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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請自由改行) > 國會主導權輪替才是政黨輪替的真貌 > ——兼論此次國會大選對未來兩年台灣政治的影響 > 隨著年底立委大選的逐漸逼近，各政黨的選戰宣傳主軸也一一浮現。其中泛藍軍的主軸，是批評民進黨主政的政績，尤其是國民黨主席連戰，頻頻以政黨輪替以來經濟的衰退為訴求，呼籲選民不要讓民進黨成為國會最大黨；而在泛綠軍方面，除了李前總統不斷呼籲選民，應讓國會出現支持政府的多數聯盟以穩定政局外，陳總統更提出「國會輪替是政黨輪替的第二期工程」之訴求。顯然地，兩大陣營都認為去年三月十八日總統大選的局果，是造成政黨輪替執政，只是陳總統更進一步提出政黨輪替階段說的訴求。然而，就憲政民主的學理與運作言，這種政黨輪替執政的概念卻不是正確的。 > > 就人類歷史來看，人類社會何時有政府組織的出現，並不可考；但民主政治的出現，以民選國會的出現為濫觴，卻是殆無疑義。因此，當代民主政治的憲政體制類型，雖可分為內閣制、雙首長制、總統制等不同的類型，但卻皆以國會為民主政治運作的中心。內閣制政府的行政權由國會多數黨來掌控，固是不爭的事實，而雙首長制裡行政首長人選的確定，雖在憲法規定上無需經國會同意，但在實際運作上，卻以國會多數的意志為依歸，蓋若不如此，則內閣所提出的預算與法案必然遭到國會多數的抵制，使政府運作陷入癱瘓。這也是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在其所屬的社會黨輸掉一九八六年的國會大選後，改以敵對的右派席哈克為總理的原因。至於強調行政立法兩權分立互抗的總統制政府，在實際運作上，卻是需要行政立法兩權互相配合，否則政府將陷於停擺。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時，時為美國眾議院多數黨的共和黨，在議長金瑞契的強勢領導下，對抗民主黨柯林頓總統，結果使得聯邦預算遲遲不能通過，政府跡近癱瘓，即為顯例。職是之故，在任何民主國家，若不能取得國會多數席次的支持都，不能說是得到「政權」。以前述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時的美國民主黨為例，就只能說是得到「行政權」，而不能說是得到「政權」。也因此，所謂的「政黨輪替執政」，在內閣制與雙首長制是原國會多數黨失掉其多數地位，在總統制則比較複雜，唯一個政黨若不能同時贏得總統選舉與成為國會多數多數黨，則不能謂之為執政黨。 > > 就我國情形而言，在一九九七年第四階段憲改後，憲政體制由內閣制改為雙首長制，因此若依其他雙首長制國家的運作模式，二０００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並不能造成行政權的輪替，更遑論有所謂的政黨輪替。惟有三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卻促成了行政權的更替：一、在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中，除嚴家淦任總統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的短暫時間外，威權統治者皆擁有總統一職，此使得人民有總統掌控政權的錯覺，推動總統直接民選遂成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得必經程序，也因此，我國人民有贏得總統大選即贏得政權的錯覺；二、在人民有贏得總統大選即贏得政權的認知下，在總統大選前，除陳水扁曾發表必須贏得國會多數席次才算完成政黨輪替的說法外，包括民進黨在內各個候選人陣營的選舉政見與選戰宣傳，莫不將總統選舉定位為政權輪替與否的決戰；三、總統大選後，國民黨立即陷入逼宮的內鬥中，雖擁有國會過半數席次的優勢，卻無能團結以主導行政權的穩定，以致造成行政權的易手。然雖然我國在總統大選後出現行政權的輪替，卻不能說是出現政黨輪替執政，在國民黨、民進黨分別掌控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型政府」下，政黨的對抗使行政立法兩權間衝突不斷，僵局屢生，形式上掌控國會過半數席次的國民黨，為保有立法權的優勢，更不得不向國會中的黑道勢力、統派勢力低頭。 > > 正因如此，此次國會大選的政治意義，是真正的政黨輪替執政能否出現，而其結果，將決定未來二年台灣的政治能否安定。可想見的，一旦泛藍軍贏得國會過半數席次，接下來將會逼迫陳總統讓出組閣權，在人民普遍有總統擁有行政大權的認知與民進黨勢不可能拱手讓出組閣權的情形下，此將造成選後政黨鬥爭的加劇；而縱然陳總統讓出組閣權，在憲法規定總統有決定國家安全的大政方針之權力的情形下，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在兩岸政策、國防政策、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現的對立衝突，也仍是會使政局陷入不安。反之，若泛綠軍贏得國會多數席次，則至少到下屆總統大選為止，政治上會出現一個足以維持政治安定的政治多數。因此，當此台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此次國會大選的意義，就更值得國人重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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