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士：許富男 投稿日期：2001/09/30(Sun) 20:33:53 納莉颱風橫掃北台灣，造成台北市嚴重的災情。對於致災的原因，各方見解不一，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是否有人為疏失上。對此，台北市政府一直聲稱北市的災情乃由於颱風雨量過大所致，純屬天災，對外界要求追究有無人為疏失，則一律冠以政治鬥爭的大帽子。誠然，納莉颱風所帶來的雨量驚人地豐沛，但由台北市政府在防災救災過程中的一些舉措，我們也不得不正視人禍的因素。 首先，納莉颱風會帶來驚人雨量，是事前早已預知之事，但由兩點卻可看出台北市政府並未真正專心於防災工作： 第一、在9月16日晚上，台北市已進入暴風圈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應為台北市防災工作指揮官的馬英九市長，仍離開台北為人助選。當然，如果馬市長能做到其一貫標榜的走動式管理，真的完全掌控台北市的防災工作，或留守市府的副市長能完全掌控台北市的防災工作，那我們也不能以馬市長未留守防災中心而苛責他。但台北市府團隊是否真正掌握了颱風動態及其帶來的災害呢？依中央社於9月18日報導，市府新聞處處長吳育昇稱玉成和大直抽水站是在17日中午因大水淹沒抽水站機器才停擺。但根據中央社9月18日的報導，養工處處長羅俊昇卻說玉成抽水站在17日九時零五分被淹沒，機具宣告停擺；大直抽水站更早17日零時三十六分被淹沒，宣告停擺。換言之，到了淹水第二天的9月18日，身為市府發言人的吳育昇還完全掌握不到抽水站停擺的正確時間，顯示在防災過程中，馬市府團隊根本就沒有掌握到風災的真實狀況。 或許正視因為根本沒有掌握到風災的真實狀況，所以馬市府團隊在辯稱其沒有救災不力的說辭中，也出現時間上的漏洞。如根據中央社9月21日的報導，在面對外界質疑騎何以不在第一時間依〈災害防救法〉規定通報中央時，市府發言人吳育昇稱︰「17日凌晨一時左右，台北市政府就透過媒體，以跑馬燈等方式告知市民，基隆河水已達警戒線，請民眾提高警覺。市府認為，在這種種緊急時刻，向市民通報災情，比向中央通報災情來的重要。」問題是根據養工處處長羅俊昇的說法，在17日零時三十六分大直抽水站已被淹沒而宣告停擺，因此其時大直地區已陷入一片汪洋中，災情已成，市府卻到凌晨一時還只認為「基隆河水已達警戒線」，渾然不知真實情況。 第二、對於基隆河沿岸抽水站因淹水而停擺，外界多批評是抽水站設計不當，致啟動馬達與冷卻水塔浸水。對此，馬市府團隊辯稱抽水站的設計都非在馬市長任內做成的。此固然無誤，但既知納莉颱風會帶來驚人雨量，又早知抽水站設計有問題，何以市府不早做預防？明知抽水站本身無法阻擋豪雨而不先做預防措施，豈能說沒有人禍因素在內？ 事實上，關於抽水站停擺是否有更多的人謀不贓問題，目前相關的檢調、監察機關仍在調查中。而依馬市府團隊的說法，造成抽水站機器停擺的原因，是納莉颱風帶來空前的暴雨量，遠超過台北盆地所能負荷，大水淹沒抽水站。但是當日台北最大的降雨量，並不是在大直與松山，而是在天母與新店溪沿岸。若依馬市府團隊的說法，則這些抽水能量遠低於玉成抽水站，且降雨量更大的地方的抽水站，理應更會淹水才是。但事實上卻是本身抽水能量最高、所遇降雨量較低的玉成抽水站浸水。顯示玉成抽水站浸水一事絕不單純，絕對有人為疏失。 如前所述，納莉風災所帶來的嚴重災情，絕非只能歸咎為無可抗力的天災，而毋寧說是天災加上人禍的加乘結果。我們若不能正視這個事實，嚴肅地檢討追究責任，那怎能對得起受災的人民？又怎能保證往後不會再發生這種慘事呢？ 許富男【北市市議員】電話︰27297708-717 |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9/16(Sun) 06:55:27 書評 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一年六月。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會計學系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致理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專科學校國際貿易學系 兼任講師 孟樊，本名陳俊榮，早年即活躍、成名於台灣文化界，兼有政治學者、詩人、評論家、出版人等多重身分，在文學創作者的感性形象之外，其冷靜、縝密的析理筆觸，以及富於開創性的編輯出版規劃，亦教人印象深刻。他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第四屆大法官會議之研究》（後改寫為《大法官會議研究》出版）係以政治學之系統研究途徑研究台灣憲法解釋制度及其決策模式和風格，曾獲中國憲法學會的獎勵，是研究台灣憲政與司法制度的一本重要著作；他的《當代台灣新詩理論》，是台灣第一本以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考察台灣新詩及其批評理論的系統性專著，後現代主義適為該書所探討的重要主題之一，而他的文化評論集《台灣文學輕批評》，更見他對於文學批評理論的揮灑自如。孟樊主持中國時報系「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時，以策劃出版的馬克思《資本論》衝破冷戰時期的文化與政治禁忌，迎向台灣民主化初期大學校園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想騷動，乃為當年台灣文化界與出版界的盛事。近年他為揚智出版公司主編的「文化手邊冊」和「當代大師」叢書，以手冊型的小開本形式和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文字介紹文化新知和西方思潮，使知識大眾化，更是出版企劃上的佳作，他以涉身出版的長年經驗所寫就的《台灣出版文化讀本》一書，亦為認識台灣出版界現狀的必讀入門著作。 孟樊以其敏銳洞明的文化觀察力，很早便看到後現代思潮的湧動，他在《當代台灣新詩理論》和其他評論文集裡，即夾敘夾議引介了許多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同時也在主編的叢書中邀請學者撰寫了許多相關的論著，他與大陸浙江師範大學政法系教授鄭祥福合編的《後現代學科與理論》一書，更全面且具體而微地對於後現代理論在各個學科領域裡的發展予以評述，而在經過多年的涉獵與鑽研後，孟樊結合其政治學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研究上的興趣和心得，終於在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以《後現代的認同政治》此一堂皇鉅著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則獲聘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暨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孟樊所關注的「後現代」指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什麼重要性？首先，後現代指的是質疑或否定現代的進步與理性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或心境，不過接下來對於後現代背景知識較為不足的讀者而言，本書較大的缺憾則是作者未對理解後現代性所必要的前提——現代性給予完整的概念陳述，並且就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特徵差異做出比較，因而令人無從體會何以後現代是現代的否定或補充。以筆者的粗略瞭解，現代性的發展動力，直言之，就是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合理性化的意義，則是實現以形式合理性為邏輯判斷基準的社會集體行動及其結果。所謂的形式合理性，可歸結為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無疑地，這乃植基於控制變數和擴大收益的功利性考量，而合理性化的普遍性涵義正首先體現在商品交換的功利性戰略行為當中。知識的合理性化促成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改變了商品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相應的政治制度，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深層社會心理機制，乃深藏在形式合理性的邏輯當中。 形式合理性是工具性的合理性，可以為任何實質的價值目的服務，多元主義的民主政治和集體主義的極權政治，都是現代社會形式合理性邏輯的產物，民主政治尊重個人或利益團體為自我功利性計算的權利，但形式上的自由，卻往往因為既有社會權力和資源佔有多寡的不同，使權力或利益交換的結果成為不平等分配狀態的延續甚至擴大，且另一方面，合理性化也反映在政治決策的專業化和科學化，民選公職的決策權力和掌握情報和執行流程的專業官僚科層之間，總是存在著緊張關係；此外，極權政治則相信歷史發展規律既已在邏輯的演繹論證過程當中得到驗證，那麼，由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的領導菁英為人民規劃社會生活的藍圖，對社會資源做最為合理公平的配置，將可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但是，如何確保統治菁英的作為不會因為判斷和計算的偏差，而導致資源的錯置，帶來更大的災難，則是極權政治難以克服的問題。不論如何，現代政治由於沈溺在進步與理性的幻覺裡，乃在不知不覺當中，以不同方式造就了具有階級化、集權化和官僚化傾向的國家機器，從而不難想像地，弱勢者的政治需求必然最有可能在多數決定的迷思中被忽略或犧牲、取代掉的。 現代主義的政治學，係以權力作為學科研究合理性化活動的中心課題，權力運作與分配的制度場域、權力遊戲的規則、權力者的行為模式，無不是其所關注的對象。在此同時，面對階級化、集權化和官僚化傾向的現代政治，弱勢者則不斷嘗試突破所謂多數民意、主流價值、歷史規律的意識型態和權力網羅，以爭取到自身的發言空間和權益，這是現代政治發展到極致的必然反彈現象，六零年代全球性的學生運動和新社會運動，宣告反抗現代性西方文化傳統的後現代時代的降臨，而隨著資訊和科學技術的膨脹氾濫，弱勢族群甚至個人挑戰專業組織和國家機器宰制的能力不斷獲得提升，使他們得以追求思想和生活上的最大自由，並且在政治權力的場域上，能透過游擊性和遊戲性的反抗策略行動爭取政治定位的承認與法律權益的保障。這些反抗策略行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構連（articulate）基於相抗性意識型態的論述，以證成自身主張的正當性，另一則是凸顯現代性缺陷的宣傳或抗議行動，以說服人心，其目的則無不在挑戰或顛覆人們對於現代性習以為常的觀點。後現代政治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特徵，就是「反」，不僅反抗啟蒙以來的大歷史理論（敘事），也反抗集權化的公共秩序。一九九零年代世界冷戰結構崩毀，後現代的政治現象也隨著充塞向強權遺留下的全球權力空間。 由於社會的多元發展，自然會形成不同社會利益與價值間的競爭與衝突，而儘管國家仍是最主要的權力中心，但是在國家權力不及的地方，強勢者剝削弱勢者的權力作用依舊存在，個人在其生活領域面對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及其殊異的型態，如果還要保有主體性，則就是要在強調與其他個人或團體的差異的同時，還能有效凝聚處境相同的其他個人形成社會團體以集結行動，換言之，在他們之間，乃必須建立起共同的行動目標，使彼此間有著利害與共、相濡以沫的歸屬感與一體感，孟樊在書中便寫道：「當認同本身不是與生俱來唾手可得，而在建構的過程中（由想像產生認同並出以敘事的形式），須採取行動以便掌握權力（支配或反支配），為自身覓得一適切的位置，那麼此時認同政治便出現了」。 認同政治的場域不一定在國家，因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的，但最後還是脫離不了國家，因為國家仍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所在。傳統政治學的焦點在國家及其權力關係，後現代政治學的視野則進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權力作用，而且是以意識到自身權力處境的個人和團體為出發者。孟樊指出，為了區別政治與非政治的領域、避免「到處都是政治」的尷尬，後現代政治的主題不妨限縮在認同政治，看特定的認同如何被建構，進而如何形成具有自我解放意識的獨立文化，以對抗權力、爭取自由，實現激進民主的目標。職是之故，後現代政治現象不在替代現代政治，反而用在補充與豐富現代公民政治的景觀，同樣地，筆者也不認為後現代政治學可以完全改寫傳統政治學關於政治與權力的基本定義，但卻可以讓我們更認清楚權力在所謂微觀政治／個人生活領域當中的作用。 其實，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問題，在政治學的利益團體和社會學的社會運動的有關討論中，便早可以找到蛛絲馬跡，但後現代政治學則更注意到特定團體或個人利用各種傳播媒介工具或者表現形式表達其訴求的正當性，小說、新詩、電影等文化產品，都是可供利用的表現形式，這也就將認同政治問題導向文化政治，但歸根究底，以認同政治型態進行的新舊社會運動或政治抗爭，如果不能夠在制度和法律的層次得到戰果，終究還是虛無的情緒發洩，不會根本地影響及社會關係的檢討與調整。 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是主要的社會與政治分歧所在，這直接連結著國家權力由誰行使的問題，也和維持中國象徵性的國家機構的資源配置有關，但是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台灣還有許多認同政治問題，如族群認同、性別認同、環境保護與鄉土認同、青少年世代認同、職業認同等等問題，孟樊在此時此地提出有關的著作，毋寧可稱得上是一本後現代認同政治學的方法論教程，而教人期待他能本此基礎對於台灣的各項認同政治個案有著更為深入的分析。 筆者謹就本書著墨較少的現代與後現代政治現象的差異提出一點淺見。不過 ，就整體而言，本書對後現代的認同與認同的類型所做的全面的耙梳，恐怕乃是中文世界裡第一部出自本地學者親撰的專門學術著作，對於後現代有興趣的讀者們，不妨將之當成一本教科書。 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四時 |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9/03(Mon) 18:19:56 台灣2001年選舉民進黨選情蠡測 二零零零年五月，民主進步黨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終結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半世紀的統治。這一次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陳呂配得票率為39.3％，若與近年民進黨在各項全國性大選中的得票率相較，一九九八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該黨得票率為29.56％、一九九七年第十三屆省轄縣市長選舉為43.32％、一九九六年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為29.85％（總統選舉有棄保現象，僅21.13％。國民黨候選人為李登輝），可見得民進黨的歷年得票率大約為三成，此次大選將近四成的表現已逼臨民進黨得票的極限，可以說是仍是傳統政治分歧結構下的產物，民進黨能夠勝選，當國民黨陣營分裂之始，即可見其端倪，可謂大勢已定。 為了滿足台灣人民對於政黨輪替的期待，陳水扁強勢主導了新政府的組成，利用第四核能發電廠停建案，迫使與其政見不合的過渡性行政院長唐飛去職，而由張俊雄繼任閣揆，由民進黨全面執政。然而，民進黨在第四屆立法院全部225席中僅有70席，僅佔三成，卻欲獨享行政大權，無怪乎會遭受來自立法院以佔過半數席次之國民黨為首之在野聯盟的大肆杯葛，政治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權力的鬥爭，在野黨在政黨政治中有更其反對之天職，民進黨新政府一年半以來施政屢受立法院之掣肘，不能單方指責在野黨，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缺乏國會穩定多數力量的支持，陳水扁從未嚴肅面對此一問題，設法從權力分享的角度切入化解民進黨執政阻力，反而以國會為舊民意曲意自我辯護，果然在其間倍嘗苦頭，而要直呼「總統不是人幹的」。 新政府成立伊始，不幸遭逢全球經濟不景氣，台灣經濟隨之受累，民進黨執政經驗不足，處理核四案捉襟見肘，欠缺全盤經濟政策指導之思考，導致民眾喪失信心，資金紛紛西進外移，加以凍省後中央與地方政策聯繫與執行系統崩解，民進黨面對龐大官僚體系又無能指揮重建，以致數次天災暴露內政不修。新政府政績欠佳，在野黨自然唱衰，民進黨面對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如未能突破傳統得票結構，則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既有條件下，恐怕很難在下一屆立法院裡建立穩定的多數。 事實上，民進黨不足國會席次半數的保守提名策略，便已顯示該黨已預見無法單靠己力完成此一理想，該黨此次提名係遵奉實力原則，僅於區域立委提名80席，不足區域立委總數176席（168席各縣市＋8席原住民）的半數，如果要爭取國會過半，其方法有二，一為拉攏無黨籍與其他政黨立委，形成國會多數；一則為與其他政黨結盟，成立聯合政府。就前者而言，民間形象不佳的無黨籍立委游移各政黨之間，將因此而成為國會關鍵少數，民進黨實難逃被黑金綁架之命運，加以無黨籍和脫黨者無政黨忠誠度問題，隨時可能脫離執政聯盟，反而容易造成政局的不穩定。排除此一選擇，只惟政黨聯盟。 台灣團結聯盟的成立，主要即看準選後政黨聯盟的大局，李登輝在該黨籌組之初，即喊出「85席加35席」，意指該黨有35席實力，可與民進黨形成多數聯盟，但該黨在李登輝的領軍下，以本土化和支持政府為號召，搶攻民進黨傳統票源，反而對民進黨選情威脅較大，惟該黨候選人多名不見經傳，個別集票能力有待考驗，儘管在李登輝的魅力下，有可能突破政黨門檻，但能否當選十席，頗受外界質疑。然不論如何，在李登輝的力挺下，台聯當可站穩第一步，並且在選後可望加入執政聯盟。台聯的存在，對於民進黨的鞏固政權恐怕無法產生作用，卻對民進黨爭取成為第一大黨形成阻礙，可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李登輝借力使力，重返政治舞台，已見其政治謀略，注定是台聯最大贏家。 民進黨的合作對象只能在國民黨與親民黨之間二者擇一。國民黨現雖為國會第一大黨，但只比過半數多兩席（125：123），以總統大選以後國民黨低迷的選民支持度，要掉下兩席以上不是問題，所以年底立委選舉三分天下的結構已定，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下，哪兩黨結盟，便能取得多數，遂成為一個在數學上很簡單、在政治上卻很複雜的問題。 作為第三大黨，親民黨在國、民兩黨兩強相爭之際，自然成為關鍵少數。親民黨係總統大選後由以宋楚瑜競選團對為中心成立的新黨，但實際上則為國民黨連宋配破局後的產物，支持者乃出於國民黨傳統陣營，此次選舉，由於親民黨與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合作一事上因各有考量而告破局，黨主席宋楚瑜已表示將全力務實地經營立委選舉。親民黨在區域立委共提名62名，亦採保守策略，但已足以瓜分國民黨既有票源。此次大選，為親民黨成立後的參與第一次選舉，其政治實力當可真實地反映在國會政治版圖上，雖然宋楚瑜的個人光環未必能移轉給親民黨籍的所有候選人，但吾人也應注意，親民黨提名人中，多為現任立委與地方派系中人，基層實力不容小覷，親民黨只要當選40名以上，國民黨便會失去第一大黨的地位，一旦民、親兩黨聯盟，國民黨將完全喪失政治主導權，從而可能喪失於兩年後復出競爭第十一任總統的機會，因此，泛藍軍陣營的傳統選票，將成為親民黨與國民黨在此次大選中的主要戰場。宋楚瑜雖然曾經表明，在感情上願意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但在與連戰會商選舉合作的前夕，則又稱讚陳水扁執政「so far so good」，並表明親民黨願意協助政府穩定政局。宋楚瑜將任由其理性抑或感性決定選後政局，其間奧妙乃深堪玩味。 國民黨則已逐漸走出總統敗選的陰霾，台聯的成立，導致黨內親李派勢力的消退，亦有助於國民黨的團結。但國民黨政治實力已不足以支撐其既有席次，故國民黨在親民黨的爭鋒之下能否保有第一大黨地位，已成為一次苦戰，選後國民黨的基層組織渙散，動員與配票能力大不如前，加以黨中央一向缺乏全國性選戰的謀略，具有全國性號召能力的選戰戰將李登輝、宋楚瑜皆已成為敵手，倘若國民黨落居第三大黨，其實亦不叫人意外。國民黨主張選後由第一大黨主導組閣，但民進黨則堅持陳水扁總統有組閣主導權，就民進黨而言，暗助親民黨使其拉下國民黨，便可減除國民黨的威脅，應當是最為如意的算盤。親民黨至今仍於敏感的兩岸議題上保持模糊立場，同時又不時對新黨開砲，抨擊後者的意識型態立場，不難想見其在看準新黨可能泡沫化而準備藉由棄保效應接收新黨資源之際，亦將全力爭取不滿意民進黨施政成績之中間選民的用意。儘管民進黨與親民黨皆於拉下國民黨有相同目標，但民進黨著眼於下一任總統大選連任，最大的對手恐怕還是宋楚瑜，在台聯與李登輝的牽制下，選後選擇與親民黨聯盟而賦予其行政資源的可能性乃仍遠低於國民黨。 在經濟發展會議成功召開後，民進黨已經對於經濟施政上的弱點而將不利於選舉的最大障礙儘可能地移除，由於對於當選席次期待不高，只盼利用國、親相爭躍居為第一大黨，重建維繫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所以對於選情普遍抱持著樂觀的態度。經濟發展會議中有關對大陸經濟貿易往來的共識，在黨內基本教義派的抵制下，陳水扁當會在選前先就技術性的措施責成行政部門低調地逐一檢討辦理，選後則可藉口政黨合作，把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與一九九二年共識的責任，轉嫁給出自泛藍軍的聯盟伙伴。因此，我們預期兩岸關係在選後會有重大的突破。 總而言之，第五屆立委選舉仍是傳統政治分歧結構主導選情的局面，三黨不過半的結構性成因，乃是國民黨陣營的分裂，故而民進黨亦無力拓展新票源，在國會中單獨取得多數而繼續一黨執政。台灣政治分歧結構、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以及總統與國會非同時選舉週期的相互搭配下，將使得任何一個贏得總統大選的政黨都將在國會成為少數，因此政府的組成與政局的穩定，終究必須仰賴政黨多數聯盟的執政，這種選前對決、選後聯合的模式，將成為台灣選舉政治的常態，政府內部各政黨間的互動，可以保證政府不會走向偏鋒，而可維持中間路線，這對於台灣國內統獨勢力以及兩岸關係的平衡發展，都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民國九十年九月三日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202] Re[1]: 選前對決，選後聯合 [回應]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9/16(Sun) 02:04:19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 不管台湾政党要如何融合，分裂，只有真正干出实事才行，你可以把现在台湾经济的不景气推倒全球经济不好身上，但一定要看到这种不景气的深层原因在于台湾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岛”。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可持续性发展必然要依靠大陆。 |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8/22(Wed) 21:00:59 論台灣修憲與選舉政治（2000）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暨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程序性要求，就是統治機關由被統治者透過公平、誠實、定期的競爭性選舉產生。要測度公平、誠實或自由、平等這些抽象價值並不見得容易，但定期的選舉，在外觀上卻必然可以做到與民主政體的神似。 戰後台灣於戒嚴未幾即舉辦地方自治選舉，在中國國民黨戒嚴體制的威權統治下，這種地方層次的選舉對於國家統治權的更迭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因此，這是一種政治忠誠的動員，國民黨政權並不會因此而被承認是民主政體。但這種選舉則有助於國民黨統治權力的強化，因為國民黨乃透過對於選舉結果的某種程度的控制，並且以政經資源交換地方政治菁英的支持，來藉以證成其統治的民主正當性。另一方面，選舉則產生了地方派系，地方派系憑藉著在選舉中及勝選後獲取的政經資源自我延續，國民黨則挾雄厚的中央政經資源在派系之間維持平衡，以創造自身最大的權力空間。 解嚴和民主化以後，中央民意代表席次全面對台灣人民開放，原本侷限於地方層次的選舉政治，迅即全面向中央擴散，隨著國民黨維護政權的需要，地方派系的政治勢力大量受到拔擢，隨之全國化，而對於全國中央政權的更迭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各種民選公職職務及其選舉，遂成為各地方政治勢力合縱連橫分配政經資源的重要機制。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立法委員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因其為實質的國會議員，掌握著立法和國家預算大權，能夠參與國家重要決策的形成。相形之下，國民大會代表雖然擁有修憲權和三院人事同意權，但國大會期有限，且畢竟皆非日常行使的權力，因此使得國代政治地位與民間聲望遠遠不及立委，結果是，一方面國代成為政治人物進階為立委或其他公職前的培育所，從而抒解了地方上的參政壓力，另一方面，則因為既有國大體制無法滿足民選國代的權力意欲，促使國大尋求擴權而引致其與立法院職權間的高度緊張關係，乃不斷引發兩個機關間相互批評的所謂「蟑螂與垃圾大戰」的風波，也因此使得國會制度改革的問題在憲政改革過程中遲遲未能端上議程。 國會改革的問題，根本的關鍵乃在於如何於確立立法院國會地位的同時，又能保留國代以提供作為地方政治操作的空間，一九九六年國家發展會議，新黨提出停辦國代單獨選舉的方案，而獲得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該一方案，係將國代改由依附總統選舉之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分析其立意乃在於：一、削除國代與選民的直接委任關係，使其於民意代表性上無法與立委抗衡，二、增加政黨通過黨紀對於國代的控制，以避免國代濫權，三、國代依附總統選舉產生，使國代候選人的政治生命與總統選舉勾連一處，可迫使國代候選人扮演地方樁腳的角色，有助於競選活動的深入地方基層，四、保留國代職位，可作為政黨與地方派系政治交換的籌碼，也使地方派系在政治資源分配上擁有彈性。 此一方案雖為掌握國大多數席次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列入一九九七年黨版修憲方案當中，但國民黨因黨籍國代的反彈最後自反而縮，以致胎死腹中。該次修憲，部份國民黨籍國代一度為此而與反對凍省的宋楚瑜省長勢力相結合，幾乎招致修憲破局的命運。 國民黨為了避免黨籍國代的反彈，影響其於二零零零年總統大選中的佈局，此後不再倡議停辦國代選舉，但以廢除國民大會機關此一五權憲法象徵作為職志的民進黨，則仍鍥而不捨，民進黨成功地利用國代延任兩年四個月誘使國民黨國代倒戈支持其所提案的國代依附立委選舉之政黨比例代表制方案，而完成一九九九年的修憲。該一方案的精神與依附總統制最大的不同之處，主要為國代依附立委選舉產生，國代將成為立委選舉中地方派系的換票工具，國代的民意基礎依附於立委之上，從而可根本地解決國大與立院的權力衝突，可打開以確立立院為單一國會地位的國會改革的契機。該一方案並非得到連戰領導的國民黨修憲策畫小組的認可，同時使國民黨意圖利用國代選舉為總統選舉綁樁護航的目的落空，國民黨黨中央反對該案的立場可以想見，但該一修憲方案亦為陳水扁所力阻未果，原因在於輿論對於國代延任案普遍反應不佳，其深恐由民進黨推動此案，將影響其總統選情。 二零零零年總統大選結果，原本聲勢高漲的宋楚瑜因利用中興票券私侵國民黨公款疑案而受重挫，陳水扁脫穎而出，司法官大法官旋即宣佈第四九九號解釋，宣告第五次修憲條文因延任案違反民主原則而全部失效，第四屆國代選舉必須重新舉辦，並於總統就職前完成，此時宋楚瑜親民黨勢力正待拓展政治舞臺，總統選舉敗選導致地方勢力瀕臨解組的國民黨，以及擔心因親民黨崛起而泡沫化的新黨，皆為了防堵親民黨政治版圖的擴張而贊同停辦國大選舉，將國大虛級化的任務型國大方案應運而生，終於完成第六次修憲，立法院作為單一國會的地位終告完成。 2001年8月9日8時定稿於北京友誼賓館 本文於2001年8月9日於國立台灣大學2001台灣大學兩岸學術文化交流訪問團假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之《客家文化與兩岸發展》2001兩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
投稿人士：林建良 投稿日期：2001/08/06(Mon) 19:26:09 在日台灣同鄉會 會長 林 建 良 日本小泉政權在此次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大勝、贏得改選席位１２４席中過半數的６５席。 此次的勝利歸因於日本國民對小泉改革姿勢的支持、很諷刺的是實際上最抗拒改革的自民黨內的舊勢力也乘著「小泉旋風」而共享勝利的果實。大選的結果明白的顯示左派勢力如日本共產黨、社民黨明顯的衰退、而最大在野黨的民主黨的表現也差強人意、相對的、保守勢力卻有大幅成長。而事實上、強調日本該回復自信的保守勢力的成長、將強化日本對中國的抗壓度、對台灣而言具有正面的意義。 日本的政治觀察家多數認為、選舉後才是小泉政權的「正念場」、也就是小泉首相表現改革真功夫的時候。小泉就任首相２個多月以來、支持率始終保持在７０％以上的原因正是來自日本國民經過了被稱為「失落的１０年」之後、將希望寄託於有強烈改革者形象的小泉身上。可以預見小泉會在近期內展開其改革政策、而原本被預期為抗拒小泉改革最力的自民黨橋本派、在選舉後馬上表明支持小泉再任自民黨總裁、此刻他們也不敢抗拒小泉旋風。因為這次大選的結果、嚴格的說不是自民黨的勝利、而是小泉的勝利。 小泉過去隸屬自民黨內小派閥「森派」、但他一向獨來獨往、因此被稱為「變人」也就是「怪人」。他擇善固執的個性使他在利益取向的自民黨派閥政治之中、發揮不了太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不妥協的精神卻得到了日本國民的認同與支持。在小泉就任總理以來、他不曾劃出美麗的大餅、開出誘人的支票來爭取日本國民的支持、他反而要求日本國民要為了改革過幾年苦日子。參議院大選開票翌日、日本的股票大落、創１６年來的新低、這在台灣大概早就被股票族及立委施壓力要護盤或要求政府下台了。可是、當記者問及小泉是否對股票市場有對策時、他淡淡地回答、只有長期的構造改革、沒有短期的股票對策。這種不趨從短期利益壓力的堅持、卻獲得了多數的日本國民的支持及喝采。 台灣的民進黨政權、這一年多以來的表現貶多於褒。當然新手上路及野黨為反對而反對故意製造國會亂象、媒體惟恐天下不亂的報導姿態都是要因。然而、領導者沒有善用自身所聚的民氣、強化台灣意識、向選民所寄託的方向邁進、反而背離支持者的心情、向敵對勢力妥協的態度、不僅給支持者極度的失望、也正當化野黨的訴求、使其更加猖狂跋扈。愛台灣的本土派人士何以對李登輝前總統的重現江湖展現如此的熱情、除了李登輝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及個人魅力之外、還有更重要的要素則是期待一個凝聚台灣意識的領導者登場的心情。這點、現政權實不得不自省。 當然、小泉的勝利並不保証他的將來的施政會一帆風順、需要國民承受痛苦的構造改革相信會遭到相當巨大的抵抗。不管對內或對外、日本的現狀都處於非常險惡而困難的處境。然而、指出明確的方向、表現不屈的意志卻是在逆境時領導者所必需有的要件。小泉的勝利乃是日本國民認為他具有此要件、因此他們願意與小泉共體時艱。但願我們的領導者不只是羨慕小泉的高支持率、而能從小泉的勝利之中得到一些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