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在電視台上見到陳總統接受訪問，開宗明義，他所強調的就是「我和李前總統都為了台灣主體」，看他嚴肅的面容，我可以感到他發言的鄭重，回想「228手護台灣」中兩人在苗栗會師的熱烈情況，我完全不懷疑這一「台灣主體」的觀念，在他們展望台灣社會前途上的重要性。

不過，做為一個研究台灣公民意識與台灣史十餘年的筆者，我不免由自己的研究成果裡，感到相當的憂心。憂心的原因是我們都知道，陳總統這方面的志業是接續著李前總統〈以下敬稱李老先生〉的主張的，一如聖經裡「先知」約書亞與摩西的承接關係；然而，對於近來坊間認為愛台灣的，但可能身受陳哲男與張景深蒙蔽的陳總統而言，我擔心他是否有能力洞悉李老先生所謂「愛台灣」的玄機，這不代表陳總統差，試看老謀深算的蔣經國與王作榮不也墜其術中？

本文，是知我主張的友人問我，「是由於在最近的『釣魚台爭議』中，李老先生曾有主張放棄『釣魚台群島』的觀點，竟想自動讓出我們『台灣主權』的一部份給日本，就讓你這傢伙擔心它『手護台灣』的動機麼？」，確實，難免，我知道會讓人如此懷疑，請聽我的理由，這是根據我研究過李老先生著名的各項資料時，因見到過他種種缺乏台灣主體觀點的明白傾向，作為一個關心台灣前途的知識份子，我想自己有責任把我的研究成果呈現在我尊敬的全國同胞與陳總統之前──在陳總統鄭重地宣示他與李老先生共同為「台灣主體」而奮鬥後，才驚懼下迫切提出討論的觀點。
下面，就把我的研究成果，分為「學術研究上」與「個人背景」兩方面來展示我的認知，從而提出我同情、驚懼而迫切的疑問，然後，將在最後「綜合整理」中提出我個人由深入研究台灣史而對如何真正掌握與運作「台灣主體」的建議：

其一、其學術研究損害我「台灣主體性」：

欲探究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之究竟，應該由何處著手？是我首先遇到的問題──我選擇由其當年〈1969〉獲得全美農業經濟學最佳博士論文獎的大作為起點，其原因是，過去，作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老先生，其言詞在國人珍惜「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光環下，往往會被解釋來、解釋去，讓所有根據理性贊成與反對他的人都很難掌握他話語中的真意，因而曾被稱為「老番癲」──要如何研究「老番癲」的真實觀點？我挑選由他早年，也是他最得意的學術研究成就上著手，由此尋索他的「台灣主體」觀點之究竟。下面是我的探究：
其博士論文全名「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流通問題〈1895~1960〉」。是他1968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憑以獲得博士學位的重要著作。〈細讀該論文，或許其錯誤是由於美國當年的「台灣研究」並未臻於成熟，或終究他們不是我們台灣人吧〉

讓我們看其重要的論述根據，是該論文附錄的所謂「台灣農業社會所得會計統計資料之推計方法與來源」一文，他據以編出重要的「農業生產平衡表」、「農家所得與消費平衡表」、「農家儲蓄與投資平衡表」等各表，作為論述的根據；然而，它最原始的根據是所謂

「在所估計的期間，主要統計資料的來源係根據下述政府統計及調查報告：
〈1〉1925年及1931~1932年稻作農家經濟調查，各有樣本50戶，1936~1937年稻作農家支出調查有189樣戶；1950~51年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有281戶農家記帳資料……」

但是他絕未根據學術研究所應注重的思辨態度，審視其所引用的數據。原來該日人調查的選樣，並不是依學術研究的原則處理，取樣對象是由「州廳推薦，總督府選定」，也就是偏於「樣版」，不是專業自由研究真相下所需的「樣本」。進一步言，該論文所根據的31/32年期樣本是：農家經營面積中，平均自耕農為3.36甲，半自耕農為3.43甲，佃農為3.04甲，即該論文所根據的調查對象是平均每戶耕地為3.27甲；我們對比於當年〈1932年〉台灣在日據下的實際農業統計資料，我們卻會發現在1932年項下，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中，農戶耕地不到0.5甲的佔24%，耕地在0.5~1甲間的佔20%，耕地在1~2甲間的佔25%，耕地在2~3甲之間的佔13.5%。總計，耕地在三甲以下的耕作者，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人口中佔82.5%。即，耕地在三甲以上的耕作者，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人口中，絕對居於農戶中不到兩成的少數地位。只能反映農戶中不到兩成的富裕者的生活，不能反映全體農民的慘境。

所以，他據之以得出違背當年我台灣先民所實際遭遇的悲慘境地的，竟認同於當年「強權客體」的日本殖民統治者，作出可悲的錯誤斷言，所謂：

「（1）在戰前耕作者平均之營養需要量已達到叫維持生存水準為高的地步。」

總之，日據下我台灣人生活的史實，是上述「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的境遇，然而，一位高級學術研究者，當年他不是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學生，而是已42歲，曾在農林廳與農復會工作多年，何以仍發生此一嚴重的錯誤？是什麼導致其該著名論文的論述，明顯地背離了我台灣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使嚴格的學術訓練，僅成為具文，深深混淆了在日據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主體」與「日本強權客體」間的實際對立與衝突的情況，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台灣先民當年對「日本強權客體」作出主體抗爭的一貫傳承。那是多麼異於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可敬的陳總統，您知道嗎？

其二、其個人背景與其特殊的「台灣主體性」：

在關懷李老先生的研究中，我們也見到其極不同於一般台灣人的個人背景。其中值得提示的至少有下述幾項經驗：

一是他家庭比別家早許多年已改為日本姓名，在1929年進入汐止公學校時，他就以「岩里正男」之名入學〈在其大著「台灣的主張」中絕未提及〉，在皇民化運動推動之前，先見地，他就擁有了棄絕台灣人身份的特殊「主體性」。〈李登輝新傳，伊藤潔著，白水譯，希望出版社，頁26〉

二是在他以岩里正男之名入學之後，其特殊的「主體性」，在成長的過程中，一面是隨著任職警界，不斷調職於註地而轉學於各地，值得同情的，六年轉學四次，使他不易得到母愛的關切，又不易與同儕交友〈見於「台灣的主張」，頁236〉，其「主體性」顯然不易得到母愛與友情的滋潤，卻又在公學校〈台灣人唸的小學〉擔任班長時，遇到了日本人教師的苛待，所謂：

「『……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須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頁89〉

入學之初，就已改日本名了，與大多數台灣人的漢姓不同的他，當時身為班長的他，在那人格成長的階段，遇到這樣的無理打擊，會發展出怎樣躲避現實的「主體性」？
再看，後來，經過他傾向唯心論的中學校時期，進入高等學校後，他對於自己終於同化於日本同學而感到非常愉快的自述，所謂：
「戰前的舊制高校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高年級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先痛毆一頓。然而，事後，卻帶我去咖啡店，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愉快。」〈李總統登輝先生言論選集，中華民國79年1月至12月，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47〉

相對於當年台北高校其他台灣人高校生的觀感，所謂：
「當時就讀台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他們仗恃著錄取名額保有絕對的優勢的特權，加上父親位居高位，在學校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勢凌人的氣焰，實在令人消受不了。他們明顯的對本省子弟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蠻荒土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人不禁想起『大陸浪人』的作風」

「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們這些紈絝子弟，仗著自己是高官權貴，平日荒疏課業，一旦要考試了，不免要臨時抱佛腳，於是就要命令我們幾個功課好的同學，義務替他們『加工』，為了不使這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表面上只得敷衍搪塞一番，甚至連日本『古文』也要我們教他……」〈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曹永洋執筆，頁72、74〉

在那樣的情境下，竟然「實在非常愉快」，又是怎樣不同於常人的另類「主體性」發展？那是我們今天台灣社會所關注的「台灣主體性」嗎？

三是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他，不只曾浸淫於唯心哲學，推崇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在戰爭末期，更深受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在「皇民化」與「南進」口號下，緊跟著統治者否棄台灣本土社會的教示前進──其中最受注意的表現，應該就是他在接受「皇軍」砲訓前，獨樹一幟地，志願進入最辛勞危險的「步兵」兵科〈台灣論，小林善紀著，賴青松譯，頁24〉。此時，「皇民化」與「南進」的基本概念，是逼使我先民透過其設計的民族自卑心態，一面產生只有為「天皇」一死，才能成為真正日本人的結論，另一面，則經由該自卑感鼓勵以「南進」澈底否棄其視為落伍的本土傳統社會，其目的，是要我台灣人大量犧牲在南洋戰場上，讓日本人能重新實現1895年日軍在台未能實現的「台民攘逐論」的目的──順利移民，佔我台灣。所謂：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驅體裡 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 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 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 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 當勇敢赴死於沙場 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 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 」〈日據下皇民文學得獎作品「道」，高山凡石﹝陳火泉﹞著，〉
「他……批評台灣人中的皇民派的想法的，他說他們捨去了自己的歷史，丟去了自己的傳統，只希望皇民化，想求子孫的幸福。可是外形的皇民化，雖然做到了，但剩下的血的問題要怎麼辦？恐怕日本人到那個時候，會說如不把血液也換過，不是真正的皇民吧！……加之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想起皇民化運動，確實是個抽去台灣人的脊骨的政策。…可是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被其麻醉的不過是因名利而暈迷了眼睛的一小部分的台灣人，……」〈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

這位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李老先生，是否難怪有其異於常人的特殊「主體性」？

其三、綜合整理與建議：

以上，已陳述了李老先生在「台灣主體」上，異於常人的特殊傾向。
陳總統與在群眾運動中，不由自主地，我們伸出手共同歡呼的廣大民眾們，試問，是否知道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是如此的「不凡」形態？
下面，我要根據研究成果，先整理上述問題，再提供建議：

一、學術方面：

以學術言，他有學術的光環，卻並沒有學術研究的充分審慎。
對於此岸，他的學術研究，以護衛日本為要件，把日本妝點成為台灣的祖國，他的一切以捍衛這祖國為目的。相對於此，他已習於以琅琅上口的「愛台灣」為包裝。所以，他絕不會懷疑上述日本官方調查資料的可靠性，他已建立了自己的「信念」──他咬定台灣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為模範殖民地。
他對彼岸中國的理解，是停留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為求革命而批判的時點上，似乎完全不曾理解中國自古以來早有自然辨證，物極必反的觀念；也不知近代中國的思想巨擘梁啟超曾對那一代的年輕知識份子高舉其令人動容的「自我批判」的浪漫情懷──所謂「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作為啟蒙運動的動力之意義；更不思考到，在時間的巨流裡，1920年代前後大革命時期以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只是個歷史辯證發展時的一個反命題，其後，必然將由「反」的階段，逐漸進入「合」的階段，歷史就有轉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風貌之可能性。

對於日本的理解，相對於前述對中國的輕視，他是過於高估日本的，以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接近同時的中國「自強運動」，比較起來，何以日本遠為成功？許多人都接受了類似李老先生輕蔑中國人的觀點。結合戰後的日本復興又遠在中國與台灣之前，更是加強了這種輕蔑的強度。然而，事實是什麼？事實是鴉片戰爭先發生在中國，美國使節為爭取市場的經濟原因向日本示好，一再警告鴉片之大害；結果中國從此落入不能禁毒的不平等條約中，日本雖也在列強威脅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但是不僅絕對有禁煙條款，並且後來成為在華最大的販毒者；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英、美意圖引東方的日本阻止俄國南下爭奪中國的經濟利權之類，不但給與貸款，給以戰時情報的援助，並且在日本無力再戰，而俄軍卻仍欲對抗時，由美國出面主持和議，使他才能有日俄戰爭的慘勝等等，皆是重要的史實。他是過於高估友邦那所謂「已不存在於日本而存在於台灣，神話似的『日本精神』」了。
因此，他的學術訓練，他的判斷，雖然看似為台灣帶來一時的興奮，如果放進真正常遠的歷史巨流裡，不論是理性或感性方面的發展，都對我們所共同關注的「台灣主體性」，難有真正的幫助。

二、身世背景方面：

以人生經驗言，他的經驗真是「太不凡」。
像他一樣的，我台灣先民在1929年就取得日本姓名，把自己台灣姓氏廢棄的情況太少、太少。自幼隨父親調職而轉學，小學六年轉學四次的經驗，作為已改名的、日據下的「警察大人」之子，加上他曾經受到日籍教師苛待，但是，顯然無可奈何的、缺乏友情滋潤與撫慰的他，在當年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上是承受了異乎常人的艱辛。直到後來，進入高等學校，他曾描述「曾被高年級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先痛毆」，那是被台灣文學大家指為「蹂躪人權」的、「非常粗暴」的「戰前舊制高校」，那真是值得同情的遭遇，然而，如前述，他竟似完全接受了那粗暴的「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當他終於轉折，改口稱「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愉快。」時；那真是多麼太不凡的經驗！

我們知道，在皇民化運動裡，其目的是要塑造深度自卑的島人〈台灣人〉與崇高的皇民〈想像的、理想的、充滿著日本精神的日本人〉，所謂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驅體裡 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 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 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 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 當勇敢赴死於沙場 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 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 」

就是他們設計的氛圍；我們不知道，身世與常人顯著不同的李老先生，對此氛圍是否比別人受到更深的影響？不過，由他曾經表示志願進入最危險、最辛勞的步兵服役，及在其日本友人面前強調在台灣還保存了一種在日本已消失的「日本精神」上看，可能他身上確實存在著「皇民化運動」時代自大的，那種心懷「膺懲支那」「鬼畜英美」的「日本精神」。

三、一個來自理性研究的建議：

友人問，李老先生與我們牽手時，他的「偉大目的」是什麼？陳總統是否和我們一樣不知道？一如不知道他身邊的陳哲男與張景深的心思？一如蔣經國不知道當年李副總統的心思？──我也不知道。
然而，我卻要提出根據前述研究而來的建議，略分為下列數點：

〈一〉 獨立思考──用正確的求知態度檢視：
今天是個知識爆發的時代，近年政治解嚴，社會邁向多元化後，社會環境與學校教育都自然形成合適獨立思考的情境。
我們社會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下，國民教育程度一向不低；自1990年前後，政府接受了社會各界要求，在教改政策中列入了增設高中大學的部份後，我們台灣的國民教育水準的繼續提高，可說更是可以預見的。

在這種高教育水準的情形下，我建議每位關懷我們社會發展的朋友，儘量不要放棄自己獨立地思考權利，因為，就像前述，我們指出那榮膺1969年全美最佳農業經濟學博士論文榮銜的李老先生，他所犯的錯誤，如果我們真的關切，其實並不難發現。
為什麼，我們在民主時代，要放棄自己已經作為主人的權利，不肯獨立思考？只是習於背誦「權威們」給我們的答案？甚至，在顯然地，「權威者」的說法在理論與現實中，已出現了矛盾之後？例如：李老先生堅持主張「釣魚台群島是日本的」，如何與其高倡的「手護台灣」的「台灣主體」口號共存？既使有台聯黨人以低姿態表示，那是需要交換日本在國際社會的援手，來為他解說，但是，具有國際事務常識的我們都知道，國際交換應是以對價而銀貨兩訖的方式進行，李老先生應該不陌生，當年〈1970~71〉釣魚台群島曾因聯合國稱其海域大陸棚豐藏石油，其礦藏至少相當於中東地區油藏量〈1970年6月21日，中央日報〉與當地每年漁獲量可觀，是宜蘭地區漁民的傳統漁場，而成為台日雙方主權強烈爭議的對象，那是當年青年們熱血沸騰地投入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主要原因──他老先生由日本方面一定可以取得的對價是什麼？

獨立思考吧，有高教育背景的台灣人，真愛台灣就要常運用我們的獨立思考，因為，日本學歷或美國年度最佳經濟學論文都不能保證他的美好言論正確無誤！

〈二〉認清歷史的事實──讀書與討論

認清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是我們獨立判斷的基礎；認清來龍去脈，使我們不會輕下判斷。我們要認清事實，不要唱衰台灣，也不要唱衰日本，美國或中國。我們應該多讀書，多討論，認清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建立我們獨立判斷的基礎。

李老先生高估日本的崛起，其歷史的事實已如前述；現在我們就再看戰後的日本是何以能迅速經濟復興？真又是李老先生所強調的「日本精神」的大成就嗎？據我所知，其根源實主要是由於美國恐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大蕭條，將因缺乏足夠市場的災難而再度出現於戰後，

所以，雖然，戰爭中美國曾經瘋狂的仇日，例如，1944年，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贊成毀滅日本；戰後，還有種族主義的參議員比爾波寫信給麥帥主張普遍為日本人行絕育手術，羅斯福總統，甚至，一度對於把日本人與南太平洋土著混血，或將之施行優生手術以去除其野蠻天性，表示興趣〈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邁可•沙勒著，郭俊龢譯，金禾出版社，頁9、10〉；

但是，當年美國的佔領軍除了應付盟國對於廢除日本軍備與審判日軍戰爭罪犯的要求外，就像他在德國的計畫一樣，很快把復興經濟成為其在日本重要的工作項目。換言之，戰後日本經濟快速復興，應該絕不是那已不存在於今日日本的「日本精神」所致。換言之，這段史實應是與明治維新的日本崛起一樣，在於它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必然關係，即其往日的成功，最主要的，並不是由於擁有坊間自卑者所強調的「偉大的民族性」或「日本精神」。

相對地，我們再來看關於戰後中國的發展，史實是什麼？李老先生口中說的
「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雖有進展，但中共的心態和作法，與過去並無不同。」〈見「台灣的主張」，頁47〉

又似乎鐵口直斷，是沒有討論餘地的判斷，真的中美關係繫於貧弱中國的主動作為；其實，真正的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其史實是自抗日戰爭發生起，就是美國以「自備載具」為名，仍然不斷以戰略物資與日本進行貿易；當時，.歐洲戰事尚未爆發，珍珠港仍是以避暑勝地著名，貧困的中國獨力對抗侵略，北鄰蘇聯是唯一以空軍志願軍伸出援手的國家；1941年6月德蘇開戰，俄志願軍撤走自保；7月日本封存英美在中國淪陷區與東北資金，8月美國空軍志願軍在昆明成立，至12月珍珠港事變後，才對侵略者日本宣戰。戰局初期，美軍失利，至1942年中途島戰役扭轉頹勢後，在翌年初的卡薩不蘭加會議前，傳出美國主張設置戰後太平洋緩衝帶，國際共管，台灣包括其中〈見於美國「生活」、「時代」、「幸福」三雜誌聯合出刊的「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引起台灣人李純青在中國著名的「大公報」發表「中國必光復台灣──台灣是老淪陷區」的著名社評，反對美國將台灣視同一般殖民地處置……；上舉是一般史書所不見的部份史實〈其他還不少，不贅〉

試問，這怎是他那過份簡單的斷言所能涵蓋的史實？不知這類種種複雜的史實，我們怎能由歷史中得到充分的經驗與教訓，來共同充實與完成我們的「台灣主體」？因而，我的建議是多讀書，多討論，不要讓台灣與中國先民，甚或美國與日本人真實的血淚經驗白白浪費！

〈三〉 請勿輕蔑、要尊重對手

雖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銘言：「存在即合理。」
但是，如果我們真希望充實「台灣主體」，不希望它只是個讓人怦然心動以至血脈憤張的情緒口號，請不要像已被濫用的「愛台灣」一詞一樣，常常掛在嘴邊，只把他們用在審慎思考之後。因為濫用會流於輕蔑，輕蔑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錯誤，引起親痛仇快的結果。

換言之，李老先生當年怒罵「千島湖事件」的彼岸，確實可以有足夠理由，都很正確。但是，自許極有學問與精神修養的，高倡「心靈改革」的他，以輕蔑的言詞，像「野蠻」「鴉霸」「空固力」一類語言表達，就太輕蔑了。因為，轉而推想，如果未來的史家把這樣的無修養的輕蔑與後來李老先生任職總統期間的兩岸緊張，作持續性的解讀，因而完全否定他在處理兩岸緊張關係上的誠意，因而追問，他所一再高舉的「愛台灣」，竟然不值得他為之犧牲一些輕蔑，堅持一份穩重麼？

那在他所口口聲聲的「愛台灣」或「台灣主體」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常常把動作拉大，把輕蔑當成對中國表現「台灣主體」的方式？對於日本甘心「放棄」蘊藏豐富石油的釣魚台，對於美國則公開稱「要抱美國大腿」，並且似乎以為不管用什麼方式抱之，都是萬無一失的，如此地輕蔑自己？

根據我的研究，自尊應該是主體性的根柢，輕蔑對手，無論對象，都有削減自尊與真正主體性的結果，因為，「存在即合理」，對自己成立，對對手也成立；一隻指頭指向對手，真的有幾隻指頭指向自己，極有修養的老先生會不知道嗎？誤把「輕蔑」對手當成自身主體性的增強，把巧妙的輕蔑當成是了不起的智慧，其後果將是太輕鬆得來的成就易於自滿，易成習慣，將使真正的台灣主體得不到充實，得不到它必要的強力支持。

結語：

本文論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是我對於接續在刊出「也與李院長商榷教育改革」一文後，針對教改失敗後的「教育重建」問題提出的批判，本文的寫作，除了因對於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觀點，實在無法容忍而提筆外，更由於看到不只李老先生自居為聖經中的先知摩西，陳總統自居於其繼承人，並且，其繼承竟也接受了李老先生誤以輕蔑對手為自身主體性的彰顯方式，例如，他在當選總統後，接見落選者連戰時的輕蔑表現；及其夫人在此次國民黨313活動前，譏諷擁藍者「只有小貓兩、三隻」所表現的輕蔑，都是如出一轍；真是更讓我感到自己本文，所提示他缺乏「對歷史的認知」、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以至於缺乏「尊重對手的態度」的種種，建議或可作為未來我們社會從事台灣教育重建工作時，可以考慮的基點。

To 泥土先生：
建議閣下下次還是用正常一點的方式自我宣傳吧! 這種重覆貼文的方式可是很有可能被認定為『惡意灌水』的貼文喔! 對於閣下的大作，敝人有一些粗淺的想法，請教泥土先生。請問：

閣下上開前文所指的『日據殖民統治下』的『強權客體』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者』?

閣下所謂的『日據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主體』為何?

閣下提到李前總統「深深混淆了在日據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主體」與「日本強權客體」間的『實際對立與衝突』的情況，那是多麼異於『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

那麼，請問，閣下所謂『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是取樣標的範圍為何?

敝人不了解閣下心目中所關注的『台灣主體性』到底為何? 也因此，敝人也不了解閣下希望從李前總統身上理解或者體會怎麼樣的『台灣主體性』?

敝人只知道，李前總統對今日台灣人的『台灣主體性』意識的萌發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無比的『關鍵性角色』。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台灣人應該是緬懷與感謝，他在台灣歷史上所應有的歷史地位，而不是像閣下將目光集中在李前總統數十年漫長歲月中挑剔他個人的雜言瑣事…

您所質疑　

《《「深深混淆了在日據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主體」與「日本強權客體」間的『實際對立與衝突』的情況，那是多麼異於『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
那麼，請問，閣下所謂『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是取樣標的範圍為何? 》》

可能我文字表達不清，請原諒，此敬答如下：

您所提問「『常人』是取樣標的範圍為何?」

我所引的日本官方遺留下來的資料，是平均的每人的境況，

即我文中的所稱史實者

《日據下我台灣人生活的史實，是上述「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

及我的研究成果

「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在戰前耕作者平均之營養需要量絕未達到較維持生存水準為高的地步。」

也就是如辜家之類〈也很值得同情〉的台灣人只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人都很悲慘。

在其中，當時「台灣人的主體觀」，是物質與精神混沌的，源自生命自我延續的追求的，所以蔣渭水先生那篇著名病歷診斷書，有「營養不良」四字，這是當年官方資訊封鎖，只有醫生由廣大病患身上才能認知到的普遍實況。

人們往往把他們不瞭解的對象視為敵人, 更時常把敵人「妖魔化」
其憎恨與輕蔑也就常常是緣於無知
我聽過一個故事, 如果說錯了請大家更正
話說鴉片戰爭打到一半, 道光皇帝派其表弟奕經為將軍準備收復寧波
奕經是個著名書法家, 唯一的軍事訓練是打獵
大將軍出征, 旁邊還跟了一屁股的滿清貴族
他們認為英國小小蠻夷, 見了大清國的鐵騎必然屁滾尿流, 我們怎麼可能會輸 ? 不可能 !
於是出征之後還天天吟詩作對
甚至在作戰的一個月前, 就已經有人畫好了清軍凱旋歸來的圖畫
結果是清軍大敗而歸, 那幅畫當然也就沒有機會獻給皇上了

(註﹕「感到相當的憂心」和「才驚懼下迫切」語出泥土。)

1. 輕蔑句型(因為開欄文特別強調這點﹐所以在此列為第一條)﹕

例句一﹕「我擔心他是否有能力....」(泥土語)
例句二﹕「所謂「愛台灣」的玄機....」(泥土語)
例句三﹕「竟想自動讓出我們『台灣主權』的一部份....」(泥土稱引泥土友人語)
例句四﹕「因見到過他種種缺乏台灣主體觀點的明白傾向....」(泥土語)
例句五﹕「....(他)憑以獲得博士學位的重要著作。〈細讀該論文，或許其錯誤是
由於美國當年的「台灣研究」並未臻於成熟，或終究他們不是我們台灣人吧〉」(泥土語)

例句﹕「他對彼岸中國的理解，是停留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為求革命而批判的
時點上，似乎完全不曾理解中國自古以來早有自然辨證，物極必反的觀念；也不知
近代中國的思想巨擘梁啟超曾對那一代的年輕知識份子高舉其令人動容的「自我批
判」的浪漫情懷--所謂「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作為啟蒙運動的動力之意義；
更不思考到，在時間的巨流裡，1920年代前後大革命時期以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可能只是個歷史辯證發展時的一個反命題，其後，必然將由「反」的階段，逐漸進
入「合」的階段，歷史就有轉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風貌之可能性。....」(泥土語)

例句﹕「這位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李老先生，是否難怪有其異於常人的特殊「主體性」？」(泥土語)

旁註﹕這句話主要有三個問題﹕
1. 推論莫名其妙。(邏輯異常是典型中國食古不化文章特色)
2. 誰是常人﹖常人指的是文盲嗎﹖
3. 改用日本姓名是臺灣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常有的事。

開欄者質問「那在他所口口聲聲的「愛台灣」或「台灣主體」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麼？」

我想﹕「愛台灣」或「台灣主體」的內涵就是不要和那些否定臺灣､打壓臺灣生存空間､
飛彈對準臺灣､阻礙臺灣民主自由社會正常發展､並聲稱臺灣是中國一部份､不放棄武力侵略臺灣､
並漠視民主自由人權的中國人同鼻孔出氣﹐這個簡單道理不用讀書討論也能懂。
不過如果是守舊而不重視人權自由的中國主義者﹐當然是怎麼也聽不懂。

兄胸懷呈現自已『研究成果』的責任，對『根據學術研究所應注重的思辨態度』念茲在茲，亦旁引數據佐證已見，想必早經『嚴格的學術訓練』，將自已的『研究成果』設定為以『同一研究領域的學界人士』為主要說明對象，既然如此，那麼，以兄對此一學術領域篤力之深，要向對此研究領域僅屬一介門外漢的敝人來說，自屬輕而易舉才是! 敝人先前在拜讀閣下大作之後，對於『做為一個研究台灣公民意識與台灣史十餘年的』泥土閣下充滿敬意，只是，心中確有些許疑惑，從而，於前文既已提出疑問若干，勞請兄不吝釋明。此乃敝人提問之初衷，合先敘明。… ^_^

首先，敝人曾於前文中首先請教泥土兄「上開前文所指的『日據殖民統治下』的『強權客體』是否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者』? 」乙事，而未見泥土兄回應，敝人揣想，不知泥土兄是否認為此乃文義上當然之事，故而略過? 既然未見泥土兄就此說明，那麼，敝人有些粗淺想法，願與兄分享。

由於兄未曾釋明，兄所謂的『日據殖民統治下』的『強權客體』是否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從而敝人也就暫行揣想，兄所指的『強權客體』就是在指涉『日本殖民統治者』。當然，畢竟，敝人並非『研究台灣公民意識與台灣史』者，自不知該領域之研究者對於諸如『客體』等名詞概念是否均有如此的『學術慣例』上的思考? 只是，淺見以為，即使兄欲以『台灣人主體』或『台灣人主體意識』作為研究方向，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間的台灣社會為研究區間，兄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稱為『強權客體』一語就令人不解!

簡言之，對於當時生活於台灣社會中的不特定台灣住民，或可籠統概稱為『台灣人主體』，然若如兄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稱為『強權客體』，似有待斟酌! 淺見以為，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稱為『統治主體』較妥，或者，類似兄的說法--『強權主體』亦非不可…

>我所引的日本官方遺留下來的資料，是平均的每人的境況， 即我文中的所稱史實者 * * * 及我的研究成果 * * * 也就是如辜家之類〈也很值得同情〉的台灣人只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人都很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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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敝人於前文的提問內容是：「閣下提到李前總統「深深混淆了在日據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主體」與「日本強權客體」間的『實際對立與衝突』的情況，那是多麼異於『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 」 那麼，請問，閣下所謂『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其取樣標的範圍為何? 」

或許，敝人前開提問問的不夠清楚，所以導致泥土兄有所誤解，從而作了與敝人原先所想要問的問題無直接相關的回應內容。敝人於此再為陳明，敝人想要問泥土兄的是，既然兄認為李前總統的上開學術論文內容，與『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有異，那麼，請教泥土兄，兄此處所謂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是以何時期的『常人』作為『取樣標的範圍』? 或者說，至少得以形成兄上開結論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觀點』是如何得來的?

>在其中，當時「台灣人的主體觀」，是物質與精神混沌的，源自生命自我延續的追求的，所以蔣渭水先生那篇著名病歷診斷書，有「營養不良」四字，這是當年官方資訊封鎖，只有醫生由廣大病患身上才能認知到的普遍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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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請教泥土兄，兄上開描述的『台灣人的主體觀』的內容，除了兄所形容的『是物質與精神混沌的，源自生命自我延續的追求的』這種形上之說之外，是否在當時已經有所謂的『台灣人的主體觀』一詞或者類近的用語出現? 抑或是後世史家所歸納添附之詞?

又，兄以『蔣渭水先生那篇著名病歷診斷書，有「營養不良」四字』來證結兄對當時台灣 (或台灣人) 的普遍實況』，不知兄是否在指涉，蔣渭水先生那篇病歷診斷書是在證諸兄所提及的史實、研究成果中所說明的『台灣人 * * * 絕大多數人都很悲慘』的這種意涵在?

>至於，您所詢及我的人生，小人物，只是有點堅持與理想，而人生曲折與挫敗，都逐漸要沉澱下去了吧。唉，讀書人一聲常嘆，只是不甘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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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兄對於李前總統的不以為然溢於字詞之間，觀文者誰人不知? 不管怎麼說，此乃兄的個人自由…
只是，敝人對於泥土兄將自已的關注目光集中於李前總統數十年漫長歲月中，去挑剔他個人的雜言瑣事的為文風格不以為然，也因此才會在前文末說出『人生，不論是哪一個階段，都是苦、樂、悲、喜的綜合體… 李前總統，作為一個人 —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亦復當然! 當然也會面臨他個人的成長歲月，有何足以令閣下如此驚奇? 莫非閣下生平總是一成不變，際遇、心境如同古井一般，不曾嘗有酸、苦、甘、甜? 閣下成長過程從未經歷心境轉折? 倘若真是如此，那麼，閣下不是太幸運，要不然就是太悲哀…』這樣的感慨而已! …

無論如何，泥土兄誤會敝人本意了，敝人對兄的『人生曲折與挫敗』並無興趣!

你會相信泥土老兄的看法，我一點也不意外! 至於究意是誰有『偏見』，只怕也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不過，不知道你老兄所謂的『不應該輕易地服從權威, 在思考台灣的前途時要更審慎一點』這句話倒底是想要說些什麼啊 ???

我們就以你老兄自已說的一句話來彼此共勉吧 … ^_^

哪天希望能看到你寫連戰的文章, 看看連戰的台灣主體性是如何, 以及他是如何騙過李登輝的 ?

其實作者有一個盲點, 他不願承認人是會變的, 竟然用一個人幾十年前寫的文章及身世背景來批評!?

我寧願說李前總統是一個會隨時檢視自己定位的人, 並且會隨時調整, 最重要的是他會思考未來必須要朝哪個方向走才對, 並且力行不悖.

至於「請勿輕蔑、要尊重對手」的訴求, 我只覺得作者為何不先提「對手」先前的輕蔑, 反而倒果為因了呢?

你又跟過來了啊 ?
你好像千方百計要引起我注意
好啦 . . . 我注意到你啦 . . [伸手做摸頭狀] . . 乖乖自己去玩好嗎 ?

不必理會那見周公的。

我沒去過中國，我不曾與從彼岸來的人，我只讀過台灣所常見的一些書，我沒有資格批判或辯護。
當然，我也關心的，不過，我對偌大的中國，不以為自己能掌握而來判斷。要我談只能很籠統地說些印象，例如，中國若和歐美求一樣的現代化，全世界必是資源的爭奪戰，污染也極可怕，但我不知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何特色，其「不爭霸」的觀點是否有新的詮釋，諸如此類，我知的太少，所以不想談。請原諒。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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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 先生：

您請想想，連戰那有李登輝的歷史地位？
此外，李老先生的「輕蔑」，最可悲的是他的「輕蔑」對手，竟「輕蔑」到了把自己弄垮國民黨的暗步自行曝光，我很欣賞他的本領，可悲可悲，不知是否由於皇民長久有「現人神」能「八紘一宇」的鼓舞，有「武運長久」、「膺懲暴支」、「鬼畜英美」的使命，所以澈底輕蔑全世界？

他似乎沒有想到，如果國民黨中死忠的人也以其人之道，混入民進黨陣營，則我們台灣的悲劇將何時止息？
他有沒有想到，其繼承人陳總統，與他父子相稱，連、宋兩人在李老先生得意之餘恨未消，怎能不懷疑李老先生的高徒的「誠信」？

我真的不是找他麻煩──這真是我們台灣人命定的悲劇！？

我沒去過中國，我不曾與從彼岸來的人，我只讀過台灣所常見的一些書，我沒有資格批判或辯護。
當然，我也關心的，不過，我對偌大的中國，不以為自己能掌握而來判斷。要我談只能很籠統地說些印象，例如，中國若和歐美求一樣的現代化，全世界必是資源的爭奪戰，污染也極可怕，但我不知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何特色，其「不爭霸」的觀點是否有新的詮釋，諸如此類，我知的太少，所以不想談。請原諒。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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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 先生：

您請想想，連戰那有李登輝的歷史地位？
此外，李老先生的「輕蔑」，最可悲的是他的「輕蔑」對手，竟「輕蔑」到了把自己弄垮國民黨的暗步自行曝光，我很欣賞他的本領，可悲可悲，不知是否由於皇民長久有「現人神」能「八紘一宇」的鼓舞，有「武運長久」、「膺懲暴支」、「鬼畜英美」的使命，所以澈底輕蔑全世界？

他似乎沒有想到，如果國民黨中死忠的人也以其人之道，混入民進黨陣營，則我們台灣的悲劇將何時止息？
他有沒有想到，其繼承人陳總統，與他父子相稱，連、宋兩人在李老先生得意之餘恨未消，怎能不懷疑李老先生的高徒的「誠信」？

我真的不是找他麻煩──這真是我們台灣人命定的悲劇！？

您似乎並不清楚民主政治的真義。我幾乎可以相信﹐現在就有國民黨中死忠的人混
入民進黨陣營，想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假如民進黨不能察覺﹐甚至重用這些
人﹐那代表什麼﹖那代表民進黨已經認同這些人的國民黨思想﹐已經不是原來的民
進黨理想﹐一個徒有民進黨外殼﹐裡面卻是腐敗的傳統中國醬缸思想的政黨﹐理應
遭到人民選票的唾棄﹗誰能保證將來民進黨不會這樣﹖君何如此厚愛於民進黨﹖

拜讀大文，承您一再費神回應，再謝。

所提問部份，細讀之後，我時間不多，難以盡答。
不過，您對於我所提的史實各方面，您似尚能接受，我想，我的觀點應該已與您差距不大。然而，為更犁清之，敬答如下：

《《簡言之，對於當時生活於台灣社會中的不特定台灣住民，或可籠統概稱為『台灣人主體』，然若如兄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稱為『強權客體』，似有待斟酌! 淺見以為，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稱為『統治主體』較妥，或者，類似兄的說法--『強權主體』亦非不可…》》

我認為我「台灣人主體」觀點，不能捏造歷史，但是可以，也應該改變日人或純統治主體的觀點，所以我拒絕用您所謂的『強權主體』來表達日據下的日本殖民統治，而改稱「強權客體」；換言之，此說的意義，可以用1944年日本台灣軍司令安藤利吉談論其對台灣人之忠誠度深度懷疑的內部談話為旁證：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出版社，2000年出版，頁65。該書即在王育德著，自由時代出版「苦悶的台灣」內所引據的，譯名卻是「台灣記實」一書，而非「台灣不可欺記」●

我以為在戰爭末期您所稱的「強權主體」，已露出了實在只是居於「強權客體」的地位。

以上缺乏時間，只能簡答，恐難副先生的雅意，此請原諒。

敬此再謝您的光臨。

您上本欄已久，但一直因所及，似乎並無討論的意思，所以未能回應，很抱歉。

不過，經拜讀貴多篇貼文，我想還是有必要對貴文作一次簡要的回應，以符雅意。

首先，您將拙文區分為各種目的，不知是否是一種習慣，很少見，幸會、幸會。
不過，有聽人說過一句話，叫做「七寶樓台拆碎了不成片斷」，當然，拙文不是「七寶樓台」，不過就您將拙文拆解看，我是有些受寵若驚了。慚愧慚愧，我將來一定更要勉勵自己，以符先生之雅意。
不過，同為讀書人，我又真覺得您如此工夫，為我而糟蹋時間，真過意不去。
其次，您處理拙文，在NO:256_13中有所謂：

《《3. 改用日本姓名是臺灣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常有的事。

如此邏輯錯亂和偏頗寫文的方式﹐在本欄例子很多。例如﹐為了壓低日本時代(藉以拉抬中國時代吧)的臺灣境況﹐就把戰後各國普遍的物資缺乏､肺炎､營養不良等等現象﹐刪剪營造成為臺灣的獨特現象。》》

似乎您沒看清我的敘述是

「這位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李老先生，」，

對比日本治下「常人」在1936以後的皇民化運動中才改日本姓名。李老先生竟在1929年就已改了。
至於您所稱

《《就把戰後各國普遍的物資缺乏､肺炎､營養不良等等現象﹐刪剪營造成為臺灣的獨特現象。》》

我文中何嘗有談「戰後」？我原文是

「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

您怎麼會看成是「戰後各國•••」？

我想您大概是累了，就像我現在一樣，真累了，再寫也要出錯了。我要休息了。

泥土敬白

最後，關於政治立場問題，我覺很無聊，「愛台灣」沒有人能專利或壟斷，如果我上網的文字能夠引起人們反思，在我們的社會裡，不論結果是增加些有實力的敵人或同志，我相信對於台灣都是好的。否則，豈不我們台灣人都像溫室裡的花朵或只知用自己擁有的特權或小本事，在小圈子裡稱霸，那如何能真的在波詭浪譎的世局中保護我們的台灣呢。

拙文所談

「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

並不止於.firstworldwar，所以您所強調的1918年的瘟疫與我談的史實無明顯可對比相關性。
尤其，依社會生產進步與人們的壽命增長，原應是正相關的，一起成長。而日據下竟呈負相關，生產進步，台灣人的壽命卻不升反降，這才是我要指出的悲劇意義。

泥土敬白

看不太懂,意思是說中國因為不追求與歐美一樣的價值觀與社會建構,所以想當然的不採取現代工業資源的爭奪?好像不是這樣喔
應該說中國本身的社會條件不足以構成現代工業環境還差不多,然而,目前中國對於自然環境的危害,以及沙塵暴的存在都是因為過度開發且欠缺環保概念所致,我想不是中國不願意工業化或爭奪資源(這怎麼可能呢),而是外來力量建構基礎工業力量的基礎上,能開發多少就開發多少才對

有許多工業化國家的自然環境都比中國維護的更好啊,而且不要以為農業國家對於土地本身就沒有傷害

泥土先生好像對於李登輝讓國民黨現在的無力化或說弱化有很大的反感,並以道義標準去論斷之,不過既然李氏在泥土先生的眼中是個日本間諜(我用了一個較溫和的字眼),來解釋其台灣主體論的不可信賴,我想了解的是:
李登輝所稱的台灣主體性價值,撇開他個人的經歷如何如何下流亦或日本如何如何混蛋,其問題在哪裡?

日本對於台灣是個客體,於今之眼光來說並無不當,但是試問台灣主體在泥土先生眼中在何時能做為一個界定標準?請問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來說是個主體性的存在嗎?

既然兄的時間不多，那就請兄直接『簡答』敝人所提問的實質內容，無需旁論其它…

>您對於我所提的史實各方面，您似尚能接受，我想，我的觀點應該已與您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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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敝人於前文所說的，兄「對『根據學術研究所應注重的思辨態度』念茲在茲，亦旁引數據佐證已見」，而且，對於「台灣公民意識與台灣史」這個研究領域來說，敝人不過是一個『門外漢』而已，敝人只是無從確認兄所謂的『史實』的真實性而已，並非代表敝人『能接受』! 至於，敝人的觀點與兄是否『差距不大』?! 也就只有請閣下對於敝人在NO:256_16的下開問題，加以釋疑，再來核教，較為允妥：

「既然兄認為李前總統的上開學術論文內容，與『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有異，那麼，請教泥土兄，兄此處所謂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是以何時期的『常人』作為『取樣標的範圍』? 或者說，至少得以形成兄上開結論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觀點』是如何得來的? 」

「兄上開描述的『台灣人的主體觀』的內容，除了兄所形容的『是物質與精神混沌的，源自生命自我延續的追求的』這種形上之說之外，是否在當時已經有所謂的『台灣人的主體觀』一詞或者類近的用語出現? 抑或是後世史家所歸納添附之詞? 」

「又，兄以『蔣渭水先生那篇著名病歷診斷書，有「營養不良」四字』來證結兄對當時台灣 (或台灣人) 的普遍實況』，不知兄是否在指涉，蔣渭水先生那篇病歷診斷書是在證諸兄所提及的史實、研究成果中所說明的『台灣人 * * * 絕大多數人都很悲慘』的這種意涵在? 」

>我認為我「台灣人主體」觀點，不能捏造歷史，但是可以，也應該改變日人或純統治主體的觀點，所以我拒絕用您所謂的『強權主體』來表達日據下的日本殖民統治 * * * 我以為在戰爭末期您所稱的「強權主體」，已露出了實在只是居於「強權客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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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之所以認為，在兄所研究的當時台灣社會中的『日本殖民統治者』— 這個『擁有統治高權的統治組織』，將之泛稱為『統治主體』較為允宜的粗淺的想法如下：

舉凡任何學術研究，雖均有先設的主題與論理軸線存在，但是，為避免研究者本身的主觀介入過深，不自覺地扭曲最終的研究結論，因此，研究者仍然必須在相當程度內依循客觀或者中性的研究方法，採酌相當的實證數據，將之加以綜合判斷後，才能作成研究者本身的主觀評價。而此亦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上的「間主觀的可批判性」的基礎所在。研究者若特定某一社會群體做為其研究範圍，自應先將其所欲研究之社會群體中的各類「研究標的」予以類型化，並先為釐清各個「研究標的」之間的正確關係或者其在整個社會群體中的相對體系位置為何，才能進一步地進行各種細部研究，並推論出正確的結論。論文者本身固然對自身論理內容不會發生混淆，但是若用語定義或指涉範圍不清，欲可能造成參閱其大作的他人的困惑。

就敝人所知，一般而言，凡論及『客體』者，通常在指涉社會規範概念中的『主體』可得支配的『社會利益內容』，因此，亦有稱之為『對象』、『標的』、『目的』、『內容』等語，舉例來說，譬如『有形物』、『無體財產權』等是… 至於，若論及『主體』者，通常在指涉社會規範概念中的『人』--不論是「自然人」、「法人」、抑或是非法人的各類人合團體或組織，相對『立於受支配者地位』的『客體』言，『主體』係?琤蓱鞳y支配者地位』…

我們如此區分其用語的實益，並非只是為了文字形式上之雕琢而已! 而是因為一個能夠滿足於具有學術上分析價值的論理模型，必須要能夠將不同分析對象 (譬如此處相對應的『殖民政府』與『被殖民者』) 代換於同種或相類的分析模型中，而仍然能得出來同一結論時，才能夠說這是一個有學術價值的分析模型，而此時，研究者也可順道自我檢視，自已的研究理路是否一貫。

在系爭研究標的中的台灣社會關係，存在著『日本殖民統治者』與『台灣人主體』的對立面關係，而這種對立關係所產生的『對抗現象』則是源自於彼此所認知的『主體利益』各自分殊所致，這是『殖民政府』與『被殖民者』之間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與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中的『人民』與其所認同並以各種不同形式產生出來的『政府』之間，原則上是有相同的『利益』是不同的 — 因為彼此並未將之視為『自已人』! 也因此，在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就會為了尋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得雙方常常處於對立、對抗的緊張關係，甚至是發生衝突—不論是武裝或非武裝的衝突…

在論述上，固然可以將對立面的雙方，各自分別地以『主』、『客』體『互換』的操作方式，輪流分析檢驗，但是這會面臨到一個研究方法論上的問題。譬如說，在論述或分析中，如果必須同時涉及『雙方的自體角色』與『其所爭奪的政治上自體利益』的這種『複數分析對象』的體系定位問題時，那麼，就會面臨在論理操作上容易混淆的麻煩之處 — 當然，也不是不能操作，只是容易混淆而已…

譬如說，毫無疑問地，上述的『自體利益』當然是一種『客體』或『標的』，因為那正是一種『值得爭奪』的『政治上地位或利益』。我們在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時，如果研究者分別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自體角度』，個別地去檢視其『自體利益』何在、他們又各自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法去處理或增加其各自的『自體利益』，在進行個別分析之後，才能夠將與兩者相關的各項要素置於同一分析平面上作綜合判斷，那麼，不論是研究者自身比較能夠驗證自身論理是否存有其它自已未曾注意到的盲點，旁人也較容易探循並驗證研究者本身的思考路徑；反之，同一內容的研究對象 — 譬如上例中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若研究者在其論述過程中，一下是『主體』；一下又是『客體』，那麼，敝人所擔心的前述缺陷就會跑出來了… 試想，在長篇累牘的學術性論文中，即使是撰寫論文的研究者自已有時都會發生前、後論理不一貫的問題了，更何況是欲檢視其論理內容的旁觀第三人?

Please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demics and life span before you
come up with any interpretation on changes of the average life span in a country.
Also, please identify your references lest your readers turn into your research assistants
and suspect you are making up numbers.

Specifically, please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en did the average life span you referred to spiral down from 27 to 22 years?
2. What is the reference for that statistics?
3. As your arguments appear to imply a negativ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 the life spa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would you mind providing some evidence
supporting a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life spa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4.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pa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what circumstances is longevity a valid and reliable indicator of prosperity, productivity,
value, and self-worth for a society or an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article*, the influenza epidemic in 1918 hit the world
and killed at least 20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young adults. The virus strand was not
identified till the early 1930s. Even the Americans average life span has decreased
by more than 10 years due to the epidemics.

Also, it is well known that penicillin was not invented until 1928.

In my humble opinion, these facts, among othe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evalu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life span statistics during that er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urce﹕http://www.cyber-dyne.com/~tom/pigs_people.html

Science 21 March 1997; 275 (5307):1793
J. K. Taubenberger, A. H. Reid, A. E. Krafft, K. E. Bijwaard, T. G. Fanning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killed at least 20 million people in 1918-1919,
making it the worst infectious pandemic in history....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was exceptional in both breadth and depth.
Outbreaks of the disease swept not only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but spread
as far as the Alaskan wilderness and the most remote islands of the Pacific.
Large proportions of the population became ill; 28% of the U.S.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to have been infected (1). The disease was also exceptionally
severe, with mortality rates among the infected of over 2.5%, as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0.1% in other influenza epidemics (2, 3). Furthermore, in
the 1918 pandemic, most deaths occurred among young adults, a group that
usually has a very low death rate from influenza. Influenza and pneumonia
death rates for 15- to 34-year-olds were more than 20 times higher in 1918
than in previous years (4).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 killed 675,000 Americans, including 43,000 servicemen mobilized
for World War I (5). The impact was so profound as to depress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more than 10 years (6).
The unusual severity of the 1918 pandemic and the exceptionally high mortality
it caused among young adults have stimulat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influenza
strain responsible for the 1918 outbreak.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virus
may help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whereby novel influenza viruses evolve
and circulate in humans. Because the first human influenza viruses were
not isolated until the early 1930s (7, 8),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1918 strain
has had to rely on indirect evidence. The natural reservoir for influenza
virus is thought to be wild waterfowl. Periodically, genetic material from
avian strains emerges in strains infectious to humans.

看不太懂,意思是說中國因為不追求與歐美一樣的價值觀與社會建構,所以想當然的不採取現代工業資源的爭奪?好像不是這樣喔•••我想不是中國不願意工業化或爭奪資源(這怎麼可能呢),而是外來力量建構基礎工業力量的基礎上,能開發多少就開發多少才對•••》》

敬答如下：
我關心中國，但從不敢下斷言，我的研究深度與廣度都一定有問題，不過您以此相問，謹此就所思回應；
以中國的人口與經濟落後程度言，他所處的不利地位與有利地位，就在於他一面有前人的成就可以借鏡，一面則有前人的失敗經驗如環境污染與政治崩解經驗，可以考察；前者是似乎省力之處，後者是必然戒慎恐懼者，但就政經發展的鐵律研言，又是很難不如蘇聯之終於瓦解者。
我以為，他過去之提出一國兩制，就有如此之含義；他不會笨到讓自己的行為，不但是「偷不到魚吃，卻惹來一身腥」，甚至賠上了自己的性命。而如今更提出「和平崛起」之說外更以「中印聯合演習」實際與四鄰相緩和；似乎都是這戒慎恐懼之例子。

換言之，我所稱
>>中國若和歐美求一樣的現代化，全世界必是資源的爭奪戰•••＜＜

指歐美日的現代化都是追求外需的，因而引起對外的戰爭，通稱為帝國主義，馬克思派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今日，中國的發展，他深知自身沒有現代化的足夠軍備其必需是被世界接受的，不能以武力威脅來拓展市場，爭取資源。〈據說，毛先生生前終於放棄狹義的「自力更生」觀點，就是看到了美國由人造衛星上所拍中俄「珍寶島事件」中，共軍坦克部隊全軍覆沒的真實影片，他深刻地認知到自身「人民戰爭」的侷限性〉所以我有此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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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您所謂：
《《日本對於台灣是個客體,於今之眼光來說並無不當,但是試問台灣主體在泥土先生眼中在何時能做為一個界定標準?請問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來說是個主體性的存在嗎?》》

在我的思考概念中，「主體」與「客體」的概念中，不應是僵化的對立。主體是否懂得與其客體解消其對立程度，客體懂得尊重主體的存在條件與存在價值？以致於彼此尊重對體的存在，絕不「輕蔑」對方──不論美國、日本、中國、菲律賓•••？
因而您所謂：
《《試問台灣主體在泥土先生眼中在何時能做為一個界定標準？》》

在我的概念中不是僵化的答案，執政者是綠營或藍營，是台南人，原住民，台北人？
它是一個永遠不止歇的工作，如果您的想法比我的好，您愛爾維先生更體現了台灣的主體性，我就聽您的，誰能提出更多的史實，更多真實的理由，體現了我們對「主體台灣」的愛，我們就聽他的。

不過，應該強調，我拒絕聽口號，我不欣賞「太爽」的事，沒有現實生活的條件，把「追求高潮」以為就是「自我實現」，那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是會導致毀滅的生活方式──有點像櫻花的壯烈美學，但是，那在古代日本也只是少數武士階級所特有──以一般飲食男女言，就像我要強調性高潮的重要結局，銷魂蝕骨、無窮回味的快感，對理性者，所要更考慮的，不是那快感，而是其現實的結果與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懷孕！──對「主體的愛」，我們是否已充分考慮其後果？

請容我多說些，如果要有「界定標準」。

在我的看法裡，主客關係不是只能由「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上著眼。
在社會關係上，每個台灣人在某意義上也是「主體台灣」的一個客體，不是對立的，作為客體，他平時就不斷以人的社會性與其他個體相溫暖，相連鎖，當然難免也有衝突與矛盾，但是在成長中，感受個體融入群體的存在，既使有衝突與矛盾，原始深刻的溫暖與連鎖，仍應比人際衝突與矛盾的恨，更為有滲透力。最理想的是個人在生活中經過「自我實現」所感受的主體性，能與大社會群體、政治體制中不受無理的壓抑，終於個體感到其「主體性」充分確立。

換言之，如果，主體性是一種感覺，自尊與被尊重。
因而，您所稱「界定標準」，由於感覺是很難有僵化的「界定標準」的，可能人人不同，或者，這群人與那群人因為經驗不同，而感覺就不同，所以，我認為您所稱的「界定標準」，可能只能是有流動性的標準，因時因地而變化，它的界定是比較性的，何者更能合於當前現實與歷史經驗的考驗，也更能指向社會理想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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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您所及：

《《請問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來說是個主體性的存在嗎》》

敬答如下：
這要由前述的三方面來看：
一、現實上：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期間有多少罪惡與功績？

二、歷史上：國民黨在台灣史上與其他統治者的比較。

三、理想上：國民黨的理想與其自我實現，對於台灣人的理想對比，其意義如何？

由於這三方面，我們都缺乏由台灣史的各方面，加以充分考察，故尚待辯證。

不過，若由我前述
《《主體是否懂得與其客體解消其對立程度，客體懂得尊重主體的存在條件與存在價值？以致於彼此尊重對體的存在，絕不「輕蔑」對方》》

我認為國民黨與台灣人之間的關係，是一比較性的，不是絕對的，只能針對某對象比較，何者更具主體性？
對比於以日本統治台灣言，我的研究是，根據前述

「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
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

相對於國民黨統治５０年，自土地改革後，隨台灣社會生產力逐漸進步，台灣人平均年齡直達６０歲以上。我台灣人在國府統治下，比日治下，更具主體性。
但是，這主體性，如果以當年國府下的反抗者言，他所選取的比較對象，如果是美式民主，不論歷史背景，台灣人的主體性當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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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及

《《如果台灣主體不存在,如同泥土先生之前回應我的台灣海洋意識不存在一般,請問你的客體論述有相對意義存在嗎?若有,其相對意義是什麼》》

對不起，我並不否認有「台灣海洋意識」存在，只是不以為它應被限制成為與中國對立的角色。
至於您所稱「客體論」，我的領會不知對不對，我印象裡文革年代，毛先生在其黨校中強調一分為二，猛批二合為一，強調不能手軟；我的領會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應該是二合為一，尤其對於執政者，擁有統治條件，還強調一分為二，顯示若不是自信心太差，就是缺乏理性應該足以解決問題的信仰，會累死自己。

感謝您費神提問。
過去沒有如此整理自己的思緒，謝謝您的提問，給我的幫助。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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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您所及的
「李登輝所稱的台灣主體性價值,撇開他個人的經歷如何如何下流亦或日本如何如何混蛋,其問題在哪裡?」

我可以理解您在主流「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論述下，這樣的反應。
但是請勿硬要以當年沒有電視〈television〉為例，好嗎？
我的台灣主體論來自歷史，不是來自李老先生個人獨特的背景，不是來自選擇性記憶，下面就以警察為例吧，請看

當年林獻堂先生在面對來訪的大公報記者所指出

「在台中州官吏中，台灣人只有十三名助理警察，其餘都是日本人。」

在全台灣作為統治工具的警察，台灣人只有擔任助手的資格，並且是只有13名──相對於此，今天台灣有多少我們台灣人警察？

這是否正呈現出當年「日本殖民統治與我們台灣人」的「主」、「客」體關係，是多麼難以融合交流？因而，也就提供給我有充分理由把當年兩者的關係扭轉為「我們台灣人與日本統治者」的「主」、「客」體關係？

以上是我對您的回覆。請參考。
也感謝您費神提問。
過去真沒有如此詳盡地整理自己的思緒，謝謝您的提問，給我的幫助。

泥土敬白

感謝您一再費神賜問。
尤其，所及又是極重要的問題，再謝。

謹此敬答如下：

貴文深邃而廣闊，拜讀後，似乎就在質疑

　
《《舉凡任何學術研究，雖均有先設的主題與論理軸線存在，但是，為避免研究者本身的主觀介入過深，不自覺地扭曲最終的研究結論，因此，研究者仍然必須在相當程度內依循客觀或者中性的研究方法，採酌相當的實證數據，將之加以綜合判斷後，才能作成研究者本身的主觀評價。而此亦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上的「間主觀的可批判性」的基礎所在。研究者若特定某一社會群體做為其研究範圍，自應先將其所欲研究之社會群體中的各類「研究標的」予以類型化，並先為釐清各個「研究標的」之間的正確關係或者其在整個社會群體中的相對體系位置為何，才能進一步地進行各種細部研究，並推論出正確的結論。論文者本身固然對自身論理內容不會發生混淆，但是若用語定義或指涉範圍不清，欲可能造成參閱其大作的他人的困惑。》》

就此，我要簡述我自身的學問思辨之路，並向困惑的讀者們致歉。

我從來不是個好學生，我讀教育是由於當年被老師處罰不服的結果〈他是當年全校公認的難名師，升學率最高，以教鞭處罰學生時，面帶微哂，動手時，先叫不要躲，然後抽空鞭，學生怕痛閃躲，他就微笑的平靜的說，「加一下」，一切似乎理所當然，「加一下」；我很反感，我想，如果我當老師一定不這樣〉；我研究公民與社會意識，也有那種類似的感覺，為什麼要接受統治者的加害或灌輸？不論那一個政權。
所以，我的學習方式從來不是把流行的理論弄通，成為學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實在不是個研究學術的料。所以，我應該誠懇地說，我完全應該接受您的質疑，如您所說，我應該為自己的論述與流行的學術不同，可能增加讀者的困惑而致歉。

至於，由於，人都有被理解的需要，上貼，我回覆Ti esti 　先生的文字，不知是否也能幫助您理解我為什麼要扭轉流行的「主」「客」關係以及強調「主」「客」間並不是只應注重對立問題，也應注重其互動與互信程度方面的問題。

以上敬答您的提問。請參考。

您的話有道理，讓我們同聲譴責，「不懂英文」怎能談問題，研究問題。

至於貴文所及，敬答如下：

確實您的回應，是有些道理，不過，要回答這，又牽拖出另一個問題，實在不想另闢戰場，所以我才引出應該比較絕不會有爭議的

《《「在全台灣作為統治工具的警察，台灣人只有擔任助手的資格，並且是只有13名──相對於此，今天台灣有多少我們台灣人警察？

而解決我們主要談論的殖民統治時代日台主客關係的互動問題。

以上是我的回應之一。

其次，看來也只好略解釋我不想牽拖的問題吧，請指教。

台灣學英文的人很多，西醫確實很實證，大家都看西醫，包括我個人。而西方公共衛生學界喜歡強調「盤尼西林」的重要性，認為它使人類的生存條件有極大的改善，我個人當然承認其有「相當的」重要性，不過，在研究台灣史上，我也只能承認其只有「相當的」重要性。

我要指出，以早有漢醫的漢文化圈言，其重要性並無那麼高，不過，我台灣人當年的生存條件的悲劇是漢醫在西醫有能力成為在地的醫療體系以前，已被日人扼殺。但日人推動西醫醫療體系後，台人又因普遍貧困，所能受惠者實在不多。

其史實之一，是1902年，日本以關切台灣人健康，管理中醫為辭，以「恩准」考照，強力管制中醫，在那人民平均不到25歲的年代，規定行醫10年以上者始得考照，從此不再開恩考試；使得我台灣傳統醫療體系立刻極短期間內即被扼殺，日治下51年，至1945年日軍投降，台灣漢醫只剩九十多人。

其史實之二，是以今天對漢醫──我真不想談，唉，這就又可能陷入關於「中國化」的論爭中──的認知言，它曾經使中國人口歷經各種自然災害與瘟疫而仍不斷增加，今天對其順天時〈四季水土〉與順人境〈細菌無所不在〉而探索經脈，強化免疫力的醫學觀，因自然主義與環境主義流行，已漸受重視，可知傳統醫療在盤尼西林出現前，自應有其一定的醫療地位與實際作用。

總之，台灣主體性，台灣主體性，又為他難過，不談了。
大家都那樣說什麼，就是那樣了，能夠過日子就算了，不是嗎？又不懂英文，國家民族要由懂英文、日文的人去關心，為什麼，我那麼看不開呢。

泥土敬白

根據該表*﹐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年)﹐平均壽命已達54歲﹐
這是臺灣日本時代末期的平均壽命﹐可以代表臺灣的日本經營結果。

至於泥土所提的22､25､27歲的平均壽命﹐出處不詳﹐所以不予置評。

至於日本醫學界對漢方草藥和漢療的研究風潮起伏﹐請自己參閱後註網站**﹐
也許泥土你就會發現你所引的所謂日本壓制臺灣只得90幾位有照漢醫﹐
以及你所斷言的所謂扼殺臺灣「漢療系統」(有系統可言乎﹖)云云﹐實在是很離譜。

此外﹐我要先聲明我不為任何古今本外的殖民政權說項。
而且我認為闡述「臺灣國家意識」與中日在臺政權的優劣高下並不相干。
所以我實在不明白泥土為什麼在本欄一再提出「捧中貶日」的論點﹖

尤其是﹐今天蠻橫地宣稱臺灣是其一部份﹐而且以飛彈來威脅臺灣的國家是中國﹐並不是日本。
所以我也許可以理解有些效法中日各別長處的說法﹐
但是我無法理解用牽強的古今之比來「批日揚中」的說法究竟有什麼意義﹖

泥土﹐你真的是臺灣人嗎﹖
如果你是外國人也無妨﹐但你是尊重「臺灣國家存在」的外國人嗎﹖

>>一、現實上：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期間有多少罪惡與功績？

>>二、歷史上：國民黨在台灣史上與其他統治者的比較。

>>三、理想上：國民黨的理想與其自我實現，對於台灣人的理想對比，其意義如何？

>>>相對於國民黨統治５０年，自土地改革後，隨台灣社會生產力逐漸進步，台灣人平均年齡直達６０歲以上。我台灣人在國府統治下，比日治下，更具主體性。

我相信,這可以做為您以上三點問題的回答,也就是說,根據泥土閣下的立論基礎,行政體系與醫療衛生,亦或社會生產力的狀況,是為對於台灣主體性的界定標準囉?先不論起始點與時代的對比差異,你尚未解釋或說暫且忽略了缺乏母國本土的殖民客體與尚有母體的殖民客體間的差異性,而您撻伐的日本政治比較點卻又不得不以國民黨政治來作為比較點,而不拿日本之前的外來政治作為比較點,也因此語焉不詳的台灣主體,只不過是被臨時抓來突顯閣下論述的招牌而已,你口託辭不界定標準,卻又以沒有下標準的判定,就站在其上衍生出許許多多的結論了

>>對不起，我並不否認有「台灣海洋意識」存在，只是不以為它應被限制成為與中國對立的角色。

或是說台灣意識的存在,在閣下的解釋中並非與中國對立的存在,甚至是中國衍生出來的附庸存在,這樣你所有的立論才能說得通,不過我沒忘記你對台灣主體意識沒有標準,呵呵,呵呵呵呵

>>如果是美式民主

嘿嘿,很經典的一段話,該說是有中國特色,還是說純粹的一張擋箭牌呢?

君心明澈，一語道破! 泥土欄主好散文自迷，迴避轉進之態，著令冷眼語默之人莞爾…

又見光臨，再謝。
所及問題頗多，謹此敬答如下：

首先，關於所謂：

《《根據該表*﹐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年)﹐平均壽命已達54歲﹐
這是臺灣日本時代末期的平均壽命﹐可以代表臺灣的日本經營結果。

至於泥土所提的22､25､27歲的平均壽命﹐出處不詳﹐所以不予置評。》》

您所引的「平均壽命」，其學術名稱為根據「平均餘命」而來的壽命，指在正常的社會經濟進步，人們的經濟改善，衛生條件增進後，如果沒有特別的剝削情況，他們應該擁有的壽命；並不是殖民統治下我不幸台灣人先民的真實生命形態。它是我們台灣史研究界缺乏主體性的一項可悲的流行現象。也是當初我決心研究台灣史的一項重要的發現。

關於我所提出的「22､25､27歲的平均壽命」，您所謂「出處不詳﹐所以不予置評」，
請參考「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表９０，頁２６８；及台灣總督府１９４２年台灣人口動態統計。此二資料可至台北八德路的省圖書館台灣資料室借閱。

不過，查閱後，請勿難過，我們台灣的前途，仍是很有希望的。只是更應慎重其事而已。

此外，您所謂
「至於日本醫學界對漢方草藥和漢療的研究風潮起伏﹐請自己參閱後註網站**﹐
也許泥土你就會發現你所引的所謂日本壓制臺灣只得90幾位有照漢醫﹐
以及你所斷言的所謂扼殺臺灣「漢療系統」(有系統可言乎﹖)云云﹐實在是很離譜。」

我不知該如何說，日本從來看不起殖民地，日本漢醫在明治維新後曾受打壓，台灣漢醫更是被扼殺，其詳情如我前所言，您有興趣，對於漢醫人數，請參看「台灣省公共衛生發展史」，行政院衛生署編，頁５８∼５９；
至於，您如果還有興趣，也請比較當１９４２年台灣每萬人僅有醫生３．９人，而１９３９年的日本每萬人已有醫生７．６３人，是否也可想見我先民的悲慘處境？〈根據「朝日年鑑：紀元２６００年」，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１５年發行，頁５１８〉

以上，我不知您是否會去查，不過，我已盡力。以後再談。

泥土敬白

最後，如果用丟帽子來談問題，是您所希望的處理問題的方式，以後，我可能將不再回您的問題，請參考。真的，那樣就是我們「愛台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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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will先生：

所謂

《《缺乏母國本土的殖民客體與尚有母體的殖民客體間的差異性,而您撻伐的日本政治比較點卻又不得不以國民黨政治來作為比較點,而不拿日本之前的外來政治作為比較點,》》

能否請您說清楚一些，您想談的是什麼？我專研的有限，請明示想談的。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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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先生：

歡迎光臨。
所及李老先生姓名事，敬答如下：

首先，李老先生是不世出的大人物，孫文、蔣介石之亞，是清朝的逃犯，化名害怕暗殺，應不可與之並論。魯迅是個文人，他愛什麼名字，大概比較更自由，另尊師重道，似不奇怪；宋楚瑜，聽說還不錯，不過，何德何能要與上述諸人並論？李老先生當然人品極高，可惜人不能沒有缺點，尤其，又在我們現在談論的「台灣主體」問題上，有著重大的缺陷。

其次，我文中所強調的，是他的經驗與我大多數的台灣先民不同，此外，我絕對同情他的遭遇，他甚至他的父母都可在同情之列，但是我無法因同情其遭遇就接受其偏差的結果，就像在陳進興案中，我們可以很同情陳進興的幼年以來的遭遇，甚至，我曾公開地向學生說，我們若處在陳的情境，我們不見得比陳更好，但是陳所造成的可怕後果，我無法因同情而接受；對於李老先生在那遭遇下衍生出來的台灣主體觀點，我也「無法因同情而接受」。或許我的文筆不佳，此再敘明，請指教。

其三、您說：
《《你對梁啟超的評價太高，他的成就基本上有限。文章可以引領風潮，思考卻未「成一家言」。梁啟超的成就，用現在的角度來看，其實並不怎樣，梁啟超對西方的瞭解，很多還是透過日文。用日本明治維新的一些思想家的標準看梁啟超，他的水準還只是一個小角色而已》》

請詳讀拙文，我沒有說梁氏有偉大的成就，他只是誠懇地為自己的國家社會找出路，如您南先生一樣，不惜「以今日之我對昨日之我宣戰」，在東西思潮間掙扎與奮鬥，開了中國近代史中知識份子報國的風氣，而成為當時思想界的巨擘，就我所知，不但胡適先生當年曾是梁氏的仰慕者，毛先生也是梁氏的崇拜者，因而才提他，您誤會了。〈若有興趣請讀「飲冰室文集」或「飲冰室選集」，他筆下常帶感情的論文與淋漓縱橫的詩文〉

對不起，時間有限，無法一一，如果有興趣，只有俟諸來日了。

或許兄的時間寶貴，所以在回應時『可能』無法一併兼顧到所有網友的提問，敝人願意體會兄的難處。不過，還請下次要記得照應敝人之惑…

關於泥土兄上次在NO:256_41的回應，敝人的想法是，任何學說立論的價值，總是要能通過時間的淬練，任何研究領域的學術中人，都不需要為了「自己的論述與流行的學術不同」而有必要「向困惑的讀者們致歉」! … 一點淺見…

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因為學者間的見解互異，總會產生所謂的『多數說』、『少數說』，這不過是學術界 (尤其是在社會學科) 的常態而已。這是兄自已的研究主題，兄若自已堅持當時台灣社會中的『日本殖民統治者』是所謂的『強權客體』，那麼縱然他人看來覺得頗為怪異，無論如何，那也是兄自已的學術自由，只要兄能夠讓他人理解兄的論理內容即可，敝人也無甚意見! 至於他人對此內容良窳之評價如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又，有一事敝人實在禁不住於此多言了：「Ti esti君是『小姐/女士』而非『先生』」! 本來此事不過小節，Ti esti小姐自已也不甚在意… 只是兄既然執禮甚周，那麼，對此稱謂用語或可略作調整，方能求禮於美善才是…

敝人也提醒泥土兄，既然你有閒暇餘裕可以『簡述自身的學問思辨之路』，那麼，還請下次回應時，先將那些時間直接用來回應敝人的問題為妥，若真得沒有時間，客套話也不必說了，以下的問題還請先行回應—敝人已經是第二次提醒閣下了：

「既然兄認為李前總統的上開學術論文內容，與『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有異，那麼，請教泥土兄，兄此處所謂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是以何時期的『常人』作為『取樣標的範圍』? 或者說，至少得以形成兄上開結論的擁有『台灣主體觀點』的『常人觀點』是如何得來的? 」

「兄上開描述的『台灣人的主體觀』的內容，除了兄所形容的『是物質與精神混沌的，源自生命自我延續的追求的』這種形上之說之外，是否在當時已經有所謂的『台灣人的主體觀』一詞或者類近的用語出現? 抑或是後世史家所歸納添附之詞? 」

我質疑你對李登輝先生姓名問題時，你用一個
「首先，李老先生是不世出的大人物，孫文、蔣介石之亞，是清朝的逃犯，化名害怕暗殺，應不可與之並論。魯迅是個文人，他愛什麼名字，大概比較更自由，另尊師重道，似不奇怪；宋楚瑜，聽說還不錯，不過，何德何能要與上述諸人並論？李老先生當然人品極高，可惜人不能沒有缺點，尤其，又在我們現在談論的「台灣主體」問題上，有著重大的缺陷。」
這是不對的，不僅模糊問題，對你很傷，也減損別人對你的敬意。
我只是在說李登輝先生的日本名字是他父親取的，和他無關，結果你說：「老先生是不世出的大人物」，你不覺得回的不得體嗎？你對孫中山、蔣中正的脫罪之詞，竟是：「孫文、蔣介石之亞，是清朝的逃犯，化名害怕暗殺，應不可與之並論。」「世稱中山先生」是孫中山的信徒所掌有的國立編譯館，在教科書上的說法，我在本文中，也寫的清清楚楚。在自己的國度內，不是應該叫孫文、孫逸仙嗎？還在孫中山，這是甚麼意思呢？你沒有回答這樣的問題，令人遺憾！蔣介石在清朝還不是逃犯，請不要這麼早就給他這樣的罪名。
你一再攻擊李登輝先生的日本名字，並和他所提的主體性連在一起。別人一拿魯迅的例子，你馬上用尊師重道來避開問題，我沒有質疑他的尊師重道，我只是說他那麼尊敬、親近日本人，但他對中國的愛，中國並沒有懷疑，但你卻用一個「尊師重道」，根本不是在回應問題。
宋楚瑜不僅有美國名字，還讓自己的兒子當美國人，結果你用一句「宋楚瑜，聽說還不錯，不過，何德何能要與上述諸人並論？」這是回應問題的基本態度嗎？那一段結尾的地方，你又修理李登輝先生「李老先生當然人品極高，可惜人不能沒有缺點，尤其，又在我們現在談論的「台灣主體」問題上，有著重大的缺陷。」這樣的態度極為不可取！
李登輝先生的經歷是否會讓他人格成長出問題，你並沒有提出學理上的依據，只是一味指控。而你提出一些描述他成長過程的傳記，又能證明甚麼呢？我也可以利用你那種手法，對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宋楚瑜、馬英九、毛澤東、周恩來任意指控，但這只是讓人覺得討厭。

你在本文，提到梁啟超的說法是：
「他對彼岸中國的理解，是停留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為求革命而批判的時點上，似乎完全不曾理解中國自古以來早有自然辨證，物極必反的觀念；也不知近代中國的思想巨擘梁啟超曾對那一代的年輕知識份子高舉其令人動容的「自我批判」的浪漫情懷──所謂「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作為啟蒙運動的動力之意義；更不思考到，在時間的巨流裡，1920年代前後大革命時期以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只是個歷史辯證發展時的一個反命題，其後，必然將由「反」的階段，逐漸進入「合」的階段，歷史就有轉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風貌之可能性。
」
此處文起之處，所說的「他」是指李登輝先生。我沒有質疑梁啟超對中國的影響，我只是他思想深度不夠。相應於你說的「近代中國的思想巨擘」來講，我的回應沒有問題。你後來提出「胡適先生當年曾是梁氏的仰慕者，毛先生也是梁氏的崇拜者，因而才提他」又怎麼樣？深度不夠是一個事實，講再多人對他的尊敬都沒有用。至於李登輝，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梁啟超，但是相應於他所瞭解更深沈的學問，他需要重視梁啟超這一「思想界的巨擘」？李敖也可以說台灣某一段時間的「思想界的巨擘」，問題是瞭解他的生平與文章有意義嗎？
你的確沒有講「梁氏有偉大的成就」，但我就不知道「思想界的巨擘」算不算「偉大的成就」，或者說「成就」！

此外﹐可以參考以下這句引言的意思。

「Mirzaee (1979)... 指出.....台灣則於1920年前後因日本殖民政府引入公共衛生的措施
而開始有平均餘命的長期增漲....」*

我曾在之前泥土開的另外一欄「誰能接受李院長的建議？」裡，與他有過短暫的
對談。他在中時的新聞對談裡也開了同樣題目的欄，我去仔細看過，發覺他表面
上看來「客觀」的態度，是很有問題的。他事實上是已經有了定見，再從他自謂
的「深入研究台灣史」的過程中去尋找跟他的定見相符的說法。當然，一般人或
多或少難免也會這樣，但是當有人提出相反的資料來質疑的時候，一個客觀的研
究者應該藉以反省、檢驗他之前的「定見」是不是一種主觀的偏見，而不是一昧
地排斥、否定與自己定見不同的資料。

很可惜，這麼用功的泥土先生，似乎欠缺這方面的客觀研究精神。

看到您的資料，我真的很很高興，我所要帶動的研究風氣出來了。
因為，沒有研究，很多東西就不真實，歷史的殘酷與悲哀就在其中，我們就將被撥弄。

就我所知，當年的中國所謂「漢奸」，不少人都是如此，不是無知的鄉下人，而是少數無知的西化知識份子，由於一知半解，卻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看到「文字資料」特別敬仰，日本人的中國研究很下了功夫〈但是在日本觀點下形成的〉，開口孔孟老莊，頭頭是道，又有錢做各種調查〈錢是殺戮敲剝來的〉，就以為是「天命」不可違，很像我們社會今天的狀況。這也是我所擔心，而一直在此呼籲台灣主體性的道理。

謹此，對您所提出的

「Mirzaee (1979)... 指出.....台灣則於1920年前後因日本殖民政府引入公共衛生的措施
而開始有平均餘命的長期增漲....」*

我高興您的研究精神，但請您不要太信外國人，過去整各西方社會科學作為美蘇冷戰的理論戰場的一個側翼，其現代化理論的合理方向就是爲過去西方殖民帝國的殖民作為，做合理化的建構，所謂「平均餘命」，就是當年列強〈今天的美國，在當時與日本互相承認殖民地，擁有菲律賓〉，用以作為對於自身殘酷政策的合理化包裝，而和緩被統治者〈包括殖民地〉反抗的理論，其主要概念是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將爲全體被統治者帶來生存情況的不斷改善，作為一項所謂「科學數據」，此一推估，絕不注重，這種量的「進步」下層，掩埋了怎樣絕對悲慘的被統治者的真相。
換言之，當年不像今天，泥土的收入絕對在平均國民所得以下，但是還可過活，當年則是，被統治者的我們台灣先民，只能在歌頌社會進步的美麗數字下，因營養不良而無聲無息地死去呀。
此引一段我們台灣日據晚期一位鄉間醫生的描述，請參考：

「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往往因為肺炎、腸炎等簡單的疾病就輕易的死去。幸好，一般人家生產多，勉強承受得了高死亡率，否則恐怕會絕種。」〈「草地醫生」，吳平城著，玉山社1997年印行，頁110〉。

而另一位極著名的日據中期的偉大醫生賴和先生的痛苦省思，更請參考：

「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他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啊！」
〈引自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明潭出版社1979年初版，頁229。原刊1928年「台灣民報」，「無聊的回憶」〉

可敬的朋友，以上的論述，是否可以請您重新考慮，並且振作起台灣真正的主體性？

最後，很抱歉，這段曾經讓我不斷孤獨流淚的史實，我想對於您也不會是段可以輕鬆處理的思索對象，我們台灣人的悲劇，豈能以李老先生泛泛的，缺乏知性的「悲情」代替？
尤其，當我讀到李老先生在他的新作「武士道」，其中對日本精神毫無批判能力後，看陳總統緊緊跟隨他的模樣，我怎能不痛苦，怎能不寫此文？

台灣的真正主體性呀，魂兮歸來。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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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先生：

謝謝您的光臨。
寫完致Ti esti 先生的回應文，
實在百感交集，不知該如何回應您的體恤，對不起，如果可能，下次再回應您了。

我所謂「研究風氣」，指敢於懷疑學術權威，追索第一手的資料──信口說說，對不起，我沒從來未曾看遍本討論版的全部言論，說「帶動」，實在誇大，有錯認錯。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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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先生：

前面漏答您所謂

《《關於日本的復興，你的認知有問題。可以想見，由你的文章來看，你沒有基本的經濟學訓練，》》

您真是讓我敬佩極了，三言兩語，比學術權威還要權威的姿勢，失敬，失敬，簡直可以直追當前的政治權威。相信您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尤其，一語道破，我沒有受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我的文字都是抄來抄去，拼拼湊湊，什麼個體、總體，什麼經濟倫理，經濟學史和經濟史，什麼政治經濟學我全不懂，我尊崇的是最世俗的道理，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還胡吹「學術研究」，慚愧、慚愧，我想自己該停筆好好想想。
不過沒想好以前，對於其他朋友我還是該把我覺得重要的東西說完：
即「關於日本的復興」，

我只是無法接受無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人云亦云，誇大日本人的精神對於「日本復興」的決定性影響，無批判力者，比我更缺乏「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的人，誇大日本人的精神對於「日本復興」的決定性影響，完全沒有注意到戰後日本簡直是居於美國的殖民地地位，一直被美國扶殖，幫它恢復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地位，但它沒有真正如我們中小企業憑真正實力的衝鋒陷陣；因而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力衰弱無力挺它後，它不僅經濟出問題，政治也出問題；
我要指出「誇大日本人的精神對於「日本復興」的決定性影響」，無力批判日本的人，大概將來也只能誇大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因為，就我的認知，

戰後日本經濟快速復興，應該絕不是那已不存在於今日日本的「日本精神」所致。這段史實應是與明治維新的日本崛起一樣，在於它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必然關係，即其往日的成功，最主要的，並不是由於擁有坊間自卑者所強調的「偉大的民族性」或「日本精神」。

同樣的，今天中國經濟上的成就，也不應誇大其精神。

我的批判力讓我以為，它也是由於「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必然關係」，它利用了美蘇冷戰後雙方元氣大傷，資本主義體制需要廉價的民生商品以維持其低下階級的生活，以及廣大可以吸納其多餘資金與購買其商品的市場，以恢復其經濟之活力，這就是當年日本與台灣所賴以發展的機會。
雖然中國自身的內需市場大，可能使中國的自主性比當年的日本高，但是它在我對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認知上，我仍覺他們是相似的，可以相互參考的。

以上，是泥土珍惜與自己一樣「缺乏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的網友們之厚愛，所做的回應。

謝謝各位的光臨，來共同關懷我們台灣的歷史與相關的種種問題。

但是若單從已知人口或生物資料(cohort) 運算而來﹐兩者意思一樣。

根據我在網上所看到的平均死亡年齡(average age at death)*
和平均餘年(average life expectancy)** 的運算公式﹐我做了幾個實驗計算﹐
發現如果最高生命期限(maximum life span) 保持不變﹐
但各年齡組的死亡率( mortality rate) 普遍提高﹐則用平均餘年公式算出來的數值就會高於平均死亡年齡。

而且在網站上有看到一種說法﹐說是若根據最初的平均餘年算法(19世紀中英國算式)﹐
平均死亡年齡(the average age at death) 如果提高﹐平均餘年就會被高估。
平均死亡年齡如果下降﹐平均餘年就會被低估。

但是據稱死亡率(death rate or mortality rate)與人口年齡分佈也有關。在人口老化(老人比較多)的社會﹐平均死亡率就會提高。

所以我不知道平均死亡年齡和平均餘年這兩個數字到底該如何比較才有意義。

但是前面我所舉資料裡的臺灣和日本比較圖﹐用的是同一種life expectancy 的算法﹐
這樣比較就比較有意義了。至少無人能說日本在1950年後的平均餘年增長是KMT的功勞吧。

此外﹐如果臺灣人不想學習日本精神﹐想學習美國精神我也是沒意見呀。
最教人避之猶恐不及的只是中國的以中原為中心思想和差不多與硬拗精神哩。

您願意繼續追索我們台灣先民的生活實際情況，這是可敬的研究態度。

我願在此再指出，

當年台灣總督府依「社會生產力進步則人們生活改善，生命增加」的理論，而刊行於其內部的「平均餘命」資料，與我台民真實的平均死亡年齡資料間有著巨大的差距，
即：根據在總督府內部的「台灣時報」裡先後在1919、1928、1930年提出依據「社會進步」的理論而推估出不真實的「平均餘命」，根據那「平均餘命」，對應於1908年與1931年平均死亡年齡分別是27.2歲及21.5歲，即日據的1908年到1931年平均死亡年齡逐步下降，有減少近6歲的事實；然而，由公布的1931年台灣人出生時的「平均餘命」卻是41歲，及1908年的平均餘命是34歲看，即1908年到1931年，隨著社會總生產力的進步，我們先民的年齡卻是「應該」增加7歲的，想得到嗎？對那平均死亡年齡不到25歲的年代，公佈與現實的年齡數字竟有13歲的落差！

以此對應於上述曾引的我們台灣日據晚期一位鄉間醫生的描述，請再參考：

《《「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往往因為肺炎、腸炎等簡單的疾病就輕易的死去。幸好，一般人家生產多，勉強承受得了高死亡率，否則恐怕會絕種。」〈「草地醫生」，吳平城著，玉山社1997年印行，頁110〉。》》

而另一位極著名的日據中期的偉大醫生賴和先生的痛苦省思，也請參考：

《《「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他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啊！」
〈引自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明潭出版社1979年初版，頁229。原刊1928年「台灣民報」，「無聊的回憶」〉》》

如果這些資料還不夠的話，請參考當年有理想主義的台灣青年拒絕學醫而堅持學農業經濟的理由，竟是：

「……逼我唸醫，我始終反抗，認為一個醫生……能救活多少人？而這些病人……除了特殊的病例以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準過低而惹起的；……只要能善於解決農業問題，解決窮困，克服我們的落後性的話，那就等於減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

您以為如何？

對不起，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全傾注於此了。您能同情我所哀傷的我們台灣人的先民嗎，我豈敢強求，只是我已盡力。
啊，同時又想起了日據當初所消失的八十萬人，唉，我真悲情的台灣人啊。
對不起，失禮之至，太易感傷是我的大缺點。

<<<泥土說：「同時又想起了日據當初所消失的八十萬人，唉，我真悲情的台灣人啊。」>>>

實在是太扯了
從前中國國民黨~天天扯『南京大屠殺』，扯到現在都沒人敢再吭聲，都被輪替掉了。
今天泥土先生更扯~扯到『日據時代』，說不定哪天還~扯到『北京猿人』是台灣人的祖先ㄌㄟ
實在是邏輯不通加時空錯亂的思維

您有興趣談「二二八」，可以的，不過，希望不要抱「高論」的想法，只不知大多數網友的興趣如何？

我不太理解您所謂的「太扯了」，是什麼意思？
是您讀太多流行書籍，還是背誦教科書太熟，覺得沒有印象，就認為「太扯了」。

簡單告訴您，1895年日軍來台的指導原則是「台民放逐論」，那是根據日本本身山多田少，急欲紓解人口壓力，所以，對台灣採取殺戮放逐如趕雞殺鴨的「禽薙」政策；此政策下，造成了著名的三角湧大屠殺、雲林大屠殺、阿公店大屠殺等等，當時，我台灣人民原以為完糧納稅，不過換朝代而已，不意如此，在四面絕海的情形下，無路可逃，慘絕人寰。
我身為台灣人，研究台灣史，讀此如何能不難過，前述50年歷史已是無數哀戚，末尾無意勾起，不免嘆息，您不知道，我自不能怪您，不過我之感歎，絕不是亂扯，如果您有心，未來我也願意請您不吝指教。

最近，太累了

您看錯了欄位吧，拜託，這世界已夠亂了，拜託。

當然，歐戰後的大蕭條是可以為台灣蕭條的一關係，但是1906至1942的36年間，長期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由27歲下降盤旋至22歲左右的事實，絕非該大蕭條可以掩護的。
史實是，日據台灣主要農工產品有一悲慘的特質，即一切為日本市場需要，不顧我台灣農工的生產成本，壓低售價。
以台灣糖業為例：

「台灣每甲收蔗11萬斤，爪哇同一面積收蔗22萬斤，故台灣糖的成本始終比爪哇高。•••現在一萬斤甘蔗平均售價60元，而生產費則達五百餘元，•••戰爭爆發後，因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包括爪哇、菲律賓等，每年產糖過剩200萬噸，找不到市場就把成本高的台灣糖荒廢了。•••」

對不起，不談了，免得又難過起來。這些史實•••
請參考。

現在台灣的「台灣意識」，最大的缺陷，就是以李登輝老先生的特殊經驗出發。已如另欄所述。
然而，更具體的問題，是今天整個台灣歷史的論述，既使是史明的觀點，有一定的革命批判性，但是，在過去以推翻威權體制為目標的時代，有其相當的作用；但是對於今天的時代環境，史明的觀點其實也應該要適度的揚棄。所謂「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在史明受訪時似乎也懂得此一道理，只是他老先生似乎被捧得太高，轉身不易，有難言之隱吧。

台灣歷史的問題，前面我多談日據史，國府治下，由二二八以下，主流觀點皆只以史明觀點鋪陳，其實，經歷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真實生活的人們，如果專讓一些凡俗的父母回憶其實況，他們所概述的種種與拙文所述日據生活相比較，就真能發現與今天主流的悲情不同的質素；就像我有一老友在十多年前提過對「二二八」怎麼沒努力革命的問題，真的父母們那麼窩囊嗎？依我的探討，真實的原因，不是由於窩囊，而是，1947年的一般生活水準並不比過去更差，又有1946的澀谷事件的殺戮，使得我台灣先民對於美、日都有明白的戒心。不能不自然認命一些。但是，這些，在史明的著作中您們絕對看不見。
此外，1947年台灣左翼勢力的蓬勃也是主流論述很少探究的部份，作為歷史轉折時悲慘壯烈的一頁，揭開後來白色恐怖的序幕。──國府為求自保，在1950年美蘇爭霸的代理人戰爭中，正式展開白色恐怖的殺戮，這是又一頁歷史錯綜複雜的荒謬悲劇。其結局竟是台灣的新生。有那一本台灣史書中曾勇健地陳述那荒謬但真實神聖的悲劇？──所以，處在與當年類似的複雜情境中的今日台灣，不可能得到我們先民最真實的血淚教訓。

以上，是我的不成熟的觀點。
將來我要把他整理出來，因為，我不以為李登輝是偉大的台灣人，學運明星可能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沒有真正承受過台灣歷史荒謬悲劇的英雄，能夠承擔起我們台灣人歷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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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11_1蘭陽醒獅團 　於　2004/04/11 01:52
Re:也看現在台灣的「台灣意識」

二戰前到228慘劇之間，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
主要的台灣意見領袖的想法?
美、日的想法?

資料太缺乏了，好像遺落的年代，我們必須銜接
這一段歷史，台灣才不會重蹈覆轍，又被出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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