道寬7.07米，高4.40米，以貨運爲主，日夜通行無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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