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諸神：迎向諸神的黃昏之序

謝秉憲（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我的憂慮其來有自。經過民進黨三年多的執政後，現今的台灣充滿對政治的不安與無力感。這並非我危言聳聽，瞿海源教授在今年八月三日的中國時報上發表〈民主的逆流〉一文，提到日前完成的一項全國性大規模民調：當民眾被問到「近幾年台灣的政治情況來看，台灣還不適合實施民主政治」時，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表示同意，而有百分之五十一表示不同意。在一九九八年時，回答類似問題的比數是二十六比六十三。五年間，同意台灣不適合施行民主的多了百分之九。在最近這次調查中，也問民眾說「……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台灣會比較好」，結果同意的有百分之四十六，不同意的是百分之四十二。顯示多數民眾肯定威權政治。而如果將台灣「不適合實施民主」和「解嚴前的政治對台灣比較好」這兩個不同的題目進行交叉分析，結果有百分之二十四的民眾對這兩題都表示同意，而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民眾都不同意。這兩類民眾可以說是代表了反民主和民主兩種堅定的立場。有百分之九的人雖然同意台灣還不適合施行民主，但並不認為解嚴前的威權政治對台灣比較好，這些人對民主有些失望，但也反對回歸解嚴前的政治。比較特別的是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肯定威權政治而又不同意台灣不適合實施民主，態度相當矛盾。換言之，目前有堅定民主立場的民眾大約接近三分之一，但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堅定地反民主。另外，有四分之一強的民眾對民主有些疑慮或態度矛盾。當進一步來比較支持不同政黨的民眾對戒嚴政治的態度來看，支持國民黨、親民黨的民眾都有六成認為「……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台灣會比較好」，不同意的約略都是百分之三十三。相對的，支持民進黨的民眾，有百分之六十二反對這種肯定解嚴前政治的說法，同意的只有百分之三十。雖然不同意的遠遠多於同意者，但是支持民進黨的民眾當中仍然有百分之三十肯定威權政治，顯示了長期威權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實在既廣且深，同時也顯現民進黨也仍然有威權不民主的成分。從一九九八到今年五年間，認為台灣不適合施行民主的民眾在增加。或許也因如此，近來國內有相當多討論蔣經國時代政經情況的活動。在一片對威權政治追思的氛圍中，台灣的民主發展正面臨嚴重的信心危機。

　　何以經過「政黨輪替」後，支持民主政治的台灣人民反而減少？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整體來講，人民與政治菁英對民主政治的認知不夠以及對現實政治的失望，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此而言，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法政研究者與教育者，或許應負最大的責任！畢竟現今台灣的政治菁英與有投票權的人民都是在威權政治時代出生、成長，本就難以對民主政治有清楚的認知；而比較有可能知道民主政治是甚麼一回事的法政學者，卻少有能扮演好民主政治先行者與教育者的角色，甚至在許多時刻，法政學者還為了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利益，甘心與政客掛鉤，假借學者權威為政客文過飾非。像是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國內曾有政權應以總統為中心或國會為中心組成的爭論，若我們就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各民主國家的運作實態來看，民主政治的運作應以國會為中心，乃無庸置疑之事。但那時某位被稱為憲法大師的法學教授，卻在媒體上倡議因國情不同，台灣的政治運作應以總統為中心。諷刺的是，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當許多學者以國情不同為國民黨的作為辯護時，這位憲法大師每每跳出來予以嚴麗批判。昨非而今是，怎不叫人感概！類似這樣子的情況，在學界可說是比比皆是，數不勝數。與這些當朝新貴相對的，是許多長期支持泛藍陣營的學者，為了個人政治立場與私利，他們對民進黨政府的批評不遺餘力，也全力稱頌連宋，似乎現今台灣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只要連、宋贏得總統大選即可迎刃而解。在當朝新貴與泛藍陣營的死忠扈從者互相對峙叫陣下，學界變成為政客搖旗吶喊的競技場：支持阿扁者則陳水扁政府所言所行皆為是，國、親兩黨所言所行皆為非；支持連、宋者則國、親兩黨所言所行皆為是，民進黨政府所言所行皆為非。鬥爭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動輒扣人以「賣台」、「不愛台灣」或「獨裁」、「稿專制」的大帽子，本應是就事論事理性思辨的學術，成了這些「保皇黨」、「御用學者」打擊政敵的工具。

　　在當朝新貴與泛藍陣營的死忠扈從者外，台灣其實還有一批自由派、中間派的知識份子，他們與那些泛綠或泛藍陣營的「保皇黨」、「御用學者」不同之處，在他們雖然關心政治，也有個人的政治偏好，但他們卻是以個人的學術認知為出發點來觀察政治，甚至是參與政治，就事論事理性思辯乃他們堅持的行為法則。但這三年來，這些自由派、中間派的知識份子卻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中。由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長期對統治者的批判，他們在感情上較親近民進黨陣營，也對陳水扁政權抱著高度的期待，卻也因為這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使得他們對民進黨較寬容，也不願正面去質疑批評民進黨。加上藍綠兩翼高張的非友即敵氛圍，壓縮了理性變論的空間。於是，面對當前種種荒腔走板的政治問題時，他們雖感到憂慮不安，卻也多只能選擇獨善其身的沉默不語。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員。

　　以我自己為例，從學生時代參與學運到踏入社會工作，我一直與民進黨有著深厚的關係：不僅先後擔任過數位民進黨籍民代的助理，與一九九六年民進黨總統競選南台灣競選總部的文宣部主任，就連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擔任的國大憲改會研究助理公職，也是由民進黨提名推薦的。我對民進黨不可能沒有感情，卻也因此陷入理智與情感衝突的矛盾中。雖然在理智上，我明白該堅持知識痱子是所其是非所其非的立場，但情感上卻不能沒有猶疑。而畢竟相對於其他政黨，民進黨確實有較高的自省能力。過去的民進黨，總是在失敗的檢討中浴火重生，帶領台灣邁向民主的新局。職是，我選擇壓抑自己的想法，一次一次地告訴自己：再相信民進黨一次。但是，當我看到民進黨在花蓮縣縣長敗選後忽衍了事的「反求諸己」後，我知道不能再沉默了。

　坦白說，以我十幾年來多次選戰輔選經驗來看，這次的花蓮縣縣長補選就像去年的臺北市市長選舉一樣，除非出現奇蹟，否則民進黨不可能獲勝。因此，問題的重心，就變成民進黨如何能雖敗猶榮，與民進黨如何去檢討反省。過去的民進黨，在黨內派系的相互鬥爭與牽制下，選戰時固然是全黨團結一致對外，但只要遭遇重大政治挫敗，黨內當家做主者便需下野以負責。在「做不好，就下台」的民主機制下，敗戰後的檢討總是大鳴大放，同志間相互批判的力道遠遠比社會與對手的批判還要熾烈，這就使民進黨能有去腐重生的動力。然而，現在的民進黨，在一片鞏固領導中心的聲浪中，選後的檢討是怪天怪地怪別人就是不怪自己，台北市市長選舉大敗後的檢討是如此，這次花蓮縣縣長補選慘敗後的檢討也還是如此。這其中顯示的，是民進黨(至少是現今民進黨內的當權派)已經失去自省的能力，而且日漸威權化。相對於民進黨，勝選的國、親兩黨卻也沒表現出對民主政治的堅定信仰，反而是不斷地拿蔣經國作政治宣傳，企圖自鼓動人民對威權強人的追思中，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在藍、綠嚴重對峙的氛圍中，無論是泛藍或泛綠的支持者，則將選舉的成敗視為一黨一國興亡甚至是攸關個人身家性命的大事，因而有「某某人(黨)若落選，台灣就會完蛋」的想法。於是，不管這某某人(黨)表現的再怎麼離譜，也必須支持，甚至不願就事論事地正視其所支持的政黨與政客的缺失，只要有人對其支持的政黨與政客提出質疑，就要被扣上大帽子。例如，在花蓮縣縣長補選中，民進黨祭出在原住民部落入口不分對象全天候臨檢查賄及在重點查賄對象住家門口貼公告的手段，引起舉國譁然。但面對這種違憲手段引起的爭議，民進黨主事者與支持者卻可以死不認錯，甚至只要有人提出質疑，就要被他們扣上「支持賄選」的罪名。

　　處此朝野各黨都或明或暗地向威權政治靠攏之時，我不禁對明年兩次大選後的台灣感到憂心。我憂心的不是陳水扁與民進黨的選戰勝敗，而是在當今朝野各黨對民主政治的認知不夠，亦無真正落實民主政治的誠意之情形下，無論哪一人哪一黨贏得大選，台灣的民主發展都要停滯不前甚至後退。我相信不只我才有這種憂慮，我所接觸到的中間選民，無論是懷抱社會改革的「理想派」，只關心日常生活的「市場派」，還是對現今政治經濟社會有嚴重不滿的「賭爛派」，都普遍具有這種憂慮。在感覺只能在爛與更爛中做選擇下，大家對台灣民主的前途沒有信心，對未來感到嚴重不安。這種對國家對民主政治的信心危機，才是台灣當前面臨的最大危機。

　　「台灣的未來會怎樣？又要往哪裡去？」這是目前海內外台灣子民共有的疑慮。而我相信，這個問題的解答在建立真正高品質的民主政治。我這麼說不免引人疑惑，蓋依照現今台灣普遍的看法，既然國會已全面改選，我們又能選出自己的總統，則台灣已經邁入民主政治。但我要指出：定期改選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機制，卻非民主政治的全部；而民主政治必然有定期改選，但有定期改選的卻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只要有民主的制度，更要有有民主的文化。而若以此標準言，目前的台灣離真正的民主政治還遠得很。

　　民主政治是個複雜的概念，極難以有限的文字說明清楚。但我認為若要找一個切入點，就應該由民主政治是人的政治而非神的政治著手。人與神之間的差別，在於人是不完美的。既然人是不完美的，則每個人都會犯錯，也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與價值。因此，有權力者恆有濫權的傾向。故在民主政治中，統治者的權力必須要受限制，不只是要以諸如定期改選之類的的制度加以限制，人民更需時時刻刻對統治者抱持著疑懼之心。然而，反觀台灣，現實政治中卻有太多的「神」，不但人民相信其所支持的政客不會犯錯，也有認為媒體與司法應「超然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迷思。而正因這種相信現實世界中必然有人不會犯錯的想法，使人民迷信權威，認為只有某些人或某些黨掌權，台灣才有希望，卻不知這種想法其實正是威權政治的溫床。在北歐神話裡，這世界本由諸神統治，直至諸神毀滅，屬於人的世界才能開始。同樣地，民主政治的開展，也必須從結束對現實世界中這些「神人」的盲目崇拜開始。這也是我把我想寫的文章總稱為「迎向諸神的黃昏」的原因。

　　「迎向諸神的黃昏」這系列的文章，是我對台灣政治發展的省思。同時，我也開始撰寫學術論文，企圖從我專長的憲政研究著手，對台灣的學術研究做全面而深刻的批判與理論建構。無論是寫評論文或學術論文，這條路都是艱辛的，畢竟我的主張泌然同時受到來自泛綠與泛藍陣營的反對。但身為知識份子（至少我自許要成為一個知識份子），我無法沉默。就像當年從事學運一樣，既然不滿台灣的現狀，那就以實際的行動去改變它！雖不敢說還有學生時代「持春秋筆抗千古事」的豪情，但「是所其是非所其非」的勇氣，我還是有的。當然，我不認為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對的，也不認為自己是所謂的權威。誠如龔自珍所謂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若我的想法真的能對台灣有點幫助，應該也是在於我對民主政治的堅持與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因此，我的師長與朋友們，如果您不認同我的想法，請您提出回應；如果您認同我的想法，那請您幫忙把我的文章再傳給其他人。我相信，個人的力量雖小，但只要我們開始行動，我們對民主政治的真誠信仰與對現實政治的理性思辯，就可一點一滴地，匯聚出澎湃如錢塘潮的力道。所以，就讓我們一起來告別諸神，為台灣的未來盡點心力吧！

2003年8月15日晨5點17分
於台灣台北市芸局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