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表內容: 彭蕙仙真該閉門深思,  
            我是世居台北人,也對她在二月七日中時我見我思欄,"看不見的城市"一文非常不以為然. 1.彭彭蕙仙小姐問  
            :台北市可以給一個創作者留下什麼樣的意義呢? 請問是誰能為台北市賦予意義?  
            台北居民,台北市政府,還是中央政府?  
            文化觀點絕對不是古封建式的,由中央天子的參與,才彰顯意義.  彭小姐的思維以中央政府辦活動為指標,  
            辦與不辦解釋為施恩與教訓這是不是”反文化”的愚行?  
            彭小姐反而是在消滅城市的主體性,  
            仰望中央政府本身就是與現代地方自治違背. 2.一個台北燈會如果長期下來已經變為台北市的例行重要活動,  
            台北市政府理當珍惜它,而非取決於主辦單位觀光局. 
             既然很早就知道觀光局今年移師高雄,台北市政府珍惜台北燈會,像彭小姐所言的意義,自己主辦也是很自然的,  
            何以彭蕙仙小姐硬要拖住觀光局永遠在台北辦,  
            沒有在台北辦就被彭小姐稱操控,  
            彭小姐你這記者未免太恐怖了吧! 3.彭蕙仙小姐說將燈會移師高雄,不能彰顯所謂的南北平衡,為什麼不為愛河量身訂做更合適的活動,而非要中斷某一種習慣、中斷某一個城市好不容易可以累積起來的形象與意象呢?
             台灣的城鄉差距如此之大,  
            彭小姐還用”所謂的” 南北平衡.  
            看得見台北燈會觀光局主辦,  
            改由台北市政府出錢主辦的差別,  
            卻對台灣人民普遍常識的南北差距還用”所謂的”這種語詞,  
            明察秋毫不見輿薪.  再說主辦單位換人,  
            台北燈會有中斷嗎?  
            台北燈會長期累積起來的形象與意象不會因為主辦單位換人而改變.  
            地方政府辦的不見得就要比中央政府辦的差,意義上也不見得矮一截. 除非彭蕙仙的意思是要以最高統治者為圖騰才顯得出意義. 4.彭蕙仙小姐說什麼不為愛河量身訂做更合適的活動,我覺得她這想法很奇怪,  
            台北市有辦的活動,高雄就該迴避,別跟台北市過不去,  
            元宵節燈會民俗,彭記者您說該辦什麼活動比較合適呢? 
             燈會移師高雄愛河,  
            有海有河流有高層大樓親水的都市,更能櫬脫夜晚燈光的美麗,  
            是不是比台北市好呢?  台北市燈會就算沒高雄市漂亮,  
            客觀上也確實如此, 但台北市仍然還是我的城市. **彭蕙仙小姐最後說,  
            “台灣各個城市的論述權力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資源,掌權者以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對霸道讓城市的面貌,忽忽而變,毫無章法地改變。” 基於以上四點,  
            彭小姐說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對霸道,顯然無地放矢,  
            在台灣的兩蔣及其羽翼長期掌握從國民教育 思想  
            媒體絕對論述權力, 那才是台灣史的「前無古人」,  
            會不會「後有來者」我不知道,因為台灣還有很多人想跟中國統一或統合.
   〈我有意見〉 
 附彭蕙仙原文(2001.02.07  中國時報)
 看不見的城市  彭蕙仙 高行健以台北市駐市作家的身分應邀來台北訪問,有人問他,此行結束後,會不會以「台北」為主題,寫點什麼?他還未回答,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便代答,不會給任何作家「功課」,如果台北經驗能夠在作家的生命中留下意義,「日後總會在他的作品中呈現出來」。  可是,台北市可以給一個創作者留下什麼樣的意義呢?或者說,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與認知,為一個城市保留什麼獨特的氣氛嗎?舉個例子吧,元宵節行之多年的台北燈節,因為政黨輪替,也嘎然停止,移師高雄愛河。對主政者來說,要在什麼地方辦什麼活動,似乎始終是一個握在手中的籌碼,一個用來施恩與教訓的工具,而鮮少考慮該花足夠的心思去建構一個城市的內在與外在特色、不去思索如何讓一個城市凝聚對內與對外的引力?
            在這個城市與城市競爭的時代,要累積多少歲月、不斷重複去塑造、去強化,才能造就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特殊性,讓人們一旦想到這個城市,便會浮現某種明確的意象?台北燈會幾幾乎要做到了,卻因執政者其他的考量而執意切斷。
            燈會移師高雄的影響,絕不只是讓台北人在年假期間少了一個熱鬧去處、讓高雄愛河更加光采而已,這意味著一個粗糙、甚至粗暴的思維以及做事手法正在操控台灣,人們似乎並不在意如何借助時間演進之力,定義一個城市、讓人們找到一個城市之所以必須被認識與記憶的理由;這樣的事情,將會層出不窮,燈會,不會是孤例。因此,也許我們應該認真觀察,未來,政治人物還會如何繼續努力模糊化城市,讓我們有了愈來愈多「看不見的城市」。
            而將燈會移師高雄,也並不能彰顯所謂的南北平衡,這意味著,政治人物既不理解,傳統仰賴時間的累積,也暗示著他們創意的枯竭-如果真的覺得南北平衡是重要的,為什麼不為愛河量身訂做更合適的活動,而非要中斷某一種習慣、中斷某一個城市好不容易可以累積起來的形象與意象呢?
            政治人物不懂得善待並且尊重城市,台灣各個城市的論述權力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資源,掌權者以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對霸道讓城市的面貌,忽忽而變,毫無章法地改變。
            最近《亞洲周刊》做了一個專題報導,說上海人現在有很高的「城市自信」,這股自信支持著上海人向前衝、衝、衝;也許此刻,我們的執政者該花多一點心思與創意,設法提高我們的城市自信吧。這樣,也許我們就不會巴巴地問一位作客的創作者,要如何書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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