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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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於 2002/06/20 23:47 | |
| 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Whether you'd like her or not, China is our 'big' neighbor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Neighboring with China is like sleeping with elephant in the same bed. When the elephant moves, you feel it. As many China watchers are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of the durability of the current boom in China, they are digging into the potential reasons that may cause the collapse of China economy. Taiwan also should watch China economy very closely since we have increasing businesses with China despite political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parties remaining high.
-------------------------------------------------------------- GOLD﹕畸形的中國經濟 作者﹕GOLD 【大紀元6月15日訊】中國就如一個巨人，右腳特長，左腳特短，一旦跌倒，就很難再爬起來。 中國的出口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約1/4左右，這是極端不正常的。日本人常常概嘆，日本不出口就滅亡。事實上，1億三千万人口的日本出口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約1/12左右。一個13億人口大國應該是令人幻想的未開發的巨大市場，卻極大依賴于世界市場。今年，中國重點國企利潤上半年下降大約30%，出口卻上升了10%。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成長几乎全部來源于外資外貿經濟活動。 中國的低效率的國營企業，鄉鎮企業帶來的經濟萎縮，要求出口至少達到30%以上，以維持中國整體經濟7-8%的增長(注三*)。世界市場一旦飽和，或不景气，就會導致這种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陷入危机。特別是一個人口大國，年复一年維持高速出口增長是不切實際的。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該經濟體的貨幣應該增值。中國的貨幣卻是為了經濟增長而劇烈貶值。這是純粹的本末倒置，純粹的計划經濟。一個經濟體的貨幣价值應該是有這個經濟體的經濟實力所決定。從長期的眼光看，對經濟環境相當有害。 中國的私營企業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實體。中國的私營企業并不能踏足許多經濟重要領域，和政府部門有各种各樣的資本和利益共享。中國的股市把原有的國營企業包裝一番上市，也就變成了私人企業。這是當今的中國私人經濟的一面。許多國營企業的改制經過不合法的渠道流入不會經營的人手中，許多私人企業的開辦需要政府官員的合作。官僚裙帶資本主義，這也是當今的中國私人經濟的一面。中國的經濟离不開政治。這是一党專政的利益所然，也就离不開一個巨大官僚利益集團。 假如說美國的華爾街有多黑，就有多黑，那么中國的股市簡直成了圈錢的場所。國家想從其中圈錢，机构想從其中圈錢，大戶想從其中圈錢，散戶想從其中搏一搏。哲人說過，人們可以被欺騙一時，但不會永遠被欺騙。股市下跌，就表明人們開始清醒起來。中國官方維護7-8%增長數据的目的，無非是維護國際投資人的信心，以及國內居民的信心。中國官方也都公開承認，銀行系統坏帳相當嚴重。居民的信心的下降，意味著金融風險的增高。 中國經濟的一些風險，來自于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美國的商品很難進入中國，而中國的商品卻可以大量進入美國。美國可能采取貿易制裁的方式，比如反傾銷，反奴工，關稅保護等，以保護美國自身的工業基礎。一旦中國被貿易制裁，外資就會從中國出走，制造工厂搬离中國，中國經濟會災難性的下滑。貿易制裁也會由于中美意識形態以及軍事對抗而触發。美國可能這樣認為，中國的導彈和核擴散戰略是中國鼓吹的超限戰的一种，借阿拉伯恐怖分子之手。 一位美國議員到北京訪問，覺得北京很繁榮，因為有許多高樓，汽車，人們很忙碌。中國人其實還是很窮，單從人均GDP900美元就可以看出。全中國13億人擁有的個人汽車大約1千多万輛，少于僅論美國大洛杉磯地區。中國近二十年積累的財富相比西方國家百年的發展所積累的財富而言是相當微小的。人們很忙碌，可以有兩個截然相反的解釋：人們要為生活而奔波勞碌；人們有太多的賺錢机會。對中國經濟最好的理解應該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過去的計划經濟富裕多了，但同時經濟要在更高的基數上發展，挑戰与危机共存。 注一*官方的鄧小平經濟思想：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等。 注二*沒有人企圖否認中國經濟的進步，所要討論的是中國經濟現在以及今后的運行狀況。(中國官方對中國威脅論崩潰論的反駁，缺乏經濟增長的常識，不值一駁) 注三*7。5%/(1/4)=30%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6/15/n196687.htm | |
NO:194_1
| Max 於 2002/06/20 23:4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章家敦疑慮中國經濟步上阿根廷後塵 【大紀元6月20日訊】(中央社記者李萬來台北十九日電) 美國華裔律師作家章家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再度表達疑慮，質疑中國大陸是否會步上阿根廷後塵，目前中國大陸看似繁榮，但其科技官僚卻不再有繼續拖延解決其經濟基本問題的能力。 他說，雖然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經濟一切安好，但事實上，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正下降中，前年成長百分之八，去年百分之七點三，尤其是去年最後一季，成長率只有百分之六點六。 今年首季，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雖為七點六，但去年同期卻為八點一，可見中國大陸經濟今年的成長已從較低層次再開展。 他說：中國大陸的經濟雖還有高成長，但卻也體驗到惡劣的經濟緊縮與失業率；此外，稅收雖增加，但並非經濟改善所致，只是為了帳面上好看，有虛報的可能。 雖然中國大陸的固定資產投資在今年第一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一，但是其中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卻佔了三分之二，而政府支出性的投資與消費成長，卻比經濟生產總額多出三倍，加以政府支出缺乏效率，所以政府用大量支出以刺激消費需求的力道還是不足。 章家敦強調，中國大陸運用財政刺激的努力已屆五年，預算赤字未來一年將達三百七十五億美元，已超過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三，亦即已超出國際標準的安全範圍，因此中國大陸一再以赤字預算來促進經濟成長，勢將難以持久。 這位律師作家警示性的指出：中共中央政府今年第一季的支出上升百分之二十三點九，而收入才只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點四，除非中共能平衡此種情勢，否則可能有變成亞洲阿根廷的危機，因這兩國的情形類似，都是發行了一大堆公債，利用財政金融方式刺激經濟成長與吸引外國投資。 他說：阿根廷一再拖延改革，靠外資維持經濟，而中國大陸也在玩同樣的遊戲。一旦國際資金趨緊，中國大陸正在惡化中的財政及債務情況，將被國際間更加詳細審查。 章家敦認為，中共也了解這種問題與情勢，但最重要的是時間，因農民與工人已不耐久等，儘管中國大陸日趨進步，但飢餓、憤怒與絕望，已難再等待中共五十年。 雖然北京的領導人會強力壓制不安，但章家敦指出，靠力量只是短期解決方案，時間已很急迫。 另方面，亞洲華爾街日報今天也報導，儘管最近大陸的出口及國內需求已有改善，但中共政府還是大力以財政支出刺激經濟，目的當在維持經濟高成長，如此才能防止失業大量增加的衝擊以及外資的減少。 目前外國投資的企業出口，已高佔中國大陸全部出口的一半，可見外資支撐中國大陸經濟的重要性。(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6/20/n197555.htm | |
NO:194_2
| Zeb 於 2002/06/21 23:2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該經濟體的貨幣應該增值。中國的貨幣卻是為了經濟增長而劇烈貶值。這是<純粹的本末倒置，純粹的計划經濟>。一個經濟體的貨幣价值應該是有這個經濟體的經濟實力所決定。從長期的眼光看，對經濟環境相當有害。----GOLD This is a very keen observation from GOLD. China seems to be, on the one hand, too preoccupied by 'high growth' myth an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at this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ust can't afford to slow the pace of its growth too much. The excessively uneven growth throughout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 has not benefited the vast majority of rural area much. Hence, once the economy slows, farmers may hurt the most since they do not have financial cushion to weather the storm. Military overreach has buried Nazi Germany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will the unevenly economic overshooting end Red China? We'll see. | |
NO:194_3
| Duronglee 於 2002/06/22 02:0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病態的、畸型的。我常說中國的體質與台灣不同，為什麼會用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做藍本，去發展他們的產業？台灣沒有大市場、沒有資源、人口簡單，怎麼看也和中國沒有一丁點像，那麼中國模仿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豈不是巨人穿小鞋，怎能不跌倒？ 這不由得令人懷疑，中國人永遠擺脫不了毛澤東「只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愚昧阿Ｑ邏輯，為了打倒台灣的經濟地位，拿自己的長遠發展做犧牲。又或者因為台灣「投奔」中國的過氣統派學者，在中南海發揮了他們的影響力，但事實上反而把中國的前途整慘了。也有可能是因為中國人天生只能仿冒，看到亞洲四小龍的亮麗表現而昏了頭，忘了自己是頭大象，學起猴子在樹上跳來跳去；你看他遲早摔個稀巴爛！ 中國號稱改革開放廿年，但事實上只有最近五年，在大量外資投入後，才看到真正蓬勃的發展。但令人意外的，也才五年，其經濟成長率就有看到頂的趨勢。在其國內經濟體質還尚未健全時，若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財政危機，我看它恐怕比阿根廷還慘。套句朱鎔基的話，「沒有好下場」！ | |
NO:194_4
| Zeb 於 2002/06/22 03:5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模仿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豈不是巨人穿小鞋，怎能不跌倒？ >>>...為了打倒台灣的經濟地位.... This is the key point. >>>才五年，其經濟成長率就有看到頂的趨勢。在其國內經濟體質還尚未健全時，若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財政危機，我看它恐怕比阿根廷還慘 Duronglee, Good points above. Initially, the open policy engineered by Deng wa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aiwanese economic importance in world economy. It was to save communist China from bankrupt. However, as the economy showed sign of life, the Chinese soon discovered they could 'drive' their economy for political purpose of taking over Taiwan. This has been their obsession since China economy took off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indeed politicized their own economy by mostly ignoring their rather vulnerable financial system.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once China economy begins to crack, everybody then will be scrambling for cover, thus causing the collapse inevitable. | |
NO:194_5
| 阿麼林 於 2002/06/22 07:5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重組壞帳需四萬億 (轉貼) 中國大陸為了向世界表現在世界經濟面臨危機之際，惟大陸「一枝獨秀」，不惜製造「經濟泡沫」。上海是被大陸引譽為榮的「奇蹟」，可是最近有一位長期在上海從商的香港朋友告訴我，那都是吹出來的表面現象。 從你一踏出機場，乘上出租車開始，你就會聽到「罵、罵」﹙對社會不滿﹚聲，不僅出租車司機罵，哪一個老百姓不罵？年輕人、四十歲左右的人、學歷低的人、不會英語的人、外地進城的人…找工作難於登青天。有路數的人、現職有權的人…個個發的不清不楚，你說老百姓會不罵嗎？ 說到激動處，這位朋友馬上給我發來一份報導，內容是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最近發表的「2001年全球金融體系壓力報告」中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十五個金融體系，正面臨壓力，越來越有可能出現問題。其中中國的一大負擔是銀行業的呆壞帳。預測中國目前的呆壞帳超過五萬億人民幣，若為此作資本重組的話，估計成本達四萬五千億元人民幣，相等於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 中國的貸款抵押資產變現能力十分抵，爾標準普爾僅以其他亞洲新興國家銀行體系的一般經驗20%來算，實際不良貸款回收率應該更抵。因為中國的貸款大部分是無擔保，或是政策需要、人事關係等，加上中國缺乏健全的資產市場及法規。雖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執行不那麼容易，國企扭虧進展緩慢，在在顯示不良貸款還會不斷產生。 美國經濟不景氣，加上9.11事件的衝擊，世界景氣跌到谷底，對極度依賴(日本和美國外銷市場)的中國大陸，前景堪虞。 轉載自 日本百科：http://japanonline.hypermart.net/new_page_351.htm | |
NO:194_6
| thinker 於 2002/06/22 09:5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1) RMB is pegged to US dollars. The weakening of US dollars will sharpen rather than erod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xport. When Americans become poorer, they will replace high-end Italian shoe, Japanese TV and French clothes with low-end Chinese products. This trend has been exhibited by the increased Chinese export during recent crisis in most western economies. (2)Capital market in China is closed. The majority of foreign debts are long-term ones, including preferetial World Bank and government bilateral loans. Since most debts are demoninated in US dollars, the weakening of US economy will not necessarity entail extra debt burden for China. (3)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o supply chain around the world. | |
NO:194_7
| Duronglee 於 2002/06/22 11:1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Thinker，刀有兩面刃，一邊能砍人，另一邊能砍自己。你認為美元的疲弱造成中國競爭力高，是因為人民幣緊盯美元；但你沒有體查出其中國所將面臨的危機嗎？第一個，中國對美出口激增，對美國依賴度也變強，這又犯了和台灣相同的老毛病，那就是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沒有分散風險的長遠眼光。到了一定程度，老美把口袋收緊，中國就不能呼吸。我說，美國的永久世界強權地位，是坐定了！ 其次，美元在中國相對強勢，未來中國若有體質較優良的企業或資產，一定立刻被美國人或其它持美元的外資買走。外國人的經濟地位過於強勢，中國本土資金無可匹敵，熟強熟弱非常清楚。你可能會說，中國素來有「保護民族工業」的傳統，可將外資排除。但莫忘中國已加入WTO，不是你說怎樣就能怎樣；若當全世界都來仲裁你的時候，你可不能說「我不玩了」。台灣有多少專斷事業都已允許外資進入，可為殷鑑。 中國不會永遠處於低工資的狀況。事實上，由於中國嚴重缺乏專業人才，尤其是財會與管理人才，這些人在供應當地及外商企業時，其薪資已有不小的漲幅。況且，外國企業慢慢查覺中國勞工的人力成本非僅只於薪資而已，包括其社會福利和保險(甚至連員工被徵召入伍服役還要由公司養他和眷屬)，讓中國的低工資迅速的變成一場謊言。 你或許會說中國有算億的下崗勞工和盲流，勞動資源豐富。但請想想，外資企業都生產些什麼？他們只需要低層勞工嗎？何況中國人素來沒有守法觀念、基層官員貪污嚴重、金融採取管制措施、勞工意識快速高漲、政府施為充滿人治色彩，近年來已陸續有外資撤資的跡象。你對中國前景的過份樂觀，恐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 |
NO:194_8
| 讀讀樂 於 2002/06/22 20:4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Duronglee大哥, 贊啦! 大哥看的真清楚~~~小弟也是這樣認為! | |
NO:194_9
| Salem 於 2002/06/24 23:5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may soon become the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if this is what its going to stay for some tim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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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10
| 良實 於 2002/06/29 05:0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大陸財經問題撰稿人，他從經濟層面入手，聯繫共產國社會矛盾激化的政治現實，說明中國的所謂“亞洲奇蹟”，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以及官商權力資本以一種近乎洗劫的方式，極力支撐出來的表面繁榮。今天，中國權貴資本製造的多重社會矛盾已經達到頂點，它一旦爆發並引起連鎖反應，中國將整體性崩潰，前景可畏。在文中，作者描述了中國的危機可能從哪裡開始？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文章指出，如果危機失控，中國的版圖將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被撕成碎片，最後甚至連原有的民族國家也保不住。本文不但適合股票投資人和依賴存款養老的中小有產者作為理財參考，而且也適合中共國工農弱勢階層了解他們今天一無所有的真正原因和鬥爭方向，甚至更有益於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知識分子作為參照、效法的榜樣。為了便於閱讀，中華評述對文題（中國的崩潰）和文中小標題都作了修改，希望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能花時間仔細讀一下這篇長文，領會本文精闢敘述所傳達的深刻含義。 一、難道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象？ 在前兩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冊子“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克魯格曼先生做了一個讓中國人疑惑不已卻又不寒而慄的設問：下一個是中國嗎？他的意思是說，在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崩潰之後，中國－－這個“亞洲奇蹟”中最大的奇蹟，是不是下一個即將崩塌的神話？ 雖然，中國有所有已經遭遇流行病襲擊的亞洲國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等等，但作為一個比其他亞洲國家龐大得多的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特點，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麼獨獨中國能夠倖免於那一場可怕的災難了。可能正是鑑於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棘手程度，克魯格曼在提出了這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之後，並沒有給出答案，便匆匆結束了他的討論；雖然，他明確地將中國歸為他所謂的“壞”的經濟體－－那種即將進入危機狀態的經濟體。 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僅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蹂躪，而且繼續以其慣有的高增長姿態傲視全球。在危機之後，中國仍然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速度連續增長了四年，在許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裡，中國的這種奇特表現已經成為世紀之謎，因為它對我們的常識構成了挑戰。難道，常識真的要被證偽嗎？還是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象？ 二、權貴資本用政治手段強行掠奪弱勢階層、竭澤而漁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一九九七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於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瀰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過是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種漸進模式的另一面。 當此時，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然而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為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種以GDP為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麼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借助於這些以龐大的以公共開支為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源源不絕的外來的、尤其是港台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周旅遊人群。呼應於這種新的形象，那些對亞洲模式曾經有過深刻懷疑的人們終於丟掉了他們最後的一絲警惕，以自己的熱情和行動匆匆投入了“中國世紀”的合唱。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僅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樣板意義的特大城市；中國不僅意味著讓人心動的機會，也可能同樣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讓我們來看一看實施這種被中國領導人稱為“擴大內需”、卻被我稱為“類凱恩斯療法”所付出的代價吧！我之所以將這種政策稱為“類凱恩斯療法”，而不是克魯格曼所推薦的“凱恩斯療法”，是因為實施同一政策的並不是同樣性質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在這種契約中，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採取干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中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實施同樣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正是出於這個區別，我們將會看到同樣一個政策將導致何等南轅北轍的效果。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一九九七年後採取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為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億飆升到二○○二年的三千多億。無論我們從什麼角度去評價這個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公共投資不僅低效，而且充滿了各種貪污和受賄醜聞。正是基於這一點，民間將這類公共投資形象地比喻為“富官工程”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在於，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國家裡，以大量國債發行所支撐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數擁有權力的腐敗官員在透支全體人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中國能發生什麼奇蹟。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資正成為毫無用處的垃圾。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又開始了一個與九○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興土木的高潮，不過上一次僅僅表現為地方政府的投機，而這一次的主角卻是中央政府。人們還記得，在九○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價還價之後，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幹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與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為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壞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為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與上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謂的貨幣政策，在經過了九○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教訓之後，中國貨幣管理當局在這方面似乎比較謹慎。由於害怕刺激高通貨膨脹，中央政府一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稱，但這種“穩健”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誠如大家看到的，從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經連續五次降低利率。考慮到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四年來的貨幣政策，在危險的基數上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壞帳。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這個比例增加的具體程度，但這可能也正是危險所在－－未知的危險要比已知的危險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還沒有超出我們理性的想像範圍的話，那麼中國政府直接推動股市上漲就顯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這讓那些有些歷史感的人輕易聯想到大躍進時期的瘋狂。在中國一九九九年開始到二○○一年七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為醜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並同時為國有企業解困。鑑於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為：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現在為止，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仍然遠離合理區間，但它套牢的資金已可以萬億計。而在這一輪牛市落幕的同時，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持續多年的“GDP秀”，也開始落幕。 與上述股市政策同樣讓人難以置信的，還有另外一項政策。那就是所謂收入政策。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政府為公務員連續加薪，到目前為止，公務員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誰都知道，中國公務員是中國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體之一，其實際收入要遠遠超過名義收入。可笑的是，這項政策竟然是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進行的，這不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層階級的廣泛怨恨，而其對內需的拉動，當然也只能是說給天真的人們聽聽。這種為所欲為的執政取向，除了證明中國政府官員對社會緊張情緒的麻木之外，恐怕證明不了其他什麼。 在國有企業方面，中國政府同樣注入了極大的財政資源，這既包括用五花八門的行政手段來限制甚至消滅競爭，如“關停並轉”中小企業；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財政資助方式，如荒唐的“債轉股”和直接撥款二千億增加國有企業資本金。透過這些明顯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國國有企業的贏利水平象變魔術一樣得到扭轉。到二○○一年度，中國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成績突出表現在這樣一組數字上：國有企業的盈利從一九九九年的九百億達到二千三百三十億。然而這個數字的後面是什麼呢？事實是：中國前十名的壟斷企業佔據其中的一千九百億，國家重點支持（注意，這意味著國家想怎麼支持就怎麼支持）的其它前五百名大企業共獲得盈利四百二十億元。按“香港信報”的推算，這也就是說，剩下的六萬多家國有企業平均盈利只有一萬元。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領導人不愧是“波將金”經濟的業內高手。在這種資源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我們已經隱約看到了俄羅斯“寡頭經濟”的輪廓。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中國採取的所有應對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人民幣匯率政策了，這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讚揚，盡管國內對中國政府的這項政策的利弊得失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但一個極其重要而且被忽視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堅挺對中國國內各階層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指標已經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外部市場變動劇烈的情況下，人為的外匯管制在中國國內各階層中起到了一次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實是，人民幣的堅挺直接打擊和剝奪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的貧困階層。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源於中國剩餘勞動的巨大供給，另一方面則完全是由於中國人對低工資收入的超強忍耐力。但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價格卻被人為高估，這阻斷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向世界市場輸出人口壓力的通道，人為地限制了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這雖然為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掙夠了面子，但卻是以農民及其他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為代價的。考慮到農民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價可能相當巨大，而且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代價。一方面，中國低收入階層承擔了人民幣堅挺的全部代價，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為主的另一部分中國人，尤其是壟斷和權力資本卻享受了人民幣堅挺的絕大部分好處，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利”。中國進口產品的主要消費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幣的堅挺大大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而農民和下層階級卻與這種消費完全無關。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堅挺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進口原材料並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和權貴資本有利，比如電信等壟斷企業。在中國的城市，幾乎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都與進口密切相關，人民幣的堅挺的確大大刺激了中國城市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這大概就是許多外國資本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中產階級的真實原因。然而這個具有“樣板意義”的中產階級的基礎並不牢靠，因為這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轉移。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種被動的承擔並非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遠離權力中心。這種困境的最新一個例證是，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產業，農業卻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高於許多國家的開放承諾。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的懷疑：人民幣的堅挺是不是也是一種體制的“故意”－－強勢階級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觀政策的尋租？雖然從長期看，中國農業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匯率的問題，但人民幣的人為堅挺，卻在這幾年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弱勢階級的困苦，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看清楚了這樣的真相，難道我們還能認為，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我們不過是將這種衝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僅僅說明瞭中國有可以人為控制的“外匯管制”，僅僅說明有人要竭力維持一個名不副實的強國形象，而不能說明任何其他問題。 中國經濟在最近幾年不同尋常的表現，讓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那時候，我們有更加讓人瞠目結舌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有比現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維持一個高增長的GDP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通過輪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維持了“一枝獨秀”的局面－－這被中國的經濟學家稱為“七上八下”（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八之下）。然而，正如這個中文詞語的另外一個意思一樣，這個“一枝獨秀”並不如看上去那麼令人放心，在一幫可笑的政府經濟學家不斷地鼓吹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拐點之後，這個拐點卻始終沒有真正出現。更多的人則開始相信，如果中國不迅速進行旨在修復增長動力的制度改革的話，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一直盼望的那個拐點，可能恰恰是一個向下的拐點。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二○○一年四季度，中國GDP增長是創紀錄的百分之六點六，在我看來，這個數據所反映的某種趨勢，可能正在揭開中國經濟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沉重的歷史代價。 （未完待續，轉自“中華評述”） (5/3/2002 23: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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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實 於 2002/06/29 05:0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權貴資本洗劫令社會隱藏多重危機 中國潛在整體性崩潰前景可畏（二） 三、假象背後是被掩蓋的深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雖然已經有經濟學家正在悄悄談論中國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代價，但更多的人們則開始以他們實際行動對百分之七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質疑。就在今年，當中國人大以慣常的虛偽姿態總結政府去年的成績時，大慶－－中國極具象徵性的國有企業，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我們雖然很難判斷這是不是中國漸進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號，但這一事實強烈的暗示我們：中國，可能是一個假象。 我們不能說，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但這四年為了維持面子上的繁榮而採取的竭澤而漁的政策，無疑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而最重要的代價可能是，中國可能已經錯過和平改革的最後機會。現在，讓我們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後，看一看中國的另外一面。 1.瀕臨絕境的國家財政 雖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指標和標準來為自己的財政政策辯護並維護本國財政的穩健形象，但很顯然，這裡面存在嚴重的誤導。這倒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財政數字的虛假，而是因為有大量的國家負債完全無法統計。有中國經濟學家私下裡作過估計，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十三萬億左右。但這位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工資拖欠似乎沒有足夠估計，有資料披露這一數字已經達到二萬億左右，如果考慮進這一因素，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率可能已經接近或者超過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國中，日本的這個比率已經是全球之冠了。 與此同時，為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鋼性開支增長，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政府一直都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的非法收刮。基於我們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理解，稅收的最終承受者肯定是中國的中下層階級，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中國社會日益增多的抗稅事件以及不斷升級的怨恨情緒中感覺到。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年，國家稅收連年以兩倍於GDP的速度增長，而剛剛過去的二○○一年度，這個數字已經是同年GDP增長速度的三倍。從中國民間業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這個數字繼續高位增長的潛力已經十分有限。換言之，中國社會的稅收潛力與中國政府日益膨脹的財政胃口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將在未來幾年達到高峰。 2.難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來的令人難堪的經濟表現被普遍歸結為銀行體系的嚴重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恐怕還算不得最壞的學生。按照最悲觀的估計，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但這個數字與中國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按照中國官方最新的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達到百分之二十六，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與國際機構的一致懷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異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人們普遍猜測，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嚴重程度，恐怕已經遠遠超出最高主管官員的估計，這種猜測正在越來越多的銀行腐敗案件中得到證實。這幾年，在中國人民銀行試探性地關閉了幾家信託投資公司之後，其真實情況與人們估計之間的差距讓所有人大吃一驚。與此同時，中國在一些地方試行的貸款“五類分級”制度卻一再受阻，原因很簡單，這種符合國際慣例的分級制度將大大增加銀行的不良比例。形勢的確相當惡劣，但從中國官方一再擱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表現出相稱的緊迫感和勇氣。顯然，這已經事涉難度和風險同樣巨大的政治改革；從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這一點。
然而，中國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有多麼危險的指標或者數據，而是它體現了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佔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與監督，這種揮霍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從宏觀上講，中國的金融、財政包括資本市場徒有現代經濟之表象，但其在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卻無比巨大。 曾經有中國學者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長率應該是百分之十，但九○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始終低於這個水平。對照中國增長模式與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在這種模式中，中國可能更是一個極端案例），已經有人開始懷疑，中國是不是早在九○年代中期就已經陷入了與日本一樣的“增長型衰退”。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在今後幾年，中國就非常有可能進一步跌入“增長型蕭條”。果如此，中國在漸進改革中長期積累而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各種尖銳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噴發的時機。 最近幾年，夾雜在表面上“中性”但劑量卻不斷加大的“類凱恩斯療法”的浮躁中，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趨勢性變化。與上面那些靜態並且廣為人知的數據相比，這些動態的趨勢已經和即將顯示的冷酷力量還不太為人所知。這些趨勢包括： 3.權力資本突擊圈錢、洗劫民間財富 權力資本一直寄生於中國漸進改革的體制縫隙中，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甚至是倒退，權力資本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機會在合法的體制中大量複製。雖然這種後果是中國漸進改革（本質上卻是在維護秩序穩定的約束條件下，無原則地刺激“權力”的積極性來推動的改革）的一個邏輯必然，但最近幾年的“類凱恩斯療法”無可挽回地加速了這一進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由於醉心於短期的經濟表現和屈服於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體制改革已經完全處於懸空狀態；這一點，相信所有密切關注中國制度改革的人們都能夠觀察到。反過來，短期經濟表現的“優異”又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傲慢，他們似乎真的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忽視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最基礎的制度和文化準則，而走出一條“天才”的捷徑來。這幾年，制度改革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他們的案頭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濃厚機會主義色彩的個人靈感式的藥方和興奮用品。然而，改革停滯的嚴重後果正是在這種自我麻醉的幻覺下開始發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喪失，經濟中的國家壟斷開始捲土重來。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表現。 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凱恩斯療法”在一個自由市場意識深厚和監督體制健全的國家中，或許可以作為一種短期應急政策。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和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中，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復辟，這與中國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標恰好背道而馳。道理很簡單，短期經濟的突擊式增長必然要以資源的集中使用為條件，這與我們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中國的民間財富已經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趨勢。通過稅收，通過毫無約束的借貸，通過股市募集，通過各種對行業的壟斷與封閉，通過各種橫徵暴斂，中國的民間財富在近幾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規模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僅有。要緊的是，在這個活動中，最大的受益者並非是形象中立的“國家”，而是那些打著國家旗號的權力資本。這當然不止於經濟學家口中輕飄飄的“擠出效應”，而是對毫無抵抗能力的民間社會的一種致命吞噬。事實上，政府權力的擴張已經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催化劑。注意，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護下，盤據在各個層級的權力資本一次突擊的圈錢行動。市場和權力變成一部分竊取者的私器，市場和政府同時失效。 現在的情形是，權力資本已經完全與現體制一體兩面，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綜觀目前的中國，哪一個領域，哪一級政府，不充滿權力與資本的體制性勾結？與這種潮流相對應的是，一度在九○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國社會重新回潮。不過，它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為主以商為輔的“官商本位”。在這種不可抗拒的挾迫下，中國剛剛出現的民間資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轍。雖然，這幾年，中國一些重要領導人以罕見的個人方式反擊了這種勾結，但體制的力量從來就要比個人的道德勇氣強大得多。我們看到，這些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看來完美無缺的清官，已經徹底地被他們所置身的體制所制服；可以想像，這些“清官”將帶著對這個體制的巨大疑惑遁隱於中國曆史的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轉軌已告完成，強盜資本主義以另外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佔據了中國社會的絕對主流。這種隱蔽方式危害性在於，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攫取社會的全部新增財富。在某些人那裡，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進”（只要社會的總體財富還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許多人願意接受的“帕雷托改進”。對於這種情況，我們特別要提醒一些遲鈍的經濟學家，只要掠奪財富比創造財富成本更低，權力資本就會選擇掠奪而不是創造。在這種情形下，全社會的“帕雷托改進”就只能是一個設想，也僅僅是一個設想。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趨勢： 4.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地惡化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問題了。按照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的說法，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即是中國問題。這個意思是說，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必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未來。這顯然是一個常識性的知識，然而不幸的事實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為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 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佔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標。因為，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種分配壓力轉嫁給處於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機，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而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地比喻為“幹部資本主義”。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種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製造者，這與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並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種壓力。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於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於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地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並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於他們剝奪的對象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種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當然，這種迅猛的事態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於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種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機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種機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籲舒緩農民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據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應。這麼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機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種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種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 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百分之八十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於我們的想像。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對這種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與以公正的起點。 從八○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後，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準確（我以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為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幾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 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與農民同時被拋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能夠清晰揭示這種趨勢的是，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在不斷攀升。雖然，官方一再以玩數字遊戲的輕浮態度來對待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般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走進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在遭遇失業的困擾，已經有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強有力的傳統家庭紐帶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秩序最後的避難所。 在中國，城市下層階級喜歡用那些明顯具有寓言結構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現狀的絕望，但的確，這種聳人聽聞的悲慘故事正越來越具有真實性。許多中國人都讀過一篇關於城市貧困情況的報導，在這篇報導中，中國沈陽的鐵西區----一個在計劃經濟時代令人自豪工業區，現在已經變成中國城市貧困的代名詞，其蕭條與困苦的情形讓人沉默無語。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在道德上讓人難以接受的苦難，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競爭的結果；它不是中國社會轉軌的正常代價，而是完全失控的貪污和腐敗的代價，是完全缺乏規制的偽市場的代價，這正是中國城市失業和貧困問題特別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正常的社會能夠一邊長期承受高失業率的折磨，另一邊卻安然接納大規模的腐敗。在中國，我們更傾向於相信，這兩者本身就互為因果。令人憂慮的是，中國的權力階級正在用可怕的虛妄來壓抑這些人的正當訴求。 退一步說，如果一部分人的貧困是中國轉型的必然代價，那麼政府和社會各階層就應該勇敢的承擔起維護他們尊嚴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責任。然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道德上，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都沒有對此做好準備，而財政的困窘所導致的社會保障資金的匱乏無疑會使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換句話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有實質性好轉的希望，中國貧困人口的比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我們判斷，從九○年代中期、尤其是一九九七年年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對增量財富的爭奪轉移到對存量財富的爭奪，這是一場秘而不宣的戰爭。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總量增長開始遇到瓶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許多對中國現實生活比較敏銳的人們，早就感受到了這種不祥的氣氛。如果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將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大幅矯正中國改革極度扭曲的分配機制，從而重塑中國的改革動力，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許真的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經典。但很明顯，中國政府對這種信號缺乏應有的警覺，這與中國漸進改革一路走來的機會主義路線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領導人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與經濟增長速度等同起來，這被通俗地叫做：發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國領導人眼裡，沒有增長速度就沒有合法性，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為：沒有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以上的速度就沒有合法性。九○年代中期之後，這種幼稚的執政思路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明顯與中國社會的真實脈動不相吻合。 基於上述判斷，我們推測，在下一個階段存量財富的爭奪中，還會不斷有人成為權力資本的犧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產階級。一個以壟斷權力為基礎的掠奪體制是很難自我約束的，對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僥倖心理。明乎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如果，將現在的中國嵌入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背景中來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與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一個數量龐大但困苦不堪的農民分布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幾個以外國資本為主但卻佔據了GDP絕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離開了土地而又無法在城市棲身的流動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游動，一個僅僅代表官僚和官僚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結構，一個被深入骨髓的腐敗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財政體系。這個奇特的組合又一次出現在了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中，而這個組合之間無法化解的緊張和衝突，正是中國上一個世紀屢屢導致悲劇的根本原因。每一個時代的大眾都總是以為自己在開創全新的未來，但經常，我們不過是在重複歷史。想要掙脫歷史的宿命，人們就必須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未完待續，轉自“中華評述”） (5/5/2002 4: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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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實 於 2002/06/29 05:1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權貴資本洗劫令社會隱藏多重危機、中國整體性崩潰前景可畏（三） 四、社會隱藏的多重危機將導致中國整體性崩潰 中國會發生危機嗎？或者問，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會成為危機的輸出國嗎？回答是，是的，中國已經具備發生一場大規模危機的所有要件。 誠如前述，中國的改革是以權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與此相對應，其經濟增長也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為代價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時間裡，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的衰退或增長型衰退，注意，是長期而不是短期，因為在這種模式中，我們大概很難看到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周期。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頗為神似，就像日本在九○年代後經歷了長達十年的衰退一樣，中國也同樣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種衰退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要比日本脆弱得多；這種脆弱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長期壓抑和積累，顯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國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資源----經濟增長開始流失，那麼經濟增長與賴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負反饋：政府越是沒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難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九○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處於普遍的失范狀態，社會自我維持和自我修復的能力蕩然無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在極小的程度上發揮作用（比如說，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國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嚇基礎上的鋼性秩序，這對於一個人均資源匱乏、處於轉軌中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聯繫就可能被仇恨和貪婪撕裂。那麼，中國會發生危機嗎？簡單的答案是：是的。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這個話題已經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實卻一再否定了這些先知般的預言。難道，所有這些預測都錯了，而僅僅是某些“敵對勢力”的一廂情願嗎？不，所有這些預測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依然在那裡，甚至比從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國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樣，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國，GDP就是這個“水”。只要“水”漲的跟水下的石頭一樣快，石頭就不會冒出來。但現在，“水”的漲勢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頭卻開始瘋長。所以，中國的危機恐怕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而對於我們，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個危機將從哪裡開始？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並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在我們的視線中，在未來幾年裡，可能引發危機的一些重要線索正在逐漸清晰： 1.金融危機 按照正常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早就處於破產狀態，無休止的壞帳和普遍的腐敗已經將銀行可伶的資本金吞噬一空。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受到獎勵，人們仍然在將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巨大的黑洞，而這（新增存款），正是中國的國有銀行能夠苟延殘喘的唯一法寶。這種現象讓許多人迷惑不解，雖然許多人有意無意將此歸功於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很顯然，這並不是問題的真相，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在一個受到嚴格資本管制的國家裡會有大量的資本外逃。在最近幾年中，中國資本外逃的數字甚至超過了資本流入。所以，對這個現象的最好解釋只能是：人們並非太信賴政府，而是太依賴政府。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將錢存入國有銀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沒有任何其他存放財富的途徑。但是，這種反常的現象肯定維持不了多久了，外資銀行的介入將會給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以致命一擊。這些勢力強大，信譽良好的外資銀行，很有可能斷掉中國銀行業賴以苟活的最後一滴奶水。在事關自己財富安全的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時看上去非常愚鈍的中國儲蓄者，他們將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學會選擇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儲蓄辦法。對於這種結局，中國的國有銀行如果寄望於存款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銀行業務的無知，大概很不現實。 根據現有的入世時間表，外資銀行直接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預計，在三到五年時間裡，中國的大城市中將會出現擠兌中國國有銀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種具有極強傳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現，就有可能火燒連營，勢如卷席。對於中國銀行業來說，這既是開始也是結束。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的災難，更是政府信用的災難。人們看到，在九○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現體制正在越來越隨意地揮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們推測，銀行的破產將可能是壓垮政府信用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政府無力也沒有足夠信用對這些國有銀行進行重整的情況下，外資銀行部分接替中國政府的角色來進行這項工作將是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可能選擇之一。 由於外匯的嚴格管制，中國雖然成功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對其金融體系的衝擊，但導源於內部金融危機的風險卻正在急劇升高。現在就可以印證這些趨勢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銀行倒閉案已經時有所聞。 2.城市下層階級的大規模騷亂導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遍及城鄉的抗議事件不斷發生。由於農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國改革這一階段主要的受損者，所以這種抗議事件多數分散地發生在這些政治邊緣地帶。然而，隨著中國改革受損者的增多，這種抗議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趨勢，最近大慶油田以及遼陽所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是這種趨勢的明證。 與九○年代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不同的是，最新發生的這些抗議事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組織性和持續性。這一點，從最近發生在東北遼陽的大規模示威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人們看到，這次示威是七個國營企業的職工聯合舉行的，很顯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組織和工會領袖在領導。而大慶油田所舉行的工人示威則突出說明瞭，中國改革的受損者，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領導人為了維持穩定所要極力依靠的對象。改革危及這批人，不僅表明中國政府保護能力的減弱，也同時表明中國的社會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跨行業，跨城市、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工人運動可能成為這一階段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景觀。就像九○年代末期的“法輪功”現象所表現出的耐力一樣，這些新型的工人運動將不大可能滿足於一廠、一市的規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它們就可能與其它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提出系統和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到目前為止，大慶和遼陽的工潮已經持續了十幾天，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這次工人運動所顯示出的生命力相當罕見。 由於這些以大城市、大企業為基地的工人運動，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將採取小心翼翼但卻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謂將“不穩定扼殺在萌芽狀態”。但百密一疏，如果這種大型抗議發生得過於頻繁，就總有擦槍走火的時候。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局面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因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擠滿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這些人長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層，受到現體制與城市人口的雙重歧視，對現狀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參與將特別容易將工人的街頭抗議運動引向大規模的城市騷亂。 作為政治權力中心，中國的大城市集中了當今中國最令人生厭的腐敗，集中了當今中國刺眼的貧富差距。在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實際上也集中了當今中國猛烈的騷亂能量。當這些平時我們根本就視而不見的沉默人口突然擁擠在街頭時，那些在人數上遠遠被誇大了的中產階級就會驚奇地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一批人。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上升。在許多地方，警察查驗身份證件的頻率已經達到了相當反常的程度，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漲；而發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針”事件，似乎就是那類具有預示“災難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這的確讓我們感覺到了某種幽靈的迫近。但願，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農業危機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及其連鎖反應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吹噓自己可觀的外匯貯備，宣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固性，許多經濟學家也在以他們從來就不精確的專業知識在論證這一點，但匯率決不僅僅取決於一國的外匯儲備，甚至某些情況下根本就不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寡而變動，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貶值，就是在其外匯儲備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提醒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不是那麼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幣不貶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說，人民幣貶值對大多數行業來說，影響只是多或少的話，那麼對於中國農業來說，就可能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對此，中國總理朱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入世”後，他最擔心的就是農業。實際的情況可能比朱的估計要嚴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已經從一九九八年的一百萬□上升到一千四百萬□，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總產量。而由於人民幣的長期高估，中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經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這種情況使本來已經十分疲軟的農產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國農民最新困境的所謂“新東北現象”正在為這種黑暗未來拉開序幕。 中國農民已經為中國改革承擔了高昂的代價，即便進一步的打擊不至於引起他們大規模的反叛，也肯定會深深刺痛中國社會的神經。雖然，農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農民----大面積流離失所的農民，將成為執政者在危機關頭最優先的考量。 從短期看，舒緩中國農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經濟手段，就是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直至中國農民的情況達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國的農業專家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如下降到一比十左右，就能夠在短期內基本緩和中國農業的困難。如果中國農民的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幣的貶值恐怕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人民幣貶值同時會帶來一系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和短期資本流入的劇減。這一增一減，將是一個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數字。凡是了解中國沿海省份情況的人，就該了解中國經濟對外國投資已經形成的高度依賴，沒有外資的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就有可能緊急剎車；而資本流出，經濟放緩，將反過來強化已經形成的趨勢，導致惡性循環。最糟糕的結果是，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一旦開始，貶值的幅度就很難加以控制。難以控制的貶值，對政府信用的打擊，將同樣難以控制。在中國，國民對政府信用某種犬儒主義式的依賴，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後一道屏障，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寧願頂住中國農民沸騰的民怨，卻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可以預計的是，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農民已經無法進一步被犧牲，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領導人將被迫在增長速度與農民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在這裡，似乎沒有太平衡的路線。但我以為，作為一個明智的領導者，在弱者的生存與強者的發展之間，必須選擇前者。但這肯定會遭致一系列不測的連鎖反應。 4.中共高層的分裂和重組 高強度的外部壓力既可能使一個集團更加團結，也可能使之崩裂。未來幾年，假如中國經濟沒有奇蹟般的好轉，中國社會將進入近二十年來最危機四伏的時代。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競爭，本身就可能是危機的一部分，並成為引發進一步危機的原因。進而言之，在未來幾年，社會各階層越來越激烈的利益訴求，也將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性。 在經過了一九九八年“天安門事件”將近十三年之後，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中共內部的穩定，許多人乾脆就將中共看成一個與中國社會一樣的超穩定結構。但時勢異也，經過十幾年的演進，中國社會已經發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這必然反映到中共黨內的政治競爭中來。如果說，中國十幾年前的那場運動僅僅反應了某些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因而也將這種特點反映到黨內的話，那麼今日中共內部的競爭已經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礎。對遊戲的參與者而言，現在正在進行的政治競爭不僅關乎未來可能的利益，更關乎巨大的既得利益。從邏輯上推斷，只要中共高層還沒有完全被權貴資本所控制，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間日益高漲的憤怒所激活，黨內反制權貴資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動將衝突延伸到民間，並尋找同盟。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平衡和團結正在受到外部社會壓力的考驗。就在不久前的人大會議上，中國總理就在湖南代表團私下抱怨，對人大做的報告只有兩句話是他自己的。這足以說明，這位曾經有著極高權威的總理已經受到了黨內同事的巨大壓力。而從中國證券市場去年的各種政策搖擺中，人們更可以感受到權貴資本咄咄逼人的操縱力量。面對與十三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衝突，中共黨內陳舊的政治競爭原則大概難以繼續發揮作用。所以，在“十六大”前後的一段時期，擺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兩種：要麼修改黨的政治競爭原則，擴大黨內的政治參與，以求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要麼出現強勢領袖，用強力徹底消滅黨內的競爭。無論那一種可能，都將深刻地影響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態，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化。 總而言之，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隨著中國共產黨最後一位具有強勢色彩領袖的淡出，中國共產黨現存的競爭和協商原則的效率將越來越低，其適用性將日益受到遊戲參與者的懷疑和挑戰。如此，中國共產黨內的實質性變化將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關注的是，這個過程可控性相當差，弄得不好就會引起政治參與的爆炸。因為，中國被壓縮了十幾年的政治參與熱情，足夠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全能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國家，政治權力調動資源的能力十分強大，這就是中國為什麼不容易發生局部和行業危機的基本原因，盡管那些行業或局部看上去是那麼地危險。比如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政府就是通過行政手段調動資源，拆東牆補西牆，將這種風險分散和轉嫁到財政系統、銀行系統甚至資本市場，而不至於讓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垮掉。但這就好比壘堤壩，局部的風險雖然暫時解除，但隨著堤壩的不斷升高，整體的風險卻在不斷增加，一旦發生問題，將意味著整體的崩潰；這個整體，不僅包括經濟系統，也包括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除了鋼性的權力鏈條之外，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個既缺乏經濟認同、也缺乏政治認同、更缺乏文化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勢利的表演）的共同體，甚至連民族國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像都是被一種自以為有利可圖的短暫和投機的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他們隨時都準備也可以撤出這種毫無保障的臨時契約。 如果在未來幾年，我們上面所羅列的、遠不完備的危機事件中的一個被觸發，危機與危機之間就可能相互強化，進而引爆一場整體性危機。假設事情果真是這樣，中國的預後將很不樂觀。因為，尋找認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將非常漫長。當然，這也視乎危機所造成的災難程度，但以下重大發展將是高概率事件： a.城市的軍事或半軍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對派的激烈抗爭，將使軍事或半軍事管制成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現新的軍事強人的話。中國現任的軍事領導人江澤民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上的講話，已經充分暗示了這種可能的發展。他明確指示解放軍，“要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努力做好各項軍事鬥爭準備，積極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並將“城市的反恐怖鬥爭納入到軍隊任務中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明確將地方穩定納入軍隊職責，應該還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事態發展，這等於宣布，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今後幾年，中國城市將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期。至於這句話裡對政治反對派的威懾含義，相信大家也能強烈地感受到。但我們依然懷疑，社會問題如此嚴重的國家，軍事或半軍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維持的時間會有多長？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險一試。 b.公開的政治反對派的出現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精英分子已經被現體制所贖買，但這並不是全部事實，中國現體制既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贖買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實上，中國民間仍然活躍著大量的精英分子，他們越來越受到現行分贓體制的擠壓，而且由於他們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因此更懂得用民間聽得懂的聲音說話，而那些不斷加入失業大軍的年輕學生，將可能充實這個隊伍，這讓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國的同樣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懷疑政治反對派沒有精英力量的供給，一種必然要發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會找到他們傑出的領袖人物，找到他們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會階層分化，已經為中國在未來幾年出現公開反對黨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它恐怕只需要一個根本就不起眼的時機就夠了。現在的中國，還有許多人在討論政治動員會不會危及中國改革的問題；他們睿智，平和，深思熟慮；但是，目下中國的現實卻是，政治動員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樣做的問題，是如何將政治動員放在一個和平和法治的軌道上來的問題。何況，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隨著幾個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對黨，雖然在經濟表現上不會那麼出色，但可能比一個強大的軍事政權要少一點暴戾之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可能。 未來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斷。但我們必須問，我們有比現在更好的未來嗎？在中國，我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代。突如其來的物質滿足幾乎超過了所有的想像，它甚至彌補了我們在“八九”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創傷，盡管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一天。我們生活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我們完全喪失了歷史的觸覺。但事情真的會是這樣嗎？ 願上帝保佑我們！ 三月二十日收稿 *附文 戴相龍欲用民間儲蓄堵共產窟窿、上海“花旗擠兌”共產怕怕 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七，約為一萬八千億元人民幣。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產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同時，他希望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將中國城鄉居民八萬多億元的儲蓄引進資本市場，同時利用外資來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以此苟延殘喘中共實際上已經崩潰的經濟。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也承認，中國已經不能再光通過剝離不良資產來改善資產質量，四大銀行必須自行消化不良資產，不然會有較大的“道德”風險。中國的民眾顯然已經明白了黨官們所說“道德”風險的真實含義，為了避免自己的存款被中共拿去堵它那永遠也填不平的赤字窟窿，就在美國花旗銀行上海分行四月一日正式開業的那天，人們紛紛擠進中國的各個國家銀行提取全部存款，然後一轉身就把所有款放進了可以信賴的美國銀行。當天，上海一地出現的“花旗擠兌”現象震驚了中國高層，他們緊急通令各地銀行系統，要謹防按WTO協議進入中國的西方銀行掏空國有銀行儲蓄，從而引發全國性的擠兌大潮。然而，中國的愚民再蠢也會明白如何保住自己的血汗錢，故隨著外資銀行在共產中國的增加，中國有銀行錢被抽幹、擠兌潮徹底催垮紅色王朝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四月二日稿 (全文完，轉自“中華評述”) (5/5/2002 22:6) | |
NO:194_15
| Frank 於 2002/07/03 12:1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憤怒的荔枝 根據來自中國的一項報導，大陸廣東增城拍賣一顆西園掛綠荔枝，以五十五萬五千人民幣成交，約合新台幣兩百二十二萬元，這真是所謂「中國奇蹟」；但同時間，農民、農村、農業「三農」問題，被大陸知名經濟學者胡鞍鋼認為是當前三大「中國危機」。 五十五萬五千人民幣一顆荔枝，約等於大陸內地兩百戶農民一年所得，真是人比人氣死人，大陸農民如看到這顆高貴荔枝的報導，相對剝奪感不知會有多深，相對剝奪感正是大陸三農問題愈來愈急迫之所在。 在這顆「高貴的荔枝」創造所謂中國奇蹟的同時，更多「憤怒的荔枝」在中國各地如伏流，隨時可能爆發。 奇蹟的背後，其實潛藏著極大的危機，奇蹟愈大，危機也愈大，高貴荔枝與憤怒荔枝對比，可說是中國當前問題的縮影。 中國當局以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為政策最高指導原則，卻兩面失著，高貴荔枝是政策錯誤、畸形發展的例證；農村、農民、農業的快速衰落，則反映了另外一面政策的失敗。 中國估計仍有七、八億農業人口，農業問題不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就不能解決，而且將成動亂之源。如果中國當局只在炮製奇蹟，無能解決危機，所謂經濟榮景，將是虛幻的泡沫！ | |
NO:194_16
| Max 於 2002/08/08 13:2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銀行的體制比烏拉圭的還要糟糕。 The day of reckoning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or China to face the INEVITABLE!!! ============================================================ 大陸隨時可能發生金融災難
報導還以烏拉圭的金融危機為例表示，過去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烏拉圭不會出現金融危機，但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烏拉圭就從一個可投資信用評級的銀行業「避風港」，搖身一變成為銀行停業、國家債券降為垃圾債券，亟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緊急援助的國家。而中國大陸的銀行體制還要糟糕。 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首席經濟分析師拉迪曾多次提出警告，大陸的公共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增加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他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大陸金融行業的情況是在好轉還是在惡化。但是，如果認為大陸的銀行不會倒閉，「顯然是錯誤的」。 拉迪分析，沒有人能夠預測銀行業危機爆發的確切時間，但是就大陸的情況來說，爆發的先決條件已經存在好幾年了。大陸的銀行系統已經資不抵債，雖然還沒有到無法兌現的地步，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銀行系統能像大陸那樣，能這麼長時間的維持這種局面。 報導認為，中共官方其實很清楚的知道銀行業存在危機，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然而，一旦儲戶要從這些資不抵債的銀行取回存款，情況會怎樣呢？為了償付存款，政府將不得不印製大量鈔票，這將立刻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銀行會平安無事，但是如果在一段持續的時期內，通貨膨脹不斷飆升，可能會破壞社會的穩定性。當然，大陸曾在九十年代初面對過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銀行仍得以生存，但是當時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最近的公共借款熱潮尚未出現，全球經濟也未處於衰退中。 不管怎樣，投資者和分析師仍懷疑，中共官方是否一定會對金融機構施以援手。標準普爾信用評等給予大陸幾家國有銀行的外匯締約方風險評級低於主權債務評級，屬於垃圾債券行列，該評級表明對這些機構償付債務總體能力的懷疑。中國工商銀行的評級為BB+，交通銀行的評級為BB，這意味著幾乎沒有主權支持的擔保。 至於經常項目順差，大陸已經發現現在所處的環境已不那麼安定。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基本上沒有觸動美國經濟。而今年，全世界幾乎同時都在經濟衰退的邊緣苦苦掙扎。美國經濟的嚴重衰退將對大陸的出口產生威脅，而出口一直是大陸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因。 但仍有很多分析師滿懷希望。田納西州南方大學亞洲研究負責人韋爾森就認為，大陸當前的金融狀況確實困難，但大陸處於有利的位置，可以透過稅收解決問題。韋爾森還指出，一九九八年，大陸實際稅收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美國則為百分之十九。 能否避免危機呢？高盛投資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分析，大陸已經面臨一場危機，這就是中國領導人為何如此關注銀行業改革的原因。若沒有危機，就不會有銀行業改革所需的、足夠的政治重視。至於將發生何種危機？拉迪認為，政治風險的發生機率不能輕忽。 (http://www.dajiyuan.com) 8/8/2002 9:48:07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8/8/n206972.htm | |
NO:194_17
| Max 於 2002/08/08 13:4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Taiwanese better prepar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coming out of China, which looks increasingly likely. When it does come, it could be violent and certainly will ha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 |
NO:194_18
| 世局 於 2002/08/08 15:0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沒有人能夠預測銀行業危機爆發的確切時間，但是就大陸的情況來說，爆發的先決條件已經存在好幾年了。大陸的銀行系統已經<資不抵債>，雖然還沒有到無法兌現的地步，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銀行系統能像大陸那樣，能這麼長時間的維持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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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19
| Leon 於 2002/08/12 22:37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現在，中共是主要靠經濟上的政績來維持合法性和穩定， *********************************************************** ------中國統計數字如何能真？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既贏得“一支獨秀”的美名，又不斷受到國內外學者的質疑，他們指責中國經濟數字有水份，也被作為“中國崩潰論”的有力證據，中共官員也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釋“為什麼我們的高增長率是基本真實的？”2002年8月1日的《南方周末》還發表長文《中國統計數字是否可信》，專門採訪了中共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無非是從專業技術的角度來談中國統計數字的大體可信性，並用統計誤差和管理鬆懈來解釋局部的統計虛假現象。 但是，最近的“安邦經濟信息”所披露的一個具體個案，證據確鑿地說明瞭統計數字的水份之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個體私營業戶的具體數字，該市的工商、國稅、地稅三個部門報出三種不同的數字，而且其差異很懸殊。宜章縣8個工商所上報給縣局的數字是全縣個體私營業戶實有9053戶，縣工商局個體處上報給郴州市局的年報數字是個體戶11148戶、私營企業26戶；宜章縣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報表上全縣個體私營業戶卻高達27457戶。僅一個縣的工商系統內部的三個統計口徑尚且無法統一，何談真是的數字。再看該縣國稅局的年報數字，全縣個體稅務登記戶數只有2004戶、私營企業13戶；地稅局的“稅務登記戶數年度報告表”的統計則是4845戶，其中按國、地稅劃分的共同登記戶為2363戶，地稅純管戶為2473戶，私營企業9戶。不用我來給讀者做精確計算，如此懸殊的差異實乃一目了然。這樣的差異，僅用統計誤差和管理鬆懈來解釋，恐怕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造成中國統計數字虛假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出多門，管理秩序混亂，每一部門都以自身利益為準，其統計數字自然也要向有利於本部門傾斜。二是政績─烏紗帽效應。國家要保持經濟高增長，指標層層加碼到各級政府，上級要求的政績就成了下級官員的緊箍咒，各級地方政府都被要求建立增長率上和財政上的一票否決制，達不到上級要求的增長率和財政收入，就要丟了烏紗帽，所謂“不交票子交帽子，交了票子保帽子。”“沒有數字沒職位，有了數字就高升。”所以，各級政府不得不在統計數字遊戲上做文章。 政績指標由上向下層層壓來，統計數字由下向上層層虛假，最終的根源無疑要追到中共最高層。在有效監督基本真空的制度中，正是中共最高層對政績的迫切需要──對政權穩定至關重要的政績合法性──高層陶醉在自欺欺人的偉大政績中，鼓勵著縱容著各級政府的欺上瞞下。 現在，中共是主要靠經濟上的政績來維持合法性和穩定，而一黨獨裁又是專門依靠製造謊言來維持的政權，所以，政績和謊言之間的孿生關係乃是制度性，絕非某個清官所能改變。 轉自觀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 http://www.xinsheng.net/articles/big5/2002/8/12/25525.htm | |
NO:194_20
| 福佬人 於 2002/08/13 00:2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有人知道台灣的出口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有多少?（最近幾年） 煩請告知，謝謝。 | |
NO:194_21
| HitCat 於 2002/08/13 07:4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TO福佬人 根據台灣中央銀行的資料，台灣出口值與國內生產總額（GDP）之間的比值如下： 資料來源：www.cbc.gov.tw/economic/Statistics/FS/p6.xls | |
NO:194_23
| 作者﹕彭明 於 2002/08/19 01:0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當前中共政權的致命穴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問題，具體講是金融問題，更具體講是信心問題。 ============================================================ 打擊中共的軟腹部——泡沫經濟 作者﹕彭明 【大紀元8月13日訊】當今中國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四面楚歌，險象環生；另一方面政權又相對穩定，幾乎看不到崩潰的跡象。這一現象的背後，儘管原因很多，但我們認為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統治者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身上的「致命穴」或「軟腹部」所在，而拼盡全力加以掩飾和保護；而民主派或政治反對派卻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誤認為，當前中國問題或中共政權的致命穴是政治問題，如中共官員腐敗和兩極分化嚴重導致的民怨沸騰，知識份子、宗教信徒和異議人士因言論和結社權利被剝奪而與當局抗爭，工人因勞工權益受損而集體示威，農民因基層官員欺壓而上訪，等等。於是，他們緊緊抓住這些所謂的敏感問題大做文章，頻頻發起攻擊。遺憾的是，攻擊毫無成效，中共政權仍巋然不動。原來，這些問題雖然都是中共政權的敏感點，但決不是致命穴。以民運微小的力量，打擊中共巨人身上的非致命穴，等於給中共搔搔癢，其結果便可想而知了。 倘若一旦謊言被戳穿，真相被揭露，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就會崩潰，國人就會拋售股票，擠兌銀行，拒認新國債，要求兌現舊國債；外商就會撤資和向境外轉移外匯；外國政府和商業銀行就會停止向中國貸款；進出口就會下滑……經濟危機就會突然大爆發，隨即各種社會矛盾也會大爆發，中共政權便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此時，反對派若稍一使力，它就會轟然倒地，一命嗚呼。正是由於多數民主派人士沒認識到這一點，也沒多少人去攻擊這個致命穴或攻擊力度不夠，中共政權才會有今天的「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的局面。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在制定針對中共政權的全面總攻擊計劃時，打擊目標就應該明確定位為「經濟信心」這個致命穴。然後找準機會，集中火力、一舉攻下它。由此不難看出，這場總攻戰役在本質上是心理戰。我們所有的戰術、手段原則上都只不過是配合心理戰而已。當前，中共掌握了軍隊、警察、單純拼軍事實力我們的確鬥不過它。但我們掌握了真理和事實真相。只要我們掌握了一定的傳播手段和保證真實資訊加速傳播的有限暴力手段，只要我們制定了正確的戰術，只要我們選準了時機，我們就能以小勝大，以弱勝強，戰勝中共，創造奇跡。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8/13/n208178.htm | |
NO:194_24
| Max 於 2002/08/19 01:2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早該崩潰的中國經濟不僅沒崩潰，反呈現出虛假繁榮景像。 This is like big ENRON poised to collapse. | |
NO:194_25
| F88 於 2002/08/19 05:1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共掌握了軍隊、警察、單純拼軍事實力我們的確鬥不過它。但我們掌握了真理和事實真相。> 正確, 不過可以小勝大.真理戰勝謊言. | |
NO:194_26
| King 於 2002/08/19 10:5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一旦謊言被戳穿，真相被揭露，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就會崩潰. 好主意! 掌握機會，集中火力, 致命一擊! | |
NO:194_27
| Mark 於 2002/08/19 13:3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這場總攻戰役在本質上是心理戰. I tend to agree with the point. However,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Chinese economy that makes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possible. | |
NO:194_28
| 作者：何功 於 2002/08/19 14:57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流氓無產者的共產黨當年搶資本家的錢，現在搶貪外商、老百姓的錢。 ========================================================
中共當局近年來一直迫使四大國有銀行繼續對不良國有企業放款，以求解決經營困境和失業率問題，結果導致銀行累積大量的壞帳。據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七，約為一萬八千億元人民幣。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與國際機構的一致懷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異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 一方面，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產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同時，他希望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將中國城鄉居民八萬多億元的儲蓄引進資本市場，同時利用外資來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以此苟延殘喘中共實際上已經崩潰的經濟。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也承認，中國已經不能再光通過剝離不良資產來改善資產質量，四大銀行必須自行消化不良資產，不然會有較大的“道德”風險。也就是說，在掏空了股市的錢後，直接成為刀下魚肉的是外商，和不知把錢放到哪裡好只能存進國家銀行的老百姓。 難怪有人說，流氓無產者的共產黨當年搶資本家的錢，現在搶貪外商、老百姓的錢。 共產黨官僚的絕對的權力轉化為權力資本和裙帶資本，在救活國有企業的名義下，在國企和銀行的信貸關係中，在銀行的不良業務操作和失控管理中一天天肥大。 以下14條是一個原供職於大陸銀行的業界人士總結的一些司空見慣的銀行操作。 1 惡意貸款，抽金潛逃 行長親屬，成立公司，互相擔保，貸款到位後抽金潛逃。行長從惡意貸款中抽走%10回扣，幫助企業逃款。若追究行長責任，行長做檢討就沒事了 (行長碰巧是市長的人)。每家都這樣，大家互相包庇，跟對了上面有權勢的領導就沒問題。 2 估價師虛報房產，汽車，銀行內線說好話，內外勾結，貸款後房產汽車抵押給銀行。 有人專門到各地的拍賣會購買林肯加長車，以30萬元購入，估價師虛估100萬，銀行內線也幫忙說好話。貸得70萬元存款後攜款潛逃。 3。銀行突擊存貸， 偽造年度報表 每年度終，12月28至31日時，銀行職員每人下任務四處拉抵押貸款。用企業匯票或者私人用存單存入臨時帳戶，1千萬匯票或者存單再抵出7百萬，一共1700萬，再存入銀行，以偽造年終業績。一月三日後臨時帳戶註銷，銀行損失存款多達%20-30。假造銀行存款和放貸成績，行長升遷，公務員加薪 (在失業大潮下銀行成為緊俏單位)。 4。企業借新還舊，實則已破產 企業要破產，銀行不同意，銀行為了應付考核，結果連企業的償還利息也貸成新款補舊欠款，欠息的洞。例如，企業欠銀行本金1000萬，利息100萬，無能力支付，銀行則借給企業1100萬，先把本年度的欠款還上再說明年問題，拖延暴露問題時間。 5。企業改“字” 不改“制” 企業欠銀行貸款利息，本金不付，不破產，爛在那裡，將欠款企業“第一”公司改成“第二”公司。第一，二公司自簽租賃協議，原班人馬生產，每年第二公司租金付第一公司退休工人工資 (銀行不能索要)。政府不願意讓企業破產變相支持，銀行望企興嘆。 6。債轉股 大型企業貸款數億巨款，生產一天虧一天，將企業巨額貸款由政府出面轉成股份制。每家銀行貸給該企業百分之多少，就擁有該企業百分之多少股份。銀行變股東，行長推卸責任。 7。上市捐門檻 企業要上市，先送300-500萬孝敬中國證監會。證監會若收，如同醫院掛上了號，才有希望上市。 8。分身有術 大企業負債累累，找一新項目包裝，成立一個新的公司上市。母公司的資產寫在要上市的股份公司上，債務留母公司，等新企業上市後，母公司可用股市騙來的錢補母公司過去的洞 。 9。政企一氣，銀行認賠 企業互相擔保，當一方無錢還銀行本金，利息後，銀行將另一方告上法庭。銀行打贏官司，市委分管工業書記批示，銀行自行消化，銀行得理，得不到錢。 10。存大於貸，殺富(企業)濟貧(銀行) 某特大型企業欠各銀行數十億貸款，在某小銀行欠上億貸款。但是該企業財務主管的親屬在該銀行供職，把該企業的應還銀行的款項不還，將企業的回籠款存在親屬供職的銀行，存的款比在此行貸的還要多。存款利息為%1-2，貸款利息為%6-7，企業損失%3。為了親屬和個人離異，犧牲企業利益。
企業回籠款 要不擇手段拉入該行，就要逢年過節送企業財務主管禮金券，家屬親友假期全國乃至國務旅遊，費用銀行全付。 貸款是虧本企業太多不敢貸，稍微好一些企業各界銀行也是不擇手段，以金錢女色拉攏，搶著貸。有的企業貸款三個月，由於銀行對他個人服務跟不上，該企業就立刻還貸，讓服務好的銀行來貸。同樣，企業為了貸款對銀行的行長，處長，也是採取相同的手段。各銀行為了爭取本銀行的貸款規模，存款貸款核消指標，也向人民銀行的個部門大肆行賄。 12。銀行成為收購站 銀行成為名符其實的收購站，自己花錢租倉庫，儲放企業抵給銀行的無用產品。生產服裝的企業賣不掉就抵給銀行，生產化妝品的用化妝品抵押，只要是企業生產出來社會不接受的統統抵給銀行。銀行不要的話企業分文不付。銀行再把抵來的東西發給行員當獎金。特大碼服裝沒人能穿，行長說有就不錯，回家做抹布也好。 13。個人吃差價 某行一個科長，以高額利息遊說企業A把多餘資金存進來(%3-4)，轉手又以%12的高息貸給一個效益不好的B企業。錢不走銀行，他個人吃差價。直到B企業出事查帳，B企業頭頭為了爭取減罪，狗咬狗帶出該科長。 14。虛報存款，爛帳嚴重 一個沿海發達省份狀況比較好的銀行，存款一百二十多億，浮誇30-40億，加上其他爛帳，實際上有40%爛帳。一年實在無法做假帳，就核消一個多億，數字之大令人驚訝。一個銀行一年能有多少純利潤來核消一個多億。 存款貸款，每一筆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核消那筆款項也大有文章。一萬個銀行行長也許只有一兩個是正直的。 中國金融是會計騙統計，統計騙審計，審計騙總書記，總書記騙全世界。 (6/24/2002 21:31) http://www.xinsheng.net/articles/big5/2002/6/25/24505.htm | |
NO:194_29
| 讀讀樂 於 2002/08/19 21:2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http://duli.hypermart.net/wwwboard/messages/708.html Posted by 四川獨立運動黨 ISP-619 (202.98.143.73) on April 16, 2001 at 22:50:27: ▲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導致了階級矛盾的日趨激化。由於財富愈來愈向一小部分掌握權力的人手裏集中，中國出現了億萬富翁階層，雖然這裏面有一部分是自己靠勤奮創業起家的實業家，如左宗申等；也有靠自己天賦得來的，如影星劉小慶等；也有的是靠抓住機遇、或是因爲幸運得來的——這些人取財合法，應當予以保護。但不可忽視的是：絕大多數億萬富翁就是權力的掌握者或者是他們的子女，如成克傑、陳小同和最近瀋陽人質案件的當事人，他們的發家致富靠的是權力尋租和貪污受賄，對社會危害極大；此外，還有一些人是靠生産假冒僞劣、進行有組織的犯罪、販毒、詐騙得來的。這些不正當的手段産生的億萬富翁理所當然地遭到人民群衆的深惡痛絕。我們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決不能讓這些人先富起來，因爲他們是靠出賣良心攫取不義之財。與之相對比的是廣大工人大批地失業，由於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這些失業者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農民被農民負擔壓得無法喘息，出現了大面積的返貧現象。今年秋天，我走訪了一個貧困地區的國有企業，發現那裏的工人在充滿橡膠粉塵的車間裏作業，唯一的勞動保護就是一副口罩，車間裏異味撲鼻而且全是有害粉塵。當我問及企業領導工人收入時，企業領導告訴我一個令我無比驚訝的數字：年收入1700元，月均140元。 我還看到工人的住宅：建於60年代的早已搖搖欲墜的磚木簡易房屋。見到此情此景，我們不禁想問問那些鼓吹“教育消費”、“醫療消費”以刺激消費增長的“經濟學家”們，難道 這些工人不想把這已經無法遮風避雨的房屋換成“小康”住宅嗎？難道他們不想把他們看了十幾年的黑白電視換成彩色的嗎？難道他們不想過更好的生活嗎？是的！他們非常想，可是一個月140元的養命錢還要經常拖欠，他們怎麽敢奢談那些五花八門的“消費”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一個城市裏，大街上高級轎車在穿梭，夜總會的霓虹燈在閃爍，新建的“高尚別墅”在等待著新貴的光臨······我國現在處於通貨緊縮、消費不振的情況下，國家想盡辦法刺激消費卻效果不大，主要原因不在於什麽“處於消費轉軌期”，不是人們的老“三大件”已經飽和了而還無力購買汽車、洋房和空調器等新“三大件”，而是廣大人民群衆在90年代以後沒有從改革得到什麽實惠，無論城市和鄉村都出現了大批的赤貧人口，他們連最最起碼的生活都無法保證，哪里還談得上“消費”？ 那些每天不知研究什麽的“經濟學家”們眼裏只盯住那6萬億的存款，一相情願地平均以後算出“應該”拿出多少錢來刺激消費，卻根本沒想到這6萬億中的80%集中在5%的人手中，他們早已豐衣足食康居樂業，你就是求他他也不會拿錢出來買他不需要的東西，而廣大窮人卻根本無錢消費——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與要害。我們不要因爲大城市的高樓大廈和互聯網而沾沾自喜，認爲我們真的到達21世紀了，真的實現現代化了，實際上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時光似乎還停留在19世紀，還停留在近代。 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叫基尼係數，當這個係數指標爲1表示絕對不平等，意味著全國財富集中在一個人手裏，其他人均無財富；基尼係數爲0表示絕對的平均。基尼係數指標過低會導致效率低下，而這個指標過高則是社會動蕩的前奏。我國的基尼係數2000年已經達到了0.41，與資本主義頭號大國美國不相伯仲，高於德、法、英、日等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遠遠高於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尤其危險的是： 美國的貧富差距是一種高水準上的差距，以我們的標準衡量，他們的赤貧人口過得也相當不錯；同時，美國社會保障體系遠較中國發達，他們有幾十年的社會保障經驗，而我們剛剛起步，廣大農民還被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況且他們的官員遠比我們廉潔，社會財富主要掌握在實業家手中而不是官僚手中，因此我們的貧富差距預示著更大的危險。當人民不敢種田、沒有工作、實在無法生活下去的時候，他們除了鋌而走險以外還有什麽出路呢？ 在中共國二元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一樣蒼白的貧困，從形態到心態都相類。貧困是共產國特色下的刺眼傷疤，它正如陽光下的陰影一樣揮之不去，但人們卻一直沒能直視。 （１）直面城市貧困 （２）沈陽︰被貧困撕裂的繁榮 到過沈陽的人會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座由兩張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區和沈河區，林立著所有的高檔住宅、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在這裡看見奔馳、寶馬的機會要比在北京長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廠雲集的鐵西區，你很難找到一座五層以上的像樣飯店，出租車也懶得光顧這兒----因為拉不上活兒。 沈陽的七十萬下崗職工，大部分就居住在這個三十九平方公裡、七十五萬人口的傳統重工業區。工人村是鐵西最大的住宅小區，聚居著一家幾代的產業工人。老人們至今回憶起五十年代的工人村，總也掩不住難抑的豪情。那時，一百五十八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共產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寬闊的工業區已變得沈寂，這兒早就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 該市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沈陽現有工業企業一千一百八十八家，其中有五百零一家屬虧損企業；黨有控股工業企業五百九十家，其中超過一半面臨虧損的命運。而這些黨國所有的大中型企業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鐵西工業區。 “廠子都黃了，全叫貪官給整的﹗”在工人村裡，人們守著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紛紛向我訴說。早年為標榜共產優越性蓋起來的那些房子，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日顯破敗，宛若風燭殘年的老人。廠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維修和取暖費就成了大問題。“沒人管我們了﹗”黃昏的勞動公園，老人們向我談起癱瘓的公用服務系統。從今年開始暖氣分戶，不交暖氣費的不送氣。按每平方米十九元計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八百到一千多元暖氣費。劉大爺一家為了省掉這份開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挨了凍。“屋外是零下十四度，屋裡是零下十三度。” 凋敝，大面積的國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業區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與此同時，在居民區，大批下崗失業人員，還有眾多名曰“放長假”實際卻被永遠拋離崗位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奔波、遊蕩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處可見攢動的人頭，在菜場、街邊、公園和夜市，人們已經淡忘工作日和雙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徹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齊的大道兩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攤︰賣菜的、賣水果、賣日用品的，永遠用飢渴、殷勤的表情招徠著稀落的光顧者。類似的小本買賣，勉強維持著一個下崗工人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這種脆弱的家庭經濟支撐體系往往不堪一擊，專家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數除工資以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維持低標準的生活水平，他們經受不起任何社會經濟風險，一旦遭遇風險，馬上跌到貧困線以下。國際上常用“貧困邊緣（NearPoor）”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習慣了沒有固定工資的生活，有的十年前就失去了領工資的機會，在輾轉變更的打短工中換取基本生活費。 “鐵西這地方，賊窮﹗”五十一歲的王亞君扯著嗓子，漲紅著臉說。她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沒法治，因為沒有錢。 “治一次得花四千塊，媽呀，上哪兒弄這麽多錢？”她一說話就激動，將脖子上突起的腫物指給我看，“醫生說過，弄不好會發生癌變，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她對自己的病有種聽天由命的坦然。 兒子的死，是王亞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慟。四年前，二十一歲的大兒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經濟拮據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時，她和丈夫的單位都苟延殘喘地開不出工資，職工的醫藥費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辦求助，最後大夥兒獻“愛心”，好不容易湊了五百元，可兒子輸一次血就要六百元。兩年後，兒子病逝，留下了十多萬元的外債。 “那時兒子沒了，錢也沒了，活著幹啥？心想乾脆跟他去了....”王亞君滿眼是淚。正午的陽光照著她的自行車攤，她從早晨七點擺到現在都沒有開市。自行車是一個好心的老闆賒給她賣的，賣完了再返還貨款，一個月掙個三四百元算是萬幸。老伴身體不好，靠二百元退休金過活。 有人來看車了，王亞君趿拉著拖鞋，迎上前去。那雙拖鞋花了三塊五角錢，“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腳，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雙鞋。好幾年了，她都沒買過新衣服，身上那件肥大的衣服，是條件稍好的鄰居給的。“誰不愛穿呢？有那條件嗎？連吃都顧不上，能不穿別人的剩嗎？哎﹗人一窮，什麽都別提了。”她的嘆息和嘮叨，在午後的日光裡遊絲一樣飄浮，空氣裡莫名地浸染了一襲落寞和悲涼。 四十六歲的盧淩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孩子那麽高，五歲時得胸椎軟骨病時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陽鋁材廠的機械維修工，一九九七年病退下崗後，單位特殊照顧他每月二百三十七元的生活費。他媳婦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常年吃藥，無工作。兩個孩子正在念書，按政策可以減免學雜費，但平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其他費用，他一樣也不能拉。 “窮是窮了點，但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念書。”盧淩敏態度很堅決。從一九九八年四月開始，盧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一百三十一元保証金。除此，他每天在菜場擺電池攤，從早晨六點到晚上十二點，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個三四百元。全家人每月就這點生活費，要填飽肚子就已經相當困難了。 媳婦的醫藥費幾乎將這個剛強的漢子壓垮了。“她那個病，一直沒斷根，上次住院就花了八百元，現在又查出肚子裡有瘤，成天吃藥，打一次點滴就得花二百元，沒法子，向親戚朋友借了一千元。醫生說要動手術？張口至少五千元。我實在沒折了，對媳婦說，逼急了，我就去自殺抗議﹗”我站在盧家那間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裡。晦暗、擁擠是那個棲息四個人的空間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顯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成了他們夫妻倆的臥床。一台壞的、沒錢修理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裡唯一能夠見証時代的現代家用電器。殘破的天花板上吊著一支日光燈和一盞十五瓦燈泡，為了省電，通常日光燈不開，只開小燈。 貧、病，是我在鐵西采訪時聽到的高頻語匯。下崗後只能自費看病，自己交納醫療保險，但調查中發現，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下崗職工家庭都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當我向多人提到這個詞時，引來的是一陣苦笑︰“日子能維持就不錯了，哪有錢交？將來能咋辦？﹗死了拉倒。” 高昂的醫療費和窘迫的經濟條件使人們談病色變。在無大病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年藥費支出在一百元左右，最多不超過二百元，生病後在藥店買點最便宜的藥，誰也不會去醫院，因為怕挨“宰”，因為年平均三百元的醫藥費就足以將一個下崗工人家庭擊垮。 我沒有想到會在魯迅兒童公園門口碰到李素萍。那兒是外來民工勞務市場，從遠處一望黑壓壓的約有百八十人。那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著、坐著、光著膀子走來走去的外來民工，睜著覓食的眼睛，期待著明天的飯碗，他們大都來自周邊農村，當耕耘土地的收獲不過是永遠堅硬的債務時，他們來到了城裡。這是個勞務黑市，共產當局曾清理、取締過幾次，但事過不久就會卷土重來。 李素萍就站在這一群人中間，她已經在這裡候了兩天，但卻看不到一絲希望。她微胖的體態和站立的姿勢，很容易讓人以為她是來招工的。一些胸前掛著“廚師”、“泥瓦工”紙牌的人在她周圍晃來晃去，知道底細後就失望而去。她已經有兩年沒活兒幹了，在家幹呆著。下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陽軋輥廠職工，她做黨務工作，丈夫在車隊，年年先進工作者。四年前，夫妻倆雙雙下崗。 她說，這個市場的好處就是供求見面，談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崗後她也做過酒店管理，後來身體不好辭了，現在年紀又大了，四十五歲了，誰還要她呢？她住的還是單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貨幣化。她家的居住面積只有十二平方米，但要交六千元。節衣縮食的她犯了愁，於是就到這兒來了。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給錢，啥都幹。”那些人圍住我，像看到了希望的火種。我凝視著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們真的開始將自己置於就業市場的大舞臺，抹去了從前不肯輕易卸下的面子，在貧困面前，她們無法後退，別無選擇。 一份當地政府報告顯示，到二零零零年底，沈陽全市累計下崗職工達到六十五萬人，其中屬黨營“國有企業”的有三十九萬人。該報告還稱，截至同年末，全市失業下崗人員中已有四十五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安置就業率為百分之七十。但在這些官方數字背後，我看到的是失業給家庭帶來的致命打擊和尋找安全飯碗的艱難。在接受采訪的下崗失業人員中，重新找到較穩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人們對在私企業工作心存疑慮，因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經常不給工資。對於下崗後當老闆迅速脫貧致富的幸運者，許多人報之一笑，認為只有親戚在政府任職的人才能辦得到。 四十歲的王小蘭，下崗後靠賣汽水度日，五毛錢一瓶。低物價低消費已經成了鐵西特有的經濟生活現象。她愁家裡每天開支、孩子的學費，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她苦著臉說︰“打去年起他就在家歇著，四十歲的男人，體力還挺好，可找不到事兒幹，成天就這麽遊蕩下去，人就要廢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三五成群閑著嘮嗑的人們。街邊、公園裡，麻將、撲克擂臺擺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當多的是些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從這些無所事事遊蕩者們空蕩蕩的眼神裡，人們看到的是表面上對安守貧困的屈服和內心裡向社會討回公道的躍躍欲試。 任紋儀2001.03.27 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社會百態系列報導之四大陸貧富失衡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要南京東路一張床，不要其他地段一棟房」，這句順口溜說明了大陸區域發展的差異，更間接指出現今大陸社會貧富不均的真實情況。儘管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普遍提升了大陸民眾的生活水準，但大陸經濟發展不平衡情況近年來日趨嚴重，引發的社會問題已對大陸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中共自一九七九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鄧小平並提出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於是大陸的經濟快速發展，財富卻逐漸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過去「共貧」的共產主義社會已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大陸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城市與鄉村、已開發的沿海地區與封閉的內地、都市的上層與下層階級、以及富裕與貧窮農村的經濟差距。 大陸貧富不均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今年的「兩會」關於「十五計劃」綱要的報告中，特別將「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拉大」，列入當前大陸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朱鎔基更在人大記者會上坦承，大陸「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值得認真注意」。 調查指出，大陸目前的基尼系數為零點四五八，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零點四警戒線，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世界銀行的報告則指出，過去十年來，大陸已成為亞洲貧富最不平均的地區。 朱鎔基認為，大陸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有三個原因：城鄉收入差距很大；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沒有完成，下崗和失業的職工較多；某些行業或是歷史的原因，或因壟斷的優勢，收入過高。 大陸城鄉收入差距逐年擴大，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二０００年前三季大陸經濟運行的數字顯示，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四千七百一十九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為百分之八點四；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僅有一千五百元，增幅只有百分之二點五。同時，大陸目前兩成的富裕家庭，佔有社會總金額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五點四，而兩成最低收入家庭，僅擁有社會總金額財富的百分之一點五，相差達三十四倍。 大陸東西部的地區貧富差距也不容忽視，貴州是大陸最窮的地區，其平均ＧＤＰ僅相當於全大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屬於極低收入地區，比較東部上海與西部貴州的平均ＧＤＰ，雙方已從一九九０年的七點三倍，擴大到目前的十二倍。 中共認為，大陸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主要由於目前糧食的相對過剩，造成糧價下跌，導致農民收入下降，因而將增加農民收入做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大陸人口中高達八成屬於農民，如果農民收入不能穩定成長，不僅大陸的長期經濟成長難以持續，社會的穩定更備受威脅。據中共公安部統計，大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犯罪案件是湧進城市的農民所為，大陸東南沿海及大城市出現大量的民工潮，導致大陸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大陸貧困農村引發的社會事件比比皆是，廣東潮陽市仙城鎮上月發生一起小學生上街抗議並燒毀鎮政府的事件，起因於當地政府隨意徵收教育附加費，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負擔，釀成這起騷亂。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的小學爆炸案，傳聞是因學校財政困難，為了搞創收，學校要求學生課餘時間製作煙花爆竹，不幸引發爆炸，造成六十名學童喪生。 隨著大陸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國有企業的整頓，大陸下崗及失業職工將會越來越多，而在職職工和下崗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中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指出，大陸推行「十五計劃」期間，每年將新增勞動人口約八百萬人以上，「十五」期間將累積五千兩百萬勞動力，預估只能新增四千多萬個工作機會，所以未來五年，大陸失業率可能將提高至百分之五。換言之，未來五年大陸失業人口將高達上千萬人，而這項數據主要是指大陸城鎮人口，廣大農村人口還不包括在內。 大陸上千萬的失業大軍，已成為大陸社會的不定時炸彈。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日前發生連環爆炸案，死傷數以百計，原因還有待中共調查，但從爆炸案的四個地點來看，都是一家國有紡織企業的工人宿舍，因此爆炸案很可能起因於大陸失業工人的不滿。 除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及失業人員增加，「暴發」也是造成大陸貧富懸殊擴大的主因，暴發一般都是利用法律、政策的漏洞，非法使用國家和公有資本獲取大額私利，例如逃稅、漏稅、受賄、走私、挪用公款炒股、行業壟斷等取得非法收入。此外，目前大陸普遍存在的制度外收入，也是拉大所得差距的重要原因，這些俗稱灰色收入包括中共官員利用權力謀取個人利益，已引發嚴重的貪污腐敗問題。 走在北京的「金街」王府井及「銀街」東單北大街一帶，隨處可見兩人一組的丐幫，多是一名四、五十歲婦女帶著瘦弱的女娃兒，或是一成年人帶著殘疾的老者，向路過的人們乞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共當前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已越來越棘手，廣大窮困農民的權益恐怕只能擺在一邊。 中國工人月薪(新台幣1000元.人民幣300元).台灣工人月薪(新台幣25000元.人民幣7000元).差距20倍.換句話說.台灣人一年收入夠中國人吃20年.。 【中新社/蘋果日報】 震撼全中國全國的瀋陽市官員集體貪污案，中國官員涉案人員已多達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六十二人被移送司法機關，並已收繳和扣押贓款、非法所得【兩億多元人民幣】。這將是繼遠華案後全中國最大的集體貪污案。 該專案領導小組成員中國遼寧省委副書記王唯眾日前在瀋陽表示，所有涉案中國官員中，中國副省級幹部有一人，中國瀋陽市副市級幹部有四人、中國正局級幹部有十一人、中國副局級幹部有七人。 原市長判死緩 王唯眾表示，繼原中國瀋陽市長慕綏新、中國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在內的第一批九人已於日前在遼寧和江蘇宣判後（慕被判死緩），第二批七人包括原中國瀋陽市客運集團總經理夏任凡和慕綏新前妻賈桂娥等正在法院接受審理，不久也將被公開宣判。 中國遼寧省紀檢委員會常務副書記許國表示，慕綏新等人的違法違紀案件，其涉案人數之多、貪污受賄數額之大，不僅遼寧前所未有，在全中國也十分罕見。案件不僅涉及一批中國高中級幹部，還涉及中國黨政機關、中國司法機關、中國行政機關、中國執法機關、中國經濟管理部門等多個單位，其中不少人還是集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生活腐化等多種腐敗行為於一身。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各行各業都有富裕戶。因此，單靠行業劃分收入高低已經成為過去。 經過調查了解，我們認為有十類人是最富裕的： 1.一部分私營企業主。有的“中國首富”，個人財富直逼100億元。 2.外資企業和國際機構的中方高級僱員。月收入600?/FONT>2000美金不等。 3.非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機構的項目經理。年收入20萬到100萬元不等。 4.一部分個體工商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不等。 5.部分企業承包者和技術入股者。年收入50萬元至1000萬元不等。 6.著名影星、歌星、時裝模特、作家和運動員。去年甲A有的球員年收入達到50萬元。影星和歌星的收入更多一些。有的作家一部書稿賣到100萬元。 7.少數律師、經紀人、廣告人和會計師。普通律師的年新以10萬元為起點。少數律師收入超過100萬元。廣告人和經紀人的收入也不菲。 8.一些經常講課、評審、鑑定的經濟學家和司局長。有的經濟學家出場費（有商業背景的活動）為3萬元。一般講課費為三小時1000?/FONT>5000元不等，個別著名經濟學家作關於市場形勢的分析報告，半天收入超過20萬元。 9.少數違法經營者。有的走私者財富已經超過億元。其中也包括有不少從事賣淫，販毒、販賣人口、販賣文物者。 10．極少數腐敗官員。目前揪出的最腐敗官員，已經擁有各種財產數千萬元至上億元。 1.長期失業者。失業津貼一般比下崗職工津貼要低一些。 2.下崗無業人員。每人每月生活費80－320元不等。 3.其他靠社會救濟生活者。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每人每月60?/FONT>230元不等。 4.自然環境惡劣地區、落後地區的農民。有的落後地區的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不足100元。 5.早年退休人員。有的退休人員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較艱辛。 6.停產、半停產國有企業職工。黑龍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補助只有15元錢，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裏刨食。 1.個人所得稅徵收效果不理想。高收入者偷漏個人所得稅的比例最大。 2.城鄉壁壘制約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外來農民工自己不能在城市裏註冊開店，只能從城裏人手裏租用辦茶館、辦美髮店的執照，許多有門臉房的城裏人成了食利者。 3.改革開放的推進序列和東部沿海的各種特殊政策客觀上起到了拉大東部和中西部差距的作用。 4.對保險福利的漠視。許多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由於沒有參加社會保險，也不給職工提供相應的福利，用勞動的低成本與其他企業競爭，以獲得非壟斷的超額利潤。我們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企業，但是要公平地發展。 5.行業壟斷。行業壟斷導致超額利潤。競爭引入電信市場後，我們嘗到的好處才開頭。 6.違規、違法經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人為了獲得300%的利潤，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 7.腐敗。權力的市場化直接導致腐敗。政府要調控市場，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員不能參與市場競爭活動。 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增長減緩和低收入面擴大是導致消費疲軟的重要原因。專家建議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辦法啟動居民消費，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認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辦法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社會政策幫助城鎮登記失業者和下崗分流人員盡快實現再就業，就業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辦法。另外還應進一步完善個人的稅收徵管工作，通過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農村扶貧工作力度，將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向低收入家庭轉移。 (轉載自<華商時報>，2000年5月27日，第1版) http://news.yam.com/cna/international/news/200203/20020307113065.html (中央社記者鄒明智巴黎六日專電) 法國經濟迴聲報上週末發表的專文報導指出，中國大陸城市與鄉村個人所得差距懸殊，將使社會危機四伏。 該報引述根據中共官方最近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繼二○○○年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一之後，中國大陸二○○一年仍達到百分之七點三，雖然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可信度不高，但是其中所顯示城市與農村人口所得差距愈來愈懸殊的現象卻令人擔憂。 中國大陸的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二○○一年上述相關統計數字，一方面向外界證明中國大陸經濟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也讓中共總理朱鎔基在人大代表年度會議做二○○二年國家發展預估報告時有所依據。 報導指出，如同往昔，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數據總是令人質疑，而且中共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在公布相關數據時就公開承認，地方政府所報的數據「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不是早估就是晚估，或是完全隱匿而不報」。 城市與鄉村經濟成長的兩極化，已構成社會發展的隱憂。二○○一年中國大陸國民生產總值為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億人民幣，經濟成長率約為百分之七點三，對外貿易額已超越了五千億美元大關，貿易順差為二百二十五億美元，比前年少十六億美元。 至於外國投資預估額為六百九十二億美元，成長率為百分之十點四，已投資金額為四百六十八億美元，成長率為百分十四點九。就如同往年一樣，中國大陸去年的經濟成長有賴於北京當局對總金額高達二百億美元重大工程案的投資。 但是根據專家表示，中共依賴對重大工程建設的投資及人民消費來刺激經濟成長，不是長期解決問題的辦法，尤其在社會層面上，因為目前經濟改革的政策只對全國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有利，使得城市和鄉村的經濟成長正朝兩極化發展。 公布的數據證明，城市與鄉村人口所得差距的懸殊不容忽視︰去年城市人口的平均所得為六千八百六十元人民幣，成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五，而農村人口卻只有二千三百六十六元人民幣，成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二。 失業率的估計相當困難，因為中國大陸從不估算農村的失業率。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去年城市人口失業率為百分之三點六，統計僅依登記失業及領失業津貼的人口登錄，未將二年以上長期失業者列入，還有「下崗」工人不再工作卻仍有合約關係的國有企業的員工亦未計算在內。 根據未公佈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如果把「下崗」這些人口全部列入，中國大陸失業率將達到百分之七。事實上，專家預估，如果將中國大陸全國所有失業的人，無論是否有領失業救濟津貼都估算進去，則失業率將可能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之間。 報導指出，有些東北工業城市的失業率甚至要高達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而上述的要點都將是中共人大代表下周會議時所要詳加考慮的問題。 | |
NO:194_30
| 中南海 於 2002/08/20 09:1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2002年8月18日 星期日 看中國的銀行体系！七億美元是如何盜走的？ /陳東 在加拿大知名的一宗案子是前中國銀行開平分行的總經理及其它兩名主管盜走高達七億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資金，并且于去年潛逃到溫哥華。這三人的盜款金額之大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但是蹊蹺的是對這個比賴昌星案嚴重得多的案子，中共卻沒有那樣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似乎讓人怀疑盜竊公款并不重要，而牽扯了不許牽扯的人是最緊張的。 前一段有消息說，這三人已在大溫哥華地區的列治文市買下了豪宅。但消息曝光后不久，三人便失蹤了。加拿大皇家騎警目前還在追查這三名中國貪官是否仍留在加拿大境內。 根据加拿大媒体透露的消息，這三名貪官是花了七年時間偷取這些款項的，并從容地將其中一部份通過賭博及親屬在海外的銀行帳戶等不同管道洗錢。他們還通過關系獲得了多份偽造旅游証件。他們在開平的時候，駕駛名車，在豪華酒店消費，并付給服務員高額小費。至今還有服務員認為他們劫富濟貧，對他們的出手大方表示感激。也有開平民眾表示，一個開平分行的總經理就能夠弄走七億多美元，中國的銀行体系應該是怎樣的現狀和制度才可以讓他們做成這樣的事情？ | |
NO:194_31
| 風浪 於 2002/08/20 11:1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銀行体系應該是怎樣的現狀和制度才可以讓他們做成這樣的事情？
中國金融是會計騙統計，統計騙審計，審計騙總書記，總書記騙全世界。 | |
NO:194_32
| 考古學學生 於 2002/08/20 11:3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風浪 〉〉流氓無產者的共產黨當年搶資本家的錢，現在搶貪外商、老百姓的錢 鈶鈶，你倒說說是怎么搶的呀。 >>中國金融是會計騙統計，統計騙審計，審計騙總書記，總書記騙全世界 你的意思是全世界都被中國騙了嗎?世界銀行主頁上的中國的財務報告都是廢紙? | |
NO:194_33
| 考古學學生 於 2002/08/20 11:47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如果世界銀行主頁上的中國的財務報告都是廢紙的話,那么世界銀行早應該倒閉了 | |
NO:194_34
| 風浪 於 2002/08/20 12:0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不用考古,看看何功的前文【中國銀行非法操作大揭露】就知了!!! | |
NO:194_35
| 考古學學生 於 2002/08/20 12:1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那到很省事,以后要那么多經濟學者干嗎? 『看看何功的前文【中國銀行非法操作大揭露】就知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吧 | |
NO:194_36
| 差它 於 2002/08/20 12:2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你們說的問題我都有切身體會，有些問題比你們想象的都嚴重。 我只好想方設法加入掠奪者的行列，而不是在被掠奪者行列里。 其實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懂經濟的也可以推理，說穿了是政治 問題和社會問題。 要說中國和阿根廷比，先不說程度誰更深一些，性質上 其實不同，要放在頭些年阿根廷早軍事政變了，也不會換這么多 政府了，冷戰之后阿根廷這方面的勢力漸趨弱勢，其實這種趨勢 全球使然，這當然是美國壓力的結果，弱勢的政府是便于美國用 經濟等手段控制的。其實阿根廷經濟的許多方面是由國際資本支 配的，他自己無能為力，銀行業也是如此。 | |
NO:194_37
| 1234 於 2002/08/20 12:5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无聊！！ | |
NO:194_38
| Ppep 於 2002/08/20 13:5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戴相龍更透露，中國工業企業的帳面資產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已不具備申請貸款的基本條件。(何功:中國銀行非法操作大揭露 ) | |
NO:194_39
| 讀讀樂 於 2002/08/21 21:1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作者：溫鐵軍 當“三農”遭遇WTO——十年試驗的反思與入世後的對策 “北大講壇精品講座系列－WTO與中國”第四講 時 間：2001年12月4日（星期二）19：00 地 點：電教報告廳 主講人：溫鐵軍研究員，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兼常務副社長。中國宏觀經濟資訊網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中國經濟資訊網高級經濟顧問、“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講座內容： 大家好，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應該講十年試驗的反思，還是入世後農業遇到的挑戰。如果講我十年試驗的反思，我其實並不認爲中國在入世的條件下會有什麽機遇和挑戰的問題。應該說經過十年農村試驗區的基層調研之後，最近幾年我一直強調中國遇到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或者說是“三農”問題。我認爲中國農業問題是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派生的，我在清華大學講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的時候我已經解釋了爲什麽中國的問題不是農民的問題而是農業的問題。 現在大家一般都認爲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農業處於弱勢，因此它遇到的挑戰會很嚴峻，這基本上還是從中國農業存在的問題出發來說的。說中國入世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問題是有根據的，因爲小平同志曾經在90年代初講過，說中國如果出問題，就出在農業上。這是他在改革開放初期講的，從那以後人們就比較一致地認爲中國農村中是農業問題比較棘手。與此相對應，90年代以來我們的相關政策所瞄準的目標基本上都是農業，有關的調控都是以農業的結構調整爲基礎的，包括提出品種、品質、質量，提出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增加科技投入，改善農業環境等等。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很少聽到人們再談論農民問題，直到9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各方面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複雜，而最終表現爲農民以各種形式表達不滿。這不能說是反抗，但確實有農民以多種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現在被公開承認的一個概念叫“群體性治安事件”，也就是說農村所發生的群體性治安事件越來越多。到1999年，農村的這種群體性治安事件發生的絕對數已經接近城市的。當然我們的城市處於轉軌時期，國有企業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等一系列措施，因此城市經常出現治安事件。過去城市的群體性治安事件是大於農村的，1999年農村接近了城市，到去年和今年，農村超過了城市。可見從數量上看農村爆發的這種群體性治安事件越來越多，從規模上講，鄉以上規模的事件近幾年也越來越多。 這個現象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警覺，人們又開始想，“鬧了半天，中國如果出問題，是出在農民問題上，而不是出在農業問題上。” 我所說的“三農”問題和我們多年來研究的和現在理論界，特別是老師們所講的三農問題有一定的差別。從80年代開始，經過十年試驗，我得出來一些自己的看法，這可能和當前的主流看法不太一致。我始終認爲，如果說中國面臨“三農”問題，那農民問題始終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問題說到底還是農民問題，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兩位偉人孫中山和毛澤東都先後說過這樣的話。事實上，大家都應該明確，20世紀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當時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到了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但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 今天很多人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還是在講20世紀的問題，很少有人把農民就業作爲國策來討論。至今，我們的相關部門都沒有專門管農民問題的部門，比如說勞動部，沒有農民勞動部，勞動部管就業，農民的就業問題誰來解決；我們的社會保障名義上是社會保障，實際上是城市保障，根本不管農民；統計局統計的是城市失業，從來沒有統計國農民失業。諸如此類，我們在考慮很多問題的時候都不包括農業，政府好多部門的相關政策出臺的時候都沒有農民的份。而當農民在實際中遇到這些部門的時候，他們就用相關的城市政策來解決農民的問題，但又不適用。就是因爲沒有把農民問題作爲20世紀和21世紀中國的根本問題來強調，我們今天才沒有適用于農民的政策，我們有農業政策，卻沒有農民政策。 當人們要求國民待遇到時候，很多文章都在呼籲給企業家這些人國民待遇，只有極少數的人在呼籲給農民以國民待遇。且不說城裏人，在座的有多少是農民子弟？即使有，其中又有幾個真正看得起你的父老鄉親？多少人都巴不得趕快轉換身份，“跳出農門”。認真地捫心自問，包括原來的家鄉父老都是農民的，有多少人還記得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從農民出發？他們占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有八億七千多萬人啊。所以我強調，無論在哪方面，農民都是最大的一個社會群體，不從他們出發來考慮政策，或者說來建立研究和理論體系，問題是弄不清楚的。 爲什麽我不認爲入世以後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會是農民問題呢？因爲中國農民人口衆多，人均耕地面積過少，水土資源分配不平衡，南方水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因此有限的土地在大多數傳統地區實際上對農民的保障功能重於它的生産功能，也就是說它的作用是使農民安身立命，它起保障作用，而不是生産資料。如果看全國的分佈，你會發現中國三分之一的省、縣人均土地面積已經降到了聯合國所規定的土地對人口的最低保障標準線之下。以省爲單位來看，江西全省、貴州全省、福建全省、江蘇和浙江等相當一批省的人均耕地面積降到了聯合國規定的最保障標準線。西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土地資源相對比較寬鬆，人均土地面積可以達到一畝半到兩畝，甚至可能多於兩畝，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區屬於乾旱地帶。尤其是90年代以來，北方已經有五條主要江河全部斷流，整個大華北地區地下水嚴重超載，有的地區超過40％的地下水都超載了。 因此，在客觀上我們國家農業的第一生産資料土地已經不再，或者在相當多的地方已經不再具有生産資料的功能。如果說連農業的主要生産資料土地也已經不能再當作生産資料的話，我們還怎麽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業問題呢？假如多數農民都把土地作爲賴以生存的保障，國家還怎麽強調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生産領域中的要素，來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土地是不可調控的，但它事實上又是農民的生活保障，因此後來很多學者提出，認爲只有把土地私有化，才能促進土地的扭轉，才能通過扭轉形成規模，有了規模才能參與國際競爭。 實際上80年代我們已經這樣做了，結果證明他們的話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土地完全實行自由化，也無法形成他們所說的農業生産規模。因爲美國的勞均耕地面積是中國勞均耕地面積的828倍。我去考察過美國好幾個虧損、破産農場，它們破産的原因都是因爲農場規模太小。以産品生産爲例，如果農場面積低於400公頃，根本就不賺錢；400－600公頃的，能勉強維持；600公頃以上的才略有盈利。而在中國，以家庭爲單位的小農平均只有0.46公頃的土地，我們怎麽跟美國比？什麽時候能達到人均600公頃土地那樣的規模，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說邏輯上、理論上說得通的，在實踐中未必行得通，不要指望通過動地就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 我們的土地不能動，那勞動力呢？按照勞動人口統計，我國目前的勞動力人口是5億，如果再加上半勞力，那就是6億左右。而現在農業生産實際需要的人口是1.5億，還剩下4億多。有人說鄉鎮企業解決了1.2到1.3億農村勞動力，其中大部分是兩期就業，都是業餘種地，特別是南方地區。鄉鎮企業真正轉移到勞動力大約在5千萬左右，剩下的4億怎麽辦？又有人說現在流動打工解決了一個億，那是總人口，其中勞動力頂多有8千萬，剩下的人往哪兒去？有誰給過他們任何出路嗎？不僅沒有，我們現在各方面的政策都在限制農民。 舉個例子，計劃生育是我們的國策，有人考慮過外出打工的農民，特別是打工妹們，她們怎麽解決計劃生育問題嗎？我們的政策她們要求一年平均每個季度以本地所發的計劃生育證明爲准來說明自己執行了這一政策。這就要求那些出外打工的女孩們每年要回去四次，去作計劃生育檢查。有人考慮過這是不可能的嗎？那她們怎麽辦呢？是不是需要花錢買？這就突然增加了打工者的負擔，有人替她們伸冤嗎？外出打工證明又要多少錢？有些地方還必須經過培訓才能證明你有資格可以打工，而且錢一收就是幾百，到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證明還分ABC三類，C類隨時可以遣送回家。如果逢年過節有什麽事，立刻就把他們拉走，一點道理都不講，這還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嗎？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可是有人敢申辯嗎？ 在勞動力絕對過剩的條件下，我們的統計調查證明，從1996年以來，家庭經濟條件下農業勞動力的投入産出是負值，就是說沒有利潤産生，農業是負效應。在這種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可以被技術替代，還是可以被資本替代？按照一般的市場規律，在邊際效應連續四、五年遞減的情況下要素是可以替代的，可是我們現在農業邊際效應已經連續四、五年遞減，已經變成負效應了，它能被替代成技術性農業，還是資本性的？因爲勞動力的投入産出是負值，沒有社會平均利潤率，資金就進不來，三大要素土地不能增加，勞動力不能減少，資金必然流出。現在銀行、信用社成了農業資金淨流出的主渠道，每年有三千六百多個億。沒有資金，怎麽實現增長？這是農業問題嗎？按照農業科學這種微觀科學理論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如果不能，這理論是用來幹什麽的？一旦遇到這些實際問題，理論就顯得愈發晦澀。大家都篤信市場經濟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一旦遇到實際問題，很多都沒辦法解決，都遇到了困境。 所以我說從客觀上講，不能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業問題，因爲三個要素沒法被替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而三個要素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農民，因爲他們長期處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這種體制中。由於我們沒有發達國家那種漫長的工業化歷史，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的工業是“一窮二白”，基本上是空白，城市大批工人失業，工廠都處於半停産、半倒閉狀態。以北京爲例，當時北京是一個幾乎沒有工業的城市。中國是在原來沒有工業的條件下，突然因爲朝鮮戰爭改變了我們的環境，戰爭要求的軍事工業使得蘇聯把它在二戰中剩下的生産設備轉移到了中國東北地區，而且因爲戰爭原因導致的政治結盟，使得蘇聯進一步幫助中國開展“一五”建設，導致中國擁有70％以上的軍工，形成了一種重工業結構。 我們用了短短的五年時間就率先建成了重工業，這當然不符合經濟規律，也不符合一般的工業發展規律，但我們不可能把這些攤子都銷毀，再重新來過。結果就是中國的工業結構偏重，重工業內生的一個機制就叫做“資本增力排斥勞動”，它要求不斷追加資本投資，而重工業越發展，技術程度越高，就越排斥勞動，因此“一五”完成，我們基本形成了重工業的生産能力，接著就排斥勞動力。工業建設期間城市吸收的勞動力這時候又容納不了了，只好都往回趕，60年以後，連城市自己新增的人口就業問題都解決不了，重工業結構必然産生這樣的機制。這種情況下當然會出現城鄉分割的結構，80年代搞“兩個嚴打”，就是因爲沒有就業，必然導致社會性犯罪。 那現在爲什麽不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呢？就過去20年的經驗看，按現行的體制，每當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土地被佔用的速度比正常情況下提高一倍。而城市化加速的同時，土地被佔用一份，所帶動的人口的非農轉移減少一半。如果只談農業問題而不談農民問題，可能會忘記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土地改革。結構千變萬化，不如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千投入萬投入，也不如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怎麽調動積極性呢？當然要做讓他們滿意的事。所以說是講農民問題還是農業問題也隱含著一個重大的取向，是技術上調節奏，還是體制上搞改革。總的來說，講農民問題就會有一個利益取向，要實現這個利益取向就要求搞體制改革，因爲改革就是原有的制度框架內某種利益群體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因而他們要求改變原來的制度框架，要求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結構。 儘管在2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的城市化速度已經比過去大幅度提高，但並沒有因爲城市化而改變原來我們所說的人口過多土地過少這個矛盾，人地關係的矛盾是中國國情中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並沒有改變，其實是惡化了。從統計上看不出來，因爲統計的口徑變了，口徑調整並不意味著土地面積擴大了。所以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一基本的國情矛盾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反之，在現行體制下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更多的地被征占，更少的農業人口擁有土地，所以說只有改革才能有效地調整體制。鄧小平同志說過一句很精闢的話，“改革是貫穿社會主義發展始終的”，這是很重要的。 可見當前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而體制上面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又很難根本解決。可是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城市的工業仍然在追求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鄉鎮企業一開始的主要功能是解決就業，到了90年代，連鄉鎮企業都在追求資本增力、技術投入，排斥勞動，特別是90年代後期鄉鎮企業大規模實行私有化，企業實現私有化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斥就業、開除工人。結果一方面使經濟不景氣，另一方面企業大規模自由化改制，導致1997、1998、1999連續三年鄉鎮企業不僅不吸收就業人口，反而向外排斥了三、四百萬人口。國家不承擔農民的就業問題，現在鄉鎮企業也不管了，這樣的政策選擇當然會促使企業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就業最大化。 由於政府沒有農民勞動力就業政策，使得農業勞動力不僅每年不減少，而且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隨著國民經濟的健康成長，農民的非農就業沒有減少，反而出現了遞增的現象，而客觀上農業又容納不了，所以農業必然成爲沒有效益的産業。80年代的時候我們有十億人口，杜日生那時候就說，“八億人給兩億人搞飯吃，這個農業沒有出路”，多數人生産，少數人消費，這怎麽可能呢？所以無論怎麽調整結構都無法解決問題。農民不論改行賣什麽都不行，因爲多數人給少數人生産，其市場必然是有限的，肯定行不通。 現在中國加入WTO，有些人就以爲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産品都可以出口了，實際上這也很難做到。首先是産品標準不一樣，標準是西方人定的，而不是我們定的。中國可以出口什麽呢？蔬菜、農藥，我們的産品含硫過多，花費使用過量，都不符合發達國家認定的標準。農業目前在國家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已經下降到了很低的數位，90年代上半期到90年代中期每年有30億左右的出口，還有一定的出超，現在都沒有了，只有花卉、水産和果品方面有極少的出口。 因此我認爲很難說中國入世給農業帶來了多大的挑戰，主要的問題其實在我們國家內部，入世後，仍然是內部問題大於外部問題。有沒有外部的挑戰呢？目前所謂的農業問題已經到了維持不下去的地步，這只是一方面，更爲嚴重的問題是，因爲農業處於這樣一個基本上是負效應的狀態，導致中國現行的管理結構無法維持。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以現在的農村經濟條件，資金的投入産出爲負值，勞動力的投入産出也是負值，在這種狀況下，各方面都難以維持。 連續幾年農民收入下降，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今年稍微有了提高。政府千方百計要增加農民收入，但是所謂千方百計，只靠統計，我很不願意這樣說，但是他們也沒辦法，在現行體制下的確是沒辦法。由於去年中國對歐美出口看好，沿海企業發展勢頭良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民就業，去年農民打工就業增加了。今年呢？即使沒有9·11，美國的經濟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下滑，整個消費勢頭軟弱，中國對美出口下降兩很多。出口形勢不好，帶動的就業人口就少，今年只有國家基於財政投資而建設的一些大專案仍然能帶動一部分就業，鄉鎮企業本身容納就業人口下降，出口帶動顯然大大減少了。從産品銷售來看，也看不出我們有什麽農產品能夠通過價格的上漲來帶動其發展。客觀的說，無論是農業內部還是農業外部，農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只是有限的。 農民收入提高不了，會導致一個重要的變化，農民必須以現金來支付的管理費用就成爲一個沈重的負擔。因爲農民的現金收入及其有限，開支卻不能不開，一方面導致矛盾尖銳，另一方面導致農村高利貸的發生。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有一半的高利貸是用於消費，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於壟斷消費，比如教育、醫療等。不僅是農民要借錢消費、繳稅，農村地方政府也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借貸來維持其運作，無疑構成了一筆極大的負擔，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提出解決辦法。所有的自上而下的好口號、好政策都沒有給農民發放資金，到底層都成了負擔，怎麽貫徹落實呢？ 有人可能會好心的說，爲什麽不加強農村教育呢？提高了他們的文化素質不就什麽都有了？可是農民沒錢。又有人說，現在不是科技下鄉嗎，把科學技術推廣到農村不就好了，還是同樣的問題，沒錢。如果不改體制，就沒法加強科技投入，現在科技真正進入生産領域的極少，要加強政府投入，加給誰？那麽多貧困農民，又由誰來負責統計？很多東西都是已經被我們的試驗證明是不可能實現的，可是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在津津樂道。政府設計的所有這些現代化措施一旦真正面對我們那麽多農民，就沒辦法運作了。設計的再好的現代制度，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依法治國”，在農村也無法實施。法制要靠警治，警治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要有成套的警員設備才能建立，否則就沒有法制了。就算有了警察，實際調查很是很難的。再比如說，要引進外資銀行，怎麽在農村建立銀行系統？按現在的金融制度來安排農村的金融借貸也不可能。實踐證明，現代管理制度的方方面面搬到農村都不適用。 一貫在農村維持治理的，其實是傳統的農村社區精英。社區精英自治是一種落後的制度，它代表著一種落後文化，但它是在小農剩餘過少的情況下維持農村制度的相對有效的方式。可能它不合理，或者是落後的，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非現代化的，如果無法降低農民人口，就只能採取這種方式來進行管理。我以前就強調過很多次，現在農業的産業比重很小，但是農村人口還占絕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設想他們能夠養活自己，而且還要採用現代的管理制度呢？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要用世界通行的貿易規則來改造中國，我認爲非常關鍵和重要的是現改造農民，否則，我實在是想不出來怎麽改造整個中國。我倒是想起一個笑話：當年新文化運動以後，咱們照搬了西方的制度，洋學堂的學生很認真地執行新規則，要讓大家都往右邊走，他們就排成一排、拿著竹竿站在路邊，一定要把挑著扁擔的農民趕到右邊走。可是農民根本聽不明白他們的意思，洋學生一扭過頭他就又按原來的樣子走了，始終維持不了街道的交通秩序。現在的改造也是同樣的道理，我也是知識份子，我也崇尚人家的民主，關鍵是在中國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嗎？ 上面是我提出的諸多問題，那到底有什麽解決辦法呢？下面我就談談自己的觀點。 首先是咱們的知識份子不能浮躁。有很多學生，其中包括許多沒有忘記自己父老鄉親的農民學生每年都跟隨我們深入農村去進行調研，這種精神就很值得讚揚。同時我也要告誡某些知識份子，不要太浮躁，你懂的再多，如果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瞭解我們的農民到底是怎麽生活的，就辦不成大事。人人都應該抱著端正的態度進行調查研究，從腳下的這塊熱土出發，要真正爲農民辦事。 不要老以爲按照美國的方法辦事就行了，人家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地廣人稀，怎麽呢？我們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開發新大陸，只能是人口不斷膨脹，都擠在這麽狹小的空間裏。我們必須按照這樣的條件來規劃到底怎麽做，說到底，21世紀中國農民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業問題。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以擴大就業爲基本國策。有幾個方面的對策可以考慮，第一，我們應該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一個好的財政政策。儘管財政投資或者財政發債的國債是用納稅人當期的錢，或者是用國民將來要納的稅來進行建設，因此財政投資應該解決國民最大的問題，而不能對外招標。一筆買賣給了老外，的確是質量好、速度快，結果是建成了一條光閃閃的路，只能用來看，因爲收費很高，越是沒有人走，路費就越是高，成本就越是收不回來，最終導致惡性循環。所以我提倡國債投資或者是財政投資都應該以擴大就業爲國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本國國民，特別是農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就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歸納起來，就是定向解決國內問題。 現在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要求進行國際招標，可能我的觀點不太符合國際標準。但我始終認爲，必須隨時想著中國還有那麽多農民沒有實現就業，沒有就業，他們一家老小吃什麽？喝西北風嗎？我們的國情決定了必須這麽做，否則你就沒辦法了。我們能按國際保准來嗎？我想我們的領導人在指定政策的時候應該考慮一下這些問題。 第二條，在現在國家投資建設的所有的大型投資專案中，最好盡可能使用以工代賑，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因爲我們的製造業嚴重過剩，基本的生活品都是嚴重過剩的。使用以工代賑就等於創造內需，有利於解決我們的矛盾。但是以現行的體制來看，任何部門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壟斷權利，一旦涉及具體利益問題，誰都不會放棄。 第三，在西部開發專案，特別是水利專案中，應該先著力解決中國國土、資源、人口的嚴重不平衡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國西部有五億畝乾旱荒漠土地，光照充足，作業溫差大，適於農作物生長，唯一不足的就是沒水。解決的方法，也得用我們自己的。如果西部調水，就要以工代賑，我們現在地政策是上一個工給三個以工代賑，這樣農民就可以在家帶孩子；如果乾一年活，免費給予西部的三畝地；幹一年的活給十畝地，家人就可以安頓下來了，連續幹三年的話，每年都給三口以工代賑，無論是糧食、油料還是蔬菜，生活必需品都是國家供給的。 既然每年可以這麽大規模的發展，爲什麽不借機調整我們資源和人口的嚴重不平衡呢？應該把定居工程和水並舉，大力修路、“以路代賑”，就能把人口、消費安排在沿水和路的兩側，這樣就不至於使修的路沒有人跑，沒有貨運，西部産業調整及其混亂的情況也會得到緩解。 過去我們的第三産業老上不去，應該認識到只有成規模的人口，才有成規模的消費，有了成規模的消費，第三産業才會發展。中國現在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漠河——騰沖這條線以東，西部只有20％—30％的人口，但資源大部分集中在西部，第三産業當然不發達。。所以說不僅要以工代賑，還要特別注意調整人口和資源之間的關係。 目前我們馬上可以採取的就是這些措施，這些措施可以緩解中國農村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人地關係的高度緊張。現在西部地區只有幾個點上相對人口較爲集中，大面積的都是無人區，或者人口及其稀少這也不利於國家政治安定，不利於整個中國的長期發展。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認真調整的時候了。 接下來，怎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呢？對於我們來說唯一可以參照的模式不是美國、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美國的農業現代化絕對不是中國的明天，不要作這樣的夢，這是不可能的。可以參照的是什麽呢？是東亞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小農模式，這種模式有很多教訓，正因爲如此，我們不必走他們的老路。只有讓農民聯合起來，在非農經濟領域中獲取規模受益，才能夠有效地保證沒有受益的農業生産維持下去。 我們的農業生産已經連續四、五年被證明是負效應，什麽是有效益的呢？金融、保險、加工和流通等等。可是現在在這些有效益的領域中都是實行壟斷，農民根本進不去。東亞的小農社會，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我們國家的臺灣省，都是小農經濟，都面臨農地資源短缺的問題，相對於每個農業勞動力來講，我們根本沒法跟他們比。東亞小農經濟的經驗就是建立綜合農協，把所有的金融、保險、加工和流通業所産生的利潤都留在農村，返還到農村社區，補充基層建設。政府的投入不是投給那些大富，而是給農民合作、聯合組織起來的生産體。比如說農民聯合搞了一個有機肥料廠，政府可以投資一半，設備都是政府上，農民不過是出出力。所有的利潤都要返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修橋鋪路，豐富農民生活等等。而且政府對農民合作社實行免稅等照顧政策以鼓勵其發展。 從客觀上講，所有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業都無法維持，如果沒有客觀手段就都保不住。除非實行全球大分工，把農業讓給那些土地非常廣闊的國家去搞，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國際分工是合理的，最終結果就會是這樣。但是真的有這樣的國際範圍的要素跨國界的流動嗎？爲什麽只許地方的資本要素服務無止境地流進來，並且在任何國家都有建制的權利，而我們的勞動力作爲一個要素，不能流出去呢？從亞當·斯密開始講的就是三個要素，爲什麽今天只剩下一個，而且還說這一個的權利是絕對的，其他的權利就都談不上。難道這就是傳統的經濟學嗎？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如此，客觀上不可能三個要素都實現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所以說我們只能採取東亞模式，政府放開對農業的控制，只要是涉農的領域都讓農民自由進入，讓他們取得那些領域中的規模效應來填補沒有效應，或者負效應的生産。那我們爲什麽沒這麽做呢？因爲前期的組織投入需要很高的成本，由誰來開支、組織？這些問題都落實不了。 從長期來看，只有放開對涉農領域的壟斷，允許農民聯合起來進入這些領域，規模受益才能維持農業基本的發展條件。所以，對應的解決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問題，哪怕相對緩解，也是有辦法的；解決農業沒有競爭力的問題，也有辦法，關鍵要看政府改不改革、放不放這些壟斷。辦法都是有的，只是這些辦法都不是照搬美國人的。能不能形成討論氣氛，能不能允許我們這種從實踐中得出的、不那麽規範的東西進大雅之堂，我覺得這是形成正確決策的前提條件。感謝北大在線今天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把這些另類的，不那麽規範的觀點彙報給大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謝謝！ 下面是問答部分： 1．溫老師，剛才您多次提到需要改革體制，那麽您對我國現在的體制改革有什麽看法嗎？ 體制改革不是沒有希望的，至少從這些年看，領導們，包括中央領導都是很重視的。從過去一般講農業問題，改講三農問題。當然，在中央文件上，還是農業，農村，農民這個順序，但是理論界的踴躍討論中，農民問題還是很重要的。我想，隨著社會轉型，到了今天這個矛盾爆發，比較緊迫的時候，是存在深化改革，從體制上做文章的條件的。客觀的說，從最近的一些情況看，也有希望。比如說，糧食政策從發達地區開始逐步放開了。現在，中央正在讓國務院體改辦研究，究竟那些是限制農民就業的障礙，並準備清理掉這些障礙。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試圖解決農民就業問題。從今年10月1日起，全國開始放開縣以下城鄉戶口限制，像河北省石家莊市等省會城市，也放開了限制。那麽，戶口限制就會不存在了。過去那些限制農民就業的因素，比如：社會保障因素，教育因素，醫療的因素等等，已經開始市場化了。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農民的國民待遇也會逐步提高。總的來說，這些改革措施已經開始出臺了。 而我今天刻意強調的是我們的改革中不能照搬的那些東西。比如對於8億7千萬人口，你要去照搬一套國外的管理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並不是說改革沒有走，我最後說的農民就業和農業這兩個問題，也是和目前改革方向一致的。我們今年不是有很多部門，乃至中央領導都在大聲疾呼反壟斷麽？只不過人們一般指的是反城市那些看得見的電信，電力等部門的壟斷，而我強調的是要把涉農領域的壟斷打破。這個也是符合目前中央精神的。加入WTO以後，必須施行國民待遇，這都是符合現在的基本精神的。 所以我說，改革，特別是體制改革，並不是走不下去，而是正在走。而且是走得下去的！ 2．溫老師，聽了您的講座，我對您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識非常佩服。我有三個問題，第一，請問您是不是農民出身？然後，您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您的求學和工作經歷？我想會有很多同學感興趣。第二，您那些關於農村調查試驗的文章，我沒有看過，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最後，我想知道您組織的大學生假期到農村調查研究，以後還會不會搞？如果還要搞，能不能介紹一下怎麽招募志願者？謝謝！ 我不是農民出身，我是北京生北京長的。因爲家庭成長環境，我北京話不大會說。後來我去插隊，還是隊長（笑）。在基層幹了11年，泥巴粘了不少。其實，我沒有像你們想的那樣，有什麽志向，要搞什麽研究。也就是上級讓幹什麽就幹什麽。我當時給中央農村研究室搞調研，1987年成立試驗區。由於中國區域差別很大，黑土地，黃土地，紅土地都不一樣。所以分散決策，分區突破。還要搞試驗，試驗是很辛苦的事，我當時又沒有什麽本事，別人不願意做的，我就去做。後來，上邊不重視了，別人都堅持不下來了，我又比較笨，還一直幹，直到後來別人不讓我幹，我才不幹。（笑）所以，我不是一個很靈的人，別人能寫好文章，我不行。也因爲當時是中央國務院紀律要求，沒有試驗結果之前，不許發表文章，所以我就沒多少東西。到現在爲止，我真正認爲是我研究成果的，是一個課題報告。是中國經濟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叫“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很繞口的一個名字。我還不太願意它太廣泛傳播，因爲還不是定論，只是討論性質的。所以只出了三四千冊，現在大概已經買不到了。我不大明白爲什麽有這麽多人想要這本書，也就讓多少年以後，有誰搞研究，看看20世紀有那麽一個傻子還在那裏搞研究，當成出土文物看看。（笑）裏面是我試驗的結果研究。 幅標題是“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後來我就以這本書的摘要，在1999年第12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被他們改成了“三農問題的世紀末的反思”，變得有點悲劇色彩了。後來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就被評了個什麽讀書獎。評獎和發獎的時候我都在國外進修。回來就已經紛紛揚揚了。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後來就開始劃派，我就害怕。（笑）弄不好就被劃到哪派裏去了，就麻煩了。我其實也不過就是個實驗派。（笑）這就是我的學術經歷。 我剛才說的那些觀點，在今年第十期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市場失靈加政府失靈——三農問題的雙重困境”，講一般的市場手段，在全世界具有普適性的真理，但在9億農民面前，它就很難說是適用的。於是就有人說我反市場。這就是又一個大帽子。其實我不反市場，我特喜歡市場。但我覺得土地不是生産資料啊，我說那麽這幾億勞動力，怎麽轉移呢？ 沒有利潤，資金進不來，怎麽調控呢？所以我說，市場失靈了。那麽政府失靈呢，政府現在的口號有農業重中之重啊，加強農業投入啊，加強農基基本建設啊，這些口號都失靈了，變成了“三口百惠”（笑）。就是三個口號，一百個惠，就是沒解決實際問題。所以我說三農問題面臨雙重困境。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去看看我的書，北京大學圖書館應該有。讀書雜誌也很好找。 這是第一個問題。關於試驗，不是我要做的，是領導要我做的。也是各位老師他們的觀點，比如說，土地制度，當時有個觀點，産權要清晰，最好是私有産權。只要産權清晰，就有土地扭轉，只要土地扭轉，就會形成規模，只要有規模，就能競爭。這個邏輯成立，我帶著這個邏輯去試驗。但試驗的結果證明是不對的。第二個例子，鄉鎮企業試驗。大家都講的很清楚，要清晰産權，就能扭轉，就能形成規模，就能便於形成現代工業。我按這個走，還是走不通。土地資産是鄉鎮企業的重要資産，它可以把工業地租轉變成收益，何樂而不爲呢？所以，按照企業理論去規範鄉鎮企業是行不通的。按照金融理論，會使資金紛紛流出弱質，當然農業就沒有投資了。不投資農村就出現高利貸。去年我在46個村調查，85％的村存在高利借貸。按照現代金融的理論，走的結果就是這個。因此，今年我要寫本書，標題就是“我們到底要什麽？”。我們都按照先生給我們的邏輯，理論去試驗的，包括提出的要打破社區，可就是成本過高。不可能支撐。所以，我這十年試驗，不是我要去試驗，一個是領導要試驗，一個是理論要求。到了最後，我有個印象，我們中國其實還沒有理論。理論的産生，就需要通過調查研究，去摸清這些範疇，然後去找它們之間的本質相關。最後才提煉出要建立一個理論體系的基本要素。照搬的東西難道就是理論嗎？有多少真的是從本土産生的？ 第三個問題，志願者走訪農村，我肯定還會接著搞。這次搞的，人大，民大都有，北大有嗎？（一個同學：有一個！）希望北大以後的也多參加，我會多給你們機會的。 3．溫老師您好，剛才你提到了西部大開發的問題，但中部的河南，也是一個農業大省，卻一直享受不到優惠政策。但是河南的問題非常大。可現在流傳的，就是它的艾滋病和一些笑話。你覺得西部大開發的那種計劃性政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而像中部的那些河南，河北，湖南的農業大省，他們應該怎麽發展？謝謝！ 中部地區我們也有很多調查研究，我們的試驗地區很多也分佈在中部。目前看，中部地區確實存在問題。但是，我要說一句，西部開發，客觀的說，是在1998，中央意識到，它完全依靠出口來拉動經濟已經走不下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經過反復討論形成的一個戰略決策。我本人是贊同的，因爲相對來說，西部資源豐富，人口稀少。開發條件比較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發展就是資源向資本轉化。當依託資源的人口比較少的時候，它轉化成資本並有收益的能力就比較強。國家也是經濟人，爲了佔有這部分收益，就會率先開發西部。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選擇。而中部地區，因爲人口稠密，資源短缺，人均的資源量基本就是處於維持狀態。請問，能給你什麽優惠政策？如果你是中央政府，你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前面說，在西部的開發中，就讓你們河南，湖北的農民來打工，給你好待遇，這不就相對緩解了人口資源之間的嚴重不平衡關係嗎？如果沒有這樣的計劃，靠市場，那就國際招標。 所以，我說，提計劃，提市場，切不可意識形態化。似乎現在一說市場，那就絕對正確，已經具有了政治正確的意味。那怎麽討論？一說計劃，就是絕對錯誤。我自己並不認爲我們過去的那個經濟叫計劃經濟，我在很多場合說過，書裏也有。今天不重復。那本書已經把過去的經濟形式解釋清楚了。正因爲解釋清楚了，我才不想太多人看到。我不想討論意識形態化的問題。 4．溫老師您剛才談到了調水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南水北調有東中西三條線，現在東線和中線已經差不多確定下來了，西線的最終方案始終沒有確定。請問您對調水有什麽看法？有沒有比較贊同的設想？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是，您談到了建立農村經濟實體來反哺社區的想法，那麽社會資金怎麽進入這樣的領域，他們的利潤如何産生？ 我不是調水方面的專家，從經濟角度來看，西部調水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先上東線，中線，是利益使然，我不想多說。第二個問題很清楚，農民在不盈利的情況下，是合作不起來的。很多人都說中國農民沒有合作傳統，我說你們錯了！大禹治水怎麽做的？組織是要成本費用的，無法在一個負效應的領域中形成。所以我強調體制改革，只有國家放開那些壟斷的涉農領域，才有可能形成組織。現在的一些學者一討論就說：中國農民沒有合作傳統，也不要想回到集體合作化時代。我不是想要恢復集體化，過去50年代搞的也不是集體化，是爲了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從農業提取剩餘，而建立的一套組織系統。它根本是不爲農業服務的，不是爲農民服務的，而是爲了國家工業積累。這點已經在我書裏寫的清清楚楚！所以，我無法意識形態化的討論問題。要真正討論，就得慢慢從頭捋，一兩個小時說不清楚。謝謝！ 5．溫老師，我們今天聽您演講感到收益匪淺，請問，您能不能展望一下，對加入WTO以後，中國農民究竟應該怎麽做？謝謝！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目前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中國入世與三農問題的分區研究。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中國這麽大，要搞分區研究。要說對整個中國農業，中國農民有什麽影響，這個不太確切。怎麽能講對黑土地，對黃土地，對西南山區土地分割細碎的農民怎麽影響？所以我今年做分區研究，發現不同區域，不同的條件之下，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差別很大。舉個例子，今年對東北地區的研究。我們知道，過去東三省的主要作物是高粱，現在呢，應該說高粱退出了。除了釀酒以外，人基本上不吃了。現在主要的作物就是大豆，小麥和玉米。現在小麥別說外國人不要了，中國人也不要了。所以東北小麥基本上沒有定購。國家定購沒有，小麥必下。玉米高含水分，要把水分減到可倉儲的水平，就要增大費用。同時又減少了重量，又增大了成本。因此，東北的玉米基本上是不經濟的。而最主要的産區是在吉林，而玉米國內的價格，相對國際上的要高，即使高，也仍然不夠本，所以吉林的玉米經濟在國際競爭面前要受到重大衝擊。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做預料，吉林面臨國際玉米市場衝擊，吉林農民會怎麽樣，這要當地的人去做，我們只能指出趨勢。黑龍江，大豆主産區，96年前後，中國國內大豆的價格高出國際市場70％，而國際市場大豆的出油率是21％，我們只有17％。這叫做“低質高價”。而目前，僅去年，大豆進口就超過了國內産量的50％。我們總產量還沒有到達2000萬噸。而在還沒有加入世貿，還有高額關稅的情況下，就進口了1000多萬噸，都超過了60％了。今年僅上半年，就進口了1000萬噸。你以爲中糧公司是國家壟斷的，他們就不追求利潤嗎？他也要企業理性。因此當國外價格低於國內價格時，他必然進口。至於國內，黑龍江農民會怎麽樣，那跟他們沒關係。他並不是農民組織的，除非你把他變成農民綜合農協指揮的一個部門，由農民決策，那可以停止進口。否則，有這麽大的一筆利潤可以賺，憑什麽不進口？在北京建那麽漂亮的廣場，錢從哪來？能讓他不賺錢嗎？那是不對的。（笑）大規模進口，就會把國際市場價格拉上去，就會刺激國外的大豆生産者，擴大種植面積。所以我說，要分區看，分不同品種來看，就會發現不同的，很多的問題。再進一步說，棉花，我們的主要農產品，也不具有競爭力，然後就要看，哪些是棉花的主産區。你只要是，你面臨的挑戰必然是嚴峻的。 你再看西部，正在大規模調整結構，也有麻煩。比如說，大家都在爭煙草種植指標，那煙草局可肥了，你能爭來指標，是求爺爺告奶奶求來的。但你能得到多長時間呢？很短的一段時間。關稅就要從200％多調到20％多。更擋不住了。你要的指標也全部作廢了。調整結構怎麽調？很多縣一級的地區，感到無路可走。改回來？改什麽呢？茶葉完了，柑桔完了，本來想上煙，能掙點，現在也快不行了。所以，各地都有本難念的經，現在的情況，我覺得不是太樂觀，但我也相信，中國農民存在了這麽多年，還能繼續存在下去。謝謝！ 6．溫老師，我看過您寫的那本書，提到前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問題，那您覺得在中國農村，現在能搞後現代化的研究嗎？ 其實，我不太懂前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笑）我無非是看了別人的文章，覺得這似乎能表現對立矛盾。什麽意思呢？從中央政府角度來講，已經完成了農業現代化，他在考慮後現代化的問題：如何保護生態，如何維持環境等等。因此他要求各個地方不能污染環境，但很多地方還在前現代時期，沒有完成工業化，不可能按照上級的要求來遵循這種無污染的模式。因此，這兩者之間存在不同時代的矛盾。所以，我把這個概念用到這裏來說明他們的差別。這種差別，現在很難用政策來調整。 7．溫老師，您有沒有考慮直接上書國家領導人，採納您的意見？是否做過這方面的努力？是否有信心？他們如果沒有採納，是你理論不夠完善，還是其他問題？第二個問題，您的研究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您以後的努力的重點在哪方面？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笑）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會按照組織程式上報的。領導聽不聽，咱們有組織原則。原來我搞試驗區的時候，那些材料和報告，我都上報了，至於報不報得上去，我不太瞭解。我不過是基層搞調研的，讓我幹嘛我就幹嘛，至於采不採納，不是我的責任。在學術界都很困難，何況領導乎？（笑）至於學術界這麽多人批評我，我覺得是好事。一是說明大家都在關心，儘管有些批評情緒化了點，其實我有時候也情緒化，剛才我講的就有情緒化的地方。二來，對我也是一種鼓舞，只要是老師的批評，我都誠心接受。年輕的同志的批評，我可能不大客氣，也希望大家不要對我客氣。有討論總比沒討論好啊。比較活躍的討論，就是思想進步的一個前提。無論爭論到什麽程度，都是好事，現在就缺思想。就像剛才那個同學說的，今後也想當志願者參加社會調查，這不是很好的事嗎？（鼓掌）所以，我是歡迎批評的，也歡迎更廣泛的討論。謝謝！ 8．溫老師，我上次在法學院類比法庭也聽過您做的一個講座。我今天想提一個問題，就是農村義務教育。我也是農村出來的，當我在北大上了幾年學回去的時候，那種感受我不知道怎麽表達。特別是碰到小時候一塊長大的夥伴，發現我們已經完全不在同一個世界。農民的問題幾千年來都積重難返，但是，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農民的下一代，他們怎麽辦？這幾天我在網上搜索出來的關於義務教育的文章，發現很少討論這方面的。所謂的義務教育，大家也都知道是怎麽回事。我在《南風窗》上看到，廣東因爲比較有錢，做了一個決定，對一些貧困線以下的農民免學費。但實際上，那些農村教育的投資，都是鄉鎮自己解決的，最後還是農民來負擔。《南風窗》上說，中國如果把農村的教育全部支撐起來的話，也不過幾百億。這似乎是個很大的數位，但大家知道，今年給公務員提工資，就花了八百億。這個錢有，爲什麽農民的義務教育金費就拿不出來？耽誤一代人就不說了，那麽下一代怎麽辦？難道讓農民就這樣下去嗎？我想問，中國入世以後，有沒有負擔農村教育比較現實的可行方案？謝謝！（掌聲） 首先，我覺得你的問題是提給領導的，尤其是中央領導的，不是給我的。（笑）我雖然不應該回答你的問題，但我覺得你的問題代表了一種聲音。我還是願意就自己的理解來談談解決這個問題的趨勢。你說了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中國三農問題是積重難返的問題。我從來沒有寄希望於解決它。我說的那些方法，只是相對緩解人地關係緊張的狀況。我書裏提到過兩個基本矛盾，一個是基本國情矛盾。就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是長期問題，只能通過一些措施來相對緩解。第二個基本矛盾是基本體制矛盾。就是城鄉矛盾。我們常說，幸福的城市都是一樣的，不幸的農村各有各的不幸。（掌聲）緩解這兩個基本矛盾的方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讓農民子女獲得教育權，來解決他們以後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現在有兩個意見，第一個認爲按照我國情況，本來就不應該給義務教育的承諾，我們的國情無法保證九年義務教育。更何況，勞動力本來就是分層次的，按照市場的觀點，這些人就是勞動力。這就是主流的觀點。這是一種，另外一種就像你說的：既然北京搞一個五十周年大慶，能花1000多個億，迎個什麽工程，也是數以千億計的開支，爲什麽農民教育問題不能解決？更何況我國每年經濟增長7％左右，財政增長20％左右，難道沒有餘力來解決這些交不起學費上不了學的孩子的問題嗎？我們中國改革第十期，專門對中國教育發了一個專題。名叫：直面教育壟斷，呼喚教育公平。教育不是産業嗎？現在哪個學校不是以掙錢爲目標？客觀的來講，教育，你不想讓它商業化，它也已經商業化了。基礎教育呢，城市人口因爲計劃生育，有些學校有空額，寧肯空著，也不讓打工者的孩子來上學。這些學校難道是私人的嗎？要把人才留在本地，就需要本地教材，有相關制度。教育問題大著呢！（掌聲）我借你這個話題，就是說，農村教育問題不是不能解決，但也不是你和我在這說說就能解決的。好在，現在已經進入決策層了。領導也在考慮，首先要解決貧困農民的教育問題。我們應該看到，像江主席說的，社會主義能集中力量幹大事，我們一定能幹好。相信黨，相信政府！謝謝！（掌聲） 這段： 我們的土地不能動，那勞動力呢？按照勞動人口統計，我國目前的勞動力人口是5億，如果再加上半勞力，那就是6億左右。而現在農業生産實際需要的人口是1.5億，還剩下4億多。有人說鄉鎮企業解決了1.2到1.3億農村勞動力，其中大部分是兩期就業，都是業餘種地，特別是南方地區。鄉鎮企業真正轉移到勞動力大約在5千萬左右，剩下的4億怎麽辦？又有人說現在流動打工解決了一個億，那是總人口，其中勞動力頂多有8千萬，剩下的人往哪兒去？有誰給過他們任何出路嗎？不僅沒有，我們現在各方面的政策都在限制農民。 | |
NO:194_40
| 宏觀 於 2002/08/22 06:4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經濟仍然深陷通貨緊縮的嚴重危机，呈現于一些大城市的表面繁榮，代替不了整個宏觀經濟的停滯和病態，更代替不了廣大農村的赤貧与動蕩。高位數的經濟增長，与連續不斷的物价下滑，本身就构成了中國經濟的荒謬与矛盾 ************************************************************ 從物价不斷下滑看中國宏觀經濟病態 作者﹕陳勁松 【大紀元8月22日訊】北京當局公布，今年頭兩個季度，中國國民經濟呈現強勁增長，第一季度增長率為7.6%，第二季度增長率達8%。然而，与此極不相稱的卻是，物价持續下滑，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去年初，全國物价微幅上漲，當局聲稱通貨緊縮的局面結束。殊不料，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物价再度開始掉頭下跌，迄今，物价連續下跌已經十一個月。以七月份來看，全國居民消費价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0.9％。其中，城市下降1％，農村下降0.7％。 其一，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鑒于富人与窮人的兩極分化愈益突出，中等收入者的隊伍未見成長，以及城鄉差距急劇擴大，以至國內消費者构成与消費品結构脫節。比如，當所有消費品都呈現价格下滑之際，僅有服務价格繼續上漲，而服務性行業，恰恰是大款們的日常消費行業。除此服務行業之外，針對其他商品，富裕階層消費飽和，中等收入者消費有限，窮人階層消費不起。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國民收入分配結构嚴重失衡。不參与創造GDP的要素分配過多，參与創造GDP的要素分配不足。 其二，下崗失業人數繼續增加，民眾普遍缺乏消費信心和消費熱情。長假旅游消費熱潮減退，使所謂“假日經濟”淪為泡影，便是一個明證。受此影響，娛樂教育文化用品价格也大幅下降。 其三，經濟結构不合理。人民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工業方面，呈現兩難境地，即一方面，多年低水平重复建設形成大量過剩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產業升級換代才剛剛起步，這种兩難局面又剛好与消費結构轉型相伴，惡化了供求關系。其四，當局政策失誤。國內市場內需不足，是由來已久的問題。當局的一貫做法，僅僅是大舉國債，盲目增加貨幣供應量，試圖以擴大政府投資，來刺激就業与消費，然而，經濟結构的深層次弊端卻從未得到改造，舉債的結果，只是徒勞地積累了更多呆滯、空轉的資本，加重了國家的負擔。 其五，外力作用有限。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出口增長和外商投資所拉動的。到7月份，出口年比增速升至28.1%，而1到7月份，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年比增長22%，計算下來，上半年，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經濟增長，是由出口增長和外商投資所构成的。 然而，外因從來主導不了內因，經濟體制的沉𡸽，大面積的官場腐敗，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政策，均使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變得積重難返。再說，加入WTO之后，關稅降低，國外廉价商品漸漸涌入，使國產貨相形失色，也難免國產貨面臨价格下調的壓力。 所有這些，表明，中國經濟仍然深陷通貨緊縮的嚴重危机，呈現于一些大城市的表面繁榮，代替不了整個宏觀經濟的停滯和病態，更代替不了廣大農村的赤貧与動蕩。高位數的經濟增長，与連續不斷的物价下滑，本身就构成了中國經濟的荒謬与矛盾。(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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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41
| Mark 於 2002/08/22 11: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大陸有四千多名貪污官員攜公款五十多億人民幣外逃 ************************************************************ 中共官員坦承中國大陸貪官叢生根源來自體制 【大紀元8月21日訊】(中央社記者彭思舟北京二十一日電) 對於中國大陸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披露，大陸有四千多名貪污官員攜公款五十多億人民幣外逃，中共中央紀委研究室官員丁品余坦承，目前中共不少官員身兼總經理、董事長，又兼公司的黨委書記，這種「兩塊牌子一個門、三頂帽子一個人」的狀況屢見不鮮，絕對的權力終於造成絕對的腐化。 據北京現代商報透露，中共外逃貪官多來自於金融系統與國有企業，而現行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管理體制」的種種弊端，正是造成官員有濫用職權與貪污的源頭。 中國大陸官方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所長郭建安及博士周勇宣稱，隨著打擊腐敗的要求與力度加大，以及收入申報制度、存款實名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繼確立，許多貪官感到沒有安全感，因此加速策劃捲款外逃的計畫。 不過，中共緝捕與引渡外逃貪官，實際上都存在困難，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趙永琛說，目前與中國大陸簽訂雙方引渡條約的國家只有十餘國，而一些被貪官視為最好避難所的國家，則幾乎與中國大陸都沒有引渡條約，只能採取一種「友好合作」的方式引渡。因此，縱然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強調，「對逃往境外的案犯，要千方百計、想方設法、緝拿歸案」，但是在種種現實困難的影響下，正義總是會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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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42
| sstab 於 2002/08/22 11:2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大陸有四千多名貪污官員攜公款五十多億人民幣外逃，中共中央紀委研究室官員丁品余坦承，目前中共不少官員身兼總經理、董事長，又兼公司的黨委書記，這種「兩塊牌子一個門、三頂帽子一個人」的狀況屢見不鮮，絕對的權力終於造成絕對的腐化。 據北京現代商報透露，中共外逃貪官多來自於金融系統與國有企業，而現行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管理體制」的種種弊端，正是造成官員有濫用職權與貪污的源頭。 他們還沒認識到本質和最大的危險所在，不清楚社會基層的鬥爭是腐敗産生的源泉，封建吃人鬥爭思想是腐敗的根本依託，腐敗只會越來越嚴重，可憐無知的大陸。 | |
NO:194_44
| F88 於 2002/08/25 10:4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亞洲不良放款達一兆七千多 大陸占四分之一 【大紀元8月25日訊】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放款達一兆七千六百五十六億人民幣外，國際性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估計，中國三家開發銀行及較小的商業銀行共計還有不良貸款九百三十億美元，而在全亞洲預計約二兆美元的壞帳中，中國的不良放款就佔了近四分之一。 安永亞太地區董事總經理羅德曼（Jack Rodman）表示，中國不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估計共有九百三十億美元的不良放款。 羅德曼說，估計數字是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三家開發銀行以及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總量相加，但不計算信用合作社和農村銀行的貸款額。 羅德曼表示，依照中國的商業銀行和開發銀行的總貸款餘額為一兆一千億美元，如果按中國政府估計的截至二○○一年十二月底中國的不良貸款比率為二十八％計算，那麼總的不良貸款額應為三千零八十億美元，再加上轉移給資產管理公司的一千七百億美元不良貸款，並經四捨五入後得之。(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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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45
| F88 於 2002/08/28 06: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2002年8月26日 星期一 中國專家警告：房地產泡沫化勢將引發金融風暴 【人民報消息】(中央社台北二十六日電)大陸的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單位指出，中國大陸房地產業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金融界的支持，但不少房地產商向金融机构貸款后，又另作風險性投資，將房地產投資的風險「套」在金融机构上，這种作法极易導致潛在性金融風暴。 報導指出，目前開發商六成以上的資金都是通過銀行貸款來解決的，由于房地產業對金融的依賴性太大，形成金融机构對單一產業發展的貸款集中過大的風險。 据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累計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二千八百二十一億三千万元人民幣，在金融机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已達到六千六百多億元，一旦房地產泡沫化，勢將引發金融性風暴。 | |
NO:194_46
| F88 於 2002/09/02 02:5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施建淮在9月1日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合辦之「兩岸經濟發展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指出，中國大陸逾放問題非常嚴重，不良債款像不定時炸彈，隨時會爆炸，在中國實施商業銀行法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證券業務後，原本可將債權轉換成股權之作法，變得不可行，必須靠目前由官股銀行成立的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據估計，中國大陸目前金融體系逾放金額達一點三兆人民幣。 | |
NO:194_47
| 讀讀樂 於 2002/09/02 03:1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NO:194_48
| Mark 於 2002/09/03 20:4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顯著增加」，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沒有公正和公平 =========================================================== ---中國社會憤怒如火山待發 作者﹕許行 【大紀元9月3日訊】三位與中共官方關係密切的國情專家以大量數據警告說，中國經濟繁榮背後隱藏著嚴重社會危機，處理不好，便會失控，導致政府突然垮台。三學者的警告引起海內外關注。 胡鞍鋼早年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博士，現任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他長期從事中國國情研究，對當局獻策甚多。王紹光曾任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他多次與胡鞍鋼合作發表過有關中國國情研究的著作。丁元竹是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研究員，又是北京大學志願服務與社會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對社會心態和民意一向關注。由這三位學者提出的警告，自然值得重視。 通常，在海外關注中國的人，往往有兩種偏差，一種只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忽視社會弊端，或者認為弊端是經濟發展無可避免的產物而加以寬容；另一種則強調弊端而貶低經濟發展實績。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不同，他們在肯定經濟繁榮的前提下看出社會弊端日趨嚴重，提出一個與國內主流派很不相同的重要論點，認為：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帶來社會穩定，拿中國社會現實來說，「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顯著增加」，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沒有公正和公平，由此，他們借用鄧小平所說發展經濟是硬道理這句話，引伸說：「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 這篇文章題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發表在八月份國內《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第四期上。文章列舉許多資料和統計數字，說明民間不滿在增長，形勢極其嚴竣，它與活火山和地震相似，能量在積累中，一旦突發，處理不好，便會失控，導致政府突然垮台，像印尼的蘇哈圖政府那樣。這樣的警告，出諸有份量學者之口，在當道者聽來，實在驚心動魄！ 用驚心動魄的數據說明問題 文章列舉的一些數字，非常有警惕性。關於失業人群，它說「九五」（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城鎮國企職工減少三千一百五十九 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一千六百四十八萬人，合共四千八佰零七萬人，相等於南韓一國人口。（南韓人口是四千七百四十七萬人） 關於腐敗，文章將它分為四類：尋租性腐敗（即錢權交易之類）、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腐敗、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腐敗，四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僅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間，平均每年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百分之九。我據此以二○○一年ＧＤＰ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億人民幣來推算，共損失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四億人民幣，即全國十三億人口，包括嬰孩在內，每人一年之中要承受腐敗損失一千一百元。 關於農民收入，文章說，僅農產品價格四年持續下降，累計下降百分之二十二，故農民損失估計在三千至四千億元，更遑論各種稅費負擔愈來愈重。 關於貧富懸殊，分人際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愈來愈嚴重。早在兩年前，王紹光根據世界銀行一九九七年報告已經指出，中國貧富懸殊僅比撒哈拉非洲國家稍好，比東亞其他國家甚至比俄羅斯和東歐各國都差。那時候所說的基尼系數（即國際測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數據，以知貧富懸殊）是一九九五年的零點三八。現在文章說，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資料顯示，一九九七年基尼系數實際已升至零點四，而他們根據各種情況推算，目前的基尼系數已超過零點五，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 文章還有一個有關城鎮困難戶的數據也頗有參考價值，即一九九六年月入一百八十七元至二百零四元的困難戶，佔城鎮人口百分之五，二○○○年月入一百九十六元至二百二十三元的困難戶，佔城鎮人口百分之十。它顯示城鎮困難戶人數在增加。而月入二千元以上的群體，收入普遍提高。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改革開放廿多年來，尤其是近六、七年來，愈來愈成為「零和博奕」 (zero-sum game) ，即：在少數人暴富同時，另一些社會群體成了絕對輸家。這些輸家群體得不到照顧，不滿自然增加。據他們估計，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的佔全國城鎮人口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五，約一、二億人，其中非常不滿的在百分之七至八，約三千二百到三千六百萬人之間（此數不計農村人口）。 問題出在官僚制度不受監督 說經濟繁榮背後不穩定增長，這種現象，中共最高領導層也心知肚明，他們表面上裝出一番「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但看江澤民整天叫著「穩定壓倒一切」，無形中正流露出對民間不穩定情緒增長的恐懼。問題的重心不在於最高領層知不知道，即使他們知道，以他們目前的思路又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如此盤根錯節的眾多難題？ 三位學者提出警告是好事，它不但對當道者警告，對整個社會也是一種警告。但問題還必須回到實質上來，需要追究，究竟目前的社會不公正和不公平是怎樣產生的？怎樣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糾正和剷除？三位學者在文章裏對這方面似乎還未加以著墨。這也難怪，面對集權政制，在希望它能聽得進或能接受的前提下，有時也不能將話說盡，否則，如果尋根究底，將社會病因病源歸咎到體制上去，便要與當道者處於對立面的地位，將來永遠也無法成為座上客了。不過作為民間評論者的我們，便少了這一層顧慮。 究竟民間不滿集中在哪些問題上？文章說，城市居民不滿集中在五大問題：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不滿也有五大問題：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實為幹警惡霸）、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我想，城鄉這些問題可以總合成為五大類，即：下崗失業、官場腐敗、社會腐敗、貧富懸殊、農民困苦。 下崗失業問題來自兩大方面，其一是被國企解僱的職工，另一是農村多餘勞動力以及因在農村受不了盤剝而亡命到城市的流民。 國企改革造成大批失業是無可避免的事，但被下崗職工視為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是國企領導層從改革中撈到好處，甚至發家致富，而下崗職工或拿到些少遣散費而前途渺茫，甚或工資和遣散費都被拖欠而投訴無門。所以問題不全在國企改革，而在於國企本身被一小撮官僚操縱，不受監管，黑箱作業，沒有透明度。在這種情形下，職工根本無法知道企業財政確實情況，他們亳無參與感，純粹淪為僱傭地位，即便是僱傭吧，也該有集體談判和集體抗爭的權利，但在中國，這些權利都被視為是造反、是顛覆。在這般情況下，怎能有公正？ 至於農村龐大的農業多餘人口，這是歷史長期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多耕地少，原本就無法容納這麼多人，惟有希望城市工商業發展大量吸收農業人口，也希望鄉村城市化來改變人口結構。改革開放以來事實上已有一億多農民湧向城市，但僵化的戶籍制度限制他們無法取得城市居民地位。近年來政府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有意改革戶籍制度，希望它盡快付諸實施，給農民以公民的平等權利，並在憲法上訂明保障人民遷徙自由。 官方拒絕北美成功的防腐敗經驗 官場的腐敗，現在情況惡化的程度，不知比八九年要壞多幾十倍。局面之所以如此糟糕，完全是制度問題。胡鞍鋼在他主編的《中國：挑戰腐敗》一書中，也對反腐提過一些對策。他的主張是從黨內民主著手，逐步健全人大制度，建立相對的司法獨立，加強審計，使公務制度規範化。這些對策只是「因利乘便」，在現行體制基礎上提個稍加改善的建議而已。其實，無論胡鞍鋼或王紹光，都在美國生活過，應該深知北美社會防腐的辦法。在北美，當大官都要申報財產，接受內閣廉政專員、國會、反對黨、傳媒、社會輿論和民意的監督，這是世界上迄今最有效的辦法，為甚麼迴避它？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國官方反對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反對開放黨禁和報禁，使得三位學者格於形勢，不敢倡議引進北美防腐辦法。 所以反腐，最後還是要牽涉到中國現行整套集權政治體制上去。可以這麼說，中國官場腐敗和社會腐敗之所以落到這般田地，根本的原因就是權力不受監督之故。要權力接受監督，起碼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接受反對黨和傳媒輿論的監督，捨此之外，別無途徑。目前，中共使用黨內制裁辦法，由中紀委掛帥，關門打虎，將司法機構視同玩偶，一切黑箱作業，結果反腐變成權鬥手段，不是自己人，打幾個或殺幾個給老百姓看看，自己人則保駕起來，凡是藏污納垢的，都是權力當紅者。誰能奢望這樣的體制會有內部民主？ 正是這樣的中央集權體制，才孳生出如此日益腐敗的貪官污吏局面，進而毒害到社會肌體，使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深受破壞，紅黃黑白道沆瀣橫行，以致經濟越繁榮，官場愈墮落，社會也跟著墮落。 兩種制度四個世界四個社會 人民對富者的不滿，不是不滿他們富，多數是不滿他們致富之道，因為他們之中多數是靠權位對國家對企業對銀行掠奪而富。這樣的富法，對社會對經濟的正當發展都沒有好處，更何況這些掠奪者拿人民的錢去賭博，去花天酒地，以至攜巨款潛逃。 對於那些循正當經營而致富的人，我認為人民不應該有所不滿，但必須要求他們負擔正當的國家賦稅，並對社會公益事業作出貢獻。這不僅是富者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也是社會財富分配調節之所需。國家必須在財政上支付相當部分給公共建設，給人民教育和福利事業，包括免費教育、公費醫療、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這是紓解貧富懸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正當途徑。 關於這方面，王紹光和胡鞍鋼在他們所著的另一篇名著《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裏都有詳細的論述。胡鞍鋼一個突出的論點是，他將中國城鄉稱為「兩種制度」，藉此說明城鄉在身份上、教育上、就業上、公共服務上、財政分配上、政治權利上的差距；將中國地區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上海、北京、深圳，第二世界：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地區，第四世界：貧困地區），藉此說明地區差距；此外，他又將中國分成「四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服務業社會、知識社會），以說明各自特點及其差距。這樣的劃分，很有創意。 但不幸的是，中國執政者至今仍未從調整財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慮社會穩定問題，只知道採取高壓手段：箝制輿論，堵塞申訴渠道，壓制和平抗爭。這客觀上等於將人民不滿的能量聚積起來，逼他們走上爆發之路。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等所擔心的印尼道路，其實舖路者正是當今執政者自己。未知王胡丁諸位先生是否同意這一見解？ 二○○二年八月二十日/載9月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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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49
| 真話 於 2002/09/08 11: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朱熔基北戴河會議痛陳經濟十大隱患 【大紀元9月8日訊】朱熔基在北戴河會議上指出﹕經濟領域存在十大隱患﹐造成隱患有六大原因﹐其中要害是現行政治體制。 *朱熔基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 據香港爭鳴月刊九月報導﹐朱熔基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就大陸的經濟現狀和發展，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報告，全文四万多字，內容引起与會者的震惊。 朱熔基說，他的報告，會內會外有別，會議層次有別。有人說，這是朱熔基任國務院總理和屆滿之前的一次較完全的交底。朱在講話中，五次提到干部要頭腦冷靜、清醒、醒悟。 *經濟領域十大隱患和卮磯 朱熔基在報告中用了主要篇幅，詳盡地講了經濟領域十大隱患和危机： (一)經濟領域發生問題，基本上都運用行政措施來解決 和壓制。隨著發展開放，加入WTO，已經證明：行政命令和措施，是有危害的。 (二)內需市場持續疲弱，啟動不順利。中國市場雖然廣闊，但是中國經濟离不開世界，特別是香港特區、美、日、歐盟、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經濟變化的影響，而且依靠程度加深。有數据表明，香港特區、美、日、南韓和大陸經貿，直接影響到三千万職工的就業和國民經濟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隨著工業科技化提升，產業結构變化，失業人口年增五百万，現在城鎮失業人口達三千万。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八百多万。樂觀估計，每年只能安置四百万人。 (四)農業、農民的問題，不僅存在著農業結构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民生產力的解放。農村四億多剩餘勞動力，不但影響農民生活水平，實際上已經是社會上一顆計時炸彈。朱還坦白說：中央沒有一套長期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戰略規划。又說：中央欠農民的是太多了。 (五)國有企業改革停滯，資金流失，企業欠債，現今還有百分之四十的國企要靠舉債生存。 (六)資金外流情況仍然嚴峻，從五個方面堵、截、查、管、審，成效不明顯。八十年代中期，每天有二千万外流。到九十年代中期，每天達到一億以上；近几年，每天達到近十億。至今已有達三千億美元被侵吞、挪用、外流。朱說：我講出這些數字，人也在發抖、冒冷汗。 (七)已經查明，銀行坏賬、不良資產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中央是有不可推辭的責任的，後知後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基本上達不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百分之八的資本金充足率。 (八)證券業長期缺乏必要的管理，受到人為操縱。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及企業干部和證券業大戶、金融机构勾結。目前狀況是積重難返，直接關系到五千二百多万戶股民的利益，這是一顆重磅全局性炸彈。中央是在用行政措施壓制著，防止炸彈爆炸。 (九)党政部門非法設立小金庫，現在還沒有一個較完整的統計，大概不少於三千億元，這是非法的，是党政部門腐敗的典型。什麼時候搞的，什麼部門、地方創造發明的？中央還不清楚； 叫老百姓怎麼信服，這又是什麼社會主義特色﹖ (十)現掌握的外債、內債，還是一個虛數。外債一千六百多億美元，內債九千六百億人民幣，實際數可能要高出百分之二十以上。銀行存款結构嚴重失衡。 朱熔基承認：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遲遲不能改變，已經嚴重影響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和投資意愿，而且嚴重影響到中國在國際的形象，更嚴重影響到人民對政府和社會制度的信心和凝聚力。 *造成經濟隱患和卮机的六大原因 朱熔基把造成經濟隱患和危机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現行政治體制，在經濟改革中暴露出不适應性，甚至起了消極阻礙作用。這是客觀事實，還有不少同志不愿承認這事實和原因中的要害。 (二)干部隊伍的政治素質和專業素質很低。很多嚴重問題的發生！都和干部自身素質切切相關。 (三)法制、法規，不能在經濟領域中起到規范作用，法制形同虛設。法制、法規在大部分地區和部門被駕空，被領導個人濫權駕空。 (四)政策、定位在運作過程中出現問題，得不到糾正，缺乏通盤戰略、應對方案，其中包括嚴重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公開干擾。這在法治國家是難以想像的。 (五)改革和發展的方針政策在貫徹過程中，發生嚴重傾斜；形成尖銳矛盾，造成廣大職工和農民對經濟改革政策質疑，到反感和對抗，失去了堅實的支持基礎。 (六)報喜不報懮、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等習慣，已經成了不少党組織、政府部門官僚的頑症。 *編後議﹕何時向人民講頁話？ 朱熔基講真話了，但能听到真話的人太少了，只有到北戴河開會的那几百個人。這十個隱患是全國性的，危机一日一爆發，要殃及全國人民。全國人民十三億，為什麼只能讓他們到時候承受災難，而不能事先告訴他們有危机呢？ 危机好比台風，台風未到，就向公眾預告，以便大家准備對付。為什麼自然災害可以告訴老百姓！而社會危机卻對老百姓保密呢？ 台風這种自然災害是不可抗御的，告訴大家，也只能躲避。社會危机是人造成的，告訴大家，群策群力，可以防止，或可以減少它的危害，為什麼不敢公開呢？ 不過朱熔基在講到造成經濟危机的原因時，已經揭開這個謎底了。他指出：現行政治體制不适應經濟改革，甚至起阻礙作用，這是造成經濟危机的「要害原因」。其實他列舉的那六個原因，都是政治體制問題。他沒有明說，是一党專政的政治制度，起了阻礙和破坏經濟改革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朱熔基并沒有講真話。不過他已經點破了這個要害，大家心里也都明白，這也許是他難能可貴之處。 現在又回到開頭的問題了，這些真象為什麼不敢向老百姓如實講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危机之所在，并且一起來解決呢？ 讓人民都知道真象，并且一起來解決問題，這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大家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國家的事情，不管是好事還是坏事，不管是成績還是危机，人民都有權知道，有權過問，有權參与，有權解央。 一個國家到了這個程度，這是什麼國家呢？ 在當前的中國，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關系十三億人民的大事，越是保密，只能几百個人知道(中共中央委員)或几十人知道(政治局)，或几個人知道(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只有這几百人或几個人是真正的主人。另外那十三億人無權知道也無法插手。這樣的社會，能不出毛病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現在先不去說別的權力，就說一個「知情權」吧，作為人民公仆的朱熔基，難道不應當把當前經濟上的隱患和危机老老實實告訴這個國家的主人嗎？ 當然，這不是朱熔基個人所能作主的，他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是一党專政的體制，連朱熔基這种「党和國家領導人」都成為這個體制的奴隸，更不要說老百姓了。 所以我們的問何時向人民說真話？也只有等政治改革的時候才能听到答案了。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9/8/n213853.htm | |
NO:194_50
| Frank 於 2002/09/08 13:34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現行政治體制,不是朱熔基個人所能作主的，他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是一党專政的體制，連朱熔基這种「党和國家領導人」都成為這個體制的奴隸，更不要說老百姓了。 朱熔基 could very well be right about whats wrong with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Chinese economy. So what? There is no way that he is able to single-handedly fix the system. Moreover, it is late in the game for an orderly reform to get succeeded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misse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over the last decade to get the political reforms on track in sync with the economic reforms. | |
NO:194_51
| Mark 於 2002/09/13 05:2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大陸資金外逃 三年530億美元 【大紀元9月12日訊】據世界日報北京十一日消息，就在中國大陸不遺餘力地吸引外資的同時，大陸卻有大量資本外逃。據「南方網」引述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年至1999年的三年內，大陸累計資本外逃530餘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數據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的經濟學家樊綱教授卻認為「還遠遠不止此數」。他指出，僅2000年大陸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大陸投資的407億美元。大陸的中國商報更具體的指出，資本外逃主要通過下列三種途徑： 一是海外直接回扣。該文指出，「根本用不著從中國往外匯錢。地方政府部門從國外進行採購時，要職領導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鉅額的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國銀行，或轉換成房子等不動產。 二是地下錢莊轉款。不能與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則可以通過「地下錢莊」往境外匯錢。 三是老鼠搬家積聚，是按最高限額分多次直接攜帶。這就像「老鼠搬家」。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9/12/n215005.htm | |
NO:194_52
| Mark 於 2002/09/13 05:3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中國大陸現在已有多達兩億、由農民組成的「盲流」四處流竄、尋找工作。中國大陸在國營企業上大刀闊斧改革，將導致另外八千萬到一億人民流落街頭。 =========================================================== 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中國大陸十年內面臨分裂
據世界日報9月12日台北報導, 《下一個社會》（Manag ing in the next society），是彼得•杜拉克在本世紀的第一本新書。他在書中預言，十年內，中國會自行轉變、分裂成某種型態的地方分權。 台北工商時報報導，根據杜拉克的觀察，大陸今日所謂的自治區，其實是昔日軍閥割據的地盤。這些地區現在對北京是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他們沒跟中央政府公開決裂，只因想得到國有企業的龐大補助。他並表示，整頓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卻又不引發社會動亂，是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 報導指出，杜拉克認為中國大陸有三種解決國營企業效率不彰、冗員過多的作法： 一是像大陸官方所說，變得更有效率和現代化。不過，杜拉克認為這個方法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 二是「別開蹊徑」。過去七年來，中國大陸用膨脹性的補貼來融通產業，等到失業補助瀕臨高危險臨界點時才終止。然後，再讓大型國企工人下崗，直到大多數人失業為止。繼之，再重行膨脹性補貼措施。杜拉克說，這作法的確每次都可以砍掉一些人。 三是創設績效優良的企業以作為模範進而吸引外資。杜拉克肯定這種作法有效；不過，目前似乎僅侷限在上海地區。 問題是，即便北京政府認真作事，關閉沒效率的國營企業，也可能使社會陷入高度緊張。他說，中國大陸現在已有多達兩億、由農民組成的「盲流」四處流竄、尋找工作。中國大陸在國營企業上大刀闊斧改革，將導致另外八千萬到一億人民流落街頭。 當社會陷入高度緊張時，杜拉克說，他從個人經驗得知，屆時不需要多少東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會引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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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53
| 真實 於 2002/09/15 10:3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長期以來國家性的浪費投資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弱點。 ******************************************************** -------中國經濟前景不容樂觀
【大紀元記者林之昊波士頓報導】星期五（九月七日)﹐ 匹茲堡大學 經濟學教授湯姆斯•若斯基(Thomas Rawski) 在哈佛大學亞州中心作了專題學術報告﹕“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若斯基教授以研究中國經濟著名﹐發表了幾十篇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史､企業改革､就業､經濟發展策略等方面的論文及著作。他經常去大陸攷察､作學術報告﹐說一口流利的國語。他最近的兩篇關於中國的投資決策及經濟發展速度的論文在學術界引來了很大的爭議。
若斯基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在1978年到1998年之間的快速發展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但1998年後經濟增長速度急速下降﹐甚至有可能出現了負增長。然而﹐中國對外宣佈的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還是跟以前一樣高。若斯基教授認為1998年後的官方統計數據不實﹐太夸張。 從官方公佈的勞力吸收率來看﹐在1980到1990之間﹐城鎮從農村吸收了1﹒15億個勞力﹐1990到1995之間吸收了八百萬個勞力。這十五年間城鎮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從1995到2000之間﹐勞力的吸收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近兩千萬個。原因是﹐在此期間大批的國營企業工人下崗﹐同時新的就業機會創造率極低。若斯基教授說﹐不看失業率﹐從就業率的現況可看出他對中國近幾年來的經濟發展下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若斯基教授認為﹐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支柱主要有兩個。國外投資顯然是其中之一﹐還有就是科技發展。國外投資也促進了科技的發展。
1﹒(共產)黨對經濟的控制太強﹐特別是金融業。銀行必須把錢借給黨認為該得錢的單位。至於這些單位能否還得了債並不在考慮之中。金融界不願意這樣做也沒辦法。 2﹒近年來國家計委在政府中的地位越來越大。在市場經濟下﹐計劃經濟是不需要的。計委應該逐步取消掉。然而﹐現在計委領導的權力越來越大。若斯基教授的中國同事告訴他﹐這與計委本身的職責無關﹐而是其主任取得了江澤民的好感。 3﹒中國人似乎特別喜歡“巨型工程”。從中央到地方﹐到處都在興建大型工程。大多數這些工程發起的理由是“得到國家的支持”﹐而這些工程的利潤和市場需要沒人過問。
若斯基教授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國家性的浪費投資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弱點。 去年他去重慶訪問﹐在他住的賓館對面有一樁25層的辦公樓全是空的。這樣的空樓全國到處都是。從國家統計局的建築面積年度報表上看﹐1998年全國有4億8千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在施工中(包括商業和居住面積)。到今年6月﹐一共買出去的只有6億8千萬平方米。也就是說﹐把1998年造的全買掉﹐也只要再造2億平方米就夠了。1999年的施工面積為7億平方米。這樣就看出1999年的大部份建築面積﹐加上2000年的﹐2001年的﹐再加上今年的上半年的建築面積到現在為止都空着。而且這些年來﹐每年的施工面積都在增加。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公開承認﹐國家投資的政策不是基于利潤﹐而是基于個人權力。
那麼﹐中國有沒有可能再次出現經濟快速增漲呢﹖若斯基教授對此並不很樂觀。因為這種投資制度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制度的改革是最難的。要改革也有兩種可能。 1﹒大量的資產必須成為私有。但是中國現有私有企業的經濟吸收能力遠遠不夠。要想對當今的中國經濟有一點影響﹐私有企業的投資不是漲50%﹐而是至少要翻十倍。這只能慢慢來。 2﹒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要改變。這是私有企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經過二十年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和研究﹐若斯基教授認為﹐要想看到領導階層對投資觀念的改變幾乎不可能。 若斯基教授總結說﹐儘管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一段時間裡曾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但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將掙扎﹐有增長也不會象中國經濟學家和中國政治領導所希望的那麼好。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9/15/n215594.htm | |
NO:194_54
| Larry 於 2002/09/19 10:3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大陸社會因不講信用支出巨大成本
陳清泰坦承，中國大陸有些地方的領導幹部總是片面理解﹁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搞假冒偽劣。實際上，不僅使地方失去信譽，不但不能很好地發展，還為地方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報導引述陳清泰說，中共傳統體制下的信用資源是政府獨家掌握的，加上政企不分，企業之間、企銀之間、企業與職工之間，都是由政府串聯起來。銀行之所以給虧損企業貸款，不是因為這些企業有吸引力，而是因為企業後面的政府，所以在現行體制下，政府資信代替了企業資信，因此企業對貸款沒什麼責任感。陳清泰直言，有的大陸廠長甚至說：﹁我借錢的時候就沒想到還﹂。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9/18/n216352.htm | |
NO:194_55
| Mark 於 2002/09/21 04:3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從1700年開始，中國每隔50年，都會發生一次農民暴動。最近這一次則由毛澤東領導，在1949年推翻國民政府。若從歷史的演進來看，另一次的暴動時間已經成熟，問題到今天，仍和從前一樣，有太多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農民無處可去。 ===========================================================
奇異電器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說：「1981年，我整合奇異電器的第一個核心思想來自彼得杜拉克。」問比爾蓋茲哪些管理書籍對他影響最深時，他的回答是：「當然是杜拉克的書。」 管理學大師中的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F.Drucker)本世紀第一本著作《下一個社會》，承襲了大師一貫的犀利，從社會、經濟、政治、金融、人口結構變化等整體面預言下一個社會將走向何處。 書中並大膽預測，下一個社會，全球將面臨四大轉變，尤其是改革開放下的中國，將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並走向分裂。 最新一期台北商業周刊獨家刊出《下一個社會》的書摘，北美世界日報特轉載其中「中國將分裂」的部分。 ●亞洲危機出在社會制度問題 亞洲人不笨，基本上，亞洲危機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社會危機，整個亞洲社會都很緊張。亞洲的緊張狀態和陷入兩次世界大戰時的歐洲類似，是「大動盪」的結果，起源於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隨之而來的都市化，只是亞洲的動盪出現的速度快多了。 五○年代，我第一次聽到韓國的時候，這個國家80％是農村，幾乎沒有一個人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因為殖民時代日本人不允許。當時韓國沒有工業，因為日本人不允許任何人擁有多位員工。今天的韓國將近90％是城市，這個國家已經是個工業大國，人民教育水準很高，這一切都是在40年內完成，這樣的快速發展，自然造成爆炸性的混亂。 韓國的企業家愚蠢無與倫比，更加重了這個問題。韓國企業家根本沒有向鄰國的日本人學到如何對待工人。 外國人訪問韓國的電子工廠時，要是某個生產線女工膽敢抬頭看，就會因為沒有專心工作，被帶出去痛打一頓。 現在金大中上台，這種情況終於改變了，卻已經在韓國企業和工人之間留下深刻的仇恨。 在馬來西亞，雖然政府多年努力，佔人口70％的馬來人和30％的華人之間仍舊十分緊張。印尼有兩億人口，其中一億人住在第一大島爪哇島上，華人只佔印尼人口大約3％，可是，華人在印尼三大城市（包括首都雅加達）佔人口的20％以上。 包括在馬來西亞和印尼，海外華人已經變成世界經濟的龐大勢力，所到之處都擁有企業，經常變成當地的專業階級，對領導階層有影響力。 ●大陸農民暴動時機成熟 除了全由華人組成的新加坡、台灣和香港之外，華人到處受人嫉恨。從1700年開始，中國每隔50年，都會發生一次農民暴動。最近這一次則由毛澤東領導，在1949年推翻國民政府。若從歷史的演進來看，另一次的暴動時間已經成熟，問題到今天，仍和從前一樣，有太多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農民無處可去。 有人估計，中國有多達兩億的農民成為「盲流」，他們尋找工作，卻不可能找到工作，如果中國大陸政府認真行事，關閉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還有另外八千萬到一億人民會流落街頭。 在10年內，中國會自行轉變，如果歷史可以當作指引，中國會分裂成某種形態的地方分權。今天我們已經看到的所謂的「自治區」，過去這些地方是軍閥割據的地盤。 ●整頓國企北京最大挑戰 現在，這些地區對北京已是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他們之所以沒有跟中央政府公開決裂，是想得到國有企業的龐大補助。 整頓極度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同時還不能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大陸政權未來最大的挑戰。 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工廠在西安，但是這些自行車的品質惡劣之至，因此西安每個人都騎上海生產的自行車。雖然，理論上，上海的自行車禁止賣到西安。 西安現在已經有五百萬輛自行車擱著賣不出去，但是他們還是得繼續生產更多的自行車，因為工廠裡雇用了8萬5000人。 遇到問題，中國大陸有三個解決方法，第一個是官方說法：中國會變得有效率和現代化。是有少數這樣的例子，就像上海的自行車廠一樣，但不多。 第二個方法來自中國的一句古話，「正路走不通，就走另外一條路。」實際上，過去七年來，中國大陸就是這樣做，首先用膨脹性的補貼融通產業，直到失業補助大大增高到有危險的時候為止。之後再讓大型國企的工人下崗，直至太多人失業；然後又重新膨脹，每次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砍掉一些。 第三個方法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實際的作法，就是專注少數領域，創設績效良好的企業，使其足以作為模範，以吸引外資。這是上海地區的作法，基本上，這種方法有效。 身處危機時繼續推動經濟自由化是妄想，不只亞洲如此。別忘了，經濟自由化代表立即的混亂，而不是長期的改善。 看看今天的法國，110年來，工會總認為，只要降低每周工作時數，就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從未有任何實驗過這種方法的地方成功過。它只會使失業惡化，並不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二○年代和大蕭條期間，所有的經驗都指向一個不幸的事實：在失業的壓力下，國家不會開放，它只會關閉。 回顧歷史我為亞洲擔心 或許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歷史使我變得過於保守，但是我從個人的經驗得知，當社會陷入高度緊張時，不需要多少東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會引爆問題。 因此，我為亞洲擔心。 ●彼得-杜拉克簡歷 年齡1909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學曆法蘭克福大學國際公法博士經歷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 《金融時報》等英國媒體特約記者 | |
NO:194_56
| Mark 於 2002/09/22 11:54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亞洲危機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社會危機，整個亞洲社會都很緊張. What about Taiwan? Are we having both 經濟危機 and 社會危機? >>大陸農民暴動時機成熟---從1700年開始，中國每隔50年，都會發生一次農民暴動。 This is going to be a serious problem for China to deal with on top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that seem to have been seeded. | |
NO:194_57
| 無語 於 2002/09/24 03:5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大陸女經濟學家何清漣《中國的陷阱》，述說中國國企負責人與官僚如何利用手中權力，瓜分國家財產的詳細過程。她這個陷阱，是指在中國「現代化」路途中要克服的障礙. 沒有商場道德的社會，充滿了各種陷阱。這樣堆積出來的經濟發展，會不會有崩潰的一天？ =========================================================== --------------逃離中國
【新生9月23日訊】傳統經濟學教科書，在索引裡找不到「道德」這兩個字。有啦！有「道德危機」與「道德勸說」。「道德危機」是指市場買賣可能因一方隱藏重要資訊，而迫使交易崩潰。「道德勸說」是中央銀行用行政手段「勸說」金融業配合政策的干預手段。這裡要講的道德是一般了解的道德，或說商業道德，其中最重要的是誠信，就是信守契約。 最近市面上連續出版兩本台商在中國大陸受到迫害的專書，寫的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他們在大陸經歷那裡的誠信蕩然，真是怵目驚心。這兩本書，一本是《大陸司法迫害台商實錄》，另一本叫做《從中國大陸出逃》。兩本書的大概內容是這樣的。 ****偷渡回台 《從中國大陸出逃》作者林志升，原為台灣補習班名師，因眼光獨到，投資補習班、經營房地產賺了不少錢。後來到中國大陸辦學，卻嘗盡人間苦頭。 林先生初到大陸，一帆風順。他將現代的觀念帶入落後的四川成都後，一路創辦了中學、小學、高中、幼兒園、大學，成果豐碩，風光之至。沒想到引來覬覦。他除了被綁架、坐牢、軟禁外，還被成都市政府和人民法院聯手，非法霸佔資產，脅迫簽字承認莫須有的債務，逼到走投無路。 軟禁期間他發覺有生命危險，遂展開三千公里大逃亡！最後輾轉逃到廈門，再「偷渡」至金門才回到台灣。書中口語話的場景描述，讓人宛如身臨其境，更覺大陸人心敗壞、制度崩潰，遠遠超乎想像。 ****群魔亂舞 《大陸司法迫害台商實錄》作者高為邦，是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的中小企業老闆，到河北投資五十萬美金，成為受讚揚的外商獨資企業主。因遇人不淑，被一個親手提拔的大陸青年幹部，在地方政府大膽包庇不法、保護特權的欺壓下，債權變債務，終至放棄一切逃出大陸。 學者從商的高為邦，動用一切關係，甚至懇求甫於日前去世、在大陸德高望重的江澤民恩師顧毓□仗義執言，都沒有用。他呼籲台灣政府應盡速對歷年來受害台商，做一徹底的調查與統計，警惕未來，以免更多「台胞」成為一貧如洗、落荒而逃的「呆胞」。 ****似曾相識 這樣道德淪喪的事情，我看起來似曾相識。原來是我們介紹過的大陸女經濟學家何清漣《中國的陷阱》，述說中國國企負責人與官僚如何利用手中權力，瓜分國家財產的詳細過程。她這個陷阱，是指在中國「現代化」路途中要克服的障礙。但把它用到台商身上，變成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陷阱，竟如此的貼切。 最近我在台南做了一場演講，談到大陸道德低落的問題。有一位食品業老闆告訴我，他到大陸訂購玉米，訂金付了，後因玉米漲價，他們就不出貨給他了。他說，在台灣或美國，只要一通電話，交易就完成，縱使事後可能因為市價漲跌，一兩億的交易，損失個一兩千萬，也不會食言。兩岸的道德差距，天壤之別。 沒有商場道德的社會，充滿了各種陷阱。這樣堆積出來的經濟發展，會不會有崩潰的一天？ (張清溪 Sep 23 2002 4:02AM) | |
NO:194_58
| 讀讀樂 於 2002/09/25 20:5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2001年9月10日 星期一 【看中國報道】中新社蘇州9月9日電中國財政部部長項懷誠今天在此間稱，他不敢把中國經濟看得過於樂觀，中國政府將冷靜對待目前世界經濟出現的問題。 項懷誠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有的甚至出現了問題，使世界經濟增速減慢。 項懷誠認爲，世界經濟下滑已經而且還會繼續對中國經濟産生影響。儘管還未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但各經濟體之間的互相影響是避免不了的。中國的外貿出口今年6月份，出現了負增長，一到7月的出口增速遠遠低於去年同期35%的水平。 | |
NO:194_59
| Mark 於 2002/09/30 03: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如果將來有任何因素會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共產党政權出問題的話，那就是腐敗. 中國腐敗問題另一個特色是資金外流，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估計每年外流的資金達17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數字是200到300億美元。這位卡耐基基金的中國問題專家建議說，美國可以和中國一起堵截中國的外流資金。 ========================================================== ------專家說腐敗是中國社會穩定最大威脅 【大紀元9月29日訊】美國學術研究机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在華盛頓舉辦有關中國的研討會。有專家在會上指出，腐敗是共產党政權和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安培和巴蘇的9月28日綜合報道。 美國學術机构卡耐基基金中國項目負責人裴敏欣博士星期四在這一研討會上說，腐敗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如果將來有任何因素會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共產党政權出問題的話，那就是腐敗。 他分析說，中國的腐敗問題自90年代以來日益嚴重，最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是鬻官買爵現象。 第二個特征是互相勾結，腐敗已成為一群社會精英和政府官員的集體行為，這些政府官員一般都是中高級別，而不是中央級官員。 裴敏欣博士認為，中國腐敗問題另一個特色是資金外流，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估計每年外流的資金達17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數字是200到300億美元。這位卡耐基基金的中國問題專家建議說，美國可以和中國一起堵截中國的外流資金。 在這一問題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沒有任何協議或者共識。北美已經成為中國腐敗官員喜歡的安全天堂。在他們被抓之前，他們把妻子儿女和錢財轉移到美國。 有專家估計中國貪污腐敗的總金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至15%，但裴敏欣博士認為，只占3%至4%。他說，從表明上來看，中國正嚴肅對待腐敗問題并處決了一些腐敗高官，但這只是象征性的措施，并不涉及腐敗的根源。 如果你看一下他們真正的執法情況，你就會為執法不嚴的程度感到吃惊，也會明白政府的反腐敗措施是多么不可信。 裴敏欣博士引用中國官方的數字說，在被指有腐敗行為的官員中，只有大約6%的人實際受到處罰。他提到，未經證實的報道說，有几位高官的處罰由死刑轉為終身監禁，再保外就醫。在裴敏欣博士看來，腐敗不可能直接導致中共政權的消亡，但在某种程度上，卻可能使中國政府不能應付社會出現的危机。 美國漢密爾頓大學政府學教授李成博士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在在過去几年處罰和處決的部長、省長、副省長、副部長等高級官員比任何歷史時期都多。這至少使那些腐敗領導們三思而后行。 李成博士提到，中國成功地通過禁止軍隊經商減少了軍隊部門的腐敗現象。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部門的腐敗高峰時期是在90年代中期，現在中國試圖扭轉這种軍隊腐敗的傾向。李成博士認為，在中國，公共輿論還不夠強大，一些重大丑聞事件，民眾不知道、甚至沒听說過，問題的關鍵是政府如何對此做出反應。 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教授約瑟夫.菲尤史密斯先生在研討會上指出，中國是如此巨大，它可能同時向許多方向發展，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反腐敗措施可起積極作用，但在另一些地方，腐敗可能還在繼續蔓延。他說： 當然，問題在于政府是否能足夠嚴肅和及時地對待這些問題，以制止腐敗的蔓延。 約瑟夫史.菲尤密斯教授提到，中國新設立的海關和稅務警察已遏制了走私活動，這表明，當政府下定決心的時候，就可以成功遏制腐敗。 9/29/2002 9:09:18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9/29/n219357.htm | |
NO:194_60
| 大漠 於 2002/10/05 04:1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快了，總會有些人存在酸葡萄心理，舉各種例子來說明這是不可能的，但說的再多，別人經濟還是在發展中。 | |
NO:194_61
| 天下 於 2002/10/06 17:3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那麼中國到底有多少吸血和出血的毒瘤﹖公認的有﹐金融系統的無底洞是一個毒瘤﹐廣大貪官是一個毒瘤﹐腐敗是一個毒瘤﹐如此等等。實際上更大範圍地講﹐目前中國的整個政治體系既吸國內老百姓的血﹐又吸外資的血﹐是根本性的毒瘤。 ========================================================== ----大輸血和大出血的中國經濟 作者﹕龍延
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策略﹐中國政府很大程度上是採用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路線﹐非常積極､主動地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這樣使得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據中國官方宣佈﹐大約有四千億美元的外資注入到中國經濟中來。這一大筆資金象強心針､興奮劑一樣﹐一下子使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漲了起來。然而另一方面﹐近來外界不斷報道﹐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每年同樣有大量資金逃離中國。例如有報道說﹐2000年外逃資金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總投資407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第四大資金外逃國。 如此大量資金的大進大出﹐自然引起了多方關注。資金就象是經濟的血液﹐如果對一個人來說﹐如此大輸血和大出血﹐這個人肯定不正常﹐表明有如毒瘤等不治之症的地方在大出血。對中國來說﹐金融系統的死帳､爛帳等“不治之症”﹐只能靠大輸血來續命﹐而那些貪污､腐敗､官僚資本等等都是毒瘤﹐貪得無厭地掠奪和吸取中國經濟中的鮮血。 對于來華投資的外商來說﹐當然是希望把錢拿到中國來發展﹐希望將來能賺錢。外資的錢投入中國後﹐一部份被金融系統的死帳､壞賬､呆帳等無底洞吸進去﹐一部份很快就被那些貪官等毒瘤們侵吞､揮霍掉或變成黑錢流到國外。外逃資金基本上是不法手段得到的黑錢。這很象靠輸血來維持生命的重病人一樣﹐輸進的血液應該算是比較健康的﹐但是輸進的鮮血馬上就被毒瘤吃掉或變成黑血排泄出去。 由于中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使得中國經濟中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貧富懸殊越大﹐勞工成本相對會更低﹐反而對外資更有吸引力。最近有報道說﹐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投資者首選的地方﹐這表明外資還要向中國輸入更多的血液﹐當然隨之而來的出血可能也會更多。 那麼中國到底有多少吸血和出血的毒瘤﹖公認的有﹐金融系統的無底洞是一個毒瘤﹐廣大貪官是一個毒瘤﹐腐敗是一個毒瘤﹐如此等等。實際上更大範圍地講﹐目前中國的整個政治體系既吸國內老百姓的血﹐又吸外資的血﹐是根本性的毒瘤。 經濟和上層建築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聯係﹐政治決定了經濟資源如何分配或佔有﹐獨裁或壟斷政治集團自然獨佔經濟資源。如果中國政治和經濟中的毒瘤不能清除﹐那麼來華的投資就很有可能被毒瘤們吞噬。(2002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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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62
| 大漠 於 2002/10/07 01:0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如果一個雜志，從頭到尾都在否定別人的成就，那么這個雜志的真實可靠性就值得懷疑。 《大紀元》無疑就是這樣一份雜志。 | |
NO:194_63
| 讀讀樂 於 2002/10/07 01:0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大漠 於 2002/10/07 01:03 如果一個雜志，從頭到尾都在否定別人的成就，那么這個雜志的真實可靠性就值得懷疑。 《大紀元》無疑就是這樣一份雜志。 ＡＡ：沒錯！ 《大紀元》是中國人辦的雜誌！ 就如同中國人講的話一樣，內容的真實可靠性值得懷疑！ 所以我們要 | |
NO:194_64
| 三個代表 於 2002/10/08 18:0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股市﹐還是以上市的國有企業為主﹐內裡黑幕重重﹐ ========================================================= -----中國政經亂象﹐投資者須善處 作者﹕林保華 【大紀元10月8日訊】 中共十六大的權力交接還沒有最後定局﹐江澤民的所謂“三個代表理論”被吹噓為里程碑﹐但是當國慶招待會上朱鎔基致詞去吹捧它時﹐台上台下的中共領導人和嘉賓卻無人鼓掌。更怪的是﹐人們對“三個代表”的解讀差不多就是吸收資本家入黨﹐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中國的資本家正遭到巨大的衝擊。除了著名影星劉曉慶因為稅務問題而身陷囹圄外﹐被美國富比士雜誌評為中國十大富豪的第二和第三名都先後出事﹐“三個代表”去掉了兩個。 楊斌的記者會剛開完﹐立刻又傳出富比士排行榜中的中國第三號富豪仰融席捲十億人民幣潛逃的消息。這位華晨集團的董事長﹐本來經營汽車業而要在瀋陽打造“中國底特律”﹐卻因為和地方政府關係不好﹐運用財技套現﹐據說是去投資寧波到上海的跨海大橋。結果這個民營企業居然被收歸國有﹐仰融被排除出董事會。 接下來九月下旬楊斌被北韓當局委任為新開闢的新義州特區特首﹐使人們大感驚愕﹐在香港上市的歐亞農業也被停牌。但是這位自稱是北韓獨裁者金正日“義子”的楊斌以為可以“挾金自重”時﹐卻又被中國當局“傳喚”﹐失去行動自由。而仰融差不多在楊斌擔任特首的時候﹐出現於美國洛杉磯﹐表示要控告中國當局。 這些眼花繚亂的事件當然造成有關股價的大波動。由於中共的新聞管制﹐小股民更不知何去何從﹐對“三個代表”寄予厚望的投資者恐怕是自討苦吃了。楊斌事件打擊了在香港上市的其他中國民辦企業。但是就在八月份﹐大批中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還到香港參觀﹐準備在香港大舉上市﹐董建華的特區政府期望借此振興香港的金融市場﹐如今看來要泡湯了。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民營企業出問題﹐那就錯了。中國的股市﹐還是以上市的國有企業為主﹐內裡黑幕重重﹐但是因為擔心引發金融危機而被盡力捂住。例如被評為中國企業五百強第一名的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傳聞涉及經濟犯罪並已失蹤，導致在香港上市的三家中國電力公司股份被拋售，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之子李小鵬出任董事長的華能國際跌幅最大，一天之內股價下跌5.74% 。因為高嚴是李鵬的親信﹐李小鵬又是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同高嚴關係密切。因此﹐現在積極準備在境外上市的中國電信企業﹐如果考慮到中國的政治因素﹐投資者必然要採取慎重的態度﹐例如江澤民兒子江綿恆控制的中國網通﹐一旦江澤民退下﹐會不會出現類似國電的情況呢﹖ 又如仰融的華晨集團從民企變國企﹐屬下在香港上市的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也換了﹐但是被列為“國家機密”﹐有關文件聲稱“決不可傳遞及透露給第三者”。如果你是股東﹐是不是覺得上了賊船﹖ 香港的股市監管機構對中國企業有“鞭長莫及”之慨﹕香港無法真正了解中國公私企業的營運情況﹐而政治上的干擾更無法阻止。既然如此﹐為何不能嚴格把關呢﹖如果害怕觸怒中國﹐投資者唯有對他們敬而遠之了。 ──原載《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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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65
| 三個代表 於 2002/10/08 18:14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2100800071,00.html 亞洲華爾街日報：大陸可能引發資產泡沫化危機 徐尚禮/台北報導
大陸各城市從深圳到北京都興起建房熱，但房價上升率已經趨緩。「摩根史坦利」經濟分析師徐安迪指出，二○○一年，大陸房屋增建率為百分之三十，但房價只漲了百分之六。從正面看，這意味房價面對市場現實，趨向合理化發展。從負面看，則代表大陸房市供過於求，市場發展空間快飽和了。 目前，這一疑慮不無爆發的可能。由於大陸房市已經供過於求，加上一些構造有問題的樓房很難賣出，房產這一商品不像電視或其他商品，一旦過剩可以推向國際市場。如何消化過剩樓是一大問題。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資深區域分析師董陶說，「問題在於買主在那裏？」二○○二年大陸新房增加百分之十七，已有趨於緩和發展情形，而這對大陸總體經濟成長率有影響。徐安迪估計，房市如果蕭條將拖下百分之一點六的經濟成長數字。今年大陸預估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七點五。 雖然房市前景出現變化。但沒有一個城市願意懸崖勒馬。上海不斷推出後現代主義樓房，各式新式高樓拔地而起。北京則不管市區或近郊紛紛把傳統一層院落推倒，蓋上高樓住宅小區。同時，一些高級公寓也尋求買主。但統計顯示，半數以上建房被買家認為價格偏高，交易情形不如南方各省市。北京一些高級樓房的買主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專家說，這些樓房成交行情不錯。 今年上半年北京房產總投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達到二十億六千六百萬美元。這將使全市空屋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去年上半年，空屋面積已達五百七十二萬平方公尺。其中百分之五十三有一年以上沒人住。這種高空屋率已引起經濟及環保專家關心，並提出相關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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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66
| B.K. 於 2002/10/31 13:44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如果中共不能有效控制發債問題，最終可能會令經濟脫軌。 一九八九年發放的政府公債只佔ＧＤＰ的百分之零點五， ================================================ -----報章指中共發債過多超越警戒 【大紀元10月31日訊】（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三十一日電）亞洲華爾街日報今天報導，未來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接班人將不會忽視逐步上升及難以擺脫的債務。 報導表示，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來，外界都比較稱頌他的經濟成就及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上，其重點包括改革國企，裁掉大批國企員工；以及吸引五千億美元外資。但一些經濟學者指出，這些改革成就都是因為政府發債而獲得資助發展的。 有關學者指出，中共的發債量已愈來愈危險。 報導指出，如果中共不能有效控制發債問題，最終可能會令經濟脫軌。 它指出，如果與江澤民剛上台比較，今天的中共欠債更多。譬如，一九八九年當江澤民從上海到北京時，每年發放的政府公債只佔ＧＤＰ的百分之零點五，一九九七年這項比率上升至百分之三點二。 據稱，今年中共發債的數量，將會佔經濟產值的百分五點一。 報導指出，中共的官方債務只佔整體債務的小部分，因為它還沒有把其他債務計算在內。(http://www.dajiyuan.com) 10/31/2002 11:50:26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0/31/n240755.htm | |
NO:194_67
| B.K. 於 2002/11/01 03:5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資本外逃, 貧富懸殊, 外債較高，銀行資產不佳，專制政體 這都是二、三十年前拉美國家的問題。 ========================================================= -----中國拉美化可能性加強 作者﹕廖仕明 以前的牟其中、楊斌、仰融、劉曉慶等，全都不見了蹤影。事實上，四年前福布斯首次列入中國富豪的五十人中，目前只有七個人尚在百名富翁之中，其轉變之激烈舉世無雙。富豪榜變成了黑名單，這非是福布斯本意。但去年朱溶基下令對福布斯榜中所列富豪進行調查，結果除了“消除”了第一第二名之外，其它富翁紛紛主動補交個人所得稅，可見福布斯對他們來說凶多吉少。 中國經濟改革二十多年，七八年中國經濟九成五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現在國有、集體和私人(包括外資)的比例，急劇轉變，私人部分的經濟產出，大概占了國民經濟的半數。即使是在股市中，也有許多私人控股的企業。以前的仰融，四川出身的托普等等，都被投資者視為“系”，可見實力不小。 中國資本外逃現象，已經越演越烈，其中私有企業主的貢獻不少。這非常符合經濟規律，在中國經營私營企業，算是高風險高收益，一但成功，自然要分散風險，唯一的方法，把資本投資到制度性風險較為小的國家和地區。 中國貧富懸殊已經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國家，而農民不擁有土地，私人企業資金外逃，外債較高，銀行資產不佳，這都是二、三十年前拉美國家的問題。另外一個中國拉美化的前兆，是專制政體，因此中國拉美化的可能性不容小視。雖然即使中國達到巴西或者阿根廷的水平，仍然是舉世無雙的經濟體，但相對東亞其它國家和地區，卻仍處于劣勢。 | |
NO:194_68
| Ttuty 於 2002/11/03 10:5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在很多時候，一國的經濟增長的快慢與其外匯儲備的多少並不成正比。 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反映了其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間的極度不平衡, ==========================================================
中國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底，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已經達到兩千五百八十六億美元。與年初相比，外匯儲備的增幅高達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在許多人眼裡，高額外匯儲備是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良好的結果，是中國國力增強的體現，是經濟運行健康的標誌。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官方外匯儲備是每個國家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該國中央銀行所擁有的全部對外資產，包括貨幣黃金、特別提款權、在國際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外匯和其他債權。 一國外匯儲備的變動主要受兩項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的影響：一項是國際間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往來；另一項是包括直接投資、債券買賣和貸款在內的國際間的資本流動。無疑，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順差通常是外匯儲備增加的重要來源。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如果該國的出口收入大於進口支出，勢必使得該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另一方面，如果外國在該國的投資大於該國在外國的投資，也會使得該國的資本帳戶出現順差，這也是形成外匯儲備增加的一項重要原因。 多年來中國的出口一直大於進口，這是其國家外匯儲備持續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二零零一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大約為二百八十億美元，對當年新增外匯儲備的貢獻率約為百分之六十。同期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高達四百四十多億美元，減去不到七十億美元的中國在外投資，投資資金的淨流入約三百七十億美元，對當年新增外匯儲備的貢獻率約為百分之八十。與此同時，導致中國外匯儲備減少的主要三項外匯流出是服務貿易逆差、購買外國政府的債券和外國企業向境外匯出的投資收益，這些對外匯儲備變動的負貢獻率大約為百分之四十左右。當然，還有大量的非法資本外逃沒有能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一國的外匯儲備通常也是衡量該國經濟是否運行正常的一項重要指標。外匯儲備不足當然對經濟發展有著負面的影響，它使得投資者對該國喪失信心，從而使該國在國際融資市場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外匯儲備也並非越多越好。在很多時候，一國的經濟增長的快慢與其外匯儲備的多少並不成正比。例如，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但是日本經濟在過去的十年間卻一直在蕭條和衰退間掙扎。國際間通用的一個衡量標準是，一國的外匯儲備最好大約與其當年的外債還本付息額相等，或是相當於其三個月到半年左右的進口額。無論按照哪項標準，中國的外匯儲備都大大超過正常的規模。 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反映了其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間的極度不平衡。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擴大出口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僅能給中國過剩的勞動力帶來就業機會，而且也能帶來建設需要的外匯資金。但是進口也同樣十分重要，通過進口，中國的企業能得到所需要的技術和設備，從而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進口也能提高中國消費者的生活質量，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中國長期的貿易順差反映了其貿易和匯率政策的不合理，勢必會妨礙其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更何況，這種不平衡也會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因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中國的過量外匯儲備也反映了其資金運用的不合理。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吸收包括外國金融機構高息貸款在內的大量外資，另一方面手中又持有大量的外匯而無處投放，只得去購買外國政府的低息債券。這樣一來一往，其損失不言而喻。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國內投資機制的不合理，一方面使得騙子盛行，國家財產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又使得使得真正有眼光的國內投資者找不到應有的資金，而只好將投資的好處對外國投資者拱手相讓。 在資本帳戶開放和實行匯率自由浮動的情況下，一國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增加對該國貨幣升值的壓力，並通過對幣值的影響來商品和服務貿易、外國資金的流入、以及國內的價格水平和投資、消費需求。在政府控制資本帳戶的情況下，過量的外匯儲備則只能靠政府來進行宏觀調節。因此，中國政府對實現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控制過量的外匯儲備增長負有重要的責任。 (11/2/2002 3:20:00 AM) | |
NO:194_69
| 狼來了 於 2002/11/07 10:5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銀行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關係經濟命脈的要害部門， 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策略--大陸的當權者認為，把國有企業交給外國資本管理， 對於入主大陸國企的國際資本來說，則是一場大賭博。他們賭什麼呢？ 不過，對國際資本來說，入主大陸國企的風險是很大的。
國際資本的一場豪賭──評外資大舉入主大陸國企
在最近國際資本入主大陸國企的案例中，比較突出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的日產汽車公司與東風汽車集團的合資。據大陸傳媒的公開報導，東風汽車集團與日產的合作，突破了大陸汽車工業以往與外資合作的模式。以往大陸汽車企業與外資合作，僅僅是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資產與外企合資，自己對大部分資產仍然保留絕對的控制權。這次東風集團則不然，它是把自己全部的主要資產都拿出來與日產合資，股權僅是百分之五十，而日產只要拿出自己資產很少的部分，就幾乎控制了東風。實際上，東風是把自己的全部客車業務都交給了日產。事實上，這個合作使日產成為第一個在中國大陸擁有完全自主控制的外國客車企業。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美國新橋投資集團控股深圳發展銀行。《財經》雜誌以接管深發展的醒目標題把這個案例作為封面故事。這個故事確有驚人之處。因為，新橋集團與深圳政府關於轉讓股權的談判還沒有結束，也就是說，在交易沒有敲定的情況下，新橋集團就應深圳市政府的要求，派出管理團隊，對深發展實行了全面的接管。美國《華爾街日報》說，這個案例創造了歷史。《財經》雜誌更點明，這是1949年以來，大陸第一家被外國資本接管的中國銀行。當記者問代表新橋集團運籌入主深發展的單偉建，這種事情怎麼會在中國發生的時候，單偉建答到，這也是我正在問自己的事情。 銀行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關係經濟命脈的要害部門，可是深圳政府要把這個要害部門的企業交給外國資本去控制的心情是如此之急切，已經顧不了一般的商業常規。這其中包含的明顯信息是財經雜誌不敢挑明的，那就是大陸的當權者認為，把國有企業交給外國資本管理，比交給自己的官員更可靠。新橋大陸入主深發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大有來頭的。據報導，大陸當局正在準備出台新的政策，對外資通過收購股權入主更多的大陸國企。 數年前，大陸的地方政府在強烈的私有化衝動中，曾經試圖把一些國有企業賣給外國資本，但是被朱熔基斷然制止，並斥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朱熔基當時認為，他有能力力挽狂瀾，重振國有企業。後來，在事實面前，朱熔基認識到國有企業的不可救藥。但是，對於江澤民和朱熔基來說，把國有企業，尤其是骨幹企業，私有化給國人，是難以接受的。於是，朱熔基產生了一個通過國際資本大舉入主，改造國有經濟的思路。朱熔基力主加入WTO，底牌就是這個路數。我曾經在過去的評論中指出，選擇這個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策略，有起深刻的政治原因。簡單地說，就是在合 k性不足的情況下，把資產交給國內的企業家（家奴），會增加他們向當權這挑戰的本錢，而交給外國人，則可以換回對當權者合法性的支持。被迫變法的晚清是如此，被迫改革的中共也是一樣。 對於維持專制的當權者，這個選擇在情理之中，對於入主大陸國企的國際資本來說，則是一場大賭博。他們賭什麼呢？他們賭大陸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成長可以持續下去，至少可以持續相當時間，使他們收回自己的投資。對於國際資本來說，這個選擇也在情理之中，畢竟大陸市場的誘惑是太大了。 不過，對於那些並非想在中國大陸撈一把就走的國際資本來說，入主大陸國企的風險是很大的。問題不僅在於改造國企本身就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更根本性的問題是大陸的制度環境。一個對自己的人民不信任甚至感到恐懼的政權，究竟能夠為國際資本提供一個什麼樣的制度環境呢？國際資本如果與中國的權勢集團勾結，那他就是在大陸增加動亂的因素，而如果它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邊，它又可能要冒犯專制當局，而於己不利。在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下，在商言商不可能是道德中性的。 (RFA) (11/6/2002 7:16:00 AM) | |
NO:194_70
| 作者﹕仲大軍 於 2002/11/09 01:0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仲大軍:中國經濟是否一枝獨秀？ 作者﹕仲大軍/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一、財政舉債拉動經濟并非良兆 自1998年起，中國經濟就進入了政府拉動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政府通過發行國債而上馬的工程，這些工程大多是基礎設施、公益事業和新建國有企業。中央財政為此增發數千億元國債，加上配套資金達數万億，安排項目約為1万多個。靠著如此巨大的財政資金投入才遏制住了經濟不斷下滑的勢頭，使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看來這一政策將不得不延續下去，那么到2004年，建設國債總額可能要發行到1万億元左右，配套資金累積可能會達到8万億元。靠發行巨額國債來拉動經濟并不是什么良兆，企業沒有投資意愿，找不到投資机會，只有政府從銀行借錢來從事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的長線投資，不僅降低了國民經濟的總體投資效率，而且擴大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這既是計划經濟的一种變相回潮，也意味著企業發展前景不良。 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有代表對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一些經濟專家只注意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對國民的生活狀況全然不關心，心中沒有民生觀念。但這种聲音相當微弱。 二、經濟發展陷入“樣板戲”模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正陷入一种“樣板戲”模式。個別大都市（最突出的即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大連等城市）的建設遠遠超出其他中小城市，大量資金聚集在這几個大都市，其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甚至在有的方面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城市建設水平，成了“代表”中國經濟發展的“樣板”，也是全國經濟唯一的“亮點”。而与此同時，絕大多數中小城市的企業則正陷入破產、半破產狀態；多數鄉村和邊緣地區也在迅速衰落，占總人口70％的農民只能占有國民所得的16%。中國經濟能靠這几個大都市“唱樣板戲”來實現“一枝獨秀”嗎？ 中國是個需要依靠工業化來維持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而目前工業發展也出現了“樣板戲”現象。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1年中國的工業主要靠5大地區和6大行業支撐著。這5大地區是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和浙江，其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48.5％；6大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力行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冶金業和紡織業，其銷售額占全部工業銷售額的42％。這組數据表明，多數地區和多數工業行業正逐漸凋零。 2002年3月底筆者到河北省省會石家庄市參加“藥都”論證會，市長臧胜業痛切地說，我們之所以集中力量發展藥業，是因為石家庄市的其他產業都垮掉了。該市以前發展過洗衣机、電冰箱、摩托車等產業，但現在沒有一個能保得住的；石家庄以前還是中國的紡織業重心之一，有10多万紡織工人，但全市紡織業早就一蹶不振了。至于縣級企業的淘汰就更厲害了。80年代中國興起了一波鄉鎮企業發展熱，現在許多鄉鎮企業也都垮了。在河北省的張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個景气的企業，城市財政已十分困難。這在許多中小城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隨著資金和人才集中到少數大都市和個別工業行業，廣大內陸省區的經濟發展陷于停滯狀態；同時，多數中小城市居民和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成了“無源之水”，他們的消費能力日益萎縮。正是在這种背景下，中國自1997年以來出現了持續至今的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無論政府如何用國債拉動需求，始終無法奏效，物价連年下降，通貨緊縮揮之不去。确實，當“少數富人有錢無處花，多數窮人沒錢花”的局面日益固定化時，內需怎么可能重新振興呢？這种情況倒是与馬克思的“生產過剩理論”沒什么區別了。 三、“泡沫經濟”和虛假繁榮 盡管中國的農業和多數工業處于嚴重的不景气狀態，但卻出現了充滿“泡沫經濟”特徵的股市和房地產業。大量資金從產業部門游离出來，進入“泡沫經濟”領域，希望通過投机獲取暴利，造成了這兩個行業的虛假繁榮。 由于國內商品市場秩序混亂，利潤微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第一、第二產業的資金已被最大限度地抽了出來，向“泡沫經濟”領域轉移。從80年代起，農村流出的資金就一直大于流入的資金。近几年來，在銀行系統加大金融風險管理的情勢下，資金更加向上集中。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認為：“在銀行不良資產比重畸高且中央銀行又將不良資產比重下降作為各商業銀行業績考察指標的情況下，四大銀行都產生了兩种現象：一是存款資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產生‘虹吸效應’，即自動向上級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貸款資金支出上產生‘擠牙膏效應’，即基層行貸款權被大幅上收，層層授權后，基層放款權越來越小。這兩种效應交互發揮作用后，就產生了一种現象：四大銀行在資產運用上傾向將資金較多地投向安全的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 王松奇先生未提到的是，銀行資金除了大量投向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外，還投入了股票市場，2000年中國股市的暴漲就与大量銀行資金的涌入有關。中國至今沒有真正的商業銀行，當局不想辦法改革現有的國有銀行體制，卻對發展股票市場的投机活動有明顯的偏好。這些年全國各地冒出許多證券交易所，數千万市民每天擁擠在股票交易廳里“炒股”，整個社會投机風气盛行。中國的實物經濟才發展到初級工業化階段，而金融證券業的資本市場卻“繁榮”得接近西方國家的程度。從表面上看，金融證券、房地產等第三產業的“虛假繁榮”給政府帶來了可觀的稅收和利潤，但長此以往，金融證券和房地產等行業的投机熱和“虛假繁榮”必然過多地占用第一、第二產業急需的發展資金，嚴重損害第一、第二產業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其結果只能是扭曲生產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經濟資源的充份利用，造成社會就業的減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2002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許多外國專家提出了寶貴意見。世界銀行副行長南卡尼提醒中國：“要把國內發展放在第一位”。經合組織經濟部副部長安德魯.迪安建議，中國要优先考慮三項改革，第一項就是進一步改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使中國能更好地發揮其生產潛力。經合組織的一份中國問題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有4個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解決大量失業及資源重新配置問題。這些建議和研究應該被看做是對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警告，中國目前的這种非人本的、漠視民生的、非均衡的“樣板戲”發展模式，連許多外國人也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要改變這种發展模式卻非易事，受益于“樣板戲”發展模式的少數都市居民、壟斷行業和個別社會階層都不愿意降低已經抬高了的生活水平，在扭曲的市場經濟和政策的主導下，短視、投机心態極重的牟利行為仍在繼續把資源集中到少數發達地區。 四、收入分配的兩極化及其負面結果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連續几年出現通貨緊縮，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別；相當一部份國民收入被少數富人所擁有，而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收入微薄。 僅從几個最近已經審理的貪污案件即可看出，中國目前財富的高度集中已達到什么程度。原沈陽市長慕綏新的貪污額為1,300万元，副市長馬向東的貪污額高達2,000万元；原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杰的貪污額為4,000万元；原港澳國際公司董事長李耀祺在職期間貪污公款1,244万元、港幣137万元，還伙同他人貪污公款4,900万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王炬貪污了2,000万元，并利用職權讓其子女貪污5,000多万元。只是這5個人及其親屬侵吞的社會財富就達2億多元，這相當于10万個農民一年的收入（按農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計）。 在中國目前的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現狀下，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權勢者以非法或不正當的手段斂集了巨額財富后，往往不敢公開運用，而只能悄悄地藏起來或轉移境外，結果這些財富或者是成為沉淀資本或“死資金”，或者是成了讓外國運用的資本。私營企業主的財產運用也有類似特性。這是導致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可以解釋以下兩個宏觀經濟現象：其一，近年來盡管貨幣發行量很大，M2的增長率連年超過GDP与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但社會需求依然乏力；其二，當前銀行存款余額居高不下，存貸差高達3万億元，民間投資一直處在低增長的狀態。社會財富中相當大的部份在收入分配兩極化的過程中變成了無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沉淀資金”，盡管經濟學家仍然把這部份財富計為總需求的一部份，但實際上這數万億資金是“虛假需求”；而占人口大多數的鄉村民眾和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卻苦于收入短拙，消費能力萎縮。由“虛假繁榮”而產生“虛假需求”，是中國經濟無法擺脫蕭條的根本原因。 五、“權貴擠壓平民”与“嫌貧愛富” 隨著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成為一种常態，中國的宣傳和政策也越來越偏袒有錢人； 改革開放以前是對有錢人仇恨有加，批判起來不遺余力；現在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對不當致富的人及其行為緘口不言，好像生怕得罪了他們。事實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對中低階層擠壓的基礎上；許多人的“富起來”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動的結果，而且他們積聚財富、隱藏財富的方式不可能帶動社會其他階層經濟狀況的改善；在他們迅速致富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正經歷著相對、甚至絕對的貧困化。[1] 富人對窮人的擠壓還表現在城市建設方面。例如，全國有70多個城市限制摩托車在市內行駛，同時卻鼓勵人們購買私人轎車，結果大眾化的摩托車不能普及，而市內道路因轎車占用的路面面積大變得更加擁擠，塞車導致的汽車廢气排放越來越嚴重地污染著市內空气，損害著行人和騎自行車者的健康，也降低了公共汽車的走行速度；又如，為了方便城市中有車的富人，城建部門修建了大量高架橋，交通管理部門則增加了許多道路護欄，這些設施也妨礙著無車人的行走便利。這是典型的保護有車的富人和官員、歧視平民的政策。 今天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更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市場机制之所以在中國這么快就產生了貧富兩極化，關鍵在于市場机制結合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用一個形像化的公式來表達，即市場机制+特權壟斷+不平等競爭=貧富差別。而宣傳部門則竭力掩飾這种現狀。最近，中國的媒體和网絡上就“誠信”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許多看法只是就事論事，很少看到社會喪失誠信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改革走到了今天，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成了“犧牲品”，淪落為徹底無望的邊緣群體。他們面對的不僅是生活中的無盡苦難，更多的還是心理上的失衡。一些人因此鋌而走險，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里中國社會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中國公民所享有的發展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權利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他是否有權或有錢。無權無錢的弱勢群體本來在社會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种种歧視性政策，不是扶弱濟貧、“雪中送炭”，而是嫌貧愛富、對權勢集團“錦上添花”、對弱勢群體強調“‘优’胜‘劣’汰”，結果必然造成“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馬太效應”，即社會兩極化不斷擴大的嚴重后果。 六、“泡沫經濟”游戲和上億勞動力閑置并存 由于大量資金聚集到證券業，不斷炒高股票和房地產的价格，從GDP的統計數字上看，經濟似乎在不斷增長，但實物經濟并沒有變化，也未真正形成物質資本或增加實際財富，更沒有就業的增長。這种虛假繁榮和經濟增長的“泡沫”數字卻往往被刻畫成“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特徵。只要股市或房价下跌，社會財富便急劇縮水，銀行不良債務便大量出現，甚至隨時可能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條斷裂，引發金融危机。2001年的中國股市已經預演過一次了，當上海證券市場的股票指數跌到1300點時，全國金融界都出現了异常緊張的气氛。 中國目前有許多領域急需資金，若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資金運用到實物部門，既可增加就業，也可改善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但現在無論是企業還是各級政府似乎都無意于此，而是唯利是圖、麻木不仁，責任心和良心日益淪喪。与此同時，失業和待業現象与日俱增，上億勞動力待在家里、無所事事，而當局對此卻熟視無睹，甚至認為問題不大。前不久筆者在家鄉山東省蓬萊縣的村庄里惊訝地發現，到處是一群群整日打麻將度日的人，其中許多人是青壯勞動力。不僅在農村如此，在許多中小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閑置勞動力把時間消磨在麻將桌上。据統計中國的未就業者占勞動力的31%，實際上這是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中國現在真是無活可干了嗎？作為一個整體上經濟尚屬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全國卻有這么多的勞動力無處就業；另一方面，股市炒作依舊方興未艾，剛成立的几家“開放式基金”机构，几個人或十几個人就操縱著几億甚至几十億元的資金。這种景象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經濟一枝獨秀”的可靠基礎。 七、唯利是圖和騙局充斥的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机制和進取精神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但近年來中國的社會制度環境正在走向反面，從計划經濟時期的不講效率變成極度的唯利是圖。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里，人們只看重金錢和財富；利益拜物教和金錢崇拜不僅滲透到國民的意識中，更體現在法律和政策規定上，這是很危險的現象。[2] 企業大量從事仿制和假冒產品的生產，就是當前惟利是圖的經濟倫理泛濫的表現之一。不僅許多小企業和個體業主如此，連大企業也群起仿效。2002年3月中央電視台的“經濟半小時”節目就報導了中國的玻璃行業仿制外國名牌產品的現象，連“福耀玻璃”這樣的大上市公司的老總都在電視鏡頭前承認确有仿冒外國品牌的做法。目前中國生產的全部藥品中97%都是仿制藥品，有自主開發能力的制藥企業所剩無几。[3] 由于企業行為越來越唯利是圖、商業倫理敗坏，經濟活動中充斥著弄虛做假和商業欺詐。例如，中國的糧食系統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几年前虧損數額就已高達2,000多億元；實際上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恐怕已難查清。[4] 銀行系統則是另一個典型。《經濟日報》去年刊登的“中國銀行業存在多少風險”一文披露：當前中國銀行業虛報浮夸、瞞天過海比比皆是，假存款、假帳、假簿、假報表、假利潤、賬外經營，愈演愈烈。一些金融机构為了小團體的利益和個人利益，逃避金融監管和財務監督，采取賬外吸存、賬外放貸、賬外拆借以及私設金庫、在境外注冊融資性公司、境外融資境內用款、將利潤直接轉移到境外等辦法，進行賬外經營活動。[5] 銀行業內部制度如同虛設，服務功能弱化，信譽下降，該行業已成為經濟案件高發行業，內部作案、內外勾結作案、合作詐騙、盜竊庫款等情事接連發生，涉嫌金額動輒几百万、几千万以致几億元。銀行干部利用職權貪污受賄的發案率也居高不下，銀行資金和公眾儲蓄損失慘重。此外，目前中國的“教育儲蓄”實際上是魚目混珠，“實名存款”也有名無實。 2001年中國的股市“兵敗如山倒”，其原因也是“庄家”和上市公司聯手“做局”的騙局暴露。事實上中國的股市就是一個由政府坐庄的大騙局，揭開掩帘一看，滿眼盡是“假冒偽劣”。一旦真相曝光，投資者信心必然受到極大打擊，上市公司的威信也早晚會一敗涂地，如此之股市豈有不暴跌之理。 八、隱患還來自政府的高負債率 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還表現在國家財政對借債的嚴重依賴上。究竟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有多高？官方公布的數字与一些研究机构得出的數字相差很大。例如，世界銀行認為中國財政的負債率已經達到100%，而中國官方統計的負債率只有35%。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差別，主要是對政府債務的計算方法不同。從帳面上看，2000年底中國財政的債務余額是1.3万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4.6%，比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還差得遠。但中國的現實國情是，國家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實際上都是中央財政的債務，西方經濟界一般也是這樣看的。例如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迪帕克說：“中國政府的債務有時完全可以維持，這為通過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留下了很大可空間。但另一方面，隱性債務（hidden debts）以及或然債務（contingent liability）大量地存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或然債務”就是隱性債務，它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比如，近年被4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剝离出去的銀行不良資產就屬于“或然債務”，這筆不良資產的數額高達1.4万億元，其中債轉股4,000億元、呆滯貸款8,000億元、坏帳呆帳貸款近2,000元。即使國有銀行將1.4万億元不良資產轉移到了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帳上，全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仍占其總資產約25%，至少達2万億元。如果將轉移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帳上的1.4万億銀行不良資產与目前仍計在銀行系統帳上的2万億不良資產合并計算，僅銀行系統的真實不良資產就達3.5万億元左右。若加上目前約1.5万億元的國債余額，國家債務即高達5万億元。如果再加上國有企業的負債考慮（其總數約為2万億元），以及全國縣以下鄉鎮政府的負債（估計約為5,000億元），政府總的負債規模大約在8万億元左右，与目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9万億元已相當接近。因此，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0%是有根据的，這已大大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 當然，中國是公有制國家，國家債務有雄厚的國家資產做后盾，這一特點使中央財政抗風險的能力高于私有制國家。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央財政的負債實際上是整個國有資產的負債。目前中國地面以上的國有資產約价值10万億元，地面以下還有龐大的待開發的潛在國有資產，如此來看，現在中國的國家負債率還未達到危險的程度。但以國家資產來擔保國家債務可能導致兩种結果：其一是國家的稅收和國有企業的贏利要足夠大，以保證如期償還即期債務；其二是當以上收入不足以償債時，就只能出售國有資產了。目前，財政部門實際上已經開始考慮出售國有資產以維持財政收入，“國有股減持”方案就是這類手段之一。 九、“奧運會”和“世博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舉辦“奧運會”就是提升國力威望的好机會。但“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未必是單純的激勵，相反卻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根据以往各國舉辦世界重大體育賽事的經驗，經辦體育盛會既可以幫助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害經濟發展。“奧運會”可能使一些大商家從中牟利，但由于要把大量稅收用于體育場館建設，民眾的收入將減少。西方國家的一些研究證明：舉辦體育賽事可以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國家，但不必讓人們以為這种賽事能使百姓富裕起來。 据測算，為了舉辦“奧運會”，在2008年之前北京市總共要投入約1,500億元的建設資金，全國總投入將達到3,000億元。目前中國每年的中央財政教育經費才300億元，辦一次“奧運會”的花銷相當于10年的教育經費。顯然，經辦“奧運會”的這筆巨額經費必然要擠占財政的其他項目的正常支出；財政收入有限，辦了“奧運會”就干不了別的，建了北京市就無法建設其他省市了。 此外，根据國際經驗，每一次重大體育賽事對舉辦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往往都比賽前的估計小得多。其主要原因是，體育賽事只在有限的時段內進行，它對當地經濟的短期刺激只能是短暫的，賽事前和賽事期間固然可能支持當地的經濟繁榮，但賽事結束后當地經濟卻會經歷連續几年的下滑。美國1994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時，原估計將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收入，但后來的事實卻證明，舉辦賽市的城市當年的經濟增長率比預期的低得多，整個地方經濟實際上損失了40多億美元。日本為了舉辦1998年的長野“冬季奧運會”，先后花費了190億美元來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但“奧運會”結束后，長野市卻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后奧林匹克衰退”，同時，維修場館設施的高額保養費進一步加劇了長野市經濟的衰退；1999年，長野市的制造業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業宣布破產，創下了“二戰”以來當地經濟衰退的最高記錄。 所以，耗費巨額資金經辦“奧運會”，其經濟上的浪費無疑是巨大的。目前上海市還在申請舉辦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如果獲得了舉辦權，上海市將不得不為此投入2,000億元。如此則“奧運會”和“世博會”兩項短期國際性活動將在今后8年內牽動整個中國圍繞著北京和上海轉，所有可能擠出來的資金都不得不投向北京和上海這兩大都市。這兩個都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拉得更大，全國的總體內需將長期萎縮，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擴大，不均衡發展會表現得更為突出。就全國而言，成功地舉辦這兩個重大國際性活動，未必會帶來多少好處；相反，副作用卻十分明顯，其后果早晚會爆發出來。 十、中國的改革到底應該改什么？ 面對中國出現的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乏力，學者們一致認為出路是進一步改革。但究竟需要采取那些改革措施呢？許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深化和經濟結构的調整上，如企業改制、在憲法中加入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調動私有企業和私人資本的積極性等。但筆者以為，僅有這种改革是不夠的，還要開放社會輿論，讓窮人說話，讓代表窮人的聲音說話，特別是給農民以參与和談判的地位，允許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組織出現，允許農民協會這類組織出現。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禁區”，政府的政策才會向弱勢集團傾斜，才可能通過財政和稅收杠杆來均衡社會財富，使中國的經濟走出疲軟狀態。 現在國際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停滯不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模式是“貨幣投入驅動”型，而非“生產力提高驅動”型。象克魯格曼這些著名的西方經濟學教授們實際上只是通過統計數字和經濟數學模型來考察中國，對中國的社會問題鮮有了解，說到底只是些書齋經濟學家，中國今天也不乏這樣的人。他們從數字到數字、從GDP到GDP，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卻全然無知。例如，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師在論述中國的GDP時說：“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產業多增長半個百分點就足以抵消農業滑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系到70%人口的農業產值下降几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決非無足輕重，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生活下降是個嚴重后果。 認識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要有對現實經濟活動和社會實況的感性認識，只有深入了解社會，才能把握住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這個症結并不在經濟領域之內，而是在經濟領域之外。若單純地就經濟論經濟，是找不到中國的出路的。 十一、“商女不知亡國恨”？ 今年3月20日，中國北方的天空黃塵滾滾，這場罕見的沙塵暴是個不祥的徵兆，它是生態惡化的結果和經濟不均衡發展的例證。它表明中國的生態環境也象社會環境一樣，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區建設得花團錦簇，而西部一些邊遠地區的生態環境正在日益惡化。种种跡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塵暴以及嚴重乾旱將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新現象，最終將影響到全中國以至鄰國。在生態和環境危机已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許多中上階層的人們仍在極力追求所謂現代化物質享受，這种“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發展”早晚要帶來生存災難。更讓人懮心的是，誰來關心中國？如果依照某些擁有權勢的“先富起來”的人的行為，中國的結局將令人心怵：富人与權貴通過“与國際接軌”，正將其財富轉移他國，他們自己則正在或將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員；而留在這塊國土上的則是被“淘汰”的貧困弱勢群體，民窮財盡。 解決中國目前難題的辦法還是要靠民主政治，讓各個利益集團有維護自己權利的机會，否則政府就容易淪為強勢集團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調整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听任中國的經濟沿著目前的道路滑下去，早晚會陷入嚴重的困境。中國社會的肌體正在患病，治病的“藥方”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保障制度，而不是鞏固目前這种使社會分化加劇的扭曲的市場制度。 【編者注】：部份標題為本刊編輯部所加。 【注釋】 [1] 在此試舉几例：其一，中央電視台《老年》欄目最近連續播放了一對張家口老人進京打工的故事。他們每月只有300多元收入，還要撫養一個7歲的呆傻孫子。這家人常年的伙食就是自己峩的面條，冬天淹上一缸咸菜然后吃一冬。這令人回想起60年代那生活困難的歲月。可是，就在進入21世紀后繁花似錦的北京市，仍然有大批的人在這樣生活。這种狀況在中小城市更多，在農村就几乎十分普遍了。其二，最近北京電視台《記錄》欄目播放了湖北荊州市一個退休工人家的生活，這對年近70的老夫婦僅靠300元錢的退休金生活，還要養活一個殘廢的儿子和一個上四年級的10歲孫女，他們不得不在家中養豬，以便賣豬掙錢。一個城市居民在家中養豬，室內衛生之差可以想見。這個退休工人若不是万不得已，不會如此維生。這是中國多少年來聞所未聞的事。其三，北京電視台的“房地產”欄目關于家庭裝修的節目充斥著極盡奢侈豪華之內容。就“新新家園”的一個4室2廳3衛戶型單元而言，總面積250平方米，購房价約為200多万元，裝修价約需30至40万元，再加上家具，一個富人購買這樣一套房子至少需要開支300万元。這還只是市內公寓的价格，北京市郊外的高級別墅一套房子就要价500至600万元。 [2] 例如，北京市不久前制定了一項規定：凡納稅額超過300万元的工商業主，可將自己和家人的戶口由外地遷至北京；而對普通的北京市民則嚴加限制，其外地配偶只有年滿45歲、婚齡10年以上方可遷戶口入京。顯然，在這种政策的背后，是財富、而不是公正在起主導作用。 [3] 見《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3月28日的報導。 [4] 据《經濟日報》2001年10月10日報導：有關部門針對全國的糧食系統組織了一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清倉查庫工作，歷時4個月，清查了6万個儲糧庫點，結果發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其一是弄虛作假，虛報庫存，套取政府的糧食收購資金和財政補貼。如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大彎糧站用虛假收購憑證和寄庫協議，虛庫套取糧油收購貸款并高息轉貸給下屬的面粉厂和油厂，涉案金額達2,006万元。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3個糧管所1999年虛開糧食收購單据，套取小麥差价款91万元。其二是擠占挪用糧食銷貸款，造成糧食虧庫。如吉林省伊通縣糧食收儲公司挪用銷糧款3,744万元，造成糧食虧庫3,920万公斤。其三是違規操作，造成庫存不實。如吉林省榆樹市外貿局局長以“幫助銷糧”為名，在原市糧食局局長同意下，從國家糧庫發運玉米584万公斤，銷售后貸款被挪用，為了應付清倉查庫又開具假借條頂庫；安徽省壽縣大順糧站私自將48万公斤糧食借給個體糧食加工戶，導致糧食長期虧庫；陝西渭南市臨渭區油脂公司擅自將中央儲備油作為商品油周轉使用，并擅自銷售28万公斤；內蒙化德縣糧食購銷公司出現虧庫，為了應付清倉查庫，虛借給農民389万公斤糧食。 [5] 這方面的實例舉不胜舉。例如，南方某城市有一家銀行的一個支行賬外經營的存貸款分別高達40多億元，几乎超過其表內業務的規模；交通銀行某分行則采用兩本賬的辦法，在帳外違規開具信用證105筆，開證未付金額中瞞報數額占62.7%；某銀行支行辦事處的業務員私自從事賬外經營6.7億元，僅向其自辦的8家公司就注資2.5億元；廣東某銀行賬外放貸5.78億元，最后形成4.4億元的巨額不良貸款；深圳某銀行動用20多億元巨額資金從事賬外經營，最后造成17.4億元的資金損失。還有不少金融机构把一些業務變成個人和小團體謀取私利的工具，賺錢歸自己、虧損歸公家，風險則轉嫁給銀行。 銀行亂開票据、亂搞貼水攬儲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例如，某銀行地區支行違規簽發銀行承兌匯票達14.33億元，單是行長簽發的就有46筆共2億元；某銀行國際業務部自1993年開始，為18家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無外貿背景的公司開出融資性信用證516筆，金額達7.39億美元；某銀行違規為當地一家商業股份制試點企業簽發銀行承兌匯票，迫使銀行墊款486筆，金額達17億元之多；沿海某市15家農村信用社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以高于國家規定的同期利率5.8個百分點的利息率攬儲，到1996年底，高息吸儲而來的資金在高息放貸中有75%成為不良貸款。 轉自當代中國研究 [2002年第3期(總第78期)] ◆我的意見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8/n243248.htm | |
NO:194_71
| 兩難 於 2002/11/10 21:1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轉型等問題面臨著兩難境地。 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公有制，而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動搖地鼓勵”私有制。
-----中國經濟改革面臨兩難境地
美國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李成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們會看到一些似乎相矛盾的政策出台。一方面由於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所以必須開放改革的量度。很多的農業企業，或者國營企業會受到很大的衝擊。這就是所謂市場經濟在起作用。但同時與此似乎相矛盾的呢，政府又要不斷的運用政府的機制或者政策的機制來幫助落後地區、幫助受到衝擊的一些行業或者企業。所以這似乎是一個矛盾，但他們又是必須要做的。” *三個代表理論難以推行* 江澤民提出的可以吸收資本家入黨的“三個代表”的理論，是中共面臨理論困惑的另外一個體現。面對經濟改革中大批下崗工人和貧困地區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農民，共產黨所謂“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定義，顯然難以使共產黨獲得廣泛支持。雖然中共大力宣傳“三個代表”理論的重要性，一些私營企業家也表現出了熱情，但是這一理論最終能否真正實施目前仍然難以確定。 無論是誰在中共十六大上接管了中國的最高領導權力，中共新的最高領導層在未來所面臨的挑戰，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經濟性的。許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共新領導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黨內和政府內官員的腐敗。不過，李成倒不這樣認為：“江澤民時代的一個主要的問題，我倒並不認為是腐敗，我認為是貧富差距的問題。貧富差距表現在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就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貧富差別。” 曾經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現任中詢公司董事長的高德斯在接受專訪時，談到了中共新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高德思與李成的觀點似乎不謀而合。他說：“我認為中國在未來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帶有政治層面的經濟挑戰，就是如何協調東部沿海富裕地區與西部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那就是中國最高領導層如何建立一個適當的框架或者模式，來平衡富裕地區與落後地區的投資分布，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 (http://www.dajiyuan.com) 11/10/2002 8:21:22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10/n243954.htm | |
NO:194_72
| Mark 於 2002/11/19 05:0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中國國有銀行多年來希望通過不斷注入資金來挽救濱臨破產的國營企業， 中國銀行系統所存在的問題，已經使中國經濟難以持續高速增長。 ==========================================================
萊曼兄弟公司的經濟學家蘇巴拉曼說，中國國有企業的重組和調整，以及都市化的不斷加快，中國的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而且這個問題在得到改善之前可能還會變得更糟。 不過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的私營企業已經到達兩百三十萬家，這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將在擴大和提供就業就會、吸收下崗失業工人方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一半不良貸款無法收回* 另外，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國有銀行多年來希望通過不斷注入資金來挽救濱臨破產的國營企業，可是因為無法收回貸款，致使呆帳壞帳不斷惡性膨脹， 總額達四千五百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 而且，盡管中國國有銀行現有不良貸款中的大約一半將永遠無法收回，銀行仍然願意貸款給經濟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而不願向沒有信用記錄和政府擔保的私營企業提供貸款。 美國薩洛蒙史密斯巴爾尼公司的經濟學家黃益平指出，中國銀行系統所存在的問題，已經使中國經濟難以持續高速增長。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對銀行壞帳等棘手難題，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可能不會忍痛採取迅速、大刀闊斧的辦法，而是希望通過經濟的穩步發展來避免金融系統的崩潰。 駐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人士說，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候，中國的穩定取決於中國人民的繁榮：“如果中國政府無法增加農民的收入，長期貧困的農民的憤怒就可能導致社會動盪和不穩定。但是，如果中國政府成功地縮小了貧富之間的差距，共產黨的統治將大大加強。”這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比1949年中共開始執掌政權時要大很多。中國城鎮人口的收入去年增加百分之八點五，而農村僅增加了為百分之四點二。
----------------------------------------------------------- The problem is can the economy of China adjust to a slower pace without causing troubles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
NO:194_73
| Jane 於 2002/11/19 08:2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目前的穩定很象火山口上的穩定!!!!
但中國的統計數据就是這么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以來連續２０余年的經濟增長， 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怎樣讀懂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 【人民報消息】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１０月５日在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時局与選擇”研討會上發言: 我問過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你們根据什么做出這种樂觀的評价？据他們講，依据主要是兩點，一是根据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种經濟增長指標以及統計數据，二是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几個城市親身游歷后的印象。這使我感到，這些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信息渠道有問題，這可能會導致結論的錯誤。 我告訴這些美國朋友，在大陸讀統計數字是一門本事，需要先對中國具有常識層面的了解，并下功夫仔細推敲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例如，國家經濟信息中心有報告說，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１％，就能夠提供約一百万個新的就業机會。目前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約為２００万左右，每年國民經濟增速為７—８％，也就是說新增７００万—８００万個新的就業机會，除了２００万需要提供給新增勞動人口，其余６００万左右可以消化原有的失業人口。同樣据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城鎮失業人口在９０年代中期据稱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如果統計數字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問題，在連續１０多年的經濟增長之后，中國的失業現象不但應當完全消失，還有多余的就業机會提供給其他國家的失業人口。但中國的統計數据就是這么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以來連續２０余年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持續的高失業。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無法用歷史經驗解釋。 有關失業的統計口徑也是有問題的，我曾經了解過國家統計局失業的統計口徑，据說是平均每天工作一個小時，每個月三個工作日就算“就業”。我最近要計算失業率，仔細讀過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的統計年鑒，結果發現即使依据官方數据，真實失業率數字也高達２１％，這還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那就高達３５％以上。更何況還要考慮中國是一個嚴格控制新聞的國家，如果僅僅依据政府公布的資料作研究，其中的缺失可想而知。我曾經說過，如果僅僅根据報紙就可以對一個國家做出結論，那么將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与中國政府的《人民日報》加以比較，只會得出一個結論，美國是一個問題叢生的國家，而中國人民卻生活在天堂里，那里的領袖熱愛人民，官員廉洁奉公，人民守法，樂于助人，整個社會安宁幸福且富足。但這种結論可靠嗎？ 外國人對北京上海等四個城市的印象很好，當然有道理。不僅到中國的外國人有如此觀感，我們中國人也感到這些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巨大變化。但問題是，這几個城市能代表中國嗎？要知道，９０％以上的中國人并不生活在這几個城市，而是生活在貧窮的農村与日趨衰敗的中小城市，所以我稱這些城市為中國“現代化的櫥窗”，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現代化成就的展品，并不反映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那里的生活的确讓人滿意。但我的老家湖南省邵陽市，從９０年代開始，失業現象就一天比一天嚴重，到１９９６年起，就連公務員工資都經常拖欠。而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卻相當多，生活在這种地方的人生活十分困難。 康曉光的研究很有意義。康曉光將問題揭露得很徹底，在國內做學問，在揭示問題方面不能比他更尖銳了。我不同意的是他認為穩定能繼續下去所持的理由。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個比喻，認為中國現在就象布滿乾柴的房子，隨時有可能起火，但中國政府卻好象一支設備齊全的消防隊，并且正在增加更強大的消防設施，這些設施不但可以隨時扑滅燃燒的火焰，還可以將任何火苗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國的穩定完全可以依賴中國政府所具有強大的“消防能力”。這個結論我表示怀疑。 首先，我想問的是，如果政府花費巨大的力气，采用种种极不光彩的政治高壓与特務手段，加強對公共領域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控制，維持的竟是這樣一种表面穩定，生活在這种“穩定”狀態下的中國人有什么幸福感可言？這樣的“穩定”距离現代民主政治的距离是不是越來越遙遠？這种要中國人民与中國的未來支付沉重代价的“穩定”是否值得長期維持下去？ 其次，我怀疑這樣的穩定能繼續維持。我早在几年前寫的那篇《當代中國社會結构演變的總体性分析》里就談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就開始合流，一些專業便于為政府服務或市場化的知識精英出于利益考量，主動依附于精英集團，并為目前這种統治格局作种种辯護。康曉光的文章談到知識精英們認同目前的威權政治，不完全是出于政府的收買政策，而是認為中國只可能走威權政治的道路，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据我所知，部分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并不認同這樣的穩定，相反認為這种穩定對中國未來長遠的發展极為不利。在國內，從９０年代以來，一批獨立學者一步步深入研究中國的問題，并且也有了一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我感到，海外學者在認識中國的問題上，与國內學者有五年的時間差，也就是說，中國國內學者今天認識到的問題，海外學者可能要五年以后才能達到這樣的認識。這里面當然不完全是信息來源問題，還有別的一些利益考慮。 根据康曉光的描述，中國政府可以依靠高壓繼續維持統治。我想，政治高壓可以在短時期內起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維持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否則，今天世界上應當有許多很殘暴的政權還存在。穩定顯然需要其它條件，一般來說，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生態系統，這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底座；二是文化親合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信用；三是政治整合力，而且主要不是指中國目前這种高壓政治。讓我們看看三個基本條件在中國的情形。 第一個條件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１９８８年我就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做《人口——中國的懸劍》，由走向未來叢書出版，主要研究清代中葉到改革之初的人口問題。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极少，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中國目前失業現象嚴重的根源所在。改革以來由于對生態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非常嚴重，沙漠化面積已經占中國國土面積的３８％以上，從南到北七大水系，兩江兩湖都已經被嚴重污染，飲用水源已經出現短缺現象，尤其是大中城市缺水現象日益突出。如果照目前這种嚴重透支生態環境的開發方式繼續“開發”，這個生態系統無法支持中國人未來的生存。鄭義寫的＜中國的崩潰＞談的就是中國的生態危机，大家也可以讀讀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環境報告，只要對數字有點感覺，就不會不注意到中國人的生存底座已經出現嚴重問題。 第二個條件則是文化親和力。作為文化親和力的核心是一個國家的信用体系。我將信用体系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國家，二是社會中介組織，三是個人。國家信用破產可以表現在統計數字造假上，政府壟斷了一切信息的供給，但卻是虛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早已下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對于媒体上所說的許多東西，有頭腦的中國人也持不信任態度。比如深圳人就說《深圳特區報》的頭版除了報頭和天气預報是真實的，其它都是假話。作為社會信用的中介机构律師行業，其職業操守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怀疑，律師自己就宣稱打官司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關系，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會計造假問題也很嚴重。每年三月北京召開“兩會”期間，政府答复兩會代表質詢時提供的事實，從１９９６年開始，每年由政府查處的造假帳案件就高達１２０００到１６０００起。中國人現在根本就不信任這些所謂代表社會信用的中介組織。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銀行的坏帳問題，中國銀行坏帳相當嚴重，据說政府有三套數据，每年對外公布說是１２％，另外一套在較小范圍內公布的是２０％多。但這兩個都不真實。 １９９９年深圳市撤掉了《深圳商報》的總編輯，事件起因是該報編輯登載了該報記者采寫的一篇文章，記述一位從北京來深圳檢查工作的央行負責人在內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該負責人透露銀行的坏帳其實已達到４８％。那個參加會議旁听的記者剛參加工作，編輯也不細心，結果照登出去，輿論嘩然。這位總編輯因此掉了烏紗帽。至于個人之間的信用也早已崩潰，人与人之間缺乏信任。中國過去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現在則變成“殺熟”，不少人行騙就是從老鄉、熟人与朋友之間開始。四川有不少農村女孩子到城市找工作，最后就是被老鄉騙賣作妓女，這种案例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國的報紙上看到。 第三個條件是政治整合力量。中國目前之所以能夠維持表面“穩定”，其實完全是依靠政治高壓做為整合力量。而所謂政治整合手段是在組織路線上依靠抓小辮子等把柄控制官員，利用反貪污腐敗排除政治异己是近几年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國官場非常腐敗，官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問題，但利用反貪污腐敗整誰則是有選擇的。還有一點則是壓制一切不同聲音，如對敢于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知識分子采取特務手段嚴厲打壓，控制公共領域等等，消滅一切有組織的力量，如對下崗工人与農民當中的有組織活動無情鎮壓。但這一切正好与現代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相悖，中國現在的模式可以說是“市場經濟＋极權政治”，政治層面完全又退回到改革之前的專制政治模式。 根据上述三個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我覺得中國目前的穩定很象火山口上的穩定。《民主》雜志曾邀我寫文章談中國的穩定，我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火山口上的穩定”。 | |
NO:194_74
| joe 於 2002/11/25 02:0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push.. | |
NO:194_75
| Ttuty 於 2002/11/27 11: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奇蹟? 1.高經濟成長率(7%~8%), 高失業率(7.5%)。 ----中國上海綜合指數 ^SSEC ----深圳綜合指數 ^SZSB 中國經濟和外國不同，受權力影響太大，所以股市也不可能超然獨立。 --------------------------------------------------------- -----北京將會有個“弱勢總理” 作者﹕廖仕明 【大紀元11月25日訊】中共十六大終于算是開完了。在中共十六大期間，深滬股市在有關方面推出的一系列“利好措施”下連續下跌，十天之內，深滬股市跌幅都達到百分之八左右，并且雙雙跌破了所謂的政策底。十六大期間，中國媒體天天都在報道“好消息”，而上市公司第三季報告，也确實屢屢顯示出上市公司業績有轉佳的跡象，但中國股市卻繼續下跌，令有關方面頭痛不已。 投資市場是最忠實和現實的地方，無論什么花言巧語都沒有用，而且市場規模到了一定程度，便非常難以操縱其走勢。十六大期間，A股市場這般下跌，說明許多投資者對這個會議的結果不看好。最重要的擔心，是今后中國政圈中權爭加劇，對市場不利。 一位國內的業界人士分析說，如果把國內不同政派和外國不同政党來比較，新上任的胡錦濤屬于“少數派”政府，很難通過什么重大政策，在推行其政策方面也會有非常多的阻礙。尤其是可能擔任總理的“溫家寶”，情況比朱鎔基更糟糕。朱鎔基無論如何早期有鄧小平全力支持，后來有自己的班底，在九四年推行財稅金融外匯改革中，建立了權威。溫家寶現在面臨多重困難，面臨改革通過重要瓶頸的難題，卻沒有上方寶劍，反而是一個弱勢總理，如何推行重大舉措。 我倒認為，中共權力班子換屆后，國內市場的主力“國有資金”的操作者，需要有一段時間來觀察新領導人有什么特點。歷來中國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都非常謹慎，希望不要燒到自己頭上。 中國經濟和外國不同，受權力影響太大，這是東亞經濟的特征，所以股市也不可能超然獨立。政圈中有什么頭疼腦熱，股市自然就發燒感冒，何況十六大這樣的“超級政治大會”了。盤算后市，倒是不見得會繼續大幅下跌。以上證指數為例，大概會以1380重要支點維持牛皮。1380點是今年初的位置，也是全年的最低點，如果跌破，那也是這輪熊市將繼續探底的跡象。熊市不言底，熊市中謹慎總是不會大錯。 原載香港信報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25/n249080.htm | |
NO:194_76
| 良實 於 2002/11/28 00:5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許多方面看不見， 發達國家的財富更多地體現在無形資產、生活質量和競爭能力方面. ********************************************************* -----中國究竟有多富？
幾年前，在中國重新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中，克林頓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肯特就堅決認為中國是發達國家，不能再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待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某些專家和美國的一些思想庫（如蘭德公司）不斷地發表研究報告，說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遠遠高於一萬億美元，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這其實就是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基礎。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遠遠沒有達到官方公布數字所顯示的水平，聲稱中國統計數字存在大量水分，實際情況要糟糕得多，甚至中國即將崩潰。國家統計局的官員不得不正式出面反駁“水分”指責，強調中國國民收支統計的準確性和嚴肅性。 按照目前的匯率計算，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前六名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和中國。有些人到這些發達國家走馬觀花一番，回來就說，外國生活水平不過如此，好像還沒有我們好，除了環境清新以外，看不出更多驚奇之處。 最近日本國內就有議論，說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雖然不如日本，但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已與日本不相上下，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兩個地區的人口總和超過日本人口一半，假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水平與日本相若，再加上其它地區，中國經濟總量豈不是直追日本了？這就是竟然有些人說中國實際經濟規模不是第六、而應當是第三的原因。 在國外居住遊學多年的人，對此顯然持不同意見。他們多數人的觀點是：發達國家的財富更多地體現在無形資產、生活質量和競爭能力方面。就像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當年說的那樣：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許多方面看不見，發展中國家初期的發展卻是到處高樓林立，看起來很像那麼回事。 如何比較各國財富？ 對於各國財富的衡量和比較，經濟學家是怎麼說的呢？ 與經濟學其它分支相比，國民收支統計賬戶的研究是一門相對新的學科，至今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 經濟學家試圖從多方面來改進國民收入或國民財富的計量。有兩個方面取得很大進展，值得高度重視。 首先是在國民財富的計算中考慮貧富差距。極端的例子是：一國財富為一人擁有，他人皆為赤貧。此時窮人固然不會幸福快樂，擁有全國財富的那個人也不會幸福。一般而言，貧富差距越大，對人們心理的刺激越大，社會不安定因素越多，越阻礙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絕對公平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對效率傷害太大。公平和效率之間究竟維持什麼尺度合適，沒有一定的結論。 環境影響是另一個重要因素。誰都知道，中國價錢再貴的別墅，與歐、美、澳等國的別墅環境有天壤之別。這個差別如何計入國民收入之中？有人說中國國民收入如果減去對環境的破壞，實際上要低很多。衡量環境影響的簡單辦法是假設要恢復優美環境，需要投入多少。如果一個工廠破壞周圍水資源和空氣，要整治環境的花費比工廠賺的錢還多，那麼工廠創造的實際國民收入就是負值。 計算國民收入最大的缺憾是無法計量國家的無形資產或無形財富。優美的環境、清新的空氣、乾淨的水源、暢順的交通固不必論，健全的法治、高尚的情操、溫馨的氛圍、創造的衝動、求真的精神、互助的友愛等等才是人類生活更重要的追求，甚至是最本質和全部的追求。 如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如哈佛、劍橋、牛津等），其有形資產可能只有幾十億或數百億美元，其悠久的學術傳統、自由而極富創造性的研究環境，卻不是幾百億甚至幾千億美元可以建立起來的。國內好多大學喊出豪言壯語，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但主要手段似乎就是蓋幾座新辦公樓而已。 中國國民財富與發達國家另外一個主要的差距是國際競爭力。縱觀影響人類生活的全部產業，中國能在世界上獨佔鰲頭的領域幾乎沒有，位居前列的也不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就更加令人憂心。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必須認真思考自己的發展戰略。追求高樓大廈、熱衷美元數字上的國民收入固然重要，但如果沒能解決好收入差距、環境保護、社會和諧、科學創造、技術創新、人文關懷等無形財富問題，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就要大打折扣。 (博訊boxun.com) (11/27/2002 2:04:00 AM) | |
NO:194_77
| Ttuty 於 2002/11/30 03:27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１０月５日在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時局与選擇”研討會上發言: 「如果統計數字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問題，在連續１０多年的經濟增長之后，中國的失業現象不但應當完全消失，還有多余的就業机會提供給其他國家的失業人口。 但中國的統計數据就是這么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以來連續２０余年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持續的高失業。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無法用歷史經驗解釋。」 Perhaps, China is capable of rewriting the economic rules after having enjoyed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of self-proclaimed high growth. | |
NO:194_78
| Ttuty 於 2002/12/01 13:07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Can any pro-China pals here explain why an economy like Chinas thats being claimed to have over 7% growth is entertaining such dismal performance in stock market? =========================================================== ---中國大陸股票投資者今年有八成以上認賠離場
在大陸股市流行的一句老話：﹁一盈二平七虧損﹂，在股市持續低迷之下，還無法充分反映股民虧損的慘狀。根據這項投資環境調查，中國大陸高達八成以上的個人投資者認賠離場，一成多的投資者則幸運打成平手，真正獲利的投資者僅佔總體股民百分之六點三七。 少數賺錢的幸運者透露，多數收益僅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範圍內；而投資虧損的股民中，虧損幅度平均高達二成至五成，其中更有百分之二十一點六三的股票投資者承認，虧損率高達五成以上。 調查同時顯示，在不同資金額度的投資者中，大戶持股最少，中、小散戶持股較多，反應散戶虧損更多。 市場人士認為，儘管距離年底還有一個月時間，這幾天中國大陸的股市行情還有所反彈，但是整體而言，大陸股市今年造成個人投資者的大面積虧損已成定局。 這份由深圳華鼎市場調查公司在中國大陸主要大中城市部份證券營業部，針對個人投資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一共收回有效問卷一千零三十四份。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1/n251206.htm | |
NO:194_79
| Skywalker-Luke 於 2002/12/03 20:1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http://news.yam.com/cna/international/news/200212/200212032000387.html 紐約時報：中國可能出其不意趕上西方 （中央社記者張聲肇紐約三日專電）「中國興起論」再度引起西方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資深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今天以「中國會在出其不意中趕上西方嗎？」為題，發表他的親身感受。 「我想，將來歷史學家回顧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會集中描述中國積弱五百年後再度興起的實況－－以及當它正在興起的時候，美國渾不在意的樣子，」他說。 他表示，從銀行危機到工人暴動，中國仍有很多會出差錯的地方，中國的政府通常很殘暴，對愛滋病危機的處理，也可能導致災難。 「可是，對中國來講，在殘害人民的同時，也讓他們富裕起來，是可能的」，他說。 克里斯托夫指出，在人類歷史當中，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暨最先進的文明，大約一四五零年以後才開始停滯不前。即使如此，有人估計一八二零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仍佔全球總產值的百分之三十二，之後才完全崩潰。 他說：「如今，湖北鄉下的戴家和其他當初同樣窮困的十億人擺脫了僅夠活命的命運，中國終將回復到傳統的顯赫地位，也正如當年，中國在它國力的高峰時期，出其不意的被崛起的西方趕上，我們（西方國家）也可能在不經意中被中國的興起趕上。」 他舉湖北大別山中戴姓貧農的轉變，提醒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讀者，「我們在準備對應中國之興起，可能是世界最重要的長期趨勢這件事上，做得不多。」 一九九零年，克里斯托夫走訪過住在高山(Gaoshan)的戴姓貧農。當時，戴家長女戴滿珠(Manju)因為付不起一年十三美元的學費，雖然成績頂呱呱，六年級後便輟學。 當時的高山鄉，離最近的一條泥土道路還要步行兩個小時才能到，戴家和他們的豬同住一間土磚造的房子，沒有手錶，沒有腳踏車，連衣服都沒得換。 這名美國記者報導戴家的「慘狀」之後，一名好心的讀者捐了一百美元給滿珠讀書，摩根保證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寫錯一個小數點，捐出一萬美元。全村的人都對老美的慷慨－－與粗心，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筆錢沒有直接施惠村民，落到縣官手裡，縣府除了替滿珠和其他貧童繳學費，把錢拿來再蓋一所學校。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不久之前，克里斯托夫再度前去走訪戴家，以為可以好好寫一篇「實地報導」，「證實」官府的冷漠和戴家仍在與貧困掙扎，是沿海地區繁榮而內地照樣貧困不堪的「典範。」 沒想到他踏上當年那條泥土路的盡頭的時候，發現幾年前就已延伸進去，開車就可直接開到高山鄉，沿路每一家都有電了，有兩家甚至還有電話。 當年的貧農戴家，現在則住在六個房間的水泥屋裡，豬另有安頓之處，屋主夫婦驕傲地向他展示爐子、電視和電風扇。原來滿珠不但高中畢業，還念了專科學校的會計科，而這樣的高學歷在高山鄉，已經不再不尋常了。她和兩個弟弟或妹妹(her two siblings)都在廣東上班，每月各賺至少一百二十五美元，那是戴父的年收入！ | |
NO:194_80
| B.K. 於 2002/12/05 10:4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用貨幣政策來解決通貨緊縮問題,過去一兩年使用了這個辦法，效果並不顯著.
=========================================================== ----通貨緊縮威脅中國經濟
*中國未能倖免通縮* 一段時間以來，通貨緊縮在許多國家肆虐，中國也未能倖免。今年頭十個月，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零點8。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徐滇慶教授說，通貨緊縮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徐滇慶：“通貨緊縮就表示物價不僅不漲，還往下掉。這客觀反映了相對需求不足，東西賣不出去。這樣市場不活躍。因為需求方面太弱了，導致物價水平不停地下降，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結構調整通縮難免* 中國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曾經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後來，中國實施的一些政策抑制住了通貨膨脹，可是近來卻出現了通貨緊縮。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通貨緊縮呢？徐滇慶教授說，中國的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都到了一個調整期，在這兩個結構進行調整的期間，不可避免會出現通貨緊縮。 徐滇慶說：“原來發現做衣服能賺錢，做鞋子能賺錢，大量的民營企業都投向這個方向。等到了一定的時候，這種樣式的衣服和鞋子大批生產賣不出去了，價錢就只好掉了。在消費結構調整方面，原來為什麼中國的機電產業，家電產業發展得這麼快呢？因為家家都要買電視機。現在家家都有彩電了，你再生產彩電就賣不動了。家家都有冰箱，有一個冰箱還沒有壞，第二個冰箱進不去了。所以消費結構也需要進行調整。” *擴大內需受制於時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徐滇慶教授說，加上國際上的經濟衰退，國際市場萎縮，使中國擴大出口也遇到了障礙。 這三種因素導致需求衰弱，造成大量產品囤積，生產能力過剩，因此企業紛紛削價。然而，削價對企業的利潤造成很大影響，使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再投資。 那麼，有什麼辦法解決通貨緊縮問題呢？徐滇慶指出，過去幾年中國推行了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他說，這個辦法有局限性。徐滇慶說：“前兩年，(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是說，既然市場不旺，國家就多花點錢，多搞一些基礎建設，這是典型的凱恩斯理論。這個辦法很多國家都用過，而且效果還可以。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假定市場比較虛弱，就修條高速公路，修個機場，把這些該搞的都搞一搞。因為這些錢早晚都要花的，就提前花。修條高速公路，修飛機場，就會製造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搞得太多，國債就上去了，財政赤字也上去了。” *放鬆信貸進行銀行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星期三在一個金融會議上表示，以後幾年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防止通貨緊縮。戴相龍說，中國人民銀行今後幾年的目標是讓貨幣供應增長百分之十五，用貨幣政策來解決通貨緊縮問題。不過，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陳平說，過去一兩年使用了這個辦法，效果並不顯著。陳平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通貨緊縮問題，需要放鬆信貸，推行全面的配套改革。陳平說，中國政府在搞防範金融風險，實際上是緊縮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所以，靠貨幣政策根本沒用處。應該放鬆信貸，進行銀行改革，把結構調整和賠錢的國有企業的改造一攬子來做。光靠貨幣政策已經沒有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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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81
| 台商 於 2002/12/06 12:1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日本在泡沫經濟高峰時，股市市值高達六點九兆美元，去年只剩下二點八兆美元. 全球網路科技泡沫破滅後，那斯達克市值縮水七十八％. 現在中國磁吸全球資金，總生產量是全球總需求的兩倍，誰敢保證中國不是繼日本泡沫經濟、網路科技泡沫後，下一個經濟泡沫? 全球九大股市市值從三、四年前的三十點八兆美元高峰，到去年只剩十八點一兆美元，在泡沫經濟高峰時，誰會想到破滅後的痛苦，中國磁吸全球資金後成為世界工廠，總產量是全球總需求的兩倍，誰敢保證中國不是下一個泡沫。---呂秀蓮, 12/02/06,自由時報 | |
NO:194_82
| B.K. 於 2002/12/07 14:1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Shanghai Miracle or Shanghai Mirage? 上海“起吊机經濟”，皇帝的新裝? 上海這些年來為了保持經濟增長,不斷的修橋造路,大搞工程， 投入了太多太多的資金，給予了太多太多的財政、稅收优惠， 一個原本經濟質量就很差的城市卻泡沫經濟卻很發達，
2002年12月6日 星期五 ------上海，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政治笑話 【人民報消息】据統計，上海十三年來，竟然沒有創造出一個有標志性競爭力的企業，這樣的上海是沒有前途的。上海有那么多的大學，卻沒有一家好的IT軟件公司，沒有創造力的上海是沒有前途的。 上海的經濟是如何發展的？上海靠的是政府計划性的“起吊机經濟”。什么意思呢，就是靠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是這些起吊机,通過大修橋修建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的，這种通過外延性的資金投入的經濟是最落后的經濟,一旦資金停止，發展也就停止，一旦資金放緩,發展也就放緩。所以上海這些年來為了保持經濟增長,不斷的修橋造路，大搞工程，于是有了金茂大廈等房子,但這种靠外延性資金投入的固定資產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是最落后的方法,不能激發內在有效的投資需求，僅靠外延資金密集性的投入，很容易導致泡沫經濟的產生，當年泰國的曼谷就是很好的經驗教訓。一旦上海不能得到這么大的財政和稅收支持了，上海的資金投入就很難保持現有的資金量，一旦資金量減少，上海的經濟將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上海4000多億的GDP，除掉上海縣城郊區的農業所產生的1000多億和寶鋼、上海石化等靠國家政策性投資的大形國有企業所產生GDP，上海的GDP所剩無几呀，這就是上海為什么經常叫他們經濟總量大但上海人本地人卻很窮的原因。因為上海的GDP質量非常低，GDP結构非常不合理。而寶鋼、上海石化這些國有企業隨著WTO的到來將產生悲劇性的結果，因為寶鋼等企業都是國家政策性保護的，在國際上競爭力低下，生產電腦、手机等特殊的鋼材寶鋼都制造不了，全部都靠進口，加入WTO后，一旦保護性的政策撤消，這些企業將受到致命的打擊，現在美國政府已經就中國對寶鋼等企業的保護政策而提出了仲裁。上海的一大批國有企 業將使上海發展面臨龐大的包袱。 而世博會更是一個笑話，過去因為信息、傳播等技術非常落后，因此通過了這個展覽會來展示各個國家的优勢和特點、借以交流成了必要，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這個展覽會的作用也越來越小，而申辦這個展覽會的一般都是比較落后的國家，發達的國家從來不需要通過舉辦展覽來展示自己的實力。而上海的宣傳把世博會的作用放大了很多倍，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城市因為辦這個展覽會而獲得過重大的發展，展覽只在有限的時段內進行，它對當地經濟的短期刺激只能是短暫的，事前和期間固然可能支持當地的經濟繁榮，但結束后當地經濟卻會經歷連續几年的下滑。上海寄望于世博會這個面子工程為上海經濟帶來巨大發展契机的想法是荒謬和一相情愿的。在未來的8年中，上海將投入2000多億的資金到展覽會場館以及交通城建設，這樣上海還將繼續他們的“起吊机經濟”，繼續制造更為龐大的泡沫，一個原本經濟質量就很差的城市卻泡沫經濟卻很發達，一旦泡沫破滅，這樣的打擊是致命和摧毀性的。 國家給了上海几千億的財政和稅收优惠政策，還有任何一個城市都沒有外匯截流优惠政策，但是這些龐大的优惠政策結果完全被浪費了，國家的投資造就了一個巨大的泡沫。 上海的經濟如此的脆弱，GDP質量是如此之低，企業毫無競爭力。但為什么報紙上尤其是上海本地的報紙會大量報道上海的經濟多么好的呢？這是因為政治的需要，因為國家在上海實在是投入了太多太多的資金，給予了太多太多的財政、稅收优惠，還強制性的給予金融优惠政策，這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的。但是即使在這种情況下，上海的經濟竟然遠遠沒有達到這些巨大投入所應帶來的成果。但是做為政治資本，「三個代表」者必須要大量的鼓吹它的經濟政策成果，于是上海的報紙和電視就開始瞎編亂造，編造了大量完全脫离實際情況的報道，甚至有報紙上上海已經是世界上人气最旺的城市，已經超越了紐約、東京、倫敦、香港。于是一大批的笑話被制造出來了，連上海本地的老百姓都被這樣的政治笑劇給迷惑了，因為上海人很少走出上海這個城市，并不了解外邊的情況，于是想當然的認為上海已經強大得不得了了，盡管他們很窮，但是他們心里非常樂意接受政治編造的笑話。 上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泡沫，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政治笑話。上海經濟，皇帝的新裝，其實它什么都沒穿。 轉自(天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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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uty 於 2002/12/09 05:4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If stock market is a reliable barometer to predict the direction of economy, then something must be terribly wrong with the future of Chinese economy. Take a look at the following chart in which Korean stock market is being compared to Shanghais, one would easily discover that Korean market fares better than Shanghai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However, isnt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claimed to perform much better than S. Koreas ? Then why cant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behave as its supposed to be in conventional fashion-meaning stock market moves in sync with econo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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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84
| Ttuty 於 2002/12/09 06:0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Correction: Market moves in sync with economic prospect. | |
NO:194_85
| B.K. 於 2002/12/12 03:3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 ------失業問題嚴重吞蝕中國經濟發展果實 【大紀元12月11日訊】(中央社記者彭思舟北京特稿)儘管中國大陸官方每年公布的經濟成長率都在百分之七以上，但嚴重的失業問題卻實質上吞蝕著大陸經濟發展的果實，而胡錦濤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在首次主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發展服務業、鼓勵謀職創業，就是為了緩解失業問題。 事實上，中國大陸下崗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來自被國有企業解雇的職工以及農村多餘勞動力，已經積壓了至少一億的顯性及隱性失業人口。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的經濟成長未必能持續保持高速並消化失業人口，反而失業問題卻可能隨著人口增加、國企倒閉越來越嚴重，終成中國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障礙。 中國大陸知名學者、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和中共國家計委研究員丁元竹等專家，曾在北京「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發表「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文章，引用大量數據警告說，中國大陸經濟繁榮背後隱藏著嚴重社會危機，處理不好便會導致社會失控。文章裡列舉許多資料及統計數字，說明民間不滿在增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眾對下崗失業的不滿，畢竟部分官員可能是「位置決定腦袋」，但民眾卻是「肚皮決定腦袋」。 無獨有偶，美國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就在他「下一個社會」書中認為，「中國十年內將分裂」。他最主要的立論根據，就是中國大陸將面對整頓國有企業，以及隨之而來更嚴重的失業問題。雖然這是彼得杜拉克一九九八年的看法，當時的時空或許與現在不同，但這位著名學者的立論至少可以證明，大陸嚴重的失業問題，與國企破產後又加重實際失業率更高漲的惡性循環，的確突顯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 所以，儘管中共依然每年公佈大陸都達到百分之七以上的經濟成長率，粉飾經濟成長背後面臨的隱憂，但美國匹茲堡大學勞烏斯基教授卻公開質疑中共官方虛報經濟成長率、工業生產數據灌水的現象。以中共官方公佈的一九九七到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為例，這些年大陸GDP大幅增長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但能源消耗卻下降百分之十二點八，這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經濟的快速增長卻不可能需要更少的能源。 而大陸失業問題究竟有多嚴重？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指出，截至今年六月底，大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尚未再就業的人數為四百六十四萬人，較年初減少五十一萬人，但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仍然維持在二００一年底七百萬人的水準，城鎮失業率維持在百分之四以下。邱曉華並坦承，目前下崗失業人員仍然較多，是大陸經濟發展中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 但中國大陸勞動暨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東進則直言，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將「逐漸危害社會的穩定」、「未來一段時間內，結構性失業會日趨嚴重」。 據了解，未來幾年，中國大陸每年將有一千兩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人進入就業市場，但即使每年有百分之七的經濟成長率，創造的就業勞動機會也只有八百萬，舊崗位消失快於新機會創造，換言之，大陸經濟成長創造的就業機會，光應付新生勞動力就已經差不多，根本無法解決原本舊有的失業問題。 而對於大陸實際的舊有失業人口，大陸學者與西方媒體的估計，卻遠高於中共官方的統計，他們估計大約最高到四千七百八十九萬人不等，不過這些數據都還沒有包括閒置的農村勞動力，如果再加上失業、無田可種的農民，大陸閒置勞動力已達上億，至少佔全大陸勞動的三成一。 這樣龐大的失業大軍，自然會成為社會問題的隱憂，今年三月老工業基地東北的大慶與遼陽先後爆發大規模的下崗工人示威抗議活動，估計兩地分別有五萬、三萬多的國企下崗職工走上街頭抗議。儘管中共官方嚴密封鎖消息，但卻掩蓋不住大陸下崗失業工人的問題的確愈來愈嚴重。 而另一方面，大陸國企改革遇到的困難，卻又讓人見不到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的治本之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楊帆坦承，大陸主要產業在關鍵生產環節技術落後，裝備水準低。鋼鐵、有色金屬、石油化工、電力、煤炭、建材、建築業、公路水運、交通、鐵道、船舶、機械、電子信息、輕工、紡織、醫藥等十五個行業，普遍技術水準落後國際水準五至十年，有的還落後二十至三十年。 綜觀中共十六大後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背後的真相與隱憂，中共如果無法有效解決大陸民眾嚴重的失業問題，將這股「失業洪水」引入「就業大渠」，恐怕大陸改革開放多年的成果，將無疑面臨致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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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86
| 冷看台獨小醜 於 2002/12/12 13:1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咦??? 早在前幾年我一直相信那個一隻腳已踏入棺材的阿輝伯說中國即將崩潰 我等阿等~~ 所等到的卻越來越應證-----國際間早就盛傳『18世紀是西班牙人的世紀，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即使一代魔王希特勒亦如是說！) 原來即將崩潰只不過是日薄西山的阿輝伯 | |
NO:194_87
| 長短腳 於 2002/12/12 14:44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上海這些年來為了保持經濟增長,不斷的修橋造路，大搞工程，于是有了金茂大廈等房子. 金茂大樓高八十七層，其中第五十四層以上，是由台灣凱悅管理團隊所經營的浦東金茂凱悅大飯店。 上海林立的超高大樓，就有不少是台灣財團的「紀念碑」。至今為止，只要是砸大錢，想要立足中國，長期發展的地產商之類的，大都被吃乾抹盡，下場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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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88
| 作者﹕仲大軍 於 2002/12/14 01:5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在中國城市高度發展之際，一些鄉村和邊緣地帶卻在衰落， 全國沙化面積每年以3萬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長， 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口的生活質量正在下降。 擁有70%總人口的農業產出僅佔GDP的不到16%， 中國自50年代建國以來就奉行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 市場機制之所以在中國這麼快就產生了貧富效應， ***市場機制+特權壟斷+不平等競爭＝貧富差別。 20年來，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 ------注意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對市場機制負面影響的分析（上）
一、“樣板戲”戰略與外向型經濟 今年3月20日，整個中國北方的天空黃塵滾滾，歷史上罕見的一場沙塵暴席捲中國。4月6日到4月8日，北方地區又是狂風大作，西風浩蕩，天空連續三四天黃塵瀰漫，地面飛沙走石，人民飽受風沙蹂躪之苦。遭受風沙侵襲的已不僅是西北和華北地區，連東北的沈陽、長春、哈爾濱、山東的濟南也整個地被籠罩在沙塵襲擊之下。 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生態災難已經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降臨。這也是中國生態惡化的表現，不巫發展的例證。今春連續發生的沙塵暴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中國的生態環境也像社會環境一樣，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區建設得花團錦簇，如花似錦，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正在日益惡化。 種種跡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塵暴以及嚴重乾旱將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新現象。今年北方的旱情就相當嚴重。北京市一冬天僅下了一場雪。入春以來，不僅一場雨沒有，而且溫度奇高，3月初就出現了20多度的熱天氣，3月31日氣溫竟然達到28.8度，創下百年來最高記錄。這種怪氣候我來北京20年了也第一次見到。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除了人類活動，沒有別的原因。農村的農牧民們不斷破壞植被，城市裡大興土木，光蓋房子不植樹，到處是水泥和柏油的硬化路面。從飛機上俯瞰北京，只見一片水泥樓房的叢林。加上無數天然氣和電力的燃燒，整個城市就像一座大火爐。如此大規模地改變地表，豈能不引起氣候變化。 目前，一些中國城市經濟建設高歌猛進，最突出的要數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三個城市。大量資金聚集這些大城市，其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甚至在有的地方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城市水平。但在中國城市高度發展之際，一些鄉村和邊緣地帶卻在衰落，全國沙化面積每年以3萬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長，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口的生活質量正在下降。 中國自50年代建國以來就奉行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當然，這種戰略是由當時的冷戰歷史背景形成的。改革開放之後，以犧牲農村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模式基本未變，並且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變本加厲，城鄉差別繼續拉開。與改革開放前30年不同的是，以前是將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到軍事工業，而這些工業大多在內陸地區。80年代後，資源的配置向沿海大城市集中，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大連等城市都高度發展起來。一些先進的大城市成了中國發展的“樣板”和表征。 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01年中國工業體系主要靠五大地區和六大行業來支撐。五大地區是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和浙江，這五個地方的工業增加值總量合計13088億元，佔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48.5％，接近全國一半。六大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電力行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冶金業和紡織業，它們實現銷售額合計38761億元，佔全部工業銷售額的比重為42％。而擁有70%總人口的農業產出僅佔GDP的不到16%，以70%的人口經營16%的GDP，可見中國經濟的高度聚集性和巨大的落差。 與此相反的是，邊遠地區必然受冷落。90年代之後，中國農民收入進入長期的低增長。這就使中國的經濟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高歌猛進的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出現了生產過剩，大量的產品積壓賣不出去。而農村人口因貧困卻沒有消費能力。這種情況與馬克思的生產過剩理論沒什麼區別。目前的生產過剩就是窮人沒錢消費，富人有錢無處花，逼得國家旅遊部門又開闢了中東埃及等國新旅遊航線。消費外國的旅遊產品已成了中國富人的新時尚。 “樣板戲”發展戰略必然引來“外向型經濟”。外向型經濟的實質就是國內市場已經飽和了，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只好向海外國際市場開拓。在這種政策導向引領下，國家集中資源向外向型企業配置。許多企業也苦於國內市場狹小，拼命向外發展。例如，中國的家電企業目前就處在這麼一副狀態。有些企業專做國外市場業務，不願做國內市場。因為國內市場一是秩序混亂，二是利潤微薄。越窮越落後的地方，越沒有企業去光顧。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才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發展目標。分析後可以看出，“開發大西北”戰略實在是政府一種不得已的調整資源配置手段。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許多外國專家對中國提出了寶貴意見，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南卡尼提醒中國：“要把國內發展放在第一位”。經合組織經濟部副部長安德魯•迪安建議中國要優先考慮三項改革，第一項就是進一步改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使中國能夠更好地發揮其生產潛力。經合組織的一份中國問題研究報告提出：中國需要解決的四大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決大量失業以及重新配置資源的問題。 這些建議和研究應該被看做是對中國經濟偏斜發展的糾正。非人本和漠視民生的非巫“樣板戲”發展戰略不僅某些中國人就是許多外國人也已經看得很清楚。但要想放棄這種發展戰略並不容易，一是城市人不願降低已經抬高了的生活水平，二是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更是將資源配置集中到有利可圖的發達地區。今天要想放棄這種發展戰略，就像讓水倒流的一樣不可思議。下面讓我們更深入地看一下市場機制給中國社會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
趕超戰略擴大了中國的城鄉差別，改革開放後引進的市場競爭機制，又擴大了中國社會人際間的差別。所以，今天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更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市場機制之所以在中國這麼快就產生了貧富效應，關鍵是市場機制結合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即特權壟斷的政治文化和傳統的計劃經濟管制制度。市場機制+特權壟斷+不平等競爭＝貧富差別。 我們應當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進取精神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是市場機制的正面作用。但任何事物發展到極端都有它的負面效應。20年來，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不講效率和效益走向極度的惟利是圖。不僅企業這樣做，連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也表現得不遺餘力。這種傾向的結果使大批人在競爭中被淘汰，淪落為社會的邊緣。清華大學的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在法國訪問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圖海納這樣描述過法國：“過去的法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人們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時又都是在同一個結構之中。今天，這樣的一種結構正在消失，變成了一場馬拉松，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那些被甩在靠後一點的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在了社會結構之外。” 中國的社會目前也正在展開一場馬拉松，徹底無望的落後者越來越多。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和效率機制將一些弱者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後面。留給他們的不僅是生活的苦難，更多的還是心理的失衡。一些不甘落後的人只好鋌而走險，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裡中國社會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經濟制度和人文環境裡，人們只能更看重金錢和財富。最近，社會對誠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以德治國”的口號。但人們很少看到社會喪失誠信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是優勢企業“贏家全得”的遊戲規則，是殘酷的市場競爭和金錢追求，是缺少人文關懷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將有打不完的假，無窮無盡的非誠信。否則，相當一大批中國人將無事可做，難以生存。 不僅許多中國小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如此，連國家的大企業也在這種優勢企業“贏家全得”規則下被逼得不得不大肆仿製和仿造。前幾天“經濟半小時”節目就報導過玻璃行業仿製外國名牌產品的現象。連福耀玻璃這樣的大上市公司老總都在電視鏡頭前承認前幾年的確有打外國品牌的做法。至於說製藥行業，《中國經濟時報》3月28日的一篇文章報導說，包括中藥在內，目前我國生產的全部藥品中，自主開發的新藥僅佔3%的比例，余下的97%均是仿製藥品。我國有自主開發能力的製藥企業沒幾家。 這種大肆仿製和假冒現象，從根本說是一種競爭機制導致的結果。不這樣做，中國相當一大批企業和員工將陷入破產失業境地，發展中國家也難以享受發達的工業文明和獲得發展。所以，我們看待社會中的表象要從本質上看問題。仿製和假冒行為就是向優勢企業爭飯碗，就是為了打破“贏家全得”的遊戲規則，從而使社會能巫一些發展，人際間差距不至於拉開太大。 即使這樣，中國企業間的殘酷淘汰已經使地區間、城市間、人際間拉開差距。今年3月底我在河北石家莊市開“藥都”論證會，市長臧勝業痛切地說，我們之所以集中力量發展藥業，是因為石家莊市的其他產業都垮掉了。石市以前搞過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但到今天一個都沒保住。石家莊以前還是一個紡織業大市，有10多萬紡織工人，但現在已經一蹶不振。這是中國省級大城市的情況，產業分化已經非常明顯。至於一些地區的縣級產業，被淘汰得更厲害。80年代還興起一波鄉鎮企業，現在不僅連這些鄉鎮企業，連原有的縣級企業也都跨掉了。象河北省的張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個景氣的企業，城市財政已經十分困難。
在今年3月份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有代表對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發出了尖銳地批評，原因是這些專家只注意GDP的增長速度和企業贏利水平，對中國人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全然不顧，心中沒有民生觀念。但這種聲音是微弱的，因為佔據中國經濟學統治地位的還是西方經濟學。正是這種市場傾向，使中國經濟出現畸形發展，譬如，中國是個連民間銀行都沒有的國家，在商業銀行機制根本未走上市場化之際，股市便奇異地發展起來。不想辦法如何改革現有的銀行，而偏好發展證券交易所。看看這些年裡全國各地冒出多少證券交易所！南方證券公司在北京所開設的一個證券交易所就設置在北京最豪華的寫字樓東方廣場裡面。可見資本市場湧進了多少資金，冒出了多少富人！多少市民每天擁擠在股票交易廳裡，炒來炒去，整個社會投機風氣盛行。中國的實物經濟才發展到一個初級工業化階段，金融證券業的資本市場就攆上了西方先進的發達國家。 跟著虛假繁榮的還有一些增加值極高但安排就業能力極低的第三產業。凡是能投機的領域都飛速發展了起來。大量資金從實業經濟游離出來，進入能通過投機獲取暴利的領域。在這樣一種牟利機制下，中國的資金被從那些微利部門的第一和第二產業中最大限度地抽了出來。從80年代起，農村流出的資金就大於流入的資金。最近幾年，在銀行系統加大金融風險管理的情勢下，資金更加向上集中。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在文章中寫道：“在銀行不良資產比重畸高且中央銀行又將不良資產比重下降作為各商業銀行業績考察指標的情況下，四大銀行都產生了兩種現象：一是存款資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產生‘虹吸效應’，即自動向上級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貸款資金支出上產生‘擠牙膏效應’，即基層行貸款權被大幅上收，層層授權後，基層放款權越來越小。這兩種效應交互發揮作用後，就產生了一種現象：四大銀行在資產運用上傾向將資金較多地投向安全的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實際上這裡還要加上一個資本證券市場---股票市場。2000年的中國股市暴漲就與大量的銀行資金湧入有關。 表面上看，虛假繁榮的金融證券等第三產業給政府帶來了可觀的稅收和利潤，但長期以往，服務性的投機領域和第三產業過度繁榮必然過多地佔用生產部門的發展資金，嚴重損害實物經濟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其結果將扭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妨害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造成社會就業的減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即使是在實物的物質生產領域，牟利機制也使市場的競爭和重複建設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狀態。以玻璃行業為例，1999年下半年以來，在已批准的13條生產線之外，又冒出了26條生產線，全是地方越權審批和企業自行建設的。其結果，2001年的前11個月，全國玻璃庫存增加67%，每箱價格65元，同比下降了10元，全行業淨盈利下降了52%，近1/3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競爭機制的浪費也是驚人的。 在這裡，我們要清醒地了解市場經濟實質，它是一種最大限度獲利的牟利機制，它能將資金和財富從社會各個角落調動出來，湧到獲利最多的經濟部門。說到底，市場機制是一種抽血機制，它將一個肌體的血液從毛細血管抽出來，最大限度地湧到心臟和大腦，最後使這個人患腦溢血和冠心病。目前，從上到下，整個中國社會裡充斥著這麼一種牟利機制，最後只能出現巨大的貧富分化和城鄉分化。不從社會觀念上引起重視，不在制度上加以調整，僅靠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是解決不了差距問題的。 在環境問題上，市場經濟的商業文化與環境保護髮生著巨大的衝突。市場經濟的商業原則是鼓勵消費，而中國當今環境的現狀是要求節約資源，防止生態環境繼續惡化，這兩種趨向完全背道而馳。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就是高效生產，刺激消費，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潤，而中國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的國家如果引入西方國家的刺激消費文化，只能加速中國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
中國經濟增長逐年下降，連續幾年出現通貨緊縮，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和貧富差別。相當一部分的國民收入被少數富人所擁有，一批國民收入相對不足。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以及共產黨執政，這種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往往會限制富人的消費，因此，當今很多流入富人腰包和貪官腰包的資本成為沉澱資本，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成為死資金。這是導致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且，社會上的貨幣總是短缺，盡管貨幣發行量很大，M2的增長率連年超過GDP與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但社會消費依然乏力。說到底，這是市場經濟與傳統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深層矛盾在作怪，這一矛盾今天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舉例說，沈陽市長慕綏新的貪污額為1300萬元，副市長馬向東的貪污額高達2000萬元，廣西原自治區主席成克傑的貪污額為4000萬元，原港澳國際公司的董事長李耀祺在職期間貪污公款1244萬元，港幣137萬元，伙同他人貪污公款4900萬元，到底他一個人貪污了多少，搞不清楚。深圳市原副書記王炬個人貪污2000萬元，利用職權讓其子女貪污5000多萬元。如果將這5個人侵吞的社會公共財富加起來，那就是將近2億元。2億元是個什麼數目呢？按每個農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計算，2億元便是10萬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如果將這筆錢放到10萬個農民手中，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那樣的話，中國會出現內需不足嗎？而放到貪官手中，資金必然被沉澱下來。當前中國社會有多少這種沉澱資金？估計至少在3萬億元左右。這就是中國當前銀行存款居高不下、存貸差高達3萬億元的原因。 還有個體私營企業主的問題，如果私人資本家不花錢，那麼他積聚的資本也無法在經濟中發揮效用。這幾年由於市場飽和，無好的投資項目，民間投資一直處在低增長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利潤越高，對社會消費越不利。高利潤導致消費者失去更多的消費能力。 現在，讓我們對富人問題進行一些分析。我們的社會目前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文革時對富人是徹底批判，仇恨有加，改革開放後對富人問題是緘口不言，好像生怕得罪了富人。但如果仔細分析社會的貧富變化，就可發現有些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對窮人擠壓的基礎上的。社會上的財富就這麼多，當增量不增加時，存量在分配上發生變化，就要導致富人對窮人的擠壓。一部分人富起來，另一部分人就要窮下去。如果說中國富人的財富都是經濟發展中的增量部分，那麼富裕的人們對另一些不富裕人並不產生影響。並且富人還可以帶動其他不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象浙江蕭山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東陽橫店集團的徐文榮都是這種現象。但前面講過的馬向東、成克傑等人的致富就是擠壓別人型的富裕。這種富裕只能導致另外一些人的貧困。 富人對窮人的擠壓還表現在社會發展上。譬如當一個城市中有車的富人多起來後，交通管理部門便要增加道路護欄，修高架橋，但增加了這些設施後，便要影響那些無車人的行走方便，更因為道路的擁堵，影響公共汽車的運行速度。保護富人傾向還表現在城市對汽車和摩托車的規定上，現在全國有70多個城市限制摩托車在市內行駛，而對汽車沒有任何限制。 這裡我們可以反向思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如限制汽車可以使多少摩托車上路？為什麼不限制汽車反而限制最大眾化的摩托車？這種政策到底是為誰服務？說到底是為少數人服務。這種限制是典型地保護有車的富人和官員，歧視只能騎摩托車的平民和窮人，是典型的窮富人權利不平等。表面上看來是保護城市的交通和空氣環境，其骨子眼裡是一種身份歧視，是缺少平等權利意識的表現。所以，一個社會要重視富人對窮人的擠壓影響。特別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要考慮到這種影響。 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一些富人對窮人熟視無睹，毫無責任感。伴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是自私自利思想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在社會上蔓延。如果一個社會只是為了掙錢自己享受，那麼這個制度就十分可悲，就值得懷疑。特別是在生態和環境危機已經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許多中國人仍在極力追求所謂的現代化物質享受，這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發展早晚要帶來生存災難。如果按當前這麼一種思路繼續發展下去，結局將很明顯，那就是一批先富起來的人與國際接軌，最早實現了資本在國際間的轉移，成為發達國家中的一員。剩在國內的將是被淘汰下來的貧困弱質。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到近幾年不得不依靠發行建設國債來刺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源於這一社會深層的原因：貪污腐敗+資本主義。為什麼要給資本主義加上一條罪狀？我這裡講的主要是一種逐利機制，市場經濟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潤，其結果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少數人可以攫取比多數人多得多的財富。當這些富人消化不了這些財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要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國債還要繼續發，再發5000億元都是有必要的，但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必須明確，那就是應將國債放在縮小城鄉二元差距上，放在扶弱濟貧、縮小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和生態環境治理上。特別是要花到農民身上。 (12/13/2002 5:18:00 AM) | |
NO:194_89
| 作者﹕仲大軍 於 2002/12/14 02:0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目前中國大量的資金聚集證券業,不斷炒高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 這種虛假的繁榮和數字,一旦出現股市或房價下跌， 中國經濟問題症結不在經濟之內而在經濟之外。 如果不及早調整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發展模式，按目前這種思路發展，
----注意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對市場機制負面影響的分析（下） /仲大軍 五、公民缺少平等的發展權利 當前的中國，一種拜物教和金錢崇拜不僅滲透在國民的意識裡，更表現在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規定上.這是很危險的一種現象. 舉例來分析, 北京前不久制定了這麼一個規定:凡是納稅額超過300萬元的工商業主,可以將自己和家人的戶口由外地遷至北京. 但對普通的北京公民來說,如果要把外地配偶的戶口遷至北京,需要投靠人[注意：還不是被投靠人]的年齡滿45歲，結婚必須滿10年。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了,才可能將妻子或丈夫的戶口遷至北京。如此對比起來，就看出了財富的作用。 通過這件事可能看出，中國公民所享有的發展權利是不平等的，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有區別對待，而這一區別的主要因素是看你有沒有錢。這樣一來，沒錢人就更艱難生存了。弱者本來在社會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一些歧視性政策，那麼，弱者就會更弱，強者只會更強。這就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發展邏輯：“錦上添花”，“優勝劣汰”。政府的政策不是扶弱濟貧，雪中送炭，而是“馬太效應”。這可能就是受達爾文主義競爭淘汰思想影響的結果。 政府的公共政策裡面如果滲透了嫌貧愛富的意識，按這種邏輯發展，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分化出一批新貴，製造出一批極貧。最近，北京電視台《記錄》欄目播放了湖北荊州市一個退休工人家的生活，這對年紀六七十的老夫婦僅靠300元錢的退休金生活，還要養活一個殘廢的兒子和一個上四年級的10歲孫女。於是，只好在家中養豬掙錢。一個城市居民在家中養豬，可以想像其環境衛生怎樣，連殺豬的人都嫌他家裡臟。然而正像白居易《賣炭翁》當年所寫的，養豬的人反而吃不起豬肉。 中央電視台《老年》欄目最近連續播放了一對張家口老人進京打工的故事。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還要撫養一個七歲了的呆傻孫子。這家人的伙食整天就是自己□的麵條，冬天淹上一缸鹹菜然後吃一冬。看到這些電視節目使我回想起60年代那些的生活困難的歲月。但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大批的人在這樣生活。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大多數人還未摘掉貧窮帽子的國家裡，一些發達大城市的市民們卻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看看北京電視台“房地產”欄目那些家庭裝修節目，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以新新家園的一個四室兩廳三衛戶型，總面積250平方米，購房價大約需要200多萬元，裝修價大約需要三四十萬元，再加上家具，一個富人購買這樣一套房子至少需要花消300萬元。當然，這樣的房子比起郊外五六百萬元的高級別墅還差得遠。如果這些富人稍稍節省一點，撥出一小部分財產給那些中國窮人，中國經濟和生態環境就會好得多。 現在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錢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限制的揮霍浪費？一個三口之家居住幾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不是浪費嗎？在土地資源如此緊缺的國家，能允許富人如此浪費資源嗎？在去年的人大會議上，曾有一位人大代表提議案：中國要立法規定中國公民居住空間的大小。這種議案提得很好，應當提出來讓社會來討論。中國公民應樹立環境危機意識，擯棄過分追求享受。 六、對勞動力閑置渾然不覺 目前在金融證券業，譬如在剛成立的幾家開放式基金機構，幾個人或十幾個人就佔有幾億甚至幾十億元的資金。大量的資金聚集證券業，不斷炒高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存量資產不斷換手，從GDP的統計數字上看，經濟增量似乎在不斷增加，但實物經濟並沒有變化，沒有帶來物質資本的真正形成和實際財富的增加，更沒有就業的增長。這種虛假的繁榮和數字，一旦出現股市或房價下跌，社會的財富便會急劇縮水，金融危機和銀行不良債務便會大量出現。嚴重的話會導致銀行資金鏈條斷裂，引發金融風險。2001年的中國股市的情形便是如此。上海股指跌到1300點時，緊張氣氛已經出現了。 中國目前有多少領域急需資金，如果把在股市上投機炒做的資金用到一些實物部門，一是可以實實在在地增加中國社會的就業，二是可以改善和提高一批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已使當前的中國企業變得惟利是圖，麻木不仁，責任心和良心日益淪喪。看看2001年股票市場上冒出多少企業挪用資金的事情，廣州的三九集團甚至將20多億的上市公司的專用資金挪做他用。從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道德和責任感正在下降。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到處是遏止不住的欺詐和墮落。今年的人大會上，呼喚誠信成了社會的最強音。 相比之下，失業和待業現象與日俱增。前不久我在家鄉山東蓬萊的村莊裡驚訝的發現，到處是一群群打麻將的人，有些完全是整壯勞動力。在一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下崗職工消磨在股票交易廳或某些地方。據統計我國的不充分就業率是31%，全球是33%左右。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20%，相比之下有人認為中國的失業問題似乎並不嚴重。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相對貧困落後的國家，必須充分利用社會的富餘勞動力。怎麼能拿世界的平均數或發達國家的數字去比擬呢？因此，那些認為我國失業率和不充分就業率不高的人忘記了中國的國情。 今天的這種情況使我想起小時候經歷的生活，那是1958年的冬天，我生活的山東膠東半島上的那個小村莊沒有一個壯年勞力待在家裡，大人們都被調到工地上建水庫去了。盡管是天寒地凍，但工地上熱火朝天。也就是經過大躍進的那幾個冬天，膠東半島上幾十個大小水庫修建起來。這批水利設施已成為今天膠東農業和工業的寶貴財富。現在煙台市的主要供水來源門樓水庫就是那個年代裡建起來的。誰能否認那個不計成本和代價的時代的貢獻？ 可是今天，幾千萬、上億中國勞動力待在家裡，無所事事，而我們卻對此現象熟視無睹，還自認為問題不大。實際上這是中國人力資源的一場巨大浪費！如果錯過這20年，等到老年社會到來時，中國再想搞的一些工程設施就後悔來不及了。現在我們要捫心自問一下：中國現在真是沒活幹了嗎？中國真的要騰出這麼多人消磨時光，白白浪費財富嗎？光是減少城鄉差別和國土整治工作，就足夠中國人幹上幾十年。有人曾建議通過發行彩票，組建一個國土治理公司，將成千上萬的閑置勞動力利用起來，到西部地區搞生態和環境治理。但是，要想調動起中國人民的熱情，必須回到社會主義，適當遏制一下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在全社會樹立共同發展的觀念。 七、奧運會和世博會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邁進時極需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舉辦奧運會就是提升國力威望的好機會。但中國經濟對奧運會要小心，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根據以往各國舉辦世界重大賽事的經驗，舉辦體育盛會既可以幫助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害經濟發展。奧運會可能會使一些大的商家從中牟利，但由於大量公共稅收用於投入體育場館建設，普通百姓的收入將減少。西方國家的一些研究證明：舉辦體育賽事可以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國家，但是不要讓人們相信這種賽事能使他們富裕起來。 據測算，在2008年之前，北京總共要投入大約1500億元的投資建設，總投入將達到3000億元。目前中國每年的中央財政教育經費才二三百億元，辦個奧運會的花消相當於10年的教育經費。這筆經費必須要從其他項目開支中擠。總之，錢就這麼多，幹了奧運會幹不了別的，建了北京建不了其他省市。 根據國際的經驗，每個舉辦過世界重大體育賽事的國家，在賽事結束後都要出現連續幾年的經濟增長下降。美國1994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原估計將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收入，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這些美國城市當年的經濟增長率要比預期的低得多，並導致整個地方經濟損失40多億美元。日本為了舉辦1998年長野冬季奧運會，先後花費了190億美元來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但長野開完奧運會後，經歷了一短痛苦的“後奧林匹克衰退”。對場館設施維修的高額保養費導致了長野經濟的衰退。1999年，長野的製造業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業宣布破產。長野經濟下降速度創下了二戰以來地方經濟衰退的最高記錄。 事實證明，每一次重大體育賽事的實際影響都要比賽前做出的估計影響小得多。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體育賽事往往只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段內舉行，因此，它對提高一個社區長期經濟基礎的作用很小。它不像開設一個工廠那樣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力那麼大。所以，體育賽事對經濟的影響只能是非常短暫的。耗費數十億美元修建體育場館設施，只為了在幾天中舉行三四場比賽，這種浪費是巨大的。 中國上海目前正在申請舉辦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如果2010年世博會的舉辦也被中國爭取了過來，那麼，在最近七八年間中國就有兩個國際大項目要幹。上海的世博會據說也要投入2000億元。如果是這樣，中國今後就要圍著北京和上海轉，所有的資金就要向北京和上海這兩大城市投。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要更大地拉開，中國城鄉間的差距更要拉大，不巫發展在中國就要表現得更加明顯。即使中國成功地舉辦了這兩個重大國際賽事，也不一定對這個國家帶來多少好處。相反，副作用可能在這個發展中國家最後爆發出來。 八、改革到底要改什麼？ 面對中國出現的通縮問題和經濟增長乏力，人們一致認為要通過改革來加以調整，但在西方經濟學佔主導地位的今天，有些改革措施只會拉大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當前社會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經濟體制的繼續深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方面。譬如，企業改制，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加入對私有財產保護的條文，調動私有企業和私人資本的積極性，增加經濟的活力。但我認為僅有這種改革是不夠的，還要開放社會輿論，讓窮人說話，讓代表窮人的聲音說話，特別是給農民以談判的地位，允許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組織出現，允許農民協會這類組織出現。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誤區，政府的政策才會向弱勢集團傾斜，政府才會通過財政和稅收的槓桿來巫社會財富，從而使中國經濟走出疲軟。 現在國際上一些“唱衰中國”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停滯不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模型是“貨幣投入驅動”型，而非“生產力提高驅動”型。實際上象克魯格曼這些著名的西方經濟學教授們只能從經濟模型上考察中國，對中國的社會問題一竅不通。說到底只是些書齋經濟學家。中國今天也不乏冒出一些書齋經濟學家。這些學者從數字到數字，從GDP到GDP，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全然無知。例如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師在論述中國的GDP時說，“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產業多增長半個百分點就足以抵消農業滑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這個經濟學者眼裡看來，關係到70%人口的農業產值下降幾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毫無關係，但他是否想到這些農業人口的生活質量？很可悲的是中國今天就冒出了這麼一批經濟學家。 因此，認識中國經濟問題必須增加感性認識，深入了解社會，把握住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什麼地方。這種症結不在經濟之內而在經濟之外。就經濟論經濟，只能是一條死路。解決的辦法還要靠民主政治，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方式，讓人民清醒地認識國家潛在的生態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讓各個利益集團有維護自己發展權利的機會，防止政府淪為強勢集團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調整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發展模式，按目前這種思路發展，估計中國經濟的問題早晚會在一個時候顯現出來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中國社會的肌體正在患病，這種疾病就是馬克思當年早已指出的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這個矛盾將影響著中國今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解決的方法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保障制度，而不是加大這種使社會分化加劇的市場競爭機制。以為市場可以包治百病的思想是片面的。有病不能亂投醫。我們要未雨綢繆，及時加以矯正。 特別推薦的參考文章： 趙曉：《市場機制下的全球化與中產階級的哀歌》，趙曉 馮昭奎：《沙漠化：跨越國界的警報》 (12/13/2002 5:21:00 AM) 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big5/2002/12/13/18628.htm | |
NO:194_90
| B.K. 於 2002/12/17 03:2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在上海實在是投入了太多的資金，給予了太多的財政、稅收优惠，還強制性的給予金融优惠政策，這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的。 但是這個黃浦灘頭上巨大的泡沫一旦破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也一樣會是致命的!!! | |
NO:194_91
| 草地人 於 2002/12/17 09:4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人的大夢: 早在20世紀末20年間在所謂的華人地區就流傳“20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試想一下還要20年才到21世紀中國人就預先定位而且定的還是特別座“20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這還只是定位而已，今天21世紀也還只過兩年而已還有98年要過，中國人已經自認為這個“20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特別座已經做穩了而且還坐的很穩，還要98年耶!所以如不是自我澎漲那就是中國人是全世界唯一的奇葩，但是一個把“偷機取巧.渾水摸魚.貪污有理”視為“聰明”的民族如果能達到坐到“20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特別寶座，那中國人真是曠古絕今.空前絕後的世界唯一的奇葩。 | |
NO:194_92
| 作者﹕陳勁松 於 2002/12/19 23:3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從1998年開始，當局改而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這一政策也已經實施5年，卻從未扭轉宏觀經濟疲軟不振的大勢。 =========================================================== 陳勁松：換湯不換藥 ──評換屆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作者﹕陳勁松 會議強調繼續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這意味著，為了維持國民經濟的表面增長，就像多年來所作的那樣，當局將繼續奉行擴張性的財務政策，不惜大肆舉債。果然，會議結束後不久，國家計委和財政部宣布：明年將增發國債1400億。規模接近今年發行的1500億。 這批國債的投向，據說包括五個方面，除了確保重大項目的投入和建設之外，還包括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但是，確保重大項目的投入和建設,有具體內容，無外乎三峽大壩，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等。比如眼下，大型項目之一,南水北調之東線工程即將開工，預計總投資高達634億元。 所謂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卻明顯流於空洞，並沒有羅列可以落到實處的具體事項。而且就在這一議題中，竟然也與激活內需聯繫起來，一方面考慮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考慮如何將可能增加的農民收入，轉化為消費。讓農民一個口袋進，一個口袋出。實際上，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年年都講，卻年年如故。 1992年底，當局開始“治理整頓”過熱的宏觀經濟，但這一“治理”顯然“治”過了頭，接踵而至的，是生產蕭條，消費冷淡，通貨緊縮，物價不斷下滑。無奈之下，從1998年開始，當局改而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即依靠大規模發行債券和增加預算赤字，來刺激內需，人為製造國民經濟的表面繁榮。 這一政策也已經實施5年，卻從未扭轉宏觀經濟疲軟不振的大勢。與此同時，國家債務卻急劇上升,把國債、銀行壞帳、和城鎮職工養老金債務等加在一起，國家債務總額高達1.1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前中國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在當局的精心布局和引導下，國內外媒體連年大肆吹捧所謂“巨大”的中國經濟成就，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卻是：由這些人云亦云,如洪水般泛濫的報導所描述的中國經濟圖景，與國內大多數老百姓的感受全然相反。愈來愈大的東西部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以及大面積的下崗失業、大規模的腐敗就足以抵消形形色色的所謂“增長”，所謂“繁榮”. 會議也強調切實做好就業和再就業工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並積極解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突出問題.但對於這類以宣傳口吻重複的套話，當局毫不諱言其真正目的：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意即“政權穩定”. 會議也強調“深化體制改革”，包括國營企業改革，但如此的體制改革，也喊了不知多少年，卻從無實質性的突破，當然，只要不觸動現行政治體制，所謂“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就永遠不會發生。 總之，一如外界預料的那樣，甫經“十六大”換屆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了無新意，“換湯不換藥”。一切都照江澤民、朱鎔基等人的既定方針辦，胡錦濤、溫家寶們不得更改須臾。按照溫家寶的說法，便是：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只是胡錦濤、溫家寶均強調“關心弱勢群體”,“艱苦奮鬥”似乎與好大喜功、動輒大操大辦的江澤民又有所區別。 (12/17/02)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18/n257161.htm | |
NO:194_93
| 作者﹕張清溪 於 2002/12/21 09:2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令人迷惑的成長率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 1.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 2.中國城鄉差距大，而佔八成的農村基本沒有成長(中國有關部門也承認)， 3.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 4.另一個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貨」特別多.
1.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 2.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 3.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4.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 5.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根基腐蝕的中國經濟 作者﹕張清溪 【大紀元12月20日訊】我本來對中國經濟或所謂的「兩岸經貿」相當隔閡，自認台灣的經濟問題已經夠多了，哪管到對岸去。不過，我也認同中國經濟以及它與台灣的關係，對台灣經濟影響很大。 有一個機緣引起我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此後，我接觸到的，大都是有關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材料。這些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國經濟隨時會崩潰的結論。我把這個結論拿去跟幾個我尊敬的中國經濟專家請教，馬上被打回票。他們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說，中國要是會崩潰，它早就崩潰了。意思是說，它那些經濟問題在別的國家不只是經濟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讓政府跨台、國家分裂、體制瓦解；而中國既然能撐到現在，表示這個社會已經適應這樣的環境，已經免疫了，所以這些問題已經不會讓它崩潰了。 也有的人說，中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對地方控制得很嚴密，對經濟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會讓它倒的。有的人說，中國土地國有，它那些看起來非常嚴重的財政金融問題，光靠賣土地就可以解決了。 在學術研究上，有人比較蘇聯解體的經濟轉型與中國的經濟轉型，結論是：中國轉型成功、蘇聯轉型失敗。更樂觀的推論，甚至認為它不久就會成為世界工廠，進而成為世界強權。 當然也有許多人預測它會崩潰，而且似乎越來越多人有這種共識。但是不管各種主張多麼南轅北轍，大家都同意中國經濟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以下先提出這些問題，再說明為何中國經濟會崩潰，結論提出台灣的因應之道。 1.中國經濟的表相 自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中間雖然經過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長重新上路。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仍然表現「亮麗」，並成為一枝獨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幾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繼跌倒，經濟負成長，中國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長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長紅。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又引發另一波蜂擁而入的外資。許多到過中國的人，眼見它到處都在建設，整個國家好像一個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國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室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提出報告，表示：當前經濟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最穩定、最健康的。現已進入持續發展時期。在可見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國際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大方針不發生大的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能保持7∼10%的年成長，且在2015年，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可達歐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峻宏2002)。 各級領導人對外的公開講話，信心滿滿。有些經歷中國優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認為中國簡直是投資者樂園。從產業發展的觀點，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包括多項產業的成長已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這「金玉其外」的表相，實已「敗絮其中」。我們分別從經濟成長、外資、國貿、財政、銀行、國企、失業、所得分配、社會道德等層面，提出討論。 2.經濟「成長」有玄機 2001年台灣遭遇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創下1960年代中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峰。不只台灣，連一向是健康寶寶的新加坡也負成長。全世界沒有什麼好消息，中國卻一枝獨秀，還有7.3%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這個成長率有兩個問題：一是它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也就是說，它的正確性令人懷疑；二是這個在極權之下的高成長，會不會像蘇聯當初的高成長一樣，暗藏毀滅的因素？這兩個問題隨後討論，我們就假設它確確實實有「七上八下」的成長。這個成長雖然高於當前所有其他國家，但從歷史上看也不過爾爾。日本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都能維持在8%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同一時期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0%，南韓也維持9%成長率長達三十年。而且，這些國家「當時」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過「現在」的中國。 回頭討論這個令人迷惑的成長率。首先，這個高成長率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令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懷疑成長率的真實。代表人物之一的匹茲堡大學的Thomas Rawski教授說(Rawski 2002)，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長率，這似毋庸置疑；但1998年以後就難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負成長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GDP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 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這段期間的國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匯報資料。好笑的是，幾經調整，公布出來的各省成長率，以2001年為例，除了雲南外，都高於全國值(全國值應該是各省的加權平均)！統計局有鑑於地方的「假報浮誇風」，2001年5至10月進行一項調查，竟發現有62,000多件統計造假舞弊。 懷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州大學Lawrence Klein，與MIT的Lester Thurow等著名經濟學者，以及許多專業經濟期刊(如Economists)、國際經濟顧問(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評鑑公司(如Moodys)等，也紛紛著文質疑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長2002)。 MIT的Lester Thurow以中國城鄉差距大，而佔八成的農村基本沒有成長(中國有關部門也承認)，那佔二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長，才能創造全國超過7%的成長率？而且，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幾乎沒有成長，那麼中國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長？賓州大學的Arthur Waldron則提醒國際注意，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然而，有可能單靠政府融資，就能創造整個國家反敗為勝地成長7%以上？ 另一個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貨」特別多。存貨(實際上是期末存貨減期初存貨的增額)在國民生產統計中，列在投資項下，是本期的最終產品。在中國的國民所得帳上，1980∼93年間存貨投資平均佔GDP的7%(Sachs,Woo,楊,1999)，一般國家很少超過3%；台灣在過去五十年，除了經濟不景氣的幾年外，「存貨」基本上約佔GDP的1%。如此，保守估計至少有四個百分點是不應有的存貨(即積累賣不出去的產品)，亦即其成長率就要調降四個百分點(從7%降至3%)。根據中國內部資料，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岳山2002)。 其實，不只國外專家或專業機構質疑，中國國內專家也對經濟發展現象表示不解。現任中國全國政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董輔礽，2002年8月在深圳舉辦的半山海景財經沙龍上，談到中國經濟的八大矛盾，包括經濟保持持續、穩定、高速成長，但商品價格連續下跌、失業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城鄉貧困問題越嚴重；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部份企業資金短缺；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財政，從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勢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異常繁榮，內陸許多地方差距越來越大；水土資源越來越短缺，資源的浪費又極其嚴重；經濟迅速增長，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未歇。 根據Rawski的估計，中國經濟成長率在1998∼1999兩年各約在正2%與負2%之間，2000年約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計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國的官方與學者當然對此提出了解釋，但很難看到事實真相。 3.成長也是災難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的第二個問題是，成長是否帶著毀滅因子？高經濟成長率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成長不能當為一國經濟的唯一目標，因為它可能犧牲社會公平、環境安全、分配正義等社會目標。這些犧牲，在中國極為嚴重(見下文)。不只如此，中國式的改革開放，成長本身就是災難。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對國企仍依舊制，由財政撥補虧損。但旋即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改革開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達170億元(人民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人民銀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問題)，1983年人民銀行(即其中央銀行)改制，並完成「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是把原來由財政「撥」補企業虧損或投資需求，「改」由國企向銀行「貸」款。這一方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也是要國企建立「償債」的責任。結果是償債的責任沒有建立，原來財政整合資源、支援企業的能力喪失，地方政府百花齊放、胡亂投資，不但浪費國家資源，也導致銀行壞帳直線上升。 「撥改貸」未能建立國企借款償債的觀念，是因為國營銀行只會審查書面資料，兼又政府介入銀行貸款案，以及官商勾結不實貸款等。許多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經營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貸款的，但因國企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負責居民的住房、上學、工作、退休、醫療，任令倒閉將引起社會問題。政府於是要求國營銀行貸款給這種國企。這種不當貸款與官商勾結的不實貸款，既不能培養還款責任心，也造成銀行呆帳。 毛澤東時代，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作為基本建設與企業改造，是「建設財政」；現在，政府財政既不撥補國企，變成主要用於調升公務人員薪資之經常支出的「吃飯財政」；六五(第六個五年計畫，1978∼1982)期間，沒有一個能源和原材料專案投資，七五(1983∼1987)期間開始出現能源失調與緊張。國家財政從此不能主導資源整合，於是各級政府乃至各單位，各自為政，投資一窩蜂。 以電力為例，1983年起，許多地方企業只能「開三停四」或「開四停三」。為了鼓勵建設電廠，國家提出優惠政策，保證按商定價格收購。於是，全國「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各級電力管理部份與職工更是積極，一齊向銀行貸款興建電廠。十多年後，今日中國火力發電廠年發電時數平均不到4,200小時，低於全年8,760小時的一半。「過剩」發電量的投資額，接近8,000億人民幣。這些貸款怎麼有能力對銀行還款？ 在毛澤東時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1980年代開放初期，這些都成為投資熱點，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產工廠。這種無節制的設廠，加上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快（如機械表被電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廠還沒等開工，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結束。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已經達到90%以上。此外，成百條電視機、汽車和摩托車生產線的引進，也讓人吃驚。今天，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為7,000萬台，其中，4,000萬台生產能力在中國，而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到2,000萬台，生產能力閑置5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哪還有指望收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被中國學界稱為「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幾個行業破產、大量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銀行壞帳比例高達40∼50%的根本原因。由於國家財政無力，加上地方和企業行為的短視，使得中國社會資源的浪費，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4.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 中國的經濟妖魔很多，有的隱蔽，有的變形，沒有一個像金融問題那麼明目張膽，雖然中國政府也想幫它化妝，讓它不那麼可怕，但明眼人還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經濟學家，經濟專業雜誌、財經顧問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惡、恐怖、難以馴服。 問題嚴重 美國信用等級評定公司Standard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呆賬比例超過總貸款的50%；Moodys也以〈中國銀行系統在走鋼絲〉為題發表了中國信用等級報告，並說中國銀行系統技術上已經破產；一些西方中國經濟專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現在只缺導火線。《遠東經濟評論》發表〈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Lague 2002)。不久以前，駐香港的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馬國南表示，如果中國政府不解決銀行呆賬的根本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不可能持續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類似的警告。問題只在於：災難發生時會有多大？何時爆發？誰來承擔？ 據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賬總額有5,000億美元，如果加上社會福利和養老金上的虧空，中國政府的國內外債務估計超過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約1兆1千億美元)。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遠遠比日本嚴重，日本銀行呆賬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國呆賬的比例是GDP的43%。現在中國模仿十年前美國儲蓄貸款銀行破產時的解決辦法，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但十年前美國儲蓄和貸款銀行破產，僅耗費約1,600億美元，佔當時美國GDP的3%，只是中國壞帳比例的零頭。 恐怖平衡 公開場合，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只肯承認25%左右的壞帳率。其實，就算真的只有25%的壞帳率，中國的銀行系統也已經是債務沒頂。 問題是：為什麼中國金融現在還不崩潰？事實上，也有不少專家認為沒有必要擔心，因為中國的銀行資金非常充足。檢討起來，它還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銀行資金來源充足。這包括兩方面，一是人民極高的儲蓄率，二是源源不絕的外資。中國人的儲蓄率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約都佔GDP的四成；而其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餘額)佔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國吸引外資，已經造成所謂的磁吸效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資4,500億美元，規模僅次於美國，沒有任何開發中國家可以與之抗衡。 第二，中國嚴密管制，包括新聞管制、外匯管制、外國銀行管制。由於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中國民眾盲目相信政府會確保他們的存款安全；中國的外匯管制，使一般百姓實際上不可能拋棄人民幣；中國雖已加入世貿組織(WTO)，但尚未放棄對外國銀行在中國業務的嚴格管制。結果，老百姓只好把錢乖乖存在中國的銀行裏。 這是一種恐怖平衡，銀行就就像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絕的儲蓄與外資來挹注讓它站立，若那一天補充不及，隨時就會崩塌。事實上，在WTO的架構要求下，國內市場、外資投資項目、外資銀行的設立與業務等，必然越來越開放。如此，一方面國企的競爭加溫，國企虧損愈大，銀行呆帳更嚴重。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特別是網路，終究會突破中共的封鎖。當真相越來越清楚，中國人民發現國營銀行虧空，會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國十幾億人口廣大市場的外資，則將發現它積重難返而收手撤退。任何這類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問題之嚴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金融危機所能比擬的。Studwell在他的《中國夢》裏說得坦白，中國現在一切都繫於大眾心理。 政府挹注 中國政府其實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金融系統的崩潰，幾乎肯定將導致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出現政治和社會動盪。十六大(2002年11月)後，中國政府和銀行系統的高級官員表示，四大國有銀行將再次接受到一大筆資金挹注。過去，中國政府已經兩次向這些銀行注入資金。1998年，中國政府曾經提供給這些銀行高達330億美元的資金，以維持其存款準備。一年後，在中國官員所謂四大國有銀行「最後一次晚餐」的行動中，政府將這些銀行賬目上高達1,690億美元的呆賬一筆勾銷，轉移到中國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報告，這些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隨後向四大銀行發行了1,410億美元債券，並支付了280億美元的現金紓困。 中國政府期望這些資產管理公司能夠收回部份呆賬。但是呆賬回收率非常低，使壞帳轉到資產管理公司的策略，不過是變換賬目、拖延時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而且，這一策略還可能嚴重削弱了人民銀行，因為正是它向這些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購四大銀行呆賬的資金。 什麼是導火線？ 任何對中國銀行系統或者中國政府的信心潰散，都將可能導致公眾停止存款，成為擠兌的導火線。而只要經濟成長減緩，就足以引發危機的全面爆發。這也是為何這幾年中國政府都要用所謂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開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設、連續三年調高公務人員薪資)，以刺激經濟。但是，中國高級官員已經警告說，這種做法不可能持續很久。 另外，全球經濟的持續停滯，如果導致對中國出口商品需求減少，或者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會引爆中國的金融危機。如果中國政府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或因WTO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自由競爭，也可能導致民眾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黃金，從而引發信心危機。 沒有解決辦法 如何解決中國龐大的金融危機呢？說起來有好幾種方法解決銀行壞帳問題：一是印鈔票挹注；二是課稅來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國內發行公債，或向國外借款，如向世界銀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銀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閉。但是，如果想要兼顧中國經濟與中共政權，沒有一樣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帶有傷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變成全盤皆輸。 要解決呆帳，至少不能再產生新的呆帳，這就要中國銀行先停止對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停止貸款。這也做不到。實際上，現在除了舊呆賬之外，仍然不斷增加新的呆賬。 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呆賬的比例佔銀行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中國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將呆賬比例減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這將耗費大約5,180億美元。《遠東經濟評論》(Lague 2002)接著說，顯然中國當局知道，它沒有20年的時間了，特別是按照中國加入WTO協定，在2007年就必須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從事全面業務。 5.失業難評估 中國的失業到底多少，還是個謎。在這樣集權的國家，區區一個失業人口調查不出來，簡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連「人口總數」都不清楚，有各種說法，從12億到15億人，那就不足為奇了。失業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業的定義問題；二是資料的可靠性問題；三是鄉村的失業問題。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仍否認有失業現象，所以也就沒有失業統計。一直到1986年，才承認有失業，但稱它為「待業」，統計上有城鎮待業人數和待業率資料。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待業人員」所下的定義是：「有非農戶口，在一定勞動年齡內(十六歲以上男五十歲以下、女四十五歲以下)，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員。」1994年，開始接受「失業」這個名詞，待業的定義就過戶給失業，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同城鎮從業人數與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之和的比。」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裏，發表的城市失業率1985年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網站還公布2001年年底，全國就業人員73,025萬人，其中城鎮23,940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515萬人(比去年底減少14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全國參加失業保險職工人數為10,355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為312萬人。我們根據這些資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鎮失業人口為894萬人。官方發表的失業統計都只限於城市失業，而在廣大鄉村到底多少失業？不知道。因為農村裏有很多隱藏性失業，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邊際生產力幾乎為零(意即這些人對總產量沒有幫助，把他們抽離出來不會減少產量)，失業是隱藏在就業裏面。 根據中國自訂的失業定義，城市失業統計與世界共用標準比較，有嚴重低估的現象。官方把失業者界定在退休年齡前十歲，意思是從那時起，只有退休、不能失業。世界上通用的定義不但不以退休年齡為界，根本沒有年齡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國民教育年齡之後)，只要沒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業。「非勞動力」裏的「退休」只是年紀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種分類而已，即先是非勞動力，再依性質歸為「退休」。一個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還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業者。 除了年齡上限外，中國的城市失業定義還有兩個低估失業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謂「下崗」工人；二是它要「登記求職」了才算失業。 官方「登記求職」阻礙失業統計，因為依規定，下崗工人不能登記失業。遼寧省在2002年6月一則報導說，從2001年開始，遼寧省對省內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允許下崗的工人正式登記失業領取政府失業救濟金，以解決下崗工人生活貧困的問題。原來，下崗工人的生活補助是原國企的責任，失業救濟則是國家的事。不少國企已經發不出這些錢了，2001年大慶油田的工潮就是這樣發生的。 到底中國城市失業率多少呢？相較於中國官方估算城鎮登記失業率3.6%，Rawski估計是8%。但其他估計的更高，超過10%的不少；有的高達20%，失業人口介於862萬到4,789萬之間。至於農村失業，那就更嚴重了，估計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標準，列出中國的幾組失業率數字： 一是中國政府發布的失業率，實際上就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3％，1997∼2000年則都維持在3.1％，失業人數在570∼595萬人之間。2001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到3.6％，2002年預計在4.5％左右。 二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再加上企業下崗職工。2001年全大陸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種則是在第二種的基礎上再加上現有企業冗員。估計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有1/3以上的冗員，約3,000萬人，亦即失業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種的廣義方法是第三種再加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目前，全大陸的農村勞動力有4.7億（一說是鄉村從業人員為4.99億），大陸耕地19億畝，若按每個勞動力耕種10畝地計算(約0.67公頃)，僅需農業勞動力1.9億，再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1.3億，共有3.2億的農村勞動力被充份利用，尚有1.5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若每個勞動力耕種面積大於10畝地，則農村剩餘勞動力人數將比1.5億人為高。亞洲開發銀行曾估計大陸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為2億人。以此估計，全國失業率應為34.3%((5,000+20,000)/(25,940+47,000))。 何清漣(2002)說她根據1997年至2001年的中國統計年鑑計算，發現即使依據官方資料，真實失業率也高達21%，這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那就高達35%以上。這與我們上述估計差不多。 6.社會問題像定時炸彈 除了純經濟問題外，中國社會問題龐雜，失業洪水、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化、社會不公等等現象，都像是個定時炸彈，可能間接引爆經濟崩潰。 失業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業學大慶」的東北黑龍江省工業重鎮大慶，有幾千工人上街示威遊行，到6日已有5萬之眾。上街的群眾除了普通工人外，還有科級和處級幹部。有些機關被他們佔據，鐵路交通也受到影響。當地警力不夠用，駐軍的坦克團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現差錯，就可能發生流血事件。3月11日，遼寧省遼陽市不同行業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這次示威，由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表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六家工廠的工人組成，這六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這是在中國首次出現不同行業工人的聯合示威(凌鋒2002)。之後，撫順、烏魯木齊、吉安、廣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十六大期間，大慶又有工運重現的報導。 自從1997年9月對國企進行改革以來，已有數以千萬的勞工失業，再就業機會極低：1998年還有五成的機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則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僅有9％的機會。大慶的工潮是因為下崗工人被「買斷工齡」後，原還保留一些福利被幹部污掉；遼陽工潮是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由於失業問題惡化，以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問題之嚴重如同一顆「定時炸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正不斷上升，極有可能從現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會的貧窮人口達3,700萬人，佔現有都市人口的12％強。而中國在加入WTO之後，情況將更為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己表示失業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隨時會出現。根據世界銀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十年裏必須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下崗工人、移民人口、社會新鮮人等的就業問題。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零與一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年是0.417，超過九十年代平均數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0.5了。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0.4的吉尼係數。台灣過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不公平 農民世代「農子農孫」：中國以戶籍法規定農人不能在城市設籍，實質把農民綁在農村。農民在農村幹部的壓榨下，過的簡直是奴隸的生活，許多農村暴動，大都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 事實上，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沒有居住與擇業的自由、租稅負擔較重，連上學、政治代表、社會保障，甚至生活等層面，都受到歧視。例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但1998年第九屆人大，佔人口70%的農民只有佔8%的人大代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電費、電話費都比都市貴。而農家子弟唯一脫農的途徑，即教育，對農人更是歧視。例如，1999年國家考試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數控制線，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換言之，在湖南連專科都上不了的學生，在北京已達到第一批院校標準了。每年，全國教育經費200億，主要用於城市，農村得自己解決。農民專有的負擔「三提五統」已包括教育統籌費，但每當缺乏教育經費，農民還要獨自負擔「教育附加費」。 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85兆人民幣，其中超過96%是由佔38%的城市人口所有；佔總人口62%的八億農人，僅擁有不到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五百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40∼60%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何清漣(2001)在檢討中國九十年代官僚與國企主管全面性轟轟烈烈的掏空國家財產(所謂「自發性私有化」)的過程後，強烈駁斥中國流行的「腐敗有理」論。為了改革開放時減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國創造出「以腐敗來消滅舊體制的頑抗」的論調；結果發現，腐敗消滅的不是舊體制，而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頁381)。腐敗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傾向腐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出賣靈魂」成為社會的客觀寫照(頁384)。 浪費 在產權不清下，社會資源大量的浪費；在貪污腐敗中，國有財產也可怕的流失。 鄭義在《中國之毀滅》的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1966年起的二十年間，用掉了儲存量7,000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1,500萬噸，丟失5,500萬噸，利用率僅21%。 何清漣(2001，頁385)論及貪污腐化造成的浪費，可能不比濫伐森林、耗竭礦產遜色。她說，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萬元國有資產，其中70%是用來作為掩飾這種貪污的「成本」，在無盡的中間環節中流失(結果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形發展)，而那剩下的30%也還不一定轉化為有用的國內生產資本，更可能捲逃出國，成為國外資本。 據「南方網」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內，中國累計資本外逃530餘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資料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經濟學家樊綱指出，僅2000年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爭鳴》雜誌2002年10月刊報導，9月12日中紀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內部通報：2001年全年外逃資金達4,530億元人民幣，合540億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外逃資金達2,550億元人民幣，合305億美元。9月初，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在內部通報：至2002年7月底，失蹤、潛逃、外逃黨政幹部9,440多人，已證實潛逃到外國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門已發出通緝令6,275份，有關當局現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幹正準備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打壓法輪功，集中全國所有媒體，鋪天蓋地的污衊、造謠，用公權力對無犯罪的法輪功學員打、抓、監、關、押、勞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開除學籍、開除黨籍、抄家、沒收財產，對女學員性虐待，甚多學員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過五百名學員受害身亡。 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上行下效，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污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泛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與公德。 7.中國內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會認為，看衰中國只是外國人的歧視，中國政府與學者都對中國滿懷信心。一味稱讚中國經濟的當然有，還包括日本的專家。但即使在中國內部，已有許多警告之聲。 三位被認為對中國決策頗有影響力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的報告(2002)指出，中國在繁榮的經濟表象下，隱藏著極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他們發現，經濟情況相對很好的五億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佔各城鎮人口的22∼45％。迅速擴大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演化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線，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2002年10月中旬，中國國務院召開了一個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會議長達四天。總理朱鎔基親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財經單位、五大名校與研究機構都有代表參加。會中，朱鎔基坦承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腐敗局面得不到收斂，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民要起來抗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危機隨時可以爆發……。 院校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在會上論證了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基本狀況如下：違規入市資金持續，據不完全統計達8,000億元以上，約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滯，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賬高達40%，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成長，主要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赤字預算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風險，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國債，共累積4,580億美元(另一說為9,000億元)，外債為2,300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是供給大於需求；社會失業率以15%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二億五千萬人；出口增長和比例，外資由1990年佔15%，上升到60%，而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資金外流失控，年達500∼550億美元，相當於2001年引進外資額的120%。 研討會中，有人比較中國泡沫經濟和日本泡沫經濟，認為中國經濟泡沫更嚴重。有的意見指出：中國泡沫經濟如惡化將是大災難，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經濟轉變為政治危機；因為中國大陸不具備日本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業、經濟綜合性力量的基礎，不具有日本有85%中產階級的基礎，不具有日本社會的凝聚力、能承受著十年泡沫經濟所帶來的通縮壓力。日本沒有外債，而持有的外匯儲備量卻居世界第一，這都是中國不能相比的。 對於這個當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經濟，各單位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財政部、央行提出：動用2,5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1,500億美元，約為13,000億元人民幣，分期注入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一次性解決銀行積壓的壞賬、不良資產。問題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幣的政治性貶值。 國務院研究中心提出的辦法是：凡在銀行以假名帳號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轉移的，一律沒入國庫，估計資產額達二萬億以上，佔目前銀行存款的25%以上。這個方案，中紀委在二年前也曾建議過，在政治局也曾討論過多次，但無下文。有的意見指出：這個決策，百姓會擁護，但社會會震盪，直接涉及到官場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人會藉此製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國的銀行容許用假名開立帳戶。據估計，目前中國大陸，以假名開立帳號的存款上高達四兆人民幣，其中疑是公款的約二兆元。 朱鎔基在會上表示：好的意見不一定適用，因為「國情」的關係。他說：「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個底：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都研究過泡沫經濟的問題，擔心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和它的後果。誰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經濟帶來的將是一場大的災難。」辦法呢？採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國民經濟增長持續在7.5∼8%以上，積極財政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政策是正確的，沒有其他良方。他承認經濟形勢、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黨政腐敗局面還得不到收斂：下崗、失業數以千萬的百姓在罵政府、罵共產黨，農民面對沈重的負擔要起來造反。這三大問題再處理不好、解決不及時，政局危機隨時會爆炸。到時可能不是幾個城市，而是幾萬、幾十萬人上街示威，要共產黨下台……。 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國各省發現，縱使對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會遭到處罰，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態勢。中央政府不得不積極鞏固本身權力，以調動省級官員、嚴刑峻罰、甚至語言暴力來試圖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於毛澤東時代即開始的地方分權，使各省甚至各縣市財政自主。縣市、甚至鄉鎮可以自行開徵新稅，以及許多不合法的「費」。這導致後來中央難以調控地方。 不少人以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問題，至少在短期內(例如十年)不會崩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中央控制嚴密。事實不然。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很難了解中國真相，特別僅從官方統計或觀察幾個櫥窗城市(何清漣2002)。最近因為東北大慶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運狀況，但是事實上中國內部農人工人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有些規模甚大，只是不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國二等公民》(2001，頁9∼10)開宗明義，就記錄了中國農民在2000年8月間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暴動：首先是江西省四萬農民集體進行五天暴動(多維新聞網)；8月19日，河南省南陽市發生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焚毀十輛警車、一個警亭，十二名警察受傷(多維新聞網)；8月中旬，江西省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香港《開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萬名農民起來造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New York Times，9月17日報導)；8月31日，江西省二萬農民暴動(合眾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國際報導)。文內還提到，抗爭事件中產生了不少「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等一呼百諾的農民領袖。 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站多維新聞網，援引中國內部消息說，20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實際案件遠高於此。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費改稅」在安徽省試辦一年，據說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2001年全國逐步推廣，並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檢討成果，並宣布要全國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準備不及，實際上是地方反彈，威脅說一旦施行「費改稅」，要把國民教育停掉。因為「費改稅」使農人負擔減輕四成，相對的，鄉鎮村收入銳減，地方官員說沒有經費辦理國民教育了。原來農村教育佔縣級政府財政開支50％以上，佔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惟認真訪查，發現各級政府都超編，反對「費改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往市場經濟發展，照理說應該減少政府管制，公務員也應減少。事實卻相反，公務員人數增加，公務預算提高。1978年鄧小平上台，公務員及共黨黨工人數430萬人，1990增加到900萬人，1998年逼近1,100萬人；對應的行政費用佔政府預算比例，從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體察到要在人事案減肥，但各級政府陽奉陰違，先把公務員調往國企單位，再以契約聘回來，並不斷續約，使得統計上公務員減少，但名不符實(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譯本頁180∼181)預期十年內中國將分裂，因為現在就有許多像是自治區的地方，對北京「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只想從中央得到對當地國企的補助。 9.中國會不會崩潰？ 「中國會不會崩潰」是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早就應該崩潰了！從各種數據，不論是金融性或實質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微觀或宏觀、國內專家或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為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Studwell(2002)以「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中譯本譯為《中國熱》，有違作者本意)為書名，配合詳盡的資料，從「奇蹟出現」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蹟幻滅」，到第三篇「面對現實」，具體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問題，以及投資中國雖然大都鎩羽而歸，但卻毫無畏懼地前仆後繼，像是朝向光明的撲火飛蛾，最終將發現這恆久的期待，只是大夢一場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動、伺機吞噬獵物的兩個危機：一是結構改革未見成效，落得債台高築，成長蝸牛化；這其實與事實相去不遠。二是比低成長更令投資者與人民膽戰心驚的，即對銀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發擠兌；這可導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終身儲蓄化為烏有，共黨政權也將一併告終。 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書名已道盡一切。在他長期擔任跨國公司律師，與中國國企與官員的接觸中，發現窘態畢露的國營企業、深陷泥沼的國有銀行、債台高築的政府財政，加上雙軌制改革帶來的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使中國無力進行體制的變革，只能一再強調「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體、搖搖欲墜時，中國不幸登上了WTO列車，註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導致經濟與政治同時崩潰的結局。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齡出版的《下一個社會》，簡短的提到中國。他以觀察到的官方控制與自由市場混合下的混亂，認為整頓國企而不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最大的挑戰。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終將使中國分裂。 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觀察，兩個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與黑田篤郎(2002)，算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大前研一研究中國沿海的工業區，認為中國將分裂成六國國家，或說六個新加坡，並成為世界工廠。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租位子」的遊戲，只要你願意出租，就可以順利發展；而中國正有六塊分區出租。黑田篤郎也是著眼於中國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預期它會成會世界工廠。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慮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而他對江澤民與朱鎔基高度評價，簡直到了阿諛奉承的地步。黑田篤郎最後還是檢討了中國的總體表現，並質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稱中國為「世界工廠」只是作為有備無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完整的記錄分析中國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原始累積」。原始累積原本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壓榨工人的評語；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所描繪的這個資本原始累積現象，可能不太適合真正的資本主義；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瘋狂累積財富的過程，就像是量身訂製一般適配！何清漣這本《中國的陷阱》，忠實地記錄了大批這些現象。她說，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稱為「權力的市場化」，或說「權錢交換」、「自發性私有化」。地方幹部和其黨羽，利用經濟改革開放，但法制機能尚未建立的空檔(即雙軌制)，手執公共資源的鎖匙，利用攤派費用、貪污、回扣、誇大帳單、轉售公家廉價貨品、公帑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等等手段，獲取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其結果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犯罪、三農問題、黑社會等，非常嚴重。 小說家鄭義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鉅細靡遺地記載了中國從森林毀滅、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流失、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水污染、大氣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藏耗盡。從制度面分析中國的生態災難，鄭義認為，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清、「公有私營」的結果。他預測中國不久將有生態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副標題「當代中國農民考察報告」，述說中國在戶籍政策下，農民變成農奴的悲慘情境。他與李昌平(2002)都記錄了農民如何入不敷出。這些中國本土人士，披露中國問題之深切，令人讀後仍心有餘悸。 10.亂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國經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台灣怎麼辦？我想有兩個做法：了解真相，宣導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對外資而言，雖然也有賺錢的，但因中國社會極難預期，很多跨國企業大舉投資中國，最後卻認賠撤出。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中國投資漳州電廠虧本，投資大型醫院則是胎死腹中。其實，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國企業，同樣在中國陰溝裏翻船。麥道飛機製造公司在中國布椿20年，本來想一擊勝過波音公司，結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聯婚之外，一事無成，最後還被波音併購。百事可樂1981年率先投資中國，先後成立十五家合資公司，經過20年的慘澹經營，雖然創造了百事可樂在中國銷售超過可口可樂的佳績，但一直沒有賺錢，2002年終於與中國合資者決裂而去。 日本零售鉅子「八百伴百貨」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國的零售、娛樂市場。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也進軍中國。新加坡、香港、台灣、日本、歐美等國商人蜂擁而入，炒高房地產、炒熱股票。中國經濟發展佳評如潮，政商名人紛紛往北京朝聖，絡繹於途。在一切講「關係」的中國，中共太子黨成為炙手可熱的拉攏對象。於是，建立關係、搶執照，橫跨汽車、金融、百貨、發電工業、醫院等行業。 1993-94年中國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支出減少，一下子榮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電力開發，一敗塗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業，在中國陣亡，最後連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賠了進去。連精明能幹的李光耀，也在中國栽了跟斗，在蘇州市的造鎮計畫，九十年代一路虧損，到2001年終於放棄。 雖然商人仍舊前仆後繼，不少國家改由政府出面訪問兼簽訂商業契約。這些金額龐大的商機，到頭來還是一籌莫展。 更多真象相繼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壽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國格寧集團（Gerling），分別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艱難地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營業執照。但兩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約而同宣布撤資。這對剛剛加入WTO、銳意向外資逐步開放金融業的中國，無異是一記喪鐘。 台灣以小家電掘起的燦坤集團，十五年來在全球家電市場斬獲頗豐，惟獨在大陸內需市場敗陣。大陸《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燦坤集團在大陸市場十多年來虧損三億餘人民幣(4,000多萬美元)，僅2001年就虧損了2,000多萬。 更多但卻很少報導的，是外商受騙。擔任重慶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的新竹市民鮑揚波，在重慶遭吞噬二億元資產，血本無歸落寞回台。中國合資者由入股、霸佔到完全吞併，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說：「投資前大陸政府百般承諾，投資後冷漠對待」。另一位受騙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誰會想到，在大陸兢兢業業從事教育事業，最後居然發現有生命危險，乃棄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如敝屣，從四川成都展開三千里驚心動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樣由金門搶灘回台(見林志升2002)。從學術界轉行到實務界的台商高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纖維外銷工廠，最後卻被一手提拔的中國青年連騙帶搶，侵佔整個公司(高為邦2002)。這些案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國商人都夥同法官、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共犯作案。 何清漣(2001，頁386)討論中國九十年代的「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換」時，就認為腐敗必將滲透到司法部門，導致公義退位。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司法系統，一旦也制度性地淪陷腐敗時，社會道德、人民公義也沒有什麼防線了。這個社會將伊於胡底？ 參考文獻 12/20/2002 11:48:27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20/n257812.htm | |
NO:194_94
| B.K. 於 2002/12/22 00:0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經濟妖魔很多，有的隱蔽，有的變形，沒有一個像金融問題那麼明目張膽，雖然中國政府也想幫它化妝，讓它不那麼可怕，但明眼人還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經濟學家，經濟專業雜誌、財經顧問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惡、恐怖、難以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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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95
| 長短腳 於 2002/12/22 18:4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畸形繁榮發展-----就如一個巨人，右腳特長，左腳特短，一旦跌倒，就很難再爬起來. 看來中國經濟崩潰真的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 | |
NO:194_96
| 作者﹕鄂豫邊人 於 2002/12/26 15:1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的各級政府卻大多害著內虛症。絕大多數縣級財政負債累累， 動輒以非法攤派、巧取豪奪的方法支撐行政支出， 有的不得不靠拖欠教師和公務員工資以維持日常費用。 如今找中國政府辦事，不自己掏錢別想辦事，除了給机關掏辦公費充實小金庫， ************************************************************ 鄂豫邊人 ：中共的錢都花到哪去了？ 【大紀元12月26日訊】讀者來稿/這些年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都比上一年度增收一千多個億,据剛剛召開的財政工作會議說, 今年的財政收入又將比去年增收1800多億人民幣，中國的外匯存底也在逐年增長，除此之外，內債外債一年比一年借得多，四大國有銀行又是中央政府的提款机,以全中國人民的公產和儲蓄做后盾,無怪乎江核心朱老板的口气越來越粗、手腳越來越大。朱總理在法國講到台灣軍售問題時說,你們有什么好武器通通賣給我呀，我有的是錢，照單全收,我2400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呀。十足一副暴發戶的神气！ 但是，与口頭上的財大气粗相比，中國的各級政府卻大多害著內虛症。絕大多數縣級財政負債累累，動輒以非法攤派、巧取豪奪的方法支撐行政支出，有的不得不靠拖欠教師和公務員工資以維持日常費用。鄉鎮一級的財政除了個別沿海開放地區外，早已經債台高筑、應該破產若干次了，叫這一幫虎狼鄉官不去敲詐農民、給農民減負不是天方夜譚？ 前几天《南方周末》講到“雞頭村”的雞頭把十三四歲的女孩先強奸后逼良為娼，雞頭上千人,被害少女不計其數，而縣公安局面對如此大案竟拒不受案,理由是沒有辦案經費，要受害人自己先墊錢他才能辦案。如此重大的罪行,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即便再窮的國家也不能不管的,但象這樣以沒錢為由公然不作為的政府行為在中國各地卻司空見慣。据報載,湖南的國道上發生了搶劫案，報110得到的回答是：“死沒死人？沒死人我們不管。”找到派出所，警察說，經費有限，只辦大案。如今找政府辦事，不自己掏錢別想辦事，除了給机關掏辦公費充實小金庫，還得給辦事的個人掏辛苦費。又豈止是公安一家，法官出行，當事人必須全程報銷包括找小姐在內的各項費用，工商辦證，一本執照少說几千多則几万，連紀委的反腐調查組，也常常是要找被調查的單位掏住宿費、飲食費的。偌大一個中國，無所不在的党政机關，為什么干正事、干份內之事都沒有經費？江主席朱總理不是財源滾滾、財大气粗嗎，都拿去保安全、促穩定去了？ 但是，反過來，中國的党政机构在胡作非為、欺壓百姓的時候卻沖鋒陷陣唯恐落后。抓強奸搶劫案不干，但辦“處女賣淫”案就搶著上，為什么，為了罰款！沒油水的差事誰也不辦，有油水的爛事几十家“有關部門”一窩蜂地辦，交警罰款有指標、法官創收要核算、城管的和環衛的爭著辦收費廁所，什么人事局、物資局、工商局、交通局、土地局、房管局、司法局、環保局、技術監督局，何不改叫收錢一局、收錢二局、收錢三局？“人民政府”要是收不到人民的錢，他可曾把“人民”放在眼里！ 如果政府机關要靠向老百姓敲詐勒索來籌措經費，我們就不能不問：江老大，你的財政收入都干什么好事去了？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26/n259685.htm | |
NO:194_97
| Ppep 於 2002/12/26 23:39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如果外資出現實質性下降，中國的經濟繁榮假象立即就會被戳穿， 過去，外資被中國的潛在市場所吸引，到目前為止,很少外資盈利。 無論誰與中共合作，從來都是好景難長、日子難過，這是中共的本性決定的。 至於一些“老外”盤算的用經濟槓桿制約中共改善人權,改良社會等夢想， 當這些外商真正能看清中共讓他們出面輸血的目的，那就是中共經濟大崩潰的日子。 ============================================================
作者﹕CHARLES WOLF， JR. 【大紀元6月27日訊】過去十五年來，外國直接投資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中共經濟命脈裡基本流的都是外國血。根據外國專家計算，每一百億美元的外資為中國每年增加國內總產值百分之○點九到一點六；那就是說，一旦每年外資流入低於二百億美元，中國目前經濟增長幅度百分之七點三就要被減去一半。 蘭德公司（Rand Corp.）國際經濟顧問、加州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沃爾夫（CHARLES WOLF， JR.）二十四日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一九八六年中國獲得二十億美元的外資。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七年，中國得到的外國直接投資都是以每年百分之十八的幅度增長。但隨後增長幅度有所下降。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僅次於美國。去年中國得到四百三十億美元投資，超過亞洲所有其它國家得到直接投資的總和。 由於中共許諾給予外資更大的利潤，因此多數專家都預計進入中國的直接外國投資在今後十年將繼續增長。沃爾夫說，他調查的一批權威專家中，百分之三十八的說他們相信今後每年外資增長三十億美元，同樣比例的人說每年外資增長四十億到八十億美元，而百分之十二的人說預計增長超過八十億美元。 文章說，專家在解釋過去比預測未來方面更為可靠。那也說明他們對於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關鍵作用達成共識。它還突出說明外資下降時北京面臨的危險。 在預測未來方面，專家經常出錯。例如，經濟專家沒有預料到日本經歷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可觀增長之後，九十年代出現長期停滯。他們也沒有預測到韓國、印尼和泰國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經濟下跌；他們同樣沒有預料到德國經濟九十年代後期緩慢增長。 這次如果外資出現實質性下降，中國的經濟繁榮假象立即就會被戳穿，嚴重的後果將導致國民經濟的危機。 預測外資流向的困難在於中國和外國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影響對外資流向的吸引力。這些因素包括從第三代領導人到第四代領導人的過渡是出現和諧還是摩擦，農村地區目前的動亂是否會延伸到城市並影響政治和社會安定。 其它沒有答案的問題包括中國是否走向法治，因為在法治社會，知識產權會受到尊重，證券市場才能擴大，公司管理更負責任和更透明，腐敗才會消退。在中國貨幣逐步實現自由兌換的時候，外資流向還要取決於人民幣是否穩定，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呆賬還要增長到什麼程度，以及壞債會否引發金融危機。 中國如何落實對世貿組織的承諾也是個變數。那些因素往往從多方面影響外資。同時，影響外資的還包括各省市之間的貿易壁壘。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那些內部壁壘必須拆除。 此外最重要的一條是，未來投資還取決於盈利狀況。過去，外資被中國的潛在市場所吸引，到目前為止,很少外資盈利。原因是江澤民集團的腐敗揮霍、瘋狂地侵吞，使外商在眼花繚亂的許諾下，注入大量資金，而到頭來，又用隨時制定出的各種”規章制度””稅收條款”來苛扣他們，讓規矩行事的外商有苦難言。中共目前採取一些障眼法，如請押中的外國投資者到中國“友好訪問”，好吃好住好玩，用“商業前途”誘使“老外”對中共的種種惡行視而不見,用行政手段保證這樣的投資者“盈利”一段時間以便進行實質性的投資，等等。但手腕畢竟是手腕。無論誰與中共合作，從來都是好景難長、日子難過，這是中共的本性決定的。至於一些“老外”盤算的用經濟槓桿制約中共改善人權,改良社會等夢想，在中共眼中恐怕不過是些童子把戲，徒增笑談而已。當這些外商真正能看清中共讓他們出面輸血的目的，那就是中共經濟大崩潰的日子。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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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98
| King 於 2002/12/29 04:11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3.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然而，<<有可能單靠政府融資，就能創造整個國家反敗為勝地成長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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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4_99
| 作者﹕李志寧 於 2003/01/01 18:32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形勢大好, 真的嗎? 中國經濟在“宏觀”上的不少統計材料，令人感到並不能放心. 數據顯示：中國的 “總供給”已經大大超過了“總需求”，出現了非常的不平衡. 據中國公布的統計，我用幾何平均法計算了一下， 中國大量的腐敗黑錢正湧流向國外，美國、澳洲、東南亞無所不有。 90年代的“賄賂公行”--行賄受賄都上了一個台階，深入到了各行各業和各個角落， 一個公然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 ============================================================ ---中國的宏觀經濟叫人捏著一把汗
【新生12月31日訊】說到中國的經濟,主流經濟學界和電視報刊給廣大人群的印象是：經濟發展的速度極快,以前叫“騰飛”,現在則是8％；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中國的GDP,外貿總額什麼的也已創造了巨大規模等等。還有的報刊渲染說，我國13年來的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為二百年來所未有！聽這說法，令人摸不透200年前的中國究竟出了什麼神奇。現在，當世界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減速”、有的國家還發生了“經濟衰退”的時候，只有我們中國的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仍在“健康、穩定、持續”地高速發展著，並且可以一直持續到本世紀中葉，直到超過當今世界經濟的龍頭“老大” －－美國！ 但是，話說得太妙，往往反而會令人生疑。我國曆史上有個特點，凡是真的“形勢大好”時，例如1963-1965年的經濟調整時期，報刊上倒也並不怎麼湊熱鬧式地跟著大聲叫好。而到了 1960年經濟空前困難的時候，主要報刊上卻整日價“形勢大好”、“形勢極好”、“形勢一派大好”的標語口號式宣講滿天飛；到了1967年7-9月份，全國武鬥、天下大亂，這時候卻反倒說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可見，形勢到底如何，還不能光看怎麼說的。 況且，目前中國經濟在“宏觀”上的不少統計材料，令人感到並不能放心。 例如，人們說中國經濟正在“健康”發展，但怎麼診斷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真的健康？我想，一條診斷標準不應當是“發展速度”，而應當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就像一個孩子那樣，抽條太快，長成了豆芽菜，體內失去了勻稱和巫，未必就是健康。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供求平衡”的狀況，到底怎麼樣呢？ 著名經濟學家們在電視裡講：我國一個是投資增長，一個是外貿增長，有了這兩件寶物，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平穩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這種說法並不合乎邏輯，單有投資增長和外貿增長，並不能保證經濟達到“供求總平衡”.而且事實也恰恰相反，數據顯示：中國的 “總供給”已經大大超過了“總需求”,出現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僅沒有一種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商品種類中86％ 均供過於求，而且國內的“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已經高達4萬億元之巨！這個數字在1996年約為1.33萬億元，經過5年，於去年達到3萬億元庫存。而現今僅只1年,就飛速脹大到了4萬億元，它與GDP的比例約為41％。這是個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國似乎沒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興高採烈，高唱讚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國家，這個比率通常不會超過1％！ 再看看商品房，據統計，1999年的前5個月，我國住宅投資額、商品房竣工面積均比頭年同期增長3成多，而商品房銷出的面積，僅比頭年同期增長13.65％，也就是說，我國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為44018萬平方米，因此計算出當時的商品房空置率為16％，當時有專家說，這種比率是一個“危險期”。但中國人對什麼“危險”歷來是滿不在乎的。果然，3年過去了，大家相安無事，時至2002年7月底，據報導，全國商品房的空置面積仍在大增，已經高達1.2億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萬平方米，全國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為26％，這個數據是美國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國際警戒線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遍地大興土木，拼命地蓋著華貴大廈，商品房價格也居高不下，有誰真的拿“危險期”當回事了嗎？ 由於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來，縱使金融業沒有腐敗的問題，僅只由於我國消費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積壓，國家的金融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難以避免的高“呆賬”率。因為商品積壓麼，因此全社會資金就必然陷入周轉不靈。何況，目前在中國腐敗已經浸潤了各行各業、正在深入骨髓。中國的“壞賬率”到底有多高？始終沒看到清楚的材料。人們的猜測在20-60％之間。2002年2月間央行行長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將我國不良貸款率降到15 ％。這個15％其實也是個超高指標，但還要使用3年的時間，並使足一把勁兒來爭取，可見目前我國呆賬率之嚴重。而獲悉，西方國家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居然通常也僅有1％！ 可見，中國經濟的“庫存承受力”和“呆賬承受力”，的確是異乎尋常！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國家，41％的庫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銀行壞賬率,它們早就完蛋了。 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不是大了一點，而是實在太大了。 那麼，令人不解的事情來了，我國的經濟再繼續高速發展下去，已經過大的“總供給”不就更加大了嗎？在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家甚至大量舉債，進行投資，用以彌補來自民間的氣力不足的“總需求”。但無論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是投資電力、輸氣、乙烯項目之類，還是製造業，總之，錢花了，雖然醫得眼前瘡，但不可避免的進一步的結果只能是：“總供給”在以後只會越來越巨大。 這樣，投資越多，生產得越多，然後“總供給”進一步與時俱進地膨大，“總需求”只能相對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賣不出去，日後的工商業必定就會更加艱難……。從而，形成人們常說的“惡性循環”。 顯然，若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只能擴大總需求，讓總供給有個去處，方能盤活企業資金、使企業能進一步生產而不出現銀行呆賬，因而改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因此，為了“擴大總需求”，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呼籲“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顯然是個很正確的看法。因為中國的“出口總額”在國內的GDP中，只佔20％，這雖然比美國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與歐盟諸國相比也並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盡管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國的出口總額還是增長不少，但畢竟“外需”在我國只佔一小部分。而GDP中80％還是須由“內需”來消化。 那麼，我國的“內需”情況到底怎麼樣呢？ 先看廣大群眾的消費力吧。照理說，這個消費力應當主要來自全國“工資總額”，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國的“工資總額”的情況。 全國工資總額，應當是我國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個大頭。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7545萬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萬億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為何，我在網上至今沒有查到。據我估計，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資總額也就在1.2萬億元左右，不會高到哪兒去，因為今年國家職工沒有漲工資。而2001年國家財政給全國4500萬人漲工資，也就是拿出了700多億元。若是這700多億元都流進了消費品領域，要消化掉3-4萬億元庫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語，叫“杯水車薪”吧。 關於“工資總額”，根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我曾把“工資比重”的情況計算如下： 年 國內生產總值(GDP) 工資總額合計 工資在GDP中比重 工資比重的 1978 3624.1 568.9 15.7 -0.38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以上數據均為“當年價格”，因此不是“可比價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數”；“工資總額合計”是指國有、集體和其他所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工資總額合計。它包括的範圍是：（1）計時工資（2）基礎工資（3）職務工資（4）計件工資與計件超額工資（5）各種獎金（6）各種津貼（7）加班工資（8）其他工資。在《中國統計年鑑》裡， “國有經濟單位”，除了各種經濟行業以外，還包括：（1）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2）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3）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4）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5）社會服務業。 從這份表上，人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這個比重，在改革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裡是負增長。正因為我國“工資總額”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敗這匹“野馬”在中國才有了廣闊的錢財世界可以縱橫馳騁。 在這樣一個很低的“工資總額”之下，1995全國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資不到460元；而直到 2001年，也就只有780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費用頗高的北京，據宣布，人均月工資收入大約也就1000元左右。當然，這裡都是“當年價格”，不是“可比價格”。 我們還可以吃驚地發現：1998年的數據是，美國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8倍，日本則是中國的29.9倍，而韓國是中國的12.9倍。而數據還表明：韓國在1962-1982年20年間的經濟發展奇蹟中，平均年增長率也不過就是8.3％。而據我國公布的統計，我用幾何平均法計算了一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1999年的22年間，平均增長率高達9.6％，比當年韓國“起飛”的速度要高。韓國60年代初的“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資怎麼會比我們高上10幾倍呢？我們的錢都到哪去了？ 我國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也並不是“高收入”。公開的統計材料就能說明這一點。例如，2001年被認為是我國城市家庭收入“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的1年。據宣布，全國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按可比價格比2000年增長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麼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爺爺，人均竟只有區區 159.68元！ 所謂“可支配收入”，在統計上的“定義”是指：“被調查的城鎮居民家庭在支付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及其他經常性轉移支出後所余下的實際收入。”但是我發現，盡管都是國家公布的數據，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國工資總額”兩項數據是對接不上的。 據網上報導，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稱，2002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長7.5％，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9％。這個數據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1年起碼可以達到人均7008元，那麼3.6-3.8億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總計就將為2.5-2.7萬億元。實際上，全國的工資總額只可能有1.1-1.2萬億元。所以，我疑心這裡是否錯將“戶均”說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對，如果按“戶均”計算，那可支配收入總額將只有6900-7500億元，又太少了。總之，牛頭有點對不上馬嘴。我想，如果是隨機取樣的抽樣調查，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麼城市人口收入在總量上就超出了“工資總額”約1倍半。難道我國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萬億元嗎？只能用一句南方話說：天曉得！ 這裡可能還不包括富豪們的“黑色收入”。 我們再來估計一下老實巴交的中國勞動農民主體的收入。 但是，僅據上面國家統計局的算法，農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1/3。而從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比例來看，90年代以後，農民儲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約每5年下降5個百分點，據悉1999年只佔23.7％。因此1999年10億農民儲蓄的總量約1.4萬億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多塊錢。但即使這麼點錢，我也很懷疑到底是否真有。近兩年到底還會增加多少？銀行部門和統計局應當能算出來，只是沒有公布。從這些數據看來，我認為，全國勞動農民不大可能1年花掉2.4萬億元。據統計，在農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僅佔20％左右，近80％的農民收入低於“平均水平”，他們的生活肯定比較困難。 因此，全國勞動農民的消費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費總量還要略差些。
自從改革以來，直到1999年時，除了1995年以外，從來沒有“居民儲蓄增加額”超過了“工資總額”的時候。但即使這樣，也顯得事情有些不對頭，因為“儲蓄增加額”相當高，幾乎可以約等於“工資總額”的80-90％。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比該年的“工資總額 ”還多出44億元。這已經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還在後面。 當我知道了今年5月末居民儲蓄“突破8萬億元”的消息時，又看到“定期儲蓄”從2001年末的26.3％猛漲至2002年5月的56.1％。我就感到，這是全社會腐敗加速的明確信號。我寫了文章，企圖說明這個問題。我國從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僅只3個季度，居民儲蓄就提高了1 萬億元，從7萬億元達到8萬億元。這就是說，若是4個季度的時間，居民儲蓄將達到1.25萬億元的增長。我認為，1.25萬億元這個數字非同小可，因為我們不是西方國家，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錢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國“ 工資總額”僅有0.98萬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萬億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額“新增儲蓄額”將會大大超出“工資總額”！ 1995年不過超出了44億元。今年可好！起碼將會超過1000億元了。 但後來的事實，又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 據報刊興奮宣布的消息，國內居民儲蓄總額至9月末已經高達8.45萬億元！這就是說，從去年 9月末的7萬億元到今年9月末，1年之間，居民儲蓄總額居然狂漲了1.45萬億元！比我原來預計的還要高出2000億元,我看，“新增居民儲蓄”將超出“工資總額”高達3000億元了！這原因不說自明，就因為巨量“來源不明”的錢擁入了“居民儲蓄”，才會造成這種景象，所以，腐敗在加速，而且在急劇加速…… 特別是2002 年，中國富人追求腐敗的厲害度，實在是非同一般。 這裡有兩個問題很清楚： （1）工資總額是勞動者們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進入居民儲蓄。按照目前經濟學家們誇張的計算，就算恩格爾係數已達到50％左右，中國已取得了偉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國工薪老百姓起碼還需要5000億元用於吃飯，農民的吃飯問題也還需要一個大數目。由於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我們先說城市，即3.6億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飯要用掉109-115元錢，從日常生活經驗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還要約用120元錢用來買衣服鞋帽、市內交通、孩子上學、老人生病、房租（或購房）、買日用品等。夠不夠？這樣一來，似乎把那些沒有“腐敗”氣味的“工資總額”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鎮普通居民1年裡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農民1年裡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計，全國老百姓每年增加長期存款（無論活期定期）能有個2000億元（城鄉各1000億元）、即總收入的1/10也就不錯了。但我們目前1年增加的儲蓄總額竟高達14500億元，比我想像的多出14 -15倍來。這就是說，現今銀行中90％以上的新增儲蓄額，特別是定期儲蓄，並非來自工薪一族，起碼不是來自該族的工資收入部分。 （2）既然新增居民儲蓄的主要部分不是來自“工資總額”，那麼，目前這憑空掉下來的1.3 萬億元以上的新增儲蓄，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答案只有1個，腐敗。 在我看來，腐敗的金錢有幾個流向：一是流向國外，一是流向豪華的洋房、汽車、還有出國旅遊、吃喝嫖賭等，再就是大量進入了“居民儲蓄”。為什麼呢？讓我們來分別看看。 中國大量的腐敗黑錢正湧流向國外，美國、澳洲、東南亞無所不有。據報刊材料，我國1997 -1999年以“攜款潛逃”為標誌的資本外逃為520-530億美元，那麼，2000-2002年被腐敗分子 “席捲而去”的錢又有多少呢？假設按照“居民儲蓄”的那種增長速度，起碼應當達到600- 800億美元了，也就是6000億左右的人民幣。當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僅只有780元時，可以氣死全國人民的是，數千個或萬餘腐敗分子竟然能把幾千億元搞到國外去！這裡邊是否也有國家機關或人員的失職問題？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辭職”，而只見人們不斷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頌德。 我看，中國黑錢大量外逃的規模，應當引起國人的重視了。 所以,居民儲蓄的狂漲，並不表明“整個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為什麼居民儲蓄既不向消費分流，又不向投資轉化，少數人收入的腐敗性就是深層次上的原因。對此，經濟學家們通常是不加考慮的，或者他們不屑於講這些事情.到底為什麼？有人說,可能因為有的經濟學家自己就是百萬富翁、甚至是億萬富翁的緣故。 既然每年有一萬幾千億元的錢進入居民儲蓄、而且又來路不明，是不是應當查一查呢？檢查來路不明的錢是否國家的職責？我看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那些大戶的錢。否則，國家的各種銀行豈不是成了“洗錢”的大塊肥皂了。如果實在不願意查，那就會令人疑竇叢生。人們過去指責瑞士的銀行制度包庇壞人,為其洗錢,但若是國內的銀行也可以允許居民存起大筆的錢而不問其來源,那中國的銀行豈不變成世界最大的“洗錢”場所了？那麼,國內的貪官也就變成名副其實的“制度的產物”了。 在國內，由於各商業銀行從來不問存戶巨款的來源，不需要任何鑑定或監管，而且曾經長期有“中國特色”地不採取儲蓄實名制，所以，20年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錢場所。經濟學者們也很配合，他們將存錢稱為“隱私”，似乎誰要過問，就會破壞市場經濟！誰就是“紅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過，似乎比洗錢的“罪”還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從如“北京西客站”這樣大大小小的建設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樣一些“豆腐渣”工程中、還是挪用私分三峽移民款，還是從各式各樣的行賄受賄大量弄到黑錢，他們就都會毫無顧忌地將錢存到銀行，以後再用來投資、買房、購車、嫖賭……。因此，在中國，黑錢、白錢和黃錢，都一概自由地流來流去，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這種對“暴富者”的嬌縱，如此大量地泛濫，在西方法制國家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讓我們再從宏觀上大致估計一下中國的“腐敗量”。 腐敗，簡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麼。首先來看中國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國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種： 1、工資總額； 除上述各項“收入”以外的各種“收入”，是否都是“腐敗”，還可以探討。但可以確定為 “腐敗”的是： 1、貪污、行賄受賄、公款私分、權錢交易的“回扣”“好處費”等形式得來 分析的困難是，我們很難得到上述各種“收入”的確切數據，所以，對全社會“腐敗量”的計算，就會有很多困難。例如全國官員貪污收入的“總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難計算出來，國家統計局也沒有公布過類似統計。而上述第6項的錢款，在“官員腐敗”的現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還不能計入“貪污總量”。所以，腐敗，除了可以並應當“量化”為有權者們的“貪污總計”，給人們一個數量概念，還表現為一種社會醜惡行為不斷擴張的趨勢。例如單位用公款給“領導人”買昂貴的商品房、或高級的專用設備，也不是廉潔，而是一種腐敗。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即“有權者”並不一定就是單位領導人，掌握這各種權利的人，即使是醫院收款員，手持罰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謀利。這已經是非常可悲的一種深入民族骨髓的腐敗。 所以，“愛國”可以，但千萬不要愛屋及烏，不要同時也愛上我們國家的腐敗。 要估摸國內腐敗的“總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敗”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資總額” 和勞動農民的農牧副漁業收入這兩個大頭外，其他的很難查到國家的有關統計數據。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費總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會很多。自由職業者的收入總量是否有統計？也很難說。稅後的“存款利息”本來應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貪污所得，那麼“存款利息”也就很難被認為全都是清白的。何況多次降息後，這部分錢的總量也不會太大，我估計每年也就在1000億元上下。至於私企業主的“紅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樣，也不能一概而論地稱其為“合法收入”，若是該業主在“原始積累”時就是靠“黑錢”或賄賂起家，那麼其“紅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國,肯定有大量私企業主與腐敗官員的權勢勾結的現象，應予查處.至於腐敗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這樣的普通研究人員更是無法查清的，必須由“有關部門”來查處.有人在報上曾開玩笑說，“有關部門”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難找到的單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並擊倒腐敗，還必須讓“有關單位”浮出水面，而且須在制度上使“有關單位”充滿廉潔官員，才有可能最後獲得成功。 我國以“工資總額”和勞動農民的勞動收入為主體的、全沒有腐敗味道的正當合法收入，我估計，現今1年裡其總量應當在2.2-2.3萬億元上下。農村人口雖然約為城市人口的3倍，但是正當的、沒有腐敗氣味的農民收入，也應大致在每年1萬億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敗 ”？還可以研究探討。但依我看，城市裡帶有點腐敗味道的居民收入應在每年1.2-1.3萬億元左右。也就是說，有腐敗氣味的“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當也在2.2萬億元左右,另外用於腐敗 “支出”的公款,還有一個廣大的數目。依我看，沒有腐敗、或腐敗氣味不太多的錢款,在 GDP中佔1/4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之款，在GDP中約佔1/3左右，它則供養著佔人口總數約1％的富人無憂無慮地吃喝玩樂、狂嫖濫賭。 這種估算是否合理？還有另一個佐證。據公布，我國200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到了3. 76萬億元。若是工資總額1.1-1.2萬億元，農民的勞動收入1萬億元，兩項相加為2.2萬億元，就是說90％以上的人們的清白收入，可以佔到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可不是GDP!)的近60％。假若全國自由職業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費還有10％的話，也就是說，起碼有30％規模的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不清白”或“不怎麼清白”的收入買掉了的。該數量可以估為1.1-1.2萬億元。此外，全國富翁婆們購買高級住宅和高檔汽車應當還有一個大的款數，若人均花100萬元，就是13-15萬億元，但它們不是1年之內就花掉的，可以暫不考慮。很明顯，上述1年間的全國腐敗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儲蓄”中“非工資勞動收入”的那個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萬億元規模。 這種估算是否準確，並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卻很要緊。我國在宏觀經濟上出現了這麼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現了腐敗的某種大趨勢，實在使得廣大人民很難放心。 在我國，80年代的“腐敗”現象曾經引起人民普遍不滿，但90年代後又大進了一步，我認為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賄賂公行”。行賄受賄都上了一個台階，深入到了各行各業和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權都和錢聯繫了起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為自己能多獲得錢、多多享受而奮鬥，並已經毫無顧忌。這令人想起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往事，貞觀三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責他父親時代的第一高位的權臣裴寂：“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可見李淵做皇帝的“武德”年間，也有流行“賄賂公行”的劣跡。李淵不懂得治國的真諦。而由於李世民厲精圖治，虛心求諫，議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幾年裡，就使得隋末大亂的形勢變為“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會生活畫面。可惜的是，在中國兩千餘年的黑沉沉的皇權制度下，這個僅有23年的“貞觀之治”只是閃現出一線光明，中國史上再沒有一個時代能達到“貞觀”的水平。由此可見，皇權政治的效率實在太低了。 我想，一個公然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 2002.12.7. (12/31/2002 7:32:00 AM) | |
NO:194_100
| 貞觀 於 2003/01/02 00:48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往事，貞觀三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責他父親時代的第一高位的權臣裴寂：“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可見李淵做皇帝的“武德”年間，也有流行“賄賂公行”的劣跡。 李淵不懂得<<治國的真諦>>。而由於李世民厲精圖治，虛心求諫，議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幾年裡，就使得隋末大亂的形勢變為“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會生活畫面。 ------------------------------------------------------
多的是“賄賂公行”!!! | |
NO:194_101
| 作者﹕胡少江 於 2003/01/04 22:5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高速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社會而言已經變成了一幅須臾不可沒有的藥品。 在中國，不僅沒有增長不行，甚至低速增長也不行。 在美國、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政治家們和普通民眾夢寐以求的百分之三、 如果沒有經濟的高速增長，許多科學技術人員和大學教師， ============================================================ ----胡少江：中國經濟增長的困惑(上)
【新生12月21日訊】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在過去的近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九左右。這個增長速度不僅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上絕無僅有，而且在世界經濟增長史上也是罕見的。上個世紀的下半葉是人類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其間除了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地有過持續二十年左右年均百分之七以上的經濟增長外，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增長少有在十五年以上的時期內持續超過百分之五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麥迪遜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羅斯基教授等對中國經濟增長有過深入研究的國外學者以及王小魯等中國經濟學家都對中國官方的經濟增長統計的可靠性提出過質疑。他們對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估計從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不等。但是可以說，無論是國際經濟組織還是經濟學者，盡管對中國增長的具體數字尚有爭論，對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持全面懷疑態度的人並不是多數。 由於經濟的快速增長，毫無疑問中國的不少民眾、尤其是城鎮居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中國的國家綜合實力也得到了加強。但是究竟這種增長能否持續下去？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國內外中國經濟分析家們關注的一個焦點。 國內外不同的研究機構對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有著很大的不同。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提出中國國民經濟在未來二十年裡翻兩番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要求國民經濟增長的年率不低於百分之七點二。這顯然是一個不低的增長前景。其他較為嚴肅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著名投資銀行對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測則也大多在百分之四點五到百分之七點五之間。其實只要能達到上述增長預測的下限，中國的年增長率也能達到百分之四左右。不少人認為，一國經濟連續二十年以百分之四的增長率發展，這已經超出美國曆史在上個世紀的最好表現了。因此中國成為下一個經濟強權只是早晚的事。任何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擔憂都只是杞人憂天或危言聳聽而已。 在許多分析家看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確定無疑的。剩下的只是增長速度有多高的問題。基於這個認識，人們認為中國社會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表現出的超穩定性還會持續下去。 這種看法表明瞭不少人對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性質缺乏本質性的了解，對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也缺乏實在的把握。在筆者看來，高速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社會而言已經變成了一幅須臾不可沒有的藥品。在中國，不僅沒有增長不行，甚至低速增長也不行。在美國、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政治家們和普通民眾夢寐以求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年經濟增長速度，將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惡夢。簡言之，增長是中國的生命線，經濟增長減速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催命符。對於這一點，執政的中國領導人看來比所有那些分析家們有著更深切的了解。這也正是為什麼在經濟增長仍然高達百分之七的情況下,他們還要實行擴張財政政策和擴張貨幣政策雙管齊下.而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只有在經濟增長速度低於百分之二,三時才不得不使用這種政策作為挽救經濟的最後絕招。 中國為什麼需要經濟高速增長這幅須臾不可或缺的護身符？ 這首先是由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決定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社會變形的過程中。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不同階層的相對利益需要進行劇烈的結構性調整。一方面，一些過去受到壓抑的社會階層需要迅速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以至於政治地位。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引起社會衝突，因為那些社會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的社會階層會對任何侵犯他們既得利益的政策和社會變革作出激烈的反抗。如果社會能實現高速增長，新近的社會貴族便可以通過在經濟增量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來增強自己的利益，而不用去通過降低社會地位相對下降的那些階層的絕對收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只有這樣，社會的變革才有可能和平的進行。 在中國，觀測這種社會變革的一個明顯指針是科學技術人員和大學教師，以及私有企業主等等社會階層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變化。在毛澤東時代他們處在社會的底層，在八十年代他們逐漸洗刷了毛澤東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政治污垢，但是並沒有在經濟上得到相應的補償。他們在經濟上的崛起主要發生在九十年代。也就是說，自九十年代開始，他們在社會發展中所得到的利益在社會總體利益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大。應該說，這種變化本身是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這一部分人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向。但是，他們與普通工人、農民之間相對社會地位的這種變化本身就意味著經濟、政治利益的調整。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經濟的高速增長，許多他們與工人、農民之間的利益衝突便得不到化解或緩衝。 （新世紀） (12/21/2002 6:06:00 AM) 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big5/2002/12/21/18775.htm | |
NO:194_102
| 作者﹕胡少江 於 2003/01/04 23:16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在中國，現在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腐敗在賽跑。 如果有了高速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能夠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那麼統治者便可以以此換取人們對腐敗現象一定程度的容忍。 否則，執政黨就會失去民眾的容忍，從而失去統治的合法性. 問題是常識告訴我們，在這場遊戲中，經濟增長最終會輸給腐敗。 ===========================================================
【新生12月21日訊】中國需要高速增長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腐敗現象的日益嚴重和中國人民對此容忍度的日益降低。應該說，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已經基本完成了由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轉變完成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它已經將自己統治的基礎由對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轉向依靠經濟和知識精英來對國家進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沒有任何民主制約的社會精英們的腐敗極度加劇。腐敗引起的普通民眾的憤怒已經構成對統治者的一個嚴重威脅。統治者認識到，經濟的增長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已經變成他們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 有人形象地說，在中國，現在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腐敗在賽跑。如果有了高速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能夠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麼統治者便可以以此換取人們對腐敗現象一定程度的容忍。否則，執政黨就會失去民眾的容忍，從而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其實這種賽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按照人的本性，管理者們的慾望是不會有止境的。而經濟的增長終究是要受到現有經濟的存量、人類接受新知識和創造新技術的能力等各種因素制約的。人類發展的歷史明，經濟永遠只會以數學級數增長，沒有制度制約的官員的腐敗卻非常容易成幾何級數增長。常識告訴我們，在這場遊戲中，經濟增長最終會輸給腐敗。 中國社會對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的依賴性同時也是由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性質決定的。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增長不同，中國過去二十多年間、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不是常態的增長，而是恢復性的增長。 之所以稱作恢復性增長，是因為在這一輪快速增長之前中國經濟處於一種人為的扭曲狀態，也就是說，原有的社會基礎設施、民眾的教育文化水平、外部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都使得經濟發展有一個較大的空間。而社會統治者的錯誤政策是使得經濟不能達到其應有水平的主要障礙。一旦這種錯誤的政策得到糾正，增長的潛能便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變成現實。例如，中國農業過去在毛澤東的極端荒繆的人民公社化政策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從社會最低層的中國農民到各級負責農業的領導幹部都知道問題在何處，只是當時非經濟的壓制使得他們無法按照常識來提高農業生產率。鄧小平發動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容許農民按照數千年積累的常識辦事而已。這樣做不僅不需要任何制度創新，也沒有任何學習成本。再如，中國人向來以善於經商而聞名於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自己封閉於世界市場之外時，生活在東南亞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華僑和華裔商人仍然非常成功地活躍於世界各地。只要中國政府放棄荒繆的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便能迅速讓中國通過實現其在世界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從而取得快速的經濟增長。 但是恢復性增長也同時具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由於取得經濟增長的低成本，統治者和普通民眾容易滿足於早期的增長，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從而妨礙經濟持續增長。改革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被農業問題、國有企業問題、銀行制度問題等困擾，正是由於在恢復性增長的初期迴避這些問題的緣故。 毛澤東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是通過戶口制度和強制性集體勞動等方法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以犧牲數億農民福利的代價來維持不合理的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格局；另一方面是用欺騙和強制相結合的手段將數以千萬計的城市知識青年直接送往農村。這樣做雖然可以暫時減緩城市的失業壓力，但是中國的失業問題卻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卻越積越深。毛澤東的政策正是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裡高速增長與龐大失業並存的怪像的原因。 | |
NO:194_103
| 長短腳 於 2003/01/11 00:53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中國近年引進外資不斷增長,但中國的資本外逃率也在不斷增長， １９９７年以后引進外資与外逃資本基本持平，在３６０億－３８０億美元左右； 到２００１年引進外資４０７億美元，外逃資本是４８０億美元，造成國內建設資金失血。 ===========================================================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背后 【人民報消息】我剛從日本訪問回來，有很大的感慨，就是日本對中國看好，認同中國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大市場。根据我到海外一年多的經驗，發覺人們對中國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生活在中國的學者和中國人，与國際學者看法不一樣；二是國內參与分享利益的人，与不能參与分享利益的人看法不一樣；三是國外和國內有項目合作的人，与沒有項目合作的人看法不一樣。大概是坐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罷，或許可以借用“什麼階級說什麼話”。最近恰好日本產經新聞雜志采訪，要我回答几個問題，我也就作了回應。 第一是關于ＧＤＰ，現在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是中國，每年保持７－８％的增幅，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缺乏的，所以一片叫好。我回應說，請注意中國官方每年都要到人大政協兩會回答統計數字有沒有造假的問題,還到國際記者招待會解釋沒有摻水內幕,那就至少說明統計是有問題；從１９９８年至今，每年兩會期間受到處理的造假會計事務所有一万多家，至于官員造假見聞就多了。新疆一位官員說，有個下級年年上報增加綠化面積，四年后綠化面積居然遠遠超過實有土地面積（笑聲）；還有湖北天門縣的造假眾所周知，而如此廣泛的微觀層面上的造假，就決定了中國宏觀統計數字不可能真實。就算按照官方統計的說法，經濟增加１％可以增加１００万個就業机會，８％每年可以提供８００万個就業机會，２０年可以提供多少就業机會？ 可是經濟大幅增長，又出現大量人員下崗失業，現在又出現知識性勞力過剩，大學畢業連續四年出現就業困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教授分析,近年中國農業經濟沒有多少增長,除了沿海兩個三角洲外,其余地區有增幅也較低: 就是說如果要維持總体７－８％的增長率,上海等大城市必須有４０％ 以上的增長率，而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外貿年年增長，說明中國產品很有競爭力。我回應說，中國出口產品歷來是低品位构成，如服裝、玩具、電子等，市价很低；近兩年增加的机電產品，其主要部件也不是中國生產的，外資企業通常提高其進口价格而壓低出口价格。另外中國的勞動力非常低廉，沒有醫療、工傷、養老保險，僅僅能夠維持當時的生存；還有外資企業享有很多免稅待遇，其負擔只有國有企業的１／２６，中國出口實際上沒有得到太多的實惠。 第三是中國近年引進外資不斷增長。我回應說，中國的資本外逃率也在不斷增長，１９９７年以后引進外資与外逃資本基本持平，在３６０億－３８０億美元左右；到２００１年引進外資４０７億美元，外逃資本是４８０億美元，造成國內建設資金失血。資本外逃的主体是貪官污吏，他們利用權力竊奪國有資產；他們把中國當作破船，用貪污的鈔票為家族逃往海外作安排。 第四是中國情勢穩定，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我回應說，中國報紙越強調什 就說明越缺少什 ，越不穩定就越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正如深圳老強調它不是文化沙漠，而北京根本不用強調它是文化中心。中共從九十年代起就以穩定壓倒一切控制言論，同時積极換取精英聯盟的支持。中共１６大的“三個代表”的提出，是為了克服一個憲法障礙，中國憲法開宗明義說國家政權“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工人農民在改革開放中已面臨邊緣化，許多人失業并淪落為社會底層，共產党需要尋找新的統治基礎。提出“三個代表”就是為了适應這個需要，政治精英以讓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參与分享利益的方式，來建立一种新的精英聯盟；其實后兩者在精英聯盟中處于弱勢地位，只能在人大政協分到一些席位，根本沒有政治決策參与權。中國的穩定基礎和持續發展的條件，如生態環境、倫理道德等等，基本都已經被破坏；而靠政治暴力維持穩定的時間越長，中國付出的代价越大。 | |
NO:194_104
| Ttuty 於 2003/01/13 02:10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bubble looks strikingly similar to Overinvestment leading to oversupply is the main culprit Now, even the pro-China media once praising China like praising the Lord ============================================================== 由於過度投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 中國的投資目前年增長率高達十五到二十％，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 產能擴大，通常會壓低價格來拓大需求， ============================================================
陳旭華/台北綜合報導, 中國時報 1/12/2003
去年中國在經濟上表現相當亮麗，民間與外國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中國大陸學者展望今年，樂觀的估計中國總體投資可望穩定增加，而不少國外經濟學者則警告中國過度投資將導致產能過剩。 據「瞭望」雜誌報導，二○○三年中國政府將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加上對新一年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預期，和國內民間投資增長的趨勢，持樂觀態度的學者預測，今年中國總體投資將在去年的水平上穩定下來。 中共擴大內需的方針始終沒有改變，並採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盧中原說，今年建設國債的發行規模可能是一千四百億元人民幣，加上去年結轉下來的一百億元，仍相當於去年國債投資的水準，仍會帶動經濟的增長。而另一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說，「去年財政收入大體可增加一千八百億元，稅收突破了一兆七千億元。這對政府投資規模的穩定十分有利。」 中國從去年掀起的民間投資熱，全社會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速提高，投資自主成長的能力在不斷提升。有學者預測，二○○三年的投資還會保持這一態勢，增長率不會低於十六％。 盧中原認為，今年外資的流入可能還會增加。據美國科爾尼國際諮詢公司對全世界一千家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的問卷調查，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信心指數，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達到一點九九，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國際著名投資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公司（CSFB）駐新加坡首席經濟學家巴素（Basu）警告，由於過度投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中國正邁向類似上世紀末期東南亞國家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巴素警告說，「中國過度投資已經達到任何經濟都無法維持的程度，中國已經面臨潛在危機爆發點。這個獲得最熱絡資本流通的地區，將會是下一個危機發生的地區。」由於中國的投資目前年增長率高達十五到二十％，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而有供過於求的市場現象發生，以及迫使價格下降，通貨緊縮的危險。 中國入世一年之後，吸引外國資金和對外出口都顯著成長，而環伺的亞洲各國，無論是政府或企業領袖則顯得手足無措，對過去一向傲人的經濟策略逐漸喪失信心。 美國財星雜誌報導，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國過去的發展多偏重於製造業和出口,沒想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一年下來，就在外貿市場上把它們取代。 面對「中國起來了」而且難以與其做價格競爭，亞洲鄰邦紛紛尋求新的策略，以紓解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大競爭壓力。報導以台灣為例說，台灣在經濟關係與中國日益緊密，「台灣需要中國市場，大陸吸收了台灣四分之一的出口量，但又努力與其保持距離，避免太依賴中國的市場。」 報導說，台灣廠商紛紛出走大陸，是要靠它的廉價勞工保持國際競爭力，留在台灣的廠商只好雇用菲律賓、泰國等外勞以維持競爭力。 而日本的因應策略則是在生產基地外移到大陸以後，更加努力開拓日本貨在中國的市場，可是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還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趕得上先進國的消費市場，日本產業西移大陸，也會造成本國大量失業。 南韓和泰國則是以增加對中國出口,並擴大自己的內需市場，來彌補美國市場的低迷不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則鼓勵本國廠商往知識密集產業發展，如生物科技，希望以高附加價值來區隔中國的低價競爭。 報導說,香港政府則一直缺乏明確的策略來因應中國的崛起。香港本來滿心期盼二○○六年完成的狄斯奈樂園來提振觀光業，可是上海在蓋環球影城，深圳則在興建「快樂王國」、「輝煌中國」和「小人國」等主題公園，與香港爭輝。不僅如此，香港的金融業也岌岌可危，未來金融市場也將會被上海搶走，而造就今日香港的海運生意，也面臨來自廈門、深圳和上海等地，貨物裝卸成本更低的強烈競爭。 | |
NO:194_105
| Max 於 2003/01/14 05:55 | |
| Re:長短腳的中國經濟---「亞洲的阿根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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