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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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2:14
”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續。。。”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看這個政協副主席是如何妖魔化中國農牧民的)))))

政協副主席趙先生告訴我們：我國荒漠化嚴重；植樹種草重要。對於這兩點我個人堅決擁護。 政協副主席又說：荒漠化是由五濫造成的，就是農牧民濫墾、濫牧、濫伐、濫采和濫用水造成的。根據副主席提供的資料，有2000萬+1433萬+3000萬*1/3+6000萬=10433萬畝土地因濫墾、濫伐和濫采而荒漠化，合計6.96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被人爲原因破壞的，離副主席告訴我們的我國有262萬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的數位相去甚遠，看來副主席大大地發揚了君子善爲人隱的優良傳統，必定有許多重大的劣迹副主席並未予以無情披露。
另據副主席說每年有10余萬（就是大於10萬小於20萬）農牧民進入內蒙古阿拉善盟摟髮菜，破壞草原1.95億畝，造成荒漠化6000萬畝，經計算，平均每個人破壞草原975-1950畝造成荒漠化300-600畝，目前我尚未聽說農牧民使用機械摟髮菜的，都是手工作業。這些農牧民看來不是炎黃子孫，而是大力士誇娥氏的後裔，否則必定沒有這樣驚人的破壞力。我個人對副主席處廟堂之高、知江湖之遠佩服的五體投地。
副主席還說內蒙古草昔日是風吹草低見牛羊，我記得說的是陰山下的一個叫做敕勒川的地方。不過副主席是理所當然的權威，我決定與其保持一致。
我要向副主席告發一小撮壞人，他們中既有中科院院士也有研究員和教授，他們極力鼓吹中國大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主要是因爲自然變遷造成的，不合理的人爲因素只是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他們的謬論遍及中小學地理課本，直到研究生教材。如中國科學院就出版過一本《現代自然地理》，書中大肆鼓吹是由於青藏高原的強烈隆起，導致東亞季風的形成，大西北地區受西北季風控制，降雨量急劇減少蒸發量大爲增加，才導致今天的荒漠化現實；與此同時中國南方由於受東南季風的控制，比較濕潤而沒有世界其他地區的回歸線荒漠化現象。這種僞科學與副主席您老人家的高瞻遠矚截然相反，違背了人決定一切、人定勝天的道理。所幸我國媒體不愧是黨的喉舌，恰當地堅持了雙爲和雙百方針，沒有給這些壞人多少發言機會，而是長期一邊倒地由副主席您這樣的高人把持輿論陣地，才沒有讓那億萬愚氓心理安逸。正義的事業是永遠不會孤單的，西方友好人士十多年來也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努力地妖魔化中國人，不過他們非常的懶從來都是缺乏充足和像樣的妖魔化證據，最終還得靠您老人家親自出馬才行，您老人家好好努力吧！
附原文：我國防治荒漠化的嚴峻形勢及對策
趙南起
開欄的話
我國是荒漠化面積較大、分佈較廣、危害嚴重的國家。據統計，目前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3％。嚴重的荒漠化，吞噬著良田和家園，擠壓著人們的生存空間，已經成爲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 防治荒漠化，保護森林植被、植樹種草是當務之急。作爲陸地生物圈的主體，森林在防風固沙、保持水土、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治理城市大氣污染、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在世界防治荒漠化日和乾旱日即將到來之際，本報特開設保衛綠色 關注森林專欄，藉以提高人們對荒漠化嚴峻形勢的認識，喚起全社會關注植樹種草，切實推進生態環境建設。今天，欄目推出全國政協副主席趙南起的文章，作爲開篇。 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的土地荒漠化一直呈加速發展之勢。目前，全世界2／3的國家和地區、1／4的陸地面積、近10億人口受其危害，已被公認爲當今世界的頭號環境問題。針對我國荒漠化的現狀及原因，現就如何防治荒漠化問題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
一、荒漠化形勢嚴峻，危害嚴重 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最爲嚴重的國家之一，現有荒漠化土地39．3億畝，占國土陸地面積的27．3％。涉及18個省區市的471個縣旗。目前，全國每年荒漠化淨擴展面積已超過1000萬畝。 荒漠化導致了土地生産力的嚴重衰退。全國草場退化20億畝，占荒漠化地區草場面積的59．6％，每年因此少養羊5000多萬隻；耕地退化1．16億畝，占荒漠化地區耕地面積的40．1％。近年來，我國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40億元。1993年5月西北地區的特大沙塵暴，席捲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的72個縣旗，農業受災面積505萬畝。 荒漠化還加劇了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每年輸入黃河的16億噸泥沙中，就有12億噸來自荒漠化地區。特大沙塵暴，60年代發生了8次，70年代發生了13次，80年代發生了14次，90年代已經發生了23次。
事實說明，荒漠化的危害，已成爲我國首要的環境問題和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如不痛下決心治理，將逐步喪失生存繁衍的空間，我們將愧對子孫後代。
導致荒漠化擴張的原因，可歸納爲五濫。一是濫墾，無計劃、無節制地開墾土地。1958-1973年，內蒙古的兩次開荒熱造成2000多萬畝土地荒漠化。近年來，黑龍江、內蒙古、甘肅、新疆四省區1986-1996年開墾2912萬畝土地，有1433萬畝撂荒，占開墾總面積的49．2％。二是濫牧，荒漠化地區草場牲畜超載率爲50％-300％，導致草場大面積退化、沙化。內蒙古草原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如今老鼠跑過現脊梁。三是濫伐，亂砍濫伐林木導致荒漠化。青海柴達木盆地的3000多萬畝固沙植被，到80年代中期已有1／3以上沙化。四是濫采，濫采中藥材、摟髮菜等現象十分突出。每年10萬餘農牧民進入內蒙古阿拉善盟摟髮菜，造成1．95億畝草原被破壞，其中6000多萬畝沙化。五是濫用水資源，大水漫灌，造成土地鹽漬化。
影響荒漠化防治工作的主要問題是：有些領導對荒漠化的嚴重危害認識不足；治理有畏難情緒，缺乏信心；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夠；管理不善，導致邊治理邊破壞。
二、荒漠化治理初見成效，前景廣闊 三北防護林、防沙治沙工程實施以來，共完成營造林3億多畝，種草及改良草場1400多萬畝，封沙育林育草3700多萬畝，受保護的農田增加到3．2億多畝、牧場1．34億多畝。 其成果體現：一是顯著提高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重點治理區糧食普遍增産10％-20％。二是局部地區風沙危害得到控制，保障了城市、綠洲和交通運輸的安全。包蘭鐵路沙坡頭段50公里長的鐵路兩側，構築了生物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鐵路防沙體系。三是促進了重點治理區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此舉使生存空間得到擴大。四是闖出一條治沙、治窮、致富的新路子。即防治荒漠化與合理開發資源有機結合。實踐證明，防治荒漠化，將成爲我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三、對今後防治荒漠化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要進一步貫徹落實江總書記關於建設生態環境的重要批示精神，堅持全黨動員、全民動手，因地制宜、綜合治理，把生態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
一是明確目標，分步實施。按照《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的戰略目標：到21世紀中葉，將可治理的15億畝荒漠化土地基本治理，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良性迴圈。基本設想：到2010年，基本遏制荒漠化擴展趨勢；到2030年，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形成初具規模的生態體系；到2050年，建成比較完備的生態體系，實現環境保護和資源開發協調發展。
二是納入重點工程，加大資金投入。將防治荒漠化作爲國土整治的重點工程，納入21世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資金投入應堅持以國家投資爲主、地方政府投資爲輔、積極向社會融資的原則。社會融資，可考慮設立防治荒漠化基金；爭取國際援助或貸款；利用部分農業政策性貸款；拍賣部分荒漠化土地等途徑。
三是應進一步放寬放活政策。土地政策，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所有權屬集體，使用權歸個人，50-70年不變；限期給農牧民劃自留山、地或責任山、地，治理成果允許依法繼承和轉讓；對部分荒漠化土地，可進行拍賣、租賃、轉讓。稅收政策，應盡可能免減稅賦。信貸政策，應給予必要的扶持。
四是健全法制，依法防治。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規。儘快制定《荒漠化防治法》、修改《草原法》與《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配套成龍，形成防治荒漠化的法律體系。其次要加大執法力度。劃定生態公益林和天然林保護區，嚴禁採伐；在草原及綠洲邊緣建立禁墾區；無水資源保障的禁止開墾沙荒地；劃定退耕還林還牧區；各牧場實行定額限量放牧制；禁止在草原區域內採集中草藥；禁止摟髮菜，取締髮菜貿易市場。還要健全執法監督體系。加強林業公安、林業站、治沙站、草原站和水保站的建設，依法加大監督管理的力度。
五是依靠科技，提高質量。要加強科技推廣工作。建立健全科技推廣服務網路和科技成果推廣、示範基地。要建立科技創新體系。建議將防治荒漠化課題列入《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並積極鼓勵和吸引優秀人才從事這項研究。 六是加強領導，強化管理。建議從中央到縣旗，將各級防治荒漠化協調小組改爲領導小組，由主管農林的領導挂帥，辦事機構可設在林業部門。《人民日報》 (2000年06月16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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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08 22:2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民農閒時幹什麽:打工、上訪
葉知秋2002年5月10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冬者歲之餘。以往，勞作了三季的農人多是蹲在北牆根下曬太陽，扯閑篇，休息兩三個月，到來年開春再重新拿起農具勞作起來。可以說，那時的冬天使人慵懶、安逸。近些年來，冬天在家賦閑的人少了，北牆根下只剩陽光了。人都幹什麽去了？基本上兩種活計：打工、上訪。
打工是爲了掙錢，養家糊口；而上訪呢？是爲了去掉心中的不平，尋找夢中的希冀。近些年來，農民上訪批量明顯上升，信訪案件的絕大多數來自農村；上訪的地域逐漸擴大，上縣、進市已十分尋常，到省、闖京亦屢見不鮮；上訪的規模不斷膨脹，動輒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上訪的方式日見激烈，有鬧市靜坐、攔截火車等等。各級黨政機關門口的上訪人群幾乎成爲司空見慣的風景。我以爲，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最老實的順民，老實得甚至有些愚昧、有些奴性。餓死不做賊，屈死不告狀仍是不少人的信條。只在忍受不下去了，才走出村肆，尋找青天。而今上訪成爲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這是非常耐人尋味，也是值得當政者深思的。
最初，不少上訪的問題都不是很大，應該在當地就能很快解決。但就是無人管，互相推諉、麻木不仁，結果小事拖大，大事拖壞。最終導致農民對當地官員失去信任，只好進市跑省闖京，越級上訪。官逼民訪，所言不虛。
通常令上訪者失望的是，他們的問題在市里、省裏往往還是得不到公正的解決。他們費盡周折找到上級部門後，往往一紙公函，又把他們打發回老家解決。上級機關是抓大事的，哪能事無巨細都一一過問？芝麻粒大的事，還能爲你專門調查一番？在上訪材料上寫上一兩句話，“啪”地一下蓋個公章便作了結。實際上，他們轉下的蓋有公章的材料到了下面仍然無人重視，好點的還找個理由搪塞一下，不負責的恐怕連材料放哪兒都找不到了。兩頭的遭遇使訪客們精疲力盡地往返於上級和下級之間，可問題到底還是解決不了。
更爲倒楣的是，這些爲了解決自己問題而固執地頻繁上訪的農民卻被戴上了“纏訪”、“鬧訪”的帽子，任憑你說什麽，再也沒有人聽了。這時他們上訪的結果只有付出的車費和飯錢，甚至還有他們回去後受到的迫害和報復。
秋風：讓農民多一些選擇
作者﹕秋風 （華夏時報）
面對WTO對農業可能的影響，有的人相當樂觀，他們的理由竟然是，WTO要求對農業有一定的補貼，中國農業從此反倒可以獲得政府的補貼了。我覺得，這是對WTO基本宗旨完全錯誤的理解。WTO是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的壓力下，不得不容許各國對農業有一定程度的補貼，這絕不意味著政府必須對農業進行補貼。在中國，由於財政和政治因素，指望政府對農業進行大規模的補貼也是不現實的。
但我也對加入WTO後的農業並不悲觀，我也不同意有些相當權威的人士所說的農業將是受衝擊最大的領域。回顧中國的改革，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哪一項制度創新不是農民自己發現並率先實踐的？我們應該相信農民的創造精神，作為廣義的企業家，他們絕不比任何人的能力差。對於市場的理解，他們也未必就不如上市公司的高級經理。既使他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WTO關於農業的條款，甚至從來沒有聽說過WTO，只要他們能夠比較順暢地掌握市場價格信息，他們也會根據本地的自然秉賦和本人的知識結構、及本人對市場的預期，作出理性的適應、調整，而現代的分工體系的延伸，也會使他在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的情況下，掙到比現在的收入多得多的美元。
問題的根本在於，必須賦予他們更多的選擇權利，保障他們的財產權利，讓他們應更充分的自由，可以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按自己喜歡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這需要我們自己在內部進行制度改革，解除幾十年、甚至上千年來加在農民身上的種種枷鎖，讓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耕種方式，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居住地。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逐步取消對農產品市場設置的種種限制和控制，使價格信號可以順暢地傳遞。這些限制和控制的本意或許確實是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然而，事實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人為擾亂市場、阻隔價格信號傳遞，最後必然損害農民的利益，影響農業健康發展。
在我看來，如果說未來幾年中國農業真的受到嚴重的衝擊，並出現某種危機，那可能並不是因為WTO，而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法律和政策出了問題。90年代以來，我國的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就相當嚴峻，而我們似乎一直沒有拿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加入WTO，使這些問題一下子浮出了水面，迫使我們不能不嚴肅地面對，並理性地尋求解決之道，而這首先需要我們認清問題的關鍵所在，並且具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爲什麽：種糧食的人死於缺糧？
2002年5月18日 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從共產黨官員——駐河南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對信陽1958——1960年年代大饑荒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中國農民的生活有多麽悲慘。
在那個僅僅在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100多萬農民的大災難之中，張的文章是這麽描述發生在信陽這個主要産糧區、這個“魚米之鄉”的饑荒的細節的：有個擁有23名成員的黨支部，餓死了20人；有的全家餓死了；有的全村餓死了；饑民外出乞討的試圖，被武裝人員暴力制止；農民爲求生而惟一可採用的自救渠道，也被殘暴地堵死了……
這，僅僅只是在當年，一個大饑荒肆虐在中國廣大農村所造成的慘狀的縮影。作爲印證，我們再來聽聽離信陽千里之外，爲了活命偷偷摸摸搞“大包乾”的安徽小崗村的領頭農民嚴俊昌怎麽說：到1960年，僅他們一個生産隊，餓死了67人，餓死絕了6戶……怎麽辦？反正餓死是死，分田到戶殺頭坐牢也是死。就拼死冒險吧！（也就是說：農民的“生存權”，常常要用自己的“生命”來換！）
細細查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這時的中國，餓死的，幾乎百分之百是農民！
這樣，有一個殘酷的問題擺到了我們的面前，拷問著我們所有中國人（尤其是權勢人物和城市人群）的良心：爲什麽：城裏人鮮有餓死的？（絕不會是因爲城市抗餓能力強吧！）；爲什麽：親手生産糧食的人，卻大批量地死於缺乏糧食？爲什麽：離糧食最近的人，在分配糧食——這一最基本的生存資源——的排序的佇列中，卻離糧食最遠？？！！
要知道：滋養全體中國人的兩種主要作物——無論是旱地小麥，還是長在水田的水稻——都需要我們的農民從整地、耕耘、育苗、播種、清理雜草、灌溉、滅蟲、收穫、脫粒、揚塵、翻曬，直到裝袋……在此全過程中，仰仗自己血肉之軀，從事原始的肉搏勞動，從春忙到秋，糧食收穫了。請注意：從這個時候開始，糧食被強行徵收，或者說被粗暴掠奪。農民開始喪失了對哪怕是最低份額（保命糊口）的糧食的擁有權和控制權。
種糧食的人，數百萬、上千萬地上死亡，死因是：得是到自己生産的糧食！不好理解吧？！
其實，想穿了，就沒有什麽不好理解的了：在中國，稀缺資源牢牢控制在的城市人手裏。他們常常表現出極其貪婪的霸佔欲。只要什麽東西稀缺，在分配時，他們從來不會給農民分得一點像樣的、成比例的分配額度。不僅在分救命糧時是這樣，在分配就業資源、高等教育資源、醫療資源、財政資金……的時候，也都是這樣！
比如說糧食——當成爲了缺乏的物品時，城市人霸佔著它，掌控著它，處置著它。他們要餓死誰，誰就得被餓死——哪怕，這東西是你們農民千辛萬苦種出來的！
張書藩後來在他的文章裏還感慨說：“當時信陽並非無糧。大小糧倉都是滿滿的。餓死那麽多人，沒有一個糧倉被農民哄搶”。 “我們的農民真是太好了！”
聽見沒有：當我們可憐的農民同胞整個整個地、整家整家地、整村整村地被餓死時，我們的城市權貴明明知道糧倉裏有大量的糧食，明明知道這些全是農民生産的，他們就是不肯去打開他們控制的糧倉，濟糧於農民！反正他們這些“人上人”不缺吃的了。至於農民的死活，大人、老爺們可以裝作不知道。事後，還要來如此“深情地”謳歌被悲慘折磨致死的農民的“本分”和“忍耐”美德……
這種畸形的分配方式，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之中。沒有迹象表明：情況在改變。也就是說，農民的苦難、農民的悲慘遭遇將沒有盡頭。
……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糧食被城市強權這麽霸佔和分配過，還有別的稀缺物品仍然在被他們這麽分配著：
就業：全中國體面、可拿退休金的公營企業的就業崗位，農民所分比例少於5%；
財政資金分給農民的份額：少於5%；
高等教育：農民少於20%；
醫療資源：農民少於20%；
可支配現金：農民少於20%；
——儘管，農民在這個社會占了總人口的80%；
——也就是說，僅僅占中國2成的城市人口，享受了全中國8成、或者9.5成以上的好處——也就是，這個國家裏絕大部分的好處！！！
……
這種畸形的分配方式、這種把公理和良知踩在腳下的分配方式，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之中。沒有迹象表明：情況在改變。
因此，可以說：農民的苦難、農民的悲慘遭遇、農民的厄運將沒有盡頭；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麽在今天中國，農民普遍的生活、通常的出路是：乞討；打工；賣苦力；賣血；挖礦；偷渡……
這些，都是離饑餓、離窮困、離危險、離災難、離欺辱、離死亡——最近的生存方式；離富足、離舒適、離尊重、離幸福、離人道與尊嚴的對待——最遠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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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0 00:0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縣鄉領導話說“三農問題”——《嶽村政治》的調查和思考
作者：於建嶸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於建嶸）是一部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都值得稱讚的優秀之作。特別是這本書的附錄《衡陽調查記事》全面記錄了作者長達二年多的社會調查過程，從這裏我們不僅能體會到作者社會調查的艱辛，更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三農問題的極端複雜性。爲了使更多的讀者方便地瞭解這些觀點，我按“縣鄉領導話說‘三農問題’”、“村組幹部話說‘三農問題’”、“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和“學者話說‘三農問題’”爲標題，摘錄了書中有關的各界人士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及作者的思考。（摘錄和整理者：劉老石，中國改革雜誌社農村版記者部主任）

（一）
夜宿衡山賓館，與衡山縣委羅副書記探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
羅說，原來一直在市里機關工作，工作的物件和內容都比較單純。自從作爲青年幹部下派到縣擔任領導職務後，感到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層工作要管的事太多，而且每一件事都顯得很重要，搞得不好就會出問題。特別象衡山縣這樣以農業爲主的縣，工業基本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況，縣級黨政基本上是以農業和農村爲工作的主要物件。但現在農村工作並不好搞。原因就在於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農民有了自主權，縣級黨政已不能象公社化時期那樣具有絕對的動員能力。想搞一些大的農田基本建設或興修水利等事情，都需要按財政口子走，不能隨意調動農村勞動力。當然，這樣的確保護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使農業有了近20年的飛躍性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卻不利於農村面貌有更大的改善。現在中國農村的狀況，主要還是小農生産者加上有限的市場經濟。小農生産者具有天然的缺陷，目光短，一般只知道眼前的實實在在看得見的利益，對新生事物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可我們的基層幹部又不習慣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來指導農業生産和鄉村社會的發展。這樣勢必造成目前農村工作的難度。

我表示已注意到了羅關於“小農生産者加有限市場經濟”這一提法，並問如何才能改變這一狀況。
羅說：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實際上並不能解決農村市場化的問題。市場化需要以産業化爲基礎。可是，目前各級政府提倡産業化又不能在農村真正實行。具體原因很複雜，需要做系統的調查研究。但有一點是可認肯定的，這就是制度上存在缺陷，各級政府對農業的調控手段不足。

問：目前農村工作的重點何在？
羅認爲對於縣一級黨政，農村工作的首要之點就是穩定。雖然也需要從農民手中收取農業稅，但最怕出事。因爲只要發生因農民負擔鬧事的事件，省市就會對縣一級領導採取組織措施。基於此，縣委和縣政府反復告誡鄉鎮幹部，在收取各種稅費時千萬不可動用武力，不能搞出人命來。可是，不採取一些強制措施，錢就收不回來，縣財政也就沒有錢，大家就不能發工資。當然，縣裏的工商稅和其他收入解決縣級幹部的開支還是可以的，財政再困難，也得讓縣官們有工資，最多是拖些日子。

請羅評價衡山縣農民負擔的情況。
羅認爲，總的來說，衡山縣農民負擔並不重，基本上按照了國家的有關規定進行的。所以，這些年來，衡山縣沒有因農民負擔問題出過事，比較太平。但這並不是說，這些不重的農民負擔都按規定的時間交了。有許多農民並沒有按規定時間和數量交納稅費。只是我們要求鄉鎮幹部，無論如何都不能採取過激的手段和方法，農民不交就記下來，將來再說。有些鄉鎮因收不上錢，只得借債度日，出現了農民欠鄉鎮的，鄉鎮欠財政或銀行的這種情況。

問：爲何稅費難收？
羅認爲情況很複雜。從稅費構成來說，農民負擔一般可以分爲兩大塊，稅和費。費又有鄉鎮統籌和村提留。稅還好辦一些，自古以來，皇糧國稅，農民知道必須交。不交有稅務部門按國家的法律處理。但費則不一定了。在農民眼裏，費是不合理的，交了稅就不應該交費。當然，有的費的確不合理，但大量的費則是按照國家規定收的，而且，有許多費也並不完全是鄉鎮政府要收的，如教育費附加等都是國家開的政策性口子，這些錢鄉鎮政府也不能用，最多只能從中提點手續費或獎金。再加上這些年來，各種宣傳工具對有關農民負擔的宣傳比較片面，使有的農民産生了一種誤解，認爲鄉鎮統籌就是亂收費。這種誤解在農民實際收入有所下降的情況下，就很容易産生一種對抗情緒，不交稅費也就成了一種好象很有道理的事情了。

問：有什麽辦法解決呢？
羅答：費改稅是目前國家有關方面正在探索的，可能明年或後年會推廣。這種費改稅有如舊時的“一條鞭法”，通過對各級政府部門行爲的制約，對於減輕農民的負擔會有一定的好處。可農民負擔問題的關鍵真的就是鄉鎮幹部的行爲沒有受到制約嗎？可能遠比這複雜。儘管如此，費改稅還是一個進步，它可以將農民負擔問題納入法制化。上交稅費應該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沒有強制性的手段顯然不行。當然也有人提出，現在對拖欠稅費的農民也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可在現實中，法律是不好解決這些問題的。首先就有一個法律主體的問題，即誰爲原告和誰爲被告的問題。有人說，原告應該是鄉鎮政府，可是，收這些錢並不都是鄉鎮政府的事。鄉鎮政府爲什麽要告？這樣一告不就將一切責任都推到鄉鎮政府身上了？被告方面也不很好確定，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以戶爲單位的，“戶”成爲了權利和義務的主體。但在法律上，“戶”或“家”又不能具體行使權利和義務，不能成爲訴訟的主體。這是否說，“家”或“戶”也需要有一個“法人代表”？最主要的是，農村土地是集體的，農民只不過是“租”種罷了，應該是農民交租，由集體來承擔有關稅費。何況，現在法律也不一定能夠真正做到公正。現在的確有許多地方農民集體控告鄉鎮政府亂收費的事，爲何一般很難公正判決呢？原因就在於，如果財政收不上錢，法院也沒有錢辦公，法官也沒有工資發。有的縣領導就說，法院如果要判政府收上交提留違法，那麽它下個月就不要到政府來領工資了。這種經濟背景也就決定法律在效力和公平方面存在著局限性。可見，現在農村的關係很得雜，方方面面的問題很多。絕不是簡單說一聲“依法辦事”就能解決的。

顯然，羅說的這些問題是經過了一定思考的。他關於鄉村社會關係中的權利和義務主體不夠明確的問題，也正是我這次調查的問題之一。因此，我表示注意到了羅的分析，並說，就目前鄉村社會關係主體而言，有幾個基本的權利和義務關係必須搞清楚。這些關係主要有：國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與村委會及農民之間的關係，村委會與村黨支部之間的關係，村委會及村黨支部與村民之間的關係，甚至還有家庭與村民個體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更多是綜合性的。由於我們在鄉鎮制度安排上以及在一些具體的操作程式上，將這些關係過於簡單化，也就産生了許多問題，使這些關係變得不清晰，權利和義務不明確。其中，鄉鎮黨政作爲國家最基層的政權機關，處於國家與社會的邊界上，作爲體制內的權力機構，他們要承受來自國家和社會的雙重壓力。而鄉鎮幹部，作爲個人，也要承受作爲政治人和作爲經濟人的雙重選擇。在鄉鎮以下的村，目前實行著兩項基本制度，但這兩項制度卻有不同的行爲主體和行動邏輯。這就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經濟上確定的是“家庭”的經濟自主權，而村民自治確認和保護的則是村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家庭”和“村民”分別作爲經濟主體和政治主體，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也必然會使鄉村社會關係複雜化。

羅聽此言，深表是然，談興更濃。可已近天亮，羅告辭。
我用筆記本電腦整理完這一天的訪談和經過，睡意也就湧了上來。（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69—473頁）

（二）
（衡山縣委許書記）說：目前農村工作的重點就是穩定和發展。穩定的關鍵問題就是農民負擔問題。黨中央國務院爲什麽三申五令地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就是一個穩定問題。沒有穩定的環境中國什麽事情也做不成。我們要從講政治的高度來認識減輕農民負擔。象衡山縣這樣的農業縣，縣和鄉鎮財政對農業具有很大的依賴性。但這並不是說，爲了搞基本建設、爲了有政績，就不管農民的死活而亂收費、亂攤派和亂罰款。就是收取合理的費稅也有一個方法問題，絕不許採取強制手段搞得農民上訪鬧事。穩定的核心是發展，如果經濟不發展，農民還是處於貧困之中，再少收農民的錢對農民來說也是負擔。要保持農村的長治久安，基層政權建設也很重要。現在推行村民自治並不是與鄉鎮黨政對著幹，而是依靠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來確保農村的穩定。我們的鄉鎮工作者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要有能力引導農民辦好村民自治這件事。
有感於縣級領導和鄉鎮領導對農村工作關注的不同角度。查閱許近年來的報告和講話，摘錄其在1999年2月27日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講話的有關觀點，以示研究時注意：

“要依法治理安民。當前，農民的思想觀念順應時代的要求，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農民已不象二十年前那樣唯命是從了，而是敢說敢爲。農民敢說敢爲，並不是與黨和政府作對，而是一種進步。當今的老百姓仍然是一心向党，一心向國家，一心向上的。我們各級幹部，一定要主動適應這種變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致力於宣傳農民、教育農民、引導農民、說服農民，不要怕農民，也不要卡農民，更不能吃農民，決不能動不動就‘來硬的，講狠的，耍蠻的’，搞簡單、粗暴甚至違法的行政行爲，堅決做到‘心中有法，慮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要依法開展村民自治工作，推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所有的村都要堅持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發動群衆制訂村規民約，引導群衆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軌道。”（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75—477頁）

（三）
簡單問候畢，我講了這次調查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思路。楊即代表鎮黨委和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
接著楊詳細地介紹了白果鎮的基本情況。從楊準備的各種資料和材料來看，他對我的到來是很重視的。只是我對這些報表式的資料早就有所瞭解。但爲了表示禮貌，還是認真地聽楊說了一遍。從楊的講述中，我感到他對這些資料很熟悉，有許多資料他信口說來，卻與我從有關檔案資料抄錄的資料一致。但他在講述白果鎮的發展問題時，卻顯得有點拿不准了。
這時，楊拿出其在1998年白果鎮第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時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他是在這次人大會議上當選爲鎮長的。在這份報告中，對這屆政府的工作有一個基本設想。其中有關今後三年白果鎮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每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農業總產值年均遞增7％，工業總產值年均遞增15%，鄉鎮企業增長20%以上，農村人平純收入年遞增100元以上，鎮財政收入增長1O％以上，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12以下，繼續適應保持教育投入，足額徵收用好教育附加”。當我問及這些指標落實情況時，楊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說，經過一年多的工作，看來這個目標是很難實現的。特別是鄉鎮企業，現在基本上處於停業狀況，要想有大的發展很難。主要原因是目前經濟環境不好，市場經濟太難把握，而且，現在鄉鎮政府“無錢無勢”，也沒有太多的辦法和手段來促使鄉鎮的經濟發展。
我特別注意到了楊鎮長對鄉鎮政府“無錢無勢”的評價，因此，決定將話題引到鄉鎮政府財政狀況和政治能力這一問題上。

我說，根據現代公共財政理論，財政是國家政權實現對社會治理的重要物質基礎和保證，財政體制和財政狀況直接關係到社會公共權力的性質和能力。在這種意義上，布坎南才說，財政制度是經濟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鄉鎮政府作爲我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國家關於農業和農村的許多政策和規定，最終需要由鄉鎮政府去落實。這些施政行爲，需要有一定的財政支援。剛才楊鎮長說，現在鄉鎮政府處於“無錢無勢”的狀況，而所謂“無錢”是不是說鄉鎮財政方面的限度，而“無勢”也就是鎮政權的政治能力問題。那麽，造成鄉鎮政府這種“無錢無勢”狀況的原因是什麽呢？
長期在縣委從事政策研究的陳副主任對此較有研究。他介紹說，清代至民國，衡山縣沒有建立縣級財政。只有在1939年國家行政權力下沈到鄉鎮之後，衡山等地始建縣級地方財政。新中國成立之後，全國普遍建立了縣級財政。但區、鄉兩級行政權力組織都不是一級完整的獨立核算單位。隨著鄉村集體化，特別是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實現了集體經濟組織與政權組織的合一，公社雖然掌握了鄉村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但國家還是實行了嚴格的財政政策，在制度上將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與國家的財政收入區分開來，建立了嚴格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即財政收入全額上交縣財政，有關公社政務方面的支出均由縣財政審核拔付，公社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財政體制。改革開放後，對地方財政體制的改革也就成爲了鄉村改革的重要內容。1980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衡山縣根據這一規定並結合實際情況，制訂了具體的管理辦法，其中對公社財政實行“定收定支，收入上繳，支出下拔，增收分成，超支不補，一年一定”。1984年，衡山縣實行“定額上交，遞增包乾，超收全留”的新體制，各鄉鎮實行了財政包乾制，擁有了一定的財權。到1989年，衡山縣對下屬單位制訂了7種財政管理辦法，其中對鄉鎮實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拔，超支不補，增收分成，減收分擔”的政策，鄉鎮財權進一步明確。1991年財政部頒佈實施的《鄉（鎮）財政管理辦法》規定，鄉（鎮）財政是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鄉財政的基本任務是管理鄉財政收支、對行政、事業和企業進行財政管理和財政監督，爲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和事業服務，爲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服務，並要求鄉鎮建立與其任務相適應的財政機關。這年底，衡山縣各鄉鎮都建立了受鄉鎮政府和縣財政機關雙重領導鎮財政所，依法行使執法權和處罰權。這標誌著鄉鎮財政體制正式建立。

我問：朱總理在人大會議上說，現在中國各級財政是“吃飯財政”。白果鎮的財政狀況是否如此？
可能這個問題過於敏感，楊鎮長有點不想回答，沈默了許久。我只得將這一問題重復了一次。楊還是看著陳琛，好象在向陳琛求援。陳見狀，便說：“你就實話實說吧。我來的時候，羅書記說過：這次社會調查是學術研究，一定要實事求是，不然沒有意義。鎮黨委和政府及各部門都要儘量滿足調查者的要求。”這樣，楊鎮長才從辦公室拿出了白果鎮1997年度財政決算和1998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根據這一報告和楊的補充說明，這些年白果鎮的財政狀況大體如下：(資料略，詳見《嶽村政治》第463—465頁，摘錄者)

簡單分析白果鎮這兩年財政狀況的有關資料後，我提出了如下兩個看法，其一，從白果鎮財政收入方面來看，鎮財政獲利能力較低，直接向農民收取各種費用仍然是鎮財政的主要財源。其二，財政負擔過重。從開支口子方面來看，文教衛事業費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占總支出的很大比例。也就是說，白果鎮目前的財政狀況並不理想。
楊解釋說，近年來白果鎮的財政狀況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受國家調整政策這一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但從財稅體制來說，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省市和縣將一些好的財源和稅源都劃走了，鄉鎮幾乎沒有什麽稅源和穩定的收入。許多鄉鎮基本上是靠舉債度日。白果鎮的情況應該還算好的，財政赤字的比例相對較低。這要歸功機構改革。近年來，鎮黨委和政府下了很大的決心來精簡機構，清退了臨時性質的聘用人員。現在許多辦公室都只有一個人，一個人要兼很多職。這就使鎮財政負擔的人數少了很多。

我想進一步瞭解鎮財政負擔的人數和開支的具體情況。楊有點不高興地說，這些情況我也不很清楚，有關資料要到鎮財政所去查。
見狀，我決定暫時改變話題。於是，我們閒談式地交談了起來。我問及了楊鎮長的基本情況。據楊介紹，（個人簡歷略，詳見《嶽村政治》第466頁，摘錄者），他強調自己是一位聘任幹部，並解釋說，鄉鎮幹部中不同的身份在待遇和政治前途上都不一樣。接著，我問他作爲一鎮之長有何體會。沒有想到，剛才還顯得很穩重的他，突然站了起來，聲音也提高了很多。
他說，現在做鄉鎮幹部要想有很大的作爲是不現實的。誰都講鄉鎮政府是國家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可是在事實上鄉鎮政府並沒有什麽權力。目前，主要管的就是計劃生育和收上交提留這兩項工作。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要錢和要命”。計劃生育還好辦些，因爲，大家都知道計劃生育是國策所在，誰違反了，如何處罰都沒有人敢說些什麽。而到農民手裏去收錢則是十分頭痛的事情了。這麽多年來，國家一再下文講減輕農民負擔，不准採取強制手段，搞得有的農民連合理的稅費都不交了。如果村組幹部得力，還好辦。如果村組幹部不配合，錢就收不上來。收不上錢，鎮裏面的工作就沒有辦法開展。教育需要錢、基本建設需要錢、鎮幹部工資也需要錢。如果鎮幹部幾個月不發工資，誰還有心思去做事？一想到這些事就頭痛，這個八品官真還難做。

那如何才能做好一位鎮長呢？
楊說，如果要做好鎮政府當家人，要處理好兩個關係：其一是要處理好與黨委書記的關係。在目前鄉鎮體制中，雖然法律規定了鄉鎮長負責制，但實際上黨委還是鄉鎮的權力核心所在，黨委書記才是真正的一把手，鎮長只是一個配角，鎮裏的工作都要經過黨委書記的決策才能進行。黨政之間的矛盾是目前鄉鎮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白果鎮，這個問題處理得算比較好的。主要原因是，現任黨委書記是一位老同志，有工作經驗和威信。而自己則是一位聘任幹部，所以總是提醒自己是配角，要配合鎮黨委書記的工作。這樣一來，關係反而好處理了。其二是要處理好與村級組織的關係。實行村民自治之後，鎮黨政與村級組織的關係變得較爲複雜。從黨的組織系統而言，原來的上下級的領導關係沒有改變。黨章規定的和現實中實行的一切組織手段都用得上。可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係卻比較難處理。《村組法》規定鎮政府與村委會是指導關係。開始我們這些鄉鎮幹部並不很在意這種改變。認爲作爲一級政府對村莊的管理該怎麽辦還是怎麽辦。通過幾屆村民委會員選舉，村民都已知道了村委會成員必須經過村民選舉産生。我們也體會到了過去的“領導”變成現在的“指導”，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村委會幹部由過去的“指派”變成了現在的“選舉”。你們從事理論研究的可能不會知道這種改變有什麽意義，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可有較深的體會。用形象一點的話說，就是村幹部可以不買鄉鎮幹部的賬了。

問：如何具體評價白果鎮的村治狀況呢？
楊思考了一會後說，總的來看，白果鎮的村民自治狀況還是較好的，都經過了四次村委會選舉。只是發展並不平衡。有的村委會選舉和村務分開做得較好，有的還不規範，問題還不少。在我們鄉鎮領導看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村民選舉公不公平的問題，而主要是通過村民選舉後的村幹部聽不聽話的問題。白果鎮有少數村幹部就以村民自治爲由頭，來對抗鎮黨政的領導。我們鎮黨政的觀點是，村民自治作爲國家推行民主的措施，是要搞好，可並不是說村裏面搞民主選舉了，就不要鄉鎮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了。爲了防止這些現象的發生，我們主要採取了如下幾個方面的措施：其一，把好選舉關。在這次村民委員會換屆時，我們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到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想盡一切辦法不讓那些與政府對著幹的人當選爲村幹部。現在看來，基本上保證了鎮黨委和政府的意圖實現。其二，在村級班子建設上，要堅持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在農村搞黨政分開是不現實的。村裏三主幹，支部書記是班長，村委會主任和村秘書及其他村委會成員都要在党支書的領導下工作。這樣，可以保證鄉鎮黨政通過黨這條線加強對村的領導。其三，對那些堅決與鎮黨政對著幹的村委會成員特別是村主任和村秘書，可以通過另行安排工作等方法來處理。比如，有一個村的村委會主任不僅與村黨支部書記關係不好，而且不聽鎮領導的話。我們與他談過多次都無效。可國家法律規定鎮裏面不能直接免他的職。於是，鎮裏面就先將他涼起來，有關會議不通知他參加，由村支書全權處理村委會的事情。經過一個時期之後，他感到鬧下去也沒有多少意思了。這時，鎮政府就出面同他談，將他調到鎮辦企業中的一石膏礦工作。由於這個工作待遇不錯，他就辭掉村委會主任。他一辭職，問題就簡單了，鎮裏面通過任命代理村主任的方式，解決了這個村的班子問題。其四，實行村財鄉管。我們將原由村委會支配的錢，收到鎮裏面來，連村三主幹的補助和工資也可鎮裏面統一發。這樣，也加強了村幹部與鎮黨政的關係。（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60—469頁）

(四)
望峰鄉黨委書記50多歲，言辭極爲激烈。言稱，正準備就鄉鎮工作給江總書記和朱總理寫信，向他們訴說鄉鎮幹部的艱難和困惑。細聽之，觀點大致如下：
其一，鄉鎮還是不是國家政權的基礎。鄉鎮政權作爲國家最基層的政權機構，就是要管好本鄉鎮的事務。可是，現在鄉鎮還有什麽可以管？還能管什麽事？現在推行村民自治，鄉鎮黨政連村幹部都管不了。沒有事情和人可管的政權，還會有什麽權力和威信？長期這樣下去，基層政權就會失去對農村社會的控制。沒有了農村基層政權，國家還能穩定嗎？國家要穩定，就要給鄉鎮幹部權力，就要拿出政權的權威來，不要靠討好農民過日子。其二，誰應該對農民負擔重負責。現在大家都說農民負擔重，而且好象都是由於鄉鎮幹部亂收費造成的。國家一再下文說要減輕農民負擔，各種報刊雜誌也只有一個聲音，都在指責鄉鎮幹部爲了大吃大喝、搞腐敗而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使農民無法生存了。這種說法不公平，也與事實不符。我們這些鄉鎮幹部背這個駡名不要緊，可長期這樣下去，就會搞得農民一點義務觀念都沒有了，連合理的負擔也不想交了。現在農民都知道，鄉鎮幹部在農民負擔上出了事，有人上訪，就要撤職，罷官。正因爲農民知道鄉鎮幹部的這一軟肋，才有負擔太重的想法，才敢不交稅費。毛主席在的時候，農民飯都沒有吃，可誰也不敢說負擔重，也不敢造反。現在誰家的日子起碼比那時強得多，爲什麽還有人敢不聽政府的呢？而各級政府卻對那些不交稅費的農民一點辦法都沒有。看來，怕農民上訪是不行的，如果黨中央說可以採取強制措施，農民上訪反而會減少。其三，鄉鎮幹部待遇最低，也沒有什麽權威。現在稅收包乾，國稅不夠地稅補，地稅不夠財政補，收不上稅費，交不了國稅和地稅，鄉鎮財政的人頭經費就得補上，就沒有錢發鄉鎮幹部的工資。鄉鎮幹部要有政績才能升遷回城，要有政績就得有錢，有些鄉鎮沒有工業，就只得靠農業，靠統籌和提留，如果農民不肯交，鄉鎮幹部就沒有辦法幹事。事實上，我們這些鄉鎮幹部經常幾個月都發不出工資，甚至飯也沒得吃，那還有什麽心思談工作和發展。現在應該是黨和國家關心我們這些鄉鎮幹部的時候了。（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74—475頁）

（五）
楊鎮長由於前幾天下村感冒了，所以邊打吊針邊介紹情況。楊鎮長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白果鎮的情況後，便改變了話題，重點講了村級民主選舉的問題。楊認爲，國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當然有其道理。但作爲鄉鎮負責人想的卻是村級民主選舉如何與鄉鎮管理相一致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如何發揮作爲基層政權組織的職能。鄉鎮作爲一級政府，行使管理權是法律賦予的職權。可是，如何才能使這種管理權與村民的民主權利統一起來？目前還沒有好的辦法。現在有許多文章，都說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關鍵在鄉鎮黨政。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的確，在目前的體制下，村級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鄉鎮黨政。特別是，村民自治作爲一種新的制度，更需要鄉鎮黨政的大力推行。但問題卻是，有些文章說，鄉鎮黨政一般都不會自覺地推行村民自治，因爲這樣做等於在限制自己的權力。這種說法，讓我們這些鄉鎮一級的領導感到不高興，有時甚至還會懷疑，好象現在推行的村民民主選舉主要是針對鄉鎮黨政的，其目的是限制鄉鎮黨政的權力。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可以說，國家已經將我們這些鄉鎮黨政看成是防範物件了？事實上，我們這些鄉鎮幹部雖然在個人修養或素質方面較之國家的其他幹部隊伍要差一點，可我們卻是國家幹部隊伍中待遇最差的，也是最沒有升遷希望的。許多時候我們甚至連工資也沒有辦法發，養家糊口都困難。鄉鎮就只有那麽一點錢，就是有人搞腐敗，也不可能有什麽大的案子，因爲財力和權力都有限，無東西可貪。（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81—482頁）

（六）
下午2時，在李副鎮長陪同下，同立成和小任到白果鎮紹莊村。在路上，李副鎮長一邊吃著在街頭小攤買的用作中餐的農產品，一邊訴說著鄉鎮幹部的煩惱。
他言稱，現在農村工作越來越難做，鄉鎮幹部真的很難當了。計劃生育難，催繳稅費就更不用說。爲什麽會這樣呢，主要是政策問題。目前中央的許多政策都是限制鄉鎮黨政及鄉鎮幹部的權力的。比如，中央在計生工作問題上，過早地來了個不准擡東西、不准折屋、不准捆人，不准打罵等“七不准”，使基層幹部的工作很被動，致使目前計生工作有反彈的趨勢。收稅費也是這樣，根本沒有具體的辦法使農民自願交錢交糧。每年到了稅費入庫的時候，所有的鄉鎮幹部都得到村子裏面去，有的農民不願交，就只得由鄉鎮幹部幫助他們賣糧賣豬。這種“幫助”，講得難聽一點，就是農民不交，鄉鎮幹部組織人員強行將他家的糧或豬裝上車，有時真象搶一樣。如果村幹部配合還好一點，不配合，問題可大了。鄉鎮幹部工作苦任務重不說，還經常領不到工資。我們也要養妻兒老少，沒有錢拿什麽吃飯穿衣？

問：既然如此，那還當鄉鎮幹部幹什麽？
李說：這個問題也想過。比如象自己，從部隊轉業回衡山，因沒有門路，安排到鄉鎮工作。前幾年在鎮供銷社工作的妻子下崗了，自己又沒有能力爲她安排工作，就只得讓她開一個文化用品店，幾年下來，生意還不錯，收入比自己這個副鎮長要高得多。現在在家裏也是經濟地位決定政治地位，老婆賺的錢多，地位自然就比賺錢少的副鎮長高。自己這幾年當鎮幹部，表面上風光，可並沒有多少實惠。只是目前還沒有什麽更合適的事情可做，不然早就不幹了。（2000年1月21日到白果時，訪問過其妻。據其妻言，自李當副鎮長來，幾乎沒有錢拿回來養家，最多保他本人的開銷。文化用品店全靠她一人經營，因她還會攝影，所以這幾年來每年總有二至三萬收入，家裏日子還過得去。只希望他能將工作幹好，對得起白果鎮的老百姓）。
從李的言談以及已接觸的幾位鄉鎮幹部的觀點中，我已可明顯地感到他們對目前的身份和權力以及社會評價有著強烈的不滿情緒。是否可以說，這些鄉鎮幹部，在鄉村社會雖然直接代表著國家，但又開始游離於國家體制之外了？
爲此，需要對鄉鎮幹部的身份特徵進行考察，要搞清楚他們的來源、素質、待遇、升遷機會和行爲特徵。（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88—489頁）

（七）
白果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因參加衡山縣三講動員會來到縣城，聞訊來到608室，與徐勇教授討論村民自治問題。
彭書記認爲，現在國家推行村民自治這一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所以存在許多問題。具體來說，其一，目前中國農村人口存在普遍的素質低下，村民不可能正確行使民主權利，選舉或者流於形式，或者並不能將真正帶領自己致富的人選爲村幹部。其二，村民自治的很多制度都是針對鄉鎮黨政的。特別是目前鄉村社會利益高度分化，農民爲了其自身利益就有可能與鄉鎮政府對抗，而鄉鎮幹部又沒有辦法。國家如果沒有了鄉鎮黨政，還會有希望嗎？其三，村民自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要在村一級實行黨政分開，可事實上在目前的農村是行不通的。因爲，如果在村一級搞黨政分開，村會委的權力就會超過村黨支部，鄉鎮黨組織就會失去對村一級政權的控制。（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88—489頁）

（八）
在鎮政府大院司法辦公室訪黃助理。
黃助理，男，1961年11月15日，高中文化，黨員，白果鎮嶽北村人，1979年在衡陽市武警支隊服役，1983年退伍，1983年10日招聘爲司法助理至今。
他認爲，目前農村糾紛有五種，一種是地界，土地糾紛，二是墳山糾紛，三是季節性的水利糾紛，四是口角鬥毆，五是家庭糾紛。如果這五種糾紛化解不了，會對社會治安帶來不好的影響，甚至造成刑事案件。一般村裏發生了事情，先由村幹部調解，解決不了，當事人打報告，由村裏出具意見，由司法辦調解。總的來說，白果鎮的司法調解工作做得要算好的。現在有的幹部沒有威信，村民爲什麽相信我們，第一個做事有法律依據，村民都比較相信我們，比較公正；第二，我們能解決實際問題，爲他們排憂解難；第三，是個關鍵，就是我們調解是免費。因此，鎮司法辦每一年解決疑難糾紛，大約140多起。從1993年開始評爲衡山縣人民政府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1992年評衡山縣人民調解先進單位。個人也多次評爲普法工作先進。
他接著說，作爲鄉鎮幹部，待遇很低，每個月只有512.8元，妻子是岳北村村民，種了2.76畝地，2個小孩，一個小孩讀初中，一個讀小學。這些年，個人日子過得不是很好。而且當鎮幹部也很累。去年在糧食入庫時，我親自爲沒有勞動力的家庭幫他們送糧食到糧站，一共做了12天，有時回家連飯也吃不下。靠這種行動感動他們。他們就說，給你一個面子，讓你今年完成任務。因爲鄉鎮幹部現在沒有了強制性權力，我們只有靠這種感情的投資，靠人情關係去完成任務。這種人情關係主要靠我們幫他們辦事情。我認爲，農村工作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對國家政策不理解，中央的農民負擔政策他們認爲沒有落實，與幹部矛盾，幹群關係緊張。我們只能以自己的行動感化他們。（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610—611頁）

（九）
訪白果鎮黨委委員黃某。黃某，1972年6月生，男，衡山縣長江鄉人，大專文化，共產黨員，黨委委員（主管組織）。在其辦公室兼住房先核實了鎮幹部的有關情況。又談到了農民負擔問題。他認爲：農民負擔問題是一個熱門話題，但我們認爲，衡山特別是白果並不重，鎮統籌大約只有40多元。但農民還認爲太重，主要原因是農民收入不高，還有新聞媒體的宣傳，還有他們認爲我們將錢都發工資了。實際這些錢主要用於基層建設，比如學校（80%的錢用到學校裏去，鎮裏有二個初中，教師的工資歸教育局管，但教學樓、課桌和教師的宿舍都是由鎮裏出錢。我們這些鎮幹部的工資國家還拔了大部分工資。超編人員的工資由鎮裏發。縣裏拔的工資是基礎工資，還有生活補貼由鎮裏面發，辦公費等全部由鎮裏管。正式行政編制（在職）只有18人，退居二線的11人。每人發工資的錢並不多。
黃還認爲，我們目前的國家和政策體制，不適應農村和經濟的發展，所以農民對國家和社會有不滿。他們將這些不滿發泄在我們這些鄉鎮幹部身上。比如今年早稻價格，是國家和省裏制定（只有35元100斤），但農民感到價格太低，特別是下半年市場價42元，農民就怪我們這些鎮幹部，不該催他們交糧。實際上，這些都是上級規定的。這個糧食政策反復性太大，搞得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無所適從。
他最後特別強調，要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是要素質提高，這是個根本問題。現在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據這次人口普查，在農村高中生很少。文化程度低，就對電視或報紙上有關國家的政策理解不全面。科教興國戰略肯定是非常正確的，但現在國家政策和科學技術都很難在農村貫徹下去。這不僅是農民要提高素質的問題，鄉鎮基層幹部也要提高素質。（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612—613頁）

NO:1076_3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0:1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趙樹凱：村民與負擔
作者：三家村
進入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央更加重視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發出若干重要文件。通觀這些文件，措施力度越來越大，規定要求越來越細。但是，似乎問題並沒有根本好轉，相反，在一些地方似乎更加嚴重。
1999年寒假期間，我們動員了首都高校近百名大學生回鄉進行實地村級事件調查（本次調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民與基層組織”課題組組織。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高校96名學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具體執行。調查要求是，訪談並記敍發生在本村一個或數個重要的社會事實，具體包括土地調整、農民負擔、村民選舉、村務公開、計劃生育、衝突和上訪等方面的案例故事，報告的寫作強調真實的“記錄”，而不是分析。形成個案報告90餘篇。本文是依據大學生個案調查材料中“農民負擔問題”分析報告，爲課題分析報告之一。）。調查主要是關於村莊內部熱點事件的訪談記敍，涉及土地承包、農民負擔、村務管理、村委會換屆選舉、幹群糾紛等事件過程。在完成的90篇報告中，涉及內容最多的是農民負擔問題。通過對於這些報告的分析，我們對於農民怎樣感受、認識和對待負擔問題有了一定的理解。
村民的視野有局限，往往看不到直接向他們要錢要物施加壓力以外的社會因素，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對於基層幹部在這個過程中本身存在的問題是看得最清、體驗最深的。更重要的是，農民的感受直接影響農民的行動。

一、農民的感受：負擔愈減愈重
對於一些地區的農民來說，負擔是進入90年代以後開始加重的。原籍河南中部地區的一個大學生這樣描述家鄉的農民負擔的變化過程：
李莊村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爲主的村子。大多數農戶從1992年開始有一種很異常的感覺：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被鄉村幹部拿走了。說是改革開放農民收入增多了，而實際上大部分隻從事農作的農民倒有一種手頭變得愈加窘迫的感覺。村民們說，那幾年是一個變動的時期，中原各地正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攤派逐年增多。
到了1996年，國家實行糧食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時，農民的感覺才稍微好一些。但由於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修建鄉村公路、修建村室等事情要辦，近兩年村民又感到了很重的壓力，開始出現一些集體上訪上告的事情。
1997年的鄉統籌通過公糧一次扣除，農戶只收到了一張白條。同年10月,鄉黨委書記要調到外縣任副縣長，爲了穩定局勢，暗示或要求各村緩交村提留款，由此村裏各項活動因缺款而耽擱，這就爲下一年工作開展埋下了隱患。接著是計劃生育大檢查和挖河修渠，村提留款一直推到1998年春季。此時鄉黨委書記已調走。
1998年春天，春耕開始，農戶正忙著投資、播種，手頭很緊，提留款無法收繳，不得已，只能推到秋後和1998年的村提款一併收繳。但終因二者相加每畝地逾百元，導致群衆十分反感，加之縣裏有文件規定：無論如何各村不能有上訪事件，違者查處。這樣兩年的提留款欠款達二十多萬元。再說夏季因公糧、種子糧、教育糧等總計每畝超百斤，群衆私下聯合，只交公糧。後來，村組幹部只得挨家挨戶去收糧食，之後派人交到鄉里。據村支書介紹，爲了收交兩年來積累的違欠提留款（因爲全縣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縣政府已向省檢察院提出申請：可否用強制手段，強行加以收繳。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系本科生，李連仲，《李莊村的農民負擔》，河南）
這個大學生的記敍很有歷史感，村民的感受對應了宏觀方面的情勢變化。基本的負擔影響因素是，經濟過熱過程中的開發開工廠需要農民出錢，名目繁多的升級達標也給了農民直接的經濟壓力，而中央政府關於負擔工作的力度加大則使得基層領導者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會推延甚至放棄一些壓迫性行動。這個村的問題實際上在較大範圍有共性，即一方面農民的負擔額在上升，但另一方面，鄉村組織的收繳難度在加大，越來越多的農民拖欠了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負擔。矛盾尚未爆發，但基層組織本身的財務壓力日益沈重。
學堂崗村農民的負擔是90年代開始重起來的。80年代農民種一畝田只需交20元錢，相當於上交170斤糧食／畝（按1981年國家收購谷價計），現在漲至430斤糧食／畝，而且每畝田還要附加各種高額雜稅，當然近幾年農民上繳的各種攤派相對較穩定，因爲這畢竟到了農民承受的極限。
面對繁多的農村攤派，很多農民反抗，但結果是越反抗越多繳，該村規定農民逾期不交清攤派的翻一番，村幹部每年年終都要清算一次攤派，他們與縣司法、公安人員以及社會上的閒雜人員一道挨家挨戶強制農民完成上繳各項攤派，對沒有繳清的農戶，揀值錢的東西搬，有的農家豬、牛搶完了，只能搶生米、熟飯。面對耀武揚威的國家司法人員，面對氣勢洶洶的社會閒雜人員，農民的確規矩多了。
（北京大學生物系碩士生，王則能，《負擔卡的妙用》，湖北）
這個村的情況是上一個村情況的發展，基層組織再也不能容忍農民的拖欠，於是採取了一定程度的暴力手段，村民順從了，一度激化的矛盾被一種激化的方式所解決。

二、農民的不滿：收入浮誇
中央政府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規定，不斷細緻具體，花在這方面的工作投入，也越來越大。但是，規則在許多地方沒有發揮預期作用，原因很多，首先收入的漏洞就很大。
爲了制約農民負擔額的任意增加，中央政府明確規定農民的合同內負擔（即三項提留和五項統籌）不得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規定定項限額三年不變。整個90年代，負擔問題一直是農村工作的重點領域，但是效果差強人意。主要問題是，地方政府上報的人均收入本身不實。對於基層幹部來說，多報收入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提高農民的負擔額，而且更能昭彰自己的政績，可謂一舉兩得。
在我們的818外出農民的抽樣調查中（本次調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與管理”課題組組織，抽樣地點在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調查爲非概率抽樣，採用持卷訪談方式，15名調查員在6天時間裏，共訪談873名外出農民，形成有效問卷818份。調查樣本的限定條件是：以外出就業爲目的、年滿20歲、1998年和1997年分別在村裏生活兩個月以上的農村人口。818個樣本來自22個省（其中數量較多者依此是河南省174人、四川省142人、安徽省114人、江蘇省65人、山東省58人、湖北省54人、河北省53人），434個縣、436鄉的779個村。問卷內容以政策態度爲主，包括人口流動、土地承包、農民負擔、村務管理、計劃生育等多項問題。），知道村裏上報人均收入數位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達76.7％，且不說數位本身是否客觀，如果連村民本身都不知道上報人均收入數位，那麽來自村民的監督就是無力的。與此同時的問題是，這些數位是否屬實，農民怎樣看待。在知道上報收入數位的受訪者中，81.7％認爲數位過高，0.6％認爲過低，2.1％認爲與實際數位相符，1.6％表示“說不清”。
這幾年農民的收入真是一筆糊塗帳。就1998年而言，天雲鎮農民的純收入，起碼就有三個不同的資料：一是往上報的2400元，二是鎮黨委書記在党代會上公佈的2252元，三是鎮長在鎮人大會議上公佈的1673元。
安寧村4組的水田也有三個資料：一是鎮政府的46畝，這是下達糧食任務（包括農稅征實等）的依據；二是村和4組在聯産承包制以前記載的35畝；三是聯産承包責任制以後的29畝。這第三個資料來源於聯産承包制土地丈量時的量杆，以1.2丈當作1丈的做法。這其實是各地都存在的老百姓的自欺欺人的做法。
鎮政府一直按46畝徵收農稅糧。從1994年開始，除2戶村民（村幹部）外，全組村民開始拒交多征的農稅糧，更有部分村民連正常的糧、稅、雙提款也拒絕交納，鎮政府也無可奈何。
（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博士生，彭方志，《安寧村農民的收入和負擔》，四川）
值得注意的事，案例中的村民人均收入數位，都是村幹部向調查者們介紹的，村幹部非常坦率地承認數位明顯高於實際水平，指出是鄉鎮幹部們作假，或者說不實事求是的責任在於鄉鎮領導。
地方政府向上虛報謊報農民收入，比如該鎮幹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實際農民人均收入不超過1500元，這樣無形中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在場的村幹部們當時給我列了以下幾個資料：1個中等之家，5口人，人均土地2畝左右，沒有什麽經濟作物，糧食作物兩年三茬，再加上一頭牛2000元，一頭豬1000多元，人均最多收入才2000元左右；但扣除肥料、農藥、機耕種、噴灌等生産費用，1年人均純收入不超過1500元，有的困難些的人家人均不足600元。而今年地方大旱，澆灌的費用更高，每畝作物估計沒250元拿不下來。
（清華大學精儀系本科生，劉坤，《村書記訪談錄》，安徽）
關於人均收入，鎮政府的對外口徑是人均1800餘元，但村裏的陶支書及村民叫苦不叠。他們說村裏人的年收入高低不等，高的有數萬元，但低的僅三四百元，但大部分人家的收入都不足1000元。
村支書認爲一方面是上級部門爲了吹捧自己的政績，更主要的是要從中加重對農民負擔。本村的收入來源主要爲兩方面：（1）外來打工人員的匯款、做小本生意賺上一些錢，這些在全村收入中處於次要地位。（2）從事農業生産的收入，如賣糧食、喂豬、喂鴨、出賣集體林木等；至於非農産業收入，如鄉鎮企業收入、第三産業收入基本上爲零。
（中央民族大學法律系本科生，陳炯中，《我村何以不富》，湖南）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政府工作程式上，農民的收入數位是由下而上上報的，任何鄉鎮要確認一個村的收入資料，形式上必須以村的上報文書爲原始依據，也就是說，村幹部不報上來，鄉鎮的主管部門不能憑空編造，或者說，反映在文字上，虛報的第一步必須從村級開始。那麽，村幹部爲什麽明知是浮誇、明知村民抱怨而依然上報呢，或者說鄉鎮領導人是怎樣使村級幹部聽命于浮誇呢。個案顯示，村幹部與鄉鎮政府之間存在一種依附關係，鄉鎮領導對於村幹部的控制是通過一種利益的交換實現的。
從我們的抽樣調查看，中央政府關於5％規定的傳播效果比較理想，有57.3％受訪回答知道，可以說，除了土地30年承包起步不變外，這是一個基本上深入人心的政策，但是，農民對於這個規定的執行效果評價不高。在知道這項政策的農民中，當問到這個規定對於減輕農民負擔的作用時，9.2％回答作用很大，17.7％回答作用很小，70.1％回答沒有作用，3％說不清楚。

三、農民的困惑：負擔是一筆糊塗帳
在中央政府的文件規定中，農民負擔的幾個部分是很清晰的，如國家法定的稅收，合同內的三提五統，其他有關的集資攤派等，有明確的計算方法、收繳形式，包括審批的程式。但是，在基層組織的實際操作中，這幾個部分卻渾然一體，農戶無從辨別，也難以抵制。
五爹把記帳的本子拿出來逐頁翻，他說：現在的稅收名義上是分門別類，如農業稅按種地人口收，屠宰稅按屠宰的牲畜收，牧業稅按養的牲畜收等。但是由於那樣統計難度大，又因爲縣裏大包乾，包金額，不包數量，所以具體實施時是按人頭分地，再按地收稅，這樣實際上都是攤到人頭上了。不論老人，還是剛出生的娃娃，分下田，就要交各種各樣的稅。上面先定好今年應該收多少稅，再給鄉里下任務，鄉里按任務向農民收。
（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本科生，韓雪梅，《我村的變化》，內蒙）
在許多情況下，負擔的計算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甚至連村幹部也不清楚是怎樣算出來的。這就更讓村民感到疑惑。
據村幹部介紹，農民每年上繳的任務是由鎮裏規定的。因此，村幹部也不明白到底農業稅和農林特産稅是怎麽算出來的。儘管村幹部和農民知道三提五統是通過上年人均年純收入的5％算出來的。但實際的操作是先由鎮裏定收入任務指標，再來定農民的年純收入，而不是由農民的年純收入來算需要上繳的三提五統。
1998年該村的三提五統以及農林特産稅等並沒有全部收上來。三提五統33000元，共收上來22000元，還有20－30戶農民沒交，理由爲不應該交、交的太多和沒錢交三種。因此村裏不得不貸款20000元交齊鎮上要的任務。
（北京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生，高興松，《我村的農民負擔爲什麽重》，山東）
在這種情況下，究竟一個農戶承擔多少農業稅、多少特産稅、多少牧業稅，準確的合理數位，要說得清楚，幾乎每個戶主都必須是稅務專家。否則，就只有糊裏糊塗地如數上繳。
如果說制度化的稅費在名目上是合法的，問題主要出在數量過大上，而來自諸多部門、不同渠道的攤派收費更顯雜亂。
現在村委會牌證增多，製作、頒發一個要價太高。計劃生育、村委會、醫療衛生、黨建、治保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都要牌證，而且上頭統一發牌。1997年，一個醫療經營證就交了450元，一個黨建的牌子就交了800元，大隊裏這樣的牌證就有十幾個。類似這樣的錢最終都攤在農民頭上了。
（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本科生，韓雪梅，《我村的變化》，內蒙）
農民更加不解的是，有些收費對於農民來說形同掠奪，沒有任何道理可講：
寒假到家的第二天，是鎮上的集市，我正在挑選衣服，忽然間人群大亂，人們騎上自行車四處亂串。後來才知道，這是鎮政府組織的突擊隊在街上收自行車費，每輛車5元，如同拉壯丁，逮住了一大串農民。如此幾日，街市上已經是一片冷落蕭條景象，人們竟然不再敢趕集。農民是真正的怨聲載“道”，迫於壓力，鎮政府不得不偃旗息鼓。這咄咄怪事竟然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有誰來追究這些人的責任呢？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碩士生，許文濤，《我村救濟金的發放》，安徽）

四、負擔問題的痼疾：強制
從中央文件的顯示來看，強制問題的大規模發生始于90年代初。1990年以前（含1990年的國務院通知）的負擔問題文件，主要是正面提出要求，沒有提到負擔執行中的強制問題。1993年中辦、國辦緊急通知，首次間接指出強制問題，鑒於當時已經發生一些打人傷人、甚至逼死人命、引起集體暴力衝突等惡性事件，文件強調“要嚴肅查處因農民負擔過重而引起的惡性案件，發現一件查處一件，一件也不能放過。對於惡性事件的當事人，要依法懲處。”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這個文件共有十三條，多數是重申以前的規定，尤爲引人注目的是第八條：“不允許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不允許到農民家裏抓豬牽羊、強行收繳財物；不允許非法採取收回承包地等錯誤做法脅迫農民交錢交物。”顯然，發出這種新的禁令並不是因爲過去曾經允許這樣的做法，而是因爲基層幹部對於農民的強制愈加激烈了。
近兩年，一些地方對於農民的強制並沒有得到解決。我們的調查顯示，78.2％的受訪農民反映他們家鄉的鄉村幹部存在強迫農民繳糧繳款的現象。主要形式有：拉走家中東西、扣押家人、打人、給農戶家斷水斷電，強迫農戶貸款、交費轉爲貸款、收回土地、不讓孩子上學等。
大學生的寒假調查也反映了若干起此類事件。
一位元地區行署機關下派蹲點包村的青年幹部向寒假回村調查的大學生講述她跟隨鎮政府收稅組的親身經歷：
收稅組先到了王家。家中只有王妻在，生病正躺在床上，她說家裏沒錢，她丈夫借錢去了，還沒回來。屋裏除了幾件破舊的家具，別無他物，可以看出經濟十分困難。但收稅人員不相信：“今天是最後期限，再不交錢，就把你拉到”人口學校“關起來！”王妻懇求緩交兩天，等她丈夫回來，收稅人員不同意。她無可奈何地說：“好，我跟你們走。我拿瓶藥，你們等一下。”她進屋拿了個褐色玻璃瓶出來。一組員發現這藥瓶不像普通藥瓶，有點像農藥瓶，馬上跟收稅組長說：“你們看一下她拿的是什麽藥！”這一提醒，組長過去拿藥瓶一看，果然是瓶農藥。組長十分惱火：“你想幹什麽？”王妻說：“我實在是沒錢，你們非得讓交，我還能怎麽辦？”組長更加惱火：“你敢這樣和我說話？你把我們當成什麽？嗯！”就在這時，王某回來了。但只借了40元，還是沒借夠。組長看再逼也收不夠錢，便說：“好吧！先交40，過兩天補齊！”夫妻倆感恩戴德地謝了半天。
收了幾家後，到了貧困戶李家。李妻聲淚俱下地懇求再寬限幾天，而收稅組就是不同意。李兵（即地區下派幹部）見她實在可憐，悄悄地把村支書拉到一旁，拿出自己的200元錢替她墊。收稅組走後，李兵墊錢這件事在劉家屯傳開了，人人稱讚。但不知怎的，也傳到了鎮政府。當天晚上，李兵被叫到了鎮政府，書記質問她：“你這樣做算是什麽？這是妨礙我們工作正常進行！你能給李家墊兩百，你能給整個村都墊上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本科生，馬濤，《一個村的農民負擔》，安徽）
農戶被迫通過借貸來完成上繳的稅費任務，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強制方式，也是許多地方基層組織一項新的發明。文件關於這個現象的禁令首次見於1998年7月中辦、國辦《切實做好當前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通知》：“嚴禁強迫農民借款貸款繳納各種稅費。”
在大學生的寒假調查中也有表述：
村支部副書記王家給我算了這樣一筆帳：農民種地是靠天吃飯，年景好的時候，種一畝地的純收入除去土地承包費、澆水費、化肥錢、農藥費、種子費等等也就剩100元左右。若是碰到年景不好，象前年大旱，去年大澇，種地還虧本。不僅如此，農民不論收成好壞，都要交農副產品特産稅。完不成黃煙、養豬等的指標還要罰款，今年5項統籌就是每人110多元，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至少承擔300－400多元。。。。。。。今年收集資時，據王家說，他們村380戶左右的人家約有160戶左右被硬逼著用貸款來交款。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本科生，任永傑，《聽村支部副書記說村中事》，山東）
由負擔引致的借貸還有另一種類型，即村集體借貸。集體借貸的發生機制不同于農戶借貸，有些是幹部在收不上農戶款項時的一種無奈選擇，也有的是幹部自身利益驅動：
鄉政府爲了鼓勵村幹部積極催交各種款項，規定若在規定時間前交齊可獎給村委500元人民幣，李德冒自己以村委名義向合作基金會貸款12000元，墊交了村上欠鄉上的款項，得到了這筆獎金。
此事的來朧去脈到後來查帳時才弄清楚，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解釋。等真相弄清後，村民們反而不相信了：他們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寧願相信這筆款子是被吃喝或貪污了。
（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博士生，彭方志，《安寧村的農民收入和負擔》，四川）

五、農民的抵抗
村民對於村幹部的不滿，最常用的表達方式就是拒繳各種費用。或者說，拒繳費用成爲最常用的利益表達工具。這種拒繳大都是分散的、自發的行爲，不是有集體行動的特徵。但在一定條件下，農民的有組織抵制也開始發育。
農民首先想到的一般是現有政策和制度框架下的訴求方式，如向上級部門反映，希望能引起重視，獲得解決。理想的形式是訴諸法律，但成功率太低，大多數情況下，法院根本就不受理農民的起訴。但本次大學生調查有成功個案：
四組村民普遍認爲鎮政府下達的稅費任務太重。
在縣城打工的四組村民劉德年，偶然認識了當時的縣農經站王站長，閒談中王告訴劉中央《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和《四川省農民負擔管理條例》規定：農民負擔不應超過上1年人均純收入的5％。
劉德年回到安寧村以後，拿著《條例》，又找了幾位本組村民商議。大家認爲既然有《條例》作依據，又有縣農經站站長的支援，可以考慮去告。但又覺得最好先與村委村支部反應一下，希望不打官司就解決問題。但是，村幹部無人相信他們真的敢告鄉政府，他們大多抱置身事外的態度，個別幹部認爲這是針對他們的行動，因而進行勸阻和恐嚇。
我就此事調查過幾位當事的村組幹部，憑心而論，他們也覺得負擔是過重了，不符合規定，況且這種負擔他們也是有一份的。但他們怎麽敢得罪上級來維護老百姓和他們自身的利益呢？那時的幹部並不是由村民民主選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加重了的負擔中確實也有一部分是他們大吃大喝的結果。因此他們是畏首畏尾，又是兩頭受氣。
後來他們找到縣人大辦公室王主任，得到了他的同情。王向他們推薦了縣律師事務所的吳律師。案件以農民勝訴告終。但事後王主任受到了排擠，最終被貶官，調離了原崗位。村民很感到對不住王主任。
（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博士生，彭方志，《安寧村農民的收入和負擔》，四川）
農民還有另一種抵抗方式，有效然而令人不無憂慮。
一位在自發的村民選舉中當選村主任但不被鎮政府承認的農民，這樣講述他率領村民們進行的集體抵制：
1999年1月24日起，鄉政府開始組織一批地痞流氓向各村收糧油錢，凡是拒絕的，不管你家裏的經濟狀況如何，都逼你交錢交糧，打傷了許多人，至今還有人躺在醫院裏接受治療，而且醫藥費自己承擔。
我和另外的村民組長把全村青壯年勞動力組織起來，分組幾個小組，白天黑夜看家，只要鄉里來人搶糧，全村人立即全體行動，共同維護大夥利益。
鄉里看到我莊群衆上下一心，防備得很嚴密，就換了手段，用攻心戰。凡是和我莊有親戚關係的其他村裏的村民都被強行去說服教育我莊群衆，或用恐嚇的手段；我們村裏在鄉里上中學的孩子也一律被趕回家，不准他們上學，要他們回家向父母要錢交公糧，但是群衆依然不讓步，要求尊重我們群衆的意見，答應《村民要求》裏的條件，承認我們自己的選舉結果，才繳納公糧。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本科生，梁雲超，《我想爲村民辦點事》，四川）
在農村調查中發現，村民與基層組織的衝突近些年有所增多。就絕大多數農民的選擇來看，他們主要的利益表達方式並不是直接的對抗，特別不是有組織的對抗。直接對抗既不是舊式農民的政治傳統，也不是新式農民的行爲特徵。簡單地說，過去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現在的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都首先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爲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根據我們對農民赴京上訪若干案例的專門研究，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發生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以後。一旦越級上訪尤其是赴京上訪沒有使問題化解，農民或者放棄自己原來的訴求，或者就轉而依靠自身的力量包括自發組織起來以解決問題。

問題討論：
在整個90年代中央下發的關於農民負擔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應當是1993年的緊急通知和1996年的13條規定。比較這兩個文件規定的內容，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前者更強調上級部門的問題，即重點放在清理、取消中央和省級國家機關涉及農民負擔的攤派、集資、達標活動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及罰款的文件，後者更強調基層組織的問題，即重點放在糾正基層組織隨意加重農民負擔的各種行爲，尤其是一些侵害農民合法權益、激化矛盾的行爲。1993年文件指出農民負擔過重的根子在上邊，因此花大力氣清理取消上級各部門規定的加重農民負擔的收費名目，應當說這種清理是成功的，取締了上百個來自政府部門的收費規定。但出乎意料的是，在隨後的幾年裏，基層組織的問題變得突出了，表現爲加重農民負擔的方法名目更加巧妙繁多、對於農民的強制甚至暴力措施更加嚴重，由此引發的惡性事件和農民的有組織抵抗進一步增加。所以，這又成爲1996年文件的重點，現在看來，基層幹部對於農民負擔過重負有較多的責任。問題是，基層組織爲什麽會成爲上級一些部門加重農民負擔的工具，而沒有成爲有效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規定、有力地保護農民利益的“堅強堡壘”。
結合農民負擔問題的嚴峻形勢，一個重要啓示是：鄉村基層組織本身並不能完全代表農民的利益，起碼在農民負擔問題上，相當多的基層組織並沒有能夠代表農民的利益。或者說，如果村級幹部是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那他們應當盡力抵制增加農民負擔的行爲，不論是上級的，還是自身的。相反，在有些地方某些情況下，這些組織還成爲農民利益的侵犯者。或者說，在一定的條件下，基層幹部憑藉政府權威和社區名義所進行的一些針對農民的聚斂行爲，事實上是對於農民的直接利益掠奪。在這樣的意義上還可以認爲，進入90年代，基層幹部和農民的衝突已經帶有較多的利益衝突成分。當然，我們仍然認爲絕大多數的農村幹部是好的，但是，幹群矛盾的大量事實本身已經說明，那種認爲基層組織能夠當然地甚至天然地代表農民利益的假定是不成立的。農民應當有獨立的利益表達機制。
如果這樣的認識可以成立，那麽，我們就應該下大力氣調整基層組織建設的工作思路。許多年前，中央領導人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即“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當前來看，更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基層幹部，而且，僅有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長期以來的組織建設，主要的弊端是過於相信教化，強調人生觀改造，不著力于制度建設。任何個人都可能犯錯誤，好人也可能變壞，這是個只有靠制度才能較好解決的問題。因此，最嚴重的問題應當是約束幹部，用新體制的建構及制度的力量約束幹部濫用權力。
也許還可以設想，在目前的基層組織體系之外，發育一個農民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在基層組織的行爲背離中央政策時，由這樣的組織出面依據政策法規進行談判對話，將會大大地提高農民的自我保護能力，也會對於基層組織或上級部門的種種侵犯農民利益的行動企圖産生有力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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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0 00:1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對五年來農村人口流動中的一些問題的思考
作者：黃平
我有幸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對中國農村貧困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中國報刊等媒體大都稱爲“人口流動”——現象做一些小規模的實地個案調查和訪談，根據這些調查和訪談寫出的部分文章和著作，可以從《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March，1996）、《思想》（No。 928，July 15，2001，別冊，Traces，No。2），和一些中文雜誌如《讀書》、《二十一世紀》和中外文書籍如《尋求生存》（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和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Cecilia Lindqvist et al，FRN，Stockholm，1999）中看到。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進入了“改革”的階段。這個後來證明是全面的社會變革過程，一開始是從農村開始的，而且，它是農民們自己搞起來的，後來被稱做“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農村社區搞起來了。農村改革給農民帶來了從事農業生産的積極性，他們也從每年的豐收中得到了實惠，用農民自己的說法，是“交夠了國家的，留足了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80年代中期以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是種田的積極性幾年下來開始降溫，同時大部分産糧區的農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減退。1979－1984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爲5％，1989－1991則還不到2％了。（陸學藝，“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讀書》，2001年第一期。）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以後，雖然已經開始逐步實行身份證制度，但是對農民來說，出門在外還是很不容易，到城裏的餐館吃個飯也要地方糧票，外來農民就沒有門。
農民其實是不得已而爲之，就地就近搞起了鄉村工業。70年代末一開始是江南等地的農民在原來社隊企業的基礎上，自找門路、自籌資金，搞起了規模很小的生産／加工作坊，後來越搞越大，形成了具有規模的鄉鎮企業，這成了“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從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們以每年近千萬人的速度飛快發展。 但是，鄉鎮企業也有很高的社會和環境代價，遺憾的是，這些代價在許多年以後也沒有被我們意識到。
1992年，鄧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後的一個重要舉措：巡視中國南方。在此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談話，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也許可以這麽說，鄧的巡視南方是改革以來最重要的分水嶺。
鄧小平的南巡和講話，從南到北，一風吹來，舉國上下，聞風而動。從東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處都開始搞開發、上專案、起建築。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農民還是第一次有了大規模進城尋求幹粗活的機會。也正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不久，實行了多年的糧票制度在無聲無息中取消了。身份證的實行和糧票的取消，具有制度革命的意義。換句話說，如果願意，年輕農民們只要有點現金，再憑著一張身份證，就可以跑到城鎮裏來幹它幾年了。這個靜悄悄的“革命”，很久以來也幾乎沒有被城裏人意識到。
那個時候，農民搞鄉鎮企業也好，外出務工也好，主要還是聯産承包和分田到戶以後，剩餘勞力一下子凸現或外顯出來，各家各戶都感到與其閑著也就這麽閑著，還不如幹點別的。轉移勞力，再掙點外塊，是他們主要的“理性考慮”。從全國各省的情況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來的，一開始也主要還是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爲最。
外出務工客觀上調節了財富和機會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四川一個財政收入不及6000萬人民幣的貧困縣，每年打工仔打工妹光從郵局寄回來的現金就可以有3億5千多萬！那個時候，“民工潮”成了報刊電視上經常出現的辭彙，研究人員也主要是從城市如何管理他們的角度去做調查的，城市裏的上等人，更經常用“盲流”一類的貶義詞去形容他們。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從農村本身發展的角度去看問題，反正中國是人多地少。
1996－1997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無論是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還是從普通人的觀察、體驗中，都可以說中國的省會以上的大城市紛紛進入了較高的水平（根據購買力計算，世界銀行已經在2000年正式把中國列如“低度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另一方面，農產品市場價格下跌了30％以上，農村連續出現幾年人均收入增長緩慢，在絕大部分中西部産糧區，農村人口的務農收入已經連續幾年持續下降，農民收不抵支，增産不增收，統計資料顯示，1995年的時候，農民現金收入在零值或零值以下的只占1％，到2000年，這個數位已經上升到約46％；一方面，從水平、規模、檔次、品位等方面去衡量，省會城市以上的地方與世界“接軌”的速度都可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卻是農村社區的衰落：村鄉財政負債嚴重（據估計，鄉一級政府平均負債200多萬，村一級平均負債達到20－30萬）；一方面，雖然沒有象東南亞那樣出現金融危機，但是失業和下崗已經構成90年代後半期的主要城市問題，大量國營企業的職工或者下崗或者歇業，有一千多萬工人加入了這個系列，因此各個大城市都先後出臺政策，限制進城農民，一些大城市還經常性地對外來人口進行“清退”，另一方面，農村外出務工的人數卻有增無減，不但農業人口大省繼續有大量農村青年跑到大城市和沿海來闖蕩，而且以前被認爲的具有“保守意識”的“封閉地區”的農村人口，也開始離鄉了，農村出現了人多地少卻有越來越多的村落撂荒的“自相矛盾”的現象。
上述情況，是許多來不曾有過的，也是原來所沒有預料到的。以前長期困擾人們的，是糧食不夠吃，搞不好就鬧饑荒。80年代初聯産承包責任制以來，多數人的基本的估計也是：農村總算是有了一套制度保障，農民也因此有了種田的積極性，即使還有問題，也主要是技術性的；再多，也無非是如何讓農民學會致富，稍後又是如何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如何改變農村的産業結構。
減輕負擔和調整産業結構的話題，這幾年來說多了、說濫了、說得誰也不願意再聽了，然而，也正好是這些年農村的情況更惡化了。有人甚至說到了“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地步，也有人挖苦：“說的是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實際上是連一方一計也看不見了”。
一些富有獨立思考的人，早就發現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問題說到底是土地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姑且不說孫中山、毛澤東的革命都是從這裏開始他們的思考和實踐的；也不說周恩來，他在晚年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過，做總理近25年，一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每每牽挂在心的就是兩件事：吃飯和治水。就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後期中國出現物價飛漲的時刻，找來了當時主持農村和政府工作的人，專門提到一位當時的“中青年學者”的觀點：中國不出問題則罷，一旦要出就會出在農村；農村不出問題則罷，一旦出了問題多少年也恢復不過來！
現在，我們終於意識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這是一封發自在基層鄉鎮工作了10多年的幹部的信中的話，也是2001年新世紀開端時《讀書》發在篇首的文章的標題。文章作者陸學藝，就是上面那位“中青年學者”，而這封發自基層的信的作者，現在還在重新找工作！
客觀地說，抨擊時弊、批評政策是不難的，但自我反思就不容易。回顧起來，冷戰結束後這些年，我們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做關於制度安排和制度調整的思考的。大家基本上都相信，對於農村來說，聯産承包僅僅是第一步，更要分田到戶並保證幾十年不變，使農民安心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土地私有，這以後土地才能進入買賣，然後才可能發生土地兼併或土地集中，也才談得上現代化大農場，也才會有競爭力……
這些考慮，除了撇開了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外，也沒有考慮即使是在歐美，也不是這麽簡單地走過來的，歐洲要是沒有對外殖民過程，美國如果沒有對印第安人和黑人亞裔人的長期剝奪和兩次世界大戰，如果歐美沒有持之已久的社會運動和政府相應的政策調整，今天是不可想像的；即使這些都不存在或都不重要，新自由主義的理性邏輯要行得通，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歐美走到今天，就花了好幾百年的時間。
那麽，中國的歷史情境是怎麽樣的呢？
從孫中山、毛澤東以來，許多人都意識到了制約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因素，多少年以來就是人多地少。中國官話這些年喜歡說“中國特色”，也主要是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只有0.4公頃耕地，南方人均還不及此面積，北方稍多一點，但嚴重缺水，旱魔肆虐。這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矛盾：人口與資源的嚴重不相稱。
也有一些人對這類的說法提出過質問，至少中國的人均土地佔有面積遠遠高於日本。但是，實際上日本的農業人口與耕地面積之比高於中國3倍，而且，耕地占國土面積的比重，無論日本、印度，其耕地占國土面積都比中國高。中國儘管國土面積大，但耕地占國土面積的比例則遠遠低於上述國家。特別是按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面積來看，日本、韓國都數倍於中國。
在這種背景下，再來計算中國的農村人口，就可以知道爲什麽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要出外漂流了。現在，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統計口徑，近13億中國人中還有9億屬於農村人口，減去已經在當地實現了城鎮化的，至少還有7億多農村人口，他們中間已經外出務工的不過8000多萬，剩下的6億多人，就算一半是老人和孩子，也還有三億多，而中國的農業，按照現在的需求和技術水平，一億多一點也就夠了。換句話說，至少還可以有二億以上的勞力要轉移出來，再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孩子，就有4億多人！
他們往哪里去？
模仿早期的發展模式把“剩餘”勞動力轉到其他地方去搞開發搞殖民並重新建立新的家園，早已經不現實了。他們就算是想出去，最後也不過少數精英可以被接納，少數冒險者也可能去幹“非法移民”之類的人口買賣或勞力交易，但是其餘幾億人呢？他們真的會成爲誰也不要的“剩餘”人口嗎？
在這種背景下，再來看中國農村的問題，就知道關於土地私有化、規模經營、大農場等說法，是多麽輕鬆啊！這些說辭，無非是重復了一些根據西方的發展路徑而形成的簡單“常識”，要說前人怎麽連這些常識都不懂，那實在是太低估前人的智慧了。
溫鐵軍認爲中國農村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條件，是由於政府不可能對9億農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而農村有限的耕地實際上承擔了農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功能。（溫鐵軍，“慎言三農，《讀書》，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我的想法是，即使不考慮社會保障（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億萬普通農村人口來說，社會保障聽起來有點太奢侈了？），也得考慮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吧？大農場化以後，幾億農民就要失去最後的保障——土地，他們又沒有條件去殖民、去開發“新大陸”，他們不就只好到城裏來嗎？他們也不用去搞恐怖活動炸什麽國貿大樓，而只需浩浩蕩蕩、熙熙攘攘，往大城市裏進發，再跑到大馬路上一坐，就足以讓現有的城市系統癱瘓掉了。
據＜＜北京青年報＞＞2001年9月28日報道：自2001年10月1日起，中國將以兩萬多個小城鎮爲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但是實施範圍主要限於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它鄉鎮所在地。而且，必須是在上述範圍內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才可根據本人意願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這是發展小城鎮戰略的重要內容，而具體實施起來更有很多具體的步驟和漫長的道路。但是嚴酷的情勢是，現在中國農業占GDP比重大約15％，勞動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而新一代農村青年都能認識幾個字了，通過電視等渠道，他們自己都意識到與其再這麽繼續務農，還不如進城務工服務打雜撿破爛。
人多地少，土地私有化或大農場又做不到，這就構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矛盾。市場化加資訊化，加上政府“送電視下鄉”，農村青年只需要每天看看電視新聞也就會發現：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等“外面的世界”居然這麽精彩！
五年來的問題嚴重就嚴重在，在很多地區，單靠務農本身已經不足以維持農業的簡單再生産了，有些地方連買農藥、化肥、種子和簡單農用器械的資金，也要從農業以外去找資金。如果農民的務農收入長期上不去，負擔就會越來越重，與地方官員和城市百姓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緊張。
更大的問題是，1997年以來，中國到處都開始談論“消費不足”、“拉動內需”。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70％左右的農村人口只消費了30％多一點的商品，只占了不到20％的城鄉居民儲蓄，就可以大致明白，怎麽會連續國民總產值（GNP）增長，卻出現內需不足和消費不足了。當然，中國沒有出現類似東南亞金融風暴那樣的危機，這是幸運的，而這份幸運中，飽含了多少農村人口的付出和代價啊。
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以後，在東南沿海投資辦企業的港商台商日資韓資等，不是撤資或撤消定單，就是乾脆不見了，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大量歇業發生了，但民工們可是計件工資、後付工資。拿不到錢，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許多年輕女孩子轉而進入了餐飲業、服務業、色情業。“三陪女”（妓女），再度成爲中國大地上一大風景。 這已經成了一種諷刺：打工妹、“三陪女”用她們的汗水、眼淚和聲譽，無聲地出賣著自己的勞力和肉體，調節著收入的不平等。我至今也記得80年代初看過的一部日本電影《啊，野麥嶺！》，最近還找到了這個地方。電影（以及《望鄉》）裏所描述的催人淚下的情景，不至於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重現吧！
也許某一天，港臺日韓老闆們又突然回來了，再想找這些打工妹回來工作（因爲“她們比打工仔好管理”），這時她們已經不願意回來做苦力了。每當這種時候，老闆們就會向你訴苦，說這些小雜種如何“這山看著那山高”；當地官員也會跟著搭腔，細說這些小東西當初爲了找到一份工作（無非是既沒有保險也沒有福利的低薪工作），是如何僞造年齡和身份證的！
在華南沿海的“外商” 密集地（實際上是以香港臺灣小商人爲主，有些人在港臺等地實際上什麽公司也沒有註冊，只是做中間人搞到了一些加工定單），當地基層社會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早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國家vs社會（“民間”）、市場vs政府、城市vs農村等二元結構了：
外商被公認是“大老闆”，他們理所當然地是最大的利潤的獲取者，其風光所在，威風所至，令人聞之而起敬，望之而生畏；
鄉鎮政府的許多官員，由於直接與外商發生正式商貿和經營關係，也就很順理成章地在原來的行政權力基礎上大大增強了經濟權力和個人收益，這也成了公衆痛恨的“腐敗”的主要象徵；
第三才是上級政府，上面的官員們往往對這些事情或者不知情或者無法管，最後除了時不時來視察一下、被下面招呼好接待好外，也就是睜只眼閉只眼，收點稅、分點利而已；
再下來是當地居民，他們憑藉其地利上的優勢，基本靠出租房屋和從當地政府出租的土地收益過日子，大都成了“食利者”，遊手好閒，也不會幹什麽活，只要有外來民工租房，他們就可以每月坐收房租；
外來民工無疑處在最下層，他們靠的是記件工資，往往都要後付，在有定單的日子裏幾乎每天要超時工作，而工薪幾乎十年沒變化了。對他們來說，福利和勞動保障基本上都談不上，斷指斷臂等工傷事故時有所聞。
我們已經說慣了、聽慣了“市場萬能論”的說教：從起點平等到優勝劣敗，從拉開檔次到涓滴效應；民衆本來是理性的，他們都天生是市場中的算計者和生意人，只要政府撒手不管，‘看不見的手’總會把自生自發的秩序帶給我們。
億萬農村人口個人如何面對市場？怎樣成爲算計者和生意人？按照市場法則，優勝劣敗，農村人口千千萬萬，他們居住分散，又沒有資金、資訊，也缺乏教育和技術，他們靠什麽麽去競爭？血汗之外，也就是假冒僞劣了。城市人恨死了假冒僞劣，總認爲那是農民幹的。其實，坑蒙拐騙，受害最深的還是農村人。
對自然法則和自發秩序的向往，作爲痛感政府干預“指令性計劃”和胡亂干預所造成的災難和笑話的反應，本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們不加思索就這麽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是在自欺欺人：即使這樣的邏輯成立，也是歷史的邏輯，我們還有幾百年時間讓它去慢慢“自然生成”嗎？
政府機構的分化，早就不是一個什麽秘密了。問題不在抽象地說大小，而是哪級政府太龐雜？哪些部門太弱？政府的責任是什麽？政府的邊界在哪里？“自發秩序”聽起來很迷人，誰不想要自由呢？但是，自由放任（“Let it go”）和自由（Liberty），漢語裏聽起來相似，實則差之遠矣。自由放任一旦實行起來，很可能就真的是連治安、防疫等也再沒有人管了。分田以後，幸好基層政府裏還有人是在抓工作，真要讓農村社會自生自滅，也許就是黑社會、黃賭毒的天下了。
機構惡性膨脹當然是大問題，但是問題是上面的機構膨脹得怎麽樣呢？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歷來如此。 基層有貪官，有腐敗，而且越來越嚴重，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不都在城裏嗎？也可以說，不論是誰，今天只要能呆在大城市裏就是受益者。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輕農民早就意識到“在城市裏收破爛、揀垃圾也比種莊稼強”。現在，有的農村人甚至說“種田還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裏”！
如果有一天，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城市人的政府，農村不再在基本的制度框架設計的視野之內，失業、下崗、保障、醫療、環境治理，社會治安，等等，都只是專門針對著城裏人安排的，那麽，農村這個被遺忘的角落，就真要出大事了。
近代以來，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從孫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到毛澤東、蔣氏父子、鄧小平，他們先後的失敗、挫折、成功，都集中在如何處理農民問題上。但是，區別就在於，過去的農民問題主要是農民和土地的關係問題，而在今後，更主要地是要轉向如何解決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也就是幾億農村勞力和人口的非農化問題，以及還沒有實現非農化的農村人口所依存的整個農村社會如何繼續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這個問題解決得慎重點、穩妥點，中國和世界都將有一個更和平更安全一點的環境，也才有可能進一步考慮如何實現文化的多元一體和相互共存。
嚴格地說，這裏的問題不是中國發展如何如何快從而構成了所謂“中國威脅”，而是中國能不能在新的全球化競爭中處理好自己的億萬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就在本文的起草過程中，傳來了紐約－華盛頓遭到飛機襲擊的重大新聞，這個新聞和事件本身，無疑一下子成了所有媒體和受衆關注的唯一焦點。而就在大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突發事件”上的時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默默地走完了最後的一步。在據稱是“雙贏”的格局下，也有不少人在擔心中國的農產品將在國內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當然，另外的人會說，這不正是農業結構轉移的契機嗎？這裏，還是前面遇到過的難題：真正需要轉移的，是億萬農村勞力和人口，他們往哪里去？即使“轉移”的邏輯完全成立，也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將有多長？
無疑，大城市裏的受益者群體再也不願意看到社會的革命、騷亂和“痞子運動”了（這樣說是有欠公正的，因爲農民自己也從來不被逼到絕境是不會輕易揭竿而起的），但如果同時我們也不可能簡單地走“土地私有化”或大農場道路，那就逼著我們大家去想，還有沒有“第N條道路”？這個N，很可能是象黑白照片中的灰色一樣，是無限的。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我們繼續在非黑即白的框子裏考慮，我們可能無論在哪一級（因爲經常的情況是兩極相通！）都無法理解，在所謂“落後”的一面，比如農村人口，他們，或更準確地說，他們中的一部分，有時候怎麽能不但有新鮮的空氣和未被污染的水，而且能享受團結、互助、信任、安全？而在“發達”的一面，卻到處都是防盜門、防護窗，甚至還有無處不在的的犯罪分子和不知來自何處的恐怖分子！
也許，我們真的到了有可能在思想上超越先進－落後、西方－東方、社會－國家、市場－政府、左翼－右翼的時候了，雖然這裏所謂的“超越”，絕不可能是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態，然後各打五十大板。
2001年9月21日
NO:1076_5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0:1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學者話說“三農問題”——《嶽村政治》的調查和思考
作者：於建嶸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於建嶸）是一部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都值得稱讚的優秀之作。特別是這本書的附錄《衡陽調查記事》全面記錄了作者長達二年多的社會調查過程，從這裏我們不僅能體會到作者社會調查的艱辛，更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三農問題的極端複雜性。爲了使更多的讀者方便地瞭解這些觀點，我以“縣鄉領導話說‘三農問題’”、“村組幹部話說‘三農問題’”、“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和“學者話說‘三農問題’”爲標題，摘錄和整理了書中有關的各界人士對中國三農問題的體驗和認識及作者的思考。（摘錄和整理者：劉老石，中國改革雜誌社農村版記者部主任）

（一）
通過這一階段的調查，有如下幾個方面要在以後的研究中注意：
其一，在理論上，一般將農村的各種利益主體用國家、集體和農民來表述，事實上，這種表述過於籠統。特別是，對於“國家”我們就很不好確定。作爲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在一定的範圍內和一定意義上是國家的代表者，行使著“國家權力”。特別是鄉鎮政府，作爲國家最基層的政權機構，在其轄區內代表著國家來管理著農村，是“國家”的化身。但是，由於國家的財政政策，相對中央政府而言，省、縣、鄉又是地方，它們又都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利益。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利益不能簡單地歸結爲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爲國家與國家代表者的利益衝突上。由於縣一級財政對農業依賴有所減弱，縣級管理者個人直接的經濟利益與農民的稅費聯繫較爲間接。而對於鄉鎮一級而言，特別是那些沒有什麽工業和其他收入來源的鄉鎮來說，鄉鎮管理者的個人利益直接與農民的稅費聯繫在一起的。是否可以認爲，在鄉村社會，存在著國家與基層政府及基層幹部個人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集中表現在對農民剝奪的態度和行爲方式上。也就是說，在鄉村社會，與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發生利益衝突的不僅有作爲整體意義的國家，而且有作爲國家代表者的地方政府，特別還有作爲基層政權管理者的鄉鎮幹部。認識到了這種利益衝突非常重要。因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爲什麽各級政府在對待農民稅費問題上態度並不一樣：縣級領導強調的是穩定等政治問題；而鄉鎮領導關注的則是如何從農民手中將稅費收上來的經濟問題。
此論是否成立，還需要對鄉鎮幹部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查，特別要理清鄉鎮財政狀況對鄉鎮幹部在鄉村管理行爲的影響。初步可以這樣認爲，目前的鄉鎮，雖然擁有實體財政，但卻沒有一級政府的功能和權力，是一級殘缺不全的政府，只有向農民索要而沒有多少給予，並導致鄉鎮管理階層的運作效率低而成本高，工作與農民要求脫節。鄉鎮幹部還存在與農民對抗的情緒。因此，要注意瞭解和分析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利益關係的複雜化，及其對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産生的影響。
其二，所謂穩定問題，實際上就是國家權威的合法性問題。任何利益衝突都會表現出向現存政治權威的挑戰。一般說，現代國家在農村的利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通過政治動員，以獲得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認可；（2）通過經濟動員，以獲取政治統治和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經濟資源；（3）通過社會動員，以求得鄉村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繫的。沒有合法性的保證，其他的動員也就無法進行；沒有經濟動員，政治統治缺乏經濟基礎；沒有鄉村社會的全面發展，一切政治動員和經濟動員都會最終失去效力和意義。在中國農村，鄉鎮政府作爲鄉村社會的直接管理者，作爲國家的代表，承擔著進行這三種動員的責任。但是，由於鄉鎮政權的經濟狀況特別是鄉鎮幹部自身的利益，又決定了其在實行國家目標時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國家制度安排的績效。特別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制以後，農民經濟上相對的自由，農民對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較爲清楚的認識，其自主性行爲不斷加強（用許祥發書記的話說：“農民已不象二十年前那樣惟命是從了，而是敢說敢爲”）。這種認識和基於這種認識的自主行爲，勢必影響到鄉村社會關係和鄉村社會管理。特別是在國家和國家代表者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鄉鎮幹部的社會管理行爲會與“村民自治”這類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衝突。在轉型期，爲確立國家權威的合法性，以求社會穩定，國家就必須考慮到農村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均衡。是否可以說，國家的農村政治制度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體衝突和交換過程中，爲確保以國家利益爲主導的利益實現而設立的均衡機制？
要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對中國社會轉型以來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進行全面的研究。一般認爲，近代以來中國鄉村政治結構變遷的總趨勢是城市政治社會對鄉村政治社會的不斷侵入過程，其突出表現爲代表城市政治社會的國家行政權力的下沈。那麽，各個時代國家行政權力的歷史性邊界在哪里呢？這些歷史性邊界形成的原因即轉型期國家行政權力下沈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麽？國家行政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路徑有什麽特點？其下沈過程中又有什麽樣的障礙？如果說，獲取城市政治統治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是國家行政權力下沈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麽，隨著國家對鄉村社會依賴性的減弱，國家行政權力是否也會逐漸退出鄉村政治社會？（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78—480頁）

(二)
根據這一時期的訪談和有關檔案資料統計，需要思考如下幾個問題：
其一，農村黨組織作爲執政黨最基層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鄉村社會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料。但是，黨組織作爲一個政治團體，並不對社區的每一個居民同等的開放，其組織成員必須是符合其綱領和條件而且按一定程式才能獲得這一資格。而鄉村社區的成員則是因出生就獲得了成員資格。這種獲得資格的方式和程式的不同，決定和影響了鄉村社區成員成爲社區管理者的路徑。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黨組織或成爲黨員是一種政治資源，而且是一種直接與其利益相聯繫資源。誰掌握了這種資源，誰就在事實上控制了鄉村社會。在個人利益已有分化並得到一定提倡的鄉村社會，壟斷這種資源完全可能成爲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標。黨員身份作爲一種政治資源並被少數人壟斷，是否意味著現階段鄉村政治結構的社會基礎具有了一定的壟斷性？
其二，有許多研究者認爲，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黨組織對村民已失去吸引力。從紹莊村的情況來看，這種“村民沒有入黨要求”的結論並不完全正確。這在於，目前，雖然有一部分有能力者已脫離了鄉村社會而到城市或他鄉尋求發展，但大量的村民還是以村莊作爲最基本生存空間的，他們需要在鄉村社會的環境之內尋找到發展的機遇或體現其價值，而加入共產黨是成爲村莊權力主流層最直接和最現實的途徑。當然，這種動機也許並不純潔，但卻是鄉村社會政治狀況最基本的現實。（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07—508頁）

（三）
通過調查，我還發現，農村體制外的政治組織的出現，表明了在我國現行體制對政治資源的壟斷與控制的情況下，因農民談判機制缺乏而産生的對“組織性力量”的需要。由於在鄉村社會沒有建立基層組織權力和農民權利平衡機制，基層幹部的不規則行爲以組織的形式出現，而農民只有採取“非正式組織”對抗形式以求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儘管村民們具有相同的社會地位和共同的期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種形式的組織，但是，村民要通過這種體制外的組織方式建立利益表達機制還是有很大的障礙。這些障礙是：（1）法律障礙。由於這些組織的領導者大都以減輕農民負擔爲口號，在行動上又都表現爲一定的克制，力求做到合理合法。法律機關除對那些參與打砸搶的個人依法進行打擊外，對這些組織及組織者大都沒有進行處理。但這並不是說，這些組織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因爲，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結社或成立組織需要經過國家專門機關登記核准。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想獲得這種登記核准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有的村民也提出了成立“農會”這類要求，均被否決。而沒有取得合法身份，就只能成爲體制外的民間自發性非正式組織。在中國當今鄉村社會，儘管有許多體制外的民間自發性組織，如各種以修族譜爲目的、以修廟爲目的、以文化娛樂爲目的各種組織，但由於這些組織的非政治性，所以各級政府採取了視而不見的默許態度。可對於動員村民以減負爲目的的農民組織則極爲關注，常以各種理由予以打擊和鎮壓。（2）搭便車行爲。中國的農民是天然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最爲關心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然而，他們在利益判斷上的近視和投機主義行爲決定了他們的搭便車行爲大量存在。雖然他們普遍感到了農民負擔重，也希望有人出頭主張權利，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也願意參加這些活動。但是，如果這種活動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經濟負擔，他們就會算計這種利益上的得失，大多會退出這種行動。也就是說，反對加重農民負擔得到的收益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收益並不會因是否參加反抗行爲而受到影響，可參加對抗基層政府的成本卻主要由個人承擔，因此，一旦需要爲此付出實際性的代價時，單個的農民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這種成本個人化而收益公衆化的狀況，就決定了這種體制外的組織生命力極爲有限。目前，那些農民自發組織大都因無“活動經費”而不能開展活動這一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3）組織成本過高。由於我國農民受幾千年小農經濟下封建文化的影響，還存在著濃厚的封建思想，缺乏參與、自主意識，相反卻存在有崇官、拜官、怕官意識，當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採取消極對抗的辦法。農民們還不習慣組織起來，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利益集團，通過正當的利益表達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雖然那些組織領導者在村民之中屬於“覺悟者”，但文化素質還是普遍偏低，對自己的行動目標和方式缺乏系統的思考，更不要說具有管理一定組織的專門知識。因此，這些事件的領導者，一般將這些組織形態同秘密社團聯繫起來，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護意識。組織內部的分工合作又缺乏系統性，其成員也不穩定。這些因素使這些體制外的農民組織的運作成本增加。因此在缺乏一定經濟支援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就會發生分化，有的甚至從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成爲以“保護人”身份自居而欺壓村民的流氓組織。（4）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呈負增長。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社會對這種集體行動的控制成本增加造成的。由於村民的這種集體行動在組織形式上具有一定的鬆散性，並沒有將每一個參加者真正納入一定的組織體制之中。這種缺乏科層制約束的集體行動最容易發生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那些發生暴力衝突的事件造成的後果，大都並非組織領導者的意願，他們甚至沒有想象到“群衆會做出那些事情出來”。湘西某市上千名村民在“好漢”黃某的率領下，以減輕農民負擔爲由，圍堵當地市政府大門，部分村民出現了打砸搶的行爲，有的沖進市委書記家抄家，使事件朝“非法”方向發展。祁東事件也是如此。
這些障礙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這些體制外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是，它作爲一種利益行爲的産物，還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義。這種意義不僅在於它體現了目前鄉村社會利益衝突的狀況，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權威喪失的程度，更主要的表明了村民們爲保護自身利益對“組織”的需要。應該說，這種組織性需求恰恰是重建鄉村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對待這類事件，最爲現實的對策就是，在樹立國家權威的同時，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爲前提，將那些體制外的組織力量納入到農村基層政權的運作之中，實現政治整合。（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70—572頁）

（四）
最近，有研究者在一著名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我們爲什麽要替農民說話》的文章。他提出，由於中國的農民處於弱勢，所以，學者有責任爲中國的農民訴說。的確，有許多人出自各自的目的，都聲稱在替農民說話。那些正直而富有良心的學者也許都會將此作爲責任。但是，我認爲，中國的農民從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只不過，這種表達方式，這種呐喊的聲音，尚沒有引起主流思想家們的注意。問題還不只如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反思的是，中國農民的苦難，爲什麽只能依靠學者的呼籲呢？我們爲什麽不關注一下他們自己的利益代表機制呢？不能將農民的命運僅僅交給幾個學者。我們對中國農村充滿著感情。但這只是一種感情，是一種基於道德和良心的感情。問題是，當我們回憶曾經發生在資本主義早期的羊吃人運動時，我們在指責資本主義的那種慘無人道的本性的同時，又不得不關注到另一種說法，即是沒有當年資本家對農民的掠奪，沒有當年工業化對鄉村社會的衝擊，還會有今天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農業社會嗎？問題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戰車啓動時，我們窮盡了對農村的剝奪，但並沒有將他們融入到現代化的潮流之中。
我們經常在理智和情感上發生衝突，我們經常在歷史和現實中徘徊。這並不可怕，可怕和可悲的是，所有這一切，我們有時並沒有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卻有意回避。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走向民粹主義的泥坑。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責任和理性、同情和理解相統一的思考。（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94—595頁）

（五）
2001年元月5日早上6時許，天還沒有亮，就頂著雨雪，開始了縣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趕往車站的路上，掉進了一個大泥坑，褲子撕了一個大洞，搞得象個泥人，公共汽車司乘人員說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車。最後只有高價坐上一部小四輪，經過2個多小時的路程，在9時半到了衡山縣城，稍許休整，就冒雨到縣委。在縣檔案館見到縣委辦陳副主任，他大吃一驚，擔憂和關懷之情，讓我感動良久。
經陳聯繫，衡山縣委賓副書記，衡山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肖主任、衡山縣人民政府付副縣長、汪副縣長，陳副主任利用中餐時間，聽取我調查情況彙報。在彙報前，與肖主任談到了調查的方法問題。肖主任向我介紹了衡山縣建立設立民情調查工作隊有關情況。之後，我講述了這次衡山調查的經過，解釋了論文的基本觀點和主要材料。對此，他們表示認同，並多有贊辭。
接著，大家熱烈地討論起目前中國鄉村社會存在的問題。在他們的一再要求下，我講述了下面的觀點：
中國“三農問題”是關係到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大問題。但是，從目前國家制定的相關政策和一些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來看，並沒有把握這個問題的核心和關鍵。
——關於農民負擔問題。農民負擔問題是關係到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和鄉村社會政治穩定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原因很複雜。表面上看是由於鄉鎮政府亂攤派、亂收費和亂罰款造成的。但如果深究就會發現，造成“三亂”不僅是鄉鎮幹部的作風和品德問題，而且與政府機構臃腫和國家財政體制有關，鄉鎮機構臃腫又與國家的幹部人事制度有關。也就是說，農民負擔問題具有很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其中行政性強迫、市場性掠奪和技術性制約才是最主要的。行政性強迫表明的是指，國家利用行政手段對農村生産要素的市場化進行強制性的限制，將農業經濟問題政治化。市場性掠奪是指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農產品價格、農村勞動力的價格等等交換的不平等性。技術性制約是指農業生産技術尚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農耕經濟的性質。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目前的農業是一種低效農業，農民不能依靠土地和傳統的耕作實現資本的原始性積累。
——關於鄉鎮體制問題。目前鄉鎮體制存在的問題，有機構膨脹的問題，有鄉鎮幹部有責而無權的問題，有鄉鎮財政體制不順而無能興政的問題，有鄉鎮幹部通過尋租的方式腐敗的問題，有鄉鎮幹部態度粗暴造成幹群關係緊張的問題，等等。而其根本性問題還是鄉鎮的職責和權力問題，也就是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的邊界問題。事實上，現在許多鄉鎮政府已不是作爲政府來管理經濟，而是在利用政府的權力來創造自己的經濟利潤。在一定的程度上，鄉鎮政府追求這種以“財政收入”爲名的經濟利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作爲一種沒有限度和制約的政府權力行爲，則是很危險的。因爲，鄉鎮政府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很容易變成爲一種依靠權力的掠奪行爲。這種掠奪行爲如果不受到扼制，必將使基層政府喪失對農村的控制和動員能力。
——關於鄉村民主問題。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爲，只要將村民自治搞好了，鄉村社會就穩定了，農村經濟也會得到很大的發展。的確，現在各地推行的民主選舉和村務公開等措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爲，無論從人的素質角度還是從社會政治發展角度，人民經受一種政治民主化訓練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別是對村民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護，從來都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標誌。但是，目前鄉村社會需要的組織性目標不是在社區內享受幸福安定的日子，而是需要進行有效的組織去參與社會大市場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以社區爲範圍的民主，並不能解決農民利用現代組織進行市場競爭的主體和機制。更重要的是，市場化的經濟競爭不能靠這種社區民主方式來解決。科層制的企業化管理才能成就最優化的市場主體，而且，只有在市場經濟中，農村社會自主性力量得到發展，才能爲村民自治提供內在的動力和泉源。
——關於宗族勢力的復興問題。目前宗族勢力在鄉村社會有一定程度的復興。總的來說，宗族勢力具有落後的一面，是一種反現代的社會組織形式。這種以血緣方式聯結的社會組織，將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個人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組織的發育。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宗族勢力尚不足以改變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因爲，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宗族組織得以生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已不存在，宗族勢力在現代社會復興的代價是它自己的改變。這種改變，在很大程度上修復了社會關係鏈條的斷裂。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些以宗族爲旗號的黑色勢力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破壞，特別要警惕這些宗族性質的黑惡勢力與農村基層政權的結合。
——關於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目前，大量勞動力沈積在農村，農民基本上有一半的時間處於農閒之中。對此問題，劉易斯早在1954年就指出，傳統農業中存在著無限的勞動供給、即相對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傳統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有剩餘。由於傳統的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産率爲零或負數，因而農業部門的勞動人數減少後，産量並不會因此而降低。邊際生産力爲零甚至爲負數的剩餘勞動力，形式上在農業部門就業，實際上是隱蔽性的失業。據我們調查，目前中國農村還是廣泛存在著失業狀況。在湖南這些廣大的典型的農業社會，勞動力的投入並不能獲得更多效益，而且由於人多地少及農業生産的季節性特徵，農民基本上有一半多的時間處於閑業狀況。閒置的農業勞動力尋找不到出路，將長期地制約著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
由此可見，目前農村和農業存在的這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爲農民和農村真正平等地參與國家市場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問題，即國家在現代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國家和農村社會的關係以建立合理的體制，讓農民不致于被現代化的戰車壓倒的問題。可以說，中國農村改革只是對原有體制的改變，並不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農民從原公社體制裏解放出來，獲得了生産的自由。但這並沒有限制地方政府爲增加財政收入而採取的剝奪農民的行爲存在。也就是說，一方面農民被政府所遺失，成爲了現代化過程中犧牲的物件；另一方面農民又在承受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剝削。政府性剝奪是顯而易見的。市場性剝奪則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事實上，由於農民的市場知識水平和組織狀況，尚不具備進入市場競爭的能力。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三農問題”的基本出路可能在於：其一，對於國家來說，放棄長期以來的對農民實行剝奪的政策，對貧困農民以適當的社會保障，給大多數農民以公平的機會參與經濟發展，積極推進小城鎮建設，加速農民的分化和身份轉移，減少以至消滅大多數的農民。其二，對於社區來說，在建立合理産權制度的同時，還要尋找合適的經營組織形式，將農民有效和有秩地重新組織起來，參與市場競爭，參與社區發展。其三，對於農民來說，需要加強對自己的改造，要從傳統的小農生産者變成爲市場經濟的參與者，要在社會發展中尋找到合適的角色和地位。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見《嶽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613—617頁）

NO:1076_6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1:5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關於農村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讀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引起的思考
作者：党國英
讀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總的印象是作者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幾乎提出了目前中國農村一切問題。作者的一些分析也是真知灼見。但是，要在總體上把握中國農村問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對一個社會學者來說，尤其困難。作者對採訪記錄是完全可信的（儘管不一定都是“正確”的）。作者坦率陳述自己對一些問題沒有想清楚，也是難能可貴的。讀這本書引起我思考最多的還是關於農村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一、關於農村社會研究的基礎理論選擇
一般來說，對同一個社會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有不同看法，是社會科學不成熟的表現；如果同一門類的社會科學對同一個問題産生分歧意見，也表明這一門學科不成熟。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科學正面臨這一窘境。
曹錦清在他的書裏說，關於村落社會，有三種學說，一是馬克思的“馬鈴薯”說，認爲集居在統一村落的各農戶在生産與生活條件上十分相似，他們各自主要與土地相交換，很少發生橫向的經濟聯繫，獨立自主。另一種是階級分化說。第三種是共同體說，我國梁漱溟先生持此說（73頁）。
馬克思的理論令人困惑。馬克思在年青時考察過農村，但以後主要進行對城市問題的研究。“馬鈴薯”說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農村一定有自己的公共生活。在歐洲，公共生活的硬體是由領主組織提供的，但農民之間還是由自己的精神方面的公共生活。這從歐洲的小說裏可以看出來。不能說村落是馬鈴薯的集合體。與馬克思的觀點相類似，孫中山說中國農村是一盤散沙也是錯誤的。因爲沒有工業，村落之間是一盤散沙，但村落內部決不是一盤散沙。
階級分化理論只是從一個側面描述了傳統農村社會，算不上是對農村社會的一個整體把握。階級之間當然有鬥爭，但也存在合作。秦暉先生在他的著作裏對此做過認真分析，他認爲，封建社會中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特別表現爲宗法共同體構架下的“束縛”與“保護”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一表述既不同於毛澤東的觀點，也不同於近現代許多著名的史學家（如郭沫若學派）和現代化問題研究者（如梁漱溟）的觀點。但是，秦暉的這一表述可以在馬克思和列寧那裏找到支援。馬克思多次指出，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是“相互的人身束縛”，人們本質上都是宗法共同體的成員；社會的進步就是要實現“個人全面發展”，産生出具有“自由個性”的新人。列寧早期認爲封建社會的本質特徵是宗法共同體對個人的束縛，後期受一些客觀因素的影響，才在“土地私有制”和租佃關係上理解封建社會（38－40）。我國對封建社會的傳統理解儘管也講人身依附，但只承認農民對封建主的依附，與馬克思的觀點大相徑庭。
梁漱溟先生用了“共同體”一個好的名詞，但他的整個理論基礎是錯誤的。例如，梁漱溟先生強調中西文化的差別，並認爲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便犯了以民族經典文化替代民族行爲文化的錯誤。實際上，儒家經典的倫理本位，並不等於中國社會的倫理本位。任何一個民族在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時期都不可能是以倫理爲本位的；而一切現代社會恐怕都是以個人權利爲本位的。在較穩定的傳統農業社會的血親共同體內部，才會有倫理本位的文化類型。對人類社會的實際文化類型作出簡單概括，在理論研究上是危險的。
要重視經濟學分析方法在農村問題研究中的重要性。R.H.科斯、O.威廉姆森和H.德姆賽茨這樣一批學者所發展的制度經濟學理論給我們解剖農村社會提供了武器。他們更新了微觀經濟學，也爲全部社會科學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由他們創建或更新的企業理論、産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構造了一個嶄新的現代制度經濟學體系，內中包含的一系列新範疇、新思想和新結論，爲擴大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解釋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礎。特別是從諾斯開始在經濟學中建立和引入了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克服了新古典主義的局限性，爲經濟學開闢了廣闊的應用前景。由於科斯等人的功績，斯蒂格勒得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企業組織理論，奧爾森得以創建自己的集體行動理論，C.D.諾斯得以重新解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一批有勇氣的學者得以在更廣泛的領域應用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家庭、社團、宗教、文化、法律和政治結構等一系列非經濟學經典領域的問題。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這個擴張中，“經濟學帝國”的王朝沒有簡單地、頻繁地改朝換代，而始終表現出很強的繼承性，它的武庫日益充實，裝備日益精良，整個理論體系的發展演化前後呼應，不同學派之間的界限趨於消失，而這正是一門成熟學科的基本特徵。我曾經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了農村社會的權威結構，體會到這種方法能夠爲分析農村社會提供統一的學術語言，有利於減少無謂的爭議。
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農村社會問題，不是說其他學科領域的成績不重要。事實上，在其他學科領域有不少學者對農村問題的分析相當精彩。美國的政治學家米格代爾，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中國的秦暉，都是這方面的大師級的人物。但我想說，他們也都是在非經濟學領域應用經濟學方法的典範。

二、社會學方法的局限性
社會學家的方法有明顯的缺陷，借用詹姆斯.科爾曼的話說，這主要是因爲傳統社會學家通常鄙視諸如“假設－推理”這樣的邏輯演繹研究方法，不願意人的行爲作出一般性假設，由於社會學的這個特點，使之“缺乏明確的規範性原則，例如，缺乏最大限度獲取效益原則，社會學摒棄了發展規範性理論的可能”.（詹姆斯.科爾曼，1990年，42頁）。
社會學的局限性，在曹錦清先生的著作裏也表現得很明顯。例如，曹錦清說農民利益關注的中心，是“家庭庭院的圍牆之內”，這就很不確切。什麽叫“中心”？這種詞不是一個科學術語。還有，作者說，分田單幹所産生的社會效果便是村落共同體的解體，重新恢復到“馬鈴薯”狀態。這也不對，不要以爲家庭經濟就沒有公共事務。作者說，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在於它的“代表性”。（77頁）此論也很不清楚。什麽是“合法性”？什麽是“代表性”？在這些術語的定義沒有交代的情況下，此論難以成立。在民主選舉的歷史條件不成熟時，合法性的根據是有組織的暴力；而民主選舉的條件成熟以後，合法性的基礎是憲法規定的多數人的同意。因此，中國古代的皇權的合法性不是來自天意或天命，而是來自有組織的暴力。老百姓需要安全，誰可以提供安全，誰就有可能取得信任，並獲得合法性。
曹錦清提出一個問題：農民“是否具備通過一個民主組織來解決公共事務的合作能力？”（75頁）實際上，這不是一個能力問題，而是一個需求問題。由資料顯示，1000多年前的義大利曾有人發明瞭蒸汽機，但沒有改進和應用。制度環境既壓抑供應，也壓抑需求。
當然，儘管社會學的方法有局限性，但這不妨礙聰明的社會學家能夠接受或提出精彩的思想。曹錦清的論述就不乏精彩之處。作者說，建國以後的農村是發生了變化，但“與其說政治本身，不如說只是政體的變化；與其說是地方政體的變化，還不如說是政治術語的變化”（７６頁）。作者還說，經過百餘年的努力，我們曾以爲‘基礎’已得到根本性的改造，然而，我們確確實實在歷史中讀到現實，並在現實中看到的了傳統（698頁）。作者認爲，在考察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時候，要將“應該向什麽方向變化”與“實際可能向什麽方向變化”這兩個問題區別開來。（194頁）這個提法是很對的。作者的白描手法所提供的資訊有時也特別值得重視。例如，據作者記載，伴隨作者採訪的王老師說：“兩田制的普遍推行，一是反給農民增加負擔，二是給村幹部提供了腐敗的機會，實在有弊無利”（576頁）。這個看法被後來農村發展所證明。

三、經世濟國靠什麽？
在曹先生的調查中，可以看到不少基層幹部和農民對當前的國是感到擔憂，於是便提出一些救國方略來。這可以理解，中國人普遍關心政治，是因爲政治沒有很好關心民衆。但問題在於有的人士想以“教化民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認爲民衆的素質太差，甚至以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民衆的道德淪喪。這種觀點要引起我們的警覺和批判，但遺憾的是曹錦清先生沒有予以認真的評論。
在社會動蕩時期用道德來教化民衆，孔子爲我們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訓。《論語·雍也》稱：“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親傳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論其餘“小人”如何。孔子仙逝，若干弟子繼續傳道講學，到了子思時代，世風仍不見好轉，子思喟歎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這種情形絕非偶然，其他歷史時期也是如此。我國學者譚其驤先生歷數儒學熾盛的各個時代，均爲積貧積弱、人欲橫流的時代，並得出結論：“儒學對當時世風、政治無補”（1994）。今天也一樣，想靠道德教化來解決中國的問題行不通。改造人的本質是對民衆的不信任，反映了一種強烈的救世主意識。他們要最終是民衆的主子，不管他們初衷如何。從歷史上看，正是那些高喊爲民衆服務、宏揚道德的政治家常常把民衆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此所謂“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願望鋪成的。
現代史上不少國家花大力氣給國民灌輸所謂“科學世界觀”，以期對國民意識進行根本改造，由此也踏入了一個經世濟國的誤區。首先，給一種學說冠以科學世界觀，將其絕對化，本質上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次，即論有科學世界觀存在，它也不能替代對具體問題的研究，更不能消滅人之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也不可能靠科學世界觀消滅人的宗教感情。最後，科學世界觀的形成要大量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爲前提，而這是需要成本的。在謀生知識的獲取也無足夠財力保障的情況下，難以想象國民會爲了什麽科學世界觀的形成投入時間和財力。在象徵科學世界觀的某些文化符號的掌握不再成爲人們政治上進身階梯時，社會出現對這套文化符號的蔑視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表明，改造一個社會，使之變得有序、和諧，要靠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革來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使人們之間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夠低，理性的人們就會找到合作的方式，並掌握合作的規則，其表現便是全社會的和諧與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社會是逐步進化的，因爲社會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實現的。我們當然欣賞“千年至仁之人極”的境界，也欣賞“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實現這些目標不能靠“繼往聖絕學”來實現，而要實實在在地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

四、實踐是灰色的，理論之樹常青
過去有一句學者們愛講得話，好像來自馬克思，叫做“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我不贊成這個意思。我倒以爲“實踐是灰色的，理論之樹常青”。但這個意思對曹先生顯然有影響。曹先生認爲，“應該傾聽生活本身的聲音，讓生活本身直接顯現自己，從而如其所是的哪個樣子去觀察生活。只有直接參與社會生活的民衆自己所創造的方法，才是有生命力的東西。知識份子的責任僅在於發現它、總結它並宣傳推廣它。”（633頁）這個觀點是不對的。在一定條件下，民衆的意見是不可靠的。特別是某些民衆領袖的意見更不可靠。
並非一切在現實中聽到的都是合理的或理性的。例如，一些受訪人士告訴曹先生說“中國的農民缺乏社會民主意識”（632頁）。這就很不對。民主意識不是缺乏不缺乏的問題，而是現實生活中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我認爲，傳統鄉村社會就不需要民主制度，因爲那裏允許宗法力量充當鄉村權威；鄉村社會一旦開始解體，就需要民主制度了，因爲民衆需要通過選舉來認同權威（党國英，1999）。
某些趨勢性的東西也可能作者看不到。作者說，我“希望看到分田單幹後的村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建立某種合作組織，以解決各分散農戶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各類事務。但至盡沒有發現這樣的案例”（123頁）。其實，這樣的案例是廣泛存在的，只是發育不好，而發育不好的原因在於政府的力量過於強大。
就社會發展的方向的選擇而言，民衆的合力所導致的後果有時是不幸的。在傳統鄉村社會解體不徹底的情況下，普通農民還有可能成爲反對民主的力量。1793－－1796年間，法國旺代省就發生了農民的反革命暴亂，農民在暴亂中高呼口號“還我國王”，“國王和上帝萬歲”；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資產階級，他們的領袖是教區牧師（摩爾，1966年，75---85頁）。恩格斯在評價拿破侖時也曾這樣說：由於拿破侖採取了解放農民的措施，引起了農民的不滿。（1846年，《全集》2卷，636頁）中國近現代史上類似情形也不少見。這些情形與農民的素質高低無關。經濟學家所闡發的“囚徒困境”理論和“阿羅不可能定理”都是對這種現象的概括。
與民衆的意見相比，傑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理論往往可以引導社會向光明的方向發展。這不是說思想家的理論可以與民衆的要求相脫節，而是說思想家可以發現民衆的潛在的積極需求，並將其概括爲一種理念，轉化爲傑出政治家的一種信念，從而産生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
就目前中國現實來說，我認爲，中國農村已經喪失了制度創新的動力，要使中國農村擺脫發展的困境，需要中央政府發揮制度創新的主導作用。在這個轉變中，中國理論家的積極作用有待充分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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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國英，中國農村社會權威結構變化與農村穩定，《中國農村觀察》，1997·5
党國英，“村民自治”是鄉村民主政治的起點嗎？《戰略與管理》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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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0 01:5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村還剩誰？河南數百農民抗稅
【多維新聞社7日電】多維社記者鄭舟平報導/河南省地方官員說，數百名農民發起街頭抗議，一名官員試圖徵收農民拖欠的稅款時，汽車被推翻。
據外電七日報導，河南省一名共產黨官員說，上個星期五，Fushan鎮稅務聯合徵收隊試圖收回拖欠稅款時，憤怒的農民包圍並推翻屬於當地黨委和法院的汽車。
零星抗議但有時是暴力抗議引起人們關注中國農民的苛捐雜稅問題。中國高級領導人反複發誓要減輕農民稅務負擔，政府計劃推行安徽省得單一農業稅取代目前的亂收費。
上個星期五的抗議中沒有人受傷，當地警察說沒有逮捕任何人。
一名警察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調查結束之後，抗議的帶頭人將要按照法律懲處。”
一名當地共產黨官員說，有些農民自一九九五年就沒有交納農業稅和特產稅。
中國勞工觀察發言人李強在一份聲明中說，參預抗議的幾個農民被捕。
聲明說，稅收佔當地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即平均每人每年四百元。中國二○○○年全國農民平均收入二千二百五十元。
《多維新聞社》2002年1月8日 作者：張祥平
維護農民利益
內容提要：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多數，志士必須關心國本。21世紀之初的中國農村狀況堪憂，以史爲鑒，可以知興替。中國近代有許多知識份子都以農民的狀況判斷整個社會的狀況是否有道。農民的燥動最初可能處於社會邊緣，但是自組織過程一定會在多數人口中擴散，強力壓制難以奏效。應該尊重農民自發的自組織形式，讓農民有力量維護自身利益。尊重不是不約束，相反，承認之後才可能加以規範。
5-1 有關係拉進城，沒關係買進城逃進城，農村還剩誰？
20世紀之末，中國16∼46歲的農民，有多少還能安於農村？
湖北一個支部書記說出實情：“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我們鄉有40000人，其中勞力18000人，現在外出25000人，其中勞力15000人。今年人員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點：一是盲流。過去一般是有目的的流動，今年多數農民是抱著‘運氣’和‘要死也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的一種負氣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數多，勞力多。過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餘勞力，現在是男女老少齊外出。三是棄田撂荒的多。過去出門一般都待田轉包出去後再出門，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數還在上升……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村級集體虧空一年比一年多，鄉鎮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120人，現在超過340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領導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糧’，年年有新官，幹部增長何時休？……農民怎麽受得了！……李昌平含淚寫這封信時，是2000年2月10日，龍年正月初六。”[1]
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一共四萬人，每萬人85個幹部吃稅費，這種情況不只在一個鄉發生，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旦吃上稅費，生活水平就要享受城市居民的標準，日常工作就要耗用財政，80年代在全國普遍設立鄉鎮管理區機構，就是向城市看齊的步驟：“據監利縣有關部門統計，該縣103個管理區(辦事處)機構去年總開支達4950萬元，區平開支48萬，少數高達100多萬；由於管理區幹部素質參差不齊，違法亂紀案件也頻頻發生；同時，管理區職能的政府化，還助長了鄉鎮機關幹部的官僚作風。”
現代化的正效果和負效果，集中地體現於城市：“機器工業生産給我們的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在城市中表現得最爲明顯。”[2]
如果這些變化一邊倒地有利於城市居民，那麽就不會有人願意生活在農村。有關係的人，拉關係進城；沒關係的人，花錢買戶口進城；既沒關係也沒錢的人，千方百計逃進城。“要死也死在城裏，下輩子不做農民”[3]。
“死在城裏”與“下輩子不做農民”的邏輯關係是：死在城裏，就在城裏找個人家投胎轉世。除去其中的迷信成分不論，實在反映了農民的一腔辛酸。
農民是我們的同胞，都是炎黃子孫，把農民逼到這樣的地步，我們大家還不該深刻反省麽？
即使在歐美，機器工業生産給我們的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也不是一邊倒地有利於城市居民。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就算夠殘酷的，可是能夠留在農村的那些農民，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在地位上，都比進城當工人要強：被圈的地不是已耕地，而是非農耕的公地(common land)，這些公地被圈佔之後用來養羊，周邊農民就被斷絕了柴薪、野菜、放牧及其它非農耕的自然資源，不少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城打工當工人。因此，有了“羊吃人”的說法[4]。
公地被圈光之後，其他的土地是不能隨便侵佔的。儘管英國現代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登記(register of title)，直到1925年的《土地註冊法令》頒佈之後才規範化，可是土地所有權的習慣法一直在發揮著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作用。有了新的法律之後，大部分的習慣法仍然保留，例如租賃優先權(tenantright)：“即使一個短期承租人，也不被輕易驅遷，因爲有一條保護這些承租人的法律，否定了所有人(proprietor)以及從所有人那裏購買了所有權的任何人去行使所有權(possession)，儘管在表面上看起來，所有人通過土地登記似乎獲得了這個權利(to be entitled)。”[5]
中國近代“君子學海盜”的第一受害者是農民。君子學海盜，總也學不像(參見第二章)，最大的悲劇是沒有學會海盜們在盜，總也學不像(參見第二章)，最大的悲劇是沒有學會海盜們在家裏相互認同的一面，只學了海盜們出海後蠻不講理的一面。
上例中的棋盤鄉，“田畝負擔有200元/畝，另外還有人頭負擔100∼400元/人不等。兩項相加350元/人畝左右。一家五口種地8畝，全年經濟負擔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災，水利等勞動負擔)，農民種地畝産1000斤穀子(0.4元/斤)，僅僅只能保本(不算勞動負擔)。80%的農民虧本，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李昌平)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跳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
工業革命之前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貿易、消費、和教育的中心。工業革命之後，大多數城市發展爲兼具生産中心的功能。其結果，一是人口聚集，二是廢料(含雜訊)污染嚴重，三是犯罪風險減小。如果農民被逼到絕路上，農村只能剩下完全不可能犯罪的老人和兒童。
中國大陸20世紀後期的農村家庭承包聯産責任制本來是個良好的開端，遺憾的是，隨後的改革開放，不但沒有減少城鄉差距，反而擴大了城鄉差距：1995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49倍(3855/1550)，這個比值在1994年爲2.60,而在1978年，這兩項之比是2.36倍。“若按居民消費水平計算，比收入差距擴大更多……城鄉實際收入差距高達4倍以上……如果用城鎮20%的高收入戶與農村20%的低收入戶比較，貧富差距高達13∼14倍。”[6]
進入世紀之末，1998年的上述比值爲2.51(5425/2160)，1999年爲2.65(5854/2210)[7]。
與城鄉之間的貧富差別相比，城市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只是小巫見大巫：“1994年，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50個縣市的15萬居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資料進行抽樣調查，測算出城鎮居民貧困標準爲人年均收入1130元，困難標準爲1355元。”[8]
也就是說，即使在沿海地區，農民人均收入也低於城鎮的困難標準。1993年江蘇農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266。87元；至於內地，則比城鎮的貧困標準還低一倍：甘肅農民在1993年的人均收入只有550.83元[9]。
原因很簡單：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的改革模式，是權力創造市場[10]，貨幣激勵公民。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發錢，可是“大家”不包括農民。儘管也不包括城市中沒有工作單位的人，可是在下崗階段之前，城市居民中的多數人都處於發到錢的家庭之中。即使在下崗階段之後，一個家庭的三親六故都下崗的情況也不多見。而且下崗人員找工作時以絕對優勢壓倒農民：工資要高，體力消耗要少，甚至還要體面……。
“記者：生爲鄉裏人與生爲城裏人有什麽不同？
李昌平：第一，城市居民買車買房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很容易申請到長期貸款且利率很低，農民進行生産都很難申請到銀行和信用社貸款，即使申請到貸款，周期短，利息也比城市高出好幾倍。
第二，一些農民因爲種地虧本抛荒，還要交人頭費，土地資源閒置費，城市居民失業，國家還發給失業保障金。
第三，國家要農民種糧，保證按0.56元/斤收購，結果地方只按0.35元/斤改購。
農民卻無權找政府賠償損失，相反，還得一畝地繳納500斤稻穀以上的負擔；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城市居民身上，政府肯定會拿錢補償。
第四，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於城市建設、國企解困，農民爲此提供廉價的物資保證、勞力保證。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遠不像這樣受重視。
……
要真正給予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11]
即使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國民待遇，還有工農業剪刀差和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問題。“一支雪糕(能值)五個饅頭，一斤大米(才值)一支香煙，一畝麥子一斤酒，百斤稻穀一隻鞋”，“‘頭稅輕(指農業稅)，二稅重(各種提留、統籌等)，三稅是個無底洞(指各種亂集資、亂攤派等不合理稅收)’。‘這達標那達標，都要農民掏腰包。’‘不識字的要訂報，不看電影要買票，養貓要買耗子藥，農民給城裏人蓋學校，上面生病下面吃藥。’‘你集(資)我集(資)他集(資)，農民著急；‘你(統)籌我(統)籌他(統)籌，農民發愁’‘部門出點子，農民出票子。’”[12]
農民在物質上享受不到國民待遇，在精神上更難。在一些人的眼中，農民只是一心想脫貧的文盲。有些企業經理竟說：“農民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還要什麽精神食糧？”[13]
請各位捫心自問，你願意當農民嗎？
請各位再自問，中國能夠沒有農民嗎？在資訊化的時代，農民能夠長此忍耐嗎？
注釋：
[1][3]黃廣明，李思德：《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復》，載《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1版。
[2]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48頁。
[4]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5]Simpson，S。R，1976 Land Law amd Registration《土地法和地權登記》，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第4∼18頁。
[6]江流等主編：《1995∼199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頁。
[7]國家統計局資料，引自呂慶哲：《1998：中外經濟和社會發展比較》，載《中國國情國力》1999年第7期第25∼26頁；以及曹春玲等：《農話費貴得沒道理》，載《中國資訊報》2000年3月9日B1版。
[8]何清漣：《中國的陷井》，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
[9]李強主編：《中國扶貧之路》，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頁。
[10]楊帆：《中國的危機——權力資本惡性膨脹》，載《中國改革報·時代周刊》1998年6月25日第5版。
[11]黃廣明：《李昌平：要給農民“國民待遇”》，載《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第1版。
[12]陳東有主編：《中國的農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168、171頁；括弧中爲筆者所加。
[13]沙琳：《就因爲沾上農民兩個字——首屆農民歌手大賽遭遇空前困難》，載《中國青年報》2001年4月18日。
張黎明：中國農村社會各群體分析
作者：三家村
張黎明 甘肅平涼地委組織部
占總人口70％、絕對數達9億之衆的中國農民，儘管在時下仍然統稱爲“農民”，但是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激蕩，如今早已不是人民公社時的鐵板一塊，而是逐漸分化成若干個形態各異的群體。如果以他們所從事的産業特點爲基礎，以各自所佔有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爲分類標準，則可以把當代中國農民大體上分爲知識擁有者、農村管理者、非農産業者、現代農業者、傳統農業者、生活貧困者等六個群體。下面試對各群體作以粗略的分析。
一、知識擁有者群體
從整體上講，農民相對其他階層而言，並不是知識的擁有者和生産者，他們歷來主要是靠體力而非腦力獲取生活來源，特別是那些傳統型的農民尤其如此。而且，由於整個農民階層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我國現有的文盲或半文盲主要在農村，農民中也基本上沒有高級知識份子，因而對於農民來說，文化、科技、法律等方面的知識，是一種十分稀缺的資源。
但是，整體上文化的欠缺，並不等於農民中就絕對沒有知識的擁有者，也不等於農民中就絕對沒有思想者。實際上，仔細審視一下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就會發現其中仍然隱藏著一些真正有知識、有思想的人，只是由於人數的稀少而被群體所遮蔽。從中國歷史上看，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家都出自於農村，說明農民中確實藏龍臥虎，農村仍然具有産生思想者深厚的土壤。到了近代和現代，由於城市大規模地崛起，也由於工商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智力投入，農民中有知識的人漸漸聚集到城市，農村卻由於知識的日益稀薄而相對衰落了。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高考選拔出來的農家子弟，可以說是農民中知識份子的代表，雖然他們大多數人大學畢業後，並不回農村當農民，但是由於文化淵源和家庭背景等原因，這些人即使生活在城市，也仍然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精神上仍然和農民息息相通。而且，這些漂移到城市的農村知識青年，往往以自己擁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有意無意地參與或幹預農村社會的各類事務，例如辦學、修路或上專案等，並且通過傳播觀念、資訊或技術，對農民的思想産生一定的影響。因而他們雖然走出了農村，卻仍然可以看著是農民這個階層的一部分，只是身份比較特殊的一部分。農民中真正的知識份子，應該是那些高中畢業的回鄉青年，他們是農民中知識擁有者群體的主體。另外，那些具有半農民身份的鄉村教師、醫生和民間文藝工作者，退休後居住在農村的老幹部和老工人，大致上也都可以算到其中。儘管他們離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還有距離，但是相對於其他農民來說，他們已經是很有知識的人了，實際上他們在農村確實往往以知識份子面目出現。
農民中的知識擁有者群體，由於一般都受過相對良好的教育，因而比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可以算著農民階層中産生的精華，代表著農民能夠達到的精神高度。但是，這一部分人數量十分少，估計不超過整個農民階層的5％。而且擁有最大知識資源的那一部分人－大學畢業生，只是有農村生活經歷和農民家庭背景，並不具有真正的農民身份，他們雖然以自己擁有的社會地位和話語便利，常常爲農民的利益鼓與呼，但是並不直接參與農村生産，只能算著農民的代言人和同情者。那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知識青年，雖然是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潛在的智力資源，但是這些人往往不會甘心永遠留在農村，而總是想方設法離開故土到城市去，認爲只有在外面的世界幹一番事業，才能體現人生的價值。因而這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村青年，和那些通過高考搶先一步流向城市的青年一樣，一直處於向城市流動和轉移的態勢，並不願意和土地廝守終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村的智力資源永遠處於緊張和稀薄狀態，可以想象即使普及了高中教育甚至大學教育，也會因爲“人口流動高位移規律”的作用，而難以有足夠的人才儲備和知識支援，這也正是農村社會之所以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狀態的根本原因。

二、農村管理者群體
農村管理者群體既有鄉鎮幹部也有村組幹部。雖然鄉鎮幹部從身份上屬於國家公務員，但是由於他們的工作面向農村、農民和農業，而且不少人的家就在農村，因而把他們劃歸農民雖不準確卻無大錯，應該說他們和通過高考走出農村的人一樣，是一群身份特殊的農民。村組幹部都是地道的農民，但是又不是一般的農民，可以說兼有幹部和農民的雙重角色。這一個群體的社會地位，在現階段的農村應該是屬於最高的，人數估計占農民總數的2％左右。雖然人數極少，卻是農村社會舉足輕重的人。
農村管理者群體掌握著農村的政治資源，是國家權威在農村的具體體現者。從職能上看他們是農民的領路人，應該和農民心心相印，也應該代表農民的真正利益，但是由於近年來農民負擔日漸沈重，結果兩者之間不僅沒有完全建立起融洽的關係，反而因爲常常發生激烈的衝突而關係十分緊張。在我國，鄉鎮政府屬於最基層的一級政府，上邊無論有什麽樣的政策和規定，都要通過鄉鎮政府貫徹下去，因而鄉鎮幹部便常常處於上下夾擊之中，工作環境很不寬鬆。大多數鄉鎮幹部都不安心在農村工作，而總是想方設法調離鄉鎮，或者只是把在鄉鎮任職，作爲向高一級黨政機關崗位升遷的跳板。和鄉鎮幹部相比，村幹部在時下的處境更爲尷尬，夾在政府和農民之間左右爲難，報酬又十分低，只能勉強行使管理者的權力，農民也並不完全對他們滿意，甚至有時還産生很強烈的敵意。而所謂組幹部－也就是以前的生産隊幹部，甚至還沒有被列入正式村幹部名單，但是他們卻確實在農村社會存在著，在邊遠貧困地區，他們一年的報酬往往只是幾百斤糧食。除少數城郊型的村報酬比較優厚，人們都搶著當村幹部以外，大多數村都存在著選不出素質最強的人當村幹部的現實問題。
應該注意的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鄉村財政危機，基本上都轉化爲農民和管理者之間的政治危機，致使兩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緊張，應有的正常關係一時難以重建。而作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一個重要方面的村民自治制度，也因爲傳統的重負和農民自身的不足，仍然處於艱難的起步階段。由於存在著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農村管理者群體的處境仍然不會寬鬆，現有的諸多矛盾還有可能進一步激化。要避免和減少管理者階層與農民發生碰撞，只有千方百計地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對於稅賦的承受力，舍此沒有別的路可走。

三、非農産業者群體
這一個群體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後應運而生的一個群體，包括個體戶、包工頭和私營企業主，以及長期在鄉鎮企業或城市企業打工，並且家庭已經有了一定積累的人。人民公社時期也有很少一部分農民，在極左政策的高壓下，偷偷摸摸地做一些小生意，但是這樣的行爲在那時被稱爲“投機倒把”，這一部分農民在當時也成了被批判的對像，命運和“四類分子”差不多。現在這一個群體在農民中異軍突起，成爲農村社會受人注目的一批人，估計占農民總數的15－20％左右，社會地位處於中等偏上水平。
非農産業者群體的基本特點是：常年主要從事非農産業，而把農業作爲副業，或者完全不再從事農業生産，屬於從土地上搶先轉移或正在轉移的一批人。相對於其他農民來說，這一批人頭腦比較靈活，觀念轉變快，善於經商和理財，由於從事著收益相對較高的二三産業，因而都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是農民中普遍比較富裕的一個群體，相當多的人生活水平已經進入了小康。農村中最有錢的人就在這個群體之中，最有社會影響力的人也在這個群體之中，他們不光佔有農村社會中較多的經濟資源，也因爲具備較大的物質力量，而直接或間接佔有著一定的政治資源，成爲當今農民中整體實力最強的一批人。他們大多數雖然戶籍在農村，但是也有不少在城市裏購買了住房，或者早已居住在城市，並且通過各種渠道給孩子搞到了城市戶口，因而正在和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拉開距離。他們中也有許多人實際上已經遷移了戶口，徹底割斷了和土地的聯繫，可以說身份已經不再是農民了。還有一批人對是否遷移戶口持觀望態度，究竟是否遷移視能否在城市真正站住腳而定，決定性的因素取決於家庭的整體經濟實力。
應該說，當代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非農化。因爲實踐已經反復地證明，單純地依靠農業不僅不能使農民致富，反而會使“三農”問題更加複雜而難以徹底解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農産業者群體是農民中最有前途的一批人，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遲早將脫離農村而融入到市民中。

四、現代農業者群體
指經過産業調整、面向市場需求、生産適銷對路農產品的那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佔有著耕作條件較好的土地，一般地處交通便利、資訊暢通、與市場聯繫緊密的城郊或公路沿線，具有發展現代農業的便利條件。他們或種植蔬菜、果樹、藥材等經濟作物，或從事以養豬、養牛、養羊爲主畜牧業，總之，什麽能賣錢就搞什麽，種糧食的傳統已經逐漸被他們抛棄了。
相對於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這一部分人已經改變了小農經濟的觀念，能夠迅速地接受現代農業技術，所從事的種植、養殖業已經相當地高科技化，屬於最先創市場的一批農民，並且初步嘗到了農業現代化的甜頭。從他們的工作性質和特徵來看，這一部分農民已經不再主要靠體力來生産，而是越來越依靠腦力了；不再隨著季節變化來生産，而是進行進行著反季節生産；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越來越接近農業工人了。他們最關心的是産品品種、技術含量和市場行情等，甚至也隱約意識到加入WTO對於他們的重要性。這一批人的文化、科技素質相對也比較高一些，並且也深深地認識到技術、資金、資訊、市場的重要性，因而一般都比較重視學習和培訓，捨得進行知識和智力的投資，並且也能夠把學到知識和技術，迅速地轉化爲現實生産力。由於從事的是回報相對比較高的現代農業，因而這一個群體收入一般都比較豐厚，對時下的稅賦負擔承受力也比較強，農業積累也相對比較多，可以說已經或正在進入小康。但是，由於現代農業投入一般都比較高，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相對高一些，因而目前這一個群體人數還不是很多，估計占農民總數的10－15％左右，而且大多數都分佈在城郊、交通要道或農業耕作條件較好的平原地區。
現代農業者群體是農業産業化發展的生力軍，代表了中國農業的未來。這一部分人是目前農村基層政府極力培養和樹立的群體，農村好多先進模範人物便出於這個群體。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預計這一部分農民能夠在將來有條件從事規模經營，逐漸成爲類似發達國家農場主式的經營者，從而徹底改變中國農民的整體面貌。這個群體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從事現代農業取得較大的積累之後，轉而投資二三産業而逐漸轉移到城市，成爲市民的一部分。

五、傳統農業者群體
也就是仍然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從事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的那一部分人，他們是現階段農民中的大多數，估計占農民總數的60％左右，在整個農民階層中處於中等偏下的地位。
傳統農業者群體一般都地處貧困落後地區，基本上沒有條件搞現代農業和二三産業，因而收入要比其他群體低得多。這一部分人相對於從事現代農業的人，觀念比較陳舊，變革的意識不強，對現代農業技術、農產品市場行情也比較陌生，大多數人仍然保持著傳統的生産和生活方式。傳統農業者群體主要靠天吃飯，風調雨順、收成較好時還可以過得去，稍有自然災害而歉收時便感到很大的壓力，抗擊風險的能力十分弱，屬於還在溫飽線上沈浮的一部分人。他們中有一些人迫於生活，也常常出外打工，但是由於整體素質低，而只能依靠體力獲取很少的報酬。大多數人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産，而且除打工收入可以有一點現金之外，一年的收入主要是像糧食這樣的實物收入，因而他們普遍對於稅賦負擔感受沈重，和基層幹部産生衝突的也主要是這一部分人。傳統農業者群體由於不能産生較大的積累，因而一時難以改變勉強維持溫飽的現狀，小康生活對於他們來說還處於渺茫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傳統觀念、教育程度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從事傳統農業是沒有出路的，因而仍然靠著幾千年的慣性向前滑行。也有一部分人對現狀産生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是又由於條件的限制特別是資金的欠缺，而無力改變自己目前所處的困境。從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局來講，這一部分農民由於基本上都屬於低素質人口，也由於有更多的剩餘勞動力難以轉移，因而成爲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最大的障礙。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部分農民的增收和轉移問題，農村便不會徹底改變貧困落後的面貌。

六、生活困難者群體
這一部分人由於生活在溫飽線以下，而處於農村社會和中國社會的底層，估計占農民總數的5％左右，大多數屬於社會救濟的物件。他們陷入貧困難以自拔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由於先天或後天殘疾而失去勞動能力，有的是由於重病纏身而無力擺脫，有的是因爲天災人禍而遭受打擊，也有的是因爲經營破産而難以翻身所致，總之都是因爲缺乏經濟後盾，而無奈地進入生活貧困者之列。
這一個群體的大多數人，一般都是從事收入低下的傳統農業，因而基本上不具備抗風險的能力。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政府長期扶貧和救濟的物件，自己基本上沒有造血功能，生活狀況十分惡劣，有的人家甚至一貧如洗。農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也主要存在於這個群體之中，造成他們在智力上的先天不足，因而想脫貧致富也難以如願。貧困使他們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上一代人由於經濟上的困頓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下一代人出於同樣的原因又一次損失受教育的機會，結果造成貧困的代際傳遞，更造成了農村低素質人口的嚴重過剩。雖然一部分經過扶持和救濟取得了生機和活力，逐漸跨到溫飽線之上，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由於諸多原因而越來越滑入更貧困的境地。他們的生産收入和生活狀況，不僅不如正常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同從事現代農業和二三産業的農民差距更大，現有的基礎已經不能維持簡單的再生産，甚至連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也喪失殆盡。
生活貧困者群體是農村社會境況最爲艱難的一部分人，他們窘迫的生産和生活狀況，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事實上，在扶貧和救濟難以到達的空白地帶，一部分極度貧困者，正在絕望中逐漸被社會抛棄。

結語
9億農民是一個十分巨大的群體，目前仍然處於劇烈的分化、融合和重組之中，各個群體既截然分離而又相互包容，要作比較準確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實在是一件很難事情。本文很勉強地把他們分爲以上六個群體，並且對其逐一進行了粗略的評點，應該說淺陋謬誤在所難免，衷心期望方家不吝賜教。

NO:1076_8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1:5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民真的就是共產黨所謂的人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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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XU SHUILIANG (129.171.128.5) on March 31, 2001 at 18:13:02:
目前城市中的農民工，從農村來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農村到城市的打工仔，他們負擔了企業和城市中很大一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大部最繁重的工作，但他們卻被迫處於最差的境況，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成爲二等、三等、四等工人，他們是城市中最無權、最悲苦的群體。他們雖然事實上是工人，卻被固定在農業戶口中，他們做著最繁重的工作，卻享受不到最一般的福利，他們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權利，成爲都市中的文盲新來源。這樣的人口有數千萬至上億（不計他們的子女），再加上鄉村工業中戶口爲農民的工人（也有上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量：
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中最貧苦最悲慘的“階級”，是農民，在公社化以後餓死的幾千萬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農民。現在，他們也是對中共政權最不滿的群體。這些年來，農村中的突發事件，實際上遠遠超過城市，只是很少爲外界所知。富陽，鄰近的蕭山、余杭，近年來都曾發生過數千人至數萬人的騷亂，富陽的騷亂，延續數天，出動軍隊，開槍，抓捕數百人方鎮壓下去。其他地方的騷亂，也時有的所聞。去年四月我去北京，在數十名便衣，爲數在五、六輛以上的汽車，以及摩托車、自行車的跟蹤包圍下，度過一周，然後又在他們的跟蹤包圍下乘車離京。同座的有幾個打工的農民，當他們得知我們是被便衣包圍跟蹤的民運人士時，找便衣不在旁邊的機會，偷偷告訴我們，說農民恨死共產黨了，他們家鄉的農民就曾經騷亂，當局出動軍隊鎮壓，打死二人。去年底，我曾經遇到鄧小平老家出來打工的農民老鄉，我問他們：“老家農民很喜歡鄧小平吧？”他們回答說：“喜歡個屁，農民都恨死他了，爲他們鄧家的事（爲修故居、爲故居建路，把老百姓的墳墓遷離鄧家祖墳所在的墳山等等）老百姓暴動，出動軍隊方鎮壓下去。”我想他講的暴動，一般就是騷亂，上面二個農民也說暴動。他們還說鄧家子女花幾億元在縣裏建廠，說是扶貧，但農民對他們絕無好感。一般說來，當局對農民的鎮壓較少顧忌，動用武力也遠較城市爲隨便。
農民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過去的幾年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共宣傳下，農民的形象是歪曲的。在民主牆時期，很多民運人士以爲農民不支援民主，以馬列主義理論，以農業社會，以農民占大多數來解釋中國當代的專制現象。我當時力主現在的中國農民象工人和知識份子一樣迫切期望民主，但也不敢肯定過去的民主問題與農民、工人之類的“階級”劃分無關。其實，美國的民主是由農夫建立起來的，而希特勒的納粹專制則主要由工人和市民建立起來，布爾什維克的專制則更主要由工人建立起來。因此，民主問題與農民或工人的問題無關，而只與人及其群體的素質和發展程度有關，也與人及群體的利益與統治者的密切程度等有關。
近幾年的村級選舉，中國農民表現之好，遠出於我這樣生長於農村，老家仍在農村，這些年又常常再去農村，自以爲對農村情況深爲瞭解的人的預料之外。開頭，農民並不信任中共的選舉，所以也往往把這種選舉當玩笑和鬧劇來對待，所以到處傳的是某某某某大款出幾千、幾萬、甚至十幾萬、二十萬買選票競選當村長的消息，農民也願意賣自己的選票，在農村、在縣城，這類事被當作似乎是合法的事來談。這時，農村的共產黨組織也往往幹預選舉。但很快，農民發現自己的選票是有用的，可以把中共組織安排的候選人頂下來，選上自己喜歡的候選人。因此，迅速變得認真起來。到今年，農民對選舉是相當認真了。購賣選票的事還有，但起的作用不大，因爲如果嚴格按無記名方式選舉，農民吃了候選人的飯，拿了他的錢，背地裏照樣不投他的票。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熟知的候選人的人品及他的施政綱領、施政演說來選擇。我們家鄉是一村一姓，家族勢力很爲嚴重，我和老同學老朋友都擔心家族勢力控制選舉，但結果，這樣的情況卻還沒有發現過。
（而在過去黨支部領導下，這卻是經常的事，黨支部與家族勢力結合）。雖然目前的村級選舉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不太民主的選舉，但中國農民已經開始在村級選舉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了。這大大壓制了村級腐敗風氣（因爲上下左右腐敗的包圍、因爲財務不公開，腐敗風氣只是受壓制而不是清除），否則，農村的矛盾還會更尖銳。
除了民主問題外，我們要爲農民呼籲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反對貪官汙吏，反對亂收費，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欺壓農民，加強服務性措施，爲農村教育、文化、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尤其是提高農民的教育、文化及科技水平。建立獨立農會或獨立的農業工會，以維護農民利益，對農民的法律救助以及其他等等。而特別重要的還有兩點，一是取消對農民的一切歧視，取消違反遷徙自由的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人爲的二元劃分，實行中國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則。二是農村及其嚴重的隱性失業問題，這是由二元劃分産生的結果，並且有過去集體經濟的影響，除了打工仔外，中國農村仍有數以億計的富餘勞力。象我們家鄉一帶，一人只有幾分田，勞動力大部處於富餘狀態，這對農村是一個極大的壓力，需要採取切實的辦法加以解決。
農民工進城獲得平等競爭機會，最大的好處是把藍領工人全部趕進棚戶區
在目前情況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整體改善，是不可能通過把城市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奪過來就能夠解決的。這也不是一個制度和法律的非歧視所能夠解決的，甚至不是任何主觀改革措施所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解決這一部分資源從那裏來的問題，因爲中國邊緣化的工業部門裏，已經失去這一部分支付能力，而國企相對成本高的一個關鍵原因也在於：不能全面拒絕支付工人（僅對正式工而言）維持生命簡單再生産所發生的成本費用。
農民工的競爭力在於比城裏人不怕吃苦，能夠勝任比較繁重的體力勞動，這還算是發揮比較優勢。但是農民工的最大競爭優勢是工資成本方面的優勢，在於企業不對農民工做最低限度的支付（按照目前的行業慣例），企業可以特別延長他們的工作時間，同時卻不用給農民工提供住房、醫療保險等；各地市政府當局也協商一致地拒絕對農民工提供公共産品，特別是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失業救濟等福利。而在中國工業體系日益邊緣化的處境中，工業利潤留存不足（因此缺乏自我積累能力），對國家稅收貢獻小（是市政設施和公共産品短缺的原因），對工人不作足以維持生命簡單再生産的支付（打工所得只是供補貼家用，不足以支付在城市安身立命和養家糊口的費用），一直是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控制成本的三大絕招。
讓農民充分進城自由而平等地與城市的藍領工人進行上崗競爭，由於農民群體的龐大，相對於工業和城市中的就業機會而言具有無限供給潛力，因此最後的藍領工人工資的平衡點一定是在農民工目前所接受的實際工資水平上，這實際上意味著要藍領工人全部搬入棚戶區，讓他們的孩子和農民工的孩子一樣無學可上，讓他們和農民一樣沒有任何福利和社會保障。否則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上，成本上的巨大差距將無法拉平，除非實行更加徹底的身份限制和廣泛依託裙帶關係，這就需要把今天已經在實施的戶籍制度和國企招正式工一律憑關係的慣例進行到底。其實農民參加城市藍領工人的就業競爭，最後能夠起到的實際作用不可能是農民進城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是在整體上降低藍領工人在企業所得中的分配份額，這無疑是在邊緣化的工業企業中，實現企業所得分配更加向精英群體傾斜的關鍵所在---降低了工人的工資份額----就可以提高精英群體的所得份額。我們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已經在非常認真地關注農民的遷徙自由問題，並且主張把遷徙自由寫進憲法，爲此盛洪先生還組織過一次認真的討論（談論內容載《中評網》）。 在毛澤東時代是全社會支付工業成長的學習費用，特別是在一個新産品的市場成長期，這個由社會分攤成本的需要尤其迫切，這無疑可以促進本土工業技術的學習和積累，避免工業在國際競爭中被邊緣化。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多年來不遺餘力地抨擊産品幾十年一貫制和落後，其實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各個方面的技術進步和生産能力提高也是非常可觀的，事實是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階層是作爲吃財政飯的純粹的消費者群體，他們正是從這樣的純粹消費者身份出發，拒絕參與支付這一部分學習費用，並希望是立即就中斷中國工業和技術的學習過程，迅速就要與國際市場的高消費水平接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通常就是作爲純粹消費者身份，來展開其理論敍述並主導中國改革政策的。正是由於工業成長的學習費用沒有支付和來源，工業的新産品開發和技術進步進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終止了，隨著工業裝備全面依賴對外引進，購買現代化正是最地道的工業邊緣化的開始和終結，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還是消費者身份在生産領域的表述，中國工業在最近20年就這樣開始了一個全面的邊緣化進程。非常明顯的是，技術進步和工業競爭力上升，只有在學習和投資成本分攤順利的前提下，才能落實。 中國工業的邊緣化進程不僅葬送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前景，而且由於國有工廠的破産和大量關門，幾十年高積累政策的建設成果迅速變得一文不值，曾經在高積累政策裏沒有得到過養老支付的工人的生存問題，今天也隨著積累資産的貶值和報廢而失去支付來源，下崗群體的生存問題成爲社會穩定的威脅力量；當然今天城市化過程也不可能順利發展，甚至還有逆轉的趨勢。與此相聯繫，中國工業缺乏利潤和內涵增長的能力，今天在中國已經明顯地成爲一個社會資源的提取部門，這其實就是所謂的克魯格曼命題的真正內涵---邊緣化的工業化不可能達成現代化目標。作爲這種後果的最明顯最重要的證據是：工業發展嚴重依賴外生積累從而也無法避免大規模的重復建設。
不管以後的發展前景會如何，從今天中國城市化進程嚴重落後於工業化進程的現實看，不僅農民沒有多少進城的機會，就是工業和工人自身處境也是朝不慮夕。中國工業的邊緣化，工人作爲生産者群體其生存處境的邊緣化，都是在中國純粹消費者們制訂的政策下，在20年時間內系統全面地反對生産者的正當利益，所引發的必然後果。由於在邊緣化的工業體系中，能夠取得的淨收益比較有限，因此今天純粹消費者們所關注的方向已經是如何縮小富裕人口（即減員增效）和如何減少弱勢群體的所得份額，引入農民工的平等競爭，就是一個有效降低藍領工人所得的有效市場手段，試問農民工有可能去和精英群體競爭工作崗位嗎？絕對不會；試問農民工的平等競爭會因此增加藍領工人的就業總量嗎？絕對不會。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農民年收入不到千元
(中央社臺北十六日電) 中共重慶煙草公司副總經理､副廳級高幹馮文超，在窮鄉僻壤花費巨資修建豪華的陰陽宅，而鄰近的四川黔江縣農民生活赤貧，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人民幣一千元。 香港大公報今天披露了中共幹部生活奢侈糜濫與大陸農民窮苦不堪的問題，所呈現的問題十分嚴重，令人觸目驚心。 報導說，馮文超在國家級貧困區縣的黔江﹐修建了一個極為講究的活人墓，墓地由墓穴､天井壩､圍牆､海壩､綠化帶､堡坎､專設電線､地下管網和道路組成，朝門上還鐫刻楹聯「遐遠合乾坤﹐巍峨同日月」。該墓最為考究的是墓碑､天井壩和圍牆。墓碑高約兩公尺﹐大青石材﹐平整如鏡﹐碑冠刻滿麒麟､蝙蝠､龍鳳等圖案，雙面碑文都刻工考究。修建這座墓的徐姓包工說﹐整個墓修了三年﹐是他這輩子修建的三百多座活人墓中最豪華的。 不僅如此，報導說，馮文超在滲壩鄉場另建有一座五層樓的陽宅。屋頂是紅色的琉璃瓦，樣式新穎氣派。每層樓從下往上﹐錯落有致層層迴廊環繞﹐頂樓還有觀景閣。每層樓的玻璃挑樑處，掛著大紅燈籠﹐陽光照射下光芒耀眼。豪宅前面是一塊近六十平方公尺的大石壩﹐石板經過細細打磨過﹐摸上去手感光滑舒服。石壩四周是高聳的院牆﹐院牆上面鑄著精美的鋼鐵花欄杆﹐緊靠院牆內﹐還擺放著盆景﹐其中一盆名貴的「桫欏樹」就價值一千三百元。滲壩鄉黨委書記馮白棟透露﹐這座房屋一九九九年底動工修建﹐前後修了近一年時間。 但是與馮文超的豪宅僅一水之隔的一戶謝姓農家﹐所處的世界卻天差地別，謝家去年總共收入才只有人民幣六百元﹐連買一個馮文超的盆景都不夠。全家所收的稻穀僅一千五百斤﹐一家三口吃飯都有困難。
福建發生官吏征糧逼農致死案件
2002年4月16日 星期二
【看中國報道】 福建省委、省政府辦公廳日前聯合發文，公開通報了去年九月發生在福建省三明市沙縣高砂鎮椒畔村的一起由於中共農村幹部征糧導致的農民自殺案件。
北京人民網引述這項通報說，去年九月四日上午，福建省三明市沙縣高砂鎮包村幹部羅紹欽等八人到椒畔村開展征糧(農業稅)工作。下午兩點多，鎮幹部林宗欽、鄧享明和村幹部蔡億霖、張德水等六人到村民張洪椿家催收二０００年度及二００一年度征糧任務。
由於張洪椿未在家，當晚鄧享明和村幹部張宗炳再次前往催收。張洪椿表示，征糧任務太重，如果這樣一直交下起，根本交不起。鎮幹部羅紹欽則要脅說，房子拆掉也不能恢復耕地，征糧還是要交，過了時間還要交滯納金。
後來，張洪椿次子張宗申先按承包耕地應交尾欠的二十一公斤征糧(折代金二十點一六元人民幣)。羅紹欽、林宗欽等又讓張宗申把另外一百公斤征糧一起交掉，由於張宗申表示沒錢，林宗欽讓其出去借錢來完成任務。當晚九點，在張宗申借了其姐一百元交帳後，張洪椿一家拿著發票回家。第二天中午，張洪椿被發現已服農藥自殺身亡。
河南數百農民抗稅
【多維新聞社7日電】多維社記者鄭舟平報導/河南省地方官員說，數百名農民發起街頭抗議，一名官員試圖徵收農民拖欠的稅款時，汽車被推翻。
據外電七日報導，河南省一名共產黨官員說，上個星期五，Fushan鎮稅務聯合徵收隊試圖收回拖欠稅款時，憤怒的農民包圍並推翻屬於當地黨委和法院的汽車。
零星抗議但有時是暴力抗議引起人們關注中國農民的苛捐雜稅問題。中國高級領導人反複發誓要減輕農民稅務負擔，政府計劃推行安徽省得單一農業稅取代目前的亂收費。
上個星期五的抗議中沒有人受傷，當地警察說沒有逮捕任何人。
一名警察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調查結束之後，抗議的帶頭人將要按照法律懲處。”
一名當地共產黨官員說，有些農民自一九九五年就沒有交納農業稅和特產稅。
中國勞工觀察發言人李強在一份聲明中說，參預抗議的幾個農民被捕。
聲明說，稅收佔當地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即平均每人每年四百元。中國二○○○年全國農民平均收入二千二百五十元。
《多維新聞社》2002年1月8日
NO:1076_9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2:1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村婦女自殺報告
2002年3月9日 星期六【看中國報道】
１９９６年，中國婦女報副總編輯謝麗華在她主編的《農家女百事通》雜志上刊發一則啟事，向讀者徵集農村婦女自殺的采訪線索。同時，作為特約記者的我應她要求采寫２０個比較典型的個案，采寫的過程伴隨著思考的過程，兩年時間後，我調研的結果變成了一份厚厚的報告。年均自殺死亡１７萬人？
　　啟事刊發後，在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７年一年多時間裏，《農家女百事通》雜志先後收到１５０多封讀者來信，獲悉發生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兩年內農婦自殺事件３４４起，其中自殺死亡２６０人，自殺者大多是１５─３１歲的青年農村婦女。多數來信對自殺事件作了描述。這些信件發自湖北、四川、山東、安徽、河北、甘肅、雲南、貴州、陝西、海南等２４省（自治區），其中以雜志發行量較大的湖北、四川、山東等省份為最多。　　
　　在隨後的采訪中，我發現讀者提供的線索絕大多數是真實可靠的。許多鄉村每年還不止發生一起此類事件。如江蘇省丹徒縣上黨鎮在１９９５年６─９月四個月內就有９名農婦自殺死亡。湖北省隨州市安居鎮衛生院１９９６年１─８月共收治服農藥自殺的病人３０名，其中女性（主要是農婦）為２５名，所幸的是，其中大部分經搶救生還。　
　　根據１９９０年我國人口調查（這是舉世公認的比較嚴謹的一次人口調查）提供的人口數據、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疾病監測點統計數據及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所作的關於“全球疾病負擔”問題的一項調研報告，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費立鵬、劉華清、張艷萍等醫生運用科學方法得出如下估算結果：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中國鄉村平均每年自殺死亡人數為３０３，０４７人，農村女性自殺死亡人數為１７３，２３０人。農村１５─３９歲女性自殺死亡人數為９９，２６６人。這個數字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統計數字也非常接近。從數字來看，農村女性自殺死亡率高於農村男性。為什麽選擇死亡
　　自殺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心理現象。根據調查，可將農婦的自殺動機細分為逃避、賭氣、威脅、懲罰、辯誣等。
　　逃避
　　這是一種典型的個人內心動機。江蘇省丹徒縣韋某年老體弱，獨自承擔所有的家務和農活，丈夫和兒子卻遊手好閑。年復一年的辛苦已令她不堪，由家人的冷淡導致的“心苦”最終把她逼向絕境。１９９５年８月的一天清晨，她替熟睡中的丈夫、兒子做完最後一頓早飯，服食農藥自殺死亡。這類自殺者的悲觀心理通常都有一段相當長而又相當平和的積蓄過程，最終由對特定事物的失望轉為厭世。這種自殺通常不是在激情狀態下發生的，相反，倒像是冷靜思考的結果。在所有的自殺中，唯有這種自殺最不輕率。從精神病學的角度看，她們多半患有抑鬱病。
　　賭氣
　　這種人際動機在自殺農婦中最為常見。這類自殺通常都是在和親人────主要是在和丈夫發生爭執後發生的，自殺的意圖是要讓對方後悔。江蘇丹徒縣青年農婦吳某和丈夫結婚三年，感情一直很好。１９９５年７月，見村鄰販賣西瓜賺了錢，吳某湊了４８０元讓丈夫也做西瓜生意。由於天氣原因，丈夫生意做虧了，吳某責怪他無能。見丈夫頂撞她，她又一連兩天和丈夫“冷戰”，獨自下地勞動，回家不吃飯，也不做飯。見丈夫始終沒有拿出和解姿態，又喝下劇毒農藥。很快她又後悔了，對５歲的兒子說：“我喝藥了，快去叫人！”終因服藥過量，不治身死。
　　威脅
　　這類自殺又叫操縱性自殺，真實的意圖是要別人害怕。因此，自殺前會發出某種含蓄的警告────多採用致死性不高的方式，自殺後常發出求救信號。湖北省浠水縣張某是村裏有名的美人，從小嬌生慣養，養成自私任性的習性。成年後，她嫁了一個在城裏開酒樓的富哥，常常使刁耍潑。在最後發生的一起夫妻沖突中，因丈夫不似從前那樣相讓而服毒自殺。調查發現許多因父母包辦婚姻，不讓外出打工引發的農村女孩自殺也屬於威脅自殺。
　　懲罰
　　這也是一種人際動機，其形象語言是：縱使自己死去，也要讓對方付出某種代價，至少要讓對方不得安寧。調查發現，在農村三代同堂的家庭結構中，許多因婆媳關系惡化引起的自殺具有懲罰自殺的典型特徵。這類事件有時引發悲慘的連環命案。如山東省某縣青年農民王某從部隊轉業回鄉，父母花盡積蓄為他操辦起婚事。婚後不久，同住一個宅院的婆婆和媳婦就結了怨。１９９５年農忙時節，婆媳之間又起爭端，王某氣上心頭，破天荒打了妻子一巴掌。當天晚上，已懷有身孕的妻子就在廚房橫梁上吊死了。其後，王某疏遠了母親，又被村鄰議論，一蹶不振，終於第二年農忙時節吊死在妻子頭年吊死的那根橫梁上。
　　辯誣
　　一種受了冤枉或被無端猜疑，想以死証明自己清白的自殺────農村屢見不鮮的風化嫌疑、偷盜嫌疑常導致這種自殺。湖北省某地農村女孩李某和鄰居女孩安結伴在廣州打工。１９９５年春節，李某獨自回家探親，安交給她一隻裝著８００元錢的信封囑她交給其父母。其父母收到信封，發現少了２００元，一口咬定是李某拿了，要她退賠。李某覺得只有一死才能洗清自己，服劇毒農藥自殺（後被救活）。
　　上面５種動機並未囊括所有的自殺動機，也不可將它們作絕對的劃分。而婦女自殺的直接原因，大多離不開家庭矛盾，同時貞操問題和生活無著也值得關注，在調查中發現，由貞操問題而自殺的１９人中，未婚的９人全部是在失貞後自殺的。此外有３４人是由於無人贍養、無錢醫病、年輕人前途迷茫等生活無著的原因而自殺，占到２６０個自殺者中的１３％。另外，由於自殺心理具有很強的偏激性和狹隘性，自殺者也常以極端的手段實施自殺，如集體自殺、殺人自殺、毀家自殺、連環自殺、傳染性自殺、未成年自殺等等。
　　自殺的損失有多大
　　假如問自殺死亡會給個人、家庭造成多大損失，我們等於是在問人的價值有多大。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某產品的價值就是生產該產品所耗的勞動的價值。那麽，在農村把一個女嬰養成１６歲的少女大約要花費勞動價值３２，８００元（年均１８００元，另加教育費用４０００元）。也就是說，這位少女的生命價值是３２，８００元。而據估計，一位成年人的勞動價值至少是其生命價值的三倍。其中１／３（１，８００元）用於延續自己的生命，２／３（３，６００元）貢獻給家庭（社會），勞動４０年可創造使用價值５，４００元×１０＝２１６，０００元。就是說，一位１６歲的農村少女的自殺死亡，可造成直接經濟損失２１６，０００元。這樣的損失對死亡者的家屬來說意味著什麽，我們已不難想象。　　
　　況且，自殺除了造成諸如經濟損失這樣的顯性損失，還造成許多隱性損失。最嚴重的隱性損失就是家庭角色缺失。我們認為，一名家庭主婦的死亡給家庭造成的隱性損失一點也不比顯性損失小：原本完整的家庭結構遭到破壞，不僅死者的作用消失殆盡，幸存者的作用也極大地削弱了。她們的死亡使丈夫精神萎靡，甚至使家庭生活陷於癱瘓﹔她們的死亡也使她們正在成長的孩子失去了在那個成長階段最不能失去的母愛，對這些孩子日後的生理發育、心理發育及人生道路產生重大的影響。
　　自殺對社會造成的損失，是所有自殺對個人造成的損失以及所有自殺對家庭造成的損失的總和。從顯性損失方面講，假如所有自殺死亡農婦的平均年齡是３５歲，她們的平均工作年損失是２５年（即假定她們都能工作到６０歲），那麽，根據前面關於勞動價值的計算，我國每年因農婦自殺造成的經濟損失就應該是５，４００元×２５（年）×１７０，０００（人）＝２２９﹒５億元。從隱性損失方面講，假如每位自殺死亡的農婦可使３名親屬受到傷害，那麽，每年１７萬名農婦自殺死亡就該使５１萬名遺屬受到傷害。
　　除此以外，農婦自殺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連環自殺、傳染性自殺以及娘家人和婆家人之間的爭端。
　　喪鐘為誰而鳴
　　中國自殺預防及危機幹預專業委員會牽頭人翟書濤告訴我們：１９８７年，專家趙連俊對４２２例老年自殺進行原因分析。發現出現家庭問題者占７９﹒７％。家庭原因中，家庭成員糾紛占６３﹒２％，孤弱無助占６﹒８５％，病殘喪失勞動能力占２７﹒３６％，子女虐待占３﹒３４％。另據權威人士估算，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我國年均自殺死亡的６０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為４４０００人，其中農村自殺死亡的老人竟高達４１５００人，為城市的１６﹒６倍。
　　這與人們之間的關系變得鬆散，人情淡漠，個人和家庭陷於相對孤立狀態有關，同時也和幾千年的封建遺毒分不開。如果一個農婦將家庭視為她的全部，得不到多重社會支援和保護，加上封建社會的各種遺謬，農婦往往身心負荷最重，並形成畏懼權威、自輕自賤、隨遇而安的性格，她所面對的生活要比別人更為艱難。她所體會的孤獨也比別人更為深刻。
　　專家稱，這是農婦自殺的一種深層原因。
　　貧富不均則是另一種深層原因。
　　其實，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可給人造成重大創傷有時甚至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生活狀態。據政府有關部門統計，截至１９９５年年底，中國農村貧困地區有６５００萬人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人均純收入只有５３０元。
　　湖北省棗陽市青年婦女黃某在貧困的娘家長大，又嫁到同樣貧困的婆家，生下４個孩子，一貧如洗。她在經歷了嫁人，生孩子，死丈夫三次重大事件後，背上了三筆債務計３０００元，這對她已是天文數字。在這種情況下，嫁人成了她唯一的生存手段。丈夫死後僅僅半年，她便先後改嫁了四次。終於，貧困在將她的關于青春、愛情及幸福生活的遐想，將她的人格尊嚴貶損殆盡之後，順便將她的生存意志也摧毀了。
　　如果說，貧困本身已經令人十分難受，那麽，貧富不均對貧困者來說則難以忍受。據有關方面統計，我國５個最富裕地區和５個最貧窮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１９８０年為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擴大為２﹒１９：１，１９９１年進一步擴大為２﹒８８：１，同一地區居民之間及城鄉居民之間的貧富差別也在擴大。
　　現代社會學揭示，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匱乏的社會中，人們反而比較安於現狀。等到社會出現較大的變動，貧富差別猛然拉大，人們便很難再像過去那樣安貧樂道，心理壓力猛然加大。
　　當代社會學創始人愛彌爾﹒杜爾凱姆認為，自殺的深刻原因深藏於社會中，包括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人格缺陷（生理原因造成精神錯亂除外）歸根結底都是社會原因造成的。對於社會發生劇烈變革時期特別容易發生的脫序型自殺（絕大多數農婦自殺屬脫序型自殺）來說尤其是這樣。
　　一個農婦自殺了，並不只是她和她的家庭出了問題，正如英國十六世紀神秘主義詩人約翰﹒堂恩說過的一段話：“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島嶼，而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沖刷掉一個土塊，歐洲就少了一點﹔如果你的朋友或你的莊園被沖掉，也是如此。每個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永遠不要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敲響。”
２６０名自殺農婦年齡（歲）
　　１５─３４：２３８人
　　３５─６０：１６人
　　６０以上：６人
　　自殺方法
　　服毒：２１３人
　　其他：２８人
　　不明：１９人
　　自殺時的情緒
　　沖動：１３３人
　　冷靜：６６人
　　不明：６１人
　　婚姻狀況
　　已婚：１７８人
　　未婚：５６人
　　不明：２６人
點評鄉下姑姑來信
作者：盧周來
鄉下的姑姑來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我在此作一點評。
侄兒：你好。姑姑很久沒有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忘了老家了。
點評：我倒是沒有忘。每次從老家回來，都因老家的貧窮以及某些鄉吏的腐敗增加一種很疼痛的感覺，這種感覺太重了，竟使得我不得不刻意回避它。學界流傳著關於北大某經濟學家的一則典故。這位青年才俊是陝西鄉下放牛娃出身，但現在卻以其著名的三論——“腐敗即使不是最優也是次優”論、“爲了達到私有化不妨吐唾沫”論、“富人比窮人更講信用”論——名噪一時。據說他每次回到陝西老家，見到故里鄉民依舊不堪貧窮及官民矛盾後，不竟驚呼：不得了啦，再這樣下去不得了啦。但剛回到京城沒幾天，他就自嘲地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相信我的良心終不會使我這樣有一天視而不見我的父老鄉親。
前年我家養了三頭豬，那時豬很值錢，一斤毛豬四塊多錢，年底你姑父把豬賣掉，換了兩千多塊錢。但去年豬不值錢了，一斤毛豬就兩塊多錢。我們又沒別的掙錢的法子，又要應付渡日，只好多養了兩頭，一共五頭豬，到了年底賣出去，勉強維持了前年的收入。
點評：作爲學經濟學的，我的第一反應是，這裏出現了一個一般經濟學供求定理無法解釋的現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場上某種商品價格高時，供應商會增加供給，價格低時會減少供給。但我姑姑卻反其道而行之，豬價格低下來了，反倒增加了供給，由原來的三頭豬，增加到養五頭豬。這個現象很值得研究。
很湊巧的是，我翻譯一本發展經濟學方面的書。裏面講了同樣的一個案例。在非洲撒哈拉地區，當地人惟一的生活資源是養羊，惟一可用來換成貨幣的也是羊。於是，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哪年是災年，羊的死亡率高，當地人放養的羊頭數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錢，當地人爲了維持貨幣收入不下降，放養的羊也最多。
出現這種供求定理例外的情況看來是有條件的：首先是可供給的品種是初級産品，要麽豬，要麽羊；其次是供給者沒有可替代的貨幣收入來源。我的姑姑與非洲放羊人都一樣，只能將全部的貨幣收入寄託在豬或羊身上；最後，一定的貨幣收入對供給者不說不可或缺。如果我的姑姑與非洲放羊人都在前現代化階段，都生活在家族體制內，而不是生活在今日現代化之科層制社會之中，他們大概不會做這樣的不可思議的事。換言之，我的姑姑與非洲放羊人也被迫並且不可逆轉地裹挾進了這個被異化了的世界，才如此的。
今年更不如去年了。從城裏下來的鄉長組織了個養豬協會，一邊要我們買由那個養豬協會統一進的豬飼料，價格高得不得了，不買就強行攤派，一邊要我們把豬全賣給協會，不得私自屠宰與出售，但他們收豬的價格比去年還低。最可恨的是，由於他們讓聯防隊員看住大家不往鄰鄉賣豬，也不讓鄰鄉收豬的進我們鄉，而且說不聽話就不收誰家的豬，又不讓到市面上賣，所以大家都埋怨，當官的還說這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是什麽“公司＋農戶”。我們沒有什麽方法，都把管協會的幾個叫“豬頭”，幾個“豬頭”都發了,縣裏省裏還表彰他們，老百姓有苦不敢言。
點評：這種情況在我國農村已經屢見不鮮。我倒在這裏分明看到了國際間不公平貿易的影子。加工品價格高，初級品價格低，而且交易規則全由霸道者說了算。出口加工品者的利潤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壓低初級産品價格。且無論是初級産品的賣價還是加工品的賣價，實際上都是壟斷價格。
尤其是結合上面的情況，似可以解釋這樣一個問題。有人認爲，國際貿易體系沒有什麽不合理。如果發展中國家出口初級産品真不划算，你可以不出口或減少供應啊。這樣初級産品供給少了，産品價格不就上去了嗎？現在看來真是站直了說話不腰痛。發展中國家就是我姑姑，就是非洲放羊人，他們已落入了現代化的陷阱，無一例外地急需貨幣，用來應付各方面開支。其中最大的開支，在我姑姑那裏是交苛捐雜稅，在發展中國家那裏是用來還外債。所以，出現了圍繞最後外匯多少組織生産的狀況。以至於國際市場上價格越低供給還會越多，發達國家如果需求下降反倒會著急的“送上門找剝削”的現象。難怪有些發展經濟學家給出的主意是“出口基礎多樣化”。掙錢的門路多了，生産可以相互替代，這種産品利潤低，我就生産出口另外的産品。但只要是初級産品，怕還是擺脫不了被剝削的命運。
這種情況下，我們百姓試著不養豬，改養蠶。因爲沙地多，可種桑養蠶。但鄉村兩級幹部都說，還是養豬划算,蠶更不值錢，同時他們還利用權利不讓我們改養蠶。誰要養蠶，就要交很重的特種農業稅。
點評：鄉村幹部不讓農民轉換産業，明顯是出於維護既得利益。近來在討論新經濟過程中，有這樣一種聲音：中國不要搞什麽新經濟，中國還是要發展傳統産業，因爲傳統産業利潤高。我懷疑講這話的人的屁股坐在美國人一邊。即使是動機單純，也與美國人有一種“複雜的共謀”關係。
馬克思老早就論證過，只有物質經濟生産才産生剩餘價值，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不産生剩餘價值，只參與物質經濟生産部門産生的剩餘價值的分配。所以，傳統産業利潤的確高。但問題是這些利潤到哪里去了呢？都到洋人與洋買辦那裏去了。他們在分割剩餘價值。
按聯合國一份出版物對新經濟的定義，“新經濟”，也叫做“無重量經濟”、“知識經濟”、“無形經濟”或“非物質經濟”。一般認爲，新經濟具有四大要素：第一，資訊和通信技術及因特網；第二，知識産權，包括專利、版權、品牌、商標、廣告、金融和諮詢服務、金融兌換、衛生保健以及教育；第三，電子圖書館和資料庫，包括新聞媒體、音像製品和廣播；第四，生物技術、傳統圖書和資料庫以及藥品。新經濟所有的部門都是非物質經濟，都不産生剩餘價值，也是參與傳統物質經濟生産部門的剩餘價值分割。美國等少數國家步入所謂新經濟行列，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傳統産業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這些國家利用國際市場上統治地位，擡高非物質經濟部門産品價格，壓低傳統物質經濟部門産品價格，利用這種“利潤倒逼”機制剝削傳統産業。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市場經濟”代表著廣大中下層經濟者利益，而“資本主義”則代表了與國家政權力量合流的上層資本集團利益。這兩種經濟是矛盾與鬥爭的。“資本主義”爲了更好地剝削世界市場，正“重振全球化旗鼓”。也就是說，正是爲了鞏固資本集團的利益。所以，美國等步入新經濟的國家才如此急於將世界都合併入由他們主宰的秩序之內，才竭盡所能地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因爲一體化後，他們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經濟産業分工，才能更好地將傳統産業部門的利潤都合法地占爲己有，才能繼續美國經濟不衰的神話，才能出更多的像比爾·蓋茨這樣的“知識英雄”。
如果我們看不到這點，不去跟美國人學壞，不去發展新經濟，而仍將眼光盯著紡織等部門——一火車的紡織品換不回一個光碟容量的軟體——那麽我們真是入了美國人的圈套，只能永遠做小奴才，做下等人，永無出頭之日。
這日子真有點沒法過了。我與你姑父商量，因爲他身體不好，我就出門去找點活。侄兒，你能在城裏找點事嗎？我不怕吃苦，做保姆也行。
點評：今天一大早的新聞播了這麽一則消息：瀋陽已經實行保姆資格等級制。想當保姆，也要通過政府有關部門設置的考試，取得資格證書以後才行。在此之前，保姆以外的其他一百多種職業，從律師、到教師、再到鍋爐工、保潔工等等等等都要有國家認可的相應的從業資格才能從業。新聞報道都將這作爲市場管理規範化的過程，都無一例外地鼓吹應該這麽做。城裏人更是爲此歡欣鼓舞。
可憐的姑姑，你看來只有繼續呆在你覺得日子沒法過的貧窮的鄉下了。城裏人已經爲你進城設置了一百零八道門坎。你是進不來的。進來了又怎麽樣，也一樣受城裏人的氣。在這個城市的旮拉角裏，很多鄉下人，和城裏的下崗職工一起，在地下攤一個塑膠袋，作著最廉價的買賣，艱難地糊口。但他們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城裏一些對付不了大資本製造的污染與混亂的城管部門、以及某些早已與不法商人串通一氣的工商部門，就以對付這些鄉下人與下崗職工爲能事。掀翻他們的攤子，沒收他們的貨物，稍不順從，專政機器在背後虎視眈眈。
但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啊。諾貝爾經濟學獎主阿瑟·劉易斯在《發展計劃》一書中早就警告過，發展中國家如果對勞動力市場管理太嚴格，尤其是對自謀生路者管理太嚴格，就業壓力將更大，民衆將有可能因更少謀生門路而生活無著。我們應該聽聽這些大家的話，而不應只聽聽一闊起來就變臉的城裏人的話，更不應該只聽那些早已越過現代化而進入高消費的暴發戶們的話。
最後，祝侄兒一家人都好。鄉下姑姑。
點評：也祝你好，鄉下的姑姑。因爲你的命運就是中國普通百姓的命運，你未來的生活以及變化就表徵著中國的生活以及變化。所以，你好了，中國也就好了。你就是中國！
NO:1076_10
讀讀樂 　於　2002/09/10 02:1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都是戶口惹的禍
李濤 北京雜誌記者….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工作於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十一月一日展開，一個令人震撼的數字開始浮出來：據有關部門保守估計，目前中國的城鎮「黑戶」居民達一億五百萬人，其中僅北京巿就有萬人。這些生活在城巿的「黑戶」中，相當一部分是嫁給城巿男性的農村婦女，北京人給這個群體取了一個直白的名字：「外嫁京」。
這是一個身分不明的群體，一個被城巿遺忘的群體，身為城裡人之妻的她們不可能再回到與她們有著血緣關係的鄉村，而割捨不斷的鄉村血緣又在她們乃至她們的孩子身上打下無法磨滅的烙印……
有一種制度像壁壘一樣橫亙在她們與城巿之間，它使她們及她們的孩子從出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對「黑戶」的身分。它就是「戶口」，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四十年。
戶口是什麼？看不見摸不著
劉小玉的江蘇家鄉有句老話──「爬上田埂，高人一等」。一九八二年，當高考落榜的劉小玉肩扛兩袋大米擠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的時候，她怎麼也不會想到，從此她將為了自己及後代爭取一張能夠證明「爬上田埂」的紙，而掙紮十八年。
「我在北京做了八年保姆，與一個北京小夥子相愛了，除了幸福，我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因為我沒有城巿戶口，以後有了孩子怎麼辦？再讓他回農村？聽說南方容易轉戶口，我就去了深圳。
「我拼命地幹活，盼著有一天能轉戶口。深圳有兩條渠道可以進戶口，一種是從勞動局申請，必須是廣東省內的，還有一個從人事局申請，全國範圍內的，但必須是國家幹部。我兩種情況都不屬於。有人告訴我可以先買一個廣東省內戶口，於是我就買了一個廣東揭西戶口，那是個山區小鎮，在哪兒我都不知道，卻付出了一萬三千塊錢，幾乎傾家蕩產了。第二年，我又花了一萬元，終於把戶口轉到深圳巿。
「當時我已離家十二年了，加上懷了孕，身心很疲憊，就回到北京。居民委員會找我要生育指標，否則罰款。我趕緊往深圳打電話，深圳說，要懷孕六個月後才給指標，而我當時才五個月……心裡又急又怕，結果孩子胎死腹中。
「我現在都在想，也許我的孩子為了不讓我為難，自己走了……戶口是什麼？看不見摸不著，誰能告訴我它是個什麼東西？」回首往事，劉小玉淚流滿面：「我們並不是不喜歡農村，也不歧視農村的身分，但我不甘心忍受做農民被剝奪的地位。假如說農村與城巿是平等的，我願意回到農村，因為我並不留戀城巿！」
那次挫折之後，子宮內膜移位的劉小玉吃了幾年中藥才有了今天的女兒。而隨著女兒漸近上學年齡，劉小玉又開始為戶口奔忙了。她找到附近一間學校，校長說：「只有等有戶口的報名學生沒來上學，才能有空位，當然了，你還要交三萬元贊助費。」「女兒和北京孩子一齊上幼兒園一齊長大，如果她不能和她們一齊上學，我怎麼和她解釋，孩子會怎麼看我們這個社會？」劉小玉說。每一個「外嫁京」母親都面臨著和劉小玉一樣的尷尬與擔憂，而更多的孩子連借讀的機會都沒有。據瞭解，目前中國約有七百二十萬家庭式遷徙，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二百萬流動兒童，下世紀初則將超過四百萬。他們普遍面臨著入學難的問題，北京十五萬適齡流動兒童中，入學率僅為一成二五。
年滿四十五歲，戶口遷入北京
一九九八年八月，中國國務院就戶口管理作出的四項新規定。這是否標誌著四十年鐵板一塊的戶籍政策將開始實行全面改革？
和劉小玉一起出來的二萬名同鄉姐妹，只有一人將孩子的戶口落在了北京。「她先與有北京戶口的丈夫離婚，然後把孩子判給丈夫。這還不行，因為北京巿規定，夫妻離異後，必須有一方重新組建家庭三個月後，離異孩子的戶口才能進北京。於是她又讓妹妹和妹夫離婚，然後她再回家鄉與她的妹夫結婚，等孩子的戶口搞定了，她再與她的妹夫離婚，再和她的前夫復婚……」
「北京巿為解決『外嫁京』的戶籍問題也出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一位戶籍管理官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政策為：女方年滿四十五歲且是農業戶口的，可以將戶口遷入北京。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按女性一般婚育年齡為二十三歲測算，一位四十五歲的「外嫁京」的子女年齡至少在二十歲──他?她不僅已經失去了接受家庭、學校教育與就業的最佳時機，而且那時已是成年人的他?她已經喪失了隨母遷戶的條件。
而那位官員進一步向記者解釋該政策的「行之有效」性時說，「一旦放棄年齡條件，她們（打工妹）馬上就會以假結婚的方式向北京遷戶，這好比我們打開一條縫，蒼蠅立馬就會飛進來一樣。」
「打工十七年，我還是個不能擺脫農村來的打工妹的身分。我常常想，打工有出路嗎？我不知道打工是一個美夢還是噩夢！」劉小玉說。
戶口殺手鐧
中國現行的戶藉管理制度誕生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戶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農民湧入城巿，保證了農村有足夠的勞力向城巿提供低價的工業原料，也保證了城巿能減輕了人口負荷低成本高效率運轉。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至六九年間，跨省自主流動的農民不到五百萬人。特別是實行戶藉制度之後，另有十幾項制度與戶口相聯，城巿、農村之間的人口流動低得罕見，農村青年的結婚對象平均在方圓二點五公里之內，而那些最早在城巿與鄉村聯婚的家庭也都面臨著戶藉造成的兩地分居的家庭悲劇。
「前車之覆」並未成為「後車之鑒」，從八十年代初第一批打工妹駐紮深圳河畔算起，至今已有五千萬農村女性向城巿轉移，打工妹中七成為未婚青年，打工是她們如花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代女性像她們那樣勇敢而真摯地追求自己的愛情。然而，她們卻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外嫁京」無論從文化程度還是長相，都是打工妹中女性條件較優者。而與她們結婚的男性大多是北京婚姻巿場中的弱勢群體，從學歷到身形，都「困難」。由於「外嫁京」沒有本巿戶口，許多人婚後不能獲得就業機會，而她們的丈夫的下崗與失業比例也遠遠高於全巿平均水平。從而致使這些家庭半數以上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生存與發展的抉擇中，婚姻成了利益的交換，而非感情的結合，嚴酷的現實面前，她們只能默默忍受把苦壓在心底，怕家鄉人知道後笑話她們的窘境。
因為農村長期缺乏發展，從農村向城巿的流動實際上是打工妹對高質量生活的嚮往，就像水向低處流一樣屬於不可阻擋的發展規律。中國一九五四年制定的憲法，曾規定了遷徙自由是每個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但以後的幾部憲法則不再明文規定遷徙自由。一些大中城巿的政府利用各種手段限制這種流動，不合時宜的政策被不斷地複製出來。一九九九年北京巿確定就業工作的總體目標是將全巿外來務工人員總量控制在九十五萬人以內，通過崗位置換，騰出七萬個就業崗位，用於安置北京巿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同年十二月一日北京巿勞動局公佈了《2000年本巿允許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職業範圍》，明確一百零三種職業將限制外來務工人員。
不爭的事實是，幾年來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卻一直保持在二百八十萬以上。這意味著在京務工人員中至少有一百多萬人沒有就業証──限制性政策在無形中充當了「製造」大批「非法務工人員」的始作俑者──只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罷了！顯而易見，隨著中國取消長期實行的「統包統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及城巿居民食糧制度，不再統一分配，無論對於城巿人還是農村人，戶口似乎只剩下最後的也是最殘忍的一個「殺手鐧」──對孩子平等受教育權的剝奪！
（節錄自《打工妹》雜誌）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學生 馮錦霖?樂施會
爲農民松綁，農民增收的唯一途徑
作者：李昌平
有人問朱總理最關心的是什麽事，朱總理說他日夜都想著農民增收。朱總理還說，只有農民增收這個事最大。很多人都在研究農民增收這個頭等大事，我也湊熱鬧說幾句。
每給農民松一個綁，國民經濟就有一次大發展，農民收入就有一輪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給農民松了三次綁。
第一次給農民松綁是80年代初期，允許農民“分田單幹”。這一次松綁，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農民獲得了有限的生産自主權，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第一次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大問題，並且農民首次有了剩餘，有了現金積累。
第二次給農民松綁是80年代中期，允許農民“離土不離鄉”——發展鄉鎮企業。這一次松綁，把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在鄉鎮所在地發展加工業、建築業、飲服業等，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創業積極性，鄉鎮企業很快成爲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結束了新中國商品短缺的歷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農民也先富了起來。
第三次給農民松綁是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允許農民“離土又離鄉”。這一次松綁，把有尋求新的發展機會能力的農民從農村解放出來，讓農民在全國的範圍內、幾乎所有的領域裏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發展積極性，一億多農村勞動力異地就業，沿海勞動密集性産業帶突飛猛進，大城市經濟圈高速擴展。農民非農業收入超過了農業收入。
改革開放二十年的實踐證明，每給農民松一次綁，就是一次生産力的大解放，國民經濟就會有一次大發展，農民也在國民經濟的大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
現階段：給農民松綁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農民增收的根本措施現在，套在農民身上的繩索不是沒有，而是還有很多很多。我認爲當務之急是要再松四綁：
第一綁：取消農民離開農村和進入城市的一切收費。
現在，農民離開農村要辦五證、交七費：有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每個證都得交幾十元錢；此外，還要交兩費，一是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二是公糧水費、三提五統保證金。農民要辦五證、交七費，少則500元，多則幾千元。
農民來到城裏還要辦證、交費。有暫住證、健康證、就業管理費、治安保護費、還有企業收取的保證金。把這些辦齊，少則500元，多則上千元。
這些歧視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費極大的阻礙了農民就業和農民增收，這種政策不應該帶入21世紀。
第二綁：取消對農民休耕的限制政策。
現在，農民有生産經營的權利，但農民沒有不生産經營的自由。世界上如果有明知虧本，但又不得不做的買賣，那可能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農民之間的買賣了。種田明明虧本，那就不種好了——休耕，沒有收成也就用不著交稅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中國農民還沒有取得這個天經地義的權利，更有甚者，還找農民收取土地閒置費。這實際上是強制農民無償或低償提供勞動和土地結合，生産低價的農產品，爲社會提供保障。這就是我國農產品多品種、大範圍生產過剩，農民增産不增收的根本原因。
第三綁：建立城鄉産權交換的渠道，讓地主離城下鄉，農工離鄉進城。
農民願進城，可是白白的丟掉土地和房産又太可惜了，進城的農民還擔心老了以後的生存問題（社會保障）；城裏有錢的人希望下鄉做地主（辦農場、農業企業），但沒法取得農地的産權。如果能有一種制度能開通城鄉的産權交易，促進各種要素在城鄉自由流動、交易，那無疑將大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大幅增長。
我建議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其基本內容包括：1、成立國家土地銀行和集體土地信用合作社。2、將農業稅改爲農民社會保障稅，建立農民個人社保專戶，在土地銀行系統設專戶管理社保基金。3、將集體的土地股權化後分配給農民 ，土地的股權可以抵押貸款，獲取進城發展的本錢。
可以用個人土地股權換取個人社保基金。4、與土地股權相配套的個人社保帳戶可隨個人在城鄉社保系統流動。5、土地銀行收購、集中土地，開發增值的經營收益，用於農村的公益事業或轉爲社保基金。
第四綁：農民的事，讓農民自己作主。
我們總以爲比農民聰明，其實不然。民辦學校管理權上收，由公辦教師取代民辦教師，由村民和教育系統雙重管理變爲教育系統垂直管理，結果怎樣呢？農村的財務管理權上收到鄉政府裏管理，結果怎樣呢？最近幾年，各地大搞結構調整，“逼民致富”，結果怎麽樣呢？前些年，各地給村裏派書記、村長，結果怎麽樣呢？
大量的事實證明，我們伸手管農民的事，比農民自己管差得更遠，且成本高出許多倍。
二十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政府知難退出的領域，農民一進入就柳暗花明。從人民公社到分田單幹，從計劃種植到市場導向，從政府包辦到個人承包都說明這是一個真理。所以，我主張：政府少爲農民作主，讓農民多作政府的主。
給農民松綁，就是解放農民，解放農民就是讓農民逐步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即同等的民主權、稅賦權、社會財富佔用權、遷徙權和人身財産保護權。解放農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産力，就是農民增收的最有效的措施。
陳錫文：對農民增收難要有清醒認識
作者：三家村
目前究竟如何看待農村的經濟形勢？如何尋求有效的途徑增加農民收入？怎樣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如何評價一些農村基層政權幹群關係緊張的情況與形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日前就讀者關注的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農產品供給的極大豐富和農民收入面臨的極大困難
在農貿市場上，或超市的貨架中，農產品供應充分、物美價廉，已經有些時日了。這使得一些人淡忘了過去的記憶，認爲農村形勢好，很好；但有些人是警醒的：從1997年到2000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4年下降，其中一些糧棉主産區及純農戶，收入是負增長！
2001年農民收入似有好轉，但情況特殊，根基不牢；鑒於今年糧食可能出現淨進口的局面、畜牧業不見得能保持去年的勢頭、外出就業能否維持8000萬的規模等問題，2002年能否保持增長勢頭，還懸而未決。
如果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和負增長，生産和生活陷入困境，心態産生極度不平衡，那麽我們苦苦追求多年才得到的局面，是否能維持得住呢？
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關注農民收入，已經是一個影響全局的現實需求了。”
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
中國目前處於工業化尚未完成，資訊化已經到來的獨特發展階段，農民增收面臨一些剛性制約：
其一是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大：小康基本實現了，大城市甚至越過小康，進入相對富裕的階段，生活費中恩格爾係數2000年已經下降到40％以下。另外食品本身的彈性係數很小，城市人均收入從1996年的1419元，提高到2000年的6280元，但用在食品上的只增53.60元，也就是說，收入一塊錢，只有4分錢用於食品，其中2分錢還是外出就餐！
第二個原因是就業不充分。這從“九五”後半期就凸顯出來了：改革開放前，鄉鎮企業就業人數不到3000萬，1996年增加到13500萬人，1997年之後就開始減少了，到2001年是12800萬人。大量的民工潮形成了，但遇到了資訊化浪潮的阻礙：資金和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趨勢非常明顯。這就意味著，同樣的資金已經不能創造同等的就業機會了。
有鑒於此，陳錫文認爲對農民增收的艱巨性要有足夠的認識，決不是一朝一夕、一二項具體政策就能見到效果、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減負的三條途徑
既然增收上有難度，那麽在減負上下功夫就不失爲一種現實的選擇。陳錫文認爲途徑有三：
增加對鄉村道路、電網、人畜飲水、草場等農村小型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樣做可以一舉兩得、甚至一舉多得。一方面可以直接改善生産、生活條件，促使增加消費；另一方面，用以工代賑的方式，可以吸納農民投入勞務、增加收入。
第二個是擴大稅費改革試點。陳錫文介紹了安徽、江蘇等地試點的情況，人均可以減負30元左右，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可以提高1.5個百分點；
第三是增加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投入。現在說是義務教育，但實際上錢還是由農民出；而醫療保障的覆蓋面，還壓根兒涉及不到農村，廣大農民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很多人小病扛一扛也就過去了，萬一不幸得了大病，只好聽天由命。
現在正處於轉軌時期，農民增收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可以爲供給寬鬆的良性迴圈打下堅實的基礎；相反，如果處理得不好，出現八十年代末、1993－－1994年那樣糧價大漲的情況，發生對國民經濟不利的逆轉，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決不能掉以輕心。幹群關係：
體制因素和幹部素質
鄉幹部簡單、粗暴、違法收錢乃至逼死人命的事情，經常見諸報端。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陳錫文認爲有幹部素質的問題，有監督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但也有體制的問題。不能簡單歸咎于水平低、水平差。
“凡是沒有新的增長點、沒有新的稅源的地方，農民負擔往往過重，易於激化矛盾。在某種程度上說，縣鄉經濟的繁榮，是根本問題，否則農民負擔減不下來。”陳錫文說：“目前的財稅體制，大的方面應該沒有問題，但在某些地方，尤其是貧困地區，運轉起來難度很大。基層政權的財權和事權不相配，有些鄉70－80％的收入用於教育，尚且不夠，遑論其他？”
管理體制上也有問題。陳錫文認爲關鍵有兩個，一個是村民直選，一個是村級財務。現在正推行的村委會主任海選，即便出現一些問題，也要咬牙挺過去。如果鄉里的人心術不正，總想找聽話的代理人，事情就不好搞。村級財務公開能否制度化，而不僅僅是走過場，也是一個難題。
解決三農問題，縣級政府的態度非常關鍵。“主要精力是不是在農村？能不能撲下身子搞調查研究？”陳錫文說：“這在很多人那裏都是一個問號。一些嵌入式、鍍金式、走讀式的幹部，對農村農民農業不瞭解、不熟悉、不深入，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激化矛盾。”
（記者：王南　中國經濟時報）
農民進城，地主下鄉 ——WTO之後中國農村的自救之路
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
幾年前，筆者選修一門“農業研究”的課程。教授講起他訪問美國一家農場的經歷。被訪的農場主是一個典型的“單幹戶”，其家庭農場基本是他一人經營。每天早晨，他都要駕駛自己的直升飛機將一望無際的農場巡視一遍，從撒藥到施肥，都可一人勝任，不到農忙季節不用雇人。教授問他：一個人管理這麽大的農場，需要全套的現代化設備。而在這些現代化設施中，哪一件對你最重要？農夫回答：“電腦”。高度的現代化農業，早已使美國的農夫告別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歲月，象耕地、鋤草、播種、收割等等體力勞動，早已被機器代勞。農夫越來越象個白領，常常坐在電腦前，上網瞭解各種農產品的價格、各種農業原料的價格、市場走向、股市及農業投資的動態，由此換算出自己的投入和産出、利潤率、和未來生産戰略；同時，他還要通過電腦瞭解各種農業科技動態，設計改善自己農場的方案；並且和各種銷售商、農業組織、以及代表自己利益的議員取得聯繫。簡單地說，美國的農夫與其說是個種地的粗漢子，倒不如說是領導一中小企業的總經理(CEO)。
中國加入WTO以後，赤手空拳的中國的農民，就要和這樣的競爭對手在市場上一拼。這是一場土造鳥槍與隱形飛機之間的戰爭。就算中國能享受的農產品補貼比人家高幾個百分點，你相信中國的農民會贏嗎？中國的農業如不徹底改革，那麽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的農村就將被滾滾而來的外國農產品所淹沒。大批失業的農民，將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
筆者不久前曾在“早報”上撰文，呼籲中國政府改革戶籍制度，吸引農民進城，通過高度的城市化減緩人口的增長速度。然而有人反駁說：中國是個以農爲主的國家，不可讓農民放棄農業。殊不知，農民進城，不僅不是放棄農業，反而是解決農業問題的第一步。
中國農村的最大問題，是由於人口過密而帶來的基本生態危機：耕地不足。黃宗智教授曾出版了兩本對中國農村的經典研究，“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家庭與鄉村發展”，提出了中國農村發展“過密化”或“內卷化”(involution)的問題：中國自明代以來，農業的總產量雖有大幅度提高，但這種提高，不是勞動生産率提高的結果，而是由大量勞動力的投入所致。産量的增長率，一直低於勞動力投入的增長率。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效率不是隨著産量的增長而提高，而是降低。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一是人口增長過快，一是家庭小農經濟主宰了中國農村。黃教授運用俄羅斯經濟學家蔡雅諾夫(A.V.Chayanov)的理論分析：在家庭經濟中，多餘的人手不會象在資本主義企業中那樣被解雇，而是被投入生産過程，哪怕這一勞動力能創造的價值遠遠低於市場上一個勞力的工資。這種“賠本買賣”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爲這個多餘的人手不管幹不幹活，總得吃飯，總要消耗家庭的經濟資源，把他放到地裏幹活並不會消耗更多的資源，反而能增加點兒産出，總比閑著白吃飯好。人口越增長，家庭的這種多餘人手就越多。而多餘人手越多，家庭經濟的多餘“雇用”就越多，每個工時所産生的勞動邊際報酬就會遞減。歷史上所謂的“工業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爲農業勞動力的生産率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使更少的農業人口能養活更多的非農業人口，這樣才有工業化的勞動力資源。而中國的發展是，農業勞動力的生産率在人口的壓力下越來越低，離工業革命的前景越來越遠。用黃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
儘管學界對黃教授的結論有很大爭論，中國地少人多影響農業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這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江南的稻米經濟與旱地農業不同。水田要求的勞動力投入高，産量也高，不僅能承受更大的人口壓力，而且需要有較高的人口密度才能維持。美國的中國農業史泰斗帕金斯(Dwight Perkins)甚至認爲人口增長是中國農業進步的主要動力，也頗有洞見。但即使考慮到水田的特殊性，黃教授的理論仍頗有說服力。明清江南民諺曰“一夫耕十畝”，即一個勞動力耕種十畝地時勞動生産率最佳。但日本漢學大師松村佑次的經典研究表明：清末民初江南一般地主出租的土地平均面積不過是兩、三畝。一戶農家即使能租到兩塊地，也不過是五、六畝，平均到每個勞動力頭上就更少得可憐，根本談不上勞動力的效率。如今中國人口又翻了三、四翻，耕地面積卻無實質性的增長。農民一夫平均能耕幾畝地，可想而知！
中國農業的另一病症，是地主進城而不下地問農。自十六世紀起，江南的“居城地主”就逐漸取代了“居鄉地主”，在城裏養尊處優，只顧以受租的形式把農業生産的剩餘價值搜括到城裏，而不投資於土地。結果，土地産出的價值無法再投入土地，農業資本的形成過程被打斷。留在農村的，是既無足夠的土地，又無基本的資金的小農，無力引進新技術改進耕作，中國的農村，也愈發破落？
解決中國農村幾百年來的問題，首先是通過讓農民進城，使農村人口有更多的人均可耕地。在鋤頭和水牛的明清時代，江南的水田的最佳勞動生産率就以“一夫十畝”爲基準，那麽以二十一世紀的科技，一夫最佳的耕種面積應擴大數倍。中國的農業要起飛，一夫必耕數十畝，而在北方的旱地，一夫可耕上百畝。
有了這樣的人均耕種面積，農業才會變得有利可圖，才可以吸引高素質的人才和資本，改變明代以來精英不下鄉的局面，高科技的農業才有可能。目前中國的商學院炙手可熱，而農學院不僅沒人去，而且只知道教土壤、化肥、種子等等的專門技術。中國缺的，是農業的CEO。如果農民大部份被城市吸收，農村變得地廣人希，那麽農學院就應成爲培養未來經營式地主的基地。也只有當這些在農學院中訓練出來的高素質人才願意下鄉當野心勃勃的地主時，中國的農業才算看到了希望。
農村資金外逃-中國農民的又一陷阱
陳勁松2002年5月1日 星期三
【看中國報道】當大部分中國農民于八十年代初期勉強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很快又呈現出新的貧困形式：資金短缺。按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缺錢”。這是一種相對貧困，相對於城市出現的貧困，即通常所說的“城鄉差距”，這一差距在近十年裏急劇擴大。
宏觀的表現是，城市經濟持續增長，農業産值卻停滯不前，甚或呈現下滑，國民經濟增長主要由城市經濟增長構成。據官方的資料，當城市工商業呈現兩位數增長的同時，農業增長僅僅勉爲2%。生活層面的表現是，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民收入不增反減，大幅縮水，生活水平或不見改善，或今不如昔。許多專家指出，所謂農業産值增長或農民收入增長，其實早就已經不存在。
與此相應的現象是：農民大量背井離鄉，自尋出路，至少八千萬農民湧入城市，充當廉價勞動力，這些進城的農民，被稱爲民工，幹最粗重的活，住最簡陋的工棚，領最低的報酬，還被迫以暫住證和繳納各項不合理收費，惶惶不安地棲身於城市，承受著城裏人的種種剝削、驅趕、和歧視。國家計委的文件顯示，在最近四個月裏，國家計委連續兩次發佈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取消對民工的各種不合理收費。但是，正如大部分其他情形一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狀況毫無改觀。
農民缺錢，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農村基礎建設嚴重滯後，當城市面容日新月異之際，大部分農村落後灰暗的面貌依舊；棄農從商蔚然成風，耕地被佔用，甚至被荒棄的現象日益嚴重，在占人口20%、總數達2.46億的中國失業大軍中，農民又占了絕大多數，高達2億人之衆；因繳不起學費，農村失學少年的數量與日俱增......
種種現象，與當局公開的農村歧視政策密不可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穩定城市，成了當局政策的首選。大搞建設，增發工資，建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所有這些，都在城市裏進行，廣大農村，8億農民，完全被排除在種種好處的考慮之外。
中國資金外逃，早已聞名於世。比如，每年有四百多億美元外資引進，同時就有四百多億美元資金逃逸國外，形同抵消。
最近，國內媒體披露，農村資金外逃，也數量驚人。比如，受調查的河南、山東及浙江三省，農村資金呈現大量外逃。人民銀行濟南分行估算，山東省農業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貸資金缺口。該省日照市人行中心支行的調查表明，自1995年以來，日照市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産業的數額高達20億元以上，占同期全市農村存款增長總量的三分之二。
據瞭解，農村資金外逃，主要有三大渠道：第一，由於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純靠上繳中央銀行吃利息賺錢，吸納的存款百分之百流出農村，形成一個巨大的資金“漏斗”。第二，國有商業銀行縣以下營業網點在農村多存少貸，存貸比例爲9:1；而絕大多數存款被大城市“抽”走。第三，“農轉非”現象嚴重，即農業信用社吸收的大部分資金用於非農領域。
作爲“農村金融主力軍”的農信社不“支農”，關鍵原因據說在於支農貸款效益低。銀行普遍存在“農村貸款恐懼症”。由於農村點多、面廣、線長，農戶貸款額度小、分散，農業貸款受自然條件、農產品市場等諸多不可測因素影響，貸款成本相對于非農或城市物件要高得多。另外，基層政府往往沒有認真落實以貸款爲投資的工程，削弱了銀行的貸款信心。以山東莘縣爲例，該縣投資上千萬元的縣熱電廠，縣裏一分錢沒有，全靠來回融資，短期拆借，建廠後，只發了幾天電，就宣告倒閉，銀行的錢也因此泡湯。因爲回收無望，上級銀行對莘縣的信任度喪?p盡。顯然，在農業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農村資金外逃，無異于釜底抽薪，成爲中國農民面對的又一陷井。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農村被稱爲中國最落後的部分，中國農民被歸爲素質最差的人群，如今，卻充當著中國民主的試驗田：村一級基層幹部的民主選舉，自1987年實施以來，方興未艾，且漸有成效。可見，在中南海一部分人的骨子裏，民主原來也是他們所歧視的東西，所以才首先讓農民去受用。
然而，好在有基層選舉，否則，在各級黨政幹部普遍腐化的大趨勢下，農村局面可能更糟。農村基層選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或緩衝了基層幹部對赤貧階層的恣意掠奪。
國務委員吳儀就“坑農”向人大代表道歉
2002年3月8日 星期五【看中國報道】
當河南全國人大代表、羅山縣楊店村村委會主任許志道今天發言談到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坑害了村民的問題時，前來參加河南代表團討論的國務委員吳儀突然打斷了他的發言。
　　聽前幾位代表發言時，吳儀很少插言，只是認真地記錄著代表的意見，除非她沒有聽清對方的意思，才會請對方重復一遍。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是帶耳朵來的，沒有發言的
任務”。
　　但聽到許代表提到坑農問題時，她臉色肅然起來，不時打斷發言，詳細地詢問情況。
　　據新華社消息，吳儀認真地記著筆錄，不時轉過頭去面向河南省省長李克強，要求他盡快查處這一問題。她說：“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坑害了農民，這是喪盡天良的事！必須要嚴厲地處罰，僅罰款是遠遠不夠的。”
　　吳儀面向全國人大代表，將語氣放緩，克制著自己激動的情緒，嚴肅地說：“在我分管的工作中，有打假這一項，今天聽到代表反映的情況，我很慚愧，我向大家道歉。”
　　去年制售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坑害農民的事件時有發生。朱□基在今次《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嚴厲打擊各種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違法犯罪活動。作為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副組長，吳儀對此更高度關注，不敢懈怠，但坑農事件仍有發生，這才引來她今天對人大代表的鄭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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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2 23:0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ＷＴＯ與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作者：溫鐵軍(2002-07-0903:18:06))

ＷＴＯ的原則，第一是消除貿易壁壘，第二是降低關稅，第三是市場准入。
按照ＷＴＯ的一般原則，國際農產品協定大部分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實施。主要包括三個內容：增加進口市場准入；削減國內生産者支援；減少出口補貼。對於中國農業能否適應ＷＴＯ原則的討論，應該擴展至“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和農業出發，而不是僅僅從農業的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上作出的讓步
農產品貿易談判，歷來是關貿總協定談判和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最困難的部分，１９９９年４月在美國簽字的《中美農業合作協定》，是中國爲加入世貿組織與美國應該達成的雙邊協定中的組成部份。美國農業部長格利克曼在協定簽字之後稱贊這份農產品貿易協定是“美國農業的一個重要突破”。因爲中國同意美國西北部小麥主産區七個州的小麥可以直接從西雅圖出口，從而降低運輸成本提高價格競爭優勢。過去所謂“有爭議的壁壘”，主要是中國爲防止這些地區的小麥黑穗病（ＴＣＫ），而禁止直接從西海岸進口。除此之外，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上做出的讓步主要體現在中美雙邊談判的一攬子協定中。
由於中國方面至今沒有正式公佈的資料介紹中國在雙邊談判中的出價，這次北京談判之後，美國報刊在介紹農場主的樂觀反映時又披露，美國代表在農業條款上，沒有從４月協定已經得到的利益上後退半步。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認爲美國４月８日“單方面公佈”的資料中的農業條款，就是最後雙方談判的結果。茲摘要如下：
中國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關稅限額（ＴＲＱ１－３％）的農產品進口數量，並且應美國的要求減少國營外貿壟斷進口所占的比例。到２００６年，進口大豆從現在的１７０萬噸增加到３３０萬噸，增加幅度爲９４％，其中私營部門應該達到９０％；小麥從２００萬噸增加到９３０萬噸，爲現在的４．６５倍，私營部門最初應有１０％；玉米配額從４５０萬噸增加到７２０萬噸，如果達到則爲現在進口量２５萬噸的２８．８倍，私營部門應該達到４０％；大米配額從２６０萬噸增加到５３０萬噸，如果達到則爲現在２５萬噸進口量的２１．２倍，私營部門應該達到５０％。到２００４年，棉花要從現在的２０萬噸增加到８９．４萬噸，爲現在的４．４７倍，私營部門應該達到６７％……。
此外，中國承諾取消出口補貼，特別是取消對美國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農產品的出口補貼。而且到２００４年前，中國除了在總體上把農產品進口關稅降低到１７％以下，還應進一步對有競爭優勢的美國進口農產品降低到１４．５％的平均關稅。其中大豆僅３％；肉類和水果１０—１２％；乳製品１２—１９％；紅酒２０％。

二、中國的讓步對國內農業生産和農民收入的影響
本文認爲首先應該看到其積極作用：
一是在沒有其他非經濟因素干擾的和平條件下，增加進口大量佔用資源的基本農產品，有利於中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在２１世紀中期國內糧食不能滿足人口增長需求的時候。
二是在加入ＷＴＯ之後有利於國內有競爭力的農產品增加出口。８０年代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還是以土地資源型的基本農產品爲主；９０年代以來則明顯改變爲以水産品、蔬菜果品和部分畜牧産品爲主，並且多數年份尚且能夠維持３０—４０億美元的小額順差。因此從長期看，除了糧食、棉花、油料等基本農產品外，中國的非資源型農產品還是有出口競爭力的。
三是開放外國投資，可能有助於資本過度稀缺的農村和農業得到投資，因爲我們可以假設在總資本增加的環境中，外國資本進入盈利領域，中國政府投資則可能轉向農村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領域。
同時應該充分認識到其負面影響：
首先，中美之間的糧食貿易屬於典型的不平等競爭。因爲糧食這種資源型産品的貿易競爭力根本上來源於地租。土地面積越大地租的絕對值就越多。中國農村戶均土地面積僅０．４公頃的細小規模農業，能夠在糧食生産上得到的剩餘本來就微乎其微；顯然不能與美國平均數百公頃的大規模農場競爭，因爲他們的農業剩餘在理論上可以比我們高數百倍。在國內糧食價格受進口壓力下降的情況下，中西部傳統農區以種植業爲主的農民收入也會受到影響。這是因爲農民收入是對農業剩餘的分配，農業剩餘分配也就是地租分配。大多數傳統農區農民從種植業得到的收入仍然占６０％以上。如果種植業受進口衝擊比較收益進一步下降，農民種地就只能繼續虧損。
其二是不利於國內穩定糧食生産的長期政策。我國糧食與人口的增長高度相關，而且糧食消費的替代彈性低。最近３年的糧食供給過剩是因爲在１９９４—９６年連續兩次提價幅度達１０５％（與１９９３年比）的政策刺激下，於１９９６年提前實現了２０００年的産量目標。但人口並沒有提前增長上去，若按照年增１８００萬人正常情況計算，等於少了９０００萬人去消費糧食，當然會造成糧食過剩。這種情況下，政府採取的補救措施是以計劃手段穩住産量。如果進口糧食質優價廉而國家又不能通過計劃價格或直接對農民的糧食生産予以補貼，則關係國家戰略安全的糧食生産就難以穩定。
進一步看，１９９８年以來我國爲了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確定了農業結構調整的政策也會受到嚴重制約。因爲其中包括糧食的品種品質調整。爲了讓農民在優質優價的市場價格約束下，改變過去追求低質量、高産量的生産行爲，政府於１９９９年夏收起決定低質糧食退出國家定購。考慮我國加入ＷＴＯ的讓步，傳統農區的種植結構調整更加困難。比如，東北是我國主要糧食作物區，氣候和土壤條件只適合種植春小麥、玉米、大豆。但春小麥麵筋度低，玉米含水高，大豆不僅蛋白質低，而且價格比國際市場還高１倍。無論怎樣調整都沒有出路。

三、對農村就業的影響
中國世紀之交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低素質人口的過度膨脹和簡單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據美國高盛亞洲研究部最近的類比測算，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國際貿易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增加，對我國ＧＤＰ每年的潛在貢獻爲０．５—０．６％，可以相應地提高就業。我們認爲，對此應該實事求是。
國家資訊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的就業彈性到“八五”期間僅爲０．１０８，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致只能吸納６０萬就業。胡鞍鋼最近的研究指出，“九五”期間就業彈性已經低於０．１，隨著城市經濟在國際競爭壓力下不斷追求資本增密和技術增密，下個世紀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作用會更小。
更爲深刻的問題是，ＷＴＯ能夠促進的就業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貿易爲主的服務業，對我國本世紀末過剩的２億多低素質的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就業，顯然不可能起拉動作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公佈的一項調查中，約７０％的農民外出打工是被已經捉襟見肘的農業資源短缺“推”出來的；進城農民中約６０％表示找不到工作也回不去。如果我國在農產品國際貿易上按照ＷＴＯ原則作出的讓步，加劇了農民入不敷出的矛盾，那麽，更多被推出來的農村勞動力無業可就的問題將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
因此，０．５個百分點對於我國的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轉變增長方式更重要。對於本世紀末剩餘勞動力將超過２億的人口大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如何轉變舊的經濟增長方式中不斷刺激資本增密的機制，形成促進就業的經濟增長機制，否則既有可能在納爾遜提出“增長的陷阱”中無法自拔；也有可能過分依賴大量貿易拉動經濟增長而不得不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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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2 23:0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中國：饑荒之國
胡星斗
中國是饑荒之國。災荒可能是自然之禍，而饑荒只能是專制之罪。在世界上，沒有哪一次饑荒不是發生在專制國度，沒有哪個民主國家發生過饑荒。
專制制度因官僚主義、權能主義、唯意志主義、不按客觀規律辦事、生産效率低下、虛報浮誇、欺上瞞下、資訊受阻、民情不通、救援不力等原因而發生饑荒，民主制度因民意得以表達、資訊暢通、權力受到監控、人權受到重視等原因而能在災荒之年成功地避免饑荒。
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爲害之大爲世界之最。秦漢兩代自然災害375次，三國兩晉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由古至今，災害發生的次數越來越多，死亡的人數也直線上升。
據《中國災荒史記》：《漢書·王莽傳》載“連年久旱，……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之）七八”。《後漢書·桓帝紀》載“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晉書·食貨志》載“晉末……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魏書·宣武帝本紀》載“四州大饑，民死二十萬餘口”。《隋書·煬帝本紀》載“大業八年，歲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唐書·五行志》載“永淳元年冬大疫，兩京死者相枕于路”。《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者三萬二千三百六人”。《元史·五行志》載“紹興、慶元、台州疫，死者二萬六千人”。清嘉慶大旱、水災等共死亡900萬人，道光時死亡1500萬人，光緒時死亡1000萬人。民國17年∼19年因災死亡1000萬人，民國24年死亡300萬人。1959∼1961年死亡約3000萬人。
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徵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資訊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譬如說戰爭之因，春秋時共發生戰爭448次，戰國時222次，造成饑荒死亡人口累計達數千萬人。
還有，苛政猛於虎。中國歷代劣政造成的饑荒之害，史不勝書。史書上說：“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國語·周語》），“天降災戾，應政而至……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後漢書·殤帝本紀》），“賦斂彌繁，人怨上聞，天災下降，連歲旱蝗，蕩無農收”（《冊府元龜》），“關中大饑……人相食”（《前漢書·高帝紀》），“連年久旱，百姓饑窮”（《前漢書·王莽傳》），“會稷大疫，死者萬數”（《後漢書·鍾聞意傳》）。據統計，從漢平帝西元1年即位，到光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中國人口減少3859萬。
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場又一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爲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秦末，由於嚴刑峻法，殘酷剝削，以及苦役饑荒的逼迫，農民紛紛逃亡山林，舉行暴動。“天下苦秦久矣”，陳勝、吳廣率先起義，劉邦捷足先登。西漢末年，“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赤眉、綠林起義爆發。東漢期間，災荒不斷，自安帝永初三年至獻帝建安十四年的100年間，誘發暴動數百起。隋末，煬帝大興土木、大肆征戰，開運河、築長城役使百萬余人，死者大半，百姓“初皆剝樹皮以食之……其後人乃相食”，這樣，翟讓、李密的瓦崗軍，竇建德的河北起義軍，杜伏威的江淮起義軍勃然興起。元末，“值天無雨，遺蝗騰翔。裏人乏食，草木爲糧”，於是發生了劉福通起義、徐壽輝起義、方國珍起義、張士誠起義、陳友諒起義等。明末，陝西、山西、山東、河南等地旱饑，“赤地千里”，“父子相食”，於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在陝西揭竿而起。清時，自然災害、官府剝削和民族壓迫較前代皆有過之而無不及。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同時，張樂行、張宗禹等的撚軍也橫掃大半個中國。

小農——專制——饑荒——戰爭——內亂，中國幾千年陷入了惡性循環！

中國——饑荒之國，何時能避免動亂之迴圈、災難之迴圈、饑餓之迴圈？我們寄希望於改變脆弱小生産狀況的現代市場經濟，寄希望於改變官僚主義、意志主義的現代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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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2 23:0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中國的糧食問題
紅色癟三 8月1日 04:50:24
一個國家如果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就已經人口密集化了，那麽在他實現工業化的時候，雖然可以同時促進糧食産量的增加，但是工廠，公路，停車場等設施的建設必然要佔用大量的可耕地，因此人口密集的國家工業化對糧食生産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要大於正面影響。工業化所帶來的收入的增加，必然要使人們的飲食結構快速的從穀物向肉蛋奶等方向發展，因而造成糧食的需求大量的增加。例如一公斤豬肉需要四公斤糧食，一公斤牛肉需要七公斤糧食。在中國之前，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和地區是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實現了人口密集化的。他們是日本，南韓，臺灣。在三十年之內，上述三個國家的可耕地面積減少了40%。
日本的糧食産量減少了32%，臺灣和南韓的糧食産量減少了24%。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上述三個國家從原來的糧食自給自足變成了平均進口糧食71%。糧食問題不是不發達造成的，恰恰是因爲發達造成的。上述三個國家的人口問題遠沒有中國嚴重。在2030年之前，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六億。在此期間，人均收入的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如果按中國政府目前公佈的經濟增長數位計算，到201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將超過美國和其他糧食出口國的生産能力的總和。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和糧食供應發生重大矛盾。中國的問題就此成爲世界問題。世界將不得不重新考慮人口和農業問題。人類的安全將從軍事問題轉到農業問題。
中國的土地面積和美國差不多，但是可耕地的面積只有總土地的十分之一。一九九零年，中國人均耕地面積0。08英畝，是美國的1/3。從1990年到1995年，可耕地面積降低了5。6%，人口卻增加了4。9%。人均耕地減少了10%。按這個趨勢，到2030年，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03英畝。日本在達到這個水平的時候，穀物進口達到糧食總需求的2/3。
如果有一億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廠，中國將需要一百萬個工廠(按中國目前私人企業平均擁有工人100名計算)。這些工廠將大部份建在東南沿海地區。
從1990到2030，中國將增加4億9千萬人口，按五口之家計算，需要房屋9千8百萬套。
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居住面積也要增加。在日本，人均居住面積在1970年是20。5平方米，到1990，增加到28。6平方米。中國的發展不會低於這個數位。
到2010年，中國的汽車銷售量將從1994年的一百八十五萬輛增加到二千二百萬輛。汽車生產線，公路，停車場的建設需要大量的耕地。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設施的需要量增加。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目前已經擁有大約一百個高爾夫球場。
日本政府是限制可耕地流失最嚴厲的國家。在東京地區目前大約有一萬三千個家庭在種植水稻。如果公開拍賣這些土地，土地的價格立刻可以升高一百倍。中國政府有可能象日本政府一樣承擔這種損失嗎？
中國面嚴重的缺水問題。中國的可耕地有4/5是水澆地，這和美國完全不同。在五十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水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從那時到現在，水的消耗量增加了六倍。中國水利資源部部長紐冒生宣佈，中國有一千萬非城市居民缺水。三百個城市缺水，一百個城市嚴重缺水。嚴重缺水的長江以北地區擁有中國全部可耕地面積的2/3，但只擁有全部水資源的1/5。長江極其以南地區擁有全部耕地面積的37%，確擁有全部水資源的4/5。工業用水每年增長11%。傳統的中國廁所每人每天耗水40立升，抽水馬桶耗水三倍於此。到2030年，生活用水將比目前增加一倍。
對於象中國這樣的國家，可耕地面積無法再擴大，(退耕還林是爲了保護環境，那是一個和糧食問題同樣讓人頭疼的問題，不在此文討論的範圍)。要提高糧食産量，只有提高單位畝産一條途經。在挪威舉行的世界糧食會議上，美國的布朗先生發言之後，中國駐挪威大使解振華在沒有事先安排的情況下要求大會給他發言的機會。他的發言強調，中國將會採用增加單位面積産量的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可是根據1990到1994年的資料，中國的糧食産量的增加沒有趕上人口的增加，這和發生在日本，臺灣和南韓等國的情況類似。
中國的糧食生産可以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0到1977，糧食産量增加了一倍。這個成績是由於大量水利灌溉工程的建立和水稻小麥優良品種的開發所造成的。在此期間，亞洲其他國家也進行了類似的綠色革命。
第二個階段，從1977到1984，糧食産量增加了62%，年平均增長7。1%。這個期間的增長，是由於化肥的廣泛採用。從1984到1990，糧食年增長率降爲2%，1994以後，糧食年增長率爲0。7。根據下面振羽先生引用的中國官方資料，2000年的增長是-9。09，去年是-2。07。
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在1995年發明瞭水稻雜交的優良品種“超級水稻”，可以提高水稻目前産量20-25%。如果中國的全部水稻産量提高25%，可以增加糧食産量三千萬噸，只能解決2030年中國糧食缺口的1/10。
從1975到1984，中國的小麥産量增加了81%，從1984到1994，增加了17%，由於缺水問題，小麥的增長會越來越困難。
中國的玉米産量是美國的60%。這個數位會逐漸接近美國的産量，但是美國玉米帶是世界上最適合玉米生長的地區。從土壤，溫度，日照時間，降雨量等因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趕上美國的玉米單位産量。
在未來20年內，解決糧食問題的生物技術還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1990到1994，可耕地面積損失了5。6%，單位畝産增加了2。8%，折合糧食總產淨減2。8%，折和每年減少0。7%。
日本在過去30年糧食産量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如果照此推算，中國的糧食産量到2030年將至少比1995年減少20%。每年糧産二億七千二百萬噸。
到那個時候，中國可能發生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人口增加，飲食結構和現在相同。第二種情況，按目前的速度改變飲食結構。目前中國人均年消耗糧食200公斤，包括動物飼料和酒類飲料。到2030年，人均消耗糧食將達到500公斤，大致相當於臺灣目前的水平。(美國爲800公斤)。
在第一種情況下，中國到2030年將需要穀物4。79億噸，按目前的糧食減産速度推算，到那時中國將年産穀物2。72億噸，需要進口糧食2。07億噸，相當於1994年世界糧食出口的總和。
在第二種情況下，中國的富裕人口繼續按日本和臺灣的飲食習慣改變他們的飲食結構，人均糧食消耗達到400公斤，糧食總消耗將達6。41億噸，需要進口糧食3。69億噸，是九五年世界糧食出口量的兩倍。
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教授認爲，如果中國的人均飲食結構達到沿海省份目前的水平(和臺灣大致相當)，中國將需要進口4億噸糧食。
中國到那時將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有沒有那麽多錢來進口糧食？二是世界糧食市場能不能提供那麽多糧食？
回答第一個問題，中國如果進口1億噸小麥，按1994年的價格，需要150億美元，當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300億美元，美國現在對120個國家出口糧食，到那時中國將包下美國出口糧食的全部。即使中國的購買把這個價格摧高了一倍，中國的進口量假定達到2億噸，中國從經濟上仍然有能力進口滿足中國人需要的糧食。所以第一個問題將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第二個問題。誰能提供這麽多穀物？傳統的糧食出口國是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泰國。其中美國的糧食出口占世界糧食出口總和的一半。爲了滿足太陽帶地區的城市用水，美國本身也面臨農業灌溉問題。到2030年，美國的人口將比現在增加0。95億，糧食需求增加0。75億噸。
世界其他地區同樣面臨糧食短缺問題。伊朗，埃及，印度等十個人口密集的第三世界國家在1990年吸收了世界糧食出口的1/6。到2030年，這十個國家需要進口1。9億噸，爲目前的6倍。
糧食是一個特殊的商品，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已經把他們收入的70%用於食品。對於第三世界貧窮國家來說，如果完全按市場規律運作，糧食價格的上漲將威脅到很多人的生存。
中國目前的人口增長率是1。1%，大致和美國相當。但是計劃生育的工作在近幾年遇到困難，因爲有錢人已經不在乎罰款。
爲瞭解決目前每年9千萬的世界人口以增長，美國和歐洲目前還有大量的人爲封存的土地。如果這些土地全部用來生産糧食，可以增加糧食産量0。34億噸，可維持人口增長15個月。全世界目前有5百萬英畝土地用來種植煙草，這些土地全部改種糧食，可以維持6個月的人口增長。美國目前有一百四十萬英畝土地用來種植燃料用玉米，全部改種人類食用糧食，可以維持人類增長4個月。目前全世界有9百萬英畝土地種植棉花，全部改種糧食，可以維持人口增長11個月。
世界糧産的37%目前用於動物飼料。在發達國家象徵收飲煙酒稅一樣征收肉類食品稅，以減少肉類的消耗，可以維持人口增長28個月。
以上全部措施可以維持世界人口增長6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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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2 23:10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中國人為什麼暫住中國？
(qaz)
昨天下班回到宿舍，經過蓮塘商業街，幾個人拖著一個已經幾近癱倒中年婦女，嘴裏還大叫著：“再跑就打死你。”那個婦女驚恐的眼神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我心裏有想流淚的感覺。後來知道原來是她沒辦暫住證。回到住處後，我拼命的翻原來的資料，翻原來記載的一些東西，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下邊把這篇文章發在這裏，希望大家能看完。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一個農民等於幾分之幾個城裏人？爲什麽在自己的祖國我們只能暫住？同是祖國的花朵爲什麽要厚此薄彼？爲什麽我不能流浪要飯？我們的自由和權利就可以這樣被輕賤？法律規定的平等就業權難道只是一句戲言？到底是誰之過？
親愛的同胞，不妨讓我們設想這樣一個場面：來自城市和鄉村的兩個孕婦不期而遇，一位未來的母親對另一位未來的母親說：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
面對此情此景，你一定會說，這是一位沒有教養的婦女。孩子還沒有出生，憑什麽說，一個相對於另一個就是人上人？
不幸的是，你錯了。不是這位婦女缺乏教養，而是法律確實賦予了她和她的孩子與生俱來的特權。中國的戶籍制度使一位母親對另一位母親可以這樣誇耀。
如果林肯的母親是在中國，面對這樣趾高氣揚的羞辱，她也無言以對。因爲她是農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農民。農民的兒子也是農民，這是法律的規定。未來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爲他連小學文憑都沒有，這位偉大的美國總統就是想當垃圾清運工、屍體接運工也不行，因爲沒有北京市戶口的人，要幹這兩種工作就必須有初中文化程度。儘管有限的教育也會使他念過“我愛北京天安門”，可北京不歡迎他，這樣，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沒有了正當生活來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還禍不單行，因爲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規定》，他的這種生活狀態本身就已經是違法，他將隨時被抓進收容遣送站，然後驅逐回原籍……道理很簡單，因爲他是農民，他沒有北京戶口。如果另一個人和他的處境完全一樣，僅僅憑北京戶口，就能夠得到政府的關愛，領到一筆救濟金，更不會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國，我不知道還有哪一個城市不是這樣對待沒有該市戶口的農民。
當然，它們這樣做都能夠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據。這樣的法律或者政策針對著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但我想說，人人生而自由，並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不想引用什麽玄妙的理論，但我要告訴那些主張隔離的人，農民也是人，也是中國人，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理由被解讀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農民除外”！
對農民的理解，人言言殊。我這裏指的是，沒有城市戶口的中國公民。它代表一種身份，而不是意味著一種職業。職業可以選擇，而身份卻是不但與自己生死相伴，而且還要子孫世襲。如果不是考上大學、當了公務員或者軍官，農民就只能子子孫孫是農民。在北京，如果你來自天山腳下的農村，同樣是在賣羊肉串，你是農民，而那位有北京戶口的小夥子就不是；如果你來自甘肅六盤山下的村莊，同作一家公司的錄入員，你是農民，而有北京戶口的那位小姐卻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如果你來自雅魯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經腰纏萬貫，當著幾家公司的老闆，可你是農民，而你手下擁有北京戶口的職員卻是工人……對於這一切顛倒的情形，我們幾乎聞不到來自街頭的呐喊，聽不到飄自山川的呻吟，鮮見碩學鴻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無聲無息。每當我看到和想到這些現象時，總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爲什麽這樣容易被踐踏和遺忘？
六十年前，當那些泥腿子們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前仆後繼地“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時，他們當初是“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他們是在爲一個自由的新中國獻出他們的生命、獻出他們的胳膊、獻出他們的腿、獻出他們的青春和鮮血。這些懷著美夢，向往自由中國的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著的卻是未來的枷鎖，不僅自己被禁錮在土地上，遭到強制役使，而且還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孫的前程！“社員”就是“集體”的農奴。他們徹底喪失了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和自由，那被毛澤東稱爲大有作爲的廣闊天地，實際上就是沒有鐵絲網的集中營。
(((((這才是歷史上真正的史無前例。)))))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那砸爛鐵鍋辦食堂的聲音，那餓死前想嘗一口米飯的渴望，那要飯時低三下四的哀求，那幾千萬餓死鬼的冤魂……難道當軸諸公睡夢中還在回味茅臺熊貓的餘味時，就從來沒有爲中國存在過這樣的問題而困擾片刻？當那些衣衫襤褸帶著汗臭味進入你們善於審美的雙眸時，在日理萬機中就不能給他們留出一閃念的空間：九億農民還要忍受隔離和歧視多久？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有的人已經屍骨無存，他們的夢想也早已隨風而逝，可他們還有子孫後代。五十年了，今天的農民和他們的祖先一樣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離和歧視，並沒有摧毀他們的憧憬。他們悄悄地走來，城市粗暴地驅趕；他們哀求，城市無情。他們喊不出聲，可我們難道都沒有看到他們那含淚的眼睛這是一筆巨大的歷史欠帳，它無法用金錢去計算：億萬農民的自由、幸福、尊嚴和人權。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中國公民有居住、遷徙自由；
1948年，中國投了贊成票的《世界人權宣言》宣稱：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了中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中國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肯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截然不同的制度，卻有著不約而同的規定，這不是誰偶然心血來潮的産物，而是中國人民發自內心的呼聲：中國需要自由和平等。1958年１月９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戶口登記條例》。農民就在國家的名義下，有了法律的籠口。農民成了世襲的身份。昔日，他們遇到天下荒年的時候，至少還可以去逃荒要飯。如今，他們開始承受比要飯還悲慘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個當年違憲的條例，今天還在生效？！面對過去，我只想說五個字：早該結束了！
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的中國裏，憲法和法律能夠給所有的公民平等保護，這既是政府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文明社會的起碼要求。一個農民等於幾分之幾個城裏人？中國人向來不缺乏博愛的胸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馬丁．路德．金們向華盛頓進軍，中國認爲那是正義的事業；洛杉磯出現騷亂，中國認爲那是對種族歧視已經忍無可忍……浩瀚萬裏的太平洋一點也不妨礙中國對那個陌生國度的隔離和歧視發出怒吼和抗議。飽學之士也奮筆疾書，在書籍中、報刊上、電臺裏，一樁樁一件件踐踏人權的事例，列舉起來不厭其煩。所有這一切都告訴中國人一個道理，那就是膚色沒有理由成爲低人一等的證據。歧視黑人，那是美國的恥辱，也是世界各國的鏡鑒。美國憲法曾經可恥地規定，聯邦衆議員名額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進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數卻是按自由人總數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確定。這就意味著一個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個白人。如果讓你站在黑人後裔的角度，面對這樣的政治算術，請你告訴我，心裏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滋味？但我知道，教科書告訴中國人：《獨立宣言》所許諾的“人人生而平等”，對黑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彌天的政治大謊。1963年8月28年，二十五萬美國人聚集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周圍，就是要求政府兌現共和國創建者們簽署的這張政治支票，實現美國黑人自由的夢想。讓我們暫時放下對美國自由平等之虛僞的抨擊，把關注異國人民命運的博愛精神和高尚品格，帶回到自己的國土，思考一個也許你從來就沒有想過的問題：一個農民等於幾分之幾個城裏人？我，一個農民的兒子，願意將法律的規定原封不動地抄錄下來，請你和你的親人，無論是來自窮鄉僻壤，還是通衢大邑，放下手頭的活計，抽幾分鐘時間，來做一次小學生就能夠做的算術題。
首先讓我們來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的分配：
1982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四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八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
1986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第十四條裏還是這樣規定。
1995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六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那麽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上，我國的法律又是怎樣規定的呢？
1982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條規定：“自治州、縣、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人口特少的鄉、民族鄉、鎮，也應有代表參加。”“縣、自治縣行政區域內，鎮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屬於縣級以下人民政府領導的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人數在全縣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或者企業事業組織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可以小於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條規定：“直轄市、市、市轄區的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第十二條規定：“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五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
1986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條規定：“自治州、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在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中，人口特少的鄉、民族鄉、鎮，至少應有代表一人。”“縣、自治縣行政區域內，鎮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屬於縣級以下人民政府領導的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人數在全縣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或者企業事業組織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可以小於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條規定：“直轄市、市、市轄區的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第十二條規定：“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五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1995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條中還是這樣規定。
當你讀完這些枯燥的法律條文，心中可曾漾起一絲漣漪？你可以把你算出的答案埋藏在心底，因爲我擔心你會和我一樣羞愧得說不出口：在這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裏，一個同胞只能等於另一個同胞的幾分之幾。但是我想，你也許還是會和我有著同樣的疑問：中國成年農民作爲公民，爲什麽他們就不能有平等的選舉權？難道只要身份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行爲能力就一定低人一等？立法時規定這樣的比例根據到底是什麽？它和憲法許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完全吻合？當那些自己就是農民身份的全國人大代表，在審議和投票表決時，又是什麽樣的心情？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什麽時候才能要求立法機關爲此舉行聽證會接受各界的質疑？……我們期待著來自立法機構的答案。
至於中國的選舉權到底有多大作用，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即使選舉權徒有其表，該輕蔑的不是選舉權，而是不能使公民的選舉權真正發揮作用的制度。我們應該盡力改革制度。我們必須知道，在選舉權形同虛設的時候，政治家們就可以忽視甚至踐踏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的利益，而不會受到政治上的懲罰，因爲他的政治前途並不取決於選民的選票。但是，更糟的卻是那些背井離鄉的農民，無論他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他們都是“外地人”，這裏的法律和政策跟他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無論是多麽地不公正，可現有的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就是默默的忍受和無奈的呻吟。他們連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可他們一樣納稅，即使想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理直氣壯地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他們也難以做到！因爲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也許你和自己的妻子兒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輩子，可是你卻只能在塔里木河邊的村莊或者五指山下的小寨，才能夠投下據說是神聖的一票。等自己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他們能夠做的就是重復父輩的行爲！是開玩笑嗎？不是的，因爲這是法律的莊嚴規定！這時，他們和城市戶口的人相比，不是一個農民等幾分之幾個城裏人的問題，而是等於零。這是戶籍制度的罪孽，“離土不離鄉”政策的怪胎。那一畝三分地成了農民的保留地，既是束縛他們的理由，也是變相剝奪他們權利的藉口。他們只有在圈定的“農民家園”裏才能夠享有有限的政治權利。我不能不說，面對現實，南非種族隔離理論的旗手埃塞倫二十世紀中葉提出的“家園理論”一定會讓主張城鄉隔離的人倍感親切：“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他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爲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爲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一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中國在自覺不自覺地步南非的後塵。)))))

這樣的事情要到什麽時候才是盡頭？爲什麽在自己的祖國我們只能暫住？

(((((中國的歷史往往讓人不堪回首。)))))

93年前（1918年10月），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從湖南到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時，沒有聽說他辦過什麽“暫住證”之類東西。因爲當時的中國公民擁有遷徙的自由。想在一個地方居住多久那是一個公民的權利，是他的私事，政府無權過問。
可是今天，一個湖南韶山的農民，如果到北京謀生，他的當務之急就是把暫住證辦下來。暫住證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尊嚴所系，是他的自由所依。沒有暫住證，他在自己的祖國就成了野鬼遊魂。
因爲1958年，也就是在那個連毛澤東都自稱記不得憲法規定了些什麽的歲月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於是1954年憲法規定的居住和遷徙自由就被一筆勾銷。從此，一個農民如果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
但是一個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理暫住登記（因爲當時用不著防止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要飯找工作！）。按照戶口條例的規定，如果農民因私事離開常住地外出，居住時間超過三個月的，應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延長時間或者辦理遷移手續；既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遷移條件的，應當返回常住地。由是不是法律所要求的“理由”呢？由戶口登記機關來決定！
這就是國內護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趕緊續簽，如果審查通不過，你不自動離開，那是非法居留，如果你根本沒有辦理就十天半個月地呆了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你就是一個偷渡者。
警察都會因此將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然後驅逐出境。所謂的常住暫住，其實並不是依據事實本身來判斷，而是根據法律的規定，是一種對公民人身的強制，就是你不想“常住”也必須是“常住”，你不願是“暫住”也只能是“暫住”。
所謂暫住常住，跟一個公民實際居住的時間和公民個人的意願沒有關係。即使你在北京連續住了五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如果沒有北京戶口，你只能叫“暫住”而不是“常住”！這使我們領教了什麽叫法律的權威：法律能夠讓事實遷就自己，而不是實事求是。與南非當年的黑人家園制度可謂是不約而同：無論黑人已經在“白人地區”生活了多少代，只有“黑人家園”才是他們“永久的家”！
細細一想，這“暫住”兩字時刻在提醒那些是身在異鄉爲異客，一個從小就會念“我愛祖國”的中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也只能“暫住”，你只是這個國家的過客！這和一個中國人到了異國他鄉又有什麽不同呢？一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居然要辦“暫住證”，博學的人們，請告訴我，在世界上是不是獨一無二的法律奇聞？
“暫”是什麽意思？《新華詞典》的解釋是暫時、短時間。顧名思義，“暫住證”也就是暫時、短時間居住在某個地方的證明。
那麽，一年叫暫住，還是兩年叫暫住？是誰給了某個政府部門有權力決定一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只能居住多長時間或者不能居住多長時間呢？難道“暫住證”本身不就意味著一個中國公民沒有權利選擇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一輩子？如果只有農村戶口的他或她，找了一個城市戶口的妻子或者丈夫，難道他們就只能一輩子“暫住”在一起？！難道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婚姻自由？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笑的黑色法律幽默麽？爲什麽會這樣讓人哭笑不得呢？因爲戶籍管制的原因。
人成了戶籍的附屬物。除了你戶籍所在地，你今生今世就在可愛的祖國其他地方都只能“暫住”。要這種維持對農民隔離，就需要不受制約的權力和它製造的形形色色的強制與暴力。
要是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裏的野狗！他將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談好了的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爲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係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麽警察就可以“依法”一天也不讓他住！這和買路錢保護費又有什麽不同呢？
比如，在昆明市，按照《昆明市流動人口管理暫行規定》，“《暫住證》是流動人口在本市臨時居住的合法證明，未取得《暫住證》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就業、生産經營場所；勞動行政管理部門不予核發《外來人員就業證》；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予辦理營業執照。”
在瀋陽市，如果不按規定申領《暫住證》就會被收容遣送。你本來就是去找份工作做點買賣謀生，能不趕緊辦？如果現在流動人口爲8000萬至1個億，申領暫住證的大約有4000萬人左右，以每個暫住證100元計，公安部門每年就至少可以收40個億！可是公安部門在數著花花綠綠的鈔票時，可曾想過留在上面的血汗背後的辛酸和痛苦？
那些進城農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可能三四百塊錢，甚至更少，當他們來到北京來到上海來到中國的任何一個的城市，一分錢沒有掙，卻必須先繳納各種證件的費用。比如在北京市僅僅辦一個暫住證就得180塊錢，這可能就是那個農民半年的生活費啊！如果他要遵紀守法，就意味著將遭到一次徹底的合法的洗劫。他們來到陌生的城市，沒有誰會讓他們養尊處優，他們必須用自己的血汗糊口，他們會依法納稅，履行一個公民的義務，可是如果他們身無分文，爲什麽還要在工作都沒有找到的情形下，先交幾百塊？不對他們錦上添花到也罷了，爲什麽還要雪上加霜啊？！
也許你覺得我說的話是危言聳聽。那麽就讓我們來看一組來自政府的權威資料：我國1993年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時，確定了592個國家級貧困縣，標準爲，新列入的縣人均年純收入低於400元，“七五”期間已列入國家級貧困縣的只要人均年純收入不超過700元就仍舊保留資格。
我不知道，如果一個新疆或者西藏貧困山區的農民來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幾百塊錢的路費，初來乍到卻不能不先把暫住證辦了，否則就不能租房，如果沒有房子住。露宿街頭又是違法，僅僅憑這一條就可以被收容並遣送回原籍，非但工沒有打成，連手裏可憐巴巴的那點血汗錢也打了水漂！除非你認爲進到收容遣送站裏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和體驗，否則他們只能滿懷屈辱和痛苦地被驅逐回家鄉，而且還要交一筆對他們來說是不菲的收容遣送費……他們又有多少錢可以來回折騰？！
他們又有多少自由和尊嚴可以來回被踐踏？人心都是肉長的。法律規章的制定者們，爲什麽你們就不能設身處地地想想，如果是你們懷裏揣著省吃儉用，甚至是東借西湊的幾百塊血汗錢，來到陌生的城市希望找一份養家活口的工作時，你們希望什麽樣的法律在等待自己？！我知道，南非當年的通行證法就規定，黑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檢查時拿不出通行證，那就意味著罰款或者坐牢。面對這種情形，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官員都會好不猶豫地說，這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
那麽收容遣送又是什麽樣的情形呢？
印度尼西亞直到1998年才廢除的“原住民”(pribumi)和“非原住民”(non-pribumi)的稱呼，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地說，那意味著對中國移民的隔離和歧視。可是，我們想過沒有，當中國的城市把中國公民分爲本地人和“外來人口”時，又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農民作爲中國公民，他們選擇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工作的自由遭到了否定。既然只能“暫住”，那麽他們就沒有選擇常住的自由和權利。而且城市在統計國民生產總值不拒絕他們血汗的結晶，但是在計算人均GDP時，他們連阿拉伯數字都不是！既然只能暫住，他們就隨時可能遭到“清理”而被驅逐出城。在全國許多城市都設置這類的歧視性政策時，農民做爲一個中國公民，就可能在自己的祖國就像垃圾一樣被清理來清理去！這意味著沒有流放之名的流放，因爲他們只能蟄居於自己不願生活的地方，默默承受生活的重擔，而不能去尋求希望之光。有學問的人們，常常說中國的農民安土重遷，可是你們想過沒有，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中，他們能不安土重遷？！
這一切早該結束了！應該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而不是搞戶籍改革“雙軌制”，人爲地製造一個戶口市場，在種種冠冕堂皇的藉口下玩權能生財的把戲，使把持戶口管理的部門能夠肥水長流，不斷尋租索貢！因爲，如果賣一億人次的戶口，哪怕以一個戶口四千元計，也是四千個億啊！然我們現行的法律沒有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是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只有不懷好意的人才會認爲，我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只是爲了做給國際社會看的，而不是真誠地希望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能夠自由、幸福和有尊嚴地生活。我想，我們也沒有理由忘記1954年憲法的承諾。同是祖國的花朵爲什麽要厚此薄彼？外國人到中國來了，還被稱爲外賓。可是一個中國公民如果從湖南來到北京、從山西來到上海，他（她）就會被叫做“外來人口”。既然是“外來”的，也就會被另眼相待，自然不會和“賓”混淆起來。內外怎能不有別呢？這不，“外來兒童”如果要在公辦的正規學校上學，就得交所謂的“借讀費”。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居然還是“國家規定”。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申請借讀”。如此一來“外來兒童”的教育權就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有關規定”了！也許當年的法律規定者們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這種規定是對公民的隔離和歧視。
結果一方面我們大講科教興國，另一方面現行的政策和制度又使得數以千萬計的在城市工作卻只有農村戶口的人的子女上中小學成了老大難問題。實在是匪夷所思。
這難道是擺在教育行政部門面前的哥德巴赫猜想嗎？據《北京晚報》消息，去年當地政府出資在石景山區爲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開辦正規學校，而且在該市還是頭一回。而目前這個區有外地人自己開辦的20所小學、1所中學，辦學條件與師資“極差”。我不知報道者寫這則新聞時是怎麽想的。但我讀它時惟有心酸二字。這和美國當年的隔離學校又有什麽區別？俗話說，可憐天下父母心。誰不願自己的孩子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將孩子們趕到“辦學條件與師資極差”的中小學讀書的，正是有關的“國家規定”。歧視性的“借讀費”“贊助費”，使得政府辦的正規學校對大部分打工者來說，門檻太高。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訛詐。天下又有多少父母願意置子女的前途於不顧呢？要不就讓自己的孩子不上學，要不就只能生離死別讓孩子在老家上學。立法者們，難道你們不曾爲人子女，不會爲人父母？爲什麽就不能將心比心？更讓人費解的是，對辦學條件的審批制，表面上看是爲了保證辦學質量，實際上是使得很多孩子連聊勝於無的教育都難以享受。本來義務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事情。如果說政府爲打工者的子女提供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基本條件，“極差”的中小學校根本就不會有市場，難道打工者會隨便把孩子送到什麽學校讀書嗎？難道城市的政府就不是打工者的政府？想想看，他們納稅的義務並不比擁有該市戶籍的人要少一些，相反，他們還承擔著許多額外的歧視性收費。比如北京市辦所謂的“暫住證”，因此證所收取的“管理服務費”，一人一年爲180元，這事實上就是人頭稅。該市有300萬“外來人口”，以每人平均交100元計算，每年僅此一項該市政府就可收3個億。我們不妨摸良心問問，一個直轄市的中小學教育財政撥款一年才多少錢！吃肉總不能連骨頭都不吐吧？平心而論，“外來人口”爲當地的經濟和財政貢獻了勞動和稅收，爲什麽他們就沒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平等資格呢？難道對公民平等保護不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中國不存在種姓，當然也不應該存在事實上的種姓。在涉及公民權利時，難道法律不應是把人當人看，而是應該考慮他們的家庭出身？當我們譴責把膚色作爲隔離和歧視的理由荒謬絕倫時，竟然會有人認爲因出身地域實行的隔離和歧視就合情合理？隔離的流弊所至，在外地讀書的孩子們只能學他們戶籍所在省市自治區的教材。因爲現在高考不但試題不同，而且你還不能參加當地的高考。難道我們只有等到在全國的城市裏出現一個個湖北小學、甘肅小學……“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一個地方政府專門設立招收“外來兒童”的中小學，這難道不是一種既隔離又不平等的政府行爲，是違反憲法的行爲？這和當年美國設立專門的黑人學校又有什麽不同呢？爲什麽他們不能有平等教育權？
中國到了司法獨立和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時候了。只有切實可行的司法審查才能爲公民的基本權利提供可靠的保障。爲什麽我不能流浪要飯？貧困是一種恥辱和不幸，而我國的政策法規卻使不幸更加不幸，使恥辱更加恥辱。當我們批判美國資本家住在豪華別墅，而窮人卻只能露宿街頭時，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知道，依照中國的規制政策，窮人連露宿街頭的權利都沒有。更有甚者，昔日，安徽鳳陽儘管“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沒有兒郎賣”，至少還可以“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國，背著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討成了違法！可人總得活下去呀，三年饑荒時，鳳陽一位婦女不得已吃了自己的兒子又被說成是破壞社會主義！事例固然極端，可我們的有關法律政策難道就人道而又公正？根據國務院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發佈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二條的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
你可想象過，一旦政府使用這種“辦法”，將出現什麽後果？爲了能夠增加感性的認識，我們不妨來看上海《新民晚報》2000年9月1日的一則報道：“從現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將出動100台巡察車輛，用於收容在街頭的流浪、乞討、露宿、賣藝等外來‘三無’盲流人員，以維護本市的治安穩定和國慶期間的良好社會秩序。”流浪和乞討等同於違法！沒有誰問，除了流浪、除了乞討、除了露宿，他們還有什麽罪過？
他們違犯了治安管理？沒有！
他們涉嫌犯罪？也沒有！
可是還是以治安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名義把他們拘押！也許他們中間真有什麽江洋大盜，可是能夠使用寧可錯抓一千也不可放過一個的辦法？難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不是已經否定了有罪推定嗎？如果他是一個天生犯罪人，把他驅逐回原籍，難道就會變成良民？或者是城市對他們眼不見爲淨，要殺人放火那也是在農村殺人放火，跟我們沒有關係？！
城市需要美麗的市容，可那些在街頭地鐵口賣藝的瞎子們，就和垃圾一樣讓人噁心嗎？城市見不到他們的時候，難道他們就會成了外星人，不再在中國的土地上？
也許你不願意見到城市有貧民窟，可是那些年收入只有幾百元的農民生活的農村又叫什麽窟呢？！誰有權分配苦難和不幸？難道僅僅是因爲有礙觀瞻？如果自己的家鄉比這種狀態要好的話，如果不是神經病，他們會到城市來？退一步說，如果我想漂泊四方，爲什麽不可以選擇流浪要飯這樣的生活方式呢？
你也許很喜歡《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不知你是否想過，如果創作了千古絕唱的瞎子阿炳，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沈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麽樣的命運呢？是被警察扔進收容遣送站！當然你可以說五十年來數以千萬計的被收容者裏，沒有誰像阿炳那樣才華橫溢。
他們不是阿炳，可他們也是人啊！
如果你是城市居民，失業了，可以去領一份救濟金。
可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如果碰上天災人禍，他們去領什麽啊？！
難道就只能靠國家杯水車薪的救濟？
誰權利以國家或者政府的名義，剝奪一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
難道誰覺得他們還不幸得不夠？也許，有極個別人是由於喜好，但大部分人是不會希望自己露宿街頭；也許，有人是想不勞而獲才去乞討，但是我們怎麽可以以偏概全？
陰暗的心理總是把那些乞討的人想象成富裕的裝窮者，我不知道這有什麽統計調查依據。
但我永遠忘不了在北京地鐵口見到的：一對瞎子夫妻，男人拉著二胡，女人唱著“毛主席領導咱們翻了身”，腳下空空的盒子等著施捨。如果真是“依法辦事”，我們的許多“有關規定”，就會逼著許多進城的農民只能要飯流浪，露宿街頭。想想看，如果中國所有的城市都像北京市那樣，規定只招聘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親愛的同胞，你可想過，這對數以億計的文盲意味著什麽？
假如家鄉因爲沙漠化而不再有水、不再有良田，可打工的路也被“政府規制”斷了，他們除了流浪要飯，還有什麽選擇？
除了露宿街頭，還有什麽出路？
他們也是中國人啊！
人要吃飯是硬道理。北京的規制者們，請你們揣上500塊錢，上街看看能夠買多少東西，看看靠這點錢一年怎麽生活下去。
而中國農村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一年年就是這麽生活！難道我們的法律，難道我們的制度就不需要有良心？
真的可以像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饑餓是什麽滋味，是苦是甜，對國家來說是無關痛癢的，它把挨餓的人抛進監獄，或是流放出去”？
規制者們，你們可曾注意到，按照你們制定的“有關規定”，一個農民，可能去年在北京或者上海還是百萬富翁，如果他今年時運不濟破了産，被迫流浪街頭，城市的勞動部門不會把他們統計進失業者裏去，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等待他們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因爲他已經油幹燈盡！
如果一個昨天還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因爲自己從事城市政府限定的危險工種，不幸的事故使得他殘廢並徹底地喪失了工作能力，等待他的是同樣的命運！
當一個中國公民僅僅因爲他的身份是農民，就只能面臨這樣的命運時，難道不讓人寒心？
我們不能不問，這樣的法律政策爲什麽能夠出臺並且長期存在？
我們的自由和權利就可以這樣被輕賤？
如果一位北京居委會老太太向警察局長舉報，在她那個小區裏住著一個叫張三的人，是從農村來的，沒有任何職業和謀生手段，而且他還在寫一本更爲危險的著作。
你認爲緊接著將發生什麽事情？如果是依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規定》，忠於職守的警察局長將立即派人把張三拘押起來，然後送到該市的收容遣送站。
隨後，張三將被驅逐回原籍。把居委會老太太換成聖麥多爾教區的神甫，把小區該成教區，把張三還原爲狄德羅，就成了真人真事。只是這位被告密的法國著名啓蒙思想家並沒有被巴黎警察局長拘押起來，然後驅逐出首善之區。可在中國天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妨來看一段似乎平淡無奇的新聞報道：“昨天（大年初幾？），當記者（按照北京的規定，沒有北京戶口者不能當記者，因此他永遠沒有機會到這裏體驗被收容遣送的滋味）來到位於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一般城市都是民政局管，北京畢竟是首善之區），看到這裏出奇的冷清（嫌不夠熱鬧？），只有幾十人（在這裏過年的人太少了？）等著被遣送（押送？）回鄉。可是就在幾天前，情形卻大爲不同。
副站長丁連江告訴記者，春節前這裏最多時有將近10000人（親愛的同胞，你不妨演算一下，以每個房間--不知是不是也叫號子，不能瞎猜--住20人，要多少個房間），一天蒸窩頭就要5噸（生意興隆，還吃什麽，記者同志省去不談，不過讀者可以打聽或者猜一猜）。
除夕夜，他們用火車送走了最後一批盲流，節前的一個多月，他們一共組織了123節火車車廂，遣送走16496人。
記者瞭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創下了歷史紀錄（成就？），達到149359人，出動警力9940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過收容遣送4萬到6萬人（你不妨估算全國一年大概有多少人被收容遣送）。
去年11月26日，這裏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創下日收容的最高紀錄。
（爲什麽這一天會那麽多？）”（《北京晚報》“法制周刊”2000年2月16日，括弧內爲筆者所加）這14萬被拘押的人，可能有因爲沒有暫住證或者身份證或者就業證，可能有在街頭流浪乞討的；可能有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可能有在北京市無合法居所，無正當生活來源的；可能有流落街頭無人監護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嚴重缺損的；可能有依照國家規定應當收容遣送的……在中國，對進城謀生的農民來說，失業就是違法，因爲你沒有政府頒發的《就業證》，就很難逃脫被拘捕的命運。一個城市工人如果失業了，還可以領到一份失業救濟金。而一個農民失業了，沒有同情，沒有救濟，還要把自由搭上。
也許昨天你還在工作，可是，今天卻由於就業限制法令的出籠，你的飯碗就被法律砸了！
自由隨之也受到威脅。因爲，你已經是沒有了“正當生活來源”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因爲這樣被逼到貧窮和犯罪的絕路。
如果一個西藏或者雲南的農民在北京打工，身份證遺失了，按照規定他只能在戶口所在地補辦，而沒有身份證他就會被拘押起來然後遣送回去！等你下次補辦後再從西藏趕回來吧！爲了可憐的自由，你必須時時刻刻把所有的證件帶在身上，等待隨時可能出現的查驗。你只能在戰戰兢兢中生活。
如果遺失了也就喪失了自由，如果小偷偷偷走了，也偷走了你的自由。甚至有的城市還規定“民政部門認爲應當予以收容遣送的其他人員”（昆明市），也可以被收容遣送。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就全由民政部門“認爲”了！
那麽，如果被收容遣送，一個公民最長可能被剝奪多久的自由呢？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城市的規定：《天津市收容遣送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收容遣送站應當及時遣送被收容遣送人員，待遣時間從查明其身份或者戶口所在地之日起，本市的不得超過7日；外地的不得超過1個月，其中邊遠地區的不得超過3個月。”
如果這個人一字不識，也只會說他老家人聽懂的話，那麽什麽時候才能查明他的身份？
這就意味著被拘押的時間加起來可以超過3個月，可能超過多少？不知道！
《洛陽市收容遣送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被收容人員留站待遣時間從查明身份和居住地之日起計算，本市行政區域內的不得超過十五天；本省內的不得超過三十天；外省的不得超過六十天”。“已查明身份、居住地的下列人員，可適當延長留站待遣時間，但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一） 經醫生證明，需觀察病情的；
（二） 流浪成性，屢遣屢返，需留站教育的。”
這一個“可”字就了不得，使你的拘押時間可以6個月以上！
不過我提醒你一句，如果想流浪，就千萬別老去洛陽一個地方！更可怕的是，它的第二十條規定“被收容人員住址不詳或確實無家可歸的，除繼續查詢外，有勞動能力的，可留站參加生産勞動和進行教育”。
反正你不能自己回家，即使當野狗都不行；是幫你找工作嗎？不是。而是留站勞動。
可留多長時間？不知道！這就意味著收容遣送已經成爲一種剝奪自由的嚴厲手段。
洛陽市規定，“有勞動能力的，應當參加市收容遣送站組織的生産勞動”。
既然要組織勞動，到底是自願，還是強制勞動？
如果不願意被強制勞動怎麽辦？……也許你覺得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可你要知道，這對一個被收容的人卻是他當前最大的問題：人身自由和尊嚴！還是不把公民的人身自由當回事？
而我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任何人不應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制勞動”。
洛陽市規定，“被收容遣送人員在收容遣送期間的食宿、醫療、遣送費用由本人或其法定監護人支付，支付有困難的應予減免；參加生産勞動的，從其勞動收入中抵支。”
表面上看起來這樣的規定也平淡無奇。實際上這意味著你自己花錢賣不自由！自己花錢買不自由--這真是天才的構想！本來就沒有錢，如果不幹足活，哪來贖身錢！
至於會不會借機收你每天幾十塊錢，其實你可能是天天吃鹹菜窩窩頭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是不是會看到你家裏也掏不起錢，就故意延長拘押時間，強制勞動，直到把費用掙回來，甚至還有點贏餘，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違反了治安條例，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爲的處罰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最長也只能拘留15天；而刑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拘役的期限，爲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
而收容遣送卻可以剝奪公民的自由6個月以上！如果你抗拒，那是妨礙執行公務，還是違法！按照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不能制定行政法規。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及各大城市制定的有關收容遣送的規定都是非法的，而且是違憲的。因爲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滑稽的是，北京等城市的收容遣送管理規定居然說什麽被收容遣送人員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豈不知收容遣送本身就是非法的！真是賊喊捉賊。
此外，收容遣送也與我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背離。因爲它不但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而且還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而收容遣送打擊的就是遷徙自由和居住自由。儘管收容遣送明明是違憲的，可是它依然顯得生命力特別的頑強！
而且是公民權被侵犯，連司法保護的渠道都沒有。因爲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對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佈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提起的訴訟，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只對具體行政行爲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莊嚴的法律，你爲什麽就不能讓公民自由自在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呢？
法律規定的平等就業權難道只是一句戲言？
如果我們翻開《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它們刊登的招聘廣告中常常有一條是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
其實何止北京！中國還有哪個城市不是這樣做的呢？或許人們見的多了，已經見怪不怪。沒有人告這些媒體刊登歧視性廣告，也沒有人告用人單位進行歧視性招聘。
其實就是去告，也可能沒門。因爲這種廣告和招聘符合北京等城市政府的有關規定。而這恰恰是法院對之無可奈何的地方！
因爲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對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佈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提起的訴訟，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只對具體行政行爲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可是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信奉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國度啊！既然如此，爲什麽一個中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連勞動的自由都沒有？爲什麽城市政府可以頒佈形形色色的排外法規？
它們憑什麽可以剝奪和限制一個中國公民從自己的血汗裏掙到麵包的權利？從而使他們面臨“不得食”的威脅？可他們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生存。難道我們不是老將“生存權是首要人權”挂在嘴邊嗎？到底是誰之過？難道真的就是弱者徹底無告嗎？
不是的。
因爲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
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
這就意味著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某地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因此，當一個公民感到自己的勞動權受到侵犯時，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不幸的是，法院對政府部門那些歧視性規定卻不能判決違憲。那些規定依然可以逍遙法外。對歧視的根源無能爲力，最多只能抓住雞毛蒜皮，這就是中國沒有司法獨立的悲劇，是司法權不能獨立對立法權和行政權進行有效制約的悲劇。殘酷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中國人，沒有司法獨立就無法有力地保障民權。也許你根本就認爲憲法和法律的莊承諾不符合國情。
那麽，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是不是就應該緩行呢？是不是爲了“符合國情”就可以容許出現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規定和行爲呢？對此憲法規定的很明白，我沒有必要再費口舌。我只想說，中國不能沒有社會公正，中國不能再允許存在無法無天，中國不能沒有法治。讓我們去看看剝奪進城農民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將會出現什麽後果。
衆所周知，中國還有幾千萬農民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這是一個基本的國情。對於他們，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産，就是他的體力和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爲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鄰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和技巧，那明顯地是侵犯這最神聖的財産。”那些進城的人們謀生的人們，他們大都是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而勞動能力如果不能賣出去，那就等於零。也就沒有麵包，不能租房，沒有在城市居留的資格……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爲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這位能夠設想共産主義天堂的天才思想家，卻預測不到今天中國農民進城會面臨什麽樣的境況：他們連自己人身的所有者都不是，即使想成爲馬克思所嘲諷的“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也不可得，哪怕是甘願把自己當“讓人家來鞣”的一張皮也不行！他們只是想用自己的血汗養活自己，又礙著了誰呢？如果一個農民到了“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時候，卻連自己的皮和肉都不能賣，而且想買的資本家也不能買的時候，還有比這更悲慘的境地嗎？當農民的勞動能力無處施展時，他們就被美其名曰“農村剩餘勞動力”。
如果擁有農民身份的中國公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他們豈不是只能“剩”在家鄉嗎？！只能等著青春逝去，等著皺紋爬上額頭，只能等著終老山鄉？我們不是講要共同富裕嗎？爲什麽在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中國，一個農民身份的人，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去自由謀求工作的權利都沒有呢？那些製造歧視和隔離政策的人們，不知你們可曾想過，我們人道的法律規定了公民這樣的義務：父母必須送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子女必須贍養自己年邁的父母……倘若父母因無力撫養子女或子女無力贍養自己的父母而抛棄他們，就可能觸犯了無情的法律，而且輿論也會指責他們心狠。可他們心中並不比別人少一份愛心和關懷。
也許他們之中的一個人昨天還在北京或者上海打工，今天卻被當地政府依照就業限制法令把他們清理出去！結果流浪街頭，緊接著又被扔進收容遣送站……錢沒有掙到，卻還要倒貼進一筆收容遣送費！對於不讓他們掙錢的制度，又應該作何評價呢？難道他們只能用貧困無助來愛自己的高堂老母，用清湯寡水來喂自己的孩子？有人說，是農民進城搶了“城裏人”的飯碗。似乎失業工人的命運是他們給弄糟的。
這難道不是挑起對最弱者的厭惡和憎恨？難道農民是強盜？難道農民是一群無惡不作的混混？是從四面八方飛到城市的蝗蟲？難道他們來到城市是接受恩賜，而不是靠出賣自己的智慧和勞力，掙得一分或薄或豐的收入？農民沒有去強迫誰必須雇傭自己，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勞！
難道這就叫搶飯碗？難道這也是罪過？他們沒有工作時，沒有保險沒有救濟金，他們生病時，如果沒有現錢，沒有醫院會收留他們，只能挨到油幹燈盡的那一天，……與其說他們是在打工，不如說他們是在玩命！
如果是你的父母，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面臨這樣的處境在掙一份血汗錢，你還會認爲實在是太過分嗎？恰恰相反，倒是城市通過職業保留制度，對職業工種進行分類，規定某些行業只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開放，而限制其他身份的人進入，才真正是弱肉強食，搶農民的飯碗砸農民的飯碗！難道城市的主政者們都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時的典型做法？
是美國當年隔離和歧視黑人的手法？在2000年北京市限制沒有北京戶口的人當錄入員，這難道和1892年美國的佐治亞州宣佈雇傭自由黑人當排字工爲非法，不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嗎？難道中國的城市要想美國學習以南非爲師？難道各級政府要繼續推卸其爲公民提供平等法律保護的責任？我們不是講集體人權嗎？而中國城市實行的隔離和歧視針對的是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
政府通過強行排擠農民身份的工人，來表達對城市戶口失業者的關愛！對這種挖肉補瘡的做法，難道良心上能夠安寧嗎？我們總是喜歡稱“農民兄弟”，難道這是對待兄弟的方法？也許有人會說北京已經就業壓力很大，但我們不能因此把就業變成一種特權。古有明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既然“北京人”認爲失業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爲什麽將有著農民身份的中國公民從工作崗位上趕走，用行政手段砸了人家的飯碗時，就能那麽心安理得？難道他們是賤民，不知道痛苦，不懂得尊嚴，不需要平等？他們就會心情舒暢得唱起“我愛北京”來？
他們之所以遭到歧視性對待，不是因爲他們不能吃苦，也不是因爲他們缺乏工作能力，不是因爲他們懶惰，不是因爲他們違法，不是因爲企業破産，只因爲他們是沒有北京戶口！沒人想到他們也是中國公民。可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難道他們不算是“勞動者”？以戶籍爲依據厚此薄彼難道不是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爲城市居民所不齒的所謂低賤工種，都與髒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種？
如果是自由競爭，他們找不到別的工作，而只能幹這些行當，也無怨尤可言。可這是以政府的名義強行限制的結果，難道這不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歧視和侮辱嗎？
由於政府隨時都可能制定新的用工限制政策，因此進城謀生的農民也就隨時要準備失業--不，他們連失業都不配更不配下崗，在中國連失業下崗都代表身份、等級和特權--，飯碗被砸了流浪街頭又會被政府收容遣送！
沒有人問他們爲什麽沒有了工作，警察只看結果：沒有正當生活來源就可收容；沒有人會問他們爲什麽租不起房子，警察只看結果：露宿街頭便可收容；沒有人會問他們如何才能再就業--其實他們也不配用這個詞，因爲他們是農民--，警察只看結果：盲流就應該收容遣送……難道中國的“農民兄弟”只配有這樣的命嗎？
這一切的不公正也許他們都默默地忍受了，但是誰又能夠使他們不想到自己的兒孫還是將和自己的命運一樣，農民的兒子永遠是農民！給他們造成的精神創傷，又有多少學者官老爺們仔細思量過呢？他們因爲失業而造成的生活困難，在舉目無親的城市，又有誰憐憫？
他們不是到處亂竄的野狗，他們也是人，他們也是中國公民，僅僅只是因爲法律強制給了他們一個農民身份！
《中國革命史》告訴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繫，因爲，很多人昨天還是農民。五十年前，工人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不是身份等級。而今天，這種天然的聯繫不再存在，怎麽能夠想象，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人連成爲工人階級一員的自由都沒有啊？！
似乎這樣對待進城市謀生的農民還不夠，許多學者官老爺和媒體還要對他們口誅筆伐，冠以蔑稱：盲流！
如果他們呆在農村，有人說中國農民安土重遷沒有市場經濟意識；如果外出尋找工作的農民又會被稱爲盲流，好像他們都是吃飽了撐著非要滿世界轉悠，讓老爺學者們不放心似的！
如果他們憑自己的能力進城找到工作又是搶城裏人的飯碗！……這一切不能不讓人納悶，難道真是趙樹理筆下的“常有理”再生了不成？
中國，你的良心在哪里？自由無價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我反對隔離，是因爲隔離與公正相悖，與自由無緣。
五十年來，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時時刻刻都在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自稱爲文明代表的城市，卻是公民自由最堅決的反對者，它們自以爲有給另一部分同胞畫地爲牢或者驅逐出境的權利。
我不相信，一個城市在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不會因爲對農民的隔離和歧視，而在當政者們的烏紗帽上烙上恥辱的印記；我不相信，一個國家在自稱要實行法治的同時，不會因爲對農民的隔離和歧視，而讓人感到法律是言而無信的文獻虛情假意的典範。我反對隔離，是因爲隔離肯定分裂。
五十年來，中國因爲隔離制度的存在，而被撕裂成一塊塊碎片。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類似中國王朝時代的諸侯割據。在一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徙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呢？
這是一個表面上統一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隔離制度時時刻刻在用事實告訴每一個中國公民，中國並不重要，對一個人來說，你出生在哪里，那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除了你的戶籍所在地，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只能是“外來人口”，規規矩矩作一個局外人那是你的本分。
既然如此，我怎麽能夠去愛一個在法律制度上把我當外人的地方呢？
我反對隔離，是因爲它無視尊嚴踐踏平等。五十年來，由於隔離制度的存在，農民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象徵中國最底層的身份。農民成了世襲的等級。
事實上沒有平等的就業權、沒有平等的選舉權、沒有平等的教育權……他們改變自己身份的機會微乎其微。建立在戶籍管制基礎上的隔離和歧視的幽靈，沒有理由繼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肆虐遊蕩。中國不應重復美國和南非隔離制度的悲劇。
我不會幻望一夜之間，隔離就會消失，歧視能夠匿迹。要消除中國的隔離將是一個充滿曲折和鬥爭的漫長過程。
中國需要有自己的反對歧視消除隔離的民權理論和民權運動。我希望終有一天，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南海諸島到大興安嶺，都能夠聽到自由的歌謠。我希望終有一天，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公民都能夠呼吸自由的空氣。幅員遼闊的國土是世界上最雄偉的自由紀念碑。
面對子孫後代，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用自己的血汗留給了你們一座自由平等的大廈。我希望終有一天，平等之光照耀著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出身不再是決定一個人公民權利多少或者有無的標準。人人生而平等成爲每一個中國人的信仰。無論出生在湖南還是上海、廣東還是湖北，我們都是中國公民。
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再是城裏人瞧不起鄉下來的，北京人看不上山東來的。我們相互尊重，任何時候都能和衷共濟。面對子孫後代，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留下的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轉自北大未名站)(8/19/200214:59)

NO:1076_15
讀讀樂 　於　2002/09/13 01:4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民活得好不好？——我的下鄉手記
2002年9月9日 星期一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9/9/24551.html
【看中國報道】在喧囂的工業社會裏，想做個農民，懷擁青山綠水，獨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桃源境界，倒確實不失爲幸福生活的一種選擇--可惜農村真窮，農民真苦，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這種理想中優雅的生活姿態不免可笑之極了。這次走訪曉新村，我始終難以釋懷的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疑問：農民究竟活得好不好？
農民活得好不好，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問題，尤其是在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愈見顯著的情況下，我不打算就此做個抽象概括（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有這種抽象概括的能力）。根據家庭經濟情況的好壞不同，我從走訪的農家中選取三個代表性的例子，竭盡自己所見所聞，來記述村民生活的原生態。每個例子所涉及的農村現實都是自己感性認識的一個整合，由於時間和理解能力所限，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決不是一面之辭。
在每一個例子裏，我將側重反映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稅費，土地和村民自治問題，爲了不損害故事的真實性，我只對主人公的名字做了處理，就簡單稱他們爲費媽，地奶奶和治大爺吧。
“我不是一個好的述說者，那麽你的耐心傾聽就更爲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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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來訪很明顯嚇到了這個淳樸的農婦，費媽弓著身子，頭髮蓬亂，目光迷亂的盯著我們幾個不速之客，僵直的手高高托起充做門板的破布簾，一邊迎我們進去，一邊喃喃地重復著，“我沒錢，沒錢……”我們疑惑地進了屋，拉她坐下說話，她死活不肯過來，屋裏晦暗的光線下看不清她臉上的神色，卻從她模糊不清的話語中覺出驚恐來了，好不容易我們才聽出“水電費”幾個音，原來她把我們當作是收水電費的了。這戶農家的貧窮確實讓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連飯桌都沒有，幾片發黃的菜葉橫在竈臺上，邊上冷冰冰地供著女主人的妹妹送來的一口舊鍋，我們在屋裏居然沒找到一根火柴！不知道他們三餐吃的都是什麽？
男主人出門撿破爛去了，據領我們去他家的鄉親說，費媽的丈夫先前給人趕馬車軋了腿，落下殘疾，不能種地了，只好靠撿破爛維持生活，家裏有兩個兒子，出去做建築小工後就沒影了，過年時回來一趟，掏出一塊四毛錢買點鹽而已。責任田荒著，豬圈空著，可土地稅和各項攤派一樣也不能少，村裏人均分到六分田左右，農業稅一年要30多元，特産稅也按人頭攤派，再加上三提五統人均71.5元（據村支書說41.5元歸鎮裏，村裏提留30元），一年這人均100多元的負擔，也許我們看來還抵不上半個月的零花錢，可要想想看，靠拖著殘腿走上好幾裏路撿破爛，一天下來也不過一塊多錢的收入，怎麽可能交的起這錢？有次來人收費了，把這家裏僅有的一匹小馬駒拖了去……在貧困的生活壓力下，費媽有些精神失常了，我們不論怎麽和她解釋，她只顧抗拒地說，“我沒錢，沒錢……”我們商量著給她買點生活品，她驚恐地推開我們，說：“你們別再來了，我怕。”
費媽的抗拒和申述在沈重的負擔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據瞭解，在這個192戶人家的村裏，象這樣的特困戶有十來家，而貧困戶占了半數左右！真是難以想象這個村在早些年就已經申報是“小康村”了。而各項費用也因此標準折合百分比。拿計劃生育工作的罰款情況來說，小康村標準爲人均年收入1800元，根據超生情況不同，社會撫養費約在人均年收入的2.5 倍上下浮動，夫妻雙方加和結果約爲10000元左右。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的計算大抵如此，直到現任支部書記才改了申報爲“貧困村”，批沒批下來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從我們訪問的農戶來看，通常都鬧不清楚也不關心負擔卡上的收費名目，按他們的話說，不過是換個說法罷了，交的錢可半點沒少。而要是經濟上負擔的起，他們一般也不會拒繳“政府”要收的錢。對普通戶而言，這個村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是靠男勞力出外打工。其中以瓦工，建築小工爲最多，年均收入能有5000~6000元不等，但被包工頭坑騙拖欠的事件屢有發生，也有些年輕小夥子出去打工就幾年不再回鄉了，於是交不上各項稅費也並不出奇。像費媽這樣的家庭沒有勞動力和産出，自是窮苦到了極點。她所僅存的一點反抗意識，也許就是那反反復複的自語“我沒錢”了，在那戒備的神經質下，我們始終無法和她溝通一句半句。管子說“倉稟足而後知禮儀”，我無法想象若是自己處在費媽的生存環境下，能不能察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個體？
農民活的好不好？農民都能好好活著麽？
土地是生存的依靠，農民的鐝頭下翻騰著對土地糾纏無望的苦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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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曉新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外出打工，但民工被包工頭坑騙或拖欠工資的事件屢有發生，所以農民說，打工是拿不准的。唯有土地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哪怕六七十歲的老農也始終堅持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辛勤勞作，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那樣的自然深沈，而農民束縛於土地的無奈卻也十分之明顯。
曉新村192戶880口人，統計原有耕作田1720畝，退耕還林後餘800多畝，其中水澆地400多畝，其他爲旱地和山坡地，人均分到約6分地，而人均要上繳的土地稅和農林特産稅約爲30多元。我們走訪的農戶中多半都說種地是很難賺錢的。地奶奶算出一筆帳：她一家四口有兩畝多地，一年400元左右承包費（她這裏是指統算的農民負擔），每畝地水費37.5元，合計要96元水費，再加上種子，化肥等投入，每畝地總要有兩三百元投入，而這個家庭去年年産玉米1000斤，小麥800斤，糧價爲小麥0.42元/斤，玉米0.48元/斤（村支書提供的糧價約爲0.60元/斤，與此不符），這一筆帳算下來，一年辛苦耕種下來，試問農民要拿什麽奔小康？
像地奶奶這樣一筆帳在農戶中是比較普遍的，若家裏有出去打工的就能多收入些，家庭經濟情況就好些。而真正能靠土地創收的比如栽種果樹和培育小樹苗都是需要投資的，據村支書說，培育樹苗的大棚一個就要兩三千元，沒有抵押根本不可能貸到款。而經濟作物的市場風險也比較大，所以不是一般農戶能夠致富的途徑。
那麽農民能夠選擇什麽呢？種地不能致富，而離了土地生存都沒有保障，澆灌心血的土地也不能給他們帶來希望，不得不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活得好不好？
我們在村支書那裏詢問村政權的基本組織架構，曉新村設村委3人，黨支部3人，在村委中安排會計，但因爲有兼任的情況，所以整個權力機關就4人。比如支書自稱兼任村主任（同時還是村裏唯一小學的校長，沒准還有什麽可兼之職呢）。根據我們的瞭解，這幾年曉新村裏基本沒有什麽公益建設，而村支書一再說“工作不好做，村財政困難，債務積壓”如此等等。支書原是分管農機的鎮幹部，因爲前年原村支書私賣土地一事，村民憤而上訪，鎮裏才把他派到這裏當支書。
村民能夠爭取自己的利益並獲得成功，其間該有不少艱辛和經驗吧？我們懷著佩服的心思尋訪帶動並組織村民上訪打官司的治大爺。
治大爺今年69歲了，是個瓦工，還是個老黨員，也曾當過村裏的副支書，對曉新村的情況比較熟悉，他膝下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都成家了，兒子多在外村做瓦工，身邊留個老兒子，家境比較寬裕，家裏還安了暖氣管，這在我們走訪的多戶農家是基本難見到的。
聽說北京學生想瞭解農村情況，治大爺十分熱情，主動地約我們上他家，介紹村裏的情況，希望我們把這些問題“反映上去”。據說他曾先後四次請村支書來家反映村裏現狀，可惜終究沒能見面。治大爺早先當過村幹部，村民有什麽問題也常找他出主意。他說自己雖然是村代表（每個生産隊有四五個代表），但村裏開代表會商量事情的時候並不通知他，而是按需要叫人。通知來開會的每人給發100元錢。所謂議事民主，卻有小利益群體的滋生。
提到上訪打官司的案子，我們多次聽村民提及，卻往往夾雜不清。治大爺的解釋是這樣的：
第一例：2000年正月的時候前村支書將堡壘山坡上約27畝土地劃給保定，合同上協定爲保定付給曉新村12萬元，預付了6萬元，但曉新村村民事先並不知情，6萬元也沒有發放給村民分文。該山目前植有樹木已劃戶管理，村民突然被侵奪了土地，心中不平，集資上告。爲了上縣城說理，交通費，食宿費和材料列印等費用都是村民自發籌集的，有2元錢到100元錢不等，這筆錢有賬目可查，而治大爺還從箱底拿出紅布包著的一摞上訪材料給我們看，都是農民個人出具的證明書。字字深情，呼喚政府保護農民土地權益。上訪歷經三個月，由縣信訪局判定堡壘山歸曉新村，追回該合同，而6萬元定金早已不見蹤影。保定方面告狀，由西陵鎮出面還了欠款，但這筆款項將來會不會巧立名目攤派到農民身上，還是百姓心中疑慮。
第二例：陵後頭有道溝，四十來畝，本是曉新村村民的承包地，因爲旱地要看天打糧食，所以有種著的有荒著的，突然有天村民在溝裏撞見有人開溝種樹，才發現土地被侵佔，於是村民約四五十人組織了一次集體上訪，後因集體上訪不合國家法規，改派了五六個代表，歷經一年多，上訪了鎮政府，縣政府，人工部，法制科等許多部門，村民把鎮政府告上縣法院，官司輸了。因“村民鬧事”，縣公安局來人開進村裏抓人，村民們攔住公安講理，不解決問題不讓走。後地區法院二審判決將土地判歸曉新村，但始終未落實，村民說，“民告官本來就難，只要把土地還給我們，也不敢要求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了。”
淳樸的村民呼喚正義的願望，卻還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實踐民主權利，農民怎樣才能活得更好？
轉載自北大未名站
德國《明鏡》周刊採訪報道：陝西農民十分不滿
2002年9月8日 星期日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9/8/24502.html
【看中國報道】新聞周刊明鏡的記者到陝西採訪後寫道，十六大之前，人民中的氣氛十分壓抑，這並非旱災或水災造成，而是因爲幹部和群衆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的緣故，尤其在內地，狀況很糟糕。明鏡寫道：
“農民認爲，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們的貧困應負有一部分責任，他們說，來自北京的救災款項並沒有到達最貧窮的農民手中，而是進了地方幹部的口袋。幹部們不修水渠，不蓋醫院和學校，而是添置高級轎車，建造豪華的辦公樓，給親友安排收入豐厚的公職。
此外，這些‘小霸王’還以苛捐雜稅爲手段，敲詐勒索農村居民。四十歲的農婦王梅抱怨說，‘什麽都要我們付錢’。王梅與丈夫在黃河邊高坡上經營一小塊梯田，她說，‘幹部們今天來要30元，明天來收50元，我們只能勉強糊口’。”
然後，明鏡周刊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以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但是，對這個理論仍有爭議，明鏡寫道：
“一股強勁的風對著江澤民迎面撲來。左派和自由派都覺得自己被出賣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曾任後來被推翻的黨的首腦趙紫陽的秘書、現年66歲的鮑彤批評說：‘江澤民的理論並非新時代的開始’他在一篇散文中寫道，中共早已變成了‘一個富人和有權有勢之人的黨’，這個政權有系統地壓迫大多數人民，壓迫工人、失業者和農民。儘管當局嚴加控制，但鮑彤仍然把這篇文章發給了與他志同道合的人。
幹部們在開闢新的收入來源方面變得極爲無恥，他們不斷發明新的稅種，例如山羊吃草費、養驢稅、種植蘋果稅、城市規劃費、民兵費、擁軍費、計劃生育稅和街道清掃費等等。
一件從未聽過的事發生了：在律師、教師和記者的幫助下，專區所在地榆林附近的農民迫使法院做出降低農民一半負擔的裁決。但是這次有數千農民參加的和平造反行動也付出了代價：爲農民提供諮詢的教師馬文林被判入獄五年，罪名是‘破壞社會安定’。
上海的科學家曹景清長期來對黃河沿岸的民情進行了調查，他說，如果黨繼續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將産生嚴重後果。他警告說，“人民就象一條大河，往往很平靜地流淌，但也能産生巨大的暴力。”
(德國之聲 9/6/2002 19:21)
《中國二等公民》：人民大會堂裏的歧視
2002年1月19日 星期六
【看中國報道】中國憲法說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根據統計，中國人一共123,626萬，其中農民86,868萬，占總數的70.08％。（21）按照這種人口構成，中國無疑可以說是一個農民國家。依照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說中國的權力主要屬於農民並無不當，但事實上，這是一種嚴重誤解。中國的權力歸屬不是按照人口多寡分配的。

　　中國憲法又說，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說法，工人是一個廣義概念，除了城市工人外，也包括農村的農業工人，但在中國，農民就是農民，工人就是工人，農民生活在鄉村，工人生活在城市，工人階級領導，實際上就是城市領導農村。從憲法的這個規定看，農民在憲法上壓根就沒有與城市工人擺在一個政治平臺上。這一憲法規定是中國農民政治上受歧視的憲法根源。
　　人民的權力不是抽象的，它必須要有載體。因此，中國憲法又進一步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透過中國憲法確定的國家權力機關體制，工人與農民、農民與其他社會階層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一目了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規定有關機關、團體的負責人，經主席團決定，可以列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第8條）。《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也規定人民群衆團體的負責人，經本級人大主席團決定，可以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第17條）。然而，中國八億多農民根本就沒有農民團體，那列席人大會議的人民團體中自然沒有農民組織代表的蹤影。
　　人民大會堂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開會的地方，是中國形式上的討論國家大事的最具權威的地方，通常來說，某個社會階層在人民大會堂擁有的席位越多，這個社會階層的政治地位就越高。例如，在江澤民時代，軍人地位全面突出，反映在人大代表構成上就是，區區300多萬人民解放軍，共有人民代表268人，占全部九屆人大代表比例的9％，而近9億農民，在人民大會堂中的席位只有240人，所占代表比例爲8％。這個國家到底誰是主人呢？
　　除了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農民代表數（209人，6.87％）略高於工人代表數（175人，5.75％）外，所有各屆人大的工人代表都多於農民。另外一個奇怪的現像是：從第四屆人大會議以來，農民代表有資格幸進入人民大會堂的人越來越少，第四屆人大占22％，第五屆有農民代表20.59％、第六屆有農民代表11.7％、第七屆沒有統計數位，第八屆是9.4％，到1998年九屆人大召開時，農民代表只有8％。（22）
　　中國的選舉制度雖然原則上號稱平等，但其具體規定卻充斥著對農民的不平等和歧視。
看中國官方是如何報道東莞示威的
2002年1月9日 星期三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1/9/9878.html
【看中國報道】中國官方傳媒昨天首次報道東莞村民因不滿村官帳目不清而示威的消息，但對當地出動武警鎮壓示威卻只字不提。另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則在省政法會議上指出，治安混亂要追究官員的領導責任。
北京官方中新網昨天引述香港左派報紙報道，說近兩日，廣東東莞橋頭、厚街、常平鎮發生幾起村民集衆示威遊行事件，東莞市有關部門正就此事進行調解和妥善處理。
但該報道對當局出動上千武裝警察，驅散、拘留示威民衆一事卻只字不提。
另外，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昨天結束的省政法會議上，責成省委組織部、政法委和省紀委，認真考核那些沒有能力扭轉一個地區治安混亂局面，確保社會穩定的黨政主要領導，需追究責任的，要嚴肅追究。
李長春指出，去年全省的治安工作有很大改善。他特別提到「對一些社會影響大的案件破得乾淨利落」，但強調政法部門要保持清醒頭腦，特別對嚴打的成績不要估計過高，各級官員要繼續抓好治安工作。
廣東東莞千人示威 深夜仍與警對峙
2002年1月6日 星期日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1/6/9675.html
【看中國報道】位於東江水輸送工程附近的廣東東莞橋頭鎮石水口村，昨日的村委選舉演變成群衆的反貪汙示威。村民懷疑村官侵吞東江水工程征地款，上千人起哄包圍村委會，村民並在兩個進村路口靜坐，表達不滿，示威人數最多時，有三、四千人。
由於村民設置了路障，令東莞至深圳公路大塞車，車龍長達四、五公里。警方出動近百人前往維持秩序，到昨晚深夜，警民仍在對峙中。
征地款項用途從未公開
香港太陽報報道，石水口村有一千多戶人家，莫姓是村中的大姓。這個村莊離常平鎮約十公里，只需十分鐘車程，村內有不少台商投資的燈飾廠。
東江水輸送管道從村邊經過，輸水工程興建時，向石水口村徵用了一些土地。據村民稱，村委所收的征地補償費有一、兩億元，但村委會對征地款項的數位和用途一直沒有公開。
示威行動持續10多個鐘頭
昨日舉行村委主任選舉，除現任村委主任外，還有五個候選人。早上，村民們陸續來到村委會準備投票。上午九時許，一名村民站出來大聲指摘村幹部貪汙腐化。他說，村委收了大筆地款，但村道坑坑窪窪，公共設施落後，村委花錢透明度低，從未對群衆公佈。但村幹部卻每人都起了新別墅。這時，村幹部稱這名村民幹擾選舉，報警要拉人。在一旁的村民挺身而出保護這名村民，於是，在村委會的人愈圍愈多，選舉不得不中斷。
事件愈鬧愈大。隨後，不滿的村民在入村的路口靜坐示威。示威村民手持橫幅抗議，橫幅上寫□「掃除貪官」！據村民稱，示威者最多時約有三、四千人。警方出動大批公安在前後兩個村口把守維持秩序，但沒有捉人。記者在現場見到不少警察和公安車輛。
村民的行動持續十多個鐘頭，晚上九時後，不少村民仍以石塊、麻包等路障堵住入村的道路，不讓外人進入。記者接觸到的村民，大部分都表示對村幹部不滿。
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決定，全省村委會今年上半年統一換屆，選舉依新頒佈的法規，上級無權指派選舉委員會，候選村官直接由村民提名，一人一票選舉産生新一屆村官。由於一些地方的村幹部貪汙腐化「無王管」，因此，一些地方近期傳出了群衆不滿抗議的情況。
東莞村民形容情景如六四
2002年1月7日 星期一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1/7/9753.html
【看中國報道】東莞村民抗議浪潮規模之大近年罕見，但最後以百輛軍車及近千名武警進駐、強行驅散告終，有當地村民形容，此情此景，有如一九八九年解放軍開進北京城鎮壓學生運動的六四事件。
■男子逛街亦被捕
在石水口村，原本抗議示威的村民還散漫自由地在街中閒蕩。當武警車隊開始進村時，氣氛立即變得異常緊張，雖然示威者故作鎮定，不願撤退，但當驅散行動開始，示威者眼看武警不斷沖前，霎時間沙塵滾滾一哄而散。
在驅散過程中，不但有抗議者被毆傷，就連不圍觀者和路過行人，亦被波及，令村民頗有怨言。
路邊不少單電車「搭客仔」因不及避開，在武警前沖時電單車被推倒在地，極爲狼狽。一名男村民當時正從附近的街市購物完畢，豈料就被武警以爲是抗議者強行帶走，其年邁的母親在得悉兒子被帶走後，嚇得手足無措，抱□孫兒不知如何是好。
■公安針對港記者
連續幾日農民示威行動的消息，全部被東莞當局嚴密封鎖，連一向在全國傳媒中走在前列的廣州多家報社，也沒有派遣記者採訪這次全國罕見的農民示威行動。
由於當局嚴防事件曝光，遍佈各條示威鄉村的便衣和軍裝公安人員，也時刻警惕街上的陌生面孔，尤其針對那些看起來像香港記者的年輕人。前晚一名香港記者一度被公安人員發現，還被兩輛警車追截，幸虧成功逃入小巷內，才能成功脫身。
東莞示威續聞：武警鎮壓揮棒驅打
2002年1月8日 星期二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1/8/9788.html
【看中國報道】東莞由村委會選舉觸發的反貪汙示威，昨日演變成中共建政五十年來罕見的農民反抗浪潮。常平、橋頭兩鎮最少八個地方、逾萬名村民，前日繼續上街聲討村委會幹部的貪汙腐敗，結果遭當局派出全副武裝防暴警察強行驅散，近二百名村民被帶走，多人受傷。 圖：武警開始制服示威者，並將他們押走。
據香港太陽報得悉，連日來發生農民抗議浪潮的鄉村包括橋頭大隊、屋□村、李屋村、大洲村及常平鎮的司馬村等最少八個地方。在橋頭鎮的石水口村，村民前天經過十多小時抗議後，二千名村民昨晨八時許又再在村內主要公路聚集。
村民打出標語，指摘村政府去年在東深供水工程征地中，額外獲得七百多萬元收入，但加上其他收入，村民每人也只分得一千二百元，而且村民生活艱苦，但村官卻擁有豪華別墅。村民又投訴，前天該村村委選舉中黑幕重重，而且參選人皆爲村官親信，擔心日後官官相□的情況日趨嚴重。
上午十時許，石水口村民聚集個多小時後，逾千公安及武警即分乘七十多輛軍車掩至，武警在完成部署前用擴音機廣播，呼籲村民切勿生事，有問題要用法律解決，並要求村民在五分鐘內散去，惟村民未有理會。
五分鐘後，成群防暴裝備的武警揮動木棍和盾牌強行驅散村民，不少趕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木棍打傷，亦有路過行人遭池魚之殃。接□公安和武警又兩、三人一組，合力將一百七十名示威者逐個捉走。直至十一時左右，武警驅散行動結束，並將軍車停泊在路旁阻止村民再次集結，但卻被乘校巴路過的學童「狂噓」。
在常平鎮松柏塘村，數百名村民昨天連續第三天堵塞村口公路抗議。村民因不滿村政府財政有逾億賣地收入，而村民卻只分得五百元，認爲有村官中飽私囊，擔心最近官員換屆後，賣地收入從此無從追討。
村民被毆血流披面
但至昨午四時許，六百多名武警入村驅散，有村民被打至血流披面，事後大約二十名村民被武警強行押上「豬籠車」帶走。
而橋頭鎮的橋頭大隊、屋□村、李屋村、大洲村及常平鎮的司馬村、禾坑村，昨天亦有村民因不滿村政府財務欠透明度，在村委選舉期間堵塞公路抗議，造成附近一帶大爲塞車，其中司馬村聚集的村民更多達三千，結果均被武警部隊驅散。至前日晚間，被帶走的村民，除三名懷疑發起人外，陸續獲釋，發生抗議的鄉村也逐漸恢復平靜，但由於抗議事件的影響，原定今天進行村委選舉的橋頭鎮嶺頭村，宣佈將選舉日期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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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4 15:0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農民的社會地位
心言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這是唐朝詩人杜甫在1,000多年以前對農民的寫照。杜甫的偉大不僅在於用辭形象，更因他那關切農民悲苦命運的深厚情感。
1,000多年以後的今天，面對農村人慘澹的生活現實，稍有惻隱之心的人，都會對農民階層的命運産生同樣的感受。
《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24版有一段圖文素寫，飽含著記者的良心。
甘肅岷縣，車換生一家有4口人，妻子包明珍和兩個兒子，一個9歲，一個3歲。他家住在岷縣寺溝鄉紙房村6社，有一畝承包地，5分種馬鈴薯，5分種小麥。種馬鈴薯的5分地一年大概能收600斤，種小麥的5分地一年大概能收150斤（施化肥能收200斤；可他家買不起化肥）。150斤小麥留30斤作種，餘下的還夠全家人吃1個月；600斤馬鈴薯留100斤作種，餘下的約夠全家吃2個月。除了這些，車換生拉架子車每年還能收入300元左右。這就是西部一家農民的溫飽狀態…
中共建政以來，曾一度將農民的“政治地位”捧上天，甚而擺到很高尚的位子上──城裏人要下鄉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雖然農民兄弟們歷經了50年代的資産充公、60年代的餓殍遍野、和70年代的逃荒要飯，但還是發自內心感謝共產黨給了他們種種高帽子。
尤其是鄧小平把原來屬於農民的土地歸還給他們去耕種時，中國的數億農民便虔誠地拜他爲恩人了。雖然土地承包從鳳陽小崗的農民冒生命危險簽字畫押而始。但鄧小平終究順應了民意，聽了萬里與趙紫陽的。因此才有所謂“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如上種種，中國的農民好欺乎？好騙乎？
善於玩弄權術的歷代執政者們，千百年來實施著一以貫之的愚民政策，灌輸著無盡的愚民意識。反過來，他們還厚著臉皮，大言不慚地告誡世人：農民愚蒙，需要教育、需要開化。
毛澤東年輕時搞農民運動，將農民吹捧成創造歷史的英雄，利用無數農民的生命，奪取了政權，一俟入主紅牆，又一刻不停地把農民抛入中國社會最低層的經濟地位上。
當然，他主觀上有些讓農民翻身的意思；客觀上，卻成了農民的天敵──專制者。
跨世紀之際，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說過一段話，中國如果不儘快縮小東西部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中國社會將後患無窮。
這三大差距中的“西部”、“鄉”、“貧”三個概念的主要載體，不出乎兩個字──農民。
前邊提到的甘肅農民車換生，32歲，全家的財産只有3間土房、1輛架子車、1頭豬崽、1床棉被、30斤小麥種和1袋化肥袋裝的洋芋。今天給雇主拉藥材掙了2元錢，他說運氣真好。
妻子包明珍沒有鏡子，想看自己的時候，便瞅瞅牆上的鏡框。那裏面有她做姑娘時的照片。包明珍說，現在自己與照片上的一點都不像了。她喜歡原先照片上的樣子。
包明珍會做一手絕好的麵食。但她很少有顯身手的機會。家裏更多的是一天三頓的洋芋湯。
已快是麥子揚花的時節了，高原上午的陽光很燦爛，有時甚至照得人睜不開眼睛。
包明珍還不到30歲，沒病的時候臉上會顯出青春的氣息，甚至還有幾分嫵媚，但更多的時候臉上總蒙著一層土灰色。
西部那麽落後，農民這樣窮，是因爲他們不夠勤勞嗎？
是因爲他們不願動腦筋嗎？
亦或如千年之前的陳勝所憤憤不平地──“王候將相寧有種乎？”
顯然都不是！
真正根源在於農民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自己真正的社會權力和政治地位，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自我教育的物質條件，更沒有擁有過說話算數的政治機會。
朱　基總理想做點實事，搞糧食改革，試圖盤活糧食流通體制，救救農民。
到頭來，他觸動了龐大的“糧耗子”官僚體系，遭到千撓百阻，終以糧改政策失敗告結束。這一折騰，又苦了農民。
糧價不但未升反降。98、99兩年，農民辛辛苦苦種糧食，有了好收成，反要陪錢──真是苦不堪言！
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營權力，進入市場裏，糧價國家控制，種糧的生産資料也由國家控制價格，糧價很底，原料很貴，剪刀差一張，便要了農民命。
舉世無有的白條子，壓滿了農民的箱子底。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用白條子與農民交易。
農民就像爲漁民捕魚的鷹隼，或者像自己豢養的老黃牛一樣，只有爲別人收穫的權利。
種地不掙錢，生活艱難，又談何教育。

《南方周末》寫道：1988年的時候，車換生上過掃盲班，至今仍保存著那本掃盲課本，用一層硬硬的黃色塑膠布包著。
車換生幾乎能認識裏邊所有的字，還能流利背誦出課本裏的不少句子：“陽光普照，富民政策好；芝麻開花，生活節節高”、“發展生産，講究吃穿用，告別貧窮，甩掉落後帽”等等。
鄰居家的孩子車情蘭五年級沒畢業，就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了，只好經常到車換生家讓他教識字。
每次車換生都教得異常認真，臉上還洋溢出少有的笑意。
可憐天下父母心，即使在農村也如此！
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學？
哪怕是高中畢業？
可這愈來愈貴的學費從何而來呢？
雖說是社會主義中國，但已沒有了免費的學校。
希望小學似乎搞得很熱鬧，可誰心裏不明白：這又是統治者沽名釣譽的手腕罷了。
塗脂抹粉也罷，杯水車薪也罷，從根本上不改變農民的經濟地位，一切行爲都是本末倒置，費盡善良人的錢財建起的希望教學樓，終究要空蕩下去。
40歲以上的農民自認倒楣。他們趕上文化大革命。
正如此，他們對後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裏人遠不能體味到的。
在今天，有多少身爲農民的父母心裏流著淚水，望著失學的兒女，卻無可奈何呀！
再看農民的政治權力。
村民自治、村民海選，在媒體上也熱鬧了一陣子，很快又悄無聲息。
農民的民主權力猶如逢年過節擺出點綴街頭的鮮花盆景，過完節便收回。

海選，一萬個村裏，有幾個能實施？村民自治，僅是一頂漂亮的高帽子而已。
的確，農民往往搞不清朱　基、江澤民誰是主席、誰是總理。
大多數農民並不知道自己的省長是誰、縣長叫什麽名字。
村長、村支書、村幹部，作爲農民的直接上司，農民心裏最明晰吧。
但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土地爺們胡吃亂花、假公濟私的行爲，又能怎樣呢？
自古以來的官官相護定律，誰人不知！這些村官背後官場之中，上下左右之間的利益紐帶，誰能沖得破呢？
十個村九個告，但贏的真是鳳毛麟角。民告官──難於上青天。

農民逃離土地，奔向城市，試圖選擇其他生存機會，命運又如何？
在城市裏，挖地溝的是農民，修馬路的是農民，蓋大樓的是農民，運糧賣菜的也是農民，掃馬路搬拉圾的還是農民……，但城市依然強烈地排斥農民，將他們看作過街老鼠。

王秀芳是一個聰明美麗的農村姑娘。她與十幾個姊妹一起在中關村一家電子公司打工。她們的工作是完成電子線圈的纏繞。
每個計費5分錢，加班加點地幹，她們每天纏繞數以千計的線圈，一個月工資達1,300多元，但發到手裏的只有5、600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做爲工資發給那些北京的正式職工。
而這些正式職工，幾乎是都不幹活的。
這就是所謂外地人養活著北京人。
就是這樣一個受盡剝削的工作，王秀芳也已經幹了5年。
剛20歲出頭的她已經駝背。她心裏還在慶倖──許多打工的人，有時還白乾1年，1分錢也拿不到呢！
城裏的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權利更無從談起。除了政府的種種限制，農民的人權在城裏受到肆意剝奪。
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進了城的農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國公民，低人三等。

50年國慶時，北京警察與聯防隊員一次查暫住證，不久，便抓了一車外地農民。
這些沒有暫住證的外地農民，像一群綿羊一樣，蹲在警車裏發抖。這時，警察又攔住一個農民樣的外地人。
此人拿出了暫住證。一恍間，警察將其暫住證撕得粉碎，略帶嘲笑地問：“你還有暫住證嗎？”
這個農民目瞪口呆，還未醒悟之間，已被像狗一樣拎上了警車。
此農民可憐乎？可悲乎？

我身爲農民的後代，每每親歷一次次農民遭難的事實，心底深處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種種悲愴。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中國農民都是最受剝削的階層。
不但是經濟領域，包括政治領域、文化領域裏，中國農民都是倍受歧視的群體。
不管是在貧瘠的土地上、還是在繁華的城市裏，中國農民都沒有選擇生存權利的餘地。
迴圈輪回的歷史總給人們一個明示：也許是天生的性格軟弱，也許是力量積蓄中的沈默，中國農民只有走逼上梁山的路子！
2000.6.24

費改稅改是朱熔基對農奴的善舉嗎？─劉曉波《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讀後
呂柏林
相對於改革開放以來，年年喊減輕農民負擔卻年年加重的集資攤派和增加的集資攤派項目，以至今天的集資攤派在專案上重重復複、數不勝數，金額上不斷加碼的集資攤派來說，費改稅不啻是減輕農奴負擔的善舉。

但是，同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農奴爲什麽在工農業産品的巨大價格剪刀差下繳納了稅收後，還要將集資攤派專案變成農奴稅收的改革呢？肯定集資攤派有理、把集資攤派合法化的費改稅改革，難道是對待農奴的善舉？費，是必須清除的非法的集資攤派。稅，是由法律確定的由政權強制力保證徵收的合法專案，拒繳，即爲抗稅，等待的是刑罰的侍候。何止是刑罰的侍候？無論收稅還是收費，農村的稅費都由公檢法與鄉鎮幹部合夥，以打砸搶搬燒罰手段強制進行。一旦費改稅，鄉鎮政虎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行使刑法外的犯罪手段徵收原屬非法的集資攤派？因此，費改稅，是將非法的集資攤派改成合法的集資攤派。
這難道是對農奴的善舉？不，是加到農奴身上無法掙扎的鋼制鎖鏈。

爲什麽對全民資産貢獻最少的占全國人口20%多的城鎮居民有權享受全民的稅收獲得優質的教育、文化和市政建設的優待？
爲什麽承擔了毫無公平可言的沈重稅負後的農奴不能得到丁點的稅收反饋以建設農村公用事業？
爲什麽“農村教育在縣級政府財政開支中所占比例50％以上，在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而城鎮教育卻基本上由全民負擔？
其實朱熔基毫無善待農奴的平心，只有善待城鎮居民的偏心：如果他真有丁點善待農奴的良心，就不應該在1993年7月就生效的《農業法》規定的重要農產品保護價收購制度的基礎上，於1998年作出整頓糧食市場、堅決取締私營糧商的決定；就不應該從不落實糧食保護價收購制度，反而大幅度降低收購重要農產品的官價，以至全國糧農、棉農等等生産“國計民生”農產品的農奴從此連年徒勞一年和豐收，收不回生産成本，把部分已經脫貧的農奴重新推回貧困的泥潭，把原來貧困的農奴推進更加貧困的深淵。
如果朱熔基真有一丁點善待農奴的好心，請立即嚴禁對農奴的所有集資攤派專案，銷毀戶籍制度，停止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及一切大小帝王政績工程，放棄新聞輿論專政，將全民稅收投到農村，象建設城鎮一樣建設農村的教育、文化和各種公用事業，以償還五十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酷掠奪農村、農奴欠下的天大的罪惡性債務。

劉曉波，在我看來，是個極富良心的博學、博情的高級知識份子，凡是他的文字掃過的人事物，無一不是獨特的入木三分的雕刻、脈絡清晰的邏輯洞察、思想與感情的融彙貫通，無字不是體貼苦難的良心呐喊、悲憫難民的人權呼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中罕見的良心知識份子，是主動放棄安逸、獻身中華民族人權和主權事業的最可寶貴的人權理論家。
然而，正如人無全才、金無赤足，他的精美文字也不可避免地夾著非專業人難以礦化的若幹條石脈，其中之一就是見於他的新論《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中的“政權合法性”，如“中共政權將站在哪一邊呢？……站在基層政權一邊，只能日益強化農民與基層政權之間的對立，瓦解中共政權所剩無幾的合法性”、“政績就成了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既是全社會衡量中共政權合法性指標”。幾個“政權合法性”辭彙，似乎證明劉曉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具有合法性依據，只是越來越少。但是，這又與他的主題思想相悖。
討論合法性，首先要有法的依據。法是由反映行使權力的個人、集體或全民意志並依靠強制力保證在其轄區實行的規範性文字。反映皇帝意志的是專制法，反映一個集團意志的是專政法，反映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全民意志的是民主法，反映許多國家意志的是國際法，反映人類共同意志的是世界法，如《世界人權宣言》。反之，沒有文字規範的某種意志就不是法。政權的合法性與否，也必須以這樣的法律爲據。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兩種形式：一是建立政權的同時確立滿足政權意志的法律，由法律來追認並保障最初政權的合法性和繼續存在的合法性；二是依據現有的法律建立、維護政權，這樣的政權無疑具有合法性依據。民主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不外是這兩種依據。一般地，反映政權是否合法的依據，在當代世界是憲法或憲法性規範文字。

中共政權即指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據？有，又沒有。有，是指它立了一些不能成爲政權合法性的法律。沒有是指：
一、毛澤東集團完全是依靠“兵不厭詐”中的兵法與詐法奪取國權，毫無法律依據；建國之初定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後來的五四憲法，只是花瓶，從未當真。除了這兩部勉強演算法之外，再也沒有立過什麽法。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建立與生存都無法律依據，自然沒有政權合法性可言。如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的詞義考察毛氏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那就更無一絲的合法性可言。
二、鄧小平集團和江澤民集團雖然定了兩部憲法和多次修憲，但是，剔除加了專政意志的公共秩序憲條外，就是殘酷專政民主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完全不實行的民主法條的憲法。整部憲法系統無處不矛盾對立。制定法律的原則也是法律的生存原則卻是整個法律系統必須協調、一致，不得矛盾和對立。因爲，法律的目的是法治，處處矛盾、對立的法律系統必然導致無法正確地適用法律，無法公正地司法和執法。因此，如果一個法律系統由嚴重矛盾、對立的所謂法律組成，就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法律。鄧氏、江氏集團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的正是依賴水火矛盾的法律。這樣的法律不能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依據。如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的詞義考察鄧氏江氏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一樣沒有絲毫的合法性可言。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就沒有政權合法性可言，而是十惡不赦的專政政權，是靠槍桿子和詐騙豎立的毫無政權合法性可言的霸天政權，是無時無處不在對人民犯罪的罪惡政權。如果硬要給這個政權以合法性依據，那麽，這個法就是專政法與詐騙法的合成法。

“合法性”是劉曉波著作中有一定頻度的辭彙，如：“中共從執政之日起，其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績來支撐的，卻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但並不能真正賦予中共政權以穩定的合法性”、“主權的合法性”等等。拿“主權合法性”一詞看，則是個完全錯誤的辭彙。因爲，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領域內擁有的最高權力”（見《現代漢語詞典》），它只能是一套民主法律制度。只有民主法律制度才能管轄包括總統、“皇上”在內的一國全民。能管一國全民的法律制度才是一國的最高權力。因此，主權，是民主國家的專利，非民主國度的專缺。民主國家的主權不存在合法性與否的問題，非民主國度因爲不存在“主權”，也就不存在“主權合法性”的問題。因此，“合法性”應該是作爲中華民族人權理論家的劉曉波必須明確的辭彙。
隨便提一下“皇糧”一詞。在中華文化中，皇糧應該是指由政權保證提供給爲政權服務的人員的穩定報酬或工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不公平稅收穩定提供給爲它服務人員的工資。依靠集資攤派提供的穩定工資，不屬於“皇糧”的範疇，而是非法的“民脂民膏”。縣鄉幹部工資的大部分依靠非法的集資攤派，是不顧農奴死活的犯罪所得，根本不能與“皇糧”相提並論，鄉鎮幹部不是“吃皇糧”的鄉鎮幹部，而是寄生農奴身上的牛虻。
《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應該是劉曉波第一次調查農村的處女作，他對“三農”的認識具有相當的深度。這是非常值得農奴欣喜的一步。可以相信，這只是他從城市邁出走進農村、走近農奴調查苦難的第一步，他必將很快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人權的出色代言人。(2002.1.26于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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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4 15:2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
劉曉波
一、農村教育困境的背後
今年2月17日至19日，大陸農村費改稅試點工作會議在試點省份安徽召開，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會議認爲：農村稅費改革是繼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70年代末的承包責任制之後，又一重大改革和制度創新。它必將把農村的分配制度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是從根本上遏制農村“三亂”、減輕農民負擔的重大舉措。經過在安徽省一年的試點，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今年開始向全國逐步推廣，同時出臺配套措施，各地區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決定何時開始。

但是，今年6月，把費改稅視爲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重大制度創新的朱熔基總理，卻出人意料的宣佈暫緩費改稅在全國的推廣。他指出，推遲費改稅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他配套措施沒有完善之前，費改稅將使鄉鎮政權的財政收入銳減，把本來就窮愁潦倒的農村教育置於財政絕境，因爲農村教育在縣級政府財政開支中所占比例50％以上，在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曾經有人提出：解決費改稅之後的農村教育困境的辦法，是把鄉鎮教育用承包制的方式下放給各學校，安徽某縣就曾改革鄉鎮的教育體制，把中、小學承包給校長，並且作爲成功的改革經驗在一些媒體上進行了宣傳報道。但是，很快中央又不讓對此進行宣傳了。那麽，爲什麽有了解決農村教育的這種辦法，費改稅還是暫停了呢？

因爲這種所謂的改革恐怕不是改革，而純粹是鄉鎮政府甩財政包袱，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財政負擔轉嫁給農民，讓各學校的承包者自己想辦法向農民徵收學費。有學者指出，這樣非但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反而又加重了農民負擔，等於是重復性的第三次征收。第一次是農民的正式賦稅中已經包含了九年義務教育的費用，基層政府把這些錢用到什麽地方去了？第二次是“三提五統”中就明確包括教育統籌，鄉鎮政府是如何使用的？現在又要承包，必定導致學費增加，也就是第三次向農民收費，而且會使國家引以爲自豪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完全名不副實。辦不起義務教育可以不辦，但是不能利用行政權力一次次騙了農民的錢仍然不辦，不能收了許多錢之後還高喊實行義務教育。

在費改稅導致鄉鎮財政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先保什麽，先舍什麽，財政支出的安排必有個優先秩序。爲什麽財政經費一緊張就率先用承包的方式甩掉教育？究竟是教育人員超編了，還是鄉鎮官員超編了？肯定是官員嚴重超編，而教育編制不足。即便是教育編制超編，也是由於人事腐敗造成的——基層政權的幹部把自己的親朋好友安排進去。這種損不足而奉有餘的甩包袱式財政安排，證明了在中共基層政權心中，作爲一種公益的義務教育的份量，顯然遠遠不如官員們的既得利益的份量重，是親娘和後娘的區別。在強制費改稅的情況下，最先砍下來的就是後娘養的義務教育。於是縣鄉政權一個勁向上級哭窮，於是教育界也出來呼籲，於是朱熔基也只能說農村教育不行了，費改稅不得不刹車。

但是，就我瞭解到的農村現實而言，費改稅難以推廣，農村教育的困境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教育只是一個中止費改稅繼續推行的藉口，最大阻力則是基層政權本身出於自身利益的普遍抵制，他們用甩包袱做法把農村義務教育從政府財政中剝離出去，實際上達到的是一石雙鳥的效果：在費改稅所造成的新的利益分配的格局下，既保證了官員們的利益、起碼可以把損失儘量減少，又能夠用教育困境給上層推行費改稅出一道名正言順的難題。怪不得在費改稅試點期間，基層政權向上級反映的最大困難就是農村教育問題。

基層權貴們很聰明，打著保護農村教育的旗號來爲自己謀利益。實際上，教育不僅對基層政權來說是後娘養的，而且對於各級政權來說也是大同小異。雖然鄧小平在六四之後聲言“最大的失敗是教育的失敗”，但是他指的並不是政府在財政上對教育投資過少，而是指中共對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灌輸的放鬆。那之後，中共政權的重視教育，主要體現在加大意識形態的強制灌輸上，而不是體現在財政的高投入、教學內容及體制的改革之上。看看現在的大學生在“反邪教”和“9.11”大悲劇中的主流言論——對法輪功的憤怒聲討和對恐怖慘劇的幸災樂禍——就會發現：中共在六四後對教育的意識形態大投入，確實産生了極高的産出效率。

政府肯在大城市投大錢，肯在立竿見影的專案上給足優惠政策，肯大幅度提高軍費，肯爲軍人和公務員一次次加薪，但就是不願向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投資。大陸教育經費僅占國民生產總值得2.79％，連一些欠發達國家都不如。農村小學校爲了創收而在校內開煙花爆竹工廠，強迫孩子們充當義務童工，四十幾個孩子的生命在爆炸事故中血肉橫飛，政府還有什麽臉每天高喊“科教興國”？！官員們肯好大喜功、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肯一擲千金地請客送禮、大吃大喝、買官賣官、嫖娼包二奶，但還是時時刻刻高喊財政困難，還是總說沒錢辦教育。

二、驚人債務與腐敗的政績工程
爲瞭解農村費改稅政策的實際效果，我曾專門去過作爲試點的安徽省某縣的兩個鄉，鄉鎮幹部上來就給我背了一段順口溜，以表達對費改稅的強烈不滿：
　　中央財政蒸蒸日上；
　　省級財政穩穩當當；
　　縣級財政只能喝湯；
　　鄉級財政乞丐逃荒；
　　村級財政零蛋精光。
鄉幹部特意解釋了鄉級財政“乞丐逃荒”的含義：“乞丐”指完全靠借債度日，“逃荒”指有能力的鄉鎮中、下層幹部，紛紛自動放棄吃皇糧而外出打工經商，因爲費改稅推行之初，農民負擔平均減少40％以上，而鄉鎮幹部的月工資由600元降到300元，且兩個月後就發不出工資了。

我去的是一個中等偏小的鄉鎮，負債近400萬，而且全鄉下轄的十幾個村委會沒有不負債的，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幾十萬。我去的兩個村，一個負債12萬元，一個負債47萬元……村和鄉加在一起的負債至少有500多萬。大陸鄉鎮一級基層政權負債累累，已經不是什麽新聞，全國5萬多個鄉鎮平均負債400萬，共2200多億。這只是官方公開的負債額，實際數位還要高。如果再加上村委會一級的負債，那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位。

如果認真追究，這鉅額債務決不是爲了擴大公益和發展經濟而實施的赤字經濟，而是爲了基層官僚集團的人頭費或既得利益，不僅向當下的弱勢群體轉嫁財政危機，更向未來借債，向後代轉嫁財政危機。換言之，官僚集團的血盆大嘴之貪婪，弄得現在的財政資源已經遠遠不夠他們吃的了，必然要吃到未來的頭上。每一任班子都只管借債而不管還債，都是在任時期撈足了走人，都爲後任留下大量欠債。而繼任官員都把欠債的責任推到前任身上，沒有那一任領導班子想對償還欠債負責，實際上想負債也確實沒有償還能力，以至於形成一任比一任沈重的滾雪球式的債務效應。反正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再重的債務都歸“鐵打的衙門”負責，而與那些“流水的官”無關，最後就變成了“鐵打的衙門”背了一身永遠還不清的“鐵打的”鉅額債務。

當年，國民黨政府垮臺前就這樣寅吃卯糧、狠命透支未來，但那是因爲戰爭。現在是和平時期，官僚權貴們如此不負責任地黑著心寅吃卯糧，未免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據比較正直的鄉幹部私下介紹，負債最主要的原因是工程腐敗或曰“政績腐敗。”近年來，鄉鎮的黨委和政府的領導班子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取去，規定是三年一任，實際上是五年換了四任，平均一年多就換一任班子，每一任都要搞工程、出政績，名曰造福一方，實際上是借搞工程撈鈔票、撈能夠繼續高升的政治資本。爲什麽當官的不願意搞“雪中送炭”真正消貧，而熱衷於大搞“錦上添花”的政績工程？因爲想高升，表面上要有政績，私下裏要有鈔票，找個工程上馬就可以一舉兩得。前幾年安徽省農村熱衷於搞鄉鎮企業，但是很少有不賠錢的，最後大都倒閉。這幾年又刮起了環境現代化之風，許多鄉鎮都建了一些名曰既現代又弘揚傳統的標誌性建築。

這個鄉剛剛調走半年多的書記主政一年，就搞了兩大鄉鎮改造工程，一個是花13萬元在鎮口豎起一杆標誌現代化的高架燈，實際造價只有3萬元。這燈豎起來已經一年多了，只是剪綵那天亮了兩個小時，之後就再沒有亮過，電費太貴，鄉里付不起。高架燈與這個鄉的整體佈局極不協調，一排排低矮陳舊、色彩灰暗的房子中，高架燈孤零零地立在鎮口，比其他的建築高出三倍，上面還有類似飛碟形狀的大圓盤，對環境根本沒有美化作用，成了完全的擺設。另一項工程是在鄉鎮的另一入口處，建了一扇旨在弘揚傳統的大門，類似中國傳統的標誌性建築——牌樓，頂子是飛簷造型，以金黃色琉璃瓦爲原料，門跺是翠綠色的仿大理石貼面，還有兩個沒有完工的石獅子。工程沒幹完，書記就調走了，丟下半拉子工程再也沒人管了。一些鄉幹部說，兩項工程全部是舉債上馬，書記本人起碼撈了幾萬回扣。其他的鄉也有搞高架燈和牌樓的，還有的鄉甚至搞大花園，除了安排幾個親朋好友就業之外，老百姓……

當我問：新換的班子如何？那位鄉幹部就面有難色，顯然是不想評價現任的頂頭上司。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官場怪胎：人在權也在，大家都說好，至少是保持沈默；而人一走，權也就沒了，一切責任都被推到前任身上，前任就成爲千夫所指的罪人。同樣，在村裏向老鄉問農民負擔的情況，遇到的大多都是警戒的目光、恐懼的表情和閃爍其辭的回答，除非詢問者是值得信任的熟人，並保證在報道時不提具體的名字，他們才肯說出真相。

三、基層政權對費改稅的頑強抵抗
我接觸的鄉幹部普遍認爲：本來鄉財政就一年比一年吃緊，實行費改稅後簡直就是雪上加霜，如果嚴格執行費改稅，鄉鎮政權將因財政拮据而癱瘓。鄉幹部說，除非上面不想維持這一級政權，想維持就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在推行費改稅的同時，加大對農村基層政權的財政撥款，以彌補費改稅造成的巨大財政缺口；一是在鄉財政主要依靠自籌資金的現狀下，收回費改稅的成命，在政策上給鄉鎮政權的自籌資金留有一定的迴旋餘地。鄉幹部們道出了鄉鎮政權對費改稅的普遍抗拒心理，也道出了朱熔基宣佈暫緩費改稅在全國推廣的深層原因——不只是農村教育經費的枯竭，更主要的是基層官員們的既得利益受損所産生的巨大阻力，因爲這不僅關係到鄉鎮政權的存廢，更關係到每一個吃皇糧的人的切身利益。基層政權對費改稅如此強烈的抵觸，即便朱熔基的決心再大，也無法得到真正貫徹，除非取消鄉鎮的政權建制。

與吃皇糧的鄉幹部不同，農民非常歡迎費改稅，甚至希望取消鄉鎮一級政權，至少大大壓縮鄉政權的機構，減少吃皇糧的人員，限制鄉政權的權力。因爲直接欺壓和盤剝農民的就是基層政權的幹部們。一聽到鄉里或上面來人了，農民就緊張就害怕。農民說：管理一個鄉，那用的了現在這麽多人， 吃皇糧的人越多，財政開支越大，權力也隨之膨脹，農民就越倒楣。象民國時期那樣，縣裏派幾個專職人員就足夠了，一個管稅收，一個管征糧，一個管計劃生育，一個管社會治安。比較有頭腦的農民和少數不得志而又開明的鄉幹部說：“如果真能這樣，農村的村民自治也能真正開始落實。不是我們農民不想或沒能力自治，而是上面不讓我們真的自治；不是我們農民不會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上面不讓我們自治地爭取自己的正當利益，農民只有在忍無可忍之時，才冒著巨大的風險去請願和上訪。鄉、縣兩級的幹部最怕最不喜歡的就是我們農民爲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抗爭。”

但是，對於費改稅在將來能否真正落實，農民缺乏信心。他們說：負擔的減輕只是暫時的，風潮一過，上級的監督必然放鬆，一切又會照舊，甚至比以前還糟。農村基層政權的官員們不可能開清水衙門，還會想出其他辦法來收刮農民，而且幹部們要加倍詐取農民，因爲試點的一年多時間裏，上面看得緊，鄉鎮幹部們不敢太過分，虧了。現在，很多鄉已經採取各種花招找補損失了，比如降低糧食收購價格，比國家規定的低了0.1—0.2元，在收購時偷斤短兩，100斤糧食在收購時變成了90斤；多收養路費，要不然就不讓拖拉機上路，就拆車輪；搞電改，人均攤派20多元，電價也隨之上漲，最高可達每度電1.2元；計劃生育卡的收費也比以前高了，避孕上環費也漲價了。另外，費改稅剛剛開始，農村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業已經沒人管了，鄉里以收不上來錢爲藉口，不辦教育，不保養道路，不搞水利和農田的基本建設了。

很明顯，對於費改稅和由此帶來的鄉鎮政權的財政萎縮和農村的利益重新分配，廣大農民與鄉鎮幹部的態度截然相反，這是一種根本利益之間的對立：費改稅以及政權消腫符合農民的利益，但是真的實行就會大大有損於鄉鎮政權的利益，也就是有損於吃皇糧這一特權階層的利益。農村中的所謂基層政治精英，手中掌握的組織資源、政治資源和財政資源與普通村民的巨大不對稱——甚至就是壟斷一切權勢和毫無權勢之間的天壤之別。這種愈演愈烈的差別，導致了他們在經濟資源的佔有上和分配中所處的遠遠優於普通村民的位置，他們的利益要求和實現利益的方式，已經與普通農民完全不同，而融入整體權貴集團的牟利方式之中——主要依靠權力資源和非市場性資源來發財致富。他們是農村的權貴集團，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日益普及，已經使基層官員無法回到與普通農民平等的地位上，以市場競爭的方式參與鄉村的利益分配了。正如城市的各級執政集團成員都是城市中的權貴一樣。

在這種利益衝突極爲尖銳的對立中，中共政權將站在哪一邊呢？站在農民一邊，無異於看著基層政權的衰落乃至癱瘓，最終造成中共政權在基層農村的權力真空，這種結果是中共政權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爲一個獨裁的黨不可能消弱它的基層統治，更不可能讓老百姓真正自治。但是，站在基層政權一邊，只能日益強化農民與基層政權之間的對立，瓦解中共政權所剩無幾的合法性，使已經衝突頻繁的農村秩序越來越難以維持，最終可能出現無法平息的大動亂。費改稅出臺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防止後一種局面的出現。但是，危如系卵的基層政權財政狀況也因此而變得極爲醒目，以至於繼續推行費改稅極可能導致基層政權的垮臺。正是在這種兩難的處境中，中共高層不得不暫緩費改稅的全面推行。

四、必須從專制政權的錢包改起
儘管朱熔基設計費改稅的初衷，的確是從減輕農民負擔和以正規法律來規範費稅徵收的願望出發的，一年多的試點，也證明了這是一項有利於農民的善政，是中共執政後罕見的善待農民的制度建設。但是，這類善政也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在中國古代王朝中也經常被採用（如“一條鞭法”），以維持社會穩定和延續王朝的壽命。由於制度本身缺乏實施善政的根本能力，所以任何一任明君的善政只是制度本身的偶然行爲，即便實施的叫好也只能收到暫時的功效。對於當下的大陸來說，由於各地各級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對付有損害於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權貴們不僅結成牢固的統一戰線進行抵抗，而且歷經應對積累了豐富的對上經驗。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現行制度爲他們的抵抗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在各地基層政權的頑強抵抗下，強悍的朱熔基終於無奈地敗下陣來。

在目前的大陸，中共政權所奉行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作爲最大受益集團的各級權貴，對有損於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的政治改革充滿恐懼，即便以朱熔基爲代表的提倡廉潔高效的少數官員決心再大，也難以突破最大受益集團形成的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和剛性利益同盟。朱熔基在反腐敗上的屢屢受挫已經提供了衆多前車之鑒。這次費改稅受阻，是清官們企圖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和遏制權貴集團的貪欲膨脹的努力的又一次失敗，因爲支撐著權貴集團的主要資源，在根本上不是一、二個上層高官的保護，而是這個制度本身的保護和縱容，它以維護政權和權貴利益爲優先目標，任何超出這一目標的政策出臺（比如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政策），除非有利於這一制度的維護和鞏固，否則都將因爲有損于權貴利益而流産。農村基層官員們對費改稅的頑強抵制，就是基層權貴集團對自身利益的本能性自我保護。所以，決不是幾個手握重權的高官致使費改稅流産，而是這一制度自行瓦解了自己在無奈之下制定的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政策。

所以，只要現行制度不變，類似安徽省試點的費改稅剛剛開始就差不多已經走到了盡頭，即便將來還會在名義上進行，也不再是朱熔基初衷意義上的費改稅了，而是要在保證基層政權的穩定和有效運行的前提下、特別是在照顧到基層官員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的另一種政策了，最終將淪爲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改革秀。正如大陸流行的一句名言：中央出臺的“正經”全讓下面念歪了。需要補充的是，中共現行政權所堅持的一黨獨裁制度，恰恰是基層政權普遍把正經念成歪經的最好保障。

大陸的稅費改革應該從獨裁政權的權力壟斷型財政向公共選擇型財政轉變，稅費的徵收，必須根據一個總預算的合理分配來確定，而總預算應該由此財政區域的議會或人大經過充分的論證和辯論之後投票批准，即世界通行的公共選擇。凡是公益事業，無論幹什麽，花多少錢，由誰來出這筆錢，出多少，達到怎樣的成果和效率，都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公共選擇過程的結果。比如大陸的教育問題，如果國人同意基層農村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就要經過公共選擇來決定新征多少稅、由誰來承擔、由農民掏錢還是由其他人掏錢等等，然後將公衆所期望的義務教育之類的公益事業，折算成可進行精確量化的考核指標，交由民衆之公僕的政府官員來完成。這就是著名經濟學家布坎南所論證的民主財政。

而大陸目前的預算，皆是由最高權力層層壓下來的所謂指標式預算，財政投入服從於政權所確定的效益增長指標，而政權的指標實際上是由最高決策者確定的，通過自上而下的黨政渠道層層分解落實。所謂官員的政績實際上就是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甚至就是上級的黨魁和行政首長個人下達的指標。朱熔基年初說要保持8％的增長率，年底的統計數位就一定是8％左右。朱熔基剛當總理時我還在大連教養院，電視上看見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希來，他說：未來完成這樣要求的全國全年8％的增長率，大連市作爲遼寧省的改革先鋒，一定要爲8％多做貢獻。他明確要求大連市最後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率至少要達到12％。這種權力指標的結果是：政權機構越來越臃腫，官員群體越來越龐大，績效越來越達不到，多花錢少幹事甚至只花錢不幹事，只能爲了完成指標和顯示政績而弄虛作假、欺下騙上。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再沒有出現過爲完成獨裁者個人的趕超目標而全民癲狂的“大躍進”，但是整個制度和高層決策，仍然沒有擺脫趕超情結，在本質上仍然是絕對權力爲全社會確定效績指標。特別是在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合法性全面危機之時，現行政權的維持主要依靠暴力和政績。政績就成了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既是全社會衡量中共政權合法性指標，又是自上而下的層層考核官員能力的指標。

在此政績第一的從政壓力下，大陸鄉鎮基層政權的預算和相應的稅費徵收，事實上是由基層官僚集團確定的權力預算，虛假，多變，遲緩，形同虛設，一任新官一個令，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實際上就是由新官在本轄區發動一場下達高指標和創造新政績的運動。這類指標化政績化的運動，只有偶爾碰上一、二位能人或清官，在得到了足夠的個人政績的同時，附帶著爲百姓謀到點福利，而普遍的則是庸才加貪官的好大喜功和勞民傷財，而且越到基層就越勞民傷財，農民的權益受損就越嚴重。也就是說，在大陸，公共選擇實際上是官員選擇，稅費徵收只向政權和官員及權貴們的利益傾斜，強行剝奪廣大弱勢群體。上級下達的政績考核和責任追究等任免制度，對於下級官員來說，實行起來除了變成一種烏紗帽要挾之外，其他效績簡直是一塌糊塗。

中共政權，自從執政之初的前十年裏，靠強權暴力控制了社會的所有財源之後，其財政制度的設計就一直是標準的專制式等級式歧視式的，財政預算由獨裁權力來裁定，並服從政權本身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的階層，恰恰是這種財政制度下的最大受損群體。要改變這一點，就要先從專制制度的核心——專制錢包改起，把現行的財政制度逐步轉變爲民主財政制度，使預算變成真正公共選擇的結果。

在大陸，城市平民受到政權的各種歧視，但是比起農民來已經是“上等國民”了。什麽時候，大陸能夠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打破“階層種姓制度”，使姓“農”和姓“城”在權利上完全平等，也就是什麽時候善待農民，中國才可說開始了人的時代。

農民與政治改革
劉曉波
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在經濟上開始於民間，而且開始於最封閉、最保守、最愚昧的農村──安徽小崗村的18個農民冒著生命的風險簽字畫押，在70年代末成爲大陸經濟改革的第一批“敢死隊”。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爲大陸農民有多麽高的覺悟，而是人要吃飯的本能使然。

在毛澤東時代，農民這一中國最龐大的人口，是社會經濟危機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是不公正的城鄉二元歧視制度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城市的工人有國家賜予的鐵工資和各種福利保障，由於中共把工人階級欽定爲全社會的“領導階級”，公有制所導致的怠工、偷懶等效益損失可以轉嫁給整個社會，而最終的承擔者肯定是農民。

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生産隊是基本核算單位。所有者缺位也使公社社員象城市工人一樣怠工、偷懶。但是，他們的收入卻沒有城市工人那樣的、由國家賜予的鐵工資。他們的生活也沒有國家完全免費供應的社會福利保障，而只能依靠生産隊的收成好壞來決定。這樣，農民就無法向生産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損失；社員偷懶的後果只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其結果就是相互攀比著偷懶，泡在一起受窮，直到忍無可忍才會尋求變革。在合作社時代，他們的反抗是退社，但是很快就被中共強行鎮壓。在人民公社化之後，任何個人的經濟行爲都受到扼殺。他們的反抗便轉化成比較隱蔽的小包工、包産到戶、包乾到戶之類的責任制，而且是在不斷地遭到鎮壓之中不斷地掙紮。到了文革，農民的一切私下應對計謀都可能導致家破人亡，甚至連自留地都被作爲資産階級的尾巴割掉。70年代末，全國農業人口的人均年收包括60%的實物折價，僅爲70元人民幣。所以，實際上的人均年貨幣收入僅有28元，平均到每天才9分錢。最早發動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安徽農民，67%的人每天僅有貨幣收入6分錢；25%的人只有4分錢；大量農民靠外出乞討度日。

爲了解決吃飯問題，他們不能不鋌而走險，自發地搞起了聯産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傳統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而此時又恰逢文革剛剛結束的時期，全中國人都沈浸于一種解放了的亢奮之中。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時所積累的民意，把他再次推上了最高決策的位置。鄧小平以前就贊同農村的包産到戶，現在又急欲以恢復經濟的政績來鞏固自己權力，自然要利用小崗村農民的這一“制度創新”。隨著中共政權對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肯定和對農民放開了土地使用權，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過去屢屢令中共頭痛的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至少是有所緩解。故而文革結束後，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政權所發動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的擁護。

但是，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城鄉二元化的歧視性政策並沒有改變，也由於農村改革一直停留在下放土地使用權的層次上，所以隨著改革重點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到80年代中、後期，農村改革基本停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之間的分配差異又開始逐步擴大；中共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以剝奪農業和農村來養活工業和城市的歧視性政策上來。毛澤東時代的工農業剪刀差是7,000億人民幣。鄧小平時代的是15,000億。農民的人均收入僅是城市的人均收入的40%，而他們人均負擔各種稅費卻是城市人的9倍。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剝奪方式，必然使農民不成比例地承擔49年後的革命建設與78年後的改革發展的社會成本以及經濟成本。大陸國家統計局公佈：2000年前3個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4%，而農民只增長2.5%，這其中還有30%左右是農民在城市中打工掙的。城市與農村之間差別的持續擴大，既有違於社會公正，又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能否給農民以真正的“國民待遇”，不僅關乎社會公正，也關乎中國未來的前途。

農民不僅受到中國政權整體決策的歧視，更在權力市場化的過程中受到包括村委會在內的基層政權的近於野蠻的盤剝。農村的稅費之多，簡直令人髮指：如農業稅、城鎮計劃稅、水資源保護稅、道路維修稅、雨水管理稅、民兵訓練稅、退休養老稅、特種産品稅、蘋果種植稅、養羊稅、養驢稅、計劃生育管理稅、退役軍人安置稅，還有一鍾靈活掌握的其他稅，農民還要爲撂荒的土地繳稅。用一位正直的鄉鎮幹部的話說：現在農村基層政權是一個只忙於向農民“要錢、要糧、要命”的“三要政府”；農村幹部就是“三要幹部”。爲了完成各類稅費的徵收，有的農村，上級領導人專門挑選“潑皮無賴”和“流氓地痞”來當村幹部。理由是：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完成各類稅費徵收，才能讓上級的指示在農村得到貫徹和執行。這叫做“以毒攻毒”，大有依靠“黑社會”管理村民和維持農村秩序的趨勢。

同時，土地産權改革的嚴重滯後，既降低了農業生産的效益，也無法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從效益上講，土地所有權的模糊性質，使土地的自由交易和合法兼併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産也就沒有可能。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疑慮重重，喪失了對土地加大投資的熱情。加之，農產品價格偏低。於是，大量土地被撂荒；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更大批農民處在失業或准失業狀態。有的專家估計，現在農村的閒置人口高達3億。

從權利上講，由於沒有土地所有權的這一根本的制度依託，農民無法參與土地管理、土地開發的決策；無法有效監督土地資金的使用。土地的交易被農村權貴們所壟斷。就連農民蓋房用的宅基地，也要經過黨支部及村委會和鄉鎮縣政權土地管理部門的層層審批。農民的利益既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其利益要求也無法通過合法的渠道與各級政權的非法剝奪進行對抗，只能在忍無可忍之時訴之於集體抗暴，導致農民利益的嚴重受損和農村秩序的極度混亂。

雖然1987年就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草案出臺，1998年政府又正式頒佈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是，在一黨專制制度沒有實質性改變的背景下，在社會整體的配套政治改革沒有啓動之前，僅僅是村民自治和村委會直選，根本無法改變農村現行的一黨獨裁的權威關係。農村基層說了算的是村黨支部和上級政權派來的“駐村幹部”。村民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示，而不是對選民負責和代表村民的利益。而且，越來越多的村民委員會演變爲官匪一家的准黑社會組織。

現在的村民自治，起碼缺少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一）缺少選舉權逐漸擴大的配套改革。大陸中國的選舉改革一直停留在農村基層的自治層次上，沒有逐漸擴大到國家的任何一級政權組織。城市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沒有任何實質性動作。作爲執政黨的中共，在黨內民主化改革方面也毫無進展。
（二）缺少公民應得權利方面的配套改革——“自由優先”的公民權利的獲得和保障。在大陸，公民沒有私人的財産所有權（農民沒有土地的私人所有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實際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而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真正落實，要有這幾種權利的配套落實；最起碼要有私有産權的依託。
（三）更關鍵的是，司法獨立的法治建設也沒有起色，缺乏真正的法治保障或只有法條而法治卻無法落實。沒有超越政治權力、金錢誘惑和宗族關係的獨立法治，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和民主。一党專制的人治現實，是鄉村自治和村委會直選無法落實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農村的基層選舉，對於中共最高層而言，從一開始就實質性地受到執政黨的制度性操縱，並且作爲執政黨對外宣傳的口實。村委會選舉的“民主秀”和大開殺戒的“反腐秀”，可謂中共最大的“政治改革秀”。而對廣大村民而言，這種選舉成爲少數人牟取私利、爲非作歹的合法化掩護。結果，期望用民主程序來遏止腐敗和塑造負責、廉潔、公正的政府的村委會直選，變成了由買官、賣官、利益要挾和暴力威脅所構成的一整套操控選舉的地下程式，選出的村委會變得更加腐敗。
現在，農民不但對民主選舉的參與熱情已經冷卻，而且由於中共各級政權對農民的盤剝、農民生活水平的相對下降、土地撂荒和閒置人口大量增加和農民對中共承諾的懷疑， 使農民收回了對中共政權及其現行改革政策的支援，成爲要求進行更根本改革的最大群體。但是，由於自我組織能力極低，他們的要求無法得到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表達，形不成對上層決策的真正壓力。而現代科技又爲政府及時鎮壓一定規模的農民集體抗暴提供了便捷的工具。
對於生活在一黨專制嚴格控制之下農民來說，雖然人口龐大、地域遼闊，但是由於其固有的分散性、自我組織能力極低、資訊資源貧乏以及觀念的保守等因素的制約，他們力量本來就很微弱，要反抗政權和貪官惡吏的壓榨，除了極爲罕見的道義激勵之外，大多數人都必須從利益的角度計算反抗的收益和成本，因爲這是高風險的投入。幾千年的帝制傳統和一百年多年的一黨專制統治，民告官、民造反的慘重代價，使“槍打出頭鳥”的古訓成爲他們代代相傳的刻骨經驗。他們知道反抗的實際收益與事後嚴厲懲罰的巨大風險相比，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就是禍及九族、血本無歸，即便適逢亂世揭竿而起，又有幾人能坐進龍椅？在這種個體的分散的反抗之風險代價遠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農民的最佳生存策略通常是退縮忍讓。只要能對付著活下去，他們就決不鋌而走險。何況，在政府仍然控制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農民的反抗缺少最低的制度依託，所付代價之高昂是一般人根本不願承受的。
當人們不願爲反抗不公正的壓迫付出較高的代價時，對社會秩序的公正程度的要求也相應降低。專制者早就爲平息突發事件準備了懷柔的資本和鎮壓的鎖鏈。只要某位高官帶著救急的銀兩去問候一下，絕大多數事件都能擺平。在大陸中國，這種生存狀態，不是農民所獨有，整個社會皆如此。即便在21世紀來臨之際，少數肯於挺身而出、爲民請願的勇敢者，其命運也不會比大半個世紀前魯迅筆下的夏瑜好多少。想當年，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他們在衣食無著的絕境中，寧可出外乞討和逃荒，寧可把自己的親人煮著吃了，都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群體抗爭，更不要說現在還有飯吃、有衣穿了。大陸中國人對制度性壓迫和剝奪的忍耐性和適應力都很強。其結果便是被壓迫者、被剝奪者支撐著壓迫者和剝奪者的統治秩序和統治方式——象養豬一樣粗糙的管理方式。只有到了連豬的生活都無法保證之時，改變現存秩序的要求才可能演變成一呼百應的群體性反抗的動力。
所以，在中共還能讓大多數農民有飯吃的前提下，農村中的不滿，除了分散的反抗之外，在整體上還不足以構成主動推進政治改革的民間動力，只能作爲有待發動的潛在資源。在暴力鎮壓的恐懼威脅之外，現行中共政權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補充手段，就是“花錢買穩定”。一方面，他們幾乎沒有受到過西方式的、以應得權利平等爲基礎的社會公正的恩惠，沒有依靠私有制來保障個人財産的經驗，沒有嘗到過利用市場競爭來積累個人財富的甜頭，更沒有用憲政民主來達成個人自由的體驗。農村漸進政治改革的真正轉機，從制度創新的角度講，急迫需要完成的措施是：（一）完成從土地使用權的下放向土地私有化轉變的産權改革；（二）落實《村民委員會自治法》，使党的一元化領導和政權的行政操控真正退出基層農村，使村民自治變得名副其實。（2001年1月16日於北京家中）

NO:1076_18
讀讀樂 　於　2002/09/14 15:2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根本在於還産於民
劉曉波
一 沒有還産於民的經濟改革
在毛澤東遺留的制度背景下——強制國有化和揮霍型浪費型戰備型的動員經濟——進行經濟改革，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效率的角度講，其首要目標都應該是還歷史的舊帳——還産於民──，而不應該是單純的提高經濟效率，最起碼，應該是還産於民和提高效率同時進行，就是不學蘇東式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起碼也要象當年威權體制下臺灣的土地改革（贖買型）和民營化（政策優惠型：信貸、外匯、稅率的三優惠）那樣。即便以經濟效益的暫時損失來換取每個人應得權利的歸位也在所不惜。從長遠的利益計算著眼，“社會公正優先”的改革所付出的社會綜合成本，肯定要比大陸中國式的“經濟效益優先”的改革小的多。而現在的改革，只有暫時的經濟效益高增長，而且這種高增長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占不到總人口5%的權貴們；而付出的代價卻是占總人口95%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進而是綜合社會成本的超常高昂：競爭的嚴重不平等、分配的畸形不公、人權的沒有保障、政治的普遍腐敗、道德的徹底淪喪、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社會仇恨和社會不穩定的幾何級數式積累……
換言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根本上是一個由非人性制度向人性制度的轉變過程，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同步漸進式改革。其目標應該是：既有規則的平等又有效益的提高，既有個人致富又有社會公正，關鍵的第一步是還産於民，使私有産權在法律上得到明確保障，使所有者缺位轉變爲所有者歸位，因爲它既能夠使應得權利歸位，又能夠提供良性的利益激勵。也就是交易的市場化和所有權的私有化的同時進行，即便採取漸進的方式，也應該是二者的同步漸進，而不應該在不改變國有制（實際上是黨有制）的基礎地位和所有權的歸屬真空的框架內，只進行以提高經濟效率爲目標的單項增量改革——下放有限的管理權和有限的市場調節。這樣的修修補補的改革，必然導致壟斷權力對市場的控制，使改革變成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權貴私有化和代理人尋租式腐敗的制度化普遍化，造成權貴的既得利益越來越深的制度化，使政府提供“善政”或公正規則和客觀裁判的功能急速喪失，使本來作爲社會公器的政府變成極少數權貴牟取暴利的私具，使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産品的實際最大受益者皆是極少數權貴家族。
公器一旦變成私具，公共資産就變成了特權者的個人私産。權貴們和各級代理人從這種所有權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撈取的利益越大，維護舊體制的頑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體制的難度也隨之遽增，以致于最後形成一種最大受益獲利集團之間的剛性同盟，非經過暴烈的社會革命無法打破。到了這一步，就是死結。解開這個結，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全面崩潰。
現在，改革已經進行了20年，但在還産於民（所有權歸位），即産權制度改革方面，幾乎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在立法方面，雖然1999年的修憲進一步明確和加強私營經濟的地位，但是私有財産的合法性並沒有明確到所有權的層次，仍然沒有作爲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利寫入憲法。憲法上只有“國有（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而沒有“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這種對私有財産權利的憲法歧視，是一切相關法規歧視私營經濟的最高法律依據。只要這種憲法性歧視不變，整個制度對私營經濟的歧視、政權對個人的控制和抽象的整體利益對個體權利的扼殺，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在現實中，産權關係就更不清晰。70年代末開始的農村家庭聯産承包制，已經有20年的曆史。開始於1984年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改革，已經有16年了。1992年開始的房地産行業的土地使用權交易改革，也有近10年了。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則已經進行了7、8年……但是，直到今天，這些改革仍然沒有進入實質性産權改革的階段。嚴格地講，它們只是政府把所壟斷的所有權面向社會的部份租賃，農民、企業法人和房地産開發商以及商品房的購買者，只是土地、企業、房産的承租人，而不是産權的擁有者。政府仍然握有隨時收回的強制性權力。一句“國有資産流失”就能中斷租賃合同，使承租者血本無歸。企業上市的所有實惠都被國企佔據，進而被權貴們瓜分，很少惠及私營經濟，更不要說國企職工了。最近，上市公司“猴王集團”因無力償還24億債務而宣告破産，只是國有資産被淘空的典型例證。
以“青天”著稱的朱　基就任國務院總理之後，在所有權改革方面，喊得最響的改革口號，居然還是大言不慚的確保“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和“國有資産的運營安全”，對於私營經濟資産的保值增值和安全運營，卻漠不關心，對國有資産的産權的未來歸屬，仍然沒有明晰的可操作的處置方案。在《十五計劃綱要》中，朱　基還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切實保證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決不能把國有資産量化到個人。這就等於是在宣佈，在中國加入ＷＴＯ的5年準備期內，權貴們仍然享有優先瓜分國有資産的特權。在中國的體制下，不把國有資産公平地量化給個人，就只能意味著把所剩無幾的國有資産不公平地量化給權貴們。

二 權貴家族是改革的最大受益集團
正是中國特色的官本位改革，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聚集在政治權力的周圍。改革的全過程的每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擴大，他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恢復高考，他們個個都是狀元；平反冤假錯案，他們得到了最優惠的補償；放洋留學，他們想去哪就去哪；包産到戶，農村的各級政府官員最先擺脫貧困；放權讓利，他們要權有權、要利有利；價格雙軌制，他們是最大的倒爺——官倒；房地産熱，他們握有土地審批權和優先的廉價購買權以及炒地權；炒股票，他們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別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資訊；建立市場經濟，他們有優先的甚至排他的准入證；企業上市，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起碼也是董事會成員；甚至在國營企業的脫困中，他們也佔據著最有利的位置，把剝離掉的不良資産轉嫁給社會弱勢群體，把正常上市的或通過債轉股上市的良性資産據爲己有。新經濟興起，他們就紛紛搶先進入，佔據最優勢的位置和最大的市場份額。他們嚴格控制市場，率先得到與境外新經濟巨頭合作的機會。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就是最典型的實例。還有收不完的“權力稅”，從進出口批文到企業上市，從承包工程到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買書號，幾乎沒有不受權力操控的市場，找不到沒有准入歧視的行業。政府主管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准黑市遊戲規則，主宰著所有經濟行爲。
這些權貴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資産，據官方學者統計平均每年爲9,875億∼12,570億之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2%∼16.8%。而民間學者認爲，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占到整個國民生産總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將近400億美元的流失速度轉移到國外的資産，僅就國內銀行中6萬多億的存款而論，其中的80%歸富人們所有。再加上吃喝娛樂等消費，每年揮霍掉3,000億到4,000億資産。權貴們在大陸中國的財富中所佔有的總額，將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現在，大陸中國的貧富差異之懸殊已經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民間調查的基尼係數高達0.59，而國際警戒線僅爲0.4左右。
最近，爲了加強對股市的監督和規範，朱　基請來了香港的金融專家，據說還要請香港人出任中央銀行主管副行長。但是，一種制度性頑疾，決不是增加幾個廉潔的技術官僚就能醫治的。以朱　基爲代表的廉潔勤政的監察官員，不但人數少得可憐，而且他們只有所剩無幾的道義優勢和無法動員、無法利用的民意支援。而那些腐敗的權貴家族，卻擁有難以比擬的制度依靠、人際資源和資訊優勢。他們通過官官相護和欺上瞞下的手段來謀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養出一種官場上的賭徒人格，下注之兇狠可以不顧任何後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夠一通百通，幫助他們在官場競爭中獵取更高的權力，編織更大更深的關係網和保護網，獲取更大的私利。
這樣，中共體制內的每個官僚都處在以權謀私、一本萬利的暴富的誘惑和激勵機制之中。
想在這樣的體制中遏制這樣的腐敗，即便沒有道義上的阻力而僅僅從技術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傾盡政府財政招攬監督人員和優化監督技術也是難以完成的。因爲，腐敗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級代理人和監督者。而政治參與渠道的阻塞、獨立司法的荒蕪和言論自由的缺席，則使受損最大、監督欲望最強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排除在參與權、監督權和知情權之外。當一個社會的腐敗案件的公佈權、調查權和懲治權都控制在執政黨手中時，不但腐敗成爲權貴們的專利，而且反腐敗也是權貴們的特權，怎麽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另外，道德的淪喪，導致人人渴望能夠腐敗的特權，人人都是潛在的腐敗者，民衆對腐敗的強烈不滿，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民間自發的反腐訴求缺少道義的支撐，恐怖政治之下的風險和利益計算，使民衆無法形成持續的群體性的反腐壓力。而極少數敢於承擔風險的道義之士的挺身而出，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和支援，而且也得不到民間的公開而廣泛的持久支援。他們的義舉受到嚴酷的打擊和鎮壓就是必然的。
現在，隨著新太子們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權貴家族的權力與資産的規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脹，形成了蜘蛛網一樣權貴家族利益集團。正是在這張網中，那些結網的關節點即呈現於每個大陸人眼前的執政精英，利令智昏的豬哲學使這個執政精英集團整體性地陷入喪心病狂的富貴攀比之中。每一個當官的後面，都有龐大的關係網，爆發戶式的家族資本積累，就在這張網中完成。這是一個絲絲相連的蜘蛛社會，其綱舉目張之綱，就是政治權力。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觸動這種權力，也就等於是要剝奪權貴家族所享有的各種特權，還有變天過程中或變天結束後被清算的恐懼感，即便執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決不會允許。

三 以推進政治改革來洗刷制度原罪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強盜社會主義”，那麽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就是“強盜資本主義”，二者的主宰力量都是一黨獨裁的壟斷權力。如果說，權貴家族的暴富是罪惡的資本積累，那麽，這種罪惡決不是資本本身的罪過，而是獨裁制度的罪惡，是一種制度性原罪。只要目前一黨獨裁的體制不變，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就不會有乾淨的手。在目前的權貴家族已經形成並握有壟斷權力的既成事實的大陸，轉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社會各方面基于長遠利益和道義責任的合作。首先是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與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包括知識份子與企業家）與體制內有良知的政治精英之間的合作，以達成從還産于民到還政於民的改革共識；而更重要的是達成共識的精英與利益受損最大的下層民衆的合作，使他們能夠成爲這種共識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一方面進行廣泛的理性啓蒙，呼籲民衆的理智和對未來收益的遠見，以不清算權貴們的不義之財來換取執政精英對政治改革的承諾；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權貴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通過投資公益事業逐漸向社會返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制，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同時著手建立以破除權力壟斷爲核心的公正的市場規則和分配規則，使剩餘國有資産的再分配具有權利平等的社會公正性，使致富者的財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碼的道義辯護的理由。用索羅斯勸告俄羅斯的話說，就是怎樣把“強盜資本主義”轉變爲“合法資本主義”。必須指出，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這不是那種類似西方的基於人道的慈善事業，不是權貴們大發善心，而是掠奪者基於自身長遠利益的計算而進行的交易，即向被剝奪者償還歷史欠帳，以求得自己的財産安全和長遠的保值增值。當然，如果權貴們真有道義上洗刷罪惡的良知和人道之心，那是應該大力提倡和給予社會鼓勵的。
現在，可以帶來暴利的房地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回報逐漸萎縮，可以被瓜分的國有資産越來越少。加入ＷＴＯ給中國經濟體制帶來的巨大壓力，反壟斷已經勢在必行，政治特權和壟斷行業給權貴們帶來的預期收益也隨之降低，加之官場上權力爭鬥的險惡，利用經濟犯罪置政治對手于死地的手段之運用越來越頻繁，已經發了大財的權貴們基於長期的利害計算，基於對財産及生命安全的恐懼，未必不擁護政治改革。如果能夠把黑錢洗淨，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資本積累的罪惡，推進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利大於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權貴們主動地推進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的良知，只要有足夠的智慧，就能通過長遠利益的計算，得出必須推進政治改革的結論。
否則的話，由於大陸的權貴們在瓜分和積累財富上過於濫用權力和肆無忌憚，使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對待，權貴們手中的鉅額資産沒有任何可以從道義上進行辯護的理由，一旦出現局部失控，極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對未來負責的和解呼籲，被民衆長期積壓的不滿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淹沒。“新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傳統毛派就會借機高舉民粹主義的大旗，利用民衆長期積累的不滿和仇恨，進行再一次毛澤東式的革命，全面回歸傳統舊體制。
換言之，在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之後，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方式，正在成倍地積累社會的不滿、仇恨和高昂代價，而積累仇恨就是種植和培育爆炸性動亂。中共的統治方式正在製造自我毀滅也毀滅他人及整個國家的力量。
也許，中共政權還心存僥倖，以爲在中國的傳統中，古代帝王統治的一個朝代大都能延續幾百年，爲什麽我黨不能？但是，古代帝王的統治是建立在三個起碼的前提上的：
（一）完全封閉的對外關係，使其體制受不到任何外來體制的挑戰，因而其政權沒有在開放的對外關係中的那種國與國之間相互競爭的壓力──實力競爭和制度競爭。中國舊體制之所以在被迫打開國門後迅速崩潰，主要原因不是國內的精英和民衆觀念的迅速現代化，而是外來的競爭壓力使然。當人們在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中發現了自身制度的落伍和更優越的制度時，傳統制度的瓦解也就開始了。同時，全封閉的時代，你可以關起門來胡亂折騰，可以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自說自話，但是只要進入了全球體系，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全球倫理。現在的國際規則的倫理基礎是“人權至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就是這種全球倫理之體現。

（二）小農經濟基礎必然逐漸瓦解。傳統帝制是建立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一旦進入世界競爭體系，國家之間的國力競爭主要在現代的工業、高科技、金融業、服務業和資訊産業之上。不管願意與否，要應對外來的挑戰和競爭壓力，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小農經濟而選擇工業化、金融化、高科技化。事實上，中國100年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引以爲自豪的經濟成就，也是初步地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所以，在小農經濟逐漸消失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帝制也將失去長期存在的基礎。

（三）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失效。自從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後，傳統的意識形態的觀念整合能力便急遽流失。“5　4”運動使這種量的急遽流失變成了質的意識形態更替。在外來觀念紛遝而至的混亂中，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思想。那時的中國人，還並不真正瞭解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人權、議會、三權分立等觀念及其制度安排的真義。毛澤東及其中共用一套民主的華麗辭藻和人間天堂的烏托邦說服了民衆，再次採用暴力強制、閉關鎖國的全封閉模式和大公無私的新人說教，來維持著獨裁體制。但是，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也再一次促使中國打開國門，再一次面對落伍的現實和國際競爭的壓力，再一次在國與國的制度競爭中進行選擇。而這次選擇的背景，是毛澤東時代的大災難。虛僞的民主裝璜、虛幻的人間天堂和共産主義新人理想統統破産。加之，20世紀末共産主義試驗的全球性失敗，中國人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接受和理解已經達到難以被欺騙的程度，中共只能靠暴力所製造的恐懼使人們做到表面上的認同，而在內心深處卻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特別是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使中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缺少吸引力了。
國門不可能再關閉，小農經濟不可能再成爲統治的社會基礎，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再有道義上的說服力和凝聚力。
當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合法性喪失之後，當人性由無私奉獻的工具還原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後，市場經濟、私有産權和憲政民主等制度的優越性就越來越具有吸引力。自由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也是政黨之間、學術創新之間、倫理規則之間、思想觀點之間、宗教信仰之間的競爭──所爭的是：如何以更完善的法治秩序更好地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高的效益，從而更充分地挖掘人的創造力和滿足人們的需要。對人的自利本性的正視、理解和尊重，一方面把利益的競爭變成了刺激人的創新能力的競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競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競爭。
正是在這種良性的競爭中，社會總體生産能力會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主人與公僕、股東與雇員之間的關係，把政客之間、政府之間的競爭變成爭取民意、降低管理成本的和平競爭。政客越來越尊重民意。政府越來越便宜高效。政治制度越來越具有人性。於是，道義合法性和利益計算之間、社會公正與效率之間，達成了良性的平衡狀態。對局部失衡也不必被迫地以大動干戈的強權暴力或革命來恢復，只需要自覺的、持續不斷的漸進改良就足以完成。
當對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越來越趨於完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空間越來越自由，人們的生活和福利越來越提高之時，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就越來越強大。世界現代史已經雄辯地證明，西方國家之所以成爲全球競爭中的優勝者，主要不是由於自然資源上的優勢，而是依靠制度上的優勢。制度優勢可以彌補資源不足，使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的先天競爭力。反過來，制度劣勢只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把本來具有的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人爲地消耗成後天劣勢。
如果權貴家族能夠正視歷史趨勢和身邊現實，從現在開始洗刷其權力和資本相勾結的罪惡，拿出通過肮髒的手段積累起來的鉅額資産的一部份回饋社會，並積極推動以建立“社會公正”爲目標的政治改革，那麽，象菲律賓的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蘇哈托家族那樣的被清算的命運，還不至於落到大陸中國的權貴家族頭上。因爲。從目前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國家所積累的經驗上看，凡是被清算的獨裁者及其權貴，都是被迫下臺的，而主動推進制度轉型的執政者，還沒有受到新制度追究的先例。（2001年4月於北京家中）
農民有福利嗎？──爲劉曉波的“農民福利說”注腳
呂柏林
一
在公社化時代，農民有福利嗎？劉曉波認爲有，只是“也沒有國家完全免費供應的社會福利保障，而只能依靠生産隊的收成好壞來決定”。意思是說農民也有部分國家免費供應的福利保障，至少有收成好的生産隊給農民提供免費福利保障。然而，農民實無絲毫的福利，不論是“國家”還是集體，都沒有提供。由於此話不是私下的言論，而是出現在面向世界華人的著作《農民與政治改革》中，以爲有必要借機說明一下。但願這個說明不會損害劉曉波著作應有的社會作用，而是相反。
生産隊的收成決定的是平均口糧和勞動工資：糧食總收成扣除徵購糧（公糧──即農業稅和統購糧的合稱）、“愛國糧”（強制收購）、“餘糧”（根本不存在，即使分光收成的全部糧食還得瓜菜代、水代──煮稀飯以滿足肚子一時之飽的需要，但政府不管你有沒有餘糧，都得交售）、養大隊公社兩級幹部而必抽的兩級政權公益糧、公積糧、儲備糧，再扣生産隊必需留足的種子糧、飼料糧、添置農具和耕牛糧、公積糧、機動糧，剩下的才是生産隊有權分配的口糧和勞動帶糧。口糧和勞動帶糧的比例有7：3、8：2、9：1等等，比例取決於生産隊幹部中大多數家庭的勞動力多寡。如果勞動力多的幹部占多數，勞動帶糧的比值就會大些，反之就小些。作爲全隊的口糧按人口均分，作爲全隊的勞動帶糧按全隊一年的總勞動工分平均計算。口糧和勞動帶糧的計價以政府規定的統購價爲准。分紅是將交售統購糧、愛國糧、餘糧的款額和口糧、勞動糧的折價款連同其他副業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貸款利息後，按工分均分，記在賬上，從來沒有一分的現金。
會計根據如此計算後，就得出哪家是欠糧款戶，哪家是餘糧款戶。一般地，勞動力多的家庭是餘糧款戶，勞動力少和沒有勞動力的家庭便是欠糧款戶。由於拗口，分別簡稱爲欠糧戶、餘糧戶。實際上，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時代，沒有一戶是餘糧戶。
按規矩，年終分紅結算後，欠糧款戶要交清缺糧款以付餘糧款戶的餘糧款。一年清一次賬，一年付一次工資，已經是古今中外最仁慈寬容的“工人”了。然而，一年到頭誰都一樣捆在田裏當泥牛、田鼠，哪來的現金清欠？口糧不分給人家會餓死人，生産隊員不是宗親就是鄰里，誰也不敢主張凍結已經少的可憐、只夠拖延生命的點滴式的口糧。於是，欠款只好記賬。餘糧款戶出於憐憫而主動放棄向欠糧款戶扣押欠糧款戶糧食以索款的民事債權，債權也就只能體現在會計賬上，以光榮自慰。餘欠是償還無期的工資賬，只能通過家庭人口與勞力的自然增減規律，在會計賬上加加減減，往復迴圈。本來有點光榮感的債權人，經過會計賬簿的流水運作，會潭變灘，灘變潭，正數變成負數，債權變成債務，光榮戶變成恥辱戶。也有扣押口糧的生産隊，那是對待沒有勞動力或勞動力弱少、戶主在城鎮賺工薪的缺糧款戶，以此勒索他們的欠款。
既然一年三百六十天困在地裏田頭的勞役，只能獲得不能兌現的債權，集體勞動還有什麽價值？於是，出勤不出力便成爲不可遏制的集體勞動狀態。
既然終年的集體勞役不能爲任何一個成員提供肚子的滿足，政府又網開一孔地給農奴以自留地耕作權，爲什麽就不能在自留地上多下點功夫？既然養家禽家畜不算犯法，還是爲城鎮提供奶肉的唯一方法，爲什麽就不能養好養多一點家禽家畜以換買鹽油醬醋的零錢？既然可以從自留地耕作中爭得城鎮人不屑一顧的瓜菜代糧的好處，也能從家禽家畜養殖中掙點城鎮人買冰棒零食的錢以購買鹽油醬醋，多餘的時間爲什麽就不能搞點手工業，在“支持城鎮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換點給孩子買鉛筆、紙張的錢以培養“共産主義接班人”？於是，“三突擊”（早中晚突擊幹小私有的活）、“兩休息”（延長上午與下午的工間休息時間）加上抱著鋤頭“餵奶”的窩工、怠工現象便順理成章地成爲生産隊農奴的出勤習慣。
然而，“三突擊”、“兩休息”並沒有減少降低農奴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大廈“貢獻”磚瓦的質和量。因爲，“兩休息”只是降低工效，全年困在耕地上的時間足以滿足那點耕地所需的集體農業生産的勞動量。因此，農業生産並沒有因“兩休息”而減産減收。“三突擊”雖然是主觀爲自我的生存，客觀上卻因爲起早摸黑，挑燈夜幹手工業，爲城鎮天堂建設源源不斷地提供了額外的物質保障。因此，農奴在集體勞動中的怠工、偷懶完全不同於工人階級的怠工、偷懶──工人階級是在吃“皇糧”的上班時間怠工、偷懶，從而減少了根據“按勞付酬”規定應當産出的産量。
不過，英明的黨中央很快發現農奴在長“豬本主義尾巴”──官方稱爲“資本主義尾巴”，不切除就會産生“資本主義”，形成“小資產階級”，非切不可。對“資本主義尾巴”一詞，農奴頗有異議，又不能說出來，只好裝著發音不准而稱爲“豬本主義尾巴”。
其實“豬本主義尾巴”也不達義，只是“資與豬”諧音而權且稱之而已。因爲，家豬具有被養的待遇，不用自己找食物充饑，而農奴則沒有家豬的生存待遇，得象野豬一樣自己找食，卻又沒有野豬自由于山野、自生自滅的好命。沒有家豬的待遇，又沒有野豬的自由；既要象野豬一樣自己找食求生，又要象牛馬一樣勞役，更要象家豬一樣挨宰，實在找不出能夠表達農奴生存與待遇的辭彙了，只好權且以“豬本主義尾巴”替代之。爲切除“豬本主義尾巴”，黨中央立即刮起“農業學大寨”的狂風，大砍所有的“小私有”──限制果樹於三棵之內；縮小自留地於三厘之內；限所有家庭小手工業産品交生産隊集體出售，由隊裏記工分；限所有工匠將所賺的錢交給生産隊，由隊裏記工分。就連在家門口的冬閑田裏搞一塊突出水面的巴掌地種蒜蔥也被認定爲必須以消滅方式解放的“臺灣島”，就連生産隊爲搞現金而偷種政府大量收購的十來畝地荊芥藥材，在剛冒芽時被發現，工作隊便率大隊幹部、党團員放火燒掉蓋在畦上的草被，這對於農奴來說，無異于曹軍慘敗於火燒赤壁……然而，所有這些還能被農奴們忍受，無非是雪上加霜，更餓更窮而已，最慘的是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典型的農奴，挨批挨鬥，爲不挨餓反而傷於饑餓，殘於饑餓、死於非命。於是，大砍“豬本主義尾巴”的結果，不但導致某些果樹在當地絕種（如我老家的甜賽密梨的青皮雅梨），而且形成“學大寨，趕大災，走起路來迎風擺”的神州最大風景線。
養豬是生産隊農奴指望進財的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殺豬、賣豬也就成爲農奴的最大事件，也是隊幹部決定該豬怎麽死得其所的時候，即，是爲城鎮人犧牲？還是爲農奴犧牲提供開葷、打牙祭的機會？也即是賣給政府還是讓農奴屠宰。要是政府派購任務沒有完成，對不起，“國家第一”、“城鎮優先”，隊長只能強咽口水而大義凜然地批示將豬送往生豬收購站。“賣”給收購站的價格低的可憐，一百斤的毛豬才值五十多元，只比買豬苗的成本多一點。也就是說，農奴是將差不多一年的養豬勞務、醫療費和其他成本“奉獻”給城鎮居民，使得城鎮居民才能以每斤七八毛錢的廉價享受“社會主義就是好”的優越性，高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讚歌，當然還有一斤一毛四的精細大米、幾毛錢一斤的禽肉禽蛋和魚蝦等等保證優惠供應的農奴血肉。
如果經審查該豬可以爲農奴犧牲，又有爲隊裏農奴犧牲還是爲隊外農奴犧牲的兩種情況。餘糧款戶殺豬可以外賣，但既要七審八批，又要象小偷一樣偷著把在隊裏村裏賣剩的肉擺到路頭、市邊，東張西望地警惕著是否出現以沒收式搶劫的市管會人影。
缺糧款戶的豬只能爲隊裏的農奴犧牲，他們除了擁有花錢獲得屠殺許可的權利外，就是當“楊白勞”的權利。爲此，隊幹部必須毫不留情地當起“黃世仁”──隊長、會計、出納必須以債主的身分坐在豬案頭上，拿著根據會計賬作出的分肉方案分配豬肉。爲此，隊幹部必須在所殺的豬在開膛前到位。因爲殺豬日子一般選在逢墟天，即趕集天，這是因爲殺豬戶都希望有餘肉上市賣現金，故殺豬都在淩晨兩三點鍾，隊幹部必須在天亮前趕到該戶，甚至聽到死刑豬的嚎叫聲就得起床準備。
在讓餘糧款戶優先按黑市價分幾斤肉回去抵賬外，餘下的肉便是欠糧款戶清償他所賒欠的豬肉賬，和賒欠給缺糧款戶經協商同意賒欠的記賬肉。殺豬戶主雖然不願意被賒欠，但都是低頭不見擡頭見的宗親、鄰居、社員，都是幾個月不知肉滋味的難兄難弟，不可能不給賒欠之面請。何況自己都有同樣不光彩的賒欠歷史。殺豬戶能剩幾斤肉外賣，取決於隊裏餘糧款戶舍不捨得吃肉，也取決於殺豬戶與餘糧款戶的感情，商量、求情的好，剩肉就多一點。還取決於他有沒有賒欠他人的豬肉賬，還取決來於這頭豬的大小。（有的隊乾脆就是分肉，你殺豬時，分兩斤給我，我殺豬時還你兩斤，與輪流賒欠吃肉的“買賣”沒有多大區別）。要是豬不夠大，往往只能剩下幾斤最沒油份而“賣”不出去的脖子肉、幾根骨頭和不得出賣的一盆豬血。這就是“大鍋飯”的集中營時代，餘糧款戶償到勞動力多而成爲“黃世仁”債主的難得機會。
由於殺豬是農奴的一件大“收入”之喜事，必須有福同享。儘管從成本核算看，家庭養一頭兩頭豬幾乎無利可言，農奴稱之爲積零錢。所謂積零錢，是指勞務上累積全家老幼的零碎勞務，在飼料上既能利用爛菜葉和泔水，又將可以上市換點小錢的谷皮米糠甚至自己舍不得吃的雜糧和碎米累積於豬身上，還積農家所需的豬肥於糞坑，交給隊裏賺大筆的工分──一頭豬相當於半個勞動力一年所得的工分，因爲，人畜糞是農作物的主要肥料，化肥供應既限量又昂貴，而農村不象郊區可以免費得到城鎮人的糞便垃圾下田。若扣除所有成本計算的工錢實不如到隊裏賺工分。但是，不合算也得養，至少豬幫人將黃爛菜葉和洗鍋水轉換成豬肉，轉換成錢。猶如農奴明知養雞更不合算也要養雞一樣：農諺說斤雞鬥米，但是，不養雞以打掃掉在飯桌下的飯菜、消化房前屋後路邊田野的雜草而轉化的禽肉禽蛋，油鹽醬醋就更沒來源。所以，農奴把殺豬叫倒錢筒。倒錢筒是農奴家難逢的財事，必須讓隊裏隊外的奴友分享，於是殺豬戶就煮一大鍋芥菜湯，一盆盆地分出，上頭蓋兩片豬脖子肉和幾小塊豬血分給全隊的每一戶和隊外的鄰居朋友分享難得一嘗的肉味血味。
這，就是農奴難得的“福利”，是“農奴共慘主義”的福利，但不是來自“國家”，來自集體，而是農奴處理鄰里關係、表達相濡以沫感情的互利。以至當時（在1973年前後），我讀了《參考消息》配合批修而報道的《蘇修“星期三無肉日”》的消息後，我突發傻想，要是中國也搞修正主義多好啊？這個傻想也只有作爲有點文化的農奴才會有，城鎮居民可不會有這樣的思想。因爲，他們沒有産生這樣思想的條件，反而認爲修正主義確實可怕：雖然供應的肉蛋類有限量，卻有天天供應的保障。他們只要捨得花工資吃黑市肉，根本不存在無肉日的問題。甚至只要將吃不完的糧票出賣給農奴（農奴進城看病辦事吃飯店所必需），就能換好多肉。以至農奴進城到榮居城鎮的親戚家做客，用餐時儘管主人一再真誠地勸他們多吃肉少吃菜，而不識時務的農奴客卻偏偏強咽口水客氣地少吃肉多吃菜，過後便被城鎮親戚在背後戳脊梁骨說“農民沒修養”。因爲，肉類，比菜便宜；肉類，他們早已吃膩。
若剩肉較多，還得給主要親戚送個半斤一斤的肉分享。待到“分配”完畢，殺豬戶也就差不多剩下最有價值的半片板油了。骨頭的吃法也不象城鎮人那樣熬湯剔肉吸髓，那太奢侈了。農奴們是將骨頭搗碎如泥，加上鹽巴醃著，代替豬油用──勾一點放在菜中熬煮，成了真正吃豬不吐骨頭的“野蠻”一族。所以，名聲是殺豬進財，實際上以豬抵債，豬去財空，連肉都沒吃過癮一次。
在生産隊時代，無論是缺糧戶還是餘糧戶都很受氣。勞動力多的家庭成員常常找人口多勞動力少造成的欠糧戶出氣，動不動罵“靠人養”。欠糧款戶、勞動力少和無勞動力的家人只能淚往肚裏吞，氣往肺裏壓──誰養誰啊，那點地分給我，一年累積不用三個月就完了，哪需要全年賴在田地裏賺工分？後來分田單幹的事實證明了誰也不養誰。每逢分稻穀讓農奴自曬時──因爲天氣、倉容、曬穀場等原因，生産隊往往是當天就將收割的稻穀分給社員，讓社員自己去曬乾，再“踴躍”地餓著肚子挑去交售給政府強要的徵購糧等“國家”糧，要是糧站檢驗人員苛刻，還要好幾回地挑回來重曬再挑去交售。剩下的爲口糧和勞動帶糧（社員自曬必然發生濕谷折幹穀的折數爭議與協商）。如果欠糧款戶早點到堆穀場，有人罵你：做活都不來，分糧這麽積極。因此欠糧款戶在分曬稻穀時往往不敢早到，需要隊幹部喊話幾遍才敢去。這樣，隊幹部和勞動力多的家庭成員就會乘機出出冤怨大氣而大罵：幹活不來，白送你稻穀又要當神佛地讓人家三求四請……
農民除了生産隊自産的糧食等實物分配外，再也沒有任何錢物了。哪來的錢物當福利呢？至於折騰沒幾年就散架的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經費全部由生産隊會計從賬上對社員硬扣，根本談不上集體的福利。而這樣的醫療服務多半是農村中小學挨不到畢業的人，送到鄉保健院、縣醫院培訓幾個月，就手持“一根銀針一把草”地爲農奴救死扶傷的水平，往往是不治病反而致病的服務水平。即使將這算成集體福利，免費送給城鎮人，恐怕還要被當成江湖騙醫挨頓臭駡，扭送公安局。然而，農奴的命就這麽賤。好在，瓜菜、野菜本身就是防治疾病的草藥，正是：踐草自有賤生力，農奴自有農奴命。不然，要是農奴的體質都象城鎮人那樣弱不禁風，打個哈欠就往醫院跑，大包大包地領藥，農奴怎麽活呀！
這，也許是天帝預先安排好的生命力和生態環境吧！
生産隊的糧錢收入，不管怎樣分、怎麽算，都只是相當低的工值，10分工也就是幾毛錢，多數情況是一天工值值不了一斤黑市大米，甚至不值城鎮居民享用的一包最低檔捲煙，而且只呆在賬上，全是呆賬，因而連一包煙廠用煙葉垃圾包成的8分錢一包的經濟牌捲煙都買不起，以至有人買一包這樣的城市支援農村、工人階級關心農奴而掃回到農村的垃圾卷煙，就被人懷疑是不是又偷偷搞了一次投機倒把或偷偷割了條“豬本主義尾巴”發了橫財。較之工人階級，農奴名譽上的工分值，僅僅是當時城鎮工人每月兌現的最低工資的幾分之一，實際的勞動值不足城鎮居民穩定享受的定量供應大米的一半價值。而工人階級的收入是除了工資，還有廉價的糧、油、肉及種種副食品供應。所以，種糧的瓜菜代，養豬的沒油菜，所有的農奴毫無溫飽可言，如果年成不好，農奴就更慘了。本來完全不存在的溫飽權全部被政虎剝奪，源源不斷地送給城鎮天堂的居民。因此，農奴真正養的是所有的城鎮居民。
至於農村五保戶的生存糧，或直接參加生産隊勞役，獲得口糧，或由生産大隊從各生産隊中抽出的公益糧中按全大隊平均口糧值供給；他們的病傷醫療費和喪葬費用等，只在他們無力自付或其遺産不足承擔時，才由生産隊或生産大隊統籌從集體收入中抽出，不是來自“國家”，也與生産隊的收成好壞毫無關係。

二
順便講一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待遇。因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叫受罪、變相勞改，寫了很多的受罪文字以控訴毛澤東集團的罪惡。然而極少見到舞文弄墨的回城知識青年順帶寫點反映農民的苦難，更不用說專文替農奴控訴苦難了。
所謂的知識青年，一大部分是連小學、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半文盲，最高文化也就是高中畢業。安排到我老家的知識青年來自福建晉江安海鎮。他們剛來時，轟轟烈烈，多挾著紅衛兵的戰鬥氣焰，打砸搶的革命精神，面露傲視一切的神氣，內藏無處發泄的怨氣，成群結夥地活動，經常地偷雞摸狗，損害村民已經非常可憐的財産。在我村裏就發生了個較大的事件，即插在第六生産隊的幾個知識青年，在燒完貧下中農歡迎他們來插隊時送給的柴火後，不上山砍柴薪，竟然要把村邊的幾棵大煉鋼鐵時幸存的大松樹砍掉當柴火。由於那幾棵樹是被村民作爲風水樹看護的，幾經相勸，他們執意孤行。引起同隊農奴的憤怒。正在他們揮斧初砍時，農奴們只好綽起鋤頭、耙子趕去嚇唬，差點發生械鬥。這是插到我村裏的知識青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有點“貧下中農再教育”性質的被教育行動──至於給知青記工分，不僅同工同酬，貧下中農還唯恐被戴上“破壞上山下鄉”的罪名，而記給並未所值的分數。
談到砍樹，就不能不回顧我老家在毀林煉鐵前的林業、農業狀況。在我老家──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鎮無山不披原始森林，高齡的松杉雜樹都是環抱不過來的參天大樹。在“解放”前，是個聞名閩西南的糧倉，被稱爲“永福穀子適中銀”──永福鄉餘糧多，相鄰的龍岩市適中鄉會做生意的人多而存銀多。實際上，永福不僅餘糧多，魚蝦也豐富，因爲山青林密，清泉滿流於溪溪河河，田裏、溝裏、塘裏、河裏，無處不魚蝦成群地漫遊著。因爲從無旱澇之災，也就從未有過吃飯的問題。生活水準的高低就看你是想致富當富人的地富，還是當雇農。想成地富，除了起早摸黑外，還得三餐米飯配雜糧；當雇農，除了思想上輕松如“扛根竹篙走直路”般的被雇請外，餐餐是雇主提供的大米乾飯配肉菜，一天工資約爲10∼20斤大米或等價的工錢，不比自己開荒種地的收入差很多，又沒有何時插秧、何時耘草、天晴幹啥、下雨幹啥、濕穀哪里曬、無天曬不幹怎麽辦的等等操勞。絕大多數地富是在自己家人實在忙不過來時才雇請人做工的，而在農事稍閑時也要找人雇請的，根本不是穿著長袍拄著手杖巡視監工的情形，也不可能發生“半夜雞叫”的故事，因爲雇農有選擇雇主的權力和大量機會。我家鄉就傳說著大量的所謂地富在當地與外地的農忙季節差的季節裏，到外地當插秧雇工、耘草雇工、割禾雇工、挑擔雇工等等故事，也有外地地富到我老家當雇工的故事。因爲，在萬惡的“舊社會”，大富靠橫財，小富靠勤儉，橫財可遇不可求，能否勤儉則在個人意志。因此，不勤不儉就沒法娶好媳婦起樓建厝。俗話是念作“未曾有，不敢娶媳婦；未曾富，不能起大厝”。爲著“有”和“富”，農民比著勤力地勞作，比著樸素地節儉，以致米筒不時地被偷偷地鋸短，令三餐做飯的家庭主婦莫明其妙爲什麽放筒數一樣多的大米下鍋而飯量卻越煮越不夠吃，以至隔一段時間，標準爲一筒12市兩的米筒會成爲不足10市兩的米筒；以致過年加工年糕時，貧雇農一律加糖，地富中有的則做兩種年糕：一種作待客用的甜年糕，一種爲自我招待的以鹽代糖的鹹年糕；以致貧雇農上市買豬肉是趕著大早新鮮而大吊大吊地光明正大地提回家，而地富們則專挑收市時間去挑揀便宜肉，並象小偷似的放在籃底蓋上菜葉以瞞路人的眼光，回避“小氣”“吝嗇”“守財奴”的當場嘲笑；以致“勤，肚撐；懶，吞涎”的勤懶飽饑規律，演化成“勤儉，吃飯配豆醬；懶奢，吃飯配豆幹”的新消費規律。所以，“解放”，最慘的不是貧下中農，而是在舊社會勤勞節儉而達成小富的地富分子，就因爲他們勤儉積點錢蓋了厝、置了一片地産的“罪惡”，不被槍斃，也得挨批鬥終身。勤儉，本是五千年中華文化脈脈相傳的美德，誰知道走到二十世紀中葉被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所顛倒：地富因勤儉建業而罹難，雇農因及時享受而有命。因地理氣候特殊的緣故，那時，有人描述永福人是“如仙在半空，只種一大冬（單晚稻），收了大冬稻，沒事抱火籠”。這是因爲，永福盆地海拔800米，四周群山環抱，最高達1300多米。雖然地處緯度上的亞熱帶，卻是高度上的寒帶，收割大冬稻時（寒露時節）必須常常破冰下田，田邊燒篝火抗寒。到上世紀的60年代，還差不多保持著收割季節時天寒地凍的氣候。後來就河流水位不斷下降，魚蝦逐漸絕迹（也與施農藥、滿河毒魚等原因有關），氣候變暖變熱，進入無霜無雪期，現在的徑流量可能只有那時的幾十分之一。
在上山下鄉之初，在永福鎮曾經出現一幫橫行霸道的知識青年：進影劇院不買票，街上看到地攤上感興趣的東西，拿了就走；看到不順眼的人就是拳腳相待。他們的橫行惡迹，激起當地青年的無比憤怒，又敢怒不敢言，或當場教訓，因爲，那是嚴重“破壞上山下鄉”的犯罪。後來又有一次在電影院看電影時又無理取鬧，被當地青年乘機狠狠地揍了一頓。
從此，嘗到了貧下中農不好欺負味道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不敢再在當地爲非作歹。除了這樣的迫不得已而發生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再也沒有發生過毛澤東集團號召過的任何形式的“再教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集團爲了收拾文革武鬥殘局，無法解決城鎮青年就業，無法改善城鎮相當惡化的社會治安，把城鎮包袱轉嫁給農村的惡作劇。由於知識青年沒有技術，幾乎沒有給農村農民帶來任何利益。相反，只給農村加重負擔。比如，耕地的産量沒有因爲知識青年的插隊落戶而增産，卻多了一幫知識青年來分地（自留地）、分紅、分糧──最初幾年他們的口糧由政府保證供給每月30多斤，後來則是參與生産隊分配，一半以上的不足政府供給標準的糧食由政府補足──比農奴口糧多達一至四倍，因此，他們不存在飽不飽的問題。在毛澤東收到李慶霖反映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生活如何窮困到沒錢理頭髮的信並批示“此事宜統籌解決”後，他們更有當地政府的若干補助。農村中難得的幾個民辦、代課教師、加工廠等臨時崗位，本可由“回鄉知識青年”填充，卻都讓他們搶去了。
“回鄉知識青年”是農村的中學畢業生不甘於農奴地位又要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地位比高低而冒出的聊以自慰的說法。
離開天堂般的城鎮，離開父母、離開家庭、離開戀人，中斷學業，而打著背包上山下鄉到偏鄉僻壤，與窮困與伍，與泥巴對話，爲了能及早登陸百裏挑一的招工、招幹或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名單，必須裝出在重活累活苦活險活中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表現，笑送錢物色情行賄大隊幹部、公社幹部的表情，固然是天大的悲哀！但是，農村人終身當牛當馬當豬當羊當果樹，難道就幸運？要知道，每當我們看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經常收到一包包從城裏寄來的食品、衣服包裹時，就會羡慕、感歎不已；每當生産隊逢農忙時節開大鍋飯（菜自帶），知識青年的種種罐頭作菜和有油水的炒菜會令我們垂涎三尺。看到他們經常自由自在地回城並帶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海味、衣服等，實在令我們大喊天帝公心何在！
我，沾著家父在鄉衛生院當財會員工有工資領的光榮，在村裏屬於富貴一族。然而，我也只能把院長可憐我父親窮困而準備扔的一堆破鞋愉快地穿著走村串戶，令同村的青年羡慕不已；也只能把憑著家母是大隊婦聯幹部的面子開後門以一條五毛錢的便宜價買得的日本尿素外包裝的尼龍袋，染成黑色縫製成背心穿著下田，讓知識青年笑我幫日本尿素廠做廣告（染質不高，下水後，“日本尿素”便清晰可見），雖然他們也知道日本尿素是供不應求的搶手肥料。但是，我不在乎諷剌而在乎它的實用價值，簡單的成本計算已令我自豪不已：比那些買蚊賬紗布做背心的奴兄奴弟，比那些連蚊賬紗布都買不起而只能在夏秋季節穿著破而厚重衣服的奴伯奴叔，我的尿素背心明顯省錢省布票又耐穿。何況，它還是具有較高奴位元的象徵，較強奴勢的符號。
憑什麽叫農村居民養城鎮居民啊？城鎮居民的身分憑什麽比農村居民高貴幾等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麽就沒有農村人的共和股份啊？這是當時我心中最簡單又得不到回答的問題。
我曾問我敬重的一直到他過世都給我很多教益的有知識有修養的四類分子──我的鄰居，反革命分子。他只說，入公社時農民以所有土地農具入股都得不到一厘股權，你沒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交一分股金，怎麽會有共和股份呢？並訓我千萬不可再向任何人提這問題，以至這問題成爲長期悶在我心裏的難題。反革命？他什麽也沒反，不過是在“解放”前加入了三青團，就因此受到殘酷的屬於真正反革命分子才可能享有的專政待遇：除了和我們貧下中農一樣勞役外，就是經常挨批鬥，直到1976年的臨死前。要知道，三青團，是個當時任何有熱血的愛國學生都可能加入的組織啊！提出“三民主義”的孫中山是國共兩黨一致共認的國父啊！試想，如果哪一天農奴推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管有無罪行就將所有加入過共青團、共產黨的人判成罪犯、發送勞改場，是不是毫無天理可言啊？儘管在和平時期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組織與國難當頭期間加入三青團組織的動機完全不同。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後，很快掀起了控訴上山下鄉罪惡的文學創作高潮。遺憾的是，接受了農奴養育之恩，瞭解了農奴苦難，也與農奴結下了友誼的知識青年筆桿子，除了憤怒自己的遭遇外，幾乎沒有人爲農奴的苦難而控訴。他們不厭其煩地和著“幹部下放是變相勞改”的論調，重復地控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的苦難，可就是沒有人替農民說一句公道話。好象農奴是勞改他們的監警獄卒。然而，他們並非不知道，農村是囚禁農奴的露天監獄，農奴是毫無待遇的勞改罪犯：出生地是他們的終身監獄，無期徒刑是他們的終身待遇；野生動物般的謀生手段是他們的“天賦”人權，野生植物般的呆在原地是他們的“天賦”自由；過去任人集中勞改是他們的解放，後來任人集資攤派是他們的福利。
這種被捆在一起受窮受罪的社會形態，在“解放”前的歷史長河中何時出現過？難道馬克思主義指鹿爲馬的“奴隸社會”中的堯天舜日中，有過這樣的奴隸社會形態，或者有過如此殘酷的社會形態？
也許劉曉波所說的收成好的集體是指城鎮郊區的農戶集體，然而，那是城鎮天堂陰影可覆蓋到的專政特區，許多法律都有特別的規定，從來就與通常意義的農村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如今，幾乎所有的城鎮郊區居民生活可與當地城鎮居民比高低。郊區之於農村，猶如深圳等經濟特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小城市不可比一樣。爲此建議，只有下過鄉、尚未深入瞭解“三農”的劉曉波，在爲農奴控訴苦難之前，深入調研“三農”，以發出農奴真正的心音。
如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一代爲自己的不幸身世編了一個泄憤的順口溜：他們是“毛澤東時代下鄉，鄧小平時代下海，江澤民時代下崗”的三下一輩。可是，要知道，即使你們下崗、失業，仍有伸手可得的“失業金”、“下崗補助”。遊個行，喊個口號，就能輕易地獲得“特困戶”的待遇，方方面面的援助。可是，“三下人”中，誰爲比你們更加不幸的農奴、溫飽不如坐牢的農奴說一句同情話呢？
所以不同情，是因爲沒良心。他們明知集資攤派是紮向瘦弱農奴身上的抽血針筒，但是，深知農奴苦難的“三下”一輩中，就有先後在權位上的老知識青年，爲集資攤派農奴財産積極地設計、創造、生産、利用這樣的抽血針筒，更有爲著沒有止境的公款吃喝玩遊淫而不遺餘力地加大抽血劑量，更有爲著個人的保官和升遷的行賄需要而放肆地向農奴抽血，以建設名爲人民實爲創賄的種種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他們明知農村是苦難無邊的苦海，卻各顯神通，積極地在苦海周圍加強封鎖工事，爲加固農村監獄無私地奉獻設計智慧、改建圖紙。當然，沒良心者，不止於“三下”一輩中，也包括逃離農村監獄的農奴子女中，他們一上城鎮高岸，就忘了同患難的父老鄉親，以得志就倡狂的惡性，積極配合專政集團的意志，殺回農村，欺負患難中的父老鄉親。
城鎮人啊，怎麽如此自私、如此沒良心啊！
中國人啊，爲什麽如此自私、如此沒良心啊！
蒼天啊，什麽時候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多出幾個劉曉波呀！

NO:1076_19
讀讀樂 　於　2002/09/14 16:3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一個高度集體化的鄉村社區的治理──河南南街村治調查
作者：項繼權
南街村地處豫中平原，臨潁縣城南隅，毗臨107國道(京深公路)，緊靠京廣鐵路。
1996年初統計，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742戶，3200人，2006畝耕地，面積1.78平方公里。南街村是當代中國鄉村最耀眼的明星村之一，被譽爲“豫中一枝花”。
1980─1995年短短十一年間，南街村社會經濟增長了1000多倍。
村民富裕的生活,村內寬闊的道路，高大的廠房，高標準的住宅，現代化的學校，一流的幼稚園令成千上萬慕名而來的參觀者驚歎不已。
不僅如此，在當前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南街村在社會經濟發展和村務管理上採取了一系列獨特的辦法：
如強調“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用毛澤東思想育人；
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實行集體統一經營，反對承包制；
強調共同富裕，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分配上實行工資制加供給制，反對分發獎金，提倡“八小時之內拚命幹，八小時之外作奉獻”；
他們提出“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奮鬥目標，致力於首先在南街村實現共産主義等等，更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誠如村黨支部書記王洪彬所說，“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說轟動海內外，驚動上層。衆說不一，爭論不已。”(1)
南街村的獨到做法和顯著成就已有大量的宣傳和報道，近些年來，前來參觀、取經的社會各界人士，絡繹不絕，有增無減。
據瞭解，1994年，共有16.5萬人前來參觀、訪問，1995年上半年這個數位已超過12萬。”(2)南街村的做法被一些人視爲一種獨特的和成功的發展模式──“南街模式”在一些鄉村地區得到推廣。
作爲“一個影響廣泛，資訊豐富的社會存在”，南街村也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有些學者已經對南街村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及其內在的生命力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的解釋。(3)
其實，南街村的獨特性和影響力不是或不僅僅是超常的經濟發展速度，更不是其現代化的設施，而是南街村獨特的村治方式。
正如村党辦雷德全主任所說，“在當代中國鄉村，經濟上比南街村發達的村多得很，但並沒有南街影響大。南街真正的影響並不在經濟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4)要真正理解“南街模式”，解開“南街之迷”，就必須關注和研究南街村治。
爲此，1994-1996年，我們三上南街，對南街村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村情和村治調查。
1996年4月駐村調查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調查方式主要是個人深入訪談、小型座談會、查閱資料檔案、聽取幹部彙報、旁聽村務會議等。
先後走訪了南街村黨委、村委會及村公司主要管理部門，採訪南街村民、外來民工（“外工”）、鄰村居民以及外地業務員和外來參觀者及調研人員兩百餘人，與其中40餘人進行過兩小時以上的深入訪談。此外，還對南街村所在的臨潁縣、漯河市及河南省有關黨政部門進行了調查。
此項調查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地瞭解南街村治的特點，也爲我們全面地認識當代中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多樣性提供了典型的模本。
一　南街之路

南街作爲相對獨立的鄉村社區歷史頗爲久遠。
史稱南街在“清屬岔曲保，1921年屬中區爲南街；1934年屬第一區的城鎮聯保；1941年屬潁川鎮第二、三、四保。”
1948年初臨潁縣解放後，南街設立街政府，隸屬於縣城關區政府。
1950年改爲南街鄉，1955年撤鄉與西街合併爲西南集體農莊。
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後，改西南集體農莊爲城關人民公社中管理區，1959年春從中管理區析出，成立南街生産大隊。
1984年家庭聯産責任制實行後，南街生産大隊改建爲南街村民委員會並一直沿續至今。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前，南街就是當地的先進典型。
50年代南街積極推行合作化和集體化；70年代曾創造過糧食、煙葉畝産超千斤的記錄，曾受到上級政府的表彰。
但是，直到70年代末，南街並沒有真正擺脫貧窮與落後。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南街村也實行過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
1981年至1989年，農業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制；1981年至1984年企業也實行了個人承包，與此同時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也發展起來。
到1991年底，全村個體經商的種類約有29種，糖、煙、酒、食品批發站有4個，代銷店有18個，個體餐館有12個，百貨布匹攤點11個，修理業有12個。(5)80年代初至中期，南街家庭經營、個體經營及私人企業一度成爲主導的生産方式。
1988年，臨潁縣和漯河市在開展“學南街”的活動中宣傳南街是“村辦聯辦戶辦一齊上，農工商各業協調發展”的典型。(6)
但是，從1984年開始，南街村走上了再集體化的道路。
1984年南街村中斷了企業個人承包，收歸支部集體承包；從1986年夏季至1990年，村逐步收回了家庭承包土地，實現了集體統一經營。
村個體工商業者也在1990年前後至1994年底陸續將自己的産業獻給集體，從而全部實現了生産資料公有制。
按照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的說法，“咱們目前的南街，一草一木，一張鐮、一張鋤、一把鉗子、板子，都是姓公，更不用說設備了。可以說，生産資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不僅如此，從90年代初開始，南街村逐步推行生活資料的集體所有制。
迄今爲止，村民的大部分生活資料已歸集體所有，如村民最主要的生活資料——房産、家俱、主要電器等等已收歸村集體所有，村民現在所住房子、所有家俱、電器及生活所需的糧、油、菜、電、氣(煤氣)等等都由村集體統一配給。
1992年，南街村提出“實現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奮鬥目標，不僅不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也將消滅村民全部的私有財産。按照村黨委書記王洪彬的說法：“咱們總的指導思想就是：把南街人的生産資料、生活資料全部實行公有制，不存在私有的問題。”“目前的生活資料還有部分是私有制。”“小件東西像被子、衣服、鞋子、襪子等還姓私。這些要隨著南街集體經濟的發展，逐步把現在群衆姓私的東西都變爲姓公。”(7)目前的南街村正加快消滅生活資料私有制的步伐。
1996年4月筆者南街調查期間就得知他們正加緊修建村民集體食堂，準備在不久就使村民重新吃“大食堂”、“大鍋飯”，這無疑是南街村消滅生活資料私有制的又一個決定性步驟。(8)
在重新集體化的同時，南街村依託本地資源，大力發展集體企業，實現了社區工業化。

1980年以前，南街村的“工商業”僅有“一爐兩組”，即一台烘爐，打些鐮刀耙齒，一個縫紐組，一個修配組，幾乎稱不上是企業。
1980年南街興建了一個小麵粉廠和一座6門的磚瓦廠。在1981年的聯産承包中，兩個廠承包給個人，1984年村黨支部收回承包權，由支部承包經營。
此後，南街依靠“玩泥蛋”(燒磚瓦)和“玩面蛋”(麵粉和食品加工)，村集體經濟如滾雪球一樣迅速壯大，村辦企業現已發展到26個，形成一個擁有速食麵廠、食品廠、麵粉廠、包裝材料廠、膠印廠，啤酒廠等企業的“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
1984年産值70多萬元，1985年130多萬元，1986年320多萬元，1987年730多萬元，1988年1400多萬元，1989年2100多萬元，1990年4100多萬元，1991年突破億元大關，1992年2.6億，1993年4.2億，1994年8.02億，1995年達11.78億元。
1984年利稅僅爲7萬多元，1994年達6000多萬元，其中上交稅收1600多萬元，占臨潁縣當年財政收入的1/3左右。
短短的十年南街村産值增長了1100多倍，利稅增長了900多倍。(9)
南街村經濟發展
年份　　總產值(萬)　　職工(人)　　總利潤(萬)　　　固定資産(萬)
1990　　4220　　　　　6116　　　　680　　　　　　1223
1991　　1032　　　　　27342　　　1754　　　　　　4042
1992　　2126　　　　　98998　　　3615　　　　　　8362
1993　　4218　　　　　29404　　　5061　　　　　　18432
1994　　82550　　　　10349　　　3679　　　　　　34862
1995　　117093　　　　11036　　　6060　　　　　　41003
注：此表統計資料爲1996年4月在南街村調查所得。
有關資料與其他相關材料不盡一致。
如《南街村1994年工作總結》，“1994年完成産值8.02億元，創稅利6060萬元。
集體固定資産達4.6億元，流動資金1.2億元。”《南街村1995年工作總結》稱“95年完成産值11.78億元，創稅利6800萬元。
集體固定資産達3.5億多元，流動資金3.3億元。”另據《南街村情況介紹》(1995年9月8日，列印稿)，南街村“公司下屬26個企業，其中5個合資企業，擁有資産總值7億多元，就業人員11000多人。”
顯然，有關産值、利稅及固定資産的統計各不相同。
隨著社區集體經濟的高速發展，南街村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過上了夢寐以求的富裕生活。
1993年南街村人均純收入達2300多元(含各項福利)，爲1978年的32倍。村集體免費向村民供給水、電、氣、食用油、節假日食品，免交入學、入託、防疫、人身保險、計劃生育、文化娛樂等費用；
農業稅和各項農村提留均由村集體負擔，每年村承擔免費款達280多萬元，僅1995年春節，村集村民發放的魚、肉、蛋等29種節日食品，人均一次享受免費金額達290多元；從1993年起，南街村開始建造高標準的村民住宅樓，大套三室一廳，使用面積92平方米，小套兩室一廳，74平方米，家具、炊具、家用電器、製冷取曖設備由村統一配備，1995上半年開始全體村民陸續遷入村民樓。
南街村大力興辦公益事業，公共設施日趨完備：學校、食堂、旅社、賓館、敬老院、幼稚園、圖書館、文藝廳、籃球場、門球場一應俱全。全村街道均已硬化，高樓大廈錯落有致，村莊建設井然有序，宛如一幅現代化的鄉村都市。
短短十多年間，南街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創造了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迹”，在實現社區集體化的同時實現了社區工業化，成爲中國農村改革中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典型，被稱爲“豫中一枝花”，享譽國內外。

二　“班長”權威

南街模式的形成及其快速發展的原因一直是人們努力探求和解釋的問題。對此，南街人有著自己的回答。
王洪彬告訴我們，“南街村是黨委一班人帶領全村群衆大幹、苦幹、巧幹和實幹幹出來的，也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出來的。”(10)
然而，訪談的南街村民幾乎無一例外地稱：“南街村能有今天全靠俺們有一個好班長！”－－南街人無論老幼都稱呼村黨委書記王洪彬爲“班長”。
南街人的解釋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凡到過南街及對南街的發展有所瞭解的人無不承認，南街村的存在和發展是全體村民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在政治和經濟的夾縫“鬥爭”出來的，而這一切與“班長”王洪彬分不開。南街村所在的漯河市一家報紙就寫道：“想真正認識現在的南街，必須得首先認識一個人，……就是被村民稱做‘班長’的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11)一位作家則感慨地說：南街村的事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王洪彬的人格力量來號召來推動的，沒有王洪彬這個人，很難想象南街村會有什麽變化。(12)
其實，許多學者也都注意到，在80年代中國鄉村，少數社區領袖在社區發展、社會控制和區域治理中發揮著特殊的和顯著的功能，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些有“卓越才能且功勞卓著”的人常常被人們習慣地稱之爲“能人”。(13)
一個村的發展方向、治理方式及其興衰成敗大都深深地打上了這些“能人”的烙印，甚至在某種程度，一個村快速發展的歷史也是一個“能人”傳奇的歷史。

對於南街村來說，南街村與王洪彬的名字幾乎是不可分的。
人們談到南街村就不能不提到王洪彬，反之，講到王洪彬就會講到南街村。
在南街村，“班長”王洪彬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並受到村民們溢于言表的敬畏和崇拜。
他的講話常常作爲文件傳達學習；
“班長說的”“班長教導”幾乎成了人們的口頭禪；
“聽班長伯伯的話”是一些家長對子女的教導；
他的畫像也被人們珍藏和公開懸挂；
王洪彬甚至被一些村民稱之爲“南街村的小毛主席”。
農民的個人崇拜常常被一些人視爲是“愚昧無知”和“盲目”的表現，然而，即使一位“無知”的農民也不會“盲目”地崇拜某一個人。
任何個人崇拜都會有其存在的根源和基礎。那麽，南街人對王洪彬如此崇敬的原因何在？
或者說，王洪彬在南街村的權威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南街村調查中我們發現，南街村人對王洪彬個人權威的遵從和崇拜首先是建立在王洪彬對南街村的貢獻及王洪彬過人的膽識和才能的認同的基礎上。
在南街村民看來，南街村今日的成就正是“班長”“英明決策”和“領導有方”的結果，是王洪彬給他們帶來了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也帶來了南街村的榮耀及南街村民的光彩。

王洪彬，生於1951年2月，1964年南街小學畢業。(14)
1971年任南街一隊生産隊長。
王洪彬任隊隊長不到兩年，一隊就實現了糧食、煙葉畝産“雙超千”，全大隊13個生産隊，一隊完糧就占了全大隊的一半，一下子成了全縣及地區的典型。
1976年7月王洪彬加入了中囯共產黨。1977年始任南街大隊支部書記。
隨著農村基層體制改革及南街村的發展，王洪彬從大隊支部書記變成村支部書記進而一直上升至今日的臨潁縣委副書記兼南街村村黨委書記、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總經理等。正是在他任職期間，南街開始從貧窮走向富裕，成爲全國聞名的典型村。

在南街村流傳著許多有關王洪彬帶領黨委一班人審時度勢、大膽進取、艱苦創業的故事。
1979年的南街大隊是一個高産窮隊，雖然糧、煙畝産“雙超千”，但用群衆的話說“土坷垃裏再也擠不出幾兩油了”。
面對農業增産、農民不增收的矛盾，當時任支部書記的王洪彬帶領支部“一班人”開著拖拉機，帶著乾糧，到新鄉七裏營劉莊去取經。
回村之後，王洪彬就決定利用本村800多畝崗地建磚廠。建一個磚廠需要投資30萬元，當時集體積累過於單薄，銀行貸款又難以指望，王洪彬便與支部成員商量，終於想出了一個“指山賣磨”、“借體搓繩”的絕招，這就是先把建磚廠的資訊張揚出去，然後以低於市場價格將産品預售，用預售款投資建廠。
當時市場上一塊磚售價一般爲三分三厘，他們則以二分五厘的價格預售。
爲了促進銷售，他們針對人們將信將疑的心態，要求大隊幹部帶頭認購，並規定，凡買磚必須經過班子研究批准，每個幹部只能分配有限的指標。
消息傳出，許多社員議論紛紛，也要求購買。大隊趁機宣佈幹部和社員一視同仁。
於是，購買者紛至遝來，不到半個月，預售款達34萬多元。經過幾個月的奮戰，終於建起了一座36門的大輪窯。産品暢銷周圍的鄉村和市縣。
1980年，王洪彬和支部成員瞭解到本村和附近居民用麥子換麵粉很困難，有時要跑到幾十裏以外才能換到，且臨潁縣的麵粉加工廠也很少，決定創辦麵粉廠。面對資金困難，他們首先帶頭集資，又發動群衆集資。
仍不夠建廠所需資金，他們便又通過找熟人、托朋友，找來建築隊，賒來麵粉加工設備，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1981年初建成了年産750噸的麵粉廠。爲瞭解決銷路問題，王洪彬又親自帶領業務人員到北京促銷。北京勁松麵粉廠一次就訂了12年的供面合同，終於打開了銷路。

由此，南街人開始了“玩泥蛋起家”、“玩面蛋發家”，集體經濟迅速發展的歷程。在不少村民看來，“南街有今天全靠班長，沒有王洪彬也沒有南街村。”
在一位小學生眼中：“十幾年來，以班長伯伯爲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前輩，乘改革開放的東風，發揚敢想敢幹的精神，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和勞動代價，才換來了南街的今天，使南街成爲聞名全國的小康村。”(15)
一位爲人之父的村民也稱：“這些年，咱村這麽大的變化，群衆不愁吃，不愁花，啥東西都免費，還蓋這麽好的樓，配這麽多物件，叫咱住進去也不花錢，咱要是幹不好，不聽話，就對不起班長，不要良心。”(16)
事實上，南街村今日的輝煌已成爲王洪彬個人才能和成就的體現，這一成就不僅奠定了王洪彬在村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也進一步強化村民對他的服從和崇敬。

王洪彬的個人權威也源於他個人嚴格的道德自律和“公正廉潔的精神風範”。
在南街村，王洪彬的人品可謂是有口皆碑。《南街村志》這樣評述他：“王洪彬身爲黨總支書記，他大公無私，作風正派，把‘公生明，廉生威’作爲廉潔奉公的座右銘。
幾年來多次拒收、退回現金累計3500多元，物品折款500多元，堵絕了向他送禮的路子，成了一位廉潔奉公、爲人師表的典範。”(17)
訪談的幹部和村民對王洪彬更是讚不絕口。
人們的讚揚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班長一心爲公，一心爲南街村民”；其二是“他辦事公道，不循私情”；其三是“爲政廉潔，不貪不占，沒有半點私心”。

對此，人們都可以舉出大量的事實來證實。其實，對十多年來個人的追求及行爲，王洪彬自己也有比較坦率的說明。
在一次座談中，王洪彬堅定且充滿自信地說：“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讓南街人過上共産主義的幸福生活，凡是目前人們生活所需要的，人們所能享受的，都要讓南街人享受到！”(18)
在談到創辦集體企業的動機時他也講到：“南街爲什麽要發展集體經濟，爲什麽要辦企業?這個問題很好答：爲了掙錢!掙錢的目的又是啥?是讓南街人都富起來。”(19)
可以說，王洪彬爲之奮鬥的一切首先就是爲了南街人的富裕和幸福，並將發展社區，實現村民共同富裕看成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有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事實上，他早已把個人的利益融入南街村的整體利益之中，或者說視爲一體。
正如他所言：“前幾年我也講過，我已經把我自已家和南街村這個集體渾爲一團，擰爲一股了。
可以說，南街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我幹的一切也是南街的一切。”爲此，他對一切有損于南街的言行可謂是“嫉惡如仇”，自己則率先垂範，有著嚴格的道德自律。
在1994年全村整風的萬人大會上，王洪彬帶頭自查過自已的言行：
“壞人壞事，在我身上可以說基本上不存在，不能說那麽絕對。錯誤的思想也可以說基本上沒産生過。消極因素在我身上可以說基本找不著。我自已決不是吹棒我自已的。”
“公家的錢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買來，想用啥都能買來，但我一直嚴於律已，不拿公家的錢亂花，不但不自已隨便花，我也不叫家庭裏隨便花，更不叫我的親戚隨便花。”
“這些年儘管說咱們南街的錢我隨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有標準的，……我本人決沒有往兜裏裝，我不存錢，我放那現金幹啥？”
“嚴格地講，我身上確實有以權謀私的現象。我讓大家住樓結果我又蓋了三間房子和父母住一塊”，
“搞了個特殊化，以權謀了個私”，另外外地出差“也買點小食品，糖塊”，但“買的回數很少”，
“不象有些人出去那樣，到商店裏啥好買啥，回來一次一大兜子。”(20)
無疑，王洪彬的這些“特殊化”和“以權謀私”的行爲是微不足道的。

事實上，王洪彬這種“一心爲公”“廉潔自律”的行爲和形象也是他得以贏得村民尊敬的重要原因，尤其面對當今社會在經濟轉軌中暴露出來的比較普遍的腐敗現象，對這些一向崇尚“德政”和“德治”的民衆來說，王洪彬無疑更成爲他們推崇的偶像和們敬仰的物件，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成爲他們精神的寄託。
顯然，王洪彬以個人“突出的才能”、“高尚的品德”和“輝煌的業績”在南街人心目中建構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領袖形象”，由此他贏得了村民的遵從和崇拜，進而也奠定了他個人至高無上的權威。這種權威爲他強化社區管理，推行村務政策，進行社區改造提供了便利。
不過，王洪彬個人權威的形成決非僅僅是他個人才能和努力的結果。我們的調查顯示，王洪彬及其相似“能人”的崛起與8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時期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分不開，也與鄉村民衆的需求分不開。
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相對寬鬆而迅速變化的社會政治環境使王洪彬這些基層社區領導人有更多的自主權和更多的發展機會，一些有膽識和才能的領導人得以脫穎而出；
農民群衆在迫切希望致富而“致富無門”的情況下，又往往將希望寄託在少數社區領袖，期望他們帶領自己迅速致富；
而社區領導人面對群衆的需求和壓力以及個人榮譽感和責任感也力求造福一方，有強烈的發展動機；
此外上級政府的壓力和支援以及較爲發達鄉村的示範效應等等都推動了一些“能人”的成長。
尤其意味深長的是，在南街及其它一些鄉村調查過程中，無論是村民、村幹部還是這些被視之爲“能人”的人以及上級領導幹部，普遍都認爲“沒有能人不行”，“沒有能人一個地方發展不起來”，這種渴望能人的心態和輿論氛圍本身也是造就能人的深厚的社會基礎。

在此，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王洪彬的個人權威並不僅僅是一種道德的或道義的權威，也不僅僅是靠他個人的才能和品德及村民的信仰來支撐的。
事實上，在中國鄉村現實政治生活中，權威本身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依託權力，或者說是權力強化和“神化”的結果，而這種權力又是以一定的權力體制爲基礎。
在南街村，王洪彬個人權威正是以他在社區擁有至上的權力爲條件。

我們訪談的村民在表達對王洪彬個人能力和品行的敬仰的同時也流露出對他至上的權力的深深的畏懼。
至於王洪彬巨大的個人權力無疑是得益於他“歷史功績”和道德權威，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南街村現實的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並以此爲保障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王洪彬個人的權力和權威也是一種“制度”權力和權威。依靠一套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並借助個人權威，王洪彬得以行使自己的權力，發揮自己的才能，有效地治理南街。

(((((在此，讀讀樂小弟插話一句：“中國人需要人臘和淨國神社”！∼∼∼哈哈∼哈！)))))

三　村治體制

南街村社區公共權力自身的配置和運轉表現爲一種黨委領導下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
目前，南街村黨、“政”、經組織分別是南街黨委、南街村民委員會和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
不過，按照南街黨委辦公室負責人的說法，“目前南街村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南街村黨委、村委會、公司三個組織其實是合一的，黨委辦事機構也是公司辦事機構，說是村委會辦事機構也行，這僅僅是名稱的不同而已。”(21)這一說法也被我們的調查所證實。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南街村村民委員會是南街村社區村民自治組織和社區自治權力機構。
1982年《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3次會議通過)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村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至七人組成，由村民直接選舉産生；村設村民會議，村民委員會向村民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村民委員會根據需要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人口少的村也可以不設；村民委員會可以分設若干村民小組，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
這一系列原則規定對村民委員會的組建、功能及其運作方式進行了規範。

在人民公社解體的過程中，南街村也從原來的生産大隊轉變成村民委員會，並依法建立了相應的組織。
但是，從目前來看，“南街村民委員會”的名稱雖然存在，1995年度還被民政部評爲“全國模範村民委員會”。
然而，訪談的村民和村幹部均告之，“村民委員會僅僅是個牌子，沒有實際的作用，也沒有什麽活動。”
對“村民委員會主任是誰”這一問題，村民和村幹部的回答莫衷一是，有的稱是現任黨委副書記王金忠，有的則說是“班長”王洪彬，黨委辦公室一位負責同志則稱“名義上是王金忠，實際上是班長。”(22)
1995年度南街村所在的臨潁縣曾進行了全縣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但在1996年4月的調查中，南街村有的幹部稱南街村委會也進行了選舉，有的則稱沒有選舉，對負責全縣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縣民政局的調查也沒有確切的回答，但他們肯定地說，“全縣已上報的選舉材料中沒有南街村，南街村所在的城關本應報19個村，現在只報來18個。”(23)查閱該年度《南街簡訊》，也無有關換屆選舉的記載。這一切都顯示南街村民委員會可能並未進行換屆選舉工作。

在南街村調查期間，當我們提出瞭解村民委員會有關部門及其職能時，村黨委辦公室安排我們到村黨委下轄的“農村支部”及村“婦聯會”調查，並稱“南街村民委員會沒有什麽辦事機構，村民事務主要由‘農村支部’和‘婦聯會’負責。”在“農村支部”和“婦聯會”我們瞭解到，南街村依然保持14個村民小組的劃分，但“農村支部”的負責同志告訴我們，“村民小組劃分是傳統的劃分，由於村民大都進居村民樓，傳統的按居住地劃分的村民小組已被打破，村民小組的設置可能撤銷，或者按門棟重新劃分。”(24)
他們還告訴我們，他們的主要職責是負責村農業隊及未參加企業工作的退休的及閒雜人員，“大約100多人，最多200來人。”
另一方面，“農村支部”和“婦聯會”負責涉及全村村民福利待遇的“十星級文明戶”的評定。此外，“農村支部”和“婦聯會”還分別負責各自的黨支部組織和婦女組織工作。其中，“婦聯會”還負責全村計劃生育工作。
不過，涉及全村村民的工作“農村支部”和“婦聯會”基本上是分工不分家，一起工作。不過在工作上農村支部處於領導和管理的地位，而婦聯會則偏重於組織實施。
由此可以看出，南街村目前的村民委員會雖然存在，但村民委員員會既無完整的組織機構，又無正常的組織活動，事實上名存實亡。村民委員會殘存的部分職能由村農村支部和婦聯會行使，而這兩個部門在組織系統上也被視爲村總公司的工作部門，並不是村民委員會的職能機構。
南街村社區組織與管理的功能實際上已被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所取代。
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是南街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始建於1985年，現已成爲國家一級企業。公司下轄速食麵廠、食品廠、麵粉廠、包裝廠、養雞場和中外合資彩印廠、膠印廠、奶油酥條廠、啤灑廠、冷面廠等26個企業，職工12000多人。
公司作爲社區唯一的企業，南街村全體勞動力均在公司各企業和部門工作，企業是村民收入和福利的唯一來源,社區政策也不允許村民從事其他個體和私營經營及其它兼業和嬴利活動。
村民由此也被全部納入社區公司和企業組織與管理之中。
村民原有的基於地域劃分的村民小組已越來越喪失其意義，村民開始按照企業、廠隊及車間重新劃分。
社區黨組織、村民委員會及群團組織的組織與活動方式隨之發生重大的改變。黨團組織的設置已不再按傳統的地域劃分，而主要以企業單位設置，黨團組織的活動也以企業爲單位。
村社區婦聯、治保、民兵等組織也作爲村公司的一個部門，而不是象其他鄉村地區作爲村委會下轄組織看待的。
南街村社區還設有工商所、派出所，它們也是作爲公司的下轄部門而存在(參見下圖)。總之，目前南街村民實際上是按企業來組織，村民活動以企業爲單位進行，一切村務和國家政策也通過企業組織系統貫徹執行，社區已經實行了企業化管理。
中共南街村委員會是南街村社區黨組織，也是社區組織的領導核心和社區的權力中心。

早在1948年，中囯共產黨在南街政府就設有“政府黨支部”，1950年南街實行鄉建制，政府黨支部也隨之撤銷，成立了“鄉黨支部”。
1955年南街與西街合併，南街鄉黨支部撤銷，設立南街黨小組，1958年更名爲中管理區黨支部。
1959年春南街生産大隊成立，設立大隊黨支部，1984年又更名爲南街村黨支部。
1988年12月30日，南街村黨支部升格爲南街村總支部委員會(“總支”)，下設5個黨支部。“總支”由書記1人、副書記3人、組織和宣傳委員1人、紀檢委員1人共6人組成。
1993年，南街村總支部委員會又上升爲中共南街村委員會(“黨委”)。

目前，南街村有黨員219人，其中包括部分非南街村籍黨員。南街村黨委成員共7人，其中書記1人、副書記4人、黨委委員2人。(25)現存7位成員均爲男性。
黨委下設宣教辦、黨委辦、政法辦、政工辦、顧問辦5個辦公室，下轄17個支部，37個黨小組。
最大的支部爲農村支部，共有29名黨員，其餘支部均在20人以下，最少的支部爲7人。大的支部由支部書記、宣傳委員、組織委員、紀檢委員、青工委員5人組成，小的支部則由書記、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3人組成。從支部設置方式來看，除農村支部外，都是按照企業及部門爲單位設立。
在黨組織設置上要求做到“大廠有黨支部、小廠有黨小組，沒有黨小組的單位則設黨員責任區，由所在單位的黨員和共青團員組成，以發揮先鋒模範和監督作用。”
目前共設有37個黨小組和42個黨員責任區。據政工辦負責人介紹，“爲了保證黨的領導，在各企業一般實行支部書記兼廠長，重大問題由支部成員參與討論。當幾個廠合建一個支部時，重大問題也由黨支部討論決定，各廠長實施。”“各廠還專門配備政工廠長，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南街村有發達的群團組織，但這些組織已被納入社區整個管理體系之中：
共青團及婦聯會等人民團體作爲黨和群衆聯繫的紐帶，其功能已大部行政化；
民兵、治保和調解組織本身就是社區公共權力組織的一部分。
所有這一切組織都是在社區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活動。

從制度上看，南街村決策機構是“三大班子”。
“三大班子”是由南街黨委、村委會及公司主要負責人共20人組成。
南街村重大事務都由“三大班子”決定，或以“三大班子”決定的名義貫徹執行。
但是，“三大班子”的活動是在南街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
目前，南街黨委成員共7人，其中黨委書記1人，副書記4人，委員2人。
從年齡結構上看，黨委成員均爲50歲以下，其中40歲以下有2名，平均年齡爲43歲，是一個年富力強的領導班子；從知識結構上看，黨委7名成員中，除2位是初中畢業外，其餘均爲高中文化程度，在鄉村組織中屬文化程度較高的領導集體。
黨委7名成員同時兼任村公司及村委會主要職務(見圖表)，從而使南街村黨委、公司及村民委員會組織與領導處於“三位一體”的高度集中狀態，由此也保證了黨委對社區事務的“一元化領導”。不過，在南街黨委“一班人”之中，“班長”王洪彬無容置疑地居於領導的核心地位。
從王洪彬個人職務來看，他是村黨委書記，同時兼任村公司總經理、村合資公司董事長，按照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的說法，“村長名義上是王金忠，實際上是班長，班長也就是村長。”
王洪彬實際上是社區黨(黨委)、政(村委會)、經(公司)三個組織的負責人，這顯示南街村權力結構的高度集中性。南街村重大決策都是由王洪彬最終決斷。

在南街村“三大班子”及黨委制度化的權力安排之外，我們也發現存在一個由黨委書記王洪彬、副書記郭全忠和王金忠三人相以穩定的權力核心，黨委副書記兼民兵營長賈忠仁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這一領導核心，不過其地位稍弱。
在我們表列南街黨委成員的名單之時，黨委委員兼党辦主任王金安特別明示注意黨委成員地位順序的排列。按照他的說法，黨委成員地位高低順序是王洪彬、郭全忠、王金忠、賈忠仁、王繼春、耿富傑。也許由於謙遜之故，王金安將自己列于耿富傑之後，處於黨委成員之末。
不過，可以肯定地說，王洪彬、郭全忠、王金忠分別處於“南街村一、二、三把手”的地位，賈忠仁則次之。從歷史上看，王洪彬等四人都是70年代末相繼成爲南街社區領導幹部。
1976年，年僅24歲的王洪彬擔任當時南街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兼任一隊隊長，一年之後出任大隊黨支部書記，與王洪彬年齡不相上下的郭全忠和王金忠則分別擔任村會計和治保主任，賈忠仁擔任民兵連長。

20多年後的今天，郭全忠從過去的大隊會計變成南街公司的財務主管；王金忠從治保主任變成村委會主任，負責後勤工作；賈忠仁從過去的民兵連長變爲現在的民兵營長，他們四人的權力地位及社區職責事實上沒有變化，王洪彬依然處於權力的核心地位。在南街村的發展歷程中，郭全忠、王金忠及賈忠仁與王洪彬可以說是患難與共，一直是王洪彬堅定的支持者。尤其是郭全忠精於理財，王金忠則長期負責村務行政及後勤工作，“兩人直到現在，還是洪彬的左膀右臂。”(26)
賈忠仁則專司社區治安管理，成爲王洪彬的堅強後盾。正因如此，他們四人事實上執掌著社區“行政”、財政及“司法”和黨務大權，他們的資歷、地位及權力明顯高於黨委其他3名成員，成爲社區實際的權力核心，在相當程度上支配著社區決策並左右著社區發展的方向。也許正因如此，在南街村決策中存在“書記辦公會議”的決策形式，按照党辦主任王金安的說法，“書記辦公會議”負責南街的“一號決策”即最重大的決策。書記辦公會議除王洪彬、郭全忠、王金忠及賈忠仁外，黨委等5號人物王繼春也參加。
不過，王繼春是80年代末才進入村級領導班子，1987年南街創辦麻紡廠時，王繼春才剛剛被提撥爲麻紡廠廠長，其地位明顯遜于王洪彬等四人。南街黨委書記辦公會議的存在證實了王洪彬等人特殊的核心權力地位，其實，這種黨委書記辦公會議不過是將其權力地位合法化而已。
在這一核心權力層中，王洪彬一直居於領導和支配的地位。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洪彬與其他成員之間的地位差距越來越大，在今日的南街，王洪彬的威望如日中天，甚至被稱之爲“南街村的小毛主席”，其地位、權力及其影響是黨委其他成員無法企及的。
總之，目前的南街已形成了“班長挂帥”、黨委領導、黨政經“三位一體”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在這一權力結構中，南街村人公認的“班長”----黨委書記王洪彬無容置疑地居於權力中樞的核心地位，並在相當程度上推動著權力體系的運轉。

四　村務決策

關於南街村務決策方式，村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有詳細的述說。按照他的說法，南街村務決策方式因決策內容輕重緩急的不同分爲三級決策。
“一號問題，如三大班子成員的調整和分工問題，這由黨委書記辦公會議討論決定；
二號問題，如各廠隊中層幹部的任免、重大投資專案及涉及全村利益的重大問題，由黨委會議研究；
三號問題，主要是上專案，各廠隊人員調動等由‘三大班子’會議研究。”他還補充說，“一號決策與二號決策區別不大。”(27)

從我們的調查來看，王金安主任所說的南街村務三級決策的特徵是存在的，但據我們調查，除上述三級決策外，南街村還有黨委擴大會議的決策形式。
重大決策通常也經過了集體討論，具有民主決策的特點，但作爲社區領袖的“班長”王洪彬對決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社區公共決策的民主程度取決於“班長”王洪彬個人的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爲一種“集中民主制”，帶有明顯的“班長民主”和“班子民主”的色彩。
南街村“一號決策”即黨委書記辦公會議是南街最高決策形式。
決策成員主要是黨委書記王洪彬和其他四位副書記，“村顧問辦老領導有時也參加”(28)討論的問題主要是重要的和敏感的問題，包括黨委及“三大班子”成員的人事變動及幹部的懲處。不過，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此類問題也是由全體黨委成員參加討論的，即召開黨委會議討論決定。
這也是王金安主任所指出的“一號決策與二號決策區別不大”的緣由。按照規定，南街村黨委例會每月逢1號、11號和21號召開三次。實際上，黨委成員經常見面，召開“碰頭會”，對有關問題進行商議，只不過這種“碰頭會”人員及場所不固定，不如專門的黨委會議那樣正規而已。
南街村黨委除召開黨委書記辦公會議及黨委會之外，還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這也是南街村決策的重要方式。
1995年10月5日、10月8日和10月13日，南街村黨委就曾連續召開三次黨委擴大會議，除黨委成員外，還有“三大班子”及其他部門一些成員參加。會議集中討論南街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並對當時擔任企管辦主任的王金安提出尖銳的批評，會議最終決定將王金安調離企管辦，改任黨委辦公室主任。

南街“三大班子”是南街村的集體領導機構，也是重要的決策機構。
南街村不少重大問題都是以“三大班子”研究決定和貫徹實施的。按照規定，“三大班子”例會是每月逢2號、12號和22號召開，其時間安排比黨委會晚一天，主要目的也是爲了與黨委會議銜接，即有關問題首先由黨委會或黨委書記辦公會議討論，達成初步的意見，再提交“三大班子”會議進行討論通過，最後以“三大班子”決定的名義予以公佈並貫徹實施。
因此，“三大班子”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凡村務重大問題都可以討論。
1996年1月，江澤民主席關於“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的講話發表之後，南街村“三大班子”成員曾連續四個晚上集中學習、討論，最後還決定在全體村民和職工中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活動，在全村掀起新的一輪政治學習熱潮。由於“三大班子”成員大都是村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工作任務繁重，爲了不致於影響工作，也便於人員集中，南街“三大班子”會議通常是安排在晚上進行。南街村黨委還特別要求“三大班子”成員除特殊情況外均必須在村辦公樓住宿，以便隨時彙報和安排工作，交換意見和討論決策問題。
因此，“三大班子”成員開會遠比規定的三次例會要頻繁得多。村黨委辦公室另一位副主任雷德全就告訴我們，他們“幾乎是天天開會，不開會的時間是很少的”。

除上述各種類型的正規決策會議之外，南街村務決策還有其他多種形式的非正式的決策方式。按照党辦主任王金安的說法，“班長作爲一把手，啥都管。
他十幾年如一日經常下基層，檢查工作，發現問題當即處理，能拍板的當場拍板，如果個人不能解決，就通知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解決。”王金安將王洪彬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爲走動管理，並認爲這種“走動管理”“發現問題快速，瞭解問題真實，解決問題及時”(29)其實，王洪彬這種“走動管理”方式也是一種現場管理和隨機決策方式，相對於集體討論和會議決策，這種決策無疑是一種非正式的個人決策形式。除此之外，黨委書記王洪彬還經常就某一問題與相關部門負責人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討論，並作出相應的決策。
南街村決策中多種形式的集體議事和會議決策無疑是決策民主化的表現。
但是，嚴格地說，民主決策雖然必然伴隨一定的集體討論和會議決策的形式，但決策民主化的程度並不決定於召開會議的多少，更取決於參與決策人員的廣泛性及參與決策人員權力平等與自由討論的程度。從南街村來看，重大決策首先是在最高領導層討論進而提交更大範圍的人員進行討論，且問題愈是重要，首先參與討論的人員愈少，這顯示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特點。雖然“三大班子”人員衆多，但領導和決策的核心是黨委，尤其黨委書記王洪彬對決策有決定性的影響。
爲了瞭解南街實際的決策過程及決策過程中“班長”王洪彬及不同人員的權力地位及其作用，我們對南街幾項重大決策進行了深入的個案調查，從中更可以發現南街村務決策的一些特點。

(1)投資決策——南街村與日本企業合資生産拉拉麵的決策過程。
南街村是集體經濟高度發達的社區，村中原工貿公司是國家二級企業，投資決策是一項常規的、重要的村務決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大投資決策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村集體經濟及社區發展的興衰成敗。因此，南街村黨委對投資決策通常比較慎重，決策過程更具開放性和民主性。
1994年南街村決定與日本合資生産拉拉麵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南街村與日本合資生産拉拉麵共計投資4200萬元，也是該年度南街最大的投資專案。
據我們對党辦主任王金安等事後的調查，此次投資決策的大致過程如下：由於南街村經濟的支柱産業是食品加工業，其中以速食麵和鍋巴生産爲龍頭。
爲了保證社區經濟的穩定發展，南街黨委非常重視龍頭産品的生産及其更新換代，並已初步認定必須開發技術含量高、上檔次、上規模的新型産品。
不過，對具體上什麽專案並沒有把握，村專門設有專案開發公司，由黨委委員耿富傑負責，專案開發公司主要負責專案開發的資訊搜集、考察論證工作。不過，按照王金安的說法，“除專案開發公司之外，南街村的各級幹部、供銷採購人員、上級有關領導及社會各界朋友都經常提供資訊。”
生産拉拉麵的資訊首先是負責合資企業的王繼春副書記通過外商獲得的。他與外商接觸較多，曾應邀到日本考察，瞭解到拉拉麵是一種新型高檔速食麵，目前世界上僅有少數國家生産，中國目前未生産。於是，他就將此情況向書記王洪彬彙報。
在一次會議上，王洪彬品嘗了從日本帶來的拉拉麵樣品，並要求在坐其他班子成員一一品嘗，當即就拉拉麵的口感、味道、生産條件、市場前景等發表看法，在坐成員大都認爲不錯，王洪彬便初步決定投資生産，並決定專案開發公司等有關部門進行專門的市場調查和投資的可行性分析。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之後，有關人員將初步市場調查結果向王洪彬及黨委彙報，王洪彬聽取彙報後基本決定生産投資，要求進行進一步的市場調查，弄清市場銷售的具體辦法以及編制投資預算和實施方案。
王洪彬在聽取了有關投資預算及實施方案的彙報後便正式決定投資，並進行具體的分工，成立了由他領導的包括負責合資企業的王繼春副書記、專案開發公司經理耿富傑及負責技術的王厚昌等人組成的領導班子，其他財務、設備和技術部門有關人員也參與配合，具體實施。王繼春專門負責與外商聯繫並進行投資洽談。
日方合資公司——日本土牧公司是通過北京速食麵集團工程師陳建國聯繫，陳還協助瞭解外商情況及市場行情，並作爲南街與日本公司的仲介參與洽談。爲了便於協商，南街村邀請日本土牧公司派代表來南街進行直接的投資洽談。
外商來後，王繼春具體與外商會談，王洪彬坐鎮指揮，王繼春每次會談之後都向王洪彬彙報並商議下一步對策，經過四五次協商之後，王洪彬便拍板與日本土牧公司合資開工廠。
從南街與日本土牧公司合資生産拉拉麵的投資決策過程中可以看出，其一，南街村重大投資專案經過了搜集資訊、市場調查、投資分析、集體討論和反復論證，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其二，南街村重大投資決策最終的決斷人是書記王洪彬，投資決策的整個過程都是在他直接指導和領導下進行的；其三，由於南街投資決策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參與決策的人員主要是村級領導幹部和專門的技術人員，表現爲一種“專家決策”的特點，普通村民幾乎沒有什麽參與和影響。

(2)人事決策——關於撤銷生産處長徐龍興職務的決策過程。
生産處是南街企業設立較早的，也是相當重要的部門。1985年南街村成立公司之初就設立了生産科，生産科是當時僅有的三個科室之一。村中原工貿公司成立後，生産科上升爲生産處，具體負責全公司的生産管理，包括編制生産計劃、分解生産任務、統計生産進度、合理安排和調度生産人員、設備和物資等等，顯然是公司管理中極爲重要的部門之一，在現存的南街公司各處室中地位也相對較高，生産處長徐龍興也是村“三大班子”成員之一。
但是，1996年4月我們駐村調查期間，南街村黨委和“三大班子”突然決定撤銷生産處處長徐龍興的職務，並將生産處合併到“企管辦”。
有人說，生産處長徐龍興不僅被撤銷了職務，而且被開除了“村籍”。當我們在他被撤職的第三天與他家電話聯繫時，他已離開了南街，所住房子(由村分配的)已另有其主。
生産處的合併及生産處長的解職和開除顯然是一項涉及“三大班子”成員職務、工作及生活的重大人事決策。

據我們的調查，徐龍興“是一位老同志，祖籍是南街，他原爲國家職工，在縣城工作，全家吃商品糧，後來隻身到南街工作，一度很受器重”，被任命爲生産處長並進入“三大班子”。按照党辦主任王金安的說法，撤銷徐龍興職務主要是因爲他作爲生産處長“作風漂浮、遇事推諉、工作不紮實。另一方面思想不健康，作風不端正，一切只做表面工作，應付上面，應付班長，生産處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僅僅是一個統計機構而已。”
王金安還告訴我們，“撤銷徐龍興的職務是在一次‘三大班子’會議上班長首先提出來的。
他當時不僅提出撤銷徐龍興的職務，而且提出撤銷生産處，並要求班子成員就此發表各自的意見。雖然班子成員事先沒有準備，但由於長期共事，對每個人的工作作風、工作能力和人品都很瞭解。
我當時就表示贊成撤銷徐龍興的職務，但認爲不應撤銷生産處，因爲生産處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一般國營大中型企業都有生産處，我們企業沒有生産處也不合理，並提出可以將生産處合併到其他部門。
在場的三大班子20來人都表了態，百分之九十的人贊成撤銷徐龍興的職務，不撤銷生産處，於是班長就決定撤銷徐龍興的職務，將生産處合併到企管辦，由企管辦兼管。”
“班長決定撤銷徐龍興的職務，能者上、庸者下，徐龍興想不通；班長安排他到冷凍廠鍛煉，他也想不通，不願意去。在南街，一切應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徐龍興對班長的安排拒不服從，最後班長說，‘真的不服從分配的話，我只好不用你，你哪里來還是回哪里去。’
徐龍興提出要自己的老房子(已經折價交歸村集體)，班長說可以，你原來有多少房基還是給你多少房基。最後徐龍興走了。沒有開除村籍，是他自己走的。”
王金安還補充道，“班長看人向來是看得很准的，他在用人上鐵面無私。只要按班長要求的去幹就能幹得好，不按班長說的做，就會出錯。”(30)

王金安主任關於徐龍興撤職過程的述說與我們其他相關調查是相吻合的。
事實上，在決定撤銷徐龍興職務的過程中，王洪彬對徐龍興多次進行尖銳的批評。
在4月15日晚上的一次會議上，王洪彬還特別強調，對個別人的問題必須實行“鐵心腸、鐵手腕、鐵面孔”，在管理上離開了這“三鐵”是不成的。
他解釋取消生産處的主要原因是徐龍興的工作態度、思想意識有問題，思想陽奉陰違，工作踢皮球，背後挑毛病，並指出徐龍興在企管辦當主任期間，指揮失誤，造成的經濟損失也不少。
他還特別強調領導班子要“保持一致”，今後對“獻好的人”給予打擊，決不留情。
從上述有關生産處長徐龍興的撤職過程中可以看出，南街村重大的人事決策也經過集體討論，並能夠進行面對面的批評。
但很明顯的是，黨委書記王洪彬在重大人事決策上擁有決定性的權力，他不僅擁有任免權，而且擁有懲處權。他雖然也聽取其他班子成員的意見，但是，最終仍是以他的意見爲准。
一旦他提出某項人事任免問題，事實上都能按他的意願獲得通過。如果說在重大經濟投資決策上王洪彬能更多地聽取不同的意見，決策更具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話，那麽，重大人事決策更多地帶有個人決斷的色彩，這也反映王洪彬在非經濟方面擁有更大的決策權力。

(3)政治決策——南街開展整風活動的決策過程。
對於中國人，尤其是共產黨員來說，整黨整風運動並不陌生，它是中囯共產黨進行黨員政治思想路線教育的重要方式。
整風運動始行于延安時期，建國後也多次開展全黨整風。但是，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這種大規模的運動式黨員教育方式逐漸轉變爲經常性的制度化的黨員教育，全國性的整黨整風業已停止。然而，從1994年10月初開始，南街村在全村黨員幹部、全體職工村民及教師和學生中開展了爲期半年的聲勢浩大的整風運動，只不過此時將“運動”改爲“活動”。
在1994年10月3日一萬餘人參加的全村整風活動動員大會上，黨委書記王洪彬號召全體黨員幹部和村民職工“人人參與、人人揭發、人人批判”，“揭發南街的壞人壞事、揭發南街村黨員、幹部、職工每個人身上所存在的問題，批判錯誤思想，查挖消極因素，及反以權謀私、反官僚主義、反弄虛作假、反無所作爲。”
“目的就是通過這次活動把全體黨員、幹部身上的灰，通過‘洗澡’都要洗乾淨”，
“通過這次活動，讓職工、群衆都要受到一次‘愛國、愛黨、愛集體、愛南街、愛自己’的思想教育，受到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産主義理想的教育。”(31)
僅據1994年工作總結的不完全統計，在整風活動中，南街村召開各級各類型的會議近百場，黨員幹部、職工村民寫自查報告1500多份，揭發壞人壞事線索200多起(32)一些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檢查甚至停職反省；一些“有問題”的幹部和有劣迹的村民被送進“學習班”，個別違法人員受到法律的懲處。
顯然，整風活動是涉及南街全體黨員幹部、村民職工的一項重大的政治活動。據我們調查，整風活動的決策動議是黨委書記王洪彬首先提出來，在征得顧問辦領導幹部的同意後確定下來的。村顧問辦主任、原臨潁縣副縣長、縣人大副主任許興山事後告訴我們：“這次全村整風，黨委書記王洪彬同志先有個考慮和思路，想進行一次整風，但不知在現在形勢下搞整風行不行，於是來徵求我們的意見。
我們便同他一起分析，感到搞一次整風學習是必要的，整風並不是要整某一個人，而是進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教育。整風也是加強黨的建設，防腐倡廉的需要。於是，王洪彬同志就決定開展整風，並在班子會議上確定下來。”(33)

南街村開展全村整風活動的決策再次顯示黨委書記王洪彬是南街村重大村務決策的決斷者，也表明有些重大村務決策首先就是基於他個人獨到的思考和想法。
不過，如果從王洪彬個人對村務決策決定和影響的程度來看，根據不同的決策內容和性質，他的直接決斷能力並不相同。對於有關經濟投資及技術性較強的村務決策，他雖掌握有決定性的權力，但較多地徵求有關技術人員的意見；對於重大政治問題的決策，他可能更多地求教於顧問辦老領導；對於村務人事決策，他個人決斷的程度更高。這顯然與王洪彬個人的才能和經驗及知識積累主要在於社會政治及人事管理方面有關。

在南街村，我們發現顧問辦領導幹部對王洪彬治村有直接的影響。
南街村顧問辦目前17位成員大都是原臨潁縣縣處級領導幹部，這些幹部大都是從事公安和政法工作，他們以其特殊的身份可以溝通南街村與縣鄉及上級有關部門的關係；他們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法律知識爲王洪彬提供政治和法律的諮詢。
有不少政治性決策和政治活動本身就是顧問辦領導首先提出來的。顧問辦主任許興山談到，南街村開展學習張家港、學習江澤民同志要講政治的講話是他首先向王洪彬建議的；南街村開展“五獻一留”活動也是他向王洪彬建議的。這些建議均被採納，並在全村上下開展了大規模學習活動。
王洪彬對這些原老領導也是相當尊重，經常向他們請教。尤其是我們注意到，雖然顧問辦成員不是南街黨委成員，但南街黨委召開會議時經常邀請顧問辦老領導出席，聽取其意見，這表明顧問辦成員直接參與南街重大決策活動，在南街村權力結構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NO:1076_20
讀讀樂 　於　2002/09/14 21:0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五　村治之道

對於到過南街的人來說，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南街村在村務管理上採取的獨特管理方式和辦法。
王洪彬曾經說過：“南街是個什麽樣的村子?南街村是一個外圓內方的村子。”
“外圓內方”被視爲南街村基本的治村之道，正如南街村街頭巨幅標語所寫的那樣，南街村“堅持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
其實，“外圓內方”也集中反映了王洪彬個人的村治藝術，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王洪彬不同尋常的治理才能，以及他成功地維繫個人權力和權威並實施有效的村務治理的一些原因。
按照王洪彬的解釋，“所謂外圓，就是與市場經濟接軌。所謂內方，就是與本村的民意接軌。”
在我們看來，南街村的“外圓”就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採取靈活的營銷策略，“內方”則是對內部實行方方正正、一絲不苟的嚴格管理。

在社區管理上，南街村實行內外有別的“外圓”策略。如在村內明令禁止興辦歌舞廳、卡拉OK廳、桑拿浴、夜總會，更不允許打麻將、賭博活動。但是，爲了適應日方合資人員的需求，南街村特意爲日本董事長和總經理修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豪華別墅，內部除按日本的風格裝飾之外，還設有舞廳、卡拉OK廳、健身房、酒巴間等，並用了3萬多元購置了一張由電腦控制，能自動洗牌、翻牌的高級麻將桌，南街村班子成員輪流陪他們打麻將。
南街村在村內要求大公無私、滅私興公，要求村民嚴于律已，但是，在對外交往中“也搞請客送禮，既給人家回扣也拿人家的回扣。”(34)
不過，南街村要求所收回扣必須交公，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查處。按照王洪彬的說法，南街村實行“外圓”就是適應市場經濟，“咱們南街要發展集體經濟，在這市場經濟大潮裏，不與市場經濟接軌，集體經濟就難發展。”(35)

在“外圓”的同時，南街村對社區內部事務實行高度集中的嚴格的“內方”管理。
在經濟管理上，南街村農業已實現了集體集中統一的規模經營，被納入村中原工貿公司統一管理的範圍。
南街村的中原工貿公司是一級法人，擁有計劃、投資、人事、財務和購銷等職權。
各工廠只是生産單位，只擁有生産管理、設備維修和職工教育等職權。
在總公司內部，人員統一安排，資金統一調撥，物資統一採購，産品統一銷售，財務統一核算，福利統一分配。
各工廠沒有銀行帳戶(合資企業除外)，一般也沒有購銷業務人員(合資企業和個別工廠除外)。
總公司的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生産計劃以及固定資産投資等決策，由“三大班子”根據市場行情和生産能力決定，月度生産計劃由生産處根據年度生産計劃制訂，各工廠執行。
生産計劃屬於指令性計劃，必須完成。爲了完成生産計劃，降低生産成本，提高效益，總公司制定了“六定一賠損”的管理辦法，即定設備、定人員、定産量、定質量、定時間、定消耗，完不成計劃任務者就要賠損。生産指標由各工廠提出，經企管辦匯總，報“三大班子”批准，然後由企管辦監督、分解，落實到車間、班組。生産指標屬於硬性指標，必須完成。
如果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確實無法完成，各工廠必須及時提出調整建議，經“三大班子”批准後方可修改。(36)
南街村嚴格的“內方”管理不僅表現在社區集體經濟的組織與管理上，也突出地表現在社區社會政治生活及意識形態諸方面的管理及一系列特殊而嚴格的措施上。

(1)教育。
南街村一直以強調“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而著稱。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上，南街村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強調“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的頭腦”，提出“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奮鬥目標，倡導“破私立公、大公無私和公而忘私”的精神風格，並以此來教育全體黨員幹部和村民職工，以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爲，自覺地爲社區集體作奉獻。
南街村提出“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並大張旗鼓地展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始于80年代初。
爲什麽要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黨委書記王洪彬有過多次說明：“因爲南街發展的是集體經濟，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想使南街的集體經濟長期得到發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永遠走下去，我們認爲必須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

他講到：
這個提法是84年我們實行集體承包以後提出來的。
當時大家在探討南街爲什麽要辦企業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爲了掙錢。
掙錢爲什麽?大家說，爲了讓南街人富起來。
錢怎麽才能掙到?有的說，得選好專案；有的說，得選好設備；有的說，得出好産品；有的說，得選擇懂經營、會管理、有技術、有開拓精神的人管企業。
不管什麽性質的企業，要搞好企業必須具有以上幾個條件，如果不具備以上幾個條件，不論什麽性質的企業，都搞不好。
南街企業是集體性質，光具備以上幾個條件還不行。
我們認爲要把南街集體性質的企業搞好，還缺一個人，缺一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
我們都是過來人，對毛澤東思想感情很深，親身體驗過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選擇的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教育人。
84年，社會上有一種潮流，說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毛澤東思想是極左。咱們又怕戴上極左的帽子，就把毛澤東思想先放一邊，再找找是不是有其他的能代替毛澤東思想。
在當時找來找去找不到，中特理論當時沒出來，小平同志的三卷也沒有印出來。
儘管中央一直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但是下發的建設精神文明的文件和輔導材料，村這一級根本就沒有收到。
新內容找不到，有人說再往前找找，是不是把孔孟那一套端出來教育人。這也討論過，孔孟那一套儘管有些東西是正確的，但也有一部分東西是不正確的，有一部分是封建迷信的，還有些是不結合現實的，要全盤端出來，在南街用孔孟之道來教育人，這不結合實際，只能借鑒一些正確的東西，對這種提法否定了。
也有的說現在改革開放了，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模式發展中國，咱是不是也利用西方的信佛信教來統治人，這種說法馬上就被否定了。
咱們共產黨員具有一種信仰，不信佛，不信教，只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外的不適應咱中國，中國老的過時了，新的學習材料沒出來，只得又把毛澤東思想端出來。
所以，在當時南街就開展了這三大活動：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
大學毛著，讓我們的黨員幹部都樹立起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大學雷鋒，讓南街人都樹立起吃虧精神和奉獻精神；
大唱革命歌曲，讓人們的精神都振作起來，幹勁都鼓起來，這也是寓教於樂的形式。”(37)

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大學毛主席著作的同時，南街村於1992年提出了“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的目標。
提出在一個村範圍內首先建成共産主義小社區，這不僅在中國，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對此，王洪彬也有自己的解釋，“爲啥要把南街建成一個共産主義小社區?
我們南街這一百多名黨員，儘管說水平不高，但是，我們沒有忘記誓言，沒有忘記宗旨，沒有忘記共産主義這個大目標。按農民樸素的語言說，舉手宣誓時都說了這句誓言：爲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生。不能上邊說著，下邊蹴著，更不能嘴上說一套，心裏想一套，實際做一套，不能說話不算數。再說，‘共產黨’這三個字沒有變，尤其是前面兩個字‘共産’，共產黨沒有變成私産党、自由黨，還是共產黨，從字義上講，還是搞共産主義。黨的基本路線還沒有變，宗旨還沒有變。根據這幾方面的因素，南街提出來要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

“當時北京有一位理論工作者親自找到我說，你這種提法是不科學的，不結合實際的，甚至說是錯誤的。我說，先不說科學不科學，結合不結合實際，正確與否，要想正確評價南街這個提法，首先要轉變對共産主義這個概念的理解。過去咱們接受的共産主義教育，就是世界大同。關於世界大同的問題，世界上前五千年沒有出這樣的人，恐怕後五千年還不好出這麽一個人把世界大同起來，即使能出現一個人把世界大同起來，他也不可能一小時之內把世界大同起來，也要分國家，分地區，乃至一個村一個村的去實現。
中國每一個村都建成共産主義小社區了，中國不就是實現共産主義了嗎!
全世界每個村都建成共産主義小社區了，世界不就大同了嗎?”王洪彬認爲，把南街村建設成爲共産主義小社區是南街村的“總路線”，“咱們南街每開展一項活動，每制定一個規章制度，每採取的一種措施，都是圍繞把南街建設成爲共産主義小社區這個總目標去制訂的，都是與此挂鈎的。”“實現南街共産主義小社區，這就是咱的總路線。”(38)“就象過去主席說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爲了實現“共産主義小社區”的目標，南街村尤其強調對村民世界觀的改造，致力於破私立公，“用破私立公塑造人”。
按照他們的說法：“以權謀私、損公肥私、腐敗墮落、違法亂紀的産生都來源於一個‘私’字。如果人們沒有私心，有權的人就不會以權謀私，就不會産生墮落腐敗；沒有私心，無權的人就不會損公肥私，或違法亂紀。所以私心是萬惡之源。”
(39)與此相反，“公心是集體事業成功之本。”
“是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催化劑，是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內在動力。假如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建設者都能夠一心爲公，大公無私，以南街整體利益爲重，擺正大家和小家的辯證關係，真正把南街這個大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則衆人捧柴火焰高，人心齊泰山移，共産主義小社區建成就爲期不遠。”因此，“南街人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用破私立公塑造人已成爲當務之急。私心不除，公心難立；公心不立，共産主義無望。”(40)

爲了改造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破私立公塑造人”，以實現共産主義小社區的目標，南街村採取了一系列獨特的方式和辦法。
如在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上，從1984年起，南街村開展了大規模的“大唱革命歌曲、大學雷鋒精神、大學毛主席著作”的“三大活動”。
他們重新編印《爲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反對自由主義》等毛澤東著作，發至每個黨員幹部和職工村民手中，要求人人學習；要求凡是進入南街企業的人都要會講幾條毛主席語錄；各廠隊組織經常性的政治學習，各單位舉行班前會、班後會、互幫會、輔導會、競賽會、研討會、交流會等多種形式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活動。每階段的學習還要求人人寫出心得體會。
全村大規模的政治學習和教育活動不斷。如“整風活動”，“三講活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五獻一留活動”(把忠心獻給祖國，把愛心獻給社會，把關心獻給別人，把奉獻獻給企業，把孝心獻給老人，把信心留給自己)。
總之，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破私立公塑造人”、“用遠大理想教育人”。樹立人們的理想和信念，重塑人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並由此實現人們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高度統一，爲集體事業和社區發展作出貢獻。

(2)報償：
如果說教育旨在通過對人們進行理想信念、道德規範、法規制度的宣傳和教育以形成一種自覺遵從的責任和觀念，而報償則通過一定的利益回報來誘導人們的行爲。
大體上說，報償可分爲物質的回報和精神的回報兩大方面。
物質回報主要表現爲提供職業、工資、福利及多種形式的物質獎勵，精神上的回報則是提供精神上的滿足和獎勵。
在南街村，社區集體經濟是村民唯一的就業渠道，社區政策不允許村民從事個體和私營生産，也不允許村民從事其他旨在謀取個人收益的兼職，村民除年終有5-7天的假日之外，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並提出“八小時之內拚命幹，八小時之外作奉獻!”事實上也沒有其他兼職的可能。
個人的營利活動也被視爲思想不健康，“私心重”的表現受到批評甚至批判。因而，村民生活收入的唯一來源是集體分配。

在分配上，南街村實行工資加供給和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辦法，工資僅占收入的40%左右，各種福利占60%，不發獎金。在工資發放上同時實行四個傾斜：
一，是集體與個人相比，向集體傾斜，不斷擴大公共積累，增加公益福利，不搞高收入、高分配；
二，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比，向腦力勞動傾斜；
三，是外工與內工相比，向外工傾斜，外工工資比南街村籍工人工資高20-30%；
其四，是農業工人與企業工人相比，向農業工人傾斜，農業工人比企業工人的工資一般高出30%左右。

我們所調查的南街村職工工資收入大多爲180元左右，有的月工資僅100—120元，但是，南街村享受大量的公共福利。
從1990年開始，村民的主要生活資料實行供給制，由村免費提供水、電、煤氣、麵粉、食油等14項福利，目前已經發展到20多項；村民住房由村統一分配，大套92平方米，小套74平方米，家用電器、家俱、炊具、製冷、取暖等均由村統一配置；村民還同時享有免費入學、入託、防疫、人身保險、計劃生育、文化娛樂等等。
總之，免費提供村民個人生活所需的“一切”。正是由於村民收入的唯一來源是集體分配，並以福利爲主，使村民之間收入基本均等，差別極小。
這也是南街村追求“共同富裕”的表現。

對於南街村實行工資制加供給制的分配辦法，王洪彬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
“工資制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供給制體現共産主義的分配原則”，工資制與供給制的結合“可以讓人們享受到社會主義的甜頭，又感受到共産主義的美好”；
另一方面，“私心是萬惡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剷除私心，不僅要實現生産資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實行生活資料的公有制。南街實行工資制加供給制，並逐步減少工資分配，擴大供給比例，就是逐步縮減和消滅村民生活水平的差別及生活資料的私人佔有，最終讓每個南街人富得個人沒有一分錢的存款，從而實現共同富裕，消滅私心，建成共産主義小社區。(41)
爲此，南街村也不搞“物質刺激”，反對分發獎金。按照王洪彬的說法，“在南街獎金越發，人的私心越大；獎金越發，人的覺悟越低；獎金越發，人與人的關係越淡薄；
獎金越發，黨組織的形象越壞，黨群關係越緊張。”(42)
因此，雖然村民職工在工作時間之外經常加班加點，或參加社區其他工作，但這一切都是“盡義務，作奉獻”，不發一分錢加班費和獎金。
各企業生産任務都是指令性任務，必須完成，完不成將受罰，超額完成任務也不獎。

在此，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南街村的“高福利”及“共同富裕”主要享受者是南街村本土村民，他們是社區集體經濟産權的擁有者，並因此享有一切福利待遇。
事實上，隨著南街村的發展，大批外地民工、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紛紛進入南街企業工作，這些被稱之爲“外工”的人員目前已逾萬人，遠遠超過南街本村村民，他們並不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主要獲取工資收入。
1995年10月20日南街村制定了“48號文件”(《關於職工福利待遇的有關規定》)，決定調整“外工”福利待遇，將根據“外工”的工作年限和個人表現給予相應的福利待遇，如參加企業連續工作不滿3年者，享受主、副食免費就餐；
參加企業連續工作3年以上者，除享受上述規定外，享受免費居住職工公寓(公寓內一切用品由公司統一配備)，並享受與南街村民同等醫療福利待遇；
參加企業連續工作6年以上，免費配給的住房爲兩室一廳居室，其子女入託、上學與南街村民子女享受同等福利待遇；
參加企業連續工作10年以上者，除上述福利，住房調整爲二室一廳一衛生間居室，並享受與南街村民同等待遇；
參加企業連續工作20年以上者，還可帶一方父母隨其生活，其父母與職工享受同等待遇。這些規定表明隨著外工工作年限的增加可以逐步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這也意味有些外工將逐步融入南街社區之中。這一規定計劃於1996年元月1日生效。
1996年4月筆者駐村調查期間，由於職工住房未完工，未能實施，但村幹部表示正在加緊落實。
其實，即便如此，“外工”與村民在經濟及社會政治地位上仍將存在相當的差距，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南街村民是社區集體經濟産權的擁有者，外工則不擁有産權，由此也將造成一系列社會政治差別。

從經濟角度上看，提供物質報償的根本目的都是爲了通過這種物質利益的回報旨在調動幹部及村民職工的積極性爲主動性，以促進社區集體經濟的發展；
從管理角度看，物質利益的回報也是誘導村民採取合作和服從的行爲，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政策貫徹能力。
其實，社區公共權力在向村民提供職業、收入及福利的同時也獲取了相應的控制能力。
當村集體對村民提供全面的福利的同時也即獲取了對村民全面的控制能力，村民在享受村集體提供的一切的同時也就在生活和行動上形成對村集體全面的依賴。

在南街村，喪失職業也等於喪失一切，村集體對村民控制最嚴厲且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停止村民的工作和福利，從而使村民喪失生存能力。
南街村除向村民提供物質報償之外，也採取種種精神獎勵措施。南街村對社區好人好事經常採取辦黑板報、廣播宣傳以及各種形式的評優獎先進行表彰。
在評先表模活動中不僅評出了許多先進集體、優秀黨員、模範幹部、勞動模範、積極分子，還評選“三八”紅旗手、好婆婆、好媳婦、好丈夫、好內助、好夫妻、五好家庭等等。
每兩月一次的“十星級文明戶”初始的功能也是對優秀家庭予以表彰。對一些先進人員主要採取精神獎勵的方式，每年組織先進人員到韶山、延安、張家港等地參觀，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既是一種表彰，也是到革命聖地或先進地區進行學習和受教育。
實際上，這種重精神獎勵輕物質回報也是南街村突出精神作用，強調“思想領先”、“攻心治人”的體現。

(3)制裁：
雖然教育方法可以形成人們服從的內在觀念，報償方法可以誘導人採取相應的行爲，但這兩種方法歸根到底取決於人們主動的認可和自願的接受。
然而，現實生活中單純的教育和報償都不能完全制導人們的行爲。正如一些鄉村幹部抱怨的，“你說一千，道一萬，有的人就是不聽!”況且，教育和報償的方式均受到資源和條件的限制。
特別是在當今資訊來源多樣化的條件下，一個村社區也不可能完全壟斷大衆傳播資源，某種宣傳的效能時常受到與之相左的觀點的傳播的損害。
報償的效能還受制於自身的經濟條件及滿足社區公衆需求的能力。
對於村社區公共權力主體來說，所能掌握的物質資源及提供報償的能力始終是有限的，而社會公衆的利益期望卻具有無限性。
在物質資源緊缺的條件下，權力主體總是希望用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換取人們更多的遵從，而人們卻希望自己的行爲能獲得更大的回報，這一矛盾也決定了單純依靠報償不足以維持權力主客體雙方長久的滿足關係，一旦報償能力與報償的期望發生較大的差距，依靠報償方式維繫的權力關係也將破裂。
正是因爲教育與報償方式內在的局限性，村社區管理中權力主體不僅運用教育和報償手段贏得公衆積極的遵從，而且採取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脅的方式來迫使人們服從。

南街村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且極富特色的作法而聞名全國，其實，南街村對社區嚴格的管理及對“違規人員”嚴厲的制裁也是獨一無二的。
他們一方面通過經常不斷的思想教育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通過制訂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運用多種強制和半強制的手段督促人們，對違反社區規範的人員給予“重處嚴懲”，並將此視爲思想教育的另一種方式。
按照他們的說法：“提高思想覺悟和積極性，有兩種有效的辦法，一是‘調’(調動積極性)。二是‘壓’(給予一定的壓力)。教育畢竟不是萬能的。”(43)

爲了改造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破私立公”，他們強調“一靠政治攻心破私立公。政治攻心就是要做好小社區建設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要樹立建設者的共産主義信念，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二憑務實效應破私立公。……盡一切辦法給群衆、職工解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問題，並且改善工作環境。生活與工作方面的實際問題解決好了，建設者就更能以事業爲重，事業心強了，私心就會相對減少，公心就會隨著增加。”
“三靠建立完善的規章制度和積極的思想鬥爭破私立公。”他們認爲，“強有力的思想教育，政治攻心固然是破私立公的有效方法，物質變精神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調動建設者積極性的手段和措施，但是，只靠這兩方面的工作，要想使私心銷聲匿迹，還是不夠的。要想徹底破私立公，還必須有一套帶有強制性的措施。在村裏要形成一種限制私有制的氛圍，使人人以私爲臭，見私喊打，‘談私變色’。如此，‘私’字便沒有了它滋生、蔓延的土壤，缺少了它生長所需要的空氣，‘私’字在社區裏就沒有了市場。這就必須設立一套管私、治私的機構，制訂一套規章制度，讓群衆有章可循、有規可依。”(44)
南街村時常被人們看成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一方淨土”。但與此同時，村內卻保存著一支龐大的治安隊伍，有專門的安保處和治安室；有130多人的全脫産半軍事化的“民兵連”站崗放哨；還有“到處轉悠的義務巡邏隊”。有的村幹部就直言不諱地說“南街是管出來的”。

王洪彬也曾說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立國之本，也是治國之本。我們沒有對人採取專政手段，但一直借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對個別壞人壞事一直在進行孤立打擊。”(45)
在南街村調查期間，我們耳聞目睹了對違規人員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制裁方式。
其一是“辦學習班”。
南街村的“學習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爲提高黨員幹部的思想覺悟和業務水平而辦的培訓班，其成員由三大班子確定，政工辦負責組織實施；
一種是在1994年全村整風期間創辦的對犯錯誤或有劣迹人員的學習班。

其實，這種學習班早在90年代初就舉辦過。1990年7月村就開始辦“雙文明學習班”，將那些“不好好工作的職工、不守法紀、打架鬧事、‘喝閑酒’的村民、小錯不斷的青年”等等全部送進學習班，學習班成員集體吃住，白天勞動，晚上接受思想教育，一月一期，變好了就“畢業”，否則繼續學習。
在後來的學習班中，停止學習班成員的工資和一切福利。其二是“穿黃褂、掃大街、拉人力車”。這最初是專門爲那些“不學好不上進的懶孩子”進行體罰式教育的方式，但後來也適用於有些犯錯誤的職工。這種方式不僅是進行一定的體罰，更重要的還在於讓他“丟臉”，使之在鄉親面前“擡不起頭”，“無地自容”。其三是“評最差”與“剁尾巴”。
按照南街村的規定，公司各車間每月必須推舉一個全優車間，一個最差車間。在評最差單位的同時，村各廠隊還要評出自己的最差職工，如果被評爲最差職工則扣發工資，停止福利，多次被評最差職工則送進“學習班學習”。

一份報道對此曾這樣寫道：“南街在評最差中定出10∶1的死指標，必須完成，誰上了名單，一罰就是當月的一半工資，找不出來，證明你廠長、主任沒有真正抓工作，罰你領導。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先進與落後嘛!”“開始遭罰的多是刺頭人物。
食品廠一個工人曾連續三個月榜上有名，拿了3個月的半工資，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跑到村委會告廠長的狀。
王洪彬一言不發聽這名工人講，等他的控訴全說完了，王洪彬平靜地說：‘我聽你彙報了廠長這麽多不是，總括起來，我的看法是，廠長一無經濟問題，二無作風問題，三無損害南街利益的問題，你反映的都是你們兩個之間你來我往的恩恩怨怨，他是企業廠長，你是企業工人，在企業管理中你必須服從他。你回去吧，這一個月的工資要全部扣完，今後再不許胡告。’”“刺頭沒有了，誰都兢兢業業幹活。他們就連亂吐痰、亂扔煙頭、亂翻舌頭等小毛病也不放過。後來，農機隊隊長說，我實在評不出最差職工了，請村裏收回處罰指標。
答復是，你先評出百分之九十的優秀職工，剩下的就是處罰物件。”(46)
這種評最差單位和最差職工的辦法也被稱之爲“剁尾巴”。

其四是“十星級文明戶”的評定。
南街村“十星級文明戶”評定是根據村民的思想品德、尊師重教、工作表現、家庭關係、鄰裏關係、計劃生育、環境衛生等十個方面的表現和狀況逐戶進行評定，全部合格戶爲“十星級文明戶”，一項不合格則摘除一顆星。與其他鄉村地區實行的“十星級文明戶”不同的是，南街村“十星級文明戶”的評定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褒獎，而是直接與村民的福利待遇挂鈎。據婦聯會主任張小青介紹，“十顆星戶享受村供應的一切福利，九顆星則不供應麵粉，8顆星不供應麵粉和食用油，七顆星除上述專案外，還不供應煤氣、煤；六顆星則停止一切福利。”(47)南街村“十星級文明戶”原爲每月評定一次，1996年改爲每兩個月評定一次。
“十星級文明戶”的評定最初旨在對文明戶予以表彰。但是，由於“十星級文明戶”的評定與村民福利直接挂鈎，對達不到一定標準的村民則扣除相應的福利，因而事實上也變成了對一些村民的懲罰措施。

從我們的調查來看，不少村民因種種原因被扣除一定的福利，有的村民則因爲“思想落後，不服從領導”、“違反生育”、“違犯村規民約”、“工作不能盡職盡責，好人主義嚴重”、“思想落後、利用職務之便損公肥私”及“缺乏責任心、工作不積極”等原因被停止全家一切福利。(48)我們還瞭解到有兩戶村民因爲違反計劃生育超生1胎被停止全家福利20年。其中一戶因工作表現較好，在停止福利三四年之後已被恢復供應。雖然如此，這些“超生的子女將不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甚至也不能上南街的戶口”。

在南街村所有的懲處措施中，“開除村籍”無疑是最嚴厲的。
1996年3月份，南街村一位於姓和一位張姓村民就受到“開除全家村籍，搬出村民樓”的處罰。
於、張二人均是村公司供銷員，關於他們被開除村籍的原因村有關文件作了如下解釋：“於××，不注重政治學習，思想覺悟低，對於南街事業責任心不強，工作不積極、不主動，不按時上班，任務完成最差，不遵守規章制度，不履行手續，帳目混亂，長期拖欠貸款，被單位評爲最差職工。合計欠款65889元，經村三大班子領導研究決定，開除於××全家三口人的村籍，搬出村民樓，移居七裏橋，分給責任田。
張××，95年曾在整風時因經濟問題進住七裏橋學習班受過教育，又於95年9月犯了新的錯誤，被本單位評爲最差職工。93年欠款30070.30元，95年10月發貸(無合同、無欠款)33514元，形成上當受騙，貸款至今未收回。
爲挽救南街經濟損失，教育本人，經村三大班子領導研究決定，開除張××全家四口人的村籍。”(49)
據村民介紹，上述文件中所提的“七裏橋”是離村較遠的村殯儀館所在地，原無人駐住，現新蓋了幾間平房。於、張兩家搬出村民樓後將遷往該地居住，生活全靠村分給的人均三分地。這一懲罰顯然比其他懲罰要嚴格得多。

在南街村諸多的懲處措施中有幾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是一切處罰都直接與扣除或取消的福利待遇挂鈎；
其二是不少懲罰實行連帶責任，一人犯錯，全家受罰，甚至有親友及鄰居也受影響。有關幹部介紹，在計劃生育中一戶超生，不僅全家及親屬受罰，而且左鄰右舍也要同時受罰，被停止福利供應，“因爲他們作爲鄰居監督不力，沒有及時反映情況。”
其三，利用社會公衆輿論及鄉土觀念給犯錯誤的人員以心理壓力，使之“丟人現眼”。如要求犯錯誤人員穿黃馬褂掃大街，要求犯錯誤的人員自費演電影，“在演電影之前，犯錯誤的人必須站在台前說明原因，作出檢查。這種形式對人的壓力很大，既損財，又丟人，連自己的小孩也會因此而幾天不理你。”(50)
顯然，南街村的社區管理中採取的措施是極其嚴厲，其村治之道也極富特色的。對此，王洪彬曾深有體會地說：“治村如治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靠某一種辦法。靠思想工作能調動積極性，單靠此也不行，還要靠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同時注意執行方法和藝術。通俗地說就是看客下菜，吃啥端啥。”(51)

NO:1076_21
讀讀樂 　於　2002/09/14 21:0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六村民參與

鄉村治理過程是鄉村公共權力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衆行爲的組織、管理與調控的過程，也是社區公衆參與公共事務及影響公共權力運作的過程。社區公共參與的範圍與程度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社區民主化的程度。南街村的調查也顯示其社區村民的公共參與具有明顯的社區特點。
關於我國農民社會政治參與的形式和方法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有的學者將農村政治參與的方法歸納爲投票活動、接觸活動、投訴活動、訴訟活動、抗議和暴力對抗活動等（52）。這種分類是有道理的，在相當程度上也適用於對南街村的分析。不過，上述不同的參與方式在南街村有不同的特徵。
(1)投票活動。
投票活動是村民通過投票的方式參與國家和村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影響公共決策的行爲。從目前鄉村來看，村民投票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參與縣鄉人大代表的選舉投票；二是參與村民委員會成員的選舉投票，這兩種投票大體上是三年一次的換屆選舉中才進行。除村民投票之外，村社區的黨員群衆也參與黨組織內部的選舉投票，這也可視爲社區部分成員政治參與的方式之一。南街村也存在上述不同形式的投票活動。不過，南街村村委會名存實亡，村委會換屆選舉已不再舉行，村民對村委會的選舉投票村與也不復存在。南街村黨組織換屆選舉雖然存在，但按照一些黨員的說法，“黨的書記選舉主要取決於上級的看法和安排。”一些村幹部告之，“村黨委書記王洪彬是縣委副書記，他的任命是由縣委決定的”。
(2)接觸活動。
接觸活動是村民個人或群體直接接觸社區幹部，面對面地反映情況，提出要求或建議、意見和批評的行爲。這種接觸有當面反映情況、申訴、上訴及行賄等不同方式，其中以當面反映情況和申訴最爲普遍。反映的問題可能是個人生産、生活中的困難或對個人不利的決定，也可能是他人或集體的情況。其方式可能是親自到村委會、村支部(黨委或總支)向幹部正式反映情況，更多的是採取路遇幹部即與之交談等非正式的方式反映情況。南街村這些方式都存在。在南街村我們就瞭解到一位南街村民曾多次上訪反映問題。至於行賄，在南街村是被嚴格禁止的。不過，南街村在嚴格的“內方”管理中，也有“外圓”的策略。按照黨委書記王洪彬的說法，“這幾年對外的交往，尤其是在流通領域，人家所採取的方法咱也採取了，該給人家的咱也給人家了，人家給咱的咱該收的也收下了。”收下之後按規定要求必須上交集體，“上交的禮品中有現金，有金項鏈、金戒指，有答錄機、錄影機、照相機、好煙好酒等物品。”（53）
(3)會議參與。
會議參與是村民通過出席不同形式的村務會議直接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參與和影響村務決策，這是村民參與的一種正式的、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南街村各種形式的會議不斷，除政治學習之外，不少會議也涉及到企業管理及其他村務決策。如在94-95年度的整風中，全村就先後召開過幾次萬人大會，各種小型會議則持續不斷。在一些會議上對有關人員的行爲表現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4)上書設訴。
投訴活動可分爲兩種情況，一是向村社區黨組織或村委會及有關幹部寫信投訴，另一種是向上級有關部門投訴。一般來說，這種投訴有的可能是因爲直接上訴費用成本過高，有的則是希望反映情況又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南街村在村內多處設立“舉報箱”，舉報系統完備。任何人無論對誰有什麽意見均可投訴反映。這種舉報網路一方面加強了村民之間的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對村幹部黨員行爲的監督，也因此成爲村民公共參與的合法的途徑和方式。
(5)提起訴訟。
從村民社會政治參與的角度看，訴訟活動主要是村民狀告村幹部或村有關部門的行爲。南街村內設有縣市公、檢、法部門的派出機構，一旦出現訴訟行爲最初主要是在社區之內進行的。我們瞭解到南街村一位原南街籍村民就多次狀告村幹部。雖然其狀告事實未必準確，但這一行爲本身無疑也是受法律保護的一種合法的政治參與行爲。
(6)抗拒行爲。
抗拒行爲是村民不服從村務決定或上級有關法律或政策及決定，對村幹部執行公務的行爲進行抵制。這種抵制和不服從的方式和表現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公開的抗爭，有的是躲避拖延；有的是和平交涉，有的則是暴力抗拒；有的是非法行爲，有的則是依法抗爭。從南街村來看，這種不服從和抗拒都曾出現過。不過，目前的南街村這種公開的抗拒是極少的，否則將受到停止工作、停止福利等嚴厲的懲罰。當然，即使在南街村這種抗拒行爲決非絕迹，公司原生産處長拒不服從三大班子及書記王洪彬的決定就是例證，只是他最終不得不“離開南街”。

南街村村民公共參與呈現出明顯的社區特點，這些不同的特徵可以從公共參與的原因及其方式和方法等不同方面來考察。
首先，
從村民公共參與的動機及其原因來看，南街村鼓勵和支援村民公共參與，但是，由於社區政策導向是“興公滅私”、“大公無私”，對一切旨在謀取自己私利的參與行爲都將予以限制和打擊。因而我們看到南街村存在大規模的“整風活動”、“提合理化建議”及持續不斷的政治問題大討論及多種形式的參與活動，但這些活動的目的都是旨在維護集體的利益，發展集體事業，村民職工參與的目的也是爲集體，爲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獻計獻策，作出自己的貢獻，可視之爲一種“公益性參與”，而不是村民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而採取的“私人”的參與活動，或“私人性參與”。事實上也很少見到村民爲自己的利益而試圖參與和影響決策。有的村民曾表示：“大家都一心爲公，不考慮個人利益得失。”我們瞭解到一位村主要幹部因妻子工作突然調動給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帶來諸多的不便，但他並不憑藉自己的權力地位及其與“班長”的特殊關係而請求重新考慮妻子的工作安排，按照他的說法，“個人服從組織、顧大家顧不了小家”。這顯示了村民和幹部的思想境界，但同時也表明南街村民及幹部個人基於自身利益的參與行爲受到嚴格的抑制。當然，這並不表明村民個人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的參與行爲的消失。在南街村我們也看到一些村民因個人的待遇、福利及處罰等原因向村黨委及幹部反映情況、提出訴願，只不過這一切都必須是“合理合法”，其要求被嚴格地限定在“正當的權益”的範圍內，否則，就會視之爲“私心雜念”而受到批評。
其次，
人們通常根據參與行爲主要是出自個人的自願和自發行爲還是由於他人的說服和動員的行爲將參與劃分爲“自動式參與”和“動員式參與”兩種類型。從南街村來看，這兩種參與形式顯然都是存在的。我們發現，南街村大規模的村民參與行爲大都是組織和動員的結果。在社區管理中，南街村經常開展大規模的群衆組織和動員活動以推動村民職工參與社區事務。如在黨員幹部的監督上，他們一方面制訂嚴格的制度加強幹部的管理，另一方面“通過大民主式的群衆活動搞監督。”按照他們的說法，南街村“借鑒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鬥爭中的一些合理作法，每半年或一年進行一次揭(揭發壞人壞事)、批(批判錯誤思想)、查(查挖消極因素、查挖各種隱患、查各種違犯廠規廠紀、村規民約的行爲’，五反(反對官僚主義、弄虛作假、以權謀私、無所作爲、浪費)活動；每半年或一年進行一次群衆性的黨員、幹部評議活動，通過這些大民主式的群衆性活動，依靠群衆、職工對黨員、幹部進行監督，使之不敢懈怠。”(54)。正因爲如此，南街村對村民職工保持著經常性的動員，社區村民職工則表現出高度的動員性參與。
其三，
南街村是一個“外圓內方”的高度組織化的村社區，村民的生産、生活及其行爲都受到嚴格的制導，這種高度的組織化也促成村民公共參與的組織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南街村高水準的動員式參與本身就是透過各種制度規範、依託健全的組織系統實現的，這也是公共參與制度化的表現。

從南街村社區公共參與的考察中我們還發現現存的某些關於公民參與的理論觀點並不完全正確。在社會政治參與的制度化與民主化的關係問題上，有不少人有意無意地將兩者視爲一種對應的正相關關係，認爲制度化參與水平愈高，參與的民主化水平也愈高。
其實，參與的制度化與民主化是兩個相互聯繫但又有重大區別的範疇，兩者衡量的標準並不完全相同。一般來說，制度化參與水平主要是參與行爲的有序性和合法性，而參與的民主化程度則是公衆參與公共事務的廣度和深度及自由表達程度。
較高的民主化參與程度必然要求具有較完善的民主制度和規範，從而使公共權力的運作及公民的參與具有有序性和制度保障。
然而，較高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參與並不必然同時具有較高的民主化水平。
南街村高度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參與無疑有助於村民職工加強對幹部行爲監督和約束及參與社區事務的管理，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個人利益及其獨立性，追求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律化，並不利於人們的自由表達。
這與南街村本身所追求的“共産主義小社區”的目標也是相悖的。
因此，在追求制度化參與的同時也必須強化制度本身的民主原則。

理論界流行的另一種觀點是不少人認爲社會政治參與的水平與社會及利益的分化程度直接相關。
其原因是因爲隨著社會利益分化加劇，人們的緊張關係也加劇，進而推動人們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以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利益分化愈嚴重，參與行爲也將越多。
應該說，這一結論對80年代以來鄉村改革及由此出現的利益和社會分化導致人們越來越多地政治參與行爲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但是，從南街村的情況來看，這種解釋顯然並不完全適用。南街村已實現了生産資料公有制及生活資料的大部分公有制，社區村民收入差別極小，甚至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均等”的。
在這種高度的均等、低度的分化條件下，社區卻存在極高的公共參與，其村民參與的頻率、範圍和程度遠遠超過分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其他村。
這顯然不是用社區分化的程度可以解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相反，南街村高度的動員參與正是在消除利益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
這一方面是因爲在生産資料公有化及生活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村民完全依賴社區集體，這使得公共權力有可能更大限度地調控村民的行爲，進而也有可能實行高度的動員。
另一方面，這種高度的動員與社區政策的選擇相關。
南街村爲了實現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奮鬥目標，不僅強調要動員群衆獻身集體事業，爲集體事業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也強調發動群衆進行積極的思想鬥爭，克服各種消極落後思想。
沒有群衆的參與不可能實現這一社會改造目標。
持續不斷的社會政治動員也被視之爲激發村民職工工作熱情的方式。
因此，鄉村一些地區的社區，利益分化可能導致公共參與，但在另一些社區，利益的融合和一體化也可能出現高水準的公共參與。
不過，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在現實社會中，如果說利益分化可能導致更多的自發性參與的話，那麽，利益融合的情況下則可能出現更多的動員式參與，南街村就是明顯的例證。

七　南街評說

在90年代的中國鄉村，南街村治顯示出明顯的獨特性，社區社會經濟走上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80年代以來，南街村在短暫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也重新走上了再集體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不過，南街村的再集體化和合作化有鮮明的社區特色。王穎先生在對廣東南海市的調查中注意到8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集體經濟新的特點並將此概括爲“新集體主義”，認爲“新集體主義就是以個人利益爲基礎，以共同富裕爲目標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具有合作意識、公私兼顧的關係模式和以群體爲單位的社會組織方式。”(55)
這一結論具有相當普遍的解釋力和適應性，比較好地指出了鄉村大多數地區集體經濟的新的特徵。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種“新集體主義”的概括並不適用於南街村。實際上，南街村集體經濟存在和運營方式及其發展方向與“新集體主義”明顯不同。
最根本的差別在於三個方面，
其一，
在“公”與“私”關係上，南街村完全否定個人私利，強調“一心爲公”、“大公無私”、“興公滅私”；不僅致力於消滅生産資料的私有制，而且加緊消滅生活資料的私有制，不存在“公私兼顧”的問題；
其二，
在“統”與“分”關係上，南街村社區不存在雙層經營；不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的存在，不存在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共存和共生關係；集體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統一經營管理，否定承包制，反對分發獎金，更不允許集體經濟的股份制改造；在人們的生活和消費上力求重新“統”起來，由集體包攬村民生活和消費的一切。因此，南街村也不存在“統分結合”的問題。
其三，
在“共同富裕”的問題上，南街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先富帶後富，而是強調“共富”或集體富裕，並要使“個人富得一分錢存款也沒有”，這與“新集體主義”所強調的“人人富裕”或“家家富裕”的“共同富裕”根本不同。顯然，南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呈現出與“新集體主義”很不相同的特徵。

事實上，南街村特殊的經濟模式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在完全集體化的社區及社區企業化的管理條件下，集體經濟的存在形式及其經營管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社區治理方式。
當然，從南街村實行生産資料集體所有，共同勞動、共同分配、高積累，低分配，高福利，低工資，集中管理以及不斷的政治教育、“興公滅私”等等作法來看，無疑是“老辦法”，並不是新的創造，這一切在人民公社時期已經存在和出現過，不過，雖然今日的南街村正在努力維護和重現“傳統”，但由於時代的變化及環境的改變，南街村的管理體制和方法及社區發展道路和行爲方式已發生諸多的改變，即使是一些“傳統”的作法，也具有新的功能和意義。這突出地表現在南街村已不再生存於計劃經濟時代，而是直接面向市場，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爲村社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社區不再被嚴格地束縛於“以糧爲綱”的發展道路；社區的行爲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致于南街村在嚴格的“內方”管理的同時也不得不適應市場經濟，採取“外圓”的策略；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已不再僅僅是農業，而是以現代工業爲基礎。

如果說集中經營對於農業生産管理來說是一種內耗嚴重且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管理方式，那麽，這種集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工業企業管理的特點和優點。
這使傳統的管理方式具有全新的內容和意義。村集體企業的發展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村社區的組織形式，也使社區組織與管理方式及權力運作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實行企業化管理；此外，南街村已不再是人民公社時期缺乏獨立性的組織單位，而且成爲擁有獨立的産權和利益邊界的法人集體。這些都意味南街村存在的形式、生存的環境及其行爲方式已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如果說南街村依然表現出較強烈的“傳統”色彩的話，那麽，這些傳統已賦予新的功能和意義。正因爲如此，南街村集體經濟及發展模式可以視爲一種“新傳統主義”，它代表了一種與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新集體主義”全然不同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是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另一條道路。

作爲一種獨特的、影響日益增大的社會存在，南街模式産生的原因及其生命力，以及南街村經驗的普遍意義，一直是人們激烈爭論的問題。有少數學者也開始展開理論研究並提出了一些解釋。如鄧英淘、苗壯及崔之元諸位先生肯定並強調南街村“外圓內方”策略對於提高集體企業的外部“配置效率”和內部效率的意義，“按需分配”、“團隊激勵”的激勵機制、公有産權的複合激勵效率以及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有機整合”等方面的作用。(56)
他們同時也注意到南街村治方式及王洪彬個人在南街村發展中的作用，這無疑是有啓發的。
事實上，南街村的存在和迅速發展並不是某種單一的原因能夠解釋的，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此，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如下緣由：
首先，
南街模式的存在本身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鼓勵大膽探索、不搞“一刀切”、一個模式的政策的産物。
正是80年代的改革開放給南街村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和條件，也爲這一“與衆不同”的發展模式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其次，
正如王洪彬書記所說，“南街村的發展與社會各界的支援分不開。”在南街村的發展過程中，上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就給與大量的經濟支援和政治幫助。
如上級政府部門積極協助村爭取貸款、減免稅收、開拓市場、打開銷路。
南街村每年獲得的數幹萬元貸款大都是上級有關部門的支援所獲得的。
上級政府部門還爲南街村人才、技術的引進提供便利，在工商、稅務和司法方面提供服務。
按照臨潁縣一位幹部的說法，“縣政府和上級部門在一切方面都給南街開綠燈。”
南街村的超常規發展也與上級政府各部門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其三，
南街村快速發展與南街村正確地選擇了一條適合南街特點的依靠本地資源，大搞農副產品深加工，實行産供銷一條龍的産業化發展道路有關。
其四，
正如前面分析的，南街村的發展與南街村社區領導人王洪彬個人的膽識、才能及開拓精神有關。
最後，南街村的發展與南街實行的一系列嚴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外圓內方”的村治策略分不開。它有助於動員和集中社區資源，快速推進社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當然，南街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當前依然存在一系列經濟和政治難題，嚴重影響和制約著南街村的發展，其中包括：
第一，人才問題。
按照村黨委書記王洪彬的說法，“南街最缺的就是人才”。這是因爲南街村實行的一些管理措施“有的人不適應”。尤其是“外工”難以享受村民所能享受的高福利，較低的工資水平難以吸引人才，而過高的工資水平和獎勵又是南街村社區政策所不允許和鼓勵的。以致于南街村工人流動性較大，難以穩住熟練工人。隨著集體企業的迅速發展，技術裝備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對專門技術人才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人才的匱乏制約著南街村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第二，資金問題。
雖然南街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有較強的資金籌措能力，也爭取到大量的代款及一些外資，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的匱乏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爲大量的代款需要償還，另一方面也由於經營不善造成虧損，高福利政策及大量的非生産性開支也使資金變得更加緊張[據1996年4月的調查，南街村所欠貸款餘額近5億人民幣；僅1995年，村企業虧損達5000多萬元。]尤其是南街村爲了穩定“外工”，吸引人才，正著手改善“外工”的福利待遇，並制定相關政策，使“外工”逐漸享受南街村同樣的福利，這勢必大大增加福利開支，有可能超越經濟所能承受的限度。
第三，激勵問題。
一些學者已經指出南街村集體經濟發展中的多重激勵機制。但是，我們調查發現，高福利、按需分配及持續不斷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以及嚴厲的懲處措施雖然可以發揮激勵的功效，但是，這種激勵是建立在否定個人利益追求之上的，也是依靠一些外在的動員和制約來維護，在相當程度上還取決於行爲者自身的奉獻精神和思想境界。特別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並沒有消除一些“思想不好，覺悟不高”的人“搭便車”的問題，一些人工作中的不求進取、得過且過，敷衍應付現象依然存在。如何調動人們生産積極性的問題依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第四，“能人”的成功和局限。
南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與村社區領導人王洪彬過人的膽識和才能及率先垂範分不開。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權威卓有成效地推動並維繫著社區整個權力體系的運轉，引導著南街村的發展方向。然而，“能人”的成功之處往往就是其局限所在。南街村的發展離不開王洪彬個人的推動，但是，一個村的發展和命運完全依賴某個人顯然是危險的。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有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57)

這對於南街村來說，顯然也是適用的。鄧英淘等先生的研究雖然指出，“在南街，集體經濟複合激勵效率潛力的充分發揮，除了相關背景的作用以外，關鍵在於有了一個好班長，帶出一個好班子。他們以自身的模範帶頭作用，極大地調動了廣大村民和職工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促進了集體經濟的發展，並保證了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實現。
而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又進一步強化了廣大村民和職工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了良性迴圈。”但同時也看到，“如果我們改動某個背景因素及領導班子的狀態，那麽整個流程就會面貌全非。”(58)
這也顯示出南街村現存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和危險性。
總之，這一切都表明南街村的發展也存在諸多的困難和問題，有的問題與南街村賴以存在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方式直接相關，能否創造性地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對南街村現任領導人智慧的考驗，也是對這一獨特的發展模式生存的考驗。
最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南街村是高度集體化社區，南街村治也是建立社區集體經濟的基礎之上。

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爲社區治理提供了經濟資源，也提供了政治資源和管理手段。
從理論上說，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鄉村集體化有助於鄉村民主的發展。
首先，
集體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生産資料集體所有的一種公有制經濟形式，這種對生産資料共同的佔有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內容，也是農民群衆當家作主的基礎；
其次，
經濟基礎從根本上決定和制約著上層建築，一定的經濟基礎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當的上層建築。集體經濟公有制的特點及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而且也決定了建諸之上的權力體系和管理機構不能成爲某些個人或少數人的“佔有物”，它應是真正的“公共權力”，從而決定了公共權力的民主性質；
其三，
集體經濟的發展使公民個人與集體及社區公共權力機構的聯繫更加緊密，共同的利益及日益增多的公共事務使公衆對公共權力的運作更加關注，推動了公衆的政治參與；
其四，
集體經濟的發展爲鄉村民主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尤其是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可以爲民主活動及民主管理提供更多的財政支援，促進了鄉村民主的發展；
其五，
鄉村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農民群衆直接參與基層及國家事務的管理。在南街村，越來越多的村民直接參與集體企業的生産經營和管理以及社區社會事務的管理無疑是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果；
其六，
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及新的思想和觀念在鄉村迅速傳播，有助於提高了人們的民主意識和參政能力。因此，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推動了鄉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及生産力水平的提高，爲鄉村民主奠定了物質條件和制度基礎，促進了鄉村民主的發展。
但是，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均表明，集體經濟的存在和運營形式具有多樣化的特徵，集體經濟的發展及集體化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集體化方式及不同的集體經濟形式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及鄉村民主狀況的影響呈現出很不相同的結果。

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國鄉村實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南街村也不例外。
在人民公社時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平均分配的集體經濟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黨政不分、政經合一、高度集權的治理體系不僅壓抑著農民生産積極性，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造成過分集權及對農民民主權力和自由的限制和侵害。
這正是80年代以來廣大農民群衆抛棄人民公社的原因，也是以鄧小平同志爲首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決心變革的原因。

目前南街村獨特的發展模式無疑有其存在的內在根據。
從社區治理的角度看，這種高度集權和能人治理的模式也表現出對社區資源高度的動員能力和強勁的調控能力，從而保證社區嚴格而有序的“內方”管理。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和問題。
尤其是在強調“興公滅私”和“大公無私”的同時，完全否定個人利益的存在，在生産資料集體化的同時追求生活資料的集體化，社區集體包攬了村民生存所需的一切，這雖然大大增強了社區公共權力對公衆行爲的調控能力，但同時也導致公共權力對村民個人生活的全面幹預，村民在完全依賴集體的同時也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
爲了“興公滅私”及實現社區改造的目標，南街村採取不斷的政治思想教育，大規模的群衆動員及多種形式的思想鬥爭以及嚴厲的處罰措施，這有助於提高群衆的思想覺悟水平，實現人們思想和行動上的高度統一。但是這也可能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使不同的聲音“銷聲匿迹”，甚至僅僅只是一種聲音。
其實，在任何社會中，僅僅一種聲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社區資源和權力的集中及王洪彬個人的才能及威權治理有助於快速推進社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如前所述，權力集中與個人自主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別是一個村的發展和命運完全系於某個人無疑也是不健康和危險的。
這些都表明當前南街村在高度的集體化的同時，社區公共權力的制度化和民主化的任務並沒有完成。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社區集體化的發展仍然潛伏著集權化的危險。
另一方面，在社區集體化和工業化還對鄉村現存的民主制度及其運作方式産生了影響。如南街村的村民委員會制度已基本停止了運作，原有的村民自治組織的功能逐漸被社區企業組織所取代。這種情形在其他集體經濟發達社區都相當普遍地存在。
這表明，隨著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鄉村基層民主組織形式也面臨著創造性轉化的任務，以尋求更適合社區特點的村民自治形式。總之，這些都表明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推動了鄉村民主的發展，但是，鄉村民主的運作方式及民主化的水平不僅受鄉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也受集體經濟本身的存在形式及其制度安排的影響。
因此，選擇何種集體經濟形式及發展道路不僅直接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也直接影響鄉村民主的發展，這是當前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及促進鄉村治理的民主化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
(原載《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的調查與比較》張厚安、徐勇和項繼權等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2000年8月版)

注釋：

(1)《王洪彬同志在基層幹部會議上講的六個問題》，《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1995年，第175頁。
(2)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
(3)但是，迄今爲止，人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街村的經濟和社會層面，對其政治治理分析較少，甚至避而不談。
(4)1996年4月日與南街村党辦主任雷德全座談。
(5)鄧英淘、苗杜、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2期，第19頁。
(6)中共臨潁縣委宣傳組織部編：《南街在騰飛》1988年，第89頁。
(7)《王洪彬同志在基層幹部會議上講的六個問題》(1994年10月17日)，《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1995年，第163—164頁。
(8)1958年秋南街大隊曾興辦5個大食堂，1961年春季解散。
(9)關於南街村曆年産值統計不同的資料不盡相同。此處1984—1994年度統計出自《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第5頁。1995年資料引自《南街村1995年工作總結》(列印件)。
(10)1996年4月4日與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座談記錄。
(11)《漯河內陸特區報》1994年7月9日。
(12)張宇：《南街村》，《人民文學》(北京)1995年第4期。
(13)對此研究頗多，如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國農村基層治理模式轉換》，《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4期。
(14)關於王洪彬的學歷，不同的材料說法不一，1991年撰寫的《南街村志》(未公開出版)僅寫小學畢業；1995年出版的《南街村簡介》稱其爲“高中文化”；我們調查中有的村民稱其爲“初中文化”，此處僅以《南街村志》爲記。
(15)《南街簡訊》95年(2月15日)第六期。
(16)《南街簡訊》95年(2月10日)第五期。
(17)《南街村志》未發稿，1991年編，第264-265頁。
(18)1996年4月4日與王洪彬的座談。
(19)缺。
(20)《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同志在〈南街村整風活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94年10月3日，列印件。
(21)1996年4月4日與南街村党辦主任雷德全座談記錄。
(22)1996年4月10日與南街村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的座談。
(23)1996年4月8日與臨潁縣民政局張子厚、張東欣等同志座談。
(24)南街本村村民劃分爲14個村民小組，另有一個“人才村民組”，主要是南街村聘請的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25)據介紹，在此前南街村黨委成員曾爲9人，有兩位女性成員，但在1994—1995年度全村整風活動中因“工作飄浮”等原因被撤職。
(26)杜永化等：《南街之路》，《漯河內陸特區報》1994年3月9日。
(27)1996年4月21日與南街村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座談記錄。
(28)1996年4月21日與南街村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座談記錄。
(29)1996年4月21日與南街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金安座談記錄。
(30)1996年4月21日與南街黨辦公室主任王金安座談記錄。
(31)《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同志在“南街村整風活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94年10月3日)。
(32)中共臨潁縣南街村委員會、南街村民委員會、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南街村一九九四年工作總結》，列印件，1995年2月。
(33)1996年4月21日與南街村顧問辦主任、原臨潁縣副縣長許興山座談記錄。
(34)王洪彬語，轉引自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第18頁。
(35)《王洪彬同志在基層幹部會議上講的六個問題》(1994年10月17日)，《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1995年，第168頁。
(36)〈上述有關南街村經濟管理方式，參閱鄧英淘、苗壯、崔之元等對南街村的調查報告；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37)《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同志在全體黨員、基層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94年10月17日，列印稿)。
(38)《南街村黨員書記王洪彬同志在全體黨員、基層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94年10月17日，列印稿)。
(39)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41頁。
(40)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101—102頁。
(41)《南街村黨員書記王洪彬同志在全體黨員、基層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94年10月17日，列印稿)。
(42)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165頁。
(43)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45頁。
(44)臨潁是南街的編寫組：《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102—103頁。
(45)1996年4月4日與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座談記錄。
(46)杜永化等：《南街之路》，《漯河內陸特區報》1994年7月9日。
(47)1996年4月17日與南街村“婦聯會”張小青主任座談。
(48)此處停止全家福利的原因，均摘自1995年12月份對相關村民停止福利處罰通知單中理由一欄所填寫的內容。
(49)摘自1996年3月26日《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通報》附錄。
(50)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議》，1995年，第45頁。
(51)1996年4月4日與南街村黨委書記王洪彬座談記錄。這無疑是他治村的經驗之談。
(52)（程同順，“當前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江海學刊》，1995年第1期。）
(53)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170頁。。
(54)臨潁縣南街村編寫組編：《理想之光——南街人談共産主義小社區建設》，1995年，第132—133頁。
(55)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97頁。
(56)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5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11頁。
(58)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村經驗的思考》，《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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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樂 　於　2002/09/14 21:4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南街村見聞
曹錦清
只能參觀不能“入場”的南街村

被譽爲中原大地四朵金花之一的南街村，名聞遐邇，我在上海已看過有關它的多篇報道，有譽有毀，疑者更多。作爲頗具中國特色的“能人現象”之謎底，或許能在南街村找到。
在我看來，這一謎底，關涉重大。人們到底按照什麽樣的原則結合在同一個組織內?如何確保該組織持續有效地運轉?如何分配共同合作所産生的利益?這不僅是經濟學而且也是社會學、倫理學甚至是政治學與法學共同關心的大問題。
誇張一點說，我們民族能否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模式、新版本，似乎也與這一謎底有關。簡單點說，我們透過“能人現象”，能否發現不同於西方人的東方人特有的人際結合方式呢?於是決定，立即往訪南街村。
如何進入“南街村”這個調查現場?在南街村，我們一無親，二無友，連個熟人都沒有。開封黨校不少老師到南街村去參觀過，但未“入場”調查過。
看來只有通過黨校系統層層下轉。決定第一站，先到漯河市黨校(這次採訪的陪同人永成在該校有幾個同事與熟人)。
由漯河市黨校老師陪同進入第二站：漯河市黨校下屬的臨潁縣黨校，而後由臨潁縣黨校校長陪我們進入南街村。主意已定，立即收拾行李，搭乘長途公交車前往漯河市黨校。
從開封到漯河市，路程不足二百公里，一輛破車開開停停，停停開開，足足花了八九個小時才到漯河市。
好在南方丘陵地帶長大的我，對如此廣袤的北方平原景觀還有一種新奇感，雖然它單調得幾乎千篇一律。
除了一望無際即將開鐮收割的小麥，還是一望無際的小麥。
在開封市境內，引黃河渠與水井這兩種灌溉設施並存。
出開封境界，基本上是機井灌溉，機井疏密不一，不少地方還是靠天吃飯(沿途很少見到河流，更無塘池與湖泊，這與江南鄉村是完全不同的)。以平房建築爲主體的村落，掩映在樹林叢中。
此處華北平原的村落與江南平原相比，有兩個特點，一是相隔距離較大，二是村落規模較大。
整個黃河沖積平原，有相似的土壤結構與氣候條件，造成了相似的種植結構。
在一個個相似的村落與住宅庭院內，居住著有著相似心態、習慣與行爲方式的村民。這或許是黃河文化高度同質性——既是空間上的同質，又是時間上的同質——的根源所在吧。
中華民族的統一性，有人說統一於對歷史的共同認同，有人說統一於政治，有人說統一於共同的文字，我更願意說統一于村落文化。
在古代中國，除村落文化外，別無所謂城市文化。
然而，處於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潮中，中國村落文化的現狀與命運又將怎樣呢?要研究這一個大問題，先得有一預設的理論分析的框架，然而，理論構架又只能産生於艱辛研究之後。
近八年來，我在這兩個悖論之間來回奔波，至今依然在彷徨困惑之中。早過“不惑之年”的我，依然處於“惑”中，實在是愧對孔老夫子啊!

晚8時，抵達漯河市。車站一帶，新樓林立，賓館其多，街道寬闊，隨便找一賓館下榻。我住的那一樓面，一二十套客房，大概只有三四套租出，空蕩蕩的。問服務員，方知這一帶賓館皆然。
上午8時，我與永成來到漯河市黨校。
永成在校門口便遇見了熟人——一位四十歲上下的黨校女教員。
我們說明來意後，她即熱情地把我們引至校長辦公室。
這位中年校長對我們此行的調查計劃與目的非常感興趣，在表示積極支援我們的研究工作的同時，他又說：“對南 街村作較深入的蹲點調查太困難了。南街村這一典型出在我市，我們市委黨校本來就有研究總結的責任。我們多次組織人到南街村去調查，但都參觀了一圈便回來了，實在深入不下去。”
一聽此言，我們不免暗自吃驚：市委黨校校長既可通過市、縣黨校系統，也可通過市、縣、鄉、村的黨政系統進入南街村調查，如果他們只能“繞場轉一圈”，那我這個外省市的“陌生人”，何以能“入場”調查呢?莫非聲名在外的“典型”，設防更嚴嗎?

於是向校長請教難以深入下去的原因。校長說：
“每天到南街村去參觀訪問的人絡繹不絕。據說，1995年達到二十三萬人次，平均每天有六百餘人。爲了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來訪者，他們設有專門的接待辦公室，對前來參觀的人有一固定的接待程式：登記，送一份介紹資料，到錄影廳看錄影，然後自己沿街逛逛，打道回府。企業內是不允許參觀的，因爲要影響他們的生産。南街村的大小領導都忙得很，哪有時間來接待你，除非是中央、省市的官員前往參觀，主要幹部方出來接駕。他們見過的中央大官不在少數，我這個黨校校長算什麽官呢?他們的接待站主任出來陪你吃頓飯，算是看得起你了。而他們所談的，與公開材料上所寫的也差不多。”原來如此。

校長因校務繁忙，無法脫身陪我們去調查，他爲我們挂了長途電話給臨潁縣黨校校長，請他協助，另指派漯河黨校教務處處長小高專程陪同我們前往臨潁縣。
臨潁在漯河與許昌之間，離漯河約三十餘公里。搭上公交車，便與小高聊起天來。
據他說，漯河是河南省對外開放的四市之一，原是個坐落在大沙河(淮河支流)之南的一座小縣城。八十年代中，列入對外開放城市，升地級市，下轄三縣一地區，人口二三百萬。
近十年來，城鎮人口從數萬猛增至二十餘萬。
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更快，新辟的街道，其車道、路燈、綠化皆按一流標準，兩旁建築頗具現代風格，儼然一座新興的現代城市。賓館林立，但客住率甚低；商店櫛比，但銷售額不高；商品房不少，但銷售不動。問房價，曰：每平米三百餘元。
“如此低廉的房價，爲何銷售不動?”曰：“漯河市職工的平均月薪不過二三百元，養家糊口，尚屬勉強，哪有餘錢買房?有購買能力者，畢竟少數。”
我想，中國近十年來的城市開發，多屬政府行爲，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市場行爲。由此而造成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效果，實在值得研究。市場經濟內活動的主體是“經濟人”，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起主導作用的卻是“政治人”。
我們要研究“政治人”在經濟行爲背後的觀念心態與利益。
現代樣式的道路、樓房與內部裝潢，通常被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理解爲“現代化的基本特徵”。這是觀念上的問題。這些現代化硬體，因其外顯性與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遷的“政績”考評中，佔據主要地位，故“政府行爲”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實現自己的“政績投資”。
城市基建投資所需的鉅額資金來源何處?在內地恐怕一是向銀行貸款，二是向農民收斂。因爲他們沒有沿海城市吸引外資的便利。
在缺乏透明度與監督的情況下，各承包商以賄賂形式爭取承包權，實難避免。索取這種鉅額且隱蔽的賄賂或是“政治人”實現政績背後的利益動機將那麽多銀行貸款凝固在“現代化樣式”的鋼筋水泥中去，對中國經濟的今後發展將帶來何種影響?這是需要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

又談及村落、宗族與村委的情況。
小高說，他老家所在村落只有一二百戶人家，不大。全村有三大姓，高姓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雜姓。三大姓皆有族譜，是八十年代重修的，他這一代依然按宗族字輩排名。
他本人上了大學，進了城，娶妻生子，給孩子胡亂取名，不再按字輩了。問其各大姓間有無矛盾，大姓有無欺負小姓的現象，他說：沒有。
問其大姓在村政權中是否占些便宜，他也說沒有。
但問其村支書、村長、村會計的姓氏，他逐一回憶，方知皆是高姓，於是笑了起來。
他村內尚有一老父，年六十餘歲。他兄弟三人或經商，或讀大學而移 居城市。
老家三人的承包地共三畝，全部租讓給親鄰耕種。
承租者除承擔落到每畝耕地上的“公糧”(包括村提留、鄉統籌及其他款項)外，還需給其父三百斤小麥，三畝共九百斤，足夠老父一人全年衣食。
我說，你父親不是成了二地主了嗎?
小高說，這種現象，在農村很普遍，習以爲常。況且政府也承認承包地的有償轉讓。
又說，老父在家倒也清閒，養兩隻羊消遣消遣，不願到城裏跟兒媳們過活。兒子們回家，給父親一點零花錢，多少並不固定。

說話之間，車到臨潁，已是上午10時許。小高引領我們至縣黨校，校長已在校門口迎候。在內地，你處處能感受到上下級之間的尊卑關係。我環顧一下縣黨校校舍，兩三幢不知蓋於什麽年代的平房，門窗皆已破損，裏面空無一人。校長說，正值麥收時節，老師與學員都回家收麥去了。在校舍之後，有一排近年來新建的二層樓房，約五六個單元。自東而西，書記住第一單元，校長住第二單元。校長領我們到書記家，他正忙於打電話，說是正替我們聯繫南街村的熟人。書記說，到南街村搞調查，怕不容易，每天來南街村參觀訪問的人那麽多，村領導們一般不出來接見。我說，就找幾個你熟悉的朋友來聊聊天。他說，南街村的宣傳科長是他的朋友，其餘的人並不太熟悉，更少交往。我原以爲，縣黨校的書記、校長，應對近在咫尺的南街村情況十分熟悉，然而他們卻所知甚少，令人驚奇。不知是他們出於謹慎，還是“ 牆裏開花牆外香”。於是請他陪我們去找南街村的宣傳科長。

宣傳科大門緊閉，宣傳科長不知去向。只得到南街村接待辦去找王主任。有市、縣黨校人員的陪同、介紹，這位五十來歲、中學教員模樣的王主任將接待檔次稍加提高：他沒有把我們引向“登記、購買材料，看錄影，到商店裏、廠門外、宿舍區走一圈，而後打道回府”的參觀人流，而是進入他的辦公室。賓主坐定，說明來意：我自我標榜的身份是“上海某著名大學的專家教授”，因慕南街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之名而不遠千里，專程到此，目的是瞭解“集體經濟的帶頭人與集體經濟高速發展之間的關係”。在此調查三天，找幾個村領導、村民與外來打工者聊聊天。他的答復極爲乾脆：“村領導們諸務繁忙，無法接見來訪者；南街村詳情書內都有，你既遠道而來，可以贈書一套；至於找村民、職工談話，只要他們有空，你隨時可找，我們沒有任何限制。”說著，從書櫃內取出四部書(一部《南街村話語》二十餘萬字，一部《中原風——南街人講的故事》二十餘萬字，一部《理想之光——南街共産主義小區在建設中》，上下兩冊，近四十萬字)贈送給我，並說：“看完後再有什麽問題，可以來找我。”看來，我的南街之行的唯一收穫，便是這四部書。調查成了閱讀宣傳品，甚爲可笑。

已到午飯時分，王主任看了看手錶，說：“市、縣黨校來客，理應由我招待，在此請吃頓便飯再走。你們兩位(指永成與我)自費吃飯。我這人實話直說。”雖聽了不是滋味，但說得也在理。於是一同隨他吃飯去。飯局設在一新落成不久的飯店二樓雅間。說是便飯，煙酒、冷盤、熱炒一應俱全。王主任請來飯店經理(姓耿，四十來歲)一同入席，六人一桌。這種“公私費”合夥吃法，我生平實爲頭一次遇到。然酒酣耳熱、放言縱談之際，也不失爲調查之良機。現將王、耿倆人的談話要點整理如下：

一、南街村現有村民805戶，3130人，2006畝耕地。村設黨委，下轄15個村民組，村企業組織——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公司下設速食麵廠、食品廠、包裝材料廠、中外合資彩印廠、膠印廠、啤酒廠等26個企業，職工12000餘人。農業這一塊，在八十年代初推行幾年家庭承包制後，重新實行統一經營，建立集體農場，實現澆水噴灌自動化，耕播收打機械化。近幾年來，小麥畝産平均450公斤以上。村辦集體企業，發展極爲迅速，1991年，年産值超億元。1992年實現産值2.1億元，到1995年完成産值12億元。1996年産值目標15億元，利稅1.5億元。在河南村集體企業中，名列第一。

隨著村集體經濟的逐年壯大，村民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高標準的現代化六層村民集體住宅樓相繼建成，絕大多數村民住進三室一廳或兩室一廳的公寓。家用電器、家具、炊具、製冷取暖設備由村集體統一配備，村集體免費對村民供應水、電、氣、食用油、麵粉等等；村民的入學、入託、防疫治病、人身保險、各項村提留、鄉統籌，概由村集體負擔。總而言之，南街村正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小區過渡。

這一切成就的取得，王、耿兩人都把它歸功於南街村出了個好帶頭人、引路人——王巨集斌，歸功於王巨集斌帶出來的好領導班子。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走集體化與共同富裕的道路(每當談到他們的好班子時，都流露出無限愛戴與崇敬之情)。

二、王、耿兩人對分田到戶後，農村社會出現的一系列現象，皆深表不滿：農民各自爲己，貧富分化，集體主義精神蕩然無存；土地分割細碎，農田水利失修，農業産量自1984年、1985年以來，一直徘徊不前；地方各級官吏爲民服務意識日益淡薄，只搞所謂“政績”，急於提升，不計經濟效果，甚至貪汙腐敗；地方治安日益惡化，光靠嚴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談及地方官吏的腐敗行爲時，我問：“中央近幾年出臺的各項懲治黨政腐敗的措施能否達到清除腐敗的目的?”他們的回答很乾脆：“如今腐敗成風，只有像毛主席那樣發動群衆運動，才有效果。”並說：“天天搞群衆運動是不對的，但不搞群衆運動更不對。”

三、這幾年來，南街村出了名。南街村之所以成爲全國人民關注的物件或有兩個原因：一是南街村集體經濟的高速增長，二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走集體化、共同致富的道路。
正因爲南街村依然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所以，不同觀點的學者、記者都到南街村來找他們各自需要的東西。
有些人是來找精神認同的。當毛主席的塑像被紛紛推倒之時，南街村卻樹起一尊漢白玉的毛主席塑像，由民兵日夜守衛；當毛澤東思想受到懷疑、批判的年代，南街村公開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堅持走集體化、共同富裕之路，而且那樣成功，不少仍對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思想深懷崇敬與信仰的群衆、幹部、學者、記者都到南街村來尋找精神認同。
這一方面，留下許許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們的鼓勵，成爲南街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種精神力量。
也有些人是來撿渣挑刺的，要想證明南街村搞的是“挂羊頭，賣 狗肉”，說是“標新立異，欺世盜名”。當然，純粹出於好奇，來南街看看的，也不在少數。

南街村的發展模式，受到中央、省市領導的積極支援與稱譽。喬石、王恩茂、張愛萍、宋健、侯宗賓、李長春等都到南街來參觀過，都對南街村的工作給予鼓勵與表彰。
因席間談得比較投機，我的這頓自費午餐，變成了免費招待。
飯後，縣、市黨校的陪同人員各自回去，我與永成在南街村找了個下榻處。
下午，與永成逛南街村。
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地處豫中平原，位於臨潁城南，緊靠貫通中國南北、直穿臨潁縣城的107國道(京深公路)，交通十分便利。
該村的土地，除村東南角尚存數百十畝耕地外，全被現代化的道路、現代化的廠房、村委辦公大樓、商店、賓館、現代化的學校、託兒所，以及現代化的數十棟村民樓房佔據。
就從硬體建設的標準來看，與我近八年所參觀過的數十小康村相比，其“現代化”標準，堪稱第一。
在號稱發達的浙江沿海，或許也找不到如南街村這樣“現代化”程度的村鎮。

南街村內的“一條街”，僅一兩千米，但十分寬闊。在有限耕地上鋪建如此寬闊的“標準化”大道，與其說出於交通需要，遠不如說供參觀之用。
沿街兩側的大樓、廠房牆壁上，懸挂各式標語。
各企業的廠房上，寫著“政治挂帥，思想領先，信用第一，用戶至上”的標語。
間或能看到“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的標語。
這些口號給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於它們的新穎，而在於它們的“陳舊”。
對於四五十歲以上的一代人來說，如今已變得陌生的口號，在二十年前可以說在中國一切有牆的地方，皆可看到。在南街村的標語口號中，有一條屬於創新：“堅持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
這就是南街經驗的一個自我總結嗎?
可能是的。
在大街東側圓形廣場上，矗立著一尊毛澤東漢白玉塑像。
塑像前，有兩位民兵晝夜站崗，塑像座底東側刻有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撰寫的題爲“飲水思源，重教後人”的碑文。

沿南街村的商業區、工廠區、教學區、住宅區轉了一圈，回到宿舍，身臨其境，方知在南街村找人訪談是十分困難的，因爲前來參觀者太多。東逛西轉，也看不出一個名堂來，於是回來讀王主任贈送給我的四部書。
晚繼續看書，其中確有不少我所需的材料，尤其是作家張宇所寫的那部《南街村話語》。張宇在南街村泡了整整一年，其所看所訪，自然十分深入；其所思所慮，與我有不少“暗合”之處。

南街村的“能人現象”

清晨6時30分，被南街村高音廣播中傳來的《東方紅》樂曲聲所驚醒。我被這熟悉的樂曲最初喚起的感覺，真有一點“恍如隔世”。
毛澤東把整個中國當作推行理想的巨大試驗場，他發動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運動，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反右鬥爭，直到“文革”初的橫掃四舊與“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但是否把一切傳統的“舊觀念、舊習慣”從億萬人民的頭腦中清除出去了呢?
與一系列批判運動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教育運動，但冠以“毛澤東思想”的集體主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是否深入到人們的“靈魂深處”了呢?
人腦是否猶如電腦，歷史地儲入其內的資訊可以被“批判”所擦去，且被“教育”所重新輸入?以“平等”爲目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建立，加之“批判與教育”能否最終消除人性內最頑固的“私己貪欲”與“分別競勝”之心呢?
毛澤東的前半生，在與“階級敵人”、“民族敵人”作戰，他贏了，贏得那樣燦爛輝煌；他的後半生，其實是與人作戰，與人性中“利欲”與“競比心”作戰，結果他輸了。
改革開放，究其實質是對人性中的“利欲”與“競比爭勝欲”的默認，市場經濟不正是靠著“利欲”與“競比爭勝欲”之兩輪而啓動、運作的嗎?然而在南街村，這裏依然“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
這裏，每日清晨的《東方紅》樂曲，漢白玉的大理石雕像，滿牆的“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的標語，僅是一種形式，還是具有真實的內容呢?直到傍晚時分，我在旅舍讀完了王主任贈送的四部書。善讀書者仍可從這些宣傳物中找到問題的部分答案。

一、關於南街村與其他村的異同比較。
南街村(地處臨潁縣城南街，故名)，原有耕地2006畝(其中1200畝耕地已被工廠、道路、學校、村民樓房所佔據)，若按原耕地面積計算，人均耕地0.64畝，凡河南各市、縣城鄉結合部的村，人均耕地通常低於全市、縣人均耕地面積。在解放前，凡市、縣城鄉結合部的村民，大多兼工商業，就此而言，南街村與河南其他各縣的東、西、南、北街村並無二致。
王所贈送的四部書內，並沒有單獨提供該村宗族、姓氏結構的說明。從零星的資料來看，該村姓氏很雜，且有回族村民，以王姓爲多。
這在村黨政主要領導成員的姓氏結構內也有所反映：四名正副書記、三名正副村長中王姓占四名，至於這四名王姓幹部是否屬於同一宗族，書內沒有任何資訊可尋。
但我估計是同一宗族的。
一般而言，在城鄉結合部的行政村內，姓氏結構較雜，且宗族觀念較弱，就此而言，南街村與縣城四周的村沒有什麽不同。

1981年，全縣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南街村也不例外。
處城鄉結合部的南街村得地理之便，加之土地十分稀缺與歷史上的經商習慣，全村剩餘勞力迅速向非農經濟轉移：
一是在縣城內設攤賣煙、賣菜，或搞飲食業。二是到外地務工經商。
隨著家庭勞力與經濟重心的轉移，家庭承包的土地或轉讓出租，或粗放經營，或任其荒蕪，這在全國城鄉結合部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指八十年代初的幾年內)。

1981年，南街村已辦起兩個集體小企業，一是磚瓦廠，二是麵粉加工廠。此時也推行個人承包。
結果是承包者個人發了財，集體欠了債，村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
就此而言，南街村與其他市、縣近郊各村並無差異：農業這一塊非但不增，反有下降趨勢；農戶非農收入迅速增長，貧富開始分化。

南街村之所以成爲如今的這個樣子，起始於1984年。是年，村黨政班子作出一項重大選擇：
重新走集體化的道路。
第一步是將兩個承包給個人的小企業重新收歸村集體，由集體承包。
但這已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承包制了。因爲由村委任命的廠長，只領工資，既無獎金，更不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
第二步是在村民自願的基礎上，重新將承包土地陸續收歸集體：這項重新集體化工作始於1986年，完成於1993年。隨著村集體企業的迅速發展，全部農業勞力轉入村企業，使這項土地耕作重新集體化與企業化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當村集體企業把絕大部分甚至全部勞動力皆吸納其內時，廢除土地家庭承包制並重新集體化與企業化的做法，並 非南街村的首創。
當然，就全國範圍而言，只有極少數的行政村能走此道路(全國有九十餘萬個行政村)。南街村集體承包的特點在於企業廠長主要是一種責任承包，沒有所謂的“個人利益激勵機制”。
承包者不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廠長相似。

從表面上看，南街村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在這種“企業集體承包制”下，集體工業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二是他們所一再宣稱的“毛澤東思想挂帥”。

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
據他們自己的統計，1984年産值70萬、1985年130萬、1986年320萬、1987年730萬、1988年1400萬、1989年2100萬、1990年4100萬、1991年突破億元大關、1992年2.11億元、1993年4.2億元、1994年突破8億、1995年達12億元。各年的利稅占總產值的10%左右。
這些統計數位是否可靠，有無水分在內，我們無法核實。
且在四本書內的統計數位並不一致。
但南街村各項“現代化硬體設施”明擺在那個地方：他們確實很富有。
南街村從1984年的2個小企業，發展到1995年擁有26個企業的大企業集團，一部分原因歸功於村黨政班子的投資決策：圍繞農副產品深加工辦企業，圍繞著龍頭産品上配套專案。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雙圍繞”發展戰略。
從這26個企業的産品結構來看，確實是這樣的。
麵粉廠、食品廠、速食麵廠、啤酒廠、包裝廠、運輸公司、養雞場，等等，都是圍繞糧食加工與深加工旋轉的。

就此而言，只能說這是南街村引人注目的一個原因，但決非主要原因，因爲全國的億元村，見諸歷年報紙的就有數十個之多。
引起世人關注並爭議的是他們對村集體經濟快速增長的解釋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的結果。在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只有在河南臨潁縣的南街村能聽到“文革”時代的“革命歌曲”，能看到“文革”時代的標語口號，以及1993年豎起的毛澤東大招手的漢白玉巨大雕像。
人們不禁要問：南街村的“毛澤東思想”只是一種外在形式，還是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呢?
問題的可能答案是：兩種回答皆不符合南街村的實際情況。

二、南街村的村集體(或說村落共同體)：村落文化與毛澤東思想。
1984年，南街村重新走向集體化之路。
經歷十餘年的發展，這個擁有八百餘戶，三千餘人的行政村成爲一個集體資産雄厚且具有很高凝聚力的真正集體或說真正的共同體，一個參與市場經濟競爭並依靠市場競爭而發展壯大的村民集體。一個行政村，何以能形成一個真正的集體，並以集體法人的資格參與市場競爭呢?
這一現象，一直引起我的高度興趣與關注。
因爲這個問題，在我看來，直接關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可能的重大問題。爲了深入地分析南街村現象，讓我們先來談一點理論問題。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只是一種經濟手段，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補充說，只是一種經濟資源的配置手段與方法。
在經濟資源諸要素中，勞動力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這也是經濟學家們一致同意的，然而，在不同性質的社會內，人們的行爲目的與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人們的合作原則及由合作而産生的贏利之分配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這一個問題，恰恰被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忘卻了。
黑格爾在其《法哲學》中曾經說過，市場經濟社會具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把個人從他們各自所屬的集體或群體中揪出來，使原集體成員相互之間變得生疏，並承認他們都是獨立自主的人。
市場經濟把人扯到自身一邊來，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過它，並依賴它而活動。
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爲目的，所謂他人與組織，只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一種工具。在市場經濟中，一切激情的巨浪洶湧澎湃。
中國推行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爲黑格爾的上述論述提供了新的注釋，以致無需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了。

於是，提出了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以集體所有制爲基礎的村集體，何以能把它的成員約束在集體之內，並自覺地效忠於集體呢?有兩大因素足以導致村集體的瓦解：
一是村落內部的傳統因素，一是市場經濟因素。
市場經濟因素正如黑格爾所說，但從中國目前的實踐來看，“市場”瓦解“集體”採取兩種方法：
其一是直接將集體成員從集體內部拉出來，成爲市場經濟內追逐個人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個人，
其二是依然處在集體之內，但在觀念與行爲方式上已被“市場”所揪出，從而在集體內利用集體組織與資産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這便是在中國各國有企業、各集體企業內普遍發生的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的“腐敗行爲”——這裏的“腐敗”是從集體或國家利益的角度來定義的。

村落內部的傳統因素存在於家(或家庭)與村集體組織的關係之內。行政村是由數百戶獨立家庭所組成的。
將行政村轉變爲一個真正的集體，一個有著共同利益以及有著共同精神認同的共同體，必須要與各家庭小群體內的家庭利己主義作鬥爭。
如果戶戶各顧其家(在中國村民中，發家致富的願望一直是十分強烈的)，村集體勢必瓦解。
由此可見，處於傳統村落文化與市場經濟雙重制約影響下的行政村，要鞏固和發展集體組織與集體經濟，必須要以精神文化建設爲中心：
一方面反對市場經濟中的利己主義對集體內部的侵入，又充分利用市場；另一方面，反對村落內部的家庭利己主義，同時充分利用村落記憶體在著的各種倫理資源。

爲了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南街村的主要領導確實十分重視以集體主義爲中心的精神文化建設，而精神文化的思想資源，一是來自於毛澤東思想，二是來自于村落文化。

關於村落傳統文化，王宏斌說：“南街村的農民決不是沿海一帶的農民。
開放意識、思想觀念與沿海農民和城市居民相比，都有距離。
咱們南街村不少人身上始終保持著傳統的思想觀念。我不以爲傳統觀念和作風都是錯誤的，很多東西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必須繼續保持與發揚。”
南街村爲分配集體福利而建立“十星級評比”活動，每月一次。
在十項評比標準中，有思想品德、尊師重教、家庭倫理、鄰裏關係與造福鄉裏。
這與古代鄉村社會的村規民約沒有什麽不同。
更爲重要的是，南街村集體組織內部的權力來源與運作方式，幹部與村民關係，帶有極其濃厚的村落傳統倫理特徵。

我先引《南街村話語》作者的幾則調查材料及其感受：“南街村許多老人說起他們的班長(指王宏斌)，就像自己孩子那樣洋溢著一種親情……這些話語裏，表現了南街村內一種特殊的幹群關係。”“有些村民親口對我說：“俺班長從小就是個好娃子，俺班長是俺們的主 心骨，王宏斌是俺南街村的帶頭人，王宏斌是毛主席在俺南街的接班人。’”

南街村推銷員穆國燦，在回顧第一次到北京打開市場的那段艱辛的日子時說：
‘王宏斌對我說，你記住你是個推銷員，但和別處的推銷員不同，那就是你出門在外，君命可以不受。班長說，你在外就是代表咱全村老少爺們，出門在外，你就是我王宏斌，可以全權處理業務。這種信任和支援，我穆國燦就是死在外邊，心也甘哪。”
這種信任與忠誠，只有在村落共同體內才有可能産生。
“王宏斌有個習慣，動不動就在群衆大會上和群衆談良心。他常常說，我別的沒本事，我敢和別人比良心，只要老少爺們發現我王宏斌背良心，我就下臺。”
在由陌生人組成的市場經濟社會內，只講規則，不講良心。
“良心”一詞只有在村落群體之內，才能獲得它固有的意義與力量。
村集體領導在村民大會上動輒講良心，且敢於講良心，既是一種自信，更是一種力量。
若在市場經濟社會內，人們就會問：“良心值幾個錢？”
良心，或是弱者的自慰，或是強者的巧飾。

南街村之所以成爲它今天這個樣子，原因甚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用南街村民的話來說：“南街村出了個王宏斌。”
“王宏斌帶出了一套好班子，好班子帶領全村村民走集體化與共同富裕的道路。”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南街村是一個倫理共同體而不是一個契約 化的集體組織。
王宏斌是一個爲村民作主的領袖，而不是村民選舉的幹部(雖然村民會一致選舉他)；
村集體內的主要行爲規則源于王巨集斌的“以身作則”，而不是全體村民協商達成的規章制度，即“以法作則”。
而王宏斌之所以能“以身作則”，是因爲他的“良心”。
而他的良心，即是全體村民利益與意志的一種內化。
古代儒家的“修、齊、治、平”說，實淵源於同一的村落文化之內。

關於毛澤東思想，王宏斌說：“南街爲什麽要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
當1984年把承包權收回來後，支部一班人就坐下來進行討論，南街爲什麽要發展集體經濟?
爲什麽要辦集體企業?這個問題好回答：爲了掙錢。掙錢目的又是啥?
是讓南街人都富起來。再繼續討論，錢怎樣才能掙出來?大家議論紛紛：要選好專案，要有好設備，要出好産品，要選好人，選懂經營、會管理的能人。
當然，要辦好一個企業，不管它是什麽性質的，必須具備以上幾個條件。但咱們的企業是集體性質的。
即使具備上述條件，掙了錢，但錢完全有可能到不了集體與村民手中，而是流到個人手裏。
因此，要搞好集體企業，要確保錢回到集體手中，需要有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
那麽，怎樣才能使南街人都成爲具有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
找來找去，還得把毛澤東思想端出來。
用毛澤東思想反對一切損公肥己、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爲，發展集體經濟……要反對以權謀私、損公肥己行爲，毛澤東思想是最有效，最銳利的武器。”
的確，在同一市場經濟海洋中運行的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組織，對外必須服從同一市場競爭規律，然而內部的權力來源與運行及分配方式隨所有制結構的不同而不同。
村集體企業，必須有集體主義的精神。必須將一切腐蝕、破壞集體的行爲排除出去：南街村選擇了他們所理解的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一種集體倫理思想。

三、南街村鞏固與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之路的三大措施。
1.實行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制度。
南街村爲什麽推行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王宏斌說，爲了限制與消除産生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等腐敗現象的最終根源——私心。
最有趣的是，王宏斌將人的私心理解爲相互攀比，相互爭勝之心。
他說：“人們沒有私心，有權的不會以權謀私，不會搞腐敗，沒權的人就不會損公肥私。
這一切錯誤的、消極的、腐敗的現象都是由於私心所産生出來的。
如何在南街消除或縮小私心的滋生蔓延，找來找去，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從所有制這個問題上去解決……我們認爲，私有制的成分越大，人們所産生的私心就越多。……這幾年，南街村的生産資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人們不再因生産資料而産生私心。
但是，僅有這還不行，人們的私心還會産生。
因爲目前的生活資料還有部分是私有制。要想解決生活資料公有制，必須通過分配這個渠道去解決。如果不解決生活資料私有制問題，人們還要比。
他的一家比咱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攀比消費水平，有積蓄的可以拿積蓄來趕上人家的消費水平。家裏沒錢的，就會想歪點子。
有權的搞以權謀私，沒有權的，就搞損公肥私。
這兩樣都不能搞的，便去偷，去搶，去騙，違法犯罪。
所以，咱們在解決了生産資料公有制後，還要下功夫解決生活資料公有制問題。
現在咱們新建起村民樓，配套下來每戶八萬多元。
裏面的大件東西全部姓公，小件東西如衣、被、鞋、襪還是姓私的，這些要隨南街集體經濟的發展，逐步把現在姓私的東西都變爲姓公。
讓南街人富得個人一分錢存款都沒有。
到那時，不存在私有的東西了，人們的私心就會大大減少，但不可能全部沒有，那時，人們的私心會體現在誰的官職大一 點，誰的權力大一點，誰的名氣高一點，要去爭，去比，去計較。私心會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但不再以權謀私，損公肥私，不再去偷拿公家的財物了。”
實行生産資料的公有制，縮小工資分配上的差別，擴大公共福利中的平均分配份額，這一思想，確實是源於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曾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一制度，但失敗了。
王宏斌在他小小的王國推行共産主義試驗，會成功嗎?

據雲，自1988年以來，王宏斌固定月薪250元。這樣，村黨政主要幹部一律250元。
各分廠廠長月薪在300—350元之間，說是以工資體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其實只具有象徵意義。
值得指出的是，公共福利這塊的分配，只涉及南街村村民範圍之內。截至1996年，南街企業集團共有職工12000名，其中屬於南街村的，至多2000人，其餘萬名職工來自南街村之外，他們無權參與“高福利”的分配。

2.在南街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
王宏斌在解釋這項制度時說：
“根據南街過去承包的教訓，在南街咱們認爲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表明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咱們還認爲，在南街獎金越發，人的私心越重；獎金越發，人的覺悟越低；獎金越發，人與人的關係越淡薄；獎金越發，黨組織的形象越差，黨群關係越緊張。”
的確，由個人承包鄉村集體企業的大量實踐表明，承包者往往利用集體企業組織來獲取個人管理經驗，建立私人供銷渠道，積累私有資金，然後轉爲私人企業。在這個意義上，個人承包制往往是從集體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種過渡形式。
南街村爲防止村集體成員間的貧富分化，推行集體承包。
這種承包制的前提條件是，各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必須在精神、動機上對村集體效忠。這也便是他們強調“政治挂帥”的基本原因了。
當然，取消了個人物質激勵機制的集體企業負責人，之所以積極工作，
一是靠王宏斌爲首的領導班子的“以身作則”，
二是南街村集體通過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讓他們富得無需更多的貨幣，
三是在南街村發揚光大的毛澤東遺産：學習與鬥私會制度。

3.南街村的鬥私會。
在南街村深入採訪一年之久的張宇告訴我們：“深入採訪，我們發現南街村從上到下現在還經常召開鬥私會。從形式上看，很像過去極左思潮時期的批判會和鬥私批修，”
他曾出席過南街村委班子內部的一次鬥私會，“挨批的是一個領導班子成員，他拿著一個本子，低著頭，紅著臉，一看就知道是批評物件。
他是南街村銷售公司總經理，其他人圍坐在那裏，發言很積極，爭著一條一條擺著事實，講道理。
副村長郭全忠嗓門最大，和鬥爭壞人一樣嚴厲。會場雖然不大，人也不算太多，但非常嚴肅，那種氣氛讓人感到緊張和壓抑。”
副村長郭全忠本人也挨過比這更嚴厲的批評，“當初工人們修柏油路時巴結他，往他家門口拐了十來米，他沒拒絕，默認了這一事實。但郭全忠的父親卻放心不下，夜裏竟睡不著覺，半夜去敲王洪彬的門，告了兒子一狀。
王宏斌等郭自己來作檢查，但一直等了四十天，郭一直沒有主動檢查。
有一次開群衆大會，王宏斌在大會上把這件事講了出來：‘身爲副村長，還不如他老爹覺悟高。占這麽大便宜不檢討，這還像不像一個共產黨員。我一直等，等了你一個多月，不見動靜。現在你站出來，給全村的老少爺們說說，你這表現丟人不丟人，都要這麽幹，村 長們還不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人?那樣的話，群衆如何相信我們?’郭全忠只好站出來，當衆給村民作檢討。事發突然，他有點慌亂，又是事實，就臉紅脖子粗，開始時臉上冒汗，後來就眼裏流淚，公開認了錯，群衆才讓他過了關。”
據說，班子所有成員，都當過批評物件，班長王巨集斌，也在幾千人的群衆大會上做過檢討。

村裏的領導班子內部是一種鬥私形式，對待群衆是另外一種鬥私形式。
負責群衆鬥私問題的副村長告訴《南街村話語》的作者說：
“對待群衆，這問題很複雜，要分層次，區別對待。一般問題由村幹部進行批評教育，幫助群衆把問題解決就完了，一般不上鬥私會。但問題嚴重的，一定要上鬥私會。開鬥私會不是目的，目的是不但教育本人，更重要的是通過典型事例教育大家。”
在南街村幾乎每年都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教育活動。
如1991年初，南街村四位年輕廠長一度居功自傲，被“停職檢查，接受批評”，一時間，廣播、報紙、大辯論、小型座談會等多種批評形式，鋪天蓋地而來。
1992年，發動全村對黨員、幹部、職工開展三評議活動，通過評議，有錯誤的受到處理，不合格的就地免職，先進的予以表揚。以後，一年一度的三評議活動定爲制度。
1994年，南街村開展以“反官僚主義，反以權謀私，反弄虛作假，反無所作爲，反鋪張浪費”爲內容的整風活動。如此等等。

四、關於南街村經驗的若干思考。

1.南街村經驗，引來了許多讚譽，也遭到不少懷疑與否定。褒之者將南街譽爲“中州大地的一方淨土”，懷疑者認爲他們的“政治挂帥”，挂的只是羊頭，賣的是狗肉。
貶之者認爲南街村實踐完全不符合現代文明準則，帶有鮮明的極左印記與原始村社的痕迹。
褒貶者各以其所是攻其所非，甚無謂也。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南街村是一個集體，他們正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在全國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一個行政村範圍內，重新將分散、獨立的村民在自願基礎上重新組成一個集體，並以集體經濟的名義，參與市場經濟，從而發展集體經濟，這確實是一條艱難的道路。
在這方面，南街村作出了自己成功的探索。
我們所關心的是，這個集體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條件是什麽?它能否成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主體?

2.“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還有什麽本質區別的話，那麽其區別不在於“市場經濟”，而在於“在市場經濟海洋內”各獨立運行的經濟主體的性質。
若在市場海洋內各獨立運行的“大小船隻”是私有制性質的，那麽，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若在市場海洋中各獨立運行的“大小船隻”是國有制或集體所有制性質的，那麽，它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但以國有制與集體 所有制爲主體。
衆所周知，中國的農業經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各集體組織早已解體，億萬規模狹小且相似的家庭成爲農業經濟的獨立主體。
迅速興起的鄉、村集體企業，絕大多數只是名義上的：普遍推行的“集體企業私人承包制”，往往是從集體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種過渡形式。
國有制企業，由於種種原因也處於急劇的衰落之中，私有經濟成分越來越佔據重要地位。
我們往往以爲，集體企業性質的蛻變與國有企業的衰落，只是一個體制問題，機制問題。
其實是人固有的“發家致富”欲望與市場經濟固有的力量與精神(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對集體主義精神與集體利益侵蝕與分解的必然結果。
恰如南街村王巨集斌所清醒地認識到的那樣：集體企業賺到的錢，如何保證落到集體手中，而不流入私人腰包，這不僅僅是一個規章制度的問題，更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思想文化建設的大問題。
南街村的“政治挂帥”、“毛澤東思想領導”以及他們的各種形式的“鬥私會”都是圍繞此目標而進行的。要使每個村民成爲村集體的一員，並自覺地服從集體利益，這對於集體經濟的鞏固與發展，確實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市場經濟中的所有企業，無論是什麽性質的，概以贏利爲目標，虧損必須破産，這是沒有爭議的。
辦企業要資金、土地與勞力，企業贏利要靠內部的科學管理及生産出適合市場需要的産品，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作爲集體企業，還有一個確保合作創造的贏利如何回到集體手中的問題，因此必須有一種與此相適應的規章制度。
但要使這一規章制度有效運作，還需要一種與此相適應的精神，這種精神，只能是集體主義精神。

3.在各獨立農戶之上如何形成一個集體組織?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過於複雜的問題。
在我國廣大的村民中，能否通過平等的協商，通過一種民主程序，制定一套契約化規章制度，並選舉自己的領導人執行這些制度，從而使之成爲一個集體並有效地合作呢?一個較不樂觀的估計是，至少目前尚不具備這一條件。
因爲在中國村落文化中的各種人際合作的傳統方式中，沒有一絲一毫現代民主與法制的因素。
雖然，開大會、選舉、定章程這套現代民主程序也輸入到鄉村，但村民依然無力按現代民主程序自發地形成超家庭的各種集體合作形式。
村民的集體利益與集體意志是要由一個“別人”來認識、來代表的。
“南街出了個王宏斌，王洪彬帶出了一個好班子，好班子帶領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句話的意義與力量只有在村落文化內，才能得到理解。
從“爲民作主”到“民主”，從“以身作則”到“以法作則”，我們民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問題在於，王宏斌這類人物的産生，往往出於偶然。
雖然我 們在這類人物的身上能找到村落文化的因素，但村落文化並不必然促成這類人物在絕大部分村落內成批成批地産生出來。
這也正是南街村之所以成爲南街村，且南街村經驗無法推廣普及的一個根本原因。
假如王宏斌突然從南街村消失，南街村是否還能長期保持它如今所是的這個樣子?
我敢大膽地預言：不可能。

這裏涉及到一個更大的理論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建成，關鍵在於它能否創造出一種在市場中有效運作的集體組織形式，這種集體組織既然無法通過契約方式産生，那只能求助於王宏斌式的人物。
但這種人物又只能是可遇而難求的。
那麽，我們能否創造一種新的精神文化，使得王宏斌式的人物成批地産生出來呢?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4.南街村的集體，主要是對南街村原村民而言的。就南街集體企業集團而論，如今已擁有12000名職工。其中屬於南街村集體成員並有權享受村集體福利的職工，至多不超過2000人。
其餘10000餘人是來源於外村、外鄉、外縣甚至外省市的打工者。他們參與了南街村集體福利的創造，但基本上享受不到比工資豐厚得多的集體福利。
據此，有人將南街集體企業稱之爲“集體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否有經濟學上的根據，姑且不論，但它所指稱的現實是明擺著的。
（本文摘自曹錦清所著《黃河邊的中國》一書）

NO:1076_23
讀讀樂 　於　2002/09/14 21:5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南街現象泛談
作者：王書生
冷眼相看南街村。

我沒有親眼目睹，儘管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奇特現象。
起初，我非常驚喜。
毛澤東時代曾豪情萬丈，決心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然而終未如願。
結果導致了“補課”思想的誕生，馬克思主義的衰微，自由主義的興起。
中國也在倉促之中走上了漫長的改革之路。
南街現象是中國農民的一大創舉，只可惜，在她發展的初期，我們沒能給予足夠重視。
今天，她已失去了普遍的意義。

南街村成爲中國的一大景觀，每年接待參觀考察的人數多在二三十萬。
在這裏你可以重溫五六十年代的氣息，更可觀摩共産主義社會的微縮圖景。
我不知道，多數人去時抱什麽心態，回來時有何感想。
但不久前，從河北某報的報道中我約略瞭解到一點。
該報以大量的篇幅刊載了河北師範大學師生考察見聞與感想，並有該大學教授與記者的對話。
學生們以一種興奮和激動的心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爲在思想上是一次洗禮，在對共産主義的信仰和信心上是一次增進。
教授則指出南街村的模式在幾個前提條件下可以推廣或複製，其中最重要是合適的帶頭人。

以前包括《求是》在內的許多媒體對南街村有過介紹和報道。
時光流逝，中國的現實情況，較10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對它的感觸也發生了變化。
師生的話發自內心，如同我多年前的朦朧意識。但這一次卻引發了我更多的思索。
星星之火，難成燎原之勢，克隆南街村不具備條件。
毛澤東思想造就了南街村，改革開放哺育了她。

南街人依託她獨立的思維和對集體私有化結果的反思，確立了自己獨特的發展之路，是不唯書、不唯上的典範。
在全國上下爲私有化、個人財富奮鬥時，南街人卻走了回頭路。
他們凝集了力量，抓住了機遇，壯大了自己。憑著對毛澤東思想樸素的認識，實踐著毛澤東曾經的嘗試。
現在或將來一段時間她會更加引人注目，這不僅僅因爲她的成功壯舉，更在於現實社會貧富的急劇分化、赤貧與邊緣人群的膨脹。
在反觀中，善良的人不能不深深反思。
在私有化的汪洋中，這一孤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使我們無法忽視她的存在。
她的存在即是她的意義。
至於推廣或克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非常不現實。星星之火，無法燎原。

事過境遷，大氣候發生了變化。

中國經濟已由嚴重的短缺發展爲相對過剩，競爭環境更趨複雜和殘酷，投資方向也更多地表現爲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
對於中小投資者來說，短期內實現投資回報成倍增長的條件基本已不存在。
南街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起步的，九十年代初已完成了原始的資金積累。
如同一些個體戶、私營企業一樣是在特定的歷史機遇中發了家，致了富。
現在，沒那麽簡單了。
財富成級數擴張的機遇更是微乎其微。
沒有資金的支撐，沒有相當規模的産業，憑什麽去克隆已具共産主義雛形的南街村。
退一步，即使有天上掉下的資金，但使資金變成活資本，也並非易事。
南街村曾拿出6000萬支援鄰村，但失敗了。
這或許不僅僅是缺乏合適人選的問題。
投資的失敗率越來越高，而農民固有的不足，在目前參與全球競爭的大環境中不具備任何優勢。
這不是說農民、農村沒有了出路，但出路無法在自身中實現。重走集體之路，行不通，還有其他深層次的原因。

靠著一種精神，創造奇迹，已失去了適宜的土壤。
土地分配到家庭，實行大包乾，已有二十年了，這不是短暫的時光。
二十年的風風雨雨，沖刷著社會的各個角落。
經過自我奮鬥的洗禮和人情世態的演變，以自我爲中心的思維與行爲模式幾成定型。
現在不會有人願意將土地交出去，走過去的路子。
靠個體、靠家庭難於發展壯大，老百姓都知道，但現在又去相信誰。又有誰能保證在集體的旗幟下過上好日子。
自九十年代中後期，整個社會的中下層開始彌漫著困難與艱辛。
下崗職工不斷增多，生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保障急劇萎縮。
就業機會的減少，生活的不穩定，社會中下層不得不處於一種非常保守的狀態。
而農民靠著自己的土地還能維持溫飽，這使他們感到慶倖。
現在誰要想從農民手裏“奪走”土地，恐怕比登天還難。
覆水難收，現實中沒有回頭的路。
儘管南街讓人向往或羡慕，但他們是現實的，沒有人去夢想，更不會去實踐。
行政的命令不能解決問題，強制只會引向災難。

公平分配，共同進步是南街現象提供的現實意義。
不要試圖去克隆，從另外的角度去研究她、實踐她。
她的更現實的意義在於分配上的公平和共同進步的精神與實踐。

南街起步於對承包制的反思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再認識。
通過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凝集了人心，找准了方向。
相對來說，改革是在承認個人利益、鼓勵個人奮鬥的基本思路下進行的，它來自於對幾十年實踐的反思和擺脫經濟困境的努力。
然而它在極短的時間內，打碎了集體主義的信仰，確立了金錢至上的信念。
金錢逐漸成爲我們這個社會衡量一切的標準。在這裏，手段成了目的。
分配的不公也由此拉開序幕。同爲國有單位，行業差距可謂觸目驚心。
一些壟斷部門，月收入高可達四五千元，普通單位職工拿七八百已算不錯，且還有上千萬的下崗職工和大量處於貧困邊緣的人群。
更爲甚者，是各式各樣的腐敗。
腐敗泛濫，其核心是各色人等處心積慮直接或間接地瓜分國有資産。
勞動大衆幾十年創造的社會主義財富逐步轉移成爲某些個人的資本。
而且竟有理論的支援。

由於改革是前無古人的開拓性事業，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貪欲的膨脹，還來自於社會的擠對。
曾經迷惘的現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經過十幾年的改革，方向開始明朗起來，但變數卻越來越多，終於膽大膽小的人開始“以不變應萬變”的思路改過去的“消極”爲積極，從“不自覺”到自覺；充分利用現實條件大肆攫取錢財，惟恐自己與兒孫們將來淪爲無産者。
風險成本，遠沒有冒險的收穫。
過去個體的行爲，逐步演變爲組織、制度的行動，現幾近到了瘋狂的程度。
據專家估算，改革開放二十年，約有30萬億元的資産，流入個人腰包。

“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曾在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並有不少的作品或譯著問世。
但爭論沒能阻擋更大的不公。
其實爭論本身也正說明社會不公不斷激化的現實，只是有些學者要站出來爲它辯護。
現在關於二者關係的討論幾乎是銷聲匿迹了。
或許現實已給出了答案。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多少人在這個幌子下，將公平的觀念抛至九霄雲外。
嚴重的不公必將阻礙社會的進步。購買力低下，需求不足；競爭無序，造假成風；違法犯罪等問題都與嚴重的分配不公有直接關係。
而以家族和其他關係爲單位呈現的兩極分化在中國突顯出來。
行業收入差距拉大，使得關係資源顯得尤爲重要。
它基本上打碎了處於貧困半貧困狀態家庭想通過下一代翻身的希望，而希望的破滅是可怕的。
況且貧困在多數情況下有著政策的原因。缺乏公平理念的改革實踐正遭受嚴峻考驗。

在這公平隱沒的混沌之中，南街村是顆明珠。
儘管有些人對她不以爲然，但她反照的光，越來越刺目。

社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應當說與自由主義、精英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思路有著直接的關係。
精英主義、新自由主義將社會引向何處？
可以說，他們有將共產黨推向尷尬境地、危險邊緣的可能。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農民是她的同盟軍，可現在中國80的工人和農民已處於社會的下層與邊緣狀態（據何清漣的研究報告）。
嚴重的不公和貧富分化，將損害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
包括吳敬鏈先生在內的有良知的學者警告說，中國有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可能。
而權貴資本主義對於中國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中囯共產黨偉大的過去，必將注意到南街的光，她在向世人展示著集體主義精神的永存和偉大。
共產黨曾孜孜以求的希望之火，正昭示著未來的方向。
公平分配，而不是強取豪奪；共同進步而不是以強淩弱，才是人類的希望。

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9.11恐怖事件在提示著我們：嚴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潛在的殺手。
滿載乘客的飛機撞擊大樓刺耳的聲音、轟隆隆的槍炮聲、此起彼伏的炸彈聲，回蕩在耳邊。
而國內的不平比國際間的不平或許更可怕。驚醒啊，驚醒！
公平和平等不會阻礙生産力的發展，而有利於社會的和諧進步。
南街的實踐是留給我們的希望。

南街村的紅旗還能打多久？

汪洋大海，一葉孤舟。當世界共産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時，南街村逆風而上，令世人注目。
南街成長在中國飛速發展時期，順勢開拓，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
沒有強大的經濟作基礎，共産主義實踐只能流於空想，中外歷史莫不證明，即使是小小的試驗田也概莫能外。
南街村已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具有了共産主義新村的雛形。
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實物分配爲主、貨幣分配爲次的平均分配方式，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勢力是能夠發展下去的。
我認爲外部的變化對其影響不會太大，不管是政治的或經濟的。作爲一個“集團公司”，其主要問題在於經濟的發展情況。
當然，也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要逐步擺脫依靠個人信仰建立分配機制和管理機制的創建模式；
二、大力加強民主思想教育，全面提高群衆的民主管理能力和實際決策能力；
三、將傳統的村社管理方式與現代管理相結合，逐步走出依靠傳統的鄉村理念管理各項事務的模式；
四、把握自己，降低受外界政治、經濟變化影響的程度，特別要注意政治波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五、創造職工或村民實現成就感的條件和機會，建立通暢的用人、選人機制，給人以較大的創造性空間。
總之，關鍵的是要堅決避免一兩個人決定一切的管理方式。

南街人自覺發展和維護共産主義模式，一方面來自于現實生活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來自對外部世界的反觀。只要存在內外對比的強烈反差，張力的作用有助於南街共産主義新區的實現和發展。
南街村將長期成爲被各方關注的物件，無論讚賞、否定或不以爲然。
她的健康存在，對於研究中國的發展問題是有益的。

NO:1076_24
讀讀樂 　於　2002/09/14 23:0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有個南街村
文/楊瑞春
圖/任晨鳴這是個現在仍供奉著毛主席像、稱頌毛主席語錄、每天播放《東方紅》的“紅色億元村”。這裡的集體企業產值達10多億元，但最高工資只有250元，家家戶戶享受按計劃分配的福利。在千百萬村莊紛紛包產到戶之時，南街村卻重新集體化，以毛澤東思想為信仰，以市場經濟為手段，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在新世紀到來之時，被稱為共產主義實驗室的南街村，能給人什麽啟示呢？採訪出發前的晚上，打開新浪網，鍵入“南街村”這三個字。沒想到，幾秒鐘內竟然搜索出來一百多個相關網頁。這個豫中平原上小村子的名字，被專門報道或提及在各類新聞、評論、書籍簡介甚至探討所有制的大塊頭理論文章中。南街村的知名度，由此可見一斑。南街村是以“紅色億元村”聞名的，現在提起有個家家供奉毛主席像、稱頌毛主席語錄、大唱革命歌曲的地方，人們大都曉得。不過，對於這個“紅色”村莊的存在，人們的看法大相徑庭：有人為之叫好，稱為當今社會的一塊“綠洲”；有人則表示反感，認為是“左”的思想復辟，甚至認為是“怪胎”；有人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富裕”的實驗室。
20世紀90年代中期，南街村曾成為傳媒關注焦點。幾年後，南街村怎麼樣了？在20世紀末最後幾天，記者走進了冬天的南街村，“紅色億元村”的世界。城墻內外儘管我們對這個村莊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南街給人最深刻、最直觀的印象還是它的富庶。南街村的東邊修了一道城墻，中間還有一座巍峨的城樓，叫“朝陽門”。墻裏墻外是鮮明的兩個世界，外面是老縣城，像很多被廢棄的老城一樣，暗淡而破舊，而墻裏的南街村相形之下更嶄新明亮：寬闊的大路、整齊的樓房、高高的燈柱、昂貴的草坪，讓人不相信這是在河南的農村。
緊挨南街村北面的吳寨村，還是典型的農村面貌。不用說建築、道路，連人的穿著、氣質都有大的差別。
城墻給了參觀者以很多的想象空間，村委書記兼縣委副書記王宏斌自己的解釋是希望給臨潁縣留一個歷史遺跡，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含量，但他也不否認，希望讓人看看是“集體致富好，還是各搞各的好。”
1984年，實行包產到戶和個人承包企業的南街村，集體虧損，少數個人致富，村民貧富分化。於是，南街村放棄了個人承包的方式，回到當初曾經走過的集體經濟的道路。重新集體化之後，南街村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1984年南街村村辦企業年產值74萬元，1997年達到了16億元，總產值在13年時間翻了2100倍。
因此，曾經貧窮的南街村村民，也提前過上了讓人羨慕的“共產主義”生活。“共產主義小區”內實行配給制，住房、傢具、電視、電話、中央空調，甚至剛剛進入城市家庭的純水機都是統一購置的。不交水電費，每月發米發面發肉，過年時還發蔥薑蒜，主食可以憑票領取；醫療不花錢，孩子從幼兒園上到高中都不需要花錢……人的基本生活消費都是免費的。
南街村的村民，說起今天的生活來都是一臉的滿足和自豪。特別是上年紀的人那一臉的笑紋，十分富有感染力。
相比之下，南街村與吳寨村毗鄰處設攤賣小食品的幾位大爺大媽的身影，顯得有些寂寥。看見人來，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推銷著攤上那些廉價糖果。說到南街村，他們擡頭看對面：“人家那邊比我們這兒過得好。共產主義，誰不想過呀。”
尋找回來的毛澤東
目光炯炯、大手揮向前方的毛澤東雕像，在文革時代曾經遍佈中國。但它出現在南街村卻是在1993年。南街村的領導認為，毛澤東思想指引他們走上了富裕道路，所以要“飲水思源”。主席像基座兩邊各鐫刻一句富有鄉土氣息的哲理：“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毛澤東思想勝似神。”
主席像前日夜有兩名民兵守衛。瓷制的主席像是每家客廳必不可少的擺設。每個幹部都佩帶毛體“為人民服務”的紅胸章。南街村曾提倡背毛主席語錄，開會之前要先背上一段再發言。《南街村報》至今每期在報眼位置摘登語錄。
採訪期間正逢毛澤東誕辰106週年，南街村在主席像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紀念大會，同時還為村裏20多對新婚夫婦舉行了集體婚禮，贈送給他們的禮物是大紅綢布包著的新版《毛澤東選集》。
這一切和當今大多數地方比，恍若兩個世界。
南街村搞的這些東西，真的是經濟發展的法寶嗎？不少人對此說法很不以為然。類似形式主義的東西在中國搞了很多年，改革開放以前，沒有聽說任何一個地方是通過這種途徑致富的。
不過，在重建人們的信仰方面，南街村獨特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我原來也不相信共產主義，但現在覺得通過大家一起這樣踏踏實實幹下去，實現共產主義還是有希望的。”在南街村打工多年、現在又嫁到這裡的新娘任小麗說。
這種信仰直接造就了南街村精神文明的“小氣候”。假如說學毛澤東思想讓人驚異，南街村村民的思想境界之高在當今社會也有點不可思議。
人們篤守“外圓內方”，從外面收了禮品自動上交。地面十分乾淨，沒人亂扔垃圾；自行車停放沒人管，都整齊排成了一條線。
儘管有民兵守衛巡邏，賦閒在家的老頭老太太還是自發組織起來維護治安，至少對小偷小摸構成威懾。
在河南這塊移風易俗難度比較大的地方，順利推行了婚喪改革。年輕人結婚辦集體婚禮，新娘子由村婦聯統一派車接來。每家都是三輛車，決不虛擺排場。
“外邊知道是要嫁到南街村的，都知道這邊不講這個。要不，他們就別嫁過來。”婦聯主任劉小青說話裏透著優越感。據說，外來打工的不少姑娘都希望能嫁到村裏，南街村的小夥子現在找對象的標準都提高了。
老人們儘管對“火葬”這種形式不喜歡，但堅信村裏提倡的就是為集體謀福利，都無條件服從了。
一些外地來的大學生在問及自己為什麽選擇到這裡工作時，幾乎無一例外談到了這裡良好的社會風氣對他們的誘惑力：“在這裡很有安全感，沒有社會上那麼多麻煩事。”
南街的未來
來到南街村，我們感覺到了城市視角和農村視角的衝突。而這恰恰是把南街村的局部而非整體介紹給外界時，引來許多懷疑和不解的根源。陪同我們採訪的人說，不要用大城市的眼光來審視這裡，南街村畢竟脫胎於一個貧窮的農村，現在雖然富了，但還是一個農村。
村民會對有些提問感到好笑，比如“怎麼能接受家家戶戶都是一個樣子，沒有點自己的個性？”對於他們來說，不用自己掏錢，已經幸福得不得了了。
但為他們營造了快樂生活圖景的南街村未來發展會如何呢？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南街村經濟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南街村的經濟結構非常單一，主要集中在食品工業上，在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的今天，如何保持經濟發展呢？南街村的領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希望上幾個高科技項目。但採訪期間我們聽說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說法，南街村現在盯上了一個類似“永動機”的項目，王宏斌曾經親自在開會時講過親眼見到這個“永動機”怎麼怎麼神奇，可以取代一切能源。南街村會陷入一個騙局中嗎？
“外圓內方”是南街村的治村綱領，就是外面與市場接軌，該吃吃，該送送，回到村裏就還得按毛澤東思想、集體主義觀念要求自己。“外圓內方”在開始很長一段時間都執行得很好，但現在也出現習慣了“圓”變不回“方”的人，甚至有導致經濟犯罪的。怎樣繼續有效管理村民也是個問題。
另外，“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不可避免的一些問題也在困擾著南街村。“大鍋飯”、平均主義會不會帶來生產生活資料的浪費？南街村實行高福利的供給制，同時也有一些細緻的防止浪費的規定，但是比起自己過日子，那種節約還是打了折扣的。
“比如說年底發蔥薑蒜吧，你要自己買，還不得仔仔細細挑最便宜最好的？但集體購買可能就沒有這麼細緻，我看有時候裏面摻著大塊大快的土坷垃，可能人家也覺得你南街村財大氣粗，不在乎這一點兩點。”一位家庭主婦說。
還有人的生產效率的問題。南街村除了合資企業，幾乎常年不休節假日。長期如此，人們身心俱疲，不少人表示即使願意平常累一點，也希望一個週末能休息一天透一透氣。而有些工作沒那麼忙的崗位，有時候就拉開戰線，“磨”起“洋工”。很多人心裏都有過節的想法，但又怕說出來被人罵作是懶惰思想在作怪。某個工廠到了生產淡季幾乎都不開工了，但是幹部職工也要堅持準時上班，不敢說放假。人力財力的浪費非常大。
這些小小的問題，在南街村今天的富裕場景裏，可能只是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瑕疵，但是因為其觸及體制，是足以發人深思的。
南街村村民今天的知足和幸福，建立在一個“城墻內外”環境的對比上，在臨潁縣這塊有限的土地上，南街村的生活還是第一流的。但一些年輕人也偷偷地說，他們希望手裏錢更多一點。南街村福利很高，但工資很低，大多數人的工資只有一兩百元。雖然許多日常消費不用花錢，但涉及到其他消費就顯然拮據了。
“假如把你現在享有的福利折換成錢，你是願意要福利還是要錢？”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時候，大多數人都表示希望能夠拿到錢。
“即使稍微少一點都願意，”有人說，“還是能夠自由支配好一些。”
一些外來打工的年輕人也對今天這種分配製度略有微詞，覺得能力的高低體現不出來，大學生和一個初中畢業的學生拿的工資差不多，讓他們覺得自我價值被“集體致富”強調的共性淹沒了。
這些回答似乎是一種苗頭，相比起他們已經覺得幸福到極點的上一輩，南街村的年輕人已經開始不滿足於現狀了。我們接觸到的，大多數是7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文化水平不算很高。南街村苦心培育著下一代。當受到更良好教育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他們會怎麼選擇南街村的未來呢？（完）2000年03月13日中國新聞社

與南街村當家人對話
“南街村走這條路有反對的，但我想反對不是壞事，反對的人在時時監督著我們，是一個檢察官。”
“任何東西都不是萬能的，聯產承包和集體經濟都不是萬能的。”
“信念很重要，有人信佛信神信鬼，有人還信法輪功，我們就是信共產主義。”
“這個永動機，不要說是我們南街村的大學生，就是國家的科技人員，不見到永動機這個事物他也不承認。開始我也不信，看到了，慢慢才有了認識。”
“必要的形式一定要搞，但不能搞形式主義。沒有這種形式，想灌輸正確的思想、理論，怎麼讓大家接受？”
“現在不能說誰的正確，誰的錯誤，誰的發展是方向，誰的發展不是方向。現在是經濟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允許搞私有制，也允許搞公有制，允許個人發財，也允許共同致富，誰也不能說誰(不對)。”在南街村，人人都喊村黨委書記，現在兼縣委副書記的王宏斌“班長”，據說這個稱呼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話：“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
在《南街村報》上曾經讀到一篇工人寫的小文章，記述了偶然遇到王宏斌給他指路的一次經歷，發自內心的那種激動和崇敬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帶著許多猜測和疑問，我們在村委會採訪了這位“紅色村莊”的當家人。
我打算65歲退休
記：很多村民敬仰你，甚至認為你這麼多年的發展是一貫正確的，但你能保證未來不出什麽偏差嗎？
王：南街這些年不是一貫正確的，苦辣酸甜都有，有高潮的時候，也有低潮的時候，群眾有支援的，也有反對的。總的說南街走的這條路是絕大部分群眾贊成的。關於南街的未來，很多好心人提建議，讓南街製訂個村規民約，來保證這條道路的延續性和長期性。即使我百年以後，也能繼續按這條道路走。我的回答是，靠制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國家的法律和黨章都可以修改，我們的制度就不能修改嗎？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項--靠信仰，讓南街人子孫萬代相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共產主義，就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記：有沒有想過什麽時候退休？考慮過接班人的問題沒有？
王：我打算幹到65歲，至於接班人，目前還沒有確定。南街的下一代年輕人都是我考慮的對象，到時候我們要挑一些出類拔萃的好苗子接這個班。
記：我聽說大邱莊禹作敏的事情發生以後，你們曾經開會討論過這個問題，進行自我警醒。但現在村民們非常信任你，依賴你，你們有沒有防範錯誤出現的機制呢？
王：我想這只有靠群眾監督來解決我頭腦發脹的問題。儘管目前我在南街村相對而言威望高一些，但不是絕對的。南街村走這條路有反對的，但我想反對不是壞事，反對的人在時時刻刻監督著我們，是一個檢察官。
南街村這麼多年來沒有出現別的專業戶，惟獨出現一個告狀專業戶，這人名叫劉素娥，可以說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她就告我的狀，一直告到現在。要說個人恩怨，得從改革開放之前說起。到三秋大忙期間，大隊都要召開大會讓所有勞動力都上陣，那時候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劉素娥嫁到南街一直不好好幹活，自己在家紡麻賺錢。我們就領人擡了她的紡車，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她也無話可說。後來臨潁縣搞計劃生育，她帶頭搞一胎結紮，成了先進典型。縣裏、公社都表彰，而且獎勵她，說要宅基地要哪給哪，我說那絕對是南街大隊當家的地方。你想要天安門廣場，那南街大隊不當家也給不了你。結果她哪都不要，要五隊的牲口院，那是個私人的院，公家佔用了。我說這大隊沒有權力，還是要其他地方吧。但她是故意和我搗蛋，就要這兒，我說那大隊無能為力。此後她就說我打擊計劃生育典型，到處告狀。
記：那你們怎麼對待她的？
王：1993年她告臨潁縣稅務局長，說受了她的賄。稅務局長就起訴她誣告，後來檢察院調查後也證明確實是誣告。檢察院以誣告罪把她弄起來了，後來他們過來找我問，你對劉素娥什麽態度。我說我且不說她對別人的態度，就我來說，我還要感謝她，之所以南街能有今天，我王宏斌沒有進法院，就是因為我身邊有這麼一個“檢察官。”別人不敢說的她敢說，別人不敢提的她敢提，還敢到上面去告狀。
記：她還享受南街村的福利嗎？
王：兩年前還享受。因為她一直在娘家住，專門告狀。兩年前她回來要她十幾年的口糧，南街村就給她算了算，大概兩三噸麵粉，一下子給她了，她也吃不了，就給賣了，請了一台大戲，說：這是我多年告王宏斌的狀告贏了賠給我的錢，我也不花，我給老少爺們唱臺大戲，慶賀慶賀。因為她現在也不在這邊，按照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再享受我們的福利了。他丈夫已經回到村裏了，丈夫還享受這個福利。
記：她告你什麽罪名？
王：她一是告我打擊計劃生育先進典型；二是告我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我確實是違反了；三是告我貪汙公款、私分公款，這一條不成立；四是告我向各級領導行賄，這一條也不成立；五是告我南街偷稅漏稅，這一條還不成立。
記：我聽說有關的報道……
王：那是欠稅，不是偷稅漏稅。就是因為她告，5年來稅務局兩次來查南街的帳，沒有發現偷稅漏稅。欠稅也是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的。
永動機和產業調整
記：但是據我瞭解的情況，南街上下溝通的渠道並沒有那麼通暢。比如您提的“永動機”的項目，很多人表示不信，卻不敢跟您講。
王：根據我瞭解的情況，永動機已經成為現實了。
記：這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
王：根據牛頓定律，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但現在確實是現實。因為我看了很多資料。
記：像你投資新項目的論證，你更多是憑藉自己的智慧，還是科技人員的力量？
王：這個永動機，不要說是我們南街村的大學生，就是國家的科技人員，不見到永動機這個事物他也不承認。開始我也不相信，看到了，慢慢才有了認識。
記：那你相信眼前的東西？很多特異功能也能表演，但那是騙局。
王：我想它騙不了我。對高科技的東西，開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當初日本化肥到中國，讓農民使用都不用。
記：這個項目進行到什麽程度了？是哪個公司提供的技術？
王：正在談。這是一個國內的人提供的技術。
記：如果是你決定的事情，別人還敢提出不同意見嗎？
王：我認為重大決策還是非常民主的。大家充分發表意見，不能讓個人獨斷專行。我決策了的事，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就可以重新復議、考察瞭解。最近我們要上一個異體化肥的項目，這也是高科技。我都已經定第二天要簽合同。結果一個副書記提出很多問題，我說那就先不簽。我不怕失這個面子，因為他們提意見還是為了南街的發展。而且南街建黨委班子專門找了這樣的人，他不是看臉色說話，心裏想啥說啥，不管你王宏斌定了沒定。
記：咱們經濟決策中有沒有過失誤？
王：出現過，1985年我們曾經投資300多萬搞一個麻紡廠，決策的時候麻袋銷量很好。我們建好以後就不行了，1987年垮了。這是十幾年來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失誤。
記：有沒有考慮調整工業結構的問題？
王：我們所談的項目，就是要調整產業結構，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我想作為一個幹事的人，都會考慮昨天、今天、明天、後天。隨著時代的進步發展，不搞高科技，就沒有競爭力。沒有經濟的發展，就談不上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信仰和體制
記：你怎麼評價聯產承包責任制？
王：任何東西都不是萬能的。聯產承包和集體經濟都不是萬能的。《人民日報》最近發表的社論說，不在體制，不在方法，關鍵在人。人的因素第一，國有企業有垮的，集體企業有垮的，私有企業也有垮的。這不在體制。
記：假如你的接班人改變了現在的體制，覺得不適應當時社會發展了，你會不會覺得痛心？
王：(笑)那都是後話，那時候我可能都不在人世了。我死之前應該是不會變的。
記：你覺得南街村現行的體制是最好的嗎？
王：關於這種體制利和弊的問題，我認為利大於弊。
記：在南街村似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你適應，要麼你就走，有沒有可能改良現有的體制，特別是現在已經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延長工作時間，沒有節假日，出現了讓人“耗時間”的感覺，這可是最原始的提高生產產量的辦法。為什麽不能有松有弛？
王：因為我們是幹自已家的事，不需要節假日。節假日的時候，你不照樣要洗衣服、做飯(勞動)？咱們一切要從實際出發。你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
記：但他們也希望有一些娛樂活動。
王：八小時之外可以隨便娛樂。
記：咱們村實行外圓內方，我總懷疑，在外面又吃又喝又拿，一回來說“方”了，拿馬列主義要求自己。能做到這一點嗎？
王：什麽事都是相對的。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靠一種手段、一種辦法就能解決好一切問題。就像我們說的“外圓內方”，外面得的禮品都要求上繳。確實有個別人私心嚴重、覺悟不高，自己吞了。但你說什麽時候能解決好這個問題？我想再過一千年、一萬年，永遠也解決不好。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除非到世界大同，走到哪都一樣，他就不需要以權謀私了。
管理需要天天探討。南街實際上天天在改革，並不像你所想像的，社會上所議論的一些看法，說南街就是因循守舊、極左那一套，決不是。南街的改革有可改的，也有決不能改的。什麽不能改？國有制體制不能改、集體化道路不能改，堅定社會主義方向、共產主義信念不能改，這是永久不能改的，至於採取什麽辦法來管理，那是經常在探討。信念很重要，有人信佛信神信鬼，有人還信法輪功，我們就是信共產主義。通過我這二十多年的經驗和錯誤，我認為只要有一個信念，朝著這個信念一直走不動搖，就會有發展、進步。
記：改革開放有很多農村，特別是南方的農村都富起來了，但不是走的你們這條道路。
王：所以現在不能說誰的正確，誰的錯誤，誰的是發展方向，誰的不是發展方向。現在是經濟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允許搞私有制，也允許搞公有制，允許個人發財，也允許共同致富，誰也不能說誰(不對)。
記：我走訪村民，發現大家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是相當完整的，可以從裏面感覺到你們是在努力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部分，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咱們又要每家發毛主席像，還要保衛塑像這些形式呢？那你怎麼能夠避免這些形式淪為形式主義？
王：必要的形式一定要搞，但不能搞形式主義。沒有這種形式，想灌輸正確的思想、理論，怎麼讓大家接受？只是我們不搞極端的東西，把握好一個度。不像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塑像前，早請示、晚彙報，那就是形式主義。
記：但每天讓大家唱革命歌曲、背毛主席語錄，是不是也是形式主義呢？
王：(大笑)那你說人每天要吃飯睡覺，是形式還是形式主義？
記：咱們這裡這麼整齊劃一，有沒有可能抹殺人的個性，特別是年青人的個性？
王：這個個性要看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錯誤的當然要抹殺掉。
記：那你怎麼確定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比如為什麽不讓看VCD？
王：如果他用VCD看高科技的東西，那看得越多越好，但如果看黃色的、邪惡的東西，那就不行！
記：但為什麽一概不讓看了呢？是不是你對你的村民十分不信任，認為只要買了VCD就是看黃色的東西？
王：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的現狀，現在的南街年輕人和大氣候接觸比較多。現在大氣候大家都知道，什麽壞現象都有。
記：但是咱們這管的是不是有些過多？摩托車也不讓騎、舞也不讓跳，就因為出過一次兩次事情，就不讓它健康、有利的那一面發揮作用。我知道你們是出於好心，假如打個比方的話，就像一個事事要管、就怕孩子學壞的老母親，可是要知道，孩子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呀。
不巧，問到這裡，王宏斌的手機響起來了。一位領導要參觀南街村，王宏斌要陪同。我們的訪談就此結束。
雖然記者所提問題顯得比較尖銳，但他始終儘量保持著謙和的笑容、平穩的語調。在回答有些問題時他顯得有些激動，一次手機打進來，王宏斌就聽任它在那兒響，不接。
與這位南街村當家人的直接對話，使我很佩服王宏斌思考的深度與大氣的胸襟。可以說，雖然是記者，但在南街村採訪，實際上我們有意無意充當了王宏斌所說的“大氣候”的代表。記者所提的問題，可說是外界對南街村都會發出的疑問與不解。我們之間的對話，可視作“大氣候”與“紅色村莊”的對話。
在也許幾分孤獨之中，王宏斌和他的南街村，在中原這塊中華文明誕生之地上，試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這兩大中國發展課題，涉及了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如何融合、信仰與體制如何相互保證等更深層面的探索。
南街村與“大氣候”的對話遠遠沒有結束。但毋庸置疑的是，城市人多少有點輕看的中國鄉村，卻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創造慾望。
中國是否真有一種宿命式的存在---農村“包圍”城市？南街村為代表的“紅色村莊”的未來，將會肯定或否定這一命題，不管我們情願不情願。
中國新聞社2000年03月13日

NO:1076_25
讀讀樂 　於　2002/09/14 23:0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解放農民、還債農民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提
民主，是上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是海內外民運人士的共同主張。
然而，中國如何民主？方案好象很簡單：實行多黨制，多權分立，新聞輿論自由，全民選舉總統和議員。
但是，中國不同於西方社會，社會結構非常特殊，以至選舉很難辦：無論是全國性選舉，還是地方各級政府和議會的選舉，在農村都相當困難。
因爲：
一、選舉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不參加選舉系違法行爲，必須懲罰。
二、負責組織選舉的國家機關有讓所有選舉權人方便投票的義務。
三、投票人必須以自己的意志作出選擇，不得違心；競選人不得賄買和變相賄買選票。
四、中國農村擁有占全國80%的人口，居地分散，許多村莊又小又偏遠，交通通訊非常落後，趕個集、送個信要走半天。相當比例的村民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佔有相當比例，生活相當貧困。他們是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邊緣人群，和兩千年前的生活生産環境幾乎沒有差別。
五、如果要方便偏遠村莊的居民投票，國家有義務在這些村莊設立投票點，選舉組織有義務組織檢票人、監票人到這些村莊組織村民投票。
六、如果國家不在偏遠村莊設立投票點和組織一幫人檢票和監票，便有義務發給誤工費到人口集中區投票。但這些村民有權拒絕誤工費，而要求方便；拿不到誤工費的公民也有意見。
七、如果國家不給誤工費，便給競選人創造了付誤工費以買票的機會。貧困的農民很可能樂意將選票兌換成購買油鹽的鈔票。
八、民主權，就是通過法律管理全民的權力，就是全民主權國家的權力。全民主權國家的目的，是獲得平等的人權。平等的人權，就是全民平等享受政治權、經濟發展權、文化教育權等。但是，人民都喜歡在水、電、交通、通訊、電視、文化、醫療、衛生、教育方便的地方生活，即城鎮生活。沒有人願意到鄉下偏遠的村莊去從事教育等工作，當前知識份子在城鎮過剩，在農村稀少，在偏遠村莊絕迹，說明瞭人們的普遍願望。企業不願意做虧本生意，國家也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讓所有偏遠村莊通水、電、車、電話、電視等。這樣，偏遠村莊的居民雖然有民主權名義，卻沒有民主實權，即沒有享受科技進步給城鎮帶來的生活條件。村民便因爲居住偏遠而孤陋寡聞，因缺乏文化而缺乏對競選人及其宣傳的分辨能力，從而導致盲從或賄選。
九、賄選是收買選民選舉意志的愚民行爲，保持和維護愚民行爲的政治，乃是愚民政治，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對上述情況，《黃禍》作者王力雄，剛剛退出中國作協的作家王力雄，經過西藏調查後給出了明確答案。於是他撰文指出（大意），中國農民居住分散、偏僻，距離城鎮遙遠，又沒有多少文化，經濟貧困，集中起來搞選舉相當困難；因而，只適宜參加村級的全民選舉；進而認爲中國只適合逐級遞進選舉制。
逐級遞進選舉制是什麽？是建立在不改變中國人民居住現狀上的制度設計，是對中共專政制度的繼承。這種選舉純粹是以中國人爲阿斗的設計：以爲中國人民隨便有個選舉權就會滿足的設計。要知道，選舉，對中國人並不陌生，農民選生産隊長，後來的村民小組長，就是直接選舉。逐級遞進選舉制與中共的專政政權制的唯一不同，是改逐級任命制爲逐級選舉制。這樣的制度不可能産生全民主權的法律制度。因而，它是變相專政制。一旦中國大陸實行民主制度，每個公民便有權直接選舉大至國家、小至鄉級的各級行政首長和議會。因此，逐級遞進選舉制
毫無民主意義，更無人權意義。
此外，不少民運人士主張，中國農村的民主，就是堅持和改善村民自治，即由民選村長治村；或者讓農民享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權。可以說，持這種主張的人，壓根兒就沒把農民當人看，好象農民就是低於城鎮人幾等，是天生的愚民，居住農村和務農是出生農村的人民的天命。沒有文化是他們的過錯，他們權力的最大化無非是選舉村長。老實說，這種人根本不配稱民運人士。
中共的罪惡，除了一黨專政，就是擴大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爲比臺灣海峽還大的海峽。正是這個罪惡在愚民的同時，把中國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把中國農村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獄，把出生農村的人口強制改造成待遇如野生動物，自由如野生植物。支援和擴大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的制度就是戶口管制制、集體土地所有制、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制度、95年生效的勞動管制農民進城的勞動法制。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古今中外最殘酷的奴隸制度。
民主中國的任務，就是徹底粉碎中共製造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社會歧視的種種人間差別的專政制度，創造全民自由於主權制度內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全民主權制度。
如果不把中國農民當人看，不把解放中國農奴當作頭頂大事，那麽，無論民運人士的口號多麽漂亮，都沒有全民主權的味道；如果民運人士只想城鎮民主化，保留中共的農村奴隸制度，請不要濫用“中國”一詞，或者自覺地在“中國”與“民主”之間加入“城鎮”一詞。因爲，中國農民占全民的80%，農村占領土的99%，農民乃是中華民族的主要成分。沒有農民主權的“民主制度”，仍是不民主的制度，乃是另一種形式的專政制度。
雖然，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奴隸國，但中共又把奴隸分成好多等級。最高級奴隸是中共專政集團中的專政權人和腐敗權人，次級是知識份子階層，第三級是工人階層，最底層就是農村人口。所有國有化型、揮霍型、浪費型、戰備型、政績型、舊城改造型、新建、擴建、改建、重建型、集資攤派型的國有經濟框架，幾乎都是中國農奴的血汗；城鎮人口三餐的飯碗裏盛著的都是購自中共製造的專政奴隸市場裏的中國農奴的奶肉，城鎮人口日常生活生産的種種方便中都流淌著中共專政奴隸工廠提供的榨自農奴的血汗。因此，中共專政集團和城鎮人口對中國農奴負有天大的債務，中國農奴對城鎮人口持有天大的債權。
包括城鎮人群在內的中共專政政權對中國農民的天大債務，可以從劉曉波的文章《根本在於還産於民》中看到一點端倪：“這些權貴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資産，據官方學者統計平均每年爲9,875億∼12,570億之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2%∼16.8%。而民間學者認爲，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占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將近400億美元的流失速度轉移到國外的資産，僅就國內銀行中6萬多億的存款而論，其中的80%歸富人們所有。再加上吃喝娛樂等消費，每年揮霍掉3,000億到4,000億資産。權貴們在大陸中國的財富中所佔有的總額，將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這只是專政集團瓜分和流失的天文數字。
報載《兩千億債務圍困中國鄉鎮，財政危機埋下腐敗伏筆》：《新聞周刊》從權威途徑獲悉：湖南省、浙江省、安徽省的鄉鎮負債總額分別爲85.4億元、36.4億元、59.23億元；農業部離休司長郭書田對該周刊透露，全國鄉鎮近5萬個，平均每個鄉鎮負債400餘萬元，計2200億元左右。鄉鎮負債的受害人有兩頭：一頭是被拖欠的鄉鎮中小學教師工資（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全國發不出教員工資的鄉鎮達60%∼70%），一頭是變著法子向銀行、信用社的貸款、向廠礦企事業單位的借款、許以高利貸向老百姓的借款。鄉鎮債務是怎樣形成的？就是吃喝玩送的腐敗消費。據我所知，在1997年以前，龍岩地區各鄉鎮一年中單單吃喝費用都在30萬元至60萬元之間。由於腐敗消費是第一需要，鄉鎮的所有收入首先滿足的是腐敗消費。鄉鎮財政收入是遠遠不能滿足腐敗需求的，因而，鄉鎮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靠集資攤派。鄉鎮債務是在鄉鎮收入仍然不能滿足腐敗消費的情況下産生的。
然而這只是中國基層政權的腐敗一斑，鄉鎮級的腐敗水平是很低的，越往上，腐敗水平越高。全國腐敗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天文數字，只有等到中共倒臺才能清楚。
其他的天文數字還很多，比如：過幾年就搗毀拆除重建的城鎮建築所浪費的金額是天文數字，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是個天文數字，以貸謀私造成的壞賬呆賬是天文數位，每年的集資攤派是個天文數字，戰備建設是天文數字，三線建設是個天文數位，政治學習資料的發行是個天文數字，無數的交流、取經、研討、檢查、評比都是毫無民益的天文數字，無數的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浪費是天文數字，每一場運動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天文數字，城鎮人口公費醫療及其浪費是天文數字，取締關停15類小企業的破壞是天文數字，政權保護下的走私是天文數字、偷稅漏稅
是天文數字、出口騙稅是天文數字、文山會海的浪費是天文數字、文山會海對林業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浪費是天文數字、無償外援是天文數字、在國際事務中行賄收買費用是個天文數字、在海外行賄宣傳是個天文數字……所有的天文數字，80%奪自農奴和農奴的生活環境：毛澤東時代的強盜社會主義，鄧小平時代以來的強盜資本主義（劉曉波語）。除了政虎法令政策的公然壓迫和剝削，便是強制推行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權力操縱市場的掠奪，毫無法律依據的集資攤派。
無論強盜社會主義還是強盜資本主義，並不是強盜搶劫的財産都由強盜集團獨享，而是通過種種不公的權力分配、再分配和權力市場分配、再分配，在城鎮人群中流轉、消費。城鎮人群不是在窩工、怠工、假工、無用工、危害農民、生態、社會的犯罪工（主要是黨政司法機關）中享受著色香味形俱全的專政大鍋飯，就是在權力市場中大發快發。城鎮人群千方百計地從中共強盜集團中分享搶劫、詐騙果實的行爲，反過來維護著專政政權，支援著專政集團對城鄉鴻溝、工農鴻溝的擴展。因此，城鎮人群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只是整個既得利益集團中，又分三六九等，利益分配不均。因此，城鎮人幾乎都在謀私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著城鎮專政農村、工業剝削農業的政權安定、專政成員的團結。因而，城鎮人的絕大多數只要求反腐肅貪，而不是全民主權。
債務必須清償。這是中國公理，也是人間公理。中共專政全民的債務，20%城鎮人口積欠80%農奴人口的債務必須在中國民主化的初始階段清償。

但是，大多數城鎮人只是中共專政成果的分享人，真正壓迫剝削農民的奴隸主是中共專政集團，奴役農民越來越殘酷的鎖鏈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制度榨幹了農民的血汗。雖然奪自農民的血汗被消費了大半，但還有些微積累，即國有資産。因而，全國農民的債務主是中共政權，清償農民債務的資金是國有資産。無論國有資産是否還産於民，如何還産於民，必須首先保證農民債務的清償。長期在專政大食堂裏分享農民血肉而未吐滴血片肉以償債的城鎮人民，沒有理由抵觸對農民債務的清償，沒有理由不從良心出發，同情、理解、支援農民向專政政權索債的行動或民主政權向農民天大債權的補償。因此，爲實現人人有人權，全民有主權，爲實現全民擁有同等的人權和選舉投票權，爲恢復和發展林業、改善生態環境，爲擴展耕地，鑒於農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虛設（不論個體還是集體均無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土地的權力），鑒於農業機械化、集約化、規模化生産的需要，鑒於農戶鄰裏之間的滴水、通道、通風、流水、採光等鄰裏糾紛必須消除，基於老弱病殘的經濟支援不應當再依賴子女的思考，爲消除生男生女不一樣的社會待遇，爲建立沒有子女照樣幸福終身的制度，建議：
一、解放全國農奴：廢除戶口管制、集體土地所有制、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廢除勞動法對農民的歧視，取消所有形式的專政權力市場，讓全國農村人口和全國城鎮人口享有同樣的自由和人權。
二、走城市化道路，根據農業規劃和各片農地需要的農業勞動力及其農產品加工業、商業所需勞動力，在規劃專家組認定的可以建造城鎮的原集市或大村邊丘陵地帶建設水、電、熱、電視、通訊、交通、醫療、衛生、教育等方便的適合農家生活生産的城鎮以安置農業人口。剩餘的原農業人口安置於有工業、經濟、科技、文化、商業、交通發展前景的城鎮，或根據規劃專家組認定有建設城鎮意義的地方建設城鎮。
三、除了城市郊區、經濟發達區的農民，和已經擁有城鎮、集市相當房産的富農外，其他農民均應得到國家以補償還債的方式償還的一套城鎮住宅，或獲得相當的金額補償，自由選擇喜歡遷居的較大城鎮租房或買房。一幢住房是不足以償還農民債權的，只是象徵性的補償。所有偏遠山區的村莊居民一律移居城鎮。
四、原屬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鄉鎮集體所有的財産（長期以來是名爲農民集體所有、實際上是農民毫無佔有、處分權力的土地和財産）收歸國家所有。國家實行土地國有化與私有化並行，即，只要擁有約20%∼30%自有資金的人，可以通過抵押貸款向國家買地，不想買地或無力買地又願意當地主的，可以向國家租賃耕地和林地，地租相當於目前公糧的水平。無論購地還是租地，都要求達到一定規模，以便予機械化耕作、集約化經營。國家只保留少量的土地作爲公共用地。今後，國家建設需要的任何土地以市場價向私有權人購買。
五、以重置價的折舊價向農民收購位於田野中或耕地中的房産並拆除，將其占地改造成耕地，使插花的耕地成片。
六、將山邊地、邊遠山區的耕地退作林地、牧地，嚴禁山地開發，已經違反《水土保持法》開發又流失水土嚴重的山地予以關閉並恢復植被，坎高與田寬比例大於一以上的梯田梯地改作林地或果樹地，水土流失重災區和沙化區停止農作，種植生命力強的野生植物，以期早日恢復生態平衡。
七、上述專案資金來源：停止除了教育、科研、文化、法治、交通、國防等領域外的其他國家投資的工程建設（國家在建設方面的投資主要體現在建設規劃上、政策支援上、財政補貼和貸款上，經濟建設一律由市場經濟力量負責），沒收所有利用權力和權力資源謀取的財産，國土出賣金和租賃金，變賣鄉鎮級集體財産，不足部分以變賣國有資産補足。

上述措施顯然不足以讓農民真正成人，也不足以讓全民平等享受人權，因而，整個社會制度要有相應的改革：
一、建立職業培訓制度，實行全民終身教育制度。讓所有失業並希望獲得中專級工作能力和技工級技術能力的人們獲得職業培訓，讓所有希望提高工作能力而希望獲得正規教育和繼續教育的人們提供正規教育貸款，以便提高勞動力在國內的競爭能力，和剩餘勞動力的國際競爭水平。國家鼓勵勞務出口、向民主國家移民。獲得護照是每個良民的權利，不存在偷越國境的一系列罪刑。
二、消滅政治，建立法治，實行法治。以《世界人權宣言》及其派生的聯合國人權公約爲立憲立法指南，健全法治、簡明法律。全民主權的中國雖然允許各種政黨的成立，但法治社會需要的不是主張各種主義的政黨，而是推動法律更加公平、法治更加公正的黨派。
三、對於法治下自由的新聞、輿論、出版等媒體，國家的權力是要求各個媒體如實反映全民的種種意見、批評、建議、控告、申訴，在媒體不便、不宜發表這類信件的情況下，應當向有關的國家監察、檢察機關呈送這類信件。
四、基礎教育圍繞法律和科學技術展開。科技以生命學、健康長生學、生物學、仿生學、宇宙學爲主繩。每個城鎮建立足夠的圖書豐富的圖書館免費借閱。基礎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圖書應當象新西蘭的圖書一樣系統化、圖文並茂、通俗易懂。使得每個公民在完成基礎教育後至少是具有相當水平的律師和科學知識青年。
五、全國實行基本象新西蘭所實行的各種保險制度和福利制度：低收入者公費醫療制度、失業救濟制度、緊急救濟制度、兒童免費醫療制度、意外事故免費治療制度、基礎教育至高中的免費教育制度、取消公務員和高收入者的公費醫療制度、國家扶養老人、兒童、殘疾人的制度；取消人身傷害和各種事故造成的人身傷害的侵害人負責制，侵害人只承擔刑事責任，受害人的醫療費由國家承擔，死亡和殘疾的賠償由投保的保險公司承擔；實行最低工資制，其中農業、林業工人最低工資應比其他行業高20%∼30%。尤其是水稻種植業。這些制度的實行，都是爲著人權的普及，乞丐的消滅，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恢復和保護。
六、國家按照各級選區設置政權機構。各級政權至少設置議會、政府、司法等相互獨立又相互監督的權力機構。中央政權必須設置憲法法院。各選區政府的“公僕”質量將逐步成爲吸引居民的主要指標。因爲各民族擁有平等的遷徙、教育、就業等等自由的法定人權，少數民族聚集區勢必很快消失。因而，也就不存在少數民族自治區。五十六個民族勢將同化爲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
七、人權，應當包括罪犯的生存權。對人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應該成爲歷史。因此，實施人權，必須廢除死刑，明細刑罰，量化每一項罪惡的處罰，對所有罪犯實行不封頂的有期徒刑。罪犯除了依法剝奪的人身自由和選舉權利外，包括著作權、發明創造專利權在內的其他權利均受法律保護。爲保證罪犯的人權，實行透明的監獄管理制度，允許媒體自由採訪報道罪犯的任何不平。勞動是自由人的權利義務，也應當是罪犯的權利義務。監獄應當根據罪犯的刑期、犯罪的特徵和罪犯的要求，在保證罪犯安全的前提下提供適合罪犯義務勞動的場所。對所有腐敗犯罪和經濟犯罪的案件及其贓款，實行無限追訴期，消除罪犯以贓款蔭及子孫的幻想。與所有國家、地區、政權建立引渡關係，不讓任何罪犯和贓款消遙法外。
八、中共專政集團不僅僅奴役全民，而且時刻製造著遍地的冤假錯案。民主中國必須以中共法律爲準繩，受理所有被拒絕受理的案件、因專政恐怖原因不敢訴的案件、無錢起訴的案件，再審一切冤假錯案。所有制造冤假錯案、拒理案件的責任人，如果構成犯罪，依照中共法律追究，比照新的刑罰執行。
九、大量裁軍，停止製造一切毀滅性武器，軍隊只保留到維持國家安全的水平，並隨世界人權的普及，聯合國維和警察部隊的建立、加強而逐步縮軍，最終取消軍隊。

費改稅改是朱熔基對農奴的善舉嗎？ ──劉曉波《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讀後
相對於改革開放以來，年年喊減輕農民負擔卻年年加重的集資攤派和增加的集資攤派項目，以至今天的集資攤派在專案上重重復複、數不勝數，金額上不斷加碼的集資攤派來說，費改稅不啻是減輕農奴負擔的善舉。
但是，同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農奴爲什麽在工農業産品的巨大價格剪刀差下繳納了稅收後，還要將集資攤派專案變成農奴稅收的改革呢？肯定集資攤派有理、把集資攤派合法化的費改稅改革，難道是對待農奴的善舉？費，是必須清除的非法的集資攤派。稅，是由法律確定的由政權強制力保證徵收的合法專案，拒繳，即爲抗稅，等待的是刑罰的侍候。
何止是刑罰的侍候？
無論收稅還是收費，農村的稅費都由公檢法與鄉鎮幹部合夥，以打砸搶搬燒罰手段強制進行。一旦費改稅，鄉鎮政虎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行使刑法外的犯罪手段徵收原屬非法的集資攤派？因此，費改稅，是將非法的集資攤派改成合法的集資攤派。
這難道是對農奴的善舉？
不，是加到農奴身上無法掙紮的鋼制鎖鏈。
爲什麽對全民資産貢獻最少的占全國人口20%多的城鎮居民有權享受全民的稅收獲得優質的教育、文化和市政建設的優待？
爲什麽承擔了毫無公平可言的沈重稅負後的農奴不能得到丁點的稅收反饋以建設農村公用事業？爲什麽“農村教育在縣級政府財政開支中所占比例50％以上，在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而城鎮教育卻基本上由全民負擔？
其實朱熔基毫無善待農奴的平心，只有善待城鎮居民的偏心：如果他真有丁點善待農奴的良心，就不應該在1993年7月就生效的《農業法》規定的重要農產品保護價收購制度的基礎上，於1998年作出整頓糧食市場、堅決取締私營糧商的決定；就不應該從不落實糧食保護價收購制度，反而大幅度降低收購重要農產品的官價，以至全國糧農、棉農等等生産“國計民生”農產品的農奴從此連年徒勞一年和豐收，收不回生産成本，把部分已經脫貧的農奴重新推回貧困的泥潭，把原來貧困的農奴推進更加貧困的深淵。
如果朱熔基真有一丁點善待農奴的好心，請立即嚴禁對農奴的所有集資攤派專案，銷毀戶籍制度，停止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及一切大小帝王政績工程，放棄新聞輿論專政，將全民稅收投到農村，象建設城鎮一樣建設農村的教育、文化和各種公用事業，以償還五十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酷掠奪農村、農奴欠下的天大的罪惡性債務。

劉曉波，在我看來，是個極富良心的博學、博情的高級知識份子，凡是他的文字掃過的人事物，無一不是獨特的入木三分的雕刻、脈絡清晰的邏輯洞察、思想與感情的融彙貫通，無字不是體貼苦難的良心呐喊、悲憫難民的人權呼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中罕見的良心知識份子，是主動放棄安逸、獻身中華民族人權和主權事業的最可寶貴的人權理論家。
然而，正如人無全才、金無赤足，他的精美文字也不可避免地夾著非專業人難以礦化的若幹條石脈，其中之一就是見於他的新論《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中的“政權合法性”，如“中共政權將站在哪一邊呢？……站在基層政權一邊，只能日益強化農民與基層政權之間的對立，瓦解中共政權所剩無幾的合法性”、“政績就成了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既是全社會衡量中共政權合法性指標”。

幾個“政權合法性”辭彙，似乎證明劉曉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具有合法性依據，只是越來越少。但是，這又與他的主題思想相悖。

討論合法性，首先要有法的依據。法是由反映行使權力的個人、集體或全民意志並依靠強制力保證在其轄區實行的規範性文字。反映皇帝意志的是專制法，反映一個集團意志的是專政法，反映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全民意志的是民主法，反映許多國家意志的是國際法，反映人類共同意志的是世界法，如《世界人權宣言》。反之，沒有文字規範的某種意志就不是法。政權的合法性與否，也必須以這樣的法律爲據。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兩種形式：一是建立政權的同時確立滿足政權意志的法律，由法律來追認並保障最初政權的合法性和繼續存在的合法性；二是依據現有的法律建立、維護政權，這樣的政權無疑具有合法性依據。民主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不外是這兩種依據。一般地，反映政權是否合法的依據，在當代世界是憲法或憲法性規範文字。

中共政權即指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據？有，又沒有。有，是指它立了一些不能成爲政權合法性的法律。沒有是指：

一、毛澤東集團完全是依靠“兵不厭詐”中的兵法與詐法奪取國權，毫無法律依據；建國之初定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後來的五四憲法，只是花瓶，從未當真。除了這兩部勉強演算法之外，再也沒有立過什麽法。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建立與生存都無法律依據，自然沒有政權合法性可言。如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的詞義考察毛氏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那就更無一絲的合法性可言。

二、鄧小平集團和江澤民集團雖然定了兩部憲法和多次修憲，但是，剔除加了專政意志的公共秩序憲條外，就是殘酷專政民主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完全不實行的民主法條的憲法。整部憲法系統無處不矛盾對立。制定法律的原則也是法律的生存原則卻是整個法律系統必須協調、一致，不得矛盾和對立。因爲，法律的目的是法治，處處矛盾、對立的法律系統必然導致無法正確地適用法律，無法公正地司法和執法。因此，如果一個法律系統由嚴重矛盾、對立的所謂法律組成，就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法律。鄧氏、江氏集團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的正是依賴水火矛盾的法律。這樣的法律不能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依據。如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的詞義考察鄧氏江氏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一樣沒有絲毫的合法性可言。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就沒有政權合法性可言，而是十惡不赦的專政政權，是靠槍桿子和詐騙豎立的毫無政權合法性可言的霸天政權，是無時無處不在對人民犯罪的罪惡政權。如果硬要給這個政權以合法性依據，那麽，這個法就是專政法與詐騙法的合成法。

“合法性”是劉曉波著作中有一定頻度的辭彙，如：“中共從執政之日起，其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績來支撐的，卻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但並不能真正賦予中共政權以穩定的合法性”、“主權的合法性”等等。拿“主權合法性”一詞看，則是個完全錯誤的辭彙。因爲，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領域內擁有的最高權力”（見《現代漢語詞典》），它只能是一套民主法律制度。只有民主法律制度才能管轄包括總統、“皇上”在內的一國全民。能管一國全民的法律制度才是一國的最高權力。因此，主權，是民主國家的專利，非民主國度的專缺。民主國家的主權不存在合法性與否的問題，非民主國度因爲不存在“主權”，也就不存在“主權合法性”的問題。因此，“合法性”應該是作爲中華民族人權理論家的劉曉波必須明確的辭彙。

隨便提一下“皇糧”一詞。在中華文化中，皇糧應該是指由政權保證提供給爲政權服務的人員的穩定報酬或工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不公平稅收穩定提供給爲它服務人員的工資。依靠集資攤派提供的穩定工資，不屬於“皇糧”的範疇，而是非法的“民脂民膏”。縣鄉幹部工資的大部分依靠非法的集資攤派，是不顧農奴死活的犯罪所得，根本不能與“皇糧”相提並論，鄉鎮幹部不是“吃皇糧”的鄉鎮幹部，而是寄生農奴身上的牛虻。

《朱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應該是劉曉波第一次調查農村的處女作，他對“三農”的認識具有相當的深度。這是非常值得農奴欣喜的一步。可以相信，這只是他從城市邁出走進農村、走近農奴調查苦難的第一步，他必將很快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奴人權的出色代言人。(2002.1.26於奧克蘭)

NO:1076_26
過境 　於　2002/09/15 20:3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讀兄很關心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人民啊
NO:1076_27
讀讀樂 　於　2002/09/16 00:26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很關心中國人？
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喔！　不不！不！)))))

(((((在台中國人，尤其是在統媒總說：中國人生活在中國是非常幸福美滿的！)))))

(((((所以，小弟是幫這些在台中國人找好回中國的墓地啦！　哈哈∼哈！)))))

JBOY　　　　　　　　鄉鎮長禁直選　中共怕什麽？
中共中央日前頒發文件，今年底到明年初是全大陸鄉鎮長的換屆期，除村長和城市社區區長維持直接選舉外，鄉鎮長禁止再進行直接選舉。　
據「大公報」報導，大陸自一九八七年推廣村自治，讓農民直接選舉村長後，由於成效良好，擴大直選範圍的呼聲即不斷，但中共官方始終不曾點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川遂甯市步雲鄉在靜悄悄的情況下，自己搞了一次鄉長直選，中共中央對此也不曾給予認可，但也沒有推翻這次直選的結果。　
據瞭解，步雲鄉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選出自己的鄉長，而中共全國人大對此則同意四川省人大的四點意見，即：宣佈步雲鄉直選鄉長的作法違憲；該鄉直選鄉長未上報上級領導，違反組織程式；因爲選出來的鄉長，原本就是中共組織部門規劃的人選，所以承認選舉結果；規定以後不允許做類似的秘密實驗。　
大陸經濟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十幾個農民在二十幾年前冒死訂定契約搞「大包乾」，而後這種制度得到當時安徽省委書記萬裏的認可，最終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然後才有大陸二十年的經濟起飛。
步雲鄉原本認爲自己可以成爲大陸政治改革的起點，並期望可以在鄉的入口處立碑紀念，誰知鄉長直選僅只進行一屆，就遭到中共當局封殺。　
步雲鄉當年的直選鄉長，曾被美國「時代周刊」列爲中共立國五十周年的五十件大事之一。
對鄉鎮長民選大力推崇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也表示，鄉長選舉，是中國大陸第一次「民選官」，過去村自治選舉選出來的村委會主任，還只是「民選民」，因爲村不是政府組織，沒有政府的權力。
李凡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一個突破口，他認爲這個突破口應該以「選舉」爲核心，「選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他表示，大陸加入世貿組織與政治改革雖然沒有直接關聯，但有間接關係。
他說，加入世貿組織後，對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是法制改革，而法制改革必然引起政治改革，因爲當法律建立起來以後，老百姓就會利用它來謀求福利，爭取利益，這時就會激起政治改革的呼聲。　
雖然中共已經明令禁止鄉鎮長直選，但李凡表示，他對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仍持審慎樂觀態度。
他估計，中國大陸大約要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來實現全國性選舉，即至少在縣鄉搞直接選舉，而在國家這一級還是間接選舉。
大洋網：党支書帶領村民走乞討脫貧之路　安徽窮鄉村民合唱「蓮花落」
據「大洋網」報導，安徽靈璧某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張井玉，在使全村致富的壓力下，竟然想到率領村民到溫州乞討的方式。　
現年六十一歲的張井玉表示，他一九五八年開始當村幹部以來，一直爲村裏的致富問題而奔波，一九八九年當上安徽靈璧某村的黨支部書記後，他從前年開始帶領村民到溫州“乞討致富”，鼎盛時，一間破房裏住有七、八十名“丐幫弟子”。　
報導說，溫州市收容遣送站和龍灣民政、公安部日前聯手出動，對位於龍灣茅竹嶺半山腰的“乞丐部落”進行突擊行動，當場收容十八名乞討人員，而令人意外的是，這些乞討人員的“頭兒”，竟然是一個農村的黨支部書記。　
十八名乞討人員中，男性十二名、女性六名，張井玉一家就有三個人落網，此外還有三對夫妻。
他們白天下山手持一個破碗到市區城郊接合部或一些農村挨家挨戶乞討，晚上集中睡在茅竹嶺半山腰的一座破房裏。
軼名　　　　農村的最新民謠
一、幹部下田
組長下田頭，耕牛在前頭；
村長下田頭，手上捏煙頭；　
鄉長下田頭，秘書在後頭；
縣長下田頭，記者搶鏡頭。　

二、農民苦
買的都是貴的，賣的都是賤的，
要的都是現的，給的卻是欠的。
〔注〕這一民謠反映農民買化肥農藥都是高價，賣農產品都是低價，各種攤派都要現金，而賣農產品所得到卻是賒欠的白條子。　

三、農民怕
集資攤派是萬能，無論啥事都能成。
千隻手，萬隻手，齊向農民來伸手。
部門改革越深化，農民心裏越害怕。

四、農民血汗
這達標、那達標，都要農民掏腰包；
這大辦、那大辦，都是農民血和汗。

五、基層幹部
基層幹部雄赳赳，只管種來不管收；
農民弟兄氣昂昂，又罵爹來又罵娘。
〔注〕現在農村基層幹部多數已經蛻化變質，忙於賭博，輸光了便巧立名目，對農民層層攤派，一罰二扣，好不威風，一幅雄赳赳的樣子。對農村工作，是只管種不管收，沒有錢收購便打白條。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雖然氣昂昂的，但也只能又罵爹來又罵娘。

六、吃貧
扶貧小組下鄉來，官小可真有口福；
走一路來吃一路，管他是貧還是富！
〔注〕這個順口溜對一些扶貧幹部的描寫，可謂入木三分，挖苦得淋漓盡致。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作好窮縣的扶貧工作，也撥有專款幫助貧困農民發展生産。但一些扶貧官員只知吃喝應酬，下鄉跑一趟窮山溝，竟然走一路來吃一路，把扶貧的有限款項都吃光了，結果扶貧變成劫貧，管你農民是貧還是富。　

七、吃農民
四隻金錢豹（工商稅務等），
十三頂大蓋帽（公安武警等），
通吃一頂破草帽（農民）。
〔注〕這首民謠生動反映了農民的無奈與悲哀。他們任由烏紗帽、大蓋帽的罰款、敲詐和掠奪，何來法理之有！　

八、回家鄉
多年不見老村莊，山川依舊窮模樣；
不見莊稼綠又長，青壯外流跑異鄉；　
記得那座化肥廠，以爲日夜生産忙；
誰知還是老模樣，原來資金吃喝光；
可憐我的老村莊，征地開發一哄上；
沒了昔日禾苗壯，只見未完工的商品房。
〔注〕這首民謠表達了大學生回鄉的深切感受，唱出令人辛酸的悲歌，表達出各地當局荒廢農業，一窩蜂搞開發區，炒地皮盲目上馬，最後多落得一座座沒有完工的商品房的殘酷結果。
2001.11.14

NO:1076_28
讀讀樂 　於　2002/09/16 00:57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楊子立　　　　　　　　　　農民爲民主而抗爭
中國民主的出路在哪里？在諸多進行政治抗爭的民間民主人士進行的努力被當局全面否定的同時，政府推動實施的村民自治給憧憬民主的人們帶來了一線光明。
然而，這線光明僅僅來自風雨飄搖中的蠟燭，遠沒有驅走集權帶來的黑暗。
但透過這微弱的燭光，畢竟可以使呵護這民主之光的人們看到了摧殘它的風雨究竟來自何方。
我最近接觸的河北省一個涉及村民自治的案子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依法進行罷免村委會成員，八位農民吃官司
河北省環衛京津，北部是貧瘠山區，南部是肥沃平原，人口衆多，受教育程度很低。
再加上其“直隸”地位，決定了上層指導思想和中央政府高度一致。
這使河北省成爲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
在80年代中央領導層的思想比較開放的時候，河北省的經濟地位在全國可以排入前5名，尤其是私營企業的發展曾排進前3名。
但89年以來，由於中央政策趨左，河北省更是保守過頭。
私營企業等“資本主義”因素被大砍特砍。
直到今天，河北省的經濟實力再也進不了前10名。

我今天要訴說的農民爭取民主權利的事就發生在地處冀中平原的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下屬的縣級市：（艸高木）城市崗上鎮小豐村。
小豐村人口達5,000人以上，村民有說6∼7,000的。

1999年8月，有8名要求按照《村委會組織法》罷免村委會成員的村民被逮捕，10月被判刑。
我先聽朋友說到這件事，後在《中國律師報》上看到了相關報導。
後來和兩個出身農村關心此事的朋友專程去小豐村瞭解此事。
關於這個案子本身，讀者只要看所附的起訴書、辯護詞和判決書（從略）就可以對概況有所瞭解。
有條件的讀者可以查1999年11月19日的《中國律師報》頭版，裏面有對案件比較客觀的描述。
這些材料除了用詞的褒貶和敍事的側重點尤其是結論不同外，基本事實是相同的。
這和我實地調查的結果也基本相符。
但實際的調查畢竟比官方能允許的書面材料要多一點東西。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案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前中國村民自治的阻力、動力、前景和必要性究竟是什麽。
◆村民熱情協助　田野調查順利
1999年12月初，我們來到小豐村。
進到村裏，先問一位修車的老人是否知道這事。
老人說報上都登了，我怎麽不知道呢。
然後他指點我們到前邊一家問問。
快到那家的時候，一個村民聽說我們是調查這事，立即就講起這些人如何冤枉來。
說話時，過來幾個人一起講起這事來。
後來我們到一人家裏，聽他們仔細說。
他們著重強調以村支書爲首的村幹如何把村裏的收入揮霍殆盡，而被捕的人被判刑是多麽不可思議。
他們一筆筆算下來每年村裏有上百萬的收入，可幾年下來沒給村裏幹什麽好事，錢卻都沒了，現在還欠著70多萬的債。
後來，一個年輕人把我們領到村邊去找一個知情較多的人。
走在小豐的大街上，兩邊是半舊的磚瓦房，只有一棟華麗的小洋樓。
村民介紹說，這家人靠從石家莊的一些工廠裏把廢鐵當垃圾往外運發的財。
據說支書家比這還好。
但我們想去看看時被告知有可能發生意外（被支書派民兵“弄起來”），再加上時間關係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路過村委會，我從門口的黑板上抄了兩個數位。
村民說那是編造的，沒人看。
我們找到那個中年農民。
談話時又有幾個村民圍上來對他的話不時加以補充和修正。
這些人和前面那些村民講的差不多。
他們更加詳細地說了一些村裏帳目上的各種問題和不入帳的許多收入款項。
對於8人的行爲，他認爲都是爲村民辦事的義舉，並對起訴書和判決書上的“罪狀”一條條進行解釋。
離開小豐村後，又接觸了一下辦案律師。我們的調查就結束了。
◆村支書村委會少報眼井圖利自己
小豐村的收入主要來自土地資源。有直接租出去的果園、租出去挖河沙賣的沙場，有租出去作養殖場的耕地，還有國家修京深高速公路站地用土給予的大量補償。
另有兩名被捕村民參與的第2次查帳中證實96、97、98三年的總收入是303萬元。
這還不算許多未上帳的隱性收入。小豐村的土地資源能換成收入是因爲它毗鄰石家莊市。
在中國，像小豐村這樣靠出賣資源擺脫貧困的村有很多。
對於這樣的農村來講，雖然能解決溫飽問題，但不可能永遠靠出賣資源生活。
如果能夠把出賣資源的錢投入到提高村民素質的教育上去，那麽這種轉換未嘗不是一個求得長遠發展的機會。
可是在村民沒有治村權、支書一手遮天的情況下，這種對資源的出賣不僅損失了村民的根本利益，也造就了更大程度的腐敗。
支書雖然在村裏說一不二，但如果不籠絡好上級（用村民的話說，就是“關係好”），是不容易把集體的錢裝入自己的口袋而平安無事的。
腐敗的當權者爲了確保自己的黑色收入並避免將來受到追究，必然要袒護基層黨的幹部並給和平的民主改革設置重重阻力。
小豐村的白春陽等8人被判刑就是這樣的典型。
另一個我所知的例子是在河北省大名縣大街村，出賣土地400畝，80多萬元賣地款不知去向。
村支書在村民的不斷告狀下至今除了免除支書的黨內官帽外並沒有受到其他處罰。
談到村民要罷免村委會成員的直接起因，即石家莊煉油廠在小豐村打井的事，村民很氣憤。
有人拿來一張（艸高木）城市的打井說明書，上面寫著共10眼井，小豐九眼，固城一眼，井水是國家資源，水費按1噸7分交給市財政。
給村民帶來損失應當作出補償，但沒有列明補償費。
村民說，就井的眼數來說就不對，一共13眼井，固城那村打了4口井，卻說成1口。
這裏邊就不知道藏著多少鬼。
村民說打井後，小豐村的地下水位降了至少4米以上，有說10米的，因爲現在給耕地澆水的機井水位加深了4米，且抽的水量小的多，而且電費多3倍、時間長了3倍。
但官方的打井說明上卻用數位說水位沒有下降。
村裏澆地的一台電機帶13口小井，每小時可抽水400噸左右。而煉油廠的每口井用同樣功率的電機，1天24小時有2、3口同時抽水。
搞地質的一個同伴說，像這種情況，打井不應該抽淺層的耕地用水，應當抽深層的岩石層水。
至於煉油廠和（艸高木）城市、和崗上鎮、和小豐村的行政當局達成何種協定、補償多少錢，至今對外界仍是個謎。
村民說，村支書吳金龍曾向人透漏過補償700萬，但後來又矢口否認。假如真有數額如此巨大的款項去向不明，恐怕決不是村支書和個別鎮黨委幹部的胃口能全數吞下的。
村民們懷疑8人被明顯冤枉和這件事很可能有聯繫。
◆八農民討公道　明明有理卻被判刑
冤枉是肯定的。讀者只要讀一遍起訴書和判決書，甚至辯護辭都可以省略，就可以判斷出這是個冤案。
一些普通的口角甚至正當的質問都被列成“犯罪事實”。
村民們描述了當時法院開庭的情況。
99年10月12日和13日開庭審理此案。村幹部不讓廣播這個消息。
可是，開庭的消息還是很快在小豐村傳開了。
人們自發地開著拖拉機、汽車、三輪車，成群地或個別地向法院湧去旁聽。
能容納1,400人（律師提供）的大廳被人們擠滿。街上還有許多進不去的人。
院方沒料到這麽多人旁聽，乃以停電爲理由推遲了兩個多小時才開庭。
庭上控方和辯方各自出示了證詞。辯方要求證人出庭作證被禁止，而控方沒有證人願出庭作證。爭論的要點之一是：小豐村99年的農業稅沒有收上來，是不是這8個人鼓動的結果（因爲他們被控擾亂公共秩序罪，而損失就是農業稅沒收上來）。
控方證人說是，而辯方證人說是土地分配不公、帳目混亂不清等其他原因。
我調查的這幾個村民則說，除了對幹部不滿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去年就有一半人沒交公糧（公糧款中扣除農業稅才能返還農民，不交公糧就無法扣除農業稅），村幹部貸了4.3萬元來抵農業稅。既然交不交公糧的結果都一樣，而且公款又都被幹部花光，當然就沒有人再願意交公糧了。
村民還說控方的幾個證人絕大部份都是“吃官飯”的，比如支書、會計、村主任、司機等，只有3個人不屬於此列。
但這3人找到律師說他們對調查取證的公安並沒有說那個意思，如果需要，他們可以爲這8個人當庭作證。
經過法庭辯論，人們明顯看出辯方占了上風，而控方再無理可講。人們以爲官司贏了，樂呵呵地準備回家了。
但審判員們幕後商量後出來宣判8人有罪，分別判處2∼3年徒刑時，整個法庭哭喊聲、叫屈聲亂成一片。
上午休庭後直到下午三點多，人們才從法庭出來。受了冤屈的村民們紛紛轉移到（艸高木）城市政府大門口喊冤，後被驅散。此後，從小豐村到（艸高木）城市的黨政當局對小豐村民如臨大敵，每逢記者採訪、律師調查取證，或村民上訪告狀，都要派警察、便衣封鎖小豐村到崗上鎮的道路。
對想爲8人鳴不平的村民也嚴加防範。
比如魏耀華是中學教師，因爲其妻在市政府門口喊了幾聲“冤枉”，就被停課，要求回家做其妻子的思想工作。
無所不在的權力之手讓村民們飽嘗了它的魔力。
◆調查出真象：大筆資金走向不明，村民依法進行罷免
經過調查和看一些相關材料，事情的脈絡基本就搞清了。
小豐村長期的帳目不清、大筆資金去向不明，引起村民不滿。
尤其是煉油廠打井給村民帶來很大損失。
村民多次上訪要求查帳，鎮黨委派出工作組4月份第一次查帳，但僅在黨員會上宣佈沒有任何問題，也沒有召開群衆大會公佈結果。
會上黨員李新更發出質疑，未得到解釋。
後因拉扯鎮黨委副書記張智勇（也是組長），被毆打。
群衆繼續上訪，8月份，又查了一次帳。
這次在村民要求下，包括白春陽和另一名被捕村民在內參加了查帳小組。一共兩個5人小組。
另一個小組基本上就沒查（理由通常是人湊不齊）。
白參與的小組查出了很多問題。在質問會計李秀芬時，李被逼無奈承認另外還有一本帳。但在組長的幹預下此事不了了之。
針對第2次查帳，工作組又開了第2次黨員會。
會上不許人們提問，引起大家不滿，中途散會。在會場外群衆的強烈要求下，工作組去廣播查帳結果。
但廣播的結果有許多和真實情況不符。在一旁的白春陽要求更正，結果是乾脆不廣播了。
查帳發現了無數問題，但絲毫不能解決。
人們受到《南方周末》報導的四川農村罷免村幹部的事的鼓舞，求助於《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來罷免村委會成員。
在官方渠道走不通的情況下，他們8個人依據村民自治的原則和程式徵集了1,000多人的罷免簽名（足夠規定的全部選民的5分之1以上），自製了投票用具和選票，並報鎮裏備案，準備就罷免一事進行全體村民的投票。
但在預定投票的前一天，他們被拘捕，投票也流産了。這8個人從村民的利益出發，不辭勞苦進行的上訪、調查、督促、宣傳、抗爭等過程中的種種細節，就構成了判處他們有罪的“罪狀”。
◆農民知道如何運用民主
在中國的歷史上，群衆自發的按照法律規範行使民主權利，這可能是第一例。從中可以看出當前農村民主的許多特徵。
第一，民主不再是對民衆無關痛癢的政治設計，而是已經成爲他們捍衛自身利益而主動選擇的政治訴求。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有人這樣論證民主不被群衆認同：老百姓關心的是自己的衣食住行，給他民主也不知道怎樣去用。
通過本案例就可以發現：民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幸福和痛苦的密切相關；
人民不僅要求民主，而且還懂得用行動一步步去實現民主，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還能夠創造具體的民主形式。
8人中有一人是黨員；
白春陽等其他人都是普通群衆。
這些沒有受到任何政治訓練的村民懂得買來《村委會組織法》並宣傳給大家，懂得按照程式要求村委會和鎮政府召開村民大會，懂得要自行召開須有5分之1以上的選民聯名發起並征得了足夠的簽名，懂得製作選票並想辦法讓大家都能投票以保證充分的民意。
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民主、和平、理性、尊重法律的現代民主社會的精神，恐怕連知識份子階層也不一定能達到。
現在的社會環境也決定了農民不僅應當而且可能具有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素質。
在君主專制的中國，法律本身就是君主統治人民的工具。
當人民在君主的暴政下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造反。
作爲工具的法律當然也會被砸得粉碎。
今天的中國畢竟叫共和國，憲法規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村委會組織法》等具體法律規定了村民如何進行自治。
這使得村民可能依靠現實的法律謀求自身的利益保障。
傳統的農民在忍受不了政權的壓力時往往採取暴力反抗的手段，因爲在冷兵器時代個體的力量在局部佔優勢是可能的。
而在今天的中國，暴力反抗政權則被普遍認爲是毫無希望的。
相反，靠和平的抗爭而爭取道義上的支援則有可能取得勝利。
另外，在資訊日益發達的今天，民主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也成爲村民維護自身利益的武器。
◆問題在於集體貪汙、官官相護
第二，實施民主政治是現實的需求，而不僅僅是研究政治的學者們才需要的設計。
可以設想，假如群衆一上訪，鎮政府就認真地把問題解決掉，該查的帳查清楚，該免職的免職，觸犯刑法的起訴審判，那麽群衆可能也就想不起行使民主罷免這種政治權利了。
像小豐村這樣村幹部涉嫌貪汙揮霍賄賂的事幾乎在河北每一個村子都或多或少地發生著。
傳統的渠道是上級監督下級，而且是老百姓無權過問的共產黨黨內監督。
人民唯一的希望是堅持不懈地上訪。
如果運氣好的話，可能會引起某位高層領導重視，或者重要媒體的報導。
地方官吏在壓力下也許會把問題解決一部份。但這並不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首先，底層民衆受冤屈的事實在太多，以至於多到假如領導或媒體一遇到這種事就介入的話，其他工作根本就什麽都別幹也忙不過來的地步。
我曾經因爲河北趙縣許多村支書欺壓農民的事聯繫過《南方周末》、《新聞縱橫》等媒體，他們全部都以“這種事太尋常了，沒有典型意義”這類話而拒絕。
這些還能夠報導人民冤屈的媒體報導出來的數量恐怕連拒絕的數量的1%都不到。
一個搞信訪接待的親戚說，除了極其個別的大案子，絕大部份上訪材料只能轉回原地處理。
有些甚至隨手一放就想不起來這事了。
轉回去的材料只能給上訪的受害人增加更大的痛苦，因爲他們告的本來就是當地的領導幹部。
其次，即便領導批示處理，或媒體報導，地方官員仍然置若罔聞，也是最普遍的結果。
一個是他們根本就不怕媒體，不經常有報社被起訴“侵犯”官員的“名譽權”嗎？
另外，批示的領導往往沒有精力管具體的事，批完就完了，動真格的不多。本案中的村民不是找過號稱“黑臉包公”的薑玉峰嗎？
真的包公連皇親國戚也敢鍘，而現在的“黑臉”恐怕辦個確實違紀犯法的小小的村支書也要費盡周折。
村支書一般是鎮黨委書記提拔的，而鎮黨委書記通常是縣（縣級市）委書記任命的，而縣委書記又是地級市市委任命的。
所以要動底層一個支書，相當於得罪自下而上整個一條線。
薑作爲黨的一個紀檢書記，怎能撼動賦予他檢查權力的根基呢？
小豐村的支書吳金龍有句話說的不錯：“我要向上面負責，不能對下邊負責”。
這種一把手任命模式在全中國都是一樣的，所以通常要懲辦下邊一個貪官，必須要先把提拔他的上級領導調換過職務才能進行。
再次，支書對於較大數額的款項是不敢獨吞的。
他必須把相當大一部份數額變成上級黨內及政府官員的實際利益，才能指望在有人告發時受到保護。
而且，平時這些支書就可以慷村民之慨，討好鄉鎮幹部。
直接的金錢賄賂一般是隱秘的。
老百姓能看到的是上級官員在本村得到的直接物質利益或者進行“公對公”的賄賂。
比如崗上鎮的幹部在小豐運走水果但費用記在小豐村的帳上。
在上文提及的河北省大名縣大街村，則是把賣地款的一部份買轎車送給上級黨政機關。
縣長以下的官員工資不過幾百元，如果僅僅爲這點公開的工資待遇，恐怕白給這些有門路的人官位他們也不幹，何況擠破頭來搶。
所以這些官員基本都要靠賄賂過活。
有實權的黨政官員可以過著百萬富翁也比不上的優裕生活。
而清廉的或沒權力的官員則要過著艱苦甚至比普通人還要貧困的生活。
在這種環境下，受賄就成爲必然性現象。
所以要懲辦一個支書，假如嚴格清查的話，就會向上連帶出一系列的受賄案件。
因此下層的官員被調查時往往受到層層開脫和保護。
在傳統途徑走不通的情況下，民主自治就成爲解決實際問題的唯一切實可行之途。
就小豐村來說，只要是村民自願投票選舉，就決不可能選舉出吳金龍這樣的人做村裏的領頭羊。
而且小豐村並不是沒有一個真心願意爲村民辦事的人。
比如這8個被捕的人，爲村裏的帳目不清、抽水困難跑斷了腿也沒有一句怨言。
即便是“皇帝輪流做”也要比目前這種極易把損害村民利益最嚴重的人任命爲一把手的任命制要好的多。
小豐村出個吳金龍絕不是個別或少數現象，我在97年調查的趙縣8個村裏有4個村都是公開侵犯農民利益而毫無顧忌的村支書當政。
其他幾個也沒有好評。只有1個村的前支書和另一個未去的村現任支書聽說是很不錯的好官。
小豐村的村民告訴我（艸高木）城市現時共有18個村的村民由於告狀被拘捕。
其中表靈村的告狀村民還正在北京向中央政府上告。
假如一份冤情具體化成1毫米厚的申訴信，恐怕全國農村的冤情加起來比泰山（1,500多米）還要高了。
這裏幾乎每一個農民所受的冤屈假如發生在美國都可能打一場結結實實的官司。
如果不是靠制度上的改革，還像皇帝時期一樣依賴幾個清官，就只能眼看著農村中的矛盾逐漸尖銳而毫無辦法。
◆關鍵在於農民有選舉權、罷免權、監督權
第三，村民自治在中國尚未達到最基本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標應當能做到村民對村裏的行政領導人有選舉權和罷免權，甚至村民發揮監督作用都可以在現階段不加強求。
但實際上幾乎每個村的實際領導權都牢牢把握在既不由村民選舉又不向村民負責的村支書手裏。
我以前曾論證過村民自治的最大阻力是村支書的專權。
即便是完全公正的村委會選舉，也不過是選舉一個領導人的副手。
何況大部份選舉是上級包辦的。
如此又怎能指望村民能夠“自治”呢？
村民自己的事能自己解決的可以自己解決，否則可以靠上級鄉鎮政府解決。
但爲什麽應當由黨派的基層組織包辦呢？
比如在小豐村，由黨組織來查村民的帳是否有法律根據？
查的是村裏的帳但只開黨員會不開群衆會是否合法？
會上不讓人說話是否是會議組織者的權力？
在目前的中國，以“堅持黨的領導”爲藉口而堅持不給行使村民自治的村民以選舉一把手權利的“左人”們還多的很。
但即便是從爲了維護黨的統治的角度來說，也應當通過貫徹黨的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來提高党的威信。
可現在這些人卻是在首肯以損害人民利益的方法維護黨的利益（其實是黨的基層幹部的利益）的做法。
他們根本看不到這是在剜肉補瘡、飲鴆止渴。如果這些“左人”不是太教條，就一定是出於對眼前私利的短視。
國內著名政治學家劉軍甯先生對村民自治的發展方向提出兩個轉移：
一是要把村級行政權從村支書向村委會主任轉移，
二是要由村委會主任向村民轉移。
前一個轉移是後一個轉移的前提。
只有這兩個轉移完成後，才能達到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標：村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日子該怎麽過。
◆小結：村自治是中國民主化的基本臺階
對於國內、外廣泛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來說，中國推行村民自治的意義當然不僅在於使中國農民能夠在村級範圍內主宰自己的命運。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爲整個中國進行民主化的一個基本臺階。
國民黨在“以黨治國”時期，不也是要通過“縣自治”達到國家憲政的目標嗎？
今天的“村自治”雖然在自治範圍上還比不上70年前的“縣自治”，但畢竟比計劃經濟時期根本沒有自治要進步得多。
當村民自治的方向和困難看清以後，一切希望中國進步的人士應當共同努力保護它能成長壯大。
中國在20世紀沒有完成的民主任務，不可避免地落在我們21世紀的青年人頭上。
到2000年1月25日爲止，8個農民仍在等待二審結果。
有哪位朋友想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的律師事物所聯繫：石家莊市開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桂芹，050071，石家莊市機場路旅館2層。
北京是中國人的北京嗎？──是，又不是！
１６８８
昨天晚上我送我爸媽去北京火車站，走的比老人家快一點，先走下過街天橋，到了北京站廣場。
突然有人喝問：“身份證！”
我沒看見誰喊，心想我長的應該不像罪犯吧，沒理，低頭繼續走。
突然一隻手耗住我，“說你呢，幹嗎跑啊。”
我回頭一看，一個歲數不大的公安“冷峻”的看著我。
我想，奧，你們都換了黑衣服了，誰能瞅見啊。
不過這當兒趕火車，先陪個不是吧。“奧，對不起，沒注意。”
“沒注意，起碼的禮貌都不懂？”
（從小到大，他是第一個教育我說我不講禮貌的同志）
“身份證拿出來！”
“對不起，沒有。”
“你是外國人啊，沒有身份證，幹嗎的？！”
（我意識到我說錯了，誰讓我以前沒讓過呢，沒經驗）
“奧，是我沒帶。”　
“沒帶……你是國家幹部吧？”
（國家幹部和沒帶身份證有關係嗎？）
“不是”
（我想說，您才是呢。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忍忍吧）
“您要看我身份證是……”
“告訴你，”
（特別的牛氣沖天）
“我有權檢查所有中國公民的身份證件”。
（我怎麽不知道啊，哪兒說了，我沒作壞事啊，我突然想起我身上有駕照，慌不疊遞過去）
他一言不發，接過去，拿著居然邊看邊向遠處走了！嘿，我有點急了，幹嗎呢？？
這時我爸媽也到了跟前，發現不對，上前詢問，公安同志以鷹隼般的眼光上下看看我爸媽，突然問我父親：“您是國家幹部吧，一看您就是！”
（現在的警察不光抓小偷，也抓國家幹部，大家小心。此外，旁觀的人一陣哄笑）
我父親非常不理解，老人家來北京玩一趟也不容易，這是怎麽了？我媽說“我們趕火車，來不及了。”
　警察同志又用鷹隼般的眼光看著我媽，非常不屑的問“你是上海人吧？！”
（我搞不懂，這是什麽意思？旁觀的人一陣哄笑）
我說：“可以把駕照還我了嗎？”
“駕照是給交警看的，我不需要這個，身份證！”
我當時簡直是怒從心頭起，不就披了一張警察皮嗎？和無賴有區別嗎？我……
這時我父親趕緊上前，還是他老人家見識多，連聲對不起，我乘機拿回身份證，一家人慌也似的奪路而去。
一進候車室，這裏警察更多，看見農民樣的，就拎到到一邊，根本不理會。
作爲乘客趕時間的請求，有經查沒帶身份證又他們認爲“可疑”者，在一旁待命。突然深感這個……站在我面前的是共軍還是……
北京是中國人的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
我在在國外從未受到的“待遇”在北京碰見了。
我父母親原來對北京的良好印象一掃而光。
後來我總結自己被盤問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穿著較爲簡樸。更爲讓人不解的是：就在盤問我的拿個警察周圍不到50米外的區域內，以及過街天橋上到處是“發票，車票”的聲音，讓我深感這個世界啊……
老　　　家
lunzhi　
我的老家在江西一小鎮，離井崗山兩百多裏，是個老區，是個過去不落後而現在卻很落後、過去挺自由現在無自由的農村。
童年有幾年在文革度過的，四五歲後的許多事情記得挺清楚。
參加過粉碎四人幫的慶祝遊行以及華主席標準像的夾道迎接儀式，對上海知青乘客車來我們那裏上山下鄉也記憶猶新。
小時候跟在媽媽後面，聽她跟鄰居，熟人聊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她)們老抱怨那時的年青人特別刁鑽，心眼壞。
童年時有多年，分不清楚外地人口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那時總是想呀想，又不敢多問。
我們那裏時不時就抓外地人口，抓著了就五花大綁，看到他們挺可憐的。
心想若他們是中國人，爲什麽要抓他們；若是外國人，他們怎麽能來中國？
一次看到一人被懸空吊在公社對面一戲臺柱子上，心想那一定很難受，心中有種莫名其妙的恐懼。
自家雖不是地主富農，可也不是貧下中農。
成份是小量，不常見的成份，總覺得彆扭。
自知這點出身，跟夥玩起來就不敢那　野，要去偷雞摸狗，只敢跟在後面。
我們那裏，常傳說上海知青強姦，殺人的事，所以特怕上海知青。
若在馬路沒人處，聽到嘰哩呱啦上海話，或看到上海知青，我就往山上跑，走山路。
以前回國，帶女友一同回老家，看看我小時住的，玩的，上學的地方。
小時住的那片地方，現在許多都荒蕪了，但還有一些老房子在。
小時候老家每年都要漲一兩次大水，搬東西到樓上很麻煩。
我就問媽，前人爲什麼建房子在這裏，媽告訴我說，以前不漲水，漲大水是近些年的事。
我們鎮緊靠一大一小河，大小河垂直相交。
我出生的那棟房子，現在還在，是我爺爺的爺爺那時建的，從同住在這房子的家族血緣關系可以判斷出來。
我們家族以前都是些極一般的農民，我爺爺手上建的房子，在解放前幾年給火災燒掉了，從地面大小及鋪的地磚還可以看到那房子規模。
我們家族另一分支有一房子，很大很大，小時候那裏住了十多戶人家。
從房子的建築結構，外面的屋檐，繪畫。大概就知道很久以前農民的住房條件。
跟女友說，看看這房子的建築質量以及屋內外裝璜，再看看現在的住房，你去比較比較農民以前和現在的住房條件吧。
緊靠故居不遠，有一建築，能容下好幾百人，四面有圍牆，解放前是社區活動的場所，也是人們看戲的地方。
有段時間那戲院被改成我的小學，用曬穀用竹席隔成教室。有一教室，一邊是三年級，一邊是四年級，上半堂課給一個年級講，下半堂課給另一個年級講，許多老師是拿工分的。
之後這一建築被改成工廠。
我小時候看電影，只能在露天場地。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們就是半工半讀，新的小學是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
那次回國，一老師說，我不回國對不起中國，國家花了那麽多錢培養我。
我說，從我小學到高中，十年國家只給過我們中學兩千元，除了一些老師的工資外，而教師工資的一大部分是取自農民血汗錢的縣鄉財政。
故鄉那小鎮，有幾條街，街都鋪好了磚，有不錯的排水溝，街兩邊都是店面，據說解放前有九十多家店，每天早晨，人們把屋前面的木板卸下來，就可做生意，家就住在後面，每個店都不小。
再看看現在人們在馬路邊擺的那破爛不堪的攤子，心直發懵。到我姐家去玩，帶著女友看看我姐那村莊的很多幾十年，上百年的老房子，那些老房子的建築質量，以及屋檐下的畫。
我的感覺，與過去比，現在交通，照明，鞋，布料，雨傘，碾米等遠必以前改善，但是吃的，住的比以前差很多，以前魚很普遍。
小時候，常聽到我嬸嬸責備叔叔不該去弄魚，魚弄回來了，也沒有油。後來農藥一用，幾年下來連青蛙都見不著了。
現在甲魚貴吧，小時候誰分到甲魚，是最差的份！
老家野生動物很多，還有老虎，打死一隻老虎，賣給藥店有三十元講金，吉安市人知道有個白駑（別字）洲，現在還能見到白駑羽毛嗎？
江西出產樟樹，我們小鎮有很多幾百年，上千年的樟樹，以前沒人敢動，那是鎮上的寶，可到了新社會時代，幹部都賣給外地人練樟腦油去了，鎮裏沒人敢反對。
錢嘛，變成魚肉給幹部補革命的本錢去了。
現在有人說，以前的幹部廉潔，大概他（她）那時沒出生吧，要不就是鍵忘。
記得有一句古詩是“國破山河在”，而我描寫祖國的詩則是“國破山河也不在”。
老區農民今天混到這一份上，也許有人會說是我們那裏的農民咎由自取，牽累上十億農民，其實真實情況並非如此，至少我們鎮不是如此。
小時候聽到太多人說，並沒去夾道歡迎，而是把門關起來。
當時聽到特不高興，還覺得他們覺悟低。誰知道中國這國家是怎麽轉，希望她能走出周而復始的災難輪回。
我是走出那攪肉機了，但還有兄弟姐妹在這攪肉機裏，只能希望攪肉者慢點攪吧。

NO:1076_29
讀讀樂 　於　2002/09/16 01:14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人販子錢貴寶
老威　拐賣婦女犯罪的根源小考──《老威：人販子錢貴寶》讀後感

“拐賣人口是一項歷史悠久的罪惡行業，在舊中國，這種能賺大錢的買賣都由黑社會操縱，把騙到手的良家婦女高價轉給發達城市的妓館。”
“沒想到，新社會剷除了黑幫，拐賣犯罪卻由錢貴寶這種大山裏的鄉巴佬繼承，特別是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

我們應當想想：
◆拐賣婦女的犯罪爲什麽有市場？
◆拐賣婦女犯罪的市場爲什麽從城鎮擴展到廣大農村，而且廣大的農村爲什麽成爲拐賣婦女犯罪的主要市場？
◆爲什麽拐賣婦女的犯罪不再是黑幫的專利，而是錢貴寶這樣的鄉巴佬的謀生手段？
◆爲什麽錢貴寶的拐賣物件不僅僅是拐賣別人的良家姑娘，也包括自己的兩個女兒？而且是先賣自己的女兒？
◆爲什麽錢貴寶的拐賣生意是從賣自己兩個女兒開始並從中得到啓發？
◆爲什麽錢貴寶的拐賣物件全是農村姑娘而不是城鎮的姑娘？
◆爲什麽城鎮的姑娘不會被賣？（雖有包括女研究生在內的個別城鎮姑娘是在被矇騙後拐賣，但不是出於爲生存找工作、找丈夫而被騙）
◆爲什麽解救被拐賣的婦女極難？爲什麽當地政府和農民強烈抵制對被拐賣姑娘的解救？
◆爲什麽被拐賣的姑娘往往在解救後又主動回到收買她甚至強姦她的“夫家”？
◆爲什麽城鎮三陪小姐和妓女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姑娘？
◆爲什麽服刑中的錢貴寶仍不認爲他的行爲是拐賣婦女的犯罪，而是堅持認爲“是在幫國家解決困難”，是造福男女雙方的“千里姻緣一線牽”的“做媒”？爲什麽他堅持認爲他的罪行和城裏的婚姻介紹所一樣？如果視野放遠點看看。。。
◆爲什麽港澳臺地區拐賣姑娘的黑幫儘是拐賣大陸的女孩子而不是當地的女孩？
◆爲什麽……

不需要問太多的爲什麽。
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告子早已給出了答案：“食色，性也”。其中，食爲第一性，色爲第二性。
“人以食爲天”正是注解“食爲第一性”的格言。
滿足了第一性，便有第二性的需求，故有“溫飽思淫欲”的規律性揭發。

但是，對於成人而言，食色又是同等重要的基本需求，不可偏廢，必須穩定供給，否則就會發生異常、越軌行爲。
人人都有延長生命的渴望，生育子女是不能永生的永生替代法；在毫無福利的社會，必須“養小防老，積穀防饑”，結婚生育是解決年老時生活依靠、病痛時護士的唯一保證。
於是，結婚生育便成爲人生的終身大事。義務的月老，掙錢的媒婆，才成爲社會不可或缺的仲介；子嗣的有無，便決定他們的晚年生存狀態。
人權不平等的社會，一定是貧富兩極化的共存社會，必有思淫欲的人群和靠出賣淫欲謀生的人群。既有淫欲供需的市場，就必須有淫欲提供商。
錢貴寶正是首先爲女兒的生存才出賣親生的兩個女兒，正是賣女收入的驚喜和所賣女兒提供同村被賣婦女的媒價，讓他萌生當“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流動婚姻介紹所”的生意念頭。
正是錢貴寶認爲他從事的是“利己利人”的生意，也在“幫國家解決困難”，他的生意才越做越大，越做越不擇手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再聲稱改革開放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農村人還是城鎮人大大改善？
城鎮人的種種改善是不是建立在農奴生活的種種悲慘之上？
毫無疑問，農村姑娘是爲了生存或溫飽才身不由己地被拐、被騙、被賣，才身不由己地在形式上被解救後主動回歸收買她們的“夫家”。
農村爲什麽有那麽多的在當地找不到老婆的新老光棍？
他們難道都是醜怪愚殘癡呆的一類？
拿出他們年青時的照片看看，你就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僅僅是因爲貧窮而光棍。
老光棍是不是毛澤東集團殘酷專政農村人於集中營的結果？
新光棍是不是鄧小平集團、江澤民集團殘酷集資攤派的結果？

“這裏男人對人實在，死心踏地跟著婆娘轉。因爲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攢呀攢呀，攢十來年的錢，血汗錢，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
難道是那裏的生育環境造成男女比例失調？不，是姑娘不願嫁給貧困的當地，外地姑娘不願嫁進這貧困之地，當地的誠實小夥子娶不來當地和外地姑娘造成的“貿易順差”所致。
如果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地娶妻，決不需要以省吃儉用手段積攢終身的存款甚至以高利借貸的冤枉錢購買毫無情感可言的女人當婆娘，甚至以非法拘禁、強姦的犯罪手段實現買妻的成本價值，結果賠了本錢丟了“夫人”不算，還得受到殘酷的刑罰──真不如到隨時隨地都有的地下妓院嫖幾次合算，更不如租個出租小姐享受幾天的“曾經擁有”合算。
這樣的制度罪惡不罪惡？
如今這罪惡的制度不僅僅發生在廣大農村，也已經以星火燎原之勢在所有城鎮蔓延──下崗、失業、無業的男女青年已經被迫走向色情買賣行業。

食色，性也。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繼續堅持殘酷的奴隸制度，不顧人民最基本的人權所需，連溫飽權都不給，那麽，就是刑罰再殘酷，也無法制止人們對生存的本能渴望和追求──當誠實和勤勞無法維持生存的時候，任何形式的犯罪都有人鋌而走險，何況買賣婦女、買賣色情的犯罪行業具有廣闊的市場！

騙，以非法佔有爲目的，但前提不同：
有的爲生存，爲的爲富貴。有人偶爾爲之，有人詐騙成性，以騙爲職業、爲光榮。
目的不同，社會惡性也不同：
最惡者莫過於騙國──以民主、自由、解放爲名詐騙天下，騙取國權，得手後繼續以詐騙全民加專政全民之殘酷手段取締全民自由、民主的權利，以享古今中外之最的腐敗福，它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政集團──中囯共產黨，中囯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最惡的詐騙犯罪集團！
何止是詐騙犯罪集團？
是無惡不作的犯罪集團。
正是這個無惡不作的犯罪集團，殘酷剝奪農民的生存權、教育權，迫使無數聰明如錢貴寶、賴昌星的農村子弟處於鄉巴佬狀態，文盲、半文盲狀態；正是這個無惡不作的犯罪集團長期審判、刑罰爲生存被迫走向犯罪的農奴。
如今，爲了維持享受無法無天的腐敗福，仍以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爲騙具，變著花樣地集資攤派全民，開放種種權力資源、經濟資源等全民資源給專政權人橫發豎發，把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改造成專政權人的極樂世界！
採訪緣起
拐賣人口是一項歷史悠久的罪惡行業，在舊中國，這種能賺大錢的買賣都由黑社會操縱，把騙到手的良家婦女高價轉給發達城市的妓館。
沒想到，新社會剷除了黑幫，拐賣犯罪卻由錢貴寶這種大山裏的鄉巴佬繼承，特別是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
1992年4月30日上午，我在重慶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錢貴寶，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由於不准帶任何錄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時此刻憑記憶追述。
人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這套歪理昇華成一種“信念”。
但願這篇採訪能爲犯罪心理學提供某種參考。　

老威：我看你這幅樣子老實巴交，不像個人販子。　
錢貴寶：我的確不是人販子，我正兒八經做生意。

老威：做人肉生意吧?
錢貴寶：同志，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開妓院。

老威：你沒幹過逼良爲娼的勾當麽?
錢貴寶：資格的良家婦女，無論你咋個逼，她也成不了娼。
比如我老婆，至今還守在窮山溝裏，我都成這樣了，她也沒改嫁，沒偷人。
而天下大多數女的，也同男的一樣，喜歡外面的花花世界。喜歡佔便宜。
報上經常登某某某如何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我捉摸，這個人生價值，不外乎就是花一分力氣，占十分便宜；就像歌星，張張嘴兒，唱個歌玩兒，票子就嘩嘩朝兜裏淌，所以人人都羡慕歌星、模特，因爲他們張張嘴兒，扭扭胯就能賺。
我是農民，爲啥沒人崇拜農民？就因爲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氣也占不了一分便宜。
你出了汗，種了糧食，可城裏人吃著糧食還嫌你汗臭。因此，我幹這個行當，是順應了時代潮流，投其所好。
不錯，我幹了五年賣了20多個人，可這些人都是自覺自願跟我走的，我又沒拿槍逼著她們，我又不是劫匪，綁了肉票換錢。

老威：你欺騙引誘，毀了人家的一生。
錢貴寶：我承認我欺騙引誘，但這世道，有幾個人不欺騙引誘！
恐怕只有吃糠的豬最老實，凡吃米的東西都不老實。我說我是老山裏的傻農民，肯定沒人願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齊點，說是廣東某公司的經理，雖然樣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來了。
好多女娃子，都是見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來勁。並且，怕說自己是小地方的。　
我發覺自己還有點魅力，剛出道時不自信，以後熟能生巧，舌頭象在青油裏泡過，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
嘿，本來信不信由你，不信，你當我放屁；偏偏有那麽多婆娘把我的屁當肉包子吞了，當香水搽了，活該。

老威：你是咋個奔上這條路的?
錢貴寶：這類事報上登得比較多，沒啥子稀奇。我是平武縣小河溝的農民，平武你可能曉得，出熊貓的地方。
過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們靠山吃山，撿伐木廠剩下的木頭去賣，也夠糊口，另外，山上的物産也豐富。可後來，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廠也撒了，地在坡上，不好種，我們那地方你沒去過，光靠種地，養不活人。
28歲以前，我超生了三個女娃子，連褲子也沒多餘的。村裏家家戶戶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褲下地，把布褲子省下來，走親戚、見外人時穿。
冬天，姑娘媳婦都光著，擠在內屋火鋪裏做手工活路。這樣熬到92年，村裏幾個壯勞力一碰頭，決定把存放多年的一些件皮貨拿到縣城去換車票錢，然後搭夥出外打工。
先是在縣上蓋房，以後就跟包工頭到成都，到甘肅，長了見識，就不幹那累死牛的重體力活了。
蘭州的回民對人義氣，我跟他們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竄鄉，北方的地盤太大了，就是戈壁多，逑毛都不長，並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口窖裏，要喝大半年。
但是，這裏男人對人實在，死心踏地跟著婆娘轉。
因爲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攢呀攢呀，攢十來年的錢，血汗錢，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
在四川，我們那地方夠窮的，也沒見有多少光棍，可這兒，男人見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馬上騎上去就入。
你曉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別歡迎四川婆娘。我的腦殼一轉，嘿，該發財了。

老威：你第一次賣人是啥感覺?
錢貴寶：我第一次沒賣人，我把兩個女兒嫁過去了，把賠錢貨變成了賺錢貨。
我的親家在當地還算不錯，那地方離鐵路線才十幾裏，不算太偏僻。我把兩個女兒嫁在同一個村，得了600元錢、8只羊。
羊賣給車站了，50元一隻，這樣，我就有了1000元，發了大財，人都高興快瘋了。
但是沒過幾天，我女兒告訴我，她們村裏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販子倒過來的，一個人的價錢最低也要2000元。
我這親家還是做虧本了。

老威：你大老遠把女兒嫁給一個陌生人，他們合不來麽？你得了錢，你女兒的退路就沒有了。
錢貴寶：農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葉，有啥合不來？除非男人不長雞，婆娘不長逼。
女人是越入越好看，當然，生了一兩個娃兒，就沒啥看頭了。
俗話說：“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後是狗奶奶。”　

老威：你是咋個擴大業務範圍的?
錢貴寶：最先我還老實巴交的，給家鄉人牽紅線。
可任務太艱巨了，我費心費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
山裏的女娃子，一輩子從來沒出過縣境，你要她一下離鄉背井，跑幾千里以外去嫁人?
嘿，死她個舅媽都不幹。
沒辦法，我只有騙，說在北方開館子，招服務員，管吃管住還拿工資。
這一招不靈，就乾脆刻公章，造證件，開皮包服務公司，招工人。
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適合開紡織廠，生産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
漸漸，我的騙膽越來越大，與蘭州的孫大個子，銀川的劉螃蟹，河南新鄉的刁二娃都有了業務聯繫。
我負責把招來的“貨”運到約好的地方，交他們的“公司”就行了。　

老威：還是個跨省的人販子團夥呢。喂，你這麽賣力地爲家鄉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報應?
錢貴寶：報應？哄鬼，封建主義那一套。
當然，我們是鄉巴佬，做媒的方式有時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沒徵求女方的意見。但是鄉下的舊風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見面，只有進了洞房，揭了蓋頭，才曉得對方是巫婆還是天仙。我父母那代人就這樣過來的。

老威：什麽進洞房？據我瞭解，純粹是上刑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倒爽快、數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脫手了。許多女娃子當即就被幾個人按住手腳，讓“新郎”強奸。還有被捆綁，被毒打得通體鱗傷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強姦老婆麽?
錢貴寶：強姦老婆？你咋有這種怪想法？
當然羅，你是城裏人，夜總會、舞廳，甚至車站、碼頭，都能認識女娃子，如果臉皮薄，出不了衆，還可以上官辦的婚姻介紹所，在報紙上打征婚廣告，這回不行有下一回。
鄉下就差遠了，很多人，一輩子只能在山溝裏鑽，結婚生孩子，多窮多累，有啥出息？
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可離縣城幾百公里的夾皮溝，誰去投資？
恐怕本錢都收不回來。連機耕路都不通，雞腸小道一走大半天。
中國還有不少這種地方吧？
財神爺請不進去，就得自已走出來，歡迎改革開放。
大山裏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裏透紅，而北方最缺的就是這種水分多的貨。
那裏的光棍太多了，我把這千里姻緣一線牽，兩方都找到了歸宿。
雖然開頭不那麽溫柔，逃跑啦、尋死啦，喊爹叫娘啦，可這一關過了，嫁雞隨雞，日子也就越過越紅火。
至於捆啊打啊，農村就這樣，漢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漢子。
除非老了，攆不動了。
有一回，我和老婆掰包穀回家，我就想入她。
她說來那個了，既使我想入，也要等到天黑。
我不幹，非要白天入逼，她說累了，死活不准脫褲子。
我毛了，就摸根頂門杠要出脫她，她拔腿跳跑，我跟倒攆，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自盡。
嘿，你猜咋樣？
她非但沒沈下去，反正坐在水頭哇哇嚎喪。
原來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我帶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綁不成夫妻嘛。”
我是在幫國家解決困難，一個地方，光棍多，氣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陰陽就調和了。
城裏的婚姻介紹所還興收介紹費，我與他們同行，也該收。
其實除去車船費，沿途伙食費，鞍前馬後跑路費，我也剩不了幾個錢。
有時，與那邊“公司”把價講好，人去了，男方卻變卦，出不起那麽多錢，也只有便宜賣，我們從不敢在人家村裏鬧事。　

老威：四川警方組織了好多次解救被拐賣婦女的行動，群衆都拍手稱快，想必你已看過電視了吧?
錢貴寶：當然，你們城頭人是拍手稱快，山裏人就不曉得了。
其實這邊的女娃子到那邊住過一年半載，習慣了，總會想法與家裏通消息的，“失蹤”只是一種說法罷了。
從男方家裏逃跑的只是個別人，而多數人是不會同自己的丈夫分開的。

老威：什麽丈夫？沒辦法律手續，就叫非法同居。
錢貴寶：民間的規矩，吹吹打打，公開請了客就算夫妻了。

老威：你是法盲還是裝糊塗?
錢貴寶：鄉下人千百年都這樣，背太陽過山，和尚的腦殼--無法。有法也用不著。

老威：這回用著了，你拐賣人口，應該判死吧?
錢貴寶：我主動坦白，從輕判了無期。

老威：在獄中學法嗎?
錢貴寶：學。這只耳朵進，那只耳朵出。
我情願多勞動，我祖祖輩輩都勞動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於國家的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後來又包産到戶，再後來改革開放，經濟建設。
總之，一個天子一個法，我一個土老坎，恐怕懂不過來勞改幾年，天天都要學報紙，我增長了不少知識，也認罪服法。
可說我是啥子“社會公害”，我不服氣。
我給政府增了麻煩，要出動那麽多警察和車輛，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後，還要費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從男方家裏接出來。
我曉得，精靈點的婆娘早就藏了，不會讓警察找到，因爲回家的日子也不好過。
鄉下不比城裏，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見親人，馬上抱頭痛哭，失散了多年嘛。
可婆娘回到大山溝幹啥？
從曉得你被賣出去，哪怕老光棍騷得褲襠起火，也不會要那爛逼。
北方比南方野，從電視裏都看得出來。前幾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個打拐節目，那些村，窮得不長一根草，警察的車一開進村頭，就被圍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從土裏拱出來一樣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
後來是縣委書記、公安局長都來了，鳴了槍，車才開動的。
哪個願意人財兩空呢?
那可是血汗錢買的媳婦啊。
我的眼淚都看出來了，早曉得這麽慘，我就不賣人了。
我得的是昧心錢。
可話說回來，我幹這行當也不是一天兩天，人人都曉得，爲啥子還要餓癆餓蝦地接我手上的貨?
那麽多村，那麽多鄉都不懂法?
我又不是在外國賣人。
我敢打賭，被警察解救出來的農村婆娘，多數還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
當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這方面風俗太壞，手重，不象四川，小打小鬧，不傷和氣。

老威：別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爺還慈悲，你這種營生，歷朝歷代都屬打擊物件。不過，今天你能把心裏話說出來，也算有了進步。你們這個人販子集團很興旺吧?
錢貴寶：有十幾個人，這座牢裏關了七、八個，北方的就在當地坐牢。領頭的兩個已斃了，我是演文戲的，沒動過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老威：你們還強姦被拐騙的婦女?
錢貴寶：我沒有。我還勸過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裝貨，出多少血人家都幹，一破了處，價錢就垮了下來。可那兩個挨刀的，年輕火氣旺，睡倒坐倒都想搞。
周黑娃長得標致，騙打工妹有一整套，經常是把人家日出感情來，再牽綿羊一般弄到約定地點交貨。

老威：你們不光是在農村作案吧?
錢貴寶：現在的農村地少人多，況且種地不來錢，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別多。
有一年春節後，我在成都火車站整整打一個星期的野鋪，還沒弄到票。
我一見人山人海就來勁兒，這是錢哪，南來北往的，又都準備到外地，前途說不准，心裏都空撈撈，所以，這種場合，一旦出現一個啥都曉得的熱心腸，大家都搶著向你問這問那。
看准了，想騙就騙，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老威：罪過罪過，你騙這些可憐的人!
錢貴寶：我也哄過大學生，還哄過一位研究生。

老威：就憑你這張老臉?
錢貴寶：不錯，我天生老成，遇見這些知識份子，絕不能說招工啦，經商啦，社隊企業家之類，那樣，三言兩語就識破了。
我啥都不裝，我是農民。
但是我們那裏條件不錯，有花果山，有水簾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沒被開發出來的世外桃園。
吹農村的物産豐富真是我的本行，憑我這條舌頭，不怕這些讀死書的女娃子不動心。
然後，我才向她們虛心求教，表示我們那世外桃園缺的就是知識，是人才。
我曾邀請那個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車，去參觀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後，回去好給我們引進些人才。
我們一律高薪聘並請來去自由。　
無論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會被我的誠心打動。
可惜，這種文化高的婆娘，鬧的花樣也多，有個女娃子被壓在地窖裏一個月，也不屈服。

老威：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頭。
錢貴寶：該割，該割。我哄人哄成習慣了，但願坐牢能戒掉這種毒癮。　

老威：你們的團夥有女騙子麽?
錢貴寶：你說放飛鴿？
那是前幾年，現在行不通了。“鴿子”放入男方，過一段時間能逃回來算沒事，萬一沒逃出來，或者被發現了，漏子就捅大了，弄不好會出人命。
放飛鴿那些人已經激起公憤，我們要做，就正正經經地做。有信譽才有錢賺，出了事，人家才會掩護你。

老威：誰掩護你了?
錢貴寶：當然不能說。況且，我犯罪，我坐牢，與別人沒關係。
　中共吹出的中産泡沫
劉曉波　
申奧成功、足球沖出亞洲和加入WTO，不僅在大陸製造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幻像，而且誘發出全國性的發財狂想。
更爲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誤導民衆發燒的並非某個不負責任的經濟學家，而是大陸的國家權威部門。
中國國家資訊中心近日發表報告指出：“在今後5年內，中國將會出現2億中産階層”。
這就等於宣佈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時間，比獨裁者鄧小平所吹噓過的要用50年大大提前了。所以，此預測一出，令人目眩的小康前景象一副高效致幻劑，迷惑著渴望發財的人們，全國媒體也隨之熱炒“中產階級”話題：僅僅需要5年，奧運會還沒舉行，中國就有2億人成爲中產階級：穩定的高收入，良好的工作環境，穿高檔時裝，出入高尚休閒和購物的場所，住別墅、開轎車，有浪漫的周末或假期生活……在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動下，這誘人的前景似乎不是狂想，而是唾手可得的現實，至少是近期內可以實現的夢想，很多經濟學家甚至說：“中產階級已不再遙遠”。　
然而，這類狂想，至多是城裏人甚至只是中心城市的白領們的特權，不要說9億農民，就是西北部邊緣地區的城市人都難以企及。中共政權奉行的富民政策完全是“損不足而奉有余”，越是發達的地區和城市就越要“錦上添花”，而對於貧困的地區和人群的“雪中送炭”則只停留在口頭上。
即便我們把範圍縮小爲城市人口，2億中產階級的狂想也缺少堅實的現實支撐。
比較負責的經濟學家指出：如果把月收入5000元作爲中產階級的起碼准入線的話，那就意味著：今後的5年內，大陸市場需要提供2億個月收5000元的工作崗位。
而以中國現在的經濟水平和人口規模，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談。中國入世後，別說提供這麽多高收入的就業位置，只要能把失業人口控制在10％以內就是天大的功勞。
許多經濟學家認爲，現在大陸的城市失業率爲7％左右，入世後的城市失業率起碼要翻一番達到14％。　
在當前的大陸，政權合法性喪失了道義基礎，而主要靠功利性的政績來支撐。
經濟高速增長和民衆收入大幅度提高，就是現政權最大的政績。
所以，由國家權威機構發佈的資訊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統計數位不但出經濟繁榮，也要出歌功頌德的素材，以便製造江核心英明和社會穩定的政治神話，特別是爲了保證2002年中共十六大和2003年的政府換屆的順利完成，就更要全力營造繁榮假相。
明於此，也就明白了中共權威部門爲什麽常常瞪眼說瞎話。　(2002年1月18日於北京家中)
真想爲農民“減負”？──沒的事！
王庶　
近兩三年來，農民不堪承受的苛捐雜稅負擔引起人們的關注，從官方出版物到民間網頁，常有認真討論。
農民──中國人主體──所處的困境，正引起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關心大多數中國人生存狀態的學者專家的關心。
與此成鮮明對比，中共政權除了年復一年發幾份大同小異的紅頭文件，在行動上正象著名農村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所形容，“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僅舉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剛發文，吹噓“費改稅”爲“治本之策”，要在全國推廣實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爲什麽會如此“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因爲實在是難啊！
一方面，農村──這裏指的是以務農爲主要經濟來源的廣大農村──民生凋蔽，民怨沸騰，已經嚴重威脅了中共統治的“穩定”。李昌平的上國務院領導書、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都是振聾發聵的銅鍾，向中共領導發出了警報。
而另一方面，農民負擔過重是中共半個世紀政策的産物，積重難返，要切實解決問題，必定觸及統治最敏感的部位，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捨不得出錢。因此而“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如真想減輕農民負擔，必須改變從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剝奪農村發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從五十年代初，通過“統購統銷”、“合作化”和“戶籍制度”三大政策，農民實際上淪爲聽任剝削的農奴，從1952年至1986年運用價格剪刀差偷偷地從農民身上汲取近六千億人民幣，再加上“名正言順”的農業稅一千多億，共從農業巧取豪奪近七千億。(李茂嵐《中國農民負擔問題研究》)這真是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
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國一年的國民經濟總值才一千億左右。農民做出了這麽巨大的貢獻，卻幾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

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加惠與城市。公費醫療、勞保退休、免費教育、福利住房、物價補貼，一概與農民無緣。中國演變爲“二元社會”，農民淪落爲“二等公民”。
鄧小平推行新政，減輕了農民負擔，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稱爲農民的“黃金時代”，但“二元社會”、“二等公民”現象並未根本改變，農民仍然只有交稅納糧的義務，而沒有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力。
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下降，廉價的農產品使城市消費者受益，爲“下崗”職工日多的城市“穩定”作出了貢獻。
但是“谷賤傷農”，農民實際收入嚴重下降。

據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從1996到1999，農民共受損一萬六千億元！
(香港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0年6月23日)與此同時，各種苛捐雜稅猛增，僅以農業稅爲例，1993年爲128億，1998年猛增到400億，平均年增40%(《讀書》2000年第五期陸學藝文)

民爲“欠款”被鄉村幹部捆打，甚至喪命，屢有所聞。一個降，一個升，本來就收益甚微的農業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發生曠古未見的在和平時期農民棄耕現象。
時至今日，要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僅從農村範圍來考慮，絕無根本解決的辦法。
必須切實改變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戰略定勢，國家必須適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休養生息。
具體作法可以是在以停征農業稅若干年，並逐步改變國家基本不管農村中小學開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財政上對城鄉學校一視同仁(實際上，是對城鄉兒童一視同仁)。
此舉可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因爲維持農村學校是農村基層政府的最大開支，一般占70%。
而且，國家不管農村教育本身就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制，是歧視農民最惡劣的、後果最嚴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難容！

政府這筆錢從哪里來？
回答是“開源節流”。
“開源”的主要途徑是依法嚴格徵稅。
目前城市偷稅逃稅的嚴重程度令人髮指。
據北京市社科院統計的數位，從1989年到1998年，估計私營企業應交稅額3058億元，而實際納稅僅388億元，占應交數13%不到，偷逃稅率高達87%！
(《新華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

中國真是奸商的樂園。
除了私營企業，按法規凡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公民都應交所得稅。
(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農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錢的稅。)

當今城市中月收入超過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實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稅？
農民因欠交“稅款”而被活活打死，對城裏人如此普遍的偷稅逃稅現象又爲何如此寬容？

依法嚴格徵稅，當然阻力重重。
但我相信只要拿出舉國上下殘酷鎮壓“法論功”力度的十分之一，就定會大見成效。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國家：偷稅逃稅，逍遙法外；練功信法，拷打勞改。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政府擔當起國際公認的現代政府的職責，依法嚴格徵稅，就完全有條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稍微休養生息一下。
那個農村“稅改費”的“治本之策”，也不會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億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廢了。

“開源”的同時是“節流”。
“節流”第一要壓縮城市的基建投資。
北京、上海的豪華大樓已經建得夠多了，國家的門面裝得夠美奐美侖了。
北京、上海果真先進繁華，超過巴黎、直逼紐約，也只是1%的中國
人居住的地方，也不過是兩塊陳列櫥窗，還真能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國情？
有些事情做得實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撥二億四千萬的鉅款，建造“四星級”公共廁所。
也是在北京，爲申奧改善市容，竟耗資2000億元，夠辦“稅改費”十年了。
現在申奧如願以償，籌辦這個運動會要花多少錢？
幾千億、幾萬億民脂民膏扔進無底黑洞，將在北京産生多少百萬、千萬富翁？
又跟占人口70%的農民有何關係？
中共所以熱衷於此，當然不是爲了體育，據說是爲了“增強民族凝聚力”。
但設想如將這千萬億元用在發展農業、振興農村、改善農民生活，豈不能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綜合國力？

“節流”第二方面是壓縮行政開支。這裏暫不談日益臃腫的行政機構，特別是農村基層機構。
也不談官場的奢侈排場，光是在小轎車一項，一年就要花費成千上萬億。一年節下幾百億是完全可以辦到的。
我要說的是“公務員”加工資。就是在農民實際收入下降、被苛捐雜稅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公務員”們在1999、2000年連續兩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達30%，2000年一年竟又兩次加薪！
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華大學“告別演說”中，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對能稍微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叫停，另一方面得意洋洋地宣佈，“我們去年長了公務員工資的30%，今年還要長，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
……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億來個公務員漲工資，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麽多錢，……但是我們還是要漲，除了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外，還能提高他們的自尊，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與農民相比，公務員本來就養尊處優，生活水平不知比農民高出多少倍，還要連續地、大幅度地長工資，朱總理說，“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
真是關心到家了。
那麽，八億農民呢？
八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僅能溫飽而已，幾千萬農民連溫飽都難求。
政府爲他們做了些甚麽？
朱總理爲什麽不能說“去年我拿出600億來給農民減負”？
難道農民不是中國的公民？
在這個政府的心目中，八億多農民占什麽分量？
中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哈哈哈，呸！

簡言之，我以爲，今天要解決農民負擔問題，非切切實實對農民讓利不可。
中國成爲“二元社會”、農民淪爲“二等公民”，以致于農民負擔日重，說到底，是長期以來剝奪農民，無視農民利益的結果。
當然，再要深究，又有嚴重的政治原因，容後再議。

NO:1076_30
讀讀樂 　於　2002/09/16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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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walker-Luke：正視中國網路恐怖份子意圖封殺我國言論空間之惡劣作為
Skywalker-Luke：亞洲溜冰賽場外懸旗事件【補貼】
Skywalker-Luke：北韓人於外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使館投誠後續報導
恆愛台：中南海怕了!從積極攻擊法輪功到台灣癱瘓的網站!
台灣一級棒：查父子間諜案　掃蕩共諜網
台灣一級棒：海基會指公證書被大陸拒絕 不改善台灣將反制
冠霖：向中國說不，向江澤民說幹
阿里山：中國不遵守正式協議 卻捏造莫須有的共識
弦月之影：Thomas Paine
沒水準：可以談談高鐵案嗎？
[轉貼] 阮 銘：商人有祖國
阿強：陳總統 批判中共製造和平假像
阿強：中共「一個中國原則」暗藏陷阱
高職生：請問哦.......大三通問題....
台灣一級棒：怪哉！朝野競相協助中國掏空台灣經濟？
阿強：中共「一個中國原則」暗藏陷阱
Simon：台灣對中國過度投資造成通貨緊縮
CC：如果(中共)想繼承(元朝)的領土，何不去統一(歐洲)~
EX-台商：中國企業：讓我一次虧個夠！
小傑：給「中國人」
鷹雛：用水政策的意圖
南嘉生：不理中國網友，繼續加深論辯深度（資料還原）

中國類：
LKK&SBB;：因為中國尚未民主化……
Skywalker-Luke：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恐怖主義」的崛起
Skywalker-Luke：偷渡遍及全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
TN：大陸中宣部劃定新聞媒體禁區
Viva：WTO -- 中國崩潰的催化劑﹖
五股陳：再論中國文化﹐十八般武藝是光榮還是恥辱﹖
我是一：關於支那一詞
台灣一級棒：醜陋的中國客人
台灣一級棒：「去中國化」有什麼不好？
臺北學生：正視中國「新恐怖主義」的崛起 (搶救)
中華兒女：支那人、東亞病夫
若 愚：1999年底秘密簽訂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內容全面
Viva：中國不亡，天理難容!!!
恆愛台：我教來台解放軍,如何當[阿扁總統]?
tunjen：許信良說: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Skywalker：台灣年輕人為什麼不喜歡共產黨？（資料還原）
Leon：「中國好，香港好」?「中國好，台灣好」?

NO:1076_31
讀讀樂 　於　2002/09/16 16:4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河南癌症村
2002年8月23日 星期五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23/23563.html【看中國報道】
河南北部的一個千人小村因環境及飲水遭嚴重污染，自十多年前發現首例癌症後，已有超過一百人死于癌症，成爲一個令人聞之色變的「癌症村」。
　　衛河一帶的造紙場多屬設備簡陋的小工廠，排放污水大多未符合法定標準，有的根本未加以處理就將污水排進河流。專家指出，遭污染的水中含有大量丙烯胺等化學物，是村民癌症病率急速升高的主要原因。
河南癌症村驚心之旅--百人患癌症陸續死亡
2002年8月22日 星期四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22/23521.html
【看中國報道】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發生在河南浚縣北老觀嘴：66歲的村民李秀辰，去年11月被診斷患有腸癌，子女多方借錢爲其治病。她在得知已花了近3萬元後，決定終止只做了一半的化療，原因是不願在自己死後給家人帶來債務。她最大的希望是孫子考上大學，走出這個村子……
　　千龍新聞網08月22日報道，北老觀嘴村位於豫北地區，歸屬鶴壁市浚縣，座落在衛河與共産主義渠的交彙處。從80年代起，鄰縣先後上馬了很多造紙廠，大都是個體企業或承包企業，光是近鄰的滑縣就有大小五六家不止。這些企業有的排放的工業廢水不達標，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排汙淨化設備，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導致衛河嚴重污染。住在兩岸的很多村民近年來紛紛患上腸癌、食道癌、肝癌、胃癌等病，位於河渠交彙處的北老觀嘴村情況尤爲嚴重，近年來已有近百人患癌症陸續死亡，成了名符其實的“癌症村”。
　　據村民介紹，過去衛河水清流暢，村民吃水、灌溉全靠它。那時，河裏有魚、有蝦、有鼈，孩子們經常在河裏玩耍。現在，河水變成了黑褐色，上面漂浮著一層白色的泡沫。每到夏天，家裏關緊門窗都能聞到河裏工業廢水的臭氣。用它澆莊稼不僅減産，還會造成土地鹽鹼化。發臭的河流滲透了整個村子的土地，地下水質受到嚴重污染，村民們自家打的水井只有十二三米深，經衛生防疫部門檢測，井水不能飲用，喝了無異於慢性自殺。這個有1127人的村莊，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自己打深水井是不可能的，想搬遷又沒有地方可去。
　　十多年前，北老觀嘴村只見過一個癌症患者，而近幾年已有百餘人陸續死於癌症。僅去年就死了17人，今年上半年又有8人。記者在村裏一座破舊的院兒裏見到了孫秀蘭一家。66歲的孫秀蘭原本就有一個殘疾兒子臥床不起，幾年前老伴得癌症死了，還沒有從沈重的打擊中解脫出來，3年前大兒子和兒媳又因長年喝了污染的水患上了淋巴癌，37歲的兒子在正當年死去了，5天後兒媳也撇下她們死了，留下一對孤女。今年10歲的姐姐王夢月和7歲的妹妹王勝楠現在正面臨輟學的危險，連書本錢家裏都交不起。眼下，地裏務農，照顧殘兒，扶養孫女的擔子全部壓在她日漸衰老的身上。每年民政部門發放的一點救濟金也只是杯水車薪。她家的日子異常艱難，大半年裏沒吃過肉星，給孩子做的麵條也只是清水面加上幾根菜葉，門上的金屬福字也早已鏽迹斑斑。
　　今年6月，北老觀嘴村終於有了一眼152米深的水井，村民們興奮之餘又再焦急地等待政府幫助把水引進家中，真正喝上放心水。可當記者順著發黑發臭的衛河尋到滑縣時，卻見到造紙廠依舊是門前貼著“保護環境”的標語，門後工業廢水滾滾排放……
河南愛滋村形同孤島: 三千人與世隔絕
2002年8月13日 星期二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211,20,,1.html
【看中國報道】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崗王鄉有個愛滋村——雙廟集村。全村三千多名村民已有一百二十三人死於愛滋病，另有三百零一人感染愛滋病。此外，受到愛滋病影響，該村的人無法與外地人嫁娶，所生産的糧食也無人要收買，全村形同一座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香港親中共媒體文匯報昨天大幅刊登該報記者親往雙廟集村的調查報導。
一九九○年代初，一些雙廟集村的村民發現一條「致富」的好門路，就是賣血。當時的「血頭」爲了多賺錢，大肆宣揚「賣血光榮」、「（胳膊）一伸一卷，五十大元」、「針頭一拔，去領奶茶」等話語，有的人一天就賣血兩次以上，根本沒有意識到可能感染愛滋病的危險性。
今年四十六歲的村民張華林說，一直在洛陽打工的他，一九九八年左右回到家鄉，村裏已經鬧起「人瘟」（因爲村民當時不瞭解什麽是愛滋病，故稱愛滋病爲人瘟）。二○○一年的秋天，他的老婆突然發病，病症竟然與「人瘟」一模一樣。張華林問她是否賣過血，竟獲得肯定的答覆，而且說曾去賣過兩三次。
張華林帶老婆到北京、南京等地看病，花了數萬元人民幣，仍沒能治好老婆的病；今年夏天，張華林的老婆去世。更可怕的是，在今年的一次檢查中，張華林本人也驗出「HIV陽性」，他是與感染愛滋病毒的妻子過夫妻生活後被感染。
據瞭解，非法血站的人員前往雙廟集村採集血時，採用「單采血漿」法，也就是將許多人的血液採集後，集中到一起，用分離機器將血漿（亦稱血清）與紅血球分離出來，血漿賣給了制藥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紅血球則回輸給賣血者。這種采血方法最大的危險就是容易直接傳染疾病。捐血者只要一人有透過血液傳染的疾病，被回輸者將無一倖免。
愛滋病在雙廟集村爆發後，連公車也拒絕前往。通往雙廟集村的大路上野草叢生、冷冷清清。
雙廟集村現在沈默得令人心寒，村裏還備有幾口棺材，隨時準備有愛滋病患死亡。文匯報記者形容說，「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居然沒有聽到一聲公雞打鳴的聲音，隨風婆娑的綠樹和聒叫的蟬鳴，使村裏顯得更加沈悶」。
如今幾乎沒有人造訪該村，村裏現在也不用交公糧，想交也沒人敢要。多餘的糧食沒處賣，因爲別人聽說是雙廟集的糧食，都稱爲「愛滋糧」；多餘的菜也沒有出路，因爲那是「愛滋菜」。
雙廟集村周圍的村莊還把面向雙廟集村的窗戶都堵了起來，說是怕「愛滋風」。雖然沒有人限制雙廟集村村民的自由，但是由於世俗的偏見，他們實際上已經被「孤立」。他們很自覺地不串門、不與人交往，該村實際上成了豫東平原車海人流中的一座「孤島」。
糧食賣不出去，該村村民也無法嫁娶外地人。一位十八歲沒有感染愛滋病的姑娘說，按當地的風俗，姑娘十六歲時就該「說媒」，現在整個雙廟集村與外村全部「斷了媒」，本村姑娘只有嫁給本村小夥子。
她說，本村的小夥子現在根本娶不進外村姑娘，本村的姑娘現在也根本嫁不出去。原本她十六歲那年與外村的一名小夥子訂婚，但是去年退婚，因爲她是「愛滋村」的女兒。
村民說，這幾年雙廟集村外的親戚朋友幾乎與他們斷絕來往，就連逢年過節，除了政府發放救濟糧款外，別指望有外村人到雙廟集來串門。
一些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想到外面打工，也得想盡辦法弄一張外地的假身分證，一是羞於提及自己故鄉，二是怕人家知道自己來自「愛滋村」，不肯接受。
雙廟集村還有許多父母因罹患愛滋病死亡，由親人照顧的「愛滋病孤兒」。據調查，該村目前因愛滋病造成的父母雙亡孤兒至少四十名，父母一方死亡的在校學生也有四十多名。「愛滋病孤兒」生活在貧困、失學和歧視中。
爲了使愛滋病患者得到治療，柘城縣委、縣政府與滎陽鄭文友醫療隊協商，全部免費爲雙廟集村的愛滋病患者進行診治，以儘量減少患者的痛苦。每年春節期間，縣委、縣政府都給雙廟集村的困難戶調撥大量的糧食，以便讓所有村民都能吃上餃子，並發放錢款，資助困難的村民。
柘城縣政府還向每名愛滋病患者免費發放「治療卡」，並在村中設立「愛滋病治療站」，及時爲病重的患者服務。政府每周向患者免費發放各種藥品，以期緩解病情，延長患者的生命。愛滋病人去世後，政府給每名死者撥款五百元，幫助死者家屬料理後事。
一位騎車的小夥子表示，他們騎車雖然沒牌照，沒駕照，但他們有愛滋病治療卡；「那比啥證都管用。即便警察查住了，只要一亮治療卡，他們就會嚇得扭頭跑」。
聯合報
李昌平：我們這些幹部把農民拖苦了、拖垮了！
2002年8月14日 星期三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14/23016.html
【看中國報道】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2年第2期發表了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研究員、原《戰略與管理》雜誌執行主編餘世存的文章《文字可以做什麽？——從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談起》，文後附有李昌平擔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期間，於2000年3月15日在全鄉千人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稿（摘要）。現將這篇講話稿（摘要）全文發表如下:
李昌平2000年3月15日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千人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稿（摘要）
一、正確認識棋盤
1.正確認識棋盤人民的承受能力。
棋盤有基本農田60，000畝，1999年平均每畝産糧900斤，糧食銷售價格0.4元／斤，畝毛收入360元，每畝生産成本170元，上交負擔230元。農民種田收入-成本-負擔=360元-170元-230元=-40元。這就是說，我們鄉40，000農民一年辛辛苦苦，不僅沒有收入，相反還要貼上自己在外賣血賣肉的血淚錢240萬元。這樣下去，農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條啊！我們這樣對待農民是有罪的啊！
2.正確認識棋盤的集體經濟。
到1999年底全鄉23個村負債2，251萬元，其中高利貸占1，600萬元，平均利息22%，全年支付利息486.64萬元。棋盤鄉全年農民合理負擔580萬元，其中屬於村級留用部份150萬元；村辦企業收入全鄉200萬元，兩項相加350萬元。所有的集體收入支付利息後缺口136.64萬元。而1997、1998、1999三年村級支出平均爲900萬元，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00年年底村級負債將超過3，000萬元，2001年底負債接近5，000萬元。這樣下去村集體經濟就要崩潰！
（李昌平注：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財務問題成了難以問津的黑匣子。一般副縣級幹部，不知道縣財政的真實底細；副鄉長、副書記不知道鄉財政的真實底細；村裏的一般幹部不知道村裏的實實在在的底細。就更別指望縣鄉人民代表、村民代表能夠知道家底了。負債的底細成爲單位的核心機密，只有主要領導知道。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可是，時下卻都是這樣。）
3.正確認識棋盤的財政狀況
到1999年底，棋盤鄉財政負債2，600萬元，其中教育負債400萬元，管理區負債1，200萬元，鄉政府負債1，000萬元。財政所欠債務利率平均爲18%，年支付利息468萬元。棋盤鄉財政每年可用財力不足350萬元，而鄉財政僅發工資每年就需300萬元。1997、1998、1999年鄉財政平均每年支出竟高達1，100萬元。棋盤鄉的財政已經無法保證政府運轉，這樣下去政府要垮臺啊！
綜上所述，農民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産，集體難以維持簡單再服務，財政難以維持簡單再分配。從純經濟角度看，農民要破産、集體要崩潰、政府要垮臺。
（李昌平注：很多鄉區幹部和退休的老幹部也是第一次瞭解財政的真實情況。此時的會場就像一鍋燒開的水一樣。）
造成全鄉如此經濟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天災，1996年水淹，1998、1999年長江防汛各級支出很大；二是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亂；三是部份農民欠款收不上來增加了各級的負債；四是高利貸和利滾利雪上加霜；五是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下跌；六是機構龐大，人浮於事。
二、棋盤的幹部是什麽？
1.棋盤幹部是棋盤人民的“老爺子”
棋盤的人民把60，000畝地的收入全給了我們，還把在外地打工、“賣血賣肉”的錢拿出240萬元來養活我們。
每個幹部一年的工資、費用不少於二萬元，是大約100畝農田的負擔或糧價每百斤50元時農民種400畝地的純收入。我們幹部中不少人常常發牢騷：“給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一個月還拿不到1，000元，還不夠上縣城請人吃兩餐飯。”同志們啊！和農民比比吧！
2.棋盤幹部是棋盤人民養的“不孝子”
棋盤人民每年拿出的1，300多萬元，我們還不夠用，每年還拿高利貸1，000萬元花銷，還千方百計“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吃喝玩樂、中飽私囊。我們有些幹部一場牌桌就輸贏上千，一場賭博就輸掉幾千、幾萬元，靠我們自己的工資賭得起嗎？
有位總支書記，經常帶領管理區幹部、村支部書記、村長進縣城玩賭機。每次進城，都輸掉幾萬元。爲了把輸掉的錢補上，他們就村、區聯合，用虛開水利工、虛設水利工程、虛報高利貸利息等辦法，大肆盜領公款，把他們的賭債轉移給全區農民負擔。這是集體腐敗，這種集體腐敗不只一個管理區有，在我們很多單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同志們啊！我們當幹部的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3.幹部到底有多少真本事？
我們有多少人能辦好企業，有多少人懂技術，有多少人會管理，我們有多少人能開好一個群衆大會？我們有60%以上的幹部在家裏休息是個貢獻，上班對人民是個負擔。
老百姓說，百無一用是“幹部”啊！我們憑什麽享受棋盤父老鄉親的供奉和乳汁，因爲我們是共產黨幹部，因爲人民對共產黨還有深厚的感情。可是，我們不能這樣踐踏黨在群衆心目中的形像。
同志們啊！我們這些號稱人民公僕的共產黨官員已經變成了人民的主人，而棋盤的人民則變成了被統治的奴隸。棋盤父老鄉親已經一貧如洗了，我們這些幹部把他們拖苦了、拖垮了，到了該棋盤幹部盡孝的時候了！
三、惟一的選擇。
1.牢固樹立長期過緊日子、過苦日子思想不動搖。量入爲出，全力保農民不造反，保幹部不餓死。
從觀在起，從我做起，堅決不准上館子、堅決不能租車子、堅決不准借錢搞面子、堅決不准借錢過日子。
幹部要帶頭把高利貸的利息降下來，誰不要利息，優先還誰的錢，還款按利息高低排隊。幹部的工資每季度發一次，每月400元生活費，其餘的有錢就發、無錢挂賬。幹部的開支權取消，不許報租車費、報煙條子、報飯條、酒條子……過去的特權一律取消。
各級要充份發揮老共產黨員的監督作用，各項開支要經過老共產黨員組成的民主理財小組審查，公開曝光，徵求民意才能報銷。
2.全部清退編外人員。可有可無的部門全部與政府脫鈎，能夠合併的機構一律合併，能撤銷的機構一律撤銷。清人要先從鄉黨政領導成員的子女親戚開始，不講特殊情況，一刀切，一律化。
3.堅決把農民負擔減下來，按上級批復數，各級不許加一分錢。不論出現什麽困難都不能打農民的主意，要讓農民休養生息。
4.鄉裏拿出10，000畝水面的25年經營權，用於償還三級所欠的債務，把三級的債主變成鄉辦漁場的股東。但是，對過去的高利貸，我們要清理整頓，把多領的利息要追回來，把息轉本退回來，把高利息降下來，要堅決打擊無本生息等以權謀私的違法犯罪。
5.完善聯産承包責任制。用1-2年的時間，建立土地流轉制度，在土地流轉制度建立的基礎上，改革現有村組織結構形式，重點培育農業專業合作組織，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6.開放農業資源市場，對外招商引資開發農業，促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李昌平注：將近兩個小時的報告，會場裏沒有一個人進出，人人神情專注。會場上也有不少人臉上的膚色紅一陣、白一陣，臉上的肌肉緊一陣、松一陣，會議達到了出乎預料的效果。我也被會場上激憤、緊張、信任的氣氛所感染。）
誰能擋住伸向貧苦農民殘破口袋的髒手？
2002年8月22日 星期四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22/23532.html
【看中國報道】據調查，由於各方反映強烈，江蘇贛榆縣在2001年底終於被撤消發達縣資格，經中央調查確認爲貧困縣，農民人均負擔從500餘元降到了100元以下，天真的農民們歌頌黨恩之餘，以爲從此可以喘一口氣了。
誰都想不到的是，才一年不到的時間，當地的土皇帝們就耐不住了，到記者昨天電話查證時，當地人均負擔又飛漲到400元以上，可以預料，很快又將超過中央調查前的水平，貪官汙吏正抓緊時間要把上半年沒能大撈的損失加倍撈回來。
農民們徹底絕望了，誰能擋住這些伸向貧苦農民殘破口袋的髒手？

博訊
福建晉江一農民住宅發生爆炸 一家三口被炸身亡
2002年8月9日 星期五
【看中國報道】8月7日淩晨3時許，福建晉江市永和鎮巴厝村一民宅突然發生爆炸，戶主林成立一家三口被埋在倒塌的廢墟中。林某的妻子吳某及4歲的女兒當場死亡，林某送往醫院後搶救無效死亡。
據泉州晚報報道，倒塌的房屋爲石結構，共一層。林某的臥室已被炸塌，家具構件被壓在亂石之中，現場一片狼藉。
據該村林支書介紹，淩晨2時左右，他正準備休息，突然“砰”的一聲巨響，他被巨大的爆炸聲震驚了，緊接著便傳來群衆的呼救聲。他聞聲趕到現場時，村民們正在廢墟中找人。
爆炸中，附近好幾戶村民的房屋窗戶玻璃都被震碎了。隨後，群衆從廢墟中最先找到林某，並將其送往醫院搶救。待找到吳某和她的孩子時，人們發現兩人已氣絕身亡。7日上午11時許，林某因搶救無效死亡。
“狗東西”進村
2002年8月14日 星期三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14/23010.html
【看中國報道】2000年11月25日，白水縣西固鎮器休村因交稅糾紛發生了數百名農民打砸鎮政府和派出所的惡性事件。事發後，當地發生了這樣奇特的情景：“一些農民害怕報復，嚇得春節也不敢回家；各級幹部也輕易不敢到村裏去。”
　　難得的，這一事件沒有以農民被“報復”告終，2001年4月9日，馬銀錄率領12人的工作組進駐器休村，瞭解這一重大事件背後的原因。也許工作組在剛進村的時候就已經接近了答案，他們聽到村民們這樣議論他們，“一幫狗東西。”
　　“百姓口小”，如果不是被馬銀錄記錄了下來，“狗東西”這樣的評論，是很難出現在描寫幹群關係的報道中的。儘管在農村，幹群關係的緊張已經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
黑白不分有冤無處伸張 大陸農村流行私刑以暴制暴
2002年8月7日 星期三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8/7/22570.html

【看中國報道】由於基層政府的無作爲或黑白結合，還有些地方重用惡人，惡人有恃無恐，欺壓群衆，村民忍無可忍，有冤無處伸張，經常傳出對地痞無賴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進行懲處。結果伸張正義者觸犯法律。
人民日報把農民自發的除暴行爲歸咎於農民不懂法律，其實真正原因是政府和公安對惡霸的縱容。惡霸欺壓農民，甚至公然霸佔民女，但村政府、公安並不管。例如，有妻子和兒子的許寶林將米複金的女兒米桂花長期占爲己有，今年6月13日，米桂花之父親去許家討女兒，遭到許某和其母親的攻擊，米老漢自衛將兩人殺死。此案被公安部立即定爲重案，並全國通輯。米老漢去京討說法時於7月中被抓。 惡霸能如此倡狂，而出事後受公安部如此重視，可見其背景不一般。
人民日報報導，大陸農民動用私刑除害的案件不斷發生。有些地痞無賴橫行鄉裏，無惡不作，鄉親對其恨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被激怒的村民於是群起反抗。例如，陝西省周至縣涼水泉村村民李某，在村裏敲詐、勒索、盜竊，害得村裏人傍晚不敢出門。今年三月，李某向廟會主持者要錢被拒，手持菜刀企圖找村幹部算賬，被激怒的村民用木棒、石塊、磚頭等打死李某。之後，上百村民扶老攜幼向公安局集體投案自首。
據稱，大陸有些地方爲了安寧，利用公款買凶除惡，解決爲害鄉裏的地痞無賴。例如，黑龍江省訥河市巨和鄉革新村胡欽海，橫行鄉裏，欺壓村民，村黨支部一班人便花六千元人民幣雇用兇手，將胡欽海殺死，當地村民拍手稱快，但四名村幹部鋃鐺入獄。
有些兒女大逆不道，父母也會利用私刑痛殺不肖子。例如，四川省成都市郊區白德彬，橫行霸道，去年十月又向家裏要錢，還沖上去要打父親，甚至揚言燒房子。一家人決定除掉不肖子，第二天一早，白德彬被家人合力勒死。
大陸農村陳勝吳廣呼之欲出
2002年7月12日 星期五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7/12/20750.html
【看中國報道】研究大陸問題的專家，一般都注意到大陸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城市失業率攀高，政府腐敗，官員貪汙，還有法輪功抗議活動等，但多數人經常忽視了值得關注的是農村的狀況，因爲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國人居住在農村地區，而且農業正面臨諸多問題。

僅在一九九三年，在大陸農村地區就有六千二百三十起農民示威抗議事件發生。在騷亂中，當地政府機構被圍攻或砸毀，政府官員和農民因此而傷亡的人數有八千二百人，直接損失達二億人民幣。

在一九九六年冬天到九七年春，有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三十六個鄉鎮發生騷亂，有三十八萬農民參加。一九九九年，在湖南省寧鄉縣，有三千農民舉行示威，中共派出一千五百軍警鎮壓，在衝突中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二OO二年初，在廣東省東莞，幾千名農民聚集在鎮政府門口示威。

除了示威抗議等具衝突性手段之外，還有很多農民採取上訪的溫和手段發出怨言。這種方式的激增，也預示農村地區的潛在不穩定狀態。據統計，在一九九二年，僅在河北省一個鎮子，就有一百九十三起上告信，投訴當地鄉鎮官員違法亂紀；一九九三年頭七個月，上告信激增到二百四十三起。

前中共人大委員長萬裏在發表離職講話時說，他(曾擔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問一個農民，現在鄉下人需要什麽，這個農民說：需要陳勝吳廣。(陳吳爲推翻秦始皇暴政的農民起義領袖)
爲什麽農民，越來越傾向於造反，要找“陳勝吳廣”？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苛捐雜稅太多，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一九九四年，中央“作秀”般的取消了五十種稅收以減輕農民負擔。光取消的就有五十種，農民的負擔可想而知。農民究竟負擔多少稅和費，恐怕誰也說不清，因爲即使今天取消了，明天又可以增加別的名目。

在九十年代後五年，農民的收入增幅出現穩步下降的趨勢，從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四點六，下降到二000年的百分之二點一。另外，農民的收入下降，還由於鄉鎮企業生産力下降。目前大陸的鄉鎮企業多處於調整階段，其生産能力普遍下降，在一九九五年到二000年期間，降到了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鄉鎮企業的雇工人數下降了一千萬人。

不管中共高層是否重視農民負擔問題，採取什麽樣的措施，農民的不滿都會與日俱增。主要在於：中共實行政治專制的瘸腿政策，勢必越來越造成社會腐敗、貧富兩極分化。這種腐敗和分化導致的不滿情緒只會越來越強烈，根本無法消除。

雖然中共一九九四年下令取消了農民的五十種稅收，但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個早上又增加二十種。各級政府紛紛要從農民身上榨取資金，只要這種政府不是民選産生、又無法有效監督(沒有自由媒體)的話，這種巧立名目、搜刮民財的做法和政策都無法有效地改變和防範。

中共鄉鎮企業由於産權不清，管理不善，無法有效地進行轉型調整，增加競爭性。這種鄉鎮企業在國際經濟中是個奇怪的産物，它既不是私營的，又不是完全國營的，是個混合物。但其本質仍是國營占主體，因爲它的領導不是像西方企業那樣根據佔有資産和股份大小來産生的，而是由上一級政府部門任命的。這種管理體制無法確保這個企業的長久成功。鄉鎮企業經營不善，農民的利益首當其衝受到損害。

另外，沒有獨立司法，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沒有定期的民主選舉，農民的不滿和當地官員的不法行爲，無法得到獨立審理、報導、揭露和懲罰。

因此可以預見，大陸農村地區的不穩定趨勢將會繼續發展。目前農民抗爭事件雖然數量大，參與人員多，但由於分散，沒有組織化，還不構成對中共政權生存的直接威脅。大陸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如果導致經濟迅速惡化上市場嚴重波動，鄉鎮企業進一步受損，農民利益更被損耗，同時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響的話，那麽城市下崗工人和不滿農民結合，有可能形成全國性的騷亂和更大的社會不穩定。
甘肅農村可怕的貧困與文盲
2002年7月8日 星期一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7/8/20492.html
【看中國報道】冬上，我去隴東山區的清水縣百家鄉幾個山村採訪，這是一個遠離城市、夾在關山腹地深處的偏遠的地方，也是甘肅省清水縣最遠的山村。這裏山大溝深，自然條件十分惡劣，雖然地處深山，但由於山大多是禿山，只種糧食，所以農民一年燒炕燒鍋的柴也是問題，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砍，一個農民一年要用很多時間去砍柴。雖然在冬上，天寒地凍的，但農民還是每天早出晚歸去砍柴。而這裏雖然地處高寒山區，但又是一個十分潮濕的地方，幾乎每一個溝渠裏都有細細的溪水在流淌。天一下雨，土路就泥濘不堪，讓人寸步難行。村民們告訴我，由於這裏地下水多，所以路上的雨水常長時間不滲，而黃膠泥樣的土質又越發加劇了道路的泥濘，使村民出行十分困難。我曾經在這種泥濘裏走了十幾裏路，那種艱難的行走讓我渾身出汗，腳步歪斜。時間不長就鬧得十分疲憊。大概正是由於這種地理環境的關係吧，這兒患風濕病的人格外多，你如果到街市上去看，會輕易地看到好多走路步子歪歪斜斜的人，他們大都是風濕病患者。
　　和這些情況比起來，這兒農民的貧困、孩了失學輟學等問題就越發顯得觸目驚心，悚人聽聞。
兒童失學、輟學情況嚴重　上學的竟然大都用的舊書
　　在我所接觸的爲數很少的村子裏，凡是碰到的村民，幾乎都要向我傾訴他們無錢供孩子上學。郭家灣村的郭串喜有兩個孩子，兒子叫王世民，只上到小學五年級就輟了學，原因很簡單，家裏無錢供他上學。而他的女兒叫王小燕，今年已經１２歲了，竟連一天學也沒有上，是個地地道道的新文盲。我到村上時，王小燕正在給別人家下粉條。她穿著一件紅上衣，在白雪的陪襯下顯得有點羞澀。她有一張圓圓的臉蛋，眼睛大大的，如果在城市，她會是一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女孩子，正在作著屬於她們這個年齡的孩子的美夢，但是她卻是山村的一個新文盲。當我舉著照相機對準她時，我有點不相信這會是真的。而她的哥哥輟學以後就已經在１５歲的年齡上出外打工去了。但是他卻很少有掙到錢的機會，因爲他太小。同村的原先擔任過村主任的李榮全也有兩個孩子，女兒今年１４歲，叫李巧玲也上到五年級輟了學，在家幫父親伺弄牲口，做家務。我問他孩子學習情況怎樣，他說學習還可以，只是家裏沒錢，所以就讓孩子輟學了。而他的兒子李保林今年１０歲正上小學三年級，卻因爲沒有錢買不起書，只能借用別人的舊書學習。同村還有一戶村民，叫李五全，他的女兒叫李小琴，今年１４歲，也一天書都沒有念。兒子李官寶，今年１１歲，上二年級，但卻沒有書。這個村的李根寶有四口人，兒子李治紅１０歲，上二年級，女兒李紅豔９歲，上一年級，他們二人都沒有新書，用的是舊書。
　　在黨家河範家溝村，村組長王小林告訴我，他們村共有１３戶６３口人，上學的兒童有７個，從來沒有上學的兒童（７至１２歲）有６個。而上學的兒童全部沒有新書，用的是舊書。王小林有四個孩子，王世民，王世剛，王明俠，王奇明，前兩個上二年級，後兩個上一年級，他們全沒有錢買書，用的是舊書。還有一戶姓趙的家有三個孩子，趙虎林，趙志峰，王增福，趙虎林今年１２歲，沒有上學，趙志峰１０歲，王增福９歲，二人上小學二年級，但都沒有新書。據瞭解，黨家河小學一至五年級共有１００個學生，一年級４５個學生，訂購新書９套；二年級１６個學生，訂購新書３套；三年級１８個學生，訂購新書５套；四年級１３個學生，訂購新書４套；五年級８個學生，訂購新書３套。
　　黨家河村黨家河組的李倉保是個遠近聞名的困難戶，他是入贅的，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黨平平，今年１３歲，二兒子李明明，今年９歲。黨平平念了一年級輟學了，李明明念了一學期輟學了。他們身後的那座房子黑朽破舊，搖搖欲墜，看不出一絲家的溫暖。
　　党家河組的孟懷西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孟繼成１６歲，念二年級，二兒子孟繼明，一直沒有念書，女兒孟巧巧９歲，至今也沒有念書。照片上的孟巧巧看上去是那麽小，當時我竟懷疑她是否有９歲。
　　孟新全全家７口人，三個孩子，大女兒魏豔麗１３歲，上了一年級，輟學。二女兒魏豔華，１０歲，未上學；三兒子魏有成，８歲，上一年級，但買不起書。
　　趙寶貴，四個孩子，大女兒趙小娟，１６歲，上了三年級，輟學，二女兒趙小麗，１５歲，從未上學；三兒子黨小強，１４歲，四年級；四兒子黨小剛，９歲，二年級，二人均沒有新書，用的是借別人家的舊書。
　　我只跑了幾個村子，就瞭解到這麽嚴重的失學輟學問題，和念書用的是舊書的問題。我想進一步瞭解這裏的情況，但是村上幹部卻不給我介紹了，我從他們的神情看出他們害怕給我介紹情況。後來我又從側面瞭解到，這裏鄉上給上級報的材料裏適齡兒童的升學率是９７％以上。村幹部說，如果報的低了，上邊會找底下麻煩的。
貧困的惡魔　驢打滾的利息
　　在我走訪的村子裏，幾乎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在銀行和信用社有貸款，而且這些貸款從一貸上就再沒有能還得清，不但還不清，還一年一年在增加。郭家灣村的王串喜１９８１年貸款２００多元，以後又年年貸地膜款１００多元，但卻從沒有能力清息和還款，利息每年結清後又加到本金裏，那些成了本金的利息又生息，利上滾利，驢打滾的利息沒有止境，到現在，本利增加到４５００元。
　　同村的李五全幾年前因給妻子看病從信用社貸了３０００元，以後結息沒有能力歸還，現在本息加起來已上到５６００元。黨家河村的趙寶貴於１９８３年貸款１０５０元買驢、牛，以後又零零星星貸款，現在貸款餘額在年年利息轉本金的基礎上已上到１１０００元。趙寶貴說他這輩子還不清了。
　　黨家河村範家溝村的王喜林家一年産小麥２０００斤，玉米２０００斤，大麻１００斤，麻籽１００斤，年收入２１００元，統籌提留２４０元，公糧８０多元，不算勞動的工價，人均純收入３００元，每人每天不足１元。而党家河村的李倉保從１９８２年貸款，他每次貸的數額都不大，一般是３０或２０的，最多的也就是一、二百元，可他現在也累到了４１５５元。他２０００年全年小麥收入１０００元，玉米３５０元，大麻麻籽３５０元，共計１６５０元。總支出：化肥１４８元，地膜１７０元，玉米種子２４元，農藥１０元，農業稅和三提五統４２０元。共計７７２元。收支相抵下餘８６８元。人均１７３．６元。而他家的消費更是少得可憐，四五年時間從沒有買過新衣服，家裏人穿的衣服不是上級拿來的捐獻的衣物，就是在市場上買的一件一、二元的古（舊）衣服。一年交電費４０多元，買藥品２０多元，買鹽和麵堿１００元，磨面８０多元，榨油２０多元，一月平均一斤胡麻油。一年不走親戚，不買禮品。２０００年由於生活所迫，他又新增貸款５００多元。
　　百家村王家能組的王全兒家有６口人，從１９８２年起因買化肥、地膜和看病從銀行和信用社貸款，逐年累計已達到５９６６元。現在根本沒有能力歸還。而他家全年總收入僅是２９４０元，總支出１８９０元，不算勞動日值，人均僅３１５元，一個人一天連１元也達不到。這種過低的消費和生活標準以及過重的勞動強度使他們看上去神情麻木，簡直就象石頭人。
　　但是據有關人士說，就是這麽貧困的地方，當地的政府部門在給上級的彙報中反映這兒已經脫貧了，人均純收入上到６００多元。
　　由於生活極端貧困，這兒的人們還處在自然經濟的狀態中，除過吃的鹽、面堿，穿的衣物，地裏施的化肥和農藥，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自産自銷。比如農民吃的菜是自家種，吃的油是自家榨，商品經濟在這裏看不出一點發展的勢頭。而新一代的文盲的大量湧現更是讓人憂心如焚。
文盲效應
　　在採訪中，我碰到了這麽一個年青人，他今年２４歲了，叫李榮子，是一個文盲，今年９月份在甘肅嘉峪關的武威建築公司做小工，一天，他幹活時，由於工地沒有安全措施，他從五層樓上掉了下來，當即昏迷不醒，被送到醫院做了內臟淤血清理手術，在醫院的１６天中，他沒有清醒過來，可是後來卻被工頭從醫院拉了出來，放在寒冷的工棚裏。由於他不識字，工頭最後竟在他的工傷處理協定中把責任全部推給他，說他是違規操作。在他大腦受了嚴重的創傷，現在眼睛的視網膜也有點脫落，看人昏花不清，腦袋發疼的情況下，竟被受雇方以２０００元作了一次性處理。而他竟也在這極不公平的處理協定中蓋了指印。我問他對方給他念過協定沒有，他說沒有，對方只讓他看一下，但是他由於不識字，所以也不知道紙上寫的是啥。我問他如何保護自己正當的權益不受侵害，他說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又問他以後打算怎麽辦，尤其是對自己的疾病如何治療，他竟有點茫然。
我心裏只有悲哀！！！　　
在這個被關山夾峙的深山裏，這樣的文盲大概不是少數。　　
我的心情是沈重的。
（讀者推薦）
(佚名 7/8/20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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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村校長被負債壓彎了腰
2002年7月1日 星期一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7/1/20119.html
【看中國報道】在安徽省農村，前幾年“兩基教育達標”形成了沈重的教育欠債負債壓彎了校長的腰
　　由於鉅額債務無法償還，校長屢被傳訊，教學樓被封、學校大門被鎖，不得不眼睜睜看著早已建成的教學樓棄置一邊，四處租賃民房展開教學。安徽省臨泉縣三位中小學校長滿福俊、劉芝田和高俊，說起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些事，無不滿腹辛酸——“兩基教育達標”實現以後，沈重的債務，已經開始壓彎這些普通農村學校校長的腰。
　　滿福俊：“由於無力償債，從去年暑假到現在我已經被起訴了４次。”
　　在臨泉縣迎仙鎮中學校長滿福俊略顯淩亂的家裏，他苦笑著對記者說。這所全鎮唯一的中學，沒有專門的教師辦公室，教師都在家裏辦公。
　　在滿福俊眼裏，“這個小困難完全可以克服”，最讓他焦心的事情是：債務。自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全校累計負債近２００萬元，扣除主要由鎮政府承擔的三幢教學樓款項，剩下的都是學校內欠債，大都是從社會上借來的高利貸。正是這部分債務，使他成了法庭的常客。最近的一次是今年２月份，當時春節剛過，他就被帶到迎仙鎮地方法庭，多虧學校教師東挪西借湊了１萬多元錢，才把他贖了回來。
　　“可這１萬多元又是新債務，早晚都得還給教師。”
　　就在談話間，一個債主踹門而入，同行的鎮幹部好說歹說才把他勸走。“那人是給學校建教師宿舍的包工頭，學校至今欠他５萬多元。”滿福俊搖搖頭，一臉無奈。“像這樣來討債的，每個星期都有。有時候正在上課，就被債主連拉帶扯拽出來。還有的債主白天找不到人，晚上逼上家門，拍桌子打板凳，你只能遞煙泡茶陪笑臉。”
　　當地政府能不能幫助化解這部分債務？“鎮裏現在根本沒有這個能力。”迎仙鎮人大主席韋明進介紹說，這些債務基本都是在前幾年實施“兩基教育達標”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在當時鄉鎮政府財力不足的情況下，爲如期達標，大多採取讓施工隊墊資或借貸建校的辦法。原本打算先通過達標驗收，然後再根據《教育法》相關規定開展教育集資，分年度償還由此形成的債務。但安徽省自２０００年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後取消了農村教育集資，也就同時失去了資金補償來源。
　　另一方面，稅費改革後的財政政策發生變化，鎮財政收入全額上繳到縣統一支配，現在鎮裏每年可以直接支配的資金只有３０萬元，連辦公經費都沒著落。就是鎮財政本身，累年負債也高達１０００萬元左右。由於仍欠６０多萬元工程款，１９９８年就蓋好的政府大樓至今不能啓用，書記、鎮長現在連單獨的辦公室也沒有，都是宿舍、辦公室合二爲一。
據安徽省教育廳提供的情況，正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全省農村教育目前負債約２０億元，債務人多數爲鄉鎮政府和學校，少量爲村民委員會。但不管債務人是誰，最後的壓力都落到了學校頭上，而學校無力承擔。由於稅費改革後的學校收費大幅降低，迎仙鎮中學現在每學期的雜費收入只有四五萬元。“靠這點錢連保持正常運轉都很困難，怎麽有能力去還債？”
　　滿福俊對學校的前景更是憂心忡忡，迎仙鎮中學原有學生１８７０多人，現在只有１１００多人，流失了７００多。他擔心，照這樣下去，教師人心不穩，教學沒法提高，今年暑假新學期招生將會更困難。
　　劉芝田：“爲啓用新教學樓，學校和包工頭整整打了４年的拉鋸戰，到現在仍然不得不租賃農房作教室。”
　　在臨泉縣于寨鎮高莊小學，只看到空蕩蕩的教學樓孤伶伶地矗立著，四周是大片的莊稼和荒草。教室的門上不是上了鎖，就是用鐵條死死釘起來。門鎖和鐵條都已生出斑斑鏽迹。
　　聞訊趕來的校長劉芝田說，從去年１１月份到現在，這所好好的教學樓就再沒啓用過——因爲無力償還施工隊欠款，被小老闆封了門。
　　這次封門當然不是第一次。教學樓１９９９年就已建成，總投資４０萬元。按投資分配方案，縣教委提供專項資金１０萬元，鎮裏通過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拿２０萬元，剩下的１０萬元從臨近幾個村的農民手裏籌集。
　　但一開始資金就不到位，到２０００年實行稅費改革後，鄉村兩級原定的籌款渠道又被卡死，工程款隨之拖欠成債務。施工隊小老闆的對策很直接：封門。不得已，學校１９個教師好不容易湊了２萬元交給他。新教學樓總算運轉起來。但這２萬元僅維持了兩個學期，自此以後就拉開一場學校和小老闆之間長達４年的“拉鋸戰”。
　　到２０００年秋季新學期開學，施工隊小老闆再次鎖門，長達一個星期。後在臨泉縣分管副縣長協調下，教委的資金到了位，學校才被重新啓用。但到學期末期終考試前，教室再次被封。這次是鎮政府出面，臨時與小老闆簽訂還款協定，才總算沒有耽擱學生考試。
　　此後，這個“拉鋸戰”的形式已經完全固定下來：償還一部分錢，教室就讓啓用，不然就上鎖封門。如此這般上鎖、落鎖，前後不下於１０次，鎮政府簽訂的還款協定至少４份。直到去年１１月份，學校仍然欠款２０多萬元，鎮政府再也無力履行還款協定，於是失去了再次簽協定的信用，小老闆也就毫不客氣地封門，一直到現在。
　　“和他打了４年拉鋸戰，最後竟還是這樣一個結果。”劉芝田說，在這個拉鋸戰裏，最受苦的是那些孩子。２００１年秋季新學期，學校被上鎖封門３個多星期，學生只好在走廊、露天上課，連新生報名也只能到學校對面的麥田裏進行。去年１１月份，一看啓用教學樓肯定是沒指望了，學校只好租賃農房作教室。直到現在，全校１０個教學班被迫分散到兩個村莊的５家農戶，教師學生來回奔波。高俊說：“有時坐在桌前辦公，一聽到敲門聲就心驚肉跳，以爲討債的又來了。”自１９８７年開始擔任臨泉縣於寨鎮老劉小學校長的高俊，沒想到多方爭取建成的教學樓，會成爲壓在他心頭最大的一塊巨石。他的生活因此完全改觀。
１９９８年，老劉小學新教學樓建成，但因拖欠施工隊１２萬元工程款，教室門窗被封。“看到孩子們在露天地上課的情景，我欲罷不忍！”一直神情低落的高俊，想起往事仍然激動。“我就找到施工隊老闆要求開門，他提出村裏必須先付３萬元。我又找到村支書，但支書說村裏也無能爲力，讓學校自己想辦法。”萬般無奈，高俊四處求告，總算貸到３萬元交給施工隊老闆。但教室問題解決了，教室辦公的地方還沒有，他除了拿出自家賣豬崽所得的１萬多元錢，只得再次四處求貸，借到５萬元進行了學校內部改建。
　　這兩項費用總計８萬元，都是高俊以個人名義向學校周圍群衆借貸的，直接牽涉到幾十戶人家，利息高的１．５分，低的也有１．２分，數年下來，連本帶息已有十幾萬元。
　　“就是這鉅額欠款，讓我成了群衆眼裏的賴人。幾十戶債主，幾乎天天都有來我家索債的。家人埋怨不說，就是走在路上也讓人戳脊梁骨，甚至有的放出口風說‘再不還債非修理他不可’，或者當面辱駡‘再不還錢到街上剝了你的皮’。我不是個賴人，我是一個教師。那些債是爲孩子、爲學校欠下的，不是爲了自己的家庭和老婆孩子。爲什麽這樣對待我？”
　　“我身體本來就差，自從負了債，身體更是一天不如一天，經常失眠、精神恍惚。有時坐在桌前辦公，一聽到敲門聲便心驚肉跳，以爲討債的又來了，現在連做夢都害怕，這種被逼債和躲債的日子啥時才能到頭？”恍惚之中，他提到一件舊事：去年，他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說的是安徽省利辛縣孫集鎮宋莊小學欠債也很多，後來由省城一些學校幫助還清了舊債。這件事讓他抱起一線希望，專程找到那個學校的校長想“取取經”，沒成想兩人說起負債的傷心事，抱頭痛哭一場。“不是不知道還債最終還得靠自己，可到哪里去籌這筆錢？”
　　離開老劉小學時，高俊眼角已是淚光閃閃。
　　“因爲負債被封門的學校並不是一所兩所。”在返回的路上，於寨鎮教辦主任徐治禮指著路旁一所學校說，“這所學校是由中央某個部委的職工捐助興建的，卻因爲地方上配套資金拿不出來，工程款一直拖欠，幾度大門被封。”
　　在合肥市長豐縣楊廟鎮，今年開學以來已經發生了４起“鎖門事件”，一位校長被告上法庭。
隴東山區農村寫真
楊耀峰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articles/2/6/23/19656.html
2002年6月23日 星期日
【看中國報道】冬上，我去隴東山區的清水縣百家鄉幾個山村採訪，這是一個遠離城市、夾在關山腹地深處的偏遠的地方，也是甘肅省清水縣最遠的山村。這裏山大溝深，自然條件十分惡劣，雖然地處深山，但由於山大多是禿山，只種糧食，所以農民一年燒炕燒鍋的柴也是問題，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砍，一個農民一年要用很多時間去砍柴。雖然在冬上，天寒地凍的，但農民還是每天早出晚歸去砍柴。而這裏雖然地處高寒山區，但又是一個十分潮濕的地方，幾乎每一個溝渠裏都有細細的溪水在流淌。天一下雨，土路就泥濘不堪，讓人寸步難行。村民們告訴我，由於這裏地下水多，所以路上的雨水常長時間不滲，而黃膠泥樣的土質又越發加劇了道路的泥濘，使村民出行十分困難。我曾經在這種泥寧裏走了十幾裏路，那種艱難的行走讓我渾身出汗，腳步歪斜。時間不長就鬧得十分疲憊。大概正是由於這種地理環境的關係吧，這兒患風濕病的人格外多，你如果到街市上去看，會輕易地看到好多走路步子歪歪斜斜的人，他們大都是風濕病患者。
和這些情況比起來，這兒農民的貧困、孩了失學輟學等問題就越發顯得觸目驚心，悚人聽聞。
一、兒童失學、輟學情況嚴重　上學的竟然大都用的舊書
在我所接觸的爲數很少的村子裏，凡是碰到的村民，幾乎都要向我傾訴他們無錢供孩子上學。郭家灣村的郭串喜有兩個孩子，兒子叫王世民，只上到小學五年級就輟了學，原因很簡單，家裏無錢供他上學。而他的女兒叫王小燕，今年已經１２歲了，竟連一天學也沒有上，是個地地道道的新文盲。我到村上時，王小燕正在給別人家下粉條（照片１）。她穿著一件紅上衣，在白雪的陪襯下顯得有點羞澀。她有一張圓圓的臉蛋，眼睛大大的，如果在城市，她會是一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女孩子，正在作著屬於她們這個年齡的孩子的美夢，但是她卻是山村的一個新文盲。當我舉著照相機對準她時，我有點不相信這會是真的。而她的哥哥輟學以後就已經在１５歲的年齡上出外打工去了。但是他卻很少有掙到錢的機會，因爲他太小。同村的原先擔任過村主任的李榮全也有兩個孩子，女兒今年１４歲，叫李巧玲（照片２）也上到五年級輟了學，在家幫父親伺弄牲口，做家務。我問他孩子學習情況怎樣，他說學習還可以，只是家裏沒錢，所以就讓孩子輟學了。而他的兒子李保林（照片３）今年１０歲正上小學三年級，卻因爲沒有錢買不起書，只能借用別人的舊書學習。同村還有一戶村民，叫李五全，他的女兒叫李小琴（照片４），今年１４歲，也一天書都沒有念。兒子李官寶（照片５），今年１１歲，上二年級，但卻沒有書。這個村的李根寶有四口人，兒子李治紅１０歲，上二年級，女兒李紅豔９歲（照片６），上一年級，他們二人都沒有新書，用的是舊書。
在黨家河範家溝村，村組長王小林告訴我，他們村共有１３戶６３口人，上學的兒童有７個，從來沒有上學的兒童（７至１２歲）有６個。而上學的兒童全部沒有新書，用的是舊書。王小林有四個孩子（照片７），王世民，王世剛，王明俠，王奇明，前兩個上二年級，後兩個上一年級，他們全沒有錢買書，用的是舊書。還有一戶姓趙的家有三個孩子（見照片８），趙虎林，趙志峰，王增福，趙虎林今年１２歲，沒有上學，趙志峰１０歲，王增福９歲，二人上小學二年級，但都沒有新書。據瞭解，黨家河小學一至五年級共有１００個學生，一年級４５個學生，訂購新書９套；二年級１６個學生，訂購新書３套；三年級１８個學生，訂購新書５套；四年級１３個學生，訂購新書４套；五年級８個學生，訂購新書３套。
黨家河村黨家河組的李倉保是個遠近聞名的困難戶，他是入贅的，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黨平平，今年１３歲，二兒子李明明，今年９歲（見照片９）。黨平平念了一年級輟學了，李明明念了一學期輟學了。他們身後的那座房子黑朽破舊，搖搖晃欲墜，看不出一絲家的溫暖。
党家河組的孟懷西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孟繼成１６歲，念二年級，二兒子孟繼明，一直沒有念書，女兒孟巧巧９歲（照片１０），至今也沒有念書。照片上的孟巧巧看上去是那麽小，當時我竟懷疑她是否有９歲。
孟新全全家７口人，三個孩子，大女兒魏豔麗１３歲，上了一年級，輟學。二女兒魏豔華，１０歲，未上學；三兒子魏有成，８歲（照片１１），上一年級，但買不起書。
趙寶貴，四個孩子，大女兒趙小娟，１６歲，上了三年級，輟學，二女兒趙小麗，１５歲，從未上學；三兒子黨小強，１４歲，四年級；四兒子黨小剛，９歲，二年級（照片１２），二人均沒有新書，用的是借別人家的舊書。
我只跑了幾個村子，就瞭解到這麽嚴重的失學輟學問題，和念書用的是舊書的問題。我想進一步瞭解這裏的情況，但是村上幹部卻不給我介紹了，我從他們的神情看出他們害怕給我介紹情況。後來我又從側面瞭解到，這裏鄉上給上級報的材料裏適齡兒童的升學率是９７％以上。村幹部說，如果報的低了，上邊會找底下麻煩的。
二、貧困的惡魔　驢打滾的利息
在我走訪的村子裏，幾乎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在銀行和信用社有貸款，而且這些貸款從一貸上就再沒有能還得清，不但還不清，還一年一年在增加。郭家灣村的王串喜1981年貸款200多元，以後又年年貸地膜款100多元，但卻從沒有能力清息和還款，利息每年結清後又加到本金裏，那些成了本金的利息又生息，利上滾利，驢打滾的利息沒有止境，到現在，本利增加到4500元。同村的李五全幾年前因給妻子看病從信用社貸了3000元，以後結息沒有能力歸還，現在本息加起來已上到5600元。黨家河村的趙寶貴於1983年貸款1050元買驢、牛，以後又零零星星貸款，現在貸款餘額在年年利息轉本金的基礎上已上到11000元。趙寶貴說他這輩子還不清了。黨家河村範家溝村的王喜林家一年産小麥2000斤，玉米2000斤，大麻100斤，麻籽100斤，年收入2100元，統籌提留240元，公糧８０多元，不算勞動的工價，人均純收入300元，每人每天不足１元。而党家河村的李倉保從1982年貸款，他每次貸的數額都不大，一般是30或20的，最多的也就是一、二百元，可他現在也累到了4155元。他2000年全年小麥收入1000元，玉米350元，大麻麻籽350元，共計1650元。總支出：化肥148元，地膜170元，玉米種子24元，農藥10元，農業稅和三提五統420元。共計772元。收支相抵下餘868元。人均173.6元。而他家的消費更是少得可憐，四五年時間從沒有買過新衣服，家裏人穿的衣服不是上級拿來的捐獻的衣物，就是在市場上買的一件一、二元的古（舊）衣服。一年交電費４０多元，買藥品２０多元，買鹽和麵堿１００元，磨面８０多元，榨油２０多元，一月平均一斤胡麻油。一年不走親戚，不買禮品。2000年由於生活所迫，他又新增貸款500多元。百家村王家能組的王全兒家有６口人，從1982年起因買化肥、地膜和看病從銀行和信用社貸款，逐年累計已達到5966元。現在根本沒有能力歸還。而他家全年總收入僅是2940元，總支出1890元，不算勞動日值，人均僅315元，一個人一天連１元也達不到。這種過低的消費和生活標準以及過重的勞動強度使他們看上去神情麻木，簡直就象石頭人。
但是據有關人士說，就是這麽貧困的地方，當地的政府部門在給上級的彙報中反映這兒已經脫貧了，人均純收入上到600多元。
由於生活極端貧困，這兒的人們還處在自然經濟的狀態中，除過吃的鹽、面堿，穿的衣物，地裏施的化肥和農藥，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自産自銷。比如農民吃的菜是自家種，吃的油是自家榨，商品經濟在這裏看不出一點發展的勢頭。而新一代的文盲的大量湧現更是讓人憂心如焚。
三、文盲效應
在採訪中，我碰到了這麽一個年青人，他今年２４歲了，叫李榮子，是一個文盲，今年９月份在甘肅嘉峪關的武威建築公司做小工，一天，他幹活時，由於工地沒有安全措施，他從五層樓上掉了下來，當即昏迷不醒，被送到醫院做了內臟淤血清理手術，在醫院的１６天中，他沒有清醒過來，可是後來卻被工頭從醫院拉了出來，放在寒冷的工棚裏。由於他不識字，工頭最後竟在他的工傷處理協定中把責任全部推給他，說他是違規操作。在他大腦受了嚴重的創傷，現在眼睛的視網膜也有點脫落，看人昏花不清，腦袋發疼的情況下，竟被受雇方以2000元作了一次性處理。而他竟也在這極不公平的處理協定中蓋了指印。我問他對方給他念過協定沒有，他說沒有，對方只讓他看一下，但是他由於不識字，所以也不知道紙上寫的是啥。我問他如何保護自己正當的權益不受侵害，他說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又問他以後打算怎麽辦，尤其是對自己的疾病如何治療，他竟有點茫然。
我心裏只有悲哀。
在這個被關山夾峙的深山裏，這樣的文盲大概不是少數。
我的心情是沈重的。
（轉自希望之光論壇）

NO:1076_32
讀讀樂 　於　2002/09/17 04:21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新疆的三光政策：吃光，搶光，分光」
　　曹長青
　　新疆的面積是中國的六分之一，相當於四十四個台灣，地下有豐富的石油等資源。但據北京官方資料，今天中國的二十五個貧困縣，有二十個在新疆。
　　「共產黨總說是我們的大救星，可是他們已統治了新疆半個世紀，還沒有解決水、牧草和吃飯等基本問題。」「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克力木說，「中國人在新疆實行掠奪資源的政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占了最好的地，最肥沃的牧場，最有利的戰略位置，以及水源。同時還負責鎮壓當地人的分離運動。」
　　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幾乎全部是漢人的二百四十萬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編制有十一個師，一百八十個團，駐紮在新疆每個主要城市附近。　　阿不克力木在《烏魯木齊晚報》做記者時，一次曾到自治區政府信訪處察看「群眾來信」，六個月中來的五百多封信中，絕大部份都是當地維族人抱怨建設兵團強占了他們的土地、牧場或水源。
　　「美國人占了印地安人的土地，把它發展成一流的國家﹔英國人占了香港，把它建成繁榮的港口，但中國人占了東土，卻以最快的速度消滅這個民族，把資源搶光，把那裏變窮。」一位剛到達伊斯坦布爾三個星期的原烏魯木齊維族教師說，「現在新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把『下崗』叫『下維』，因為新疆人失業的多，而漢人不僅有工作，還大批從內地湧進。」
　　隨著經濟發展，新疆像內地一樣，稅收種類越來越多。據官方《新疆法制報》報導，新疆的各種雜稅，加起來有三十七種，其中還有「天氣預報稅」，什麼時候下雪下雨也收稅。
　　很多老一代的維族人，感嘆現在新疆人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三十年代。新一代的維族人，現在伊斯坦布爾一所大學攻讀食品學碩士的艾合買提（Ahemat），則抱怨他的家鄉和田太窮了，「和田地區的人都要窮死了，全年人均收入才五十美元。」
　　北京的中央政府也想改變那裏的貧窮，開始接受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貸款和援助。但很多款項都被北京以及新疆的層層官僚機構侵吞。
　　兩個月前從烏魯木齊到達伊斯坦布爾的阿以仙木，原是新疆自治區婦女聯合會幹部，她所在的城鄉工作部負責外國的貸款和援助項目。她在接受采訪時說，僅他們的這個處每年就掌管十至十五個外國援助項目，處長和她私下從這些項目中扣掉百分之五的「管理費」裝進了自己腰包。
　　「僅加拿大對新疆的一個援助脫貧項目，每年就是三十萬人民幣。」但她強調說，「我們吃的只是小頭，其他部門更貪，膽子更大。」
　　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今年二十八歲的阿依仙木回憶，一九九七年，聯合國經濟開發署負責援助項目的三名官員到新疆考察，准備提供脫貧援助款。阿依仙木作為中國方面的官員負責接待他們，領他們參觀了和田地區墨玉縣薩依巴格鄉的一戶貧困家庭。
　　「三名聯合國官員在那個牧民家裏竟哭了起來，因為他們無法相信當地人竟貧困到如此地步。」穿著維族人傳統服裝的阿依仙木帶著悲涼的語調說，「那家夫妻和五個孩子擠住在一個大土炕上，沒有炕席，只有薄薄的一塊布，七個人蓋一個被子。全家人窮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

　　聯合國的官員當場決定援助這個鄉，幫助它脫貧。
　　「聯合國的援助款是一百七十萬美元，但經過北京中央政府、新疆扶貧辦、和田地區扶貧辦和墨玉縣扶貧辦，到鄉上時，已被層層扣留侵吞。而且都是巧立名目，」阿依仙木說，「例如，要先成立項目研究專家組，在新疆自治區一級，就有婦女事業專家，牧業專家、農業專家等近十人。每人每天工資是一百元人民幣。」阿依仙木就以「婦女專家」身份被抽調到這個專家組。她在「婦聯」的基本工資是每月一百九十元人民幣，而她在「專家組」工作兩天就收入二百元。這個專家組「研究」了三個月。
　　一百七十萬美元的援助款到達墨玉縣的薩依巴格鄉時，只剩下了一百二十萬人民幣。但這筆錢也沒有用在當地窮人身上。
墨玉縣政府一個官員私下告訴阿依仙木，他們把這筆錢貸給了鄉上的一個富裕農戶，要他開辦瓷器廠。
結果這個瓷器廠開辦不久就宣佈破產了，錢也沒有還給政府。
有消息說，這是以「破產」的方式，鄉裏幹部和那個「富裕戶」合夥貪汙了這筆錢。
　　「對這些事，中國政府並不是全不知情，但只要我們不反對政府，不搞『分裂』，腐敗一些，沒有什麼麻煩。」以探親名義到達土耳其的阿依仙木說，「現在新疆經濟這樣落後，但當局不抓經濟，口號是穩定第一，抓穩定，鎮壓東土人的分離運動。只要我們說錯一句話，就是『民族分裂份子』。」
　　「現在新疆的幹部，不論漢人，維族人，還是其他什麼民族，人人趁機貪汙腐敗，利用權力，往自己口袋裏撈錢。」阿依仙木最後說，「他們私下的口號是『三光政策』：吃光，搶光，分光。」

西部大開發：交通、通訊不便、官員剝削嚴重，惡劣環境讓外商停步不前
時　間：2001/07/04 13:53
中國大陸最近正大舉招募外商前往西部進行投資開發，地點遍及廣大、貧瘠且多處引起爭議的少數民族地區，甚至包括西藏。
不過多數外商仍心存觀望，對西部開發計劃並不熱中。
據華盛頓郵報26日專題分析表明，與外界交通及通訊網路不便，以及層層剝削的地方官員，已破壞了投資氣氛，讓外商駐步不前。
報道稱，大陸去年拋出「西部大開發」計劃，試圖縮減大陸東西部的貧富差距，也想利用此一計劃阻止邊陲少數民族地區嘗試脫離大陸的獨立活動。
報導以日前于四川成都舉行的「中國西部論壇」為例指出，這場由官方舉辦的會議，大陸官員一再地對與會外商陳述西部的優點，例如蘊藏豐富的天然氣、石油和礦產天然資源，還有廉價勞工，及擁有三億居民的廣大市常 郵報指出，在多達兩百多家外商參加的這場會議中，多數外商對前往西部投資仍觀望、存疑，他們紛紛說明以往不願到西部開發的原因：與外界交通及通訊網路不便，以及層層剝削的地方官員，已破壞了投資氣氛。
報導指出，大陸當地的官員尚未意識到外商所期盼的，是能在官員的協助下為公司獲利。
一位來自重慶的西方外交官便說，「大陸仍視外商為待宰的母雞」。而與會的外商也認為，這項開發計劃提出的優惠措施，與他們在東部所獲得的待遇並無差異。
大陸學者也承認這項計劃面臨嚴苛挑戰。
四川社科院經濟學家林陵表示，效能不彰的國有企業占西部市場經濟達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而已偏高的失業率還正不斷上升，加上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西部優秀人才離鄉背井前往所得高出兩倍的東部，使得西部開發困難重重。
西藏的宣傳部門首長也表示，該地區需要有經驗的外地人前來刺激當地經濟。
他不諱言說，當地居民在思想上太過於「傳統」。

西部開發少數民族難受益
【多維新聞社】多維社記者林得水報道/吐魯番綠洲市場上，一家維吾爾店主甚至不拉上小店的鐵門就開始攻擊北京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其他店主圍過來聽他講話，不時點頭表示同意。
這個店主說，西部大開發僅僅是北京掠奪新疆資源、造福漢人為主的中國。它也是鼓勵中國其他地方“苦力”來到新疆，將漢族人口從目前的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超過一半。
“他們永遠不會讓維吾爾人發財，他們不信任我們。”
即將於23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說，這次小小的演講聚會顯示關於西部大開發的一個真實面。北京希望它將削弱伊斯蘭對於新疆的控制，加強新疆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聯系。
但新疆的做法可能是加強反對中國統治的鬥爭。根據目前的計劃，維吾爾人將沒有漢人受益大。
隨著大批漢人的進入，民族之間關系將更加疏遠。同時，少數發財的維吾爾商人將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新財源。
分析家說，西部大開發的潛在反效果反映了殖民者的兩難處境。
不管是在印度的英國人或者在越南的法國人都發現很難收買民族主義者。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給予當地人更多自主權。
喬治城大學專家密爾沃德(James Millward)說，無論如何，維吾爾人都會怨恨西部大開發。
人們關注的是被占領的情緒作用，而不是經濟上的好處。
安撫新疆的任何失敗都將成為中國未來的負擔。
中國需要開發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氣，新疆的油氣資源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新疆的騷亂也是中國外交上的病竈，尤其是中國同穆斯林國家的關系。
維吾爾民族主義是中亞六國的安全組談判中心。
就國內來講，新疆的動亂對於中國急需的政治改革都是一股寒流，為加強中央政府提供理由。
通過經濟開發加強新疆同中國其他地方的關系是自清朝政府開始的政策。
甚至在西部大開發之前，新疆就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巨額補貼。
例如，去年用於公共固定資產投資的二十四億美元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來自中央，只有百分之五來自外國援助。
盡管新疆去年人均收入九百美元，略高於全國人均收入；但除了漢族為主的城市之外，情形就完全不同。
新疆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那些少數民族去年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九十五美元。

NO:1076_33
過境 　於　2002/09/17 20:5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讀兄身在台灣, 心系祖國, 可佩可佩服!

ps. 在台中國台人=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

NO:1076_34
讀讀樂 　於　2002/09/17 22:1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讀兄身在台灣, 心系祖國, 可佩可佩服!
ps. 在台中國台人=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
哈哈∼哈∼
閣下來這網站都兩個月了，還算新來的呀？！
哈哈∼哈∼
小弟祖先來自印尼∼∼∼這句都快說十遍了啦∼
來台都快百年了，當然是台灣人啦∼∼∼
小弟倒沒有心系祖國－印尼，只是仍然保有印尼人痛扁中國人的傳統而已啦∼∼∼
原來閣下佩服的是小弟痛扁中國人的才華喔∼∼∼
喔∼∼∼可不用那麼客氣嘛∼∼∼
中國人要挨扁那可還不容易∼∼∼哈哈哈

閣下出啥新論點呀？
套用閣下的邏輯↓
ｐｓ。在台印尼台人=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
↑這句怎解？

NO:1076_35
過境 　於　2002/09/18 22:4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改錯:在台中國人= 在台中華民國國民?

NO:1076_36
過境 　於　2002/09/18 22:48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4,與PRC中國相關時事除與台灣局勢攸關者外請貼於[中國情勢報導]一欄內。
NO:1076_37
讀讀樂 　於　2002/09/18 23:15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過境 　於　2002/09/18 22:42
改錯:在台中國人= 在台中華民國國民?
ＡＡ：
改不改都一樣錯啦∼∼∼哈哈∼哈！
閣下應該改成：
在台印尼人=在台日本人（祖先來台時，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在台中華民國國民（蔣孽竊台後，台灣國為正名前）
這樣就對了啦∼∼∼

就用同樣的標準用於ＲＡ大哥身上也是一樣呀！
在清滿人=在中滿人=在中美利堅共和國國民（移民美國後，回中國作皇帝）

NO:1076_38
讀讀樂 　於　2002/09/18 23:19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過境 　於　2002/09/18 22:48
4,與PRC中國相關時事除與台灣局勢攸關者外請貼於[中國情勢報導]一欄內。
ＡＡ：事關：
１。台灣海峽浮屍遍海！影響台灣漁民生計！
２。根據”台灣版一國兩制”，中國特區將如香港般”在５年內完全台灣化”！
所以當然有關啦！
NO:1076_39
soujiya 　於　2002/09/18 23:22
Re:”新三民主義”在中國發大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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