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結論如題， 請各抒己見。

制憲建國是一定要的，我的理由歸納兩點：

1. 生產面--
沒有制憲建國台灣的主體性一直沒有確定，經建發展政策缺乏以多數台灣人民為關注的思考，對中國政策受限於 『為交往而交往』 『為降低敵意而統合』，流於損害台灣行進貢中國之結果，
導致生產面供給面 在台灣內部的實質經濟活動成長增幅降低。

2. 分配面--
一則中華民國體制源自本來是為了中國大陸，恐龍般龐大四級政府組織本來就人員過多，加上源自蔣土匪佔領軍殖民政權，對『外省籍』主要職業軍公教長期過渡照顧， 軍公教即使是新進人員，是台灣所得最高的 10％。政府預算被軍公教排擠，導致普遍性社會福利缺乏財源，加重貧富差距。

二來，以國際化掩飾損害台灣實質經濟對中國進貢之實，縱然部分大生意人因此獲利， 多數台灣人因為整體經濟越來越向中國密切依存，生產要素價格被中國拉下，多數人的薪資所得不止上升不易，在中低階員工還會逐年下降，甚至失業率上升。

不三不四的 『中華民國』經濟上，對內剝削體制，對外跟中國不能保持距離，過度投入自損生機。 這當然擴大貧富差距。

大謬不然，『貧富差距問題』本來就因 『政經問題』而起。

這一點有點牽強！

比方說，在西進的台商當中，台灣主體意識強烈者不乏其人，比方說奇美集團就是一例，但他們還是免不了受到中國低工資、低環保標準、低土地成本的吸引而西進！

一點都不牽強。

要引用 美國 日本時， 請注意 『量』『相對百分率』的面相， 台灣對中國投資的金額超過 GDP 的 2/3 ，美國日本都沒有這麼瘋狂， 美國 日本的經濟規模是台灣的幾十倍，他們在中國投資的絕對值金額都比台灣小，更不用談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率。

談匯率是一回事， 各國產業擅長又是另一回事， 下面這些行業都是台灣先到中國的，我們的競爭對手國都是之後才零星跟進：

LCD Monitor , TFT LCM, NoteBook PC, 晶圓代工....

對中國輸血到惡化 全球產能過剩，自己即使幾年的寬鬆貨幣政策 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也無法扭轉呈為常態性的高失業率。 一萬多美元的發展階段就已經落入二三萬美元國家蹣跚不前的症狀。

　　　日本、南韓、美國等對中國的投資都沒有台灣多這的確屬實，但這與他們的國民是否主體意識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毋寧是這幾個國家的企業規模都比台灣大、而且很多都是跨國的大型企業，因此他們在投資中國時也有較專業的人才在仔細評估，而不像台灣許多西進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企業主有決定公司一切事務的絕對權力，因此很容易受到媒體的煽動而一窩蜂登陸！

　　　如果說中華民國憲政體系對台灣企業大舉西進有什麼影響的話，我只能說是這個從中國移執來落伍憲政體制在台灣根本格格不入，因此使得行政效能低落、動輒引發政治鬥爭，使得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面臨產業結構轉型時，因為政府部門的牛步化，讓最需要政府支援，同時也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主力的中小企業只能自求多福去中國碰運氣！

TFT LCD Module assembly 奇美的競爭對手去了，許文龍不去也不行，他是最後一個去的。
為什麼會這樣？ 奇美為什麼之前都一直反對開放？ 本質上是沒必要的，但是，當政府不能嚴懲違法偷跑，當連民進黨立委蘇煥智都倡言開放，當經濟部對偷跑的一直沒有處分，本來不該去不想去的，都被劣幣驅逐良幣，被逼下海。

每一個重大產業流失都是循著這樣的軌跡。
產業跟台灣處於高度競爭的南韓，沒有這樣瘋狂。
更何況這些大企業在台灣還享受一大堆的優惠好處，有給胡羅蔔卻棍棒放著好看。

遇到中國就軟腳，毫無現代化管理的中華民國體制，包括財經部門，就會有這樣的情形。

＞＞TFT LCD Module assembly 奇美的競爭對手去了，許文龍不去也不行，他是最後一個去的。

來看看你這兩點就是明顯的相互矛盾！

如果主體意識那麼管用的話，那奇美就不該跑到中國去了，因此，顯而議見的，主要的問題還是出在於你所說的：「奇美的競爭對手去了，許文龍不去也不行」，是什麼因素讓奇美非去中國，否則就無法生存下去？答案不是很明顯了嗎？不正是中國的低工資、低環保標準、低土地成本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在這二十多年來的貶值有利於出口型產業嗎？

同樣的情況我們來看看之前台灣在新台幣還是40兌一美元的時期，當時台灣的環保標準也和今天的中國相去不遠，土地成本也不高，因此即使是當時的政府行政孝能不彰，但是台灣民間的中小企業還是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對美、日、歐等國市場的出口，繁榮了台灣經濟。請問：當時台灣人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嗎？不但沒有，更有一大票人自認為是中國人、大罵起當時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人是亂臣賊子，是中共同路人！反之，這十幾年來台灣的主體意識已經逐漸抬頭，因此，即使如許文龍到中國投資後還是敢公開挺扁，但他一樣還是要去中國投資以求企業的生存不可！所以你把主體意識在經濟上的效用捧的那麼高，根本是太過於牽強附會！

至於你要大罵對偷跑的沒有處罰，大罵蘇煥智開放的主張，說真的，當你面臨這種已經成型的不利局面了你還能怎麼樣？只能盡可能的先給紅蘿蔔把那些迷途羔羊喚回羊圈中，然後才能祭出棍子好好的教他們認得回家的路守秩序，不然還能怎麼樣？棍子紅蘿蔔也是你說的，總不能因為阿扁先給紅蘿蔔，棍子稍遲些揮出來你就大罵不可、不可吧？

而南韓大企業則有很強烈的政府介入，甚至於根本就是披著民間外衣的國營事業，南韓政府要控制他們當然要遠比台灣容易多了！

>>>競爭對手去了，

不要忘了這些競爭對手都是 台灣廠商, Dont forget!

因為不能慎始，嚴懲剛開始偷跑的，所以接著是不得不同流合污才能生存。
到最後就是為了個體生存的考慮勝過台灣總體的長期利益。

總生產要素不是只有看低工資、低環保標準、低土地成本以及高度貶值後的人民幣，

人家以商圍政也不是玩假的，民進黨一些積極開放的『正當化』過頭，講久了就變真的。

制憲建國可以扭轉這種變態政經分離，可以扭轉這種拼中國經濟的趨勢。

我沒有忘啊，那請問這些對手企業又為什麼要去？只是你所說的缺乏台灣主體意識那麼單純嗎？

還是因為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同時，新台幣卻大幅升值、整個土地、勞動成本跟著水漲船高、環保意識抬頭，而國民黨政府當時卻無所作為等因素所造成的？

首先，「因為台灣沒有制憲建國，所以貧富差距問題必然日漸擴大。」這個論說無法通過經驗檢驗。因為沒有「制憲建國」，就會「貧富差距問題必然日漸擴大」，並不一定成立。證據在於，其他已經有完善的「制憲建國」的國家，有些也並沒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譬如美國。

同時想縮小貧富差距，也不是用憲法，而是要用一般立法就行了，通常就看想實施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不同。這種東西怎麼可以放到憲法上?如果有一個政黨有完全不同的資源分配訴求，難到就要被憲法限制而不能成為政黨?

新台幣卻大幅升值 1989， 人民幣貶值 1995，
你所提的只有適用在十幾年前的傳統產業 或七八年前的部分電子機電，

然而：

TFT LCM 2000底 開放,

NoteBook PC, 2001 開放

晶圓代工 2002 有條件開放

這三大項台灣的對手國沒去中國投資，台灣不肖廠商有人就偷跑，統媒+泛藍+部分民進黨立委吆喝，政府就後頭跟著核准。

這才是就事論事。

簡單的說，如果中芯 宏力半導體被移送法辦，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數百台灣工程師未經許可違法任職，用重大經濟犯罪處理違法投資， 就沒有後來的和艦 與 松江台積電。

美國是 OECD 國家裡面，貧富差距最大的，比起歐陸國家比起日本。

美國的貧富差距是 崇尚自由競爭 公平競爭的自然結果， 台灣卻存在著由 兩蔣土匪政權列寧式壟斷獨裁所遺留下來的 龐大非自由市場體系，從源自於五權憲法四級政府的龐大軍公教， 以及尾大不掉的官股事業與非營業基金官方財團法人單位。

台灣的上述公部門既龐大，人事費用俸給又是優厚超級大國民，這就構成了 與一般民間並存的，高度對比的 『二極 或二元經濟 Bipolar Economy』。

新制訂憲法如果三權分立 二級政府 實質平等，那麼，公部門的龐大人事 可以真正減肥，過度照顧的人少了一人，中低收入者可以獲得改善的好幾人。
層級減少 冗員減少，消除軍公教過渡照顧後自由競爭下，不再『 二元經濟』扭曲價格體系，資源運用也更能發揮市場效率。

別忘了，貧富差距是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大，貧富差距比台灣大的西方國家文他們的平均國民所得都在二三萬美金。 有些比台灣所得高的國家貧富差距比台灣小。
一般他們在國民所得一萬美金的時候，貧富差距是比現在小，台灣何以在 13000美金就有所得分配『老人症』， 中華民國體制既龐大又優厚的軍公教，是貧富差距最主要原因。

台灣沒有制憲建國, 最大問題應是台灣主權必然日漸被侵蝕, 也符合統派願望。

因為在憲法一中下, 所有政策都導向統合, 給國際觀感, 台灣與中國都是同一國.

這個問題更嚴重!

我們經常在談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時候，往往看做一個整體，這是假設內部差異不大，或是在自由市場下演變的均衡，可是有些國家，特別是未開發 或高度干預 或發展不均的情況下，往往不能視為一個整體，內部潛藏的結構因素是高度互斥，如果看做單一經濟體可能偏差很大。

舉例來說好了，中國沿海外資導入高度出口導向，近年逐漸繁榮。 而內陸日益衰敗相對落後，同一個國家內部有著這樣高度的不均衡。 或是說中國的國企與民企外資企業並存，或如如台灣自由市場與龐大公部門計畫壟斷經濟並行。

兩者的依存關係朝向動態調整均衡，或是一邊成為另一邊的包袱，或對立矛盾加劇等等不同演變。

我這麼說好了，整個產業經濟都是有連帶的關係的，當下游的傳統加工製造業外移時，往往會牽動中、上游的原物料與零組件乃至於工具機產業跟著外移，以便就近供應，所以新台幣大幅升值、人民幣大幅貶值造成了傳統產業的外移之後，緊接著相關的中、上游產業也會受到影響！而這整個產業樹一但有一棵被連根拔起，其他的產業樹也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波及，這可以從台灣十幾年前傳統產業出走以後，電子機電馬上跟進，接下來晶圓以及金融產業也都蠢蠢欲動這樣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來！

如你在其後的回應當中所說的：「我們經常在談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時候，往往看做一個整體」，產業也是如此，不是嗎？舉例而言，當生產家電產品的傳統製造業大舉外移到中國以降低成本時，生產提供給家電使用的IC以及電子馬達．．．等等的工廠在他們的國內客戶都跑到中國去時，除非他們是規模大到如美、日等跨國公司一般的雄厚實力，否則他們賴以維生的主顧如果離開台灣了，他們想不跟去的話就只有關門大吉，而很不幸的，作為台灣經濟發展主力的多是這類輕薄短小的中、小企業，這是過去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壟斷經濟資源、又在八○年代台灣產業結構轉型時無所作為，導致台灣這些中、小企業沒有辦法成長為跨國大型公司的結果！

而台灣偏偏又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當傳統製造業基於匯率、土地與工資成本因素而外移跑到中國去時，等於也跟著把原本屬於台灣的對美、日等出口市場帶到中國去，造成台灣出口市場的萎縮與逐漸被中國所替代，其後則是供應這些製造業的原物料與零組件產業也跟著過去，造成了台灣國內市場與國內投資的萎縮，這時除非是政府能夠果斷的進行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將外移的企業找回來，加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大幅波動讓中國對外出口的成本升高，雙管齊下，否則是很難改變這樣的一個局勢！

海兒兄所言即是。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論訴來檢核。

如果台灣的廠商面臨中國同樣商品的競爭(不管是台資或港資)，有沒有辦法生存?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就沒啥好辯了。留著的台商除了很少數外，只是面臨早晚要死的問題而已。

當初台灣以無比靈活的生產技術，廉價勞力，不怕污染的環境才造成今天的成就。我們現在可以檢驗我們還有什麼優勢剩下?除了生產技術外，已經別無其它了。那我們就需要問我們自己，光靠生產技術，能夠在現在的國際市場競爭嗎?如果答案又是否定的話，那進軍中國市場來繼續擁有廉價勞力和不怕污染的環境，不就很自然嗎?

因此如果真的要替台灣著想，就不應該只在想阻擋擋不著的潮流，而是應該鼓舞政府來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安和樂利的國家。人人以台灣人為榮，台灣人到外面賺錢也會樂意把錢拿回來台灣交稅。光是單方面的反對台商進軍中國，只是想延續那些不能升級和改業的勞工的生活，而代價是用台商來當犧牲品。

另外，台商還沒有人有能力到出賣國家機密給中國，所以不用擔心國防問題。中國越有錢，我認為對台灣越有利，不過這是另一個論題。

>>當初台灣以無比靈活的生產技術，廉價勞力，不怕污染的環境才造成今天的成就。
>>我們現在可以檢驗我們還有什麼優勢剩下?除了生產技術外，已經別無其它了。
>>那我們就需要問我們自己，光靠生產技術，能夠在現在的國際市場競爭嗎?
>>如果答案又是否定的話，那進軍中國市場來繼續擁有廉價勞力和不怕污染的環境，
>>不就很自然嗎?

不好意思，
如果您指的是這是否符合經濟或商業經營法則是〝很自然〞的，小弟的看法可能不同。

因為同樣〝廉價勞力和不怕污染的環境〞並不只有中國，如美歐地區在東協五國或拉美
地區的投資水準就高於中國，這還只是指投資金額，若比較比重或集中度，恐怕差更多
了。難道是臺灣奉行的經濟或商業經營法則是與他人不同？

另個角度，中國政府對臺資的招引行為大概大家都知道，這難道是自然的經濟或商業經營
法則的運作嗎？

故小弟覺得到目前為止，臺資在中國的投資，就整體來看非常不自然！
因為金額太大、比重太高、太集中了。
而其中政治因素的影響非但有且恐怕還大於經濟法則。

不過如果就企業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單單透過制憲去確立一個抽象的台灣主體意識就能夠阻止他們的西進，而是必須要改善投 資環境、提供更多的誘因來喚回已經西進的台商企業，如果有必要的話台灣更該盡可能的發展新產業，打從一開始就嚴格管理所有的技術與人才外流，避免再重蹈過去十幾年來的覆轍！

而對於仍願意留在台灣發展的企業，則該全力協助他們變成大型的跨國企業，這樣才能夠真正強化台灣的產業結構體質，不會像目前台灣因為一堆中小企業，中國只要隨便略施小惠就一窩蜂的跑過去。

看看經濟規模和台灣差不多的荷蘭，雖然沒有排行世界100名的富翁，可是人家卻有一家排行世界前一百大企業的荷蘭銀行，資本規模高達1700億美元，而台灣雖然有不少的世界級富豪，但台灣最大的台塑集團的資本規模也不過才130億美元上下，連荷蘭銀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這要如何在逐漸全球化的世界上與人競爭？

原則了解, 有點認同, 不過有些地方應該不是很精確, 此問題小黑在媒抗版有很精彩的討論, 我也與Amabilis兄略為交換過意見.

軍公教嚴格說不能算經濟, 他們是不會賺錢的, 只會從納稅中領錢. 改造這個體制, 只是讓效率高, 節省浪費, 無法創造出經濟, 應視為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範圍, 或說請軍公教共體時艱, 一般百姓已無優惠利率, 是不是也能不要那麼多. 而不能視為改造這個體制, 拿走他們的來補其他人民, 藉以縮小貧富差距問題.

產業才算經濟, 不是很精確的地方在於不只高度獎勵資訊電子業, 而且高度獎勵大公司, 財團. Amabilis兄就提過, 其個人蘭花事業就拼不過台糖. 這才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財團很有錢, 小百姓賺不到錢.

不過話說回來財團其貢獻度大, 產值高, 一般中小企業, 人民卡細漢, 甚至被視為沒價值, 低收入者還是累贅.

我也不贊成此二元經濟, 應要多元經濟. 但用制憲建國, 縮編體制, 減少軍公教支出, 來縮小貧富差距問題, 不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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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商, 你我看法一致.

先再說一次我之前說過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開車行駛中山高南下, 碰到大塞車, 所有車道都動彈不得, 我靠外車道, 悶得很, 我與我那9歲的兒子都不約而同的望著右邊窗戶發呆, 呆很久之後, 我兒子終於忍不住問我: 爸爸, 為什麼你不走右邊那條路, 一台車也沒有. 我正向他解釋: 這條路叫路肩, 我們不能走, 那是提供給救護車, 警察, 緊急事故的人走的, 如果,......話還沒說完, 突然一台一台的汽車, 從我旁邊呼嘯而過。

什麼他們還是免不了受到中國低工資、低環保標準、低土地成本的吸引而西進！當我們不知道, 連9歲小孩都知道. 就是因為中國一直用武力威脅台灣, 以商逼政, 打壓台灣主權, 不能去資匪. 我們當然知道那條路, 又快又不塞車, 就是因為違法, 且擔誤緊急救援, 才不走.

而且走那條路, 碰到路肩封閉, 碰到警察, 就得統統插進來, 再把那些苦苦守候的人, 再往後推, 還回過頭笑你, 怎麼那麼笨, 反正不要當第一個, 警察也只能抓一個, 插回來就好.

社會上不公的事很多, 還包括違建, 要說出不得不的理由, 我也會說, 我遵循國父遺志: 地盡其利, 有什麼錯? 你不蓋是你笨!

會這樣說, 看起來有道理, 可是心態可議, 或跟本符合其利益.

星期五傍晚。深圳龍華地區，佔地56萬平方公尺的富士康企業集團（鴻海）鴻富錦保稅工廠。作業員交班時間，鴻海將近三萬名作業員蜂擁而出。他，是600位台藉員工中的其中一位。在人潮中，他拉著一早就準備好的返台行李，匆匆走向廠區大門。經過老闆郭台銘位於廠區6樓破落的宿舍，他沒有抬頭；廠區上方，一排猩紅色的英文字幕不斷閃爍：「歡迎再來富士康」，他笑不出來。闊別台灣兩個月，他只希望趕快回家。轉搭巴士，踏進香港機場，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腰間的手機卻震動了。「工廠今天要趕一批東西，沒有你不行，你回來！」主管在電話裡命令。轉身，他坐上剛才坐的那班巴士，眼淚就要奪框而出。這是數十萬台籍幹部的處境：過河卒子往前衝，沒有退路。

●激烈競爭，加速折舊
誰，讓台幹沒有退路？答案是：企業競爭與個人前途。為了低廉勞動力，「台商移植了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和產業鏈，把大陸變成全球最大的加工出口區，」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說。這10幾年來，台商相繼移到大陸的塑膠、紡織、印刷、機械零件、資訊電子製造業，早已經在大陸內部自成好幾個龐大的產業供應鏈。「就地生產」、「就地採購」已經是趨勢。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公司戴爾電腦關掉台灣的採購辦公室，移到大陸，失去「價值」的，是原任台灣戴爾採購主管的方國健。產業供應鏈完備，背後的意義是：企業在大陸瘋狂設廠、過度擴張，造成供過於求、削價競爭。苦的，是台幹。

○第一，加速「折舊老化」。
「我24小時on call，不能關機，」華人最大膠帶廠，四維實業華南區副總經理賴英豪說。同質性廠商增加，產品供過於求，提高了採購商的談判籌碼。過去在台灣，採購商往往在出貨前一個月就下單，但是，在大陸，往往不到10天才臨時下單，「lead time（準備時間）愈來愈短，急單愈來愈多，我的生活很不穩定，」賴英豪說。半夜，賴英豪常常接到電話，必須臨時調度生產、出貨、銷售等事務。「到大陸來，會加速折舊老化，」52年次的他感慨。原本白白胖胖的他，去年到大陸的頭十天，頭髮急速變白、瘦了一圈，很多人嚇了一跳。

在大陸，應酬、講關係是搶訂單的關鍵，許多產業以往在台灣憑專業知識爭取訂單，「真可悲，我以前從來不需要應酬，來這邊，他們一喝完酒，我就去付錢，」一位金融界的台幹淒涼地說。「你不喝到半夜一點，客戶不讓你走，下個月訂單就沒有了，」深圳六淳膠粘總經理連存仁道出許多台幹的無奈。藝林自粘標籤華南總經理林百忍在台灣一年頂多應酬兩次，但是在大陸，曾經一個月多達二十幾天晚上在應酬，「為了賺錢，搞不好連命都沒了，」林百忍說。

○第二，檢討成本，砍台幹薪水。
競爭激烈、產品供過於求，各種成本價格近乎透明。一家國際運動鞋品牌到大陸尋找代工廠商，直接幫代工廠把各項成本算的清清楚楚，連代工廠的利潤有多少，都算好了。「以前是每年cost down（降低成本），現在是每季，」位於東莞的沛波電子總經理曾水道指出。檢討成本，扣掉大陸員工人事成本、關稅、營銷費用，唯一能砍的，就是台幹的薪水與津貼；再不然就刪減台幹的員額，換成陸籍幹部。所以，在大陸的小規模台
商企業（員工數大約600名），僅有兩、三位台幹，負責業務、財務與管理。許多企業的薪水與津貼，早已逐年縮減，第三、五年前高薪外派的好光景已經不再。

台幹成本比陸幹高，加以多年來，陸幹的能力已經被台幹培養起來，許多中階職位「當地化」（localize）。兩因素相加，造就了令台幹聞之色變的「落日條款」：企業設定在一定期限內（比如4年），逐年將台幹的薪水與福利降到陸籍幹部的水準。今年5月，柯達20名台幹一一請辭，「元兇」就是落日條款。

●前途賭在大陸，沒退路
企業競爭，逼著台幹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工作；個人競爭力，卻讓台幹不得不把未來的工作生涯賭在大陸。在大陸，企管教科書裡的「人力資源發展」不適用於台幹；真正適用的，是「產品生命週期」：台幹的價值與競爭力，如同任何一項商品，都有生命週期。價值沒了，就被丟棄，企業隨時可以從台灣調來新台幹，或是「當地化」。然而，職業生涯與個人資歷是累積的，在大陸工作三、五年，資歷、人脈、市場規則、生活與管理模式都在大陸，萬一被調回台灣，多年的累積，豈不是白費？於是，台幹「大多數不會想回太灣，回台灣也找不到工作，」東莞雅新電子副總經理陳阿發說。

●在多重壓力之下，台幹只有不斷證明自己的價值。
在台灣母公司「高規格」的壓力之下，「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步在哪裡，但是如果我表現好，我的機會會比較多，」四維實業華南區副總經理賴英豪說。「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啊！不然你憑什麼領比大陸人還高的薪水？」一位鴻海高階主管，天天對旗下的台幹「耳提面命」。在這裡，每一梯次的台幹，只有三分之一能留的下來，「比當兵還操，」一位鴻海基層幹部說。人員折損率高，流動率又大、相互支援程度低，鴻海的台幹天天拼到半夜，是常有的事。「來這裡不是來做事而已，還要會帶人。如果你沒有辦法把（當地的）團隊扎根，這樣你的價值不夠，」緯創資通中山廠總經理曹之楠說。

●自己人打自己人
在台灣母公司要求績效的壓力下，許多台幹高階主管紛紛主動提議採用各種「當地化」、「落日條款」的手法。做過深圳交易所、上海證交所等軟體系統整合專案，凌群電腦中國區總經理黃建勛坦言，他已經開始逐年縮減台幹的條件（package），增加陸幹的薪水，現在，已經有一些陸籍工程師的薪水高於台幹。「我們是永續經營，我必須讓這邊的員工知道，上面的位子不是只有台幹，只要他做的好，也可以上來，」他說。「短期出差」的成本低於台幹常駐，因此，不管在中、小企業，或是大規模的企業集團，都大行其道。目前，台商給予常駐台幹大約1點3倍的台灣薪水，再加上食、宿、訪台機票費等津貼，還要擔心台幹安置家眷或「包二奶」的管理風險。但是每一、兩個月短期出差，「只要給他台灣的薪水就好了，很划算，」一位台幹不諱言地說。

從企業經營的觀點來看，確實划算；但看在中階、基層台幹的眼中，卻是「剝削自己人」的做法。更甚的是，許多台商企業在台、陸兩地分工不清楚，所以，台幹為了搶績效，也會反過來跟台灣母公司競爭，「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形屢見不鮮。一位任職IC通路商、人在台灣工作的業務人員指出，每每送IC樣品給系統廠商在台灣研發，沒想到，產品研發完成，不僅轉到大陸生產，竟然向大陸子公司下單、購料。「我這邊辛辛苦苦送樣品，大陸只要撿便宜就可以了，兩邊業績怎麼分？」一
語道出台灣業務人員的辛酸。既然已經沒有退路了，於是，當台灣政府還在勸說台商「戒急用忍」、「根留台灣」時，有的台幹索性遊說台灣母公司把總部移大陸。

打著「第一家兩岸直接通匯」名號，台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商聚集的地區設有據點，近日卻關掉廈門據點，因為「那裡的台商很多都已經『連根拔起』了，那裡需要兩岸通匯？」上海商銀上海代表處代表孫國平觀察。

●台灣人有什麼機會？
在大陸的台幹沒有退路，在台灣，卻仍有許多人憧憬著大陸。他們在問：台灣人還有什麼機會？過去10幾年來，資訊電子業是台灣最具國際性競爭力的產業，所以，從事這個產業的台灣人，到大陸工作的機會較多。許多製造廠剛到大陸設廠時，廠內的各種職務與功能，都需要台幹，包括廠長、財務、生管、品管、業務、廠務、採購等。但是，兩、三年後營運穩定之後，除了業務、廠長、生管等台幹較有競爭力的職務，或是具有敏感性的財務之外，其他職務通通都可以「當地化」，除非台灣有新的製造廠移大陸，否則台灣人的機會並不多。「未來，只有技術能力強的人，才有機會來，」廣大科技總經理謝煥彩指出。

三希科技集團在廣州保稅區的工廠，目前雖然只有廣大、廣上與廣川三廠，但是，為了未來還要蓋到12的廠，所以，目前的70名台幹，全是未來擴廠的種子部隊。在中山，緯創資通目前雖然只有兩個廠，但是50名台幹也是為將來擴廠做準備。「現
在還很多人想過來，但是機會已經不多，」緯創中山廠總經理特助郭五增說。研發仍是台灣人的長處，一位威盛電子主管指出，製造廠移大陸，為的是低廉的勞動力，以這個角度來看，知識、經驗密集度高的IC設計研發還不會移到大陸；但是，晶圓廠已經開始移大陸，許多系統廠也都在大陸，一旦大陸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生態鏈，那麼，台灣高階的IC設計人才也不得不到大陸。

●金融人才難施展
台灣的金融業雖然比大陸開放，或許較有競爭力，但是受限於中國政府保護本國銀行，台灣的金融人才，在大陸很難施展。台灣的證券業與商業銀行，須先取得代表人辦事處執照，才算合法，能不能營業，還要看中國政府的政策。「他們政府不開放，你什麼都不能做，」兩手一攤，日盛嘉富上海代表處首席
代表成自龍無奈地說。這三年來，取得執照的京華、群益、元富、建宏、日盛嘉富、金鼎等10幾家券商，派駐在上海的台幹只能「苦蹲」，前途就這樣耗在大陸。因為不能營業，有的公司名為投資顧問諮詢，私下卻在幫客戶炒股票。為了等市場開放，元富證券上海首席代表翁基能抱持較正面的態度，他指揮的研究部門評估大陸市場各產業的景氣，定期出版研究報告，提供台灣母公司參考。「台灣的經驗將會在大陸演過一遍，」翁基能樂觀的說。

台灣的商業銀行，處境與金融業類似。去年，世華銀行與彰化銀行拔得頭籌，取得第一批商業銀行代表人辦事處執照，目前不能營業，派駐到上海的銀行人員只能蒐集商情與法規，「我們要協助台商，讓他們不要走冤枉路，」世華銀行首席代表鍾日迪在空曠的辦公室說。目前，台商寶成集團投資的華一銀行，是唯一取得營業資格的台資銀行。近日，台灣的華信銀行取得華一銀行部份股權，甚至有幾位華信銀行的高階主管辭職，直接到上海的華一銀行上班。總部在台北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則是在國民政府遷台前後，在大陸擁有「上海銀行」的股權，在香港也設立「上海商業銀行」，因此，可以透過台、港、陸三地的股權關係，「方便」地為台商提供兩岸通匯服務。

●「沒有關係」是最大的問題
投資銀行需要精兵，整個大陸，只需要兩個台幹；而創投的資金可以幫助中國發展，所以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但是背景、有資金的台灣金融人才畢竟是少數。「總之一句，台灣金融人才在上海沒機會，」一位台籍金融人員說。關鍵，就是一對一、當地的關係（local connection）。「你想看看，大陸人會跟台灣人買股票、借錢，還是跟大陸人？」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台籍金融人員問。台灣的金融人才，遠比不上大陸「海歸派」。海歸派在美國念MBA，在自由經濟的香港金融業工作過，與當地人使用同樣的語言，有相同的價值觀。以往，在上海的
匯豐銀行與花旗銀行，曾借重不少台灣金融人才，但是，當海歸派愈來愈多，台灣金融人才的機會愈來愈少。

行銷在於創造全新的消費與價值觀念，台灣的行銷人才有一、二十年的經驗，在大陸很有機會。強生市場總監許惠琳、易趣網市場暨業務發展部副總裁吳娩綺都是顯例。保險業，賣的是新的觀念，近似於行銷。目前，台灣的保險業主管，還能以行
銷與推廣保險的經驗，在大陸搶到機會。大陸金融業一日不開放，派駐到上海的台幹，就必須不斷苦撐，想回頭，台灣已經沒有「位子」；繼續等待中國政府開放，又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天？金融台幹當初都是菁英與精兵，繼續等下去，競爭力還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