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士：許富男【台北市議員】 投稿日期：2001/10/12(Fri) 02:58:39 國家安全沒有政黨私利重要？ ——對在野黨拒絕參加國安簡報的質疑 為因應美阿戰爭開打後的國際局勢，總統府於日昨舉行「九一一專案工作簡報」，並邀請在野各黨負責人與會聽取國安單位的報告。然而總統府的邀請，卻遭國、親、新三黨以各種理由拒絕：國民黨連戰以行程早已安排與總統府無誠意而拒絕；親民黨宋楚瑜擔心再給外界「扁宋會」的聯想而已身體不適拒絕之；新黨負責人謝啟大立委，更以「這只是陳總統想製造他超越黨派的形象，新黨何必陪他玩？」之由，拒絕參加國安簡報。在野黨的拒絕參加國安簡報，顯示出其政黨私利重於國家安全的考量，此是否妥當實令人懷疑。 如眾所週知的，美阿戰爭的影響，將不僅限於戰爭本身對交通、經濟等的直接影響，其影響地區咬不僅限於中亞及南亞地區，而是將改變未來世界局勢與美國的世界戰略，亦將會對美、台、中三邊關係造成微妙的影響。因此，美國在戰爭開打前後，究竟對台北與北京傳達了何種訊息？美國是否以調整對台政策來換取中國的支持？美國是否有對我國提出支援美阿戰爭的各種要求？回教激進恐怖主義者是否會對我國展開攻擊？中國是否會趁機發動對台灣的攻擊？這些問題，就成了各界關心的焦點。無可諱言的，這其中有許多涉及國家高度機密，政府並不能對外公佈；而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亦因涉及國家利益甚鉅，而有凝聚朝野共識的必要。在此情形下，邀請在野各黨領袖參加國安簡報，誠有其必要。事實上，環顧世界各民主國家，皆有此種機制或慣例。而各國的在野黨，也皆能秉持國家利益重於政黨私利的原則，樂於配合政府，展現國家與人民利益重於一切的民主風度。 反觀我國，在面對此攸關國家利益的重要關頭，在野黨領袖所表現的，卻仍是只關心政黨私利的態度。其中連戰與謝啟大的反應，是赤裸裸地將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宋楚瑜的拒絕，亦隱含政黨之私的考量。 誠然，在野黨參加國安簡報，確實會塑造出政府得到跨黨派支持的形象，但這卻也是現時政府所必須展現的形象，是穩定國內民心與因應危機所必要的。職是之故，在野黨領袖的吝於參加國安簡報，不只表現出對此時國家面臨的危機之輕忽，亦表現出只求政黨私利的思維。此種態度，實非國家人民之福，而有有其可議之處。 [241] Re[1]: 國家安全沒有政黨私利重要？ [回應] 投稿人士：許富男【台北市議員】 投稿日期：2001/11/02(Fri) 17:13:22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來民進黨是有自己的私利了! 一個政黨,有自己的私利,就無異于黑社會的小團體利益!這樣的政黨,有什麽資格代民執政? 看看共產黨,就可以公開的說: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就是人民的利益,除了為人民謀利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利益可追求!除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共產黨不存在別的利益了! |
投稿人士：林建良 投稿日期：2001/09/05(Wed) 02:20:58 在日台湾同郷会 会長 林 建 良 阿扁掌権後時有「走精」的言動與揺擺不定的政策決定、最糟的是中了統派的計跟着統派大喊「我們不要意識形態」、而讓強調台湾該堅持主権独立的聲音被與「意識形態」劃上等号成為阿扁政権内的禁語、也解除了整個台湾社会的精神武装。相対的、統派則大肆地把台湾推向虎視眈々的中国、他們要求接受「一個中国」、鼓吹「一国三制」、連阿扁都随着他們的魔笛起舞唸起「憲法一中」的魔呪。阿扁的表現讓我們幾乎要相信「阿扁與江澤民的密約」的八卦新聞是不是真的？ 在政権交替之後、絶大多数的愛台派（有別於輸不起的愛中派）都珍惜這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果実、期待阿扁政権能成為賢而有能的安定政権。也因此愛台派人士大多相互約束不要太批判阿扁、對阿扁多鼓励少責備、希望阿扁政権早一日上軌道來捍衛台湾安全。然而這様的好意顕然完全落空、筆者懐疑阿扁政権四年下來台湾的社会還有多少「台湾意識」及捍衛台湾的決心。 阿扁之所以做如此多取悦統派的動作乃出於選票至上的条件反射、這也許是以選挙起家的政治人物的宿命。而只要在現行制度下選挙是判断民意的最善選擇時、我們無法批判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筆者要強調的是阿扁顕然相当「靠勢」、仗峙愛台派只有「挺扁」、不會有其他選擇、因此他很放心地去追求統派的歓心。如同邱罔舎的阿扁任由這群毫不関心台湾安危的統派予取予求、却看不到支持他的愛台派心裏在淌血。此次的經發會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而好不容易歴經一個月的經發會爛劇才下幕、這些貪得無厭的愛中派又要求開「政党協商會議」「政党高峰会議」。他們才剛剛取得了經發會決議這条縄子套在阿扁的頚子上就已迫不及待要摧緊它。可憐的是阿扁頚子上掛着被統派牽着的縄子却還得意揚揚、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多少愛護他的人的心。 相信許多愛台派是以「除了阿扁没有其他的選擇」的心理在支持阿扁、認為只有阿扁能代表台湾的本土派、也因此大家以顧大局的心情來挺他。然而在政治上没有絶対必要的人、一個政治人物経常在有「非我不可」的自満心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接近終点。政治人物只存在一時、台湾却必須永久長存。為了打贏下一場総統大選、放任以「台湾之子」自任的阿扁正当化統派向中國傾斜的口実、解除台湾人的防衛意識、那麼我們将贏得選挙而失去台湾。世界上只要是民主国家、選挙就有輸有贏、除非独裁政権否則没有不能輸的選戦。同様地、只要国家機器正常運転、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得到人民同意而改変国家体制、独立如此、統一也如此。因此、我們最該担心的反而是以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來學様的阿扁向中國接近、誤導台湾的方向及国際上對台湾的看法。 以現在阿扁的表現來看、似乎誰來做都很難做得更好、也很難做得更壊。因「顧大局」為由而壓抑對阿扁錯誤政策的批判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知道不批判阿扁的荒謬政策、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下一場選挙固然重要、但台湾意識的推揚、強化台湾防衛意識的努力却才是真正的千秋之業。 [221] Re[1]: 不要讓阿扁太靠勢 [回應] 投稿人士：林建良 投稿日期：2001/10/29(Mon) 11:27:26 臺灣是靠意識形態吃飯嗎? 啊扁把國民黨時期創造的經濟奇跡毀滅乾淨,政治紛爭不斷,政壇混亂,黑社會都可以進立法院!天災人禍! 難道大家還嫌不夠,還要他把臺灣引向戰爭嗎? [222] Re[1]: 不要讓阿扁太靠勢 [回應] 投稿人士：林建良 投稿日期：2001/10/30(Tue) 11:47:39 ＞啊扁把國民黨時期創造的經濟奇跡毀滅乾淨,政治紛爭不斷,政壇混亂,黑社會都可以進立法院!天災人禍!難道大家還嫌不夠,還要他把臺灣引向戰爭嗎? 毀滅乾淨？台灣現在經濟仍在成長！ 政治紛爭？本來在民主國家就是常態，少見多怪！ 黑社會可？拜託！這是自蔣經國就是開始的事了！ 天災人禍？嗯，這個厲害，當阿扁神通廣大，可以呼風喚雨。 要批評人之前，請先把自己的評語邏輯釐清楚。 |
投稿人士：許富男【台北市議員】 投稿日期：2001/10/24(Wed) 11:28:54 國會主導權輪替才是政黨輪替的真貌 ——兼論此次國會大選對未來兩年台灣政治的影響 隨著年底立委大選的逐漸逼近，各政黨的選戰宣傳主軸也一一浮現。其中泛藍軍的主軸，是批評民進黨主政的政績，尤其是國民黨主席連戰，頻頻以政黨輪替以來經濟的衰退為訴求，呼籲選民不要讓民進黨成為國會最大黨；而在泛綠軍方面，除了李前總統不斷呼籲選民，應讓國會出現支持政府的多數聯盟以穩定政局外，陳總統更提出「國會輪替是政黨輪替的第二期工程」之訴求。顯然地，兩大陣營都認為去年三月十八日總統大選的局果，是造成政黨輪替執政，只是陳總統更進一步提出政黨輪替階段說的訴求。然而，就憲政民主的學理與運作言，這種政黨輪替執政的概念卻不是正確的。 就人類歷史來看，人類社會何時有政府組織的出現，並不可考；但民主政治的出現，以民選國會的出現為濫觴，卻是殆無疑義。因此，當代民主政治的憲政體制類型，雖可分為內閣制、雙首長制、總統制等不同的類型，但卻皆以國會為民主政治運作的中心。內閣制政府的行政權由國會多數黨來掌控，固是不爭的事實，而雙首長制裡行政首長人選的確定，雖在憲法規定上無需經國會同意，但在實際運作上，卻以國會多數的意志為依歸，蓋若不如此，則內閣所提出的預算與法案必然遭到國會多數的抵制，使政府運作陷入癱瘓。這也是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在其所屬的社會黨輸掉一九八六年的國會大選後，改以敵對的右派席哈克為總理的原因。至於強調行政立法兩權分立互抗的總統制政府，在實際運作上，卻是需要行政立法兩權互相配合，否則政府將陷於停擺。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時，時為美國眾議院多數黨的共和黨，在議長金瑞契的強勢領導下，對抗民主黨柯林頓總統，結果使得聯邦預算遲遲不能通過，政府跡近癱瘓，即為顯例。職是之故，在任何民主國家，若不能取得國會多數席次的支持都，不能說是得到「政權」。以前述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時的美國民主黨為例，就只能說是得到「行政權」，而不能說是得到「政權」。也因此，所謂的「政黨輪替執政」，在內閣制與雙首長制是原國會多數黨失掉其多數地位，在總統制則比較複雜，唯一個政黨若不能同時贏得總統選舉與成為國會多數多數黨，則不能謂之為執政黨。 就我國情形而言，在一九九七年第四階段憲改後，憲政體制由內閣制改為雙首長制，因此若依其他雙首長制國家的運作模式，二０００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並不能造成行政權的輪替，更遑論有所謂的政黨輪替。惟有三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卻促成了行政權的更替：一、在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中，除嚴家淦任總統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的短暫時間外，威權統治者皆擁有總統一職，此使得人民有總統掌控政權的錯覺，推動總統直接民選遂成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得必經程序，也因此，我國人民有贏得總統大選即贏得政權的錯覺；二、在人民有贏得總統大選即贏得政權的認知下，在總統大選前，除陳水扁曾發表必須贏得國會多數席次才算完成政黨輪替的說法外，包括民進黨在內各個候選人陣營的選舉政見與選戰宣傳，莫不將總統選舉定位為政權輪替與否的決戰；三、總統大選後，國民黨立即陷入逼宮的內鬥中，雖擁有國會過半數席次的優勢，卻無能團結以主導行政權的穩定，以致造成行政權的易手。然雖然我國在總統大選後出現行政權的輪替，卻不能說是出現政黨輪替執政，在國民黨、民進黨分別掌控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型政府」下，政黨的對抗使行政立法兩權間衝突不斷，僵局屢生，形式上掌控國會過半數席次的國民黨，為保有立法權的優勢，更不得不向國會中的黑道勢力、統派勢力低頭。 正因如此，此次國會大選的政治意義，是真正的政黨輪替執政能否出現，而其結果，將決定未來二年台灣的政治能否安定。可想見的，一旦泛藍軍贏得國會過半數席次，接下來將會逼迫陳總統讓出組閣權，在人民普遍有總統擁有行政大權的認知與民進黨勢不可能拱手讓出組閣權的情形下，此將造成選後政黨鬥爭的加劇；而縱然陳總統讓出組閣權，在憲法規定總統有決定國家安全的大政方針之權力的情形下，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在兩岸政策、國防政策、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現的對立衝突，也仍是會使政局陷入不安。反之，若泛綠軍贏得國會多數席次，則至少到下屆總統大選為止，政治上會出現一個足以維持政治安定的政治多數。因此，當此台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此次國會大選的意義，就更值得國人重視。 |
投稿人士：kenjin 投稿日期：2001/10/06(Sat) 17:40:24 賺吃主義與專業意識 ─台灣計程車司機與媒體記者的移民心態之初探─ 日來，在〔與媒體對抗〕網站上，出現了圍繞在【何榮幸的疑似公開信】的論爭。批判媒體者質疑媒體不正，媒體工作者則迴避何榮幸信上事實的辨正，反譏刊載此〔私人信函〕有違道德，並以記者也有養家活口之荷，不宜太過苛之云云，頗令筆者側目。對一個非媒體工作者而言，當然不能體會記者們工作壓力及道德負荷的輕重，以下筆者願單就所謂〔養家活口〕與〔職業道德〕在台灣的移民社會上所呈現的面貌，予以獻曝。 初到日本，最令筆者動容的事是日本計程車司機的服務態度。他們衣裝比挺，笑容待客，冬天身著西裝領帶，夏天則是襯衫領帶，有時還會戴上公司的帽子，終日維持整齊乾淨安全的印象。開車時速度一般，不爭道也不飆車，不過有些對於道路很不熟悉，這有時會令筆者焦躁些（一笑）。拿來比之台灣，真的不可同日而語。除了日本，英國的老式計程車司機的精神也是如此。筆者嘗試去發掘其原因，發現到可能存在著〔賺吃主義〕與〔專業意識〕的不同。簡單來說，台灣司機們認為開車是一個賺吃的生意，有被生活所逼不得已的意識在，所以不重視自己的形象，對乘客也馬虎之，一切以迅速賺錢為主，等到存夠了錢便不再以此維生；日本司機們卻有〔職人〕的自覺，不論是在那一種行業，皆必須要有對自己職業的尊重及對服務對象的負責之態度，所以他們會注重自己的形象及要求。也就是說，台灣司機有〔暫時過客〕的心態，而日本司機則有〔自己職業〕的想法。筆者也發現，日本這種專業精神起自日本還是一貧如洗的階段，並非是富裕社會才出現的。如果就此悲觀地推論，台灣即使成為全球首富，恐怕還是〔賺吃主義〕橫行。 那麼，媒體工作者與計程車司機有何關聯？筆者認為還是同樣〔賺吃主義〕的想法。筆者並非苛責其想法錯誤，而是覺得因生活所迫而放棄專業道德及精神是一件頗遺憾的事。對於一個計程車司機而言，他必須要維護乘客安全，不調整計程表，不繞遠路，不拒載短程，不因無線呼叫而聚眾毆鬥等等基本原則；那麼，對媒體工作者而言，是不是也存在最基本的原則？而不是所有的責任全推給編輯人員，就算所出版與自己所採訪的不同，也問心無愧吧？這是移民社會下的產物，我們創造了一個活力速食的社會，對於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僅能用〔硬頸拼命〕的精神來為自己個人的生計努力，實際上，我們並不注重專業，也不尊重自己的職業，可以說沒有紮根的想法，當然孕育出如此的工作心態。「這個工作我是不得已才做，我的生活壓力很重，會有任何問題都該體諒我，都是上面的錯誤。」極端地說，上述的心態，是不是也可以引用在陳進興，在卓長仁，在每一個犯罪者的嘴上呢？這是筆者最擔憂的一點，也許言之太過，也許觸犯眾怒，但是〔賺吃主義〕產生的巨大影響，不能不防。 報紙新聞媒體帶給了我們社會大眾每日的資訊及娛樂，我們由衷地感謝，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像計程車每天給予我們便捷和舒適一樣令人讚嘆。可是我們社會非常需要專業精神的建立，來提昇生活品質，剷除一元增進多元，不要再因短暫過客心態，或是因生計經濟負擔，而使機會白白流逝。 與媒體對抗網址： http://road.taiwantp.net/ 相關論述： http://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3&type;=show_post&post;=932 [210] Re[1]: 賺吃主義與專業意識─台灣計程車司機與媒體記者的移民心態之初探 [回應] 投稿人士：kenjin 投稿日期：2001/10/14(Sun) 12:49:17 對於君之所論吾人感觸頗深。 個人感到在所謂的速食活力主義之下，幾近所有合理化的理由均直指環境所逼迫。大概 沒有人會說自己所下的功夫不足。台灣崇尚的是快速成功（短期賺大錢致富），不強調 深耕密耘，為自己的未來和幸福而付出行動。 從小大家應該都被唸過：沒有拿到大學文憑，你會找不到好工作。 不管工作對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不管念大學對自己到底有何助益，反正念就是了。 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過怎樣的生活。 有一天畢業了，退伍了，就趕快的找個工作。 人家說買股票賺得快，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補進幾支電子股再說。 結果就是多年積蓄進落人手而只知去算命解運矣。 所以，套牢加失業，只好開計程車去吧！ “我堂堂大學生，開計程車是委屈的事”自己已經看不起自己所為之事，當然不會想到 專業與尊嚴， 當然更不會表現在他的生意中。 “搶機車道是為了搶客人，不然你幫我養小孩付房貸！”所有的違法都有了合理化的藉 口。 於是多數人對於計程車司機負面印象多於正面。有替代方案，人們盡量少搭計程車。 現在的台北市，如果一處紅燈停下來，你看到了30部車，其中大概有18輛計程車，當中 大概只有1部有客人。 人們所求於計程車者，惟安全舒適受尊重耳，然今日卻得到的是賺吃主義下的隨便與不 尊重。 記者何嘗不是因為自己的心態不正而受人輕？ 自己的所為已無記者之專業與尊嚴，還要要求別人給予對其專業上的尊敬？ 到底上只是要餬口，至少也要做到資本主義中的有錢是大爺，好好的提供服務給出錢的 大爺，也才有機會賺到錢。 狗仔隊至少很辛苦的跟監偷拍，而這些記者卻連基本的記者素養都沒有..... 壹週刊可以賣的好，不是民眾喜歡看八卦和偷窺心裡。 是他們的付出讓買的人覺得：這些消息的可靠度比較高！ |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5/21(Mon) 22:05:12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暨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學生自治組織為〈大學法〉法定組織 〈大學法〉第十七條規定：「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並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前二項之辦法由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 該條規定包含四個重點，一為學生參與大學自治、二為學生自治、三為學生申訴制度、四為授權大學自治立法。本條係有關學生權利保障的具體程序性規定，就學生自治而言，最重要的是使學生自治團體為〈大學法〉之法定組織，而其組成方式則由學生代表參與制訂的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並且明訂學生自治團體的功能，在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換言之，即以學生自治「權力」為中心，由其展開有關學生「權利」的整體制度性保障。 學生自治為大學法改革的動力 上該條文係民國八十三年元月修正新增者，學生自治之所以列入〈大學法〉，與一九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風潮有關，最早則可追溯自前後長達二十年歷程的國立台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的普選運動，台大學運以代聯會主席普選作為訴求，挑戰教育當局對於學生自治與學生權利範圍所劃定的界限，即不准學生自行決定學生自治團體意思機關的組成方式，戒嚴時期教育當局的此種威權支配心態，主要還是緣自國共內戰時期的歷史經驗，使其擔心民主運動在大學校園找到決堤的缺口，當台大學運在自由之愛團體提出〈大學改革芻議〉而將抗爭訴求對象拉高到〈大學法〉的層次後，學生自治運動的能量遂帶來〈大學法〉全面檢討重訂的改革契機，學生自治的法律保障，厥為學生運動對於〈大學法〉的修正最為關切的條文，由台大代聯會提出的〈大學法修改建議書〉，則更主張「公立大學成立具公法上社團地位之學生會」，他們認為成立公法上社團之條件有兩點：「一、該法人功能之履行係為公共利益者；二、沒有私人團體能替代履行這些功能」，而就學生會所得履行之功能，亦即學生自治事項而言，則有以下數端之公共利益：「一、學生事務之管理，特別是參與大學之管理；二、提高學生對民主及自由秩序之責任感；三、促進經濟自助，爭取社會補助；四、促進對藝術活動之興趣；五、促進學生體育活動；六、增進與國際間之學生關係」，這一主張的思想淵源則來自〈聯邦德國大學基準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之規定：「作為在大學內，以代表學生之大學政策、社會和文化的利害關係，育成超地域的和國際的學生關係為目的之組織，學生自治團體之宗旨得依邦法律定之」；「當學生自治團體組織完成時，學生自治團體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自行管理其事務。學生自治團體為遂行其任務，得向其構成員徵收會費。學生自治團體的運作狀況應受邦會計檢查院之檢查。學生自治團體應置於大學管理機關之法律監督之下」。由於學生自治團體公法人化的社會條件還未成熟，因此新〈大學法〉僅規定學生自治團體的法源，但其法律人格和權利能力則交由各大學自行決定。 學生自治理想的落空 然而，超出所有學生團體預期的是，新〈大學法〉的實施，雖然在形式上保障了學生自治，學生自治運動的實際發展，卻從此走入了黑暗期，隨著社會的多元開放、大學校園文化的世俗化、功利化，以及學生菁英觀念與學生群眾的落差，學生自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已經成為與普遍學生群眾疏離的公共議題，而學生自治事務的參與反而消磨了而非鍛鍊學生公共服務的熱忱，台灣的學生自治團體普遍都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不但無助於學生自治理想的充分實現，反而造成大學管理上一定程度的負擔。 依照筆者十年來的參與及觀察，學生自治的理想與現實的脫節，有幾個關鍵的問題，值得重視： 學生自治應奠基於校園多元民主文化 第一個問題是自治組織的組成方式陳義過高，不切實際。一九八零年代學生自治運動之所以以普選運動帶動學生校園抗爭的動能，出自於對於戒嚴時期黨國校園支配體系的反彈，以致會長普選制度被無限上綱，學生自治成為校園民粹主義的犧牲品，筆者在東吳大學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執行秘書任內，曾在七十七年四月於東吳《溪城雙週刊》第一六六期發表〈普選不是當務之急——兼論學生自治權實現作法〉一文，呼籲學生自治運動向「爭取學生立法權」轉型，主張從建立學生議會，強化學生自治立法權來深化學生自治體制功能與校園政治文化，即一度引起校內軒然大波，筆戰辯論不斷。筆者當時受到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道爾（Robert A. Dahl）有關美國式民主研究的啟發，發現美國式民主的成功奧秘，在於多元民主，多元民主的意義就在於結社自由多重多樣目的的廣泛使用，它把社會有機地做多重交叉的組合，每個人為不同的目標、理想與希望參與不同社團，在當中學習養成自治的生活習慣，這些社團乃成為國家與社會中個人的中介，國家的公共服務功能會得到社團的合作與監督，個人則在社團生活中進入到國家的公共領域，成為「公民」，而國家，事實上，也是通過政治性的社團╱政黨間的競爭和制衡來行使其公共權力者，職是之故，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要能奏功，不能單憑美國式民主表象上的總統普選制度，如何把學生自治的基礎植根在蓬勃的校園社團文化之中，讓社團作為中介，支撐起學生校園事務參與的管道並使之暢通不絕，才是治本之道，否則我們將會很容易看到光棍會長找不到可以共事的一群幹部與他共同經營學生會務的窘狀，只能坐困愁城，一籌莫展，讓後繼者望而卻步，裹足不前。筆者當時主張以班會為選區建立學生議會，始意即認為這是學生在校園內的基層自治組織，可以讓民主紮根，另外主張將班代表與班長分開，則是認為學生議員應走向專業化。 最近我讀到中國文化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朱偉競的著作《大專社團輔導實務》，雖然他在自擬的〈學生自治團體輔導綱要草案〉中嚴重誤解了〈大學法〉第十七條的精神，把一般社團也定義為〈大學法〉上的「學生自治團體」，但他重新重視社團在學生自治中的作用，而在〈學生會理監事會制草案〉中提出以社團和學院區域兩票制選出學生代表，再由代表大會內部選舉總理組成理事會的議會制制度設計主張，對於總統制以外的自治組織形式，我們可從他對於校園多元民主的實務輔導經驗裡面去窺探到另一種可能性。但我們認為這還不夠： 校園政黨可成為學生自治的靈魂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大學校園中亦有過政黨（中國國民黨）退出校園的運動，筆者記得當時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朱高正在台大演講時，曾有學生請教他有關校園政黨的問題，朱高正沒聽懂學生的意思，只是重複政黨退出校園的論調，還把他數落了一番，但筆者卻聽出那個問題中的深意。那個學生問的不是政黨在校園內設立支部的問題，他問的是以學生自治事務參與為目的成立社團並從事校園選舉的可能性與正當性問題。台大學生自治選舉在戒嚴時期一直存在國民黨及其九大黨社操縱的痕跡，改革派的學生則以思想性社團為中心進行結盟串聯以相對抗，這就是一種準校園政黨競爭的雛形，如能將這種競爭導入正軌，成立所謂的校園政黨，長期培養訓練學生自治事務人才，形成工作團隊，是不是有助於解決學生校園公共參與質量不足的問題？筆者在東吳第三十二屆學生會時期，即曾經以本社位於城區部的時事研究社為基地，在本部成立分社，用以串聯結盟改革派學生力量，而在七十六學年度日夜間部班長暨社團負責人大會（班代大會，學生會立法部門）第一次會議上，以議事員的地位，身兼法律學系四年級A班代理班長的身份，與議場上擔任黨鞭工作的時研社社長姚孟昌聯手推動由系際委員會副主席鄭少文領銜的〈修改學生會組織章程修改程序〉提案的付委，該案的主旨便是主張班代大會有〈學生會組織章程〉的修改權，由此而踏出東吳學生自治立法權的第一步。在泛時研系之後，學生自治運動的領導社團又由議事規則研習社獨領風騷一時，這證明校園政黨的概念有其可行性。政治學上早就認定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靈魂，透過團體間的有效監督與制衡，政務分工與政治責任方可落實，對於一個會員動輒上萬人的學生會而言，不依賴中間團體來銜接溝通學生會與分子化的學生群眾，則很難令人想像，龐大公共事務的推動與擴大參與如何可能。筆者認為校園政黨的概念，乃值得學生自治的領導菁英和學生事務工作人員進一步地討論。 學生自治經費應受保障 學生自治運動為什麼在一九九零年代於各大學都同時突然呈現衰退的現象 ，固然運動的策略有其誤判校園政治文化成熟度的盲點，但有一項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學生自治經費財源出現短缺。 在學生自治運動尚未風起雲湧的年代，以東吳大學為例，學生會預算經班代大會審議通過後，學生會費便由學校總務處於開學註冊時代收，並且存入專戶，任何經費的支領皆須經〈經費支領及結報辦法〉規定之審計程序，由監察人與學校行政部門共同監督，學生自治經費來源充足不虞匱乏。七十七年在自由之愛推出的陳志柔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起，台大當局便拒絕代收代聯會費，我記得當時的福利部長鍾佳濱到公館找了一些商家，搞了一個台大學生優惠卡的點子，然後在學校裡擺攤子吸引學生繳費。人都有搭便車的心理，何況在野派的學生總會有人針對拒繳會費一事搧風點火，能不繳錢而享受公共福利，何樂而不為，結果是把這些學生搞得灰頭土臉，天天叫窮。台大的經驗看得我心驚肉跳，希望別在東吳發生。果不其然，第二年東吳應屆畢業生聯誼會便由我們班上發起抗繳會費運動，我基於會員強制入會與繳費的義務是學生自治公益性本質必然之理的理念，主動爭取接任本班理事，居間奔走協調，最後才在理事會上達成會費納繳，但《畢業紀念冊》自由購買的共識，才化解畢聯會倒店的危機。再隔一年，東吳學生會長普選，章孝慈校長祭出教育部長毛高文的公文，以強制收費無法源為由拒絕代收學生會費，結果讓學生會自籌經費此後幾年出現大量短缺，必須大量依賴向學校申請訓育輔導費用的補助，原本學生會還可以補助社團活動，這一來反而變成要和一般社團爭食訓輔經費大餅，經費排擠的效應，使學生會越來越和社團與學生群眾疏離了，學生群眾根本不知道養這一頭龐然巨獸要幹什麼，學生會務無力推動，主其事者也就更意興闌珊了。戒嚴後黨國的支配體系雖然淡出各大校園，但學生事務行政職員則迅速地以官僚制形成另一種制度性的障礙，學生自治自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幼稚園大學生永遠長不大。 其實學生自治團體既然是〈大學法〉的法定組織，大學當局又有輔導的法定義務，提供學生會費收費的行政支援，應當是天經地義之事，〈聯邦德國大學基準法〉即明訂學生會費的強制繳納與法律監督，當然他們的學生會是公法人，和我們不一樣，美國最高法院去年三月在無異議的情況下做出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v. Southworth et al.的判例，則從學術自由與教育內容實施必要性的觀點，認為行之多年的學生會費強制收費為合憲。與之相較，我國教育當局對於學生自治的認識和行政配合的意願，則顯然有心計太多而用心不夠之嫌了。教育部長曾志朗上任後，教育部大學法修法委員會全校性有鑑於大學學生自治的長期經營困境，有意在〈大學法修正案〉中明文規定各校應設置「全校性學生會」、「所有學生強制入會，強制繳交學生會費」，曾部長亦曾經在去年八月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大學學生自治研習營上對此公開承諾，如此將可一勞永逸地杜絕收費爭議，使學生自治自籌財源取得法律的保障，我們對此充滿期待。 大學教育在台灣步入全球化的發展階段後，將出現與以往不同的面貌，多元入學以及大量增設，將鼓勵社會人士回流受教，並且將有國際化競爭招生的需求，以因應知識經濟時代裡台灣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高科技產業分工定位，未來的大學生不再單純由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青澀少年組成，我們的學生自治法制必須及早改弦更張，正視大學生結構的轉變趨勢，以便提供大學生做為大學教育主體與消費者更多的服務。 （本文為作者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應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學年度社團幹部研習營演講講稿） 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午三時三刻 [208] Re[1]: 學生自治的理想與現實 [回應]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10/12(Fri) 01:45:55 先生言之鑿鑿 學生力有為逮 今日之大學生 非似先生之輩 醉心於學問之研究 乃追尋現實之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