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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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1 02:14 | |
| 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１。捐血一袋，害人一命！（ＡＩＤＳ篇） ２。希望工程！ | |
NO:895_1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02:2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本報記者孫靜惟北京二十三日專電】 今天上午在衛生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獲悉﹐今年上半年全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七點四﹐愛滋病病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了二點八五倍。 據專家估計﹐到二零零零年底﹐中國實際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過六十萬人。 這是記者今天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記者招待會上獲得的消息。 據介紹﹐中國自一九八五年發現首例愛滋病病人﹐截止到二零零一年六月底﹐全國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二萬六千零五十八例﹐其中愛滋病病人一千一百一十一例﹐死亡五百八十四例。 七成經吸毒傳播感染 愛滋病的三種傳播途徑都已存在﹐以吸毒為主﹐佔百分之六十九點八﹐經性接觸傳播﹐佔百分之六點九﹔年齡結構上以青壯年（十五─四十九歲）為主﹐佔百分之九十四﹔性別構成上以男性為主﹐男女比例約為五比一﹔疫情涉及全國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在今天的會上說﹐在經採集血漿途徑感染愛滋病的三至五萬人中﹐只有二百七十六人是由於醫療時使用血製品造成的﹐而其他幾萬人都是因為非法採供血漿感染上愛滋病病毒的。 殷大奎說﹐愛滋病的宣傳教育工作難度非常大﹐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一些地區人們的文化素質較低﹐對他們進行衛生教育的效果就比較差。現在愛滋病防預常識的知曉程度還是很低﹐這包括愛滋病的高危人群。邊遠貧困地方的人預防意識就更低了。 300暗娼中4人感染 一項統計顯示﹐到二零零零年止﹐平均三百名暗娼中有四個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而行為監測資料表明暗娼經常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九點一。愛滋病哨點的另一份行為監測資料表明﹕百分之五十三點三的吸毒者採用注射毒品方式吸毒﹐而其中百分之三十七的注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吸毒。 殷大奎說﹐經濟水平落後也是造成愛滋病傳播的因素之一。他說﹐河南上蔡縣農民為什麼要賣血﹐他們是想蓋房﹐這就給不法採集血漿者有了可乘之機。所以﹐我們要發展生產﹐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條件。 現在在愛滋病的高發區﹐每一萬人有三至四名是在採集血漿過程中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國家計劃到二零零年底﹐將這一數字降低到一萬人一名。國務院要求到二零一零年把我國愛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控制在一百五十萬人以內。 有外國記者問殷大奎﹐中國政府為什麼對有關河南愛滋病的情況採取消息封鎖的政策。 十年控制150萬例內 殷大奎回答﹐中國政府對河南的愛滋病問題非常重視﹐我們一直在引導基層去正視這個問題。但是﹐你很難保證基層的認識能夠保持相當高的水平。 他說﹐前不久﹐我們去河南上蔡縣考察﹐主要就是為了解決當地的思想問題。他們認為如果這件事公開了就會影響當地的發展。我們說應該把真實的情況及時反映出去﹐只有面對這個現實才能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治它。 2002年6月27日 星期四 【看中國報道】聯合國防治愛滋病計劃說，中國正瀕臨愛滋病泛濫成災的邊緣。 該機構在今天（6月27日）發表的一份譴責性報告書中警告，如果中國的態度不發生極大變化，中國將面臨大量人口感染愛滋病的威脅，而這將導致難以想象的人民苦難、經濟損失和社會破壞。 聯合國的報告非常坦率地說，中國愛滋病感染者人數的增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到去年年底，中國感染有愛滋病病毒的人數可能高達150萬，而該數位在1999年是50萬。 聯合國說，假如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數目將在2010年前上升到1千萬人。 努力不夠 中國政府最近承認面臨愛滋病的危機。但聯合國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在解決問題方面做得不夠。 去年，中國媒體揭露了河南省農村非法血庫造成的愛滋病傳染。中國政府承諾改進對輸血血液的檢測。 但非法采血仍是傳播愛滋病毒的主要途徑之一，而且愛滋病通過同性戀或異性戀性交傳播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 聯合國指出：現在的危險是愛滋病即將傳播到大衆中去。 障礙重重 這份報告說，在中國，有許多人還不知道愛滋病究竟是如何傳播的。一些人錯誤地認爲，被蚊子咬或者與別人握手都可以感染上愛滋病。 聯合國敦促中國加大對安全性行爲及使用清潔注射器的宣傳。中國目前幾乎僅由衛生部來應對愛滋病的威脅，聯合國警告說這必須要改變。 聯合國呼籲，中國領導人應帶頭公開宣傳安全性行爲。 但BBC記者說，在中國的保守文化氣氛中，連談論性的問題都是禁忌，要改善情況需克服很大的障礙。 除了許多人的偏見和無知，中國還嚴重缺乏有經驗的醫生和設備齊全的醫院來治療愛滋病。 中國愛滋病感染者人數（資料來源：聯合國防治愛滋病計劃和世界衛生組織） 1999年：50萬 2000年：60萬 2001年：80萬 2002年：150萬 內地女性吸毒人數近年呈大幅度上升趨勢，並出現吸食冰毒、搖頭丸等毒品的女性一族，部分女性為籌毒資而甘願賣淫，擴大愛滋病的傳播途徑。據公安部公布的數字顯示，目前登記在冊的吸毒人數有86萬。其中女吸毒者有13萬8000人，較99年上升16.9%。而女性吸毒者大多數以吸食海洛英為主，年齡普遍偏低，平均在20至27歲之間，且文化程度不高。近年來國際上苯丙胺類毒品日漸的流行，中國亦出現吸食冰毒、搖頭丸等毒品的女性群體。據報道，女性吸毒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導致許多家庭破裂，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女性為籌措毒資而走上賣淫道路，既危害社會治安，又擴大愛滋病的傳播途徑。目前內地發現的愛滋病患者和愛滋病病毒攜帶者，72%與吸毒有關。專家表示，對於女性吸毒人數增加的具體原因仍不十分清楚，有關部門對女性吸毒問題已開始關注。中國國家禁毒委與聯合國禁毒署、愛滋病規劃署亦將就女性吸毒與愛滋病防治等有關問題展開專門的探討。 廣州近期出現一批賣精牟利的「賣精專業戶」，與賣血者被「血頭」操控一樣，賣精者也有「精頭」專門組織賣精，其價格是首次賣精120元，以後視精子質量而定。有關專家指出，目前未有相關法律，醫院各自為政，以致有人從牟利出發濫取濫用精子，此舉將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一些專靠賣精賺取生活費的「專業戶」，每個月不但要賣精7、8次，還要賣血4、5次。一名賣精者透露，一個月如果賣精6、7次，可賺得2000元人民幣，如果再加上賣血，每月能有幾千元收入。據悉，賣精者首次賣精需由醫生面試，其標準是身高5呎6吋以上、體重150磅以上，還進行抽血化驗。賣精時，賣精者被帶進一間衛生狀況極差的「取精室」，「精頭」至多提供幾張淫穢畫報讓賣精者自己「搞掂」。「取精室」內有單人床，床頭有一個小紙盒裝著幾個膠手套，床另側放著一個紅色垃圾桶，裡面裝著用過的手套、衛生紙等，令人惡心。賣精交易全部由「精頭」操控，賣精者須由「精頭」找醫院賣精，首次賣精還沒有錢，醫院直接給「精頭」120元，第二次給300元，以後賣精者自己去賣，醫院才直接給錢。廣州計畫生育科學技術研究所負責人表示，在廣州，不論人工授精還是作科學研究，醫療部門多遇到精源少的困難，此情況導致了「精頭」專職攬精的出現。另據廣東省衛生廳科教處官員表示，有關人工授精和精子庫的管理法規目前正在徵集意見，不日將出台。 內地變性手術日趨氾濫已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上海一名由男變女的變性人就因變性手術失敗、被人欺負等原因，在心煩意亂下，持刀殺死一人。另一名被公安追捕的男性逃犯，為逃避追蹤，竟走到醫院做變性手術，搖身一變成為「窈窕淑女」，警方最終花上9個月才將「她」擒獲。身為中國變性手術首倡者之一的上海醫學教授何清濂表示，中國好不容易才發展起來的變性手術事業正走向歧途，有關部門應著手管理。何清濂表示，以上兩名涉案變性人的變性手術都是失敗例子，涉嫌殺人的變性人，變成女性後又想變回男人，說明醫生診斷、甄別有誤；而那名男性逃犯輕易獲准變性，顯示了醫院的審查手續形如虛設。不過，隨著變性手術的報道增多，國內愈來愈多不具備技術和設備的醫院，為了謀名或牟利，紛紛做起變性手術，甚至美容中心也幫人變性。這些不負責任的醫生或機構，只要病人交錢，馬上就做手術，而且亂開銀碼，一個正常約需3萬元的女變男手術竟索價10萬。 2001年11月9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從1998年到現在，中國愛滋病感染者的數量平均每年以超過30%的高速遞增，傳播途徑主要是經過血液，但是，專家更擔心的是，一旦中國的愛之病傳播也跟著其他國家那樣轉向以性傳播為主，後果將“和非洲某些國家一樣”，十分可怕。 據中國衛生部“艾滋病（愛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調查，自1985中國發現第一例愛滋病後的十多年來，經性傳播的愛滋病約占7%，而包括靜脈注射毒品、輸血等經血傳播則占70%強。 過去曾在宣傳工作中對愛之病問題有所避諱的中國，將於11月13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第一屆愛之病性病防治大會”，聯合國際社會共同應對不斷增長的愛之病威脅。 據大會組委會工作人員介紹，這次大會由衛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等部門聯合舉辦，並得到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愛之病規劃署、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協助。 愛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研究員徐人慶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雖然愛之病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大面積流行，但存在著“爆發和流行的潛在危險”。 徐人慶說：“如果預防與控制措施稍有放鬆，現在的星星之火有可能成燎原之勢。” 即使經過20餘年計劃生育的廣泛教育和宣傳，而且在中國的城鎮和鄉村都很容易拿到安全套，但調查發現，在中國人的性活動中，只有大約10%使用安全套。娼妓之中，經常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更是僅為9%。 這種情形讓愛之病防治專家備感憂心。 近來一再警告愛之病可能大規模流行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愛之病研究專家曾毅就認為，非洲、亞洲的愛之病傳播，平均有85%是通過性接觸傳播，中國也“將不會例外”。 中國近年來性病病例不斷增加。衛生部的調查指出，娼妓中的愛之病病毒感染率已從1995年的零上升到2000年的1.32%。 徐人慶說，專家希望鼓勵娼妓都用安全套，但性交易在中國是違法，教育工作很難展開。過去，娛樂場所的女性工作人員一被公安搜出安全套，就可作為賣淫罪“証據”。經過專家的不斷說明，公安最近才放棄了這個做法。 據徐人慶提供的最新數字，中國累計的報告感染者有2萬8133例。而有專家估計，實際感染者超過200萬人，但愛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比較准確的調查是，到去年底實際感染者是60萬人。 中國人口龐大，而且，大約有1億年輕人群流動於各地之間。徐人慶說，一旦性接觸成為愛之病的主要傳播渠道，中國就“將和非洲某些國家一樣了”。 在1995年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比1994年翻了一倍，流行地區也明顯擴大，最終31個省、市、自治區都有愛之病感染報告後，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此事。 河南75歲的退休婦科腫瘤病專家高耀潔，從1996年開始，一直自己出錢致力於愛之病的民間調查和防治，還深入偏僻農村、貧困山區，向農民送醫送藥，今年獲得世界衛生大會2001年度“Jonathan Mann健康獎”，但是，卻申請不到護照，無法出席領獎。 報導中國目前正處於愛滋病氾濫前的關鍵時期，據保守統計，目前感染HIV病毒者已達60萬人，遍及全中國30個省市，並以每年平均30%的速度快速增長，有些地區更出現了患者大批死亡的情形。專家警告，若不及時採取措施，中國將會成為全球愛滋病毒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愛滋病特別小組會上表示，估計目前中國有60萬人感染愛滋病毒，感染的主因是共用針筒吸毒的人士增加，佔發病者的七成，其他的感染途徑包括非法賣血和性行為等。 消息人士表示，女性吸毒者由於有共用針筒的習慣，所以感染愛滋病的機會高達3成，這些已感染的女性，將成中國傳播愛滋病的「主力」。同時，中國性工作者對於愛滋病的認識極端不足，也是愛滋快速傳染的主因之一；據指出，其中令人訝異的是有一成患者從沒聽過愛滋病，而且認為保險套可以用完再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警告說，愛滋病的感染者已從吸毒者擴散到社會各個階層，現在30多個省市都已發現了帶菌者，有些地區更出現患者大批死亡，蔓延程度甚至超越非洲。他警告說，如不及時防治愛滋病，未來中國將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中國政府每年在防治愛滋病上的經費將高達7千多億人民幣。 記者陳增芝／綜合報導 河南省愛滋村的問題，刻正備受各界關切之際，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赴美國紐約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時表示，目前大陸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發病率，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他同時強調，雖然愛滋病在中國的發病率還處於低流行階段，但並不意味可以放鬆警惕。 張文康表示，現在中國社會對愛滋病的了解還不夠深入，一些群眾對愛滋病患者抱有偏見，甚至歧視的態度，青年人對愛滋病的了解程度也比較低。 張文康還說，現在愛滋病的感染已從危險人群轉向一般人群，如果造成這樣的局面，將會給控制工作帶來較大的困難。 聯合國愛滋病問題特別會議25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幕，代表中國大陸出席的張文康坦言，目前中國大陸還存在非法賣血，特別是因吸毒感染愛滋病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遏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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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1 02:3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愛滋病在內地蔓延趨勢令人擔憂。據引述衛生部消息披露﹐愛滋病在內地傳播速度逐年加快﹐到去年底﹐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22517人﹐但專家估計實際感染人數已超過60萬﹐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未來10年內地愛滋病感染人數將超過千萬。 中國內地自1985年發現首名愛滋病病人以來﹐到去年年底﹐全國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2517人﹐其中患者880人﹐已死亡的有446人。 至於傳染途徑包括血液傳染､性傳染､母嬰傳染等﹐疫情遍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由於中國檢測點較少﹐疫情多有漏報﹐專家估計內地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實際已超過60萬人。儘管內地愛滋病疫情目前仍然偏低﹐但傳播速度逐年加快﹐發病人數迅速增加﹐其中尤以吸毒人口中的愛滋病傳播最厲害。 內地已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在吸毒者中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吸毒感染愛滋病病毒者已佔感染總人數的70.9%。若以地區而論﹐農村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佔全部愛滋病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20至50歲的青壯年感染者佔總數的86.7%。 近10幾年來﹐內地性病發病率大幅上升﹐每年發病率上升20%至30%。性病會加速愛滋病的傳播﹐性病患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危險比常人增加一倍。衛生部官員表示﹐內地存在愛滋病大面積流行的可能﹐由於賣淫､嫖娼､吸毒活動的存在﹐加上流動人口迅速增長﹐都為愛滋病的蔓延､流行提供了溫牀。專家預測﹐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內地愛滋病感染人數將超過千萬。 記者莊雨琳／綜合報導 根據中國官方報報導，中國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近日率領「中央愛滋病防治工作組」，趕赴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進行慰問和醫療救治工作」，此舉顯示，中國政府已默認境外傳媒有關河南省存在嚴重愛滋病危機的報導。 稍早曾有國外傳媒報導指出，河南省大批農民在賣血和輸血過程中，因不衛生的操作方法而感染愛滋病，但中國政府一直試圖掩飾這醜聞，直至8日，殷大奎至河南省探視愛滋病患者，中央及河南省各級政府也撥款設立診所，提供免費醫療救治，並有醫療人員在文樓村24小時值班，顯示中國政府已默認上述事實。 因幫助愛滋病患者而獲得美國人道主義獎項，卻被中國禁止領獎的河南退休醫生高耀潔表示，中共當局的行動不過是表面文章，現在採取的措施已經無法控制病情的氾濫。 高耀潔也說，目前文樓村有65%的人都感染了愛滋病毒，2年內有超過50人死亡。當地村民也認為，中共政府做得太少亦太遲了，中央工作組所提供的藥只是最基本的，沒有效果。 據悉，華中地區約有50萬人感染了愛滋病毒，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強調，是因為一些「血頭」、「血霸」受經濟利益驅動，私自在河南設點非法偷採血漿，造成愛滋病毒在賣血人群中傳播，其中尤以文樓村最為嚴重。報導中也指出，雖然愛滋病成災，殷大奎卻還對河南省所做的積極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萬延海 １９９５年﹐筆者耳聞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地賣血人口中出現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特別是距離筆者當時居住的北京只有一個小時路程的河北廊坊地區﹐就在賣血者中發現了一個不小的艾滋病流行﹐但是究竟有多嚴重﹐衛生部到今天沒有公佈。 據悉﹐當地衛生防疫部門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賣血者遣送回家就了事。人們通常擔心﹐在醫院看病﹐接受輸血﹐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其它傳染病的危險。１９９２年﹐美國學者田戴安女士在北京的一次報告會上指出﹐雖然中國禁止進口血液和血液製品﹐但是她感到自己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險高于在美國被感染的危險﹐理由是如果自己有一天被車撞倒﹐送進醫院﹐需要輸血﹐她不知道誰是她的醫生､誰是她的護士﹐她不知道誰應該為她的生命負責。（萬延海﹐“華夏艾滋凶險﹐國人豈能無懮”《青年參考》１９９２年８月） 而且﹐雖然中國禁止進口血液和血液製品﹐但是中國沒有對國內的獻血普遍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但是人們很少會想到獻血者或賣血者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感染上這些病毒。原因出在成份獻血和血液成份回輸上。“在有一個非法血站我們也進行過調查﹐在這個非法血站裡邊﹐曾經出現過﹐比如說﹐把三個人同一個類型的Ａ型血全部抽到一個容器裡邊去提煉血製品﹐提煉出血製品之後﹐又把這三個人的余血再回輸。 這種回輸就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感染。”（北京和平法律事務所法律工作者王炳燕﹐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電臺828千赫《人生熱線》） “王﹕我們這個案例的這個小孩﹐他的供血者就是這麼感染的愛滋病。”“劉﹕也就是說他供血本人也是在自己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在輸血的時候三個人一塊把血抽出來﹐放到一個容器﹐提取了有用的 正是由于這種情況﹐所以感染了很多人﹐現在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的﹐也就是說﹐情況還是很嚴峻的。”（《挑戰艾滋病》熱線連播﹐第五期﹐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電臺828千赫《人生熱線》） 記者1992年在河北採訪﹐了解到河北各地賣血者丙型肝炎感染率在20-70%之間不等。（萬延海﹐《華夏艾滋凶險﹐國人豈能無懮》﹐《青年參考》1992年8月） 根據國家衛生部的資料﹐在山西省三年來對４２萬余人進行了血清艾滋病毒（ＨＩＶ）抗體檢測﹐其中有４０萬人是提供血（漿）者﹐２萬人為其他高危人群。目前已經發現的總共有１３４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一人被確定為艾滋病人。據調查﹐他們中只有２例是通過不潔性行為感染﹐而有１３２人是通過血液感染。（孫保羅﹐“給非法‘紅金’交易亮紅牌”﹐《南方週末》1998年9月11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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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1 13:3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曉木 我們大概不會忘記，曾經發生的香港某刊物，對我國希望工程的 內幕 報道，所引起軒然大波。有關部門也對其作出了義正辭嚴的駁斥。那時我也堅信，那些報導是不實的，是別有用心的。我想，我們的國人，絕對不會連這最起碼的覺悟都沒有，再窮也不至於會挪用那些爲窮困地區兒童捐資的入學款。 然而，事實卻雄辯地證明了我的天真和幼稚，在我們的周圍，真的就有 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尋求，無中覓有。鵪鶉嗉裏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 的角色。四川省宣漢縣的一些人的所作所爲，就是一個很不光彩的例證。 上海科洋公司是一個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它的老總龔文輝是一個來自湖南岳陽的農村孩子，曾有過乞討經歷，靠鄉親資助才完成了學業，因此他對貧困兒童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2000年9 月，這家私營企業向四川和湖南的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各彙出了1 萬元，以 一對一 結對子的方式資助了兩省各25名兒童。他們 一對一 對口方式是：捐助者款項用於一固定的兒童，小學期間共400 元，每學期資助50元。這家公司按照基金會發來的資助名單，給每個孩子寫了一封信，表示了資助的意向。一年之內，四川有15個孩子陸續回了信。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個孩子問，錢什麽時候能收到。科洋公司致信四川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查詢。2001年8 月，他們收到了7 封四川省宣漢豐城區的、不同鄉的兒童來信，表示收到了錢。可這7封信的筆迹完全一樣，也都是於2001年7 月30日8 時寄自同一個郵局。後經證明信，這些信完全是假的。這7 名孩子根本沒有得到捐款。 叫人難以置信的是，科洋公司通過正規的希望工程渠道，一對一捐助的17名兒童，在一年內只有三名，明確收到了他們的捐助款。上海科洋公司憤怒了。作爲讀者的我，也無法不感到義憤。 在此，我爲科洋的公司的義舉，以及他們愛心，致以崇高的敬意；也爲科洋公司的負責精神，表示深深的敬佩。如果沒有他們的認真，這樁醜聞也就不會暴露出來，而我們的那些苦難的孩子，卻還在空擔著希望工程捐助的虛名。 這些助學錢的去向，我們暫且不管，就四川省宣漢縣的做假行爲，我想傷害的不僅是上海科洋人的感情；也動搖了人們對希望工程的信心。對希望工程的信譽也是一個一個沈重打擊。科洋的老總龔文輝不就表示，將繼續捐失學兒童，只是今後不一定通過希望工程了。 在農村，還有許多的貧困家庭，還有無數需要資助的失學兒童。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不是一直在強調要重視教育嗎？爲什麽就不能爲他們採取一些切實可行的具體的措施？我們承認 希望工程 是一項義舉，是一些有良心、有責任感的人們的無私奉獻。可是，我們知道，希望工程的捐助，對那些迫切需要救助的失學兒童來說，只有說是杯水車薪。它所能發揮的功能和作用也十分有限。更何況還有那麽一些人，從這本已是稀有的資源中動手腳，做文章。 我們知道，國民教育有其特殊之處。就是它有不可改變的先期投入，後期收獲的 滯後性 。教育投資回收周期長，教育成效更是要在相當長的時間以後，才能顯示出來。民衆教育成功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國家民族興盛衰亡。因此，政府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必須擔負起普及國民教育責任。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無不把教育放在政府開支的重要位置，尤其重視提高整體國民素質。 而從某種意義上說， 希望工程 這個名字，本身也是政府無能和國民丟臉的象徵。中國是實行9 年義務制教育的，很明確，每一個小孩應該是政府出錢的，何勞大家捐助呢？明顯地問題出在了政府的身上。沒有書讀的孩子，也完全有理由把政府告上法庭的。國家一方面克扣教育方面的預算，另一方面花錢搞各種愚蠢的工程。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啊。 由於教育的失敗導致道德的淪喪素質的下降，已給我們國家的發展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因此，我們的政府，如果真的以民族利益，國家發展著想，就不要把對教育的重視，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表達在口頭上。爲什麽不能停建那些好大喜功，耗資千億元、勞民傷財的工程？而把這些錢用來發展教育？用來提高我們國民素質？爲什麽不能嘴下留情，放下你的筷子，省下每年數以千億的公費招待來辦教育？爲什麽不停止那些純粹是以黨政幹部公費旅遊爲目的出國考察。每年省下那多達三、四百億的錢，要辦多少所學校？損助多少貧困兒童？…… 教育干系著我們民族的希望；國家的明天；兒童是我們祖國的未來。那些有民族責任感的人們，請多多關注一下我國的教育，中華民族已到了一個新的生死關頭，爲了國家民族，大家都來關心教育吧。 原載：新語絲 2002年3月21日 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編者按：希望工程--多麽偉大的事業，“希望工程”原本是收集捐款，用捐款來交付上千萬失學兒童的千奇百怪的學雜費。可希望工程卻拿捐款去做房地產，還大虧。基金投資、賺錢更多支援學生上學沒錯，但如果“希望工程”的官員們象其他行業官員一樣，拿公款去炒股、做房地產，賺了就把利潤裝進私人腰包、虧了就入帳。這恐怕就太黑了吧？ 人家舉報“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卻利用黑社會手段恐嚇舉報人，一個偉大的工程怎麽成了黑社會？) 揭發青基會連串違規事件後，舉報人柳楊稱頻遭威嚇，說到傷心處，她潸然淚下。 明報報道：向明報披露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簡稱青基會）違規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主要舉報人柳楊昨日現身廣州，進一步公開青基會違規証據（詳見另文）。她同時泣訴因舉報而受到諸多威脅恐嚇，二十多天來都要離京躲避。 昨日傍晚，青基會再度對事件作回應，在互聯網頁上發布了一份題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襲擊』」的聲明，反指本報對事件的追蹤報道，「是一起犯罪分子旨在摧毀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恐怖襲擊行動」，理由是柳楊與原青基會某項目負責人「關系密切」，而後者曾因貪汙捐款被判刑。 多間內地傳媒到場采訪 昨日出面亮相「中國青基會投資說明會」的舉報人，包括原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原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蘇憲華，以及為柳楊免費擔任法律顧問的鞏姓律師。到場采訪的媒體除了來自香港五家報刊的記者外，還包括了內地的《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新快報》、《成都商報》等，顯示本報率先披露的挪用善款報道，已引起內地媒體關注。 柳楊表示，舉報者不止她與蘇憲華，還包括了青基會財務部原主管會計張培明、曾負責審核青基會財務狀況的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董向功、曾在青基會財務部工作過的志願者張靜，以及一批因各種原因暫時不能披露姓名的人士。他們雖不能親到廣州出席記者會，但對希望工程巨額捐款被挪用及虧損抱怨同樣憤慨的感情。她們均將聯署函件，希望通過媒體揭露真相，還希望工程清白。 青基會原工作人員昨日手持《明報》在廣州召開說明會，揭露青基會違規事實。圖中為主要舉報者、原青基會財務負責人柳楊，左為原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蘇憲華，右為免費為舉報者作法律顧問的律師。 恐成眼中釘「有備而走」 柳楊表示，她於1989至1998年間在青基會工作，離職的原因是覺得難以認同青基會法定代表徐永光的做法，不願同流合污。至於為何在離職前復印了大量青基會內部的問題証據，「有備而走」，柳楊指因為她當時已意識到自己成了徐永光的眼中釘，要自保唯有做好防範。果然徐永光找她，以她在希望工程負責財務多年，「難道沒有問題」來威脅她﹔又派人登門「告誡」，暗示徐永光「有後臺」，誰也告不倒，甚至請出一名與柳楊相熟的國務院局級高官致電柳楊「勸阻」。 更為嚴重的是，今年2月底柳楊向《明報》投訴醜聞後，一系列威脅恐嚇接踵而來，家中陸續接到不明身分者的來電，警告柳楊「不要再向外發（放）那些破爛材料」、「悠□點」（北方方言，意謂小心點）。柳楊只好離京躲避。3月8日她登上火車，想去成都避一避，沒料到半路上就接到成都親友的電話，要她不要再去了，家裏來了多個不明身分的男子，尋找柳楊。 頻接威嚇電話離家避難 柳楊續稱，自己走後，北京家中繼續接到許多電話，要找她，或要帶話給她，都是惡狠狠的。這20多天，她先後轉道西安、長沙、廣州等地，漂泊不定，靠親朋好友接濟過日子，每次致電回北京，家中父母都為她擔心。講到傷心處，柳楊潸然淚下。她說，今天她豁出來，是認識到唯有曝光才是最安全的保障，否則，她若不明不白地消失，天理不公。 丁證霖 華僑不乏樂捐「希望工程」者，善哉！惜乎，「希望工程」之希望，關鍵不在錢，而在教育自身的性質和方針。 毛澤東將中國革命成了一個貧農公社。其推行的教育，在性質上是黨辦、黨化。其教育目的是培養屈從於獨裁統治的（美其名曰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識字的（美其名曰有文化的）小農（泛指勞動者）。儘管學校向社會各層次、各行業輸送人才，但人的素質歸屬小農。古代的小農與當時社會型態合拍，故有良善、純樸和勤勞可譽。到了工業文明時代，小農便本能地對抗社會前進的洪流。中國小農勢力的強大、頑固，直至坐大為中國的統治階級，演成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莫大悲劇。毛式教育下出產的小農是形形式式利於毛倒行逆施的怪胎：盲目迷信，庸碌無為；坐井觀天，夜郎自大；見風使舵，官運亨通；拍馬奉承，入黨爭寵；誣陷害人，賣友求榮；小人得志，見利忘義……這樣的人是如何造出來的呢？是用警察和特務的手段訓導出來的。如此教育，希望何在？ 鄧、江時期，貧農公社正在開始解體，教育上有所修正。但其教育一方面難脫毛模式臼巢，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貪官污吏暴發戶的特權教育的弊端。「希望工程」有希望乎？ 魏京生先生為求中國真進步，在「四個現代化」上加上了一個政治現代化。好！我覺得五個現代化上還要加一個教育現代化。如此，中國才會有真進步，才會有代代相傳、一代勝過一代的持續進步。 現代化教育的性質應是全民的、普及的、和機會均等的。其目的應是培養個性自由發展的民主公民。其方針應是以愛和人道為導向的學校自主。教育有如此的革新才能有希望，中國才能有希望。錢花在這樣的希望工程上，值！ 2002年2月27日 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被視為中國慈善公益事業「一面旗幟」的「希望工程」，繼假信事件、捐款狀元派人“看錢”事件之後，又發現存在嚴重的挪用基金投資股票、房產及高風險企業的情況。調查顯示，在過去幾年間，在負責希望工程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簡稱「青基會」）的法人代表徐永光的操作下，有超過 1億元人民幣的基金被挪用於投資不同項目，涉及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其中不少投資項目以「回報少、效益低」告終。 「青基會」是在 1988年在共青團中央的支援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徐永光倡議下成立的，實施以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為主旨的「希望工程」。第二年，希望工程正式成立，獲得中共黨政高層的重視。青基會的名譽會長由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擔任，會長目前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擔任，徐永光則擔任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兼法人代表。新浪網主席吳征擔任「希望工程」高級顧問。 明報報導稱，如果以每個希望工程援助的小學生1年受到300元幫助計，這筆錢可讓50萬貧困學生讀1年書。希望工程自1989年誕生以來，在內地和世界各地募集資金至少20多億，其中僅香港熱心人士捐款就超過 5億元，事件令人關注。 據來自北京和香港人士的舉報指出，希望工程基金被挪用事件已引起中南海的關注，並對有關人物及帳目作了深入調查，但當局不想影響希望工程的聲譽，希望以較低調的方法清理帳目，解決問題。迄今為止，青基會拒絕接受媒體的查証采訪。 曾經在青基會工作、熟悉其財務運作的人士出示大量青基會內部文件，顯示被挪用的希望工程基金，投資范圍包括房地產、高科技、農業、醫療、証券等多個項目，時間橫跨整個90年代，投資地點包括廣東、廣西、浙江、北京、江蘇、四川、遼寧等十多個地方，投資性質包括股票、房地產，也包括從農業、運輸、醫療、飯店到高科技企業的股權投資。這些投資，據消息人士形容，不少「損失慘重」，而且，把慈善用途的基金作高風險的投資，基金會的核數師也認為不符合有關法規。 更為嚴重的是，青基會法人代表徐永光為了應付審計部門的審計及上級的檢查，「拆東牆補西牆」，用後來的捐款補洞，又以高息回報承諾，促使各省的地方希望工程組織上繳捐款，使其繼續有錢投資。據本報取得的資料顯示，雖然希望工程已於2000年停止接受捐款，其投資活動至2001年 7月時，帳面上尚有6300萬元股權投資未變現收回，分散於15個不同項目。 調查顯示， 1996年底，青基會的股權投資達 5877萬元，委託金融機構投資及貸款為3447萬元，房地產投資為1109萬元，另有深圳歐密大廈、展望辦公室、德養殖場、廣西欽州糖廠等「其他」投資項目1103萬元，投資總額已達逾 1.1億元，基金會 1年的資助開支總額不過 7000萬元。 據悉，青基會的多項投資中，失敗的包括投向廣西北海房地產項目（ 3000萬元），投向蘇州一家醫院某特別治療儀器（ 160多萬元），投在大連某種植園（ 1000萬元），以及投在深圳歐密大廈的股權（ 800萬元）等。資料顯示，青基會曾動用80多萬元款項，購置住房給某些領導人居住，亦曾動用投資項目的資金，支付領導人歐遊考察旅費。 浙江省希望工程收到國內最大單筆捐款人民幣400萬元，捐款者為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聖雄集團董事長林聖雄。他曾以340萬元的捐款成為2000年希望工程的“捐款狀元”，2001年林聖雄又以600萬元的捐款再度蟬聯了這一“桂冠”。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林聖雄在此次捐款之後，專門雇了一個人為其監管捐助款的落實情況，而此項工作向來是由青少年基金會負責的。那麽如此熱心於公益事業的林聖雄為何雇人“看錢”？難道是對“青少年基金會”捐助款監管不放心？ 實際上，早在1994年初，香港《壹周刊》雜志即發表該刊記者撰寫的封面文章：《千里追查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這篇文章在香港地區及海外華人社會造成較大影響，一些海外華文報章紛紛轉載。該事件後來雖然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壹周刊》誹謗罪成立，賠償中國青基會名譽損失３５０萬港元，但是在海外造成的影響不容低估，很多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對希望工程的清白產生了懷疑，導致希望工程在海外、特別在香港的籌款數額驟然下降。 而去年年底，在被傳媒廣泛關注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中，受捐學校四川宣漢縣豐城區教辦人員唐某，竟將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老闆捐助的1萬元錢大部分非法扣留、挪用。他們在四川找到公司通過正規希望工程渠道一對一捐助的17名兒童，在一年內只有3名明確收到他們的捐助款。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發現曾讓他們感動流淚的學生來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稱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無獨有偶，以慈善事業為名，卻將許多善良的人們捐出的善款挪作私用，甚至花巨資送自己的女兒出國留學───這樣的事，還有一件。中國第一個私人辦起中華綠蔭兒童村，12年間收養數百名孤兒的胡曼莉，被別人告上了法庭，指稱她以孤兒名義聚斂錢財，賬目混亂，借慈善事業圖個人的名利雙收。 創辦兒童村以來，胡曼莉是真的“融”入了這個家庭，包括維持自己和家庭生存乃至發展的各類開銷。12年間，兒童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審計，賬目從未詳細公開，她個人的財富卻在一天天暴增。 希望工程的“黑洞”、胡曼莉事件，使善良的中國人對慈善事業的信心再次受到了挑戰。不少中國普通百姓表示，“我們感到善心遭到褻瀆。” 沈睿2002年3月7日 星期四【看中國報道】 一個名叫關的婦女在本學期開始的時候給我送了一個電子信，介紹她自己對中國文化有興趣，問她是否可以旁聽我的課“自我與現代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導讀。”我回信說可以，來吧。在美國教書我似乎有種使命，學習中國的文化，人來得越多越好。我只是回信說我恐怕不會看她的作業，因為我實在太忙。她又回信說，她不做作業，只要來聽我的課。一切就這麽定了。 那天我進教室看到她，是一個中年婦女－－普通的中年婦女，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見到的那種婦女。她大概有五十歲左右，穿得很簡單，甚至很樸素，但又似乎是個職業婦女的模樣。短短的頭發，瘦弱的身材，個子不太高，戴著一付眼鏡。見到我，她用中文對我說：“你好！”我驚訝地問她會說中文嗎？“一點點，一點點。”她的聲音很輕柔。我問她哪里學的，她說在哈佛大學她選過中文課。我再用中文問她， 她笑著搖頭說她聽不懂了，她說她的中文名字是關德琳。 關德琳就這樣坐在我的課堂裏。我們每次也都用同樣的中文問好，交談兩句，也很簡單。一天下課的時候她問我是否可以幫助她安裝一個中文軟件，因為軟件的解說是中文的，她看不懂。因為碰巧我也用同樣的中文軟件，我就答應了。上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她家去，她要請我吃飯，我同時去幫她安裝軟件。 我到了她家，發現她住在退休的人居住區，房子是新的，才知道她才從波士頓搬到緬因州，搬來不太久。她獨身一人，沒有孩子，只有兩只貓，一隻叫PUYI，另一隻叫玉。她笑著解釋說，PUYI很高傲，有帝王的尊嚴，所以她用中國末代皇帝的名字命名他。我開玩笑說，中國末代皇帝就是她的孩子了。她一邊說對，一邊說我說的不對。我不明白為什麽，她說她實際上有很多孩子。我問她的孩子在哪里。她高興地說，他們都是中國的孩子。“我有九十個中國孩子！” 我楞在那裏，看著她，她得意地解釋，“我有九十個中國孩子，我贊助九十個中國孩子上學。你知道中國的希望工程嗎？我給九十個孩子錢，讓他們上學。” 我真的楞在那裏了。我沒有想到這個獨身的女性，一個退休了的普通女人，會贊助遠在中國的失學兒童。我突然覺得很慚愧，上課很忙，我從沒有問過她的生活，更不知道有這樣的故事就在我的身邊。我們坐下來的時候，我們的話題就沒有到軟件上去，都圍繞著她是怎麽發現和開始幫中國孩子上學的。 六年前，她偶爾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一篇文章，談到貴州失學兒童的情況。她讀了後，很震動，就給寫了那篇文章的記者寫了一封信，詢問她怎樣能幫助中國的失學的孩子們。<<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泰勒回信說他可以幫忙把錢給學校。就這樣，她把第一筆錢送到了貴州省一個貧窮的鄉村。據說，在這個鄉村裏，因為窮，很多孩子都輟學了。她連續不斷地給這個學校錢，學校似乎是以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來算他們總共需要多少錢，向她報帳和要求資助的數目。這個期間她兩次去中國，到她贊助的學校去。可惜兩次都因為交通困難，她沒能到達那個鄉村。那個鄉村實在是山高路遠，交通不便。後來，泰勒轉到別處工作，她就直接把錢給當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再把錢給那個學校。教育局的王太太是聯系人。“王太太是好人。我很信任她。”關德琳告訴我。她說她雖然沒有到過那個學校，但是，她見到過那個學校的校長，還有很多照片。 於是，我們就開始看照片。她有兩本影集是那個學校和孩子們的照片。還有所有來往的信。照片裏的孩子排成隊，手裏拿著新書包，站在那裏，表示他們收到了錢。關德琳很興奮，她不停地說，“這些孩子對我很重要。想到我可以為他們作一點點事情，我就覺得很值得。這些孩子，也許有一兩個長大了，會記住一個美國的女性在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資助過他們，中國人和美國人就會有基本的友誼，我們兩國的人民會知道人民是友好和互相幫助的。人民的友誼比政府要重要得多。” 我能說什麽，面對這樣一個善良，理想主義的女性。我的中國人的懷疑顯得很不高尚－－我在懷疑這些錢是不是都真的花到這些孩子們身上。我點頭稱是，同意她的意見。看到那些照片，我想，無論怎樣，這些孩子們還是得到了好處，一個新的書包帶來的興奮，我也還記得我小的時候的情況。我看了看學校送來的帳目，受益學生的名單等等，我還是寧願相信當地的校長和老師會真誠地用這些錢幫助那些可憐的孩子。關德琳問我是否想這些錢真的給了孩子們，我努力肯定地說，我相信當地人不會濫用這些錢，請她放心吧。我不忍心讓我的懷疑影響她。我寧願讓她保持她的理想和善良的人道主義。 我仔細地讀那些幾年前有的孩子的感謝信。那些信千篇一律，都是空話聯篇，內心想，中國的教育還不如不受，越受越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模子，這些孩子的信都是一個調子，好像是照著標准信寫的，看了幾封，我就放在一邊了。她不停地說，“我真希望這些孩子多給我寫信，可惜他們不怎麽寫信。我要好好地學我的中文，可以直接給他們寫信。”我繼續看別的信和照片。看到那些照片，那些中國的貧窮的農村的照片，我覺得那麽熟悉，好像中國的味道都過來了。從那些信中我知道關德琳給校長的兒子買了衣服寄了過去，因為校長寫信表示感謝。從那些信中我知道學校蓋了新教室等等。在那些信中我突然發現一封打字的信，我驚訝地說，“難道他們有電腦嗎？” 她回答，“是啊，我給他們買的。他們的校長要電腦，我也不明白要電腦幹什麽，我開始不想給他們買電腦。但是，校長說他們就需要電腦。我沒有辦法，給了他們錢，買了電腦，也不知道孩子們怎麽用電腦。那個地方有沒有互聯網？電腦有什麽用呢？你知道嗎？”我沒有回答，因為， 另外一封信吸引了我。 這是一封新來的信，是新年前寫的，不過兩三個月前來的。是校長給關德琳的直接的信。信中問候關德琳和她的生活。第二段就談到他自己的生活。他說他的祖父去世了，他心裏很難過。同時他也生病了。他請關德琳給他兩萬塊錢治病。他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為了革命工作，他需要錢治病。他的病，他說是性功能障礙症。 我手裏拿著這封信，真真地楞在那裏。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白紙黑字，校長要美國友人關女士資助他錢治他的性功能障礙症。沒有一句談到孩子的教育和學習，是性功能，而不是教育。我驚訝地擡起頭，問她，“你給了他錢嗎？” “沒有。我沒給錢。我不明白這位校長為什麽告訴我他性無能。這封信讓我很為難，很不好意思。我收到信後到你們大學去找教中文的教授為我翻譯這封信。我是第一次請中國的教授幫忙。結果那一個男教授給我翻譯信， 對我說校長是性功能有問題，要錢。我和這位素不相識的教授討論性功能障礙這個詞，因為我不相信校長會寫這個病因給我。簡直荒謬可笑，跟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中國教授討論性功能。我不明白，這是你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嗎？告訴別人你的私生活，你的性生活？” 她的一大串話要我先是啞口無言，後是憤怒地叫起來，“當然不是，我們中國文化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會對不相識的人談個人的性能力，這是一個私人的話題。” 她很困惑地看著我：“那這個校長幹嗎告訴我這個事情呢？我可以給孩子們錢，但是我對校長個人的生活不感興趣，他有沒有性功能與我有什麽關系？為什麽用這個作理由要錢呢？” 我氣得說，“我怎麽知道？你不要問我，你不如給校長寫封信，問問他。” 她說，“我還沒寫信呢，他又來了一封信，這，給你。” 我接過信，只有半頁紙，信中問關女士收到前一封信沒有。說，自己急需治病，請立刻把錢匯來。如果一時拿不出兩萬塊，一萬快也行。 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問，“你請人翻譯這封信了嗎？”她淡淡地說，“還沒有呢，我正想找你看一看呢。” “他在催你給錢呢。”我說，“他急著治病呢。” 關德琳看著我說，“還是性功能嗎？如果是這個病，我不想給錢。他已經有了一個兒子，中國人不是覺得兒子是最重要的嗎，所以他的病，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不給他錢，我只給孩子們錢。”她很堅定地說。 關德琳過去的工作是工商業咨詢，她幫助別人計劃企業，辦公司等等，這是她的專長。多年的職業婦女生涯訓練她的幹練，聰明，機智。 我點頭支援她， “對。給希望工程錢，那才是我們中國的希望。” 2002年2月12日 星期二【看中國報道】 我們口口聲聲說，“科教興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十三大把教育提到關系民族未來的高度，可見教育是何等的重要！可是，我們的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根本就沒有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水平！十年義務教育，本來應該是政府的義務，現在卻變成了家長的義務。有許多孩子因貧困而失學，有的上不起小學。這責任在號稱人民政府的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以產業化的名義，以公費自費并軌的理由大幅度提高大學的學費，使得大部分工農家庭難以承受。貧困家庭勉強上了大學的孩子卻要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 政府有錢蓋大雞院，卻沒有足夠的經費建學校修危房。政府有錢給公務員連續大幅度地加薪，卻沒有給教育撥出足夠的經費。政府的辦公大樓越來越漂亮，官員的轎車越來越高檔，卻要號召老百姓省吃儉用來彌補本應有政府負擔的教育經費缺口。何其不公！自己是強盜，卻要號召別人學雷鋒，真是十足的無賴！ 經濟比我國落后的朝鮮，實行免費基礎教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美國，也實行免費基礎教育！被推翻的舊中國，窮人還可以讀免費的師范農林，其他大學有許多收費也很低。 中國啊，中國，希望何在？ 黃鶴雲2002/3/26 http://www.future-china.org/links/rsrch/hhy/cn20020326.htm 《南方週末》揭露希望工程貪污醜聞文章被迫停印一事，使人憤慨，令人絕望。回想起那位背著書包，一臉無望表情的小女孩，無不令人心酸。本來登載這張照片，揮舞著無產階級的乞食袋，向海外伸手討錢，已經是有辱國體的事情。虧他還有臉標榜是三個代表的黨。面對這種向乞丐搶錢的劣行，怎不叫人氣結，使人絕望。這個黨已是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無可救挽。 奉勸各位愛國者們，除非你們是出自商業上的利益，或是不可告人的私利，否則，千萬不要向這個政權，這個黨作任何形式的捐款。因為，你們的寶貴金錢，你們辛勞得來的血汗錢，只是養肥了那些無處不在的污吏貪官；或者是用來製造導彈，飛舞在你們的頭上。 此景此情，不禁令人想起國內那些可憐兮兮的丐幫。而中共政權就是這群丐幫的總頭目。縱觀中共的發跡史，說明中共就是貧苦大眾的締造者，利用者，和掠奪者。 今天，在“社會主義”中國各地，不是有一些丐幫頭目，他們利用苦難的兒童來聚斂金錢。在中共奪政權時期，不也是這樣地，利用貧困的農民去搶奪政權。小盜竊財，大盜奪權，是亦盜也。所不同的是，竊鉤者誅，竊國者王。 據報導，這些無良的狗官，還發出偽造的感謝信件，以欺騙捐款的愛國人士。此等劣行，也是中共欺世盜名的慣用技倆。記得在毛澤東時代，物資供應奇缺，“三月不知肉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但每當有外賓參觀，就在市場肉檔掛滿肉類，以此欺騙外賓，製造虛假的繁榮景象。還有，人們還記憶尤新荒唐的“大躍進”，滿天衛星，畝產萬斤的大話謊言，流毒至今。如今造假風氣之烈，不也是一脈相承。 總之，中共的新貴舊臣，為了搶奪人民的權力，為了響應總設計師的偉大號召“先富起來”，膽大妄為，肆無忌憚。中共大大小小的衙門，有如紅樓夢家奴所說除了門口兩隻石獅以外，就很難找到一塊乾淨的地方。試想，一個社鼠城狐盤踞的國家，如何能真正地“打假、肅貪”。 是誰使希望工程變成絕望工程。 對於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瘴氣烏煙的政權，如不實行徹頭徹尾的政治改革，又如何能有希望。 2001年11月30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2001年11月30日 ************** 被愚弄的愛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兩位先生度過了一個憤怒的國慶節，他們在四川找到公司通過正規希望工程渠道一對一捐助的１７名兒童，在一年內只有３名明確收到他們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發現曾讓他們感動流淚的學生來信，有８封是假的，信中稱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這就是那８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訴記者。 ２０００年９月，這個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向四川與湖南的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各匯去１萬元，以一對一結對子的方式，捐助了兩省各２５名兒童。一對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項專用於一固定兒童，小學期間共４００元，每學期資助５０元。９月１２日與１３日，兩個基金會寄來收據，確認收到匯款。 科洋公司按發來的受助者名單，給每個孩子寫了封信，表示資助意向。一年之內，四川有１５個孩子陸續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１３個孩子問，錢什麽時候能收到？２００１年６月，科洋致電四川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查詢。 ２００１年８月，科洋收到了７封四川宣漢縣豐城區不同鄉的受助兒童來信，都表示收到了錢。這７個信封筆跡完全相同，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０日８時寄自同一郵局。科洋懷疑信件真實性，請四川青少年基金會查詢，不久基金會轉來豐城區少工委答復，解釋說：“地處山區，大部分學生郵寄書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幾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學生寫了信後由老師在回區學習時統一寄出。” *************** 冒向蘭菊名的假信 科洋老總龔文輝本是湖南嶽陽的農村孩子，曾有乞討經歷，靠鄉親資助，才完成學業，因此他對貧困兒童別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決定不僅要幫助他們的學業，而且要面對面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原來他打算讓２５個四川孩子到上海過國慶，由於聯系不暢，加之對７封信心存疑慮，於是決定利用“十一”長假與同事去找這２５名兒童。 這一去，扯開了一個黑幕。 捐資者自費調查 “這學期語文得了７８分，數學８９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謝你們對我學習和家庭的幫助。” 這是署名“向蘭菊”並標明今年７月２６日寫的信。 １２歲的向蘭菊是科洋公司資助的學生。當龔文輝與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時，向蘭菊殘疾的母親用雙掌扒著拖鞋從田裏爬了回來。她說，蘭菊並沒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錢，每學期學費一分錢也沒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學。 小蘭菊証實：這是一封徹頭徹尾的假信。 小蘭菊的老師、原校長現任支書的吳庭友告訴龔文輝，如果收到捐助，她絕不會失學。 龔文輝感到問題嚴重，於是決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們雇了兩輛雙輪摩托，從１０月２日找到６日淩晨３時，在四川宣漢縣的大山裏奔波了５天，幾乎每天都是早上７時出發，在泥濘中急馳，有時深夜１１時、１２時才到人家。由於過於勞累，當地司機拒絕再做生意，中途他們又換了兩輛摩托車，總行程６００公里。 他們盡力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兒童，確証有８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豐城區統一寄出的那７封外，還有一封假冒天生區胡先鋒學生的來信。這說明，假信並不是只發生在一個區的孤例。 署名“胡先鋒”的信說：“嚴老師對我說，已經把我當作救助對象。就這樣嚴老師幫我把書費交了，我終於在開學一周又回到校園。……我非常感謝你們，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學一年。” 但１２歲的受助生胡先鋒根本就沒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學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給他付了１００元學費，今年秋季才復學。信中還把胡先鋒從事實的“課代表”提升為“中隊長”，至於“期末考數學９８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實際上他卻在停學期間，根本不可能有成績。 他們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兒童中，竟只有３名明確收到了他們的錢，輟學的則有３名。李勤，因父親坐牢母親逝世，與年過７０的奶奶爺爺共同生活，已輟學一個月，從未收到或聽說希望工程捐助。 當龔文輝與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務農的小李勤時，第一句話是：“孩子，你想不想讀書？”小女孩只說了一個字“想”，淚水就奪眶而出，靜靜地成了淚人。龔文輝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著雨水淚水汗水，相互凝視。 另一個１１歲的資助對象楊學菊，父母雙亡，一直是鄉裏免去學費，去年免費終止，又因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從未收到一分錢，已去深圳打工了。 “１１歲的女孩能打什麽工喲！”龔文輝憤怒地說。 ＊＊＊＊＊記者一赴宣漢 這８封假信，表面看起來都是孩子的筆跡，文筆模擬小學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說：“你們那今年悶熱嗎？我們這可把人熱壞了，差不多一個月沒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點雨，總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萬別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節：“在寫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會寫信，就連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師教我寫，後來老師教我查字典，寫不來的字就給我說，我終於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話告訴你了……” ＊＊＊＊＊究竟是誰偽造了這些信？ １０月中旬，本報記者到四川采訪，找到負責這裏希望工程款發放的共青團宣漢縣委的一個主任李小東，李稱，希望工程有關放款的設計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直接劃款給縣團委，由縣團委直接轉賬給區教辦，區教辦希望工程負責人只有憑縣團委開出的領條才可以將款轉賬到各校，在這過程中經辦的人都是看不到現金的，從而防止貪汙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專用賬本與銀行匯票顯示，科洋公司資助的２５個孩子，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３月，以每學期每人５０元的額度，已足額發到各區教辦的賬戶，上面有各區負責人簽字。 後來，各區負責人也向記者証實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謊言” 記者通過知情人提供的線索，找到了發假信的嫌疑人───豐城區教辦德育專幹唐純旭。唐是個外表樸素的青年幹部，一見面，他就承認，那７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來查問錢的問題，錢是肯定沒問題的，因為經辦人都不是現金過手的，我們分三次及時發了，宣漢縣教育負債５０００萬，學校辦公費都是從學雜費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領了沖抵學雜費，結果學生與家長有一定情緒，所以學生不大願意回信。另外，對大多數貧困學生來說，８角錢的郵費確實是個負擔，因此我讓班主任寫了信，統一交給我，再在區裏找其他孩子抄寫，發出。信封是我買的，是我寫的，郵票是我貼的。有些信，孩子的確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寫的，但我們是用心良苦，絕不是為了其他什麽目的。你可以說是善意的欺騙。” 當記者問為什麽孩子已輟學、仍以孩子的名義欺騙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學期５０元是團省委定的標准。而每個學生每學期學雜費就要２００多元，５０元的標准只能算減負。的確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學生失學，這是事實。為了不讓資助者失望，我們就謊稱在學，拔高成績、說成班幹部也是同樣道理。” 當記者問道：“現在是否後悔寄了這些信？”唐激動地說：“我不後悔，要說後悔就是沒把工作做得更細。反正不回信是絕對不對的，不回信太沒有禮貌了。” 唐還出具了６封假信的學生所在學校開具的証明，說其中５個學生分三期按時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學的向蘭菊屬自願失學，其名額已被叫胡萍的學生接替。 由於連天大雨，學校多在山中，記者這趟無法上山，只采訪到近便的學生。 ＊＊＊＊＊＊記者再赴宣漢 在學校開出的証明上寫著：“茲有原鳳林鄉三年級特困學生向蘭菊……該同學讀小學四年級時已滿１４周歲，加之智力偏低，自願不讀書，經多方工作無果，現已外出務工。事後經校行政會議研究決定，將救助款轉給特困生胡萍。” 本報第二批記者兩個星期後再度赴川查証上次獲得的這份証明，發現唐純旭們已經做了手腳。 搭著摩托經過５０公里山路顛簸後，記者悄悄進入鳳林鄉中心校，找到向蘭菊的班主任、校黨支書吳庭友老師。他一看見証明，氣不打一處來：“全都失實！”並建議我們立刻去向蘭菊家求証。 記者趕到向蘭菊家，向蘭菊生於１９８９年３月，讀四年級時為１２周歲，由於無力讀書停學一年，功課較差，但在一年級時功課全部在８０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從未外出務工。失學後，只有吳老師到家裏來過一次。 雙腿殘疾的向蘭菊母親告訴記者，三個孩子全部失學了，而希望工程名額被人家頂了。 向蘭菊一家，母親雙腳癱瘓，全家五口只有父親一個勞力，三個孩子都在學齡期，但全部失學。記者在她們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種顏色，通了電卻用不起電。全家每年要上交５口人的農業稅１４００元，本來向蘭菊母親是可以減免的，可是，向蘭菊母親連辦殘疾証的５０元都拿不出，鄉幹部對用雙手爬來的向蘭菊母親說：“你不是殘疾人，因為你沒有殘疾証！” 吳庭友告訴記者，希望工程資助向蘭菊的３００元錢，是今年１０月１０日才下來的，還是現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國慶查賬，還要耽擱多久，沒人能說得准。 而頂替向蘭菊被資助的學生胡萍，同樣是吳庭友的學生，家境在班上屬中上等，家中兩個孩子。“這些是副校長趙本學決定的，沒有經過集體討論，証明也是趙本學開的。” 當記者離開時，向蘭菊的母親用手爬了出來，哭著向我們告別。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黃時，記者翻過四座山頭，終于趕到南坪鄉學生張強家。張強母親証實，直到今年１０月３１日才領到希望工程現金１５０元。在燈光下，張強穿著一雙爛了幫的鞋，兩只大腳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鄉的校長袁書宏見到記者時，說錢是及時發放的，當初對科洋公司說的“從沒有收到希望工程的５０元錢”是搞錯了。 當記者問他“那１０月份１５０元現金又是怎麽回事？”袁校長一會說“１５０元是上面給的”，一會兒又說“是學校拿的”。記者要求查賬。過了約４０分鐘，校長、會計才從對面的學校拿回了幾本賬本，裏面有２００１年元月學校從區教辦希望工程領款收據，上面用小字注明“張強１００元”字樣﹔張強母親熊升碧簽名的收條：６月１０日領到希望工程５０元。 難道張強母親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記者說了謊？可２２時３０分，熊趕來了，堅持說“只在１０月３１日收到過錢”，雙方爭執不下。 記者翻看賬本，突然發現，這張６月１０日的收條並沒有訂在麻線內而是粘上去的，漿糊還沒有幹。 ＊＊＊＊＊＊在手電筒下假憑証露了餡 “這條是剛粘上去的，你們為什麽這麽做？”乘袁校長外出之際，記者問會計，會計慌了，說：“是袁校長讓我幹的！” 袁校長不得不說出實情。“說老實話，上海科洋公司來查賬時，我們一片茫然，因為科洋公司的錢早在去年９月到了區教辦，我們根本不知道。張強的３次減免，全部是學校出的錢，今年１０月在科洋公司調查後，唐純旭急忙拿出１５０元讓我馬上給家長，並要我利用家長不識字，假造３次希望工程收條，讓家長在１０月３１日取錢時簽了，再分別粘到已封冊的各個賬本上。” 那張２００１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領條也是偽造的，這是２０００年的結賬條，根本沒有張強的名額，一行小字是應付查賬寫上去的。 袁說：“唐純旭還讓學校把希望工程救助與學校自己的救助減免混在一塊，若上面檢查就說學校減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記者瞭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學校一年結３次賬，唐改為一年一結，將劃賬到校改為兩種方式：欠區教辦錢的學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現金，沖抵欠款，而不欠區教辦的學校在一年後能拿到現金，但不給受助學生名單，結果下面的學校不清楚給誰。 ＊＊＊＊＊＊“失蹤”的陳立芳 山上的路堆滿碎石，時有塌方，記者租的摩托車輪胎一度被山石擊破，另一輛摩托離合器斷了。 在３個小時車程後，滿身灰泥的兩位記者趕到桃花鄉二中心小學，查詢受助學生陳立芳的資金下落。校長不在家，副校長與會計李明玉、班主任趙麗陶接待了記者，當他們聽說陳立芳是科洋公司資助的希望工程學生時，都吃了一驚。 會計李明玉明確地說：“陳立芳不是我們學校的希望工程學生，她的學費近兩年來是全免的，資金來源是達州市財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為扶貧結對子單位，他已表示會幫助陳立芳到初中畢業，每學期他拿出１８０元。另外國際紅十字會一次性拿出４００元。” 班主任趙麗陶証實，假信是她寫的，“校長叫我寫信，我就寫了”。 可是，記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陳立芳“希望工程結對救助卡”，卡號是５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９。 ＊＊＊＊＊說謊的雷小琴 當記者找到桃花鄉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時，四年級時喪母的她眨著美麗的眼睛說：“希望工程錢是１０月份到的。” 當記者拿出那封可疑的來信時，雷小琴看了一眼，馬上說：“是我寫的。”記者請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緊咬著嘴唇，仍然說：“是我寫的。”記者當即讀了一段，請她默寫，發現筆跡全部不對。 “雷小琴，這信到底是不是你寫的？” 筆直地站在陽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師，眼珠在眼眶中打轉，咬著嘴說：“不是我寫的。” “為什麽要說自己寫的？”────沈默。 “是誰讓你這麽說的？”────沈默。 “這封信以前看到過嗎？”────“沒有。” 當問起隨後被請來的爺爺雷文友時，年邁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說：“去年７月、１２月、（今年）６月拿到的現錢。”邊上一位不知內情的新來老師急了：“您是不是１０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問，堅持回答：“７月，１２月，６月。”最後終於別不過那位不識相的老師，承認１０月份拿了１５０元。 記者又在半個小時之後趕到桃花鄉中心校，老師王能戒承認，是他從唐純旭手中親手拿了１５０元交給老人家，並交出了領條。但他又說是９月份，不是１０月份，把資助時間提前到了２０００年初。 經過４００公里的調查，記者終於查清：在唐純旭發出７封假信時，這７個孩子全部沒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記者在一一走訪中發現，唐在四川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電話查詢時，他甚至要求輔導員連夜寫假信，第二天就交上來﹔而科洋公司１０月２日到宣漢來調查後，１０月４日唐就拿出現金，開始發錢﹔他第一次出示給本報記者的５張証明，也是在科洋調查之後急急忙忙補造的。 唐純旭所謂的“善意的謊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謊言與制度漏洞 ■記者手記□本報駐滬記者翟明磊 四川宣漢是山區，記者每天１２個小時的摩托急馳，雙腿麻木，胯部皮膚潰爛，但痛心的卻是：孩子們紛紛向我們說謊，稱信是他們寫的﹔老師則向我們保証：錢是准時到學校的。當謊言一個個點破時，他們又不無尷尬地找出一些藉口，老師和家長說的不一樣，校長又和會計說的不一樣，處處是矛盾。到了最後，無非解釋說是上級讓這麽做的。 最讓記者難忘的是：弱小的孩子說謊時的痛苦表情。是誰讓孩子與老人也加入了編造謊言中？又是什麽威脅使他們放棄了純樸？ 宣漢是一個非常貧困的地區，全縣１４萬小學生，注冊貧困生就有７５００人。當地的貧困生標准是：一年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半個月吃不上一頓肉，一學年交不上三分之一的學費。 對貧困生來說，一學期２００元左右學雜費，他們可能５年都還不起。在被稱為當地“外蒙古”的豐城鄉七村，小學老師告訴記者：孩子如果將一根圓珠筆芯當天寫完，會被父親痛罵上一整天。 在２００元左右學雜費中，書費不過約６０元，剩下的約１４０元是各區教辦、縣教育局各科室收的各種輔導材料征訂費。 在鳳林鄉小學，校長告訴記者：１６萬學雜費，學校只能留兩三萬辦公費，其餘都要上交，就這樣全縣教育負債還有５０００萬。 在采訪中，老師向記者反映：“今年１月份老師補加的２０％工資至今未發。” 於是，宣漢每年５０５個希望工程的現金捐款，就成了很稀缺的東西，很難被交到學生手中，往往被學校拿來填了舊債。記者還發現，有些希望工程款通過關系給了並不那麽貧困的學童。在觀山鄉中心校，隊長的孩子王龍躍以父親殘疾為由申請了希望工程救助，而實際上殘疾的是王龍躍的姐姐（聾啞）。村民告訴記者，隊長家有彩電，准備蓋新房。 據瞭解，宣漢縣是四川省希望工程模範縣，多次受到團中央、團省委表彰，近１０年救助學生９８００多人次，是四川省受助學生最多的一個縣，但仍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而在宣漢要一一查証監督，成本顯然太高：半數學校靠無線電通訊，科洋公司與本報先後花了１１天，奔波１０００公里山路，總計花費約１５０００元，仍只能查清一個區的賬目，才找到２２個受助孩子。用科洋公司鞠菟的話說：這些錢又可以捐助多少學生啊！ 在采訪中，至少有四名校領導提出，希望工程的救助過程有較大的漏洞。在１９９６年前希望工程每個受助孩子都有自己的賬號，錢到賬上，經少先隊批准，老師才能取。自從一對一結對子救助方式成了希望工程主要方式，錢由青少年基金會層層下轉，就給拖延挪用留下了空間。 三名校長建議，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應直接給孩子立賬戶，直接將錢打入賬中，而取錢必須由班主任和家長同時領取，然後當著家長面交學費，既杜絕中間環節的挪用，又避免窮困的家長將錢用於生活而不是學費。 科洋公司龔文輝去了一趟宣漢，同記者一樣，深切感到“當地貧困真是難以想象”，盡管傷心，他仍表示將繼續捐助失學兒童，“只是今後不一定通過希望工程了”。 轉自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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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於 2002/08/21 13:48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謊言與制度漏洞 記者手記□本報駐滬記者翟明磊 轉自南方周末 ———— | |
NO:895_5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13:52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看中國報道】是個網站名！ ｇｏｏｇｌｅ自己去查！ | |
NO:895_6
| 佚名 於 2002/08/21 14:24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哈哈，你倒說說上面哪里提到轉自《南方周末》哪一期啦？請指點嘔！ 要是來一篇唱衰台灣的文章，加一個“轉自中央社”再在網上一放，哈哈，民眾就應該信以為真了是嗎？ 這種手法太卑劣了，把子虛烏有的文章冒充知名傳媒的文章，來欺騙大眾！ 再說一遍，如果你想反駁我，那就列出你引文的出處﹕是《南方周末》第几期？ | |
NO:895_7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14:3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佚名 於 2002/08/21 14:24 哈哈，你倒說說上面哪里提到轉自《南方周末》哪一期啦？請指點嘔！ 要是來一篇唱衰台灣的文章，加一個“轉自中央社”再在網上一放，哈哈，民眾就應該信以為真了是嗎？ 這種手法太卑劣了，把子虛烏有的文章冒充知名傳媒的文章，來欺騙大眾！ 是你無知呢？還是另有企圖？ ＰＳ。上面網址那麼多，自己不會去查呀！ 懶得反駁！哈哈∼哈！ | |
NO:895_8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14:40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2002年4月17日 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近一個月來，海外媒體揭發中國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醜聞通過各種渠道傳入內地，在內地媒體引起了反響，不少媒體也陸續開始轉載或跟蹤報道，披露青基會挪用捐款的弊案。中國青基會負責人徐永光對此十分緊張，通過各種關係向上遊說，要求主管部門頒令，禁止內地媒體加入這場揭發中國青基會的行列。據明報3月22日報道，中共中央宣傳部20日對各地新聞主管機構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各媒體報道希望工程事件。與此同時，正在印刷、按計劃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廣州《南方周末》，由於刊登有揭露希望工程弊案的報道，於20日晚被喝令停機換稿，已印刷好的三十多萬份被封存。下文據稱是《南方周末》21日被查封之原版文章，選自時寒冰主辦的《中國》電子期刊3月23日特刊。 時寒冰 《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有2個不同的版本！原因是《南方周末》披露了有關希望工程的醜聞，最終遭到查封。伸向希望工程的黑手不僅僅毀壞了中國希望工程的聲譽，也毀壞了中國“有關部門”的信譽。我自己認爲，這種腐敗是天底下最爲可恥的惡行之一，因爲，它耽誤的是渴望求學的孩子們的前途，它玷污的是一塊最爲神聖的事業。當那些畜生把貪婪的手伸向孩子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喪失了僅有的人性和良知。而且，希望工程的資金都來自於好心人的無償贊助，正是那些錢在給孩子們帶來微弱的陽光和希望，當他們知道自己的錢並沒有給孩子們帶來福音，而是被腐敗分子吞噬的時候，他們的內心該是一種怎樣的失望和哀痛…… 然而，就是這樣的禽獸不如的東西竟然也受到保護！ 然而，就是這些的禽獸不如的惡行竟然也被無端掩蓋！ 我實在難以理解“有關部門”的行爲。中國希望工程的黑幕曾經多次被國內外媒體披露，其聲譽早已受到損害。如果“有關部門”當機立斷，把腐敗分子繩子以法，使資金的運作更加透明和公開，不僅僅希望工程的聲譽會得到恢復，中國的聲譽也會大大提高。 “有關部門”，你爲什麽總是以婊子的標準和婊子的手段作踐自己！ “有關部門”，你現在在代表誰的利益！你是誰的部誰的門！ “有關部門”，當你與惡人狼狽爲奸的時候你的合法性何在！ 《南方周末》幾經整肅，已經快死掉了。其實死掉的何止是一家報社，死掉的還有那些在極力捍衛自己最後信仰的人。當這些人被整肅以後，當這些人像其他人一樣，對光身子的皇帝高唱讚歌的時候，恐怕死掉的就不是一兩個人了，而是整整一個時代。 帶著對人類尚未完全泯滅的良知的信任，在還沒有墮落到去學唱讚歌之前，寫下了上面的話。 2002年3月23日淩晨（《南方周末》第1版）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沈靜珠提出議案，要求對慈善機構加強監督。她說：社會公益團體如希望工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機構，必須接受社會監督。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以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楊耀忠先生爲首的20多位港區人大代表，也聯名向大會遞交了一份題爲《促請政府徹查青基會賬目，以維護希望工程聲譽》的議案。 這兩份議案當然是有所指的。就在兩會開幕前夕，香港某報在頭版報道青基會涉嫌違反國家規定，挪用“希望工程”款逾一億元，用於投資股票、房産及各類風險企業，並招致巨大虧損，其中不少投資專案以“回報少、效益低”告終。此事在香港和海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 此次某報的報道發表之後，青基會立即發表了該會法定代表人徐永光簽署的《嚴正聲明》，否認該報指控，解釋青基會只是利用捐款收支的時間差形成的資金暫存狀況，進行投資增值，強調“基金增值合法、安全、有效”。青基會“目前的存量資産狀態良好，有的還有較大增值空間”。 希望工程一直受到本報的密切關注。關於青基會資金流向的問題，本報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線索，並展開了周密的調查。從本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青基會負責人在資金運作中存在的問題，比香港媒體的報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這些材料擺在本報采編人員面前時，我們再一次爲事實的殘酷震驚：爲什麽是希望工程？爲什麽是青基會？爲什麽是……甚至在發不發這組稿件的問題上，我們都心存疑慮：希望工程畢竟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慈善工程，不僅救助了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把他們從蒙昧和無知的領域拉回來，而且爲中國的慈善事業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激發了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情懷，可以說是功德無量，對它某些具體運作環節的質疑是否會引起人們對整個希望工程的質疑？會不會傷及正在興起的中國慈善事業？…… 調查獲悉徐永光涉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資未獲成功，震驚之餘，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必須把純潔、崇高的希望工程與徐永光嚴格區分開來。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蘇憲華說得好：“希望工程，絕不是他徐永光一個人的！” 這位秉性直率、快人快語的希望工程老秘書長對本報記者說：請你一定幫助我寫上這樣不等式：希望工程≠中國青基會≠中國青基會領導人徐永光≠全國各級青基會及其工作者。 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青基會資金運作中存在的問題，只是證明了一個已經被證明一萬遍的道理：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業，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設計，如果離開了公衆的監督，無論事業的訴求是多麽的崇高，無論執行者多麽具有理想，最後往往變成公衆利益的喪失之地和理想主義者的殉身之地。 爲了保證資金運作的安全和有效，青基會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關於慈善基金的管理，國家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青基會在《嚴正聲明》中引用了國務院1988年頒佈的《基金會管理辦法》和我國《捐贈法》的條文來否認違規投資，因爲前者規定“基金會可以將資金存入金融機構收取利息，也可以購買債券、股票”；後者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應當嚴格遵守國家的有關規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積極實現捐贈財産的保值增值”，但中國人民銀行已在1995年頒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基金會管理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基金會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須委託金融機構進行”，“基金會不得經營管理企業”。青基會負責人的一些做法可以說是直接違反了央行的《通知》。 青基會的《嚴正聲明》中還提到一個問題，到目前爲止，公益機構的運行靠捐款投資獲得的收益來維持，而不能從捐款中列支，這就使得基金組織爲了機構本身的運轉不得不去尋找增值之道，這也爲青基會資金不當運作埋下了隱患。據瞭解，這個問題已經提上了國家立法日程。 青基會負責人多次聲稱公衆監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護神，因爲捐款人都會留意自己捐款的去向，這是最有效的監督。事實上確是如此，捐款人能監督到自己捐款的流向，但對於青基會整體的資金運作，缺乏有效的監督手段。青基會資金的不當運作，正是發生在這個灰色地帶：保有基金的增值環節。而慈善基金整體運作，顯然還沒有受到有效的公衆監督。3月14日，著名慈善活動家楊團女士，在中央電視臺面對全國億萬觀衆，就曾毫不客氣地對青基會負責人徐永光指出：青基會“不夠透明”！ 正是基於對慈善基金運作中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和有效監督缺失的警醒，基於對希望工程和中國慈善事業的責任心和愛心，我們編發了這組稿子。因爲我們知道，接受社會監督、提高公益性基金會的透明度，是慈善公益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業暴露在陽光之下，它才能健康，它才能成長。（方舟） 《南方周末》第1版） 駐京記者方進玉 2001年11月29日，本報在頭版、二版刊登了《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文章發表後，希望工程的組織者--中國青基會立即給本報編輯部發來傳真，表示感謝，隨後，青基會法定代表人徐永光又分別接受了央視記者和本報記者的採訪，對挪用善款、僞造假信的四川宣漢責任人予以了公開、嚴厲的譴責。 此後，記者接到舉報電話，說：“希望工程鉅額捐款，被徐永光挪用了！”對方只說了這一句，我便驚呆了，停頓了好幾秒才慢慢問：“您說的情況是真的嗎？您手裏有證據嗎？”對方答：“是的，我手裏有鐵證。如果你深入調查，或許會發現更多、更大的問題。”記者追問：“您爲什麽會找到本報反映？”對方答：“因爲看到你們11月29日的報道，我相信南方周末，也請你相信我！” 坦率講，撂下電話，我仍然不願、也不敢相信這一舉報。在我們國家，希望工程是家喻戶曉的神聖事業。中國青基會法定代表人徐永光曾多次說：希望工程的每筆錢，都是大家的血汗錢，你動希望工程的錢，就是摸高壓線。做希望工程只有兩條路，要麽是上天堂，要麽是下地獄。我是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鋼絲。從我個人的立場講，希望工程的利益重於我的生命！ 舉報中國青基會領導人觸摸“高壓線”，可信嗎？ 但作爲記者，我必須遵循職業操守前往會見舉報人。舉報是否屬實的結論只能産生於採訪、調查之後。記者和舉報人約定在北京某飯店見面，第一次採訪耗時約5個小時，在耐心聽取了他的敍述和翻閱了他攜帶的部分“鐵證”後，記者大致聽懂、看懂了：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支、監管似乎有漏洞；希望工程的鉅額捐款，或許真的被人挪用了。 《南方周末》第1-2版） 2002年2月28日下午5時，針對香港報紙的批評報道，中國青基會發表了《嚴正聲明》，指出：“目前中國青基會的存量資産狀態良好，有的還有較大增值空間”，青基會“投資十個專案，九個贏利是應該的，若有一個虧損，又被加以渲染，必然造成不良社會影響，這是任何靠社會公信力生存發展的公益機構都很難承受的”。 可是，記者從舉報人提供的青基會財務文件中看到，情況並非如此。 放貸500多萬收回100多萬 記者查實：早在1991年底，中國青基會就把希望工程部分捐款作爲“貸款”，發放給徐永光的浙江老鄉--俞祥根。 1991年12月，中國青基會借款200萬元給俞祥根，利率10.8%，期限五年；一年後，利率下調爲9.072%； 1993年，中國青基會又與俞祥根簽訂《共同購建晨光大廈協議書》，青基會投資200萬元，參與晨光大廈建設； 1993年2月，俞祥根稱晨光大廈建設資金不足，中國青基會又追加了28萬元； 1993年3月，徐永光再次批准把15萬美元借給了俞祥根。 上述借貸、投資，至1996年8月“清理”時，才發現“後果嚴重”：428萬元人民幣和15萬美元的“放貸”，前後歷經五年時間，總計只收回了142.5萬元。 口說無憑，記者在此特引用1996年8月中國青基會“基金部主任助理”劉文華寫給徐永光的書面報告，以做說明： 永光：有關對紹興中青公司進行審計和資産評估之事，我們與俞祥根聯繫了多次……七月初，俞祥根告知近期要來北京，但直至現在還沒有到。前幾天，許亞倫（曾在紹興中青公司工作）向我們反映：俞祥根公司的經濟狀況不好。中青科技城沒有動工，而且土地手續並沒有辦下來，俞祥根只投了十幾萬元，根本就沒有買下那塊土地，俞祥根的酒樓和下屬公司的效益都不好，且債務很大：欠銀行近400萬元，欠廣東一家公司貨物款400多萬元，欠瀋陽一家公司貨款100多萬元（當地法院已到紹興追過款），另外，零星欠款也有100多萬，總計債務約有1200多萬，而債權卻沒有多少。中青公司的資産除了晨光大廈外，其他就沒有多少了。許建議我會（中國青基會）儘早追款，否則到年底，法院因經濟官司查封俞祥根資産，中國青基會很難拿回錢來。 這“很難拿回錢來”的“錢”，到底是什麽錢？這是不是無數善良人捐出的一片片心意和美麗大眼睛等待上學的“救命錢”呢？ 儘管劉文華的書面報告有點冗長，記者的引述也因此有點??嗦，但我們必須把引文和報道繼續下去，劉文華接著寫道： 不論許亞倫介紹的情況是否屬實，我們認爲，青基會有必要採取一定的措施。因爲俞祥根至今仍沒有把晨光大廈的産權辦下來，辦證需要繳納80多萬的費用，俞一直拖著不交。我會與俞祥根的協定中，有以晨光大廈作抵押的條款，但此條款在目前狀況下是不落實的。我們建議，應派人催促俞祥根儘快將晨光大廈産權證辦下來，是否可直接辦到中國青基會名下？必要時，甚至可由我會先墊付80多萬元的費用。産權證辦下來後，立即到房産管理部門辦理抵押手續，以確保我會400萬元投資的安全。此事需法律部參與共同辦理。是否能得到俞的配合，是個大問題。 徐永光對此做出的指示是：同意由我會先墊付80萬元的辦證費用，務必在1996年10月31日之前“拿到晨光大廈的産權證”，並辦理産權抵押。 不過，商業領域的許多事，從來不以投資者的“投資意志”爲轉移。記者查實，轉過年來，萬般無奈的徐永光終於決定和浙江老鄉俞祥根分道揚鑣，對簿公堂，但訴訟的結果是，徐永光有望勝訴，俞祥根卻很難被“執行”。 投資失敗不止一例 仔細翻閱青基會檔案後，記者發現，希望工程鉅額捐款被拿去投資且投資無效、投資失敗的“拍案驚奇”事，遠不止于俞祥根這一起，讓我們再看一則投資案例。 1996年8月10日，徐永光率法律部、基金部助手一行四人，赴大連考察大連中興公司，並察看了大連中興的投資專案“國際明珠城”。 8月17日，徐永光與大連中興股份有限公司黃曉河總經理，雙雙回到北京，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記錄雙方此次會談的《會談紀要》，擺在了記者手邊。《紀要》開宗明義，直奔主題：“爲了維護中國青基會在大連中興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利益，（黃曉河必須）規範大連中興公司的經營管理。” 據悉，黃曉河本人至少擁有兩家公司，一家在山東，簡稱“興南公司”，一家在遼寧大連，簡稱“大連中興”。90年代初，中國青基會貸款1000萬元給黃曉河的興南公司，年利率爲29%，期限不詳（記者未能查到這一貸款合同的原件，一說是貸款總額高達2600萬元）。 1995年1月，因黃曉河的興南公司難以繼續經營下去，無奈之下，中國青基會只得將1000萬元貸款從黃的興南公司轉至黃曉河的大連中興，又因爲黃曉河提出“考慮到整個銀行利率的下調”，因此新協定規定1000萬元繼續作委託貸款，期限2年，年利率12%。 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黃曉河會談，大連中興既無法償還1000萬元貸款，亦無法繳納利息，“考慮到大連公司目前實際情況”，因此中國青基會同意1000萬元貸款從1997年2月1日起，繼續履行委託貸款協定，但到1997年1月底，大連中興需“償付240萬元的利息”。 中國基金會除貸款給興南公司外，還在1993年12月投資250萬元，入股黃曉河的興南公司。當時議定，以每股1.25元計算，250萬投資折合爲200萬股。從1993年12月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黃曉河在京開會，中國青基會“僅收到一次分紅款49.2萬元”，另“派息40萬股”（注：等於青基會擁有興南公司240萬股權）。因黃曉河對興南公司已無法繼續經營，因此，中國青基會在興南公司的240萬股權，轉爲中國青基會對大連中興擁有240萬股權。 另外，黃曉河從中國青基會貸款後，轉手收購了武漢百貨大樓的300萬股權，因上述無法繼續經營的同樣理由，因此黃曉河同意把武漢百貨大樓的300萬股權，也一併轉至中國青基會“名下”。鑒於黃曉河未能繳付以前的貸款利息，因此雙方協商後決定，將中國青基會對興南公司的“應收利息”，轉爲在大連中興公司的160萬股權（債轉股）。 綜上，中國青基會在大連中興公司總計擁有700萬股權。 能夠證明中國青基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證據，是《會談紀要》內的如下一段文字：由於“中國青基會資金的特殊性，如果大連中興（再次）出現（經營）風險，爲了保證中國青基會資金的安全，（大連中興公司）董事會應決定：對該股東（青基會）以土地作爲投資擔保。若（大連中興）公司出現風險，允許該股東（青基會）用股權換土地，退出大連中興公司。這個決議要經過股東大會表決，一旦通過，應視爲第二次股東大會的決議，並具有同等的效力”。 問題是，一旦出現風險，能夠用股權換回的“土地”在哪里呢？ 同一份《會談紀要》記載說： 1．那片土地“還需要大連市政府的批文”；2．可能還需“要繳納2780萬元的土地出讓金”；3．土地出讓金“能否盡力再爭取減少一些”；…… 原來所有的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長話短說，中國青基會投資失敗的例子，還可以再列舉一個。 1998年，中國青基會的爛尾投資已經可以用“四面楚歌”來形容了，但這時又有人提出：遼寧大連有個好專案，若引進美國櫻桃（英文：Cherry，北京市場俗稱車厘子，售價頗昂貴），必有超值回報。青基會領導一聽，決定首期投入1000萬元。開會研究，有中層幹部提出反對：美國櫻桃的生長、成熟期需三五年，投資數額大，回報周期長；新鮮水果、長途販運，保鮮如何解決？但領導立即呵斥說：你們的腦子真不夠靈，眼光也不夠遠。用複利計算，若干年後，我們可收回投資多少多少……可是，2002年的最新消息說，中國青基會爲“美國櫻桃”專案的累計投入，已經超過2000萬元，但因該片土地之歸屬權目前仍有爭議，因此該專案暫無回報。 中國青基會投資失敗的案例還有： --投資深圳豐圖公司200萬元，失敗；--投資廣州銀海集團800萬元（股權），失敗；--投資深圳歐寶大廈（歐密公司）820萬元，失敗； 翻閱中國青基會的投資檔案、合同合約、財務憑證，令記者扼腕長歎。我們惟一的希望是：徐永光能否儘快公開說明青基會哪些專案的投資是“合法、安全、有效”的，哪些專案的投資又是“違規、危險、無效或者效果不明顯的”。 記者獲得的一份書面證據--《關於基金部出差費用的報告》，再次清楚證明，中國青基會擠佔、挪用希望工程善款去投資的數額非常大，而相當數量的投資“專案”又做“砸”、做“賠”了。 報告人：中國青基會基金部主任助理劉文華。時間：1996年3月7日。報告內容：“永光：基金會現有的投資已達上億元，遍佈全國十個省、二十多處，涉及股權、房地産、金融等幾大領域。爲了全面、準確地掌握這些專案和公司的運作情況，及時回收到期資金，需要基金部的工作人員經常下去，並很可能在一處呆上較長一段時間。按照目前的財務制度，無論誰出差，其費用都難免要超支，但一般部門出差大多有接待單位，問題不大；而基金部與別人打交道多是出於經濟利益的關係，出差（尤其是催款）時常會遇上對方不願接待的情況。爲了保證投資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建議基金部的出差費用採用先由對方墊付，以後從其應交（的）投資回報中扣減的方式來解決。” 這份報告透露了許多資訊：中國青基會投資超過一億；投資地域廣、專案雜（明細目錄見附表）；催人上繳“投資利潤”十分困難，一般部門出差大多有接待單位，但扮演“穆仁智”角色的基金部下去催討債務，工作難度卻很大，因此請求領導批准，中國青基會“基金部”的差旅費由對方（注：獲得青基會投資、但當時無力或有能力卻又拒不按《協定》上繳利潤的企業）先行墊付，日後，這些差旅費再從這些企業上繳的“投資回報”中折抵、扣減。 5天後，徐永光做出如下批示：“基金部應有投資管理的經費，並應主要從（投資）專案中列支。”有讀者或許會問：青基會領導爲什麽要支援基金部這樣做？假如徐永光、基金部、接受投資的企業這“三方”勾結在一起，那又會是一種什麽結局？ （《南方周末》第2版） 中國青基會的《嚴正聲明》指出：“希望工程基金增值合法、安全、有效”。記者調查了中國青基會投資的“蘇州熱療儀專案”，以探討其是否“安全、有效”。先介紹一點背景。 希望工程在起步階段，接收的捐款並不多。1990年，中國青基會救助失學少年總人數大約在1.2萬名，所用資金僅50多萬元。至1991年底，中國青基會和（各省）地方基金救助的學生總人數，也不過3萬多名，援建希望小學15所。 徐永光也回憶過創業階段的艱難：我離開團中央機關，不走仕途轉而做了希望工程，等於掌心朝上當了“高級乞丐”。“1989年中國青基會成立，團中央只撥付了註冊資金10萬元，工作經費1萬元”，“在希望工程初期，500萬元對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 可是，舉報人提供的書面文件和財務憑證卻顯示，1992年2月，青基會領導曾動用“銀行存款”168萬元，從北京華電科技有限公司購入一台以色列製造的“T－Ⅱ型前列腺射頻熱療儀”。 經查，中國青基會在1992年2月購進熱療儀，到4月底，徐永光就找到了願意租賃熱療儀的“下家”--蘇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蘇州醫院”），並簽署了投資、租賃合同，其要點是： --由中國青基會提供一台熱療儀，其價值爲168萬元。熱療儀在蘇州醫院安裝並由醫院操作使用，其所有權屬中國青基會； --每治療一個病人收費1580元，在正常情況下，按每年300天計算及醫院每日治療2∼3個病人，兩年內中國青基會收回全部投資成本168萬元。 --雙方均應信守合同，任何一方如有違約，均應承擔由此引起的經濟損失。 1992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徐永光在這份合同上簽下了自己的大名。 可借，轉眼到了1993年2月，熱療儀“投資效果”並不理想。消息傳來，中國青基會非但沒有責令蘇州醫院承擔“由此引起的經濟損失”，反而痛痛快快作出讓步，與醫院簽署新協定，同意把治療病人的收費標準由1580元下調爲1400元。不過，到1993年12月，熱療儀“投資收益”仍然不好，青基會只得派遣張培明（財務部）、孟祥瑞（女、法律部）前往蘇州凋查。 回京後，張、孟二人寫了書面報告： --熱療儀1992年9月開始治療病人，至1993年11月底，獲純收入42.3萬元（賬面資料）。照此計算，實際人均治療收入已降至每人950元。預測收回168萬投資本金還需三年。按定期三年存款利率和複利計算，我方投資回報率已低於借款（原文如此）利率。 --經調查，發現這一投資存在如下問題：治療效果，並不像開始宣傳的那樣理想。我方購買熱療儀半年後，國產熱療儀投入市場，價格從6萬至50萬元人民幣不等；以色列又和我國建交，醫療設備不再經由第三者銷售，其直接銷售我國的價格爲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35萬多元；另外，蘇州附近醫院已有五台國產設備，且治療效果與進口設備差不多，收費標準最高的只有700元。 至1995年，蘇州“熱療儀投資專案”終於宣告“失敗”。 據記者調查，失敗的原因不僅有中國青基會“投資了自己不熟悉的行業”等客觀因素，還由於該會的某些領導落入了不正之風的“俗套”。口說無憑，讓我們折回頭看看該會領導人和經銷商簽署的一份《補充協定》。這份手寫的協定，對讀者“理解”投資失敗的原因，有“畫龍點睛”之功效。 爲保持進一步的合作，經雙方商定，達成以下協定： 1．T－Ⅱ型前列腺射頻熱療儀屬目前世界上最爲先進的熱療專用設備……雙方認爲，在這一領域裏進行合作，有著廣闊的前景。 2．爲進一步擴展雙方的合作，使青基會能夠實地瞭解該設備生産使用情況，北京華電將以外方合作公司暨威克斯醫療儀器有限公司的名義，邀請青基會的兩名負責同志及一名業務顧問，赴該設備集中地--法國進行考察，時間初步訂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具體時間由雙方商定。 3．北京華電負責負擔中國青基會赴法定代表人員的一切費用，包括國際旅費。 徐永光在《補充協定》的“請永光審定”處，劃圈予以批准。 熱療儀的原産地明明在以色列，但經銷商拐彎抹角非要說産品的“集中地”在法國，個中奧妙，毋庸贅言。青基會財務管理的錯誤不止於此，看到熱療儀專案“爛尾”，爲防止有朝一日上級審查，需要做賬平掉這一投資專案！ 具體步驟是： 1．從上海中金公司上繳給中國青基會的投資收益中隱瞞30萬； 2．由《希望月報》雜誌社從“希望書庫”捐款中直接截留38萬，調入上海中金公司賬戶，上海中金爲“希望書庫”開具虛假的“活動經費”收據； 3．將“專案辦公室”（中國青基會下屬單位）及“共青團中央華青事業管理委員會”（與中國青基會屬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在深圳新産業公司（青基會系該公司大股東）的“委託存款”70萬和30萬，一併調入上海中金公司，再由上海中金公司管轄的“上海教師培訓基地”，爲“專案辦”和“華青”憑空開具“收到設備款”收據； 4．上海中金公司“綜合”以上三筆收入共計168萬，一併劃入中國青基會主賬戶，然後由中國青基會爲上海中金公司開具“轉讓投資專案”收據。 對這些“倒賬”手法，不熟悉財務的讀者大約會看得一頭霧水，但爲了說清事實真相，我們至少需要仔細剖析一則事例。簡而言之，經一番處理，中國青基會違規投資“熱療儀”以及投資失敗的“痕迹”，就從希望工程的主賬戶上“蒸發”了。 （《南方周末》第2版） 2月28日的中國青基會《嚴正聲明》還指出：“中國青基會和許許多多希望工程工作者的勞動，他們懷著崇高的社會理想，臨深履薄，艱苦奮鬥，自律敬業，公開透明，像愛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這項表這了社會文明進步、人類美好願望、造福兒童、延續慧命的神聖事業。” 甘肅青基會前任秘書長蘇憲華就此反駁說：這段話說對了一半。中國青基會和全國各地青基會的許多工作人員確實是這樣做的，但徐永光卻未必是這樣的！ 蘇憲華，女，1991年至2001年，任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 記者驚問：“您那麽肯定，本報能不能報道您的真實姓名？” 蘇繼續爽快說：“你可以寫。不寫名字，希望工程的圈子內大家也會知道是我說的。”她接著說： --1994年前後，中國青基會曾召集各省青基會秘書長開會，鼓動各地應把希望工程非定向捐款和兩三年內暫時不用的錢，拿到徐永光那兒組建一個“共同基金”。老徐的理由很充分：一是省級青基會應把主要精力放在救助上，不能擅自投資，一旦投資失敗，也無法向社會交待；二是團結力量大，而且他已聘請了學歷高、很聰明、極可靠的專業人士，準備炒股或投資好專案，不僅風險小，而且回報高，保證有的賺，保證比存在銀行裏好多了；三是賺了錢，可以有更大力量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可以解決各省青基會辦公經費不足問題。 --見過老徐的人都知道，他口才好，說話極富鼓動性，讓老徐這麽一煽呼，到會的富裕省份有答應萬幾百萬上千萬的，就連西北省區的秘書長也有答應拿10萬元送到老徐那裏參加“共同基金”的。我沒參加，全國大概只有上海陸申、甘肅的我，算是不多的幾個例外。不是我未卜先知，一是我們甘肅真的沒有“多餘錢”，二是我已經隱約看出老徐正在偏離希望工程宗旨。 --參加共同基金的，第二年真就有了回報，我呢，沒參加，也就沒回報，結果成了全國青基會系統的“孤立分子”，當時還挺難受。不過，現在風向變了，兄弟省的秘書長見到我都說：“啊呀！你怎麽那麽老謀深算？我們現在可慘了，參加進去的錢，不僅利息遲遲拿不到，而且連本金也付不回來！這可怎麽好，團省委催著我們去‘追債’，到了老徐那裏，他又說真的沒錢，我們兩頭爲難，哭都沒地方哭！” --你看，希望工程的旗幟，本來是純潔和鮮紅的，結果給搞得變了顔色！ 老徐常常說，做希望工程，不允許有任何腐敗和任何差錯，因爲希望工程寄託了千百萬人的最美好感情。老徐常把“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挂在嘴邊，誰能想得到，掉進冰窟窿的，恰恰是他自己！ 不過，徐永光創建“共同基金”的目的，真是爲了用“更大的力量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嗎？ 1996年底，“共同基金”大規模募集活動已告結束，但徐永光不知想出什麽錦囊妙計，竟然“遊說”湖南省青基會秘書長黃欽貴同意，對“共同基金”再追加認購1000萬，爲此，中國青基會（甲方）與湖南青基會（乙方）簽署了正式協定，內容是： 一、雙方共同認爲，組建希望工程共同基金是確保希望工程基金合法、安全、有效地增值，保護和推動希望工程事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二、乙方將壹千萬元整彙入甲方指定賬戶，甲方從收到款項之日起計息。甲方保證乙方加入共同基金的資金安全和增值，實現年回報不低於14.47%，並分別在每年2月底和8月底將回報返還乙方。 三、若遇國家銀行利率調整，雙方可就回報率進行協商。 不過，黃欽貴肯定沒想到，徐永光竟然在協定簽署之前，悄悄執筆給中國青基會主管財務的副秘書長李甯寫了一紙便箋。這則內容言簡意賅。字體龍飛鳳舞的便箋，暴露了徐永光發起“共同基金”的真實目的。便箋全文如下： “李寧：黃欽貴那裏有一千萬，可以入共同基金，但要求回報高了一些。因對北海公司的包裝要從新産業收600萬元平賬，且需要600萬元（原文如此），條件寬一點算了。打入新産業，再入我會。希抓緊與欽貴聯繫。” 便箋落款：“永光”。 需要解釋： 1．“北海公司”，即“廣西北海四維公司”，中國青基會曾從1993年3月開始，先後投資860萬元入股該公司，參與公司的房地産專案，後市場風雲突變，860萬投資連本帶息，均無法收回，因此急需包裝後將其轉給別人。2．“新産業”，即“深圳新産業公司”。3．“包裝”，指爲了把北海專案“甩”出去，要在賬面上將其做“好看”。4．“平賬”，賬目收支本來“不平”，需人爲地去做“平”。 雖然黃欽貴也有追求“高額利息”的意思，但他的本意或許是想給本省希望工程基金“增值”，可惜，他做夢也想不到，徐永光從一開始就是爲了從下屬青基會的賬上“圈錢”去“平”中國青基會自己的“爛賬”。 問題是，如此大張旗鼓地從各省青基會募得的“共同基金”，總額高達數千萬元，究竟要幹什麽？記者一頭鑽進中國青基會的財務報表，這才發現，中國青基會當時面臨的“財務形勢”，確實很嚴峻。 記者查實：至1994年12月31日，中國青基會已在全國投資了各類長、短線“專案”二十多個，其中“短期投資”爲621.3萬元，“長期投資”爲9982.7萬元，兩項合計1.05億。1994年底，希望工程的“待撥款”是多少呢--1.07億！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料。如果用上文之1.07億待撥款減去長短期投資1.05億，至1994年底，徐永光只給希望工程“正業”留下了200多萬元的善款！ 此時此刻，擺在青基會領導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就此罷手，公開誠懇地向社會各界說明自己挪用善款、投資失敗，負荊請罪以謝天下；一是沿著投資、失敗、再投資，或許能夠“撈回來”的危險道路，再去“賭”一把。事實說明其選擇了後者！ 數位枯燥，資料無情。書面證據顯示，中國青基會1994年發起“共同基金”的整整兩年之後，即1996年底再統計，中國青基會“股權投資小計”爲5877萬元，“委託管理資金合計（含房地産）”爲11536萬元，兩者相加，投資總額竟然超過了1.6億元！ 協定上雖有“若遇國家銀行利率調整，雙方可就回報率進行協商”一句，但鑒於徐永光1996年12月允諾今後按“14.47%”的利率支付利息，而同期的人民銀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7.47%”（注：相信不是巧合），因此，不管國家銀行的利率今後怎樣調整，那個“7%”的“利息差”都會像幽靈一樣“上下浮動”，始終“糾纏”著中國青基會。換個角度看，徐永光等於代表中國青基會，向各省青基會借了一筆“高利貸”。 （《南方周末》第3版） 2月28日的中國青基會《嚴正聲明》又指出：希望工程“保證了各項捐款的按期下撥。十二年來，中國青基會從未發生助學金或建校款滯留下拔的問題”。甘肅青基會原秘長蘇憲華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採訪時，語氣堅定地對記者說：“不對，不對。中國青基會的助學金和建校款，很難按時下拔的！” 蘇憲華說，很長時間以來，老徐掌管的中國青基會一直有個大毛病：已經通知省裏下撥的救助款、建校工程款，常常是“只聽樓梯響，不見‘款’下來”。我生性耿直，當面問過他們：扣住捐款不下撥，是不是光想著把錢壓在北京“生利息”？ 蘇憲華介紹說：海內外的熱心捐款不能及時下拔，可能留下許多後遺症，例如，本來捐款可以在9月1日（新學年）之前下拔，可我們到了10月或者11月才收到，等到我們再下拔，基層就會因爲反正遲了，那就乾脆扣下，要求受助的貧困學生在來年3月1日開學時，拿著寫好的《感謝信》來領錢！對這類事，我們發現之後，一律堅決糾正、堅決處理，可奇怪的是，希望工程總負責人徐永光遲遲不撥救助款的事，多年來居然沒有曝光，沒有處理，更沒有糾正。 蘇憲華強調，“這類事，直到2001年仍在繼續！” 蘇憲華還抱怨：捐建一座新的希望小學，是20萬；改建一所舊的，是10萬元。不知什麽原因，希望工程搞到後來，新建的少了，多數成了“改建”。對甘肅來說，改建貧困地區舊學校也很好，但我不知道，捐方是不是分期分批去捐的款，因爲老徐給我們下拔那10萬元可費勁了：第一筆給5萬；電話多次催款，第二筆4萬；剩下1萬，久拖不給……修建、改建一所希望小學，中國青基會規定地方財政要有配套資金，工程質量要驗收，這些都是對的，但我們做好了這一切，建校款還是遲遲不到。打長途，老徐或手下工作人員就說：“你們的工程驗收報告還沒收到呀！”我記得有兩次，只好改寄特快專遞，你再說沒收到，我就給你傳真郵局的“交寄憑證”。就這樣，最後的1萬元也很難拿到現金，往往是換成東西，例如三辰影庫什麽的。 希望工程的大筆捐款，莫非真被滯留在中國青基會的賬戶上，任由他們“吃”利息？ 中國青基會前財務部副主任柳楊的回答是：“中國青基會基本上不存在吃利息問題。”她說： --蘇秘書長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因爲學生救助款每學期下撥一次，一年才兩次；建校工程款的下撥，也常常有“滯留期”，因此，許多省青基會的秘書長都曾問過：“大筆捐款滯留在你們的賬戶上，中國青基會肯定獲得不少利息吧？”要知道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期的銀行利息還是比較高的。可是，我說出的真相或許會讓你更吃驚：中國青基會主賬戶上，資金餘額常常少得可憐。 --原因，主要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撥投資就沒能實現“預期收益”，而投資與借貸的最大區別又是“本金難退”，因此中國青基會的“待撥款”從一開始就有“窟窿”。老徐呢，一步錯、步步錯，他必須不斷向社會呼籲，請求大家給希望工程捐款，然後用第二撥捐款的“一部分”，去填第一拔投資失敗所留下的“窟窿”。我後來才明白，老徐這是寅吃卯糧。 --按理說，中國青基會戶頭上的“待撥款”應該有好幾千萬甚至超過一個億，但上級主管單位和善良的捐款人不知道，希望工程主賬戶上常常沒那麽多錢，有時甚至到了沒錢下撥、“等米下鍋”的尷尬境地。搞到後來，我們應該下撥的救助款甚至要請富裕省份先行墊付，貧困地區才由我們直接下撥。老徐的口頭禪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可不是他在“警醒”自己，那是對中國青基會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的真實寫照。 記者聽出了一身冷汗：“真有那麽可怕？ 柳楊：是的，表面看，我們是在強調希望小學必須要有基層政府的配套資金，必須經過中國青基會全程監控，必須慎重選擇校址、隨時掌握工程進度、嚴格檢查工程質量……但真正原因，是我們的賬戶上確實沒錢。我舉個例子，青基會“希望辦”有位叫張傳遠的，我在的時候，他經常拿著領導已經批准的下撥救助款的“預算單”來找我，問財務有多少錢能撥下去。後來，他乾脆改成問：你有多少錢能下撥？有多少，我就填多少單子請領導批！每一次，他手裏都是攥著一摞單子，但我們賬戶上確實沒有那麽多錢。就這樣，一旦有大額捐款到了我們的賬戶，“基金部”爲了追加投資，有時還會和“希望辦”吵架呢！ 蘇、柳陳述，相互印證，不過，書面證據或許更具說服力： 1995年國慶前後，徐永光和河南信陽信託投資公司（公司設在深圳，以下簡稱“信陽信託”）簽署協定，準備把中國青基會各個賬戶上的資金“歸攏”後，轉入信陽信託，“搏”一把短線利息差，但“存款協定”簽訂一個多月後，仍無法“履行”。 不是財務部門故意怠慢領導，實在是中國青基會的賬戶上缺少現金存款。證據清楚顯示，1995年11月，希望工程主賬戶上只有存款150萬。此外，中國青基會不接受審計的華青賬戶92萬，專案辦賬戶74萬，食堂賬戶33萬，活動賬戶8萬，合計357萬元。 但是，1995年的這個11月，徐永光還必須面對如下“任務和風險”： 1．熱心人士已經捐贈到位的希望小學建校工程款316萬元，須在本月下拔；2．同樣己經捐贈到位，且數量更加可觀的“1（家）+1結對”救助款（以“千萬元”計），須在本月下撥；3．此前對山東濟南的投資，其“按期回款計劃”許諾並無十分把握；4．今後對信陽信託的存款，其“隨時調回存款”的承諾也是未知數。 爲此，當時的財務部負責人曾琦大膽而又婉轉地提出“警告”：我會目前在銀行的“資金結存狀況是不樂觀的”！可惜，青基會最終還是把357萬元中的一大部分調入信陽信託；堅持“試運行一次”。 2001年12月20日，面對電視鏡頭，徐永光就“四川宣漢假信事件”這樣說：“我再補充一下，就是說宣漢的當事人，無論他是違法或違規，都要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制裁，應該說是會比一般的定性還要嚴，請相信，對希望工程捐款，如果是貪污、挪用或者做出其他不規範的行爲，受到制裁的程度會遠遠超過對一般資金管理上所出現的錯誤！” 現已查明，四川宣漢“假信事件”的當事人唐純旭，共計挪用希望工程捐款5400元。作爲“小蛀蟲”，唐已經受到嚴肅查處。 （《南方周末》第3版） 2月28日的中國青基會《嚴正聲明》指出：“中國青基會在實施希望工程的過程中，既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經費，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錢經費撥款”，但“希望工程創造了世界公益事業發展史上低成本高效率運行的奇迹”。 然而，舉報人指出：徐永光四處哭訴“希望工程辦公經費嚴重不足”，不對。因爲徐永光隱瞞了如下重要事實： 其一，因我國匯率調整，希望工程的外幣捐款曾創造出不少“溢價收入”。 希望工程接受的捐款分兩部分，一是定向捐款，例如“結對”捐贈給失學兒童或指定捐贈的希望小學；另一部分是沒有具體指向的，俗稱“一般性捐款”。第二類捐款往往被老徐列入“希望工程基金”。而“一般性捐款”之中，又有許多是海外熱心人士或海外社會團體、外資企業捐贈的外幣捐款。到1997年7月，海外捐款占整個總捐贈的1/3強。而在1993年和1994年，據《希望工程調查報告》披露，海外捐款一度這到總捐款的1/2。 衆所周知，1994年，我國政府曾調整外匯匯率，l美元從原來兌換人民幣5元多“漲”到了8元多。匯率變化，使滯留在希望工程賬上的外幣捐款“增值”不少。國家規定，外幣捐款利息以及因匯率調整而産生的“溢價收入”，均可“用作”希望工程的“辦公經費”。這一數額較大的“收入”，同樣可以支撐希望工程的“運轉”，中國青基會無權對其忽略不計或者故意隱瞞。 問題是，青基會隱瞞過外幣捐款的“利息收入”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證據一，1993年2月25日，中國青基會與北京大興財政局簽訂了《美元與人民幣相互存款協定》，協定規定，中國青基會將美元200萬元存入大興財政局賬戶，大興財政局則將1460萬元人民幣存入青基會賬戶，存款期限爲三年，相互不“索取”利息，也不再“計較”利息差。此後幾年，大興財政局又存入青基會賬戶人民幣110萬元，美元4.8萬元。證據進一步顯示：三年存款期滿之後的1996年8月，中國青基會才發現，按照當時美元匯率8.3071計算，大興財政局仍“欠”青基會51.5萬元。徐永光立即發出指示：“基金部應儘快將大興財政局欠款追回，爭取在年內把賬調整過來，以減少審計風險”。 證據二，1995年6月28日，中國青基會致函深圳新産業公司，稱：請按我會與貴公司1995年3月31日簽署的協議書第二款規定，將我會存留在你賬戶上的10萬美元（原有50萬，現存10萬），電匯49000美元於我會指定賬戶。開戶名：北京仁美廣告有限公司。開戶行：中行北京分行國貿中心分理處。賬號：148250036068。 記者查實：此次調度外匯的原因是，中國青基會領導、省級青基會秘書長以及受助大學生，需組團赴北歐“考察”，且事先由“北京恒美”代爲墊支49000美元，彙至芬蘭航空公司作爲出國費用。因此，中國青基會需從“深圳新産業”調出同樣數額美元，歸還“北京恒美”。 證據還顯示，至1997年9月，中國青基會在深圳新産業的“存款利息”已有63萬餘元（系50萬美元、10萬美元和5.1萬美元分段計算的人民幣利息）。此時，青基會領導要求下屬完成的“任務”是：1．“請基金部協助催收51000美元的欠款”；2．將63萬元利息調回我會賬戶，以便“儘早將該筆賬做平”。 國家有關部門對希望工程一直予以照顧，允許青基會在中國銀行開設“現匯賬戶”。其好處是，外幣捐款到賬後，不必像一般外貿企業賺取外匯那樣被立即兌換爲人民幣存款，而是可以無限期地以外幣形式存放在銀行，並可根據需要或者匯率變化，隨時兌換。可是，青基會領導人仍嫌這一“照顧”不夠寬鬆，於是把200萬美元存入了北京大興財政局，把50萬美元“存”在了深圳新産業公司。 其二，“希望工程紀念幣”也曾給希望工程帶來“超值收入”。 1994年10月26日，爲紀念希望工程實施5周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希望工程紀念幣”，該幣面值1元，但因其發行量不大，且鄧小平手書的“希望工程”4個字和英文的“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被同時鐫刻在硬幣上，因此在錢幣收藏市場上，希望工程紀念幣後來可以賣出較高價格。 負責紀念幣“運作”的中國青基會基金部劉文華，在《希望工程調查報告》一書中對此做了陳述：希望工程紀念幣發行2000萬枚，經我們努力，中國人民銀行直接“批給”了我們1000萬枚，讓我們在希望工程實施系統內發行，這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後的。我們把500萬枚兌換給各省青基會（記者調查發現：並未全部按原價1元兌換給各省），另500萬枚用於裝幀爲紀念品，現在（1997年）一枚紀念幣的市場價格達到30元……劉文華說：如果“控制得再嚴些，收入可這2個億，甚至會更多”。 記者曾向希望工程原財務人員追問：兌換外幣捐款所産生的“溢價收入”，以及“運作紀念幣”的超值收入，合計到底有多少？這些財務人員的回答，模糊而又不盡相同，有人說，“僅外幣溢價兌換一項，就大大幫了老徐一把”；有人說，“1000萬枚紀念幣，按每枚平均獲利5元計算，就有5000萬元的溢價收入，這是最保守估計”；還有人說：“結對”救助小學四五年級學生，因爲救助物件不到五年就畢業了，因此捐款有結餘，數額也很巨大；又有人說：發起並組織希望工程義演、義賽，收入也不少…… 記者驚問：你們都曾在財務部工作，怎麽會說不清呢？ 他們回答：對不起，上述運作並未全部納入青基會的財務管理。 說不清的，暫且擱置。讓我們找一點能夠“說清楚”的來說說。 徐永光曾在2001年對某報記者說： “11年來，中國青基會的工作經費總支出是8800萬元”（注：年均800萬）；“利用每年平均大約5600萬的待拔捐款的增值”，11年來，青基會總計獲得了7000多萬元的收入；但相互折抵，到2001年3月“中國青基會已經有1700萬元的赤字”。 不過，幾位青基會的財務人員指出：按保守估計，中國青基會外幣兌換溢價、紀念幣運作、足球義賽、文藝義演等等，其總收入應該超過6000萬元，足以填補1700萬元的工作經費“窟窿”。 還有，記者請柳楊幫助算了一筆賬，如果徐永光能夠遵紀守法“不去投資”，而是把希望工程的“待撥款”全部存在銀行裏，按照1989年至2000年逐年銀行利息，以1年期存款和3年期存款計算，青基會也可分別獲得5205萬元（1年期）或者5804萬元（3年期）的穩定收益。 （《南方周末》第3版） 2月28日中國青基會發表《嚴正聲明》指出：“香港某報在公佈的內容中，有許多重大失實，諸如……動用80多萬元款項購置住房給某些領導人居住……與事實不符。” 記者調查證實，中國青基會的第一批領導，確實是由團中央機關分配住房的。中國青基會出資請人撰寫的《創造希望》一書的第245頁就曾這樣寫道：團中央爲中國青基會辦理了一切手續，除提供了10萬元註冊資金，免費提供了辦公用房，還爲青基會的第一批成員提供了高水準的全面的社會保障，包括工資、獎金、住房、醫療保險、退休保險、社會地位，使他們有一條高水準的“底線”或令人滿意的退路--“再不濟也是團中央的機關幹部”。 但是，舉報人提供的證據又顯示，中國青基會曾動用630多萬元，在北京東三環的潘家園附近，給青基會機關的正式職工購買了多套住房，與此同時，青基會領導又另外“悄悄”在亞運村買了幾套房。至發稿時止，我們搞不清楚的是：中國青基會爲本單位職工購買住房的那630多萬元的支出，是否合法，但我們可以大致斷定：悄悄搞來的亞運村住房，顯然“不合法”。 記者爲此走訪了中國青基會原主管會計張培明。 記者：聽說青基會領導除了從團中央分房，還私下買過房，您知道這事嗎？ 張培明：知道。好像是1993年，還是徐永光親自來取的支票，當時我挺納悶，因爲財務部的人都知道，秘書長平時連工資都得有人送過去，怎麽這次連一張（撥款）支票都要親自過來取。我搞財務多年，對這類事挺敏感。 開始，我們都以爲那700萬是投給北京石景山區一家尋呼台的，因爲撥款憑證上就是這樣寫的。沒想到投資尋呼台是假的，實際是投給京協辦（北京經濟協作公司）的。記得是1995年，領導讓我去找京協辦催他們歸還那700萬，我和王長魚（王，當時任青基會基金部負責人）去的，沒想到，進門一提“青基會的700萬”，對方立即反駁，而且口氣特硬，說：“誰欠你們700萬？撥來700萬的第二天，我們就給了你們80多萬。”剛開始，我們不信，但對方財務拿出憑證，我們一看，都傻了。 我問王長魚，王說：“不知道”，王問我，我也不知道。王說：“你是搞財務的，應該知道呀！”我說：“我是當會計的，又不是當領導的，怎麽知道？”我記得，這筆錢（指那80多萬）被拔到了一個部隊的賬號上去了。回來之後，我們立即彙報，我清楚記得，老徐聽到後愣了一兩秒鐘，頂多也就一兩秒，然後說：“知道了，這事你們不用管。”我一看心裏就明白了，這事他知道！聯想起當年徐親自來取支票，我估計這裏肯定有貓膩。果然，消息慢慢就傳開了，那80多萬，是給領導另外買房子，在亞運村。 對此說法，記者查實了證據： 證據一，財務憑證：1993年3月、4月，中國青基會分別以“長期投資”、“石景山尋呼台投資款”爲由，分兩次動用“銀行存款”，劃出700萬元。 證據二，書面報告。私下買房，東窗事發，青基會的“基金部”很快按照上級領導旨意，寫出一份書面報告，稱：“九三年三月我會與北京經濟協作公司簽訂合作協定，對方給我會的回報包括一處房産的使用權。建議將此房的使用權轉讓給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價格爲878,637元，回收資金作爲北京經濟協作公司的還款。此報，請閱示。”報告時間是1995年10月24日。 記者：用80多萬買了房子，剩餘的那600多萬是否追回了呢？ 張培明：沒有。你聽我說，既然買房的事在基金會傳開了，所以領導乾脆要我們去追那剩下的600多萬，我們也去了，但京協辦說：“沒錢，還不了！”這時候，京協辦有位男士過來悄悄對老徐說：京協辦在廣東惠州有房地産！老徐一聽很高興，讓他專門負責追討京協辦的債。其實，這時的京協辦已瀕臨破産，但不知何燕茹是如何“說服”老徐的，結果，何燕茹調來之後，老徐又給他投了上百萬元，讓他成立公司負責討債。可是，何燕茹不僅沒能把那600多萬追回來，連老徐給他投的上百萬也泡了湯！ 1996年8月27日，徐永光在中國青基會會議室召集會議，研究京協辦投資無法收回之難題。本報記者從舉報人處拿到了這次會議留下的《會議紀要》：“1993年3月，我方（注：中國青基會）投資京協辦公司700萬元，期限2年，年利率18%。於1995年2月收回87.67萬元，1995年4月收回13.8萬元，1996年6月收回23.3萬元……目前無法收回的投資額爲577.7萬元（注：未計算利息） “（鑒於）京協辦已將我方投資之307.5萬元投入廣東惠州‘大金海公司’，而大金海公司目前訴訟纏身，僅有資産500萬元……我會目前需要做的工作是：基金部保持與京協辦的聯繫，在（京協辦與大金海）官司已經打贏的情況下，加強催款力度，爭取把307.5萬元全部收賬；同時，我方還應摸清京協辦的家底，將（京協辦）有價值的物資也要過來，不要讓到手的錢物再出現差錯。” 即使在2002年的春天，翻閱這一《會議紀要》也會使人心驚肉跳。徐永光該如何反駁這些書面證據和證人證言的“指控”呢？ 記者：青基會領導悄悄購買住房這件事，還有誰能夠證明呢？ 張培明：這件事，後來的財務部負責人柳楊應該比我更清楚。 記者找到中國青基會原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她提供了更加觸目驚心的內幕：徐永光不僅違規挪用善款購買住房，而且再次指示下屬做假賬。書面證據顯示，徐永光曾親自出馬，故伎重演。 第一，1995年11月1日，徐永光，以自己的另一身份--“共青團中央華青事業管理委員會”，與下屬單位（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簽署了一份《借款協議書》。協定規定，“服務中心”爲購買亞運村房子的使用權，向“華青”借款878637元，而“華青”不向“服務中心”索取利息，徐永光代表“華青”，簽下自己大名。 第二，同年同月同日，同一個徐永光，再以“中國青基會”法人資格，與“服務中心”簽署了另一份《協議書》，協定規定：“服務中心”願永久租用亞運村的三套房子，願一次性支付租金878637元。 簽署第二份文件時，徐永光更換了一支簽字筆。 其實，亞運村的房子從來也沒讓“服務中心”的什麽人去住過，三套“悄悄運作”出來的房子，始終由徐永光等幾位領導“永久租用”著。徐不過是找來下屬單位負責人，一會兒讓人家站在自己左側充當“借款人”，一會兒又讓人家站在自己右側充當“承租人”，房子卻始終“握”在自己手裏。 第三份證據，是中國青基會財務部起草的一份書面報告，大致內容是：“華青帳戶於1992年8月始使用（戶名：共青團華青事業管理委員會；開戶行：交通銀行東單辦事處；賬號：149104075），至今已有5年時間了，該賬戶是圍繞購買潘家園小區職工宿舍的支出進行核算的。購買潘家園房款支出632.53萬元，購亞運村房款87.86萬元……目前（華青）賬戶有資金7.53萬元，實際資金缺100萬元……團中央近日下發審計署關於清理整頓各單位賬戶的文件，要求各單位儘快將所有賬戶的情況報團中央，並接受抽查……爲此應儘快撤銷該賬戶。”這份報告的起草時間是1997年5月。 看罷證據，記者驚問：朱總理視察國家會計學院時，曾專門題詞“不做假賬”，中國青基會的財務部怎麽敢公然建議領導做假賬？ 柳楊解釋：不是的。在青基會，財務部是“使喚丫頭拿鑰匙，當家做不了主”，“領導有權拿支票，我們無權過問錢”。是不是要平賬，怎樣調度，都是老徐佈置做的。中國青基會在1995年成立了臨時機構--“基金管委會”，專門負責投資事宜和投資失敗後如何討債、如何把賬做平。參加的人除了幾位主要領導，基金部、財務部、法律部的人也會被輪流叫去。研究之後，領導就會佈置，要有關部門按會議精神寫報告交上去，領導則在報告上做個批示，走個程式。 據悉，自稱“不懂財務”的徐永光在“平賬”方面卻常常能“忽發奇想”。徐永光在財務部報告上做出的批示是：“同意先撤銷該賬戶。但要問一個問題：基金會購房資金是如何解決的？怎麽回答。故尚需以某些方面的專項捐款等形式，做一本賬備查。” 翻譯過來，徐永光是要下屬必須把購房資金的來源“編造”得更圓滿些，他甚至直接下達指示說，不妨以某些“專項捐款”的名義，編造有人“捐贈”了購房款，做一本假賬，以備團中央或審計部門來查。 柳楊說：徐永光設想得挺好，他希望有個大企業家能捐出一大筆款，或者有人願意跟他簽一個假協定，就說看見中國青基會的工作人員從事希望工程，十分勞累，願意捐贈房子若干套。嗨，可惜這只是設想，因爲根本沒人願意爲了青基會職工解決住房來捐錢，也沒人願意替徐永光做假捐贈、簽假協定。 記者：那最後你們是怎麽做的賬呢？ 柳楊：按照老徐指示，做一筆華青撥款100萬給我們主賬戶的賬，然後又讓基金部運作紀念幣（注：“運作紀念幣”，詳見第3版），搞回一筆100萬的“增值收入”，打入華青賬戶平賬，然後撤銷華青戶頭。 （《南方周末》第4版） 2月28日的中國青基會《嚴正聲明》還指出：“中國青基會對基金實行的投資增值，完全依照國家有關法律進行。” 那麽，徐永光出於“保值增值”的需要，動用希望工程捐款從事各類投資活動究竟是不是違規？帶著這個問題，記者專門走訪了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司和國家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的有關官員。 央行有關官員： --我國慈善機構和同類性質基金會，其基本名稱就是“非營利的公益性民間社團”。捐款企業或捐款個人，絕沒有這樣一種意願和委託：把錢捐給某一慈善機構，然後請這個機構去投資，去賺錢，然後拿著賺到的錢再去搞救助。對這個問題，國務院1988年頒佈、今天仍然有效的《基金會管理辦法》的第二條中，有明確界定：像中國青基會這樣的基金會，是“對……自願捐贈資金進行管理的民間非營利性組織”。 --當然，1988年國務院制定的《辦法》也有不夠明確的地方。例如，該法第六條作出規定，基金的支出必須“符合其宗旨”，不得挪作他用。規定“基金會不得經營管理企業”，但與此同時，該法第七條又規定，基金會可以“購買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但“購買某個企業的股票額不得超過該企業股票總額的20%”，這就是不夠明確的地方。 今天看，這裏的“購買股票”似乎沒有限定是在一級市場還是在二級市場“買賣”股票，但這是有歷史原因的。1988年，我國的所有股票都還不能上市交易。上市交易並將股票分作一、二級市場，是1990年以後的事情。正是從這一角度看，1988年的《辦法》確實不適應形勢發展了。 --還有一個情況需要說明，根據1988年《辦法》，基金會在2000年之前是由人行總行和民政部兩家負責管理的。《辦法》第十三條即指出，國務院授權人行總行和民政部“可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 坦率說，人行總行很早即發現部分公益性基金會有違規操作行爲，因此我們自1990年以來，一直在對基金會的違規投資行爲進行規範，可以講，這是人行總行執行國務院交給的監管任務的重點所在。道理很簡單，基金會的基金是募集捐款所得。慈善機構不是企業，慈善機構的負責人不是商人。那些捐款是用來積德行善的，不能拿去亂投資。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人行總行在1990年頒佈了《中國人民銀行基金會稽核暫行規定》，在這一規定中，我們明確規定：全國各級各類非營利基金會都不能從事“以盈利爲目的的經營活動，如直接投資、經商開工廠、借貸資金等”。在這個問題上，對全國和地方的公益性基金會是一視同仁的。 1990年之後，非營利基金會違規投資現象並未得到有效制止，因此，1995年，人行總行又專門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基金會管理的通知》，即“97號通知”。這裏的“進一步加強”五個字，表明了人行總行的監管態度。在該《通知》的第五條、第六條內，強調了兩層意思：第一，“經營管理企業及其他營利性經濟實體的基金會，要限期清理並作出適當處置”；第二，基金會的“保值及增值”活動，“必須委託金融機構進行”。 --2000年底以後，根據國務院要求，中國人民銀行不再對基金會進行監管。不過，1990年和1995年人行總行下發的文件，我們已全部移交給民政部，這是文件移交清單（打開電腦顯示），你在民政部那裏，肯定可以查到相同的文件。 民政部官員： --在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都屬於“非營利”的，這是一個總的原則。如果它是一個營利或者爲了營利的“基金”，例如股市的各類基金，那就不歸我們管了。 --1988年的《辦法》，確實跟不上形勢發展了。新的《基金會管理辦法》，已經起草完畢，目前正在上報等待批准的過程中。在新《辦法》頒佈實施之前，全國各級各類基金會的所有行爲，應當以1988年的老《辦法》和2000年12月之前人行總行、民政部的相關規定辦理，這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對於你提出的“是否允許基金會動用捐款直接從事投資”的問題，我認爲，人行總行過去的規定，應當繼續有效。 記者還查到了相關法規： --1988年，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基金會的基金，應當用於資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動和事業，不得挪作他用。基金會不得經營管理企業”。 --1990年8月，人行總行頒佈《基金會稽核暫行規定》，要求各地對基金會“以盈利爲目的經營活動，如直接投資、經商開工廠、借貸資金等”進行檢查糾正。 --1995年4月，人行總行再次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基金會管理的通知》，要求：凡“經營管理企業及其他營利性經濟實體的基金會，要限期清理並作出適當處置”，該《通知》特別規定：“基金會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須委託金融機構進行”。 今天回頭看，國務院如人行總行針對我國基金會制定的多項規章制度，其良苦用心十分清晰：捐款，不得挪作他用；捐款積少成多積累成爲大額“基金”後，其救助、捐贈本意沒有、也不允許隨意改變，因此，基金會不得將募集的基金挪作他用，不得以“保值”、“增值”爲藉口直接進行投資--因爲有投資就必然有風險，一旦投資失敗，就可能同時侵害捐贈者和被救助者兩方面的權益。即使基金會確有“保值”、“增值”之需要，也“必須委託金融機構進行”，公益基金會不能挽起袖子“自己下海幹”。 記者搞不懂的是：2002年2月28日的中國青基會《嚴正聲明》，提到了1988年的《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和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但卻沒有提及1990年、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頒佈的兩項法規，我們不知道人行總行的這些法規是否下發給了中國青基會？ 記者搞懂了的則是：無論從國家法規還是從中國青基會的章程看，動用捐款進行的所有投資，無論其“營利”、“虧損”或者“持平”，都必須一筆一筆地經由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然後向上級主管單位和全社會報告。隱匿不報，算不算違規？ （《南方周末》第4版） ■1988年，團中央撥款10萬元作基金會註冊資金，1萬元作工作經費，組建了中國青基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經過縝密的調查和論證，率先實施了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重返校園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資助方式是：（1）設立助學金，長期資助我國貧困地區品學兼優而又因家庭困難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2）爲一些貧困鄉村新蓋、修繕小學校舍；（3）爲一些貧困鄉村小學購置教具、文具和書籍。 ■1990年5月，鄧小平爲剛剛實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題名。 ■1991年，全國23個省（區）、130個縣的3萬名失學孩子享受“希望工程”助學金重返校園，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還援助建立了15所“希望小學”。 ■1992年4月15日，小平同志爲希望工程的題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由此揭開了“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的序幕。當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鄧小平委託工作人員兩次以匿名方式捐款5000元。 ■1994年初，中國青基會以聯合國確定的“國際家庭年”爲契機，適時推出“希望工程1（家）+1助學行動”，僅中國青基會全年接受的捐款就超過12萬筆，是前4年捐款總筆數的4倍，捐款總額爲7091萬元。全年總計，中國青基會和省級機構接受的希望工程捐款達到1.8億，5年累計接受捐款總額達到了3.85億。地（市）縣接受的捐款統計不全，如果加上，總額在4億以上。截止1994年12月31日，全年共救助失學兒童46.6萬名，當年救助額接近前4年的總和，總規模達到了101.5萬名。建希望小學的總數量達到749所，其中已建成407所、在建342所。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在1994年第一次希望工程全國監察巡視員會議上及有關場合，坦承希望工程有八大隱患：體外迴圈、假名營私、體制磨擦、政策風險、管理疏誤、中傷毀譽、失准評判和自砸招牌。 ■截止1996年底，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9.78億元，救助失學兒童154.9萬多名，援建希望小學3634所。 ■1997年，中國青基會組織了希望工程在國內“最後一輪大規模勸募行動”，定下力爭實現全國籌資5億元、資助失學兒童30萬名、援建希望小學1000所以上的年度目標。 ■1998年，全國希望工程實現籌資3.54億元，其中中國青基會近2億元，創下了10年來的最高記錄。 ■1999年初，中國青基會決定：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學兒童的捐款。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學兒童轉向對優秀受助生的跟蹤培養；希望小學由硬體建設爲主轉向以教師培訓、現代化教學設施配置等軟體建設爲主，以避免“管理成本的加大而邊際效應遞減”。 （《南方周末》第4版） 編後 編發這組稿件，我們的態度是極其嚴肅和慎重的，心情是十分沈重和複雜的。 希望工程十來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得益於黨中央所開創的改革開放的宏大事業，得益於中國人民的穩步邁向小康，得益於許多希望工程工作者的辛勞努力，更得益于無數海內外華夏兒女、外國友人永不泯滅的善良天性和無限愛心。十多年來，本報編輯部同仁滿懷熱情宣傳報道這項名傳遐邇的慈善工程，爲它的實施貢獻綿薄之力。我們和所有善良的人們一樣尊重和愛護這項事業。 然而，古訓有：“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長也，必浚其泉源”，倘聽任“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若任由“晷刻之誤，或遺患于歷年”。是袒護中國青基會的少數負責人，還是維護中國希望工程以及中國慈善事業千秋萬代之發展？ 若二者必選其一，我們寧願選擇後者。 | |
NO:895_9
| 佚名 於 2002/08/21 17:42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你說個第4版有什么用啊？《南方周末》發了那么多年，倒地是哪一期啊！ | |
NO:895_10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20:30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2002年8月5日 星期一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8/5/22382.html【看中國報道】 今年2月希望工程財務醜聞傳出後，中國青基會前財務部副主任柳楊曾透露，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徐永光在香港至少設立過一個沒有對外公開的外匯捐款帳戶。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乃強最近對此予以證實。 劉乃強說，自己曾受徐永光委託，在香港開設希望工程捐款的帳戶，接受捐款。 劉乃強還說，徐永光在春節前撥打長途電話向他暗示，如果有人問起這個帳戶，就說「忘記了」或者「沒開過」。 徐永光並派出三人到香港要求劉乃強幫助查找該戶口未果。但劉乃強表示，該戶口的錢早已彙到青基會的總部帳戶。 根據《中國青基會章程》第34條，中國青基會的資産管理必須執行國家規定的財務管理制度，定期公佈收支狀□，接受理事會和財政部門、審計機關和公衆的監督。 柳楊透露，記憶中徐永光在香港至少設立過一個沒有對外公開的外匯捐款帳戶。她稱，不知道這個帳戶到底收到過多少捐款，但因爲一個偶然機會，方知該帳戶至少收到過一筆捐款，由於該帳戶從未被審計過，因此柳楊把它稱爲「秘密」帳戶。 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董向功在接受內地記者採訪時說，曾就希望工程是否在海外開設捐款帳戶問題，多次當面問過徐永光，徐永光每一次都是很肯定地回答說，希望工程沒有在海外設立帳戶。 但據香港明報5日報導，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乃強證實柳楊的記憶屬實。劉乃強說，徐永光在香港曾經委託他開設過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帳戶，而且徐永光還在今年春節前撥打長途電話向他暗示，如果有人問起這個帳戶，就說「忘記了」或者「沒開過」。 柳楊說， 92年前後，曾在團中央工作的葉克東先生致電給她，請求幫助一位在香港居住、擔任全國青聯委員的捐款人，查詢在香港捐出的希望工程款項，爲什麽遲遲拿不到收據。柳楊請人幫忙，但從中國青基會的北京電腦裏沒有發現紀錄，柳楊只好請葉克東轉告那位香港捐款人，請他回憶到底把善款捐入了銀行的哪個帳戶，資訊反饋後，柳楊忽然想起，中國青基會在香港確實有個帳戶。 今年 4月3日晚，劉乃強在深圳接受內地記者採訪時證實，中國青基會曾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過接收捐款的帳戶。劉乃強表示， 1990年，他在北京參加完全國政協會議，徐永光找到劉乃強，希望劉乃強能在香港幫助設立中國青基會的分支機搆，幫助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當時還講好，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工作全權委託劉乃強，所有的捐款收據，都由他簽收。看到這對貧困地區失學兒童接受教育有好處，是一件大善事，劉乃強說：我答應了。 劉乃強說，在北京與徐永光談了一個大致意向後，回到香港就開始行動。劉乃強曾諮詢新華社香港分社得知，國務院有規定，內地基金會不得在港成立分支機搆。與徐永光溝通後，遂決定在港重新註冊。不過，在香港註冊一個新的慈善基金會，手續很複雜，要成立機構，要申請免稅，審批手續很嚴格、很繁瑣。就在劉辦理新的基金會還沒結果的時候，徐永光指定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一個接收捐款的帳戶。劉乃強回憶說，他後來開了這一帳戶，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帳號已經忘記，但開設帳戶的印鑒卡確實是自己的。 對於青基會在香港中銀設立帳戶的某些具體情節，如開設時間、後來是否撤銷、是否收過捐款、劉乃強本人是否提取過、是否給捐款人開出過受款收據等問題，劉乃強作了答覆，並透露了印象較深的幾件事情。 劉乃強稱，帳戶是徐永光在北京得到中國銀行總行批准，再讓他在香港辦理的，換言之，帳戶不是他去開設的，劉乃強只提供了印鑒卡，而開戶的時間大約是 1991年。從開戶到撤銷，前後大約有半年時間。 劉乃強續稱，自己是「印鑒提供人」，但開戶時徐就和劉約定，所有捐款必須全額彙往北京中國青基會指定帳戶，劉無權從帳戶提取捐款；此外，開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帳戶的真正主人是中國青基會或者是徐永光。 劉乃強回憶，至少收到過一筆數額較大的捐款；但因爲和徐永光在工作上發生分歧，因此劉乃強提出撤銷該帳戶，徐同意，而收到的捐款，在銷戶時已全部經由銀行轉回北京。 劉乃強稱，沒有碰過那些錢，一分也沒碰過；也沒給捐款人開過收據，因爲徐委託他的「簽收」許諾，並未兌現，而且劉也不知道捐款者是誰。 劉乃強表示，徐永光在香港展開的大規模募捐，從未與他聯繫，因此，希望工程此後在香港發生的任何事，與他無關。 劉乃強表示，《明報》、教聯、工聯這三家是香港希望工程最大的捐款接收單位，還有很多小的接收單位，在他的記憶中，「受託人」起碼有超過十家。 對此，劉乃強與徐永光之間出現分歧。劉乃強稱，如此多社團，這麽多人都是希望工程在香港地區的「募捐代理人」，募捐工作就容易出差錯，容易失控。他說：「就算我不懷疑你徐永光，但這樣搞下去，你徐永光容易背黑鍋，希望工程也容易背上黑鍋。」 劉乃強表示，曾好心勸徐永光不要這樣做，但徐永光不聽。沒有辦法，他決定抽身退出去。善後工作很簡單，籌備中的香港新的希望工程基金會不申辦了，帳戶撤銷，帳戶裏的捐款通過銀行全部轉回北京。 對於和徐永光的這一分歧，劉乃強表示至今問心無愧。 劉乃強說，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託人」不一定非要是我，但最好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法人單位。 【新生3月22日訊】 http://xinsheng.net/articles/big5/2002/3/22/22446.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2/n178409.htm 針對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挪用款項投資弊案有可能被中國媒體「炒作」的可能，中共中央宣傳部20日對各地新聞主管機構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各媒體炒作報道希望工程事件。與此同時，正在印刷、按計劃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廣州《南方周末》，由於刊登有揭露希望工程弊案的報道，也於前晚被喝令停機換稿，已印刷好的三十多萬份被封存。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廣大網友的熱切關注。上圖為封存版《南方周末》） 明報22日報導說，近一個月來，海外媒體揭發中國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醜聞通過各種渠道傳入內地，在中國媒體引起了反響，不少媒體也陸續開始轉載或跟蹤報道，披露青基會挪用捐款的弊案。消息透露，中國青基會負責人徐永光對此十分緊張，通過各種關系向上游說，要求主管部門頒令，禁止國內媒體加入這場揭發中國青基會的行列。 據悉， 20日下午，原青基會數位當事人現身廣州召開說明會，公開揭發中國青基會的弊案，並且有多家內地媒體出席采訪當事人。情況迅即反饋到中宣部，引起中宣部的高度重視。前日晚上七時多，中宣部下發緊急通知，重申新聞報道紀律，明確指示各地媒體不得報道舉報者說明會的情況，也不得參與炒作或轉載海外媒體有關中國青基會挪用捐款的報道，所有前日參加記者會的內地媒體，全部收聲。 報導稱，最不幸的要算廣州的《南方周末》。本期的《南方周末》用了三個整版的篇幅，揭發中國青基會挪用捐款的弊案， 21日已交付印刷，中宣部的通知到達時，已有三十多萬份報紙付印完畢，報社唯有緊急停機，臨時換稿，撤下了有關希望工程的文章。 據悉，雖然北京方面特別指示，已印好的《南方周末》「一份也不能流入市面」，並下令封存了三十多萬份印好的報紙，但仍有部分撤版前的「原裝貨」流出市面。《南方周末》報社一位員工形容「損失慘重」。由於臨時換版，本應21日淩晨出街的《南方周末》延遲至21日下午才出街。(3/22/2002 1:07:00 AM) 【大紀元3月22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2/n178405.htm 向傳媒披露大陸希望工程善款被非法挪用於風險投資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簡稱青基會）財務部前副主任柳楊，由北京輾轉南下，在廣州舉行記者會，聲稱遭人恐嚇，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蘋果日報3月22日報道﹐柳楊前日在記者會上說，自從她向香港傳媒披露希望工程善款被挪用於投資後，便有青基會的人打電話給她，指摘她將資料到處發布的做法太過分。 ■離京赴穗避難 為避開不必要的麻煩，柳楊於本月八日搭火車離開北京，準備到四川朋友家中暫住。但火車到陝西時，四川的朋友打電話告訴她，其住宅附近突然出現數名陌生男子，叫她改往別處。柳楊只好輾轉南下到廣州暫避，連入住酒店也不敢用自己姓名登記。她表示，北京家中近日頻頻接到恐嚇電話，父母被迫避居別處，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出現危險。 柳楊稱，她已將青基會的違規資料寄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目前仍靜待中紀委調查處理。 青基會昨日發表聲明，指摘柳楊勾結犯罪分子竊取內部文件，向青基會敲詐錢財不果後，又利用境外傳媒，向希望工程發起「恐怖襲擊」。 【大紀元3月20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0/n178064.htm 中國民政部官員表示，他們聽說了青基會被媒體指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事，國家對災難救助捐贈管理是明確的，但對經常的慈善募捐，目前還缺乏相關監管法律，政出多頭，基本靠募捐機構自律，所以問題較多，目前只能是誰出事追究誰。 據明報3月20日報導﹐負責國家救災捐助事務的副民政部長楊洐銀日前也在一個新聞會上強調，慈善捐助工作要建章立制、規範操作、加強管理。 她強調捐助款物能否合理使用，關係到政府的形象，關係到社會捐助工作的發展，在加強監督的同時，要推動定期向社會公佈接收發放捐款的制度，接受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維護捐助者權益。 民政部救災司救濟處張姓官員昨日接受本報電話採訪時表示，對於災難事件的捐贈救助管理，國家是有明確規定的，就是由民政部救災司負責，專款專撥專用，來去清晰，但對經常的款物捐贈的監管，目前政出多頭，沒有明確統一的管理體系，9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也沒有明確說明監管主體是誰。 他指出，目前內地各類慈善機構數以百計，歸屬不同的部門和行業，民政部門並無法律依據予以監管，只能靠這些機構自律，若出問題，也只能由這些機構和機構的主管部門負責。 對中青基會被媒體質疑挪用捐款，該官員表示聽說過，但不知詳情，又稱這次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曾有委員代表在電視訪談中專門談對慈善機構的監管，他們很關注。 2002年3月4日 星期一【看中國報道】 未出示任何証件就成了“義賣者” 記者經過瞭解得知，參加義賣的那些人是受一家叫長江置業發展公司的指派，全都是在校學生。既然是為希望工程義賣，又為何是由一家公司來操作？這其中是否有什麽問題？為摸清情況，記者於2月18日上午，以應聘者的身份來到位於廣州市德政南路48號的長江置業發展公司。 在廣州購書中心門外，義賣者特別活躍。 記者要求報名參加義賣，該公司一名男工作人員問了記者一些經歷。接著一名女工作人員也問了些同樣的問題，男工作人員就直接讓記者在義賣物品發放單上簽名並領取了義賣所需要的物品。在沒有看記者的任何証件的情況下，記者就成了一名“義賣者”。 據義賣者同事介紹，該公司規定每天早上9時集中公司分組、領取義賣物品（綬帶、義賣箱、卡片、証明信、水），然後到公司設定的地點義賣，下午5時則必須回到公司交回義賣物品和清點義賣款，並領取義賣提成。 義賣的明信片分為兩種：“希望工程”明信片和“大自然啟示錄”愛心卡。明信片由希望工程統一印製，一套8張，售15元﹔而愛心卡，則是廣州某出版社出版的卡片，每套10張，賣10元，可散賣。 義賣者提成25％ 2月18日上午，記者跟隨幾個義賣學生一起來到天河購物城。一天下來，腿站麻了，口也幹了，只賣了18張卡片。跟記者一起的義賣者有的已賣了近百張。 當天下午4時50分，記者和幾個義賣者回到公司結帳，工作人員根據早上的登記表一一驗收義賣物品，然後開箱清點款項，最後將箱內總錢數（包括義賣款和募捐款）的25％作為提成當場交給義賣者，而對於箱內的募捐款和義賣款各是多少沒有做區分和說明，在一張簡單的普通印刷表格上登記總錢數和提成數。 當天記者共賣出卡片18張，得18元，另收有0.8元募捐款，共得款18.8元，按25％的提成計算，工作人員給了記者4.7元，當天有義賣者拿到提成款30多元。 仲介公司主要通過“愛心卡”賺錢 2月18日下午5時許，長江置業發展公司內的一位焦姓男員工接受記者采訪。據他介紹，該公司是與希望工程和廣東省青少年事業基金會挂鉤的企業，可以為在校的大中學生和中專生介紹勤工儉學和各類兼職工作，除了德政南路公司總部以外，在深圳、梅州、汕頭、珠海、番禺、韶關等地均設有辦事處。 焦稱，該公司與廣東希望工程辦和廣東省青少年事業基金會均簽了合約，分別用以上兩個單位的名義進行半商業活動，向希望工程和廣東省青少年事業基金會上交相應的款項，用於幫助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以及建立希望小學。目前學生們所賣的明信片由希望工程統一以8元左右的價格轉給公司，盡管賣15元每套，但是除了志願者的提成和其他的各種費用，公司從中賺不了什麽錢﹔而愛心卡則由廣東省青少年事業基金會授權印製，售價1元每張，10元一套，公司主要通過愛心卡這一部分賺錢。該工作人員還介紹，公司與希望工程的合約今年8月份到期。 焦姓工作人員的說法，得到了廣東省希望工程辦公室副主任譚小蓮的証實。 2月26日上午，長江置業發展公司總經理唐衛民接受記者的采訪。唐經理告訴記者，他是想通過與希望工程合作義賣明信片，來幫助窮困學生，使更多的學生能夠上學。至於義賣希望工程明信片上交款，他不願正面回答，希望記者采訪希望工程辦公室。義賣款上繳多少不得而知 本月25日下午，記者就希望工程義賣一事，采訪了廣東省希望工程辦公室副主任譚小蓮。 譚副主任首先向記者表明兩點：“第一，長江置業公司義賣合理合法。第二，這個產品（明信片）是“義賣”，不是“募捐”，義賣就肯定有義賣成本，我們規定的價格就不存在有什麽違反政策和違反規定的情況。 記者（以下簡稱“記”）：“希望工程”和“大自然啟示錄”明信片，長江置業公司返還多少到你們這裏？ 譚小蓮（以下簡稱“譚”）：我們跟他們有個規定，我們是按照合同來做的。他們要多少貨，就在我們這裏領，領了以後，按規定上交款就是。 記：那你們給他多少貨？規定的價格多少？ 譚：他們需要多少就給多少。錢我們是按規定的。我們除了預算成本之外，還有上交，還有捐款。 記：10元一套的“愛心卡”賣出款捐多少給希望工程？ 譚：他們是給出版社出版的，實際上不是我們的產品。是我們同意他們在賣15元的產品的同時，賣這個10元產品的，他們每個月上交1萬元給希望工程。 記：實際上，10元一套的大自然啟示錄明信片，是依附于印有“希望工程”明信片來賣，就我們理解，因為不是你們出的，那到底是義賣還是募捐呢？怎麽理解募捐呢？ 譚：那肯定不是募捐。募捐的話，從理論上來說，募捐是沒有成本的，募捐多少，就用多少，按照募捐人的意願。 記：據記者瞭解，義賣者得多少，有個比例。那公司得多少，也應有個比例。比例是多少？他們上交多少？ 譚：我們沒有作硬性規定。他們賣希望工程明信片，可能沒有賺，但他們要組織人員，要發工資。這個卡片（10元一套），可能是有點盈利，他賣得多是應該有點盈利的。 對于長江置業公司在“義賣”希望工程明信片後，返還給希望工程辦公室多少，譚副主任不願意透露﹔而記者在長江置業公司辦公室的牆上看到，希望工程明信片進貨價是7元一套。也就是說，長江公司義賣希望工程明信片時，每套毛利是8元，扣除25％的人工成本，純利是6元。 專家意見：公眾應有知情權 特區政府於九八年曾向立法會書面承諾，讓在港持行街紙的內地兒童就學，但港府今年改變政策，拒絕讓三月後提出申請的百多名兒童入學，理由是連串居留權訴訟將告一段落，內地非法來港兒童快遭遣返，繼續允許他們讀書會傳達錯誤資訊，以為特區政府鼓勵內地兒童非法來港。 政府也許還有執法上的現實考慮，容許持行街紙兒童入學，會讓他們融入社會，結識大批朋友，一旦法庭判他們沒有居留權，需要回內地排隊申請來港定居，入境處決定遣返他們時，可能會像談雅然案那樣，遭到孩童的老師和全校同學阻撓，引起社會廣泛同情，令入境處受政治壓力，要用酌情權讓他們留港。 入境處的顧慮，不能說全無道理，但不足以成為剝奪兒童入學權利的依據。以當年的越南船民為例，許多已被甄別為非難民，注定要遣返越南，等候遣返期間，船民營裏的兒童一樣可以受教育，不會因為快將執行遣返便不准念書。再以遭判監的少年犯為例，不論入獄年期長短，在牢房裏都可以念書，有一些少年犯獄中苦讀，在公開試考得優良成績，成為激勵人心的陽光故事。既然連行動沒有自由的船民，以致犯了重罪的監犯，都有權接受教育，為什麼行動自由的持行街紙兒童不可以﹖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文規定，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能任意剝奪，雖然中國在簽署這條約時，為香港作了保留聲明，香港可按實際需要限制非法入境兒童就學，例如須經申請批准，可是，保障兒童就學權始終是國際公認的兒童基本權利，特區政府的新政策，縱然技術上不違背公約，亦難逃國際指摘，因為香港只有五百七十名十八歲以下持行街紙的兒童，容許他們就學根本不會威脅到香港的公共安全，對社會沒有實質傷害。 當香港的宗教團體、人權組織紛紛起來，為持行街紙兒童入學請命，可以預見，將有不少學校，特別是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將會容許持行街紙兒童進校念書，屆時教署是否要配合保安局的政策，指令校方把持行街紙兒童驅逐離校﹖受影響兒童向法援署求助，司法覆核政府的禁學決定，法援署是批還是不批﹖顯而易見，保安局的新政策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只會挑起更多社會紛爭，觸發無謂的訴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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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2 10:38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2002年7月22日 星期一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7/22/21454.html【看中國報道】 近幾年來，中國艾滋病蔓延勢頭迅猛。自１９８５年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來，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均大約以３０％－４０％的速度遞增，到２００１年底，官方公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數位已逾８５萬，但實際上遠不止這些。 目前，報告感染者人數較多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包括雲南、新疆、廣西、廣東、河南、四川、北京、安徽和上海。其中西部是以吸毒共用注射針頭感染爲主，中部是非法採集血漿感染爲主。有迹象表明，如果我們再不抓緊在吸毒、賣血人群中開展教育並採取有力的防治措施，那麽由這兩種途徑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很可能通過無保護的性行爲將病毒傳染給自己的配偶，並通過商業性行爲在人口流動過程中擴大病毒的傳播範圍。 從上海的情況來看，２００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發現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４５．１６％，疫情上升速度明顯增快，已累計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５２８例，死亡３４例。目前，艾滋病傳播的三種主要途徑在上海均有發現。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性途徑將成爲上海市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徑。有資料表明，在上海，８０％的女性和２０％的男性性病患者都是從自己的婚姻配偶中傳染的，６７％的已婚男性和４５％的未婚男性的性病是從妓女和非婚性伴侶中傳染的，因此，由性途徑傳播艾滋病病毒在上海已經成爲最大的危險。 根據艾滋病在一個國家的流行規律，開始爲傳入期和擴散期，一旦進入增長期，就會呈現感染加速度的增長趨勢，如果在這個階段仍然沒有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民參與的有效防治，就會迅速進入泛濫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的增長速度已經達到６０％以上，進入了快速增長期。中國能用於遏制艾滋病的時間和機遇已經不多！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還不能迅速形成普遍有效的防治格局，那麽到２０１０年，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有可能達到或超過１０００萬，社會經濟損失可達到或超過７７０００億元（９０００億美元）。到那時，中國將成爲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將帶來勞動人口急劇減少、人才嚴重損失、人口比例嚴重失衡、遏制經濟發展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等毀滅性的惡果，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將功虧一簣。 今天，把中國艾滋病的蔓延態勢比喻爲那艘巨大的沈船——泰坦尼克號，已絕非危言聳聽。國外的一些專家警告說，艾滋病有可能觸發戰爭、屠殺和顛覆政府；艾滋病的流行將使貧困現象嚴重加劇，並産生一個巨大和貧窮的孤兒群體。這個群體不僅很容易受到激進主義的攻擊，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應付數目如此龐大的孤兒和反社會青年。 因此，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已經成爲中國各級政府和全體中國人民刻不容緩的最緊迫的任務之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喪失這個時機，中國就不可避免地進入艾滋病泛濫期，那時中國就會成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第一大國。 由於艾滋病病毒的個體傳播行爲帶有非常複雜的社會性，因此，艾滋病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上的傳染病，更是一種社會病，需要醫學的、社會的、心理的、倫理的、法律的諸多方面的共同參與和全社會的重視。這裏，從各級政府的角度迫切需要解決的有這樣幾個問題： 首先，要轉變把艾滋病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不要認爲這是給國家抹黑的問題。艾滋病是一種傳染性疾病，它的傳播不分國界、民族、種族和社會體制，不分年齡、性別、階層和價值觀念，它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政府需要樹立這樣一個明確的目標，不管是哪個省市、哪個部門，如果不能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好，並導致艾滋病的泛濫，那就是對工作的瀆職，對人類的犯罪。在這項工作上，各級政府要加大力度，增加經費的投入。 其次，要轉變把艾滋病與道德的高尚與低下混淆在一起、與金錢的多少聯繫在一起的觀念。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疾病，不管是道德高尚的或低下的人，也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可能感染這一致命的病毒。而且，在中國，艾滋病更多的是和社會結構性的貧困聯繫在一起，比如因貧困而賣血，因貧困而賣淫，因貧困而被毒品販子所利用等等。所以，我們必須把艾滋病和受艾滋病病毒侵襲的人分開對待。我們的敵人是艾滋病，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則是社會應當關愛和救助的人。不管這個人是由於何種途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從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社會都要把他（她）看作受傷害者。我們必須讓全社會的人知曉，只有消除歧視，尊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個人權利，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在公衆之中，才能有效達到遏制艾滋病病毒在中國大規模蔓延的目的。 第三，要轉變使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流於形式化的弊端。各級政府有責任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並採用各種恰當的方法把預防艾滋病的知識和方法告訴每一個公民，做到家喻戶曉。但這項工作不能流於形式，僅僅在每年１２月１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做一下宣傳；必須將這項工作提高到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社會、爲世界作貢獻的高度來認識。因爲“在未來２０年裏，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將決定全球艾滋病的負擔的大小。”（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語）政府必須將這項工作制度化，就像普法宣傳教育一樣人人都必須接受教育。而且這項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預防艾滋病的一般知識上，還必須強化重視艾滋病問題的社會理念。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公衆在艾滋病問題上表現出來的陳舊觀念；在政府資金不足的情況下，鼓勵民間和企業承擔一部分用於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經費。事實上，在國外，許多大的集團公司和影視明星都在積極參與這項工作，包括募集和捐贈資金，用於本國和貧窮國家的艾滋病防治。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中國顧問） (新世紀) 2002年7月1日 星期一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7/1/20115.html 【看中國報道】安替 發自北京 在6月27日下午三點的北京昆侖飯店，每位參加聯合國最新中國艾滋病現狀評估報告發佈會的專家和各國記者都拿到了這份期待已久的報告書。早在兩個星期前 ，外電就已經以《中國面臨艾滋病定時炸彈》這類字句爲題，預告這份文件的出籠。 【關於泰坦尼克的詞義討論】 拿到手的這份報告書從標題開始就刺激了所有人的眼睛：《艾滋病毒 / 艾滋病：中國泰坦尼克之災》。當然，根據英文的辭源意義，新華社稿件的翻譯也算的上專業：“（中國）巨大的危險”。不過，自從好萊塢商業大片《泰坦尼克》征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觀衆之後，“泰坦尼克”這個詞語已經在任何語言中和那艘龐大的卻最終沈沒的豪華巨輪，以及那個爲拯救女友而獻出生命的傑克聯繫在一起了。 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崩潰論”成爲海外媒體的爭論焦點，話題從GDP到艾滋病，這也是這次發佈會駐京國外新聞機構基本來齊的原因，而“泰坦尼克”這個詞也很好地滿足了媒體對新聞點的要求。對於這樣的用詞，以私人身份參加發佈會的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任民輝在自由提問時就禮貌地表達了不同看法： “報告使用‘泰坦尼克’這樣好萊塢式的詞語讓人觸目驚心。我雖然不是學英文出身，但對‘泰坦尼克’這個詞，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幾年前，一部同名電影在中國得到票房上極大的成功。根據我的理解，‘泰坦尼克’就是漂泊在無邊汪洋中的一艘船，逐漸在黑夜中沈沒下去。如果你們認爲中國的艾滋病疫情是這樣一艘船，那麽聯合國應當怎麽辦？是看著這艘船沈沒下去嗎？聯合國相關組織和艾滋病中國專題小組是否已經做好足夠的準備，協助中國政府和各有關方面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坐在岸邊，看著這艘船沈沒下去？對於這個報告，我們不想瞭解太多，因爲我們更清楚事情的嚴重，我們只希望得到聯合國和專題組切實的支援。” 任民輝的工作是代表中國政府和國際上的艾滋病組織展開合作，在提問中，他抱怨最近中國向聯合國提出的一個艾滋病專案援助申請沒有得到批准。他表示衛生部在調查中國艾滋病現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新衛生部的艾滋病感染總人數統計也和這份聯合國報告相差不大。2001年中國艾滋病感染人數，衛生部估計是85萬，這份聯合國報告估計是80萬－150萬。另外，任民輝還希望那些生産艾滋病藥品的國外公司能把天文數字般的要價降下來，以免更多的中國艾滋病患者失去應有的生命拒絕。 參與撰寫報告書的聯合國中國艾滋病專題組成員們花了很多時間解釋了“泰坦尼克”這個詞的意義。泰麗雅（Siri Tellier）女士回答提問時表示，“的確有很多人和我們討論這個題目。中國人從電影中看到了泰坦尼克的悲劇，不過這個悲劇只是一個歷史事件，一個其實可以避免的悲劇。這份報告最想傳達的資訊就是：只要這艘船上的人能夠瞭解現狀、作出切實的行動，沈船的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們使用‘泰坦尼克’這個詞，是想表明，中國所浮現出來的艾滋病疫情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馬上採取行動，那麽真正的泰坦尼克災難必然要發生。” 【冰山一角的艾滋病疫情】 和之前的中國艾滋病報告不同，這份《中國泰坦尼克之災》報告不僅僅是資料的堆砌，還有相當多的個案研究和政策分析。泰麗雅女生本身就是資料分析專家，她對《21世紀環球》表示，由於目前無論是中國政府方面，還是聯合國等非政府組織方面，都不可能完全對中國艾滋病現狀有精確的統計，所以在總數方面，聯合國報告採取了80-150萬這樣的表述方式。和中國政府通過行政資源統計資料不同，聯合國報告中國艾滋病專題組採用了自己的資料獲取方式，他們每半年在五大人群中進行資料採樣：性病患者、妓女、吸毒者、卡車司機、孕婦，101個採樣點分佈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市，光2000年一年就進行了5萬人次艾滋病檢查。 這份聯合國報告顯示，2001年12月底，已報告的累計（從1985年起）艾滋病毒感染者爲30736人，艾滋病患者爲1594人，684人死亡。但是這個數位和真實情況相差太遠，這些人已經報告出來的病毒攜帶者和患者都是在醫院裏進行了艾滋病檢查，但由於缺乏普遍的檢查和監測手段，大部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根本沒有機會進行艾滋病檢查，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感染病毒。泰麗雅表示，目前根據統計學估計的80-150萬這個範圍只是個保守數位。 報告顯示，最主要傳播艾滋病毒的方式依然是兩種：吸毒者之間共用不潔針頭、賣血站的交叉感染。然而隨著艾滋病毒攜帶者和正常人群的性交（無論是異性之間還是同性之間），艾滋病毒在中國蔓延的速度越來越快。雖然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感染比率和重災國家相比相對較低（南非20%，泰國1-2%，中國0.1%），但由於中國人數基數大，蔓延的速度也會相當驚人。 根據報告估計，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2010年中國艾滋病感染者可能會達到1000萬人，這樣的數位才真正是泰坦尼克這個詞語所描述的悲劇。 有些中國的省份被列爲艾滋病疫情的重災區。報告專門對雲南、新疆、廣西、四川、廣東、河南、江西這樣的重災區進行了分析。特別是河南，由於媒體的對非法賣血導致染上艾滋病的滾動報道，該省疫情更多地被外人瞭解。不過報道指出，其實由於賣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案例在河北、安徽、山西、陝西、湖北、貴州等欠發達省份也經常出現。 報告指出，中國艾滋病危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缺乏相關方面的知識；對艾滋病傳播方式不瞭解；缺乏基本教育；缺乏避孕工具的獲取渠道；生活貧窮；由於發展引起的社會轉型；對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視。而中國的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年輕人、婦女、農村婦女、性産業婦女、打工者、囚犯、貧窮地區人口特別是少數民族人口，他們如果不受到特別的保護，就比常人更容易受到艾滋病毒的感染。 【兩種力量和艾滋病疫情抗爭】 本次發佈會除了報告本身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艾滋病攜帶者小李的勇敢發言。根據大會組織者的要求，當小李走上講臺之後，所有的攝像機都停止了工作。他面色泛黃，人非常消瘦，但發言卻很清晰。 小李是1996年知道他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毒的，那個時候他感覺自己被判了死刑。他在給聯合國艾滋病署官員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終於知道在某個陽光燦爛的早上，我站在現代化的城市裏，卻感覺不到陽光，也看不到希望。我站在人前，銷蝕得只剩下一團悲傷。” 但性格堅強的小李沒有等待死亡，他和另外一些艾滋病患者組成起了自己的互助團體。幸運的是，他最後得到了聯合國中國艾滋病專題組的支援。他目前在北京一家IT公司做編輯，工作之餘就幫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做各種培訓和輔導，讓他們鼓起了生活下來的勇氣。 小李在接受媒體提問的時候，表示他們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被歧視，所以他們希望媒體能更加寬容地介紹這些不幸的人們，並且他也在鼓勵更多的艾滋病攜帶者和患者和他一樣走向前臺，表達自我，獲取更多的外界支援。發佈會結束後，小李告訴《21世紀環球》，他要趕去參加和政府方面的一個會談，他希望把自己的自助組織註冊成官方承認的合法組織。 傅愛民（Emile Fox）博士是聯合國艾滋病署中國辦公室的負責人，他對《21世紀環球》表示聯合國中國艾滋病專題組是由聯合國幾個機構駐華負責人組成的協調小組，工作就是領導相關的機構向中國政府和中國非政府組織提供援助。他希望有更多像小李這樣勇敢的年輕人站出來，組成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如果管理有效，中國艾滋病專題組會給予各方面的支援。傅愛民同時表示，如果媒體對於這樣的活動感興趣，他們也會開展一些培訓課程。 不過，專題組專家承認，在中國阻止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力量應是中國政府。佔有大部分資源的政府如果能夠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並且採取有效措施，那麽事情會變得更加順利。聯合國的這份報告也讚揚了中國政府最近幾年一系列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而且這份報告的出臺也和中國政府的支援分不開。但是，報道指出，有些地方政府在面對這個問題上採取了否認和回避的態度，這樣的不重視爲更大規模的蔓延提供了可能。 泰麗雅對《21世紀環球》表示，作爲一個外國機構，幫助中國防止艾滋病蔓延，有時候工作開展得很困難，因爲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情況。不過，“慢慢來”，泰麗雅用這個中文詞語表達了她的態度，“有人認爲挑戰世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去行動，這個世界怎麽能改變？” 2002年5月18日 星期六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5/18/17402.html 【看中國報道】大約100年以前，大清王朝據說曾經有一億抽鴉片者，中共於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後，在短短數年間就根除了鴉片使用和種植。但是，隨著中共放鬆對大陸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大陸民衆開始在很多方面可以自己作主，對很多人來說，最大的誘惑也是大陸最大的禁忌：毒品。 時代周刊亞洲版15日文章說，獨立消息估計，在當今的大陸大約有7-12百萬毒品使用者，雖然同美國每百人吸毒者比率相比，仍然算底的，但是，吸毒者的人數每年都在上升，如果這一趨勢不控制的話，在未來5年中，在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中，大陸將是每百人吸毒者比率最高的國家。據大陸中央政府的材料，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吸毒者年齡在35歲以下。 在上海的高級俱樂部，以前年輕人使用的是搖頭丸，如今，搖頭丸已經過時，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是從鴉片中提煉出來的海洛因，百分之七十的吸毒者使用的是海洛因。大陸這些吸毒者稱之爲中國白粉(China White)。 1990年代，隨著泰國對毒品的打擊加強，大陸這個輸送毒品的管道變得更加關鍵，如今金三角的毒品有至少一半是通過雲南、廣西、廣東進入沿海轉運站的。以前，大部分都只是從大陸過境，但是，現在，大陸官員說，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海洛因在大陸境內被大陸的吸毒消費，比5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十。 例如，甘肅是大陸最貧困的一個省，而伴隨嚴重沙漠化而來的漫漫黃沙正在迅速的吞食農民有限的耕地，穆斯林少數族居住的東巷(音譯，Dongxiang)於是只能從古老的傳統中尋找生存：種植鴉片。在1990年代東巷的穆斯林到西南的雲南等地同當年的鴉片種植者和交易者聯繫上，開始了鴉片的種植。 大陸一直不原因承認境內有人種植鴉片。大陸的反毒品官員仍然習慣於提醒西方人在歷史上對造成大陸人吸毒成癮的作用。大陸的報刊也指責緬甸人引誘大陸青年吸毒。以前大陸的鴉片種植大多在雲南和廣西，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蔓延到貧困而落後的西北。 時代周刊亞洲版說，在東巷，當地的穆斯林持著AK-47衝鋒槍守衛鴉片地，2001年至少有十幾位便衣警察在同東巷的鴉片種植者衝突中死亡。而很多時候，當地警察同鴉片種植者串通一氣，從種植者的利潤中分成。雖然中共中央政府在最近的掃毒中重點打擊甘肅的毒品，9000美元的賄賂仍然可以將一個本來可以被判處死刑的毒品走私者免除死刑。蘭州一名自傳通過賄賂而免被判刑的毒品走私者說，“在大陸，只要有錢，沒有什麽逃脫不了的，包括死。” 周刊說，2001年大陸雲南有13，700人被以毒品有關的罪名逮捕。在甘肅的一些鄉村，一些毒品窩點被稱爲“寡婦村”，因爲那裏所有的男子都因爲同毒品有關而被捕或者被處決。 2002年6月28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目前，貴州省已檢測出250人感染上艾滋病 病毒。專家估計，貴州省的實際感染人數大約在2萬5千人。 據瞭解，在去年一年裏，貴州省共檢測出的艾滋病感染者79例，而今年一季度，貴州省已發現了3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專家稱，艾滋病正以驚人的速度在貴州省蔓延，防治形勢十分嚴峻。 貴州省皮膚性病防治所所長雷世光說，靜脈吸毒、不安全性行爲是貴州省艾滋病病毒傳染的重要途徑。貴陽市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市的吸毒人員中，大約30%的人有共用針管、針頭靜脈吸毒史。而在該地區從事賣淫的“服務小姐”中，避孕套等安全措施的採取率還不到60%。 2002年6月27日 星期四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6/27/19914.html 【看中國報道】聯合國的一個工作組於近期結束了對中國艾滋病最新狀況的評估。今天在這裏公佈的評估報告稱，艾滋病的流行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危險”。 據新華社報道，報告援引專家的估計說，中國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可能已超過100萬。這一數位略高於中國衛生部估計的85萬。 不過報告指出，數位並不能反映事實的全部，特別是在中國這樣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度，許多隱藏在“冰山一角”下的危險因素還沒有被完全注意到。2001年情況表明，艾滋病在中國的主要傳播途徑爲吸毒者共用針頭、不潔淨的血清採集和不安全的性行爲，年輕人、流動人口、婦女等都是HIV易感人群。 報告說，近年來中國通過制定政策、立法等手段控制艾滋病，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步，但鑒於艾滋病在中國發生爆發性流行的潛在危險很大，中國應採取更大的努力加以控制。 報告還呼籲中國進一步加強政府在艾滋病控制領域的職能，投入更多財力人力，喚醒公衆的防病意識，消除歧視。 2002年5月30日 星期四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5/30/18172.html 【看中國報道】記者從今天正在北京召開的中美傳染性疾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獲悉：目前大陸面臨艾滋病發病的第一個高峰，艾滋病病人也呈快速上升的趨勢，已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影響。 自1985年中國首次報告發現艾滋病病例以來，其流行經歷了傳入期、散播期後，到1994年則進入了廣泛流行的快速增長期。因爲艾滋病病毒平均潛伏期爲8年，因此，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例報告首次增加的年份即1994年開始計算，目前大陸面臨艾滋病發病的第一個高峰。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指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步或已經出現艾滋病的臨床症狀，發現成爲艾滋病患者。儘管按國際標準我國艾滋病尚處於低流行階段，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其傳播速度快，發病和感染人數上升迅速。另外，艾滋病的增多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影響。調查發現，每年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平均門診費用爲6971元，住院費爲47577元。一旦發病後不能再爲社會創造財富，給家庭和社會造成沈重負擔。 北京晚報 2002年4月13日 星期六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4/13/15334.html 【看中國報道】法國和國際19名人和機構日前在法國最新一期《新觀察家》周刊（2002年4月11－17日，總第1953期）發表致中國政府公開信暨全球呼籲書。在這篇題爲《停止大死亡》（Arreter l’hecatombe）的呼籲書中，法國巴斯德研究院著名艾滋病專家巴雷－希努西教授和國際人權聯盟主席Sidiki Kaba等國際名人對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艾滋病大爆炸迫在眉睫卻沒有任何預防政策感到震驚，呼籲中國政府儘快設立一個“國際拯救計劃”，援救中國河南等地貧困農村地區堪稱一場“大死亡”的艾滋病患者。以下是呼籲書全文： 整個中國，一場可怕的“大死亡”在遮得嚴嚴密密之中準備著。數以百萬貧窮的農民得了艾滋病。他們成千上萬正在死去。人們估計中國至少有50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在某些地區，艾滋病感染率高達80％。許多村莊將從地圖上整個消失。已經有許多家庭全部滅絕，只留下孩子，無人撫養。 這些農民並非死於非命，而是死於貧困。他們被迫賣血爲生，爲了糊口和生存下來，把自己的血賣給政府衛生部門管理的血庫公司。而這些徵集血液的公司完全不顧預防規則，使艾滋病、肝炎和病毒性腦膜炎等廣爲蔓延。 這些貧苦農民死於管理部門的玩乎職守。上面提到的那個徵集血液和輸血的體制從1992年一直沿用到1997年，甚至1997年後還繼續使用。那時，絕無一名衛生官員敢聲稱不知道輸血可能造成的傳染，然而卻沒有採取過任何預防措施。 這些貧苦農民死於當局草菅人命。對這種狀況負有責任的主管當局沒有爲農民做任何事情。受害人只能自己出錢去醫治自己，即便如此也得不到任何治療。因爲他們一貧如洗。疾病使他們淪於苦難的境地，甚至沒有錢給孩子們繳學費；而孩子們更是命運不蔔：父母死後，他們將成爲流浪的孤兒。有不少慈善機構想援助這些農民家庭，但受到中國官僚體制的阻撓。 我們對一個國家讓這些居民遭遇這樣的命運感到憤慨，對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艾滋病大爆炸迫在眉睫卻沒有任何預防政策感到震驚。這個國家不僅沒有任何預防政策，還要固執地掩蓋艾滋病蔓延的規模。爲此，本呼籲書聯署人發出如下呼籲： ——呼籲擁有管轄權的所有國際機構（聯合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歐洲聯盟等）立刻動員起來，援救處於危境的中國居民；向中國當局提出交涉，敦促中國當局儘快設立一個國際拯救計劃。 ——呼籲全球各大制藥公司向中國艾滋病人提供醫療。須知目前使用的“三合一療法”（Tritherapie），每個病人每月費用相當於一個中國農民家庭平均收入的30倍！ ——要求中國政府盡其權責醫治和救助感染了艾滋病的人，設立孤兒接待中心，加強艾滋病資訊和預防措施，撤銷阻撓一切機構（包括中國機構和國際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援救中國艾滋病人的障礙。 簽名者名單： 機構和團體：法國“行動”（Act-Up）組織；法國“大家共抗艾滋病”（Ensemble contre Sida）協會；法國“世界醫生”（Medecins du Monde）組織。 個人：弗朗索瓦．巴雷－希努西（Francois Barre-Sinoussi，艾滋病〈VIH〉兩共同發現者之一，法國巴斯德研究院還返病毒生物學研究部主任）；皮埃爾．貝爾熱（Pierre Berge，法國著名文化學者）；羅尼．布勞曼（Rony Brauman，法國醫學教授）；克勞德．艾溫（Claude Evin，法國前社會事務及衛生部長）；馬克．根蒂裏尼（Marc Gentilini，教授，法國紅十字會主席）；弗朗索瓦．艾利蒂埃（Francois Heritier，法蘭西學院名譽教授）；瑪麗．霍芝曼（Marie Holzman，法國Solidarite Chine協會主席）；Sidiki Kaba（國際人權聯盟主席）；阿克賽爾．卡恩（Axel Kahn，遺傳學家，法國科尚〈Cochin〉研究院院長）；雅克．萊布維奇（Jacques Leibowitch，法國普恩卡萊醫院著名醫生）；讓－保羅．勒維（Jean-Paul Levy，巴斯德研究院醫學部主任）；讓－呂克．羅梅洛（Jean-Luc Romero，法國“民意代表對抗艾滋病”協會主席）；韋利．羅森鮑姆（Willy Rozenbaum，教授，法國特農Tenon醫院傳染病科主任）；克裏斯蒂安．薩烏特（Christian Saout，法國援助艾滋病人協會〈Aides〉主席）；羅貝爾．塞巴格（Robert Sebbag，巴黎薩爾佩特麗葉聖恩醫院著名醫生）；魏京生（中國民運聯席會議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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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2 10:40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大紀元3月21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1/n185893.htm 向明報披露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簡稱青基會）違規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主要舉報人柳楊昨日(3月20日)現身廣州，進一步公開青基會違規證據。她同時泣訴因舉報而受到諸多威脅恐嚇，二十多天來都要離京躲避。圖為揭發青基會連串違規事件後，舉報人柳楊稱頻遭威嚇，說到傷心處，她潸然淚下。 明報3月21日報道﹐昨日傍晚，青基會再度對事件作回應，在互聯網頁上發布了一份題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襲擊』」的聲明，反指本報對事件的追蹤報道，「是一起犯罪分子旨在摧毀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恐怖襲擊行動」，理由是柳楊與原青基會某項目負責人「關係密切」，而後者曾因貪污捐款被判刑。 多間內地傳媒到場採訪 昨日出面亮相「中國青基會投資說明會」的舉報人，包括原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原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蘇憲華，以及為柳楊免費擔任法律顧問的鞏姓律師。到場採訪的媒體除了來自香港五家報刊的記者外，還包括了內地的《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新快報》、《成都商報》等，顯示本報率先披露的挪用善款報道，已引起內地媒體關注。 柳楊表示，舉報者不止她與蘇憲華，還包括了青基會財務部原主管會計張培明、曾負責審核青基會財務狀??的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董向功、曾在青基會財務部工作過的志願者張靜，以及一批因各種原因暫時不能披露姓名的人士。他們雖不能親到廣州出席記者會，但對希望工程巨額捐款被挪用及虧損抱籲同樣憤慨的感情。她們均將聯署函件，希望通過媒體揭露真相，還希望工程清白。 恐成眼中釘「有備而走」 柳楊表示，她於1989至1998年間在青基會工作，離職的原因是覺得難以認同青基會法定代表徐永光的做法，不願同流合污。至於為何在離職前複印了大量青基會內部的問題證據，「有備而走」，柳楊指因為她當時已意識到自己成了徐永光的眼中釘，要自保唯有做好防範。果然徐永光找她，以她在希望工程負責財務多年，「難道沒有問題」來威脅她﹔又派人登門「告誡」，暗示徐永光「有後台」，誰也告不倒，甚至請出一名與柳楊相熟的國務院局級高官致電柳楊「勸阻」。 更為嚴重的是，今年2月底柳楊向《明報》投訴醜聞後，一系列威脅恐嚇接踵而來，家中陸續接到不明身分者的來電，警告柳楊「不要再向外發（放）那些破爛材料」、「悠籲點」（北方方言，意謂小心點）。柳楊只好離京躲避。3月8日她登上火車，想去成都避一避，沒料到半路上就接到成都親友的電話，要她不要再去了，家裏來了多個不明身分的男子，尋找柳楊。 頻接威嚇電話離家避難 柳楊續稱，自己走後，北京家中繼續接到許多電話，要找她，或要帶話給她，都是惡狠狠的。這20多天，她先後轉道西安、長沙、廣州等地，漂泊不定，靠親朋好友接濟過日子，每次致電回北京，家中父母都為她擔心。講到傷心處，柳楊潸然淚下。她說，今天她豁出來，是認識到唯有曝光才是最安全的保障，否則，她若不明不白地消失，天理不公。 【大紀元3月21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1/n185894.htm 出席說明會的另一名舉報人蘇憲華女士20日憤怒地表示，希望工程是神聖的事業，但竟然有人敢向這個神聖事業伸黑手，「這個人真該下地獄」﹗她同時揭露，青基會法定代表徐永光曾通過「揀贊助學生」的辦法，賺取捐款，做法缺德。 明報3月21日報道﹐現已退休的蘇憲華，由91年至去年任貧困地區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據她介紹，甘肅省率先推行「一對一」的「結對」資助模式，即把每位捐款人的款項直接交予一個學童。原來的救助對象都是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全包，大約要400元人民幣。後來青基會發通知給各地，明確要求各省在上報「結對」救助對象時，最好不要找低年級學生，盡量找三年級以上的救助對象。 她又指徐永光曾對此作出解釋﹕如果上報救助對象都是一、二年級的，青基會虧損就會嚴重，但如果揀三年級以上的救助對象，可以省錢，因為捐助是按全額撥給，但給救助對象卻可以由青基會選，3年就畢業，每人可以省100元。 指常拖延下撥捐款 (蘇憲華說，除了「揀對象」省錢，徐永光還經常拖延下撥的救助款和建校款，例如本來捐款應該在每年上下學期的3月1日和9月1日撥出，但經常過了1個月錢還沒有到位。另外，建校款項也是一拖再拖，20萬的建校款，最後總有3、4萬元以「教師培訓款」等名義扣下。而且由於甘肅沒有參加「共同基金」，徐永光就「嫌窮愛富」，資助學生的名額由原來1000多名減到20多名。 作者﹕張耀傑【大紀元3月24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4/n178915.htm 今天上午，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揭‘希望工程’舞弊案，《南方周末》遭封”，對3月20日出面亮相“中國青基會投資說明會”的舉報人，原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原甘肅省青基會秘書長蘇憲華，以及爲柳楊免費擔任法律顧問的鞏姓律師敢於公開發言和抗爭的勇氣表示敬佩。 筆者手頭剛好有五年前保存下來的幾份關於“希望工程·護花活動”的第一手材料，雖不十分重要，卻可以作爲一種旁證，來證明共青團系統的腐敗墮落，和“希望工程”的缺乏“希望”。 1996年春夏之交，筆者曾一度在北京威煌廣告公司兼職打工，應聘時說是該公司打算策劃投拍電視連續劇，到公司上班後，電視劇專案一直沒有上馬，筆者所接手的主要工作，就是爲“希望工程·護花活動”收尾，並爭取捐款人的後續捐款。 “希望工程·護花活動”是由澳門企業家陳繼傑捐款，由北京威煌廣告公司經手承辦的一項“慶祝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的尊師助教活動，主要內容包括對長城沿線20個貧困縣的1000名女教師予以每人200元人民幣的獎勵；對這20個貧困縣的2000名失學或在校女童給予每人400元人民幣的希望工程助學金；並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區的智多、瑪多建造兩所希望小學。上海《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爲配合這項活動，還給每位受助得獎教師無償贈送了1996年度的報紙。後面將要公佈的女教師來信中所提到的劉波，可能就是《文匯報》方面的一位主管人士，因時間久遠，記不清楚了。 爲了搶在澳門回歸之前爭取到陳繼傑的一筆後續捐款，筆者經手向“希望工程·護花活動”的每一位元受助物件寄發了一封調查信，然後根據受助女教師、女學生以及智多、瑪多方面的來信、來電，每周編出一份簡報傳真給陳繼傑。這些受助人的名單由中國青基會提供，所有捐款也是由中國青基會透過下屬的各省、市、縣的共青團組織發放落實的。 由於在這家公司看不到自己的發展前景，兩個月後筆者辭職離去，這家公司現在是否存在，筆者已不得而知。辭職前筆者曾經複印過一些女教師和女學生反映情況的來信，並輸入自己的電腦，原打算適當的時候寫出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小說或劇本。這樣的小說和劇本當然是不可能公開出版的，所以只能算作筆者聊以自慰的一個夢想。由於時間久遠和電腦換代，最值得珍惜的女學生來信已經丟失，留下來的只有幾封女教師來信和對於一部分女教師來信的一份統計結果。不過，這僅有的幾份材料，也足夠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人觸目驚心了。各級共青團組織連女教師的200元善款獎金都敢於剋扣截留，受到“希望工程”資助的普通學生的助學金的沒有保障可想而知。筆者見到的女學生來信中，有十多封都出自某個鄉的小學校長一個人之手，這十多個學生的數千元助學金，極有可能被這位校長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附材料一、女教師來信小結 一、截止1996年7月31日共收到87人來信85封，其中張志蘭、王愛芳兩位女教師合寫一封，薛樹宏、劉早環兩人合寫一封，梁豔枝、劉秀英兩人合寫一封，拓愛華一人分別給陳繼傑和劉波各寫一封。87人中有33 人或報、款都沒有收到；或只收到報沒有收到款；或只收到款沒有收到報；或200元獎金被扣掉一部分。其餘54人沒有反映什麽問題，有的明確表示報和款全都收到，有的只聲明收到了報，也有的只聲明收到了款。 二、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劉東平、溫滿珍、翟淑萍、馮秀萍、劉白平等5位女教師來信反映縣團委扣掉100元獎金，每位女教師實際上只領到100元。其中，劉東平沒有收到《文匯報》。該縣女教師王海榮來信說報、款均收到。 三、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縣蘇愛英、李振梅；陝西省定邊縣王玉花、張志蘭、王愛芳；山西省右玉縣範淑琴、盧玉英等7位女教師來信反映報、款均未收到。 四、陝西省橫山縣楊蓮甫，山西省河曲縣王彩麗，山西省天鎮縣王興蓮等三位女教師來信反映只收到150元獎金。山西省陽高縣韓金蓮、李海霞、段月梅、孫劍宵，山西省右玉縣梁淑琴等5位女教師來信反映只收到100元獎金。其中楊蓮甫、孫劍宵、梁淑琴聲明已經收到報紙。 五、河北省寬城縣王秀俠、魯秀娥、薛樹宏、劉翠環，陝西省定邊縣鄒竹琴，陝西省橫山縣方鎮琴，甘肅省古浪縣孟玲瑤、唐翠蓮、張延娣、閻玉玲等10位女教師反映只收到報紙，沒有收到200元獎金。 六、河北省崇禮縣童秀珍、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蘇素萍兩位女教師反映只收到200元獎金，沒有收到報紙。鹽池縣路玉霞反映只收到《讀書周報》沒有收到《文匯報》。 以下是河北赤城縣白草鎮二道川小學女教師劉鳳蓮反映縣團委剋扣她和她的同事每人100元善款獎金的一封長信。劉老師所在的小學，其實就是一個複式班的教學點，班上的學生分幾個年級，所有課程全部由劉老師一個人講授。爲保持來信原貌，信中的錯字錯句一概保留。是爲材料二。 劉老師的信是寄給北京威煌公司的，劉波並不是這家公司的總裁。特此說明。 尊敬的總裁劉波先生： 您好！工作愉快、順利！ 澳門青年企業家陳繼傑爵士、博士啓動發起希望工程“護花活動”時，曾對長城沿線20個貧困縣的1000名女教師予以每人200元人民幣的獎勵，我有幸成爲1000名女教師中的一員。作爲一名山村女教師，我感到榮幸、高興。這使我更加熱愛山村教育事業，更加熱愛我的那些天真活潑的孩子們，我決心紮根山村，培養出更多的合格人才。 我接到貴公司所寄來的慰問信後（“三·八”婦女節期間）立即復信，交到赤城縣團委。十一月份我接到縣團委通知去團縣委領錢的通知，我按要求時間去了，團縣委有關工作人員對我們同去的兩位老師特別冷淡，遲遲不動，足有三個小時才勉強給辦理。這可應了“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老話，200元獎勵基金，團委只給100元，那100元說是扣除了責任費。我們想，澳門青年企業家陳爵士、博士寄希望于中國教育事業的發達、興旺，記挂著山區的爲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的女教師們，而我們的“希望工程”直接負責者們，不能做出點貢獻嗎？既使收責任費或服務費，能收到獎勵基金的一半嗎？在開展“3331”活動的今天，在實施“魚水工程”的今天，團縣委工作人員的態度和做法真是不可讓人思議！領到的100元人民幣，除去路費、住宿、吃飯只剩下幾十塊錢了。滿懷希望而去，滿載一肚子委屈、失望而歸。他們怕給你們去信，連慰問信、信封及其它證件都要去。我們想給您去信，可連詳細地址都沒有。這件事立即震動了我鄉的學校和社會。這充分說明團縣委對我們山村女教師不夠尊重，從精神上給我們極大的打擊。 1月1日，郵遞員突然給我送來一份《文匯報》。我很高興地想：扣下100元款，又給訂了一份《文匯報》，這還合算。今年7月17日又接到您公司來信，說給我們訂了報紙以表對山村教育事業的一片心意的來信，我才明白報紙不是縣團委訂的，是總裁劉波先生您給訂的。我感到這事非常讓人著氣。我有一個請求，通過您將這事反映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通過有關部門查詢，妥善處理。同時，我還要向縣委有關部門反映，查詢此事。 一份報，200元錢，映射出您們對長城沿線貧困縣教師的一片愛心、一份心情，我們領受了，此活動，鼓勵著我鎮全體教師扎扎實實地幹好工作。 下面，把我和受資助返校學生的情況向您彙報一下。 我叫劉鳳蓮，是河北省赤城縣白草鎮二道川卯道溝自然村的一名民辦教師。我高中畢業後，回村務農。1976年3月1日任我鄉新營小學民辦教師。新營小學是一所多人學校，我擔任五年級班主任，熱心于本職工作，熱愛教育事業，尤其是在抓後進生思想轉變方面我以耐心教育爲主，個別談心，循循善誘，使後進生轉化。我所教的班級，成績優秀，衛生合格，紀律優良。受到家長和校領導的好評。1980年10月我被調到卯道溝小學校任教。說實在的，多人學校，一切工作都由校長負責，我們做班主任的把本班級工作做好就行了。卯道溝小學校離家7裏地，路不好走，別說汽車，就連一輛小膠車都進不去，交通太不方便了。從建校至今30多年來，公辦教師一人任過教，代課教師屢派屢走，呆不下來。學校共有六間破房子，少磚缺瓦，根基全壞了。30名學生大的超過12歲，小的7歲。教室設備簡陋，一張辦公桌，一把辦公椅，桌椅缺腿，連一件體育器材也沒有，面對破房子、壞桌子、泥孩子，我猶豫了，我想退卻。正當我想收拾東西想離開學校的時候，一個男孩傳來一聲低語：“老師，你別走，救救我們這些孩子吧，我們聽你的話”。接著，一個少領無扣的孩子抱著我的雙腿，苦苦哀求，老師看著我們孩子的份上，答應我們的要求吧！您再走，沒有老師教我們。我心軟了，三十雙眼睛含著淚水望著我。教室外，陽光燦爛，暖暖地照在我身上，我的心在抽搐。爲了學生，爲了祖國的未來，我寧可多吃苦、受累，我也要呆下來，卯道溝小學就是我的歸宿。第二天去上課的時候，陽光明媚，我輕輕鬆松一節課上下來了，教學效果出奇地好，孩子們有了自己的老師，別提有多高興了。他們天真、活潑、可愛！ 夜晚，教室裏很靜，我正批閱堆在辦公室上像小山一樣的作業，我下意識地望了一下窗外，月光下，一張疲疲的臉，頭髮很長，一雙圓溜溜的深陷的大眼睛正呆呆地望著我。 “老師，我可以進去嗎？”一個怯怯的聲音傳來。“當然可以”。我懷著好奇心溫和地說：“有啥事？”他說：“我跟您繼續上學行嗎？”“那怎麽不行。”我說。“我爸爸腿疼，幹不好活，掙不來錢，連學費和書費都沒有，我媽媽不讓我上學了。”說著他的眼睛模糊了，那顫抖柔嫩的聲音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直直地上下打量著他那襤褸的衣服，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我激動地說：“你們都是了孩子，我幫你。”第二天，我發動學生每人爲他捐款每人4角，獻上一份愛心，還有家庭條件好點的學生給他買書包、鋼筆、橡皮、小刀、格尺、作業本等學習用品，我給他交了學費。這個學生重返校園。他的學習成績全班第一名，一雙雙溫暖救助的手，一雙雙深情的眼睛，使此生成爲學校中的一員。 今年雨季來臨，連陰天一天挨著一天，學校的教室漏了，校舍危險了，我一方面向村委會反映情況，一方面將學生都領到我家中上課，家中的三間房全用上了。無論如何不能耽誤學生上課、學生的學業啊！ 我們的家鄉還很窮，人均收入才500元，我們卯道溝村更不富裕。我領到了100元錢，除了住宿、車票花費，餘下了，都支助（按應爲“資助”）了家庭困難的學生，使他們都領到了您的一份關懷之情。我告訴他們，在澳門，在北京，有一位陳爵士、劉先生，關注著你們的成長，給你們以幫助。等他們長大了，記著，曾受到過“希望工程”、“護花活動”的救助。 我願長期地與您保持聯繫，得到您們的指導和幫助。 此致敬禮！ 河北省赤城縣白草鎮地道川村卯溝小學劉鳳蓮，075533，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陝西定邊楊井學區女教師韓玲，是楊井學區的付校長，主管全學區17所學校的教務，竟然不知道自己得到的200元善款獎金，是應該由縣團委發放的。筆者在並不十分貧困的河南省平頂山市魯山縣採訪時，在去往石人山風景區的道路沿線，接連看到十幾所頗爲像樣的希望小學，詢問當地官員，得知該縣有一位人物在中國青基會任職，於是，全縣幾乎所有的山區農村，都爭取到了一所希望小學。比之于河南魯山，陝西定邊才是真正的貧困地區，韓玲老師所管轄的偌大一個學區，卻沒有一所希望學校。“希望工程·護花活動”攤到陝西定邊的這筆數目不大的善款，也不明不白地沒有了下落。 筆者2001年在陝西省採訪時瞭解到，全省100個縣中，國家電力總公司屬下的省電力公司的供電範圍只能覆蓋33個縣，除掉一個自供自管縣之外，其餘66個縣都歸屬陝西省政府屬下的農電公司供電，整個榆林地區都是省農電公司的供電範圍。在這個範圍裏，國務院統一佈置的農網改造基本上按兵不動，即使動起來的地區，一戶一表的收費標準也由國家規定的200元和陝西省電力公司規定的150元擡高到400元以上，農村電價也大多在一元錢以上。也就是說，最需要減輕農民用電負擔的66個縣，只是由於地方黨政官僚不肯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僅得不到減輕，反而有所加重。可以肯定，韓玲老師所說的幾個沒有通電的村子，現在依然沒有通電，韓玲老師所在學校的師生們，也依然在使用省農電公司的高價電。 說到教師工資歷拖欠問題，1996年並不是高潮，真正高潮也許在今後幾年，因爲幾乎所有的內地鄉鎮，都已經債臺高築。從92年就開始拖欠教師工資的陝西定邊，如今又該是什麽光景呢？以下爲材料三，是爲記。 陳先生： 您好！7月17日收到了6月10日之列印信件，既受感動又覺欣慰。雖然200元錢至今我分文沒有收到，但對於陳先生和威煌公司所策劃的“護花活動”我真是感激不盡，在此，請再次接受我——一個普普通通山村女教師的一份真誠地謝意！ 我是陝西省定邊縣楊井鄉人。這裏距省城很遠，又是較爲偏僻的山區，既無廠礦，又無企業，農民生活十分清苦（到現在爲止，還有好幾個自然村沒有拉上電），加上這裏是靠天吃飯（沒有水田），要是遇上天旱、雨澇、冰雹農民更是苦不堪言，介於上述情況，輟學在家的學生爲數不少，但不知什麽原因，我們這裏受到資助的卻不多，即使有，也和我一樣是有名無實。就拿我們這裏的六年級學生李紅平來說吧，由於種種原因，母親坐牢，父親去世，考慮到其家境困難，去年上報他爲希望工程資助生，到現在也沒有任何音訊，就靠著學校的減免費用和鄉政府的資助，該生暫時還沒有輟學，可我不知道他以後會怎樣？真爲他擔心，象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我不可能一一列於此，如果以後有機會，我會多寫一些給你們的。 我所在的學校是我鄉的中心小學，是唯一的一所鄉辦小學，按理說條件應該好些，其實不然。在教學上，教學設備極差，沒有任何教具，儀器，就靠著教師的一張嘴，一雙手，要上好一節課，談何容易。有時候教師可以自製一些教具，有時候卻只能靠語言去解釋，用手勢去比劃，對於一些比較抽象的道理，教師自己往往都覺得言不盡意，學生又怎能理解呢？在生活上，飲食自不必言，教師主、副食月均40—50元，這是什麽檔次，又是什麽水平，我不知道，但我覺得用“清苦”二字來形容也不爲過，這裏的教師、學生都住宿，校內容不下，校外去賃，去討價還價……這就是我們。有時，我們也會有幻想，我們希望有那麽一天，會有一座“希望小學”在我們這裏建成，到那時，我們將不再爲那些瑣事而煩惱，到那時，我們將傾其所有，爲培養下一代而鞠躬盡瘁。 我本人現年34歲，1981年從教至今已整整16個年頭了，現任楊井學區付校長。本學區共有教師75人，學生1876人，學校17所（7所完小，5所初小，5個教學點），我本人的工作是主管全學區教務還要在中心小學代課，忙自然是不必說的了，讓人不能忍受的是：工資不能兌現，有時候連最起碼的生活都成問題。這不，從92年起，工資連年拖欠（92年10—12月，93年12月，94年清，95年11—12月）今年到現在爲止，只發了四個月的工資。民教情況更糟，月工資本來就低，再一拖欠，幹和不幹沒有什麽兩樣，這樣一來，教師如何能安心工作？我不知道我該不該說這些，我只想通過你們爲我們呼籲呼籲，不要再拖欠我們的工資了！ 陳先生，做爲一個炎黃子孫，我們也和您一樣關心著下一代的成長，我僅代表我們這裏的教師和學生向您致敬，我們將用我們的實際行動來回報您的關心和幫助！至於那200元錢，我到鄉郵所問過，答沒有此事，不知問題出在哪里？不得而知。如還需要我做些什麽，我會盡力去做的！ 後祝安好！ 韓玲，1996年7月17日晚。 以下是陝西省定邊縣定邊鎮希望小學女教師孫海霞和女兒白茹裝在一個信封裏的三封來信，孫老師的200元獎金和白茹的400元希望工程助學款都沒有收到，這種事情竟然發生在定邊縣委、縣政府所在地的定邊鎮，定邊縣團委貧圖昧心錢的膽子也算是夠大的了。 孫老師的信中有不少的錯別字，鎮裏面的先進模範教師如此，鄉村裏的小學教師的教學水平可想而知。筆者就是在這樣的鄉村民辦教師教導下啓蒙的，師範畢業後又與這樣的鄉村民辦教師共事過5年時間，至今還對經常寫錯別字的啓蒙老師和昔日同事們懷著敬意。不管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想境界如何低劣，他們畢竟是在從事著最爲辛苦也最爲廉價的一種工作，更何況連早已經無職無權流爲形式的共青團組織，都有權力欺壓剋扣他們呢？！ 爲保持材料的真實性，信中的錯別字一概保留，只在括弧裏予以注明。孫海霞老師的郵編是718600。是爲材料四。 －－－－－－－－－－－－－－－－ 尊敬的陳叔叔： 您好！我非常感謝您爲我捐贈了讀完小學的全部費用。雖然沒有收到，但您的心意我領了。我現在是一名五年級的小學生，又是班上的班長，這學期期末我又被評爲“三好學生”。我曾多次獲“優秀班幹部”和“三好學生”；還在榆林地區的“課外閱讀大賽”中獲了一等獲；又在全縣獲得了“紅花少年”稱號。 我覺得我很幸運，能在這次“護花活動”中有我的名字，這份殊榮時刻激勵著我的工作和學習。而全國還有許多孩子至今沒有踏進校園，他們也是多麽想讀書啊！我真希望多出現幾位陳叔叔這樣的好人。 陳叔叔，我一定不會辜負您對我的期望，在德、智、體、美、勞各方面以優異的成績來報答您的恩情。歡迎您來我們這裏作客。 寫得不好，請來信指點批評。 敬禮！ 白茹，1996年7月22日 －－－－－－－－－－－－－－－－－－－－－ 敬愛的陳繼傑爵士、博士： 您好！您的幾次來信我都收到，每次閱後十分激動，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對您的熱愛祖國，熱心教育事業，關心教師的崇高精神，以及對我本人的鼓勵，特向您致以深深的謝意。 我們這裏地處長城腳下，毛烏素沙漠南部，陝西、寧夏、內蒙三省區交界處，是一個十分貧窮落後又十分偏僻的地方。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土地貧脊，又無礦產資源，自然環境嚴劣，經濟條件極差。因此教育事業也自然非常落後，尤其在鄉村，向來有“孩子不吃十年閑飯”的說法，孩子到了十來歲，就應該自食其力，自己養活自己。我1975年高中畢業回鄉，當時全大隊二十裏方園只有一所民辦小學，教師呢？小學畢業教小學，有的連小學也沒有畢業，我自然成了一名民辦教師，至今二十多年仍是一名民辦教師。開始是工分制，後來改爲十幾元錢，又增加到幾十元，現在是一百二十多元，這麽多年，這點微薄的待遇（時終）開始（按“時終”應該爲“始終”，這位鎮裏面的先進模範小學教師顯然是忘了這兩個字該怎麽寫，又把這兩個字劃掉，換上了“開始”兩個字）沒有動搖過我教書育人的信念。因爲我當時放氣（按應爲“放棄”）了大學、中專和招工等各種升造（按應爲“深造”）考試，爲了培養下一代。我想，我出去是一個人，力量是有限的，而我們這裏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如果小學基礎打不好就永遠別想進高等學校的門。毛主席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個愚蠢的軍隊”。我想沒有文化的農民也是一個愚蠢的農民。他們將來怎能搞好科學種田，怎能改變貧困落後面貌呢？但是我當時的思想非常矛盾，是“走”是“教”鬥爭十分激烈，最後“教”戰勝了“走”，終於定了今日之路。就這樣，我教的學生一直名列前矛（按應爲“茅”），我本人也一直受學生和家長的愛戴和誇獎，多次被評爲先進模範教師。並且在本地區獲得“教學能手”榮譽獎。我教過的學生，有從大學、中專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也有陣（按應爲“正”）在上學的，有的也當了教師，有的當了工人，還有許多是農村科學種田的能手，科技致富的帶頭人。但在當今社會，我的思想開始動搖了，因爲丈夫是一名軍人，沒有錢，家中還有一位重病的老婆婆，女兒（白茹）上學面臨要失學，這時您給我們母女送來了精神食糧，使我們重新回到自己工作或學習原位。您太好了，隨然（按應爲“雖然”）我們都沒收到您的來款，但您這份心意我們領了，您遠在澳門，卻仍然沒有忘記我們這些在鄉村默默無聞的教師，這點微不足道的奉獻，又能算得了什麽？ 今日揮筆，亂寫幾句，請您閱後來信批評指點。 再次感謝您對我的關懷和鼓勵。歡迎您來我們這裏作客。 敬禮！ 孫海霞，1996年7月22晚12點 －－－－－－－－－－－－－－－－ 敬愛的劉波先生： 您好！ 您給我贈的《文匯報》已收到。現特向您致以深深的謝意。 您爲我征訂的《文匯報》，我很喜歡，它讓我開拓了視野，增長了知識面。由其（按應爲“尤其”）第二版的“筆會”，其中聚集了全國許多在文學界著名的文章，很值得我學習。還有刊登的上海建築裝飾系列，讓我看到了上海建築業設計師的高超才華，也看到了上海建築業輝煌的明天，…… 再次感謝您對我的關懷。最後歡迎您來我們這裏作客。閱信請指點批評。 盼長（按應爲“常”）來信。 孫海霞，1996年7月22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5/n179128.htm 【大紀元3月25日訊】2月28日﹐香港<明報>刊出有人舉報負責希望工程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被其法人代表徐永光挪用大量資金投資受損的消息。明報敢于刊出這個消息﹐相信舉報材料相當真實﹐因為若干年前﹐香港<壹周刊>因為刊出一些希望工程捐款下落不明的消息﹐被青基會告了一狀﹐賠了几百万元呢。 當年香港<明報>和商業電台發動香港市民捐款給希望工程時﹐我也捐過。但是后來中國的貪污腐敗越演越烈﹐我再不愿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去喂貪官了﹐然而我還認為由于希望工程這響亮的名稱﹐這個青基會應該是監管嚴格､運作比較良好的基金會﹐但是下面還會出問題。哪里想到﹐問題就出在最高層的徐永光身上。 <明報>刊出舉報后﹐青基會遂即發表一個聲明﹐如同中共的官員一樣﹐能賴就賴。反正這种丑聞能否真正揭開﹐要看“中央”的態度﹐看他們的后台硬不硬了。但是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女舉報人在廣州現身。原來青基會完全知道舉報人是誰﹐從而上演如同黑社會恐嚇并追殺弱女的丑劇﹐迫使舉報人亮相并哭訴以尋求社會公眾的保護。選擇在廣州現身﹐想來廣東遠离北京的“堂主”會安全一些﹐媒體也比較敢言﹐而廣州近香港﹐香港媒體會充當她的保護人。這位女舉報人是原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女士﹐陪同她出席記者會的還有了解內情的其它青基會成員。 更令人振奮的是這一期<南方周末>進一步披露徐永光挪用公款的詳情﹐句句有根有据。看完這篇報導﹐簡直惊异于青基會居然扮演投資銀行的角色﹐徐永光成了銀行家了﹐可惜是個笨拙的銀行家。看完這篇報導﹐還覺得徐永光因為到處投資到處失敗而挺可怜的。但是看到記者會后他的反應﹐反指柳楊是因為要替已因貪污被判刑的青基會某項目負責人平反而揭發他﹐希望工程正在遭到“恐怖襲擊”，就覺得徐永光這种血口噴人的手段太卑鄙了﹐是道道地地一個小人﹐背后一定隱藏著更多不可告人的黑幕。 而更不可思議的是﹐中共當局居然查封了這一期的<南方周末>﹐果然如徐永光所放出的空气那樣﹐他是有后台的。中共的反腐敗﹐在希望工程上又將有一番新的表演。通過這一表演﹐給予老百姓的是希望還是絕望呢﹖ | |
NO:895_13
| 佚名 於 2002/08/22 11:44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喔唷！我以為什么是什么？看來看去，都是大紀元這種下三爛的貨色~~~~~ 呵呵繼續帖吧，帖的越多越好，你們還是不要到大陸來吧，免得“血本無歸”哦！在這里的台灣網友有在投資大陸的公司里供職的，快快辭職，免得讓人說有資共之嫌，或是公司倒閉！快！快！！快！！！時不我待，還有猶豫什么呢？這一切在所謂的“大紀元”上說的“清清楚楚”噢！我相信你們其中的一些肯定很有水平，就象上面那位台灣網友說的那樣﹕“大陸人都是很少讀書的”。我認為他說的對！學海無涯，知識無窮盡！還有很多書要讀呢！希望能達到那個台灣網友所認為的“台灣人讀書是很多的”──潛台詞──那種境界！ | |
NO:895_14
| 讀讀樂 於 2002/08/22 17:57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我認為他說的對！學海無涯，知識無窮盡！還有很多書要讀呢！希望能達到那個台灣網友所認為的“台灣人讀書是很多的”──潛台詞──那種境界！ 不玩了，我要去“讀書”了~~~~~ 萬延海 2001年，在中國人挑戰艾滋病的里程中，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中，發生了下列的事情： 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河南艾滋病村的情況 為此，河南省委宣傳部狀告《南方週末》，揭露河南艾滋病村的陰暗面；《紐約時報》記者被外交部警告，說她對河南艾滋病的採訪是違法的；德國《明鏡》週刊記者被拘留並隨後被驅逐；《三聯生活週刊》記者受到河南上蔡縣文樓村（外界廣泛報道的艾滋病村）艾滋病協會負責人的審問和驅逐；中宣部更是在年度總結說，關於艾滋病的報道，威脅到社會政治的穩定。 高耀潔榮獲JONATHAN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 今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委員會做出決定，將2001年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權獎授予中國河南省艾滋病活動家、74歲的婦科醫生高耀潔，鼓勵她不顧個人安危，將當地艾滋病病毒流行和血液買賣的情況告訴世人，關心農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發揮了傑出的領導作用。 作為高耀潔醫生的提名人之一和領獎代表，我深深地為高耀潔醫生感到驕傲。 Jonathan Mann 是全球艾滋病行動的先驅者，曾經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規劃首屆主任，隨後擔任哈佛大學艾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空難中，Mann夫婦不幸遇難。 為了紀念Jonathan Mann，也為了鼓勵世界各地在健康和人權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全球健康理事會等三個國際醫學保健組織設立該獎項。 2001年5月31日，在全球健康理事會2001年年會上，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出席典禮並高度評價高耀潔醫生的貢獻，認為可以作為一個典範。因為河南地方政府拒絕給高醫生頒發護照，並指責她為國際反華勢力利用，高耀潔遺憾地未能前來領獎。當高醫生通過郵局拿到獎牌的時候，一生遭遇坎坷的高耀潔激動地緊緊將獎牌抱在懷裏。 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了高耀潔獲獎以及不能前來領獎的情況。 艾滋病村文樓村民進京請願 2001年5月30日，河南省文樓村7名村民來到北京尋求援助，其中有兩名父母因艾滋病離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喪失兩名兒女的婦女。他們來到北京，並帶來一封請願信，尋求幫助。法新社報導說，全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應該賣血者中）感染了艾滋病毒，兩年前開始死人，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於艾滋病。 國際媒體紛紛報道這個事件。孤兒們無助的形象震撼著世人的心。 中央艾滋病工作組訪問河南艾滋病村 在國內外媒體廣泛關注和國際社會的壓力面前，中國政府終於承認河南艾滋病蔓延的事實。 2001年8月4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的汽車駛進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 《健康報》報道說，1995年前後，由於不規範的採供血活動及非法的地下採漿活動，這個3000多人口的村莊出現了較嚴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衛生部、民政部組成的工作組，在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下，並會同河南省副省長李志斌等地方黨政領導一同入村，開展慰問與醫療救治工作。 國務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情 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由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並說發現文樓村共有241人染病。 衛生部提供的材料顯示，1995年以來，河南省衛生廳對上蔡縣文樓村開展艾滋病疫情專項調查7次，根據疫情調查情況分析，文樓村是艾滋病疫情較為嚴重的村莊。 文樓村共6個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大約131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衛生廳調查有償獻血員艾滋病病毒陽性率43.48%；2001年4月，衛生部再次組織對文樓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進行調查，調查1645人，陽性318例，陽性率19.33%，其中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568人，發現陽性感染者244例，陽性率為42.96%，此項調查為初篩陽性，與以往調查人員有重復，具體確認結果衛生部尚未統計。 現實際發現文樓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41例，其中，確證101例，初篩140例。目前，文樓村有現症病人38例。據調查，從1995年以來共死亡31人，其中經確證的艾滋病人死亡8人，初篩陽性死亡22人。2001年以來，全村死亡5人。 然而，即使根據衛生部的數據，文樓村實際艾滋病感染情況要嚴重的多。 這個公佈數位241例只是在文樓村半數人口中檢查出來的，而且接受檢查的人口中賣血者所佔的比例低於文樓村總人口中賣血者的比例，所以用統計學方法計算的話，賣血者感染數563人，非賣血者感染數128人，目前感染總人數691人，累計感染數是要加上已經死亡的人數，目前感染率是21。80%。當然，這個數位只是根據官方的報道，而且這些資料還需要經過實驗室進一步確認。 中央政府決定，每年財政撥款1億元人民幣用於艾滋病控制工作，一次性撥款9.5億用於血液安全工作 2001年6月25日，出席聯合國大會艾滋病問題特別會議的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就艾滋病的防治問題提出中國政府的意見。張文康在講話中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艾滋病的預防與控制工作。他說，中國政府將艾滋病防治經費由原來的每年１５００萬人民幣增加到１億元人民幣，提高了近７倍，並用９．５億元國債加強血站建設，各級地方政府也相應增加投入。 《華爾街日報》隨後評論說，1億元人民幣離開實際需要還很遙遠。但是，對於一個長期漠視人民生命的國家來說，中央政府提供1億元人民幣還是顯示了某種積極變化。 國務院頒布《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年)》 根據中新網北京9月14日消息：由中國衛生部等30個部門和單位共同制定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年)》已經國務院批准，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了這個行動計劃。 計劃指出，當前，中國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長趨勢，發病人數上升迅速，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計劃表示，必須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勢頭，降低艾滋病性病發病率。到2005年底，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發病人數年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內；將艾滋病病毒經臨床輸血傳播的平均水準降低到1／10萬以下，其中，在艾滋病高發地區，控制在1／萬-1／5萬以下。 首屆全國艾滋病大會召開 中國首屆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於今年十一月中旬在北京舉行。這是自一九八五年中國首次發現艾滋病病例以來，由政府召開、社會各界參與的規模最大的艾滋病防治會議。 遺憾的是，會議要求所有“來稿須經單位審查同意並加蓋單位公章，若有大量血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文稿請作者加蓋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公章。”這意味著感染怍M社區代表還難以真正地參與，並且通過賣血、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況還將繼續被隱瞞下去。除了河南省，中國存在嚴重賣血及其相關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的還有河北省、山西省、陜西省和安徽省等。 在首例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臨床病例報告20年後的今天，艾滋病已經變成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最具毀滅性的疾病。自從艾滋病流行以來，已有6千多萬人感染了這一病毒。目前艾滋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第一死因。在全球範圍內，它是第四位的殺手。 在2001年底，估計全球有4千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艾滋病病毒新感染多發生在年輕成年人，其中年輕女性尤其易感。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約有1／3的人年齡在15－24歲之間。大多數的人不知道他們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數百萬的人對此一無所知或對於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感染知道得甚少。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逐漸感受到了艾滋病流行所造成的影響。南部非洲繼續是受艾滋病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幾個國家中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然持續上升。在其他一些國家情況也是如此，他們本來已經面對巨大經濟挑戰，艾滋病更是雪上加霜，在無法預測的範圍內危脅人類生存、發展和穩定。 艾滋病對經濟增長、收入和貧困有深遠的影響。估計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半數以上的國家艾滋病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人均年增長率下降0.5-1.2％。到2010年，在艾滋病流行最為嚴重的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可能下降8％，人均消費水準可能下降更多。計算顯示，到2020年，流行嚴重的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可能損失20％。各類公司在培訓、保險、福利、缺勤和疾病方面會面對更大花費。在埃塞誒比亞對15家公司的調查發現，員工5年內的所有疾病中，53％與艾滋病有關。 2000年8月23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公佈了中國艾滋病感染狀況。 殷大奎說，我國自1985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人，截止到2001年6月底，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85人，其中艾滋病病人1111例，死亡584例。傳播途徑以吸毒者為主，佔總數的69.8%，經性接觸傳播的佔6.9%；年齡構成上以青壯年為主，佔94%；性別構成上以男性為主，男女比例約為5:1；疫情涉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據專家估計，到2000年底，全國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過60萬人。 據統計，經靜脈吸毒感染艾滋病是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其流行範圍逐漸擴大，到2001年6月底發展到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以雲南、新疆、廣西、廣東、四川等省區較為嚴重。吸毒人群哨點監測表明：艾滋病病毒平均感染率已從1995年的0.04%上升到2000年的4.98%，是目前我國艾滋病上升增快的主要原因。 最近幾年，流行病學資料顯示部分地區的艾滋病疫情明顯上升，艾滋病呈局灶性傳播。經初步調查分析，疫情上升與90年代初期，個別地區違反規定和操作規程採集人體血漿用於製造生物製品的原料有關。據統計，1998-2001年6月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經採集生產用的原料血漿途徑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為996例，佔同期感染總數的6.0%，這些感染者多為90年代初期感染病毒的。 衛生部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提出，如果不採取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的話,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達到1000萬人。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認為，到2001年，中國有125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估算是根據衛生部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官方估計得到的。 但是，據法國解放報的一則報道，國際醫學界估計，僅僅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就至少達到150萬人，而且這個數位已經沒有人懷疑。就連中國媒體的報導也提到河南可能有200萬愛滋病毒攜帶者這個數位。法國解放報指出，地方衛生官員利益薰心誘導賣血生意導致200萬人罹患“世紀絕症”，這已經是夠駭人聽聞的了，而奇怪的是這些官員直到今天還在其位並且官運亨通。 目前我國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分佈在農村地區，而農村地區群眾對艾滋病預防知識相當缺乏。即使在我國最早流行艾滋病的某省農村地區，所調查艾滋病高發的10個村莊，村民知道艾滋病名稱的也只有54.9％，而72.2％的人認為自己不會感染。據介紹，當前我國的艾滋病防治力量還主要集中在城市及部分農村地區的高危人群，各種大眾傳媒預防知識的宣傳覆蓋也多集中於城市，而我國人口80％生活在農村，大量流動人口是沒有預防知識的青壯年農民。 以下將著重分析河南艾滋病問題的由來、問題的嚴重、政府和人民的反應。 2000年，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專家曾毅在中科院第十次院士大會學術報告會上發表演講：“假如我們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將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艾滋病的流行將成為國家性災難。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損失可高達人民幣4600億元到7700億元，艾滋病一旦流行，會使我們改革開放以來辛勤建設的所有成果化為烏有……” 199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僅廣東省一位病人的花費就相當於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倍，農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3倍。 在中國，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用正規藥物治療的年費用大約是8萬到10萬元，全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數位在60萬到80萬之間。儘管能花得起這筆費用的感染者目前還寥寥無幾，但今後的醫療總費用必將是一個龐大的數位。（注：上述藥品價格已經下降三分之二。）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對北京兩家收治艾滋病人醫院的一項回顧性調查，則提供了艾滋病人更為詳盡的醫療費用情況。對1994年∼1999年9月這兩家醫院收治的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資料研究發現，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平均年住院次數為1.4次，年住院天數為89.6天，平均年門診次數為2.7次，平均每人每年醫療費用為54549元人民幣。調查人員對1999年收治的29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資料的進一步分析發現，平均每人每年住院費用為23231元，門診費用為16009元人民幣。接受抗病毒治療的病人，每年需另增加23857元人民幣。 根據2000年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一項研究報告，在我國西南某省，1989年檢測出的163名艾滋病毒抗體陽性吸毒者，至1999年底有107人死亡，每個感染者的家庭需負擔15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0.72人、60歲以上老人1.57人。以我國居民人均勞動年齡至60歲、每人每年創造社會財富約1.5萬元人民幣計算，則該省平均一人因感染艾滋病毒減少創造社會財富損失約為37萬元人民幣。以此推算，至2000年底全國因艾滋病毒感染增加的醫療費用和社會經濟損失，可達4924億元人民幣。 在衛生經濟學的研究中，衡量一個疾病的危害程度嚴重與否，有個指標是看其是否攻擊青壯年這一勞動力人口。而目前我國報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高達93.9％的人年齡在15∼49歲，這無疑是最具有社會創造能力的一群。 從政府否認河南艾滋病流行的事實到公開承認，外界是怎麼知道河南艾滋病和艾滋病村的情況的呢？媒體的公開報道無疑推動了政府的公開承認。 2000年1月18日，《華西都市報》發表張繼承、子尚關於河南艾滋病的報道，文章這樣講道：“1999年夏，河南上蔡縣的一位醫生在當地發現了一個令他坐臥不安的大問題：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況通報了他的老師 —— 湖北某大學桂教授。桂教授在該縣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11個人的血樣，有10例檢疫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80多例呈陽性。” “何玲死後，文樓村又有十多個青壯年人像何玲那樣死去了。村支書說：‘他們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後發燒。’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一個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樓自然村就死去十多個人。” 2000年8月18日，《中國新聞週刊》發表“艾滋病：新國難”的長篇報道，報道寫道：“假如不迅速採取措施，中國將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將成為國家災難。”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測算，當艾滋病感染者人數達到60至100萬的時候，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每年可達人民幣4600億元到7700億元。這個數位曾讓中國有關領導人擔心：艾滋病一旦流行會破壞改革開放以來的辛勤建設的成果。 文章舉例指出，1994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數為雲南的吸毒者。1994年後，艾滋病傳播超出雲南省，迅速向全國擴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後報告發現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間，艾滋病毒感染報告全面覆蓋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專家估計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數直線上升，1993年為１萬，1994年為3萬，1995年為10萬，1998年是30萬，1999年，保守的估計數位是50萬。 目前中國出現大批死亡的地區，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災區，比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幾省得一些鄉村。歐美國家基本斷絕了血液感染這一途徑，這使得因賣血、輸血而染上艾滋病，幾乎成了中國特色。 從1993年開始，全國有10多個省發現賣血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感染者，數量極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嚴重的一個原因，是基層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離心機攪拌處理，保留上層的血漿，將沉澱的血球重新注入賣血者體內，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果其中一名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就會將病毒傳播給其他賣血者，這些賣血者到各處血站賣血後，又將病毒傳播給更多的人。輸入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染以外，還將艾滋病毒傳染給配偶和子女（如母嬰傳播）。據估計，如此一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以10倍速度地增加。 2000年夏，上蔡縣流傳這樣的話：“艾滋病人報復縣裏不管他們，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裏。” 2000年11月30日，在中國有影響的《南方週末》發表題為“怪病”的關於河南艾滋病的報道，至此，通過血液買賣，艾滋病在中國河南省蔓延的情況為國人普遍知曉。週末寫道： “一種可以說是最可怕的病魔，降臨到最為弱小的人身上，會是一種怎樣的不幸？”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由於主管部門疏於管理以及地下血站血頭們利欲熏心，河南省東部、南部地區的廣大農村非法採血現象十分猖獗，直接導致目前艾滋病在該地區爆發和蔓延，有些當年採血嚴重的村莊現在甚至成了艾滋病村。” “‘怪病’是治不好的。它是個幽靈，三年來，一直在這個與新蔡縣人民醫院一路之隔的小村子裏遊蕩，已經有20條生命被它一批一批地帶走。無一例外，20個人都是青壯年，開始時都是“感冒”，發低燒，拉肚子，還有，多年以前，都賣過血。” 此外，這一艾滋病高發區內，色情行業屢禁不絕。在上蔡縣委、縣政府的兩個招待所裏，每晚都有“三陪女”撥打騷擾電話，前來給陳樓村民抽血化驗的桂希恩教授對此痛心疾首。縱貫河南省南北的107國道新鄉段和駐馬店段以色情服務聞名全省，屢打不盡之下，河南省防疫站在這兩個地方搞了兩個“行為干預試點”。 2000年10月28日，《紐約時報》發表記者羅林的題為“In Rural China, a Steep Price of Poverty: Dying of AIDS”的報道，從而中國河南因為賣血流行艾滋病的情況為世界所知。 2000年12月1日前夕，何愛芳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廣為人知題為“揭開河南省傳播艾滋病的‘血痂’”的報道，文章揭發出，1990年代，河南省衛生廳為了經濟的目的，在全省範圍組織了農民賣血，從而導致艾滋病在該地區廣泛蔓延的悲劇。 高耀潔 高耀潔，河南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婦科醫生，今年得到全球健康理事會等三個國際醫學組織頒發的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Jonathan Mann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行動的發起人，並擔任首任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規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難中，Mann夫婦遇難。 在頒獎典禮上，高耀潔的代表宣讀了她的演講文章“打破艾滋病長城裏的沉默”，她這樣講道： “1996年，我開始注意到艾滋病在河南省的流行，並開始我長達五年的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1996年，我的一個病人死於艾滋病。這個婦女兩年前在手術中接受輸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輸的血來自血庫，這令我非常震驚：我們的血液不安全，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受到感染？”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檢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賣血者，發現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60%。” “作為一名醫生、醫學院教授和人民代表，我有責任告訴人們：行動起來，預防艾滋病!我們的血液不安全!我自己組織了一些資源，在朋友們的幫助下，編印了艾滋病教育的簡報和小冊子，在學校、婦女組織、公共場所、鄉村和酒吧裏發放，並動員了媒體的參與。在世界艾滋病日這一天，我們總要組織一些活動，提醒人們關注艾滋病的存在和關心艾滋病人。” 然而，高耀潔受到迫害。她被警告，不得說河南有艾滋病。她受到恐嚇電話，有人要幹掉她。衛生廳指責她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她不能獲得護照，前來領獎。 王淑平 王淑平是河南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負責醫生。 1995年夏天，收集血樣，在400多賣血者中，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大約13%（根據王淑平口述）。10月底，報告遞交給當地衛生局。衛生局長說，全區人民會感謝你的。但是，王淑平隨後卻受到了迫害。 1994年-1999年，王淑平開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學調查。在周口地區商水縣一個村莊，在1300多人中，去除老人和外出人員，抽樣900多人，其中賣血者300多人，發現總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20%多，賣血者感染率40%多，將近50%。 根據王淑平的研究（根據口述），94年賣血者中感染率是百分之零點幾。95年上半年（10月前），上升到大約15%。95年底、96年初，正在賣血者感染率60%。97年後，感染率沒有繼續上升。 隨後，衛生廳派專家去檢驗中心，檢查實驗室，說不合格，並對女性衛生研究人員進行侮辱。 隨後，調查報告不準發表。據悉，河南省衛生廳和國家衛生部都不準發表這個報告。 96年2月份，當地一個衛生局退休局長，說王淑平是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要領導和群眾整研究人員。拿棍子打王淑平的頭、砸單位牌子。 96年11月底，衛生廳張茂財領了一幫專家。這一天，召開周口地區衛生局黨組會議，取消臨床檢驗中心，指責她們檢測艾滋病，是要把廳長和處長搞下臺。中心取消後，不給工作人員工資。王淑平失去工作，2001年來到美國做訪問學者。 桂西恩 1999年11月，來自湖北的桂西恩教授檢查了河南省文樓村中155名賣血者，發現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60%。 隨後，桂西恩教授積極參與了社會對艾滋病人的關懷活動，並籌集善款3萬元。今年夏天，桂西恩教授在給艾滋病家庭分發善款時被趕了出去。 張繼承 原河南科技報記者，因為最先發表河南艾滋病的報道，失去工作。2001年8月，河南省委宣傳部下達文件，書寫五個大字“開除張繼承”。目前，張繼承在北京工作。 張繼承是這樣知道當地艾滋病情況的： “當時，我和同事有說有笑地坐在硬座車廂，列車跑的很快，轉眼工夫就到了駐馬店車站。駐馬店是豫南的一個地級市，因為貧窮而知名全國。從下面上來兩男兩女，都是40多歲的樣子，農民般的打扮，這從衣服的乾淨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來，還有他們一上車的滿副拘束。豫南的農民就是這樣，平時無事無非很少邁出家門半步，所以一齣門作什麼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時髦的說：可以看出他們眼神裏出門在外的怕來。4個人瞅瞅我們身邊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來。列車很快開出了駐馬店車站。” “命中註定我和這幾個人有緣，天意安排了我乘坐這列火車。如果依老習慣坐了汽車，就不會與他們相遇在這列火車上。“咱到北京後先找XX，他能帶咱們到XX醫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說話了，“XX醫院驗血很準。”他對面的女人沒吭聲，病懨懨的樣子。我當時心中納悶什麼病要跑到北京去看。與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剛好也在駐馬店市，老鄉之間特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們拉起話來。兩個男人告訴我們，他們確實是到北京治病的，確切的說，不是治，只不過是作一次確診為什麼病的檢查。他們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在他們的村子裏得這種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經有人因此死去。“我們只能去北京，村裏的大部分病人在那家醫院確診的，”他們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男子說，“不光是我們一個村，駐馬店很多村莊都是這樣。縣裏的醫生說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們又不說是什麼病。”” “四個人來自兩個家庭，而且四人無一例外全都是這種病。兩個男子是兄弟二人，他們說，他們的其他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過家裏一下子湊不夠太多的路費，只能讓他們先到北京去看看情況。火車快到鄭州的時候，他們說出了所在的村莊的名字：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文樓這個村莊的名字，這時，它還是豫南一個很普通的、無人注意的村莊，而後來，它卻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2000年的春節剛剛過完，我的艾滋病的第一篇報道在西部的一家發行量很大的都市報上發表了，這也是國內外第一次公開報道河南艾滋病的文章。正月初七，過完年上班的頭一天，我按時來到報社，部門的頭兒把我喊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對我說，這會你的麻煩可大了。我說，咋了？他說等會兒老總找你就知道了。” “上午10點，老總把我喊了過去，他扔給我一份報紙說，你自己看吧。我接過來一看才知道是艾滋病的文章發表了。他說，上面正在問這件事兒，你只有被處理了。說完這些話，他就讓回到了辦公室。” “處理的結果很簡單，我只能是離開工作崗位。” 羅林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2000年10月發表對高耀潔的採訪，隨後被河南省地方政府指責為美國特務。2001年6月，中國外交部警告羅林，這個昔日醫生的採訪是非法的。 何愛芳（根據分析，可能是政府內知道內情但又不便於披露的人）在“揭開河南省傳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中這樣寫道： “高耀潔的亂喊亂叫和大河報、鄭州晚報等有些記者的報道，成了劉全喜（河南省衛生廳廳長）邁向更高政壇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對高耀潔及其家人進行壓制和迫害；通過一定的人際關係將大河報愛放頭炮的衛生記者王熙衡調走。1998年末，有一天劉全喜聽說大河報將要刊登一篇有關河南艾滋病的報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與報社有密切關係的姓韓某某，拿八萬元將那篇文章在開印前換成了一副大型廣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當手段將河南某些有影響的報紙的衛生口記者調離，這些記者沒有完全覺按照劉全喜的意圖報道艾滋病的情況。” 自從媒體開始報道河南上蔡文樓村艾滋病的情況後，地方政府就開始驅逐外來的採訪者（記者、甚至送錢來的研究人員）。中國國內記者受到驅逐的消息常常只能通過小道消息，而今年夏天，兩名德國記者被當地政府扣留的事件卻成為世界新聞。 喻塵在“穿行在“艾滋病疫區”--我的眼淚為何總是砸向大地”（《齊魯週刊》2001年9月19日）一文描述道： “朋友周某是一份家庭報的記者，搞攝影的，在河南的攝影記者行當裏小有名氣。有一次他說起在上蔡採訪回來後，片子被銷毀了，說的時候滿腔的義憤。我問他，採訪什麼事引起這麼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說，文樓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毀了，一起去的幾個人都是這樣的待遇，文字記者不準發稿，攝影記者不準發圖片，你沒看當時沒有一家報紙報道嗎？他說他們去的時間是1999年底，這說明當時的河南媒體已經對艾滋病的問題有所知曉，只不過被壓住了。” 《三聯生活週刊》（2001年9月）在“血禍--走訪河南“艾滋村””的報道中描述道： 一個村民邀請記者到他家裏，但大部分人似乎並不願意記者這麼輕易走掉。“你的記者 證？”一個50多歲的村民突然走上來，他穿著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裝，臉上佈滿在烈日和風沙中勞作積澱下的硬硬的皺紋，像警察審問罪犯式地衝記者吼道，“還有名片！” 老漢盯著記者證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鐘。 “你的介紹信呢？”那老漢又蹦一句來，更威風地盯著記者。 “不行，鄉里說了，記者不能私自來採訪。”老漢並不準備讓步。 “讓他走吧。”另外幾個人也幫著說話。老漢遲疑之間，右後方的一隻手把記者證奪過來，拉著記者往外就走。身後有人在罵罵咧咧。 “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艾滋病。”這個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說，“我們也都是受害者。” 那個老漢是個例外。程告訴記者，那老漢是文樓村“艾滋病協會”的會長。 雖然政府媒體將河南艾滋病流行歸咎於“不規範的採供血活動及非法的地下採漿活動”，但是獨立的研究報告發現，河南省全民賣血的大躍進是河南省政府發動的。 何愛芳（根據分析，可能是政府內知道內情但又不便於披露的人）在“揭開河南省傳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中這樣寫道： “1992年全國上下躁動著急於發財的經濟過熱氣浪。發財心切的這位廳長一上臺就成立“改革辦”、“開發辦”、“中心血站”、“萬達公司”、“發展中心”、“生物藥品公司”等。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內靠公章，外靠血漿。” “內靠公章就是充分發揮河南省衛生廳公章的魅力，大肆發證，目的是收錢。外靠血漿就是大量單採血漿 —— 採血後僅要血漿，把紅血球還給賣血者，把採到的血漿買給制藥公司。本文僅以血漿的發展為主線告訴你一個令人髮指的內幕。” “據河南省衛生廳一位資深的退休人士說：劉全喜在1993年初的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講：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這7000多萬農民哪怕有1%-3%的人願意賣血，他們平均每年賣1-2次，我們將這些血液收集起來，買給生物製品公司，我們就能創造上億元的價值，同時也算是幫助農民脫貧的一種辦法。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方面開闊思路、動動腦筋哪。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辦血站是條路子，我們就在這方面下大力氣，抓出成效。要內引外聯，將國外資金引進過來，我們國家沒有艾滋病，血液很乾淨，外國肯定會要。要將社會上的資金聯合起來，要動員全社會辦血站。要充分發揮河南人口資源的優勢，推動我省衛生系統的改革。” “開封首先響應號召，率先辦起了血站。河南省衛生廳積極給予肯定並召開了現場會。全省躁動了，各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的創收血站成立了，鄉村血站建成了。軍隊、物資、煤炭、工廠等血站成立了，連有些縣的政協，人大也加入辦血站的隊伍，一時間，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數不清的非法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機上放一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全國的生物制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 “為了找到更大的買主，劉全喜親率賣血代表團於1993、1994年二次飛抵美國，與美國的幾家血液製品公司談判賣血案。並要求美國公司在河南設廠當地加工出口，便於運輸和躲避海關不允許血液出口的檢查，效益更高。劉全喜對美公司的誘惑是：河南血源廣和集中便於採集、血液乾淨沒有艾滋病、血源便宜。考慮到河南是中國第二人口大省（當時），他是中國官員敢於賣血第一人，美國方面專門派專機在美國迎送這位“中國第一大血頭”。事後他和他的隨從在許多場合講美國的專機如何如何，美國如何如何重視。” “美國公司後也幾次來河南考察。” 雖然艾滋病在河南是那麼的嚴重，在2001年8月中央艾滋病工作組訪問河南之前，衛生部的健康報對河南省的艾滋病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相反卻充滿著歌功頌德的消息。 在河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的網站，介紹了世界與中國艾滋病流行情況及趨勢，卻完全沒有涉及河南本省艾滋病流行情況，更沒有涉及血液買賣這個根本是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責任的事故。 在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資訊網上，河南省的艾滋病流行情況沒有受到重視；該網站上，河南省只是艾滋病疫情統計和防治項目的一個省份，而不是需要特別重視的疾病流行重災區。有意思的是，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資訊網提到了一種河南推出的增強人體免疫功能的飲料。 衛生部主管的《健康報》不但沒有披露河南艾滋病和賣血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多次報道，介紹當地衛生政府加強醫療機構管理、有效實現無償獻血和保障血液安全的“大躍進”，而艾滋病似乎在那個地區根本就不存在。 萬延海在“健康報 —— 河南人民的遮羞布”一文中這樣寫道： １． 在過去一年中，因為賣血河南省爆發艾滋病流行的情況逐步被媒體披露，但是這些媒體主要是非衛生行業的媒體、海外媒體、網路媒體。作為負責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的專業媒體，健康報沒有反映正在河南發生的“國難”和人類悲劇。健康報甚至對中國其他地區因為血液污染導致的艾滋病傳播保持低調。 ２．過去兩年中，健康報對河南醫療衛生事業給予了大量報道，而且主要是反映那裏衛生部門的成績，但是這些報道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根據這些報道，我們知道，在《獻血法》頒布後，河南省衛生行政部門及其領導人採取了一些措施，落實《獻血法》實施，保障血液安全，控制血液傳染病，但是報道的真實性非常值得懷疑。健康報為人們描繪了一幅人類行為的“大躍進”：從政府組織的全民賣血到政府動員的全民“無償獻血”。我甚至感慨：為什麼河南人民的行為如此“淺薄”多變？ ３．根據健康報，河南省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一個積極獻身衛生事業的幹部，而不是一個觸犯法律、危害人民健康的貪官污吏。然而，健康報以外的媒體和獨立開展研究的專家提供的消息卻說明，恰恰因為劉全喜的貪婪和瀆職，艾滋病在那裏肆意蔓延，劉全希應該受到刑法制裁。 ４． 康報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媒體。作為衛生部門的喉舌，健康報並不首先維護人民健康，而是維護衛生行業及其領導人的形象。甚至，在今天，在河南艾滋病和血液安全問題上，健康報維護的行業形象和行業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健康和利益是相違背的。 ５． 南省衛生廳及其領導劉全喜在河南省血液安全和艾滋病控制問題上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其積極功能。 2001年8月上旬，北京的幾個學生利用暑期奔赴河南農村，了解有關賣血的情況，發現民間還有人繼續非法生產採集血漿用的機器，還在出售這些機器，說明非法採集血漿的活動還在繼續。下面的報道說明河南省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但是奇怪的是，河南省最大的血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血頭）卻依然坐在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寶座上，還在繼續發表報告，還繼續享受著全國人大代表的特權。 2001年08月17日 中新網北京8月17日：今天出版的法制日報報道說，近來河南少數地方一些人非法組織強迫他人出賣血液，非法採集、供應血液及其製品等違法犯罪活動又有抬頭，一些血頭、血霸仍在地下暗中活動。 針對此種情況，河南省政府日前專門召開會議決定，8月12日至9月底，在全省範圍開展打擊取締非法採供血行為專項行動。 這次檢查的重點是血站採血、供血及成品血的庫存情況；縣級以上醫療機構的用血情況、有無自採自用情況；生物製品、血液製品單位的血漿來源、庫存和投料生產情況以及診斷試劑用的血清來源情況；各類冷庫的庫存物品情況、有無人體血漿等。 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各級衛生、藥品監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門要對經批准執業的採供血機構、縣級以下醫療機構血庫、生物製品和血液製品生產單位以及所在地的各類冷庫的管理情況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大檢查，對發現的隱患要責令立即整改，不能整改的必須取締。 河南省政府要求，對非法組織、強迫公民賣血及非法採集、供應血液、製作供應血液製品等案件要嚴厲查處，不僅要搗毀黑血站、黑窩點，對血頭、血霸還要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從重從快嚴懲。(張惠君、潘志賢) 1999年3月3日，感染者宋鵬飛及其父母發表“給中國消費者協會、衛生部、人大代表和新聞界的公開信”。 宋鵬飛家庭採取這樣行動，一方面是希望通過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中國消費者協會”協調本案件的儘快公正處理，一方面告誡我國黨和人民，重視血液污染和艾滋病流行的嚴峻現實，保護更多的人民群眾，免受宋家生命險情災難。 1998年2月18日，宋希善的兒子宋鵬飛在山西省臨汾市第二人民醫院接受手術過程中，因為醫院非法採血並輸入宋鵬飛體內，導致宋鵬飛感染艾滋病病毒，並出現急性症狀。隨後，宋鵬飛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藥物治療。病症穩定之後，宋鵬飛和父母回到家鄉，受到當地居民的嚴重辱罵和驅逐，學校禁止宋鵬飛入學。宋家舉家成為北京近郊的難民。責任醫院交付一年的藥費和半年房費後，至今對宋家採取回避態度，拖延責任醫院應有的責任。山西地方醫療鑒定機構給宋鵬飛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事件定性為“三級醫療責任事故”，並聲言，宋鵬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實“可能”是因為這次醫療過重中非法採血導致，玩弄概念，試圖推卸責任。 2001年5月9日，5名來自河南上蔡縣的感染者來到武漢，一方面接受醫學專家的體格檢查，一方面走向媒體，尋求公眾理解和幫助。 今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委員會做出決定，將2001年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權獎授予中國河南省艾滋病活動家、74歲的婦科醫生高耀潔，鼓勵她不顧個人安危，將當地艾滋病病毒流行和血液買賣的情況告訴世人，關心農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發揮了傑出的領導作用。 Jonathan Mann是全球艾滋病行動的先驅者，曾經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規劃首屆主任，隨後擔任哈佛大學艾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空難中，Mann夫婦不幸遇難。 為了紀念Jonathan Mann，也為了鼓勵世界各地在健康和人權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全球健康理事會等三個國際醫學保健組織設立該獎項。 2001年5月31日，在全球健康理事會2001年年會上，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出席典禮並高度評價高耀潔醫生的貢獻，認為可以作為一個典範。因為河南地方政府拒絕給高醫生頒發護照，並指責她為國際反華勢力利用，高耀潔遺憾地未能前來領獎。 2001年5月30日，河南省文樓村7名村民來到北京尋求援助，其中有兩名父母因艾滋病離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喪失兩名兒女的婦女。他們來到北京，並帶來一封請願信，尋求幫助。法新社報導說，全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注：應該是賣血者中，而不是全村總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兩年前開始死人，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於艾滋病。 2001年8月4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的汽車駛進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 《健康報》報道說，1995年前後，由於不規範的採供血活動及非法的地下採漿活動，這個3000多人口的村莊出現了較嚴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衛生部、民政部組成的工作組，在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下，並會同河南省副省長李志斌等地方黨政領導一同入村，開展慰問與醫療救治工作。 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由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並說發現文樓村共有241人染病。 2001年11月10日，9名來自河南睢縣的感染者和部分北京地區的社會工作者和記者共同簽署“致全國艾滋病大會組委會的一封信”，呼籲即將召開的全國性病艾滋病大會、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關注河南農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情況，給予緊急的醫療幫助。（附錄1：致全國艾滋病大會組委會的一封信） 2001年11月13日，第一屆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在動人的樂曲聲中拉開帷幕。隨著艾滋病宣傳員、著名電影演員濮存昕充滿深情地朗誦艾滋病患者所作的詩篇，以及一位艾滋病患者登臺講述自己痛苦的心理歷程，1800多位與會者的心被深深震撼了。 2002年元月22日，來自河南睢縣東關村的感染者代表在北京向衛生部和國際援助機構遞交一份該村86名感染者及其親屬的呼籲書，尋求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他們提供的呼籲書上就有80餘位感染者的簽名，同時提供了20餘位因艾滋病而死亡者的名單。據感染者代表透露，他們村至少有300名感染者。向衛生部遞交文字材料的同時，還同時上交了一盤長約90分鐘的用家用攝像機錄製的感染者口述的錄影帶。（附錄2：河南睢縣東關村感染者聯名呼籲書） 我們是一些在京的社會工作者、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以及一些來自中國河南省商丘市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他們/她們的家庭成員。我們獲知首屆中國艾滋病性病大會將於2001年11月13日-16日召開，但是大會對公眾的參與作了很多不必要的限制，所以我們自己先召開了一個小型的研討會，我們希望大會代表和組織者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關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疾苦。我們促請中央和河南省政府儘快採取必要的措施，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免費的或可以負擔的治療。我們注意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遭受著巨大的痛苦和社會歧視，我們呼籲政府儘快立法，保護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權利。 我們討論並提出了下列問題，希望引起政府關注。 病人的痛苦 這次參與討論的一些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他們/她們是男性、女性和兒童，其中有人已經出現症狀。在他們/她們的村莊，一些病人已經死亡。再不採取果斷措施，更多人將死去。 感染者普遍感到恐懼。他們/她們希望活下去。但是，他們/她們缺乏藥物和必須的治療，因為沒有錢，而艾滋病藥物非常昂貴。 他們/她們中的一些人因為疾病不能工作，因此日常生活也很困難。 他們/她們被人嫌棄（歧視）。他們/她們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健康狀況和對健康的擔憂，甚至在醫院看病，他們/她們也不敢告訴醫生自己的疾病，擔心不能得到治療。他們/她們的孩子不能上學。一些感染者甚至自殺了。 我們的建議： １。關注他們/她們的生活狀況，為他們/她們提供基本的幫助，包括擺脫貧困、提供教育和基本的保健服務。 ２．政府投資，生產廉價的藥物，提供免費的或他們/她們可以負擔得起的治療。 ３．加強艾滋病立法，保護感染者和病人不受到歧視，維護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權利。 ４．廣泛建立和支持社會幫助機構，政府為這樣的機構提供政治和財政支持。 ５．在有效的藥物廣泛提供感染者或病人之前，應該允許一些替代療法用於艾滋病治療。 家庭成員 一些感染者發病或死亡後，家庭出現經濟困難，兒童和老人失去照顧，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另外，許多感染者缺乏在家庭生活預防艾滋病病毒傳播的知識，導致家庭更多成員受到感染，加劇了情況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建議： 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研究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幫助艾滋病孤兒和老人。 １． 民間團體參與幫助艾滋病人及其家庭。 ２。初級衛生保健服務中的艾滋病教育，預防艾滋病在家庭中的傳播。 責任追究 我們了解到，河南省艾滋病大規模流行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和衛生部門的腐敗和失職。 我們建議： 國家司法部門及行政監察部門對此進行調查，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行政和刑事責任，並以此為警示，防止該事件曼延以及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公眾知情 我們注意到，河南地方政府和衛生部門仍在極力掩蓋艾滋病在當地蔓延的事實真相，這一方面導致公眾不能知道全部的真相，另一方面導致中央政府不能掌握全面的資訊，致使中央及各有關部門難以進行決策並開展有效工作，而民間機構和國際援助組織也無法提供必要的援助。 我們建議： 全面調查河南艾滋病蔓延情況，並公佈相關調查結果。 健康教育 我們發現很多感染者被感染，部分原因也是由於他們對基本的艾滋病知識的無知，而且這種無知正在導致更多的人被感染。同時，由於對艾滋病的不了解和恐懼，導致對艾滋病人的社會歧視非常嚴重。歧視影響著我們社會的團結，阻礙我們社會迎接艾滋病的挑戰。 我們的建議： １．加強健康教育和宣傳的力度，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 ２．教育人們不要歧視艾滋病人，告訴人們艾滋病病毒感染並不是特別容易傳播的，而且還是人人可以預防的。 ３．充分發揮大眾傳媒和民間團體在艾滋病教育中的作用。 社會關懷 我們感到，許多感染者和病人得不到基本的心理、社會和法律支持。許多關心他們/她們的研究人員、醫務人員、新聞工作者受到壓制和不公正對待。我們社會還缺乏有效對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幫助的社會機制。 我們的建議： 社會關懷提供基本的政治、經濟保障。 保障社會關懷人員的基本安全和自由。 鼓勵社會廣泛參與對艾滋病的關懷。 希望這封信能夠得到首屆中國艾滋病性病大會的主辦者及政府的重視，如果有可能我們希望參加這次大會併發言，儘管我們有一些人沒有單位或者得不到單位的支持，那些感染者許多是農民，根本沒有單位，而大會卻要求所有發言必須有單位蓋章。 希望這次大會成功，並由此真正開始中國對艾滋病的挑戰之旅。 此致 中國艾滋病性病大會秘書處(地址：北京宣武區南緯路27號 100050 電話：010-63034521，Email：[email protected]) 2001年11月10日 簽字人：省卻 我們是來自中國河南省商丘市睢縣城關鎮東關村的農民，在中國傳統的春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投書社會各界，一是公開我們村莊及附近村莊的艾滋病狀況，二是向社會各界尋求幫助，三是呼籲社會各界尊重艾滋病人、關愛艾滋病人。 從1993年開始，睢縣公療醫院、睢縣衛生防疫站在我們縣城開辦了血站。這兩個血站不是以向醫院提供血漿服務的，而是以賺錢為目的的，所以，他們在縣城周邊地區大作廣告，宣傳賣血如何如何好，賣血可以賺錢致富等等。睢縣當時在任的縣長田其義（現任的商丘市教委主任）在電視臺為血站做廣告：“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號召全縣人民都去賣血。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這些農民在縣長廣告的指引下，紛紛來到這兩個血站出賣自己的血漿。由於他們為了多賺錢，降低抽取血漿的成本，對應該有的衛生措施一概沒有。更由於採取的是“單採”方式，導致很多人的血液混在一起之後，又被回輸到體內，這樣做的直接後果是血液的污染。 我們在賣過自己的血漿之後，就成了血液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從1999年開始，我們村莊裏邊有人開始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後來，這樣死去的人多了，有人在省衛生防疫站查出來我們村莊的這些人得的都是艾滋病。截至2001年底，我們村莊裏感染艾滋病的人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還要多，而死去的人也已經有很多。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當中，我們從此看不到了生活的希望。 社會各界的朋友，你們可能無法想像我們的痛苦。一個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的人，或許上午還能在人前有說有笑，但是到了下午就可能病倒在床，而三、五天之後就有可能死去，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村莊裏面已經發生多起。而沒有死去的病人也沒有一點的辦法遏止病痛的發展，因為治療艾滋病需要大筆的錢財，這對於我們這些貧困的百姓來說是沒有能力自救的。很多人家，為了給親人治病，賣光了家裏一切值錢的東西，甚至是口糧。 整個村莊就是這樣在看不到邊的黑暗裏面生活著。 在中國的傳統節日新春佳節到來之際，出於無奈，我們向社會公開村莊裏面的真實情況，因為，我們也想過上一個新年，或許這個新年會是很多村民的最後一個。他們，或許在過完這個春節之後，就會走完自己的生命歷程。 死去的人我們無法挽留他們生命的存在，但是，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他們的身後一般都會拋下年邁的老人、年幼無知的孩子。剩下的人，更是看不到活著的希望，因為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們一個村莊的悲哀已經無法用紙張來書寫。 艾滋病人需要活著，我們現在比任何人都知道生命的珍貴。 我們的死去應該有人承擔責任，我們會為自己的權益爭取而努力。 我們渴求社會各界的幫助，更希望得到社會的尊重，更渴望正常的眼光。 —— 來自河南省商丘市睢縣東關行政村的部分村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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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2 17:5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大紀元3月27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27/n179504.htm 大紀元記者王芳報道/3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各地新聞主管機構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各媒體炒作報道希望工程醜聞。按計劃本來將在21日出版的廣州《南方周末》，則由於刊登有揭露希望工程弊案的報道，被當局喝令停機換稿，已印刷好的三十多萬份被封存報廢。圖為希望工程用來招攬捐款的廣告招牌之一。 《南方周末》被禁止出街的文章，現已流傳到海外。文章揭露了負責希望工程資金管理的青基會涉嫌違法，挪用「希望工程」款逾一億元，用於投資股票、房產及各類風險企業，並招致巨大虧損，其中不少投資項目以“回報少、效益低”告終。 中共負責新聞出版事業的紀律部門責成有關機構，涉及希望工程醜聞的《南方周末》報紙「一份也不能流入市面」，可見此事給北京帶來巨大恐慌。本報將繼續詳細披露這些黑幕。 *舉報者遭恐嚇 據悉，事件揭發後，中國內地舉報者受到連串威脅和恐嚇。向傳媒披露中國希望工程善款被非法挪用於風險投資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簡稱青基會）財務部前副主任柳楊，由北京輾轉南下，在廣州舉行記者會，聲稱遭人恐嚇，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香港蘋果日報3月22日報道，柳楊日前在記者會上說，自從她向香港傳媒披露希望工程善款被挪用於投資後，便有青基會的人打電話給她，指摘她將資料到處發布的做法太過分。 柳楊於本月八日搭火車離開北京，火車到陝西時，四川的朋友打電話告訴她，其住宅附近突然出現數名陌生男子，叫她改往別處。柳楊只好輾轉南下到廣州暫避，連入住酒店也不敢用自己姓名登記。她表示，北京家中近日頻頻接到恐嚇電話，父母被迫避居別處，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出現危險。 柳楊稱，她已將青基會的違規資料寄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目前仍靜待中紀委調查處理。青基會昨日發表聲明，指摘柳楊勾結犯罪分子竊取內部文件，向青基會敲詐錢財不果後，又利用境外傳媒，向希望工程發起「恐怖襲擊」。 *「增值收入」填投資窟窿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簡稱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違規投資，招致重大損失，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日前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20多名香港全國人大代表聯署提議，促請中央有關部門關注傳媒對希望工程的“缺乏監管”報道，要求派員審計青基會帳目，以正視聽。 很快，“南方周末”事件國際曝光，希望工程貪汙醜聞，黑幕揭秘。 舉報者向香港明報提供文件，顯示青基會在發行希望工程紀念幣一事上帳目混亂，讓青基會一些人有機會「中飽私囊」，連青基會內部財務報告都不得不承認，活動「管理混亂」、「收支無序」、「違反國家的財務制度」。 曾經轟動國際的94年10月，紀念「希望工程」實施5周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面值1元的「希望工程紀念幣」，上有鄧小平手書「希望工程」四字和英文「中國人民銀行」字樣，該幣有很高收藏價值。這些錢用到了什麽地方？同一時期青基會的一個會議紀要可以佐證：96年10月27日青基會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議題透露，近期需支出3126萬元，其中參股中青實業就要1200萬元，派「共同基金」紅利(青基會為吸收地方捐款供其投資所付高息)就要508萬元！即是說，基金會的「增值收入」，大部分要用於填那些投資的窟窿。 *學生給捐助者來信是假的 《南方周末》在去年11月29日報道﹐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兩位先生，他們在四川找到公司通過正規希望工程渠道一對一捐助的１７名兒童，在一年內只有３名明確收到他們的捐助款。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發現曾讓他們感動流淚的學生來信，有８封是假的，信中稱收到捐助也是假的。捐資者自費調查後發現，“寫信”兒童家長稱並沒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錢，每學期學費一分錢也沒少交。這些孩子大多都失學。當地學校校長表示如果收到捐助，她們絕不會失學。 孩子們證實：這些信都是假信。 *貪汙醜聞震驚港臺 希望工程黑幕被扯開，震驚中外。香港、台灣及國際華僑和社團，很多都曾給希望工程捐款，希望能讓中國貧困的兒童能享有基本的教育。愛心被愚弄，貪汙醜聞，令人發指。但中共仍竭力為“希望工程”貪汙事件掩蓋。 香港、台灣傳媒均大篇幅報道希望工程貪汙醜聞。在香港，希望工程醜聞引起各方面關注，大大代表楊耀忠慨嘆：「捐款應幫助失學兒童，讓他們重返校園，不應用作投資方面。」， 楊耀忠稱會慎重跟進此事，不排除以港區人大代表及教聯會會長身分，要求青基會交代。另一名人大代表李鵬飛亦指此事「不能允許」，他將與其他人大代表商討于人大會議上提出質詢。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張文光批評，「希望工程」近年屢傳醜聞，已令香港人對它感到失望。「每次都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可說是國內最多醜聞的教育基金。」 張文光透露，早於10年前，教協已向希望工程捐款逾600萬港元，但其後教協會員發現款項未能直達內地失學兒童，頓感受騙，至今再沒有捐款。 *新聞背景：希望工程運用鄧小平擴大影響 希望工程的資金都來自於好心人的無償贊助，在海內外華人中影響甚大﹐捐助者眾。是目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基金。該基金是運用中共已故元老鄧小平聲望創立，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1988年，中共團中央撥款10萬元作基金會注冊資金，1萬元作工作經費，組建中國青基會。實施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重返校園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資助方式是：（1）設立助學金，長期資助中國貧困地區品學兼優而又因家庭困難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2）為一些貧困鄉村新蓋、修繕小學校舍；（3）為一些貧困鄉村小學購置教具、文具和書籍。 ■1990年5月，鄧小平為剛剛實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題名。 ■1991年，中國官方傳媒稱，中國23個省（區）、130個縣的3萬名失學孩子享受“希望工程”助學金重返校園，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還援助建立了15所“希望小學”。 ■1992年4月15日，鄧小平為希望工程的題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揭開了“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序幕。當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鄧小平委託工作人員兩次以匿名方式捐款5000元。至此，“希望工程”基金廣泛被國際知道，接受捐贈的錢款也越來越多。 作者﹕東海一梟http://www.epochtimes.com/b5/2/3/30/n180201.htm 【大紀元3月30日訊】近年來，《南方周末》已經越來越失去鋒芒讓人失望了，如平民色彩淡了小資情調濃了，如奴性多了公正性客觀性弱了，但是，既使是這樣，她依然是出類拔萃的，她的精神高度，依然是眾多媒體無法企及的---這就是俗話說的：山中無強者，猴子稱大王的道理吧。 眾所周知，這位傳媒界良知猶存、正氣未絕的美猴王已被侮辱過多次了，在月黑燈滅的荒蕪之夜。侮辱者還以為偷偷下手手段高明，把大夥蒙在鼓裏呢。前幾天，她又被粗暴地強奸了一回： 因刊登一篇揭露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弊案，《南方周末》被勒令換稿。「南方周末」接到指令，立即封存已印好的三十多萬份刊物，並且抽換「有問題」報導，另行補上其他文字重新印刷。 有網友問我：習慣了，麻木了，還是過於悲憤？面對新聞界如此奇恥大辱，為何不見你說話？ 確實已習慣了眾多真善美的事物被侮辱、奸殺，但聽說了這重公案，依然悲憤莫名：為自縛手腳、自蒙耳目的民族，為鐵屋子裏不許瞭解真相不許說真話的草民-----據說他們豬狗一樣只配享有生存權，而且是殘缺不全的！ 悲到極至，往往無淚；憤到極至，往往無語。我不敢太匆忙下筆，怕一開口，會地出一大口氣，或迸出一大串臟話！還是靜一靜，平和地說吧： 我們是一個廢除了新聞檢查制度的國家，根據新聞出版署1988年11月9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對報紙、期刊、圖書審讀工作的通知》的規定，我國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對報紙的內容，只能在出版後組織審讀，而不能進行出版前檢查。如果是造謠、誣蔑，或者報道與事實有出入，稿件見報後，報道中被批評的單位可以提起法律訴訟，新聞出版管理部門也可以對報社進行行政處罰，就是無權在報紙出版前勒令撤換稿件。 可惜下手不夠利索，據說仍有少量「有問題」的版本的流入市面，現已漲到每份一百多元人民幣了。 網上看到青基會發布聲明，這次事件是犯罪分子搞的一次恐怖襲擊。但是，消息的來源是根據青基會的內部文件，無論提供者是什麽身份，都抹殺不了這些證據的效力。真金不怕火煉，遮遮掩掩搞鬼，反而給人以做賊心虛、欲蓋彌彰、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 魯迅爺說過，焦大醉酒罵賈府，說到底是為了主子家的好。南方周末揭青基會的弊，其實也就指出了老爺身上衣物的汙點。如果指錯了，不妨事後罰幾句惡罵甚至一頓鞭子；如真有汙點，脫下衣洗洗或乾脆換一件，又有何妨？何須強行捂人的嘴呢。正如某網友質疑：如果某家的惡犬患了瘋狗病，我們也知道，請眾人把狗打死是一個辦法。以希望工程醜聞而言，作為主子，只要把這只瘋狗的病症公諸於眾，邀請各方代表確症，證明這病與主人無關，再將其依法擊斃或送監，國家信用雖有損失，希望工程形象有所惡化，畢竟未至絕地。而現在，主子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將這瘋狗牽到屋內，關緊院門，並對圍觀者大加喝斥，誰議論拿誰法辦，這就不能不使人浮想聯翩……？ 暗箱裏的接管，比明令的封殺更為可怕，同時也更加無恥！明令的封殺，尚可見執行者的 勇氣與自信，而暗箱裏的封殺，一切都在偷偷摸摸中--用不著任何理由、藉口，就像暗夜裏的謀殺；而血跡，則是天亮之前就可以洗得幹幹淨淨的。--於是又是可怖的平安。（《陳璧生：我們不能再沈默》） 嗚呼！這是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這是一個無邊落木蕭蕭下的中國！ 上周以來，遼寧省的遼陽市每天都發生國企工人大規模示威事件。工人們要求補發拖欠的工資，保證退休金的發放，並且撤換當地政府領導人。在黑龍江的大慶油田，自從三月一號以來，除了周末以外，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在大慶石油管理局外面示威，抗議當局欺騙工人，對工人的解職買斷補償不合理。遼寧省的撫順煤礦工人曾阻斷了公路和鐵路，四川的紡織工人曾舉行罷工……。但我們所有的報刊、電視、廣播全部聾子了，啞巴了！有人罵新聞界的墮落和可恥，我卻感覺到了媒體背後黑手黑刀子的閃閃寒光！ 真實的聲音消失了，良知和正義沈默了，而一群被閹了的奴才們聲嘶力竭地高唱起盛世的歡歌、輝煌的頌歌、纏綿的媚歌來了。 然而，在這鬼影幢幢、妖氣騰騰的深夜裏，我分明聽見了一種另類的聲音隱隱傳來，從網上、從民間、從理想遠方和我心深處，那是悲憤的淚、是滾沸呼嘯的岩漿、是血火交融的吶喊、是不盡長江滾滾來……。謹附小詞一闋，向《南方周末》致敬： 賀新郎-題《南方周末》 滿眼奴才骨。竟紛紛，新聞媒體，也甘臣妾。抹粉塗脂搖其尾，爭取官人大悅。真不愧，神州一絕。馬屁牛皮幫閑罷，更幫忙，專制當喉舌。藉口唱，主旋律。 迎風廣派英雄帖。喜南方，驅邪扶正，一杆高揭。揭露瘡疤陰暗面，欲解愁腸千結。原不懼，重敲高壓。假相叢叢求真理，羨冰心鐵面心何熱。太史簡，董狐筆。 失語是暫時的，表層無聲的中國，正醞釀著驚天動地的憤怒之聲和巨大力量！ 2002、3、24 【大紀元3月31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3/31/n180381.htm ((中央社臺北三十一日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華東版近日刊登署名文章，批評管理希望工程捐款的「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對香港媒體報導該基金會弊案的回應方式不當，文章希望能依靠制度，求証青基會事件的真相。 希望工程是援助大陸貧困兒童就學的工作，自開展以來深受大陸內外各界重視。不過，香港媒體日前報導指出，負責管理希望工程捐款的青基會，挪用上億元人民幣進行風險投資，黑幕重重。 對此青基會發表聲明，宣稱用捐款去投資是合理合法的，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徐永光甚至表示，有關報導是要借此打垮青基會，毀掉希望工程。 針對事情的發展，中共人民日報華東版的署名文章「誰是誠信典範」指出，青基會最近所發表的「嚴正聲明」，並非「擺事實、說道理」，希望「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誠信真的能完美無瑕。 文章說，「希望工程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天使』，而『天使』不懂得搪塞，不懂得粉飾，更不懂得欺世盜名。」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青基會「似乎都沒有以誠信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不斷的『嚴正聲明』來『駁斥』某些媒體的『無聊中傷』，聲稱這是一起犯罪分子為推翻中國青基會進行的『恐怖襲擊』，而不是拿出實質性的數據來擺事實、講道理。」 文章說，青基會管理希望工程，被大陸民眾推上誠信的「神壇」，但是「榜樣的力量並不是無窮的，一旦內心的私欲如錢塘潮呼嘯而起，什麼才是人類道德的堤壩？」 文章表示，據說青基會正期待中共權威審計部門的審計來証明其清白。而依靠制度求証自己，才是應有的選擇。 作者﹕許志林http://www.epochtimes.com/b5/2/4/5/n181603.htm 【大紀元4月5日訊】感謝《中國》電子雜誌的主編時寒冰先生，通過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讓我瞭解到今年3月21日出版的《南方週末》出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先出的版本因為刊登了該報記者調查希望工程、從而瞭解了大量鮮為人知的黑幕、並將其揭露出來的文章。因為它所揭露的真象太觸目驚心了，居然驚動了中央的「有關部門」，害得當日的報紙被勒令沒收，換上別的文章重新排版印刷，出現同一天有兩個版本的怪事。 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雖然如此，一些有正義感的記者們，仍然在政策容許的範圍內，做著力所能及的、披露事實真象的工作。《南方週末》的記者和主編、編輯等，無疑是目前中國最有勇氣的新聞工作者。報紙遭到如此的封殺，不由使人對他們以及報紙的命運感到深深的擔憂。 以上的想法，還是看文章內容以前的想法。等我看了文章的內容之後，我是真真實實地憤怒了。我的心在滴血。被全國人民所關注、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以幫助中國廣大地區貧困兒童入學為目的、從而得到大量捐款、被國人一直認為是純潔、崇高的中國希望工程，長期以來竟一直是黑箱運作。那些飽含愛心的捐款，在其最高主事人徐永光的把持下，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進行了多項無效投資。應該扶助失學兒童的資金，被大量地流失和浪費。據《南方週末》最保守的統計，徐永光至少動用了「希望工程」1.6億元的捐款進行了不被政策允許的投資。很多投資已難以收回，巨額資金徹底消失。而且，徐永光還利用希望工程的捐款，採用造假帳的方法，提取資金為自己和其他幹部買房居住，嚴重地破壞了希望工程的信譽、損害了希望工程的光輝形像，在國際、國內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惡劣影響。 以上數據絕不是道聽塗說得出的，而是《南方週末》記者經過了將近半年時間的秘密調查，掌握了大量原始的數據資料，並有多個證人出場作證的情況下得出的可靠事實。徐永光在希望工程中的這些腐敗活動，無疑是非常觸目驚心的。然而，對著如此深重腐敗大案，對挪用巨額財產的希望工程負責人的這一罪行，有關股部門不但不將事實真相披露，並按照正常的程式，提請司法介入（因為我們相信，在取得相關的法律證據之後，法律即可對這些希望工程的蛀蟲繩之以法），反而採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動，捂與壓，居然下令將已出版發行的報紙回收後銷毀。其包庇犯罪者的行徑，已昭然若揭。(原載民主論壇) 作者﹕胡平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0/n182344.htm 【大紀元4月10日訊】中國的“希望工程”一向被視爲中國慈善事業的樣板，可是，最近卻被揭露出嚴重的腐敗問題。不能不令人格外震驚。 說來也不奇怪，在缺少公共監督的情況下，怎麽能不出腐敗呢？如果這中間再有政府官員插手，不腐敗才是怪事。 追究“希望工程”的腐敗問題固然重要，然而我以爲更重要的的問題在於“希望工程”本身。 爲什麽要興辦“希望工程”？答：爲了幫助數百萬失學兒童。可是，爲什麽會有成百萬上千萬兒童失學呢？憲法不是早就明文規定“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嗎？什麽叫“普及初等義務教育”？那就是“一個不能少”。如果有兒童失學，就該追查政府的責任。如果有幾百個上千個兒童失學，是政府失職；如果有幾百萬上千萬兒童失學，那絕對是政府犯罪。 多年以來，中國的教育經費一直被壓得很低很低，按比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還低得多。據政府公佈的教育統計“國家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1992年是2.99%，此後持續下降，1993年是2.76%，1994年是2.52%，1995年是2.41%，1996年是2.44%，1997年是2.49%，1999年是2.79%。遠遠低於九十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1%。然而我們又都知道，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年增長率超過7%。就在這些年間，軍費所占比例越來越高，公務員的工資漲了又漲，各種名目的大型慶典層出不窮，動輒花掉幾十億幾百億--這裏還不說愈演愈烈的貪汙腐敗。可見，政府決不是撥不出錢來辦教育，非不能也，是不願也。話說得多好啊，“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然而，事實不是正好相反麽？ 聽說在北京等大城市的街頭，你偶爾會見到有大人帶著孩子向路人乞討，孩子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有的還身帶傷病殘疾，慘不忍睹。不少過路人見狀，忍不住要拿出一些錢財給孩子的父母。殊不知這竟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原來，那些成年人並不是孩子的父母。他們拐帶別人的孩子，以乞討之名騙取好心人的錢財，錢財到手後供自己揮霍，只拿出一小點來讓孩子吊命，以便再接著騙下去。 我敢說，在形形色色的騙子中，就數這種騙子最可恨！因爲他們拐帶兒童，虐待兒童，一手製造了苦難，然後又利用這種苦難去打動別人的善良仁慈之心，騙取錢財，讓自己從中獲利。 “希望工程”的情形正與此類似。若和中共當局相比，上述一類騙子就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在中國，政府一手製造了大量的失學兒童，好心人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於是慷慨解囊，興辦了“希望工程”，官員們則趁機插手，貪汙克扣。你必須承認，共產黨的算盤打得很精，他們敢於一再壓低教育經費，造成了數百萬兒童失學的悲慘現狀，就是吃准了會有好心人發慈悲，幫助黨和政府“克服困難”。其實，許多捐款者也明白其中的詭詐。他們明知政府就是災難的製造者，他們也明知捐款一旦經官員之手就免不了被貪汙，可是既然這種黑暗的政治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而孩子們的教育卻關係終生，耽誤不得，所以還是忍不住要伸出援手。在這裏，共產黨欺負的、剝奪的是人世間最無辜的窮苦孩子，利用的、敲詐的是人性中最高貴的仁愛之心。? 失學兒童是要幫助的，“希望工程”的糊塗帳是要清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政府切實承擔起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起碼責任。然而，在既無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等項自由，又無開放選舉的情況下，人民有什麽手段可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呢？所以歸根結底，只要你不甘心做專制政府的幫閒幫兇，你就應該投身於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 作者﹕九鼎茶居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1/n182470.htm 【大紀元4月11日訊】中國頗具影響的媒體《南方周末》報道了希望工程基金被非法侵吞、挪用的黑幕，迅即被查禁，印好的30萬報紙被銷毀。但香港的《明報》不為所動，依然直言披露希望工程違規投資逾億。 希望工程是在1989年為幫助因貧困而失學的農村兒童上學而發起的長期募捐活動，海內外捐助這項工程的人很多。而希望工程的錢是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青基會）負責管理和使用。而青基會是由共青團中央管理。 在今年三月初，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20多位港區人大代表提出查賬議案，質疑希望工程的財務。據《中國青年報》的反擊文章稱：《明報》相關文章已經使希望工程面臨著一次嚴重的信任危機。《中國青年報》報道說，向《明報》提供青基會材料的人是原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中國青年報》指責柳楊與青基會前官員易曉關系密切，而易曉曾因貪汙受賄被判刑。事件真相如何，各方均在追蹤查究，但希望工程的款項被貪汙、侵吞、挪用已不止一次被海外媒體曝光，香港某周刊還曾因為報道此事而被國內告上法庭，但是紙到底包不住火，到今日，事態急轉直下，終歸要查個明白的了。 希望工程蒙汙，最感痛心的是海外積極捐助此項工程的華人。本台駐舊金山特約通訊員夏蔚，專門到舊金山的一家老人院采訪了兩位老華僑，這一對老夫妻在國內的時候就積極扶貧助學，到了美國，雖然是靠領取政府老人福利為生，但他們節衣縮食，依然不斷捐助國內的希望工程。這次的基金會醜聞，令這兩位老人痛心疾首。 （自由亞洲電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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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3 19:39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壽蓓蓓 第一屆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閉幕後，《南方週末》記者就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專訪了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主任沈潔女士。 記：官方估計，目前實際感染者超過６０萬人，這個數位是憑什麼估計出來的？誤差多大？ 沈：我們每年都要估計一個數，由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專家組以及一些省裏搞監測的專家，在一起用一些辦法，如“組分法”、“德爾菲法”等估計出來，去年年底的估計是６０萬，現在肯定超過６０萬了。因為監測是要花錢的，我國資源有限，監測網路還不健全，現在中央級的監測哨點大約１０１個，也有些省級監測哨點，我們就是根據這些監測哨點，還有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調查，作為分析的依據，推測現在是什麼情況。 記：關於感染者人數有兩個官方數位：2.8萬人與60萬人，為什麼這兩個數位相差這麼多？這個差距說明瞭什麼？ 沈：2.8萬是經“疫情報告系統”上來的。６０萬人是每年我們專家都要做一個實際感染人數的估算，一年一個數。 記：據國外媒體報道，即使６０萬的數位也是保守的，認為中國政府掩蓋真實數位，你們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沈：他們也可以估計，但我們有第一手材料。 記：目前，“缺口人群”的醫療狀況如何？您對這一群體瞭解多少？比如他們主要經什麼途徑感染？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嗎？在農村與城市的比例是多少？是流動人口嗎？是傳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嗎？ 沈：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現在我們國家根據哨點檢測的情況，還主要在高危人群裏，特別是經吸毒傳播，佔三分之二，經性傳播的感染比例正在上升。吸毒的我們在戒毒所查，是比較容易得到的數位，還有是在婦教所。實際上藏在底下的，我估計經性傳播的多一點，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很難統計，因為性傳播的人群更難查出來。咱們國家看起來現在不是性傳播為主，但是如果不加大宣傳，這些人不懂得怎麼自我防護，將來可能成為主要傳播途徑，因為發生的頻次多，有這種危險行為的人，恐怕比吸毒的人還多。感染與接觸的途徑有關，比如，輸了被ＨＩＶ污染的血，幾乎100％被感染，但這種機會少啊。任何一種途徑，都可能一次就打中。任何人都屬於易感人群，你沾染上危險行為一次，就可能被感染，千萬不要有僥倖心理。這個“缺口人群”我就不知道了，這個人群是我們根據估計的，當然也是根據危險人群的人數，比如公安部告訴我們，註冊的吸毒人群大概是68萬，我們根據掌握的危險情況，比如共用注射器的比例來估計。 記：對於冰山下面的“缺口人群”，怎麼進行有效幹預，防治艾滋病呢？ 沈：那就是普遍的教育。我們行動計劃提出，首先一條措施是血液安全，在儘量短的時間內，保證提供安全的血液。這些年加強採、供血機構的整頓，另外《獻血法》頒布，要求逐漸做到臨床用血來源都是用無償獻血者的血，我們的血比職業賣血的乾淨得多，現在對血漿、血液製品控制也比較嚴，打擊非法地下採漿已經納入新刑法了。 第二就是健康教育，起碼讓老百姓知道這個資訊，但我國這麼大，尤其是農村地區，特別是一些高危人群，他們的活動方式跟正常人不一樣，你宣傳艾滋病的時候他可能睡覺呢。行動計劃要求到2005年，城市的知識知曉率要達到75％以上；在農村達到45％；在高危人群中達到80％以上。 記：為什麼從今年開始，中央政府對防治艾滋病的投入由每年1500萬元猛增到１億元。這１億元具體怎麼花？ 沈：中央財政拿出一年１個億的經費，用於整個艾滋病的綜合防治，主要是落實行動計劃裏的指標、措施，包括各部門的投入，這１個億，只能作為補助經費使用，不可能全國所有的艾滋病防治都用這１個億，那是肯定不夠的。地方財政現在也加大投入，比如河南，一年一千萬，有些省也增加了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各個部委也承擔一些責任，把艾滋病的宣傳納入常規工作。 １個億主要用於健康教育、行為幹預、監測、資訊系統的建設、醫療保健服務能力的提高、多種培訓，對醫護人員、專業人員、社會上承擔艾滋病防治任務的骨幹、動員全社會參與，宣傳教育的培訓，五年５個億。此外，計委從國債裏拿出12.5億，今後５年專門做血液安全項目。 記：一個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家屬問我，首屆艾滋病大會對他有什麼幫助，我把《行動計劃》中的一條念給他聽，“到2001年底，地（市）級以上城市和艾滋病高發地區的縣（市），至少要指定一個具備條件的醫療機構或其中的科室，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他說在當地不可能做到，他和兒子都不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到當地大醫院看小病，醫生都不敢碰他們。如果實現這項要求，力度相當大，如何能保證在短短一個月做到？ 沈：指定是好指定，只要有病人的地方，現在都有指定收治醫院，但是這些醫院能不能提供規範化的服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落到實處確實很難，這裡有很多因素，比如衛生廳指定這個地方，但可能解決不了這裡醫生的思想問題，所以還需要培訓、整頓醫療作風，使醫生端正服務態度。 記：估計這一要求什麼時候能真正落實下去？ 沈：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口，這麼多醫療衛生單位，這麼多醫護人員，總有落實得好、落實得不好的地方，我們儘量使它落實得越快越好。現在我們艾滋病中心也在改革，增加工作人員，更好地給衛生部當好參謀、助手，多做組織工作，只能這樣。我想只要努力，不斷檢查督導，還是有作用的，提供規範化服務，需要個過程。 記：你們如何看待同性戀？為防治艾滋病，是否準備對這一群體實行幹預計劃？如果是，準備採取什麼措施？ 沈：對高危人群的幹預，現在我們各地衛生防疫部門，還有一些社會團體，比如全國性病艾滋病協會，都在做工作。凡是高危群體，都作為我們工作的對象人群。男同性戀這一高危人群比較特殊，不是政府一個命令就聽你的。我們的主要措施是，儘量使他們接觸到健康教育的資訊，讓他們有防範意識。這些人有自己的圈子，政府部門也好，醫生也好，進入這個圈子確實比較困難。任何一個國家，對同性戀人群的工作方法都比較特殊。國外是在同性戀中找一些對艾滋病防治有一定知識和興趣的人，作為骨幹，培訓之後回去做同伴教育。我們現在也做這個工作，有一些試點，在一些國際合作的防治項目中，也有這方面項目。 記：我國防治艾滋病短期、長期的目標是什麼？ 沈：長期目標是，到2010年，把我國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數控制在150萬，到2002年，要遏制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勢頭，要基本阻斷經採、供血的傳播途徑。要說基本阻斷也差不多，大城市、中等城市力度挺大的，個別邊遠地區確實有問題，特別是血庫建設不完善，ＨＩＶ檢測又沒有落實到位，所以這幾年要加大力度。 記：對於“到2002年遏制勢頭”有沒有數位上的要求？ 沈：沒有，這事咱們沒法有數位要求，有數位要求就弄虛作假了。你怎麼能把吸毒控制住？這不是衛生部門能解決了的。再一個問題，性病我們是想辦法控制，一是改善服務，二是避孕套推廣使用。 記：改善什麼服務？ 沈：性病服務，怎麼治療性病、怎麼預防。那些“小姐”都明白得很，我去找“小姐”訪談的時候，“小姐”講，我們都去大醫院、去好醫院，治療得好，錢花得也少。我問，哪個地方的性病治療工作做得好？“小姐”說，深圳。 記：您認為防治艾滋病應該主要靠衛生部門來做嗎？ 沈：不是，這是個社會問題，所以行動計劃把這個任務作為全社會共同的任務，分給各個部門，全社會都要承擔的。特別是中長期規劃，公安、司法、教育、宣傳，這幾個是主要部門，跟艾滋病控制關係最多的。 記：我說的不是“只靠”，是“主要靠”。 沈：是這樣的，不能只靠，而是主要靠，靠政府重視，政府的承諾，政府領導的協調。 記：您指的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皮奧特說，咱們中央政府是重視的，問題是地方政府重視得不平衡、不到位。您怎麼看？ 沈：各級政府都得有。各地不一樣，可以說重視的程度普遍提高，但是對艾滋病政府工作防治的認識，特別是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策略、措施的理解不一樣。比如對高危人群的幹預，是推廣避孕套，還是乾脆嚴打？各種認識都有。有的說，它就是高危人群的事，咱這麼多好人還照顧不過來。他就不知道這種病會從高危人群很快進入一般人群，這個病的防治有它的特殊性。任何一個管理規定出現，都是針對問題採取的。那麼政府有沒有責任？出了問題，政府都有責任，政府就是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的，解決得不好就是政府的責任。 記：如果我們不去防治艾滋病，會怎麼樣呢？ 沈：你看現在非洲怎麼樣 —— 全球活著的3000多萬感染者，有2000多萬在那兒，有的地方，每５個男的就有一個。在津巴布韋、博茨瓦納有個調查，教師隊伍中的感染者是37％，一般人群23％，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包括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有影響。所以，這個東西都很難說，只要你不去防治它，有點低估它的危害性，將來，它的苦果總是要吃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認為，到2010年左右，亞洲艾滋病的流行形勢將比非洲嚴重。 記：您覺得真有那種風險嗎，關係到民族存亡？60萬人佔13億人口的比例畢竟很小，艾滋病也不是容易傳染的。 沈：當然有那種風險，影響國家、民族的存亡，這是人家的前車之鑒哪，它的速度你很難預料。我們加緊防治，提高宣傳力度，最後使更多的國民瞭解了這一情況，提高了自我保護意識。經過幾年家喻戶曉了。咱們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咱們國力有限，不能像美國那樣印精美的手冊一家一份，大眾媒介反復宣傳，這不是一次性的。歐洲有朋友告訴我，宣傳雖然在一段時間可以覆蓋很多人，但放鬆一段時間，人又淡忘了，而且新的一代又成長了，還需要不斷地灌輸正確的知識和資訊，提高新一代人的防治意識。 來源：南方週末 壽蓓蓓 2001-11-29 高耀潔 艾滋病（AIDS）是不治之症，它奪走了許多青、壯年患者的生命，每一死者都會留下1－3名甚至更多的孤兒，這些孤兒被稱為“艾滋孤兒”。艾滋孤兒本人並未感染AIDS，但他們卻在貧困、失學、歧視和別人的冷默中孤苦伶仃地生活著．．．這些孩子若一直處在生活無著、失去教育機會的境地，長大後他們將成為文盲、法盲，會擾亂社會，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定。 現將我瞭解到的AIDS孤兒的情況告訴大家。 2001年11月的一天，上海一位姓紀的女士（未透露名字）來電話對我說:“我想供養一個艾滋孤兒，為社會弱勢群體盡些微薄之力．．．”。隨後她寄來了300元錢，讓我轉交給AIDS孤兒，並要求日後與孤兒保持聯繫。這真的讓我很為難。因為我瞭解到，許多孤兒接受外援非常困難，在他們周圍總是有人設法作梗，扣留他們的信函和錢物。即使他們收到了財、物，也不知道寫回信或因沒有文化無法回信。我考慮再三，想到了李漢春家，他的內侄會寫信，可以與紀女士保持聯繫。於是，我決定將李漢春家的兩個孤兒介紹給紀女士。 2001年5月5日，我曾去過李老漢家。那時候，他的兒子李玉印、媳婦高香因患艾滋病都已死亡，只留下一雙幼子10歲的李鵬軍和7歲的李亞珂。因為AIDS，鵬軍和亞珂的伯父也死了，姑姑危在旦夕。他們的奶奶受不了如此打擊,患了腦溢血，癱在床上不能自理。他倆隨著爺爺艱難地生活著，境況甚是可憐。 2001年11月30日，我把紀女士的300元錢寄給了上蔡縣楊屯鄉張宇村AIDS孤兒李鵬軍和李亞珂的爺爺李漢春。因雨雪紛飛，郵路困難，錢寄出半個月後的12月16日李家才收到匯款。李漢春收到錢後又高興，又害怕。他高興的是今後孫子、孫女能夠繼續讀書了，害怕的是將來寄錢人會向他要錢討債。他不相信世上還會有這樣不要任何回報的好人。為此，我幾次在電話中給他解釋他終於接受了紀女士的饋贈，並回信介紹了他們李家的遭遇。 2002年元月16日紀女士從上海來電話,感謝我為她提供了兩個可憐的孤兒，她說；“這兩個孩子太可憐了，我馬上給他們寄去下期的學費。快過年了，我還要給孩子寄些糖果等吃的東西．．．”。 有人問我，你為什麼知道並掌握這麼多孤兒的情況，並且人家要供養一個而你給人家兩個？我是這樣回答的：AIDS是具有傳染性的，但艾滋孤兒並未感染病毒，他們是無辜的，讓人憐的。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輕視他們，冷落他們，而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溫暖、關愛與幫助。我不想失去任何救助艾滋孤兒的機會。我從1996年開始宣傳“防艾”，6年來走過十幾個縣（市），幾十個鄉（鎮），百餘個村莊，見到的HIV／AIDS病人逾千人，收到的民眾來信在5000封以上，瞭解的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AIDS病人與AIDS孤兒的比例大約在1：1.5或1：2，甚至更多，情況十分嚴峻，不能輕視。我呼籲社會各界人士都要獻出自己的一份愛心，幫幫那些可憐的孩子，幫幫他們的家人。 2001年4月30日，我在新蔡縣東湖村小高莊見到14歲的高麗、在東湖小學就讀的11歲的高岩時，高麗已經輟學在家了。高麗原是今是中學的學生，其母親AIDS患者戚秀枝2000年12月去世後高麗因無錢交學費就輟學了。筆者到她家見她時，她正在做飯。她哭著說：“我爸爸病得這麼重，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這麼小，不讓我上學，我能幹啥呢？”我問她想上學不想，她連聲說著“想”，話未說完就已泣不成聲了．．． 我曾於2001年元月15日和3月8日分別給高宗彥（高麗的父親）寄了300元和100元人民幣，當我提到此事的時候，少氣無力的高宗彥說：“聽說鄭州有人往俺村給病人寄錢，別人都收到了，我沒有收到。”後經再三查詢，結果讓人非常吃驚，原來這400元錢被高麗的三叔取走賭博用了，兩個孤兒也不敢吱聲，怕他叔叔來了打罵他們。 高麗曾有一個幸福的家。母親戚秀枝很能幹，沒明沒夜地在田間幹活。兩個大人辛勤地勞動，兩個孩子努力地讀書，聽話又懂事，生活過得不錯，家庭也很幸福。天有不測風雲，1995年河南省興起了“血漿經濟”，夫妻倆夢想發家治富，多次賣血，最終染上了AIDS，弄得家破人亡。 高麗輟學在家後天天哭泣，後來我才得知她父親高宗彥不主張女孩子讀書。他說：“女孩讀書沒用。閨女像根草，長大就鋤去了。讀書越多，將來的彩禮要得越少。”從高家回來一個月後，我又給高麗寄去了300元錢，寄到高岩就讀學校的彭校長處，她收到了。彭校長，心地善良，堅持正義，他把高麗送回今是中學，學校還免去了她的學雜費。高麗複學了，她很努力，學習成績也不錯。據鄰居王霞說，高麗期中考試數學得了98分。但她在學校仍受歧視，我給她寄的信，她很難收到。我曾給她班主任去信，請他關照高麗，但班主任不敢回信。一天，我向新蔡的一個女幹部打聽高麗的情況，那女幹部說：“她和我妮子（女兒）同班，晚間我打電話問我妮子。”第二天女幹部對我說：“俺妮說啦，高麗是個‘留級生’，學習一般化，農村人，她家那裏有很多AIDS病人，同學都不敢接近她，怕傳染AIDS。今年夏天高麗初中畢業了，她很想升學深造。”天呀！誰能救助她呢？即便再來一位慷慨解囊的紀女士，即便高麗能繼續學習，就能消除人們對她的歧視嗎？可憐的孩子！ 記憶中高麗的家，是破陋的院墻和兩間在屋裏可以看見天空的半土半磚的舊房。房裏唯一值錢的東西，就是堆在屋角的那幾百斤麥子。破爛的床舖，零散的桌凳，就是廢品站來收購物品，也挑不出什麼可買的東西。高宗彥就躺在院裏的地上，下面鋪著破爛得不能再破爛的被褥，被褥上沾滿了泥土及汙物，時不時還有一股腥臭氣味飄來，讓人想嘔吐。高宗彥不停地咳嗽、吐痰、呻吟，有時話都不能完整地說一句。他骨瘦如柴，憔悴得象非洲難民，讓人不忍再看一眼．．． 2001年8月22日，高麗、高岩來信向我哭訴：“我爸爸沒有熬過暑天，他在本月19日走了。沒錢埋他，我們就把麥子賣了一半，辦完了喪事。家裏的幾畝地、剩餘糧食、麵粉等東西，都交給了我們的五叔五嬸，高岩在五嬸家吃飯。” 高麗這個堅持要讀書的女孩子，在高家門裏是個“大逆不道”的閨女。她“不聽話”，高家的人誰也不願管她，她只得去姨母家吃住，靠好心人來救助她一點錢，維持她的學習費用。 2001年8月25日，我又給高麗、高岩寄上了500元的學費，他們一直沒有收到。直至今年元月上旬高麗來信，我才知道這錢又讓她叔叔取走了，只給了高麗70元錢。去年12月份，有位好心的記者給高麗400元錢，讓這兩個孤兒買件棉衣穿。她五嬸聽說後，堅決要一半，不拿出200元，就不讓高岩吃飯，她還把高岩的東西扔到街上，把高岩趕到門外。 作者撰稿時，高岩一個人正孤苦伶仃地蜷縮在他父母遺留下來的兩間空空蕩蕩的能看得見星星和月亮的房屋裏。沒有可取暖的燃料和工具，沒有可填充肚子的食物，沒有可照明的電燈（線被截斷了），在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他有的只是黑暗中的淚水、饑餓、寒冷、恐懼、無奈、痛苦．．． 是否只有高麗、高岩姐弟二人在生活的海洋裏苦苦掙紮，期盼救助呢？不，絕不是！不信，你聽，相信你一定聽到了遠方艾滋孤兒的呼喚．．． 有人問我，河南究竟有多少艾滋孤兒，我無法說出一個準確的數位。只記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的調查時，出這家進那家滿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人。有病人就有死亡，他們身後留下的就是孤兒。 一天，我去某AIDS村，剛進村就遇到了八個學齡兒童。其中一個小男孩握著小拳頭說：“我長大要殺了他哩．．．”我問他要殺誰，他瞪大了眼睛說：“抽我爸爸血的那個人．．．”在旁邊的一位HIV攜帶者向我解釋說：“俺這裡許多小孩都在叫嚷著要殺血頭，他們知道俺這裡AIDS是賣血傳染的。”我聽了之後更加心寒，“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些小孩從小心裏就種下了仇恨，長大以後呢？如果沒有人加以正確的教育引導，他們將會走向何處？．．．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莊，村民談論艾滋病象談“感冒”一樣無拘無束，毫無恐懼感。就在這個村裏，我見到了AIDS病人吳攏。她才28歲，待人非常熱情，臨別時她拉著我的手，依依不捨地說：“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給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釋她才放開手。走時，她拉著她在家的三個孩子一直站在門外送別。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該村時，見到的卻是她的一座新墳和穿著重孝服的四個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3歲，也是個重症AIDS患兒。吳攏的丈夫是個HIV攜帶者，這也是當年夫婦二人一起賣血造成的悲劇。 出了吳家院門，走不多遠就是孔家。孔吳兩家關係相當好。孔留柱和他的妻子曹俊美先吳而逝，留下兩個孩子。長子孔令飛9歲，女兒孔令佳5歲，父母死後，跟著他60多歲的奶奶生活。每逢他們看到村裏來了陌生人，就伸出臟兮兮的小手，邀請來人到他家坐客。他們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來人的救助。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AIDS村，訪問了十多個AIDS家庭。該村12歲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學，女孩子輟學後從事家務勞動，服侍著患有AIDS的親人，男孩子多數外出打工，15、16歲的孩子在外地幹成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窯做苦工。我到了一個姓餘的家中，他14歲的男孩餘傳寶在某縣建築工場掂泥兜，每天累死累活只掙10元錢，拿回一半給他患AIDS的爸爸買藥吃，孩子每天只有5元錢，在超負荷的勞動中，不知他怎樣生活．．． 2001年10月21日，一位AIDS患者程軍帶著一個8歲的小女孩，氣喘噓噓來到我家，一進門就哭喪著臉說：“我和孩子她媽1995年一起賣血，現在都病得快不行了，她媽拉肚子、發燒已不能起床了。我求求你為孩子找個家吧，只要她能有口飯吃，俺們死了也放心啦．．．”小女孩程蒙站在那兒一直流淚。孩子很瘦小，一點兒也不像8歲的孩子。程軍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化驗單給我，上面寫著“程濛濛，血HIV抗體陰性”，孩子無病。 尉氏縣曲樓村70歲的農民張秀芝的兒子因AIDS於2000年10月死亡，2001年5月媳婦又因AIDS死亡，只留下9歲的正在讀小學二年級的孫子建龍。前一段建龍要繳160元學費，張老太因家中無錢，急得坐在門外大哭。她要把建龍送到開封孤兒院去。她說：“孩子到了那裏，好歹有口飯吃，有學上。”可是建龍緊緊抱著院裏的一棵大樹，死活不走…… 我聽說這個情況後，於2001年11月19日給她寄去400元錢讓孩子讀書，張老太不會寫信，她在2001年12月13日來到我家，她哭著對說：“建龍這孩子命毒，村裏人都說他是一條毒龍，把父母克死了，現在他改名叫建設了。”在那片貧脊的土地上，有不少青、壯年因賣血染上艾滋病死亡，留下孤兒住在他們賣血蓋起來的磚瓦房裏，痛苦地生活著。這些孤兒的名字中沒有“龍”字，那麼，他們的父母又是誰克死的呢？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AIDS病人給我打電話，說農村太冷了，有的艾滋孤兒還沒有棉衣，有的孤兒手、腳都凍爛了。我很快給孩子們捎去了幾十件衣服，但孩子數量太多了，這僅是“杯水車薪”。他們被籠罩在AIDS陰影下，誰能理解、關心這些無辜的孩子呢？ 我和很多艾滋孤兒談過話，他們迫切希望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他們的親人面對他們這些微小又合理的要求卻顯得很無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疫區一個小學校調查，100多名學生中有19個AIDS孤兒。當時有個姓董的9歲女孩，眼淚汪汪的拉著我的手說：“高奶奶，您救救我媽吧，我不能沒有媽媽，我爸去年害那個病（AIDS）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媽媽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讓在場的人無不淚流而下．．．2002年元月，彭校長來信說，該校的艾滋孤兒去年畢業時已經走了7個，現在又已增加到23個，數目一直在增長．．．這些可憐的孩子們，誰能救救他們呀！ 2002年1月20日 （讀者朋友： 如果您有意為艾滋孤兒提供人道捐助，請與高耀潔大夫直接聯繫：[email protected] － 編者） ----------------------- 此文在本刊首次發表，歡迎其他刊物轉載，但是請註明出處：《人與人權》。 高耀潔 “艾滋孤兒”這個名詞在中國各類大辭典上是查不到的。艾滋孤兒是被艾滋病(AIDS)奪走生命的人的遺孤，這些孤兒本身並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他們是健康無恙的。只因為他們的親人們生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們才受到許多的歧視和冷落。今年春節，我接這些無辜的AIDS孤兒和將要成為雙孤兒的孩子來我家過春節，目的是為了讓人們瞭解他們，關心他們，同時呼籲社會，關注這個弱勢群體，救助這些孩子，讓他們過上兒童應有的生活。 高闖能夠“闖”進省城過春節，說著容易，做起來就困難重重了。春節前一個月，我就與老伴商量接AIDS孤兒來家過節，並徵得老伴的同意。 2002年2月6日，新蔡縣古呂鎮東湖村完全小學校長彭學輝和好心人王霞送來了三個AIDS孤兒，其中有高闖。他為什麼叫“闖”，他又是怎樣“闖”入人世的呢？高闖的媽媽第一胎生了個女孩，全家都不喜歡，有人說：“她生個閨女糞坑還噘三天嘴。”為什麼呢？高闖的媽媽第一次結婚不到一年，丈夫就死了。幾年後她改嫁到高家，當地人稱她是“後婚婆”。“後婚生個妮，窮到屋脊”，當地人說：“她生女孩把高家徹底‘妨’窮了。” 三年後高闖的媽媽又懷孕了，算卦先生“算”出胎兒又是個女孩，她的婆母、小姑、妯娌就多次拉著她去城裏醫院打胎，她怕疼，死活不去醫院。這樣鬧了幾個月，算了多次卦，就在他們翻天覆地、沒完沒了吵鬧的時候，孕齡八個半月的高闖提前來到了人間。風波從此平息了，高闖的名字也由此而來。現在還有人對我說：“當初差一點把兒子打掉，這孩子總算闖過了算卦關。” 高闖出生之後，高氏全家對他媽另眼看待。她會生兒子了，“妨”人的後婚婆，變成了高家的有功之臣。全家人對高闖倍加疼愛，他父母日子也過得很紅火，高闖幸福地度過了八個春秋。 1993年至1996年間，高闖的父母為了致富多次賣血。1999年春，高父開始發燒、咳嗽，日益消瘦，經醫生檢查確診為艾滋病，幾個月後高母發燒、嘔吐、腹瀉，一病不起，醫生診斷她害的又是艾滋病。2001年元月，高母撒手西去；是年八月高父又命歸黃泉，他們的臨終遺言如下： 高闖是高家的根子，讓他隨奶奶居住，在他五叔、五嬸家吃飯。家中的七畝多地給老五家種，家中的東西也給他們。現在小闖已經11歲，他長到16歲可以外出打工。 高闖的姐姐呢？高父說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讓她去她姨家，讓她姨把她給打發了。高闖他姐才14歲，一心要上學，對父親的遺囑一直不服氣，但她只能依靠一些好心人的救助才能繼續她的學業。一次一個好心記者給她400元的學費，她五嬸非要這筆錢的一半不可，理由是高闖在她家吃飯，因未達到目的，她竟把高闖趕出家門，不讓他回來吃飯…… 高闖來鄭州是第一次出遠門。他長得虎頭虎腦，看上去很惹人愛，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處長收留了他。這位好心的處長說：“我出生在農村，小時候家中很窮，生活很苦，兄弟姐妹多，吃穿都很困難。那時我們冬天穿的棉褲沒有裏子，全是爛棉絮……我知道窮人的日子難過。現在我家三口人都有工作，生活好多了。只要我們平時少花一點錢就可以供這孩子上學，今後這孩子我管啦……”。處長把高闖抱在懷裏說：“孩子，好好讀書吧，以後我就是你爸爸。我會給你買書、交學費……”高闖感動得淚直流，跪在地上給處長磕了個頭。處長心疼地說：“起來吧，咱不興這！只要你好好學習，讀大學我也供應。”他還把高闖領到街上，買了一身新衣服、文具和學外語用的“隨身聽”，併合影留念。 見此情景，彭校長和其他同志被處長的義舉感動了。高闖啊，你是幸運的，你一定要好好學習，取得好成績。在處長的支援和關愛下，相信你一定會成為一個有用的為國家作貢獻的人才。同時我們深深地希望更多的政府官員們都能象這位處長那樣關心、救助AIDS孤兒。 好景不長，那位收留高闖的處長又遇到了阻力。本來是為高闖感到欣慰的一件好事，想不到又變成了泡影，想不到高闖的命這麼苦！這不能責怪這好心的處長，至於怪誰呢？只有老天爺知道。 這次來鄭州過年的孩子裏有兩個女孩，大的叫高麗，今年15歲，小的叫崔媛，今年12歲。她們都是第一次來鄭州，處處都感到很新鮮。她們很勤快，雖然不會做什麼活，但都搶著幹。她們每天都幫我打掃房間衛生，如擦桌子、掃地等。她倆學習很刻苦，天不亮就悄悄起床讀書了。一次我見高麗伏案在燈下做作業，才知道她讀的還是重點中學。該校每年都會從村小學中招收一批學習成績好的農民子弟，高麗就是其中的一個，她學習努力，成績優良。 春節期間，我曾帶她們到河南省中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河南省婦聯、省統戰部、省文史研究館、九三學社省委會等十幾個單位，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無私的關愛和幫助。她們不僅同這些領導和同志合影留念，而且得到了他們捐獻的財物。我還領著她們到我的朋友、同學與同事家，當她們發現孩子們的衣物缺乏時，很快送來了衣服、鞋襪和文具等物品。 除夕前日（即2月10日），好心人小尚為她們找了一些衣服和鞋襪，還帶她們去科技館。小尚說：“我想讓她們多瞭解一些科技知識，讓她們對外面的世界多一些認識，多一些嚮往，激勵她們回去後好好學習，將來擺脫現在的貧困。”和她們同去的還有小尚在電視臺工作的一位朋友，他給孩子們當講解員。 科技館裏很好玩兒，兩個孩子很興奮很好奇地東看西望。在試音量的小屋裏，崔媛還大喊了一聲，看自己能製造出多大分貝噪音。高麗怎麼都不肯喊，也許長時間生活在被人歧視的環境裏，她沒有大喊一聲的膽量。即使她自己留在小屋時，她試了幾次也沒能喊出來聲音。這孩子的心靈是多麼脆弱呵！不良得成長環境不僅會影響她的性格，而且會影響她的一生。救救這些孩子吧！ 從科技館出來，我們去了一個朋友的辦公室，朋友熱情地拿出糖和水果招待她們。回家的路上，我聽見車後座上的她們一直在嘩啦啦地剝糖紙，嚼糖塊。下車後我才看到崔嬡一個人在吃，原來她在人家給她糖時拿了很多。我問她有沒有謝謝給她糖的阿姨，她笑笑說沒有。我告訴她以後別人給她幫助一定要記得說謝謝，並且糖不能吃太多，對牙不好。但我馬上發現對她的教育十分不成功，她又開始吃糖，在我剝了桔子給她時她也不記得要說謝謝的事。 小尚說：“我不知道今後這兩個孩子會怎樣長大，我希望在她們苦澀的生活中還能看到陽光，得到愛和幫助。同時希望好的習慣和教養能使她們的心靈永遠純潔和快樂！” 大年初二晚上，郭竟先全家三口領著兩個AIDS孤兒去紫荊山公園看燈，兩個女孩高興得又蹦又跳。走進公園，郭竟先就給她們每人買了一塊冰淇淩。回來之後，崔媛告訴我說：“公園真大（紫荊山公園在鄭州並不是大公園），大得怕人。我們趕快回來了。阿姨給我們每人買了一塊冰冰，吃得我牙痛……”。我老伴對她們很親熱，給她們講故事，想方設法給她們做好東西吃，還領她們上街看熱鬧，孩子也很親他，一會不見就找爺爺。孩子對我更親熱，一次我參加一個會議，半天不在家，她們多次開門看我回來了沒有。 AIDS孤兒一下汽車，我就讓她們到河南省防疫站做HIV抗體檢查，結果都是“陰性”。這證實她們都沒有感染HIV，她們都是健康的孩子。但是，許多人對她們還是唯恐避之不及，首先就是我兒子。兒子來了，他進家門第一次看見孤兒就黑著臉，瞪著眼說：“快把孩子送回去，萬一她有AIDS怎麼辦呢？”我批評他不學習、無知，他一走七天不敢回來。兒子雖然是78屆河大文科畢業生，身為大學副教授，竟嚇得不敢回家與父母共吃“年飯”。如此表現在我家裏並非兒子一人。天啊!不知人們這種恐艾心理與行為何時才能消除？ 我16歲讀高中二年級的小孫女，比她爸爸勇敢，她來我家兩趟，她把自己多餘的衣物、文具、玩具等等送給了小朋友。我問她：“你來給她們送東西，不怕傳播AIDS病嗎？”小孫女說：“奶奶不怕，我也不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AIDS孤兒是健康的，他不會傳播AIDS，希望大家不要望而生畏，應當善待他們。正象有位政府官員說得那樣，“社會上對AIDS的態度問題，不僅是人道問題，而且是穩定問題，政治問題，不可小覷。” 其次，社會上其他人，更是形形色色的恐慌，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救助的一個姓王的學生，她已是個主治大夫，退休了。她兒子有出息，開了大酒店，每逢節日她給我送東西吃，領著她的小孫女，坐在我家說個沒完沒了。除夕她送來一箱蔬菜，一進門看見兩個AIDS孤兒，問了幾句情況，王大夫說：“高老師今年過節還缺啥東西，你說一聲我去辦……。”我讓她坐下，王表情緊張，站在我家門裏不到二分鐘，一溜煙地走了。 無獨有偶，有一位老同學更怕，她打電話說：“我要去你家玩了，過節了聚一下……。”當聽說有艾滋孤兒來我家過節時，她立刻決定“等孩子走了，我再來……。”另一個大學同學來了，看見AIDS孤兒，氣衝衝地說：“老高，你真是個精神病，管這些孩子幹嘛！她們能活幾天呢？”我說：“孩子已檢查過了，她們無病。”她說：“AIDS這玩藝，傳染病嘛，寧可信有，不可信無，管這些人太沒意思了。”還有一位微生物教授說：“老高以後不要這麼傻了，該享受享受啦……。” 幸虧我家住的這座樓房準備拆建。我住的這個單元，原有八戶人家，現有只有三戶了。我慶倖鄰居們未做出異常反映，雖然我還是過了一個異常冷落的春節。從這些現象看出，AIDS知識宣傳教育太欠缺，人們對HIV傳播途徑、傳播方式認識不清，恐懼心理、恐慌行徑，已成了“防艾”的屏障，唯一解決辦法就是正視AIDS病人，加大防艾宣傳教育的力度。 2月10日晚，我在廚房做飯，高麗給我打下手剝蔥、聊天，她說：“我爸爸媽媽死得太早了。我經常夢見他們，有時候不做夢也會看見他倆。一天我沒有吃飯，餓著肚子回家了，我家東西全被拉完了，我站在空空蕩蕩的屋子當中，睜眼看見我爸我媽回來了，他倆又說又笑，一前一後走進家門，媽媽手裏拿著一包饃，我迎上去，他們沒給我說話，轉眼間看不見他們了，這真的不是在做夢，真的不是在做夢。”高麗流著淚說：“高奶奶，人死了會不會有靈魂……。”我說：“人死了沒有靈魂，那是你心裏想的。你好好讀書吧，將來考上大學，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趕快把話題轉開了，這次談話，使我瞭解到AIDS孤兒的內心世界，她們是多麼想念自己的父母啊！ AIDS孤兒在我家住了十一天，2月17日王霞把孩子接回去了，他們走時帶了五個大紙箱，內裝著各界好心人士贈送的百餘件衣物和用品，大家送給他們的壓歲錢，已夠孩子們一年的學費了。我相信帶走的東西王霞會轉贈給更需要穿的人，願今後有更多好心人，關注、援救這一弱勢群體。 2002年2月20號 後楊村村民 記者朋友：你們好！ 你知道河南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的血禍嗎？ 在華夏的中原大地上，籠罩著一種令人恐怖的病魔——大面積群體艾滋病。97年、98年以來，這裡艾滋病的流行已經引起國內外衛生界有關專家人士的警惕和關注，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最著名的艾滋病專家曾毅也曾向國人發出這樣的警告：這裡的艾滋病的流行是真實的，是非常嚴重的，有可能演變成國難。 專家的預言是不幸的，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的，進入97年後就開始兌現了，經查河南有50-7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近幾年這裡的許多縣的農村，莫名其妙地添起了一個又一個新墳頭。就拿我們後楊村來說吧！從97年初到2001年12月16日，就有164位青壯年死亡，（經村委核實）到現在仍有100多人患病，更有甚者，後楊村的八組經縣防疫站抽血化驗54人，就有49人HIV抗體陽性，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 獻過血。 善良樸實的農民怎麼也沒有想到艾滋病會與他們有關。那可是有錢人行為不檢點得到的、農民很少聽說的絕症。 由於貧困無知和衛生部門的大辦血站、大力宣傳“獻血光榮”，獻血為了救死扶傷的口號，忠厚的農民伸出常年勞作粗壯的手臂，源源不斷地把殷紅的鮮血獻給了血站，得到的卻是彌補身體不足的營養費。當時衛生部門的放任、血站經濟利益的驅使，血站採取獻血不影響健康的謊言，騙取農民今天來獻明天也來獻，直落得胳膊彎傷痕纍纍，可我們哪知道這針頭、剪刀、裝血的袋子、和兌有抗凝劑回輸的血液，已經含帶了致人死命的艾滋病病毒進入了我們的體內，從而導致了今天大面積的血禍，難以置信、令人震驚。這裡是地地道道的中原腹地，不靠沿海，不臨邊疆，落後的經濟，閉塞的環境，根本不會有大面積的群體嫖娼、賣淫、吸毒現象。憨厚老實的農民只會在土裏創食，是誰把我們推向死亡的深淵？ 1997年村裏人因發燒、拉肚子、頭痛皰疹，治不好死了10多個人，有人到鄭州人民醫院檢查，艾滋病病毒陽性，使人不相信，又到了北京地壇醫院化驗，使專家們大吃一驚。專家們從口音和衣著上就能知道他是河南農民。河南怎麼會有艾滋病？當時，有專家偷偷到實地證實時，沒人敢領他們到農村調查。中科院院士曾毅來過上蔡，上蔡政府無論如何就是不讓接觸農民。衛生部門彙報，矢口否認，河南根本沒有艾滋病。河南中醫學院一附院大夫高耀潔來過。她衝出層層阻撓，做了深入調查和呼籲，她頻頻上書中央領導、省領導，將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告訴新聞媒體，不久就受到當權部門的迫害。武漢的桂西恩教授受他當地學生之邀悄悄來到這裡，這位專家抽血化驗發現了獻過血的感染率已達到80%以上，這裡當時15-65周歲的人們90%都獻過血。 他的資料讓當地衛生廳嚇了一大跳。桂西恩的秘密調查和高耀潔的不怕死、多次到鄉間接觸病人和呼籲，媒體開始關注了。他們不點名地大幅刊登關於艾滋病的文章，批評了當地衛生部門和政府保政績、捂蓋子的行為。然而有關人士通過省委宣傳部給報社施加壓力，制止和封鎖這方面的消息。記者們只能從外面瞭解一點點情況，而真實的內幕又有誰知道呢？ 年輕的農民一個又一個死去，留下了上有七旬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更有不幸的有好多10歲以下的、天真無知的兒童，不久也將極其殘酷的痛苦的離開他剛到不久的人世間。有一些病人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有上吊的、投井的、服毒自盡的。臥床不起的病人還不停地呻吟和詛咒著：“老天爺，快叫我死去吧！我受不了啦！”這樣的場面如此之多令人寒心。上述情況竟給我村造成孤兒孤老70多人。 我們這裡的血禍是誰的失誤。以前放任的採血是誰的責任，現在還說不準，但這一幕幕人間悲劇，一例例驚人的血禍，導致好多家庭家破人亡這樣的悲劇，有誰來關心我們可憐我們。 這會不會是不久的困難？當地政府對放任大量採血的行政上的不作為，與它在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產生嚴重的後果的情況下，依舊我行我素，堅決拒絕外界援助，“保政績、捂蓋子”的積極作為，是不是對公民生命權利的消極侵犯，拿作生命當兒戲？如果當地的冷漠行政，仍然我行我素，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裡還會有更多的生命在痛苦和詛咒中灰飛煙滅。 以上所述，全是事實，倘若不信，你們可以到實地調查，在此我們希望媒體朋友們把我們這裡的血禍宣告世人，呼籲四方有德之士伸出溫暖的雙手，獻出一片愛心，緩解一點我們這裡的苦難。全村百姓在此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致 敬禮 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全體群眾 陳發戶、程東陽 （代筆） 2002年5月9日夜
這些因艾滋病死去者，留下的無病的丈夫，稱為“艾滋鰥夫”，留下的妻子稱為“艾滋寡婦”，留下的父母稱為“艾滋獨夫”，留下的幼兒稱為“艾滋孤兒” （另見本刊“救救愛滋孤兒”！）。這是作者新近提出的新名詞，也是作者目睹這四類窮民孤苦伶仃的新情況。 一．艾滋鰥夫在無助中生活 因妻子死於艾滋病而本人並未感染艾滋病毒的男性被稱為“艾滋鰥夫”。艾滋鰥夫常在冷落、孤獨和無注重生活著，境況很是淒涼。 春節前夕，一個姓張的醫學碩士研究生從南京來，回鄢陵老家過春節,我請他在此期間，代我去看一下老賈。老賈是“艾滋鰥夫”，我們很久不見了，不知道這麼長時間以來，他和孩子們的生活是怎樣度過的。 2000年7月的一天，老賈來到了我家。他長得憨厚、壯實，是農村小學教員，有一定的文化。一進門他就顯得很緊張，“我妻子於1996年8月因數宮肌瘤手術輸血得了AIDS病，現在病情很重了。我來問問，她是否還有救。”老賈還從衣兜裏取出HIV抗體化驗單，結果呈“陰性”，證明他未感染AIDS病。 我送他一些資料，並告訴他要注意的事項，要他注意醫騙子，謹防上當。老賈很快離去了，臨走時留下了家庭地址。 2000年9月12日，我專程去了老賈的家，老賈的妻子玉貞躺在床上，她50多歲，面色黑青，極度憔悴，說話少氣無力。玉貞告訴我說：“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發燒，吃退燒藥根本無效。每天腹瀉5-10次，吃什麼拉什麼，經常噁心，進食量很少。”她只說了這幾句話就已氣喘吁吁!我給她診斷之後，送給她一些對症治療的藥物，有退燒片、黃連素、霍香正氣丸等。 走出院門的時候，老賈送我，當我告訴他玉貞害的是傳染病，要注意隔離，分開睡覺時，老賈說：“我們結婚20多年了，一直這樣睡覺。現在她有病了，我不能離開她。”接著當我告訴他怎樣正確使用避孕套時，老賈不相信地說：“那玩藝不管用。我們學校裏有位女老師每次都使用避孕套，避孕的結果是她4年中做了五次人工流產……”看來老賈聽不進去。與他握手告別時，我再三叮囑他有事情給我打電話。 20多天後，玉貞撒手西去，老賈告訴我，手術所在醫院賠償他兩萬元。一年後我又見到老賈，他很健康，他和三個孩子又化驗了三次HIV抗體，結果均為“陰性”。這說明他們未感染AIDS病。 像老賈這種遭遇者，何止他一人、一家！2001年5月5日，我趕往某AIDS疫區，一上午見到4位AIDS鰥夫，他們各帶領著2--4個孤兒，缺衣少食，過著極其困難的生活。如駱獅子，骨瘦如柴，衣衫襤褸，領著三個孩子，大女兒13歲，輟學在家帶著患有AIDS病的三歲弟弟，距離他們十幾米遠，就可以聞到他的腥臭氣味。另有三戶和駱家相差不多；更令人心寒的是閆窪村，一個學習優秀的9歲小學生，今冬他一直沒棉襖穿，直至2月8日我送他一件女孩子的花襖，他才穿上棉衣。 為什麼這麼多婦女死於AIDS病呢？村裏人告訴我：“農村人認為女人月月淌血(指月經)，她們的血賤。當年賣血風時，很多家庭就讓女人去賣血。”現在女人因艾滋病死了，男人又當爹，又當娘。不少人搖著頭說：“沒有女人的家，就不象個家，沒有娘的孩子連草都不如。真是太可怕了！” 作者追詢了不少沒有感染艾滋病的鰥夫，問他們是否正確使用了避孕套，或用其他防護方法。他們答覆：我們不懂這種“怪病”怎樣傳染，有啥防護可說呢？他們從來就沒有做過任何隔離預防措施。那為什麼男方未被感染呢？可能是男性外生殖器皮膚及粘膜不易破損，HIV感染的機會較少吧！ 二．艾滋寡婦處境淒涼 因丈夫死於艾滋病而本人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婦女稱為“艾滋寡婦”。這些寡婦有年輕的、年老的，有多年寡居、新近寡居、還有將要寡居的，不管她們屬於哪種情況，處境都非常淒涼！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到項城見到了金某，她才32歲，長得很健壯，不善說話，正在忙活家務。她有三個孩子，二男一女，長子11歲，小女兒才5歲。丈夫田某1997年中秋節在集市上賣蔬菜時被一輛大卡車壓斷左腿，在項城縣醫院手術截肢，因出血過多，輸了三個人的血。2000年春開始發病，乏力、發燒、厭食，當時以為是患了感冒，就在當地治療，越治病情越重，直至2001年8月在鄭州河醫大醫院檢查HIV抗體呈“陽性”時，才知道是“艾滋病”。這對田家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他們萬念俱灰。醫生又讓她和老人、孩子檢查HIV抗體，全家其餘8口人都呈“陰性”,說明他們未感染艾滋病。 從此金某陪著丈夫，每日不離左右，她把孩子交給了娘家的二位老人，她的父母說：“孩子在俺這讀書，不受欺負。在他們村上學，其他小孩罵他是AIDS病……。”我問金某他們夫妻過性生活時是否用避孕套防護，她說：“我們一直不知道他害得啥病，農村人誰懂得防護呢？自從確認是那個病以後，醫生教我用避孕套。他病得這麼嚴重，已沒有性生活能力，我也不想活了，我很想和小田一起死……”她停了一下又說：“兩家都有60多歲的老人，還有3個孩子，俺倆一塊走了對不起他們，這樣我才支撐著活下去。”一個月後，我聽說小田死了，一年後我多次打聽金某情況，她仍然無病，她全家又化驗了兩次HIV抗體，都是“陰性”。金沒有改嫁，有位知情人告訴我：“這些艾滋寡婦，不是她不想嫁人，是沒有人敢娶她。” 另有華某，兒子10歲，丈夫因賣血建房染上AIDS病，1998年12月死亡。1999年春節後她帶著孩子又嫁人了，後夫離她家有80多裏路。過門不久，男方知道她前夫死於AIDS病，便對她百般虐待，把她關在屋裏不讓她外出，說她丟人現眼，稍有不順，便拳打腳踢，甚至用煙頭燒她……。 一年半之後，華生了個女孩。這時她後夫開始出現了發燒、腹瀉、咳嗽等症狀，他說是華氣的。其實他在1995年左右多次賣血。2000年秋，他被診斷為“艾滋病”，不久他死了。華某很緊張，她帶著兩個孩子去防疫站檢查HIV抗體，三口人均為“陰性”，說明母子三人均未染上AIDS病。 華某氣憤地說：“都是你們宣傳‘幹壞事’才得AIDS病，弄得好人擡不起頭來，害人不淺。”我想她解釋並問她是否用避孕套防護時，她更氣憤，她連珠似的說：“誰見過那玩藝(避孕套)？給病人發那玩藝時，發給誰，人家不但不要還罵人，那玩藝能救AIDS病人嗎？我們的病是‘血禍、人禍’害的，害得我們好苦、好苦啊!”以上案例何止她們二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她們僅僅是個代表，願更多人能夠瞭解她們，關注她們！ 三．艾滋獨夫、獨婦度日如年 被艾滋病奪取生命的一些青壯年，他們留下的不僅有子女、配偶，還有年邁的父母。這些老人未感染艾滋病毒，筆者稱之為“艾滋獨夫”，“艾滋獨婦”。他們在歧視、冷落中生活著，度日如年。 2000年10月31日，我們一行三人赴程老村，該村是AIDS重災區，那裏的趙醫生，走村串戶，多年來為AIDS病人送藥、打針、輸液，每天置身於AIDS病人身邊，為他們盡心盡力地服務。這天上午我們找到趙醫生詢問DAIS病人的情況時，他一連說出幾十人的姓名，其中已死去的有十幾人，他還指著對面的小理髮屋說：“理髮店的老闆才32歲，前天才死。門口流淚的老太太是他媽。” 趙醫生熱情地騎著摩托車，帶我去村裏看看。翻過幾道溝和水坑，半小時後，我們到了一戶老夫妻家。兩位老人均以八十有餘，身體還好，老太太正在院內掃地。老漢熱情地把我們迎進院，指著三間瓦房說：“這房是娃們(兒子們)賣血掙錢蓋的，他倆走了(死了)，我倆守著這座房和他們的兩個孩子過日子，俺倆年紀太大了，不能下地幹活，全憑親戚們救濟糧食吃”。老漢還指著趙醫生告訴我：“娃有病時吃藥欠診所的錢，一年多了也沒有還上”。這裡的AIDS病太多了，鄉親們一直欠帳，診所也支撐不住要關門了，這個情況趙醫生曾向我談起過。看著兩位老人淚眼婆娑，趙醫生向我解釋：“這兩位老人怕咱們是來要帳的……”。 說話間，蹦蹦跳跳地進來了兩個蓬頭垢面的小孩，有八九歲的樣子。他們一進門就嚷著要吃饃。老太太流著淚說：“今天沒有饃，鍋裏只有黃糊糊了(玉米粥)。兩個孩子也不說什麼，掂起碗來爭著盛滿粥，蹲在墻跟，大口大口地吃，沒有菜，更別說肉了。我們看了非常難過，準備告辭。我拿出兩張50元的人民幣遞給孩子。老太太說：“天冷了，孩子還沒有棉襖，這下可好了……。”這時我才注意到，兩個孩子還光著小腳……。 老漢送我們出院門時說：“俺倆年齡太大了，能活幾天呢？孩子的姑姑、叔叔都因AIDS死去了。他們有個姨，家裏孩子多，生活也不好，她也害有那個病(AIDS病)”。走了很遠，我內心還很難平靜，他們太難過了。 趙醫生說這兩位老人和孩子都化驗過HIV抗體，都是“陰性”，他們未被AIDS病感染。 吃過午飯後，我們又去了張坡樓，見到了張庭豪和他的奶奶。小庭豪才4歲，父親因AIDS已死一年多了，母親改嫁不知去向。小庭豪68歲的奶奶帶著她生活，奶奶一對小腳，不能下田間勞動，只能靠他姑姑送些糧食生活。周圍的人們誰見誰躲，怕他帶有AIDS病毒，有些人甚至連話也不敢對她說!我問庭豪的情況，村醫告訴我說他們檢查過了，他們的HIV抗體都呈“陰性”，他們沒有感染HIV。 午後我們又走進另一村莊時，路上遇到兩個小孩。相距十幾米小孩就和我們招手，我問，這孩子為什麼這樣好客，一個HIV攜帶者說：她父母都因AIDS死了。男孩10歲，女孩6歲，現在跟著他們65歲的奶奶生活，因為他們知道外來人會援助他們，所以他們特別歡迎外來的陌生人。 這些老人們，不但個人生活無著，而且還要負擔子女留下的遺孤。面對現狀，他們很無奈，只會痛哭。有人問現今有多少這樣的老人，我只能實話實說：太多了，無可計數。他們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弱勢群體，人們呵！關心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吧！ 2002年4月20日 河南十裏鋪村村民 讀者朋友： 這裡發表的是一份河南十裏鋪村愛滋病毒感染村民和家屬給新聞界的呼籲信，署名是村民陳午辰（0396-6545003）、劉小武（聯繫電話：0396-6545265）、張長軍、王剛、李勤、韓龜、陳鐵成、陳彥群和陳彥臣。呼籲信落款時間是2002年8月2日。 記者朋友，你們好： 你們只知道上蔡縣文樓村艾滋病村，可知道像文樓這樣的村，在上蔡縣非常多。 在中華大好河山中原的大地上，大面積出現一種令人恐怖可怕、傳染性高、發病者高、生不如死的絕症。就拿文樓來說，很多中年人得了病，有的發熱，有的拉肚子，各式各樣的病症。當時他們也不知道是艾滋病，光知道看病吃藥，花掉很多錢治不好病，在服藥無效的情況下，有人到鄭州檢查化驗，結果是艾滋病。天哪！可憐的農民那，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得上聽都沒聽說過的艾滋病。經過文樓艾滋病號的呼籲，各界人士和新聞媒體，給文樓報了光，國家和專家對文樓很重視，對文樓的艾滋病人照顧的非常週到，緊接著，很多的病人和文樓村病人症狀一樣，經化驗，都是艾滋病，這麼多身強力壯的年輕農民，一不嫖娼，二不淫，三不吸毒。怎麼會得上世界攻不破的艾滋病呢？ 原來只一條，獻過血。 就拿我們十裏鋪來說，從97年到2002年化驗總人數，129人，就有65位青年和兒童死了。64人經過化驗為艾滋病。可憐善良補素的青年農民，一個一個的死去，剩下了84歲的老母，下有可憐吃奶的孩子，更不幸的是10歲以下天真無知的兒童，不久也會一個一個痛苦的離開他剛到不久的人世間。 有一些病人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有上吊的，有服毒自殺。臥床不起的病人哼哼和詛咒著，老天爺快叫我死去吧，有的病號求自己的親人快給我打一針安樂死吧，別叫我再受了，我實在受不了啦！他們的折磨和痛苦我親自目睹，比起吸毒上癮的痛苦要高80％，像這樣的場面如此之多，令人心寒，沒發病的農民嚇的不敢化驗。我們這裡的血禍是誰造成的？是衛生部門大力宣傳：“獻血光榮，救死扶傷的口號”。忠厚補實的農民，伸出長年勞務粗壯的手臂，把最寶貴的血漿賣得50元補身體不足的營養費。老實的農民，那裏知道名義上是獻血，救死扶傷，被地裏，把鮮血當商品經濟，高價賣給了別人，我們村和臨幫的村民那麼多人是誰造成的？是十裏鋪黨委書記周新蕓造成的。 原因是在1995年秋天，他招來血商老闆，在村委大院內開血站，採血時就在村委幾間破爛不堪的辦公室裏安著，血商老闆組織一個私人非法採血隊，一、沒經衛生部門批准，二、無採血許可證，三、無技術操作，只是有些簡單的設備。 在周新蕓指導一班子人，到周圍各個村宣傳，群眾到十裏鋪村委血站來獻血，由於賣血的人員多，支部書記掙錢的門路又來了，他自己在院內做起生意來，看自行車，賣茶等等。 有鑒於院內的衛生十分惡劣，又加上每天上千的賣血者，血站的血腥氣十分難聞，又引來了血蒼蠅，血站一沒滅菌室，二沒有消毒具。 獻血人不體檢，不化驗，只顧抽血搛錢。一本萬利的生意，根本沒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裏，拿著生命開玩笑。沒有床位，就躺地鋪上抽。他們抽血不顧時間，有的人一天抽幾斤，有的是天天抽，有的抽了血兩天就發熱，再用獻血的錢去看病。因為當時不知道是艾滋病，由於村支部書記大力支持，血站生意十分紅火，血商老闆為感謝十裏鋪村黨支部書記，送給他一件價值2000多元的皮衣和衣物，還有數千元人民幣感謝他。 血站的開辦，導致獻血者今天的生命和經濟災難。從89年到現在，靠近十裏鋪的臨幫村，凡在十裏鋪獻血的人感染百分之七十。我的妻子只在我十裏鋪村獻一次血，經上蔡縣衛生防疫站2002年元月份化驗結果為艾滋病，又在青海省西寧市衛生防疫站，2002年4月4日，化驗確認為艾滋病，獻這一針血不要緊，2002年7月22日奪去了我妻子的年輕寶貴的生命，現年41歲。凡在十裏鋪獻血的年輕人，死的不記其數。 現任十裏鋪村黨支部書記周新蕓，就不應該再次擔任村支書。因為98年前他有貪汙行為，群眾將他告上檢查機關，經查處，免去了他的支部書記。2000年，由於鄉裏又來個貪官當書記，趁時機又拿2萬多元買了個村黨支部書記，走馬上任，二次上任到2002年，還是對老百姓沒作過一條有利事。中央每年三令五審的禁止對農民增加負擔，可他對國家的政策視若罔聞，有令不行，有令不禁，我行我素，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拋到九霄雲外，以此權力，買通上司作為靠山，利用國家政府各項政策的名目大鑽空子，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減輕，反而陞級。處處和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審提出的減輕農民負擔的號如背道而行，搞的民不聊生，怨失載道，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像。就從2001年到2002年這兩年來說吧，上級國家和紅十字基金會，還有那些同情的支持者，給艾滋病災區捐錢捐物，給艾滋病號解決了不少痛苦，上級給我們村也批了不少面和錢，衣服，被子，數萬元的物資，一到村裏，他一人當家作主，物資和錢，認他發放，真的艾滋病號有些卻得不到，沒艾滋病的和假艾滋病號卻領去了錢和物資，群眾也不敢言，因為他手中有錢上面，有人給他作主，又有幾個小舅了作為打手，所以農民敢怒不敢言。我說你們不信，我自己是個利子，因為我的妻子艾滋病已到末期，我找村支訓書記周新蕓要點假錢票，結果還沒等我說明原因，就指使他兩個小舅子，先動手打我，他怕兩個小舅子打不過，支部書記和他妻子四人打我一個，用機磚把我的頭砸傷，傷口長50毫米，深10毫米，事情發生在2002年7月12日下午4點左右。我到鄉裏報了案，按照法律治理，而他們按民事糾紛給我調解，因為當時我的妻子病情嚴重又沒錢，經派出所調解，給養份費治傷，我從內心不同意，但打官事又沒錢，上面又沒靠山官事打不贏，所以我任了，因為他說過，他就是土皇上，可現在艾滋病號的錢票又是他一人說了算，現在他成了人閻王爺。像這樣的村支書，開血站害人，光為自己利益著想，又不執行黨三令五審、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給黨抹黑，像這樣的幹部應該受到法律治裁。 下面我把敢開化驗，不怕死的村民，死亡人數和感染艾滋病的人數表列出如下： 有全家病亡的，有雙子全亡的，有夫妻全亡、仍撇下80歲老母的，等等： 簽名：陳午辰 劉小武 張長軍 王剛 李勤 韓龜 陳鐵成 陳彥群 陳彥臣 十裏鋪村全體群眾、艾滋病攜帶者 向你們致以敬謝！ 2002年8月2日 | |
NO:895_17
| 讀讀樂 於 2002/08/23 19:41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作者﹕劉安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1/n182471.htm 【大紀元4月11日訊】三月二十一日，山東省濟南市的張大民感到非常震驚，他看到了同一期但不同內容的兩種《南方周末》。他上午九時買到的第一種版本內容是﹕第一版頭條是《違規投資玷污希望工程﹕青基金負責人難辭其咎》，第二版是《發起募集「共同基金」填補窟窿》﹔但後來他發現新的版本，第一版是《「五毒書記」和他的官場邏輯》，第二版是《誰製造了十二歲女童的厄運》，內容全變了。 就在當天，這個消息傳遍了中國的各大網站，包括「強國論壇」和「北大論壇」。網上的答案是，因刊登一篇揭露希望工程違規投資的報道，《南方周末》被勒令換稿。而且，網上還貼出一份題為《希望工程特別調查》的長篇報導，據稱是《南方周末》三月二十一日被撤換的稿件。當中列舉很多有關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徐永光，涉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用於投資、但投資失敗的調查證據。有的網站也貼出了三月二十一日《南方周末》第一版原始版面的照片。 從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開始，香港《明報》連續發表文章，公佈原中國青基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提供的中國青基會大量內部資料，揭露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逾億違規投資事件，三月二十日，中國青基會新聞發言人稱這是一起犯罪分子旨在摧毀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恐怖襲擊」行動。第二天，便發生了《南方周末》「撤稿」事件。 中國青基會事情已引起大陸民眾廣泛議論，在北京「兩會」期間，以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楊耀忠為首的二十多位港區人大代表，聯名向大會遞交了一份題為《促請政府徹查青基會賬目，以維護希望工程聲譽》的議案。據稱，中宣部於二十日下發緊急通知，明確指示各地媒體不得參與炒作或轉載海外媒體有關中國青基會挪用捐款的報道。中宣部的通知到達時，發行一百多萬份的《南方周末》已有三十多萬份報紙付印完畢，報社緊急停機。但由於《南方周末》有廣州、北京、上海、濟南等十幾家印刷點，所以仍有部分原版流出市面。 去年十一月底，《南方周末》曾披露一筆人民幣的希望工程捐助款沒有發放到貧困兒童手上。當天中國青基會即給《南方周末》發去感謝信，表示「一貫重視並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特別是新聞媒體對希望工程的監督和批評」，感謝《南方周末》對希望工程事業的一貫支援和幫助，「對他們所表達的社會責任感深表欽佩」。中國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徐永光就此事件接受媒體采訪，說﹕「我和《南方周末》的記者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在四個月後的今天來看這句話，實在是太耐人尋味了。 （亞洲周刊） 作者﹕王健民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1/n182472.htm 【大紀元4月11日訊】隸屬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集團的《南方周末》，三月二十日這一天最忙碌。這天是該刊的截稿日，一切都要在當天完成，報紙必須在次日一早擺上街頭報攤。正當該刊的主編李慶餘和屬下的編輯記者要松一口氣之時，晚上到達的一份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緊急通知，使編輯部又忙成一團。 《南方周末》的負責人通知該刊，在中國大陸各地已經開印的十一個印刷點緊急停機，抽掉被上述緊急通知認為有問題的封面專題「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陽光」共四版內容，代之以一篇已非新聞的舊故事，有關湖北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腐敗內幕的《五毒書記和他的官場邏輯》。結果不但使發行量逾一百萬份的該刊，到達報攤的時間推遲了十幾個小時，而且由於已印好了數十萬份必須作廢，損失了數十萬元人民幣。 被抽掉的原封面故事，是有關北京中國希望工程管理機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青基會），涉嫌挪用捐款違規投資招致損失的事，一組數篇文章共逾兩萬字，詳細披露了該事件的來龍去脈。該項醜聞已經由香港媒體在今年二月份率先予以披露，而在北京新聞界，也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是畏於權勢無人敢動，唯獨《南方周末》駐北京記者方進玉，在經過長時間的調查采訪之後，撰寫了該篇中國大陸「獨家」調查性報道。 省委宣傳部下令查禁 但湊巧的是，就在該篇報道即將面市前一天的三月二十日下午，揭發青基會事件的兩位知情者，原青基會財務負責人柳楊和甘肅省青基會前秘書長蘇憲華，千里迢迢來到廣州，舉行記者會，公開揭露青基會涉嫌違法情事，吸引了眾多境外和中國大陸媒體記者參加。當然也引起了北京中國青基會當事人，以及廣東省當局的關注。因此，當天晚上，一份根據北京中宣部（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通知的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文件，就緊急傳真下發廣東省各媒體，要求對青基會的上述問題「一律不准報道」。 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這份編號為[2002063]號通知，由該部新聞出版處下發，通知日期是三月二十日，與上述柳楊等人的記者會時間為同一天。該項通知表明，廣東省的這項通知是在接中宣部新聞局通知之後發出的，是由於「近日香港一家媒體對希望工程的不實報道」，「嚴重損害了希望工程的聲譽」，更由於希望工程主管機構前工作人員柳楊等人舉行「非法記者會」，因此要求廣東省各有關新聞單位，對該事件「一律不准報道」，「請嚴格執行」。 對此，廣東省有關媒體從業人員都感到很無奈，大多數知情人士都認為青基會涉嫌違法情事「基本上是事實」，「只不過是在報道上超出了當局的容忍度」，但更重要的，是「對方勢力太大，誰都害怕」。《南方周末》主編李慶餘在接受本刊對有關事件的查詢時，承認該刊上述緊急停印和臨時換版的事，說是因為「有一些差錯」。 但問題不僅僅是「有一些差錯」，而是北京當局某些勢力已經把政治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打籲「党的宣傳紀律」旗號行包庇掩蓋醜聞惡行之實。據瞭解，廣東宣傳部門對各地媒體的控制已經比以前更加嚴格，經常向媒體下發各種「禁令」，媒體負責人如果接到宣傳部門連續三次警告，就撤職換人，主管刊物甚至要遭停刊整頓。 因此，對於青基會事件的有關報道，在北京中宣部和廣東省委宣傳當局的層層高壓下，「違規報道」的後果可想而知。廣東一位媒體高層人士無奈地說﹕「你不知道那幫人的勢力有多大。」一份通知或一個電話「就讓你不得不就範」。他說，柳楊下午的記者會，傍晚時分，中宣部的通知即刻到達，「他們高層運作的能量你可以想象」。 胡錦濤辦公室不知情 讓媒體負責人噤若寒蟬的是，「對方打出了下一代領導人胡錦濤的旗號」。廣東一位媒體高層表示﹕「你知道希望工程的主管機構青基會屬（共青）團中央，現任理事長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團中央又是屬胡錦濤系統，如果團中央受到牽連，胡錦濤的威信也會受到影響，你說誰敢動﹖」而這才是上述中宣部通知背後沒有公開的內容。 但據亞洲周刊獲悉，胡錦濤辦公室事先並不知悉這一事件以及青基會負責人狐假虎威與中宣部的通知一事。北京消息人士向本刊表示，當胡錦濤辦公室於三月二十五日晚上獲知有關報告之後，已對青基會和中宣部有關做法表示關注。但是，由這一事件引發的效應和影響，卻已經引起中國大陸不少媒體的擔心，因為中共党的宣傳部門，權力已經無限擴大，不再只是掌管「宣傳党的方針政策」，而是介入到經濟和財經領域，甚至成為某些經濟利益集團的保護傘。 （亞洲周刊） 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1/n182462.htm 【大紀元4月11日訊】大紀元編者按﹕考慮這位《南方周末》編輯的安全﹐我們把作者署名略去。 ======================= 大紀元時報編輯先生尊鑒﹕ 這稿是《南方周末》一位編輯寫後﹐托一位來美探親的朋友帶到美國交給我﹐希望能在美國找一敢於主持正義的報刊披露。素仰貴報敢於揚善抑惡﹐是可讀性強而公正､客觀的華文媒體﹐故用簡體字和寫得十分潦草的本文﹐用繁體字抄正﹐並略加修改後寄上﹐請看能否在貴報發表。 敬祝 編安 章肅直 3/30/02 地址(略) ======================== 敢於直言 命運多舛---從《南方周末》的遭遇看北京當局如何扼殺新聞自由 人權﹐固然首先是生存權﹐但也包括人身､言論和新聞自由。自吹人權狀況比任何時候都好的北京當局﹐一直把新聞當成中共的喉舌和輿論工具﹐新聞一點也沒有自由。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大陸發行過百萬份﹐頗具影響力的《南方周末》﹐自創辦以來不斷遭到掌握宣傳輿論大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打壓和坎坷遭遇﹐就可以充份反映出在中國大陸﹐人權是如何受到踐踏﹐新聞自由是怎樣被扼殺。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系列報之一。《南方周末》是中共廣東省的機關報。該報的領導層深知作為一張機關報﹐一切言論只能聽命於中共中央和中共廣東省委﹐不能越雷池半步。所以明知報紙的內容不能吸引廣大讀者﹐也只能操正步。因為不緊跟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輕則挨批評﹐重則領導人會被撤職罷官﹐永世不得翻身。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就是因為被認為不緊跟黨中央﹐只能罷官﹐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被迫自殺生亡﹐使中國大陸新聞界的頭頭無不顫顫競競﹐生怕犯政治錯誤﹐只能盲目緊跟﹐以免再招致殺身之禍。 然而南方日報的領導人中﹐畢竟有富於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想辦一份受到廣大讀者喜歡的報紙。文革後﹐他們除了按官方口徑辦《南方周末》作為正當之外﹐還辦了一些系列報﹐有《廣東農民報》﹐《花鳥世界報》﹐《廣東畫報》﹐《海外市場報》(後停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等。當時﹐廣東的報紙已認識到要吸引讀者﹐報紙的內容就要刊登知識性､娛樂性的消息､文章。《南方周末》如果辦成一張格調高､多登一些老百姓社會新聞﹐敢言作為機關報的日報所不敢言﹐作為週末報的辦報方針﹐有別於日報和以此吸引廣大平民百姓。用中國大陸新聞界的行話說﹐就是要敢於和善於打“擦邊球”﹐意思是﹐打的球出了界﹐便判輸﹔但如果打球﹐球球都四平八穩﹐那觀眾看了就會沒味道。打“擦邊球”﹐既不違反中共的宣傳紀律﹐又可引人入勝。正是由於《南方周末》每期都力爭有一兩篇能反映人民呼聲､切中時弊的報導﹐打出引人入勝的“擦邊球”﹐因此它的銷路遠遠超過操正步的《南方日報》､《廣州日報》﹐以及知識性､趣味性較多的《羊城晚報》。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及《南方日報》等省､市機關報﹐往往要由中央､省､市委的宣傳部門發通知﹐硬性規定要機關單位訂閱﹐銷路才不致下降﹔但《南方周末》則是由讀者把握自己的喜愛自由購買的。它不但在廣東各地銷路很好﹐而且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讀者購買和訂閱。而《南方周末》的報導面﹐也不局限於廣東省內﹐對外省市的重大社會新聞﹐目標不惜篇幅加以詳盡報導。中共廣東省委上一任的書記謝飛等﹐看見廣東辦的報紙在全國居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也不時給予支援和鼓勵。 誰知正是由於《南方周末》發行量過百萬份﹐在全國各地有一定影響力﹐因此也引起掌握宣傳輿論大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關注。這兩個部門負責審查全國各地傳媒的新聞官﹐對每一期《南方周末》的內容都認真的檢查﹐看看他有沒有違反宣傳紀律。據《南方周末》的資深編輯回憶﹐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負責人曾多次傳達中宣部負責人的指示﹐提醒和批評《南方周末》的報導不能出格﹐要嚴格遵守宣傳紀律。有一次﹐中宣部一位新聞官只是對《周末》一篇報導表示關注﹐廣東省委宣傳部主管新聞的一位副部長﹐便拿著雞毛當令箭﹐竟然責令《南方周末》負責人作檢查﹐而《南方日報》只好“照板煮碗”﹐責令《南方周末》的主編們檢討。後來《南方周末》的負責人打電話問中宣部的熟人﹐才知到他們只是“關注”並非“批評”﹐才知廣東省委宣傳部那位副部長是神經過敏﹐領會錯了“上諭”。 在中共統治下辦報紙﹐由於報紙的報導都是白紙黑字印在報上﹐抽查起來沒法抵賴﹐因此辦報人就像操持家務的小媳婦﹐整天提心吊膽﹐不知什麼時候會受“婆婆”的打和罵﹗《南方週末》長期以來靠打“擦邊球”來吸引廣大讀者而又不犯規﹐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但是高高在上站在北京的中宣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官﹐對《南方周末》經常打“擦邊球”以針貶時弊也認為是“離經叛道”﹐要加以懲處而後快。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便舉起屠刀往《南方周末》頭上砍去。 去年﹐中國官方的各家媒體﹐都根據新華社發出的電訊稿﹐報導過一個名叫張君的殺害多人和多次搶劫﹐被逮捕後判了死刑的新聞。這家各日報和晚報都刊登過的新聞﹐《南方周末》沒有理由照樣刊登和“炒冷飯”。有新聞頭腦的《南方周末》的主編和編輯記者﹐決定把這盤冷飯加些臘腸､雞粒､香蔥､雞蛋﹐炒得香噴噴的﹐使讀者“吃”後回味無窮。於是便派得力的記者到了張君的家鄉湖南深入調查採訪﹐探討本來是貧苦人家出身的張君﹐為什麽會變成殺人越貨､犯案累累的刑事犯﹐揭露了湖南各級政權的種種腐敗現像是逼張君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根源。這一報導刊登之後﹐由於深刻地揭露了時弊﹐使人看到了腐敗的嚴重性和反腐敗鬥爭的艱難和必要﹐廣大讀者對認為讀後使人深受啟發﹐是一盤香噴噴的冷飯和一記精彩的“擦邊球”。 誰知這則平民百姓叫好的報導﹐卻觸摸了湖南官老爺的老虎屁股。湖南省委立刻向中宣部告狀﹐說《南方周末》有關張君的報導﹐煽動了湖南人民對湖南的中共組織和政府的不滿﹐是給湖南省添亂。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和新聞官們﹐本來就對《南方周末》經常打“擦邊球”來揭露大陸的陰暗面很有意見﹐這次湖南省委又告《南方周末》添亂﹐於是便急電廣東省委宣傳部﹐要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查處此事﹐並一定要把《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撤下來﹐不能再讓一再違反宣傳紀律的人辦報。對南方日報的社長和總編輯也點名批評。與此同時﹐宣傳部還以《南方都市報》刊登的新聞照片﹐竟然把有關伊斯蘭教和豬的照片放在同一版面為由﹐責令南方日報報業集團要撤《南方都市報》主編關健的職。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領導層對此雖然思想不通﹐但始終被迫執行了頂頭上司的命令。事隔不久﹐中宣部召集個省､市宣傳部長到被京開會﹐廣東省委宣傳部當時的部長於幼軍(現調到深圳市任市長)一到中宣部﹐中宣部一個負責人見面什麼都不問﹐就問《南方周末》的主編徹掉了沒有﹖可見中宣部為了扼殺新聞自由﹐是多麼的心狠手辣﹗ 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為了怕《南方周末》再出亂子以致被勒停刊﹐便選派了一個資深穩重的編輯當《南方周末》的正主編﹐由他負責把關﹔副主編則大膽起用一位年不過30歲的年青人。由於怕字當頭﹐原來的敢於針貶時弊的《南方周末》﹐刊登的東西都四平八穩。許多讀者翻了翻報紙﹐發覺沒有什麼新聞可看﹐便不掏錢買報﹐以至銷路大降。有的不知內情的讀者﹐還寫信給《南方周末》﹐問報紙為什麽近來辦得這麼糟﹐沒有什麼東西看﹐使《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有苦難言。 正當《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冥思苦想在報導上如何來個新的突破﹐以滿足讀者的需要﹐制止銷路節節下滑﹐回復昔日的輝煌的時候﹐香港《明報》揭露了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法人代表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善款非法投資的醜聞。由於中國當局是不准香港《明報》等多家報紙在內地公開發售的﹐所以內地廣大讀者對此事並不清楚。就在這個時候﹐《南方周末》的記者接到一個舉報電話﹐反映希望工程的巨額捐款﹐被青基金會負責人徐永光挪用了。舉報人還說他手裡有鐵證。由於他相信《南方周末》﹐所以專門向周末反映﹐希望報紙派記者深入調查。 早在2001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在頭版﹐二版刊登了《千裡追蹤希望工程假信》的文章﹐揭露了四川宣漢責任人偽造假信挪用希望工程善款。當時希望工程的組織者--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曾發來傳真表示感謝﹐其法人代表人徐永光也接受記者的訪問﹐對挪用善款的人予以公開嚴厲的譴責。可是如今卻有人舉報徐永光竟然也挪用善款於是《南方周末》便派記者採訪了多名出身青基會的舉報者。從掌握的材料來看﹐青基會負責人在資金運作中存在的問題﹐比香港《明報》的報導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便寫了一篇題為《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陽光》的長篇報導﹐尖銳地批評青基會負責人圍規投資﹐玷污希望工程﹐難辭其咎。這篇報導擺出了大量事實﹐是完全客觀､公正､真實的。計劃於3月21日在該報頭四個版刊登。當這份報紙印刷了三十萬份的時候﹐《南方周末》突然接到中宣部一副部長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命令《南方周末》馬上停印﹐已印好的那三十萬份報紙也要全部封存﹐不准流到市面。 中宣部這種扼殺新聞自由﹐違反人權的粗暴行徑﹐在《南方周末》編輯部以至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編輯､記者和印刷工人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和憤慨。人們問道﹕中國共產黨不是強調新聞要客觀､公正､真實嗎﹖毛澤東雖然也搞一言堂﹐他也說報紙要起到批評和監督作用﹔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也說過傳媒對腐敗現象要進行輿論監督。可是中宣部的頭頭卻無視《南方周末》的報導完全符合觀､公正､真實的原則﹐無視人民有權知道人民出錢捐獻的希望工程的善款的流向﹐反而利用手裡的生殺大權﹐瘋狂地扼殺新聞自由﹐是可忍﹐孰不可忍﹗ 好﹐既然中宣部不准這一期的《南方周末》在世面上售買﹐於是有的工人便把這一期的報紙通過電腦在《北大論壇》､《強國論壇》等網站爆光﹐讓廣大人民來評評理﹐討還一個公道。 報紙可以禁﹔但電波中宣部禁不了﹐結果海內外廣大網民﹐很快便透過網站獲悉中國青基金挪用希望工程善款的醜聞。正所謂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這一醜聞以及中宣部扼殺《南方周末》的野蠻行徑﹐迅速便傳遍海內外。中宣部的頭頭及新聞官們﹐氣得咬牙切齒﹐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勒令廣東省委宣傳部撤查此事﹐企圖不再讓醜聞外揚﹔但結果是欲蓋彌張﹐更充份暴露了中共扼殺新聞自由﹐違反人權的醜惡嘴臉。人們正注視中宣部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為﹐對《南方周末》是否會進一步加以扼殺和鎮壓。 中宣部以不許添亂為由﹐不准輿論監督和揭露腐敗現象﹐只會大大助長貪汙腐敗分子的氣焰﹐到頭來會使神州大地更加混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可以拭目以待。 寄自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大紀元4月16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6/n183739.htm 最近中國當局封殺《南方周末》關於希望工程濫用捐款進行投資、虧損累累的報道，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一些教育專家指出，教育基金可以拿出一部分去投資，問題是要由專業人士進行謹慎、合理的投資，要增加透明度和社會監督，而更令人深思的是，興辦教育主要不能靠希望工程這樣的民間集資方式，而是要靠政府增加投入。 *問題關鍵是管理投資* 最近香港報紙報道說，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涉嫌違反國家規定，挪用“希望工程”捐款一億多元，用於投資股票、房產和各類風險企業，造成巨大虧損，許多投資項目“全軍覆沒”。加上廣州的報紙《南方周末》有關希望工程的深入報道遭到封殺的事件，希望工程捐款的使用問題在香港和海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然而，在美國的一些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專家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捐款是否可以用於投資，而在於如何投資，如何管理。他們說，非營利的基金為了長期發揮作用，都是進行投資的，比如哈佛大學就把收到的捐款進行投資，用錢去生錢，這樣才能有錢去發獎學金或者贊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要有糾錯誤渠道*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喬治亞州肯尼索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萬一平說，關鍵是要從宏觀和微觀上加強管理。他說，在宏觀上，從董事會成員的任命到具體政策的制定，政府都不應該幹預，政府不可以把隨便什麽人都塞到董事會裏來，董事會應該獨立行使職權。而且，負責人的業績每年都要進行考核和評估。萬一平說，在微觀上對具體項目要進行專家論證。萬一平說：“微觀上，投資什麽項目都需要由專家評定，不是誰想投資就能投資的。要有論證，要有評定，還要有審計制度，確保每一筆錢的使用都符合董事會的政策。如果錯了，怎麽糾正。錯誤每個人都犯，但是我們中國沒有糾正錯誤的渠道。” *教育要靠政府投資* 專家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要增加教育投資，這麽一個大國的教育靠希望工程，只是杯水車薪。萬一平說，希望工程並不能解決教育的根本問題，十多年來集資十億元，全國平均每人不到一元錢，再平均到每年才每人幾分錢，靠這麽一點錢辦教育不是很可憐嗎？不過萬一平還說，也沒有必要否定希望工程。萬一平說：“哎呀，這就很難說的啦。我覺得是杯水車薪。對於每一個受益的三十萬個孩子都是好事情，但是這三十萬孩子和幾百萬輟學者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和我們文盲率之高、同這樣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是不相稱的。應該說沒有必要否定它，如果有人要繼續捐款還可以，應該予以鼓勵贊助。” *中國教育經費預算可憐* 萬一平說，中國預算中的教育經費少得可憐，但是這筆錢不是擠不出來，如果各級政府每年把教育經費增加百分之一，十年下來就非常客觀了，其效果遠遠超過“希望工程”。美國默塞爾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馮建華也認為，中國應該增加教育投資，而且完全有能力增加教育撥款。但是他說，中國目前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還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馮建華說：“從長遠來看，中國的教育還需要大量的投入，跟發達國家相比相差很遠，甚至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同時卻用那麽多的錢進行基本建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更明智的做法是把更多的錢來投資教育。” *可效法美國教育稅收* 美國辦教育的做法是地方自主，大約百分之四十五的地方教育經費來自各個縣自己的稅收，另外百分之四十五來自州政府從州稅中撥出的資金，其餘的百分之八到十來自聯邦政府的撥款。馮建華說，中國可以參考美國的辦法，建立起這樣一套制度。他說，民間集資只能是籌集教育資金的一種輔助形式。馮建華說，中國雖然實行義務教育，但學費並沒有免，而且向學生亂收費的現像十分嚴重，收的錢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用在學生身上。馮建華說：“雖然是義務教育，學費並沒有免，還得交學雜費和各種各樣的費用，向學生攤派。在鄉下，有的小學生一年要交四五塊錢。美國的義務教育幾乎是全免的，連書都是免的，如果家裏窮的話，連吃午飯都免費。而中國的學校卻收各種各樣的費用。” 由於學校是所謂的“清水衙門”，許多學校把向學生收來的錢給老師發獎金，甚至用於其他項目，根本沒有用於教學。馮建華說，有些學校巧立名目收費，為老師創收，甚至強迫學生住校，強迫學生買學校的蚊帳和床單。他說，這些問題只是發文件禁止是不行的，要有一套健康穩定的機制。 【大紀元4月17日訊】http://www.epochtimes.com/b5/2/4/17/n184134.htm 希望工程捐款違規投資，引起各方對基青會誠信質疑。市場化過程應加強監管和透明度。 最新一期亞洲周刊報道﹐近期海內外傳媒連續披露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簡稱青基會）挪用希望工程捐款違規投資，招致重大損失，在華人社會已引起廣泛關注，甚至成為今年北京「兩會」代表的話題，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也刊登評論文章，對青基會缺乏誠信方式解決問題的態度繼續提出質疑。 慈善捐款的運用和管理，在大陸仍屬於政府行為範疇，維護政府聲譽和誠信尤為重要。人們注意到，相關的報道評論焦點，均投射在慈善捐助款的有效監管及青基會拿不出實質性數據之上。在真相尚未大白之前，我們還難於作出是非論斷，但根據新華社的報道，浙江省某位企業家連年向希望工程捐款，是該省捐助希望工程的「狀元」。不過，在去年再度捐款同時，這位慈善家為了避免捐款被濫用，僱請專人為其監管捐助款項落實，加上近年來逐步披露的慈善捐款缺乏嚴格監管機制及個別慈善部門缺乏足夠誠信，以至於難於取信民眾的現象，足以對海內外華人造成強烈的震撼。 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經濟持續迅速成長的際遇，但在快步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急功近利與貪婪應運而生，各種形式的作假現象層出不窮，社會信用蕩然更是令人擔憂。形形色色的作假和缺乏誠信的現象，不僅存在於商業、金融、消費等領域，政治社會存在的信用問題，似乎開始受到屢禁不止的病毒侵襲，政府信譽危機現象亦開始出現，諸如慈善捐款管理缺乏監管機制、缺少運作的透明度，無法取得公眾的基本信任，甚至發生欺上瞞下，掩蓋真相的行為，就是典型事例。我們認為，一般社會成員的信譽危機，未必會給社會造成致命傷害﹔希望工程獲得海內外華人的普遍熱烈反映，說明這個扶助貧困失學孩童的慈善事業，本身就是凝聚海內外中國人愛心的指標，但當希望工程捐款缺乏必要監管及款項用非所適、招致損失的內幕一經披露之後，人們不免會耽心，這究竟只是一個個案，還是政府信譽危機現象的冰山一角﹖ 缺乏有效監管機制的慈善捐助款項，本質上就是滋長貪婪和揮霍的溫床。就希望工程捐助款項使用的監管而言，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的當務之急是努力減少捐助環節，加強捐款監管力度，但從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發生的諸多誠信破產，信譽危機的現象來看，社會誠信以及政府信譽的建設與加固，仍是步履艱辛，任重道遠。 | |
NO:895_18
| 讀讀樂 於 2002/08/26 22:10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2002年8月16日 星期五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16/23168.html 【看中國報道】中國青基會自成立之日起，就歸團中央管轄。我呢，十多年來一直是團系統的幹部，因此，我對共青團，對團組織，甚至對團系統的領導幹部，本來是很有感情的。可惜，團中央個別領導的某些錯誤做法，令我感到遺憾。 說老實話，去年，在我剛剛站出來揭發徐永光腐敗行爲的時候，爲保護團組織，保護團中央的某些領導幹部，我曾“隱匿”了如下重要事實，即：團中央也曾從希望工程的公衆捐款中，“借用”了1200萬元“辦公司”，而且這筆被借用的鉅額捐款，至國家審計署今年5月21日進駐中國青基會之際，尚未歸還。 我清楚記得，1996年團中央要求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資的時候，我正在希望工程財務部工作，那時候，希望工程救助款以及希望小學的工程建校款的下撥，因徐永光胡亂挪用投資，已到了寅吃卯糧、難以下撥的困難階段，但團中央偏偏在此時提出借款1200萬元辦公司，而且催款十分急迫。我記得，就連徐永光都曾口出怨言，抱怨團中央“催得太急了”。 這件事當然有證據：並未全文公開的中銀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1997年度）上，清清楚楚開列了這筆鉅額調出資金。要想查清這件事，我還可以給國家審計署公開提供一點審計線索： 第一， 可以從希望工程的往來賬戶上查查那1200萬元的去向； 第二，可以查查這三個資料：以這一“上級借款”的準確時間爲“參照”，查查同一時間內（前後三天），希望工程主賬戶上“尚存”的到帳捐款現金，還剩下多少錢；再查查此前此後（前後十天），看看希望工程救助款以及希望工程小學建校款總計下撥了多少；還可以再查查在同一時間段內（前後三十天），各地本來應該收到多少捐款、建校款？（青基會的希望工程辦公室，會在收到捐款、建校款後，下達《撥款通知書》，通知各基層單位和中國青基會財務部），看看希望工程的“主業”是否受到影響？ 我相信，查出來的結果一定令人觸目驚心。 問題不止於此。團中央財務處有朋友對我透露說，團中央曾收到過中國青基會徐永光以百萬元計算的“上繳利潤”。徐永光違規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資，總體上是失敗的，他哪里來的“利潤”上繳呢？而且，按照中國基金會章程，即使有“增值收入”，其收入部分也應全部屬於希望工程，只能用於救助失學兒童，怎麽可以交給團中央呢？ “上繳利潤”的事，我沒有經手，因此我聽到這一消息時都感到震驚。作爲中國青基會財務部負責人，我要聲明：徐永光的有些“黑箱作業”，財務部的前後幾任負責人都是不知道的，因爲徐永光有個習慣：他並不十分信任財務部，總是指責財務部的負責人“腦筋轉得慢”。 我還聽說，港區全國青聯委員王敏剛也曾向人透露：90年代初，他和港區全國青聯委員們共同捐給希望工程數十萬港幣（或者是數十萬美元），但此後一直“沒拿到收據”，王敏剛曾托人找到我，請我在中國青基會的電腦系統裏幫助查詢，結果發現這筆錢根本沒有進入希望工程主賬戶。後來我聽說，是當時的團中央的某書記出面“會見”了王敏剛先生，幫助中國青基會、也幫助徐永光把此事“擺平”。 在揭發徐永光搞腐敗的過程中，我發現，凡是看過《明報》、看過《南方周末》報道的人，幾乎都站在我這一邊，可是，我曾寄予很大希望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先生（他當然應該仔細看過《明報》和《南方周末》吧），卻站到了徐永光那一邊。 我是1998年底調離中國青基會前周強調到團中央工作，此前，他在司法部任司長。他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是學法律專業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周強書記還要使勁保護徐永光。 去年9月，我曾匿名給中央領導寫信揭發徐永光，沒過多久，徐永光就在中國青基會公開說：“哼，有人想到朱總理那裏去告我的狀，可是周強書記已經把舉報信轉給我了。我在團中央、在國務院都有靠山，想搞倒我，沒那麽容易！” 是誰把我的匿名舉報信轉給了徐永光呢？我托在中南海工作的朋友打聽了一下，我寫給朱總理的信，總理轉給了錦濤同志；錦濤同志又批轉給了周強，我不知道是那個環節出了“差錯”，總之是有人把舉報材料複印之後，交給了被舉報人徐永光。徐一看，就知道是我揭發的了。 寫到這裏，或許有讀者會問：是不是錦濤同志要保徐永光呀？ 不對，據我的這位中南海朋友說，中央七名常委，始終沒有一人批示說要“保護”徐永光，也從來沒人說要對希望工程腐敗案網開一面、不予追究。恰恰相反，江總書記、朱總理、胡錦濤副主席的批示，都是表示要“查”。 例如，胡錦濤副主席在今年4月5日寫給周強的批示中說：周強同志：關於反映青基會的有關問題，去年我就要你們檢查後告我。近來又陸續收到有關材料。望抓緊查實後正式上報。胡錦濤。4月5日。 中南海的朋友還幫我分析了胡副主席批示的內在含義，朋友說： －－中南海裏的人都知道，錦濤同志批示的措辭，從來都比較溫和，但這一次算是比較嚴厲了。因爲他使用了“青基會有關問題”，而沒有使用中宣部通知中的“所謂問題”，而且胡副主席還提到了自己去年就“要你們檢查後告我”。這裏應該有兩層含義，第一，暗含著錦濤同志對周強的某種不滿，據悉，去年底團中央曾報告錦濤同志說：經調查，徐永光除了生活作風問題，在經濟上沒有問題；第二，這也是錦濤同志要給江總書記、朱總理傳遞一個資訊：去年有人舉報後，我就很重視，已經批轉給周強了。 －－《明報》、《南方周末》有關希望工程的報道（摘要），是遞到了江總書記、朱總理、胡錦濤副主席案頭的，他們都沒有批示“徐永光有功，應予保護”或者“希望工程內部發生問題，不宜公開”等等，因爲頭腦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來，《明報》和《南方周末》的報道，是以事實爲根據的。何況希望工程腐敗案已在海外鬧得沸沸揚揚了，怎麽還能繼續遮掩和包庇呢？包庇下去，今後中國的慈善、捐贈事業，還要不要到海外募集捐款呢？中央總要給海外熱心的捐款人一個“交待”吧？ －－至於錦濤同志，你更應該相信，他和徐永光沒有任何關係，根本犯不上去“保護”徐永光。錦濤同志在批示的結尾使用了“正式上報”，其實，團中央給錦濤同志呈交報告，從來都是正式的呀，加上一個“正式”，看似累贅，其實是表示此事應該由團中央向中央常委這個“集體”做正式報告，意味著事態重大。 我相信中南海的這位朋友的分析。 周強書記怎麽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呢？ 我擔心，團中央書記周強的糊塗做法，今後會招致錦濤同志更嚴厲的批評。 【看中國報道】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內地傳媒對希望工程腐敗案，幾乎是鴉雀無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徐永光利用傳媒在不斷喊叫自己如何冤屈、自己的投資是如何“合法”。不過，假的就是假的，違規就是違規，我必須站出來再介紹點情況。 第一，徐永光違規投資數額巨大，且投資時間長達十年，但這一“黑幕”只有極少數人知道。2月28日明報刊登文章披露此事後，徐永光即召開單位內部中層幹部研究對策，就在這個會上，還有許多不瞭解內情的“處級”幹部義憤填膺說：“明報說我們挪用捐款去投資？這是胡說！我們應該立即起訴明報！老徐，我們的《聲明》怎麽那麽軟呀？！”可是，直到今天，徐永光既不敢起訴明報，也不敢起訴內地的中國經濟時報、南方周末。 問題是，如果是正大光明、合法合規的投資，徐永光爲什麽要對自己單位的中層幹部“保密”呢？我可以作證：在青基會，只有徐秘書長、副秘書長以及基金部（專門負責投資）、財務部的少數負責人，才知道希望工程的鉅額捐款曾被拿去投資了。 第二，徐永光在對全國各省青基會負責人談話時，也不敢承認自己是“直接投資”。道理很簡單，各省基金會的領導也知道，按照人總行1990、1995年的兩個法規，自行“直接投資”，屬於違規；委託其他金融機構“間接投資”，屬於合法。 我手邊有證據：1994年，徐永光在違規投資已嚴重虧損的情況下，決定發起組織“共同基金”，抽取各省希望工程“待撥款”，繼續追加投資。面對各省青基會負責人，徐永光這樣說：“任何投資都有一定的風險，利潤永遠與風險成正比，這是投資活動的一條鐵的規律。一般說來，年回報率達到15％以上的都有風險性……基於以上考慮，我們設計了希望工程共同基金，即將各地方基金會和中國青基會年度結存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以中國青基會名義，委託專業的投資公司操作……基金會不能自己辦公司，不僅是我國的法律規定，在國際上，基金會也是把資金委託給銀行或投資公司管理以實現安全增值的（摘自1994年1月31日，徐永光在第四次全國希望工程會議上的講話，參見《徐永光說希望工程》一書。該書在中國青基會網站曾有大篇幅節選，今年4月之後，相關內容被刪除，但印刷本無法全部銷毀）。 可是，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現在，大家已經知道了，希望工程的公衆捐款也罷，從各省抽取的共同基金也罷，從一開始就都是由徐永光親自操盤、直接投資的。 第三，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董向功，曾於1994年至1997年負責中國青基會的審計工作。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方先生採訪時說：審計之前，徐永光曾按照慣例，簽署文件，保證提供全部應該提供的會計報表和會計憑證，但當董提出“投資收益，到底如何，我們希望進行函證（注1）時”，徐永光卻表示：“不必函證了！”董說：她幾次提出函證，徐幾次拒絕。徐永光拒絕的理由是：“投資情況不關你們的事。你們審計，就負責審計希望工程的收（收到捐款）支（下撥捐款）情況，不包括青基會的其他收入和希望工程的投資支出！” 第四，對董向功的說法，我同樣可以作證。我是1997年初接手擔任青基會財務部負責人的，上任之後，我才發現我們有那麽多的“投資糊塗帳”，爲理清全部投資，我曾耗費了許多心血，但最後發現，希望工程的許多捐款，財務部只有劃帳調出的銀行記錄，卻沒有投資專案的合同書，這是嚴重違背財務管理規定的（我會在以後章節中詳細披露）！ 既然連我們財務部都搞不清楚，徐永光又怎麽敢讓審計人員“介入”呢？ 當然，對於不瞭解內情的讀者來說，徐永光等人的某些公開辯解，或許很有蠱惑性。 例如，今年3月29日，青基會現任秘書長顧曉今（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曾規定，“基金的保值增值必須委託金融機構進行”，爲此青基會曾請求央行介紹一家金融機構以便安全託管資金，但無下文。據瞭解，此規定已經中國人民銀行廢止。（參見青基會網站http// www.cydf.org.cn） 稍後，徐永光手下專門負責投資的基金部負責人劉文華，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採訪時又說：1997年，人總行委託中銀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基金會審計，他們在報告中說我們與人行的規定有差距，1998年，人總行下文要求（我們）整改。我們的有關負責人接受（注：原文如此。疑爲“接到”）整改通知，很緊張。我出差回來後，向上面（注：原文如此。此處描述不清，“上面”是誰？中國青基會，團中央？或者是直接寫給人總行？）寫了個報告，主要有兩個意思，第一，委託金融機構管理，如何具體操作；第二，人總行可否推薦比較可信的金融機構……結果人總行沒有推薦，後來也沒有出臺實施細則。人行1995年的這個“通知”，2000年8月也宣佈廢止了。（參見三聯周刊《青基會的贏與虧》） 針對這些貌似振振有詞的詭辯，我的一位律師朋友是這樣反駁的： 一，如果不違規，當年人總行委託的審計部門，爲什麽要下達“整改通知”？如果不違規，中國青基會負責人看了“整改通知”，爲什麽會“很緊張”？劉文華這樣對記者說，等於給徐永光幫倒忙。凡明知故犯、觸犯法律法規者，大抵如此。 二，徐永光、顧曉今在“承認”人總行規定於2000年8月廢止的同時，就等於同時承認了該規定曾經頒佈、曾經有效。這是法治國家的一個基本常識：從1990年8月（該法規頒佈）至2000年8月（該法規廢止），徐永光挽起袖子自己“下海”的所有直接投資，都屬於違規。 三，國務院1988年頒佈的《基金會管理辦法》，在是否允許徐永光挪用捐款、直接投資的問題上，確實是“語焉不詳”，但國務院該《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了“基金會應當……接受人民銀行、民政部門的監督”，第十三條又規定“本辦法由中國人民銀行和民政部負責實施”，該兩部門“並可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因此，國務院實際是授權人總行、民政部對我國所有的基金會實施行政管理，授權他們制訂管理細則。 從級別上說，國務院高於人總行，但就像最高人民法院有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條文做出司法解釋一樣，1990、1995年人總行頒佈的相關法規，在2000年8月之前，對所有基金會都有著與國務院《辦法》同樣的約束力。青基會、徐永光，均不能例外。 四，人總行1990年和1995年的規定，已經屬於實施細則。人總行沒有義務給徐永光推薦金融機構。顧曉今、劉文華的說詞，屬於不懂法。 五，徐永光的說法、做法，證明他早已知道“挪用捐款直接投資，第一違反中國法規、第二不符合國際慣例”。因此，2002年4月16日，新華社播發的中國青基會召開常務理事會的新聞稿裏，徐永光等人又宣佈：“爲防範投資風險，（青基會）應按照《信託法》有關公益信託的規定，擬訂資産託管辦法”。 我的律師朋友強調說：這第五點，是典型的“自己打自己嘴巴”。在海內外新聞媒體以確鑿事實揭露了徐永光挪用捐款、違規投資後，徐忽然決定在2002年4月之後，要按照人總行2000年8月已經廢止了的法規去“委託投資”了。這從邏輯上再次證明瞭人總行1990、1995年“禁止基金會直接投資”規定的合理、合法性，以及這一規定符合國際慣例、維護了捐款人、被救助人權益的正確性。 我的律師朋友嘲笑徐永光說：中國有句大俗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他笑著說：在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從2000年底之後，不再對全國基金會實施行政管理的大前提下，不知道徐永光、顧曉今等人是否找到了能夠“安全託管資金”的金融機構！ 我的律師朋友說得何其好呀！ （注1）函證，審計用語。是審計人員通過發函方式，對被審計單位的長期投資、短期投資、應收款、應付款的相關單位進行調查、核實。此類信函調查，多爲格式化文件，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對方單位全稱、投資數額、投資性質、收益及還款情況等。對方回函，需書面說明並加蓋公章、法人簽字。回函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函證的寄送、收回過程，由負責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獨立完成，但是，實施這一過程的基本條件是：被審計單位必須予以配合，提供投資單位的地址和單位全稱。徐永光堅持不提供，違反了審計法。 【看中國報道】因爲徐永光是違規的，所以他一定心虛；因爲心虛，所以徐永光一定不敢跟明報、中國經濟時報打官司；因爲海外記者提出的採訪要求徐永光一律不敢接受，所以徐永光只能利用內地少數傻乎乎的記者發文章，爲自己塗脂抹粉……但是，違規、虛假、黑色的東西，怎麽狡辯也不可能變成合法、真實和白色透明的東西。 仔細閱讀徐永光對中國內地記者發表的談話，不難發現漏洞。 例如，今年3月27日徐永光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十多年來，人們尊稱我是“慈善家”。《明報》報道一出，人們大感意外，怎麽“慈善家”變了味，成了下海商人，成了“投資家”。而且是一個坑掉了不少善款的失敗“投資家”，人們有一種被欺騙、被愚弄的感覺，又因希望工程的純潔，那種憤怒可以想象……這是我們的尷尬和無奈，在中國，只有做“投資家”，才能當“慈善家”，否則慈善機構的“家”就無以“養家糊口”……讓“慈善家”去做“投資家”本已很無奈；這個“投資家”還必須萬無一失，更是過分苛求。 這段話可真是漏洞百出、蒼白無力。 其一，徐永光怎麽能算慈善家？慈善家，是用自己的錢去投資，賺取利潤，然後從自己口袋裏、把屬於自己的利潤（或是積蓄）拿出來捐給慈善事業的人。徐，不過是受萬千捐款人之托，“代管”希望工程工作的秘書長。 其二，徐永光“黑箱作業”十多年，此次明報一披露，徐的“角色”當然變換快。既然徐永光承認“人們（因此）有一種被欺騙、被愚弄的感覺，又因希望工程的純潔，那種憤怒可以想象”，那麽明報的揭露報道，何罪之有？人們的憤怒和抨擊，何罪之有？ 其三，誰授權、誰逼迫徐永光去做“投資家”了？難道中國民政部今後批准某人出任非營利、公益性基金會負責人，還必須附加如下條款：“有五年以上投資企業、大獲成功之記錄，方可出任大型基金會之秘書長”？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徐永光又說：在中國……投資活動只遵循一般的市場規則，並不會因爲你是（拿的）善款就給你單獨訂一條規則。相反，對基金會投資還有一些限制性條款，如“購買股票不得超過所投資企業百分之二十”，“基金會不得直接經營企業”等。就是說，既要你去搞投資，又不讓你參加管理，這就增加了控制投資風險的難度。 大家看，這不是在推卸責任麽。徐永光的潛臺詞是：我違規投資雖然失敗，但主要原因是國務院法規“太差勁”，“增加了控制投資風險的難度”——徐永光這樣胡說八道，可以理解，記者一味跟著徐永光的指揮棒轉，這合適嗎？ 類似的奇談怪論，信手拈來有許多： ——“這十多年來，我精力的80%都放在了這（挪用捐款、違規投資）上面”（ 3月23日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曾鵬宇採訪）； ——“我們非常擔心，（如果希望工程鉅額投資的情況）一旦公佈，其後果會怎樣，公衆是否能夠接受”，（顧曉今，接受三聯周刊記者採訪）； ——因爲是慈善機構，投資專案“做得不好，我就想把它裝在一個好的專案裏，用一個好的投資把這個（虧損）專案給消化掉”（徐永光接受三聯周刊記者採訪）； ——我們投資是“九個贏利、一個虧損”、投資“有盈有虧，但總的效果是盈大於虧”；（徐永光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注意，談及盈虧，徐的前後說法不一樣）…… 新聞記者的素質可真是良莠不齊，內地有些記者寫東西似乎不動腦子。倘若國家審計署今後公佈審計結果，認定徐的投資是“五個贏利、五個虧損”，甚至倒過來是“九個虧損，一個贏利”，或者國家審計署認定徐永光“消化虧損”的做法屬於“作假帳”，那些糊塗記者的臉面該往哪里放呢？ 講到這裏，我想給中國內地的記者們提個醒。徐永光是很知道“筆桿子”的重要性的，因此，專門跑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這條“線”的記者（內地記者往往分“線”採訪），他們的姓名還經常出現在希望工程的領款單上，因爲新聞發佈會後，徐永光立刻把記者們的“簽到簿”改成“補貼簽收簿”。記者只知道是簽字表示“到會”了，但我們宣傳部則奉老徐之命，每次會後都把記者的“簽到”改成“簽收”，補上收到人民幣若干這一項。記者的“待遇”又有所不同，文字記者一般每次“簽收”200元；電視臺的記者則每次“簽收”2000元。要知道，徐永光一年召開的希望工程新聞發佈會，常常會超過20次呢。 南方周末駐京記者方先生曾問我：“記者們是不是真的領到了這些錢？”我說：是的，記者確實是拿到了車馬費，但簽字的時候，他們都被蒙在鼓裏了。 電視界的“大腕”楊瀾女士，“簽收”更多。記得有一次她將《憑海臨風》的稿費捐給希望工程20萬元，但第二天，青基會就和楊瀾簽協定從我們那裏又領走同樣數額（20萬）的“工作經費”。老徐給出的理由是：“希望工程的勸募工作很辛苦，這筆錢是給她作爲活動經費的”。名人言行，令人難忘：我清楚記得楊瀾此後又以同樣方式，多次從青基會財務部領取過希望工程的大額工作經費……或許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次徐永光遭遇麻煩，楊瀾立即爲老徐做了專題片，積極幫老徐說話。 中國內地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讓我憂心！當然，採訪了我的南方周末、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經濟時報以及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等單位的許多記者，不在其列。 除了批評和提醒中國少數記者，我還要說：中國內地的某些報社、通訊社、著名網站，有可能成爲徐永光的“幫兇”。中國青基會的遭受“恐怖襲擊”的《聲明》，是通過新浪網首先發佈的；新華社以及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又在隨後的新聞稿中把我稱作“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 可是，希望工程怎麽能夠等同于徐永光呢？ 我揭露的是徐永光，並沒有“襲擊”希望工程；我站出來揭發徐永光，正是因爲我比徐永光更愛中國的希望工程。徐永光氣急敗壞、氣勢洶洶地把我列爲犯罪分子，其理由不過是指責我在辭職“前後大量竊取中國青基會的內部文件，（然後又以這些文件）作爲要挾和攻擊中國青基會的‘炮彈’”。 徐永光聯手中國部分新聞單位元對我的“誣衊”，不禁令我浮想聯翩。 我記得，今年3月14日，徐永光在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 / 時空連線》節目中說，他贊成“慈善事業應該做成透明的口袋”。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立刻擺在了上述新聞單位的領導人面前：一家慈善機構，有什麽資格制定不能對外公開的“秘密文件”或“內部文件”，慈善機構的財會人員把本單位領導違規投資、作假帳的確鑿證據公佈出來，提交給全體捐款人、全社會審查，那麽我不僅無罪，而且有功。因爲依據我國《會計法》和《公益事業捐贈法》的有關規定，勇敢地站出來揭發本單位領導弄虛作假的財務人員，理應受到中國法律和新聞傳媒的保護。 鑒於此，我將保留對上述誣衊我的新聞單位以及徐永光提起訴訟、要求賠償的權利。 我還記得，徐永光前兩天曾公開表示：他願在電視上和任何人公開辯論希望工程腐敗案。我呢 ，也在這裏做個公開表態：我願意接受徐先生的這一“挑戰”。 衆所周知，徐永光，曾是個喜歡接受中外記者採訪的風雲人物，是個喜歡不斷召開新聞發佈會的侃侃而談者，但我估計：今天的徐永光，大約不敢接受我的這一“應戰”或者是點名挑戰，他不敢和我同時面對公正的電視攝像鏡頭，更不敢和我站在一起，同時面對值得信賴的捐款人和社會大衆。 此文結尾，我願引述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清渭在今年兩會上的一段公開講話，宋代表指出：剷除腐敗，關鍵在建立健全反腐敗的法律機制，抓緊研究制定中國的《反腐敗法》……並且要“給新聞工作者更多的輿論監督權”。 我希望，中國內地能有更多像南方周末那樣堅持真理、愛黨愛人民的報紙；能有更多像方進玉先生那樣認真、正直、勇敢的真黨員記者。 【看中國報道】要揭發徐永光的違紀、違法行爲，還必須披露徐永光“對付審計”的某些醜陋做法。 我在中國青基會財務部工作期間，曾接待過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小組、團中央的財務檢查小組、中華會計師事務所、中銀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他們都是來稽核、審計的。另外，因爲希望工程收到過鉅額外匯捐款，中國青基會每年還要接受國家外匯管理局指派的會計師事務所對青基會進行外匯“年檢”……肯定有讀者要問：既然有這麽多審計單位來審計，爲什麽就沒有發現徐永光搞的鬼呢？ 有幾個情況，必須予以說明： 第一，在1994年1月之前，即香港《一周刊》發表文章，稱希望工程七千萬善款“失蹤”之前，中國青基會從未接受過社會審計，基本上只是由團中央派人來檢查一下，因爲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因此基本是走走過場。 第二，《一周刊》事件發生後，徐永光決定打官司，只是到了這時，希望工程才第一次聘請了相對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來進行審計，但這第一次，一下子就要審計1989年至1993年（總計五年）的收支狀況。坦率講，由於這次審計的工作量大，而會計師對“如何審計慈善事業”這樣的“新課題”確實沒經驗，例如，徐永光這時挪用捐款的投資額明明已超出七千萬元，但因此徐永光堅持說“專案投資與希望工程的收支無關，你們不必審計”，結果，中華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居然就相信了。 第三，徐永光確實“站得高、看得遠”，1994年中華會計師事務所第一次來審計時，他就決定：審計費用可以給的高一些。結果，94年，我們給了中華所20萬元的審計費，這筆開支，明顯高於正常的審計付酬（負責審計的董向功等等會計師最後沒有拿，決定把審計費20萬元又捐給希望工程）。 這三點，今天進駐青基會的國家審計署工作組是完全可以“看見”的，但我還要提供一點“活線索”。 無論是團中央來檢查，還是審計部門來審計，每逢此時，中國青基會的財務部都會受到徐的格外重視：一是領導要進行“戰前動員”；二是要給財務部下撥特別的“工作經費”，以便給審計人員送禮、聯絡感情；三是領導每天下班後，要聽財務部的彙報（需要保密，不讓審計部門知道），針對審計人員提出的問題，徐會緊急下達指示，告訴我們如何應對。四是如果徐最後對審計結果滿意，他就會給財務部的工作人員發獎金。 例如，1997年，當審計部門對徐永光炒股的交割單，以及希望工程投資專案的協定、收據及其收益情況追得比較緊時，徐永光就指示我們採用“拖”的辦法，一面笑嘻嘻地告訴人家“希望工程工作量特別大，財務報表特別多，我們正在查找”，一面就是“扛”著不交，直到人家審計結束，我們也沒有交出來，人家等不及，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這一點，只要找到希望工程過去的審計人員（在財務部的審計報告存檔中，很容易查到當年會計師的姓名）去詢問，可以證實我說的決非假話。 我還要特別提醒今年進駐的國家審計署審計小組，要注意，如果遇到財務部的會計無法“應付”了，徐一定會“親自出馬”。過去遇到特別的麻煩，徐也會這樣做。因爲徐永光擁有超乎常人的善辯口才和信誓旦旦說謊不臉紅的特點，而審計人員又常常被徐永光道貌岸然的樣子所蒙蔽，不願把他往壞處想，因此，有時候明明查出了問題，頂多也只是覺得他“經驗不足、失誤難免”。 還有，徐永光特別會利用希望工程“保護傘”，如果狐狸尾巴被抓住，實在沒轍了，他就會搬出如下“法寶”，第一，党和國家領導人是如何重視希望工程，又是如何親自捐款的；第二，我們党的傳統一向是“內外有別”，如果你們（指發現了問題的審計部門）公佈不利於青基會的審計結果，那麽希望工程這項偉大的事業就會“毀”在你們手裏，你們就是千古罪人！第三，你們知道，貧困地區有多少大眼睛正在焦急地等待救助嗎？ 我斷定，徐永光此次一定會如法炮製，舊瓶裝新酒，給國家審計署新近進駐的十名工作人員，重新上演這出鬧劇，演到精彩處，這位“優秀演員”還會潸然淚下、以淚洗面！善良的人們，這一次千萬不可再上當了。 不過，徐永光只要想胡作非爲，就一定會留下蛛絲馬迹。 線索一：海內外許多大機構或知名人士都知道，他們在捐出鉅額善款的時候，是很少定向捐贈或結對捐贈的，此類捐款，在我們內部被稱作“一般性捐款”（與之對應的是“定向捐款”，即“1+1”）。我清楚記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總裁馬永偉，在獲得境外機構的一筆200萬的賠款後，迅即把這筆錢全額捐給了希望工程，但因爲馬先生並未指定這筆錢是捐建希望小學呢，還是救助哪個省份的哪些失學兒童（我絲毫沒有指責馬先生的意思。因爲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想這樣“指定”，實在是不容易、不可能），因此徐永光便私下指示財務部：把這筆捐款列爲希望工程的專項活動捐款（在財務上，這屬於二級科目），然後徐就在這200萬里列支工作經費（在捐款裏列支辦公經費，屬於違法） 徐永光類似“瞞天過海”做法挺多的，國家審計署可以據此追查。 線索二：90年代初，青基會財務部出納馮密素（女）曾向我報告，說徐永光把財務部捐款收據一本（可開具50張捐款收據）拿走，說是要給他的浙江老鄉，理由是：這位老鄉可以在當地幫助青基會“拉”捐款。我要解釋：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據，系印鑒齊全的空白收據，每本50張，其中捐方、收到捐款的數額一欄，均爲空白，可以隨意填寫數額。我當時沒在意，過了幾個月，我問馮，馮說徐永光沒有交回收據，我於是直接去問徐，希望他把收據存根交回來。哪里想到，徐永光竟然說“這本收據被浙江那個同鄉搞丟了！” 我和馮當時很擔心，因爲審計部門來審計的時候，要檢查希望工程收據存根號碼是否連續，但因我們收到的錢多，開出的收據也太多，而且後來審計人員來的時候，也只是抽查，因此並沒有發現我們的收據存根號碼不連續。這個問題，如果國家審計署現在去查，可以立即發現漏洞。 南方周末記者方先生曾問我：“徐永光拿走收據的時候，是否簽字？”我說：“好像沒有。單位一把手要來拿一本收據，馮能夠阻攔不給嗎？”方先生追問：“如果徐不承認，那你怎麽辦？如果徐說，是你們財務搞丟的，你又怎麽辦？” 我在此做一個公開回答：第一，我願在海內外媒體上發表聲明：看有沒有人把捐款私下交給我（通過正常途徑，在青基會辦公室內交給我並拿到收據，應該不算），是否從我（或者馮密素）手裏直接拿到過收據？第二，被徐永光老鄉（也許根本沒有丟？）搞丟的那一整本收據，它的號碼應該是連續和確定的，這些收據又是由財政局監製的，很難僞造，因此，只要國家審計署此次認真去查，就可以很快查出這些丟失收據的連續50個號碼（對應50張收據）。號碼，可由報紙公佈，如果有捐款人發現自己手中保留的希望工程收據與這些丟失號碼相吻合，那麽他（捐款人）的錢是捐給誰的，也就立即清楚了。 因此，如果有人因此站出來說：我曾在中國青基會之“外”（注意，是“外”！）捐過款，曾從某人手裏“私下”拿到過捐款收據，那麽“這個人”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記得我當時就對方先生說：“只要你公開寫出報道，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馮也是清白的的。” 線索三：徐永光還給“香港咭（卡）協”郵寄過2萬枚的希望工程“精致紀念幣”，那是一種含金的紀念幣，我們只做了2萬枚，這一點，中國青基會的許多人可以作證，財務部也可以查到憑證。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每枚希望工程含金紀念幣的售價是人民幣100元。甘東宇（海外部負責人）寫了報告，說要在香港搞活動，請示了徐，就把這批金幣郵寄到了香港，但過了一個月我們財務部向甘索取發票和回收款的時候，徐永光卻解釋說：“香港那個人不守信用，偷偷跑了，因此這批紀念幣全都丟失了”！這件事，是我在開會的時候提出來的，結果徐在會上公開這樣說。因爲紀念幣的增值收入本來就不在賬上，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價值200萬的財産丟失了，徐在香港是否報過警？是否登報聲明要求警方追查過？誰該對這件是負責……？我想，這一次國家審計署應該查清楚。 線索四：我建議查查中國青基會發行的電話磁卡、紀念郵票、奧運火炬紀念封、足球義賽、希望工程義演以及幾家銀行發起的代收希望工程捐款的情況。我記得，希望工程實施十二年來，除了公開賬戶（被審計）之外，與之並行的、隨開隨停的、不被審計的賬戶，至少還有七八個。徐永光當時就曾指示我們：要保證這些帳戶裏，始終有充分的資金。 原因，是因爲我們“吃飯”、“公關”的費用太高了，審計時一定不好看，會遇到很多麻煩。我清楚記得，1993年國家審計署來審計的人員，就曾對當年青基會“吃飯費用”太高提出過質疑。 事後，徐對財務部大爲光火，責問我們“怎麽搞得，怎麽能讓審計署審計出來，提出如此丟人的問題”，然後他下達命令說：“以後審計部門再來審計，不許把矛盾上交，一定要提前消滅在財務部”。沒辦法，以後審計部門再來時，財務部的人只好想盡辦法，力爭不讓審計人員查出問題。 具體的線索是：徐曾把希望工程的某些投資收益“分流”過來，如我們給“景山信用社”的投資收益，有幾十萬元；對“和德養殖場”的收益，有100萬元；包括深圳新産業、紹興中青公司等等……雖然從總體上看，上述各單位上繳的收益與我們此前的巨大投資不可相提並論，但只要有了收益，徐並不著急給希望工程的救助“還債”，而是首先設法把收益打入我們不公開的“華青帳戶”——因爲徐永光手頭有一部分永遠不能公開開支，因此他只能這樣做。 但是，財務憑證會留下證據！而且，從國家規定看，這些投資收益的每一分錢，都仍然屬於希望工程而不屬於中國青基會、更不屬於徐永光。 線索五：徐的投資，不僅違規，而且有違法嫌疑。例如，假投資、真買房，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這屬於貪污行爲。挪用希望工程善款數百萬，給青基會職工購買宿舍，屬於法人貪污；給徐永光等少數領導人買房，屬於個人直接貪污。又例如，徐永光等人利用美元捐款49000元去歐洲旅遊，又用希望工程的增值收入，採用不入賬方法彌補窟窿，也屬貪污。還有，希望工程紀念幣的收入不入帳，且數額巨大，屬於貪污…… 我真的希望國家審計署的十位同志，這次好好查一查。 【看中國報道】許多記者都曾問過我一個同樣的問題：1998年底，你爲什麽要離開中國青基會？今天，你又爲什麽要站出來揭發徐永光？南方周末記者方進玉甚至直接問：“如果不是受到器重，後來你怎麽會被徐永光任命爲財務部負責人呢？” 這種疑慮記者有，讀者也會有。我願公開作答。 我是中國青基會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我曾經很佩服徐永光，甚至對他有點“臣服”。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青基會許多人都認爲老徐聰明，有才氣，與其他副秘書長相比，老徐的能力、氣魄、口才確實高出一籌。 說徐永光曾一度器重我，也對。財務部的老曾、老張、老路，都曾是我的領導，但後來我卻“後來居上”，成了財務部負責人。原因，主要是徐永光的違規投資不斷出現麻煩，爲“堵上”投資失敗所造成的“窟窿”，徐便需要不停地沖帳、平帳，可是，每當老徐在小範圍會議上說出自己的“奇思妙想”時，財務部的領導總是跟不上他的“思路”。 徐平時脾氣還算好，但這時就會嫌財務部的老同志“反應慢”，甚至拍桌子罵人笨，結果幾年時間，我的前三任領導都被調離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被任命爲財務部副主任（主任空缺）。真是不“坐”不知道，一坐在那位置上，我才明白，我的前三任領導從老徐那裏開會回來，爲什麽會抓耳撓腮、不知所措。 我是1996年被任命的。雖然我是青基會財務部的“老員工”， 但作爲一般會計，上去之前，希望工程的許多投資內幕我並不瞭解。一開始，我總認爲徐永光的出發點是好的，因爲他常說：“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即希望工程），要在全國各類基金會中做成最大的，給殘疾人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趟出一條路子來’”，“國務院的政策過去已被不斷突破，今後還會被突破，我們要有開風氣之先的勇氣，所以不能只是存款、買國債，要敢於拿著捐款結餘去投資”（參見《徐永光說希望工程》……老實說，剛開始聽到這些話，真的讓我熱血沸騰。 也算新官上任，也算按規矩辦事，一上來，我就用半年時間，一點一點把賬目徹底查了一遍。結果發現，希望工程在老徐把持下，不僅投資數額大，涉及領域寬，而且投資管理混亂，損失慘重，導致善款很難收回。舉個例子，我們把幾十萬、幾百萬的捐款挪用了拿去投資，可財務部竟然連一套完整的投資協議書都沒有（今天也仍然沒有！因爲徐把投資虧損的賬“做平”後，徐永光曾經投資的那個虧損專案就算“消失”了）！ 還有部分投資，從財務憑證上看，大筆資金是被撥劃到某一單位了，但你打電話過去問，人家說那筆錢“來”了之後又按照你們領導的指示立刻被劃“走”了，等於不知去向（如財務憑證顯示，希望工程曾投資700萬給北京石景山區某公司建尋呼台，但實際上這筆錢是投給京協公司的；等我們去京協公司追問投資情況，人家又說：轉來的700萬投資款，你們領導早已轉走了87萬。後來發現，這筆錢是用來給領導在亞運村買住房了）。 但在當時，經半年清理，我還是滿懷激情、傻乎乎地提出一項大膽建議：“必須全面整頓中國青基會的投資專案，徹底清賬”，但徐永光堅決不同意，讓我出乎意外！ 導致最後我下決心提出離開的，是這樣幾件事： 首先是良心不安。爲了催款，各地青基會財務部甚至秘書長常常會打來長途，第一，人家當然找老徐，第二找“希望辦”（青基會內負責希望工程的部門）領導，第三，也會找到財務部負責人（就是我），希望財務部儘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建校款撥下去。因爲他們已經有了“指標”、有了“名額”，知道捐款已經到達我們的賬戶，而且，他們很可能從老徐那裏得到了動聽的答復：“我（指老徐自己）沒意見啊！我早就通知財務部儘快把款撥下去了……怎麽，他們還沒辦，那好，我幫你再催催！”可基層同志哪里知道，不是我趁機刁難不撥款，實在是青基會的賬戶上沒錢，真的沒錢！但你又不能捅出去，說：“對不起，捐款都讓老徐拿走投資去了，暫時收不回來，恐怕你需要多等等……”不行，我當年要是這樣實話實說，老徐非把我往死裏整不可！ 痛苦，我真的很痛苦。東北、西北省份的秘書長有時言辭懇切，說北方希望小學的工程建設有周期，冬季不能開工，錯過了開工期，一等就要等一年，求我務必於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撥下去，聽人家這樣懇求，我還是束手無策，既不能說實話，也沒錢撥下去，只能編個謊話：“我下星期就撥……”——下星期？到了下下個星期能否撥款，也還是要看我們的賬戶上是否有錢！ 這是我擔任希望工程財務部負責人之後的最大難處。剛開始，我還一邊忍受一邊期盼，盼望秘書長老徐的投資能夠有收益，有回報，到了後來，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也不忍心再去接人家的催款電話了。坦率講，做普通會計，肩上沒那麽多壓力；等徐真的提拔了我，我才感覺這“副主任”的差事，其實沒法幹。 第二，很少有人知道，募集、管理希望工程鉅額捐款的中國青基會的財務部，卻無權管理本會的所有財務往來。青基會的賬戶比較多，不少賬目往來根本就不歸財務管。例如“基金部”負責捐款的保值、增值，負責希望工程基金的投資運作，基金部直接歸老徐管，除非投資失敗了要平帳，老徐才來找你；“辦公室”也有自己的單獨賬本，有保險櫃，那是徐永光的小金庫，凡不便在財務計賬的收與支，都由徐永光批准，由辦公室主任顧曉今單獨負責。 第三，1997年，我發現基金部劉文華拿了基金會的錢去炒股，且帳目有問題，於是專門寫了書面報告，建議老徐授權財務部，把劉文華炒股的事好好查一查，結果，徐非但不支援我，反而把我罵了一頓。消息傳到劉文華那裏，劉也指桑駡槐罵我。這件事，終於促使我正式提出調離。 第四，徐永光等人用捐款悄悄給幾位領導買房的事，是後來才暴露出來的。另外，老徐和剛從大學畢業、分到我們單位的女員工搞婚外戀，結果鬧得人家尋死覓活自殺未遂的事也發生了。女員工在北京沒有家人，結果老徐只好動員、組織青基會的女職工（包括我）去醫院輪流陪護、看望、勸慰，我聽這位女員工訴說了許多事，結果，徐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慢慢消失了。 第五，我的前任也曾告誡我：你要小心，老徐的有些做法遲早要出事，你可不要陷進去！人家是老會計，比我精明。我終於下決心決定離開了。 我是1997年提出調離的，徐永光提出挽留，搞到後來，甚至許願給我提拔副局級、配備專車，但我也會琢磨：你越是這樣，我越不敢留下來。就這樣，一直拖到1998年，徐看到我開始消極怠工，特別是聽說我離開之後也不會“害他”，才同意“放行”。 南方周末記者曾問：有哪些材料能夠證明你在1998年底離開之前，就曾悄悄地抵制老徐的錯誤做法了？這方面的書面材料，至少有三： 第一，我在1997年曾撰寫、遞交書面報告，報告顯示了我和負責投資工作的劉文華的嚴重分歧，我反對在希望工程“基金部”負責人劉文華在追討債務過程中，直接在接受了我方投資的單位報銷差旅費、並以差旅費“沖抵”投資收益，徐永光等人，在我的報告上有批示（參見未能正式出版的南方周末）。 第二，1997年，中銀會計師事務所對希望工程的審計報告。我在青基會工作期間，雖然不得不按照徐永光要求，做了一些平帳、沖賬的具體工作，但我還是在1997年審計時，私下向中銀所的審計人員提出了我的意見。正因爲我私下提供了相關證據，中銀所的審計師才能夠白紙黑字，把這些批評內容寫在了當年的審計報告上（參見1997年中銀所對我們的審計報告，我已向海內外記者提供）。 第三，我的牢騷，還在《創造希望》這本書裏有明確表述。這本書的作者、清華大學研究員康曉光採訪了我們單位的所有中層幹部，我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某種“不滿”。不過，也正是因爲這份審計報告和這些牢騷話，徐永光才更堅定地把我打入“另類”。 南方周末記者曾問我：你爲什麽直到2001年才站出來揭發？ 離開青基會之前，我確實沒勇氣揭發。但在1998年底調離後，我就開始四處打聽，看怎樣才能舉報、扳倒這個腐敗分子。但所有的朋友都勸我打消檢舉、揭發的念頭。我曾找過公檢法的朋友，他們聽我簡單一說，立即批評說：“你太天真了，我的傻妹妹！老徐是全國政協委員，你怎麽能夠扳倒他。老徐的神通，太大了；希望工程的名氣，太響了，最後的結果，肯定是老徐沒倒，你卻可能下場很慘。這就叫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我也找過一些單位的信訪部門，結果聽說，全國舉報腐敗案件的人很多，但有關部門最終能夠受理的不過是一小部分，人手不夠，忙不過來……我一聽，沒敢動。徐永光實在是太能狡辯了。我估計，一般的審計、辦案人員，如果不是像我這樣親自經歷過那些沖帳、平帳的財務人員，很難搞清楚徐永光的“腐敗案”究竟是怎麽發生、又是怎樣被掩蓋起來的。徐用光一狡辯，我估計檢察官、紀檢辦案人員就會被蒙蔽了。 寫到最後，我必須承認：在青基會，我也肯定做過錯事。例如1994年，香港《一周刊》事件發生後，我奉命給他們發送有關材料，但是，就在傳真《審計報告》時，徐還命令我們把最後一頁的上半部分傳過去，而把下半部分（有投資專案列表）用沒有字的白紙遮蓋起來，不讓一周刊以及我們自己在香港聘請的律師發現……記得那時財務部有人曾開玩笑說：“柳楊，你手中掌握的材料如果偷偷賣給一周刊，至少可以賣個50萬港幣呢！”但那時的我，還是一心一意要保護老徐呢。 人都有弱點，我，也不例外。我只能借此機會請求各位原諒。 【看中國報道】在我向香港明報舉報徐永光腐敗問題後，明報記者曾在今年2月4日打電話到北京，向中國青基會求證：“中國青基會是否挪用鉅額捐款去投資？”據悉，當天晚上，徐永光即派出本單位“海外與台港澳合作中心”執行總幹事吳秀和飛往深圳，趕至香港，向明報方面提供了必要的解釋（參見三聯生活周刊報道）。 我聽說，吳的解釋主要有兩點：第一，拉大旗做虎皮，稱“這是黨爭”，是中央的某些人借希望工程要“整錦濤同志”，因此建議“明報不要介入”；第二，說徐永光是中國的民間領袖，有人看不慣他，想整他；第三，介紹了一則內部消息，說2001年9月就有人舉報徐永光，但中紀委派人調查後已經得出結論：除生活作風上有缺點，徐沒有經濟問題……吳的這一“解釋”，肯定得到了徐永光的“授意”，但徐的這些“授意”和“解釋”站不住腳。 第一，我在舉報徐永光腐敗案的過程中，有幸認識了胡錦濤副主席的親戚。他們對我說，錦濤同志要求自己、家人、親戚、下屬十分嚴格；在反腐敗的問題上，錦濤同志毫不含糊；任何人打著錦濤同志的旗號搞腐敗，必須揭穿；如果有人打著“黨爭”的旗號誣衊我們的黨，必須嚴懲。我聽說，這次國家審計署進駐青基會，得到了朱總理和胡副主席的同時支援。 第二，去年底派人前往中國青基會調查的，不是中紀委，是中央直屬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而且吳的解釋還隱瞞了一條重要資訊，即：有關部門已經明確指出，在查清徐永光的經濟問題之前，他不能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徐已向領導提出報告）。而我從中紀委得到的一個資料是：近年領導幹部腐敗案件中查出有情人、小蜜的，占全部腐敗案的85%以上。因此，我建議中直機關紀委順著徐永光“生活作風有問題”這一線索，繼續查下去。 我呢，在這裏也給中直機關紀委的同志們提供點線索。 ——徐永光在青基會內就有情人，而且這件事在單位內鬧得人人皆知。徐的情人是90年代中期才從政法大學畢業的（法學碩士），徐爲了方便與她“單線聯繫”，早在1994年就用公款購買了一部移動電話給她用！這位年輕女性對老徐很投入，因爲徐不能離婚，她曾試圖自殺（未遂）。又因爲這位女青年的父母不在北京，因此自殺未遂送醫院後，徐便要青基會女職工（包括我）前往醫院輪流看護、勸慰。後來，徐的這位情人離職前往美國學習，徐並在2000年春節前往美國，探望過她。我相信，該女士出國之費用，應該是徐永光私下提供的。 ——或許是因爲有“把柄”被夫人抓在手裏，因此徐的夫人經常到單位裏來找徐永光吵鬧。徐萬般無奈，有時便懇請我們這些女職工幫他“擋駕”。也因爲這個緣故，我和徐的夫人也很熟。直到我離開青基會之後，徐還爲自己離婚之事打電話找我，問：“我老婆說，如果我敢和她離婚，她就和易曉聯合起來揭發我，聽說他們已經達了書面成協定，喂，你說她這是嚇唬我呢，還是真的？” ——徐永光等中國青基會主要負責人，還有一個習慣：喜歡去歌廳，而且喜歡找小姐陪。在北京是這樣，出了京城就更加肆無忌憚。爲掩人耳目，徐有時也會叫上本單位女職工或未婚男青年陪著去，當然，找來小姐之後，徐就把我們這些“外人”支到另外的包房裏去。這絕不是一次、兩次的偶然事，而是一種習慣。付給小姐的小費，全部開成“餐費”，用“希望工程工作經費”予以報銷。 ——中國青基會活動多、聚餐多，徐自己更是經常到外地“檢查工作”。每逢這時，徐就會讓飯桌上的人講黃段子（注：黃色笑話），誰要是不講或講不出來，徐就提議罰酒。徐能夠在酒桌上發出這一倡議，他當然會帶頭講。他不僅會講，也真的敢講，不論是當著地方黨政領導的面，還是當著系統內的團幹部，他都會興致勃勃地講黃色段子。 ——記得有一次在江西，因爲他黃色段子講得生動，當地縣委書記還不讓他走。遇到有人對此表示“難以理解”，他還有一套“理論”，美其名日“提高工作效率”。搞到最後，連希望工程系統內召開年度工作會，他都沒正經。例如，有一年希望工程全國工作會，他在講到希望工程助學金的收費標準調整時，在“一次性交400元錢就可以改變一個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的命運”這句話時，故意把句子斷成“性交”和“400元錢”，並加重了語氣，然後自己在主席臺上先笑了起來，隨後，當然是哄堂大笑。 ——徐永光“以身作則”，青基會其他領導也不甘落後。本來，青基會發放獎金的特點就是“背靠背”，掌握在顧曉今辦公室的小金庫裏的獎金，其發放更是只有“天知、地知”以及徐、顧二人知道！財務部的人只知道，顧曉今哪里有就遠用不完的款，她還經常私下給她喜歡的男士發沒明堂的獎金（我在青基會時，別人認爲我知道顧曉今那裏小金庫的事，無意中向我透露的）。 或許有讀者會問：你說徐永光貪污，那麽他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 我揭發： 第一，參與希望工程“1+1”結對救助的人，有不少人都是救助的小學三、四年級失學兒童，問題是，孩子們兩三年畢業後，“剩餘的錢”幹什麽用了？徐的答復是：“轉給其他需要救助的失學兒童了”。但我要請教：海內海外，哪位捐贈者在這一“轉移救助”過程中重新填寫過“結對卡”？其實，徐的做法有嚴重漏洞。不讓捐贈者填寫第二份“結對卡”，從邏輯上說，要麽證明著第一次的填寫是徒有虛名；要麽證明“剩餘的錢”被某些人貪污了！ 第二，徐永光曾發起捐獻“希望書庫”活動（我曾經爲這一書庫捐出3000元人民幣，但收入比我高的徐永光反而沒有捐），共計收到捐款3000多萬元，但真正做到了“專款專用”的只有2000萬元，另外的1000多萬元就，全部被用於堵窟窿和開支各種不能列支報銷的費用了。正因爲如此，希望書庫的捐贈活動才遭到許多人的質疑（參見《徐永光說希望工程》第……頁）。 第三，徐永光曾在香港開設未經審計的秘密賬戶，收到捐款後，直接將其“蒸發”，供自己揮霍。 第四，徐永光投資失敗多，收益少，但就是那麽一點不多的收益，徐還不肯將其按規定劃入希望工程主賬戶，而是存入他們自己的小金庫，以便自己違規使用。 第五，還有個能夠從側面予以證明的“短消息”。1994年2月，徐永光接受明報記者採訪。記者問：“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希望工程總部工作人員目前的月平均收入是多少，其中工資部分有多少、福利獎金有多少？”徐答：“這個問題我恐怕回答不來，回答不準確，因爲我都說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錢”。我可以作證：徐永光連工資都懶得到財務部去領。不知道自己月工資、獎金是多少的官員，十個有九個是貪官——因爲他們已經看不上、也不關心自己的正當收入了！ 南方周末記者方先生說得好：黨中央一再強調：反對腐敗，決不手軟。作爲党的助手的團組織，其系統內部的腐敗難道就不該予以揭發和反對麽？ 我對黨中央的反對希望工程腐敗案，仍然充滿信心。 （完） | |
NO:895_19
| 讀讀樂 於 2002/08/27 01:36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姜蕾 最新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中國人對艾滋病產生了恐慌。專家指出，對艾滋病的恐慌，非常不利於艾滋病的防治，會使艾滋病患者與病毒攜帶者在我們身邊“潛伏”下來，最終導致更大規模的傳播。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項目，此調查歷時1年，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進行的一次全國範圍的隨機抽樣調查，抽樣代表性達到95%以上。 據負責此項調查的潘綏銘教授介紹，知道艾滋病的人很多（95%以上），但真正了解艾滋病的人卻很少。潘教授認為，面對艾滋病，我們最需要和最重要的知識，並不是知道不知道它的危害，而是是否知道它的傳播途徑。舍此，任何預防工作都無從談起。但是，僅僅知道什麼途徑可以傳播艾滋病，仍然遠遠不夠,還必須知道,哪些渠道不會傳播。否則，我們對於艾滋病的警惕就會變質為恐慌；我們好心地提倡的熱愛生命，就會變質為膽戰心驚、無所適從。 調查發現，在自認為懂得艾滋病這個詞的人裏，除有92.8%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過血液傳染給別人外，對其他傳染途徑卻知之甚少。居然有53.6%的人認為如果使用艾滋病人用過的碗筷，就會被傳染上艾滋病。還有超過四分之一（26.3%）的人，不知道會不會傳染。也就是說，能夠正確地認識到：艾滋病不是通過飲食和消化系統傳播的人，剛剛達到五分之一（20.1％） 。 那麼，艾滋病人對著別人打噴嚏，會不會把艾滋病傳染給別人呢？有49.5%的人居然認為會傳染！此外，還有28.7%的人說不清會不會傳染。換句話說，能夠正確地認識到：艾滋病不是通過空氣和呼吸系統傳播的人，只比五分之一多那麼一點點（21.9％） 。 在性生活中，如果正確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會不會傳播艾滋病呢？儘管在這個問題中已經提示了“正確地使用”和“完好（無損）的”這樣兩個字眼，已經有誘導之嫌，但是仍然有45.3%的人堅定不移地認為：那也會傳播！還有39.3%的人說不清。如此算來，回答正確的人僅僅達到四分之一（25.5％） 。面對這樣的數據潘綏銘痛心地說：“究竟是誰向人們傳播了謬誤？緊跟著這謬誤的，難道不就是艾滋病嗎？” 早在4年前，潘綏銘就發表過題為《恐慌，不能預防艾滋病》的文章，4年過後，他悲哀地發現，艾滋病恐慌已經成為中國的嚴重現實。如果把以上5種知識綜合起來，得出一個對於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知識的“總分”，那麼計算結果很不理想：在5種傳播途徑中，全部回答正確的人，僅僅有3.8%，答對4個的是8.5%，答對3個的是11.7%。按照60分及格的標準，在5種傳播途徑裏，至少必須正確回答3個，才能算及格。這就是說，在被調查者中，滿打滿算，也只有24.0％的人及格，連四分之一都不到！換句話說，被調查者平均只答對1.69個問題，而正確回答者的中位數僅僅是1.0。反過來看，一個都沒有答對、陷於高度艾滋病恐慌之中的人，卻高達20.3％，僅僅答對一個問題的人有50.4％。兩者相加，對艾滋病相當恐慌的人達到70.7％。如果再加上僅僅答對兩個問題的人，那麼對艾滋病產生了恐慌的人就高達76.0％！ 再進一步看，如果把“輸血會不會傳染艾滋病”這個問題去掉，只考察其他4個問題，恐怕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只有12.6%的人答對了3個或者4個問題，而一個都沒有答對的人居然是49.0%；所有人平均只答對了0.92個問題！ 潘教授認為：善良的人們也許會覺得，小心無大錯，把不會傳染的途徑誤認為是可以傳染的，可以讓人謹小慎微，總比反過來的誤認要好得多。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一廂情願。在當今中國，已經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可能已經達到數萬甚至更多。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真的知道某個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又誤以為空氣（呼吸）、消化系統（飲食）和皮膚（握手和接觸）都可以傳播艾滋病，那麼我們還能跟那個人居住在同一方水土上嗎（更別提幫助他治療了）？可是我們又不能殺了他，恐怕也不能把他關起來，因為沒有人願意做看守。結果我們只能格外努力地歧視他和排擠他。於是他終於如我們所願地遠走高飛了。於是，他也就把艾滋病病毒帶到了新的地方。他到了新的地方，還敢暴露自己的真實情況嗎？還敢去治療嗎？可是他卻仍然要過性生活，他可能去醫院打針甚至輸血，她可能懷孕生育。於是，艾滋病就在新的地方傳播開了。 艾滋病，實際上是一種體液（血液、精液）傳播的疾病，空氣、飲食和（無傷的）皮膚接觸都不會傳播。艾滋病可怕，但是可防，而且容易防。 “如果在大眾的恐慌的驅趕下，中國現有的數萬或者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如此行事，那麼我們的預防工作還有多大的意義呢？即使他（她）並不想把艾滋病傳播給別人，卻也認為，哪怕正確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也不能防止艾滋病的傳播，那麼他（她）還會使用避孕套嗎？結果，我們預防艾滋病擴散的這個最後屏障，豈不是就這樣輕易地被恐慌和錯誤認知給化解掉了？在許多特殊人群裏，例如所謂‘小姐’，這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艾滋病也許會更多更快地傳播到普通人中間去。” 來源：《青年時訊》 黎家明 警告 。 全世界約有2180萬人死於艾滋病。 。 有3610萬人攜帶艾滋病病毒，其中有430萬兒童。 。 目前全球的艾滋病孤兒人數為1200萬，到2010年將上升至4200萬。 。 2000年一年，就有約530萬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 全球每天有8000人因艾滋病而死亡。 。 全球每天有16000人成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50%以上為15∼24歲的青少年。 。 今天的世界每1分鐘就有11個人感染艾滋病！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皮澳特博士說：到今年年底，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超過100萬。有證據表明，艾滋病病毒已經開始在一般人群中傳播。如果迅速採取行動加以預防，在未來10年內，中國可以避免10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恥辱和歧視問題得不到解決，艾滋病也就得不到解決。（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過60萬人。但由於大量病例被漏報，專家估計實際數是報告數的5到10倍。） —— 聯合國艾滋病聯合規劃署今年6月的統計 我為什麼寫《最後的宣戰》 我是一個艾滋病感染者，從今年7月開始在《榕樹下》網站發表我的文字《最後的宣戰》，至今已經有4個月了。我在寫《最後的宣戰》的時候，開始失眠，原已平靜的心再次重回可怕的魔境。我想讓看見我的文字的人：能夠真正了解艾滋病，盡可能少的人重蹈覆轍；能夠了解我們真實的生活狀態，給像我一樣的弱勢人群更多的理解和鼓勵。如果有人可以在即將迷失自己的那一刻，能想到我這樣一個人經歷的悲慘故事，而放棄那些危險的遊戲，遠離艾滋病這個惡魔，我就滿足了；如果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一些防治艾滋病的知識，從我真實的心靈歷程裏，感受到生命的寶貴和脆弱，珍惜生命，我就欣慰了；如果能用公開我一條命的悲哀，換回一個年輕、鮮活的生命，那我做的就是值得的。死亡只要有意義，或許可以少一些遺憾和傷痛。既然我已經不能像我原先設想的那樣，如一個健康的人為社會創造些什麼，那麼就讓我的文字使更多的人避免這場災難吧。 我要大聲喊出來：艾滋病就在我們身邊，它真的離我們很近很近！這是求生的吶喊和對艾滋病魔最後的宣戰！為我們，為更多還沒真正知道這個魔鬼，但隨時可能加入我們的人！ 艾滋病（AIDS）的傳播途徑只有三個： 1. 同HIV感染者發生無保護的性行為。 2. 接受了被HIV污染的血液。 3. 被HIV感染的母親傳染給未出生的嬰兒。艾滋病是一個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 我現在已經坐在高速通向死亡的列車上，中途還有停靠站，還有人上車。 這輛列車上，還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我不願意花時間和我的鄰座一起指天罵地，痛哭悲嚎，自憐自艾，那樣我將錯過窗外多少美麗的風景。如果我們可以鎮定自若地面對終點，絕望的應該是死亡本身！死亡絕望的時候，生命的奇跡也許就會發生。 我的病友們 我選擇過死亡，知道在那一刻是怎樣的絕望，是怎樣無奈。在最後的日子裏，我們還要違心地回避親情，還得躲避大眾的鄙夷和唾棄。我和我的朋友沒有再去轉嫁自己的痛苦和絕望，我們正在靠自己的努力，艱難的求生。 我們還在工作，還在和健康的人們一樣為社會做貢獻。我們是病人，但我們不懦弱！ 生病以後，我有了一個新的通訊錄，裏面是除了醫生就是病友的電話號碼和Email地址，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一個傷心的故事。我的通訊錄在加厚，病友也越來越多了。有朋友是快樂的事情，在絕境中有可以相互關照的朋友更是幸福的事，可是這樣一個個鮮活的年輕生命記錄在我的通訊錄裏，意味著什麼呢？ 在我這些朋友身上，我看見了堅強，他們中有的人在網上耐心安慰那些懷疑自己被病毒感染的人們，用一個個年輕而飽受磨難的心，規勸人們小心，善待生命，並用自己對生命最深切的體會激勵所有身處困境的人們。有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實現自己的夢想和價值。 我們小心地、努力地製造著屬於我們的信心和快樂，盡可能多地傳遞給每一個人，因為我們還想活著更有意義。生病以後，我儘量克制自己不去想家和家人，每一次的思念都灼蝕我好不容易建立的平靜，像一根鈍鈍的針慢慢地刺向我心深處。作為一個不孝的兒子，一刻也沒有忘記我的家人，每一天都在祈禱他們的快樂和平安，每一天都在體會他們在突然沒有了我以後的悲哀和痛苦。我全部的努力就是為了這樣的日子來的晚一點，晚一天也好！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生死相許？我的病友中有相愛的戀人，他們的愛人是健康的，艾滋病在他們眼中根本不能和他們偉大的愛情相提並論，死神在這裡真的望而卻步了。真誠地善待自己所愛的人，勇敢面對疾病，使我的這些病友獲得了愛情，重新體會生活的完整和美好！我羨慕他們，羨慕這苦難中來之不易的愛情，也深深地祝福他們，一路走好，長久再長久！ 從來沒有對社會的仇視和敵意，我的仇恨已經全部射向了我的病魔。目前正在我的身體裏瘋狂複製的病毒，無論它多麼邪惡和詭秘，它必將葬身在我的身體裏，我年輕的身體就是它們最後的墳墓！現在我是對它無能為力，但最終我是他們的終結者。我現在就有一個體會，越是我在乎的人，我就越怕傳染給他們，明明知道不可能傳染的途徑，自己也是小心再小心。得這種病的痛苦我體會夠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呀！ 善待這個弱勢、悲慘的群體，就是善待健康的人們自己！艾滋病的流行不只是健康問題、經濟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受害者，應該得到人道主義的理解和幫助。難道非要將病人逼到無法承受各種壓力，報復社會？ 不要歧視和厭惡我們，我們已經用我們的生命做了代價，更何況我們中有很多人是無辜的，就是為了挽留生命的一次輸血。也許我們感染的原因不同，但每個感染者都是擁有生存權利，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讓我們能夠少受疾病以外的心靈折磨，能夠擁有普通病人的待遇，能夠擁有一個體面的葬禮！ 生命的價格 我接受過《北京青年報》、《上海青年報》、美聯社、法新社記者的電話採訪。我答應接受採訪有一個原則，特別是外國記者，那就是我要求他們做到：我不要從他們的筆下，出現攻擊我國政府的任何言論，因為我熱愛我的祖國。這些記者是誠信的，我感謝他們。他們幾乎在採訪的最後都會問我兩個問題：一、我希望他們給我什麼樣的幫助？二、我最想通過他們向世人說的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給所有的病人公平，希望藥商對發展中國家儘快降價，就是給我最大的幫助！ 對於艾滋病的治療，現在國際上認可的療法是雞尾酒療法。在中國，費用大約是人民幣7000元/月（不含住院費和檢測費用），全國大約只有一百多人在使用這樣昂貴的治療。雞尾酒療法可以降低HIV病毒數量，但是不能全部消除。鉅額的治療費用令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巴西曾經是全世界艾滋病發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多年來，巴西政府一直將防治艾滋病作為國家的重要工作，在藥品研究和生產上投入鉅資。巴西自1993年開始自己研製防治艾滋病藥品，至今已經擁有6家制藥廠，生產世界上現有12種防治艾滋病藥品中的7種。由於這些藥品由巴西自己研製生產，藥品價格在近3年內下降了70%，並為巴西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節省了大筆開支。僅2000年停止進口美國和瑞士兩家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藥品，巴西衛生部就節省開支39%。同時，由於自己研製和生產的防治艾滋病藥品的普遍使用，近4年來大約有3.8萬人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因艾滋病住院的人數下降80%，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數減少了50%。巴西全國現有艾滋病患者54萬人，佔全國成 年人口的0.57%，艾滋病患病率已經從世界第3位下降為第42位。 巴西是我們最好的榜樣。巴西有54萬艾滋病患者，我們國家有60萬，巴西人可以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也應該可以做到。我堅信，當人類生存面臨疾病威脅的緊急時刻，所謂人命關天，商業利潤和技術專利必須讓步！希望所有的治療艾滋病藥物的專利能儘量快地開禁。 所有願意理解和幫助病人的善良的人們，讓我們一起為此不懈地努力吧！ 這一天的早日到來，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病人有希望活下去，最終戰勝這個世紀瘟疫！希望我們國家的有關機構能更加積極地為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在中國的降價而努力。我想這也是中國60多萬個生命共同的呼喚！ 我們的節日 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我去醫院包紮，我可以坦然地對醫生說：我是HIV攜帶者，請注意消毒，而醫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靜。如果有一天，我去理髮，我對理髮師說：我是HIV攜帶者，請注意消毒。而理髮師和其他客人都能很平靜。那一天，就是我的節日！那一天，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站在陽光下，平等地享受生活的樂趣和生命的自由，享受家人和朋友的關心和鼓勵，重新鼓起勇氣，坦然面對命運的安排。那一天，就是人類成功防治艾滋病的節日。也許我看不見、等不到那一天。但我堅信，那一天必將來臨。否則，那就是人類自己的悲哀，艾滋病魔還會倡狂下去。今天，我已經看到希望，人們對自己生病的同胞給予了越來越多的理解和支持，相信我們的節日就會來到。 我們人類還沒有辦法終結HIV這個魔鬼。如果你們身邊有人和我一樣生了這樣的病，只想你們對他們說一句寬慰的話，給一個善意的微笑，讓他們有信心面對疾病！ 最近幾年，我們國家加大了在這方面的管理和防治力度。相關法規和政策出臺，全國各省都設有HIV檢測機構。有經過培訓的醫生負責檢測，並為病人嚴格保守秘密。我遇見的所有醫生都為我保密，他們都是友善的。沒有一個醫務工作者歧視我，相反他們給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勵和情感上的理解。 從他們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包容。我們眷戀的這個世界，很多時候真的很苦，所以有恨和遺憾。但它依然燦爛美麗，而且會越來越好，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真誠的愛…… 中國首屆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2001年11月13日在北京舉行。這是自 1985年中國首次發現艾滋病病例以來，由政府召開、社會各界參與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艾滋病防治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預防艾滋，付諸行動”。這是中國防治艾滋病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別提到，目前我們正在應對兩個新的挑戰：恐怖主義和艾滋病。任何時候，我們人類都面臨敵人和災難，但永遠不應該是我們人類本身！ 讓我們能夠團結起來，共同面對我們人類共同的敵人 — 艾滋病魔！我們最終一定能戰勝艾滋病！只要我們攜手就能做到！ 2001-12-01 昨天，河南睢縣東關村（艾滋病村）村民來京上訪並遞交政府呼籲書。他們提供的呼籲書上就有80餘位感染者的簽名，同時提供了20餘位因艾滋病而死亡者的名單。據他們說，他們村至少有300名感染者。向衛生部遞交文字材料的同時，還同時上交了一盤長約90分鐘的用家用攝像機錄製的感染者口述的錄影帶。 呼籲書全文如下： 我們是來自中國河南省商丘市睢縣城關鎮東關村的農民，在中國傳統的春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投書社會各界，一是公開我們村莊及附近村莊的艾滋病狀況，二是向社會各界尋求幫助，三是呼籲社會各界尊重艾滋病人、關愛艾滋病人。 從1993年開始，睢縣公療醫院、睢縣衛生防疫站在我們縣城開辦了血站。這兩個血站不是以向醫院提供血漿服務的，而是以賺錢為目的的，所以，他們在縣城周邊地區大作廣告，宣傳賣血如何如何好，賣血可以賺錢致富等等。睢縣當時在任的縣長田其義（現任的商丘市教委主任）在電視臺為血站做廣告：“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號召全縣人民都去賣血。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這些農民在縣長廣告的指引下，紛紛來到這兩個血站出賣自己的血漿。由於他們為了多賺錢，降低抽取血漿的成本，對應該有的衛生措施一概沒有。更由於採取的是“單採”方式，導致很多人的血液混在一起之後，又被回輸到體內，這樣做的直接後果是血液的污染。 我們在賣過自己的血漿之後，就成了血液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從1999年開始，我們村莊裏邊有人開始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後來，這樣死去的人多了，有人在省衛生防疫站查出來我們村莊的這些人得的都是艾滋病。截至2001年底，我們村莊裏感染艾滋病的人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還要多，而死去的人也已經有很多。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當中，我們從此看不到了生活的希望。 社會各界的朋友，你們可能無法想像我們的痛苦。一個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的人，或許上午還能在人前有說有笑，但是到了下午就可能病倒在床，而三、五天之後就有可能死去，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村莊裏面已經發生多起。而沒有死去的病人也沒有一點的辦法遏止病痛的發展，因為治療艾滋病需要大筆的錢財，這對於我們這些貧困的百姓來說是沒有能力自救的。很多人家，為了給親人治病，賣光了家裏一切值錢的東西，甚至是口糧。 整個村莊就是這樣在看不到邊的黑暗裏面生活著。 在中國的傳統節日新春佳節到來之際，出於無奈，我們向社會公開村莊裏面的真實情況，因為，我們也想過上一個新年，或許這個新年會是很多村民的最後一個。他們，或許在過完這個春節之後，就會走完自己的生命歷程。 死去的人我們無法挽留他們生命的存在，但是，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他們的身後一般都會拋下年邁的老人、年幼無知的孩子。剩下的人，更是看不到活著的希望，因為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們一個村莊的悲哀已經無法用紙張來書寫。 艾滋病人需要活著，我們現在比任何人都知道生命的珍貴。 我們的死去應該有人承擔責任，我們會為自己的權益爭取而努力。 我們渴求社會各界的幫助，更希望得到社會的尊重，更渴望正常的眼光。 —— 來自河南省商丘市睢縣東關行政村的部分村民 Source: New Century Net 編者按：一個害怕人們知道真相的機構“中宣部”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艾滋病報道和艾滋病教育的干涉，其應該對中國艾滋病在國人無知中迅速蔓延負責任，其應該對國人因無知而恐慌導致最近的艾滋病扎針恐怖傳言負責任，但是中宣部近日卻在內部通報中指責國內媒體的正義之舉，中宣部認為，媒體對艾滋病的報道影響了社會穩定。實際情況是，因為無知而導致艾滋病在農村地區氾濫，因為無知而恐慌，影響社會穩定。中宣部應該懂得，一個無知的社會絕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而今天要讓人們繼續無知已經不可能。 萬延海 2002年2月22日 【多維新聞社23日電】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最近下發的一份內部通報中指出，去年中國新聞報道存在十大問題，其中特別提到傳媒報道內部消息時把關不嚴，例如將中央領導有關減持國有股的內部講話公佈出去，導致股市震蕩，中央領導對此作出嚴厲批評。該份內部通報再度要求傳媒收緊報道尺度，重申傳媒一律不得隨意下載網上新聞，包括《人民網》和《新華網》在內，也不能隨意下載轉發。 據明報23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宣部的通報內容涉及二○○一年新聞報道存在的問題及近期報道的把握要點。通報要求對台獨、東突（疆獨）、藏獨、極端宗教以及法輪功等問題，報道時要極度慎重。對股市問題報道要慎重把握，中央領導對此曾有嚴厲的批評，傳媒寧可少說、不說，六千萬股民得罪不起。 通報重申，今後各報刊對重大政策出臺的報道，必須用新華社通稿；涉及中央領導及其親屬的報道，一定要送審。通報還重申，今後報刊一律不得隨意從互聯網下載網上新聞刊登，包括從《人民網》和《新華網》下載，也須嚴格把關。 通報還對當前新聞報道應注意把握的幾個問題作了提示，其中包括：新聞報道不要授人以柄，無論是正面報道或輿論監督，要注意積極引導，不要因為報道某些問題給人造成口實；同時輿論監督不要跟□小報小刊走，特別不要跟互聯網炒作。 中宣部的通報稱：中國新聞報道存在十大問題: 1. 把關不嚴。有些報道出現嚴重錯誤，例如有報紙鼓動起訴黨委； 2. 公開報道內部消息。例如去年公務員加薪百分之三十、中央領導有關國有股減持的內部講話等； 3. 對重大突發事件任意炒作； 4. 公開報道重大疫情，影響社會穩定，例如愛滋病的報道等； 5. 民族宗教問題報道不當，傷害民族感情； 6. 追求獵奇，刊登不實新聞，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 7. 刊登格調低下、庸俗的文章； 8. 泄密； 9. 隨意從互聯網上下載新聞刊登； 10. 推崇宣揚西方的新聞觀、價值觀。 據新華社北京2002年3月10日電，人大代表、江西省兒童醫院重診監護室主任朱綠綺認為，近年來，一些地區農民就醫難問題日漸突出，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民群眾往往小病拖成大病，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時有出現。目前，約佔總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著2／3比重的醫療衛生保障服務，而佔總人口85％的農村人口只享用著不到1／3比例的醫療衛生保障服務。 朱綠綺說：“我在工作中接觸到大量農民患者，許多大病都是小病拖出來的。農民說他們不怕窮，就怕病，藥費越來越高，農民越來越看不起病。” 來自江西省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劉炎鈴代表說，根據統計，中國城市人均衛生事業費用38.3元，而農村人均衛生事業費用只有9.9元，農村醫療衛生投入費用只佔總投入的16％左右。1990年至1999年農民純收入增長了2.2倍，而醫療費用卻同時上漲了5至6倍。 朱容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高度重視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農村醫療保障辦法。 朱綠綺和劉炎玲說，要解決農民看不起病的問題，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是國家能夠儘快出臺具體的政策法規，加快完善落實醫療保障制度特別是農村醫療保障，同時對一些大病患者，應該有專門的救助措施。比如在這類患者的醫療費用高到一定數目時，國家要給予一定的醫療保障，或設立農村醫療基金，給他們以補助；二是加快醫療衛生改革步伐，儘快完善預防為主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目前不少農村、小城鎮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在慢慢萎縮，缺乏一些基本的衛生保障服務，比如婦幼保健和地方病防治等工作，都存在滑坡跡象；三是降低農民看病的成本。國家要針對農村的特殊情況，在加強醫療設施基礎建設的同時，加強和組織常用藥品的生產，專門投向農村，以解決一些新、特藥品價格過高農民吃不起的問題，大中城市的醫院應針對農民患者特別是大、重病患者設立農民看病專門通道，制定相應規定，減少農民看病的綜合支出。 新華社北京 記者沈虹冰 白林 開始於1995年的美中基因合作研究，因參與研究的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被指控存在廣泛的違規行為而在最近暫停並受到審查。據悉，安徽地區大批農民在對有關研究目的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哈佛大學與中國的合作項目貢獻了血樣。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地處大別山區的安徽省岳西縣頭陀鎮交通十分不便，全鎮有一萬多人，每人僅有耕地0.7畝，去年人均收入才1400元人民幣。正是因為地理偏遠和經濟貧困，這裡有大量人群具有同質遺傳構造，從而為尋找基因與治病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樣本。報導說，開始於1995年的這一研究計劃，是以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安徽有關大學合作的名義進行的，研究的對像是岳西縣的農民。 報導說，當地數以萬計的農民參加了體檢抽血，但是由於其中許多人根本不識字，他們對自己的血樣被送往何處以及派了何種用場一無所知。 岳西縣頭陀鎮松山村農民儲勉齋一家四口曾兩次到當地衛生院參加體檢抽血，並在一份材料上簽字，他們不知道血樣後來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基因庫用於人體研究。儲勉齋說：“1996年和1997年兩年，我們兩次抽血樣。他們沒有講什麼，只是說中美合作醫療，抽血樣能研究治哮喘病，我的兩個孩子有哮喘病，他們還說免費檢查身體，以後看病可以免醫療費，我們當時不知道這是什麼項目。”儲勉齋說，他們全家最後每人只拿到三十塊人民幣，其他任何補償都沒有。 中國日報揭真相 中國官方媒體指出，在國際上，“知情同意”是生命研究領域公認的一項研究準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7年發表的<<人類基因組宣言>>中指出，任何有關人類基因組及其應用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生物學、遺傳學和醫學方面的研究，都必須以尊重個人，或在某種情況下尊重有關群體的人權、基本自由和人的尊嚴為前提。 在中國媒體報導上述事件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下屬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對哈佛大學的人體研究項目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研究人員事先沒有通知被研究對象檢查時有可能出現不舒服的症狀，而且使用農民不能理解的複雜語言，讓他們在合約上簽字，這違反了知情同意的權利。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致函哈佛大學公共衛生院院長，要求該院對其中一項指控做出回應。 信函說，2002年1月<<中國日報>>刊登了記者熊蕾的一篇報導。報導說，安徽省頭陀鎮一位農民參加了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哮喘病基因研究。這位農民說，他為了給孩子治哮喘病，曾兩次參加抽血，並在一份材料上簽字，但是沒有人告訴他材料是什麼，他在沒有帶眼鏡的情況下，根本看不清材料上寫的是什麼。這位農民就是本篇報導一開始提到的儲勉齋。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要求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採取措施，對違規行為進行修正。 哈佛大學亡羊補牢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外關係部主任羅賓.赫爾曼日前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在收到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的信後，開始對違規指控及有關人員進行調查，目前研究計劃已經暫停，何時恢復還不知道。哈佛大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人類保護研究辦公室以及該院內部的審議，都沒有發現對被研究對象造成任何傷害的事例，但是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的確提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存在疏忽，應在程式上加以改進。”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聲明還說，他們已經在全院範圍內實施質量改進計劃， 對中國項目的程式進行獨立審查，同時對負責有關項目的兩名研究人員採取了糾正措施，措施包括對研究人員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特殊教育；讓資深研究人員對該項目研究人員的數據分析進行監督；所有外文的“同意書”必須由一個獨立的翻譯再翻譯成英文，以確保文字的準確等。 安徽省岳西縣頭陀鎮松山村農民儲勉齋說，雖然這一項目出現問題，他還是希望中美合作醫療能夠繼續下去。我們還是抱著治病的態度，醫院裏對我們的態度不錯，我們也希望對中美合作做出貢獻，研究項目能否搞成功，這不是我們的事情，這是領導上以及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這個研究能繼續下去，取得成功。 美國之音 2002年4月16日 蘇小蕙 在當今中國，上醫院看病是讓民眾傾家蕩產的最快途徑，而對農民而言更是悲慘。鄧小平以改革的名義，完全摧毀了中國農村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中共政府現有的醫療保健制度的結果是，最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的人口恰恰是被迫負責最大部分醫療費用的人口，中共的醫療保健制度是全球最不公平的。 13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Susan V. Lawrence文章說，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65歲老人楊徵善(音譯，Yang Zhengshan)在省會銀川附件的一家醫院住了三個星期，大夫給他拍了4張X光照，做了一個核磁共振成像(MRI)照片，診斷他中風，通過症狀，楊徵善康復了。他受到的帳單是1,350美元，而出院後的醫療費用還有每月30美元，而在楊徵善家鄉，平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所有的醫療費用都是他自己出，因為，向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農民一樣，他沒有醫療保險。幸運的是，這位老人有4個孝順的兒子。 在過去20多年中，中國農村的9億人口中的絕大部分沒有能夠從中共政府中得到任何醫療健康福利。對於中國農村的老弱病殘來說，由於急劇上升的價格和日益減少的中共政府提供的醫療福利，中國農村的醫療健康危機正在日益惡化。 在1950-1970年代的毛澤東統治之下，中國農村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曾經獲得全球其他國家的稱讚，毛澤東曾經在村莊中設立醫療站，城鎮中設立衛生中心，縣城中都有規模較大的醫院。在村莊中，農村人民公社有公費支付工資的“赤腳醫生”，病人看病支付費用只是一種形式而已，地方政府還資助農村的醫療衛生。 1979年，鄧小平以改革的名義摧毀了農村集體，而同時他卻沒有在農村醫療保健方面提供新的替代方案，結果中國農村的衛生基礎設施被破壞得赤地無餘。 隨著中國農村醫療保險的天天削減，和一天高於一天的醫療費用，中國特別是農村正在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這可能使中共一向大肆吹噓的一個成就，即在過去20年中讓2億1千萬人脫了貧，化為烏有。 遠東經濟評論文章報導，美國哈佛大學健康衛生經濟學家William Hsiao說，據他和中國方面的研究人員作的研究，中共每讓10人脫貧，由於沉重的醫療負擔，結果卻有12人顯然貧困。中共的衛生部門官員和中國之外的專家如今都將中國醫療費用和缺乏醫療保健作為中國農村第一號貧困製造者。 在中國，受到打擊最嚴重的是中共統治下的農民，因為他們收入遠比城市人口低，而有沒有任何形式的保險。中國衛生部數據顯示，1999年，農村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人口有保險，比1995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即使在城市，1999年，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二人口有保險，比1995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而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平均醫院的門診費上漲了百分之511，看一次大夫的平均費用上漲了百分之625，是收入增長幅度的2-3倍。 遠東經濟評論文章說，哈佛大學公開健康學院教授Liu Yuanli同中國衛生部官員Rao Keqin的研究表明，在鄧小平奪取中共政權後的6年中，中共農村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農村合作衛生醫療保險(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s)的居民從百分之九十下跌到只有百分之九點六。 文章說，在中共統治下，中共的政府醫療保健制度的結果是，最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的人口恰恰是被迫負責最大部分醫療費用的人口，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2000報告中，將全球各國醫療保健制度的公平合理性進行排名，結果在總共191個國家中，中共排名第188。 文章報導，William Hsiao的研究顯示，中共政府資助的醫療保健費用中的百分之六十八被中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人所享有。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每年的24百萬美元的醫療預算中的百分之八十四被只佔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享有。 多維新聞社 2002年6月9日 聯合國專題組在京發出嚴厲警告中國艾滋病處於歷史性十字路口。 6月27日，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以不同尋常的方式在北京發布了有關2001年中國艾滋病形勢的最新報告，報告所用的標題赫然是《中國艾滋病：危險的泰坦尼克號》。 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主席泰麗雅女士解釋說，之所以使用如此強烈的“泰坦尼克”比喻，是因為中國正處在艾滋病災難的邊緣，“一艘巨輪正在撞向冰山”。 這份報告稱，中國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可能已超過100萬，高於中國衛生部估計的85萬。這一數位不到人口總數的1％，仍然屬於艾滋病低流行的國家。不過，報告同時強調，給一個國家貼上“低流行”的標簽是有問題的，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它常常掩蓋局部地區已經出現的嚴重疫情。 “南非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傅愛民博士說。10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貼上“低流行”的標簽，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報告特別提到，中國的雲南等7個省份目前已經亮起紅燈，出現艾滋病的局部流行。不僅如此，艾滋病正從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在雲南瑞麗，普通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陽性檢出率竟然高達1.4％。 2001年底，全國31個省份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736名。但這個數位反映出來的不過是冰山一角，由於缺乏檢測設備和專業人員，數以萬計的、分佈在社會每個角落的感染者並沒有被發現。更重要的是，聯合國在報告中指出，隱藏在冰山一角下面的，還有許多未被正視的危險因素，如艾滋病知識的普遍缺乏、大量的流動人口、性別失衡、貧困等。這些因素容易使普通人群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從而給中國帶來無法想像的人類痛苦、經濟損失與社會破壞。 面對中國艾滋病流行的嚴峻形勢，聯合國曾頻頻示警。 1997年11月，聯合國與衛生部合作完成的題為《迎戰艾滋病》的中國艾滋病防治需求報告中就已提出，“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是中國控制艾滋病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們現在不積極採取控制措施，將坐失良機。” 如今，4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聯合國的新報告在肯定中國各界積極努力的同時，毫不客氣地作出了“收效甚微”的評價。這樣的結果令人感到遺憾。 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一位專家曾痛心地說：“在艾滋病的中國戰場上，我們屢戰屢敗，惟一感到自豪的是控制住了輸血的傳播途徑，但那本來就是不應該發生的。” 該中心首席科學家曾毅院士則指出，根據預測，如果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2010年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將達到1000萬，而2001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估計比2000年增長了40％，形勢非常嚴峻。 此外，曾毅院士說：“艾滋病感染者多來自農村，賣血、吸毒、賣淫人群也多來自農村，但目前的艾滋病宣傳教育和干預措施，集中在年底艾滋病日前後，集中在大城市，基層農村做得很少很少。” 6月26日，是國際禁毒日。在中國，吸毒更是和艾滋病緊緊聯繫在了一起，目前發現的3萬多名感染者中，注射毒品感染的約佔2/3。但是，泰麗雅女士強調，在艾滋病的流行中，處於風口浪尖上的除了注射吸毒人群，還包括性工作者、性病患者、同性戀者等各種人群。 在南非出現艾滋病大流行之後，有人曾總結說：“如果你想傳播艾滋病，你就將成千上萬的年輕男子帶離他們的家庭，隔離在一個僅有同性的宿舍裏，並讓他們很容易得到酒和商業性服務；如果你想在整個國家擴散這個疾病，你就不時把他們送回家，接近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 這樣的流行條件，在中國已經出現。哈佛大學高芙曼女士和清華大學景軍教授在6月28日的美國《科學》雜誌一篇題為《中國的艾滋病：即刻行動起來》的文章中稱，“1.2億主要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以及農村婦女中婦科傳染病的高發率，更是為艾滋病在農村的傳播提供了條件。” 曾作為福特基金生殖健康項目官員在中國工作的高芙曼女士說：“中國幾乎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城鎮，都有性工作者。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增加，安全套的使用率又比較低。如果從城市走向鄉村，你還會發現，知曉艾滋病風險和防範措施的人越來越少。所有這些，為通過性途徑向普通人群傳播艾滋病創造了條件。” “類似河南發生的大規模輸血感染今後不會再有了，吸毒感染的情況雖然還會發展，但今後更重要的是性途徑，”曾毅院士說，“這個觀點需要特別強調”。也有專家提醒，目前最令人擔心的依然是吸毒。廣西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陳傑醫生說：“吸毒一般是群體現象，一旦有人感染艾滋病，局面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廣東已經重蹈廣西的覆轍了，下一個又會是哪？福建，湖南，湖北？……” 艾滋病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清華大學景軍教授說：“農民為什麼會賣血？吸毒者為什麼共用針具？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性工作者？這些都是社會問題。”但是，聯合國的報告批評說，中國一些人士仍然僅僅把艾滋病看作一個醫學問題。 聯合國的報告還說，與聯合國大會艾滋病專題會議作出的承諾相比，《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過於保守。例如，承諾提出，到2005年，至少有90％的青年男女能夠獲得預防艾滋病的教育和服務；而中國的行動計劃僅僅要求預防艾滋病知識和在城市達到75％，在農村達到45％。 此外，聯合國認為，中國的行動計劃缺乏對艾滋病易感人群及其社會經濟環境，如性別、流動人口和貧窮問題的描述，沒有提及高層領導、關心艾滋病孤兒和少數民族、反對歧視艾滋病感染者的重要性， 也沒有提出明確的行動指南。 當一艘巨輪在大海中漂泊，就要撞到冰山時，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它沉沒。聯合國在報告中呼籲，中國各界立即行動起來，以更為開明的態度與艾滋病作戰。 報告同時強調，“‘泰坦尼克’上領航者的角色尤其重要”。2001年11月，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皮澳特博士來京出席首屆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時，就特別提到高層領導的重要性：“我們已經看到，在世界各國，當總統和總理親自負責艾滋病的防治協調，就會在他們的國家傳遞這樣一種資訊：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嚴肅地開展了。” 談到報告中那些直言不諱的批評時，聯合國系統駐華總協調員萊特娜女士說，“我們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與病毒作戰的人類”，“我們是想提醒‘泰坦尼克’上的人們迅速採取有效措施，避免一場災難”。 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主任沈潔在報告發佈會後對記者說：“中國自己也是這樣看待艾滋病流行的危險性的。”她強調，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落實各項艾滋病防治策略。 表1：中國成人艾滋病估計感染率 感染情況 1999∼1995 1996∼1997 1998∼1999 2001 2010 總感染數（萬） 1 10 50 80∼150 ？ 感染率（％） 0.02 0.02 0.01 0.2 ？ 男女比率 9比1 7比1 5比1 4比1 ？ 註： ·2001年以前後估計數位來自衛生部。 ·2001年的估計數位來自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衛生部的估計數位為85萬。 表2：部分暗娼哨點艾滋病感染率 省（區、市）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廣西 0 4.5％ 6.3％ 10.3％ 10.7％ 雲南 0 3％ 3.5％ 2.9％ 2.5％ 廣州 1％ 1％ 1.1％ 2.2％ 1.6％ 新疆 — 35％ 1％ — 2.4％ 註： 1. 數據來自衛生部。中國艾滋病哨點監測系統始建於1995年，每年春秋兩季對性病門診就診者、暗娼、吸毒者、長途卡車司機、孕產婦5種人群展開兩輪監測。 2. 2001年數據為該年度第一輪監測結果。 3. 在一些地區，如廣西，不少暗娼有吸毒史。 4. 新疆1998年在13名暗娼中發現有5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然而，由於檢測數量小，並不能得出該年度通過異性傳播已經開始的結論。 表3：雲南省2000年性病哨點門診就診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城市 男性感染率 女性感染率 孟連 8.1％ 3.3％ 個舊 6.8％ 2.4％ 賓川 6.1％ 1.3％ 瑞麗 5.8％ 13.2％ 耿馬 4.8％ 1.6％ 保山 4.3％ 2.9％ 文山 2.3％ — 德宏 1.8％ 1.4％ 楚雄 1.8％ 1.5％ 昆明五華山 1.7％ — 註：數據來自衛生部。 部分暗娼哨點安全套使用率（2000年）（圖表略，詳見報） 南方週末 2002年7月4日 新華網記者日前從安徽省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蒙城縣一起因輸血引起的艾滋病感染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經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4次開庭審理後，於最近調解結案。 被告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與原告任某達成協定，分期賠付任某醫療費、住院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各項費用共計70 萬元人民幣。 原告任某(女)是蒙城某單位幹部，1995年2月16日，她因臨近分娩住進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第二天，任某產後大出血，醫院為她輸血800毫升。當時，蒙城縣血庫尚未成立，血液是從兩名供血者身上直接抽取輸入任某體內的。當年2月22日，任某出院，病歷記載為痊癒。 2000年4月，任某參加義務獻血，體檢時發現體內含艾滋病和丙肝病毒，2000年9月14日，任某被衛生部艾滋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病情確診後，對任某及其家人精神上造成極大損害，在自我排除其他被感染途徑的情況下，任某認為自己是由於輸血引起的病毒感染，於是依法提起訴訟。 被告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沒有對任某因產後大出血在其醫院輸血，並且血液是從供血者身上直接採輸的事實提出異議，但提出輸血並不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唯一途徑，原告感染艾滋病病毒與輸血之間並非一定存在著因果關係。 法庭經審理認為，被告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在採、供血時違反操作規程，對於採輸的血液內是否存在艾滋病和丙肝病毒沒有進行檢測，即直接輸入患者體內，無法證明所輸血液是健康的，故應承擔過錯責任。 此案在查明事實，劃分責任的基礎上，經法庭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如下協議：被告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分期給付原告任某醫療費、住院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各項費用共計70萬元人民幣；雙方之間的糾紛屬一次性處理，雙方再無任何糾纏；案件受理費由蒙城縣第二人民醫院負擔。 據了解，給任某提供血液的兩名供血者，一個已經死亡，另一人經檢查並無異常。 新華網 2002年6月10日 控制目標遠未達到 防治力度必須加大 根據專家預測，如若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2010年時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將達1000萬。然而，不幸的是，2001年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長速度竟已高達40％！昨天，衛生部有關負責人在通報這一消息時稱，此情形與國家提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長10％的控制目標相距甚大，提示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大防治力度。 據介紹，截至2001年底，全國31個省份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736名，其中艾滋病病人1594名，死亡684人。在現存3種傳播途徑中，以經血傳播為主，其中因靜脈注射毒品感染佔68％，經採血（漿）感染佔9.7％，經輸血和注射血液製品感染佔1.5％，經性傳播途徑感染佔7.2％。在冊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中，男性佔80.7％，女性佔18％，主要為青壯年，20∼29歲年齡組即佔53.6％。依照各地累計報告感染者數位，排全國前9位的省份依次為：雲南、新疆、廣西、廣東、河南、四川、北京、安徽和上海。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西部地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以吸毒人群為主，中部地區以既往有供血（漿）史者為主，東南部沿海地區或大城市以性病病人和暗娼等為主。 專家們估計，截至去年底，全國實際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已達85萬，其中艾滋病病人約20萬，現存活的艾滋病病人約有8萬∼10萬人。 摘自健康報 2002年4月12日 各艾滋病組織、新聞媒體、人權團體和政府機構： 2002年6月27日，聯合國駐北京機構聯合發表對中國艾滋病的嚴重警告。在這份對中國2001年度艾滋病的評估報告中，聯合國警告中國，目前中國已經有100多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國家。根據紐約時報（2002年6月28日）報道，聯合國官員私下表示，中國已經有600萬感染者。 2002年7月1日，也就是聯合國報告發表三天后，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掛靠單位北京某民辦學校得到通知，愛知行動項目協調人萬延海必須離開該單位，而項目所在的“健康人類學系”必須停辦。鑒於此，北京愛知行動項目籌備半年的辦公室將停止工作，計劃中的資金將不能到位，一條幫助艾滋病感染者的熱線將不能按照計劃開辦，學生志願者暑期項目受到影響，而且項目工作人員為艾滋病工作的精神受到打擊；他們/她們期盼政府支持，卻迎來了政府的不寬容。 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於1994年3月，當時挂靠在北京某民辦學院健康人類學系，但是活動上相對對立。2000年和2001年，萬延海離開該學院，2002年初，萬延海重新回到該學院，負責健康人類學系工作及其愛知行動項目。因為這個掛靠，愛知行動項目得以申請大額基金的支持。 愛知行動項目顧名思義，愛與知的組合，產生了一些意義的聯想。愛知音和艾滋病近似，表示這是一個關注艾滋病防範和關心艾滋病人生活的項目。和過去艾滋病一詞的區別是，愛知表示用愛心關懷和科學知識挑戰艾滋病流行，而不是追究疾病的過錯，艾滋病一詞中的滋頗有怪罪的意味。愛知同時表示關於愛的知識、性的教育。 愛知行動項目自從成立以來，始終關心的主題是：推動公眾對艾滋病的防範意識、維護艾滋病人的權益和維護性少數人的權利。在過去的8年中，北京愛知行動項目開展了下列的工作： 1. 長期堅持艾滋病教育 2. 為艾滋病人提供幫助 3. 調查同性戀者在中國社會下受到的歧視，包括媒體、警察和精神病學治療等 4. 推動了中國同性戀的非病理化 5. 阻止了統一教會在中國進行和中國政府合作的宗教倫理運動 6. 為喬納森.曼全球健康與人權獎獲得者高耀潔醫生提供幫助 7. 推動河南艾滋病和賣血的公開化，從而公眾、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際組織採取行動 8. 為中國艾滋病立法提供參考性意見 9. 參與組織了首屆中國男女同性戀網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討會。 2001年11月，北京愛知行動項目主要負責人們決定籌建愛知行動項目辦公室，尋找掛靠單位或申請獨立註冊，項目重點從性少數人轉為貧困的大多數。2002年2月，愛知行動項目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自從項目進入有組織活動以來，項目人員相繼受到各種調查和滋擾。 2002年1月下旬某日，項目執行負責人李丹在北京市朝陽分局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同期被拘押的是來自河南省睢縣東關村的感染者趙勇和王良。趙勇和王良來北京是為廣大感染村民遞交一份給政府的求助信件，在上訪的時候，被拘押，至今身份證還被政府方面扣留。李丹被拘押是因為為感染者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2002年3月中旬，學院領導和李丹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調查，隨後北京市衛生局和衛生部也介入調查。因此，愛知行動項目計劃中的感染者培訓被阻止，感染者受到地方政府阻攔和監視，北京地區的準備與會者得到各個官方艾滋病機構（中國艾滋病性病中心和北京市艾滋病協會）的招呼：不要參加第二天的愛知行動項目活動，否則將有警察出 現。 愛知行動項目主要理事成員和志願者相繼受到政府安全人員調查。 2002年7月1日，挂靠單位被要求停止對項目協調人萬延海及其負責的健康人類學系的支持。第二天，項目辦公室門上的某學院健康人類學系的牌子被摘下。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再次走入“地下”。 作為項目主要負責人，我呼籲世界各地關注艾滋病和人道的朋友們，積極行動起來： 1. 給中國政府必要的壓力，要求中國政府行使人類成員的義務，關心艾滋病，尊重人權 2. 報告聯合國機構和主要人權組織，反映中國艾滋病工作者受到的打擊迫害，以及愛知行動項目遇到的困難 3. 向各國政府反映情況，要求在各自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中國艾滋病和人權問題 4. 在即將召開的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要求中國政府代表回答上述問題。 【背景資料：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黨組下達指令，要求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解除萬延海負責的“艾滋病求助熱線”工作職位，萬延海和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被批評為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同年8月10日，陳秉中退休。一年後，萬延海被迫辭職。1994年3月，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挂靠在某學院健康人類學系，活動上相對獨立。2002年7月1日，政府要求該學院停辦健康人類學系和調離萬延海，從而愛知行動項目失去組織“合法性”，也獲得了自由。】 萬延海 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協調人 2002年7月3日 | |
NO:895_20
| 阿幹久 於 2002/08/27 01:48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讀讀樂 加油 | |
NO:895_21
| 讀讀樂 於 2002/08/27 02:03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阿幹久大哥, 最近大哥跑去哪呀？！ 加油？！。。。希望工程嗎？還是要小弟小心愛知呀？！。。。ＣＣＣ | |
NO:895_22
| 我的名字 於 2002/08/27 02:56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這種報道在哪兒都能找得到@@ 不說大陸和臺灣就是美國日本這些國家要找這類報道也不困難... 不過看政治新聞像是在看娛樂新聞這點好像到是臺灣獨有的...><... | |
NO:895_23
| 讀讀樂 於 2002/08/27 21:47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http://big5.hrichina.org:8152/subsite/big5/article.adp?article_id=3044&subsubcategory;_id=98 2002－2003世界艾滋病運動 致謝 本文件由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Thomas Coram研究室主任、教育學教授Peter Aggleton、哥倫比亞大學Mailman 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科學系主任、Rio de Janeiro 州立大學社會醫學研究院社會醫學教授、ABIA(巴西多學科艾滋病協會)主席和主任 Richard Parker，以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法律和人權顧問MiriamMaluwa共同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起草。 背景和理由 2002－2003年世界艾滋病運動的重點是由艾滋病引起的恥辱、歧視和人權。這一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減少、最終消除發生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形式出現的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 由艾滋病引起的恥辱和歧視是防止艾滋病進一步傳播，為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充分關懷、支持和治療，以及減輕由艾滋病流行帶來的影響的最大障礙。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是普遍的，發生在世界的每個國家和地區。造成恥辱和歧視的原因是多種的，包括對疾病缺乏了解、有關艾滋病傳播的種種傳說、偏見、缺乏治療手段、媒體對艾滋病流行不負責任的報道、艾滋病無法治愈的事實、社會對性的畏懼心理、以及對疾病、死亡、非法使用毒品和靜脈注射毒品的恐懼等。 在2001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艾滋病特別會議通過的<<承諾宣言>>強調了解決由艾滋病引起的恥辱和歧視問題的重要性這一全球共識。在世界範圍內，與艾滋病流行相關的羞恥和恥辱使人們無法對流行的原因及應採取的適當應對措施進行公開的討論、也使艾滋病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響的人感到有慚愧和羞恥、沒有機會發表自己的觀點、擔心得不到重視，其結果是，許多國家的政治家和決策者否認存在艾滋病問題，否認應採取緊急應對措施。 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還帶來了許多其他方面的影響，尤其是在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心理作用方面。有些人會因此而消沉，喪失自尊心和處於悲觀失望的心態。人們由於害怕了解是否被感染、害怕別人的反應，因而妨礙了預防措施的採取。由於認為採取不同的行為，會引起人們懷疑自己的艾滋病感染狀況，導致了那些有感染危險、受艾滋病影響的人繼續從事不安全的性行為；導致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被錯誤地認為是“問題製造者”，而不是幫助控制和應對艾滋病流行的問題解決者。在全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有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由於血清陽性遭到恥辱、歧視和拒絕獲得醫療服務案例的記載。*1 在工作場所、學校、醫療系統和社區，人們可能沒有得到艾滋病不會通過日常接觸傳播的宣傳教育，也許不知道只要採取了相對簡單的措施就可以避免感染等知識。缺乏這些知識會導致人們羞辱和歧視感染者或被認為會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以社會性別為基礎的恥辱和歧視尤其值得一提。男女兩性能力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進一步強化了社會性別關係，它與歧視婦女密切交織在一起，這就意味婦女不可能對違背自己意願的或非保護的性行為說“不”，這對艾滋病流行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艾滋病帶來的恥辱和歧視造成的影響並沒有到此結束，它還影響著社會建設性地應對艾滋病流行帶來的毀滅性後果的能力。儘管艾滋病流行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但是由於恥辱和歧視，由於害怕公開自己的感染狀況、對艾滋病問題仍是一片沉默，應對行動仍然緩慢。如在1999年，估計次撒哈拉非洲有86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了教師。在讚比亞，死於艾滋病的教師人數相當於國家每年培訓的新教師人數的一半。類似情況在許多政府員工中其他成員中也十分盛行。這種災難性後果呼喚人們要採取更多的行動。其中一部分就是要解決普遍存在的由艾滋病引起的恥辱和歧視。 聯合國艾滋病承諾宣言 恥辱、沉默、歧視和拒絕接受現實的態度以及缺乏保密性等問題破壞預防、護理和治療工作，增加了艾滋病對個人、家庭、社區和國家的影響（第13段）。 到2003年，確保擬訂和實施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多部門國家戰略和籌資計劃:迎頭痛擊艾滋病；正視恥辱、沉默和拒絕接受現實的現象；解決艾滋病的性別和年齡方面問題；消除歧視與排斥（第37段）。 到2003年，酌情制定、加強或執行立法、規章和其他措施，以保護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脆弱群體的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消除一切形式歧視，特別是確保他們享有教育、繼承、就業、保健、社會和醫療服務、預防、支助、治療、資訊和法律保護，同時尊重其隱私權；並製訂戰略消除社會上對此一流行病的烙印和社會排斥性（第58段）。 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並不是平空產生的，也不是邪惡之人臆造的想法。相反，正像過去人們對麻瘋、霍亂和脊髓灰質炎做出的反應一樣，這種恥辱和歧視來自社會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恐懼和焦慮。加深對這些問題和社會觀念的理解是充分應對艾滋病有關恥辱和歧視的基礎。反之，我們就會冒實施內容不完整的項目和干預，產出收效甚微的風險。 一些出發點 關注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並不是一件新鮮事。 *3 現在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任何社會的艾滋病流行都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在未引起人們注意時靜靜地進入了社區。接著就是艾滋病流行，出現在艾滋病病毒引起的致命感染階段，最後，第三個流行 － 恥辱、歧視、指責和集體拒絕，該流行導致了難以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前兩個流行。由於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和歧視導致人們看不到流行，並使流行轉入地下，從而使預防工作難以開展。 *4 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源自羞恥與恐懼的密切結合 － 羞恥是因為就艾滋病經性和注射毒品傳播問題存在的禁忌和道德評判；恐懼是因為艾滋病是一種相對較新的、被認為是致死性的疾病。指責艾滋病或虐待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會使流行更為隱秘，為艾滋病的傳播創造了理想的環境。控制艾滋病流行能夠取得進展的唯一方法是用團結代替羞恥，用希望代替恐懼。 2001年9月5日裴愛德(彼得.皮澳特)在南非德班召開的反對種族主義、反對種族歧視、恐懼外國人及有關的非容忍性世界大會全體會議上的發言。 那麼應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什麼是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以下四個問題是很清楚的： § 首先，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恥辱和歧視究竟是什麼，源自何處，尤其是那些推波助瀾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它們所起的作用是什麼。 § 第二，我們需要認識到恥辱和歧視與廣泛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否認個體人權和自由之間的聯繫。 § 第三，我們需要將世界艾滋病運動的重點放到激發人們更好地理解那些複雜的與恥辱和歧視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加速了艾滋病的流行。 § 第四，為結果確定目標至關重要。我們需要為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承諾宣言中確定的每個領域指出應採取的行動。這些領域包括預防、關懷、支持和治療；促進與艾滋病相關的人權；降低脆弱性，減輕社會經濟影響，包括對艾滋病孤兒或由艾滋病導致的脆弱性；與艾滋病有關的研究；解決受武裝衝突和自然災害影響的地區的艾滋病問題。 不言而喻，我們的思路和行動應該源於人權標準、原則和規範的普遍性。在世界範圍內可以發現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的無數事例。確定侵犯人權以及恥辱和歧視方式也是同樣的重要。恥辱和歧視牢固地根植於這些侵犯之中，加速了艾滋病的流行。 可以舉出許多消除這些恥辱和歧視的例子。有的時候，這些努力成功了，有些還不太成功。但是無論這些事例發生在何處，都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僅是因為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對艾滋病作出的應對，而且因為他們是照亮未來成功之路的燈塔。 恥辱有著古老的歷史淵源。*5 恥辱被描述為一種具有在別人看來，‘極大地玷辱’某個體名譽的特性。*6 它也會對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產生重要的影響。 重要的是，恥辱化是一個過程。恥辱遵循的特性（如膚色、某人的講話方式、所做的事）可以是相當隨意的。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和環境下，人們捕捉到某一特點，這一特點被看成是丟臉或可恥的。因此，恥辱化就成了貶值的過程，而不是某一件事。 許多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是建立在早期的消極思想之上，並使這些思想得到了強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常常被認為是由於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咎由自取。常常把這些“錯誤的行為”與性或非法和社會不贊成的行為，如靜脈注射毒品相聯繫。男性感染者有可能被認為是同性戀、雙性戀或嫖客。女性感染者和患者被認為是“性亂”或性工作者。家庭和社區要麼是出於恐懼，要麼是出於無知，要麼是因為指責那些首先被感染人的更加容易之故，使恥辱和歧視得以永存。 在分析恥辱產生的根源和結果時，闡明不同人群遭遇到的恥辱，尤其是男女兩性如何受到不同的影響非常必要。 非洲應對艾滋病流行的真正鬥爭正在家庭和農村展開，政府在這裡發揮的作用很小。這種類型的歧視極具個人色彩，形式多樣：學校兒童排斥在操場上玩耍的其他兒童，或姻親聯合起來，拒絕接受死於艾滋病的兒子的遺孀。 恥辱本身是有害的，因為它不僅使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產生羞恥感、罪惡感，並使他們處於孤立狀態，而且這些負面思想，會使個人去做傷害他人的事，也使別人拒絕向他們提供服務或享有應有的權利。例如，醫院或監獄工作人員可能拒絕為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或僱主根據僱員的實際或推斷的艾滋病病毒陽性狀況解除雇傭關係。家庭和社區有可能拒絕和排斥艾滋病感染者或被認為是艾滋病病毒陽性的人。建立在實際或推測基礎之上的這些行為構成了歧視和對人權的侵犯。 當把某個人劃分開來，並由此因其屬於或被認為屬於某一特定人群，而使他們受到了不公平和不公正對待時，歧視便產生了。 由於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接踵而來的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及家庭的人權常常遭到侵犯。侵犯人權加劇了艾滋病流行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個人為例，這會使感染者過度焦慮和緊張。大家都知道焦慮和緊張會對他們的健康有害。以家庭和社區為例，這會使人感到羞恥，會使他們遮蓋與流行的關係，使他們拒絕參加更加積極的社會應對活動。以社會做為整體為例，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強化了這種行為在社會生活中的可接受性，以及應該排斥和指責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錯誤認識。 在世界範圍內，發生過無數與艾滋病有關的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或被認為是感染者和患者的人： § 在學校和醫院受到隔離，包括在殘忍和惡劣的環境下。經常有監獄發生有損人格事件的報道，如犯人常常被強制禁閉，他們的最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包括醫療服務。*10 § 拒絕提供就業機會。一名南非航空公司客艙服務員由於感染艾滋病病毒被解雇。幸運的是，在法庭上，他成功地對這種歧視行為進行了挑戰。*11 § 否定結婚的權利。以印度為例，印度最高法院規定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沒有結婚和組建家庭的權利，*12 更有甚者，有些權利機構要求在結婚登記前強制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 § 從國外回國時，被要求提交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如被懷疑艾滋病病毒陽性，便被拒絕返回自己的國家。另一些人被拒絕發放簽證或拒絕入境。*13 § 不被社區接受。綜觀全球，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遭到所在社區的驅逐。在整個中南部非洲和南亞，一個被診斷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婦女，一旦她的血清學狀況被公開，就會被送回娘家或原籍。*14 § 由於艾滋病病毒血清呈陽性被殺害。1999年12月，一位社區志願者, 名叫 Gugu Dlamini 的女士，在世界艾滋病日上大膽地公開了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後，被住在德班附近的鄰居用石頭打死。 以上每一事例都說明瞭個人及社會採取的恥辱做法，其結果是產生了歧視。 眾所周知，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常常會導致歧視，反過來又會引起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他們的家庭成員，甚至是那些被推測是感染者的人，諸如家庭成員或有關聯者的人權的侵犯。 不受歧視是建立在普遍和永恒的公正原則基礎之上最基本的人權。由於個體屬於人類，所以個體要求賦於人權，這適用於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受歧視的原則是人權思想和實踐的中心，國際上主要的人權文件禁止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及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財產、出生或其他狀況基礎之上的歧視。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其決議中聲明*15 應對所有國際人權文件中出現的‘或其他狀況’一詞進行解釋，使其包括健康狀況，艾滋病也應包括在健康狀況內。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再一次確認，現有的人權標準禁止基於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真實或推測的）基礎之上的歧視。 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或被認為是感染者的人顯然侵犯了他們的人權。 認識恥辱、歧視和侵犯人權之間的關係為什麼很重要呢？有以下幾個原因： 作為應對艾滋病相關恥辱和歧視的工具，沒有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預期希望的支持，政策和法律改革產生的影響會非常有限。如果我們要取得反對與艾滋病相關恥辱和歧視的進展，社會態度方面必鬚髮生廣泛和持續的變化。 獲得這些變化需要動員許多不同的合作夥伴，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受艾滋病影響的人們、夥伴、朋友和家庭、宗教和傳統領導者、法律和民事權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商業團體和工人組織、醫生、政治家、護士和醫務人員、教師、青年領袖、婦女領袖和社區工作者、警察和軍隊。另外，需要通過廣泛的努力，解決潛在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不平等，如社會性別不平等、兒童權利、少數民族權利、難民的權利以及因受迫害或暴力衝突而成為流離失所的人們的權力不平等。 這些努力的核心必須是採取行動轉變社會態度和價值觀念。基於許多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紮根於現存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為了應對這些恥辱和歧視，必須解決這些不公正和不平等。那麼如何解決呢？ 有關反對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工作的文獻資料非常稀少。急需進行研究，以尋找出應對艾滋病恥辱和歧視最為有效的方法，也需要成功項目的範例。以下是一些成功地開展了活動和應對措施的事例。隨著世界艾滋病運動的深入，還將陸續提供類似的案例。 最新文獻回顧得出的結論是，*17 在發展中國家，相對來說開展了一些減少艾滋病引起的恥辱的干預工作(或者至少進行了嚴格的評價、記載和發表)。研究也表明，社區一直在通過以下方式減少恥辱： § 傳播資訊 § 獲得處理歧視問題的技能 § 諮詢 § 促進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更大程度地參與項目活動，以及 § 對侵犯人權的事例進行監測和營造賦予人們反對歧視的支持性法律環境 在以色列*18 和牙買加*19 ，通過同伴教育、講座、小冊子或研討會，促進了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儘管行為改變的效果還未見報道。 把資訊傳播和諮詢相結合已經顯示增加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暴露感染狀況的數量，與在烏干達 *20 和贊比亞 *21 的基線調查相比，這已經使社區的態度有了改善。在烏干達，艾滋病服務組織（TASO）和其他社區組織的工作在鼓勵人們對艾滋病持開放態度，在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家庭和社區提供支持和關懷方面發揮了重要。 贊比亞是非洲第一批以家庭為基礎開展關懷工作的國家之一。 Ndola天主教區開展的以家庭為基礎的關懷項目，由於其高質量的工作，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承認。由於社區的積極參與和志願者的努力，項目覆蓋了70%以上需要關懷的人們。*22 其結果是，不斷有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所持消極態度下降的報道。當地人獲得了應對艾滋病流行影響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自信心 *28。 在泰國東北部的Phayao省，多部門合作把一系列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是90年代後期降低這一艾滋病嚴重流行地區新發感染和促進高質量以家庭和社區為基礎關懷工作的關鍵。以人為本的方法使人們對艾滋病流行採取了更為開放的態度，推廣關懷而不是恐懼的方法進一步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和社會支持。*23 在坦桑尼亞，對教師和衛生工作人員實施了兩到三個月有關艾滋病相關資訊、小組討論、促進小學生知識、態度和行為改變角色扮演的艾滋病項目。之後追蹤幾個月發現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態度出現了明顯的改善。*24 在美國，早期的研究是對理療學生提供資訊和進行能力建設，幫助他們消除消極感受，增強他們願意治療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意願。*25 在一些研究和項目中，採用了接觸艾滋病感染者或受艾滋病影響的人們的方法。因為人們相信與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建立更為緊密的個人關係（或通過面對面交談或聽取感染者或受到影響的人們的證詞） 可以消除神秘感和誤解、激發同情感、從而減少對他們的偏見和歧視。這些工作的效果不一，有些研究報道降低了消極態度，而另一些研究顯示並未產生同樣的效果。 就應對歧視的措施而言，經常採用的是項目方式。這涉及把來自各個方面的力量結合起來，共同應對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給生活和社區帶來的消極影響。 以印度為例，Mumbai律師聯合會為因艾滋病病毒陽性而遭受歧視和被解雇的工人贏得了辯護。該組織通過公眾集會、動員公眾反對恥辱和歧視，提高了大眾對艾滋病的認識。到目前為止，其最有意義的一項成就是支持“身份保密”條款，這使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能匿名記錄檔案。 在泰國，泰國商業界抵禦艾滋病聯盟，由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125個商業團體組成，編寫了培訓教程和手冊，支持良好的工作場所政策和做法。書面報道的工作成績包括提高了對艾滋病病毒陽性僱員的接受程度和支持、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提出了需要得到制定非歧視性政策的技術援助、員工自願參加艾滋病非政府組織和/或特殊的艾滋病項目。*26 在巴西，Unilever巴西子公司實施了艾滋病預防項目，加強了公司採用國際上應對艾滋病的措施。該項目不僅針對僱員，而且也包括家庭成員和社區。公司利用品牌產品AXE除臭劑，提高了14~25歲男性的知曉度和可接受性。公司通過巴西艾滋病商業委員會論壇與其他公司分享本公司的經驗和材料。*27 印度新德里正在籌建對艾滋病人友善的醫院。目的是為了提供適合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醫療服務。正在採取的措施包括制定有關檢測前、後諮詢、保密和知情同意的重要性的政策。同時對員工進行教育和培訓，以及在對病人關懷中實施普遍防護原則。 在南非，Pretoria大學艾滋病研究中心一直積極反對員工和學生中存在的種族主義和偏見。中心還在如法律、農業和工程等教育課程中引入了艾滋病相關內容，大大加強了人們對艾滋病的理解，減少了偏見，增加了就艾滋病相關問題的討論。同樣在南非，Witwatersrand 大學艾滋病法律項目對最高法庭關於與艾滋病相關的歧視提出了挑戰，如不合理的解雇和監獄中存在的歧視等問題。 缺乏抗病毒藥物治療的可及性，在許多國家是強化和助長艾滋病相關恥辱和歧視的一個關鍵問題。認為艾滋病是“不治之症”是對受艾滋病影響的人進行羞辱的主要因素。只要艾滋病仍然被等同於嚴重疾病和死亡，公眾對待流行的態度似乎只能是緩慢地變化。基於這個原因，以及為了平等和公正，正在努力擴大抗病毒藥物的可及性。 以哥斯達黎加為例，一開始官方以藥品價格昂貴難以負擔為由抵制抗病毒藥物療法。由艾滋病患者組成的小組－艾滋病人聯盟與政府進行了一年的協商。受到挫折後，於1997年向最高法庭提起公訴，並贏得了法庭的支持，迫使政府開始向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抗病毒藥物。現在，哥斯達黎加大量的艾滋病人正在接受聯合藥物治療。*28 同樣重要的是，在哥斯達黎加和其他中美洲國家，能看到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正在極力幫助提高公眾意識和向消極陳舊的觀念和態度發起挑戰。 在委內瑞拉，Accion Ciudadana Contra el Sida (ACCSI)代表十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向法院提起訴訟。他們起訴理由是未得到恰當的醫療保健，因此他們受國家憲法，美洲人權公約、以及委內瑞拉政府簽署和批准的其他公約保護的不受歧視、享有健康和平等、獲得科學技術和社會安全的權利受到了侵犯。1997年5月，法庭支持提出的訴訟，下令社會安全體系免費提供常規治療（包括蛋白��抵製劑），其他許多案例相繼得到勝訴，其中包括起訴國防部和衛生部的案例。 在巴西，b強大的活動家運動的推動下，政府開始免費為每一位感染者提供治療。今天，巴西幾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都已獲得治療，艾滋病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實施積極的政策同時，發放許可證，以及與制藥公司協商大幅度降低藥價的成功，促進了巴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功，同時也產生了社會影響。巴西應對艾滋病的成功被認為是全球最成功的應對之一，儘管與艾滋病相關的社會凝聚力不是促進藥物可獲得性的唯一因素，仍有報道指出，藥物的廣泛獲得已減少了對流行的負面應對。*29 但是即使在開展了良好的藥物可及性項目的國家，藥物可及性的終止和間斷仍是人們關心的問題。在阿根廷，隨著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問題，抗病毒治療可及性項目的脆弱性已顯得尤為突出。同樣在其他國家，由於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可能會威脅到藥物的分發，這已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 當然，艾滋病治療和關懷的可及性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實施可及性項目和反對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之間的關係。但是，同樣重要的是要牢記無論何種原因，由於藥物價格和其他事物決定的在藥物治療方面的不平等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可改變的。這正如聯合國蒮𨺬f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加速艾滋病關懷、支持和治療的可及性計劃>>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30 過去，多數減少恥辱的工作好象是一種啟蒙。在這一模式中，那些最了解防治工作的人試圖改正其他人的想法和活動。這一方法將那些正在接受教育的人看成是正在等待干預和交流專家灌輸好思想的容器，而不是通過參與式的方法增強社區的鄐O, 調動他們的知識和經驗。 什麼是成功方法的關鍵所在呢？成功的方法必須真誠的,並與受影響的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更進一步的是，應該能使人正確理解流行，其性質和原因，還應該設法解決引起焦慮和不安的根源－害怕傳染、性行為、疾病和死亡。最後，應該維護個人的自尊，在工作中和結果中尊重人權。 由於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歧視和侵犯人權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需要採用全方位的干預方法解決每一個問題。恥辱、歧視和人權可做為項目成功的切入點。因此，必須採取行動防止恥辱的發生，向發生的歧視提出挑戰，監督和改正侵犯人權的事件。 為了取得更大的成功，要降低受到恥辱的人群和社區的“抵抗”力量，使他們能充分享有同其他人一樣應享有的人權。在許多國家，正是社區發起挑戰和“負責”的能力，極大地推進了艾滋病的防治進程。烏干達TSAO組織的工作說明瞭這一點。該組織做了大量工作，使艾滋病公開化，在這一過程中降低了流行帶來的恥辱。 尤其像在巴西這樣的國家，對這類工作的重要性作了完整的記載。巴西以“名人教育”*31 為基礎，制定了提高認識，賦予能力和社區動員項目。從這一工作中汲取的主要經驗就是認識到了解決恥辱和歧視問題的重要性，它不僅與艾滋病有關，而且也與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排斥有關。不平等和排斥降低了那些最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們的能力。 以巴西聖保羅為例，研究表明為了在市內青年人中實施艾滋病預防項目，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貧窮，經濟邊緣化，與移民（來自本國東北地區）有關的恥辱和種族主義，以及存在於巴西文化中的社會性別關係和規範的不平等。不僅針對艾滋病，而且也針對這些社會問題，象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巴西健康促進工作者已經證明一種被稱之為“社區教育學”的方法可以是更為有效應對艾滋病的基礎。 § 應對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需要不斷地進行宣傳和倡導，以取得社會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不能低估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宗教和政治領導的作用。 § 賦予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及受艾滋病影響的人的應對能力。 § 社區動員、倡導和社會變革必須與改變個人和社區所處的生活環境的干預同時進行。當地對‘艾滋病項目的所有權’，如作為建立一個有能力應對艾滋病的社區的一部分，是成功應對的關鍵。 § 需要採取行動解決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密切相關的社會性別、種族和性不平等和陳舊的觀念問題。尤其是要努力反對偏見和誤解、保護受到歧視的性工作者，男性同性戀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 § 提供生活技能培訓和諮詢，幫助兒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受到影響的兒童應對恥辱。 § 保證提供包括自願諮詢和檢測，隨訪關懷在內的綜合關懷和服務，使個人了解自身的血清學狀況，幫助他們將感染狀況告訴其他家庭成員。 § 提高知曉程度，這樣家庭和社區才能得到干預措施（如預防母嬰傳播，關懷和支持服務等)。如果沒有提供這些措施，就要使之提供，或追究當權者的責任。 § 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法律保護是得到補救的有力途徑，從而減輕權力關係和社會的不平等和排斥問題。權力關係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排斥是與艾滋病相關恥辱和歧視的核心。應促進這樣的法律保護，應加強恰當的報告和執法機制。 § 需要大力加強針對歧視和侵犯人權案例的社區法律援助中心和/或法律服務，在已經成立的艾滋病服務組織或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組織中開展這種法律援助服務有助於在遭到歧視的人們中間，尤其是在那些類似組織受到社區高度評價和尊重的地方建立相互信任關係。 § 對現有的法律援助機構進行培訓並提供支持，幫助他們開發自己處理人權和艾滋病的方法，支持成立律師協會專門從事與艾滋病有關的工作。*32 支持和培訓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協會的成員也很重要，這樣，這些協會就能上門提供類似的法律諮詢和建議。 § 工作場所為保護人權、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建立支持性環境提供了確定標準的良機。國際勞工組織關於艾滋病與勞動世界的實施準則提供了政策制定基本指導，也是制定可行性計劃的指南。工作場所的艾滋病政策是對抗歧視和通過教育和提高意識，鼓勵團結的有力武器。 § 在衛生保健場所，要確保衛生工作的倫理準則和職業規範得到實施和加強。保證倫理準則和職業規範在艾滋病的應用中納入了專業教材培訓。如果發生了違犯職業道德的行為，要有充足的補救方式。 § 鼓勵對所有醫務人員開展切實可行的與艾滋病相關的培訓，以便他們對此有更好的理解，促進保密和減輕沒有根據的焦慮。採用普遍防護原則，不僅可以減輕員工的焦慮，而且有助於為感染者保密和保護他們的權力。 § 需要採取實際行動保證治療藥物在更大範圍內的可及性。幫助人們理解可以抱病在身，認識到治療可以使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這是在工作場所和社區驅散對流行的恐懼和焦慮的重要一步。 § 保證對宗教領袖進行崗前和在崗的培訓中包括諮詢技巧在內的與艾滋病相關的內容。 結束語 如果要對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進行有效的應對，必須同時作幾方面的工作：增加理解的宣傳和教育工作；為建立一個更為平等的政策環境的行動和干預；必要之時使政府、僱主、機構和個人承擔法律責任。 根本目的是為了根據這種認識採取行動。採取的行動－是有助於促進平等、促進先進的社會性別角色的；是有助於指導我們的待人方式的。 封底： 2002－2003年世界艾滋病運動的重點是由艾滋病引起的恥辱和歧視。這一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減少、最終消除發生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形式出現的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 與艾滋病有關的恥辱和歧視是預防進一步感染、充分提供關懷、支持和治療，以及減輕影響的最大障礙。 當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將消極的應對方式和別人的反應記在心中，自我詆毀和感到羞愧的情緒會使他們感到壓抑、孤獨、感到毫無價值。 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或被認為是感染者就是侵犯人權，所有的人，無論健康狀況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受尊重和自尊的權力。 該概念框架文件的目的是： § 就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達成共識 § 重點講述了一些現有的針對艾滋病恥辱和歧視的干預工作 § 為防止恥辱的發生，向發生的歧視提出挑戰，監督和改正侵犯人權的事件提供有效的方法 註釋： 1. 參考UNAIDS（2002）HIV and AIDS-related stigmatiz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denial: forms, contexts and determinants. Research studies from Uganda and India. Geneva, UNAIDS 2. http://www.unaids.org/whatsnew/others/un_special/Declaration2706_en.htm 3. 追溯到1985年，作者和活動家CindyPatton在<<艾滋病的政治學>>一書中，在性和微生物中寫到了與艾滋病相關的恥辱和歧視。在這裡，她指出了恥辱、歧視與對微生物性疾病、死亡的恐懼和對性及性行為極度憂慮之間的聯繫。兩年之後，Susan Sontag 在<<艾滋病及其暗喻>>中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強調指出社會對艾滋病的回應和社會最初對麻瘋、結核和腫瘤焦慮態度之間存在的平行關係。 4. Mann J(1987)在紐約10月20日第42屆聯合國大會非正式發言對艾滋病進行的簡要說明。 5. 恥辱的詞源可追溯到古希臘要給被流放的人加蓋烙印，或在身體上做記號作為身份永久證明的方法。 6. 採用對經歷過恥辱的個人所做的研究，包括患精神疾病的人，有身體殘疾或有社會上認為“行為不正常的人”。美國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辨論到，受到恥辱的個體是一個在別人的眼中沒有價值“損害了個體身份”的人。 7. 15、16世紀歐洲梅毒特別明顯。 8. 紐約Cornell 大學出版Gilmans (1988) Disease and Representation: Images of illness from madness to AIDS. 9. 這些常常喚起人們對人畜性交的想像或生吃或吃未熟的綠猴肉的奇特的文化習慣。 10. http://www.prisons.org/hivin.htm and http://www.aidslaw.ca/Maincontent/issues/prisons.htm 11. 南非航空公司提出了解決辦法，此事經庭外調解得到了解決。解決辦法包括南非航空公司無條件地承認，根據血清陽性結果開除“A”先生的決定是不公正的，南非航空公司應支付“A”先生10萬南非蘭特作為賠償。另外南非航空公司要支付所有的司法費用。 12. 對X先生和Y醫院的判決[（1998）8sccz96的報道]。考慮到目前艾滋病沒有治愈的方法，對X先生生效的決定意味著申訴人要求結婚的最基本權利受到侵犯，他將永遠不能結婚。 13. 美國國務院羅列了一份清單，指出要求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的60個國家和情形，又見Carlier J-Y 的 The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living with HIV/AIDS，歐洲聯盟在發展中國家開展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項目。2001年12月，柏林第三版 1999 年Luxembourg; Deutsche AIDS Hilfe and AIDS Info Docu Schweiz，Quick Reference, Travel and residence regulations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AIDS。 14. 見http://www/panos.org.uk/aids/stigma_countries_study.html及 UNAIDS（2002）HIV and AIDS-related stigmatiz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denial: forms, contexts and determinants. Research studies from Uganda and India. Geneva, UNAIDS. 15.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s 1999/49,2001/51, 2002/47。 16. 如提供立法保證平等獲得第三者提供的衛生保健和衛生相關的服務，控制醫藥市場和醫療儀器，保證醫務人員和其他衛生專業人員達到教育、技能和職業倫理規範水準。 17. 見http://www.popcouncil.org/pdfs/horizons/litrvwstigdisc.pdf 是以下討論開展降低歧視措施的主要來源。 18. Soskolne V et al.(1993) 在柏林國際艾滋病會議上的論文：Immigrants from a Developing in a Western Society. Evaluation of a HIV Education Programme. 19. Hue L,Kauffman C (1998) 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的論文: Creating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Persons Living with HIV/AIDS among Young People in Hostile Environments. 20. Kaleeba N et al.(1997)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of Counselling, Medical and Social Services on the AIDS Support Organisation(TASO). AIDS care, 9, 13-26 21. Kerry K, Margie C (1996) 溫哥華艾滋病毒/艾滋病國際會議論文: Cost-Effective AIDS Program on Commercial Farms in Zimbabwe. 22. et al.(2001)‘Scaling up HIV/AIDS and TB home-based care: lessons from Zambi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6. 23. www.unaids.org/publications/documents/care/general/una0004e.pdf 24. Klepp K et al. (1997) AIDS Education in Tanzania: Promoting risk Reduction am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 1931-1936. 25. Held S (1992) The Effects of an AIDS Education Program on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of a Physical Therapy Class. Physical Therapy, 73,156-164. 26. www.hri.ca/partners/lc/about/cases.shtml 27. 1997)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HIV/AIDS.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Geneva, UNAIDS 28. www.businessfightsaids.org/webfiles/html/awards_prewin.html 29. www.aegis.com/news/panos/1998/PS980901.html 30. Ministry of Health Brazil (2000) The Brazilian Response to AIDS. Brasilia DF, Ministry of Health. 31. http://www.unaids.org/acc_access/index.html 32. Freine P(1970)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33. 如菲律賓修改了法律，印度Mumbai成立了律師艾滋病協會，專門為艾滋病相關案例免費提供法律援助。 | |
NO:895_24
| 讀讀樂 於 2002/08/27 21:52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我的名字 於 2002/08/27 02:56 這種報道在哪兒都能找得到@@ 不說大陸和臺灣就是美國日本這些國家要找這類報道也不困難... 不過看政治新聞像是在看娛樂新聞這點好像到是臺灣獨有的...><... ＡＡ：孫叔叔 | |
NO:895_25
| 讀讀樂 於 2002/09/03 10:43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2001年9月18日09:08 今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衛生部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衛生部門向這裏派駐了大批的醫療人員，“艾滋病村”浮出水面。 難以想像的是，最早揭開“艾滋病村”之謎的竟是一位75歲的老人───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退休教授高耀潔。她5年來深入農村、鄉鎮為預防艾滋病大聲疾呼，自費編寫、宣傳、印發防治艾滋病的資料，今年5月，被授予國際衛生組織的“健康與人權”獎。 女病人遺囑促使她走上“防艾”路 1996年4月，鄭州市一家醫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高燒不退，16天未能確診，這家醫院請來已退休在家的高教授會診。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點引起高教授的懷疑：“是不是艾滋病？”抽血化驗，不幸言中。這是高教授接觸到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是在一年多前做手朮時輸血感染的。臨死前，這位女病人拉著大夫的手：“我不想死，我丈夫和孩子離不開我……”女病人死後，她的丈夫在她的墳前睡了10多天。他後悔不應該讓病人接受輸血。 這一幕深深刺痛了高教授。她從中感悟到：必須讓人們瞭解預防艾滋病的知識，這在許多地方尚是盲點。為此，她作了一項防艾調查，發現在一萬多人中，能夠正確瞭解艾滋病傳播途徑、預防方法的不到15％，特別是對血液傳播途徑更是一無所知。一位醫生的職責，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促使高教授走上艱難而又坎坷的“防艾”道路。 一份報告掀起整頓醫藥活動 1996年，高教授開始編印第一批“防艾”資料。當時她的經濟拮據，只能拿出500元，河南文史研究館和宋慶齡基金會伸出援助之手，一共湊了1700元，印了1．2萬份資料。這年的12月1日──國際艾滋病日，高耀潔走遍了鄭州市的5個長途汽車站，向群眾發放了800多張宣傳資料。5年時間高耀潔印了9期、30多萬張宣傳材料。隨著農村感染人數的增加，高教授開始深入到田間地頭，辦起了免費預防性病和艾滋病的講座。幾年間她的足跡遍及河南省的50多個縣市。 1997年，高耀潔對全省50多家性病診所明察暗訪，發現許多遊醫根本就沒有行醫資格，診所消毒不嚴密，患者交叉感染，造成艾滋病失控與傳播。1998年1月，她把對性病診所的調查報告親自交到時任河南省長的馬忠臣手中，不久，河南省展開了一場全省範圍內的整頓假醫、假藥的活動。 走進文樓村揭開血禍之謎 文樓村以前是一個“賣血專業村”，不少人因為“血頭”不潔的抽血設施而交叉感染，染上了艾滋病。1999年10月，當地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幹部寫信向高耀潔反映了這個村的悲慘情況。高耀潔十分震驚，2000年3月18日，高教授從鄭州花幾百元租車，帶著300多元的藥，第一次來到文樓村，為這裏的艾滋病患者義診並送藥。這裏的慘狀令人觸目驚心：一個3歲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個艾滋病孤兒﹔一對小姐妹父母雙亡，隨嬸母生活，現在她叔父、嬸母也患上了艾滋病﹔艾滋病奪去了他們父母的生命，孩子們的臉上再也看不到笑容……每回憶此事，高教授老淚縱橫：“這次義診叫我痛心終生，我一定要讓更多的人瞭解預防艾滋病的知識。” 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被外人視為禁區的文樓村，高教授先後去了5次，送藥品、送衣物。她把文樓村的艾滋病感染情況進行了整理，向有關部門、新聞單位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文樓村的“艾滋病村”疫情之謎由此揭開。 2001年8月24日08:41 衛生部昨天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衛生部提供的材料顯示，1995年以來，河南省衛生廳對上蔡縣文樓村開展艾滋病疫情專項調查7次，根據疫情調查情況分析，文樓村是艾滋病疫情較為嚴重的村莊。 文樓村共6個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大約131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衛生廳調查有償獻血員艾滋病病毒陽性率4..48％﹔2001年4月，衛生部再次組織對文樓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進行調查，調查1645人，陽性318例，陽性率19.33％，其中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568人，發現陽性感染者244例，陽性率為42.96％，此項調查為初篩陽性，與以往調查人員有重復，具體確認結果衛生部尚未統計。 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介紹說，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由於非法採集血漿活動以及采漿不規範操作所致。目前，由於艾滋病病情的傳播和群眾對艾滋病傳播途徑的不瞭解，一定程度上形成文樓村健康村民所種蔬菜和養殖的牲畜難以銷售的局面。衛生部有關人士說，中國政府對包括上蔡縣在內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非常重視，做了大量工作，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使當地基層群眾提高認識水平。同時，衛生部張文康部長及殷大奎副部長等曾前往疫區調查解決問題，艾滋病專家和醫療隊也下到河南，救治艾滋病人，當地也已設立醫療點。 稿源：【文匯報】 2002年4月03日08:44稿源：【北京晨報】 淩晨3點，51歲的陳邦順悄無聲息地從炕上爬起來，當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門時，借著月光看到村子裏已有人和他一樣早早地起來了，順著山腰間的羊腸小道，他們摸黑翻過無數道山梁，步行約4個小時，趕到位於蘭州市連城鋁廠職工醫院內的連海單采血漿站。這時聚集在這裏的老鄉大概有80多人，和陳邦順一樣，他們都是來賣血漿的。 早上7時30分，血漿站的工作人員開始“采小血”化驗，約10時30分，經化驗合格的老鄉們按順序躺在采漿間的采漿設備旁，工作人員用專用設備從他們身體裏提取600克血漿。在這裏提取血漿後給他們的“報酬”是每人80元的營養補助，中午還免費供應一頓稀飯饅頭，此外還發給每人8兩白糖和2兩茶葉。 實際上，陳邦順僅僅是居住在甘青交界處的天祝縣東坪鄉和青海省樂都縣、民和縣的蘆花鄉、馬營鄉、馬廠鄉、北山鄉的龐大農民賣血大軍中的普通一員。記者于3月27日至3月31日，在甘肅、青海採訪得知，5個鄉的農民中，約有1萬左右的農民有賣血史或常年賣血。賣血所得“收入”是這些農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經記者調查得知，這些農民主要集中在甘肅的連海單采血漿站、蘭州某大型醫院、陳井采血點，及青海的樂都采血點常年賣血。 蘆花鄉的賣血村 ■“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 “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天祝縣東坪鄉政府一位叫滿愛國的計生專幹形象地形容這一帶農民的生活現狀。這5個鄉的農民均居住在海拔2200米至2700米的山上，由於連年旱災，土豆是目前這5個鄉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同時也是這些農民的主要口糧。記者在這5個鄉的村子裏採訪時，見到最多的就是當地農民煮土豆吃的情景。 據滿介紹，東坪鄉2001年人均純收入僅爲620元，較青海那4個鄉440元左右的人均純收入要高出一些，在這些地區，除了少數家庭裏在外有工作的人不賣血和因身體原因被血站拒之門外的農民外，絕大多數家庭都有常年賣血的人員。 ■山路上的黃土能淹沒整個腳背 前往山區的路僅容一輛農用三輪車通過，村與村之間要翻越幾座山頭，三輪車所經之地，車與人都籠罩在揮之不去的黃塵中，往地上一站，厚厚的黃土淹沒了整個腳背。 山區裏的村莊很分散，記者晚上借宿在青海省樂都縣蘆花鄉轉花灣村一個老鄉家中，這裏居住著30多戶村民，據老鄉介紹，這個村正好是青海和甘肅交界的地方，一條小道將村子一分爲二，那邊是甘肅省，這邊是青海省。 ■“我賣的血，能盛滿兩大水缸” 夫妻二人賣血，一家五口，四口賣血，這是很普通的事。蘆花灣鄉副書記任克寬說。記者在該鄉灣子村瞭解到，全村40多戶300多人口，有35戶家庭都在賣血。現年61歲的李守中老人是賣血行列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李守中老人賣血的歷史已有19年。今年1月24日，他最後一次去連海單采血漿站賣血漿時，這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已超過供漿的年齡限制，他便再沒有去這個供漿站。“我終於退休了！現在我的大兒媳婦接我的班，開始賣血。”老人說。 “這30多年賣出的血液足足有兩大水缸！”李面對記者，一字一頓地說。 老陳一家 ■上大學的63500元全是老陳賣血得來的 陳邦順靠賣血供兒子上大學在當地是家喻戶曉，然而當記者見到他時，老陳聽說是北京來的，一把握住記者的手，懇請記者幫他登個尋人啓事，找他兒子，老陳說，他兒子在北京工作，去年10月份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可直到現在卻再也沒有音信。老陳的妻子在旁邊忍不住哭了。 老陳對於兒子上大學的事情絲毫沒有喜悅之情，他清楚地記得，四年來他總共給上大學的兒子63500元，至今還欠外債10000多元，這些錢中，80%都是靠老陳和妻子賣血得來，現在兒子大學畢業了，可所欠的外債還得靠以後賣血來還。 ■爲了多賣血，老陳有6個假無償獻血證 老陳說，他18歲開始賣血，到現在已是34年了，他在三個省的9個血站都賣過血 按照當地的“血價”，400CC全血的報酬是150元到240元，血漿的價格是80元，獻血和賣血漿的間隔次數是有嚴格規定的，而老陳和妻子如何能在四年裏靠賣血得來6萬多元？對此，老陳轉身從櫃子裏拿出了一摞“無償獻血證”，他攤開證，讓記者仔細地看裏面的名字，老陳說，這是7個證，只有一個是真的，其餘6個都是假的，目的就是爲了能多賣血，多掙點錢，每次拿著這些假證都要在一個血站抽兩次，這些證都是托“血頭”們辦理，每次要給他們15元，村裏的人都說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麽辦法，都是爲了孩子呀。說到此，眼淚順著老陳黑黝的臉滴落下來。 ■兒子說，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少寄錢，省得我借錢 記者翻看了老陳保存完整的四年兒子寫的信，老陳說，這就是帳單，每一筆錢都在這上面，記者摘錄了其中一段：1999年10月30日，我的衣服和鞋舊了，需要用200元買衣服和皮鞋，我想買台電腦，已經借了1800元，上個學期的體育課沒達標，要到體育老師那裏送禮，再加上今後三個月的生活費3000元，所以寄3000元很緊張，希望你們原諒，不要少寄，又讓我借錢。2000年3月22日，我買了一套衣服和一雙皮鞋用了200元，五一節去旅遊，班上要收班費100元，上學期有5門課程沒考，今年要考，補考費750元，學校讓實習，需要實習費1000元，收到信後快寄過來。 記者問，孩子知道你們在家賣血嗎？老陳說，他當然知道了，他上高中四年花的8600元都是我賣血供他的，他來信總說讓我和他媽多注意身體，可不停的要錢，我們怎麽注意自己的身體，有10年了，我和他媽就沒有再買過一件衣服了。 轉花灣村的營生 ■村長和他的妻子也賣血 見到青海省樂都縣蘆花鄉轉花灣村村長趙萬柱時，他正引著電工給村裏架電線，他說，這恐怕是青海省村村通電的最後一站了。趙萬柱的家和記者在當地所見到的農民家裏沒什麽兩樣，記者問他是否也去賣血，趙村長說，當然得賣了，不賣血怎麽活，鄉里一年給100元的工資，除此之外，就是種土豆，這年年乾旱，小麥沒有收成，土豆也賣不了幾個錢，只能去賣血了。 看到記者懷疑的眼光，趙村長挽起衣袖，指著胳膊上抽血的針眼給記者看，接著又指著旁邊的妻子說，我們倆都去賣血。記者問，爲什麽不搞一些經濟作物或養殖業來提高收入。村長說，靠天吃飯的地方種什麽都不行，沒有水，什麽也別想，搞養殖也不行，比如養豬，根本沒有多餘的糧食來喂，山上連草都不長，養羊更不行了。 ■賣血是當地的傳統觀念 在5個鄉的採訪過程中，記者聽到、見到農民賣血的例子實在太多了，爲什麽賣血呢？窮，當然是最終原因，但也與他們傳統的觀念有關，從60年代起，這裏的部分農民就偷偷地到很遠的縣城裏賣血，後來村裏的農民看到依靠自己的身體還能養家，並且無須任何技術、投資就可以得到相應的酬勞，幾十年來，當地農民就形成了這種“以血養家”的意識，並且“言傳身教”給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就連當地的年輕人沒錢喝酒都要到血站賣血換酒。記者採訪一個年輕人時，他說，他曾經在酒泉打過工，做建築隊小工，每天15元，結果年關回家時，包工頭跑了，工資也沒拿到，村裏其他人在外也有被騙的經歷，久而久之，村裏的年輕人就不願再出去打工了。 ■村裏唯一的“企業”是鐵匠鋪 受當地交通、資源的限制，記者在甘青交界5個鄉瞭解到，當地沒有任何企業，因爲沒人願意把企業建在不毛之地的山上，山裏缺水，當地農民飲用水是靠積存的雨水和山上滲出的水，所以，這也是趙村長一直認爲貧窮的原因。但也有例外，記者在老陳家瞭解到，當地鄉政府正在實施“退耕還林”、“退耕還藥”措施，農民每退出一畝地，鄉政府補貼200斤小麥，20元錢，老陳的二兒子現在就在山上種藥材，如板藍根等，這些藥材抗旱，每年能收入3000元以上。既然中藥材有這麽好的收入，爲什麽當地農民不依靠種藥材呢？這個問題後來在趙村長那裏得到答案。趙村長說，我們村裏也嘗試種過，但是沒有技術，也沒有人指導，種上後就死了。記者問，縣裏的領導有沒有來過，村長說，從來沒來過。記者問，鄉里呢？回答，也沒有。 記者前往青海省樂都縣馬廠鄉的路上，在半山腰處，一個鐵匠鋪，很小，一個人快要把一扇鐵門做成型了。記者瞭解到，這個鐵匠鋪方圓幾十裏僅此一家，平常主要做一些農具，做這種鐵門的人家不多，太貴。 ■政府正在遷移山上的村民 那麽當地的商業經濟如何呢？每個村裏都有一家代銷點，隨便走進一家，品種很齊全，小到針線，大到汽油、柴油，幾乎所有的回答是，每天能賣50元就已經很高了。爲什麽呢？回答是，居住太分散了，30多戶人家散落在山頂和山溝，沒人也沒錢消費。 而記者在馬廠鄉政府所在地看到的情況就不一樣了，雖說都是在山區，可這裏飯店、衛生院、學校一應俱全，偶爾，飯館裏還能傳出劃拳聲，並且這裏沒有一個人賣血。鄉里一位林業幹事劉樹延的家可比趙村長的家好多了，見到他時，他正在家裏吃晚飯，飯桌上還能看到稀罕的青菜。提到農民賣血，和記者所見到的所有幹部一樣，劉樹延不避諱，說，山上不適合人類生存，沒法發展，鄉政府正準備對山上的村民進行遷移，地點選在西寧的周圍。 賣血村的“血頭” ■“血頭”要從每人身上抽取15元“勞務費” 王元是記者此次採訪中惟一見到的“血頭”，鄉親們背後也這樣稱呼。此人在當地的名氣遠近聞名。記者在山上的任何村落採訪時，這些村民均知道王的大名，而且不少人還和他打過交道。 3月27日，記者以“賣血者”的身份在連海單采血漿站暗訪時，不少前來賣血的農民朋友向記者介紹王，並說王的能量很大，只要帶上自己的身份證跟他到蘭州某大型醫院賣血，絕對能賣成。 當日上午11時許，經人指點，記者在連城鋁廠附近的市場上截住了王元，王警覺地上下打量了一番記者說：“我不姓王。”之後欲轉身走開。記者謊稱是下崗職工，家裏實在困難，欲“跑醫院”掙錢。王這才半信半疑地答應下來。隨後，在王元長期租住的旅社院內，王邊修理自己的摩托車邊和記者攀談。王告訴記者，他在這家醫院有熟人，一個星期賣兩次也沒有問題，只要找個和自己長相接近的人的身份證就行。他還說，這家醫院每次賣全血400毫升爲150元，當然這150元中他要收取15元的“勞務費”，另外每個人不論獻血與否，都要出20元的車票錢。 ■王元不承認自己幹過“血頭” 記者在隨後的調查中得知，王是馬廠鄉農民，他幹“血頭”已有3年多的時間。平均每個月組織兩次當地農民到蘭州賣血。一般每次在50人左右，最多的一次達到110多人。記者在採訪中注意到，這家醫院同樣給賣血人員發《無償獻血證》，兩次抽血時間間隔要求在6個月以上。但經王組織的賣血人員一周紮兩針是常有的事。一位隨王到蘭州賣血的中年人如是說。 3月29日，記者在馬廠鄉採訪時，碰巧又見到了王元，記者這次亮明瞭身份，王卻矢口否認自己是“血頭”，也從來沒有帶人去過蘭州，可前兩天王元還保證能帶記者去蘭州賣血。王解釋說，那是瞎說著玩呢。但隨後，王又托人找到記者，請求別在報紙上刊登他了。 另外記者還瞭解到，馬廠、馬營、蘆花、北山、東坪5鄉均有“血頭”，其中馬廠鄉最多，據當地農民反映，這些血頭經常走村串戶，從時間間隔不夠3個月而因家裏急需用錢的農民手中收取30元的“勞務費”和《無償獻血證》或身份證，但不論結果如何，這30元的“勞務費”他們照樣收取。即便這樣，當地仍有不少人跟“血頭”長期打交道。 山腳下的血漿站 ■血漿站阻撓採訪 在甘肅連海單采血漿站，記者採訪發現在此供血漿的農民絕大多數均來自青海的蘆花、馬廠、馬營等鄉，隨後記者在進入蘆花等鄉採訪時的所見所聞，也基本證實了記者的判斷。但根據衛生部辦公廳於2000年11月24日印發的《關於下發供血漿者須知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供血漿者只能在戶口居住地區（縣）的單采血漿站供血漿，不能跨區域供血漿或者流動供血漿。” 記者就此問題採訪該站站長盧永生時，盧永生對此極力否認，並說：“只有極個別的幾個人是青海省的。”但當記者就採訪到的大量事實來說明時，盧才不予否認。 另外，這個站還存在的特別嚴重的問題是這些長期在此供血漿的人員還在別處頻繁賣血。針對此問題，盧答復說：“根據有關規定，也是絕對禁止的。” 但就在這個血漿站，記者親眼看到，一 位剛從樂都采血點“紮了急針”的馬廠鄉的中年婦女，在此賣出血漿600克；一位剛於前一天在蘭州某醫院賣完血液的中年男子也在這裏賣了血漿。 記者提出去采漿室採訪賣漿者，但盧以影響衛生爲由拒絕記者去採訪，盧說，就是不讓你進，你沒有上面的批准，就是不能讓你採訪。 ■記者手記 “活著就賣，死了就算”，這是記者在連續5天的採訪中，這些鄉親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談起賣血的原因，當地村民跟記者開玩笑地說，如果記者也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會和他們一樣“跑血站”。一位元當地農民說，他們這種生存方式，等於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充饑，只不過方式沒有這麽殘忍罷了。難道只有賣血才是他們惟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記者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依靠賣血維持自己的生計，是生活在貧困山區農民幾代人走過的路，而政府辦的正規血站、血漿站卻也長期設立在最貧困的山區，是有意還是無意？如果把“方便農民賣血”當成一種幫助，那麽這種關心未免太殘酷了。 作者:武子棟《西部商報》記者 楊廣彥 | |
NO:895_26
| 讀讀樂 於 2002/09/03 22:04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何大一指出，根據1999年統計，每天平均已有超過1萬5千位新愛滋病感染者，尤其中國大陸雲南、四川及廣西等省感染人數遽增… 研發「雞尾酒療法」聞世的中研院士何大一3日主題講演時指出，根據1999年統計，每天平均已有超過1萬5千位新愛滋病感染者，其中中國大陸雲南、四川及廣西等省感染人數遽增，一旦愛滋藥物或防疫技術上無法大幅進步，可能到了2005年時，中國大陸感染愛滋病的人口將會高達600萬人。 中研院3日一連舉行4天的第24次院士會議，生物組何大一院士3日中午以「Pathogenesis of HIV infection & Implication for Therapy」為題演講，講解愛滋病毒ＨＩＶ的最新療法；何大一是中研院現有院士中「最年輕」的一位，由於講題正是目前全球最關注的愛滋病病毒議題，因此國內外院士及中研院各所研究員參與相當踴躍，何大一講解之餘，並附上清楚圖示說明，令聽眾印象相當深刻。 何大一表示，根據1999年統計，發現每天平均竟有超過1萬5千位新感染者，其中95%的感染者都集中在開發國家，感染的存活人口包括大人小孩在內，全球共計超過了3千352萬人，其中北美洲92萬、加勒比海36萬、拉丁美洲130萬、西歐52萬、東南亞5千600萬、澳洲1萬2千、東歐36萬、北非22萬、撒阿拉區及南非洲2千330萬。 何大一憂心，中南非區域的16國平均有10分之一的人口感染愛滋，另外，因為受到中南半島、緬甸等國影響，中國大陸雲南、四川及廣西等省感染人數大增，如果愛滋藥物或防疫無法有大幅進步，他認為在2005年時，中國大陸感染愛滋病的人口將高達600萬人。 何大一進一步說明HIV病毒在活體細胞的複製過程，同時他也解釋「雞尾酒療法」取代單一式療法來治療愛滋病的理由，他指出，HIV病毒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辦法全面被拔除，原因有2，一是雞尾酒療法可消除99.99%的病毒，但是卻無法全面消除，因此，還沒有被的剩餘病毒，還是可以循正常細胞管道進行突變；其次，是病毒會跑到CD4T的細胞中冬眠後，要再找到可以說相當困難，不過，研究人員目前致力找這個CD4T細胞，他也深具信心。 何大一說，就病毒感染的類型來說，台灣大部分感染者屬於HIV副型B型，但也有來自從泰國的E型，南非、中南半島、大陸西南區域則以副C型佔多數，全球一半的病毒也都是C型，對於來勢洶洶的C型，目前已有疫苗研發問市，最快明年就可以在美國、中國大陸進行人體實驗，未來實驗成功後也會加入雞尾酒的療程。 (資料來源: 明日報健康104,2000.7.03) | |
NO:895_27
| 讀讀樂 於 2002/09/04 20:50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老木 來到「艾滋病之鄉」的河南省上蔡縣 近日我們幾名記者一行通過特殊的渠道，來到了被稱為中國的「艾滋病之鄉」的河南省上蔡縣採訪。上蔡縣位於河南省的東南部，是個人口達130多萬的大縣，也是到目前為止所知中國艾滋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上蔡是河南的貧困大縣，以前默默無聞，今天卻因為艾滋病毒橫行而名聲大噪。我們在上蔡縣的蘆崗、五龍、楊屯等9個鄉，對艾滋病採訪時，所見所聞確實令人觸目驚心。 愛滋病襲擊下的亡者和病患 那天上午，我們從上蔡縣城乘車來到了蘆崗鄉文樓村。村口乾旱的田野中，一片片枯黃的莊稼在風中搖晃，只見幾十座新墳沿著田堰不規則地一排擺開。正在田野中割草的一位農民告訴我們，這些黃土堆下埋的都是這兩年患艾滋病死亡的村民。一座翻著新土的墳墓前，一位老婦人抱著一名4、5歲左右大的男孩，正對著墳墓，跪在地上拜祭。插在墳頂上的一根棍子上，綁著一條長長的白布條，隨風飄蕩著。老人滿臉淚花，哀傷地告訴我們，她的兒子、兒媳都因賣血患上艾滋病死去的；現在，她家除了她，就剩下這個可憐的孫子；而這個唯一的孫子，也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如果這個孫子死掉，她也不想活了。那個發育不全的小娃娃，靜靜地躺在奶奶的懷中，不時抽吸流到口唇的淡黃色鼻涕，睜著呆滯的眼光盯著我們這些陌生人。 走進村子，在一棵大樹下，停著一輛木頭製作的人力三輪車。有一個約模30來歲的青年人，躺在鋪著毛氈的車廂裡，不停地呻吟著。他的一隻胳膊上扎著針頭。樹枝上掛著一個吊瓶子。他有氣無力地對我們說，他患艾滋病已幾年，現在周身都疼痛難忍，非常痛苦；沒有辦法只好打消炎點滴；賣血賺來的錢買藥快花光了，沒有錢到醫院去醫治，只有買便宜的消炎針水回村來打了。 「獻血光榮」口號下集體患上愛滋病 一群村民在知道我們是記者後，圍上來爭著向我們訴說艾滋病在當地流行的情況。村民指著附近一間房子對我們說，那一戶人家姓陳，本來一家4口，生活得很和睦。可父、母都因賣血患艾滋病，於一年前相繼死去了。剩下兩個孩子，現在也不知道到那兒去了。我們走到那間舊陋不堪的混凝土造的平頂房前，透過佈滿蜘蛛網的窗口，只見屋子內到處零亂地布滿著滿是灰塵的家具、碗筷、飯鍋，給人一種人走室空、異常淒涼的感覺。村民告訴我們，像陳家這樣患艾滋病而家破人亡的例子，在上蔡到處都有！ 我們問這裡的村民，是什麼時候開始賣血的、到那兒去賣血？據村民介紹，他們上蔡縣人多地少，當地人生活貧困。92、93年左右，上蔡和周圍的市、縣，為吸引農民賣血，設了許多血站──血站是國家辦的──，大肆宣傳獻血光榮、獻血不會損害身體。村民為了證明他們講的是真話，紛紛掏出血站發放的獻血登記用的小冊子給我們看。冊子上都一條一條記錄著賣血人，哪年哪月獻過多少血。賣血能輕而易舉地賺到錢。豐厚的回報，對當地貧困農民來說，具有很強的誘惑力。他們紛紛加入到賣血的行列中來。村民們說，村子中蓋上新房子的，生活過得好的，都是靠賣血得來的。但由於血站只顧賺錢，不注意採血檢驗和衛生消毒，加上幾乎都是採血器械共用，血液病的交叉感染變得非常容易。艾滋病就這樣在這些純樸的農民賣血者中間，迅速蔓延開來。 在蘆崗鄉，只要你隨便敲開一家農民家的門，十有八九都會看艾滋病人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的慘象。 多少人患了愛滋病﹕這是國家機密！ 我們問一位看上去有點文化的中年村民，究竟上蔡縣有多少人染上了艾滋病毒？那位村民捏著手指頭數了數他們村子和鄰村的人，想了片刻，對我們說，據他所知，在上蔡30至60歲的人幾乎都賣過血，凡賣過血的人，基本上都染上艾滋病毒。 為了證實村民的話，我們特別採訪了上蔡縣衛生防疫站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他們於今年4月對個別村子作過普查。普查的結果和這個縣究竟有多少人染上了艾滋病毒，他拒絕回答。他只是推託說，經費困難，全面地進行普查他們無法做到。政府在拼命封鎖消息。不要說是國外的記者，就是國內的記者也嚴禁涉足這個縣境內。即使有人偷偷進來調查，也絕對沒有哪位領導敢將這個絕密的數字告訴你。當地有人說，上蔡感染艾滋病毒的至少有10萬、8萬。也有人說，有3、40萬。上蔡現在患上艾滋病人數準確的數字是多少，只有天知道！ 我們問當地村民，政府有否派醫生來為你們治療。眾村民一下子憤怒了起來。他們說，縣裡有時派醫生帶下來，那是因為中央的檢查組來了，是為了應付上頭做做樣子的；醫生背著藥箱下來轉一圈，便又背著藥箱走了。 而對艾滋病的防治，政府部門做了哪些工作呢？我們採訪了上蔡縣衛生局主管這方面工作的徐副局長。他說，衛生局每年都多次不定期派醫生下鄉巡回醫療。但對具體怎麼防治，因為艾滋病這個問題很敏感，他不敢多說些什麼。 我們在上蔡縣所到之處，老百姓都含淚懇求我們，希望幫忙將情況反映給中央政府，央求政府趕快派人救助醫治他們這些艾滋病患者，挽救這些人的性命。 愛滋病患說﹕我們要向社會報復！ 當地政府對艾滋病患者的置之不理，促使了這些患者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情緒。他們認為，是政府號召他們獻血，血站只顧賺錢，見利忘義，罔顧他們的健康，採血器械不衛生，才使他們患上了艾滋病毒。他們患病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如果放棄救治他們，他們將作出強烈反應。 我們在一個村子中採訪時，不少病人表現得非常激動。有個青年患者憤怒地說﹕「如果上頭再不理我們，我就要報復社會，讓全中國人都患上艾滋病！」這群情緒浮躁的病人因為得不到救治，產生一種強烈報復社會的心理。他們中不少人承認，他們賣血，不僅僅是在上蔡，而且在河南的其它縣、市，甚至在中國多個省、市他們都賣給過血。艾滋病通過他們的血液傳染，已不止是上蔡一個縣！我們對他們說，報復社會是違法的。有位患者則說﹕「反正早晚都是要死，他叫我死，我也不讓他活。縣領導敢叫我死，我也讓他死！」這是病人講的話，會不會真的放手去做，我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但是，艾滋病在上蔡縣鄉村流行蔓延，患病的人一個個地死去，一家一家的空屋，一座一座新墳，已是無爭的事實。 要不讓整個中國流行愛滋病，中國不能再隱瞞下去了！ 上蔡縣艾滋病從始發到現在已數年。原來染上病毒的患者，今天都逐漸在發病。現在已開始進入艾滋病死亡爆發期。艾滋病肆虐著的河南這個人口大縣，再過幾年會是怎麼的樣子呢？會否再現「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場面呢？連我們也不敢往下想下去。然而，更令人們擔心的是，如果政府再不正視現實，無動於衷對待艾滋病；再進行新聞封鎖，不讓世人了解上蔡十萬火急的疫情；再不求助於國際組織援助，及時去將「艾滋之鄉」的所有患者隔離救治，而任其繼續蔓延──那麼，不久的將來，艾滋病流行的豈止是一個河南上蔡。它將是整個中國大地的大災難！ 我出生在北京，祖輩也是農民。河南上蔡事件只不過是中國農民無數苦難事件中的一件。比上蔡事件更悲慘的事件，在9億農民生活的中國農村不勝枚舉。 中國農民是天底下苦難最深的人，比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黑人還苦。南非黑人至少還可以到城裡打工而不擔心被暴力遣送回原籍。中國農民只要敢於進城，就隨時、隨地有可能被這個所謂的人民政府非法拘禁。 為了辦一個ＴＭＤ（他媽的）大運會，為了1萬名外國人在北京玩得爽，就在不久之前，在你為吃什麼、玩什麼而苦惱的時候，北京市政府在20天之內，將數十萬無任何劣跡的中國農民，用暴力遣返回了原籍。 有多少家庭因此生離死別？有多少家庭因此妻離子散？有多少父母為兒女的突然失蹤哭乾了眼淚？有多少農民姊妹因此受到凌辱？ 這僅僅是在一個ＴＭＤ北京。在所謂的人民共和國，這樣的事情每天要發生多少？ 中國農民是人嗎？ 你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那些目光呆滯、衣衫破爛的青年農民，他們也是和你一樣的人，是父母的嬌寶寶，是妻子的心上人，是兒女的守護神。可是，你能感覺到他們擁有一點點尊嚴嗎？出生在城裡的你，肯定笑話過他們、輕視過他們。 但是，你有權利輕視他們嗎？他們中出類拔萃的人不可勝數。他們中比你、我出色的人隨處可見。 你可以到一個塵土飛揚的工地，與3、5位骯髒的農民苦力聊一聊。透過他們濃重的外地口音，你一定會發現一位智慧、人品、才華在你之上的年輕人。 退一萬步，即便他們真的是你眼中的愚民，他們也有體面生活的權利。在這個以人民的名義建立起來的國家裡，他們有自由生存的權利。 他們是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公民，不是任人驅使的民工，不是可以隨意非法拘禁的賤民，不是二等公民。 我為河南上蔡縣的父老兄妹痛哭。──為什麼我的眼中滿含淚水，因為我的農民兄弟苦難太深太深 蒼天啊，你無視9億人的苦難而無動於衷，何以為天？ 大地啊，你任由奸黨橫行草菅人命而不聞不問，何以為地？ 〔轉載自中國某網站，2000.8.22；作者署名「可憐天下農民心」〕 “鐵血敢死隊”走上絕路http://www.cnmaya.com 10月14日 15:46 “艾滋病人報復縣裏不管他們，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自今年夏天始，這個謠言在河南省上蔡縣廣爲流傳，至今不散。謠言起源於該縣蘆崗鄉文樓村。在這個距縣城不過1.5公里的村莊，近三千人生活在艾滋病的陰影中。8月17日，記者來到這個據稱已震動高層領導的“艾滋村”。 一對艾滋病母子 面色蠟黃，口部生瘡，臉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見的部位，無不黑斑點點，像一群蒼蠅吸附在上面。這是李娟留給記者的第一印象。29歲的李娟帶著孩子遠遠地站在自家門前，看我們跟她公公老陳說話，兩隻眼睛骨碌碌地轉。沒一會兒，孩子兩條瘦得像蘆柴棒一樣的腿，軟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陳解釋道。 對艾滋病並沒有太多忌諱的老陳，抱起小孫子，有些慘澹地笑著：“我這個孫子才兩歲零四個月。”這個靠交罰款生下的孫子，是爺爺心中的最痛。 剛剛滿月，孩子就發燒、咳嗽不止，到縣醫院一檢查，說是先天性心臟病，醫生讓孩子吃了1000元的藥。去年中秋節，李娟病倒了。老陳說：“開始腿上長了幾個瘡，後來身上起疙瘩，接著是持續的低燒，咳嗽，不能吃飯，爛嘴。”老陳曾哭著跟縣檢察院的朋友說：“我心裏鏡子似的，我曉得他們娘倆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擊。只有一個人晚上躲在被窩裏哭。”老陳的懷疑，與一個教授的到來有關。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醫科大學一附院傳染病教授桂希恩來到文樓村。晚上，桂教授來到陳家，從身上掏出50元錢，叫李娟和孩子去醫院拍個片子。 第二天，老陳帶著在醫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說縣裏的條件有限，回到武漢才能確診。 桂教授也要給孫子抽血，老陳沒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孫子身上，我怕……” “後來，桂教授來信了，說李娟得的是那個病。”春節過後，老陳終於沒有憋住，帶著孫子抽血檢查。“萬一不是呢?!” 沒有萬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藥要吃，被鄰居奪了下來。從此後，李娟再不說一句話。 死亡 距離老陳家大約三十米處，幾間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雜樹叢中。村民孔運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籬笆門立即倒下。院子門早就腐爛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陳，年初死了。孔說：“剛說他得了艾滋病，沒幾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戚，“他老婆一個月不到，就帶著兒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歲的吳平。孔從地裏找回正在幹活的陳新、吳平的丈夫。陳新朝茶几上吳平的黑白遺像瞥了幾眼。 1997年吳平開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齊齊哈爾打工，家裏有幾畝地，她一個人幹得很好。她身體很壯實，我以爲吃吃藥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節回家過年，她已不成樣子了。”陳新說，他背著妻子去鄭州、漯河、駐馬店的大醫院治療，醫生說是膽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發低燒。縣醫院的大夫最後給她做了血樣化驗。大夫給我講：吃過藥，能挨過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吳平死了。 離開陳家，一個小夥子抱著一個小男孩，騎著自行車追過來。“你們是來發藥的嗎?”他問。“我父親年初死的，53歲，我哥6天後也死了。可憐我哥才三十幾歲，留下一個小孩，怎麽辦?”村民說，他父親和哥哥就埋在村口，還有對妯娌也埋在那裏。孔運星說，從去年至今，死於艾滋病的有12個。蛇年的春節，文樓村異常恐怖。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很多是因爲死人而響起。從農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兩個月零一天的時間，7個人相繼死去。他們的症狀幾乎一樣：拉肚子，持續低燒。 血禍 “都是賣血惹的禍!”陳新說起妻子的死因，一臉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獻血證”。這兩本1992年的“獻血證”，片斷地記載著吳平的“賣血史”。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吳就賣了12次，有時只間隔1天。 村民們說，文樓的12個死者，全部有“賣血史”。有的長達10年之久。孔運星說，文樓賣血的歷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裏人賣血跟瘋了似的，賣血蓋房子。十幾歲以上的人，沒有幾個沒有賣過血的。誰不賣血，村裏人會戳他脊梁骨，說他不務正業。有人爲了把血賣出去，還給血頭送禮，一天重復賣好幾次。”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有個‘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裏頭人山人海，賣油條的，賣菜的，像個自由市場。那場面真讓人痛心。沒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驗，反正大家都賣過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聲，人就躺在髒兮兮的地上抽起血來。我上去指責血販子，村裏人都罵我：誰像你月月都有工資，我們不賣血，喝西北風呀。”上蔡縣政法部門一位曾在文樓村開展過工作的幹部說，上蔡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窮，當年賣血成風。 上蔡縣的農民，很多人一門心思賣血，成了“鐵血敢死隊”。“敢死隊員”不單跑遍了省裏的血站，還遠赴武漢、長沙，甚至於新疆去賣血。 一些村民介紹說，起初是“全采”，後來是“單采”：把血抽出來，提取血漿，把紅蛋白加些營養液再輸回體內。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樓賣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賣過血。 現在，包括遲遲不願承認的有關部門也說：“上蔡的艾滋病是由賣血感染的。” 上蔡震驚社會 今年3月，河南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高耀潔教授到文樓村送藥，一百多人的隊伍讓高觸目驚心。周圍一些村莊的村民也趕來，拖住高耀潔：“去我們村吧，我們那兒比這兒艾滋病人還多。”孔運星說：“不遠的南大屋村，這兩年死了三四十個青壯年勞力，症狀和我們村的人一樣。”上蔡縣一位機關幹部說：“縣城這幾天又死了好幾個艾滋病人。”文樓村乃至上蔡縣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說：桂教授在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11個人的血樣，有10例檢驗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80例呈陽性。 桂教授對記者說：“這個數位不準確。我將結果告訴了一個幫我的當地醫生。他憑印象跟別人說了這個數位。我向有關部門承諾過，具體數位不對外公佈。我所能說的是，這裏的艾滋病的確嚴重，非常嚴重。”桂教授說，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攜帶者，不僅僅在文樓村，“上蔡縣其他的村莊也很多。”年初，河南省衛生廳去文樓抽取了152個人的血樣。化驗結果如何?村民們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縣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個村民在抽血檢查。然而，據瞭解，真正肯花80元錢檢查的村民很少。 記者和孔運星走到村尾。一個農民對孔大罵了一聲。孔說：“他們現在不相信記者。” 河南一位元王姓女記者初來文樓時，大家爭著接受採訪。“他們希望輿論能促使縣裏面幫幫他們。可是陸陸續續十幾個記者來了，什麽作用也沒有。相反，他們的蔬菜沒人買，他們的子女的婚嫁也變得麻煩起來。”擔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確實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們的親人，開始坐臥不安。花幾萬元醫療費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讓他們備感絕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絕望的村民對艾滋病非常無知。 一個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婦，改嫁了。桂希恩說：“我非常害怕。村民們愚昧到不知道性傳播會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專門去了婦幼保健站，婚前檢查竟然沒有艾滋病這一項。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嚴重程度，並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對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說。 讓他知道文樓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個學生。 這個學生是一個當地醫生，老家在文樓。文樓人生病了，都喜歡找他。鄉親們爲何接二連三死於“怪病”?迷惑不解的學生給老師寫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來到文樓村。他的發現讓他震驚。 他找到上蔡縣衛生局。“我願意無償地進行檢驗，調查報告交給你們。”衛生局拒絕了他的“熱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門和地方官員，依舊是拒絕。 兩個月後，桂教授再次自費來到文樓。他對記者說，“這一回，我是偷偷進村的。” 他檢驗了一些村民的血樣。而後，他驚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 沒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帶著調查報告去了北京。報告最後被呈送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批示後，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門一位處長去武漢找到桂教授，雙方的交談讓桂很不高興。 他頻頻向河南省有關部門推銷自己的看法：趕快告訴有艾滋病毒的人與他們的家屬；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認爲，基層政府沒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於艾滋病的出現，基層官員是有責任的。如今，應該作些彌補。 沒有人接受他的建議。 對於前者，桂教授說，“他們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煩，我知道有一個幹部，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們在和政府糾纏。”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讓記者從另外層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記者來到上蔡縣防疫站。在站長計飛舟的辦公室前，記者聽到他和一個人正在說話，記者通報來意。他揮揮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間隙，站長對門“HIV檢測室”的醫生在給人抽血化驗。記者手拿相機站在一邊。 “你敢拍照?”突然，一個中年婦女大聲叫了起來。 “您誤會了。” 記者當場解釋，並拿出膠捲，交給了她。孰料，這位婦女轉身走後不久，風波陡起。幾個人沖進站長室破口大駡。那位元中年婦女扣留了記者的記者證長達1個小時，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趕到。 記者連連向站長道歉：“影響了您的辦公。”請站長協調一下，他什麽也不說，只是在一邊批評記者不懂規矩。 事後，記者獲悉，那個中年婦女就是防疫站的職工。 從縣委宣傳部辦公室魏主任口中，記者還得知：記者剛到防疫站，他們就向縣委宣傳部通了氣。事態平息後的採訪中，計飛舟說了兩點意見：保密；縣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數在逐年下降。 在宣傳部，衛生局王副局長回了記者的傳呼。他說：“我在開民主生活會，沒空。” 此時已是中午12時多。 找到衛生局辦公室主任後，他說“我什麽也不知道”。在記者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張局長的電話。 電話那端，聽者略一沈吟：“你打錯了。”手機斷了。 從縣委到縣政府，記者想找的人，一個都沒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樓村，村委會副主任劉志發跟記者握了握手，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一個村民在一邊大聲說：“縣裏打過招呼，不准接待記者。” 桂希恩說：“我聽說，上蔡縣怕影響投資環境，怕農民出去打工沒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責任，所以他們保持沈默。”高耀潔說：“他們想保政績，捂蓋子。” 編後 喪失了社會責任感的行政權從來就不是人民的福音。上蔡縣的血禍是一幕人間慘劇，更是一例驚人的人禍。當地政府對於非法賣血行政上的“不作爲”，與它在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産生嚴重後果的情況下，依舊堅決拒絕任何外界援助、“保政績、捂蓋子”的積極“作爲”一樣，都是對人民生命權的消極侵犯。如果當地的冷漠行政仍然我行我素，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隨著時間的延續，上蔡以及它以外的地方一定會有更多的生命在痛苦中灰飛煙滅。 後注：河南省的愛滋病在全國位於“大省”之列，主要原因是河南省衛生廳的主要領導有意壓制隱瞞造成的，甚至有個別主要領導與“血頭”有利益和親戚關係。--知情人喬 摘自 2000年10月2日《法制文翠》<第646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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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04 20:52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http://www.cnmaya.com 12月03日 09:37 人民網 無論在一些報紙的分類廣告還是許多網上的招貼，你都很容易看到這些治療艾滋病的“專家”登出的各種宣傳。記者毫不費力地就同許多“艾滋病治療專家”接上了線兒。在通過各種渠道對這些“專家”暗訪後記者發現，儘管他們來路各異、水平難測，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所挂“招牌”都像“神話”。 “神話”之一：治療“艾滋”竟能“祖傳” 本報曾報道過河南艾滋病小女孩張夏青來京求救的經歷，當時就有“熱心人”給本報記者打來電話，說他們有一種祖傳中藥，能通過提高患者免疫力達到治療艾滋病的目的，而且還很有效，已經過臨床試驗，希望推薦給患者。 揭穿：記者調查後得知，世界發現的第一個艾滋病病例是在１９８１年，距今才２０年時間，算得上是比較新近的病例了。而國內發現得就更晚了，居然有人敢稱他的藥是“祖傳”，難道他的祖先竟有先知先覺的本事？此說不攻自破。 “神話”之二：療效“超過”國際水平 記者假稱有一位元“艾滋”朋友急需治療，與在網上留有電話的一位元長春的“艾滋”治療專家聯絡。這位專家說，他們開發的“艾滋新藥”專案屬於中美合資，是政府保密專案。詳細情況屬商業機密，概不介紹。 不過聽說記者需要此藥，他便說用了他們的藥之後，只用３天時間患者的腹瀉、發低燒症狀就可以完全消失，基本與健康人一樣，效果比國際上流行的“雞尾酒療法”還要好，而且一個月只收１５００元的科研經費。真有這等好事？ 揭穿：目前，世界上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共有１５種。由著名艾滋病藥物科學家何大一發明的雞尾酒療法，其療效是近年來較爲理想的。但是，就是這樣的藥也只能降低艾滋病患者發病和死亡率，更別說徹底將病毒根除了。我們的“郎中”真能達到國際水準嗎？ “神話”之三：“特效藥”竟“包治百病” 記者隨即又與一位元北京的“河南老中醫”聯繫。這位老中醫自稱在河南某一艾滋村進行了一年多的科學實驗，用一種叫“特抗”的藥劑收治了５個病人（三女兩男），其中一女性病人病危（已發病１８個月以上），３人發病時間超過１２個月，一人（男性）發病時間半年左右。經治療３個月後，５人病狀消失，能吃能睡，能勞動，其中的兩位男性病人甚至已能從事重體力勞動。據他說，他這種藥很貴，１毫升１００元，而且一般是不賣的。看記者“求藥心切”，他才說這種藥不僅可治艾滋病，還能治腦萎縮、中風、骨質增生等病。 揭穿：果然不俗！到底是“河南老中醫”，別說“艾滋”，只要是當今“流行”的疑難病，他都能治。只不過他的藥你敢吃嗎？ “神話”之四：“絕對沒有毒副作用” 被記者訪到的這些“專家”在推銷他們的“艾滋新藥”時，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的藥沒有毒副作用，並且見效快，僅用兩三個療程、一二十天。且都說已治療過很多病例，絕對沒有出現過毒副作用。 揭穿：藥學專家稱，現代藥學證明，沒有哪種藥是“沒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像這種江湖“郎中”的藥連權威部門的“藥理”說明都沒有，毒副作用恐怕還真不好說。 “神話”之五：“艾滋專家”在家出診 記者與這些“專家”聯繫時發現，他們給記者留的地址，大都是什麽“××小區××樓×××號”之類，一看就知是私人住宅，有的“專家”則明說自己是從外地來的，房子是租的。 揭穿：堂堂治療“世紀絕症”的專家不是坐在醫院和研究所裏，而是呆在一間民宅裏爲人看病，很有見不得人的味道，感覺同街頭治療性病的“郎中”檔次差不多。奇怪！ “神話”之六：“艾滋新藥”竟然免費 一位元艾滋病患者曾對記者說，有許多“郎中”提出來給他作免費治療，前提是用他們生産的藥。這位患者不放心，天下真有免費的午餐？“這些人是不是用我來試驗他們的藥啊？”這位患者最後這樣說。 揭穿：真是神乎其神，治療艾滋病就這麽簡單嗎？更讓記者驚奇的是，居然有人在網上稱，他們“找到了治療艾滋病的特效方法，晚期患者１０天見奇效，專案開發尋求融資３００萬”。看到這兒，記者對他這種藥的療效就更沒信心了。 “神話”之七：“中醫”控制“艾滋”病情 記者發現，許多“郎中”打的旗號是他們利用“中醫”治療“艾滋”，比國外的藥物更好，還取得了什麽什麽“突破”，果真如此？ 揭穿：權威部門證實，我國用傳統醫學方法來研究對艾滋病的治療，很多藥只處在研究階段，進展快的也剛剛到臨床試驗階段。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流通規則管理處一位元負責人則說，截至目前，國內還沒有一例“艾滋”新藥通過國家新藥審批。 衛生部艾滋病防治組組長、中國醫學科學院艾滋病防治組組長王愛霞教授對記者說，就他們所掌握的情況，那些江湖“郎中”純粹是瞎吹。她提醒患者一定要去正規的醫院治療。 附：艾滋病檢測、諮詢和治療機構 可進行艾滋病檢測的單位及實驗室：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實驗室、北京市衛生防疫站、軍事醫學科學院艾滋病Ｐ３室、北京市衛生檢疫局、天津市衛生防疫站以及各地衛生防疫部門和皮膚性病防治所。 北京目前可以收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單位：佑安醫院；地壇醫院；協和醫院感染科等。 編輯：慕容劍 http://www.cnmaya.com 05月21日 12:35 中新湖北網5月21日消息：“你看，5個艾滋病人就是賣血才染上病的！”上周，武漢市血液中心在某機關單位動員獻血時，一位幹部如是說。 5名來自河南農村的艾滋病人，不久前曾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看病，據介紹，他們是因爲賣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武漢市血液中心昨日介紹，由於不少市民誤解獻血可能感染艾滋病，上周武漢義務獻血量陡降，街頭無償獻血人數少了將近一半。按常規，武漢4台流動獻血車雙休每天都可以采到90—100袋血，但19日和20日，每天只有40多人獻血。 80年代，中國一些地區廣泛使用“單采血漿還輸血球”技術收購血漿，地下血站將血液中的血漿提取後，將混合後的血球又還輸給賣血者，造成丙型肝炎等疾病爆發流行。隨著艾滋病的傳入，90年代在某些地區又造成艾滋病流行。 到武漢來的5位患者染上艾滋病，是“賣血”的特殊原因造成的；而義務獻血與“賣血”是不同的，到市血液中心的采血機構義務獻血，不會染上艾滋病。即使在來漢的5位患者的家鄉，賣“全血”的人也沒人染上艾滋病。 90年代中期，國家衛生部明令禁止“單采”。目前中國義務獻血均採用一次性器械，獻血者不會染上艾滋病。有關專家進一步指出，義務獻血不僅不會使人染上艾滋病，還是血液安全的重要保證：只有身體健康的人義務獻血，才能遏止傳染病患者爲盈利而賣血。(《長江日報》) 雲南、新疆、廣西成艾滋病的重災區 http://www.cnmaya.com 12月01日 23:01 中新社中新網北京12月1日消息：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據專家估計，至去年底，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的實際人數已超過50萬人。其中雲南、新疆、廣西是中國艾滋病“重災區”。 中國從80年代中期檢出本土居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來，至今年9月底，全國共報告HIV感染者2071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741例，死亡397例。感染者主要分佈在農村地區，男女比例爲5.2比1。其中20-29歲的青壯年占56.9%，30-39歲占24.1%，靜脈吸毒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徑。但據專家估計，至1999年底，全國HIV感染者的實際人數已超過50萬人。 雲南省艾滋病防治領導小組提供的最新資訊表明：由於全球艾滋病的傳播流行速度呈持續上升趨勢，且重點正由非洲轉向亞洲，地處東南亞湄公河次區域的雲南省深受威脅和危害。雲南省已處於艾滋病快速擴散增長期。從1989年在邊境地區的靜脈吸毒人群中檢出146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斷上升。截至今年9月底，該省累計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已達8317例(含外國人)，占全國的40.16%；艾滋病病人351例，占全國的47.37%；因艾滋病死亡269例，占全國的67.76%。專家估計，至1999年底，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實際人數已達4.2萬人，今年底將超過5萬人。 新疆衛生廳通報的新疆艾滋病蔓延的現狀稱：新疆艾滋病患者逐步上升，分佈區域逐年擴大，到現在，已經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436例，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雲南。 目前,新疆16個地州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佈，其中，城市較爲嚴重，烏魯木齊市已發現2068例，占新疆總數的46.6%，伊犁地區(伊寧市較多)1926例，也占到了43.4%。 來自廣西艾滋病監測檢測中心的資料顯示，廣西自治區目前已被確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過二千例。廣西已成爲繼雲南、新疆之後全國第三大艾滋病被感染省區。 據廣西艾滋病監測檢測中心陳傑副主任介紹，廣西的艾滋病傳播正隨著毒品流向，沿鐵路線自西南往東南擴散，並在全區形成流行蔓延態勢。目前，廣西有五十多個縣市發現了艾滋病感染者，吸毒人群感染者超過百分之十的有二十多個縣市，南寧市吸毒人群感染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二。他認爲，一個群體中艾滋病感染比例一旦超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其傳播速度就會失去控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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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maya.com 11月30日 07:24 新華社 今年有500萬人感染艾滋（焦點·提示）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聯合規劃署28日在日內瓦聯合發佈了《2001年艾滋病狀況》報告。報告指出，2001年全世界共有500萬人感染上艾滋病毒。 報告說，在發現首例艾滋病毒25年後的今天，已經有2500萬人死於這種疾病。目前在全球範圍內，至少有400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其中270萬人是15歲以下的兒童。 報告指出，艾滋病近年來在東歐地區發展很快。在俄羅斯，僅僅3年的時間，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數就增加了15倍。就整個地區而言，去年一共有25萬人感染艾滋病毒，使病毒攜帶者人數達到100萬。聯合國艾滋病聯合規劃署執行幹事彼得·皮奧當天在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東歐地區艾滋病之所以發展較快，主要原因是吸毒人數逐漸增多和吸毒者交換使用注射型毒品造成的。” 報告說，非洲依然是艾滋病狀況最令人擔憂的地區。2001年，非洲各國共有34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並有230萬人死於艾滋病。 報告指出，亞洲的情況也不容樂觀。2001年，亞洲新發現的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數第一次超過100萬，並有43.5萬人死於這種疾病。目前，亞洲已有700多萬人感染艾滋病。 報告還指出，如果聽任艾滋病繼續肆虐，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會受到影響。報告預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艾滋病危機最嚴重的國家到2020年將遭受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20%的經濟損失。 全程目擊艾滋病患者走向死亡邊緣（焦點·直擊） 年過半百的李孝清是四川川中地區的一名普通農民。1995年，因爲家庭經濟拮据，等錢蓋房子，李孝清一家六口去河南一地下非法血站賣血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此前李已經連續賣了30年的血。他是國內第一位勇於坦然公開接受媒體採訪的艾滋病患者。今年4月6日，成都市“紅絲帶”艾滋病關愛中心給李孝清實施全程免費治療，記者得以與關愛中心一道驅車趕到李家，全程目擊了被艾滋病病魔折磨、走到死亡邊緣的李孝清。 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李孝清一副委頓的樣子，面部潮紅腫脹，大半塊臉及頭部密密麻麻長著如同核爆炸般的皰疹，使得他無法睜開雙眼，部分皰疹已經開始焦爛變黑，流出惡臭的膿液和淡黃色的血水，他的腹部和腿部也開始出現大面積的皰疹，叫人恐怖得不敢正眼目睹。李孝清在家中排行老大，在他的後面還有好幾個弟弟妹妹。早在1967年秋天，他就因爲家中窮得揭不開鍋而走上賣血的道路。第一次賣血是在當地鎮上的一家國營醫院，他用400毫升血換回了足夠全家人生活好幾個月的40元錢……30多年來，李孝清自己也記不清賣掉了多少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裝在一塊，足夠有一口井能裝的水那麽多吧！”而這三十多年來，李孝清不但自己以賣血爲生，還帶領家人走上了賣血的“致富”路。 1995年，由於家中等錢蓋房子，李孝清又帶著家人到了河南一地下血站。有過多年賣血經驗的李孝清卻缺少一些基本的防疫知識，“賣血時，‘血頭’一聲吆喝，我們挽起袖子就讓抽（采血），啥子體檢嘛，最多用酒精簡單地消一下毒”。回憶起當時賣血的場景，李孝清的眼中流露出一絲恐懼，在這個血站裏，只要你願意，一天甚至可以賣上十次八次，“抽完了，喝碗鹽水糖水就沒有事了！” 1997年，李孝清被四川省防疫站檢查出被感染上了艾滋病，同時染上此病的還有他家剛成年的二兒子。 面對記者的採訪，李孝清努力控制著無奈與悲涼的情緒，他現在逐漸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一天一天地在絕望中等待著死神的來臨，家中爲了給他治病，早已債臺高築，甚至連他老婆喂的幾隻小雞都被賣了給他買5分錢一袋的頭痛粉。幾個月來，李孝清已經很少有能吃得下飯的時候了，全靠喝水維持每天必須的能量。 今年4月，在成都市“紅絲帶”艾滋病關愛中心的幫助下，李孝清得到了正規的治療，但是治療剛進行了一周多時間，絕望的李孝清卻堅持要回到家中，能在家中走完自己人生最後的歷程是他最大的希望。 李孝清知道自己大限不遠，他說：“都已經感染上了這病，我也沒有什麽想法了，只是希望自己能夠給世人做一個反面教材，讓人警醒，我也算死得其所了……” 本報特約記者 蒙明國 一艾滋病人公開個人網站（焦點·鏈結） 一個名爲“艾滋病人的交流”的網頁，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之前，向艾滋病人和社會公佈。記者通過電話採訪了網頁的創立者——一個稱自己爲“小蔡”的艾滋病病人。他說，開設這個網頁是他病情控制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希望通過報紙向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說：“如果你感到孤獨和恐懼，就來這裏找我。” “小蔡”的網名叫“Tomas”。去年的這個時候，他從電視上知道了北京佑安醫院的徐蓮芝教授，並來到北京接受治療，兩個月後，病情被有效控制。從北京回到廣州後，小蔡即開設了這個網頁。網址爲：http：//aidscare.netsh.net。 現在，訪問這個網頁的“恐艾者”比艾滋病感染者還要多，和記者通話前，“小蔡”剛剛陪一個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從醫院檢查回來。“病人”是通過這個網頁知道“小蔡”之後，從上海專門去廣州的。曾經在“榕樹下”網站袒露自己不幸染上艾滋病的青年黎家明也是他網頁上的常客。 焦點·專訪 “我現在沒有什麽可以怕的，艾滋病人應該和正常人一樣生活。”在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夕，一位元艾滋病人與本報記者面對面地展開了一次心靈的對話。 臨近中午，記者在蘇州城南一處普通民宅內見到了艾滋病人小勇一家。小勇的母親正在做午飯，兩、三樣蔬菜和一點肥肉對於這個伙食費不超過六塊錢的家庭來說已算得上豐盛。記者注意到，小勇母親在一些菜內放入了根莖樣的東西。見記者大惑不解，小勇解釋稱那些東西是每兩100多元的高檔西洋參，他聽大夫說，多吃人參可以提高人的免疫機能，早在幾個月就托人買了幾斤高檔西洋參，在做菜時放上一些，服用後他至少從心理上感到氣力有所增加。 實際上，小勇一家的境況本報曾作過報道，作爲一個在蘇州務工多年的外地家庭，他們一家人曾經經營過一個生意不錯的理髮店。小勇妻子在懷孕期間，由於輸入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將這一世界瘟疫傳給了她的丈夫和幼小的愛女，小勇妻子已于去年離開人世。爲了討回公道，小勇一家將有關醫院機構告上了法庭，今年9月，法院判決湖北某醫院一次性賠償小勇一家26萬元人民幣，今後每年支付小勇父女治療費用18萬元人民幣。然而迄今爲止，小勇一家只得到先期的5萬元賠償金。今年11月15日，剩餘的30余萬支付金已到了法定支付期限，小勇一家仍在苦等救命錢。 “靠過去給的幾萬塊錢，我肯定撐不過春節。”小勇對於法院判決執行難憂心忡忡。前天，他還專門到原審法院跑了趟，法院爲了能早日執行已經正式立案，並在省級高院間斡旋下，委託小勇湖北老家的當地法院進行執行。在小勇看來，湖北的那家醫療機構即使一次性拿不出全部的款項，但拿出十幾、二十萬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有能力做到。只要能拿到足夠一年的治療費用，他會立即帶著女兒到北京治療。現在最令他不安的是，賠償金拿到的時間不定，數額也是未知數，如果只有幾萬塊錢他還是不敢去治，因爲醫生告訴他沒有足夠的治療費最好別治，如果治療突然停止反倒會對身體健康不利。 據瞭解，由於沒有錢，小勇在上個月吃完試驗藥品就一直沒有續藥，現在他就靠在家中服用人參維持身體最後一點機能。儘管如此，小勇仍然確信通過雞尾酒療法等科學治療維持二、三十年的生命不成問題，屆時隨著科技的發展，艾滋病病毒一定會被攻克。但眼下最讓他苦惱的是，沒有錢，進行高水準的治療幾乎是天方夜譚。 在談到即將來臨的世界艾滋病日，小勇眼睛突然一亮。當記者問到當得知艾滋病病毒侵入他的肌體有何感受時，他坦言在那一兩天裏他確實很怕。“當防疫站的醫護人員來到我家時，我的雙腿還不住地顫抖，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高頻率抖動。”小勇向記者回憶起查出艾滋病當日時的情景。他告訴記者，當衛生防疫站4位工作人員身著便裝來到家裏時，他就感到情況不妙。因爲妻子在事發前經常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嘔吐、發燒等症狀，他曾經專門到書店買了一本關於艾滋病知識的書籍，發現書裏談到的症狀與妻子很相似，而防疫站人員送來的妻子病情報告讓他頓時清醒，自己和女兒也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在經歷過幾天心理彷徨後，他終於想通了，人生大不了一死，沒有什麽可以怕的。拖了幾天，小勇終於將真相告訴了妻子，心理脆弱的她一下子就崩潰了，幾次尋求自殺，最終在知曉病情半年以後，小勇妻子帶著萬分恐懼含恨離開了人世。一談到這裏，小勇總是很傷感，在他眼中，妻子永遠都是心靈手巧的優秀理髮師，恐怖的病魔讓善良的愛妻與他永世訣別了。 “我現在真的很平靜，除了治病我別的不去多想。”談到現在的心境，小勇顯得很達觀。當記者請他在艾滋病日向衆多病友說些什麽時，他談了一番感受對於自己的病請不要太在意，更不要認爲它恐怖，心裏堅強有時比吃藥還要重要。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艾滋病人應該有一種平常心，戰勝病魔不僅需要治療更需要一種心態。目前，小勇還有一點牽挂，那就是愛女的上學問題。過了年，愛女就將滿4周歲了，“她經常吵著鬧著要上學。”小勇撫著愛女的兩根小辮如是說道。在他看來，愛女遠比同齡人要聽話懂事，是一個乖乖女，自己欠她很多。他希望這個身染絕症的軀體能在學校裏找到失去的童年歡樂。他計劃過，只要有了錢，一定要滿足愛女上學的願望。 採訪臨近尾聲，小勇稱，他真希望把自己的全景完全展現給讀者，如果一些可以預見的因素不存在的話，他會選擇適當的機會面向世人袒露一個艾滋病人的真實心迹。這一點，已經得到了絕大多數家裏人的支援。（文中小勇爲化名） http://www.cnmaya.com 11月29日 15:02 中新網 ●夏青的父親：“從內心來講，我很慶倖，很多人給予夏青以關懷和照顧！” ●小煥：“艾滋病病人可以接受暫時的社會資助，但誰能幫助你解決一生的問題？艾滋病病人應該生産自救！” ●小吳：“我和其他上班族一樣，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他們都不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世紀瘟疫”，時下的熱門話題。“關注艾滋、付諸行動”，耳熟能詳的宣傳口號。在日前閉幕的全國首屆艾滋病大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務工作者、科研人員、教師、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共同攜手，爲解決中國日漸嚴峻的艾滋病問題獻力獻策，這爲全面鋪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樹立了風向標。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會長曾毅認爲，目前中國防治艾滋病傳播的關鍵，是進行“廣泛、深入、持久”的宣傳教育。艾滋病的教育不能僅僅局限在大城市的“時髦”人群中，應該從大城市到小城市到縣、鄉，最後達到農民。的確，令艾滋病防治人士擔憂的是：人們嚴重缺乏艾滋病知識，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和偏見十分普遍，致使絕大部分感染者和患者至今還身處社會的“盲區”。那麽“盲區”中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究竟是怎樣，他們何時才能頭頂陽光、浮出水面呢？ 最難忘，那雙清亮的眼睛 “阿姨，你記我爸爸說的話幹嗎？” “夏青，你猜呢？” “給我治病！” 望著小夏青那雙清亮的大眼睛，我的愛憐化作了兩行清淚。據夏青的爸爸張建啓介紹，這個來自河南省雎縣的8歲女童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很可能與6年前的一場大病有關。1995年農曆5月28日，兩歲多的小夏青在雎縣某醫院因做腸壞死手術而接受輸血。血輸了不到25毫升，醫生說血稠，小夏青就改輸媽媽的血。1999年年底，小夏青又得了血小板減少症，醫生又給孩子輸了四個單位的血小板，並連續輸了三次血。這次所用的由河南某血站供應的血小板和血液，是經過醫生全面檢查的。今年4月份，小夏青一下子發燒長達50天，身上開始起皰疹。張建啓帶著孩子先後到縣人民醫院、河南省皮膚性病防治研究所檢驗，最後得出HIVAb陽性(初篩)，建議做確證試驗的結論。 今年11月，在國家天文臺研究生李丹的幫助下，張建啓帶著小夏青來到北京地壇醫院進行治療。這個消息很快傳到社會上，許多好心人向小夏青伸出了援助之手。“從內心來講，我很慶倖。在地壇醫院，我們遇見了像徐克沂、張福傑這樣的好醫生；而且夏青的事情在媒體上報道後，我們得到了社會上很多人的關心和幫助。”這位農家漢子不無感慨地說，“住在上地橋的一位謝老師托兒女來醫院看望夏青，還捎來了五百塊錢，並告訴我如在北京沒有地方住，他們一家可爲我們父女提供免費吃住的地方。”張建啓還指著堆在床上的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對我說：“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給她的禮物。這是和她同齡的小朋友送給她的毛毛熊和書包、還有熱心的叔叔阿姨買給她的圖畫書和文具盒—— 瘦弱的小夏青是個極其聰明的孩子。小小年紀的她居然能拿著毛線針，有板有眼地織圍巾；她很喜歡《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首歌，我只教她唱了一遍，她居然就會了，而且還能糾正我唱錯的詞。小夏青還是最愛那身藍色的校服，每天都穿著，可是因爲有病，8歲的她至今沒有上學。“有天早上，孩子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是：‘爸爸，我們回家吧，我想上學。’”張建啓情緒激動地說，“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提出這樣的要求，我能不答復嗎？我就說：‘孩子，你需要上學，但你現在的病情不允許你去上學。如果你想上，爸爸將來給你找一個阿姨來教你，不過你得聽話，知道嗎？’孩子這樣說，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使孩子接受教育，只能在一旁默默地流淚。”小夏青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但她不知道艾滋病對她有什麽危害。她總是微笑著，拿著那本心愛的看圖識字書，用她清脆的童音大聲朗讀，也會拿著鉛筆在本子上認真地寫著畫著。有時，她還會拉著我，用期盼的目光望著我說：“阿姨，你教我念字，我喜歡字！” 來自河南雎縣河堤鄉的張建啓，平時依靠打建築零工維持全家五口的生活。小夏青現在還沒有開始用藥，如果用藥的話，每月醫療費大概要五千元左右，這相當於張建啓一年的收入。並且夏青一旦開始吃藥，就不能停，否則就會反彈，病情會更加嚴重，以致危害生命。如果不用藥，孩子最多只有一年的生命。“我借不起錢，也還不清這方面的債，夏青現在是個孩子。如果她的生命能維持到15歲，那就開始用成人的藥量，假如還是現在這個藥價，我就更沒有能力解決她的醫療問題了。”一提起醫藥費，這位略顯蒼老的30多歲的父親，眉頭緊蹙，一臉愁容。 小夏青在醫院裏沒有玩的地方，也接觸不到其他孩子，所以一旦帶她走出醫院，面對五彩繽紛的世界時，她會表現得異常興奮。她睜著那雙水汪汪的好奇的大眼睛，臉上挂著燦爛又有些怯生生的笑容，左右顧盼著。她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去動物園，她能久久地佇立在籠子前，望著她喜愛的小猩猩和金絲猴；她也會撒嬌耍賴，坐在地上哭著嚷著不回病房。每次我到醫院去探望她，她總要重復地說：“阿姨，玩去！”孩子是真正愛這個世界的人，他們會把石頭看成珠寶，小心地放進兜裏。他們頭上不論有什麽樣的天花板或者穹隆，在黑水晶一樣的眼睛中反射出來的總是天堂。小夏青不也是這樣嗎？ 我們是好朋友 輕鬆地坐在小煥的床上，我握了握他剛吃過蘋果的濕漉漉的手，相同的年紀——23歲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我們的談話很自然地開始了。“艾滋病病人最需要的，就是把我們當作正常人來看！”小煥說出了肺腑之言。 “說起我的病因，你一定會感到好笑。讀高二的時候，和幾個朋友出去玩。後來沒錢了，回不了家，我就到商丘防疫站“賣”了兩次血。去年8月份我開始腹瀉，一直沒好，後來又接連不斷地發燒。今年3月，我被送到地壇醫院時，已經是晚期了。當時嚴重地我一動也不能動，一動全身都是黑的，指甲黑紫黑紫的，太缺氧。像我這樣重的病人，醫生都失去信心了，而我的情況卻一天一天好轉起來，算是個奇迹吧！其實也很有意思，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是通過親人和醫生，而是有天午睡時，聽鄰床的病人談起來，當時我一下子就懵了。” “其實，我也想到過死，如果我早點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可能就放棄治療了，讓自己自生自滅。後來我想，作爲一個人，首先要自信些，看到好的方面，這樣才有信心。得了這種病的人都很痛苦，再說父母把自己養這麽大也不容易。如果放棄了，首先是不孝。我就想不論走多麽長的路，順其自然吧！” 小煥是個很特別的人，他很獨立，從不想依靠別人。他倡導一種艾滋病人“生産自救”的生存方式。小煥總強調：“人活著，依靠別人施捨沒意思，這是日後的累贅。在最關鍵的時候，艾滋病病人沒錢了，國家社會給捐助，這樣一次兩次可以，但不能總靠別人施捨你啊。很多人都說，讓別人關愛你。可憐的人很多，老靠別人資助，你感覺這樣現實嗎？”小煥每月的藥費是一萬一千元，他所在的單位現在可以報銷。過不多久他將出院，單位是回不去了，他打算到一個還未全面開放、但有發展前途的內地城市去做生意，供自己吃藥。最近，他也一直在張羅這件事情。小煥總笑稱，自己是個有些商業頭腦的年輕人，“你對我選中的這塊地方持懷疑態度，但我相信我的眼光。”小煥雖然決定不了生命的長度，但卻盡力控制著它的寬度。“我站在大街上，誰知道我是艾滋病病人呢？我可以不讓我接觸的人知道我的病情，我會儘量避免一些對他們不好的東西。你想一下，如果坐在我們身邊吃飯的人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所有的人可能都會走開，知情的顧客可能不會再光顧這家店了。”“你有沒有想過公開地站在媒體面前？”“公開站出來，我不是不敢，但因此導致我今後賣的東西沒人買，我怎麽辦？我如何生存？如果周圍的人對這無顧及的話，那站出來也無所謂。” “艾滋病病人還是最需要錢，最需要活下去。人在最絕望的時候，什麽都能做出來。所以我覺得讓艾滋病病人能夠安安心心地生活也是當務之急。中國現在入世了，這是件振奮人心的大事，說不定一些艾滋病藥物的價格也會下降。”小煥露出了憧憬的燦爛笑容。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和小煥已然成了知心朋友。小煥的臉是一本打開的書，令我在展讀他的表情之時，也在瞭解他隱藏很深的內心世界。他告訴我，他一直特別希望有個姐姐，這是一般人無法體會的感情。他跟我談書，他對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愛不釋手，看了好多遍。對一些名人傳記，小煥也頗感興趣。他說，人所處的時代不同，但創業精神是一樣的，都需要艱辛的過程和頑強的毅力。他還饒有興致地向我介紹他的古玩情結。作爲同齡人，我常給他講一些以前在大學的故事。他總是用一種欣羡的目光望著我，“我原來曾想一邊工作，一邊念走讀大學，但現在這恐怕是一個我永遠都無法實現的夢了。”我也曾冒失地詢問他對戀愛的看法，一直說笑的他突然不作聲了。 我最喜歡鮮花 11月3日，美國小提琴家Daniel Kobialka來到金黃碧綠掩映下的地壇醫院進行訪問演出，小吳是到場的四位元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之一。她身材頎長，長髮烏黑，再配以時髦得體的裝扮，很搶眼的一個女郎。 小吳很開朗健談，說起她的病情也是坦然達觀的模樣。“我是通過性關係傳染上的，我的那個男朋友1994年就去世了，當時不知是何原因，他只是腹瀉，人越來越瘦，最後竟失明了。”小吳是1997年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當時她堅信是血檢結果錯了，繼而又做了兩次確認實驗，可怕的時刻還是到來了。“當時我覺得很絕望，說不定哪一天，我的死期就到了。” 小吳現在和正常人一樣，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她所在單位裏的同事沒人知道這個秘密，大家相處地其樂融融。“我吃藥是件很困難的事，那些藥丸不能像感冒藥那樣當著別人面就吞下去了。每次都得跑到沒人的地方，像去庫房啊偷偷地吃。我們領導對這件事好像有所察覺，不過他對我很好很照顧。”小吳的母親是今年才知道女兒患病的消息，可是看著女兒每天“健康活潑”的樣子，母親始終不相信她會染上艾滋病。小吳遠在美國的待産的嫂嫂得知小吳的病情後，執意要取消婆婆到美的探親計劃。“我嫂子總喊，我的孩子啊，這還沒生呢，好像我媽去了，就把我的病菌給帶去了似的。我嫂子和我的關係一直要好，但一知道我得這個病了，立刻就和以前不一樣了。安慰關心啊，什麽都沒有，現在連電話都不打來了，好像我跟她說話，就會把病菌通過電話傳染給她。” 在孤獨地走完1994年愛情傷逝的冬日後，另一個春天悄然來到小吳的身邊。可是，當這對熱戀的情侶已把愛巢構築，準備共結連理之時，小吳染上艾滋病的噩耗，爲這段正在怒放的感情抹上了一層凜冽的寒霜。“知道這個消息後，我們跑到山頭上抱頭痛哭。他當時也很絕望，認爲自己也一定染上了。後來值得慶倖的是，經過血檢，他一切正常。我覺得我有這個病，沒有必要再把他拴在身邊。1998年最艱難的那段日子，他沒有離開我，歧視我，陪我一起度過，我已經很知足、很幸福了。”男友熾熱的愛戀令小吳痛並快樂著，可是與日俱增的心理壓力迫使小吳還是決定分手。去年年底，他們分開了。“我們現在還有聯繫，也總見面。這樣挺好，兩個人還可以做朋友，不帶給彼此任何壓力。” 令小吳最感慶倖的是，她參加了國內著名專家曹韻貞教授組織的艾滋病治療實驗組，這樣她可享受到爲期3年的免費藥物治療。“我以前的免疫細胞只有190多個，現在經過治療達到了800多個，已接近正常人的水平。但我非常擔心實驗組結束後，我一年十幾萬元的藥費問題。”小吳現在月平均收入是兩千多元，而一個月吃藥需要七八千元。“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藥物，讓自己活下去。對未來我也沒有太多的打算，我不知道自己的日子還有多長。別看我現在挺樂觀的，其實除了樂觀，我別無選擇。等到有一天，我感到身體不行了，那才是真正恐怖的時刻。” 和小吳聊天，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時常加入。“我們病人之間特別容易溝通。大家一見面，就有種感覺是朋友。我們作爲極其壓抑的特殊群體，很多話是沒有人可以去傾訴的，只能是病人之間或是和醫生護士說一說。你們作爲正常人，再怎麽說，也不會真正理解艾滋病病人的心情的！” 談及社會上對艾滋病的態度這個話題，小吳感慨良多。“艾滋病甭管是通過什麽方式得的，它終歸是一種疾病，而不是一種罪惡。但社會上有很多人就不是這樣認爲，總覺得這種病和性亂啊，淫穢啊扯得特別近。像肝炎，通過性也可以傳染，但走到哪都可以說出來，而我們走到哪都不能說，因爲別人覺得這是種最肮髒、最低賤的病。”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艾滋病患者也是社會宣傳的應時道具。12月1日是艾滋病日，需要報道的時刻到了，就把艾滋病患者拿出來擺擺，走走形式，用完了再原封不動地收起來，不會再想起你。艾滋病患者總是處在被社會遺忘的角落。” 小吳熟識的一個護士路過，兩人熱情地打著招呼。護士從手捧的鮮花中，抽出幾支康乃馨送給小吳。小吳特別高興：“我最喜歡花了！”女性都是愛花的，因爲她們像花一樣柔美和可愛。人們總是細心呵護著燦爛陽光下的明媚花朵，而卻忽視了在陰暗中依然綻放的花蕾。快樂的白日總是喧囂蓬勃的，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痛苦的黑夜是寂然無聲的，然而它更渴望光明的凝視！ 風中的紅絲帶 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不同領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雲南省藥物依賴防治研究所正在負責啓動中國第一項美沙酮維持治療專案，中醫治療艾滋病的最新方法也在積極的探索之中；而一直被人們諱莫如深的安全套如今出現在街頭、超市和大學校園中；演藝界也打破了沈默，在北京上演了以反對歧視艾滋病患者爲主題的大型公益演出；艾滋病防治網站、以艾滋病爲題材的電視劇及學生艾滋病教育課程亦紛紛推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席彼得·皮奧特對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將決定全球艾滋病所造成的負擔的大小。”“抓住機遇，中國仍有機會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爲全球艾滋病防治做出巨大貢獻。” 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一些藝術家用紅絲帶來默默悼念身邊死于艾滋病的同伴們。在一次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齊聲呼籲人們的理解。此時，一條長長的紅絲帶被抛在會場的上空——支持者們將紅絲帶剪成小段，並用別針將折疊好的紅絲帶標誌別在胸前。20年後的今天，我們看見紅絲帶在環球的風中飄舞，它激勵著我們關心與支援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它象徵著我們熱愛生命和渴望平等；它意味著我們用“心”來真心參與預防艾滋病的工作。 編輯：城市的足迹 2002年4月3日 星期三【看中國報道】 中國時報報道，甘肅天祝縣東坪鄉和青海省樂都縣、民和縣的蘆花鄉、馬營鄉、馬廠鄉及北山鄉等五個鄉的農民中，約有一萬左右的農民有賣血史或常年賣血，賣血所得收入是這些農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當地農民賣血經常淩晨三點就要起床，步行四個小時到甘肅蘭州市內的采血站；一般來說，早上七時三十分，采血站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抽血化驗，大約三小時後，符合條件的農民開始抽血，一次抽六百ＣＣ，所得到的報酬是每人八十元人民幣的營養補助費，中午還有一頓免費的稀飯饅頭，此外，每人還能拿到八兩白糖和二兩茶葉。 青甘交界的農民自嘲：「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馬鈴薯）」，賣血五個鄉的農民平均居住在海拔兩千兩百至兩千七百米的山上，由於連年旱災，馬鈴薯是當地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同時也是當地農民主要口糧。 甘肅境內的東坪鄉去年年人均純收入只有六百二十元，青海境內的四個鄉情況更糟，只有四百四十元左右的年人均純收入，因此，除了少數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和身體不適合賣血的農民外，絕大多數家庭都有人常年賣血，有些人甚至賣血長達數十年，還有人快七十歲還賣血。 被青海及甘肅省界分割的樂都縣蘆花鄉轉花灣村有四十多戶，其中三十五戶在賣血，六十一歲的李守中是年齡最大的賣血人，他賣血已有十九年；今年一月，采血站不再買他的血，家裏改由大兒媳婦「接班」賣血。老人說，他賣出的血「足足有兩大水缸」。 轉花灣村的陳邦順則是靠賣血供兒子上大學，四年來，他總共給兒子六萬三千五百元，至今還欠人一萬多元，而這些錢八成是靠夫婦兩人賣血得來，但是，已在北京工作的兒子去年十月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後，到現在音訊全無。 按規定，采血要有一定的間隔，但陳邦順每次花十五元，委託被稱作「血頭」的仲介人辦假的「無償獻血證」，藉以密集地賣血，按照當地行情，四百ＣＣ的血液價格是一五○元到二四○元，血漿的價格則是八十元。 就連轉花灣村村長趙萬柱都靠賣血維生，他表示，不賣血怎麽活，鄉里一年給一百元的工資，除此之外，就是種土豆（馬鈴薯），這年年乾旱，小麥沒有收成，土豆也賣不了幾個錢，只能去賣血了。 上述五個鄉的賣血風氣，除了窮之外，也與他們傳統的觀念有關，從六十年代起，當地的部分農民就偷偷到很遠的縣城裏賣血，村裏的農民看到依靠自己的身體還能養家，而且無需任何技術、投資就可以得到酬勞，幾十年來，當地農民就形成了這種「以血養家」的意識，並且把這種觀念傳給下一代，就連當地的年輕人沒錢喝酒都要到抽血站賣血換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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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04 20:56 | |
| Re:孫越〔獨惠中國〕的兩大貢獻！ | |
【記者張黎文台北報導】 根據醫界初步觀察，國內目前尚無原住民因罹患愛滋病身亡的病例。專家懷疑原住民可能因為某種基因突變，比較不容易感染愛滋病毒，或感染後會延遲發病。屏東基督教醫院和高醫計畫蒐集四萬名原住民的資料，希望證實這項假說，並藉此使愛滋病治療有所突破。 衛生署的愛滋病感染者統計分類並無種族項目，所以目前無法確切得知原住民愛滋病感染者有多少人。屏東基督教醫院醫學研究部主任李洮俊表示，長期從事原住民醫療和相關事務的專家觀察，截至目前還未發現有任何一位原住民死於愛滋病。 李洮俊表示，這個結果讓高醫和屏基同感興趣，因為許多原住民女性被迫從事特種行業，加上未婚生子情形相當普遍，照理說應是愛滋病的高危險群。而且，國外已有研究證實，部份特殊種族不易罹患愛滋病，國內研究也發現原住民部份疾病罹患率與漢人有異，因此不排除他們可能對愛滋病有特殊的抵抗能力。 李洮俊表示，愛滋病毒的可怕處是會侵犯人體免疫細胞，主要是透過與免疫細胞上的CD4和CD8兩種蛋白質的結合，來破壞免疫細胞。國外近年研究發現，如果人體「CCR5」、「CCR2」、「SDF-1」三種基因中任一種發生突變的話，愛滋病毒就無法只靠與CD4或CD8結合來發威，而且可能無法藉性交傳染，或感染後會延遲發病時間。 他指出，國外研究發現，二成歐美白種人有這類基因突變，其愛滋病感染率的確較低，澳洲一原住民種族也有類似現象。 李洮俊表示，國內原住民痛風、肺結核罹患率較漢人高，但與免疫有關的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罹患率卻比漢人低，顯示其體質的確與漢人有異。更重要的是，國外研究曾懷疑，類風濕性關節炎較不嚴重與CCR5基因突變有關，等於進一步推測原住民可能真的有抗拒愛滋病毒的基因突變體質。 為證實這項推測，屏基目前正與高醫合作，計畫建立四萬名原住民的資料庫，藉由基因分析，了解原住民是否具有抗愛滋病相關的基因突變體質。李洮俊表示，這項研究的意義不僅止於印證推測。一旦證實之後，可進一步了解愛滋病的感染機轉，對愛滋病治療和疫苗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 | |
NO:895_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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