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士：老伙仔 投稿日期：2001/07/05(Thu) 13:19:45 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反思││兼論二二八模式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政府以「奸黨」叛亂為由﹐出動軍隊對人民進行武力鎮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一件獨立的事件﹔但毋寧說﹐在專制統治時期﹐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本來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古今中外皆然﹐不獨中國如此。不過﹐二二八事件則不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以致引發衝突而已﹐是統治階級以陰謀栽贓被統治者﹐誣以謀反﹐然後再進行血腥鎮壓。 這種現象的邏輯相當詭異﹔一般而言﹐統治者莫不希望被統治者最好都是順民﹐豈有在人民大都都是順民的情況下﹐誣順民造反然後再進行鎮壓的道理？按說﹐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不應該發生這種誣民謀反再血腥鎮壓的事件﹔這不僅虛擲國力﹐還勢必造成被統治者離心離德的現象﹐甚至斷喪國家生機。但事實是﹐二二八就是這樣的一件詭異的歷史事件﹔並且﹐只要對中國歷史做更多的理解﹐將發現與二二八同本質的歷史事件多不可數。過去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與政要﹐花費大量的精神、時間與力量研究二二八事件﹐對這悲慘的過去已經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說﹐除了部份細節之外﹐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已經清晰浮現。 但遺憾的是﹐似乎還不曾有人指出﹐類似二二八的歷史事件﹐曾經長期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更不曾有人指出﹐二二八事件模式事實早已經內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我們只要仔細分析中共建國之後的歷史﹐或中國各朝各代(含民國)統治史——簡單而言﹐從所謂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信史﹐都可以發現這些具有共同特質的不幸歷史記錄。彷彿一個刻好的印章﹐今天或明天拿出來蓋﹐圖形總是一樣的﹔或許只是因為所沾的顏料不同﹐以致顏色有所差異而已。 因此﹐本文的宗旨不只在說明二二八事件的經過與事件本質﹐其實是要透過對事件過程的理解﹐掌握二二八本質﹔並進一步歸納出歷史上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模式﹐作為探討漢政治文化劣質面的一項工具。筆者不敏﹐還能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優劣兩面﹐漢文化也屬必然﹔但儘管漢文化有其優秀傑出的一面﹐並不意味著就不能探討其劣質面。正因為對其劣質面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作為漢文化傳承者﹐才能有效改造自己的文化﹐這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與一般所謂意圖「去中國化」毫無關係﹐也與統獨爭論毫無關係。就算有人硬是要將本文的宗旨解讀為「去中國化」﹐那麼「去中國文化的劣質面化」不也是應該的事？不只是台灣應該如此努力「去中國化」﹐連中國也應該努力「去中國化」。 眾所周知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於台灣光復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戰一終結﹐國府派台灣省長官公署一批官員﹐與七十軍、六十二軍、憲兵團等﹐先後到台灣接收主權。接收之後﹐這些接收官、軍開始憑藉手中軍政大權﹐對台灣進行一連串剝削與壓榨﹔黨、政、軍輪番上陣﹐台灣人民不堪其擾﹐以當時戰後條件人民也幾乎無法生存下去﹐於是在光復後極短時間內快速累積怨怒﹐終於藉天馬茶房前查菸誤傷路人爆發出來。這段史實早已大白於天下，應該可以不必進一步說明。 但請讀者注意﹐到這時事件的本質還只屬法律層面﹐要到翌日長官公署前﹐警衛以機槍掃射請願民眾後﹐才真正由法律事件質變成政治事件。 二月二十八日長官公署前開槍掃射請願民眾﹐是激化二二八事件由法律層面成為政治層面的重要史實﹔由法律事件質變成政治事件。法律事件雖然在此急轉彎而成為政治事件﹐但並不意味著後來必然要以清鄉、屠殺人民收場﹔反倒是和平落幕、政治改良的可能性極高。但這兩種南轅北轍、優劣互異的結果﹐卻以最殘酷的方式結局﹐捨優取劣。事件當中﹐有部份官方人士向中央政府報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係由台灣共產黨居中策畫、興風作浪。當時國共正內戰之中﹐共產黨既然主導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自然屬叛亂行為。於是最高領袖蔣介石「確認」二二八為台人叛國﹐調派二十一師至台平亂﹐二二八遂不能不以屠殺悲劇結束。 但事實﹐當時在台共產黨規模十分小﹐主要力量集中於台中謝雪紅﹐而謝在事件發生前不久才以口頭重新加入中共﹐過程中也一直停留於台中、南投﹐她對事件的主要發生地台北﹐基本上毫無影響力﹔尤其她更非主導二二八事件善後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成員。在當時社會動盪、交通阻塞、音訊幾乎斷絕的情況下﹐可以肯定地說﹐謝雪紅對當時台北局勢毫無影響力。就是當時共產黨在台最高領導者蔡孝乾﹐也才從中國大陸歷經兩萬五千里長征與抗戰過程回台未久﹔他離台已久﹐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生態應該已經生疏許多﹐以致事件發生之前﹐對事件可能爆發的警覺性也不夠。更由於他返台未久﹐台共在光復前屢受日方強力鎮壓﹐所以他雖然擔任中共在台最高負責人﹐但手中的力量卻更小於謝雪紅﹐和謝一樣無力主導二二八事件。當時在「處委會」活躍的台北市參議員王添燈﹐有蘇新等老台共在身旁當參謀﹔但儘管王添燈活躍於「處委會」﹐蘇新等人曾是台共份子﹐但「處委會」畢竟是個不算小的團體﹐王添燈也不只有蘇新一個參謀﹐基本上「處委會」並非王添燈一人所能掌控﹐更非蘇新透過王添燈所能掌控。 因此﹐以共產黨叛亂這樣一個並不存在的事件定二二八事件的罪名﹐若非陰謀則屬誤判。但按史料(詳下)所呈現﹐顯然是前者而非後者﹐是在台國府官、軍企圖嫁罪台灣人民的陰謀﹐而陰謀則顯然成功。國府各統治階級找到屠殺的「理由」﹐可以光明正大開懷痛殺﹐這才是二二八悲劇的本質。也就是說﹐陰謀才是二二八的最重要特性﹔沒有陰謀將台灣人民的行為定性為叛亂﹐國軍不可能「沈醉在扣扳機的樂趣中」﹐進行開懷痛殺﹐而台灣就不可能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屠殺。 簡單述說：當時派駐台灣的官、軍﹐以共產黨搗蛋為由﹐將台灣人民長期受欺壓的怒氣﹐在「誤傷路人」與「長官公署前掃射」下﹐一時遽受刺激起而抵抗的、暴烈的行為﹐認定為中共有計畫的陰謀﹔並由官方人士暗中製造叛亂證據﹐栽贓處委會﹐使陰謀得以成立﹐陰謀成立則叛亂屬實﹐叛亂屬實則屠殺有理﹔屠殺有理則爾後長期鎮壓也當然有其需要﹐於是長期白色恐怖統治的理論基礎顛撲不破。 檢討二二八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起先的貪贓枉法不過只是群體性的貪枉﹐只限於統治者人性醜露面的無意顯露而已。統治者顯然視掠奪為統治者的權力之一﹐他們只是在行使征服者的權力而已﹔以當時統治者的觀念而言﹐他們縱使違法﹐也不過只是權力行使過當﹐基本上沒太大過錯。但後來到了陰謀、栽贓地步﹐已經絕非無意識行為﹐而是有整體計畫的、滅絕人性的屠殺。研究中國歷史﹐我發現許多泛二二八事件﹔我將泛二二八的過程歸納如下﹐只要符合下列特質﹐我稱之為「二二八模式」﹔不幸的是中國歷史上竟然有太多的二二八事件﹐雖然這些事件或許沒有個專屬的名稱﹐或者其名稱根本與二二八不同﹐甚至在歷史上一直不被重視﹐但都具有下列共同的特質： 一、 官方主導 二、 好話說盡 三、 壞事做絕 四、 群起抗暴 五、 栽贓誣陷 六、 大肆屠殺 七、 長期鎮壓 這當中除了第四點「群起抗暴」﹐可以算得上具有被統治者消極的主動行為意義外﹐全都由統治者主動主導。統治者在初期好話說盡﹐卻無法節制自己的貪意﹐以致壞事做絕﹔等到人民無法忍受以致「群起抗暴」時﹐又開始栽贓誣陷﹐誣以謀反﹐緊接著「大肆屠殺」與「長期鎮壓」。可以說脈絡分明、過程清晰可見﹔但遺憾的是﹐似乎從來還沒人從這個角度分析這些不幸的歷史事件﹐作更深刻的分析與理解﹐以確認這種事件早已內化成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份。由於缺乏這種分析與研究﹐以致中國這種類泛二二八模式事件迄今仍然層出不窮﹐只是規模大小之分而已。 筆者不敏﹐在長期閱讀台灣、中國歷史過程中﹐於數年前突然感受到二二八似乎以一個固定的模式長期存在中國歷史中﹐後來花費一些時間加以整理﹐確認這果然是一個模式。茲將筆者發現過程簡述如後﹐以供社會大眾參考﹐更希望專家、學者能深入研究。畢竟﹐台灣在文化傳承上也根植於漢文化體系中﹐台灣所傳承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帶有同樣的因子﹐防範未然當然成為一種需要。至於對岸中國﹐則到現在還持續發生中﹐只是規模大小不一而已﹔能詳加研究﹐對於中國政治改革﹐勢必也將出現一些助益。則或許因此而使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可以減輕也說不定﹐兩岸可以和平共存﹐是每個台灣人的共同心願﹐這番努力應該不致白費。 筆者曾以二二八為題做過深入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除了台灣的慘劇之外﹐二二八也以不同形貌在當時中國大陸出現。當時中國大陸流傳這樣一段順口溜：「望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可見國府接收各地淪陷區﹐都發生了類二二八事件﹐只是規模不如台灣﹐事件過程沒台灣完整而已。我們都知道當時黨、政、軍﹐確實爭相反覆接收淪陷區各種公私資源﹐化公為私﹐行為糜爛﹔甚至動輒將漢奸罪名扣在人民頭上﹐以遂行強佔目的﹐完全無視於人民的痛苦﹔這種現象不只在台灣一地而已。這種在淪陷區為所欲為的惡劣行為﹐其實正好將民心奉送給與國民黨對抗中的共產黨﹔國民黨敗退台灣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黨政軍在淪陷區收復後的所作所為﹐應該要負相當大的責任。這其實就是醞釀二二八模式事件的溫床。 這時我個人雖然有此發現﹐但還未將之視為一個模式。簡單言之﹐抗戰勝利後﹐台灣與中國大陸各地﹐尤其昔日的淪陷區﹐發生了一連串規模大小不一的泛二二八事件﹔「二二八模式」或許並不存在其他時間上﹐但此時此刻事實存在﹐只是我沒注意到罷了。 數年後﹐我重新閱讀大陸作家李一冰所著的《蘇東坡新傳》﹐才悚然若有所悟。我早在好多年前就看過李著《蘇東坡新傳》﹐但隔時已久﹐印象已經模糊﹔只記得作者功力深厚﹐這書值得一讀再讀﹐這時正好有些空檔﹐於是重新看了一次。不料一翻開書不久﹐就被下列一段敘述嚇著。內容如下： 「宋為澈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餘財﹐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將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別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的載離蜀土﹐輸往汴京。這大批的資財﹐固然取之於蜀宮內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刮來的地方藏富﹐蜀人眼看它們駛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戰勝的將軍們﹐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態﹐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舉行盛大宴會﹐徵歌選舞﹐縱酒狂歡﹐毫無顧忌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財物﹐霸佔婦女﹐蜀人屈服在宋軍淫威下﹐激憤難平。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彬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將軍們就樂不思京了。 皇帝下詔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斧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佈﹐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凌﹐並又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棉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劫持棉州附近的城邑﹐號召民眾﹐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自號『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使全師雄維統帥﹐率眾攻彭州。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州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敗落﹐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就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其時﹐成都城裏還賸有遣餘的蜀兵兩萬七千人﹐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將合謀﹐將他們騙入城中﹐一起殺了。這整殺戮祥族的暴行﹐更令蜀人髮指。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刻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弔又一場血腥屠殺﹐才告敉平。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西蜀的民心。」(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6月初版。p6-8) 同書第六頁指出﹐宋伐蜀「前後只費六十六天」﹔對照伐蜀與平蜀亂前後兩次戰事﹐前者「前後只費六十六天」﹐後者「費上一年時間」﹐可見前者雙方戰事並不激烈﹐而以後者戰鬥規模與慘烈程度﹐勢必更加龐大、激烈。 以上這段文字引述頗長﹐但加以細對﹐幾乎只要稍經修改﹐就可以完全與台灣二二八事件相貼合﹔兩件相隔數百年、相去數千里的事件的雷同性如此之高﹐讓我悚然而驚：莫非歷史總是一再反覆﹐只是以不同形貌、名稱出現﹐但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難道﹐中國歷史上還有其他本質相同的事件﹐只是我不曾知道而已？ 其實﹐讀李書同時﹐我心中已經浮出其他幾個歷史事件﹐加強我這個觀念： 一、 我研讀過也寫過甲午戰爭的故事﹐因此對甲午戰爭前因後果記憶深刻﹐對整個過程印象也相當清晰。戰爭伊始﹐各地清軍奉命調赴戰場﹐但民間許多記載寫著「官軍如匪」、過村劫村、過莊搶莊﹐甚至滅絕整個村莊的慘事都有。這種現象在爾後的八國聯軍中也一再出現﹔不只是洋兵搶奪官私財物﹐就是打了敗仗的大清軍隊與義和團﹐也一樣從事件之初搶到事件結束。國勢已如風前殘火﹐但朝廷大員忙於權力鬥爭﹐軍中將領縱容軍隊與義和團一起打劫人民財物。但這時﹐我的印象仍然存留在「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兵匪不分的傳統印象中﹔這固然也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一種模式﹐大陸某些地方民間說法叫「過兵」。過兵是民間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件事﹐因為被搶怕、殺怕了。但這種現象又與二二八的陰謀栽贓顯然不同﹐也與宋平蜀官逼民反﹐再大規模征伐有所不同。蓋蜀降宋之後﹐蜀人已成宋民﹐就好比台灣光復後台灣人民同時取得中國國籍一樣﹐聚眾與國軍對抗﹐當然屬叛亂﹔任何政府對於叛亂都具有道德上無可爭議的鎮壓權。因此﹐二二八以栽贓方式誣台灣人民受共黨蠱惑而叛亂﹐則政府任何平亂行為都具有無上的正當性﹐因此殺戮過當成為難以避免。但清軍在甲午或庚子年中對百姓下手﹐大都屬於強搶﹐固然是一種賊匪行為﹔卻並不意圖栽贓百姓叛亂﹐試圖讓軍隊的屠殺、劫掠合理化。 二、 我個人對民國以後﹐甚至北伐以後的一些國軍記錄也有些認識﹔那時國軍軍紀實在也不怎麼樣。抗日過程中河南省人民對湯恩伯的軍隊與旱、澇、蝗相比﹐號稱「旱、澇、蝗、湯」﹐可見即使領袖愛將﹐也不見得受人民歡迎﹐甚至還被人民當禍害看待。湯部所作所為其實也不是個案﹐相當程度上是國軍常態。 三、 凡是對中國歷史有一點概念的人﹐都一定聽過、見過「官逼民反」這樣一句話﹔只是一般並不曉得官如何逼、民如何造反。在我們通常的觀念下，政府或朝廷擁有公權力與常設性合法的武裝暴力﹔而百姓要呼嘯聚集群眾武力對抗政府，這應該是一件漫長而艱難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達成﹔尤其要戰勝長期接受訓練甚至有實戰經驗的政府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我們通常也只認為「官逼」的手法，只單純高稅重役逼得人民無法生活﹐一般不會想到竟然官方要栽贓人民莫須有的罪狀﹐好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大軍武力鎮壓、屠殺。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無論如何不可能出現在正常人的腦海中﹐至少當時我個人就是這樣。 四、 個人基於對歷史的興趣﹐曾經對曾國藩湘軍敉平太平天國一事有些理解。當年湘軍在曾國荃率領下攻克南京﹐曾經發生屠城劫掠事件﹔在大掠三天之後﹐一把火將洪秀全興建的皇宮燒毀﹐以掩滅證據﹐只將一顆沒人敢要的金質偽璽上繳。這種屠城大掠事件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基本上﹐歷史中國官方將陷於敵軍佔領下的人民視為不忠或降敵看待﹐不忠或降敵當然是罪狀﹐因此屠城無罪﹐反而劫掠是攻城成功者的獎賞﹐政府一般不會追究。至於軍隊過境﹐強徵民伕、糧食、經費、草料等﹐美其名徵收﹐其實等同合法搶劫﹔這都只是基本動作而已。曾國藩在清末被公認為功績彪炳﹐後世一般也認定他歷史地位隆崇(共產史觀則除外)﹐湘軍都農民出身﹐一般個性較質樸﹐湘軍也以軍紀、能征善戰聞名﹔搞到後來連湘軍都以劫掠為常﹐那歷史上招降土匪編成軍隊的軍紀﹐想必更加不堪聞問。事實中國歷史上軍隊素質一直低落﹐武官通常目不識丁﹐軍士大都地方惡棍出身﹐欺凌百姓也是常態。 由於這些印象突然湧現﹐讓我有「莫非二二八果然是一個模式行為」的感覺﹔但這時只是一種感覺罷了﹐還不成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如果﹐二二八等歷史事件果真是一種模式﹐那絕對不會只有我上面引述的那些印象與事件而已﹐一定要有更多我所不知道的事件曾經發生過。並且﹐如果果真這種歷史事件層出不窮﹐那推論這種二二八模式已經內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內涵﹐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論。猶有甚者﹐如果這種現象已經內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份﹐那此後中國政治史上也可能持續發生同質事件。因為文化決定我們的思考內容與思考模式﹐而思考內容與模式則決定我們的行為﹐行為發生後的記錄就是歷史。 [142] Re[1]: 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反思││兼論二二八模式 [回應] 投稿人士：老伙仔 投稿日期：2001/07/05(Thu) 13:20:23 我願意在此強調的一點是： 這種官逼民反然後栽贓誣陷的行為﹐必須是某級、或各級統治者的行為﹐甚至是政府當局所默許或公開認可的行為﹔符合上述說法﹐我才稱之為「二二八事件模式」。 所以﹐我所謂的「二二八事件模式」必須具備下列各種要件：官方對人民好話說盡﹐但事實是壞事做絕﹐逼使人民群起抗暴﹐但官方卻栽贓誣陷為人民叛亂﹐於是大軍壓境大肆屠殺﹐最終以長期鎮壓做結。關鍵在於人民視之為抗暴的﹐官方卻陰謀假造證據誣陷人民各種罪狀﹐包括叛亂﹔官方意圖在犯下大過錯之後﹐還企圖藉誣陷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將過失推諉至人民身上﹐以遂行其進一步的掠奪、殘殺、甚至殺雞儆猴的統治目的。 我個人認為檢討並歸納出這個模式具有深刻的意義﹐避免兩岸以後各自出現類似狀況是最主要的。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社會﹐主權在民的觀念深刻烙印在人民心中﹐各級民意代表與媒體的力量﹐都足以揭露政府或各級官吏的任何不法行為。因此﹐爾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模式」的可能性不高﹔但海峽對岸的中國卻不如此﹐以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看﹐這已經純粹屬於「二二八事件模式」的翻版。這種屬於國內矛盾的事件﹐在兩岸之間暗濤洶湧的情況下﹐極可能導致兩岸關係進一步緊張。因此﹐我認為有必要以上述數事件作進一步說明、對照﹐就教於各界高人。 我的原本構想﹐希望以《中國歷史上的二二八事件》為題﹐撰寫成專書﹐對廣泛的歷史事件作評論、比對。如果將規模設定以整個中國信史為範疇﹐書中各章將會有〈漢朝的二二八〉、〈魏晉南北朝的二二八〉•••等等的。但這功夫太大了﹐雖然我曾經嘗試性地做過一些閱讀與蒐集﹐但這麼龐大的工程絕非淺薄如我者所能完成﹔尤其歷史記載權從來由官方掌握，這些骯髒不堪的事﹐史官在下筆之前通常已經過濾或特意掩飾了。也就是說，正史容或有記載(確實有記載﹐還為數不少)，恐怕也語焉不清(大都語焉不清﹐只好不做數﹔只找交代較清晰的)﹐或只提其中的極少數﹔要清晰知道符合二二八模式的歷史事件，恐怕還得從民間紀錄著手才可能。這就更使我這樣一個半瓶子讀史者感到困難﹐畢竟中國史書本來就浩瀚無際﹐而民間著述更是多如天上繁星。 這樣一件大工程當然不是我所能完成。反過來說﹐我對「二二八事件模式」的看法﹐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全容納。在短文無法詳盡說明﹐個人又無能力寫成專書做最深入探討的情況下﹐中篇幅解說也是個考量。因此﹐除了上述簡介之外﹐我將在下列文中進一步說明「二二八模式」與上述各個「二二八事件」過程。「事件」與「模式」相互對照﹐應該可以更清晰些。 二二八事件的一些關鍵史實 如上所述﹐台灣省長官公署前機槍掃射﹐是激化二二八由法律事件成為政治事件的關鍵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省公賣局查緝員於查緝私菸時誤傷人命﹐受路旁圍觀民眾追打﹐查緝員躲入憲兵隊﹐民眾包圍憲兵隊﹐但基本上還只是對峙中﹐並無進一步肢體對抗或其他流血事件﹔最激烈的就屬翌日台北專賣局前焚物毆打專賣局職員。顯然民眾雖然對當時政局不滿﹐但也只是針對長期查緝私菸造成民眾損失﹐與前日誤傷路人宣洩不滿。就算焚毀台北專賣局、毆打其職員﹐已經有將事件擴大化的現象﹐但並未波及非專賣局之外的所有外省人﹐更無政治性抗爭。 一直到了當天下午﹐群眾群湧至長官公署請願﹐在群眾逐漸步行靠近中﹐長官公署屋頂上戒備機槍突然向民眾掃射﹐造成民眾死傷。瞬間﹐民眾倉皇四散﹐隨著四散所及之處﹐民眾開始佔領交通要道﹐毆打隨遇之不特定外省人洩恨。到這時﹐台北市進入恐怖狀態﹔民眾聚集於新公園召開群眾大會﹐佔領電台向全省控訴政府失政。於是法律事件質變成政治事件﹐台北一地事件擴大為全省事件﹔這是一個重要關鍵點。 翌日﹐也就是三月一日﹐台北市參議會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長官公署提出查辦要求﹔但民眾包圍鐵路管理局﹐警察大隊又對群眾開槍掃射﹐死亡十八人傷四十餘人﹐使得情勢再度惡化。同日﹐台中以北地區陸續陷入混亂﹔整個事件持續在政治事件中﹐未能回歸至法律層面。 三月二日﹐台北市由全省各地菁英、民代、學者組織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長官公署派官員五人加入﹐陳儀第二次向民眾廣播﹔但各地局勢尚未回穩﹐持續擴展南下至台南。 但三月三日起﹐台北市在「處委會」努力下﹐情勢首先開始回穩﹐交通陸續恢復﹐商店也開始營業﹔各地亦有回穩現象。這時台北雖然謠傳中央派軍台灣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但基本上這應該是一個終止動亂的機會。尤其三月四日台北市秩序已經全部恢復﹐新竹縣市以北也恢復平靜﹔台中縣市以南雖然還在混亂中﹐但作為事件起爆點的台北都已經恢復﹐中南部應該也指日可待。事實也確實如此﹐全省各地除嘉義、高雄等地之外﹐已逐漸恢復秩序。 只要各地秩序逐漸恢復﹐官方態度持平公正﹐縱使有部份地區還處於混亂中﹐則該地應該也早晚要回復平靜。整體從政治事件逐步回轉至法律層面。照說﹐這期間中「處委會」的努力應該受到官方肯定，二二八事件的不幸死難也該到此就畫下句點。 事實則不然﹔由於長官公署無力解決當時局面﹐舉凡治安、交通、糧食等等民生問題﹐都在威信盡失的情況下無力推動﹐只好由「處委會」強力介入運作。交通、糧食、燃料、治安等等的﹐莫不由「處委會」出面主持﹐等於「處委會」為儘速結束混亂狀態﹐不得不取代長官公署各級機構的權力而行之。光有一個「處委會」並無能處理龐雜的市政問題﹔以治安而言﹐警察的威信已經喪失﹐遂不能不招募學生組織糾察隊﹐以執行維護治安工作。於是等於警察的職權受到糾察隊的侵凌。 整個長官公署轄下各級機構職權無法行使﹐甚至被處委會取而代之﹐於是官方開始普遍處於「看爾(處委會)橫行到幾時」的心態下﹐甚至官方已經有部份人士開始計畫拿「處委會」作為代罪羔羊、作為建功立業的籌碼。 以上二二八事件前半部﹐民眾以查煙誤傷路人、長官公署前掃射﹐激起台灣民眾過去十六個月來所鬱積的不滿﹐在瞬間爆發出來﹐造成外省人慘重死傷與財物損失﹐進一步擴大而成全省性的動盪﹐經數日宣洩﹐已經開始回穩。如果官方持這種態度處理﹐事實「處委會」也實際往這方向努力﹐則事態可望能妥善收拾。但「處委會」在二二八事件過程中「過度積極」﹐甚至有取代長官公署各級機構權力的跡象﹐更希望台灣政治能轉型﹐脫離「總督式」的行政長官統治系統﹐快速進入民主、法治社會﹔這加深了原來長官公署各級官員的危機感。 黨政軍各級官員過去十餘個月所作所為確實落下不少把柄﹐一旦失去權力或台灣快速進入民主、法治﹐則這些過去犯下錯誤的人將不免於被追究責任。於是部份黨政軍人士為脫卸過去十六個月以來的罪責﹐更有部份黨政軍方人士企圖藉「剿匪」建功﹐兩方就在這逐漸恢復平靜的過程中加速結合﹐意圖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奸匪」作亂﹐並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奸黨」操控﹐要求中央派軍平亂。所以這段看似平靜的期間﹐其實正醞釀另一次更大的動盪。這才是二二八會以血腥屠殺作為結局的真正原因。 要將二二八這樣一個突發的民眾抗爭行動定位為「奸匪」作亂﹐當然不能沒證據﹐否則中央憑什麼非得相信台灣黨政軍人員要求派軍「剿匪」﹔就算禍起不測﹐倉促間調集軍隊進剿﹐至少在事後也得向中央與全國輿論交代這次軍事行動的原由。所以中央要派軍到台灣﹐必然也應該經過一番的蒐證、討論與決策過程﹔絕不該由台灣各級黨政軍負責人數通電報﹐或簡單敘述就能獲致。但以現在事後諸葛回顧當年﹐當時中央決策並未經過詳盡蒐證、討論﹐當內地報紙一再報導台灣動亂時﹐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並未正式被告知當局派軍台灣﹐甚至派軍命令下達之後也未被知會。 這除了顯示當時獨裁統治的事實之外﹐對台灣人民而言﹐則是夢魘的起端。二二八應該由這個草率到極點的決策負最大責任。回顧李書《蘇東坡新傳》那段敘述﹐我們並不清晰宋太祖決意「平蜀亂」的心路歷程﹔但我們卻可以藉由二二八當年蔣介石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文件瞭解﹐當時蔣介石確實相信二二八由「奸黨」主導。從結果看﹐蜀事與二二八並無二致。 台灣確實有共產黨﹐但當時在台共黨的力量如前所述﹐力量極微弱﹐不只不能介入「處委會」﹐甚至也只在部份地區有局部影響力。比如謝雪紅在台中有局部影響力﹐張志中在嘉義有更小的局部影響力﹔此外﹐共黨在各地幾乎毫無力量或無主導力量。於是這些另有意圖的黨政軍人員只好自己製造混亂、創造證據。這些經過製造的證據輕易地說服最高當局﹐才是二二八的關鍵史實。 這些黨政軍人員至少應該包括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團團長張慕陶、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為首﹐分別代表國民黨中統、軍統、政學系等派系﹐並結合林頂立、游彌堅、劉啟光等所謂「半山」的台灣人﹐對盤據地方基層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台灣菁英進行政治鬥爭。中統、軍統與政學系分別在台灣黨軍政界取得棲身之地﹐所獲得的資源最多﹔「三青團」在資源爭奪戰中所獲最少﹐則往地方上生根﹐有不少台灣菁英加入後往民意代表之途發展﹐基本上比較代表人民利益﹔這與代表統治勢力的黨政軍的中統、政學系與軍統產生矛盾。在我個人研判上﹐我以為柯遠芬、李翼中在要求中央援軍鎮壓所扮演的角色更重於陳儀﹐而三青團則隨著台灣菁英被清洗而受傷不淺。 陳儀做為台灣最高軍政長官﹐台灣發生這麼大的變故﹐他當然首當其衝要負完全責任﹔因此他應該不願意事態擴大﹐讓自己的責任更沈重﹐甚至更願意局勢快速平靜﹐以顯示自己削弭禍亂的能力。據陳儀後來的牢騷﹐說自己在事件過程中被孤立﹐很多事都不被告知﹔上述推測應該是合理的。以事後證據看﹐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由於國民黨黨內派系利益糾葛嚴重﹐治台黨政軍人員到台灣以後﹐為爭奪台灣相對富庶的各種資源﹐原來在中國大陸時的利益糾葛也跟著在台灣激化﹔行政長官一職成為各派系覬覦的標的。因此﹐陳儀雖然是在台最高統治者﹐其實手中可以控制運用的人力﹐甚至不如身為在台軍統實際負責人的柯遠芬﹐或身任省黨部主委的中統在台負責人李翼中。屬於政學系的陳儀事實被軍統、中統所孤立﹐而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成為共同鬥爭對象之一。李、柯兩人趁火擴大火勢再打劫的意圖相當明顯。 李、柯利用台灣本地仕紳蔣渭川、流氓許德輝等﹐介入「處委會」與其外圍組織「義勇總隊」﹐成為野心家火中取栗的貓爪子。由蔣渭川組織的「政治建設協會」在「處委會」中搞分化﹐製造矛盾與混亂﹐以利通過所謂叛亂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這條線﹐基本上由省黨部主導。另外許德輝組織流氓與青年學生﹐成立「義勇總隊」﹐則在期間中製造社會混亂、公然打劫、威脅善良、勒索暗殺﹐以栽贓「處委會」﹐造成中央有必要派軍鎮壓的假象。而許德輝則由台灣省警備司令部指揮。 「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宛如叛亂的「政治宣告」﹐而在台北各地製造混亂則實如叛亂行為。政治宣告加上叛亂行為﹐如此﹐則「叛亂事實」已經呼之欲出。另外又利用夜晚在台銀外安排假戰鬥﹐說有叛亂份子糾集﹐趁夜要搶劫台銀做為軍費﹔再射殺臨時招募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糾察隊的青年學生﹐移屍於圓山軍械庫附近﹐同樣是在安排假戰鬥﹐誣指青年學生要搶劫圓山軍械庫。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既有文件宣告又有暴力行為﹐那除了武力鎮壓之外已經別無選擇。只是誰會理解到「三十二條」是在被刻意製造的混亂中通過的加料的政治綱領﹐而暴力行為根本就是蓄意製造出來的？ 但諷刺的是被利用作為黨政軍鷹犬的蔣渭川﹐在完成佈置後已無利用價值﹐立即成為黨政軍搜捕獵殺滅口的對象。執行獵殺時手槍子彈卡住﹐蔣渭川一個女兒犧牲了﹐一個兒子則中彈受傷﹐他僥倖趁亂逃得一命﹔躲藏一段時間後﹐得能將當時他所扮演的角色向後世說明。許德輝則被證明是軍統人馬﹐在事件中與事件後一直都與軍統密切往來﹔民間所謂「爪牙」、「線民」是也。 另外﹐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當時偵察台銀、圓山假戰鬥現場時﹐留下「無戰鬥跡象」的記錄﹔那麼在人員無武器、場地無戰鬥跡象的情況下﹐這些死於槍傷之下的屍體又從何而來？部份目擊圓山移屍的人士口述﹐我們得以清晰理解當時在台黨政軍要員﹐是如何炮製所謂的叛亂證據。事實是先槍殺青年糾察隊之後﹐再移屍圓山佈置所謂戰鬥現場的。這已經充分暴露栽贓誣陷台灣人民的可恥行為。更如前所述﹐當時共產黨在台灣力量極其薄弱﹐根本毫無能力策畫這麼一件全省性的「動亂」﹐除了黨政軍集體倒行逆施之外﹐其實無任何可能促成這樣一件全省性的驚天動地的禍患﹔尤其在短暫的十六個月之中。 在開始「弭平」動亂之同時﹐「處委會」成為一個打擊重點。「處委會」可以說是由當時台灣的菁英所組成﹔另外還不少非「處委會」成員﹐尤其律師、醫師、教師、企業經理人或地方仕紳﹐也一併受到牽連。至於清鄉時﹐則乃至一般民眾也受累不少。一般估計﹐二二八死亡人數在一萬多人到數萬人之間﹔當中包括可能有數百或更多外省人在內。 回顧二二八事件過程﹐並看看李一冰對宋平蜀亂的記錄﹐則兩件事情如出一轍。滿口「同胞、同胞」地好話說盡﹐卻明搶暗奪地壞事做絕﹔逼反了百姓再創造假證據栽贓誣反﹐然後大軍壓境、無所不為﹔不管本省、外省﹐也不管百姓或菁英﹐都同樣玉石俱焚。當然﹐二二八事件中部份台人的角色也極具關鍵﹐但基本上他們都只是受到利用的利慾薰心者﹔主導權並不在他們手中。 模式的意義 如果中國歷史上僅僅只有上述這兩件同質的「二二八模式」事件﹐那「模式」一詞實在也沒有存在的價值。事實是歷史上這種事件不勝枚舉﹐只是未曾有人將之歸類為「模式」而已﹔如前所述﹐史書都由官方編纂﹐在下筆之時都已經過一番篩選或潤飾﹐甚至雖然記載了﹐卻語焉不詳﹐無從判斷其中是非曲直。以十餘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而言﹐其實也是一件名符其實的二二八模式事件。最近『中國「六四」真相』出版﹐筆者回憶當年台灣人長期一起守著電視機與報紙的過往﹐發現這書所敘述的內容﹐基本上符合我當時所殘留下的印象﹐也與坊間所見民間記述、論述基調相同。筆者有機會與當時在天安門附近飯店投宿﹐能就近觀察﹐並且他當時能與中共部份中央級官員接觸的台灣商人交談﹐從這台商所得的第二手訊息﹐綜合所有資料﹐筆者認為有理由相信『中國「六四」真相』並不背離史實。 事件因胡耀邦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逝世引起﹐學生由悼念胡耀邦而群集天安門廣場﹐逐漸轉向對政府抗議、示威、遊行﹐作為官方口舌的報章都強調學生是愛國的﹔但《人民日報》所謂〈四二六社論〉出現之後﹐愛國的學生運動卻成為「有計畫、有組織的陰謀叛亂行為」。〈四二六社論〉成為這次學生運動最在意的重點問題﹐成為貫穿四月二十六日之後至六月四日之間的抗爭主題。甚至可以說﹐只要中共當時願意修正〈四二六社論〉﹐學運立即平息一大半﹐甚至完全平息。 但中共堅稱學運是由一小撮陰謀份子所計畫推動的。但可笑的是這些所謂一小撮陰謀人士﹐起初卻只指向方勵之夫婦﹔指控他夫婦兩人引發如此大規模的行動﹐甚至比當年宣稱台灣二二八事件是由台灣共產黨所策畫的更可笑。以當時台共孱弱的勢力要引發全省性的暴動﹐根本就是國民黨政府推諉罪行的可恥行為﹔台共當年那有力量搞出這麼大的、全省性的對抗政府行動？是黨政軍連續十六個月以來倒行逆施﹐才能如此快速累積人民的怨怒於一朝中爆發出來。 而一對夫妻怎可能引發全國性的示威活動﹐除非這個國家確實累積了非常龐大的民怨？而幾乎動搖中共統治基礎的九八學生運動﹐竟然只是一對夫妻的陰謀﹐那中共統治中國數十年﹐人數龐大的黨政人員所犯下的罪行一定更不堪饒恕﹐否則數十年基業竟然在一夕之間就受到一對夫妻所動搖﹐這完全是說不通的。於是鎮壓、屠殺、追捕追隨之而來﹐將一個有龐大市民、國民甚至世界各國人民行動、道義支持的愛國、民主運動﹐定位為陰謀、動亂行為﹐誣白為黑、顛倒是非﹔這也是我們連續多日坐在電視機前﹐所「親眼目睹」的一次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從開始、演化到血腥結束。 整個事件起因也在於「官倒」與「太子黨」等等﹐在經濟上無窮盡的欲求﹐造成社會秩序紊亂、通貨膨脹﹐人民經濟困難與社會正義隱沒不彰。學生的出發點只是希望政府撥亂反正﹐卻反而得擔負叛國的罪名﹐承受鎮壓、屠殺、坐監與流亡的後果。 就事件本質與過程看﹐與李一冰所描述的宋平蜀亂﹐或二二八事件之間又有什麼不同？這就是我說的「二二八事件模式」﹐而這種模式充斥在中國歷史上﹐不只是二二八、宋平蜀亂與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已。當然﹐這樣一篇不長不短的文字﹐不可能一一詳盡介紹二二八事件的過程與本質﹐只是提出這樣一個看法而已﹐有關進一步詳盡內容還有待讀者自己去閱讀、理解﹔對於六四與宋平蜀亂一樣需要有興趣者自己思考與探索。至於更多的「二二八事件模式」﹐或說「漢朝的二二八」、「魏晉南北朝的二二八」等等的﹐則不在這裡介紹。筆者確實有意將之整理出來﹐也曾經整理過部份﹔但中國歷史浩瀚如海﹐實在不是我這樣一個東忙西忙﹐未受過完善歷史教育者所能竟其全功。這有待讀者諒解。 個人在《台灣老兵三國誌》中分析漢文化時得結論說：漢文化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的文化。先聖先賢的教誨不是拿來遵守的﹐而是拿來違反的﹔所謂「選賢舉能﹐講信修睦」等等的﹐只適合存在書上而已﹐不能作為施政的依憑。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中國大陸﹐就是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也莫不如此﹔凡在有人際互動的團體中﹐都可以明顯看到。而漢政治文化則更是赤裸裸的利益爭奪﹐沒是非、正義﹐掌有權力則掌握歷史記載權、掌握道德註冊權﹐是非由權力判斷而非根據事實。瞭解這一點﹐對中國歷史﹐尤其是政治史的理解將會更深刻些。這也是我們作為漢文化傳人者﹐所必須深刻檢討的﹔因為文化印記的消除是非常緩慢的﹐只能逐漸修正﹐而不可能一次斷絕。 [143] 從二二八模式理解漢政治文化的劣質面 [回應] 投稿人士：老伙仔 投稿日期：2001/07/05(Thu) 13:24:33 從二二八模式理解漢政治文化的劣質面 上文指出二二八事件模式普遍存在中國歷史上﹐台灣在文化傳承上以漢文化為主文化﹐後來因甲午戰爭割讓給日本﹐其後直接、間接受日本文化與西洋文化影響﹐這種影響於今為烈。但無論如何﹐台灣雖然長期受到各種外來文化影響﹐但根植於漢文化卻是無可否認的事。是以台灣亦不可免於漢文化劇烈影響﹐在政治上亦然。 我們從國府遷台之後政治上的起伏動盪﹐政客操作模式可以明顯看出﹐地點雖然不同﹐人員或許也改變不少﹐但角逐、鬥爭等等的動作在本質上完全一致﹔就可以證實台灣政壇上的文化其實就與過去在大陸時毫無兩樣﹐也與今日中國政壇上相同。今日政壇上的動作﹐延續於昔日﹔唯一的差異在於台灣受西方民主政治影響逐漸加深﹐鬥爭較不慘烈﹐而中國由於長期封閉﹐尤其大躍進、文革以來經濟上、文化上大幅衰退﹐其鬥爭情況竟較歷史上任一時期都更為激烈。這數十年來兩岸政治演化的差異僅在於兩點： 一、 台灣深刻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逐漸走向透明化、民主化﹔傳統所謂「忠君愛國」﹐愛國必先忠君。後來所謂五大信念﹐「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領袖竟然重於國家﹐與傳統「忠君愛國」觀念實乃一致。如今君已經不存在﹐以國取而代之﹔國指的是廣大人民﹐因此效忠對象不再於君、國之間混淆不清。而中國則仍然陷在傳統漩渦中﹐君的名目雖然已經不存﹐但事實仍有﹔「忠君」與「愛國」間其實距離遙遠而非可以劃上等號。最簡單現成的例子就是岳飛。岳飛之死其實只是君、國之間畫不上等號而已﹔秦檜雖然被稱為奸臣﹐卻是宋高宗的大忠臣﹐岳飛雖然是宋的忠臣﹐卻威脅到宋高宗的皇位。這種君、國之間的矛盾﹐或說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連﹐往往混淆人民的效忠對象。以現代化國家而言﹐政治上效忠的唯一對象應該只限於國家﹐而與君王、領袖、民族毫無關係﹔這種現象在台灣演化成統獨之爭﹐而中國則還混淆得很﹐忠於黨、忠於炎黃子孫的身份與忠於國家好像都可以劃上等號。但果然當中都是等號？ 二、 由於台灣逐漸民主化﹐權力鬥爭環繞在「愛國」名目之下﹐在愛國名目下進行統獨辦論﹔而非與個人利害密切相關的「忠君」之上﹐所以鬥爭的手法變得較為溫和、不見血腥。儘管每個人都打著愛國名號進行奪權謀私﹐但至少「忠君」與「愛國」這兩個不同終極目標混淆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中國則幾乎可以以滿天腥風血雨形容﹔事實上在中國「忠君」與「愛國」仍然混淆不清。到底黨重於國﹐或國重於黨﹐是核心重於黨﹐或黨重於核心﹐其實還困擾著中國人。在黨重於國、主權重於人權的既存觀念下﹐人民被犧牲的可能性當然存在﹔就好比為了維護帝王無上的權威﹐臣子、百姓當然成為芻狗一樣。至於民族主義﹐其實只是用來服務黨的工具﹐應該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 簡單來說﹐兩岸政客在政治上操作的手法與鬥爭本質﹐除了規模大小之差與慘烈程度之不同外﹐幾乎毫無兩樣。都不外二二八模式中所列舉的幾個要項﹐而其重心乃在於統治者重於被統治者﹐抑或被統治者重於統治者之間的混淆而已。在傳統中國觀念下﹐當然統治者重於被統治者﹔這是二二八模式長期存在的基本原因﹐也是中國長期在內戰中輪迴不已的基本原因。但統治者是個團體﹐其中各自的利害互不相同﹐這勢必引起緊張﹐甚至導致強烈鬥爭﹔有可能最終以戕害被統治者﹐達成派系解除緊張的困境。於是「二二八模式」的密度就被提昇。 二二八事件模式有幾個必備條件：整個過程由官方主導﹐起先好話說盡﹐但隨之壞事做絕﹔逼使人民群起抗暴﹐再栽贓誣陷﹐於是緊隨著殘暴鎮壓﹐長期恐怖統治。這是指官方對於人民的態度﹐至於官方派系間的鬥爭模式其實也與此相同﹐僅止於對象不同而已。檢討這個過程可以解析出幾件事： 第一﹐好話說盡與壞事做絕﹐實際上幾乎總侷限在官方人員掠奪各種資源或財富﹔說得明白些﹐就是貪污。中國歷史上﹐各級大小官員對明搶暗奪似乎從來就樂此不疲﹔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清知府如此﹐不清的可想而知﹔清的三年十萬兩﹐不清的人當了一輩子官僚又會到什麼地步？其實這話的重點倒不在官員清不清﹐貪了十萬或幾萬﹔這話的重點意義在指出貪污誠然只是一種常態行為。也就是說﹐貪污在歷史中國官場中只是一種常態而非變態。 當然﹐只憑一句俗諺就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太勉強了。但檢討中國歷史記錄﹐可以發現貪污確實普遍到每一個角落﹐並且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筆者檢討貪污之所以普遍存在中國官場歷史上﹐當然與人性普遍傾向於維護自我利益有關﹐是屬於與生俱來的人性的一部份﹔並隨之而來的﹐最高統治者既然以家天下為統治最高目標﹐皇位寶座不容任何人覬覦、窺視﹐身為官僚階層者當然也視統治者身份截然不同於被統治身份﹔皇帝可以把天下當成他家的財產﹐官僚當然也會將他統治的區域﹐在他在任期間視為自家的私產。 這種現象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就變得更加明顯﹔「大一統」顯然是個重要的關鍵﹐它標誌著中國政治文化開始退化。中國在大一統之後的典章制度與統治技術或許持續進步﹐但基本統治哲學卻顯然退化﹐從原來存在的「是謂大同」退化到家天下。 戰國以前﹐中國天下大小國家多不勝數﹐彼此之間戰和不定﹔今天國家還在﹐明日或許已經消失。國﹐未必為一人一姓長期私有﹔轉瞬間從某家某姓轉成另家另姓﹐甚至成為另家另姓的臣子所有。換句話說﹐當時雖然存在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受到封國林立、戰和不定的影響﹐封建未必可以長存。這種國家存滅不定的現象﹐使得原來「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觀念受到挑戰。 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漢朝又跟著一統天下﹐大一統成為既定觀念後﹐「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觀念乃又再度受到強化。 皇帝一人可以擁有天下﹐官僚以代天巡狩而短期間擁有一縣、一州、一府、一省﹐當然也是必然。可以說﹐秦漢之後的中國的統治動機﹐純從統治者私人利益出發﹐也就是從各級統治者私利出發﹔而與秦漢之前有所差異。私利既然成為統治動機﹐那官僚貪污﹐甚至皇帝貪財好貨﹐也成為勢所必然。在這種情況下﹐貪污成為一種常態﹐並且內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份﹐反倒是清廉為官成為非常態。所謂非常態就是偶而出現﹐所以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清廉官吏與貪官不成比例的原因概在於此﹔要在歷史中國找出赫赫有名的清官﹐好像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中國統治哲學建立在一人擁有天下的基礎之上﹐是私的極端表現。 這與歐洲各國有極大的差別﹐歐洲各國本來就是大小國度林立﹐統一不是常態﹐分立才是常態﹔於是天下觀念薄弱﹐國家間存在競爭﹐被統治者反倒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存活。其情況接近於中國戰國時期﹐人民即使受統治者壓迫﹐壓迫的時間也不致過久﹔因為統治者要擔心其他國度的統治者對其土地、人民與資源的覬覦﹐這將使他收斂自己的行為。 第二、 中國的統治基礎既然建立在從一人一姓的私利出發﹐必然要在競逐私利的過程中受到殘酷威脅。挑戰可能來自三個方向：最高統治者﹐也就是皇帝﹔來自同僚競逐﹔來自被統治者的抵抗。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遂不得不發展出派系政治。官僚間互相結成派系﹐一則可以在朝廷互相掩護﹐確保自己的地位與利益不受威脅﹔二則可以在搜刮基層時擴大成果。但這等派系建立的基礎還是在於私利﹐與政治理念幾乎毫無關係。因此又形成有政治理念者難以存活的原因。因為為私利奮鬥才是常態﹐為理念奮鬥屬於非常態。這就造成中國歷史上「好官」總是成為被犧牲者﹐而「貪官污吏」卻總是成為叱吒風雲於一時的重要人物。當中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好官」或「清官」不愛財、有理想﹔但不愛財、有理想卻與常態悖離﹐與常態悖離自然不免受到孤立﹐孤立則勢弱﹐勢弱也就無法存活。因此「好官」「清官」總是被犧牲了。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統治哲學看似建立在所謂先聖先賢的哲學上﹐其實根植於私利之上。這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之所以成為必然的原因。先聖先賢的「學說」都出現在各國林立之時﹐而後世卻一直是大一統﹔這是為何先聖先賢的學說不能被運用的根本原因﹐也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的社會基礎。天下既然已經被「家」了﹐豈有不想再「家」下去的？歐洲大一統屬非常態﹐而中國大一統卻更屬常態﹔非大一統﹐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被統治者雖然也受到壓迫﹐但還容易找到存活空間﹔而大一統時﹐不存在或只存在很少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於是統治階級得以盡其全力刮搜人民財富﹐人民反倒無生存空間。 再加上君、國之間的混淆﹐國無寧日就更加成為必然。 在這種建立於大一統、私利基礎之上的統治﹐自然容易造成統治者予取予求、無所不為的情況﹐於是不免有時要發生二二八模式的事件﹐統治者方以最不名譽的方式對待被統治者。 筆者甚至想像﹐人民缺乏生存空間﹐但追求存活、延續生命乃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於是在生育上找到出口﹐藉由大量繁衍﹐所謂多子多孫多福氣﹐來延續生命。於是中國總乃在人口上爆出巨量。但人口過渡膨脹﹐事實又成為生存威脅﹐這加深中國政治上的危機。 競逐天下、競逐官位與競逐私利成為中國歷史的夢魘﹐歷史就在此中輪迴不已。追究中國與歐洲各國歷史演化的最大差異﹐個人認為大一統造成兩者間巨大的不同。 誠然﹐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利基﹐歐洲分裂成各國林立一樣有其利基﹔中國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弊端﹐歐洲分裂也有分裂的弊端。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成為一個大一統國度﹐以致「書同文、車同軌」可以實現﹐統治技術與典章制度可以成熟﹐使中國得以在文化上比起歐洲各國更顯得早熟。當歐洲各國還在茹毛飲血時中國卻早已發展出相當精緻的文化﹔但這個長期茹毛飲血的地區﹐卻由於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逐﹐文化之間的交流、創新﹐成為源源不斷的動力來源。與中國固守成規大不相同﹐這是今日歐美各國超越中國的最重要原因。 誠然﹐當今世界局勢早與過去「天下」不同。以當今世界局勢看﹐中國與世界各國林立於地球之上﹐就宛如戰國時期中國大小國度林立一般﹔當前的中國面對到世界各地接踵而來的競爭與挑戰﹐就宛如戰國時期各國要面對天下各國的挑戰一樣。其中文化交流、比較﹐甚至互逐優劣也成為事所必然。中國面對變局乃成為不可避免。 以此推論﹐中國的政治統治哲學將改弦易轍似乎也可以預測﹐至少將不得不做某一幅度的改變。因此﹐各界紛紛預測中國將逐步走上民主化﹐權力將逐漸從統治中心釋出﹐而與人民分享。事實自大清一朝末年「君主立憲」風潮漸起之後﹐隨之孫文領導革命﹐就已經逐步有釋權的傾向。只是長期存在的思考模式與思考內容難於一時之間徹底改變﹐於是而後有軍閥割據﹐國民黨弄權與共產黨倒行逆施。就以中共統治中國五十餘年過程看﹐中共還是不能不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日新中國」的口號下﹐長期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儘管專政的不是人民﹐至少不能不打著人民的旗號。而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終將過渡到名實相符的地步。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看﹐在這過渡期中﹐動亂、流血恐怕還是免不了的吧？但願其中不再發生二二八模式事件﹐讓人民在遭受慘痛傷害之餘﹐還得蒙上不白之冤﹐以致導引出恐怖統治﹐這是我馨香以禱的事。 有朋友問我﹐說：你一直強調中國歷史上充滿二二八模式事件﹐難道西方各國歷史上沒這些事？如果西方各國也一樣存在﹐那中國式的二二八模式並沒什麼好特別強調的。我說﹐西方歷史我不懂﹐就算多少理解一些﹐也僅屬皮毛﹐不敢置喙。但中國不僅歷史上充滿二二八﹐就是今天也還時常發生﹐只是規模大小不一而已。西方或許過去也曾長期存在這種骯髒事﹐但那都已是過去式﹔就算有﹐也不過偶而有之。而中國卻還在進行式之中﹐持續進行之中。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撇開歷史本來就是獨立存在的一門學科﹐任何歷史事件都有研究的價值外﹐為未來更美好的生活起見﹐研究二二八當然有它現實面的功能。我是從歷史的功能作出發點的。 [144] 原文出處 [回應] 投稿人士：老伙仔 投稿日期：2001/07/05(Thu) 13:27:55 |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6/29(Fri) 21:01:46 超級總統？超然總統？ 台灣半總統制下總統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零零零年第十任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在全民期待政黨輪替的望治心情下當選，儘管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憲賦予總統無須經立法院同意單獨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但這並不代表陳水扁就此可以直接而完全地主導政府人事與決策，總統主動解散立法院的權力在民進黨當年的堅持下未能入憲，因此，他必須面對在總統選舉失敗的中國國民黨所擁有過半數席次的舊國會，學習如何與之共處，爭取舊國會對於新政府在立法與預算上的支持。 第四次修憲後的中央政府體制，是為了因應總統民選後的政治形勢變化，而參照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雙首長制）修正而來的。我國制度與法國制度原型的差異，主要在於總統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不能自行去創造有利於自身主導政局的國會生態，而法國總統因為有此一權力，所以他往往能挾總統勝選的餘威解散國會（國民議會），促成支持他的新國會多數形成，他從而可以自由任命自己所倚重信任的人士組閣，得便藉以介入主導政府，此際，總統遂成為所謂的超級總統，比因受制分立性政府形勢而遭到國會不時杯葛的總統制總統權力更大。但反之，如果總統沒有能力促成不利於他成為超級總統的國會政治生態的改變，為了尊重國會多數，他只有認份接受國會多數黨的領袖出任總理，自居於虛位元首的地位，成為超然的總統、戴高樂推動第五共和制憲之初所稱的憲法守護者，專事仲裁調和人民、政府與國會三者間的爭端。喪失現實政治權力的總統，反而可以藉由角色的調整轉換，而擁有更多的政治影響力。半總統制之所以為薩托里譽為憲法的魔術，就在於它能夠使一致性政府成為常態，尊重國會多數而使之成為政治穩定的中心力量，不論憲政運作是在超級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之間做何等的擺盪。 前已言之，在民進黨當年的堅持下，我國總統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同時也在陳水扁本人的堅持下，我國總統選舉維持了相對多數當選制，而民進黨內支持黨版〈修憲提案第一零八號〉的推動總統制聯盟，在提出韓國式總統制（即總統議會制，總統擁有凌駕內閣與議會的絕對權力）的風向而導致黨內外各界嚴詞批判後，也連帶使得雙首長制〈修憲提案第一零七號〉在修憲後期取得輿論的優勢和黨版的正當性，由這些事實可以推知，我國〈憲法〉引進半總統制，本來就內含其對於一致性政府的追求，而又進一步要求總統必須尊重國會多數，不得像法國總統一般去主動改變國會生態，而且我國〈憲法〉容許少數總統的出現，在法理邏輯上，和禁止總統主動解散國會、進而主導政府改組的意義是相通的，當然，少數總統意欲扮演韓國式總統的角色，則根本不見容於我國〈憲法〉。 在政黨輪替的全民期許下，在第十任總統大選中敗選的國會多數黨要求少數總統讓出內閣組閣權，是不合理的，但這不代表少數總統可以扮演韓國式總統的角色，為了尋求國會的支持與政局的穩定，少數總統應當多多發揮其超然總統的角色，致力於追求一致性政府的最大可能性，即形成一個為舊國會與新政府同時接受的全民內閣，為新政化解阻力，爭取國會在立法與預算上的最大配合，方能落實改革，開創國家新局面。少數總統絕不應當自恃短暫的勝選後民意支持，企圖扮演超越其權力比重的超級總統，強勢主導少數內閣，拒絕與國會多數合作，欲藉民粹的力量壓迫國會，要求國會多數黨放棄既有的國會權力與制衡天職，徒然不斷製造衝突與對立，更不應該為了權力的最大化，背棄民進黨當年修憲時的政治信約，任意曲解我國〈憲法〉為總統制或韓國式總統制。 縱使不論總統在〈憲法〉上的角色定位，總統作為國家最高的領袖，不也應該謙卑地學習「政通人和」的領導智慧嗎？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十時三刻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投稿人士：許富男 投稿日期：2001/06/24(Sun) 05:48:47 網咖有這麼可怕嗎？ —評北市「網咖管理條例草案」— 日前台北市政府開風氣之先，提出管理網咖業的〈台北市電腦網路遊戲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即一般所稱「網咖管理條例草案」），然此條例草案也立即引起各界兩極的爭議，更造成台北市政府與教育部官員間意見的對立。其中的癥結，實在於對網咖業本質認知的不同，而北市的「網咖管理條例草案」也確有窒礙難行之處。 首先，就網咖業的本質而言，台北市馬市長曾言中央不了解網咖業，但北市府所認知的網咖業本質是什麼呢？以北市教育局、社會局、警察局不繼發布違法網咖及與網咖有關的犯罪案件新聞來看，台北市政府顯然是視網咖為青少年接觸不良行為的場所。因此既無法禁絕網咖業的興起，便只有加以重重的限制，以保護青少年。職是，在「網咖管理條例草案」中，有許多禁制性條文，其犖犖大者，有：（1）將網咖提供的遊戲分為限制級及普遍性（第四條），不得提供限制級遊戲給未滿十八歲者（第十二條第二項）；（2）網咖設置地點須離高中職及以下各級學校二百公尺以上（第八條）；（3）十五歲以下者若無父母或監護人陪同不得進入（第十二條第一項）；（4）未滿十八歲者，不得於週一至週五的上午八十到下午六時及夜間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週六及例假日的夜間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進入網咖（第十三條）。 但是，固然在當前網咖業良莠不齊的情形下，確實發生許多與網咖有關的犯罪事件，但卻不能因此視網咖為罪惡的淵藪。蓋網咖就像過去的冰果室、撞球場、冰宮、泡沫紅茶店一樣，只是青少年潮流時興下的娛樂場所，本身是中性的。北市市府將網咖當成不良場所來管理，恐怕才真的是不了解網咖。 網咖最早出現於美國的商務餐廳，其目的在提供商界人士洽談商務時可就近透過網路取得資料。因含商務目的，故每次的網路使用費用約在五美金左右。至於現今以網路遊戲為主的網咖經營型態，則起源於南韓。當時南韓政府為扶植其遊戲軟體業，鼓勵網咖的設置。在政府支持下，上網咖打電玩幾成了南韓的全民運動，南韓的遊戲軟體業也蓬勃發展，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的牛耳。無論是商務用途或提供網路遊戲，目前世界各國都未視網咖為不良場所，台灣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筆者並非無視於今日台灣網咖發生的種種青少年事件，只是青少年事件的發生有種種社會成因，北市「網咖管理條例草案」卻意圖以限制網咖設置地點及青少年進入的時間之手段，來解決青少年事件，實是一種「鋸箭式」政策，而未能真正解決問題。 再者，「網咖管理條例草案」的禁制性條文是否真能落實，亦不無可疑之處。例如要求十五歲以下者進入須有父母或監護人陪同一項，恐怕就無從落實。蓋在當下雙薪家庭盛行的社會，許多青少年根本就是「鑰匙兒」，此條文無疑根本不給予他們進入網咖的機會。屆時十五歲以下者若非到鄰近縣市的網咖，就是到願違法讓他們進入的網咖；而縱然中央亦跟進立法做如是的規定，但十五歲以下者是網咖重要的消費年齡層，到時候許多業者可能要被迫鋌而走險，讓十五歲以下者進入。 「網咖管理條例草案」第二個不合理處，是未考慮寒暑假的問題。該條例草案第十三條禁止十八歲以下者在週一到週五的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進入網咖，但寒暑假的白天亦做如是規定，根本就不合理亦難落實。若依此條文，屆時恐怕北市全部的網咖都會有違法之虞。市府官員「不食人間煙火」到忘了學生有寒暑假，也算一絕。 但是，「網咖管理條例草案」最大的問題，還在其遊戲分級的規定上。以今日之電腦技術，要限制使用者使用遊戲的種類並不困難，難的是何種內容應歸入限制級。依該條例草案第四條規定，凡有下列三種情形之一者應列為限制級：（1）有產生或顯示自殺、吸毒、暴行、血腥、變態者；（2）有裸露人體性器官或描繪性行為，尚未違反刑法、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及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者；（3）有其他不良行為者。然就目前世界上主要流通的遊戲軟體而言，絕大多數是打鬥及驚悚恐怖類的軟體。在日益精進的3D技術下，打鬥遊戲中的互毆互砍互殺場面也日益逼真，「自爆」的場景不斷，甚至敵人或怪物死後，屍體逐漸腐爛及遺留大灘血跡的鏡頭也所在多有，這樣子的內容，算不算暴行、自殺、血腥？而某世界知名軟體公司的驚悚恐怖軟體中，亦有狼人強暴吸血鬼的場景，是否算是描繪性行為？若我們採嚴格定義，則現今的打鬥及驚悚恐怖遊戲軟體幾全要列入限制級。這些類型的遊戲軟體，佔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軟體的絕大多數，亦是當下網咖最主要的遊戲軟體。若這些軟體不能提供給十八歲以下者使用，網咖將變成網路圍棋社、象棋社，離關門之日亦不遠矣。 網咖關門事小，但因此引發的對遊戲軟體工業的負面影響則事大。遊戲軟體工業愈發達，其擬真的技術就愈進步，所謂的暴力、血腥場景也愈逼真。如此則技術的發展反將使遊戲軟體的市場流通可能性降低，形成反淘汰現象。或謂遊戲軟體公司可轉而開發具教育性的健康軟體，但事實上此類軟體的市場甚小，恐怕軟體公司在轉型成功前先已倒閉。再進一步來說，若真要執行遊戲軟體分級制，則是否除網咖外，所有市面上流通的遊戲軟體亦應分級販售？如是則遊戲軟體工業幾無發展的空間。這也是何以迄今只有英國立法將電腦遊戲軟體分級，而其結果卻是造成英國遊戲軟體工業的委靡不振。 綜合上述，北市「網咖管理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雖稱良善，其內容卻頗有再斟酌之處。政府是否應為滿足部份不了解網咖業本質的家長之需求，是否可為官員在處理青少年問題上的無能卸責之需求，而對網咖及遊戲軟體工業做禁制性的規定？恐怕是一需再深思的問題。 許富男〈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 電話：02-27297708轉617 現代筆文章發表於六月二十三日台灣日報第九版 |
投稿人士：許富男【台北市議員】 投稿日期：2001/06/16(Sat) 18:18:31 隨著年底立委、縣市長大選的日漸逼近，所謂的「泛藍軍聯盟」也逐漸成形。部分統派人士更視這個國、親、新三黨選舉合作的機制，為三黨合併的第一步，希望合併後的國民黨能推宋楚瑜為下屆總統候選人，順利擊敗陳水扁。但是，當前這個選舉合作的機制，是否真能順暢運作，卻已令人不能無疑。 首先，就縣市長部份而言，因採單一選區多數決制，故要對抗現任的民進黨籍縣市長，泛藍軍聯盟確是良策。然而，縣市長掌控地方行政大權，對地方政治資源分配有極大影響力，下屆縣市長更將成為下屆總統大選最重要的樁腳。因而國、親兩黨都不願輕言放棄，只願在自己力有未逮之處或認為對未來總統大選影響不大之處，才支持他黨候選人。所謂的合作，實是連戰、宋楚瑜兩人各自基於私利考量下的爾虞我詐。如國民黨迄今只願讓出本島人口數最少、對總統大選影響最小的台東縣，對人口數甚多、政經資源龐大的中市、桃縣則搶先公佈其提名人選，不予親民黨以協調空間。在此情形下，泛藍軍是否真能在縣市長選舉上精誠合作，實令人懷疑。 再者，就立委選舉而言，由於採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理論上候選人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同黨候選人而非他黨候選人，因而泛藍軍進合作的空間應較縣市長選舉為大。但問題在於國、親、新三黨的票源，有相當高比例是重疊的，各黨為了生存，也不可能把票源拱手讓人。職是，在大選時，國、親、新三黨立委候選人不只要與同黨候選人競爭，更要與聯盟的其他政黨候選人競爭。所謂的合作，恐怕也將是貌合神離。 其實，目前國、親、新三黨的合作，無非是連戰、宋楚瑜為對抗共同敵人陳水扁，而不得不與次要敵人暫時合作的一時性策略，現在的合作，只是未來相互廝殺的前奏曲。這也是何以國民黨在提名過程中壓抑非連系人馬的原因，蓋連戰已在為下屆總統大選佈局。故所謂的泛藍軍合作，本質上只是赤裸裸的權力計算。因此，少數統派人士所認為的選舉合作是政黨合併的先聲，就未免流於過度樂觀。或許正因如此，新黨謝啟大才不斷批評李登輝，意圖加深連戰對李登輝的不滿，使國民黨進一步往統派路線移動，脫離李登輝為國民黨奠立的台灣本土票源。而連戰一旦失去這些票源，將無從在下屆總統大選中爭鋒，宋楚瑜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泛藍軍的盟主。職是之故，雖說政治本是權力的爭奪，但泛藍軍的「合作」，卻更赤裸裸地顯現出權力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