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回應本題 | 自選底色↑ | 返 回 |
| Simon 於 2004/02/02 09:43 | |
|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1) http://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10&type;=show_post&post;=345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2)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3) Echo 代做連結 | |
NO:123_1
| Echo 於 2004/04/09 13:00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沒事，推一下... :) :) | |
NO:123_2
| 阿加 於 2004/04/09 16:28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我也來推一下^^ | |
NO:123_3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4/17 19:55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赫然是政治保守主義者 殷海光生前翻譯了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在台灣大力推介。這本書成為那個時代台灣自由派的聖經，在台灣的政治思想發展史上，肯定要佔一席之地。從那個時代到現在，台灣自由派人士政治思考的思想內容，基本上還是沒有改變；人們仍然懷念殷海光的思想啟蒙，仍然念念不忘海耶克。 如果我們有意再次刮一刮我們自己的皮，應當談一談這件事。 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出版於二次大戰末的歐洲。歐洲的反應平平，卻在美國十分風行。何以如此？先讓我們了解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都面臨空前的危機，階級矛盾嚴峻，人心惶惶。美國當然不例外，其統治階級簡直不知所措。羅斯福獨排眾議，聯合勞工力量，贏得總統大選，開始實施新政（New Deal）。新政的基本精神是不再遵循古典的經濟放任，而以國家機器強力介入，也就是凱因斯經濟學概念的實踐；同時，也開始一系列的社會福利政策，對工會作出若干讓步。新政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對於美國統治階級而言，這可以說是挽狂瀾於既倒，成功維持美國資本主義體制於不墜；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尖銳對峙，大為緩和。不過，整個美國政治板塊，也因此重新排列。 從羅斯福執政開始，反對新政方向的美國傳統政治勢力，有相當長時期的萎靡不振。時下美國政治保守主義者所經常喜愛援引的英國人Edmund Burke（1727-1797）、法國人 Alex de Tocqeville（1805-1859）著作，在當時鮮為人知；普遍列入大學課程閱讀書目，則是很久以後的事。二次大戰過後，美國政治保守主義勢力思想徬徨，急於尋找思想出路。海耶克的著作等於是替他們提供一個無比重要的理論導引。美國保守派人士奉為寶典，奔走相告，士氣大振。這是殷海光“發現” 海耶克的背景。 羅斯福新政所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為了因應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空前危機而採取的新策略，也盛行於歐洲若干國家，非美國獨有。而這個新策略，相對於舊有思維模式而言，前瞻而且大膽，都是經過統治階級慘烈內鬥，才得以脫穎而出的。可想而知，積累數百年基業的保守勢力，不甘從此退出歷史舞台，當然繼續努力，以圖捲土重來。海耶克就是保守勢力在思想界的一個代表。殷海光獨尊海耶克，似乎可看出他在意識型態的保守傾向。 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思考雖有不同，都以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為本，其實都應該歸類為自由主義者。殷海光以及他的門生以為海耶克是自由主義的最佳代表，顯然失之偏頗。諷刺的是，時下美國一般政治保守派人士，大多不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他們寧願把自由主義一辭禮讓給海耶克所撻伐的那些新政精神的自由派人士。 美國的政治保守主義重新崛起，當然是值得重視的。如今，它與羅斯福類型的自由派，在美國政治界並駕齊驅，在幾乎所有領域的議題（包括經濟、社會政策、教育、外交、黑人民權和族群關係等等）上，歷來都有相當不同的思考導向。若要談論美國自由主義，忽視任何一方，就不易有平衡的了解。尤其是，數十年來美國統治階級的主流輿論，一般顯然並非以保守派為主。 殷海光和他的門生向來喜歡說，海耶克著作是反對國民黨政治專制的利器；因為國民黨正是以政治力過度干涉一切。仔細一看，這個比喻其實不倫不類，可以說是生般硬套。美國保守派所真正痛恨的一切，在當時的台灣根本找不到。當時的台灣社會，根本沒有近似羅斯福新政的東西。美國保守派要求把一切交還給資產階級，要奪回羅斯福對工會的若干讓步；可是，當時的台灣既沒有一個敢於說話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當時甚至於還沒有成形），國民黨更不曾對勞工做過任何讓步。 如果以殷海光為代表，在台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確實脫離台灣現實，而且顯然對於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背景不甚了了。可是，他們卻培養出戰後第一代的台灣人自由主義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早期（以及後來的）許多黨外人士的政治思考。此類政治思考的一個特色是，一心一意向美國保守派靠櫳，嫌惡美國自由派。這不止殷海光及其門生為然，整個國民黨體系亦然，連當年在海外從事反國民黨運動的台灣人也一樣。 記得七十年代初，黃文雄與鄭自才因刺蔣案被捕，有若干美國自由派律師關心台灣人權問題，願意義務出庭辯護。消息傳來，在當時美國的許多台灣人（主要是留學生）當中議論紛紛，引起一陣的焦慮不安。不安的原因是，他們以為那些自由派律師太過偏激了，不但同情黑人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工會、弱勢者，居然還同情第三世界的革命風潮。若與他們有任何瓜葛，則台灣人運動殆矣。他們誤以為保守派才是美國政治主流。這種心態，與國民黨、殷海光及其門生，都很相近。這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 有趣的是，落籍美國已久的台灣人，當今大多在心態上仍然相當隔閡於黑人民權問題（甚至於無端蔑視黑人），普遍缺乏對弱勢者的人文關懷，在政治思考上仍然習慣性緊緊追隨美國保守派。他們所感到親切的，還不是那些較有遠見的美國保守派（或者自由派）思想家、評論家，而是那些缺乏思想深度、執著於各種膚色種族偏見、宗教偏見、階級偏見的保守派白人。落籍愈久，愈是明顯。也許我們可以把他們當作歷史化石標本看待，標誌著台灣歷史一個時間凍結的完整橫切面。然而，這個現象所代表的，在當今台灣意味著什麼呢？這應該是較值得我們關切的。 | |
NO:123_4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4/17 23:44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赫然是政治保守主義者（二） 二十世紀以來，美國逐漸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超強，其軍事力量、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無不居於領先地位。然而，無論是健康保險、社會福利、勞工立法等等，美國卻是全世界較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最為落後保守的。此外，在本國各主要政黨的政治思考上，美國也遠不如歐洲大多數國家之多元化。一個最為顯著的不同點是：左翼無聲。例如英、法、徳等國，左翼政黨經常與右翼政黨輪流執政；北歐各國的左翼政黨，更是長期左右國家決策。美國在羅斯福執政以後，成功破解全國性龐大工會運動的政治企圖心，左翼政黨從此消沉。對於美國一般保守派人士而言，自由派等同於左派，經常以左派稱之。這是美國政治生態使然，與歐洲大為不同。 信奉海耶克的台灣自由主義者，也如同美國一般保守派一樣保守。他們甚至於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以來，與自由主義並駕齊驅的一個思想傳統，影響十分深遠；當今世界上各主要公民社會的建構組成的由來，若缺乏此一個具有濃厚人道關懷色彩的思想傳統，是不可想像的。左派思潮更是當代歐美人文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在政治思考通常較為保守的美國，也不例外。連愛因斯坦生前也為文鼓吹，可見一斑。（英人A. Giddens的The Third Way，是在此左右相爭的背景下提出的。在毫無左右爭鳴的台灣社會，陳水扁自稱效仿的中間路線，其實不倫不類。他顯然並非專長於政治理論，也沒有這個必要。可是，他的幕僚頗多留洋專習政治學，不應該有此差錯。） 台灣首次總統大選，研究民主化問題的聞名美國政治學家A. Przeworski特地來台觀察。他的一個感想是，台灣各不同政黨所提出的綱領，剝去口號文字的外衣，在政治思維方向上簡直沒有差別。確實一語道破台灣各政黨政治思維缺乏多元性的現象。這裡看不到絕大多數現代民主社會所常見的左右意識形態之爭，連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基本歧見爭端也看不到。2004年的大選，情況依然。 按理說，應該不是如此。台灣人曾經有過歷史悠久的政治反抗運動，潛沉苦思數十年，鍥而不捨地追求獨立自主，含帯崇高理想性。人們從反抗暴虐不公體制的運動中，孕育追求理想公義的無畏精神，正是所以使得現代社會得以日益文明進步的基礎動力。尤其是，台灣人過去曾經長期深受日本文明的洗禮，而通過西化甚深的日本，也一併廣泛接觸西方文明；近數十年來更有無數台灣青年留學歐美，數目遠遠超過當年的留日學生。我們並不是一個閉塞無知的民族。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的高度理想性構想，以及表現在重大議題的政治思維深層內涵，當今台派人士應該相當不同於（甚至於應該說是遠遠超越）國民黨中人和那些保守自由派人士才是。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當今台派人士（尤其是那些縱橫台灣學界的文法科第三世界博士）似乎普遍不知，除了國民黨式保守威權政治思維以及殷海光式的保守自由主義，這世上還另有若干不同性質的意識型態值得我們留心參考。無論是對於國內或者國際事件和態勢的認知角度，我們實在很少在台派當中看到另類政治思維，例如從非保守的自由主義著眼，或者從左翼的階級分析角度著眼，或者從普世人文關懷精神著眼，作系統性研討論敘，以刺激我們從事較為宏觀而完整的條理思索。對於絕大部分人而言，我們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基本政治問題，似乎都不過是一些偶然性雜亂現象，彼此缺乏連繫性，自無通盤連貫考量的必要。 台灣人歷來都是如此嗎？不然。在上一個世紀的二十年代，我們的先人至少曾經熱衷於把社會主義（甚至於還有黑色青年的無政府主義等）思潮運用實踐在反抗殖民主義運動之上，引發一系列歷史性的精彩論戰，掀起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是他們（而不是林獻堂等士紳）首先提出台灣民族的概念，以及一系列環節相扣的議題與日程。至少，那個世代台灣人的政治思考，相當的多元。這種思想傳承，是所有尊重多元性的公民社會都知道珍惜的。 一度百花齊放的多元思惟環境，後來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大興，被活生生壓制下來；再經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黨警總的思想控制，早已經屍骨無存了。如今，台灣人早已擺脫了警總陰影，然而絕大部分卻依然繼續忠謹遵循過去統治者的教誨，唾棄這個歷史記憶，蔑視這個思想傳承。我們深惡痛絕國民黨政治體制，卻安於這個體制所設計的狹隘保守思維框架，豈不諷刺。 這些政治偏見和思想盲點，乃成為我們當前的思想基因，已是十分的根深蒂固。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採取左翼的階級分析思考或者其他某特定意識型態，而在於我們對於現代思潮中許許多多非常有價值的組成部份普遍缺乏認知，也缺乏了解的意願。這無疑是莫大損失。 不僅如此而已。意圖復辟的保守派舊勢力，固然是台灣進步的絕大阻力；殊不知，我們自己從舊體制所承襲的僵硬思維陋習，也同樣是阻力，甚至於是一股更不易克服的重大阻力。如今，我們一般極不習慣於批評與論爭，缺乏容忍異見的雅量；論斷事理所憑藉的，往往只是幾個缺乏深度內涵的主觀感性準則，也偏頗集中於幾個狹隘層面。在此環境下，若要在台派當中提出另類思維，都需要有很大的勇氣，準備隻身去面對一個千夫怒指的肅殺場面。在文化上，思維單一化其實就是貧瘠化，易流於短視、遷怒。這絕非公民社會之福。 ** | |
NO:123_5
| 老建中 於 2004/05/04 08:2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從Ozu Yasujiro談起 （一） 最近有機會看已故日本Ozu Yasujiro （漢字為小津安二郎）導演的 Tokyo Monogatri （漢字為東京物語；英譯為Tokyo Story）。電影描寫年邁的父母滿懷興奮地從鄉下到東京看兒女。然而，中產階級的兒女事業繁忙，無暇陪伴父母。環繞簡單而低調的情節，描繪兩代不同的價值觀與對家庭關係的看法。經由導演與演員含蓄而精湛的鋪陳，拍攝出這部高品質的影片。Ozu的鏡頭，捕捉了二次大戰後日本社會變化的一面。優秀的導演，不但掌握電影的藝術層面，也表達他的社會觀察與分析。該片拍攝於1953年，而Ozu Yasujiro也於1963年去世。1993年轉錄為DVD時，同時也邀請7位外國導演、影評家共同紀念Ozu 90 冥誕。 7位受邀者，包含香港的Stanley Kwan， 芬蘭的Aki Kaurismaki， 法國的 Claire Denis， 英國的 Lindsey Anderson， 美國的 Paul Schrader，德國的 Wim Wenders， 與台灣的 Hou Hsiao-Hsien（侯孝賢）。他們是國際上頗有名聲的電影從業者。這個紀錄片經過個別獨白，讓他們表達對Ozu影片的感受與Ozu 對電影媒體的貢獻。 看過此片之後，有不少感觸。首先，是加深我對漢文與其它語文差異的認識。無論用芬蘭語，法語，英語或德語，五位受邀者提及Ozu 時，都是根據日文發音。然而，香港與台灣的導演提及Ozu時，則是以漢字讀「小津」兩字！類似地，其它導演談到這部電影時，有些直接就說 似乎，日文中只要有漢字，在漢人地區都會遭遇如此的「漢化」。例如，世界各地多知道著名導演Kurosawa Akira以及他的代表作品， 日文從唐朝以來，受到漢文深刻的影響。也許因此，將日文中的漢字當作漢文，對漢人是相當平常的事。有人更認為：兩岸三地加上全球華人，能夠以漢文溝通者占世界四分之一，再加上從前受漢族文化影響圈，包含日本，韓國，越南，漢文使用者的範圍當然更廣泛。大漢沙文主義者甚至以為21世紀將是漢文世紀！ 如此提法，有部份事實。以日本而言，日文中有不少從漢字來的詞彙。不但漢學家專研漢文，高中畢業生要認得1千個漢字，當年伊藤博文，乃木希典等知識分子能賦漢詩、寫草書，甚至浪人宮崎滔天也能與孫文以筆談。也許如此，使得一些漢人以為日文不過是漢文的一個旁支而已。 然而，日文中的漢字，有些固然與漢字完全相同意思，有些則否，有些漢字更是日本人所創造。如果取巧，想要依照漢字來讀日文，必定鬧笑話，遲早更要碰壁。以下一些日本漢字可以佐證：「五月蠅、面白、素人、玄人、現生、泥棒、出典、內申、女史、取締役、精一杯、卸商、交番、針金、厚志、寶算、荷物、餓鬼共、出張、水道。」他們看似熟悉，卻是陌生。難怪，梁啟超想由漢字來了解日文的簡便方法，根本行不通。其實，西方語言中也有類似現象。這個稱為False Cognate (Un Faux Ami) ，是指在不同語言中拼法或發音相同，但意思卻不同者。這是學習多種語言的挑戰之一。 日本從鎖國到對西方列強開放，從深受漢文化影響到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當然有不少因素。其中之一是有計劃的日文改革運動。當時的出名學者們明白，日文要現代化，日本人要現代化，就要將日文與現代化所需的語言聯繫起來。由此，一方面日文開始擺脫對漢文的依賴，一方面開始引入歐美外來語，而二次大戰後，更大量引入美語。日文雖然長期受漢文影響，卻保持拼音的性質。如此，有助於快速引入大量外來語的工作。加上頻繁而高品質的外文翻譯，日本得以迅速接受西方新科技、新思潮與新文化。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經過百年以上的努力，日文已經成為豐富的現代語言。而且，日本在保存傳統、接受外來文化與創造新知之間，取得相當令人敬佩的平衡。 相較之下，現代漢文的結構、字彙、文法，數十年來改變委實不多。原因當然很多。然而，漢文非拼音的獨特性質，歷史包袱與其政治涵義，使得任何改變漢文的努力，都遭遇種種阻力。中共拼音化的無疾而終是個好例子。 生活在漢文世界的人們，也許會認為這個語文已經相當完美。然而，如此幻想與事實完全不符。要趕上西方，漢文一定需要基本的改革。這當然是個長期的工作。簡單的第一步，也許是幫助揚棄漢文使用者的本位主義，不再將外文「漢化」。如此，我們與全世界其它四分之三人口的溝通，至少會比較容易些。 | |
NO:123_6
| 老建中 於 2004/05/09 08:26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從 Ozu Yasujiro 談起（二） 這部紀念Ozu的紀錄片總共不到四十分鐘。每位受邀者要在短暫時間內，陳述自己對Ozu的意見。對一般人而言，這是挑戰；但是對於從事表演藝術者，尤其是導演，這應該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侯孝賢導演<悲情城市> ，表現他一定的藝術水準，與對台灣一些歷史問題的敏銳感。基於此，我寄望從他的意見來得到不同的觀點。 然而，無論從內容或表達方式而言，侯孝賢與歐美受邀者相比都大為遜色。後者都顯現廣闊的觀點，有的還表現對日本文化的了解，有些則明顯地對Ozu作品有深刻認識。侯孝賢相對簡單的獨白，有幾個重點：（有機會時當將他的全文登載。） 1）為了拍松竹這紀錄片，他再度看了小津的大部份電影，特別喜歡<晚春>，<麥秋>，而對重看一次的<東京物語>印象非常深刻； 侯孝賢認為小津電影的元素永遠是家庭，整個幾乎都是嫁女兒。這不符事實，而且是奇特的看法。一般而言，一流創作者總是不斷擴充他們的作品領域，而不願意局限於特定範圍。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作品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百年孤寂>），帶給他國際名聲與地位。然而，當人們問起他對該小說的意見時，他都表示並不是他的最愛。其實原因是，他不願意被人們將他與<百年孤寂>劃上等號。著名作曲家，也是鋼琴家的Rachmaninoff，對於他出名前奏曲(Opus 3, No. 2) 的態度，亦然。類似地，傑出的導演不但追求個別影片深度，也要在題材、手法上不斷求變求新。Ozu總共拍攝50部電影，不但題材廣泛，從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描寫二次大戰後移居都市的疏離感，消費主義，到傳統家庭解體，以至現代社會的種種沖突等現象，而且也有不同著眼點。例如，幾部電影是從兒童觀點或與他們有關： 侯孝賢敬佩小津觀察、分析日本社會的能力，並以數學家（兩次）、解剖家來形容。這不只奇特，更表現他人文認識的局限。社會科學家，經由學術訓練使得他們，而非數學家，有客觀分析社會的可能。侯孝賢用數學家的比喻，顯然失當。然而，能夠敏銳觀察社會，忠實記錄、分析社會狀況者，並不限於社會科學學者。不少傑出作家留下傳世的作品，內容往往比社會學者的論作還要深刻。如此，並不只表示他們個人能力高超，更代表該社會人文環境的成熟，使得具備一定條件者能迅速吸收新知與新潮流。侯孝賢自稱，他的社會觀察不如Ozu 深刻與客觀，顯然不是故做謙虛。最近他的一些政治活動，是個明證。然而，他表現的人文局限，則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更普遍的現象。 歐美人民有許多人文資源可供使用，而且有不少人通曉外文，更有翻譯的資料；日本則以大量、迅速與高品質的翻譯來進口西方思潮與文化。然而，日本與西方文化交流不只如此，也非單方向。一般人都知道，日文中外來語數量驚人，然而，日文成為西方語言的外來語也越來越多。例如，不只日本餐飲名詞，如Sushi, Sashimi, Miso, Tempura, Sake 在西方膾炙人口，而防身術的Judo, Aikido, Karate以及Samurai, Seppuku 都進入英文字典，甚至文化層面的No, Kabuki, Kimono, Zori以及Haiku（俳句）, Tonka（短歌）, Zen（禪）, Koan（公案）等亦然。日文與西方語言都有拼音的性質，因此西人也能欣賞，甚至寫作日本的Haiku（俳句）。俳句最有名的一首，是Matsui Basho (松尾芭蕉) 所作： 以拼音寫出如此作品，用日文與外文吟誦起來毫無差別，而以漢文來寫來唸，則是完全不同。如此相近的性質，無疑幫助Haiku成為西方人喜歡的詩歌之一了。日本與西方的交流，顯然要比基於方塊字的漢文容易得多。 漢文與西方交流的困難當然不只妨礙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台灣學習外文者固然不少，但精通外文需要相當長期的努力。短期間，我們應當要求國科會減少資助「第三世界博士」之類的計劃，而大量資助高品質的漢譯。 | |
NO:123_7
| 老建中 於 2004/05/20 09:01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從Ozu Yasujiro 談起 （三） 一 流的藝術品經得起時間與不同文化的考驗，而非特定時空或某些人的愛好而已。Ozu 的作品在日本得過最多次的最佳電影獎（日本的奧斯卡獎），但是輸出歐美卻比Kurosawa Akira等人的作品要晚。原因之一是他的電影被認為純日本式，外國人恐怕無法欣賞！事實不然。例如2000年，英國雜誌Sight and Sound將 Ozu 從20年代的美國默片學習了一些技巧。基於那些原始技巧，他創造出簡潔的新手法，例如低鏡頭，固定的攝影機，以及有效的運用空間等等。如此所產生的效果，影評者稱為俳句式的詩意結構。Ozu 的不少電影來自日常生活，變化的家庭成員關係等平凡題材。然則，這些卻都超越他本人經驗。因此，他的敏銳觀察不能只歸功於天賦與用心，而更應歸因於人文環境。如此，他自覺或不自覺地獲得觀察、分析社會所需種種條件，進而編織了表面簡單，實質深刻的故事。 這些基於當代日本社會的獨特經驗，能否有普世意義呢？ 芬蘭的Aki Kaurismaki ，認為人們應該從過去看將來；他選擇一家提供思考過去的老工廠拍攝對Ozu的感想。導演「沒有過去的人」 (The Man without a Past) ，他獲2002年 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經由Ozu影片的片段而反映出他所認為Ozu 的長處：刻畫人類生活的本質。雖然他的墓誌銘將是 “I was born, but…”(按，這是Ozu早年電影的片名) 顯示了Ozu 的影響；然而，Ozu只是他學習的幾個導演之一。他的獨白表現了西方文化的多元性。 法國的 Claire Denis，作品著重描寫不同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與帶來的疏離感。她將 英國的 Lindsey Anderson，是1969年 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他認為Ozu 相當了解人生，家庭，父母與兒女的複雜關係，而經由電影忠實刻畫人生的過程。Anderson 以禪宗術語，Satori (悟) ，來描述Ozu刻畫凡人生活中的不平凡意義；他更認為Ozu的作品給人的經驗像 “2 inches off the ground” （離地二寸，意思是說表面看來雖然簡單平凡，事實上卻是不平凡）。 美國的 Paul Schrader， 是影評家，也是劇作家。曾著書評論包含Ozu的外國導演。由於專業接觸，他看到Ozu對越南、韓國，菲律賓年青導演的影響，也體會Ozu與歐洲導演的相通之處。他覺得Ozu的手法，比一般美國導演要精細、微妙，沉靜得多，而結果卻更為發人深省。 德國的 Wim Wenders，是1982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得主，1984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也是1987年的最佳導演。他認為Ozu電影中表現出人們對生命的愛好；而演技精湛，曾經扮演丈夫、父親以至祖父的Ryu Chishu （笠智眾）則是電影中普遍父親的image。Ozu描繪是的人類共通的經驗，而他刻畫的是各地人們都可以了解與想像的家庭。 這些歐美人士在表達Ozu對電影的貢獻時，也顯示他們對日本文化以及電影藝術的了解。其實人類藝術共同性，可以通過藝術家的特性表現。Ozu的作品，以及這些人的獨白都是明證。二次大戰後，歐洲曾經深受美國影響。然而，這些導演在吸收美國文化之後，創造合乎他們民族的電影藝術。畢竟，藝術家的創造總是基於當時社會的人文環境，而他們的成就反過來深化、增廣社會的人文環境。 侯孝賢是台灣的名導演。他受 Ozu影響，學習了一些技巧，也能運用而拍攝出「悲情城市」的作品。然而，技巧雖然重要，畢竟還只是技巧，也無法永遠靠異國情調的題材。藝術家需要敏銳的觀察，更需要豐富的人文環境來提升他們的視野，擴充他們的世界。這是目前台灣明顯缺乏的條件，也應該是有志藝術家所關心的。 最近侯孝賢參加一連串的政治活動。作為一個公民，他當然有此權利。然而，他的政治認識，顯然無法與他的藝術水準相比。他應該以導演來參與改進台灣人文環境，還是以導演的名聲（公民的身分）來參與政治活動，選擇應該是很清楚的！ | |
NO:123_8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6/07 21:26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思考「歷史真相」 “還我228歷史真相！” 半個多世紀以來，首先從海外開始，台灣人不斷公開提出這個充滿歷史悲情的訴求。自從解嚴之日起，島內的呼聲更是響亮。不僅是口頭和文字訴求而已，數十年來，許多人專注於相關歷史事件的詳細記載，史料的收集與分析，等等。近十多年來，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下，更多人公開談論228歷史，出版228史著與歷史小說，廣設228紀念碑、公園。研究228歷史的學者，遍佈國內外學界。說實在話，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多人知曉和關注228歷史，而且大多數人都非常清楚誰是劊子手，何方應當負起歷史悲劇的責任。如今，228歷史攤在陽光底下，不再有人能夠隻手遮天。只要有心，任誰都可以問個究竟到底，繼續挖掘史料，作深一層的思考，也都可以公開發表各種看法。 然而，我們仍然經常聽到“還我228歷史真相”呼聲。這是何故？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台灣各級教育並沒有以認真的態度，讓學子有機會較為深入了解台灣史上這個極為重大的事件。這不但反映在教科書內容上，更反映在整個師範體系的保守心態上。除了教育界之外，當今台灣的文化學術界和報業媒體的主導權，基本上仍然掌握在保守派手中。在他們以中國為中心的史觀之下，發生在台灣的歷史，不過是無關緊要的地方事件罷了；因此，南京屠殺事件永遠比228屠殺事件重要。不但如此，凡是足以助長台灣主體意識的，他們一概極端仇視，千方百計加以壓制、抵制。這當然引起眾多人的不滿。 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充分了解，何以會有人繼續吶喊“還我228歷史真相”。 然而細加一想，立可發現，爭執點似乎不在於「歷史真相」之有無，而在於「歷史真相」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果爾，當前霸權文化架構應是癥結所在。換句話說，解嚴以來的台灣社會，在很多層面上都有極大變化，至少在政治體制上已經擺脫舊日的威權架構；可是，過去獨裁威權時代所建立起來用以控制人民思想生活的文化架構，以及師範體系，依然紋風不動。舊日國民黨的黨政勢力日漸萎縮，甚至於可以說是加速度萎縮，可是，舊日的霸權文化勢力卻繼續如日中天。一個鮮明的強烈對比，於焉形成。 問題是，政治體制變革和政黨勢力消長，可以通過具體的選舉來達成；通過選舉，選民可以在一夜之間讓一個執政數十年之久的政黨成為在野黨。可是，舊日霸權文化集團在台灣的壟斷勢力，卻無法這麼簡單解決。歷史詮釋權，仍然牢牢掌握在舊勢力手中。這個舊勢力繼續為所欲為。對於囂張猖狂的霸權文化集團，主流民意全然無能為力。由此可以體會“還我228歷史真相”訴求聲所含帶的濃厚挫折感。 民主社會政黨輪替的機會數年一度。可是，霸權文化起落的循環週期，過去往往以百、千年為單元，近代的週期大為縮短，不過至少也以數十年為單元。在和平民主時期，陵替崛起的決定性因素，尤在於新興文化體系是否能夠厚植實力，逐步取得優勢，擠下舊霸權文化。如果挑戰一方沒有具備明顯優勢，舊有霸權文化依恃社會慣性的保守傾向，仍然會繼續居於主導地位。是以，在新舊交替之間，新興文化體系每每表現出相當新銳勁力，積極而主動出擊，連綿不斷提出新觀念、新見解，挑戰舊霸權文化。唯有成功批判舊觀念、舊思維，方有可能取而代之，把被顛倒的顛倒過來。 從這個觀點來看，“還我228歷史真相” 訴求，主題在於抗議和不滿，對於舊有霸權文化似乎缺乏主動出擊的挑戰意圖與批判精神──新文化價值觀在上昇階段的一個特質。 「歷史真相」從來是無法“還原”的。因為，歷史不是往事的靜態記錄，而是當代的縱深迴響；重點在於當代：繼續不斷產生新變化、新想法的當代。進取地提出具有創意的分析，表現出新思考在同議體各層面的綿密、深度、視野，是對於「歷史真相」應有的積極態度。無畏於檢視自己靈魂深處的幽暗面，不斷重新思索研判，不斷添加新的思想內容，方能夠使得歷史成為我們多元精神生活的一個啟發泉源。我們這樣培養歷史思考能力。我們也要這樣從當前的霸權文化集團手中奪得歷史詮釋權。 | |
NO:123_9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6/18 00:19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歷史戰役二則 不久前讀到一則新聞報導（中央社記者羅廣仁台北十六日電）：>>「日治時代的社運團體『台灣農民組合』向殖民政府爭取權益的的奮鬥歷史，應該編入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之中！」一群文史工作者十七日下午將聚集教育部前，展開一項名為「為歷史補白，為台灣農民組合的奮鬥史陳情」行動，呼籲政府將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納入教科書內容。<< 不久之後，旋又讀到另一則新聞報導：新任教育部長杜正勝以他的同心圆歷史教學概念與台灣地圖新觀，讓李慶華兄妹在立法院抓狂不已。 從後一則新聞可以覺察到，最令保守派不安的是，杜正勝似是雄心勃勃，有意以台灣主體性為中心，大刀闊斧改變中小學歷史教學。看來，一場保守派的凌厲反撲，勢所難免。而前一則新聞陳情書的共同簽名連署者有杜正勝、李遠哲、張炎憲等人，而且也包括王曉波、尹章義、廖咸浩等立場鮮明的統派人士。也就是說，連一些堅決反對台灣本土意識的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贊成改革歷史教科書內容。把這兩則新聞連繫在一起看，微妙之處，值得推敲。 多年前，從研讀《警察沿革誌》中知道，二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曾經出現左翼色彩的社會運動浪潮。簡吉等人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即屬其中之一。這個短命的運動浪潮，滿載著我們先人為社會弱勢者請命的理想與奉獻，無疑是台灣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值得後人緬懷追憶。這方面記載，在國民黨政權欽定的歷史教科書上，當然看不到。現在，即使略過這整個社會運動的全貌，僅僅把『台灣農民組合』列入歷史教科書，雖然不夠，至少也是一個進步，當然值得歡迎。 過去國民黨政權蓄意湮沒隱藏這段歷史，我們當然應該嚴加譴責。不過，如今已是民主時代，資訊早已經開放。二十年代這場堪稱台灣史上空前的社會運動，迄今依然不被絕大多數台灣人所重視，連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也所知不多，勿寧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對於歷來台灣左翼的努力，一般似乎缺乏起碼的好奇心，緣由何在，確實值得深思。是不是因為大多數人潛意識厭惡左派，連帯也寧願忘懷我們的左傾先人以自己青春歲月所寫下的這一段歷史？這個厭惡心態，又是從何而來？ 關於二十年代社會運動的歷史，當今很多台灣人當然可以因為厭惡左派而有意忘懷。這是選擇自由。可是，正如同過去國民黨政權可以基於特定理由而蓄意湮沒隱藏這段歷史，當這段歷史終而重見天日之時，也有可能遭受有心人士基於相同理由的蓄意扭曲。如果說，李慶華兄妹在立法院對杜正勝的抨擊，象徵著往日國民黨政權的傳統心態，企圖繼續掩蓋台灣歷史；那麼，王曉波、尹章義等立場鮮明的統派人士參與簽署一事，則象徵著他們意圖的另一面：扭曲並挾持台灣歷史，為其所用。這個扭曲，不會因為我們自己的漠視而終止，反而因為我們的漠視而變本加厲，帶來更大傷害。因為，不懂得表態反對和批判，其實是變現默許。這才是問題重點。 當台派人士長期以來普遍漠視那段社會運動歷史的時候，留心台灣近代史的人們卻早已發覺，有些統派人士經常舉辦二、三十年代台灣歷史人物（例如蔣渭水）的紀念會，藉機宣傳一些看法。其主題有二。其一，日本時代很多傑出台灣人，不但非常關懷社會弱勢者，而且心懷「祖國」（中國）。其二，戰後主張台灣主權獨立者，不但背棄「祖國」，而且背棄台灣社會的弱勢階級。統派的用心所在，顯而易見。他們企圖廣泛傳佈這個信息：統派才是台灣弱勢階級之友；獨派心中只有資產階級，向來蔑視弱勢者。台灣保守政治勢力來日究竟要如何復辟翻盤，我們也許可以從中可看出若干端倪。 統派意圖扭曲並挾持台灣歷史，不會有結果嗎？恐怕不然。如果評估一下泛綠的社會政策，以及一般台派人士政治理念認識的閉塞，這並非杞人憂天。 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寸土必爭的戰爭。爭奪詮釋權的歷史戰爭，其實更加寸土必爭，歷來同樣遍地烽火，可以引爆在任何意想不到的議題上。只有那些缺乏智慧、遠見的民族，才不了解歷史戰爭的意義。在歷史戰爭一再被擊潰的民族，是沒有將來的。因為自己的理念偏執，而鄙視先人的某些歷史段落，其實是不尊重自己民族靈魂的完整性，肯定要在戰場上迷失自我。 | |
NO:123_10
| 太魯閣族 於 2004/06/18 00:51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good！！ 我們要從當前的霸權文化集團手中奪得歷史詮釋權。good！！ good！！ 推...推.... | |
NO:123_11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6/24 09:08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塞爾維亞人的歷史悲情 日前閱讀英人Tim Judah的著作The Serbs: History, Myth & the Destrucution of Yugoslavia（1997）。序言中說，1992年間市郊塞爾維亞人開始砲轟圍攻Sarajevo，是把市內的回教徒（亦即是他們日昨的鄰友和姻親），當作是舊日奧圖曼帝國的大吏武將看待。一位名叫Boris的塞爾維亞農民說：「這是奧圖曼帝國的最後終結。這次戰役不容他們回教徒有機會再次佔上方。復仇時刻到了。」（p. 215）聽這語氣，歷史仇恨何其深重。 涉獵塞爾維亞人現代史，絕對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歷史悲情的濃厚。也許可以作一個粗略的類比。台灣228估計大約有二、三萬人喪生，約為當時台灣人口（約六百萬）的千分之四左右。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具震撼性的歷史大悲劇，從此決定性改變了許多台灣人的政治思考。設想，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塞爾維亞王國痛失總人口（約四百多萬）的四分之一，包括三分之二的壯丁（p. 101），一定也是哀鴻遍地、悲慘至極。我們將心比心，塞爾維亞人歷史創痛之鉅，可想而知。再加上，軍民扶老攜幼大逃亡，長途跋涉，除了疾病流行、饑寒交迫之外，沿途又不斷遭受阿爾巴尼亞人報復性襲擊（報復起因是，1912年塞爾維亞佔領軍曾大肆殺戮阿爾巴尼亞人）。 然而，這個足以令世人震撼不已的歷史悲劇，與八、九十年後農夫Boris對Sarajevo市內回教徒的深仇大恨，又有何關？持平分析，沒有直接關係。甚至於應該說，全然無關。奧圖曼帝國（以及幾乎所有的土耳其裔居民）早在1878年就已經撤離該地，後來也分崩離析；革命後僅剩下小亞細亞部分，不再可能對塞爾維亞人構成任何威脅。而且，一次大戰期間帶給塞爾維亞人莫大災難的，並不是Sarajevo的回教徒。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Ernst Renan嘗說，民族主義的建構需要遺忘若干過去。我們也許可以說，歷史仇恨的建構，很多都是將若干痛苦往事的因果，做一番人工的移花接木，最是適合培植血緣型民族主義激情。 一次大戰期間，奧匈帝國派遣軍隊大舉進攻塞爾維亞，軍中有很多塞爾維亞籍士兵，佔若干部隊兵力的四分之一。在某次與塞爾維亞國政府軍的戰役中，奧匈方後援不繼、敗局已定；塞爾維亞國政府軍向奧匈部隊的塞爾維亞籍士兵喊話，要他們投降。後者強硬回覆：見過會投降的塞爾維亞人嗎？他們或許以塞爾維亞人寧死不屈的古老武徳傳統為傲，可是卻不能夠說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認同觀念。可以說，這相當忠實反映當時一般塞爾維亞人（也許包括適才提及農夫Boris的先人）的政治認識水準。這在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環境下，應該是不足為怪的。其實，遲至二次大戰期間，中國各地一般人也所差無幾，包括絕大部分士兵和軍官。 可是，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早從十九世紀中就開始盛行。到二十世紀初，雖然少在普通平民百姓中盛行，卻已經使得很多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軍官將領、東正教教士、王室貴胄為之瘋狂不已。特別是當時的塞爾維亞最高學術機構皇家學術院學者，更是推風助浪，把史實與傳說混為一談，渲染誇大十四世紀一次戰役的悲劇性。（1980年代末，這個皇家學術院的後繼者，也扮演相同角色，做同樣的事，同樣導致大災難。歷史在重演！）眾人胸中充滿歷史悲情，誓言血恥復仇，收復故土，重建大塞爾維亞。他們無不相信，這是無比莊嚴的神聖歷史任務；若是有人不肯苟同，視同叛徒嚴懲。 歷史激情因之愈演愈烈，只可加熱而無法降溫，使得當時的塞爾維亞決策者，昧於現實條件，妄想蛇吞象。於是導致一系列誤判和浩劫。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兵敗而生活在異族統治下絕非愉快之事，卻也不是世界末日。然而，在奧匈帝國軍事壓力下，他們竟然在1915年秋下令全面堅壁清野，大舉焚燒後向南撤退。隨行還攜帶五百多年前故王遺骸！這場大撤退是塞爾維亞人史上一次最大苦難的最大禍源：一場以萬民為芻狗的無厘頭犧牲，一切奉民族的歷史悲情之名，其實毫無政治智慧可言。 可是，對於1992年間胸中充滿民族主義情懷的塞爾維亞農夫Boris而言，一次大戰中百萬塞爾維亞人喪生慘劇的罪魁禍首，不是當年的奧匈帝國，不是當年塞爾維亞的驕縱王室和狂妄軍人，也不是當年歇斯底里、言語偏激的塞爾維亞學者、知識份子，而竟然是當今生活在Sarajevo的回教徒！一群與百多年前奧圖曼帝國沒有絲毫關聯的同屬斯拉夫族的血緣「同胞」！在政客與文人的操弄下，歷史悲情具有扭曲歷史事實的無比能耐，可以把無端遷怒昇華為無私美德！此類事例，不僅塞爾維亞人為然，而他們也不是始作俑者。 殘酷現實是最佳教師。從一系列發生在自己眼前的悲慘事件，人們為了圖求生存而培養出靈敏的本能嗅覺。而這種本能嗅覺，往往是群體性世代相傳的。每當一方開始一再強調自己的歷史悲情的時候，他方往往會非常靈敏意識到遷怒箭頭逐漸逼近，也激發己方的歷史悲情。雙方都自以為理直氣壯，絲毫沒有理由示弱，此乃民族（族群）對立的邏輯。 | |
NO:123_12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6/24 19:58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歷史悲情的沉澱 沒有歷史悲情的民族，不曾經歷過重大災難的民族，在當今世上是找不到的。 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出於當年在日內瓦湖畔偶遇一位左傾法國研究生。此君憤世嫉俗，曾經在五月革命風暴的巴黎手築街壘。當我們談論到戴高樂公投失敗去職一事的時候，他說法國歷史上的巨人，多不得善終；事實是，在歷史感驅使之下，他們無意尋求功成身退的好下場。而且，他們似乎獨鍾於悲劇性的結局。他解釋，法國人在歷史上有過很多的敗仗，屢戰屢敗，而且多次是災難式的慘敗，積累了相當濃厚的歷史悲情。可是，失敗卻塑成法國人命運共同體的深刻體會，尤見其世故矜持、傲骨自信的民族性格。在此背景下，法國人特別敬重那些遭受悲劇性挫敗的歷史人物，那些為了繼續追求更高境界而不惜毀譽殉身的英雄。（他贈我的一篇短文複印本，有精采的閳釋。印象中似是十九世紀的法國史學泰斗Jules Michelet之作。近年來一直想再讀，惜遍尋不著。）他說，法國人其實普遍尊崇戴高樂，有如自家的老祖父，卻選擇以一個甚不緊要的小議題而逼使戴高樂黯然下臺；然後，卻又繼續熱愛懷念戴高樂。這見證了法蘭西民族不俗的歷史感。（古云求仁得仁，如此方式成全戴高樂得償其願，世上有此品味的民族實不多見。按，戴高樂曾經兩度拯救法蘭西民族。） 他的陳述令我久思：一個民族若要脫離見識膚淺、目僅寸光的境地，胸懷脫逸，締造輝煌文明，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歷史歷練？希臘悲劇之所以具有永恆魅力，千年不衰，不也是同樣道理嗎？ 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永遠獨享勝利的榮耀喜悅。每一個民族都有一系列的歷史悲情。不但如此，各民族的悲情歷史之間的牽扯關係，皆是糾纏交錯。例如，滑鐵盧之役，無疑是法國人的歷史性大敗仗。此役之前，莫斯科城陷後的大火，不是俄羅斯人歷史之痛？莫斯科大火之前的耶納之戰，法軍大勝，普魯士人視為奇恥大辱。半個多世紀之後，普魯士一舉擊敗法國，統一德國，逼迫法國簽約割地，何其志得意滿。曾幾何時，德國戰敗投降，悲情重燃，瀰漫全國，為納粹的瘋狂鋪路。納粹如日中天的年代，征服法國，那個曾經在歷史上多次羞辱法國的英國，也遭受恐怖轟炸，苦不堪言。後來，蘇聯紅軍決定性敗挫強大的納粹軍事機器，為英國紓困，間接幫助法國重得自由………..等等，等等。 民族的歷史哀痛，只有自己能夠貼切領會；自己的歷史傷口也都得依靠自己舔洗。傷口均會癒合，跌倒可以再起。百刧歸來的民族，多難興邦。經過沉澱的悲情歷史記憶，可以造就一個偉大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會有飛躍前進的機會。在這方面，倘若從宏觀歷史角度來看，上蒼確實無所偏袒，事在人為而已。世間本無註定永世命苦的歷史孤兒，沒有必要因過去的歷史而自艾自憐、遷怒自閉。 每想及此，腦海裡總是閃現電視上所看到的那一幕：中國外長唐家璇在聯合國對美國記者埋怨說「你們不了解我們中國的歷史啊！」他到底是在指謂那一部分的中國歷史？無他，中國以及國民黨欽定歷史教科書所一再強調的，不就是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不平等條約、甲午海戰、日本侵華戰爭……那一系列的奇恥大辱嘛。除此，難道會是中原封建帝國對於越南、朝鮮、西藏、西北古國、西南弱小鄰邦，兩千年不斷的侵略戰爭嗎？大塞爾維亞主義狂徒米洛塞維赤等人扭曲歷史全貌，也不過如此。他們以此為歷史復仇主義和領土貪婪正名。從中可以看到，歷史悲情的赤裸裸發揮，也可以有此等醜惡不堪的一面，使得一個民族的靈魂永遠淺薄如斯。 也許我們可以自問：應當如何思索台灣228歷史？ | |
NO:123_13
| 老建中 於 2004/06/28 08:45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智庫的智慧（一） 智庫是公民社會重要的一部份。近年來，台灣有了一些智庫；似乎我們終於也有研究與提供公共政策的獨立機構。然而，它們能否幫助公民社會的成長呢？ 『為了國家的永續發展，為了民眾的長遠福祉，為了對政府的公共政策提出強而有力的諍言，…已經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在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正式與國人見面。』執行長蔡勳雄也提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不定期的對政府公共政策提出諍言、對國家政策方向提出主張，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一種使命。」』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超過十年，國民黨也號稱是民主政黨，但是，它的智庫居然提出「對政府公共政策諍言」的主張。如此「全新的面貌」，不能不令人懷疑這個百年老店到底是否了解民主的真諦！ 以上陳腐的主張固然代表國民黨上層的看法，卻不一定代表這個智庫研究人員—畢竟，研究的素質才是決定智庫的準則。雖然出版報告數量不少，然而，其水準卻可疑。以下條列內政與教育文化組兩年研究報告的題目，以資共享。 《2000年度》內政 《2000年度》教育文化 《2001年 1.2.3月》內政 《2001年 1.2.3月》教育文化 研究工作始於題目的擬訂，而題目大幅度地決定了研究的範疇與品質。從以上論文題目來看，泰半是老生常談，或應景新聞之談；有些勉強可算歐美大學生論文的態勢；有些則遠遠不如。可以說，多數是看了題目就可以判斷大要、結論與品質。 有創意的研究，開始時作者並不知其結果，甚至不知過程的曲折。研究者必需善用前人智慧，加上點滴創見與判斷，才可能逐漸摸索出方向。複雜的問題，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研究，經過累積的成果，才可能達到解決問題，或提供對此問題繼續研究的線索。研究工作不只需要與人合作、討論，更需要獨立、無私的評論。深刻的研究，作者首先要自我挑戰，引發創意、想象力，才能要激起評論者的深思與討論。因此，嚴厲的批評是研究進展不可少的外界因素。 以上報告的題目，看不出作者的遠見或創見。由於文章數量龐大，無法一一評價。以下選出教育文化組召集人楊朝祥，關於教改的文章來探討。教改的回顧與前瞻凝聚再一次教改的動能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0/EC-R-090-014.htm) 這篇發表2001年8月的文章有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對到當時為止教改的評估，其次提出他認為的教改瓶頸，最後則提出教育願景。大要如下。 在前言中，他提出文章的背景與目的。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教育需求也隨之改變，七、八年前研議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時國內的環境與現在已有相當的變動，教改方向也有重新調整的必要。然而在調整教改方向之前，必需針對過去數年教改進行過程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深入的檢討，同時也應對社會環境的變遷加以探討，再確定教改的新方向，爾後更應加強宣導，獲致共識，激發第二次教改的新動能，重新出發。」 顯然，作者對此文章有相當高的期許，不但要對教改的經驗「深入的檢討」，同時也要對「社會環境的變遷加以探討」。這也是評鑒這篇文章的要點之一。 以下是該文對教改的評估。 這部份條列12項教改成果。觀察是研究的初步工作之一，而將之收集、條列於研究者資料也是理所當然。然而，以觀察作為研究報告則太草率、簡單。畢竟，任何稍微關心教改者，也必能條列他們所認為的成果。而且，條列的方式，似乎面面俱到，卻難分重點與優先次序，也忽略其中一些項目可能的交集。研究者的工作之一，當然要將對現象的表面觀察，經過綜合、分析，而從其中錯綜複雜、隱詼不清的關係，理出頭緒，成為研究的重點。 1994年四月十日關心教育人士提出教改的四大訴求：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訂定教育基本法、教育現代化，而開動教改的火車頭。因此，任何人檢討教改，除去檢討其成敗之外，更應該檢討四大訴求是否能夠解決台灣教育的基本問題。教育問題牽涉廣泛，這種表面文章無法提供有意義的看法，更別提深刻的見解。如此，卻自稱之為「深入的檢討」。確實令人佩服其口說無憑，吹牛的勇氣！ 以下第二部份，提出他認為教改目前需要突破的瓶頸。 『貳、突破教改瓶頸，啟動教改工程 這一部份作者再度以條列方式，提出「雜菜麵」的意見。然而，作者未曾進一步描述他自己所提「隨著社會的進步，新的教育需求又陸續出現」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懷疑這篇文章是協調不夠細密的集體創作。當然，也看不到有意義討論或批評的痕跡。 台灣的教育當然有許多問題。因此，教改也背負許多希望。然而，這個「民間發動、政府呼應的教育改革模式」，「五年內斥資一千五百七十億」的改革運動，近年來卻招致來自家長、教師的大量、嚴酷的批評。到底最主要問題何在？ 教育制度，包含教科書與課程，多年來受中央集權控制。這是教育另一基本問題。「中央與地方分工不明」只是衍生因素，公民社會未曾介入教育領域，才是中央集權控制的原因。只有公民社會在教育制度，課程、師資養成與教師雇用、評鑒，扮演重要的角色之後，教育制度才能脫離教育部「補助」的奶水。 | |
NO:123_14
| 老建中 於 2004/07/14 09:08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智庫的智慧（二） **** 李登輝具名主持的群策會，是本土派智囊之一。它教育改革研究成果範圍也相當廣泛，包括：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中小學課程改革，高中及大學入學制度的檢討，後期中等教育制度與目標功能之檢討，中小學師資培育：多元化vs.專業化，與教育改革組總結報告。 研究、撰寫這些報告者的本土派立場與心意不容置疑。然而，立場與心意並不等同於出類拔萃的見解。事實上，誠心誠意有時反而有誤導、負面的作用。智庫固然有提供國家機器新觀念，人材的一面，更有獨立觀察、評估的重要角色，促使公民社會發揮制衡國家機器的作用。然而，這些報告，與國民黨體系智庫非常類似，以婉轉建議取代批評，更對國家機器官僚體系不斷期待。 以下提供一些報告供參考。有趣的是，不論觀點如何，它們都缺乏制衡官僚體系的觀念，而對公民社會與其作用完全陌生。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 <中小學課程改革> 台灣的教育是中央集權，從教育部以至基層的中、小學、幼稚園，上級督導、指揮下級，層次分明。民主政治的改革完全沒有觸動這個結構。而且，教育部不只由來已久，在教育部門幾乎無所不管，形成一個龐大、保守的教育體系。在教改的風潮中，一些枝節、技術性、惹眾人怨的範疇改變了。然而，這個體系的基本結構與看法不但未受到挑戰，反而是教改所期望的機構。 在2002/10發表的<教育改革組總結報告>， 提供更詳細的佐證。 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狀況及檢視 教改問題何在，牽涉廣泛。當然應該由不同角度、層面來探討。然而，一般都不認為教育體系中央集權是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不曾思考政府應該開始減少介入教育工作的層面。相反地，就如這總結報告，一般看法不是「建議政府」，就是「建請教育部」，或是「教育部應」如何如何。國家機器本身已經有再生機制。如今，民間團體一再懇求，試想，教育體系的再擴展不是更名正言順，體恤民意嗎？ 這份報告開頭所認為教改「癥結所在」，其實也正是這報告的癥結所在。 其一，在得出「教改會與教育部、民間教改團體與師範教育體系各自為政、多頭馬車」結論之後，改革之道卻是「希望教育部肩負起溝通協調，調和鼎鼐的重責大任」。 誠然教育部有專業、專職人員來處理，然而，民間如果不踏出第一步去參與領頭工作，何時才能不讓官僚體系繼續主導？ 其三，「希望教師團體與全體教師同仁，…，成為推動教改的主力」。教師誠然受教改衝擊，也能對教改有所貢獻。然而，他們特定的立場、看法與認定的優先事項，並不一定與教改完全符合。教師的利益與教改，有時甚至互相衝突。在現行架構下，協調、處理衝突的機構，當然又是教育部。這報告對此可能，或者未曾考慮，或者不以為重要。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其二，在規勸「切忌全盤移植」參考的「外國制度」。這是常識。教改如何參考外國制度，我不清楚。可以斷言，參考者並不了解外國體系的精神 。以美國為例，教育體系主要在由各個學區以及地方、州政府負責。聯邦教育部不但歷史短（80年代成立），而管轄事項也相當有限。美國教育部的網頁，清楚地列出它的目的。 · 負責聯邦學生貸款政策、分配與監控 相較之下，我們的教育部真是個智能不足的巨無霸！負載人民希望的本土派智庫，不但無法了解國家機器的本質，以提供制衡的方針，反而一味依賴國家機器。 在茶黨論壇，批判國民黨體系輕而易舉；因為不論批評是否真切，至少會有同情的支援。畢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相反地，批評本土派則是吃力不討好的事！目前，本土派智庫能力如此不堪，顯然無法成為公民社會的智囊。明顯地，沒有批評，這個狀況不容易改變。讓我們來督促本土派智庫，早日斷絕依賴國家機器的觀點。這是本土派智庫成長的第一步！ | |
NO:123_15
| 大家一樣爛 於 2004/07/17 09:3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離題刪除。 from 130.39.222.144 本篇內容經論壇管理編修於2004/07/17/20:08 | |
NO:123_19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7/26 20:44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從Oblomov談起 舊俄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 1812-1891）筆下的Oblomov，出生於十九世紀俄國貴族家庭，年輕聰明、富裕而慷慨善良，同時也是極端優柔寡斷，完全缺乏果斷行動的能力。小說開頭的描述，頗為傳神：“………in his dark-grey eyes there was an absence of any definite idea, and in his other features a total lack of concentration. Suddenly a thought would wander across his face with the freedom of a bird, flutter for a moment in his eyes, settle on his half-opened lips, and remain momentarily lurking in the lines of his forehead. Then it would disappear, and once more his face would glow with a radiant insouciance ………”（試譯：……從他那深灰色眼眸，看不出有什麼明確念頭，其他容貌部份，神態一片茫然。突然間，如同翼鳥般的自在，一絲想法閃過他的臉龐，剎那飄過他的眼眉，停逗在半開的雙唇，片刻藏匿待動於額紋之間。然後，它消失了，他的面容再度洋溢著漫不經心的紅潤……） Oblomov是俄國的哈姆雷特，也象徵著許多俄國貴族的頹廢懶散，在社會上不再扮演正面的角色。此外，生動刻劃的Oblomov形象，也象徵十九世紀中葉俄國讀書人的一種典型。當代俄國評論家說，每一個俄國人身上都有Oblomov性格成分。人們紛紛把Oblomov當作一面鏡子。Oblomovshchina（或可譯為：奧伯洛莫夫現象）一詞在俄國知識界大為流行。以上是熟悉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人，大多都知道的。 以前在學時期的一次課堂上，教授在論述若干古典小說與時代現實時，提及俄國的Oblomovshchina。台下一名學生突然無頭無腦地舉手說，“我們美國也有Archie Bunker”。此語一出，哄堂大笑，眾人笑成一團。Archie Bunker到底是何許人也？下了課一打聽，方知道那是當時收視率極高的電視連續劇All in the Family的主角人物。當晚前去Student Union（學生活動中心），發現電視機前已經擠滿了三、四百名學生，正在等待這個連續劇播放。 連續劇中的Bunker，是典型的美國白人藍領工人，粗魯無文，滿腦子種族偏見（以及其他偏見），滿嘴歧視性意涵的罵話。女婿是白人大學生，自由主義者，同情黑人民權運動，痛恨白人種族主義。二人皆是口無遮攔，同住一屋，口角不斷。黑人鄰居偶而出現，帶來黑人版的種族偏見。連續劇中的所有人物造型，十分生動，加以對話活潑有趣，難怪收視率居高不下。仔細觀察，高收視率其實另有原因。 Bunker當作口頭禪的不堪言詞，是當代美國人日常生活所常見的。在連續劇上，Bunker經常出言不雅，女婿每每針鋒相對。言詞上的交手一有精采之處，電視機前的一大堆學生立刻笑翻了天，有的捧腹大笑，有的拍手喝采，還有人笑得地上打滾。從反應很容易看得出是一致譴責種族主義，出自赤誠，毫無做作。這個典型新英格蘭貴族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白人權貴子弟與白人中上家庭的子弟。心中納悶，當獨尊白人的種族主義態度遭受無情戲嘲的時候，何以白人學生自己會齊聲附合叫好呢？而且笑得如此開懷？劇終散人，大多面帶笑意離去，有的抱胸低頭沉思。他們青春面孔綻放理想和誠摯的光芒。此情此景，迄今難忘。 六十年代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當然是美國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黑人政治意識大覺醒，並且展現堅強政治意志力，通過非暴力的大型遊行而淋漓發揮，催生一系列的最高法院判決和政治變革。它的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就向來居於絕對優勢地位的白人而言，還涉及極多心態上的重大調整。在此調整過程中，白人種族主義者Archie Bunker的造型，其實是一面鏡子，讓許多觀眾從中看清楚自己的嘴臉。其意義顯然不僅止於娛樂而已。影響所及，至為深遠。 看過連續劇之後，一時興意作弄宿舍裡的白人學生，一再想盡辦法逗引他們脫口說出如Archie Bunker歧視黑人的不雅言詞，從未成功。反而是，若干人好意一再向我詳細解釋黑人的悲慘命運以及民權運動的意義，一位還特地送我一本Harriet Stowe的Uncle Toms Cabin（1852）。自此以後，多年留心注意，從未從富有教養的美國白人口中聽到過蓄意羞辱黑人的言詞。 從Archie Bunker，切身體會到文學藝術與時代現實的互動關係。若就Uncle Toms Cabin一書的內容，及其在出版後洛陽紙貴的風行程度來看，應該不難了解林肯與北方不惜內戰也要解放黑奴的部分歷史背景。緊接Oblomov之後，則是Chernishevsky筆下的革命世代人物，歷史銜接是如此的緊湊。無論是Archie Bunker，Uncle Tom（和他的主子們），或者Oblomov，皆是解剖台上具有十足時代現實意義的樣品。可是，這更是傑出藝術家、文學家，在勇敢地剖視自己民族靈魂的深處。如此不斷耕耘，從省思中蓄存能動力，民族的恢弘氣度乃得以築構起來。 文學與歷史雖屬不同領域，不過，以歐美人文傳統而言，若要深入了解歷史，講求了解同時代的文學，特別是小說、戲劇。藝術價值與翔實的歷史背景而外，文學作品思緒的深刻不俗，具有絕佳的啟發作用，激起連綿不絕的豐富歷史想像。這是人文素養的一部份。歐美傑出歷史學家，沒有不熟諳文學作品者。事實上，數百年來歐美高水準的小說、戲劇創作極多，一片片里程碑水準的經典巨著群；從中尋找富有歷史意義的作品，簡直俯拾皆是。在中國史與台灣史方面，可惜情況大為不同；堪與倫比的作品委實極少，更不用說巨著成群了。成長於國民黨教育體系下的人們，簡直無法瞭解，為什麼歷史事實的認知需要歷史想像的補充與潤澤，為什麼文學對於歷史思考是那麼重要。因為在這兩方面，我們都十分貧瘠。 | |
NO:123_20
| 阿加 於 2004/07/27 21:2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插個話 >>Oblomovshchina（或可譯為：奧伯洛莫夫現象 shchina在俄文裏是個帶有貶意之字尾 意思比較接近漢文之「幫」 | |
NO:123_21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7/28 09:34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阿加兄， 誠懇接受指教。多謝。 我並不是俄國語文專家，Oblomovshchina漢譯為奧伯洛莫夫現象，絕對不敢自以為是，用意不過是想方便茶黨論壇網友。當初斟酌如何翻譯字尾shchina時，瞬間浮現在腦海的還有俄國歷史上兩次大“shchina＂，比Oblomovshchina早一世紀的Pugachovshchina和二十世紀的Yezhovshchina。Pugachov是凱撒琳大帝期間大規模農民戰爭（1773-75）的領袖。這個農民戰爭席捲伏爾加河流域與烏拉爾山地區，撼動羅曼諾夫王朝，非同小可。史稱Pugachovshchina。Yezhov主掌蘇聯大整肅期間的最高情特機構（NKVD）。在他掌權期間（1936-1938），大肆拘捕，風聲鶴唳，當代人稱之為Yezhovshchina。字尾shchina在此是指「那段歲月」或者「那段經歷」而言，似不宜譯為「幫」──with due respect。若是附加於地名之後，則有特殊地方景觀、特別人文地理之意。Oblomovshchina的字尾shchina，意涵另有不同，翻譯為「現象」也自知不夠貼切，不過已是使盡了混身解數。有待方家指正。 Oblomovshchina一辭之開始大為風行，也許應該歸功於舊俄文學批評家Dubroliubov的著名論文Chto Takoe Oblomovshchina？（1859）。該論文標題有些英譯是What Is Oblomovism？（參閱The John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Edited by 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http://www.press.jhu.edu/books/hopkins_guide_to_literary_theory/russian_theory_and_criticism-_nineteenth_century.html）此處的ism是中性，缺乏原有負面意涵，也不完全貼切。可是如何翻譯方是恰當？我舉雙手投降。也許延用該字原文（What Is Oblomovshchina？），較少疑慮。 如果台灣開始盛行拼音，也許我們可以有新詞彙：阿Qshchina，許信良shchina，連宋shchina………。那有多方便！ * 按，前次貼文中的Chernishevsky，應為Chernyshevsky。 | |
NO:123_22
| 阿加 於 2004/07/30 15:09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兄 >>史稱Pugachovshchina >>當代人稱之為Yezhovshchina 前面那個史稱不是別人 正是統治者(葉女大帝)蔑稱那群農民革命的參與者 前面那個當代人不是別人 正是統治者(史達林)蔑稱那些正被整肅的內政部秘密警察 所以 只要不見容於封建正統觀的人 其姓之後常會被統治者加上那個字尾 總之 那個字尾仍是接近漢文幫的意思 | |
NO:123_23
| 一點意見 於 2004/08/04 09:5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在網路上查到一點有關shchina的資料，提供作為參考。 一個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關於帝俄歷史的一門課。其中有簡單速成的俄語入門，做如此說明： The ending -shchina (with its various spellings) is a handy Russian way of making a noun of almost any word, meaning the times or concept having to do with X. Thus Pugachevshina means the period (and experience) of the Pugachev Revolt. http://www.columbia.edu/itc/history/wortman/courseref.html 另一個是介紹俄語的網站，提到shchina。 The point is that many -shchina words are rooted in literature, history or personalities and require a brief explanation or even a footnote to be fully translated. For example, the -shchina suffix can be rendered by the English suffixes -ism, -itis, -ian, -esque, or even -like or Era. http://russianmentor.net/gram/mailbag/topics/shchina.htm | |
NO:123_24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08/05 22:4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悲劇英雄 2004年228牽手護台灣，無疑是一次空前成功的動員。它的成功，不但在於有那麼多人，默契十足地站出來，公開表達對於台灣未來的關切，而且還在於肅穆中充滿歡欣。歡欣，是來自於眾多人共同新體驗到的自信與新發現的廣大共鳴。在象徵著死亡悲戚的這一天，我們謙卑之心也可以洋溢著新生的喜悅。在這一天，我們看到木訥矜持的台灣人，喜極而互相擁抱。 之後不久，茶黨論壇上有網友倡議，今後每年都以嘉年華會方式來紀念228。此議一出，立即召來不少高分貝的反對聲音。反對的理由不外是，先人遇害之日，理應哀悼致敬，豈可輕言歡樂。甚至於有一位女網友，特別以228罹難者家屬的身分站出來發言，強硬反對。反應如此強烈，意涵如何？難道死之悲與生之悅不可相提並論？ 過去有機會接觸過異國不少家破人亡的政治流亡者、革命家。他們不炫耀個人受盡迫害的事蹟。我常覺察到他們不但謙卑，而且有一種不忮不求、淡泊坦然的高貴氣質。冥冥中，他們似乎有著自己民族的無數歷史悲劇英雄陪伴在旁。我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在台灣的政治犯受害人當中，長期以來，非常頻繁看到恰恰相反的表現，呈現非常強烈的對比。喜歡以悲劇型人物自居的施明德類型人士，似乎總是汲汲於期待台灣社會償還他們的付出，連不是政治犯受害者的許信良，也有同樣的心態，都是特大號的大頭病者，無可救藥的以自我為中心。甚至於連貴為副總統的呂秀蓮，在談吐、文字之間，也有非常明顯的跡象。還有其他受過政治迫害的當今國策顧問，以及無官無職的人們。何故？ 此類議題，值得深思。請容我把去年【從網路論戰談起(1) 】的貼文（NO:131_155，2003/07/22）重新整理。 **** 國民黨霸權文化制式下的歷史英雄，個個都是完美的塑像，像是雲端上的神物，十分的刻板。事實上，這個霸權文化的目的，在於通過膜拜謳歌完美英雄以愚民，而不在於增長民族的思索能力。它所打造的民族，注定是一個缺乏反省能力、缺乏思想深度的民族。對於所有歷史人物與事件，講究成套的標準解答，連緬懷追思，都講究一定制式。刻板的歷史思考，使得人們不善於理解千變萬化的歷史進程，也無助於因應當前的錯綜現實。台灣若干政治犯受害者的典型心態，形成在這個霸權文化環境下。 多災多難的民族，特多悲劇性歷史英雄人物。英雄的苦楚，象徵著民族的苦楚。同理，英雄的缺陷，也象徵著民族的缺陷。如何看待這些歷史英雄，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這個民族的文化視野和政治胸襟。善於思考的民族，當然有必要深入了解這些英雄的心路歷程，包括他們心靈底層的齷齪面。如此，一個民族才能夠真正了解自我，自強不息。 一味謳歌自己民族的完美歷史英雄，是一件十分乏味而膚淺的事。相反的，不肯隨俗盲目供奉膜拜他們，知道以無情批判性的態度對待這些英雄，其實才是勇敢、睿智民族的作為。這並不是要作踐自己的英雄，其實是勇於剖解自己民族的靈魂。在此意義上，失敗英雄所留給自己民族的歷史遺產，尤其彌足珍貴。 台灣近代史上不乏悲劇英雄，為台灣命運背負十字架。而我們總是傾向於把他們完美化、神化。我們總是急於百般維護他們的形象，恨不得給他們做金身，很難容忍有人對他們做批判性的剖解。例如林茂生。一般都把他當做228悲情歷史的象徵性人物，只知道緬懷追思。可是，我們對他的徬徨掙扎，有過多少的探究和了解？對他的失敗以及短視（恐怕一定是會有的）做過多少深刻的思索，從而幫助我們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和靈魂？答案是：幾乎等於零。如此，我們以為自己是在愛護我們的歷史英雄，其實是在糟蹋他們。如果我們民族的歷史英雄們地下有知，相信會悲憤地說：我們的犧牲，竟然無法換得你們的智慧！ 台灣人民的悲情歷史何其悠久，傷痛何其深鉅，卻似乎很少有偉大的歷史悲劇英雄，真正能夠促使代代台灣人一再深思，從中不斷得到啟發；使得那些動輒自我膨脹的人物知所謙卑。其實是，並非我們沒有很多的悲劇英雄，而是因為我們嚴重缺乏這方面的歷史沉思，或者不知道從何思索。長久以來，我們的鄉愿和惰習，扭曲了他們所代表的真正意義。我們不了解他們，埋沒了他們，辜負了他們。雕塑不出成群的歷史悲劇英雄，而談論悲情歷史，除了知道堅持哭哭啼啼之外，難道還有其他作為嗎？ | |
NO:123_25
| 阿加 於 2004/08/06 14:37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找了那麼多資料, 真是辛苦了. 但那個字尾還是要翻幫才恰當. | |
NO:123_26
| 老建中 於 2004/09/24 09:15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多元文化（一）**** 1987年以來，多元文化成為政治人物，學者挂在嘴邊的常用詞，也是民間社團、媒體朗朗上口的用語。從一些新興社會現象來看。例如，廢除黨禁、報禁，改革教育，開放國外旅行，外勞，以及日益增加的外籍新娘等，都添加台灣社會表面的多元色彩。 另方面，提供多元文化課程的大學、研究所越來越多，教育部有「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顧問室，而多元文化是它三個重點之一，中央研究院也有多元文化計劃辦公室。 這些學術組織與經費雖然不是從天而降，畢竟可以經過行政命令、政治運作、政黨協商而來。然而，朝向多元文化社會所需的種種條件，則只有靠扎實深耕，而無捷徑可循。台灣長年來在大漢族文化籠罩控制下，如何打破一元文化的天羅地網，更是需要漫長與痛苦的掙扎、奮鬥。另方面，由於多元文化的遠景並不清晰，更難免在此過程中帶來各種困擾。 最近，中央研究院2004-2006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主題導向之跨校合作計畫」提供了很好的實例。這個計劃關於多元文化項目，申請的共有： 1. 多元文化的教師 從題目來看，大多數是天馬行空，不著邊際，而與一般了解的多元文化有相當距離，頗有為取得經費而申請的態勢。然而，負責評審者的總評意見，不但相當客氣，而且給予總體高度評價。評語是：「各申請計畫恢弘之視野，與濃厚的時代關懷，均著實可觀」云云，從而通過其中三個計劃。 當然，評審者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可以與眾人不同，甚至見識超俗。既然如此，他們的看法更應該經得起嚴格、客觀的認可。雖然所有申請計劃內容都不曾公布，我們總是還能根據公開的評審意見，來評定入選計劃，也間接地檢定評審者。 第2項．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以下為評審意見 （引號『』之間）。 『就「主題導向」而言，國內對於西洋古典及中世紀之研究一向是較為薄弱的一環，然而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則無法對當前世界進行具有深度及歷史、文化意義的了解，因此，就我國的學術生態和知識脈絡而言，此學程本身便深具多元文化的意義。 『就「課程設計」和「學程結構圖」而言，兼具了古典語文、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從不同角度與面向探討西洋古典暨中世紀的文化，足以擴大研究視野。此學程設計完善﹐不僅在西洋史及西方文化方面涵括廣﹐且在深度上由語文及於歷史､藝術､思想等也頗完善。參與教授的經驗與專長都可勝任。 『就「創意突破」而言，在我國的學術脈絡中，能夠不追求時尚，踏踏實實從事基本的紮根工作就是一項突破，而藉由這種尋根探源的方式來了解早期的西洋文化，本身就深具「多元文化」的意義。』 這項申請得到最高評價，原因在於它有意補充西洋古典及中世紀研究，以及講授西方文化基本語言之一的拉丁文。我們大概都會同意：不追求時尚，踏實從事基本的紮根工作是學者的基本要求之一。 即使此計劃有可能增進了解古典及中世紀之文化，也誠然是人文領域的重要工作，但是，評審者將此西方文化入門課程與多元文化送做堆，不只過分牽強，也勢必誤導。畢竟，多元文化的介紹，除去要提供架構與工具作為接觸各樣文化的基礎之外，也要為學習者準備體會、欣賞各種文化的胸懷，而非聚焦於任何特定文化。 如果評審者認為西方文化各個部門，都是多元文化的部份，如此，不只拉丁文，古希臘文，希伯來文，古埃及文，都應該修習才是，而要了解各種現代文化，當然也要有能力品賞他們的現代語言、寫作、戲劇。根據如此推論，這計劃是個相當規模龐大的工作。 因此，這個計劃必然要有研究、介紹多元文化的優先次序與所需條件，而非像目前的漫無頭緒。 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多元文化，仍然是我們必需學習的；這樣的多元文化是經過很多社會悲劇，以及慘痛歷史經驗的結果。我們當然不必重複他們的錯誤。然而，我們仍然要繳付「學費」。畢竟，學習多元文化不可能只是照抄結果，而必需學習達到所要結果的條件。也就是說，要培養深刻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一般而言，歐洲人民都有理解其它語言的能力。多數從小學就開始第二外國語的訓練。加上數目多、品質高的本地語文及外文各種書籍、資料，不但提供學習者豐富的土壤，也成為一般人業餘涉獵的環境。如此種種都幫忙培養廣泛閱讀、深入了解的能力，也是研究人文所不可缺少的。 這些正是我們極端欠缺的人文條件，而非單純語言能力而已。看來，評審諸公顯然不知，或不願知道。 第3項． <宗教與多元社會>。以下為評審意見 （引號『』之間）。 『包括了文學、歷史、哲學、民族、政治、社會等方面，具有多樣性，彼此之間也有相關的銜接。然而參與本學程教授之學術表現參差不齊﹐部分課程內容看來與宣道､講道無別﹐部分講師之宗教背景及著作表現﹐都使得這樣的「多元宗教」課程易流於各自表述﹐而缺乏深入剖析及反省。』 評審者已經給予這項計劃：不夠客觀，與宣道、講道無異的評語，卻仍然通過此計劃。不知大道理何在？政（治與宗）教分離是現代國家基本的信念。以公共經費資助個別宗教研究，已經值得再三考慮；像這個計劃公開資助與宣道、講道無別的課程，顯然更是不妥。難道評審先生對此應有的考慮與敏感一無所知？ 第7項． <中央大學、陽明大學跨校創意學程> 。以下為評審意見 （引號『』之間）。 『此一學程緊扣住「創意」的主題，從許多不同面向加以探討，試圖整合科技與人文，其中包括了理論、技巧與實務，在科技方面涉及電腦、媒體、網路、光電科技，在人文方面則古今中外、文學、電影都納入探討的範圍。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批判能力為主﹐這是一個頗有創意的計畫。然而電腦､網路與管理方面的課程很多﹐與透過文學､電影等的文化批判分析之間的課程聯結較差。』 整合不同學科，研究特定題目在國外大學相當平常。如此，與多元文化並沒有必然關係。試圖整合科技與人文，固然是好事。類似地，它與多元文化並無關係。 名義上是台灣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研究院，卻常出現令人困擾的現象，而人文部門尤其嚴重。這個多元文化計劃的審理，對於中央研究院的學術聲譽顯然不會有幫助。中央研究院判斷力的不足已經令人驚奇，令人更不安的是如果沒有外力、獨立的監督，未來不知還要有多少浪費資源，誤導學子，甚至阻擾人文進展的計劃？ | |
NO:123_27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0/13 10:28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列寧主義如此不堪？ 很多年以來，在台派當中，無論是政治評論或者其他領域的論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與列寧主義等同看待；對於列寧主義的嫌惡程度，不亞於對獨裁政權及其餘孽的唾棄。在電視政論節目上，台派評論者每當提及「列寧式」時，語多不屑，而且形諸於色。常想，台派人士把列寧主義看得如此不堪，究竟是何所據？ 回想自己首次接觸列寧主義，是在留學生涯的第二年，有機會聆聽一位訪問教授有關二十世紀歐洲人文思潮的演說。這位教授用了不少時間談論列寧的【怎麼辦？】，形容它是一部“fascinating”的著作。對於曾經接受過國民黨完整反共教育的我而言，列寧二字一直有著邪惡而且權謀的負面意涵。如今聽到一位卓越學者的推崇，不免深感困惑。不久後，又讀到一位歷史學家論及，以列寧治學的嚴謹，學識的淵博，觀察的細膩，思索推理的嚴密綿長，若是不涉身革命運動，也一定是一位不世出的偉大學者。 於是，好奇心大起。為了進一步了解，仔細閱讀了【怎麼辦？】。一讀之下，驚心動魄，震撼莫名，連續有好幾個不眠的夜晚，迄今依然記憶猶新。隨著也閱讀了列寧的相關著作，參考不少有關「黨章第一條」爭辯的歷史文獻，尤其是當代持反對意見的馬爾托夫、托洛次基、羅莎盧森堡的論述。對於列寧主義的政治意義，當時自己相信有不少了解。可是，從後來陸陸續續的研讀，方才明白，列寧主義的意義，並不僅僅限於政治組織型態而已，也才體會到那位訪問教授演說的深意。而那是多年以後的事了。 若干研讀和思索使得我有這份深一層的體會，可是，其中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Barrington Moore的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1978）。（Moore的另一著作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似乎是台灣一般所熟知，可惜漢譯本素質實在不敢恭維。）他通過分析印度「賤民」與二次大戰集中營猶太人的逆來順受，相當深刻地剖析解構被歧視迫害者群體的內心世界。他的文字遠比他在其他論著所使用的深奧許多，這可能部份反映他在推論思緒上的用力極深、反覆推敲。印象中，論證過程所涉及的多層面曲折複雜性，許多顯然令作者內心深感不安的觀察所得，緊隨而生的不平、憤怒 簡單而言，Moore觀察到，現實世界裡的壓迫行為本身不一定會產生反抗，甚或經常無法產生反抗。也就是說，統治體制絕大多具備相當精密的思想體系，足以令被壓迫者安於被壓迫地位。從這個觀察出發，這一位在政治理念上反對蘇聯政治體制的聞名學者，似乎間接論證了列寧主義的一項前提，即工人階級反抗運動的理念建構，需要先鋒隊的大力介入。這堪稱是一大諷刺。然而細加一想，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具有相當值得回味的辯証意義。 在歐美日學院裡，以反共／親共來區分學派，以為那是針鋒相對、全盤否定對方的兩大陣營，早已經沒有意義了。自由派學者大量採取馬克思學派的方法學，早已司空見慣；反之亦然。自由派教授推崇列寧，而嚴厲批判蘇共的Moore，經過論證之後間接肯定列寧主義的一項前提，也就不足為奇了。至少，在政治理念向來保守（相較於歐日而言）的美國學界，類似情景也早已屢見於上世紀初了。畢竟，無論是自由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都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財產。二分法的狹隘思考模式，原本是很難解釋現實的。在這方面，第三世界博士們所壟斷的台灣人文學界，確實僵硬（而且閉塞）得過頭了。 Moore從兩個與工人階級無關的群體著手，似乎給予我們一個啟示（按：不應該說是Moore的本意）：列寧的見解，可以用來解釋工人運動領域之外的許多現象。這個意涵是：列寧主義概念，無異提供給世界上弱勢群體以一項非常強有力的反抗武器。 從某一個角度看，列寧主義的著眼點在於，弱勢群體如何才能夠破解統治體制霸權文化的精神束縛。其中抉擇之一在於：反抗運動應當以弱勢群體現時的認識水準為依歸，避免或者放棄那些當下不為群眾所了解的理論、主張；或者應當優先廣為傳播先進者的高瞻遠矚，以提升弱勢群體現時的認識水準，以領導弱勢者的反抗運動。長遠而論，此類抉擇的歷史意義不宜低估。事實上，這在當前台灣也有十分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應該歸類為列寧式嗎？眾口可以鑠金，這似乎已是大家所深信不移的了。然而，事實如此嗎？恐怕不盡然。 歷史上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都懂得設計一套相當精密的統治體制，以貼切符合自己的需要。即使是抄襲而來，也一定會依照自己的處境與需要，不斷修正改進；統治時間愈長，自己的面貌與性格愈為顯著。希特勒時代的納粹組織，法郎哥時代西班牙全面政治控制的組織，革命前的葡萄牙獨裁政權的建構，中南美洲許多獨裁政權的組織運作，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統治形式，緬甸軍人獨裁體制，都是實在的例子。這些體制在起源上與列寧主義無關，顯然不宜歸類為列寧式。實地分析，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組織型態，與所有這些獨裁體制，應該有極高的共性。即使沒有列寧主義可供抄襲，相信國民黨體制也一定同其他的獨裁政權一樣，絲毫不稍減其暴戾殘忍與貪婪。豈可悉數歸罪於列寧主義？ 半個多世紀的國民黨反共教育，灌輸（以及依舊繼續在灌輸）學子對於馬克思與列寧的仇視。弔詭的是，當今台派之批判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不但在於它的獨裁專制性質，似乎也在於它嫌有列寧主義色彩。這是不是說，我們抗拒了國民黨，同時也迂迴相信了國民黨呢？甚至，相信得十分徹底？說實在，我寧願看到，台派人士起而譴責列寧主義，應是經過自己獨立思索的結果，擁有自己的推理過程與論證依據，而不是單純的拾國民黨牙慧。 當吾人苦思如何打破當前霸權文化的時候，列寧在百年前所陳列出來的思緒，其實具有古典性永恆意義，值得參考，何必特意排拒？若要爭辯，以列寧式一語蓋括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是否適宜，不如在義正辭嚴地譴責列寧主義的時候，自問一下，吾人對於列寧主義的歷史意義（以及現實意義）是否有所思索，有所了解？ | |
NO:123_28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0/14 11:20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以上貼文第四段最後一句的遺漏片段：“……………許多顯然令作者內心深感不安的觀察所得，緊隨而生的不平、憤怒、控訴，似乎不是平鋪直敘的中性文字所能夠貼切表達。” | |
NO:123_29
| 南嘉生 於 2004/11/01 17:0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聽到朱浤源教授要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嚴謹的寫作態度寫一本有關2004年總統大選槍擊案事件，我是既興奮又害怕，興奮的是有學者那麼快要以學術的眼光去檢視台灣目前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這不是近代史，更且是現在史，對我這種有歷史癖好的人來說，真的是太好、太新的經驗了。但同時我也害怕，如果他以學術的、嚴謹的態度去寫這樣的文章，如果最後驗證他的推論出問題，與事實有相當差距，這樣不僅衝擊到朱教授的學術生命，甚至會讓一些後學末進對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成果產生根本性的懷疑，許多我們看到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的豐富成果，可能一夕之間被視為垃圾。 朱浤源教授這一本大作「槍擊總統？」出版後，我一直沒有動手看，因為我想看隨著時間演進、新的資料一步步的找出來之後，朱教授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看法，而且這樣的新的看法必須是衍自他那一本書的內在理路出現的推論或更正，如此他的邏輯才有完整性，透過學術的眼光檢視學界的研究方法才有意義。不過前幾天，我剛好有空，將這一本書拿來看，看完之後，又仔細回想，我想我可以為這一本書寫下第一個讀後心得，而且這一個心得甚至在朱教授出版的第一天就可以寫了。我會有這樣的心得，其實是很心痛，朱教授並沒有發揮學者做學問的態度在寫作這一本書。 他的引註很有問題。朱教授這一本書的引註問題很嚴重。他的引註分幾個部分：報紙、訪查人、學術旁註。其中，學術旁註只是說明他描述的現象，所用的名詞的意義，與本文關係不大。我很想問朱教授的是為何沒有一本專著？整本書沒有一本專著，都是報紙、訪查人，本身就是一個很獨特的書籍，而他涉及到一個現在正擔任總統，正影響你、我命運的國家元首在行使權利的正當性，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以一個這麼重要的案件用如此獨特的方式展現，不覺得奇怪嗎？這一個按鍵涉及槍擊、彈道、醫學、偵察、國家規定等等許多方面的知識與資料，絕對必須引用這一方面的知識才可以，僅僅用一些報紙寫的資料，即令他是請專家、學者、教授來談這一個問題，都不夠精確，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一位記者對轉述別人的意見能力，是否充分。如果作者推說他不是這樣的專業人才，那也不行。那表示他不具有討論這一個問題的能力，必須等到有這樣能力的人寫出來的報告才能下筆為文。因而這一本書如果要完成，他引用的書籍應該相當多才對，可惜沒有。所以我們看到他對於總統欲槍擊、暗殺時的政府做為，包括警衛與國安系統，都只能提出質疑，這是不對，因為這一類型應該有公文、規定，就算現在沒有，難道以往也沒有嗎？就算沒有？也應該交代「政府沒有這樣的規定。」類似這些在公務系統應有制式規定的文書資料，在朱教授的文章中都付之厥如，我們怎麼能相信這是一本寫作嚴謹的文章。 本段要質疑的是報紙與訪查人部分。報紙方面：他引用大量的報紙，台灣報紙寫作不客觀、不嚴謹是其來有自，這在戒嚴時代是這樣，在李登輝時代更嚴重，這並不是新聞，而是舊知。即使因為客觀研究需要，要引用報紙，也要很謹慎，甚至要將報紙的記者寫出來，表示你引用這一則新聞的記者在報界有公譽，報導以清楚、正確著名。甚至要進行交相比對，用以檢證嚴謹記者的報導是否符合學術界的要求。自從2000年後，報界偏藍，報紙不斷出現錯誤、誇張、不正確的報導，這已經變成市井小民的共同認知了，報紙能不能做為學術重要參考文獻而引用，我想他的爭議相當大。但是朱教授不僅引用，而且大量引用，甚至將那些報紙引註抽掉，這本書就不能成立。我想引用不一定正確的資訊，不管是社會科學界或歷史學界，在學生報告中，都是被嚴禁的。也會被老師一一訓誨，不可如此。不知道朱教授為何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更何況台灣的報界向有藍綠之分，這一點朱教授也知道，因為他的文章中有「傾綠平面媒體的操弄」（頁180）這樣的字眼出現。既有這樣的差異，就會出現報紙報導正確與否的比對、分析，但這樣的過程在朱教授的文章中並沒有出現。如此更難證明朱教授在引用報章雜誌的態度是嚴謹的。我們就以朱教授的那一句話，「傾綠平面媒體的操弄」，進行他對報界瞭解的解析。朱教授下的那一個標題問題很大，既是「傾綠」，就表示他的報導不一定正確，會被他的政治態度所左右，所以引用他的文章一定要很小心，甚至更嚴謹一點，不能引用。其次，有「傾綠」，就有可能有「傾藍」，請問哪一個報紙「傾藍」？甚至哪一些報紙公正，這些都要說，引用都要注意，但我們檢視朱教授的文章引註，不管傾綠或非傾綠的報紙一律引用，甚至不加懷疑，這絕對不是一個行文嚴謹者會做的事情。 訪查人的問題也很嚴重。本來我不應該對訪查人方面的引註提意見，因為訪查人是他完全掌控，基本假設上，我們應該相信他對訪查人的品質掌控。但是從他顯示的訪查人，並沒有辦法讓我充分相信他很仔細的過濾訪查人。我不敢說他有聞必錄，但我也不敢保證他顯示的訪查人不是他在整理資料過程中，已經進行調整了。訪查人就算很正直，他提供的資料也不一定正確，因為正直只能旁證他可能不說謊，卻不能證明他提供的資訊正確，如此作者就必須對他提供的資訊進行交叉比對，綠軍講偏綠軍的話固然可信度低，綠軍講不偏綠軍的話，也不證明他一定正確。其中還存有另一個令人訝異的問題，朱教授引用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言談、質疑，這裡有嚴重的爭議，這一群人在社會的公信力如何？在涉及重要政治事件時，就算正直的政治人物的證詞都只能僅供參考，更何況他又極有可能涉及到他個人利益。以他引用的陳文茜的小護士問題，一直到現在，陳文茜都不敢再提。他原本提到的小護士資料來源，現在陳文茜改說是王金平提供的資訊。不管是前、後一個資訊，哪一個正確，這樣的更改就證明這一個資料要引用必須極為小心，甚至不能引用。這樣的政治人物的話本來就不能用。而陳文茜資料充滿爭議，又不是現在才有，朱教授這樣的引用、寫作態度，很能很有問題。另一個隨手可以提到的重要問題就是朱教授引用張昭雄說明開刀急救程序問題。不是張昭雄講的不對，是他講的話絕對不能拿來做為證明醫療過程的對錯。因為張招雄本人就是重要的政治人物，選舉最後一天（或投票當天），宋楚瑜一度要請張昭雄出來組閣、擔任行政院長，這樣嚴重涉入這場選舉勝負的政治人物，他講的話本來就不具有公信力。而奇美醫院的急救過程，朱教授甚至可以用很粗暴的方式，隨便請一個受過醫學院急救訓練的學生，就可以說明急救的「正當」程序，根本不需要用到張昭雄。而朱教授竟然引用且僅引用他的說法，質疑總統急救過程充滿疑慮與瑕疵，我想任何一個用心看的讀者，都會覺得這樣的寫作態度不妥。在此，我甚至要說，就算張昭雄講的急救醫療程序是對的，除非他能證明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否則也不能證明奇美的做法一定不對。 寫這一篇文章很難、很累。不是找批評的論點很困難，而是朱教授這一本書漏洞百出到不知道要怎樣寫才能完整。本來知道朱教授要寫這樣的書，我想也許幾十年後有人要研究這一場總統大選的後續發展，應該會引用這一本書吧。看了這本書之後，我確定他的論點應該不會落入一本重要著作的重要參考引文之中。 也許本文章沒有就內文批述，會讓人覺得不夠莊重。我接受這樣的批評。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動筆。批內文，我不知道怎樣動筆，在我這被歸類為偏綠軍的網路寫手眼中，很多論點都很有問題。從那些地方著手，深怕將自己的感覺帶入，寫作態度不夠嚴謹。最後決定從附註評論，不是內容，而是格式。這樣的寫法，可以將個人的感情因素控制到較好，也對朱教授比較公平。 | |
NO:123_30
| 苗栗人 於 2004/11/01 19:29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拜讀南兄大作，深感獲益良多! 我認為他不值得你這種深度的人來評論。 | |
NO:123_31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1/03 08:52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歷史詮釋與歷史教科書 歷史，與其說是記載，不如說是詮釋。凡是歷史記載，從來沒有不經過詮釋，而且從來沒有不夾帶詮釋。歷史，即是政治思維的化身。 歷史詮釋，並不是政治思維的唯一參數，卻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參數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潛移默化影響力是如此深遠，卻最不為一般人所覺察。因此，它是統治者手中最為有力的一項道具。從來沒有一個企圖心旺盛的統治階級，不特別重視歷史的撰寫，不特別重視歷史教學。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與日本無條件投降，盟軍佔領全境。當社會次序恢復、學生返校上課的時候，歷史教學在盟軍命令下一律暫停，等待歷史教科書重編。1991年秋，蘇聯解體，葉爾欽新政權上台後首先頒布的命令之一，也是下令停止各級學校的歷史教學。事實上，近代史上的革命，新政權站穩之後，絕少有放過學校歷史教科書的。這些決定背後的原因，甚是明顯。舊有歷史詮釋，代表著舊體制的精神正統性。若要棄置舊有的政治思維，當然須要斷絕舊有歷史詮釋。有魄力地明快處理學校歷史教科書，不但具有告別舊時代的象徵性意義，而且更具有實質的意義：開始著手砍斷舊體制的精神尾巴。 當台灣人民通過不流血的和平方式邁進民主新紀元的時候，放過了國民黨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政黨輪替後，情況依然。也許，其所以如此的緣由，部份是出自於和平漸進的歷程背景。這些暫可不必在此探討。可是，舊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在當前一般人政治思維領域所遺留下來的烙印，卻是十分的鮮明刺眼。民主台灣，還沒有如同許多民主國家一樣，通過徹底改寫歷史教科書，來公開宣告舊體制的終結。產生在威權時代的歷史教科書，依然大致保留全貌，繼續通用。難怪那些散佈各級學校的教師、教授學者，大多在心態上還繼續生活在舊時代。難怪保守政治勢力，仍然以為正統有據、復辟有理，絲毫不肯死心。他們還深深相信，歷史站在他們的一邊。也許可以說，這是當前台灣政治亂象的主要肇因之一。 誠然，革命遽變的結果，往往全盤推翻舊有的歷史詮釋。可是，歷史詮釋的質變，也經常發生在沒有革命風暴的環境下。在面對新情勢、新挑戰的時候，一個活力十足的社會自然會尋求新政治思維，以之取代舊政治思維。舊有歷史詮釋，無法逃避被改變的命運。是以，歷史詮釋的爭論洶湧不斷，可長可久。舊有霸權文化衰弱沒落的一個明顯跡象就是，舊有歷史詮釋開始遭受一系列的強有力挑戰，開始崩解，甚至成為譏嘲對象。新歷史詮釋開始風行，是該社會新思維活力的一個好指標。 台灣沒有爆發革命，因而缺乏革命奪權的骨牌效應，舊時代的霸權文化得以毫髮無損地繼續風光。但是，台灣已經邁進民主的嶄新時代，處於前所未有的新境地，當然迫切需要嶄新的政治思維；當然需要強力挑戰舊有歷史詮釋，徹底改寫歷史教科書。然而，所有這些，迄今還沒有發生；還看不出有什麼蛛絲馬跡，可能會列在執政黨的政治日程之上。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應當儘快奮起的一個理由。 | |
NO:123_32
| 阿加 於 2004/11/13 13:42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看到這種難得的清新好文 令人振奮 但也有點憂心 似乎在論證之間 散發出一種智識上的激烈傾向 對最後一段有些看法: >>台灣沒有爆發革命，因而缺乏革命奪權的骨牌效應，舊時代的霸權文化得以毫髮無損地繼續風光。 不知寫這句的意思是不是指流血革命 是不是意謂著最好當年發生這種革命? 若有此意 則好家在 台灣當年並未爆發流血革命 李前總統的寧靜革命效果更佳 民主化除打破黨國體制之外 每張選票的背後其實也隱涵著 台灣人的溫和性格與社會理性已經使舊時代的霸權文化走到末路了 >>當然需要強力挑戰舊有歷史詮釋，徹底改寫歷史教科書。然而，所有這些，迄今還沒有發生; 沒拿到第三世界博士的杜正勝部長目前做得不錯 已經有初步成果了 此外 值得注意 人的思維本來就具有保守性 特別是台灣很多人在黨國體制的教育洗腦下成長 實在很不容易能在一代人之內 即徹底改寫教科書 | |
NO:123_33
| 老建中 於 2004/11/13 22:00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 學術的遮羞布（一）**** 朱浤源《槍擊總統》一書，是台灣一些教授學人「撈過界」的典型。自稱研究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者，卻編著與所研究相距甚遠的議題。也許，要表現外人所不知學問廣博的一面吧！ 果真如此，他必然已經潛心研究過搜集證據、求證人事演變等法律程序與內涵的辯論，也就是英文稱為forensic的科目。但是，從公開的資料來看，他並無這方面的訓練，也沒有相關經驗可言。如此唐突的編著，著實令人為他大膽的「專注」拍案叫絕！ 『編著這本書「純粹是學術研究」，基於歷史研究的精神蒐集許多素材，只是學術研究上的初步呈現。 顯然，他十分得意於自己的學術訓練，說他刻意賣弄、誇耀也絲毫不為過。他的學問功夫如何，並不是自吹自擂就有效的，而是可以客觀、嚴格、科學地驗證。本文稍後就會嘗試進行。 但是在進行如是驗證之前，我們應討論另一相干的問題：教授學人公開言論的責任。前述朱浤源以學者身分的作法，在歐美國家很不可能發生—因為對於教授的公開言論，他們有一定的規範。以下就是美國教授協會的準則。 With respect to faculty members, the ‘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read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citizens, members of a learned profession, and officers of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en they speak or write as citizens, they should be free from institutional censorship or discipline, but their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imposes special obligations. As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officers, they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public may judge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ir institution by their utterances. Hence they should at all times be accurate, should exercise appropriate restraint, should show respect for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nd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indicate that they are not speaking for the institution’” （出處http://www.aaup.org/statements/Redbook/Govern.htm） 簡言之，美國教授協會認為：教授也是公民，當然有對公共事務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然而，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他們也有特別義務。他們應謹記：人們可能將他們的發言當作該專業或學術機構的意見。因此，他們言論必需符合事實，要知所節制，要尊重他人意見，更要竭盡所能表明發言只是個人看法，而非代表該學術機構。 不幸地， 學者教授發表專業之外的意見，更不明言是個人立場，是台灣的普遍現象，而且不論本土或泛藍派都一樣濫用他們的特殊地位。一般人民、輿論對此不聞不問。 更有甚者，學術界、「學術研究」等名詞在台灣已經濫用成習。造成缺乏相關學術訓練 ，不自知其粗陋淺薄，而喜歡誇誇其談者，充斥學界。朱浤源正是一個好例子。 在名為「近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年學術座談會」 (2001/10/25)中，他有當時討論的部份發言記錄。 『 臺灣今天已經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了，未來的史學界一定會有好的作品，令全世界的學者一新耳目，所以請放心。 （出自於 www.kmt.org.tw/Forum/ViewOpinion.asp?Art_Id=2925）
例如，他根據台灣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而推論未來的史學界會有好作品。如此，除去顯示他有簡化、粗俗的看法之外，更說明他並不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推薦方法。事實上，每年各地都有不少二、三流作者通過個別文學工作者的推薦，而成為被提名者。如今台灣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正是如此程序的結果，而不表示台灣文學已經達到世界水準。無論如何，詩人被提名為諾貝爾獎與未來史學界品質的提升有何關聯？人們都知道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的得獎並未提升印度史學界的品質。文學與史學當然有關聯，然而兩者關係既非直接，也非單行道。如此簡單道理，朱浤源卻是無法掌握。 如果，他有意思考促使未來史學界有好的作品的想法，那麼問題應當是：產生高品質歷史作品的條件為何？如何促成這些條件？朱浤源也許不知道答案，然而，他本人所提供的反面教材，正好說明台灣社會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難。 文法科學者必需熟練文字、語言的運用；也有一些學者成為語文的大師。然而，朱浤源對語文的熟練運用似乎就有困難。例如，他提到「我這篇小文章最重要的是對過去一個爭議的問題進行再肯定」云云。這句話看似高深難懂，事實上連他自己大概也不清楚其含義。對於多數人而言，爭議的問題只能經過新的資料、論點、方法來澄清。恐怕只有思路混亂如朱浤源者，才會有爭議問題進行(再)肯定的提法！ 歷史上有許多政治學家，如柏拉圖，洛克，馬克思到葛蘭西，提供不同的國家理論。教授學人們也可以不同理由而擇其所好。然而，像朱浤源以「剛好看到」作選擇的理由，確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創見」，甚至還不如認真的高中學生！ 朱浤源也煞有介事地介紹 Oppenheimer的作品。可是，他到底是否了解、如何了解Oppenheimer呢？他說Oppenheimer是德國國法學學者。這個講不通的職位大概又是朱浤源的「創見」吧！其實Oppenheimer 在1919至1929年是社會學與理論經濟教授，也是德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如此簡單的頭銜竟然也逃不過朱浤源的竄改。看來，此君學問不行，卻有隨意「創造」的癖好。 在前引座談會討論時，朱浤源時而談體制、分類，也提海國，又是談共和，似乎非常熟悉該書內容。然而，他是否確實了解Oppenheimer的書呢？ 這本書的授權英文翻譯是： 標題不妨漢譯為：從社會觀點看國家的歷史與發展。 明顯地，Oppenheimer 嘗試要從社會觀點來看國家歷史與發展。同樣明顯地，朱浤源或者沒看這本書，或者根本沒看懂，而就自己再度大膽創作。Oppenheimer該書的主軸是歷史，從他標示為最早的原始封建國家、海洋國家、封建國家而進入憲政國家；他根據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敘述國家發展的歷史。朱浤源所謂體制、分類云云，絲毫不符合原著的意思，而他所謂海國指涉共和特色的說法更是大笑話。 誠然，希臘是海國，也是自由民的民主制度。然而，約略同時期疆土更為廣闊的羅馬，也是海國，卻是不折不扣的大帝國！ 這裏就不再一一舉出他笑話性、邏輯混亂的「創作」。看來，朱浤源引用Oppenheimer的書，主要目的不在於其內容，而在於眩耀他的「博學」！ 如此品質的學人，居然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問題到底出在他本人，還是他的指導教授連戰呢？ 顯然，第三世界博士的門生，畢竟無法（？）也不敢超越指導教授的門限！
| |
NO:123_34
| 文彬 於 2004/11/15 09:49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阿加提到改革與革命的問題。小弟提供一點意見。 Barrington Moore 有一本社會學經典著作的書。 要完全了解他的書是大大超越我的英文能力。盡力解讀以後有以下心得。 1）英國由土地貴族與資產階級共同打造的自由民主； 他的書中也間接討論獨裁政治到現代世界要革命，還是改革的問題。 他以第六章整章Democracy in Asia: India and the Price of Peaceful Change，描述印度和平改革的代價。印度是亞洲最久的民主國家，現在還有不少經濟、政治、社會各種層面的問題。 他認為印度缺乏強有力的階級，所以無法以強力改變社會多年累積的習慣。 第八節談到印度獨立之後的狀況。以下引用其中一段，供參考。 8. Independence and the Price of Peaceful Change “By the time the British were driven out in 1947, a vicious circle had firmly established itself in Indian society. 台灣近年的『寧靜革命』，當然避免了激烈革命的代價。 | |
NO:123_35
| 南嘉生 於 2004/11/16 13:27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我是從台灣日報金恆煒總編的「探針」中知道逯耀東教授的文章：雪人已融--給周樑楷、黃清連的信。金總編這一篇評論很精彩，我不宜自暴其短的寫這一篇評論，但與此同時，中國時報也刊登吳錫德教授的另一篇文章，「歷史學者，你為誰服務？」（吳錫德，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4/11/12）兩篇有一些共通性，也就寫這一篇評論。 歷史解釋權必須建立在歷史事實上。逯教授說「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台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舉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我想逯教授絕對知道中國大陸的歷史問題是政治問題，有關歷史解釋一定要共產黨定調後，後面的解釋再由學者去發揮。這樣的討論不是學術討論，也決不是民主國家的討論方式，想不到逯教授竟然用中國的討論方式，暗喻台灣的歷史討論較差。 歷史解釋應該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今天逯教授指稱他的學生根據杜正勝部長的「讀書筆記」，請問依據是甚麼？就算逯教授沒有提出資料的指控是對吧！只要杜正勝部長的「讀書筆記」是正確的，依據這樣的「依據」，雖然不是第一手資料，也不能說周樑楷教授的處置方式一定不對。尤其許多資料強調過去的教科書的確有很多的問題，必須要改革。我想逯耀東教授應該從「歷史事實」著手，而非從「歷史解釋」切入。逯教授舉徐泓教授從網路抓到的資料，「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台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我想以一個有點基本知識、仔細小心的高中生就可以看出這一段文章端倪。翻譯資料要忠於原稿，日本翻譯美國資料，當然要忠於原文。今天有人進一步找出那一份資料是新聞稿，我想逯耀東教授應該找資料證明「開羅宣言」不是新聞稿才是，而不是去強調他手中的資料就是正確的。更不要一口咬定別人是根據政治人物的「讀書筆記」。 逯耀東教授說：「不知道樑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台灣到目前祇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層的關懷或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我不知道逯耀東先生所謂的「量才適性」是甚麼意思，但是抨擊「周樑楷、黃清連」先生的文章，竟然將重點轉到批評教育部長，我不知道為何要遷拖那麼多呢？杜正勝教授到底是教育部長或歷史學家，與這一個事件根本不重要，重要是周樑楷、黃清連的作法對不對呢？是不是根據歷史學者求真實的史學訓練呢？逯教授強調不認為杜正勝不是歷史學家，這並不重要。因為解釋歷史的權力不是根據教育部長，而是根據現在教育部運作的體制在推動。就算杜正勝是歷史學家好了，甚至可以請如逯耀東教授所推崇的有沈剛伯風骨的人來當教育部長好了。假如他尊重教育部體制，他也不能改變下面討論的結論。假如他有風骨，歷史史實證明開羅宣言的確是新聞稿，他也不能改變史實，硬要改變史實基礎。建立在這一個史實上，後面才有歷史解釋權問題。逯耀東教授的文章，很強烈的先從自己的主觀概念確立答案，再找資料。這樣的態度已經強烈背離歷史教育的蹲馬步功夫。既然如此，他後面所強調的歷史解釋權就沒有意義。建立在錯誤資料上的解釋，就沒有價值。我們看吳錫德教授那一篇文章，「歷史學者，你為誰服務？」（吳錫德，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4/11/12）。他也提出很多歷史學家訓練的偉大心得，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歷史事實」這一個重要的蹲馬步功夫。沒有歷史事實，有何意義呢？更進一步說，歷史解釋權是受限於歷史史實下，所產生對「歷史事實」的意義解釋。不僅如此，這樣的解釋本身要有一套解釋原則、理論基礎，讓史學界能接受這樣的解釋具有相當的客觀基礎。今天的開羅宣言到底怎麼樣？我想第一步出現的歷史史實是「開羅宣言」是否是「宣言」或「新聞稿」？然後才能解釋開羅宣言若是宣言或新聞稿，在效力上如何？我們要怎麼看待，他對社會的影響如何？現在他們跳過歷史史實的認定，馬上對杜部長、周教授、黃教授進行學術人格謀殺。這樣不僅不可取，也敗壞他們的名譽，更讓「教授」這樣的頭銜蒙塵。 我們看了很多泛藍軍的文宣或學術界、文化界人士出來對政治參一腳的人，他們都是跳過事實，隨便指責。他們口中講出一大堆美麗的道德學理名詞，但都和他們指責的現象，呈現牛頭不對馬嘴的狀況，甚至就是在指責自己現在或過去的作為。他們的作法對台灣社會來說，不應該是典範消失，而是幻象破滅。然而可悲的是，陪他們破滅的，卻是長久以來，全世界學者、文人所努力建構的學者、文人的頭銜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這樣的陪葬品太昂貴了。 | |
NO:123_36
| 南嘉生 於 2004/11/21 15:00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這一篇與台灣的文化霸權無關，卻和台灣文化教育霸權有關。
中國人的文章中，到底有沒有重視邏輯呢？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卻少人注意的問題。一般人想到文章就是詞藻、文筆、分段、字體等等，很少人注意到邏輯，即使有人注意到文章內部的理路，也多強調比擬對不對，卻少用嚴謹的邏輯去檢視。就是這樣的訓練與重視條件，可能導致很多人在寫文章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文章內部的邏輯性問題。當然有人會反駁我這嚴重的指控，但是當我們用心分析深受中國文化訓練的人，所寫的文章，經常有幾個重點被忽視。他寫文章很喜歡用典，然而「典故」就是已經發生，並且被奉為典範，才被叫做「典故」。他本身就和文章內，實際要說論的對象不一樣。今天我們用「典故」本身就是一種比喻式的寫法，運用寫者用和讀者共同「自認為」瞭解的訊息，去描述一個讀者不清楚的現象，讓他能明白。這是文學技巧，不是邏輯。因為這兩種東西只有相關性，沒有因果性。我會注意到邏輯性這個問題，就是源於我覺得龍應台這種受過西方文學評論訓練過的人，既然要評論，就要拿出證據，而邏輯在尋找證據過程中應該是很重要的。我不清楚龍應台有關評論文章的文章，但是他寫有關現況與評論事實的文章，現在卻經常被網路上的網友批的滿頭包，而且很多他很多文章在邏輯上講不通，只在直觀上可以得到答案。直觀，不是邏輯。這樣的人到底是怎樣養成的呢？他令我感到興趣。 向權威、偶像低頭、找理由的訓練方式。重閱一些以前評論龍應台的文章，尤其有關在「百年思索」提到錢穆因為陳水扁、周伯倫質詢市府宿舍問題，牽引出錢穆所居的素書樓違法，結果錢穆趕搬。龍應台評論有關這一件事情，他說「也就是說，我們的民主政治可能比從前的專制體制更缺少文化的溫柔與深沈，這是多麼令人鬱結不安的印證。」，這種「文化局長龍映台的行為是野火集的龍映台要批判的對象。」（南嘉生 於 2002/04/02 11:40， Re:龍應台你的鬱鬱不樂，讓我也鬱鬱不樂！台灣意識聯合論壇）龍應台的倒退在當時很引起一群人的驚訝、批判與反省。現在我想要問，龍應台這樣的倒退到底是個人因素，還是文化的因素呢？我在總統大選--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二）中曾提到「兩個」現象，兩個龍應台、兩個李敖。我認為在越接近總統時候，一些平常我們很尊敬、很有風骨的人都會一一跳出來替連宋背書。當時我是認為這樣的行為，是中國種族主義的產物。然而細看他們在跳出來以後所講的話，卻讓人有一種不知所云的矛盾現象。他們居於種族主義，替連宋出面是可以理解，但是身段怎麼會那麼差，講的話會那麼的不合理呢？用一個中國文化很野蠻是不能解釋清楚的。我想那是一種訓練有問題的現象。他們沒有邏輯訓練，在他們精專的部分，由於長期的思索及被內入一些已經整理過理路的文獻、表達模式中時，他們能夠中規中矩的展現身段。然而要他們跨出原來的領域時，他們卻不知所措，不斷的做出遠低於他們社會地位應呈現的理性反映。舉例來說，挺連宋是他們已定的目標，但如何將挺連宋的理由說的有道理，就讓他們自己去找理由。然而在那些堂堂的理由中，卻沒有邏輯聯繫關係。不過這個對他們來說，並不覺得奇怪，因為他們的專業部門所寫的文章，也就是這樣的水準而已。 我們以前之所以找不到他們沒有或少有邏輯訓練的缺點，就是因為我們很多的思考訓練，甚至前提、假設、信仰都和他們很相近，所以很難抓出他們的毛病。然而有關正發生的事實、藍綠對抗與連宋事蹟，我們很熟悉，在我們心中無權威，而且沒有或少有統派教育體系（重要，是教育體系，不是文化，教育體系具有強制性。）強迫我們必須如此的思考強塑，而現有的資訊也讓他們的效力大打折扣。這個領域中，那些台灣的統派權威和我們一樣，都有相近的認知水準，也有相近的利益關連。當我們在看他們發言時，他們已經沒有專業的迷障再掩護，而我們也因為不是他們同門，也就更不會以崇拜權威的心態看他們的言論、文章，這樣就出現我們勇於批判他們的現象。深刻的說，他是一場剝除我們心中權威崇拜、圖騰的機會、鬥爭過程。 訓練過程與訓練方式不重視邏輯。 強制確定權威，權威架構阻擾中國文化發展。讓我們深思「強制」與「權威」這兩個變數在中國文化的關係，我們就會發現權威就是一種以上對下的強制力，所以強制就是形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影響力。強制室內在力量，權威則是強制的顯性表現。這其中權威與服從權威之間按照的就是強制力，而不是所謂的道理、邏輯，這種關係中當然不存有超乎強制之上的道理在運作，也就是邏輯在此不具有影響力。當諸多權威間出現矛盾時，中國人並不是尋找矛盾中的道理，而是從諸多權威矛盾中，再往上位去尋找解答，這就展現權威之間具有結構性，越往上位，權威性越大，自然也就越不容別人挑戰。處在這種權威架構下的中國文化人，除非否定最高權威或者脫離這一個體系，否則就會受這樣的體系制限。中國文化會停滯不前，就是中國文化已經發展到最高權威所能界定範圍的極限，無法超越。 邏輯也是一種權威，卻是一種無神的、法則的權威。西方文化強調邏輯，邏輯就是強調一套公開的思考邏輯方法，用以檢定他們要檢定的許多事情。這種檢定過程所訴諸都是方法的完整性與說服力，與權威無關，甚至權威就是他們要檢定的對象。在有關事務的辯論過程中，他們強調的不是誰能用更多的權威去解釋現象、辯證結果，而是各自依據自己論點的前提、假設，依從邏輯方法進行討論、辯論，此中沒有權威，只有方法與運用方法的訓練夠不夠嚴謹這樣的問題而已。當然他們也會出現對相同事情出現不同的解釋結論。面對這樣的衝突，他們的檢驗就是邏輯方法、前提之間的差異，如果邏輯沒有問題，那就是個人的前提假設不一樣，如此，他們就從各自的前提假設中在進行各項推論、分析，以尋找更高的共識，這在物理學用語，就是尋找統一場論。用科學哲學，就是尋找新典範去處理舊有的矛盾。不管怎樣講，其中並沒有神，沒有權威，只有提出的論點，能否讓人經由大家共知、共識的方法中，得到大家都接受的結論。 被供奉的論語和被檢定的論語。以東西文化來進行比較，孔子的語錄，論語，在東方社會中是所有社會行為的最高解釋權威，由論語、五經、四書所形成的體系，成為中國人要解釋各種現象的權威依據。然而對於西方人，他們會從論語中尋找邏輯理路，討論其間是否有矛盾，然後再從那一個理路去處理一些事情。甚至用他們熟悉的邏輯去檢定論語，用西方的理性去分析論語內文的理性。這種被供奉與被分析，點畫出東西文化很大的差別。 背書本身就是一種權威崇拜的過程，而不是邏輯訓練。在東方的文化訓練中，強調背書也更強化前述的偶像崇拜，很多中國人從小就被強迫、要求背書，這樣的文化訓練固然可以讓小孩子一下子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就很老成，但同時也將小孩納入「仰之彌高」的權威崇拜之中。將權威圖像納入思考中而不敢挑戰，培養成信仰權威、接受權威的特性。這樣的文化訓練之下，並不含有有關邏輯的訓練，也就不會對事理推論有興趣，或者有邏輯推論的能力。長大之後，也許他有機會接觸到邏輯，但他已經從以往的訓練過程，產生了學習惰性，可能再也沒有能力進行邏輯分析的訓練了。 中國人寫的文章也不能說不含有邏輯，只是他們的邏輯是建立在經驗上，當在權威、經驗都合適的條件下，他也能寫出很合邏輯的文章。甚至累積以往龐大的文化、文字的記憶、背送魔力，寫出文筆流暢、氣勢磅礡的妙文來。然而當他面對超越以往權威與經驗時，他就會出現一些矛盾與困擾。我們看解嚴之後，許多反台灣民主化的統派人士，很多人在文字運用的技巧上都很強，甚至屬於上乘，但是他文章內容的矛盾性卻讓人不敢恭維。以龍應台的一篇「錢穆故居開放─歷史的諷刺 難以迴避」中對違法的錢穆多予迴護，卻對陳水扁、周伯倫等進民意代表職責，質詢政府不守法的行為多加苛責。你很難發現這一個作者剛自以守法著稱的德國到台灣，要以一個文化局長執行台北市的公務。你更難理解這一個他迴護的現象正是他數十年要攻擊的對象，也因為他敢攻擊，才讓他暴得大名，贏得今日的地位。沒有某種的文字與觀察功力，他無法在數十年前，以野火集風靡台灣。然而當評論的對象是他的偶像、權威時，他以往的那些功力、理性就消失了，而以一個捍衛權威利益的身份出現。龍應台的表現並不是唯一，許多統派人士面對這樣的現象，都出現那樣的結果。他們的文字依舊潑辣，評論依舊犀利，但是就不含有道理。他評論的個別現象都存在，但就是不能拿來進行邏輯推論、比較分析。當然有人會以他們要捍衛自己的利益去解釋他們居其中而以文字在上下其手。我不完全同意這樣的看法，他當然會這樣做，但是怎麼出現文字評理的功力差那麼大的現象呢？很多受現代教育的在台中國人，他們的訓練也有部分邏輯，在他們本業方面，由於學科與學科內撰文的限制，他們文章的邏輯能力也不錯，不然就不能在哪一邊立足。然而超越這一些現代學術的要求限制後，他們傳統的文化訓練特質就出現了。華麗的文字、刁鑽的寫作功力，但在文字之間沒有邏輯。 我也無意在此強烈譴責那一群人，畢竟批太多那樣的人，說真的，很累。我只是想說，傳統中國的教育訓練方式，是否依舊強烈的存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過去殘害我們，現在與未來正殘害我們的後代。很多朋友告訴我現在小孩連九九乘法表都不背，他們的數學能力真差時，我就想起我以前許多朋友，從小被父母要求去背書、背古典文學典籍的故事。九九乘法表不是用來背的，他是用來邏輯推理的，最多81個東西，就可以讓小孩相信老師教他的推理方法真的是對的，因為從老師講的內容，與他們排小木板得到的答案一樣，經由不斷肯定的過程，他們運用老師教授的推理方式，就可以在不排教具、小木板時，先推算出答案是甚麼。這是最好的推理經驗與推理訓練。如果用背的，那不就又回到以往的權威崇拜的軌跡嗎？ 朋友說：「但是我叫我的小孩被九九乘法表，他們的計算能力都很強呢！」 本篇內容經論壇管理編修於2004/11/22/07:44 | |
NO:123_37
| 老建中 於 2004/12/06 09:04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學術的遮羞布（二）***** 朱浤源學歷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而學術專攻則自稱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現代史、人文暨社會科學方法學、海外華人研究等。如此自吹自擂，看來應該有一定學術水準。 然而，從上次提到的討論會發言來看，他的表現相當符合第三世界博士學生的身分。當然，只看一次發言、一篇文章可能以偏蓋全，而他也可能是「脫稿演出」。 為求公允，我們再多看一點他的著作。在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中，找到他一篇「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文章。題目是：「融合或衝突？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初探」簡介；英文則為：Integration or Clash? Primitive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論文未署時間，猜測出版於2000年前後） 雖然，外表看來冠冕堂皇，內容卻仍是草包。 首先，題目翻譯就不貼切。漢文中有「近代」，而英文則否。這個錯誤還可能解釋為不小心遺漏。至於「初探」譯為Primitive Observation，則確實要笑掉大牙！「初探」相當的英譯可以是Preliminary Observation。 這是相當粗淺的英文。朱浤源顯然不知道，而中央研究院負責部門也不曾吭聲，仍然資助其研究！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其中評審、考核制度的公平與負責者的能力。 其次，他將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定為融合或衝突兩個極端。這是典型的二分法。在這兩者之間還有許多空間，而且人事的發展總是要複雜得多。兩個族群相處的過程，往往有融合的一面，也有衝突的另一面；有些地域、有些時候，融合面多、衝突面少，有些地域、有些時候則正好相反。歷史上以及現實的例子，多得很；一些學者就是茫然不知。 朱浤源自稱這篇文章（以下簡稱<初探>）的研究動機是： 朱浤源所提Samuel Huntington著作是 該書出版後受到不少正、反面強烈的支持與批評。支持者認為：他提出供人們了解21世紀國際政治的挑戰性架構；也有認為他的作品，極具想象力，足以啟發思考。反對者則認為，他的作品是替西方強權開脫；也有認為參考資料完全是英文，反映Huntington對所其它文化不可能有深刻了解。 西方文法學者的論文、著作數量誠然不少，然而成為經典作品的畢竟不多。朱浤源以這本書作為研究對象，他至少有義務解釋如此選擇的道理。希望不是「正好看到」而已！而且，該書雖然不是大部頭著作，篇幅仍超過350頁，也包含一些宏觀看法與相當數量的資料。朱浤源為何選擇上述範圍相當狹隘的三個問題？如此含糊稀泥，居然能夠取得研究經費，只能加強人們認為一些學者A錢容易的看法！ 由於不明白朱浤源的英文造詣，他所「引用」Huntington所說的三項，是否真確，讓我們來探討。 1. 未來伊斯蘭教徒有可能對非伊斯蘭國家發動戰爭。 “A global war involving the core state of the world’s major civilizations is highly improbable but not impossible. Such a war, …, most likely involving Muslims on one side and non-Muslims on the other.” (p.312) 對照原文，顯然朱浤源的「引用」並不正確。試譯如下： 英文improbable與impossible有差異。然而，漢譯似乎完全相同。這是個問題。無論如何，Huntington只提出萬一如此戰爭發生時，是伊斯蘭國與非伊斯蘭國的對抗，而根本未提出那邊發動。朱浤源如此翻譯，是胡亂、不負責的作風。 事實上，Huntington在另一處也提出伊斯蘭國與西方關係會逐漸和緩的看法。 “ At some point the Islamic Resurgence will subside and fade into history. 由此看來，朱浤源對伊斯蘭國顯然有偏見。這是任何嚴肅學術工作者所必需避免的！ 2. 東西文明將以歐亞之邊界劃界。 Huntington認為西方是否歐洲，其它則是非西方。因此，他引用的敘述將歐洲的邊界定於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東正教的分野。如此分際，將烏克蘭東邊，白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都歸於東方。159頁附有地圖。 顯然，朱浤源的解讀又錯了！ 3. 代表中華與伊斯蘭的儒、回兩大文化會結合起來？ Huntington的第五章，也就是朱浤源的出處，主要章節如下： 亞洲部份，Huntington提到日本，四小龍，以至中國，東南亞，印度經濟力量的崛起，帶來亞洲人的自豪，逐漸要在文化、政治上與西方分立。 結論中，他如此說： 也就是說，Huntington該書第五章主要論述並沒有朱浤源所說：代表中華與伊斯蘭的儒、回兩大文化會結合起來的看法。 莫非朱浤源另有孤本？又是自作聰明的自由翻譯？ 總之，他這篇文章的三個主要命題，已經問題重重，而其研究目的、方法、範圍，也不夠扎實。必要時，再來探討。 到目前為止，我們了解朱浤源英文造詣確實不行。然而，他卻喜歡吹噓。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提到： 既然如此愛吹牛，下次我們就來探討他的一篇英文論作。 | |
NO:123_38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2/07 23:22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歷史詮釋：去單元化 打倒往日黨國體制所建構起來的霸權文化體系，本土派學者、評論家與思想家都責無旁貸。同時，所有具有強烈本土主權意識的台灣公民，當然也有權利與義務吶喊嗆聲，督促與催促前者，快快把矛頭指向那些充滿黨國思想的霸權文化，甚至於進而自己投身參預。然而，有意積極投入這個霸權文化解構大工程的，不僅僅限於台灣本土派人士而已，其實有著更廣闊的社會面。 長期以來遭受到黨國思想體系的戕害，並且深深感到憤怒的，不僅僅是本土主體意識的台灣人而已。例如時下仍然依違於本土認同與中原認同之間的各方人士，無論是自由主義右派或者是社會主義左派，其中反對黨國思想體系者，絕對不在少數。甚至於還有很多居住世界各地的漢裔和非漢裔人士。無論政治傾向與國家認同為何，凡是反對黨國霸權文化的，都可以竭盡所能，各有貢獻，與台灣本土派結聚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共同合力猛力衝潰黨國所築構的思想堵堤。在此思想鬥爭中，各方人士都享有參預的權利與榮耀。這是儘可能結聚各方力量，孤立並擊潰保守派。 其次，卻是更為重要的是，民主社會的一項基本要素是尊重多元性。而政治多元性，乃是築基於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政治上的寬容，必須也表現於對思想文化多元性的尊重。多元性的寬容與豐富多彩，絕對無比優越於單元性的霸道單調。 當前盛行於台灣的歷史詮釋，是原舊黨國思想體系中的一項關鍵組成部分，也是台灣新興政治文化崛起過程中一項最大、最具體的障礙物。正因為它的所有思緒細節都以白紙黑字具體地表達出來，甚至於還有不計其數的有形紀念碑、塑像、建築物等等，所以成為最實在、最易於識別的攻堅目標。是以，在新舊政治文化爭戰之中，歷史是理想的決戰場地。在此戰場上，向來狡詐的保守派，無法閃躲逃逸。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退一步則粉身碎骨、魂飛魄散；除了堅持固守之外，別無他途。這個戰場，應該是黨國保守派的理念葬身之處。 推翻舊有霸權文化的手段與過程，將成為規範台灣新文化多元性面貌的要素，值得我們細膩講求與珍惜。在歷史詮釋議題上，應當尊重各方從自己的觀點角度提出分析，各自走完思索的歷程，以適合自己的步伐快慢，陸續加入重整歷史面貌的行列。若要擊潰那個凡事講求定於單元一尊的僵硬黨國霸權文化體系，最理想的途徑，莫過於通過尊重見解上的多元性，容許各派盡情抒陳己見，保有和強化各自的獨特性，務求百花齊放。唯有如此環境，方能夠有助於豐富化台灣新文化的內涵。若要建構最具強勁向心力的公民社會，莫過於通過各方自動自發的真情深入參預。 粉碎孫文神話謊言，各方各有定見，各有不同動機。例如，為陳炯明翻案，為汪精衛、胡漢民翻案，為聯共路線翻案，恢復黃興、宋教仁等人應有的歷史地位等等。他們的後人、各方關切者、各派政治勢力以及歷史研究者的發言，都值得尊重。有關整個國民黨史和民國史的詮釋，都應當如此。百家爭鳴下的歷史詮釋，最能夠適切反映真相、真理的多面性格，最足以啟發活潑的歷史想像，使得人們勇於創意思索。 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增加台灣歷史份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我們仍然須要處裡黨國霸權文化在台灣人民的內心世界所遺留下來的許許多多包袱。唯有通過深刻批判黨國霸權文化體系，尤其是其中的歷史詮釋部份，才有可能增長我們的智慧，從這些沉重包袱的束縛下釋放出來，進而把這些包袱化為值得後人借鏡的歷史遺產。否則，這些包袱依然繼續是台灣文化進步的絆腳石，可長可久，而再多的台灣史敘述也無法有效破解許多人心中那麼多早已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嚴重的是，歷史偏見，特別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大量歷史偏見，處處誤導和扭曲人們的政治思考。 當前，以及可預見的近期內，歷史詮釋的關鍵思想戰爭，其實並不在於台灣歷史部份，而在於中國史部份。在黨國霸權文化瓦解之前，歷史教科書仍然需要中國史內容，尤其是其近代史，因為那是新舊文化對恃的必爭之地。少了它，就少了正面處裡的機會。 | |
NO:123_39
| 我猜 於 2005/01/29 14:43 | |
|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
各位朋友， 缺少幾位大論的海國終究減色不少，此後還請移駕 海國公民學校 ，某方面看，諸位幾則討論題欄實在是海國招牌，務請轉版後仍如舊往持續發表高論。 我猜 拜上 | |
歡迎前往茶黨2005年新論壇TaiwanBBS.ORG參與討論。 以下表格僅供管理人員整理資料輸入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