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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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0:51 | |
| 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續。。。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 |
NO:1363_1
|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0:53 | |
| Re: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一 1926年7月2日，魯迅先生在《馬上支日記》中談及日本作家安岡秀夫所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書時說：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 二 三 四
《優生與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講稿。這些，先後都在《華年週刊》上登載過。入《緒論》的四篇，《民族復興的先決問題》是替《東方雜誌》做的；其余也曾一度在《華年》上發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雖譯著與發表的時間有先後，事實上卻很可以看做一個囫圇的東酉。列為《結論》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對於“民族”一名詞的見地與立場的。民族的題目雖然廣泛，我始終以為它是有一個下碇處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義，離開了生物的涵義講民族，便不免有氾濫無歸的危險。《緒論》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書的一個縮影。 《緒論》而後，我們最先應當注意的是我們的民族究屬有些什麼特性。這個題目的科學研究，尚有待於國內心理學者的努力。沈有乾、蕭孝嶸、陳科美、莊澤宣諸先生雖已先後從事於此，但只開其端，未引其緒，我們還不能根據他們的研究來作一種通盤的觀察。不得已，我們姑且介紹一種西洋人的作品，權作替代；明知其是一個個人的印象，不科學的，但比略而不談，總覺好些。 不過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這本《中國人的素質》也自有它的價值。有好幾層理由可說。明氏是美國的一位傳教師；生於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來華；最初在山東傳教，前後約有三十年之久。辭職後，移居河北通縣，致力於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國；於四年前才去世。 他畢生的著述，幾全部以中國作物件：《中國文化》，出版於1885年；《中國人的素質》，1892年；《中國的農村生活》，1899年；《騷動中的中國》。1901年。明氏和中國的關係，既如是其長久而親切，觀察所及，當不至於過於浮泛。這是第一層。明氏是一個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會的前輩和他接觸過的還不少；他們都眾口一詞地說他腦筋敏捷、眼光銳利、辯才無礙。誠靜恰牧師曾經親口對我講過他個人對於明氏的良好印象。這樣一個人的見聞觀感，我們當然也不便擱過一邊，認為是無足重輕。這是第二層。前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主任今清華大學教授李景漢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對明氏也有同樣的印象，同時認為《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大體上很可以說是一幅逼真的寫照。明氏以傳教師的地位隨意觀察中國農民，李先生以社會學家的資格研究中國農民，而所見吻合如此，可見明氏這本作品，也決不能和一班走馬看花、捕風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齊觀了（說詳于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 這是第三層。《中國人的素質》中所曆敘的中國人的特性，不但是一個事實，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見到，並且，就生物淘汰的學理言之，也確乎是一些無可避免的結果。淘汰的理論而確，則有到中國的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便不能不發生一種特殊的淘汰作用；有到此種淘汰作用，便不會不形成種種特殊的品性。種甚因，食甚果；種麻的，必得麻，不得黍，此種特性的演變而成，當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單單把果和盤托出了，並沒有講團，恐怕他實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不過講淘汰學說的我們是明白的；拿我們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聯繫了看，便恍然於因果的不爽了。這是第四層。因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所以也可以說這是最有力量的一層。 《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原有二十七章，我只選擇了十五章，每章也還很有一些刪節。刪節時大率遵循二三簡單的原則：一是所敘與特性無幹；二是就譯者的眼光看去，所敘名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實非特性；三是所舉特性的實例過於瑣碎，地方色彩太重，或早成陳跡，為時人所不易瞭解。間或也有就譯者經驗所及，特別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圓括弧，分別標出，以明責任所在。譯筆以不失原意而能傳達原文的諧趣為主。明氏是對我國民族十分表示同情的一個人，但因為性喜詼諧，有時興會所至，常要穿插一些過火與挖苦的筆墨。這些，我全都照譯了，因為我相信它們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而決不會引起以辭害意的危險。 譯文十五章的次序是我完全另外排過的。最初五章所描寫的是生理與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是經濟的品性。後來六章全都是社會的品性。論自私的一章是兼具經濟與社會兩重意義的，所以列在它們的中間。這樣排列似乎要比原書合理一些。 上文說特性是果，淘汰作用是因；接著的第三篇便專為推尋這個因而設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s－ton）是當代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1923年，他一度來過中國。1924年，他發表了一本極有趣味的作品，叫《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其中專論中國民族的文字，竟有四章之多，散見於序文及其他章節裏的片段又有好幾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則來解釋中國民族性的學者，以前不是沒有，不過我沒有見過比亨氏敘述得更詳細、推論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最初我曾經在英文《留美學生月報》裏介紹過一次。 但把它翻譯出來，則在歸國之後。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總括四章大意的話，嫌它有些無謂的重複，所以未譯。此外別無刪節。以前印單行本時，我替這四章起了一個總題叫《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如今為呼應上文，酌改為《自然淘汰與特性的由來》。 亨氏原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學者，他一向以為一切文化的發生變遷，可以用自然環境——尤其是氣候——來直接解釋。但在《種族的品性》一書以前，他的見地很明白地經歷過一番修正；從此以後，他承認此種解釋至少有一部分只好算為間接的，而直接的卻是自然環境所供給的選擇或淘汰作用，以及與此種作用所形成的種種品性。他在《種族的品性》一書的自序裏，便很坦白地說： 大約九年以前，在一本書名叫《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的書裏，我敘述過一種學理的主張，以為文明與進步的一般的分佈是大半依靠氣候的。 在那本書裏，我也有過一度嘗試，證明氣候的影響，倒過來也受下列種種事物的有力的修正：民族與文化的移徙、種族的混合、發明與發現（例如鐵器與農業）、意識的事物（例如宗教），等等。把這些因素都酌量採納以後，我依然覺得，人類進步的分佈問題裏，還有很有意義的一部分沒有得到解釋。例如，慧星一般的理智的光芒何以會在希臘一隅放射出來？印度文化裏一部分的偉大的遺墟何以會在柬埔寨找到？冰島酷寒之地，何以會產生一種很高級的文化，並且能維持至千年之久？文明分佈的公例是南方趨於保守，而北方趨於進取，何以中國的南北便適得其反？經過好幾年的思索以後，我相信至少一部分的答復，可以在人口過剩與移徙所引起的自然淘汰中求之。這淘汰的原則原是極簡單、極明顯的，但何以歷來從事於地理、歷史與社會學的人竟會擁過不問，真教人大惑不解。 我所以發現這條原則的重要，其關鍵實系乎對於中國饑荒的一番研究。中國北方，就氣候、文化制度以及以往的歷史成績而論，原該是很進步的；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對於這一點一向覺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在《地學評論》（The Geegraphic Review，第7卷，1922年）裏讀到一篇比削伯醫師（Carl W．Bishop）的稿子；比醫師在這篇稿子裏，把華北的保守性與華南的進取性，指點得十分清楚。經此一番提醒，我對於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便更覺得有推究的必要。我忽然想到饑荒的題目上，以為它也許和這問題有相當關係。因此，我就寫信給在天津的一位傳教的老友（姓名從略），問他，據他看來饑荒的結果，借了生、死、流亡的途徑，對於人口中生理與。心理的各種流品，究屬發生過什麼選擇或淘汰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答復了我，同時又徵求到了許多別的傳教士的意見，作《中國人的素質》的明恩溥便是其中的一位（餘四位姓名從略），這些朋友對於中國的災荒和救濟工作，都有過親歷的經驗。後來我自己也 到過中國，又和許多別的傳教士接談過（原文列舉五人姓名職業，今亦從略）。他們和不勝枚舉的許多別人一起供給了我很多的資料，全都似乎證明，假手於人口過剩、饑荒以及移徙的自然淘汰作用，在今日的中國，正在急速的進行之中。歷史的記載也明白而示，以往二千多年的時光，一大部分也受這種作用的支配，其進行的速率比今日的也並不算慢。所以就中國而論，淘汰原則的適用是最明顯不過的；因此，我自以為關係中國的四章，也許是全書最關緊要的部分。這最關緊要的部分現在就成為本書的第三篇。 第四、第五兩篇可以無須詳細地說明。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為不妨當做民族的病象看待。這些特性，自其來歷言之，既有很深的根源，亟切剷除不去；自其效用言之，又是我們應付20世紀國際環境時一些龐大的障礙，亟切推動不得，所以事實上也確乎可以當病態看，當先天不足看。民族的先天不足，惟有民族衛生的藥方可治，所以便殿之以《民族衛生的出路》。 本書原是一個論文集，事前並沒有什麼計畫，各篇稿子是在很不同的時候寫的，寫時或講時的讀者或聽眾也很不一致，所以全書雖可以輯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其間拼湊、粘連、折疊的痕跡，自然是在所不免，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關於折疊這一點，我自己尤其是覺得抱疚。“好曲子不唱三遍”，何況所唱的又未必是好曲子呢。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談起這一點，我說，這一類民族、特性、病態、優生、選擇、淘汰、遺傳……的話，我自己也覺得講膩了，別人請我講什麼或寫什麼的時候，自己總感覺到“炒冷飯”或“翻舊卷”的無聊。這位朋友卻很誠懇地安慰我說，不妨，在你固然不免講得或寫得厭倦，但讀的人或聽的人，大概總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這類的話也無妨多聽或多讀幾次，因為在別處他很少機會聽見或讀到。 這話雖很給我一些鼓勵，但於心總覺歉然，所以在整理本書中各稿的時候，已經盡力地加以刪節。其真正不能刪節的，只得仍舊，仍請讀者諒宥。 這本集子對於民族的特性有許多很不恭維的議論。為要表示這種不恭維的議論決不是由於我個人的癖性或偏見，我請了三個人做見證：明恩溥牧師、亨了頓教授、李景漢先生。對這三位我都要表示我的敬佩與感謝之意。李先生特地為我做了一篇萬餘言的長序，把“良藥苦口”的意思再三地為讀者申說，我尤其是覺得感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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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0:54 | |
| Re: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中國本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若沒有與西洋民族接觸，則我們仍然是自成為一個世界，也就無從得知自己的短長。自鴉片戰爭以後，門戶洞開，節節失敗，受著重重外力的壓迫，於是我們才覺悟到我們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尋找治病的藥方，求得一條自救的出路。近年以來，有主張文化創造的，有主張經濟建設的，有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有主張剷除封建的殘餘勢力的，有主張全盤西化的，以及種種不同的其他主張。統觀以往的議論，大半是說些我們應當如何做和我們要如何做一類的話，卻少有指出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氣與實力是什麼？為什麼一向總抓不住良好的機會？民族究竟有些什麼不健全的特性？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對於這些問題，這本書是要依據客觀的事實來答復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來看民族，認定一個民族先得有比較穩固的生物基礎，才有發展的張本。這一點是向來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優生學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問對於優生學無學識，當然不敢說話。可是光旦先生因為我一向是在農村工作，而此書關於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譯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因此要我對於明氏的敘述發表一點意見。我便在這方面略說幾句。 近幾年來，國人都感覺到，無論是為促進中國社會科學的進步，或是為求得中國社會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儘量認識中國現代社會的真相和全相。至於我們如何才能對於中國現代社會得到深刻的認識與瞭解呢？這非得採用歷史法和觀察法不可，尤應重視從實地觀察法下手。我們必須對於中國各部不同的社會現象，加以精密觀察，再將觀察的結果與其他民族的社會現象來比較。這樣對於中國社會的本來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認識。至於什麼人才真能認識中國民族的特性，或誰是最適當的中國的解釋者呢？是我們自己的人，還是外國人呢？關於這一點，人們的看法不同。 有人以為惟有本國人才真能瞭解本國人。一個外國人要瞭解一個與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極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他觀察的時候，總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鏡。但反過來看，無論是個人或一個民族要認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認識。即按普通常識來說，不是有“當局者迷”和“醫不自醫”等種種的說法嗎？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難”和“旁觀者清”等諺語嗎？再說，肯承認自己的缺點是頗需勇氣的，並且往往有種種顧忌，或不好意思說出來。當然，一個外國人觀察我們的時候，他免不了有一個自己的標準度量我們。但也就因為他有了一個不同的標準，才能把我們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總是將我們的現象和他們自己的現象作一個比較。 比如說，他斷定我們是有節儉的特性，那就是他理會我們民族的一般人比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節儉得多或至少是相當節儉。而且外人對於我們的短處也比較我們自己便於直言不諱地和盤托出。因此我們真要認清自己，深刻地瞭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們自己來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對於外人論斷我們的話，尤其是依據精密觀察的結果，我們不但不應當忽視，尤當加以重視，引為借鑒才對。 這不是說一切外人的觀察都是對的，也不是說遇到外人對於我們發表無理的言論時，我們也不作聲。向來國人對於外人的意見，抱著種種不同的態度。有的只喜歡外人說我們民族如何如何的優秀，而遇到指出我們的缺點時，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辯護；至於說得對與不對，往往不加深思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比較最講面子的民族，遇到別人直白地指出我們的弱點時，我們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著嚴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們實在有急於認清我們自身的必要。我們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樣的人頌揚我們的文化如何高時，我們不要過於高興、過於樂觀，或以為他才是真正瞭解了我們。 反之，遇到吉爾柏特（Rodnev Gilbert）那類人說我們一個大錢不值時，我們也不要以為他是絕對胡說、完全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過於掃興或過於悲觀。至於遇到我們自己的人來論斷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的態度亦當如此。最近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大約誰都承認林語堂先生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的《中國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釋中國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國介紹給外人的。國人對於此書已經有了種種的批評，其中有的請林先生仔細地認識一下中國，再寫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汙華影片之類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這一點，所以在他的序文裏有這樣的話：“我能直認不諱，因為，不像這些愛國者，我不以我的國家為恥。並且我能暴露中國的毛病，因為我未曾失望。中國是比她的小愛國者們偉大，也無須他們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樣的，再糾正自己。” 現在是我們需要壓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時候了。我們不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執己見、閉目不看。我們要平心靜氣，對於別人觀察我們民族的論斷。以冷靜的頭腦，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與我們目下的社會現象審慎地仔細對照一下，再判斷別人見解的得失。我們自然不可讓人隨便有意地顛倒是非，但也不要諱疾護短。因為瞭解與承認自己的弱點，不是恥辱，惟有不努力從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恥辱。 我們若能根據上述的態度來讀明氏之《中國人的素質》，我們就能從這部書得到可以得到的好處，而不致陷於玉石俱焚或因噎廢食的結果。我初次得讀明氏的這部書，約遠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讀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約是日文譯本，因為記得書名是《支那人之氣質》。我也記得在那本書的許多頁的空白處，有不少鉛筆寫的批評，其中大部分是別的讀者在讀時發生的反感，還恍惚地記得有“胡說”和“放他娘的……”等類的話。我那時是一個很幼稚的初中學生，讀了譯文，再讀了種種怒發沖冠的批語，自然對於明氏的描寫也就不大以為然。雖然沒有在書中寫下什麼，但對於書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發作幾聲“豈有此理”！後來有不少的機會，得親聆明氏的講演。他的身體，在西洋人中間，要算是比較矮的，但精神卻頗健旺。他那充滿著力量的軀幹，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臺上，就立刻引起聽眾的注意。在他講演的時候，帶些山東的口音，聲調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極變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間諺語，全身隨時都是表情，往往雙手同時以指作聲，助其語勢，可謂出口成章、娓娓動人，使聽眾永無倦容。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演說家。及至與他接觸談話，則又發現他不但風趣橫生，且極和藹可親、待人誠懇；總而言之，他是一個使人敬而愛之的長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才得細讀《中國人的素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對於書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贊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 這一方面是因為我那時為祖國顧全體面的心正盛，至於究竟他說得對不對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明氏的材料都從農村裏得來，我雖是中國人，但對於祖國的農村社會就沒有用心觀察過。但因為我欣賞這部書的文體，我就買了一本帶回國來。一回國就開始我的都市社會調查研究的工作，與民眾接觸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多，遂漸感覺到此部書的意義。後來不久就轉入農村，從事於實地調查的工作。我就把這部書和他的《中國農村生活》（Villaae Lifein China）都帶到鄉間去。說也奇怪，因為農村開荒的工作過於緊張，我就好久把它們留在箱子裏，沒得閒空理會它們。直到過了足有幾年的時間，才又忽然想起這部書來。及至再打開一讀，就覺得此書的意義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明氏畢竟是過來人。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可謂觀察精密、獨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寫實逼肖的能力，豈但在西洋人中沒有幾個可以與他比擬的，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人中間恐怕也是少如鳳毛麟角吧。 我先順便在這裏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更能瞭解他的著作。明氏於1845年7月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歲畢業於比羅耶特大學（BeloitCollege），二十六歲時與同學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結婚，享伉儷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於1872年來華，在天津為傳教師，時年二十七歲。 後來不久即到山東，從事傳教與救災等工作。自1880年後，他久居於恩縣之龐家莊，從事於農村佈道、醫藥、慈善、教育等事業，有二十五年之久。後來他在國際上得享盛名，大半由於他從山東這一帶農村所得的經驗裏所發表的文章。最早發表的是《中國的格言與諺語》（The Proverbsand Common 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載于《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中國人的素質》出版於1892年，時年明氏四十七歲，來華後整二十年。《中國的農村生活》出版於1899年，時年五十四歲，來華後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已譯成法、德、日等國文字。義和團的運動是發源於山東的西部，明氏親見其開始活動，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為當局所注意。1901年義和團之亂作，明氏被圍困於北京使館。次年根據其親身的經驗，發表《騷動中的中國》（Chinain Convulsion）一書。於1906年返美，為教會募捐運動，在美國各處奔走講演，大為人所歡迎。也就是在這一年，明恩溥氏為中國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c－sevelt）邀請明氏在白宮午宴。宴後明氏向總統建議美國可退還庚款予中國。明氏所申述的種種理由，其熱烈的情緒表現。以及他的講話的天才，使羅斯福總統於聆聽之下，大受感動。用明氏自己的話：“我預先准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並且當時清清楚楚地對總統一直說出來……總統像一個電機似的，感覺非常靈敏，易為磁力所吸引，簡直不能使他安靜片刻。他在我講話的進行中。不時插言，以興奮與鄭重的語氣說道：‘明博士，我完全與你同意，就告訴我你要我做什麼’……這個問題，就是把二千萬的庚子賠款要用在與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的學生到美國來留學……總統回答說：‘你給我寫一封信，說明你想應當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國務院見羅特（Elihu Root）談談。’……我隨後就到了國務院，陳述了我的意見。” 十天後，在3月16日，羅總統致明氏一函，大意說：“我非常快樂地讀了你的兩部大作，迥非它書所能比擬。我覺得對於中國的瞭解加深了許多……前次會晤，至為愉快。對於我們所談關於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為我能作什麼，請即示知為盼……今日德國大使曾對我說在他讀過的所有關於中國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4月3日，總統在複明氏的函內說：“……我極贊成你所建議的政策。但庚款之退還一舉，是否不被中國看為是一種示弱的行為，我也不能不有所躊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發生，我頗傾向取決於你的判斷。我也要與國務院的羅特商談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國會的行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盡我的力量，並且也要與國內教育文化機關共同努力，促進此事之實現。” 由羅總統這樣熱心的贊助，庚款退還的議案遂得順利地在國會通過。此後造就了數千百留美的各種人才，創辦了完備的清華大學，並促進了中美的邦交。均為明氏建議的結果。在明氏最初發表其意見時，論者笑之。譏為一時的情感與幻想。及至此建議實現之後，在二三十年內各國人士亦發表了種種的批評。但於近幾年內其他各國也都跟著美國的腳步把庚款一一退還中國了。今日飲水思源，吾人不能不歸功於當日明氏的卓見。 明氏將庚款退還的事辦完以後又返回中國，常到各省旅行。此後他又發表了兩部著作，其一為《中國的振拔》（The Up lift o fChina），英文原本售出十八萬部之多，已被譯成數國文字，包括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歲時，夫人去世，始退休於美國加利弗尼亞州之克利蒙特村（Claremont）。他在1932年8月31日去世，享年八十七歲。美國無線電及各處報紙均表示追悼。國務院電唁其家屬，表示哀悼之意，並稱頌其在遠東之功績。在雜誌中有不少紀念他的文章。這裏可以摘錄在華多年而又熟識明氏之博晨光教授（Lucius C．Porter）所寫關於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認為是一個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為許多淳樸的農民所懷憶，這正足以顯明他的人格與地位。明氏天賦之高，使他成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卻終身如一日的致力於勞苦大眾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機智，有銳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長於幽默與滑稽，且對於世界問題獨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樣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們的好友。他終身以服務人類為職志。 他的好作嚴峻的批評、好用似非而是之諷刺的語句，使初識他的人誤認他是一個憤世嫉俗者，或一個悲觀者。他那對於社會背景和人類行為之特殊犀利的觀察力，真可以使他成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餘。但他不止是一個人類之諷刺的觀察者，無論是對於他的本國人或對於他國的人，他是一個徹底之人類的服務者，無時無地不是在幫助需要他的人，不論是好人是壞人，直至他與世長辭。在中國就一連服務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窮鄉僻壤……有的中國人對於他所敘述關於中國人之生活的一些觀察表示不滿，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論屬於悲觀一派。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於明氏的一種習慣，就是他對於一種現象的描寫，常是把那種現象之缺點的方面先指出來；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現一種遊戲的狀態；他對於事實觀察的天才，發現一般人所沒有理會的社會間潛隱的勢力與他深刻的解釋，均為其嚴酷的幽默與悲觀論調之原因。但是，說也奇怪，同時他的百折不回、始終如一地犧牲自己為中國農村服務的精神和對於宗教的堅固的信仰，似乎與他發表的一部分言論有些矛盾。 我們要承認他是一個絕對信仰愛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堅強的樂觀者。”對於這段可謂蓋棺論定的話，明氏有知，也許在地下含笑著說一句：“這孩子還算知道我。” 總之，明氏終身的事業是在中國，也是對於中國極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過其實的筆調，的確使我們感覺不快或不滿；有時遇到修養稍差一點的人可以到怒髮衝冠的程度。但我們讀了他的描寫以後，能使我們對於他所指出的特性留著很深的印象，也未嘗不是受著他這種文體之賜。“良藥苦口”，終究是對我們有好處的。我們最好是棄其糟粕而取其精華，得到他正面的益處。再者，一個民族的特性是要從大多數民眾日常生活看出來，而中國大多數的民眾是農民。明氏的書是根據農村社會生活寫的，是他多年與農民接觸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確，但明氏確是一個胸襟闊大、動機純正的人；是一個悲天憫人、救世為懷的人；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有熱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賞中國的文化，一方面認真地評判，且不客氣地、忠實地把他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想到的和盤托出。他不單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類，敬重中國，同時他重事實，他愛真理。我們要知道，無論如何，他是一個西洋人。西洋人是講效率的，是注重時間的。是活動的，是具冒險性的，是尊重婦女的，對於衣食住是好清潔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別，明氏當然不知不覺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鏡。他歸納的種種結論或有可非議之處，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許多例子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明氏不但說一口好中國話，尤其是山東的土話，並且也很通中國的文字，曾讀過不少的中國歷史與經書。所以對於他二十多年的實地觀察，我們不能輕易放過，因為決非道?塗?、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擬。他無論是說英文或中文，總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確有時他說的話往往使人不得要領，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說：“‘國以民為本，民無信不立’，所以中國應當多立郵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錯，還是在說笑話。因此，我們讀他的書，要在字裏行間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辭害義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裏咱己也承認一個西洋人要知道中國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他二十多年的經驗大半限於魯冀兩省，特別是魯省。這只是一個觀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從他在《字林西報》發表了這些文章以後，對於許多人的討論與批評，他也曾加以考慮而有不少的修正。 對於光旦先生所選擇的十五種特性，我也在這裏按照次序一一說幾句。先從關于描寫生理與心理方面的五種品性說起。 （一）關於“活易死難”方面，明氏所提中國人的隨遇而安，到處可以適應的一點，的確是極顯著的品性。至於說到中國人的復原力極大一點，明氏只憑一般的觀察是不夠證明的。這非根據科學的調查而有統計的證明不可。例如歐戰時各國傷兵的復原力是否不及中國人是不易斷定的。關於中國人的不講衛生是對的，而說中國人的壽命高，老人多，是錯誤的。這不能憑一般的觀察而速下斷語。根據現在已有的實地調查，無論是平均的壽命或老人數所占全人口數的百分比，中國都趕不上西洋講衛生的國家。 （二）關於“沒有神經”方面，中國人的鎮靜、不忙、睡覺的本領、忍痛的本領、不好運動及在擾亂的環境裏能泰然安處，與西洋人的神經過敏、講效率、好運動等，兩相比較，的確是我們的一些特性。從某種見地看，這正是中國民族的長處。中國人到處可以睡，遠勝過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歎息著說：“誰是適者，誰能生存，是富有神經的歐美人呢，還是麻木不仁的中國人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三）“耐性太好”，無疑的也是我們的一個特點。中國人比起西洋人來，其耐性是驚人的，不可思議的。《忍為高》這一冊在鄉間流行的唱本，已經變成家傳戶誦的“聖經”，不但是常掛在口頭上，而其感應已滲入於農民的骨髓裏。這從一方面看當然是我們民族的一大優點，而同時從另一方面看也是我們的一大弱點。“不抵抗”的表現，就是受了這耐性太好的毒。我們已經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們認為我們民族的耐性太過火了。 （四）關於“不求準確”方面，明氏所提中國度量衡以及各種單位的漫無標準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習慣。不能不使受過科學訓練的西洋人驚異。凡在鄉間作過調查的，無不立刻感覺這一種顯著的品性。無怪明氏為我們做化學試驗擔心。這也的確是我們民族的一大缺點。 （五）關於“寸陰是金”，明氏的原題是“不重視光陰”。他指出中國人不寶貴時間，不守時間，耽誤時間，稱我們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時間來耗廢。中國人時間的不經濟與西洋人看“時間是金錢”來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再說對於經濟的三種品性。 （二）關於“撙節”方面，中國農民能儉的本領可謂到家而徹底。凡在農村作過生活程度調查的人，無不理會大多數農民的生活程度已經低得難以再低、中國農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節省與西洋人的講究舒服比較，的確差別極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過於講究清潔和種種暴殄天物近於靡費的習性，在我們看，也未嘗不是一種毛病。 （三）關於“知足常樂”這一點，明氏指出中國一般人在順境裏涸然能優遊自得，在逆境裏也能安之若泰，可謂一針見血的話。對於中國人安常處順的本領，明氏說：“……逆境之來，論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論力知其無法抵抗，唯一的應付方法自然惟有儘量的遷就；只有在遷就之中還可以找到一條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當日固慨乎言之！在我們今日讀之，試問又作何感相？ 最後我們來看關於社會的品性。這一部分是明氏描寫得有聲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國的讀者容易發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對於我們的當頭棒喝、使我們反省的部分。讀這一部分時，我們多少需要一些修養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二）關於“無惻隱之心”，原題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說：“中國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種品性，就是側隱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們對於殘廢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難的人、陌路生人、婦孺以至於牲畜都表現了同情心的缺乏。本來中國現有的一些社會團體和慈善事業，大半是近數十年來的產物。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會我們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關於“言而無信”，原題是“誠意的缺乏”。這一章尤其叫我們讀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民族善於撒謊，大都輕諾而不踐約，認錯的本領和揩油的本領都很大，並且對於孔孟二聖的假裝害病大有可議之處。他所舉出的種種例證，極值得我們注意。 （四）關於“爾虞我詐”方面，明氏指出中國人彼此猜疑和傾軋的態度，甚至於到“一人不進廟，二人不窺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納履”的程度。這在鄉間實在是常見的現象。 （五）關於“愛臉皮”，這是明氏原書的第一章，也是極見精彩的一章。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他觀察的透徹而深刻。 （六）關於“婉轉”一章，明氏也極盡了描寫之能事。他上手就說：“中國人是有婉轉的天才的。我們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沒有這種天才。不但沒有，並且以能夠單刀直入、開門見山自豪。”他又說：“在中國，你也轉彎，我也轉彎，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你不能從一個中國人所講的話裏，知道他要說的究竟是什麼。”又在一處說：“有天才的中國人有一種本領，使你挨了罵還不曉得，使你吃了虧還以為他正在恭維你。這是一種藝術。”明氏幸而是常與心地比較忠厚的冀魯人接觸，若是在江浙一帶，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這最後的“客氣”一章，我認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義的一章。章內所敘述的都是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雖然我感覺到不應當多占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幾點：“中國人善於客氣……我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喜歡稱讚自己的種種美德……東方人大都擅長一種藝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衝突日見其減少，和氣日見其加多，我們便自愧弗如……他們已經把客氣的藝術推進到一種登峰造極的程度……我們西洋人認為不可思議，決非人力所能辦到。客氣本身早就成為生活中間不可須臾離開的一部分，客氣就等於生活，就是生活……中國人客氣的用意，似乎並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個懂規矩與守規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規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無幹。”明氏在他最後的結語裏說：“我們終究得承認，在社會交際方面中國民族畢竟是過來人，有許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我們的客氣固然很注重誠懇這一點，但有時也太老實，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轉而無礙於誠懇真摯的程度，豈不盡美盡善……客氣雖小道，講究起來卻也不易；誰能夠把東西方人對於客氣的見解與方法融通之後，節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嶇的中庸之道，誰便是世界上第一個有福氣的人。”這段話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們過於客氣的中國人考慮一下。 有人以為明氏所描寫的不過是一些社會表面的現象，是一些拉雜的、平常的、膚淺的敘述。我們不要忘記，世間最平常的東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東西。例如日光、空氣和水都是最普通的東西，但也是與人類生活最有利害關係的東西。明氏的貢獻就是他能夠把農村社會在日常生活裏人與人之間種種現象和為我們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實際上乃是左右社會行為的種種潛在的勢力，以莊諧並用而極有力量的文體描寫出來，使每個讀者都能如身臨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認識。這比一般籠統的、主觀的、玄想的、去事實生活很遠的大議論，有價值多了。 例如有人對於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點，曾引中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見義勇為“等說法來辯護。對此，我們要取客觀的科學態度，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仔細地觀察一下。若是我們本能在現實生活裏找到這類行為的表現，那我們也只好認為這是古聖先賢的理想，是一種勉勵人的教訓。明氏是注重客觀的現實生活的；我們在他許多片段的、瑣碎的敘述裏可以發現一般的原則與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種品性、當然決不是為中國民族所獨有，但這些品性在中國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現得特別普遍，在質的方面也表現得特別深刻，因此才成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種特性有它的利點，也有它的弊點。一個民族如何能於其種種特性，設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處，是應加意研究的問題。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東西方人也不能夠彼此完全瞭解。例如中國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產生的種種社會行為，與中國人能享受簡單的理想生活，都不是為西洋人容易體會的。因此在明氏所舉的例子中，有的在我們看來，好像是少見多怪，也就是因為兩個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緣故。 明氏雖然把中國民族種種特性一一提出，卻沒有說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優生學的眼光，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也在這本書裏指出幾個向來為人所忽略的重要問題。光旦先生指出：“中國民族並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雖不衰老，而確乎有許多不健全之處，例如體格的柔韌、科學頭腦的缺乏、組織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發展。這些不健全之處確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對病下藥，元氣便不免要變本加厲地受斫喪，以至於無法挽救。 本書說明瞭中國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與民族性的關係，也指出中國真正的弱點卻在沒有第一等的領袖人才，並且說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衛生的出路裏告訴我們：中國決不是不可為的國家……只要有適當的選擇方法、充分的經濟機會、相當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強有力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出來……優生學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優秀的分子相對地加多，不優秀的分子相對地減少……不瞭解民族健康的精義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個人康健的設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設施，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並且還可以減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後，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辦法。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既因緣于荒年的反選擇的影響，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與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環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經濟生活方面，提高生產能力與力求分配的利便與公允；在社會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與家庭制度的整頓。 我對於優生學是門外漢，不要說什麼外行話。但我得讀這部書稿，獲益甚多，使我對於向來幾個模糊不清的問題得到瞭解釋，對於民族的出路也認識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許多讀者也一定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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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0:55 | |
| Re: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一 ……我力圖說明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外國人，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比如那個可敬的明恩溥先生，他曾著過一本關於中國人特性的書，但他卻不瞭解真正的中國人，因為作為一個美國人，他不夠深沈；還有那個被認作大漢學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試圖表明他實際上並不真懂中國語言，因為作為一個英國人，他不夠博大——沒有哲學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賦予的博大胸懷。 ——《中國人的精神·序言》 二 “腓力斯人不僅忽視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條件，而且還要求除它之外的餘下人類都去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注] 斯特德[注]先生曾經設問：“作家瑪麗·果勒裏（MarieGorelli）走紅一時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麼樣的作家，就有什麼樣的讀者。因為那些讀其小說，沈醉在瑪麗·果勒裏世界中的信徒約翰·史密斯們，把她看作該領域最權威的代表。他們生存在裏頭，活動在其間，從中找到自我。”瑪麗·果勒裏之於大不列顛的約翰·史密斯[注]們，就恰如明恩溥牧師之於中國的約翰·史密斯們一樣。 然而，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間的差別也就在這裏。真正受過教育的人總想去讀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書，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輩，則寧肯去讀些將告訴他想要什麼，以及受其虛榮心驅使而欲事物變成何樣之書。在中國，那約翰·史密斯極想成為一種淩駕於中國人之上的優越者，而明恩溥牧師則為此寫了一本書，最終證明他——約翰·史密斯確實比中國人優越得多。於是，明恩溥牧師自然成為約翰·史密斯非常親愛之人，他那本《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也就成了約翰·史密斯的一部“聖經”。 但是，斯特德說過：“正是約翰·史密斯和他的鄰居現在統治著大英帝國。”所以，最近，我不憚其煩地讀過了那本提供給約翰·史密斯關於中國和中國人觀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個獨裁者（The Autocrata the Break fast 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為兩種：一是算術型智慧，一是代數型智慧。他觀察說：“所有經濟的和實用的智慧，都是‘2＋2=4’這種算式的延伸擴展或變化。而每個哲學命題則更多地具有‘a十b=C’這種運算式的普遍特點。”約翰·史密斯的整個家族，顯然屬於那個自以為是的獨裁者所謂的“算術型智慧”的頭腦類型。約翰·史密斯的父親，老約翰·史密斯，化名約翰·布林，他把自己的命運同“2十2=4”的公式聯繫起來，到中國來販賣他的曼徹斯特商品。為了賺錢，他同中國人約翰[注]相處得很融洽。因為無論是約翰·布林，還是中國人約翰，他們都懂得並完全服膺“2十2=4”的公理。 可是，現今統治大英帝國的小約翰·史密斯卻不同了。他帶著滿腦子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東西來到中國——不再滿足於販賣曼徹斯特商品，還要開化中國人，或者，按他的話說，要“傳佈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結果，約翰·史密斯同中國人約翰鬧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約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開化和影響下，中國人約翰不再是曼徹斯特商品的誠實可靠的好主顧。 他們玩忽商業，心不在焉，卻盡到“張園”去慶祝立憲去了，實際上，他們已變成一群瘋癡狂亂的改良者。 前不久，在辛博森[注]先生《遠東的新調整》一書和其他著作的啟發下，我曾致力於為中國學生編過一本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的手冊。結果，迄今為止，我編來編去，不過是以下這些東西： （一）——人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二）——你信仰上帝嗎？ （三）-—你不在教堂時，信仰什麼？” （四）什麼是最正當的信念？ （五）工作的當然目的是什麼？ （六）何為天堂？ （七）何為地獄？ （八）——何為人類完美的狀態？ （九）——何為褻讀神明？ （十）——何為極惡？ （十一）——上帝創造四億中國人的動機何在？ （十二）——你如何祈禱？ （十三）——在中國，誰是最偉大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傳佈者？ 如果說以上便是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一個真實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論何人，假如他不憚其煩地去閱讀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會否認，以上確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讀過他著作的約翰·史密斯所傳佈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一個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陳述。 最叫人難以理解的是，何以這種約翰·史密斯的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竟然在中國能真正生效？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中國人約翰們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實現中華帝國的輝煌和榮耀。那擁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國文學本是一種無害的空洞之物。 而在約翰·史密斯這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影響下正喧嚷著建立的新型中國文學，外國朋友將發現，它會變成一種無法忍受的和危險的破壞。最終我恐怕，老約翰·史密斯不僅會發現他的曼徹斯特商品貿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還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筆巨額開銷，以供再派出個戈登[注]將軍或基齊勒勳爵去槍殺他可憐的老朋友中國人約翰——那受約翰·史密斯之盎格魯—撒克遜觀念開化而變得noncom Posmentis（精神錯亂）的中國人。當然這是題外話。 在此我想簡明地指出，這就是有理智的英國人所做的事。依我看，這些滿腦子裝著從有關中國人的書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國人，當他來到中國時還能同他必須接觸的中國人長期地和睦相處，那簡直是奇談。對此，我不妨從亞曆克西斯·克勞斯（AlexisKrausse）所著的題為《遠東：它的歷史和問題》這本大部頭書中，取出一個典型例子來加以說明。該書寫道：“影響遠東西方列強的全部問題的癥結，在於鑒別那東方精神的真正本質。東方人觀察事物不僅與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場，而且他的整個思維途徑和推理方式也與西方人不同。那種根植于亞洲人中的獨特的感知，同我們所賦予的感知正相違反！” 在中國,一個讀過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國人，假如他聽從邏輯不通的克勞斯先生的勸告，那麼當他想要一張白紙的時候，將不得不對他的兒子說：“孩子，去給我拿張黑紙來。”我想，為了維護那些住在中國，且講求實際的外國人的聲譽起見，當他們來同中國人實際交往的時候，還是應該能夠拋棄那類關於東方精神的真正本質的胡言亂語的。事實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國人相處得最好的外國人，在中國最成功的人，是那堅持2＋2=4，丟掉了約翰·史密斯和克勞斯先生那一套關於東方本質和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a十b=c的理論的人。毫無疑問，當人們記得在那些過去的日子裏，即在明恩溥寫他那本《中國人的素質》之前的日子裏，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經理如查頓、馬地臣[注]和他們的中國買辦[注]之間的關係，總是那樣的彼此相親且代代相傳的時候，當人們記住這一點的時候，他們會傾向於考慮，在堅持2＋2=4的西方商人與懷著那套a＋b=c的東方本質理論和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的聰明的約翰·史密斯之間，究竟哪一種做法更好？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那麼，吉卜林[注]那句“東就是東，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點道理也沒有嗎？ 那個明恩溥牧師，在談到中國的歷史時說道： 下面，讓我們來聽聽理雅各博士在同一個論題上是怎麼講的。理雅各博士在談到中國二十三個正統王朝的歷史時說道：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貫通的曆史；就其整體而言，它是值得信賴的。 在談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國文學集時，理雅各博士又說：按照我原來的推想，這部巨著是不會出版的。但實際上，在兩廣總督阮元的督察和資助下（還有其他官員的協助），它在乾隆最後當朝的第九年[注]就編定出版了。如此大規模的巨著的出版，顯示出在中國高級官員中有一種公益精神和一種對文學的熱心。而這一點，是值得私慮重重的外國人好好學習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達的意思。即，不僅在東西方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個能鑒賞出中國官員熱心文學的學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師、那個為中國的約翰·史密斯所愛戴的人之間，也同樣存在著許多的不同。 四 現在，要估價那種被稱為在華傳教士辛勤耕耘的學問的高深程度，我們不必拿德國人費希特在他關於《文人》的演講裏，或美國人愛默生在其《文學倫理學》中所提出的高標準來衡量。前美國駐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個公認的大德國學家，然而一個讀過幾本席勒劇本，在某雜誌發表過一些海涅詩歌譯作的英國人，儘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裏被認作是德國學家，但他卻絕不會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稱。可現在那些在中國的歐洲人，只出版了幾本關於中國某些省份的方言錄，或百來條諺語的彙編，就立刻被冠以一個中國學家的美稱。當然，只取一個名目倒也無妨，憑著條約中的治外法權，一個在華的英國人，只要他樂意，隨時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稱為孔子的。 我們已經被引入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在某些人看來，中國學已超越了早期開拓時期，即將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了。在這一階段中。研究中國的人們將不再滿足於編纂字典或諸如此類的搬磚運土性質的工作，而試圖去建構專著，翻譯中華民族文學中最完美的作品，不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論據去評判它們，而且最終論定中國文學聖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學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幾點考察：首先，看看正經歷著上述轉換的歐洲人中，他們的中國知識真實到什麼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國學都做了些什麼；第三，看看目前中國學的實際狀況如何；最後，指出我們所設想的中國學應該是什麼樣的。常言道，一個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像成比巨人更加偉大。但儘管如此，必須承認、那個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將必定看得更加寬廣。因此，我們將站在前輩們的肩上，對中國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個鳥瞰。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我們提出與先輩們不完全相同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希望不要被看成我們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們宣稱不過是利用了我們的方便條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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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0:56 | |
| Re: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臺北，聽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笫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臺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看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衹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衹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臺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瞭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瞭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瞭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衹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衹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長長遠的，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同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同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普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羡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沈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予？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間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於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臺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甯、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系？衹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葯。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葯，我寧願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羡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臺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舖。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裡，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霜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裡有潮濕的黴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凈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 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衹要聲音大、噪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髒、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幾凈和又髒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臺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巨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虱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衹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擡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瞭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瞭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在搞的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是中國人告你。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別注意。特別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一個是，中國人的勤勞美德，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幾千年下來，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現在已不存在。第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像報紙上說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塗，外面還在打仗，敵人四麵包圍。仍照舊舉行選舉！各位都現白，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沒有反對黨的選舉，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游泳，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她衹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証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侯，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衹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証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要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昵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顏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那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於。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臺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沈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系。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體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不衹台灣如此，大陸尤其嚴重。今年(一九八四)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體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衹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衹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同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噗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臺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擡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沖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衹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監》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漿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夥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准。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衹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鑑賞家。 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從不揭露對方陰私，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準不夠，喪失選票。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不但專門揭露陰私，而且製造陰私，用語惡毒。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準，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準，還去怪誰？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使人痛心，選民在排著隊選舉，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有人就問：「怎麼不給我呀？」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現在，常有人講：「政府放寬多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鑑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假畫出籠，真畫家衹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衹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沈思。沒有鑑賞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沈下去之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最後一點，我的感想是：我們中國人口太多，僅衹十億張大的口，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使我們想到，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我們就能鑑賞自己，鑑賞朋友，鑑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 謝謝！ | |
NO:1363_5
| 讀讀樂 於 2002/10/09 22:09 | |
| Re:中國人的性格 (又名"中國人的素質") －０２ | |
劉曉波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洩不滿時的懷舊工具； 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 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像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 每年的10月，中共執政的慶典時期，被輿論界反復渲染的一句著名口號，就是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共的三代核心，其民意支持一代不如一代，毛澤東贏得的是子民們被紅太陽照耀得眼花繚亂，被感動得五臟沸騰，只有狂熱的歡呼。鄧小平贏得的是子民們被小康承諾購買來的擁戴，即便他一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大屠殺，被極端實用主義教養出的惟利是圖之眾，在強權鎮壓和利益收買之下，也保持了犬儒式的聰明和沈默。而最受非議的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除了鎮壓法輪功的轟轟烈烈之外，政績平庸之極，但是他只要稍稍觸動一下中共舊體制，就立刻變成善於駕馭複雜多變的局勢的英明核心。不僅大陸的經濟發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而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允許資本家入黨，作為偉大的理論創新，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欽定為「先進生產力」的人格代表，雖然遭到保守毛派的激烈抨擊，卻贏得國際主流社會及海內外期望政改的精英們的支持。如同毛澤東在執政之初對社會名流們許以高官厚祿，大有唐太祖李世民「天下英雄盡入吾茳」的得意。就連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都不惜把溢美之詞用於江澤民，前前總統卡特也對大陸農村的基層選舉做了「非常好」的評價，並說：「我能來觀摩這次村民選舉感到非常的榮幸。」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想善待人民和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迴圈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鄧小平和江澤民治下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三個有利」的鄧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江學說，比教條而剛性「階級鬥爭」的毛思想，也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特別是「三個代表」的提出，對於中共的自我改造和啟動漸進政改，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也必須指出其負面作用也很大，對於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和遍地腐敗的愈演愈烈來說，無疑於火上澆油）。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而民眾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在愚昧而盲目的群氓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沈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若指掌的知識份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辭彙來為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辭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近兩年，「邪教」一詞正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臺，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臺，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最近，江澤民在接受《紐約日報》採訪時不是也說：在12億人口、還有1億文盲的國家搞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將會□不飽，天下大亂，無益于世界的和平穩定嗎？但是，綜觀現代極權制度和現代自由制度之間近百年的制度競爭的歷史，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無一不發生在極權體制下，蘇聯的二、三十年代的強制集體化，餓死了五、六百萬人；中國的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朝鮮的九十年代所奉行的軍事優先國策，餓死了二百萬人。這樣的大悲劇並不能使獨裁者自我反省和珍視生命，反而被輕描淡寫地說成必要的代價或交學費。而對於民眾來說，越是迷戀於等待明主降臨、乞求專制者發善心，統治者就越不把人的生命、權益、尊嚴當回事，越肆無忌憚地蔑視生命、剝奪權益、踐踏尊嚴。 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雲：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于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像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雲：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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