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父思想於民主政治之影響
─淺析台灣民主化的侷限─

陳建仁

　　君父思想，古來漢族政治文化的精髓，曩昔東亞君主統治的基礎，至今猶在儒教圈諸國徘徊遊蕩的幽靈。即使在號稱已經邁入自由民主主義國家之林的台灣，不僅於追求民主的過程，甚至於展開鞏固民主的當下，吾人仍可看到其揮之不去的影響；而且，東方的君父思想已逐漸與西方的民主主義潛在弊害相結合，成為戕害台灣民主政治成長的一大隱憂。對於台灣，以及整個儒教圈諸國的民主化來說，驅除君父思想實已成為重要的課題。

　　君父思想乃以所謂三綱五常為軸，奠定天地君親師的地位；其核心在於「孝」字，一方面，要求由孝親昇華為忠君，講究禮讓尊長，揣摩上意，以鞏固君父權威及尊嚴；在另一方面，則提醒為上者應愛民如子，要大公無私，宜照顧在下位者至巨細靡遺，以為聖君賢父楷模。李澤厚便曾指出：「儒家……是以具有極為久遠的氏族血緣的宗法制度為其深厚基礎，從而能在以家庭小生產農業為經濟本位的社會中，始終保持現實的力量和傳統的有效性。……儒家一貫強調『孝悌』是立國之本，強調作為社會等級的倫常秩序的重要性，總是非常現實地有用和有效的。這就不奇怪包括崇尚道家的司馬遷在評論儒家時要說：『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即儒家講究的倫常規範，社會秩序是不可變易的（註一）。」在這種從家父長主義擴大的政治文化下，地方首長會被稱為父母官是一點也不值得驚訝的。位於漢族文化邊陲的台灣，基本上仍保存著完整的君父思想。除了漢族移民所帶來的風俗習慣外，過去執政當局為了鞏固政權而藉由教育媒體等手段予以傳播，亦是一大主因。Marc Ferro發現，威權主義時代的台灣學童自小學教育開始，地理和歷史便非一門獨立的學問，而是被當作傳授道德標準的工具。包括教材中大量出現以儒教思想為基礎的忠孝節義故事，都是與強化愛國情操息息相關（註二）。事實上，為了維持當時的威權主義政權，忠君思想更是憑藉著愛國教育的政治社會化，重新以霸權文化的一部份粉墨登場。也因此，時至今日，君父思想仍然在不經意的角落悄悄地滲透，並伺機茁壯。

　　在雅典城邦時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師徒的學說影響下，西方一直有將民主政治與「眾愚政」及「暴民政」畫上等號的傾向，並確信其最終將因多數者的暴力而形成「僭主制」。隨著美國的獨立在歐洲掀起了一股慌亂，民主主義的普世價值逐漸抬頭，並與自由主義的思潮合流，才開始抹去其全盤負面的評價。然而，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美國的民主第二卷》便曾發出警語，認為民主政治下的劃一主義和個人主義有可能導致的原子化社會和中央集權的政府，而這是比無政府狀態的僭主制更該值得擔憂的走向：「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然傾向，是把公共事務交給集體利益的唯一明顯且永久的代表去處理。這個代表就是國家。……民主國家人民雖然往往會憎恨那些掌握中央大權的人，但對於中央政權本身他們卻是始終擁護的。……中央集權化將是自然的政府趨勢（註三）。」較之過去更為極端中央集權化的新形態政府，除了有先導致社會失去活力，久而久之還會連政府本身也變得軟弱無能的傾向之外，更嚴重的是，這種日益強大的國家機器將可以任意地侵犯對國家幾乎等於赤裸裸地毫無防備且日形弱小的個人。儘管托克維爾將自由主義視為對抗這種過度中央集權的政體之武器，然觀之台灣，吾人不但沒有意識到必須防止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扞格，反而任由君父思想與集權傾向掛勾而不自知。

　　台灣的自由民主化，雖然在過程上是藉由民眾的壓力所促成，但是其性格上還是由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民主本身即是一種生活樣式和習慣風氣，即使台灣現在已經改變政體，仍不可避免沿襲了種種包括君父思想在內的舊制度傳統；而在這變動中，台灣非但沒有改變過去國家機器的中央集權體質，反而更樂意去加強其權限，甚至不惜犧牲地方自治（註四），以增加改革的速度及幅度。某種程度上來說，台灣所追求的改革，民本主義的比例大過於民主主義。究其原由，乃在君父思想造成了台灣人民期待救世聖主和萬能政府的心態，而忽略了──民主主義最重要的機制端在於人民有對自己管理政治事務的自信與能力。這也正是為何保守主義色彩濃厚的東方諸國，會屢屢出現支持萬能政府的主張之原因。諷刺的是，當台灣人民希冀著以君父思想來加快自由民主的前進時，卻是更加快自由民主的萎謝。

　　君父思想導致的影響，並非僅侷限於中央集權化的方面。由於過去威權主義時代必須仰賴統治當局的鼻息和恩賜，君父的子民們已經成為一群嗷嗷待哺的任性孩童，疏忽於參予公共事務，習慣著依靠父親來解決週遭所有的事情，希冀著利用權威來畢其功於一役。所以在台灣，出現普遍寧願相信權威，卻不相信專業的現象，這雖與過去漢族社會獨尊士大夫亦有淵源，但無論如何，這樣的環境也塑造了許多不得不表現出無所不知的公眾人物；所以在台灣，總會出現一股迫使民主後退的聲音，在一方面以年齡為由，抗拒年不高德不邵的童軍治國；並在另一方面繼續相信天人感應和圖讖祥瑞之說，每當發生天災地變時，都不忘叮嚀上位者需記得下詔罪己以謝天下。所以在台灣，願意支持非民主產物的哭陵政治人物，期待從他們身上找回過去君父的身影。所以在台灣，無論事情大小皆與執政者有關，任何變故都可以和要求辭官負責牽扯在一起，如同滾在地上哭鬧撒潑的孩童一般無法獨立。所以在台灣，凡是擺不平的政治爭端俱要大法官出面釋憲，儘管最終依舊莫衷一是，還是得運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角力解決。所以在台灣，人民主權的呼聲雖然響徹雲霄，人人卻對自己社區的實際運作無能為力且漠不關心，雖然要求自由民主但甘願放棄自治自主，滿足於僅存在於選舉投票當天的民主政治，並習慣將改革理想與政治責任全數推諉到他人身上。所以在台灣，於今日自由民主尚未正式上軌道之際，就已有將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劃上等號的聲音，間中夾帶著對多數決定的不信和對過去時代的緬懷。可以說，君父思想已經侷限了民主制度的成熟，箝制了自由意志的運用，對台灣政治文化造成相當程度的扭曲。

　　總之，民主社會的集權傾向與漢族傳統的「君父思想」的結合，最終將很有可能導致原本為了保護個人自由而不斷膨脹的集權政府，得以恣意侵犯個人自由的情況發生。也因此，提防權力集中與落實地方自治，屏除君父思想與鞏固自由主義乃是當前之要務。民主主義弊病的最良藥方還是民主主義，正如托克維爾所闡述的：「實難想像完全放棄自治習慣的人們，能夠妥善遴選出治理他們的人；也難相信處於奴隸狀態的人民，可以普選出一個自由、積極、睿智的政府（註五）。」

本文登於《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際圓桌討論會論文集

註一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三民書局：台北，1996，146頁。司馬遷之語出於《史記˙太史公自序》。

註二　Marc Ferro，井上幸治監譯：《新しい世界史――全世界で子供に歴史をどう語っているか》，新評論：東京，1985，357-361頁。

註三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G. Lawrence,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4th printing 1993, pp.363-365.

註四　台灣政府擬於2006年三月將鄉鎮市長全面改為官派。相關新聞：http://archive.udn.com/2002/9/19/NEWS/FOCUSNEWS/POLITICS/997580.shtml。

註五　Alexis de Tocqueville, op. cit., p.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