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士：張秀珍 投稿日期：2000/11/28(Tue) 01:14:06 近來國內朝野間，為了兩岸關係的定位爭議不休。雖然跨黨派小組已於日昨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結論，認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現狀的改變，須經民主程序取得中華民國國民的同意；建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但跨黨派小組的結論顯然未能得到國、親兩黨的接受：國民黨認為仍應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兩岸關係的基調，親民黨則提出「一個中國，兩個地區」的主張。 根據在野人士的說法，只有先承認一個中國，兩岸關係才有和平發展的可能。誠然，中共不斷宣稱台灣只能在一個中國和戰爭之間作一選擇，而只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可實行「一國兩制」。因此，國、親兩黨的一個中國主張，乍看之下似乎有其道理。不過，事實是否如此，實值得懷疑。 根據中共總理朱鎔基今年年中訪義大利時的發言：「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是說給台灣人民廳的」。換言之，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同樣地，親民黨的「一個中國，兩個地區」，除非是符合中共「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否則也看不出有被中共接受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共不對國、親兩黨的主張有所批評，理由絕非贊成他們的主張，而是秉持其一貫「聯左拉中打右」、「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術，拉攏國、親兩黨對付民進黨。國、親兩黨人才濟濟，不可能不知中共的陰謀，卻猶以一個中國主張來鬥爭政府。此種為政黨私利不惜挾外患以自重的做法，實令人悲嘆。 張秀珍【民進黨籍僑選立委】 立法院中興會館2123室 2000-11-27 http://bbs.ttimes.com.tw/view.php?no=112824&cl1st;=tomorrow_view |
投稿人士：張秀珍 投稿日期：2000/11/26(Sun) 11:13:53 朝野政爭發展至今，雖然陳總統曾表示願與在野聯盟就憲政體制進行協商，但在野聯盟堅持我國憲政體制為雙首長制，要陳總統交出組閣權，否則將持續推動罷免案。而雖然有高達七成的民意反對罷免案，但也有不少民眾支持在野聯盟的雙首長制主張，認為民進黨堅持「少數政府」的做法過於霸道。不過，若我們就雙首長制的憲政原理，來檢視在野聯盟的訴求，卻可發現其目的並非在建立雙首長制，而是將總統變為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 憲政學者沙扥里﹙Giovanni Sartori﹚曾說，所謂的雙首長制憲政體制具有下列特色：〈1〉國家元首﹙總統﹚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有固定的任期；〈2〉總統與行政首長﹙總理，在我國則為行政院院長﹚共享行政權力，形成二元權力結構；〈3〉總統不向國會負責；總統無權單獨治理政府，總統的意志必須透過內閣傳達並處理；〈4〉總理及內閣的去留由國會多數決定；〈5〉總統與總理之間到底誰掌控較高的權力，並無一定，但無論何種狀況，總統與總理都會有一些可獨立行使的權力。換言之，在雙首長制裡，縱然總統所屬政黨未能掌控國會多數席次，而必須任命國會多數所屬意者出任總理，但總統仍擁有一些權力。以法國第五共和的左右共治為例，總統仍擁有國防、外交的決策權，與若不贊成總理的政策時，可將之交付公民複決的權力。 反觀我國在野聯盟的訴求，其在要求確立雙首長制的精神之時，卻又要求兩岸關係應以一個中國為前提，並欲藉由立法院來主導兩岸政策。此種做法，是一方面高喊雙首長制；另一方面又剝奪、侵犯雙首長制之下總統應有的外交權。職是，在野聯盟所要的雙首長制，根本是總統只為虛位元首的內閣制。換言之，如照在野聯盟所言的，陳總統要先接受在野聯盟的六大訴求，才算是有誠意與在野聯盟溝通。則一旦陳總統接受了，他就變成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 正因在野聯盟的要求，根本是將陳總統變為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所以陳總統根本難以有任何退讓。蓋此不僅涉及對憲政體制認知的不同，更有違人民的政治認知。因在總統大選時，所有的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都是以總統有決策實權為基礎，而人民亦有此種認知。是故可說陳總統和選民之間所訂的政治契約，即是以總統有一定程度的決策實權為基礎。陳總統一旦接受在野聯盟的訴求而變成虛位元首，就是違反與人民所訂的政治契約。 綜合前述，我們可發現在野聯盟的做法，根本不是其所言的維護憲政體制，而是奪權復辟的「憲法革命」。這種做法，不只是踐踏憲法尊嚴，更是視民意為無物。如果在野聯盟能得逞，則我國的民主政治恐將從此沉淪。 張秀珍【民進黨籍僑選立委】 http://bbs.ttimes.com.tw/view.php?no=112391&cl1st;=tomorrow_view 【2000-11-26】 |
投稿人士：張秀珍 投稿日期：2000/11/26(Sun) 05:22:06 民進黨府院黨九人擴大協調會報決定由行政院提出勞基法修正案，將法定工時由兩週八十四小時修改為每週四十四小時。這個決定雖然受到資方的歡迎，卻引起勞工團體的激烈反對。在龐大勞工選票壓力及目前朝野對立氛圍下，此修正案能否獲得通過變數仍多。但勞資雙方在工時案上的對立，已顯示出我國處於「低社會資本」狀態的困境，及建立完整勞資協商機制的必要性。 當代世界的共同現象，是每個國家都爭相「現代化」﹙modernize﹚；而對大多數國家而言，此意味著建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提高經濟發展程度。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就可因而擁有「現代性」﹙modernity﹚，此正是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的：「現代化不一定會導致現代性社會的出現」。而一個社會有無現代性格，將決定這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困難的多寡，與面臨危機時處理能力的強弱。 所謂的現代性，指一個社會的文化機制能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需求。在現代性的諸多要素中，社群信任關係是最重要的。因為唯有存在這種信任關係，才可能出現超越家族、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大企業，才能使保障投資者的法律得到落實，才能使勞資雙方共同合作追求最大的利益。社會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這種社群信任關係稱為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個有高社會資本的社會，在面臨「囚犯兩難困境」﹙prisoner‘s dilemma’﹚時，對立的各方會選擇各讓一步，協商出各方都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一個低社會資本的社會，由於缺乏對其他團體的信任，誰都不願讓步，形成「零和遊戲」﹙zero-sum games﹚。 福山曾指出，華人社會普遍呈現低社會資本的現象。誠然，就勞資關係而言，我國一直不能循著尋求雙方最大公約數的方式，來解決勞資爭議。在戒嚴時代，資方在政府的支持下，一直擁有絕對的優勢，不願對勞方的要求作出合理的讓步；弱勢的勞方不得不訴諸怠工、罷工、走上街頭甚至各種更激烈的方式；而政府則在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對勞方進行鎮壓。長此以往，勞資雙方少有信任關係可言。新政府上任之後，力圖建立勞資雙方良性的協商機制。因此此次工時調整案的最初版本每週四十四個小時，即是在勞資雙方各讓一步之下所達成的共識。然而這種共識旋因國民黨提出兩週八十四小時工時案，而被破壞。國民黨版本的通過，立法院所有立委都難辭其咎，而行政院又不敢負責地提出覆議案。勞方在獲得這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後，亦「默認」地接受。好不容易才建立的勞資協商機制，也因而名存實亡。 目前政府雖欲亡羊補牢，提出勞基法修正案，再將工時調整為每週四十四小時，但卻已難再令勞方接受。正如勞方團體所言，此舉似是將半年來經濟上所遭遇的問題，全歸罪於勞方，而台灣經濟的困境，是多重因素所造成的，降低工時並非主要因素。我們若設身處地地站在勞方的立場來看，不能不承認勞方的說法有其道理。 但是，若站在資方的立場，我們確實不得不承認兩週八十四小時工時案會造成資方龐大的負擔。根據經濟部的評估，受此案所影響的企業達全國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點一；企業在維持現有生產能量下，必須增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的薪資成本，也就是一年必須增加約一千七百七十六億元的加班費支出。而受衝擊最大的中小企業與慱統產業，難免有部分會以裁員、關廠等方式來因應，估計將因而增加零點二到零點三個百分點的失業率。換言之，兩週八十四個小時工時案雖非現今經濟困境的主要成因，卻會使原已陷入困境的慱統產業更加雪上加霜，甚至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旦如此，則將對失業率最高、轉業能力最低的慱統產業勞工，造成嚴重傷害。職是，對產業衝擊較小的每週四十四小時工時案，應該是勞資雙方最大的公約數才是。然而，在目前勞資雙方缺乏互信基礎的情形下，就很難叫勞方能接受此案。 工時案顯示長期以來勞資雙方互信基礎的脆弱，與重建勞資良性協商機制的必要性。因為只有經過長期的良性互動，雙方才不會因互不信任而拒絕尋求最大公約數。是故，行政院應儘速邀請勞資雙方代表重開協商，而在要求勞方接受每週四十四小時工時案的同時，政府也應針對防止惡性裁員關廠以保障勞工工作權等最優關勞工權益之事，提出確實的做法。 張秀珍【民進黨籍僑選立委】2000-11-24 http://bbs.ttimes.com.tw/view.php?no=111970&cl1st;=tomorrow_view |
投稿人士：張秀珍 投稿日期：2000/11/26(Sun) 05:15:23 近來，台北政壇對陳總統身邊的年輕幕僚權多有非議，部分媒體及政界人士更以「童軍治國」一詞加以諷刺，大有將半年來政局與股市的不安，全歸咎於這批平均年齡三十餘歲的幕僚。然而，此種看法是否正確，實不無可疑之處。而其背後所透露的反智思想，更是值得加以檢討。 首先，所謂的「童軍治國」說法，實是視陳總統為毫無自主意志與判斷力、任幕僚操控的傀儡。若果如此，則陳總統的治國能力自然是大有問題。但是事實真的是如嗎？由陳總統多年來的從政經歷，我們可以看出，陳總統的意志力與判斷力皆屬一流，怎會淪為傀儡任人操控？ 再者，提出「童軍治國」說法的人，預設了目前的政局與股市不安與新政府有絕對關係。誠然，身為執政者，新政府該負的責任是無可逃避的。但是，政局與股市的不安就應全然歸咎於新政府嗎？就政局的不安而言，在野三黨所發動的政爭，實是今日政局動盪的主因之一。就股市的不安而言，政局的動盪、世界高科技產業的漸趨不景氣、國民黨執政時期遺下的經濟沉痾等，實為股市不安的重要原因。職是，批評者對新政府的責難，不但是將問題過度簡化，且是為國民黨卸責。 其次，「童軍治國」說法的背後，隱含了「年紀輕者無能力治國」的邏輯。然而，治國需要的是智慧，智慧的高低卻與年紀無關。諸葛亮提出三分天下的「隆中對」時只有二十八歲；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寫出美國〈獨立宣言〉時只有三十三歲；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撰寫近代最重要的憲政文獻《聯邦論》時，只有三十八歲。他們的年紀雖輕，治國智慧之高卻是無可置疑。而若認為高齡者才有治國智慧，那以前的資深民代理應是相當有治國智慧的了，我們又何苦要請之退職呢？既然活的愈久愈有治國智慧，那我們豈不是應由百歲以上的人瑞來治國才對嗎？ 如上所述，所謂的「童軍治國」，其實是一種不公平、過度簡化問題與反智的批評。而其竟能被許多政客一提再提，作為鬥爭陳總統的理由，其中所顯示出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反智的心態，不得不叫人為我國的政治前景感到憂心。 張秀珍【民進黨籍僑選立委】 http://bbs.ttimes.com.tw/view.php?no=109098&cl1st;=tomorrow_view 【2000-11-18】 |
投稿人士：張秀珍 投稿日期：2000/11/26(Sun) 05:11:16 報導事實，是新聞媒體的天職。既是報導事實，那就應該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尤其是涉及他人的名譽與私德時，更不能有所謂「合理的懷疑」或「據可靠消息來源表示」，卻拿不出證據的報導。誠然，媒體有保護消息來源的義務。可是媒體也有在採信該消息來源的說辭之前，先查證該說辭是否屬實的責任。若無確切的證據可證明該說辭為真，則不可加以採信。這些是媒體工作者的鐵律，是媒體之所以能被敬稱為「第四權」的重要原因。當年華盛頓郵報在處理水門案時，即是秉持這些鐵律，故能得到世人的敬重。相反地，率先報導李文和案的紐約時報，因未查證消息來源說辭的真假，誤指李文和為間諜。不但傷害了李文和，也弄得自身的公信力大損，只能以在頭版刊登道歉報導的方式以圖挽救。 陳總統誹聞慱聞風波越鬧越大，固然是因為部分政治人物不思循公共政策辯論的正途來問政，反以炒作總統的誹聞來增加媒體曝光度。但始作俑者卻是周玉蔻於《唐飛在關鍵年代》一書中的序文，與《新新聞週報》中稱誹聞是由呂副總統傳述的報導。面對外界對消息來源為何又證據何在的質疑，周玉蔻只稱消息來自總統府高層，卻無法拿出任何可資證明該消息來源的說辭為真的證據，反責怪外界不該拿其所寫文章來做文章。《新新聞週報》的報導，雖以報導呂副總統和「某媒體高層人士」的對話之方式，欲證明其報導為真，卻未言明該「某媒體高層人士」為誰，也未拿出錄音帶之類可供證明「某媒體高層人士」的說辭為真的證據。在此情形下，周玉蔻的文章與《新新聞週報》的報導，已失去媒體工作者的責任而淪為八卦報導的層次。 其實，在市場競爭激烈之下，媒體的報導八卦化已有多次前例，如某些雜誌即曾報導李前總統、連副總統的誹聞，卻皆拿不出確實的證據。但是如果連素有清譽的媒體工作者也以八卦化的報導來譁眾取寵，那就不免要令人憂心了。 張秀珍【民進黨籍僑選立委】 http://bbs.ttimes.com.tw/view.php?no=107944&cl1st;=tomorrow_view 【2000-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