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高誕秦存鄭的故事，發生在西元前六二七年，文獻見於《左傳》〈僖公卅三年〉。弦高究竟為了什麼原因這麼做？這則資料本身並未交代，所以，也引發了後人的一些不同的理解或猜測(不同說法，可以參看《史記》〈秦本紀〉和《淮南子》〈人間訓〉)。至於唐湘龍所說「五湖寄跡，一心向鄭」一語，到底是什麼時候才出現的？恕我孤陋，我到現在都還沒找著。
其次，咱們來看看鄭國與商人間的關係。研究中國古代商人或經濟活動歷史的人，經常援引《左傳》〈昭公十六年〉記載西元前五二六年，鄭國執政子產對晉國執政韓起的一段談話來說明政府與商人的關係。子產言論的大意是說，鄭國自開國之君桓公以來即與商人都源出於周邦，雙方人馬協力開墾荒地而共處一地，彼此之間也代有盟誓作為互相信賴的憑據，盟誓上說：「你不背叛我，我就不以強力拘束你的買賣行為，也不侵奪你的利得。你有贏利、寶物、貨賄，我也不加干預。」鄭人與商人，就靠這項誓約，才能長此以往相互為用，各蒙其惠到今天。換言之，鄭人與商人是具有一種共生互利的關係。但這到底能不能說成是鄭國「尊商」、「挺商」，是很成問題的。而一百年前，弦高之所以誕秦存鄭，恐怕也還是得從鄭人、商人之間「皆出自周」的親緣關係，以及「世有盟誓」這種同盟關係來理解比較近實吧。
再者，如果我們仔細考較子產上述言論的背景，也可以發現，子產的說法，不僅是歷史陳述，也具有相當深遠的現實考量。事情的發端是這樣的：因為韓起原有只玉環流落到了鄭國商人手中，而晉大鄭小國力懸殊，韓起為了想要回這只玉環，於是先向鄭國國君請託索求，但遭到國相子產拒絕。不得已，韓起只好向鄭國商人買回。事後，再向子產稟報，子產也才了上述的公開解釋。但真正的原因在哪呢？我們看看《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對鄭國子大叔、子羽等自家人所說明的拒絕理由，就清楚了。
簡單地講，子產的考慮是，「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意思是，大國(指晉)對小國(指鄭)有所需索，如果都照單全給，讓大國獲得滿足，那小國哪有那個能耐一一應付？一回給，一回不給，不是更得罪大國嗎？何況韓起和子產都是統治階層，也都是知禮的君子，如果為這檔事讓子產作為國相而有怠乎職守不能守國之罪，讓韓起因為得到玉環而被上貪淫之名，這不是更糟嗎？
也可以說，在這，子產考量的焦點實際上是鄭作為一個小國，如何保存國力，以及長此以往地與晉這個大國上下和睦相處的問題。至於商人和鄭國的傳統關係，則不過是子產用來向韓起交代當初拒絕藉公室政治力量索回商人所擁玉環的一個公開理由而已。和鄭國是不是「挺商」、「尊商」，是很難扯上關係的。
事實上，想運用古代中國文獻論證國家「挺商」、「尊商」是很不恰當的。相反的，古代中國的政府或智識階層往往不是主張採取裁抑，就是主張以管制或調控的方法來處理商人或經濟活動。在這，我不必一一舉證，有興趣的朋友稍稍讀讀《國語》〈齊語〉、《管子》〈輕重〉諸篇、《越絕書》、《鹽鐵論》這類比較集中的基礎文獻大概就可以明瞭了。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為什麼古代中國的政府往往採取裁抑、管制或調控的手段來處理經濟活動呢？原因很大部分在於，經濟在當時是被視成一種政治手段。或者，換個說法講，資源是被當成軍爭的基礎，也就是國家存亡的命脈所繫。簡單說，你不掌握資源，不控制經濟活動，你就等於是等著敵國吞噬你，或等著富可敵國的商人顛覆你。從現代民主社會的眼光來看，這種官方作法或管理主張，當然可能很無稽。但如果你搞清楚，中國其實也正在根據這套邏輯，嘗試運用這套方法對付台灣的話，那麼，你大概就不會對政府為什麼對「戒急用忍」要不要鬆綁這麼躊躇踟躕、思量研議再三感到難於理解了。
唐湘龍等中時記者，一直沒搞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扁政府的難題不在「尊李」？還是「尊商」？而是，作為台灣，或者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你是要犧牲經濟利益？或是犧牲民主自由的體制？這種選擇，當然是一個事關「道德」的選擇。但這是不是就意味「政治掛帥」？或「經濟理性臣服於權力意志」？大家可以自行判斷，我不需辯駁。
此外，唐湘龍等中時記者，也一直沒搞清楚，你們現在不清不楚地要求解除「戒急用忍」，糊里糊塗地抨擊民進黨「鎖國」或「以意識型態治國」，要真讓你們「皆獲其求」，我說，最先倒楣的，就是你們媒體！你們可以想想，中國「以經逼政」的策略如果因為你們的幫助而馬到成功時，台灣還有誰會願意替你們這群作繭自縛的蛋頭伸張公義，爭取人權來保障你們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當然啦！你們會說，沒關係，反正我們還可以到人民日報的「港澳台快遞」去，繼續寫我們熟悉的專欄！是吧？但你們口裡筆下愛來愛去的台灣人民呢？我說，唐湘龍，你醒醒吧！想想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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