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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維敏 〈危機處理的危機〉(以下簡稱〈危文〉)一文,可以說是自「八掌溪事件」以來,對該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就自覺或不自覺的採取了「隔山打牛」技倆,其意圖與過去在修理前總統李登輝如出一轍﹔媒體為何選擇打李(前總統)與打陳(總統),其實只要平時關心政治的人都心知肚明,台灣媒體絕大多數都是站在中國認同的戰鬥位置,而李、陳兩人的整體特質恰恰就是台灣認同的典型,因而也就必然成為具有中國認同的媒體設定的戰鬥標靶與對象。
台灣是一個國家認同還處於分歧的社會,所以我不反對個別媒體、記者有自己的立場,但我所唾棄的是,媒體、記者明明有自己個別的立場,偏又借用神聖的第四權來充當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樣的現象也是一種危機,但他絕對不叫「危機處理的危機」,我把他稱之為「政治旗號下的媒體工具化危機」。
現在導入正題,在「八掌溪事件」已經進入尾聲,整個事件的疏失權責也已接近完全釐清的今天,〈危文〉還沉溺於『八掌溪事件發生以來,新政府遭受重大衝擊,高層也把這次事件當作政治危機看待。』這一「隔山打牛」的舊技倆之中,當人們已經清楚的了解到作為第一線的地方政府在這一事件中有明顯的疏失的這個時候,當人們都清楚體制的設立有其分層負責的機制之時,馬唯敏還在呼喊「新政府啊∼∼」、「高層啊∼∼」﹔看來他現在還停留在22日八掌溪事發當天的彼岸,這樣的媒體人實在夠墮落,苛連∼∼!
馬唯敏還在呼喊「新政府啊∼∼」、「高層啊∼∼」﹔真的是因為還停留在22日八掌溪事發當天的彼岸嗎?不是的,因為其意圖是明顯的,他是想在真相調查公佈之前,再賣命的充當一次政治鬥爭的旗手,借用〈危文〉中的一句話『處處俱見斧鑿之痕。』
〈危文〉的『從上到下的每個人都在進行自己的所謂危機處理。』,與此相對稱的是,從文字記者到影像記者,再從平面媒體到電子媒體都如火如荼的(貼切的說應該是火上加油的)將一場地方性救災疏失追溯到中央疏失,再以行政院作為對準“具有中國認同的媒體設定的戰鬥標靶與對象”(這一標靶與對象我在前一貼文就已經提到)的階梯,媒體的這一意圖真如〈危文〉在第一段中所言:『處處俱見斧鑿之痕。』。
由此觀之,〈危文〉所謂的『危機處理』?其實質阿扁政府應視為是面對媒體攻勢的『危機處理』,而媒體疲勞轟炸的將『危機』強加於讀者的意識之中,我們也只能以“罪惡”兩字來回敬媒體惡毒心態﹔其實八掌溪事件的正確社會解讀應為「救災體系執行上嚴重疏失」,權責對象的追究清楚明確,其餘的都是媒體八卦與媒體對讀者、觀眾在心靈、意識上的一種“強制”。
至於〈危文〉將「八掌溪事件」以『體系潰爛』、『政府形象的毀損』、『權力基礎的動搖』、『下次選舉的勝負以及個人權位的得失』等等近似謾罵、敵我鬥爭的情緒性攻訐,我實在分辨不出媒體人與政客之間的等級差異。
接著讓我們再來看看〈危文〉最後的兩段如下原文:
這樣的危機處理手法,也許解決了政客、官僚的個人危機。這樣的危機處理技巧,日後甚至會成為政治人物向後輩吹噓的教材範例。但這種以解決政客個人危機為目的的危機處理,技巧越是熟練精湛,越是難以讓大眾感受其中的誠意並產生感動與尊敬,敏感一點的人甚且會有遭愚弄之後反胃欲嘔的絕望。
也許不該懷疑在事發的剎那,政客也曾有人性善念的片刻,然而他們總是很快地把個人的權力危機視為最大危機。於是,政客的危機處理,最後都變成了更讓人不寒而慄的危機。
有了之前兩篇貼文的釐清,那麼〈危文〉剩下的這些渣渣,只要將幾個名詞更改一下,轉化攻擊的對象是再傳神不過的了。
這樣的危機製造手法,也許解決了記者、媒體的閱報率(收視率)危機。這樣的危機製造技巧,日後甚至會成為媒體人向後輩吹噓的教材範例。但這種以解決媒體閱報率(收視率)危機為目的的危機製造,技巧越是熟練精湛,越是難以讓大眾感受其中的誠意並產生感動與尊敬,敏感一點的人甚且會有遭愚弄之後反胃欲嘔的絕望。
也許不該懷疑在事發的剎那,記者也曾有人性善念的片刻,然而他們總是很快地把個人的工作危機視為最大危機。於是,媒體的危機製造,最後都變成了更讓人不寒而慄的危機。
這樣是不是很傳神,也批判的恰到好處呢?
由此更加讓我“分辨不出媒體人與政客之間的等級差異。”
〈我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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