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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世紀之交的兩岸關係觀察-港、廈、滬三地印象與交流建議�@-�@ [原始記事 / 記事引用] 投稿人士:曾建元 投稿日期:2001/01/01(Mon) 17:20:04 僧戒言(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兼任講師 我在民國八十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間,隨同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前往香港和中國大陸廈門、上海等三地進行題為《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展望》的巡迴座談、訪問,而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上海台灣研究所和上海東亞研究所等六個機構的專家學者,就陳水扁總統就任以迄最近總統府跨黨派小組有關大陸政策「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共識發表後,香港及中國大陸關心兩岸關係發展之學界菁英的看法與反應進行瞭解,並與其就我政府大陸政策與民間輿論走向相互溝通交換意見,以尋求新世紀裡新觀念的突破與新共識的凝聚,啟發兩岸三地人民之新思維,提供相關機構之參考。 這次的訪問,是我近距離觀察中港台灣研究學界菁英的第一次經驗。香港學者傾向於自居中立第三者地位發言,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比較從探問、瞭解的角度提出疑問,大陸學者則由於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理解,因而對於兩岸問題的發言比較直率,直指兩岸僵局的癥結,也樂於提出改善的建議。儘管大陸的台灣研究往往給人以中共政令宣導的負面觀感,但本文要指出,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一定的公民社會正在醞釀成形,傳統中國社會裡知識份子的自覺意識亦正在恢復,同時隨著各地方的社會發展進程,具有地方自主意識的南方省市對於北京中央的政策與言論觀點,事實上也微妙地存在著若干異議,過去將大陸視為鐵板一塊的作法,是有必要實事求是地加以檢討。限於篇幅,容我在本文裡就我所得到的總體印象先做報告,隨後再另文針對具有建設性、啟發性的個別看法一一述評。 彼岸學者對於兩岸關係的發言,多集中在具體討論陳水扁總統新政府之大陸政策、大陸對台政策、以及兩岸關係未來一年的可能發展等問題。香港及大陸學者皆對於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台灣獨立傾向表示憂慮,並對於我政府在處理一九九二年兩岸有關一個中國原則之立場時,執意以「九二精神」之提法替代「九二共識」的作法,質疑是否意即我方否認兩岸曾經存有關於「一個中國」的共識。除此之外,他們亦皆對於總統府跨黨派小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共識中關於「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一段文字表達異議,認為隱含台灣拒絕承認己方有「一個中國」主張之意。而在國內朝野政黨對抗僵局未解的情況下,他們亦皆對於總統府跨黨派小組的代表性以及陳總統的領導權威提出懷疑,認為台灣內部未形成大陸政策之共識與領導中心,大陸政府不可能在此時貿然就復談問題表態,干犯捲入台灣政爭的風險,重蹈誤判台灣民意的覆轍。他們深信,大陸政府憑藉兩岸經濟成長表現互有消長中的優勢,對於兩岸通商、通郵、通航問題的解決將不再感到急迫,因而儘管在一個中國內涵上有所調整,對於一個中國原則將更加堅持。但在此同時,他們也認為大陸政府不會以為台灣民進黨政府可以在一夕之間完成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所謂「聽其言,觀其行」,不即刻對台灣政府表態,正是大陸對台灣政府的善意表現。他們皆建議我方應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新三段論中「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一段文字中的訊息,這透露著大陸在兩岸對等的前提下,已寬鬆了有關一個中國的強硬說法,嘗試尋求重建兩岸共識的基礎,台灣應對此予以鼓勵、善意回應。 至於廈門與金門、福州與馬祖的小三通問題,其皆認為大陸在意者為大三通,但亦認知小三通有打開兩岸僵局的功能,因此雖然表面上官方冷漠以對,實際上仍樂觀其成,不會加諸過多人為的政治性障礙。 大致而言,港中學者多對陳水扁政府在兩岸關係中的政策主導能力存疑,也對於陳水扁政府於強調消弭大陸犯台藉口之餘,有無進一步積極推進兩岸關係的心意,普遍不表信心。他們都指出,大陸在無可奈何之餘,目前只能以陳水扁是否參與或重開國家統一委員會作為台灣是否默認「一個中國」的指標。 就香港、廈門、上海三地在促進兩岸關係的作用上,其各擁有不同的條件。我們必須先掌握一個客觀事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為一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而此也反映在中央以至省市地方政府的台灣事務政策及其執行之上,特別從福建省和廈門市對於小三通的冷處理可見一斑,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器過於龐大,各地經濟發展形勢又不一,中央政令實無法一一貫徹奉行,加以知識份子對中央政令未必心服,因此我們可感覺到香港、廈門、上海三地不同的民情風土,以及其面對北京時的某種自信情緒。香港地控南海與台灣海峽,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美世界的橋樑,為國際金融貿易都會,兩岸轉口貿易的最大受惠者,對於上海上升的發展潛力,有著面對強大競爭壓力的不安。而兩岸關係一旦緊張,更將對香港經濟直接造成打擊,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雖然一向忠實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策,但期盼香港發揮更大中介角色與潤滑作用的內部民間聲音始終不斷。近年隨著香港回歸,許多大陸學人前來訪問研究,他們保持著對兩岸關係的高度關心,也希望以香港為舞台,為兩岸交流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因為回歸,許多香港學者乃無法迴避面對兩岸關係,因而亦逐漸開始關懷及參與,這些人深受西方文化洗禮,對台灣人的思維多能理解與同情。香港人與台灣人價值信念相近,我們應強化與香港學界的合作交流關係,以增加支持台灣的聲音。 其次,福建與台灣一衣帶水,語言文化血緣相通,台商企業遍布,使福建民間對台灣格外感到親切、有感情,兩岸征戰,福建必首當其衝,淪為戰場,故福建人對於和平統一也越有渴望。再者,福建是小三通的直接受益者,一旦兩岸直接開放三通,則福建將頓失小三通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這是福建與大陸中央及上海在三通問題上的微妙立場差異所在。廈門學者長期引領台灣研究,對台灣問題有更富於同理心的瞭解,使之在對台政策上擁有獨特的發言地位,多少能在大陸內部發揮一定平衡的力量。我感覺與廈門學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雙方坦誠以對,充分溝通,並與其擁有相當的共識,收穫頗豐。 上海作為中國大陸內地第一大國際都會,是個工商業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產階級正迅速形成中。市民思想務實開闊而自信飽滿,使當地頗思在台灣政策上與政治都會北京分庭抗禮。上海是大三通不做他想的通航口岸,故上海對於與高雄市或台北市間之城市交流,有高度期待並熱烈歡迎。上海台灣研究所與東亞研究所,皆為地方捐資設立之獨立研究機構,藉上海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交通之便,其學者乃經常活躍於各項兩岸關係研討會。上海台研所所長曹建明甫上調北京出任要職,所內事務現由嚴安林主持,正待與台灣加強聯繫交流,以建立自身之領導與發言份量。東亞所的章念馳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的重要幕僚,其有關兩岸關係及政策之發言,立論大膽,定期見諸於香港《中國評論》雜誌,其友我言論,如有關歐洲聯盟統合模式的主張,或要求大陸中央正視「中國尚未統一」之事實的主張,常能引起討論,受到海內外廣泛的注意,反而能獲得共鳴。上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北京以外最具政治上發言地位的都市,爭取上海方面學者對台灣處境的認知與同情,適可建立未來用以平衡北京言論的基礎。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首先建議,我國應致力於加強香港的中介地位,利用香港學術資源與友我的大陸學人多方交流,並透過香港中介的傳播力量,使國際社會對兩岸問題投以更多關注,以達到國際見證的同一效果。 本文其次建議,我國應積極加強與福建省的交流合作。台資在當地實力十分雄厚,加以兩地人民文化血緣相通,感覺親近,政府應引導對大陸投資集中於福建,以創造台閩經濟利益共存的空間,使福建從兩岸衝突的前哨站,轉而成為兩岸衝突的緩衝區。故我國應有計畫地訴求鄉情、經略福建,並利用小三通的時機,在廈門或金門辦理兩岸交流活動,加緊拉近我與福建省菁英間的關係。 再次,本文則建議,與上海台研所與東亞所分別加強合作,特別是加強與台研所新領導的接觸。而對於由上海舉辦或參與的兩岸關係研討會,由於過去我國與會學者囿於意識型態立場,鮮少有獨派學者出席,以致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民意的誤判,為扭轉此一偏差,政府不妨鼓勵熟悉民進黨的學者出席,以協助大陸形成建立對台的正確決策。 總體而言,民進黨在第十任總統大選中的勝選,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間不願正視的兩岸分治事實,終於得到一點微弱的肯定訊息,迫使其不得不退守〈中華民國憲法〉與〈國家統一綱領〉的底線,尋求台灣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回歸。這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政策思維中重建的契機。民進黨的勝選,使基於反抗外來政權統治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終於獲得靈魂的慰藉與救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非視而不見,但由於自信的不足,因而不敢正面予以祝福與肯定,而使兩岸的僵局,失去了一次在總統大選結束後趁勢化解的機會。接下來,新政府在處理國內政經問題上手法的生澀與粗疏,乃進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失去信心,根本放棄了與新政府復談的努力,也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不到跨黨派小組共識中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善意回應,而以「不三不四」、「不倫不類」的粗暴語言加以反駁。但依我之見,兩岸關係的癥結,恐怕還在於國內共識的凝聚與政府威信的重振,才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樂而與新政府展開復談。我們應該要讓對岸知道,國家認同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台獨的問題只有民進黨有能力解決,期待結合國內反民進黨的其他政治力量來孤立民進黨政府,乃是一種不切實際、永無寧日的作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存廢作為檢驗台灣遵守一個中國原則與否的指標性政策,在雙方互信基礎薄弱的情況下,這是值得重視的。我們建議維持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建制。再者,我們則建議政府當局多多給予對岸的台灣政策一點肯定,那怕是空洞的詞彙。兩岸彼此不出惡言,如此才能使屬於統獨的激情沈澱,為人民與政府間的互信與友誼的重建培養氣氛。最後,我們則建議政府高層在發表有關大陸政策談話時,能不經意而不附加但書地帶過中國人的概念,再由學者擔任詮釋的工作,透過間接迂迴的方式,以夾帶「中國人」一詞的說話,以具體的言語行為去回應一個中國原則,除可免除自身的立場矛盾,目的也在將背赴復談責任的球丟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 小三通已經上路,兩岸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之初能否柳暗花明,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能夠「操之在我」的部份,不能不多加用心,任何期待拖過年底第五屆立法委員大選後政府重組再來面對問題的想法,只會給人以政府無能、束手無策的評價,不會有助於民進黨政府的永續經營,在這裡,任何一位厚愛民進黨的學者,對兩岸關係的推展,都是不應該自命清高、冷眼旁觀的。 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三時三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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