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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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O JEN HAO 於 2003/04/02 10:03 | |
| 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 | |
轉自WUFI獨立建國論壇 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 張燦鍙著／前台灣聯盟總本部主席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序/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自序 如果光看學歷，我是美國名校萊斯大學（Rice）的化工博士，有二十年的時間，在美國知名且唯一私立免學費的庫伯聯合大學（Cooper Union）化工系擔任教席，並當了系主任，所以也是大學教授。在一般人的印像裡，唸理工的人大概都是戇直而務實的。事實上，我大致也是這樣的人。早初，我的生涯規劃便是想當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埋首於學術研究工作。以美國的環境條件而言，的確是做學問搞研究的好地方。 但人算不如天算。既然我是一個務實的理工學者，追根究底的治學方式，自然也會應用到我對社會的觀察上。在我的那個年代，台灣留學生到了美國，除了大開眼界，最大的改變，恐怕就是個人思想的自我覺醒。這種覺醒，因人而異，深淺有別。但最起碼每個台灣留學生都會感受到美國社會那種自由，開放的民主氛圍。看美國，想台灣，我油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深沉的悲憤。生為台灣人，我逐漸覺悟到對自己鄉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要是台灣人不能突破外來政權的統治，如何對得起四百多年前冒死橫渡黑水溝的列祖列宗？ 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由於這種覺醒，我在美國毅然決然的參加台灣人獨立運動，使自己走上了不歸路。我不但參加了台獨聯盟，而且還擔任了十四年的台獨聯盟主席。嗣後台獨聯盟號召海外人士返台，我又當了遷台前後四年的獨盟主席。像我這樣一頭栽進搞台獨的同志為數不少。不過看起來，我倒成了「不務正業」的典型，不像黃昭堂、許世楷他們的專業本來就和政治有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海外黑名單同志前仆後繼的闖關回台，我以首謀內亂罪被起訴，在土城看守所關了十一個月，隨後獲得交保。出獄後，我發現闊別三十年的台灣社會變了。最明顯的是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但道德水準卻日趨下降；有形建設到處可見，但無形建設卻乏善可陳；經濟發展雖有目共睹，可惜社會公德卻向下沉淪，令人憂心。 在我踏上故土時，台灣的環保運動已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不論是空氣污染、水污染或是興建焚化爐，闢設水庫等等，都可能因時因地而形成一項公眾論壇，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只是在喚起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自覺的時候，卻少有人去關切一項更嚴重的社會生態課題－台灣人的精神心靈污染。 猶記得蔣渭水在他那篇為當時台灣社會把脈的名文「臨床講義」中，針砭台灣人「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腐敗、、、、寡廉鮮恥、、、、。」他所指陳的這些症狀，現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竟連心靈都墮落了。一九九四年我到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參加當時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主持的「文學與政治」研討會，想不到我是唯一出席的政治人物，這是不是意味著政治人物只知道搞政治，除此之外對社會改造便是抱持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畢竟，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政治是最容易短線操作，立竿見影的；而文化則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深耕，當然短視的政客是要敬而遠之的。因此不難看出，過去台灣發展經驗顯示，經濟的發展往往有量無質，民主的改革有架構而無內涵，以致國家的競爭力難以強勁的提升，更遑論文化的建樹了。 作為一個「不務正業」的台灣人，三、四十年來的覺醒，讓我深信，廿一世紀的台灣不只需要政治維新，經濟維新，更迫切的需要進行一場全民心靈改革的文化維新。只有透過這樣的心靈改造才能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根源，也只有融新匯舊與創新優質的台灣新文化，才能找得到台灣真正的出路。 這本小冊子的付梓，其中有一部份是去年我在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主辦的關懷台灣本土活動的講稿；也有一部份是我在其他場合的演講。我曾經在美國自我放逐了半個甲子，為台灣獨立運動奔忙，因此書也沒教成，台灣人運動卻成了我這一生最大的志業，其中的遭遇，既有困頓也有欣慰。對我這個老台獨而言，我始終堅信聖經上的一句話：流淚播種的，必將歡呼收割。正如我們常掛在嘴邊說的：愛拼才會贏。台獨運動從歷盡艱難險巇到實現政黨輪替，雖然看似大有斬獲，但實際上卻面臨了相當嚴重的瓶頸。當“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和台灣領導人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時，台灣人運動已經出現最大的盲點，但政客們和許多運動者還不以為意，浸沉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自我意淫中，怎不令人痛心。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要深化台獨運動，那麼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是一項刻不容緩的最大課題，也是衝破台獨運動瓶頸的不二法門。基於這樣的認知，我謹將過去的幾場演講形諸文字，整理彙集成冊，藉供給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閱讀及探討。當然我更切盼這些文字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有關台灣文化重建與創新的論述出現，好為台灣文化的深耕，共同善盡最大的心力。 回到選項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一九九二年我在大家的協助下，終於突破黑名單的禁制，走出台灣政治的歷史監牢，再度擁抱闊別多年的台灣社會，歸根故土的宿願終於得償，心中的歡喜自然是不言而喻。 然而，返台的這整整十年當中，我貼近去感受台灣社會的脈動，心情卻是十分複雜，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台灣人的自覺，已經逐漸被喚醒；憂的卻是，自覺的幼苗，在尚未成蔭之前，又被嚴重污染。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者，我不禁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長期以來，無論是島內或是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大部分都是把焦點對準台灣人所受的種種政治壓迫，所幸經過卅多年的打拚，的確創造了一個政治架構全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使台灣人在政治上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彷彿潛藏在社會的種種鬱抑，一時之間完全被解放。這些束縛的解放，使得社會活潑充滿生機，但是卻也帶來很多脫序的亂象，甚至很多價值觀也因此而混淆起來。看到這樣的景況，才使我恍然大悟：台灣人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一個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是的，當前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深度和廣度兼具的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運動。 不過，在從事這項論述之前，我有必要對文化的涵意和影響，約略提出個人的看法。文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是捉摸不到的東西。一般而言，所謂「文化」，即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形成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也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即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蘊含教養，品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好比要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它的建築，市容和景觀，也要了解市民日常生活所展現的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生活涵養等。顯見一個城市的文化已經和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畫上相當程度的等號。再擴而大之，就是一個民族內涵的展現。所以文化有形形色色的形態，諸如：企業文化、享樂文化、年輕人文化、開車文化、政治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沓然雜陳，價值取捨因地而異，美國人介意緋聞，法國人則無所謂，甚至偏愛八卦。因此，什麼樣的文化，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過程，就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有什麼樣的人民群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府。於此可見，一個清廉政治文化的培養，並不單靠國家領導人的意志與修養，更重要的是端賴社會大眾共同建立的正確觀念，有以致之。 另一方面，從人類演進的歷史來看，今天我們所以能夠了解古早人的，幾乎都是靠他們遺留下來的價值觀、道德、思想與藝術的遺產，而不是端賴他們的經濟活動。譬如國民所得的高低、外匯存底的多寡、生產效率、統計數字、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率，這些數據可能有如過眼雲煙，當這個世代結束了，下個世代的人就忘記了。但是道德、文化、藝術的遺產，則會一代接續一代的流傳下去，影響深遠。因此西方人說：經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而文化卻是一種信心的力量（Economics is the power of reality，but the culture is the power of trust）。可見文化的力量，比較長久而且深遠，而政治經濟力量則比較短暫而膚淺。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道德約束，就會變成爾虞我詐，強取豪奪，互相算計，如此生活就沒有什麼意義和品質可言了。而在經濟活動裡面，如果不能同時對文化、藝術有所提升，則經濟活動越頻繁的時候，就會造就越多銅臭味的人。甚至，當經濟活動脫離了道德與文化藝術之後，如果越興盛，反而社會奢靡成風，成為墮落與敗亡的催化劑。歷史上的迦太基興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迦太基覆亡：追求財富至上的國家悲劇 有一本書叫做「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寫的便是二二００年前「地中海女王」、「經濟大國」、「貿易大國」迦太基被羅馬帝國徹底毀滅的亡國經過。腓尼基人據稱是地中海沿岸最擅長經商的民族，二千多年前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王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史書上說，腓尼基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是一群「只知賺錢，沒有娛樂的工蜂」。他們除了追求黃金之外，還是追求黃金，不像希臘城邦把金錢用在創造文化上面，追求超越金錢與財富的精神文明。因此，雖然它的海軍強大，騎兵驃悍，軍力不遜於羅馬，但卻「因財富而心高氣傲」，「因榮華而失去理智」，以致陷入經濟的自大與自卑之中，經過三次布匿克戰爭之後，終於被羅馬徹底的毀滅，從地球上消失。 而歷史上的羅馬帝國，也是重蹈覆轍，走向滅亡。 我非常擔心，台灣這幾年來，似乎也有這種趨向：越來越重視功利，重視財富的追求，社會奢靡成風，到處充斥著浮華與墮落。這種經濟掛帥，財富至上的價值觀，是否也會讓台灣社會步上迦太基、羅馬帝國的後塵，令人憂心忡忡。 歷史的教訓使我們了解文化的重要是凌駕於經濟之上。然而文化建設這條路，自古迄今從來不是平順的坦途─它不能立竿見影，它像一株小樹，需要不斷地澆灌、培育和呵護。譬如教育，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無形的建設。在經之營之的過程中是很難得到掌聲的，成效只能等待歷史的見證。尤其在功利社會裏，文化或藝術往往被誤解是裝飾性、欣賞性、宣傳性的事物或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的發展一無是處，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當然，這種論調似是而非，不足為訓。在此，我要舉歷史上三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顯例。這三個文化運動都強而有力的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一個例子，便是歐洲在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迸發的文學藝術上的復興運動（Renaissance）。其始於義大利的弗羅倫斯，而後幾乎傳遍於全歐洲。它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成就在於人文教育的建立，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創作的昌盛；天文、物理、醫學、技藝及科學方面的新發現，以及方言文學的發達等等。此外，它更透過思想啟蒙（Enlightenment）、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運動，使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成現代化有文明的公民社會。 其次是十九世紀的日本京都文藝復興。一八五三年美國Perry將軍以四艘黑色艦隊，強行駛進日本江戶（東京）港口，迫使日本門戶開放，打破日本二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日本人因此受到刺激，引發了日本京都文藝復興。一八六八年的明治政府成立，結束了長達七百年的德川幕府，推動明治維新，全力引進西方文明，主導以日本為主體，以平民教育，美學教育為內涵的文化、思想改造運動，使日本成為現代化強盛的國家。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力迅速壯大、不到三十個年頭，軍事上已經在甲午之役及日俄戰爭雙雙告捷。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戰爭擊敗清朝，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一九０五年在日俄戰爭中更打敗強大的蘇俄帝國，訂立朴資茅斯條約，割讓庫頁島的南半部給日本，承認日本為朝鮮的宗主國，劃長春以南的勢力予日本。 日本從一個鎖國封閉的社會轉變成門戶開放，接納西方，但又不失主體性的維新自強，使得日本脫胎換骨，一躍成為現代化國家，怎不令人刮目相看。 坦白說，中國在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時，往往只張開眼睛，沒有敞開心靈。八國聯軍後的庚子賠款曾保送了一批留學生到國外深造，但這些受西方知識洗禮的留學生回國後卻得不到政府的重用。像嚴復只能做些翻譯的工作，介紹西方經世致用的名著，像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斯賓塞的「辟學肄言」等譯述，再大不了，也只能一吐鬱卒的撰文鼓吹維新自強。 第三個例子是一九八五年法國總統密特朗（Mitterand）推出劃時代的「十大計劃」，包括新凱旋門、大羅浮宮、巴斯底歌劇院、龐畢度中心、奧塞美術館、自然史博物館、法國圖書館、阿拉伯世界學院等，使巴黎成為現代歐洲與世界文化、藝術及思想中心的殿堂更為確定。他個人也奠定了在法國文化和歷史上無可取代的「文化總統」的美譽。 文化建設，雖然不能立竿見影，但卻一直是最具魅力和內涵的政治功績；文化、藝術和思想的成就，始終是所有具備遠見和歷史感的國家領導人，最希望留給後代子孫的政績與禮物。 今天的台灣，國民平均所得已與先進國家差不了多少，更是全世界第十六大的經濟體，確實是一個經濟繁榮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在生活品質、環境生態、守法習慣、美育水平、文化內涵的評比上，卻和先進國家出現相當大的落差。台灣人民對守秩序、公正、理性、自制、尊重等等這些最起碼的「公民社會」氣質，仍未建立，怎不令人憂心。所以我們務必透過教育改革、社會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來加速台灣的進步，使之成為一個高度文明的先進社會。 回到選項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 中國人自詡中國為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並且習慣炫耀中國文化的優異傲人。果真如此嗎？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中國文化傳統的本質到底是些甚麼東西？是人情味？乖順聽話？講面子？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存天理，滅人欲？或是黨同伐異？夷夏之防？政治掛帥？老死不相往來？ 到底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哪些主要的差異？我們可由幾個方面來探討： 一、在社會的人際關係上： 相反地，西方社會是橫向水平關係，以人人平等為人際關係的先決條件和社會規範，較無長幼尊卑的威權命令，同時也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no one above the law），像尼克森貴為總統，卻因水門事件而下台，就是最好的寫照。 目前台灣社會因威權統治解體，垂直架構破壞，而新的橫向關係尚未建立，進退失據，莫知所從，以致社會脫序一片混亂，豈能置之不理。 二、公共道德觀念： 而西方則是重視群體教育，人文關懷，人道精神。個人是屬於公正、理性自制、守秩序的公民社會一份子，生活交往範圍較廣，重視人際關係，並關心公共事務，比較普遍遵守公共道德，彼此約束、互相尊重。 三、對不同事務的包容性： 西方社會在希臘城邦政治發展之初，便是多元思想的開端，後來雖因基督 教文化而有所壓抑，但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後，便確立了朝向包容、思想多元化發展，因而產生民主思想。有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言論，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無疑顯露出彼此包容、相互尊重的民主素養。 四、教育觀念： 西方教育使人具備基礎知識，產生主動學習動機，重視知識的實用價值─學以致用。人文教育使人民產生自信，學習做一個有教養的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為未來學習的四大支柱是：學做事、學做人、終身學習及學習與人相處（亦即是所謂ＥＱ），這四大支柱充分顯示西方社會的教育理念。 五、政治觀念： 相對的，在西方民主社會普遍建立了「沒有不可取代的人」這種公天下的觀念。喬治．華盛頓在憲法沒有規定下，創下連選只得連任一次的典範；他在一七八七年擔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在一七九六年拒絕再做第三任總統，寧願回鄉作農夫。邱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偉大政治家，也是領導英國戰勝德國的首相，但戰爭快結束時，他卻選舉失利，由首相變成一介平民，從波茨坦會議中被召回。事後有位美國記者問他：「你會不會覺得英國人有點忘恩負義？」，邱吉爾卻坦然回答：「不會，這點證明我們英國人還很年輕，並未衰老」。他有一句名言：「酒店關門，我就走。」多麼灑脫！卻沒有減損他的偉大。 （二）法律觀念：中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講究的是情、理、法。法律之前也因人而異，送紅包、走後門、拉關係都能產生作用。 西方剛好相反。他們強調法治、講究的是法、理、情；而「情」須從「正直」、「公平」出發；衡情，也須論理。 （三）政治上的競爭文化：中國政治文化擅長玩弄權術，充斥著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是重術而不重道。茲舉一個我個人的經驗博君一粲。我擔任台獨聯盟主席時，雖然大家認為我熱心夠，但不懂政治，因此拿了「資治通鑑」、「戰國策」、「三國演義」、柏楊的「中國人史綱」給我讀，由於太多文言文，讀起來較為吃力，也不太能體會，於是朋友又送了一本民間家喻戶曉的「厚黑學」給我參考。乍讀之下，不免大驚失色─原來中國政治的ＡＢＣ竟然大有學問，而且還分層次：一般人是臉皮厚，心肝黑，就可為所欲為，但到了將軍這個位階的，為將之道，便得心黑而亮，臉皮厚而硬才能無往不利；至於一國之君，須修練到心黑而無色，皮厚而無形才是爐火純青。 相較於西方，則西方人比較傾向於良性競爭，遵守遊戲規則。因為競爭，就必需全力以赴，規規矩矩，願賭服輸，所以是光明正大的君子之爭，具有運動家的精神─勝不驕，敗不餒。美國總統雷根在卸任後，有人出了一本書，叫做「權力遊戲」（Power Game），是描述他在白宮主政時，如何在大家認同的「遊戲規則」下，巧妙地爭取最大的影響力，發揮最大的施政功能。舉例說，壞消息都選在週五公佈，因為隔天見報已是週末，比較不會引起注意，自然衝擊會比較小。但好消息則放在禮拜天宣佈，因為假日記者休假，消息不多，星期一變成大新聞的機會比較大。雷根的做法，正是民主社會政治領導人的「政治藝術」，這絕不是所謂的「政治權術」。 （四）歷史觀：中國歷史常會週期性的出現「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循環模式。由於〞朕即天下〞的自大心態，自然形成中國人「一統」是治世，「分治」是亂世的偏頗價值觀。以為「分」是過渡，是不安，是對歷史的罪行；「合」則是常態，是正道，是中國人對歷史的責任。所以治亂的評價，是以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待，而非以人民的幸福為指標─也就是說，將政治的統一，放在比追求人民生活福祉更為優先的地位。因此，台灣獨立被斥為數典忘祖，是背叛民族的行徑，必須全面打壓、遏阻。 西方的歷史觀則從部落神權到封建君權，再演進到民主人權。國家、政府是基於人民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設立政府的目的，是要它為國民服務而不是要人民受政府役使。美國的獨立宣言明白指出，「人類有若干不容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民設立政府。政府合理的權利是取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但破壞了這種目的，人民就有權加以改變或推翻，建立新政府……推翻這種政府，提供新的安全保障，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責任」。旨哉斯言。 國家是生命共同體的結合 我們可以這麼說，一個和諧進步的社會，一定具備現代化國家觀念─也即生命共同體的觀念。近代國家的形成，不只基於同文同種的客觀條件，更重要的是基於共同命運與利益的主觀意識。例如華裔佔絕大多數的新加坡，能夠和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種族建立自己的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李光耀說過：「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他們有中國人的血統，他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他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早在1972年就主張，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當作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來台灣，就是新台灣人。其次，一個民族也可以形成幾個國家，如日耳曼人形成德國、奧國、瑞士；也有的是由幾個民族融合成為一個國家，如美國。顯見國家的成立，取決於國民意願的選擇，而不是統治階層的強制。自十九世紀以來，追求獨立的國家遠比嚮往統一合併的國家為多，這是現代化民主人權政治的本質及潮流。以下的數據可為佐證：一七七七年世界有卅五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六十四個國家；聯合國成立的會員國有五十一國；一九六０年代已有一百三十個國家；現在全世界有一百九十三國，其中只有台灣及梵蒂崗未加入聯合國。 （六）哲學觀：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多數人不知信仰為何物，所以卜卦、拆字、看風水、命相、畫符、名堂繁多，令人迷惑不知所從，雖說中國人也有少數科學發明，如算盤、火藥、指南針、紙張…..等等，卻也只止於淺嘗輒止的地步，不能再研發力求精進。邏輯、理性等元素不能成為哲學發展的主軸，導致無法進一步發展，確實相當可惜。而西方，則著力於自然科學，秉持邏輯理性的態度，探索自然，溯源探本，發展推論的理性論辯邏輯，培養客觀、理性的分析能力。 （七）文化觀：中國屬大陸文化，特色為封閉、專制、思想僵化、排斥新知、沒有雅量接受外來文化，形成自負托大，少有自省的能力及大開大闔的改革精神。因此雖有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一九一一年的五四運動，仍偏重於知識與科技的層面提升，可是在文化上卻仍原地踏步。最好的證明，就是五四運動大力鼓吹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這兩樣法寶，但民主化的德先生卻很難在中國社會生根發芽。如果當前的中國是一個崇尚民主的大國，則台海兩岸的弩拔劍張的情勢早已消弭於無形了，因為窮兵黷武是不為國際社會所容許，更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所敢造次的。 所幸，台灣是屬於海洋文化，具有冒險開創、奮鬥苦幹、隨遇而安，包容多元文化，敢於求新求變的精神。三、四百年前，明、清的海禁雖嚴，寸板不能下海，但台灣人的先祖，仍敢痛苦地告別親戚祖厝，冒險犯難勇渡所謂″六死三留一回″的黑水溝避秦到台灣，在此新天地安身立命，就是這種移民性格、海洋精神的具體展現。 結論 炎黃子孫能不羞愧！ 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到底成就了什麼？是纏小腳？是焚書坑儒？還是「無事細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無為、愚忠？雖然民間風俗傳統文化還有不少值得傳承的東西，但史家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到了唐朝以後，就差不多停頓了，隨後的朝代皆欲振乏力，更遑論會去深耕文化。 西方文化呈現的是多元繽紛的活力：他們發明了飛機、火車、汽車、輪船、手錶、電腦、人造衛星、摩天大樓、電視、電話、電報、電腦、超音波、太空船、動植物的品種改良等等。而在社會科學方面，民主、選舉、議會、政黨、人權、自由、自治、人類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等等，不一而足。顯然這些都不是自詡為擁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國傳統所能發展出來的。 回到選項 第三章 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首先，我們應先釐清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支流嗎？是地方文化嗎？或是臣屬於中國文化之下的一種次級文化？由於茲事體大，我們必須慎思明辨。 何謂中華文化？事實上這是一個頗為令人困惑的難題。首先就時間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不同於秦漢文化；漢唐的文化不同於明清文化；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五十二年的共產文化，亦大異於中華民國在大陸執政卅八年的文化。 其次，就空間而言，大陸文化不同於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不同於邊疆文化；東北文化不同於西北文化；兩廣文化不同於江浙文化。所以誰是主流，誰是支流，很難給予客觀的論斷。 再說，台灣的「本土文化」，其實也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台灣文化，有原住民文化成分，有中國中原文化成分，有閩粵沿海文化成分，還有外來西班牙文化成分，亦有荷蘭文化成分（台灣的黃牛是荷蘭人從印尼引進台灣的，其他如農具，甘蔗苗種亦是）及日本文化，而近數十年來更有大量的歐美文化成分，這樣一個大熔爐式的混合文化，自然與閉塞了數十年的大陸「中華文化」有很大的差別。更何況移民性格的台灣人，可能更接近海洋文化，秉承了祖先冒險犯難，開闢新天地的勇氣與毅力。所以台灣文化中會掺有中華文化，但不能硬拗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支流，其理甚明。 事實上，文化沒有高下之分。西方人在十九世紀時曾把非洲人看成「沒有文化」的低等人，沒想到在文化的自然交流後，卻讓西方人學得了爵士樂（Jazz），也讓畢加索從非洲的雕刻和人文中，得到無窮的藝術創作靈感。所以文化沒有孰高孰低、也沒有中央與地方之分。換句話說，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形成的文化，只有優劣的問題，而不是沒有文化。 但很不幸的，蔣介石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即長期佔領台灣。台灣在大中國本位主義的教育體系下，接受了中國文化的薰染，使台灣中國化。造成台灣人只知中國，不知台灣，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山川河海瞭若指掌，卻對台灣的歷史發展、山河地理、視若無睹。以致造成崇仰的是中國古聖先賢，相對的對台灣故土的一切卻自我蔑視，自我否定。茲舉一例，我有一個朋友在大學教歷史，他向選修的一百零八位新鮮人發問卷，問了以下幾個問題，結果答案不一，令人啼笑皆非。其中問道：我國人口多少？有的答二千三百萬人，有的答十三至十四億人口。又問：我國的首都在哪裡？有的說是北平、北京、南京、也有的說是台北，更有的說尚未確定。三問：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否為中國人？結果有九十人答說是中國人。原因是這些學生對國籍與種族分不清楚。（如果你對新加坡人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一定會被糾正為他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國慶日，他們都會高歌一曲：We are Singaporeans的愛國歌曲，聽來令人動容。）四問：柯林頓總統是否為英國人？結果大部份的人回答說不是。因為對美國人來說，他們雖是由英國移民而來，但獨立建國後就是美國人，而不是英國人了。五問：蔣渭水是何許人？只有十五人勉強知道，在這十五人當中，有些人說蔣渭水是歷史性人物，答案還不錯；有些回答說是抗日英雄，很接近正確的答案；但也有的說姓蔣的都不是好東西。其實蔣渭水的重要輪廓應該是：他是一位痌瘝在抱，視病猶親的醫師，但他也是一位致力於台灣社會改造的有心人，一九二一年十月他發起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組成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台灣民眾黨。他不但是台灣人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人，同時也是日據時代台灣人中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的革命家，他是殖民地歧視政策下被壓迫民眾的反抗精神代表者。六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結果半數以上答是，但再問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大部分卻都說不是。由此可見，學生們對國家意識錯亂得一塌糊塗，大概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有這樣的怪現象的。 被掩蓋的台灣歷史 猶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出國留學，去拿博士，當身處美國，相信很多人和我都有同樣尷尬的經驗，那就是碰到Host Family請客，或出席Rotary Club的邀約，席間交談問起台灣的情形，我們常會不知所云，雖然我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家在台灣，然而卻沒有辦法去向外國友人描繪台灣，也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代表台灣，真是很丟人。但奇怪的是，我們從課堂上熟知中國有五千年歷史，黃帝堯舜、夏商周秦、春秋戰國、秦始皇焚書坑儒，乃至武則天、慈禧太后；清兵入關，消滅明朝；辛亥革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戰等等，卻不知台灣四百年史，原住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甚至包括與台灣歷史大有關係的鄭成功驅荷領台，反清復明，而清朝時期（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台灣人民反抗，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甲午戰爭、馬關議和，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國的建立（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五日），以藍地黃虎圖樣為國旗的一場歷史變局；至於近代史的霧社事件、文化協會、一九一五年噍吧哖大屠殺的西來庵事件，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母女慘案、陳文成命案、鄭南榕自焚等等攸關台灣人獨立運動可歌可泣的史實，卻被忽略。 可以說，台灣子弟，普遍熟悉中國的歷史地理文物，卻反而對自己台灣的史地文化懵懵懂懂，所知有限。以下分別就人物、歷史古蹟、山川、節慶、技藝作一對照，便可看出我們對中國和台灣兩者認知的程度差異。 我們熟悉中國人物：文天祥、岳飛、以及劉備、關公、張飛、桃園三結義；知道歷史古蹟萬里長城、紫禁城、西湖、中山陵、也知有長江、黃河、烏蘇里江、黑龍江、喜馬拉雅山、甚至還背得出聖母峰的高度是八、八四八公尺。而對端午節吃粽子是為紀念三閭大夫屈原，也都耳熟能詳；當然對宮燈、旗袍、刺繡、國畫、京戲、北平烤鴨也都不陌生。可是提到郭懷一（一六五二）是第一個發動叛亂荷蘭人的台灣人；朱貫一（一七二一）、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又是什麼樣的人物，恐怕就少有人知了。即使不少人遊過安平古堡、赤崁樓、億載金城、大天后宮，但對它的歷史背景，也只是一知半解。台灣的山川濁水溪、大甲溪、曾文溪的確切位置？玉山又有多高？一定考倒不少人。又如大甲媽祖南下進香共八天七夜，來回長達三百七十二公里，善男信女長途跋涉，抵達嘉義新港奉天宮舉行祝壽大典，是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很是熱鬧，但在課本上竟沒有半字提及。再說，台灣各地土產鳳梨酥、太陽餅、擔仔麵、炒鱔魚；台灣戲劇歌仔戲，布袋戲，廟會的宋江陣、車鼓陣、台灣的民謠望春風、雨夜花的時代意義，大概也是不甚了了。 強烈的中國意識已經氾濫到無所不至的地步。我在市長任內舉辦運動會，竟然運動員的宣誓出現：「余等謹奉 國父提倡體育之精神暨先總統 蔣公朂勉國民強身報國之訓示……」，這樣荒天下之大稽的文字，套句時下年輕人表示深不以為然的口頭禪：這也未免太扯了吧！ 最近我看到一份統計數字，比較教科書的編寫情形：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國中歷史當中的本國史佔百分之六十，外國歷史佔百分之四十。而本國歷史又以中國史佔百分之五十五，台灣史僅佔百之五；國中的地理教材，以本國地理佔百分之七十三，外國地理佔百分之廿七；而本國地理則以中國地理佔百分之六十三，台灣地理佔百分之十。難怪學生只曉得如何從南京搭火車到上海、大連、北京，卻不知道由萬華坐火車到員林要經過哪些地方。雖然一九九八年以後稍作調整，本國歷史當中，中國歷史佔百分之四十，台灣歷史佔百分之廿；外國歷史佔百分之四十；本國地理當中，中國地理佔百分之五十三，台灣地理佔百分之廿，外國地理佔百分之廿七，看起來是略有進步，不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正確的認識，就是台灣史地不應只是鄉土教育的輔助教材，而應是屬於正統教育課程，台灣人子弟應在課堂上理所當然的要先了解台灣歷史、台灣地理。 教科書背離事實 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如果我們任令中國史地佔了教科書的偏重比例，會造成相當大的後遺症，不但外國人搞不清楚何以台灣學生不重視自己的台灣本國史地，卻拚命的去讀中國史地？如果把台灣的地理課本，譯成英文給外國人看，他們會說這是中國的地理課本，實在令人滿頭霧水，貽笑大方。其次，更莫名其妙的是，竟然以敵國的史地來作為升學考試的關鍵成績，這也未免太作賤自己了。難怪成績好，用功認真的學生，熟背越多的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就會離開我們的鄉土越來越遠，變成滿腦子的中國而沒有台灣。 當前的教科書還常出現背離事實，自欺欺人的滿紙荒唐。台灣的教科書大言不慚的說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三十五行省、十二院轄市、兩地方和一個特別行政區，首都是南京，地圖像是一葉秋海棠（即包括外蒙古─雖然國民政府當年允許其公民投票，在1945年承認其獨立，1961年也默認其加入聯合國，老蔣當時是五常務理事之一，卻未使用否決權。）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地圖已不包括外蒙古，形狀由秋海棠變成老母雞。首都則是北京，全國調整為廿二省，三直轄市及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如此一來，跟台灣的教科書兩相對照，可是天差地遠。蘇聯前總理戈巴契夫（Gorbachev），曾經當機立斷下令廢考不實的高中歷史，他說：「測驗學生知道多少謊言，毫無意義」。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在老師要求學生誠實的同時，卻給了欺騙學生的教材，這是教育的原理原則嗎？ 照理說，教育的學習原則本來就是由近而遠，由具體而抽像，才是符合邏輯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學，史地應由認識台灣本土，再循序認識中國、亞洲、世界，而不是先學習那些十三天地外，有孔無榫的代誌，所以本土教育應該放在正規教育的位階。我有一位住日本的朋友的孩子，在學校上課，他的家庭作業是描繪由家裡到學校的地圖。老師要求學生標示沿路重要的地標及其作用。譬如郵局、紅綠燈的功能是什麼，如何寄信等等，還帶學生去實地參觀，讓他們認識厝邊等周遭的環境，正如哲學家杜威所說的：「教育即生活」，讓教育融入生活中。我知道台北天母有一所為在台服務的日本人子弟設立的日本學校，第一堂課便是讓學生先了解台北，這不是很好嗎。此外，澳洲的教育，讓學生說故事，再由他人回應，產生互動，從中學習遊戲規則，學習尊重別人，包容別人，也是非常的生活化。 事實上，台灣河洛話很優美，音韻像音樂，七音八聲，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之一，是中原河南洛陽話，禮記詩篇等古文，用北京話讀不來，只有河洛話才能表現出它的聲韻之美。有一個「胡說八道」的成語典故，剛好可以作為佐證。由於河洛話的七音八聲很難學，不容易琅琅上口，因此北京人把他簡化為四聲的北京話。在五胡亂華時，胡人和八旗人連北京話都說不清楚，不免荒腔走調，因此鬧出胡說八道這種字不正，腔不圓的語言含混以對。後來形容一個人不正經亂講話為「胡說八道」。至於台灣的原住民歌曲，被日本學者黑澤隆朝認同是世界上和聲最美的歌曲，不但保留了人類進化原則中最原始的歌唱方式，而且並將和諧圓滿的美學概念與沉潛內斂的社會觀完全融入他們的音樂中。因其演唱方式的特出與過程繁雜，及音樂上的半音和聲結構，在世界諸原始民族中獨樹一格而引起世界民族音樂界的驚艷與讚歎。一九九六年在美國亞特蘭大（Atlanta）舉行的第一百屆奧運，就是選用台灣原住民的「飲酒歡樂歌」（The Booze Song）改編成奧運的主題歌。台灣人擁有這麼豐富優美的文化資產，這是台灣人的驕傲。 以下三個故事可藉供我們省思： 一、印度聖雄甘地，生在大英帝國的顛峰時期，他小時候唱的兒歌是：「好大個子的英國人，統治小小的印度人，因為他們吃肉多，一長長到七呎高。」因此甘地常常偷吃肉，想變成魁梧的英國人，對自己印度的東西看不上眼，一心想模仿英國人。後來到英國留學，又到南非當掛牌律師，以為自己攀上了白人上層社會階層，直到有一天，他買了頭等艙的火車票，卻不准進入頭等艙，因為那是有色人種的禁區。受辱之後，他才決心要確立印度人的主體性，領導印度人反英國殖民運動。他說當他放棄虛偽的自我，肯定真我的時候，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不只是甘地人生的分水嶺，更從此奠定了印度人的信心。 二、黑人文化在美國一直被漠視，黑人以自己的東西為恥，他們設法漂白自己的皮膚，用外科手術來改變鼻型，女孩子從小就被母親想盡辦法把捲髮弄直，設法掩藏自己原來的面目。直到一九六０年代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提倡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開始奠定了黑人的自信心，捨棄以白人的標準去看待自己，於是黑人的文化才逐漸發展，黑人的存在才被重視，甚至白人也欽羨黑人的舞蹈、歌唱、藝術和運動的才華。 無獨有偶，在美國文壇也有一位深受美國黑人景仰，被譽為「美國黑人文學之父」的詩人藍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 1902-1967)，用真情流露的詩作來鼓舞他的黑人同胞，他為真理挺拔不屈、勇於撻閥虛張聲勢的種族歧視，無異是黑人文學中的另一位Martin Luther King。他有一首短詩：「同胞」正好呼應了「黑就是美」： 黑夜多美 繁星多美 太陽也是 三、一九九０年波羅的海的小國愛沙尼亞（Estonia）能夠抵抗蘇俄的強大武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對自己民族有信心，他們的獨立革命叫做歌聲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五分之一的人民上街頭高唱著「我就是愛沙尼亞人，我要自由……」，於是一場很和平、歡愉，但很果敢堅定的大抗爭，迫使蘇俄的坦克、飛彈、槍砲無能施展，終於恢愎了愛沙尼亞的獨立。 結論：尋回自己、認識自己、肯定自己 文化是一國人民的精神和靈魂，人民的文化受到摧殘或漠視時，就會讓人民失去光彩，麻木不仁。日本和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一百年期間，刻意摧毀台灣語言、文化、以達到殖民統治的目的，讓台灣人民模糊自我的存在，而失去自尊心和自信心。今天我們第一個要務就是要認識自己的存在和價值，肯定本土文化，找回我們自己原有的東西，並予發揚光大。 一九九三年開始，台灣社會陸續出現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鄉土教學運動等本土化的文化運動，確實是讓被掩蓋的台灣本土精神，露出一線曙光。我們更期待，教育當局能翻新教科書，針對歷史、地理、社教、音樂、文化、語言、文學、編出一套實用的基礎教材，不只是作為輔助性的鄉土教材，更應該優先納入正軌教育的位階。如此一來在台灣成長的孩子才能認識台灣、關心地方、疼惜鄉土、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才會形成。 回到選項 第四章 提升台灣傳統文化的優質化 台灣有許多隨不同節令而舉辦的廟會民俗慶典活動，台南府城尤然。例如元旦迎春、正月元宵花燈、三月迎媽祖、五月扒龍船、七月成年禮做十六歲、中元普渡、十月半廟寺建醮、冬節添歲、送禮過年等等。這些活動反映出一個城市居民歷代相傳成俗的生活脈絡，不但豐富了市民的生活記憶，凝聚著生活情感與城市認同，也展現出一個城市精彩文化的深度。 活動熱不等於文化熱 且看我們的民俗慶典： ─大甲媽祖繞境：雖是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但過程單調、乏味，儀式粗糙、政治意味太濃、加以長途繞境、沉悶、沒秩序，慶典意涵難以彰顯，外國人來台觀光，因為沒有看頭，勉強湊湊熱鬧，一、二天就看不下去，讓台灣民俗節慶無法踏上國際觀光舞台。 反觀外國的一些民俗活動，卻能經過精心的設計而提升為優質文化。例如：日本的相撲，以前是年輕人在街頭上的角力，有人戲稱為胖子打架，只是力的較量；經去蕪存菁，竟能提升為「力」與「美」的競賽。更難能可貴的，在出手之前的撒鹽動作，一方面表示驅邪，另方面也宣示選手的光明正大，不會搞小動作，這種沒有暴戾之氣，揖讓而升的君子之爭，變成大和民族心靈上共同的美感而揚名國際。又如義大利的歌劇（Opera），不也是從街頭獻唱開始的，卻演變成世界級的歌劇。其他如美國南方的爵士樂、西部的鄉村歌曲都能登大雅之堂，我們不禁要羨慕的說：有為者亦若是！ 追求美的台灣文化 日本祇園祭的借鏡 有傳統才有根、有創新才能永續 基於上述認識，我主持台南市政期間，從二０００年起又恢復停辦了二十多年的媽祖文化節，用以喚起大家對府城珍貴傳統民俗活動的歷史記憶，促進市民對城市的情感認同。而更重要的是，藉這個節慶來推動民俗活動的優質化與精緻化。在這項活動的整個過程中，要求儀容整潔，不得嚼檳榔、刁煙、穿拖鞋。當時，台南市政府還特別招募了九十餘位大學生充當媽祖轎班，重現秀才扛神轎的情景，展現活動的力與美。如此一來，不但將宗教活動提升為文化、歷史教育層次，促進了舊街道新美街的再造與古蹟的活化，進而提昇城市文化的內涵與深度，讓這項活動成為府城的文化產業和觀光產業的重要資源。 由我成立的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最近邀請了一些專家學者、文史工作者成立了「台灣傳統文化優質化」推動小組，將選擇二至三項有代表性的活動，賦予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現代化、優質化、精緻化的典範，希望有朝一日，像京都的祇園祭一樣，在台灣能展現出令人驚艷，充滿「台灣味、世界性」的節慶活動。 回到選項 第五章 以人為本位的台灣文化重建 去年我接受東森電視台「發燒人物」節目的專訪，曾提起我在國小時常與日本小孩打架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起因是當時我就讀進學國小，在上學的途中，必須路過南門小學─這是專給日本人就讀的小學。因看不慣日本小孩的盛氣凌人，享受特權，彼此橫眉豎眼就會幹上一架。日本人奴化台灣，把我們當成二等國民，又作為南進基地，徵兵遠赴南洋打仗，當然痛恨日本人。 不過我也要持平的說句公道話，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卻也使得教育普及，打下基礎建設。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台灣社會已養成普遍守法，誠實互信，一諾千金，乾淨清潔、有禮有貌、治安良好（日治時代的高雄州，五十年只有三件大兇殺案）的風氣。終戰初期，台灣社會雖然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台灣社會卻顯得相當理性，自制，自律。難怪終戰後大公報的知名記者蕭乾由上海來台灣，看到日本人建設了五十年的台灣，驚嘆不止，所以寫了一篇「冷眼看台灣」的報導，指陳國民黨政府的「建設新的台灣」是高調，應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經。無獨有偶，一九四六年春，另一位上海記者江慕雲也來到被形容為祖國「化外之地」的台灣流連了兩年餘，打算寫一本有關於台灣的小冊子，剛好又碰上「二二八」事件，嗣後回到上海，出版了「為台灣說話」一書，以他所見所聞作了深入報導，讀來令人感動。 反觀當前的台灣社會，犯罪率節節升高，充斥著黑金、色情、環境污染、功利主義，互信基礎薄弱。因為盲目的追求經濟成長，自然忽視文化建設，而向錢看的結果，必然逐漸啃噬掉台灣人的尊嚴，並付出難以估價的環境成本，社會成本、人性成本和文化成本。我們不妨用「人本」的觀點來檢驗今天的台灣社會，我們是否過得比以前快樂？我們是否比以前生活得有尊嚴？有人諷刺說台灣人還是快樂的，但那是屬於低層次的，紙醉金迷的聲色逸樂。英國的經濟學人（Economists）稱台灣人是貧窮的富翁；也有人說台灣是最富裕的貧民區（The Richest Slum Area），更有人說，台灣好醜，不是因為窮，而是沒品味。最近國科會發表「永續台灣的願景與策略白皮書」，指出「賺得全世界，卻失去台灣」，「窮得只剩下有錢」，是過去台灣經驗的寫照。我們能不汗顏嗎？ 台灣是精神貧瘠之島 大戰後國民黨政府佔領台灣，雖然稱呼我們為同胞，但卻把台灣腐化了，以致守法精神喪失，沒有自律，只有他律，既無慈悲之心，也缺乏社會公德，成為一個「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利己主義社會，造成邁向公民社會進程的阻礙。 就拿開車文化來看，在美國是車讓人，在台灣是人讓車，結果還是人的問題。有一個移民美國的朋友告訴我親看的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在洛杉磯的小台北（Little Taipei）看到一群孩童在玩球，一個不小心把球踢到馬路上，想要撿球，但開車路過的台灣人都沒停車，後來一個美國人開到這裡，隨即停車指揮擋下所有過往的車輛，讓孩子們把球撿回去。這與交通規則無關，反而是與國民性格有關，我真感慨為什麼台灣人連這麼一點善小都不願意做？ 也有一次，是我卸任市長後，晚上自己開車經過一條只容一部車的巷道，有個路人看到車來也不讓路，我搖下車窗拜託他靠邊走，結果換來了一句： 「你急什麼嘛！」。難怪有人說，要改造國民性格，只要先將交通守法的問題解決，社會改造的工程便已成功一半了。 也許大家都還記得去年五月在澎湖的華航空難，現場一片狼藉，慘不忍睹，電視儘是家屬淒厲號哭的鏡頭，有的媒體記者竟然還站在ＳＮＧ車前冒失地問喪家的心情如何？這是那門子的新聞採訪，讓喪家情何以堪。此外，空難後由海中打撈上岸身份不明的罹難者遺體，航空公司竟要求家屬逐具指認，無異是對家屬無理且殘忍的要求，在場協助善後的慈濟人甚覺不妥，因此採用分組方式，先由每組的義工根據家屬的描述，找出特徵後再請家屬確認，既有效率又十分體貼，整個過程流露出惻隱和悲憫之心，見之令人動容。 即便是日常生活當中，也是到處充斥著低俗的社會文化。例如電視新聞，多的是車禍、兇殺、火燒、災難、股票、樂透、緋聞、靈異、竊盜、強姦或販毒的報導。此外像大胃王比賽，本來飲食是為了美味及健康，竟然會被拿來拚食量及速度的宣傳活動；而連男女私下秘密的親暱接吻，也拿來「計時」公開比賽；「三八」婦女節竟然比賽在卅八秒鐘內誰穿最多件內衣；一個中年人到百貨公司偷竊女人內衣被抓到，竟然也成為全國新聞。事實上，這些事每一個社會都會發生，但值得變成全國性的焦點新聞嗎？長年累月如此，令人對這些煽色腥新聞深惡痛絕，卻又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干擾我們的生活。單看這些新聞報導，難怪外國人覺得台灣人似乎生活在墮落、悲慘的世界一樣。。至於電視綜藝節目浮濫粗俗，毫無創意及新鮮感可言；而新聞性談話節目的Call in，永遠就是那些老面孔，搞些不負責任的半吊子分析，再加上各說各話的大打口水戰，弄狗相咬，真是倒盡胃口，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即景。難怪媒體被民眾視為社會亂源之一。 反觀西方的媒體，不只考量商業利益，更考慮新聞倫理，社會價值，國家利益等等，扮演社會公器，公共服務應有的角色；它一直非常重視社會公益和人道關懷。有一次電視報導在舊金山灣有一隻鯨魚受困於海灣，立即成為全國的熱門新聞，Humphrey Story足足追蹤報導了一個多月之久，海洋專家、愛護動物環保人士、公益慈善團體全部動員，事後有人問CBS的記者Dan Rather，為了一隻鯨魚值不值得這樣勞師動眾的大肆報導？他說，當然值得，因為我們可以教育社會大眾。 總而言之，當前的台灣社會文化，攤開在我們眼前的是生活品質低劣，互信基礎薄弱，既欠缺愛心，也無公德心。在政治文化上，則是民主素養不夠，更糟糕的是為了選舉而製造族群對立。 有治國之術，無治國之道 其實在台灣鄉下，民風還是相當淳樸。問題大部份都是出在政治人物身上。所以，真正的改革需從政治文化著手。今天在台灣政壇，能描繪願景，有國際視野，堅持理想，樹立風範的政治家，可說絕無僅有，是稀有動物；倒是政客充斥，不分黨派，其最大本事就是作秀、一切為選舉考量，搞短線操作，光說不練、口是心非，製造政治八卦、超貸、包工程，無所不用其極，是麻煩製造者，也是危機製造者。像這款人，在西方根本很難見容於社會。但在台灣卻成了政治明星，往往還能高票當選。譬如朱高正的名言：「政治是最高明的騙術」，此言一出，他還是照樣當選，要是在西方講這種話，一定被選民唾棄。 二０００年總統大選流傳一句話，叫做「連皮宋骨扁心」。這是相當莫名其妙的政治生態，暴露了政治人物的人格扭曲，竟連自己的政黨取向都能隨時見風轉舵，一下子是國民黨，忽然又變成親民黨，甚至也可以投向民進黨，人格扭曲到這種地步，投機取巧到這種程度，不敢說清楚，講明白，台灣的政黨政治還能有什麼作為？ 我在一九九四年受人鼓勵競選民進黨黨主席，依照黨章的規定，中常委是當然的黨主席候選人，而中常委又是由中執委互選產生。在中執委的選舉中，我掌握了三十多黨代表的票，我分配了十二票，結果跑票，只拿了七票，以一票之差飲恨。當時估算大概八票就能當選中執委，所以我還把最可靠的鐵票撥出給另二位要選我當中常委的中執委候選人，因為我自以為，答應我的可能比較不會跑票，豈知我竟以一票敗北，也就失去競選資格。 在我滑鐵盧之後，魚夫在自立晚報的政治漫畫給我上了一課，原來台灣政治文化說是：Yes不等於是；No不等於不是。我也在記者會自我解嘲，台灣的算術真是太艱深了，一加一竟然不等於二，雖然我在中學時代是數學大王，結果回到台灣卻在算術上栽了一個大跟頭。後來參加立委的黨內初選提名，有八十七張幹部票答應投給我，當我告訴我太太時，被她罵了一頓，我也學乖了，不敢全算上，猜想有把握的大概在38票至45票之間，結果開出42票，太太笑說我的算術大有進步。 後來我聽到一個更荒唐的選舉鬧劇。有抓賄大王之稱的台中縣黨部主委蔡百修在參加黨內提名不分區國代時，當時估計十八票即可入圍安全名單，投票前每個支持他的人都保證自己的一票是鐵票，結果他掌握的廿四票在開票後卻讓他抱了一個大鴨蛋─全部跑票。那些聲稱會投他一票的人，暗忖反正有人會投，只要有人投了，那麼自己的一票沒投還是可以抵賴。詎知每個人都這麼盤算，於是廿四票全跑光光，連查也不用查、抓賄大王除了傻眼還能說什麼。 不僅地方選舉如此，就連立法院長選舉也是公然違法亮票。1996年施明德與劉松藩競選立法院長時，由於競爭激烈，民進黨團內部決議亮票，以示決心，但卻做了很壞的示範。當時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只有李應元與張晉城二人堅拒不亮票，結果兩人都受黨內的強力批評與抹黑，甚至有人暗指他們收受政治賄賂；而在同時，新黨的謝啟大立法委員也沒有亮票，卻受到新黨的大力讚揚。當拉票、換票、配票、買票、騙票、亮票成為台灣選舉的常態，只要這些醜態一天不除，那麼台灣選舉所標榜的「選賢與能」永遠只是自欺欺人的口號罷了。 「理性」，「法治」是民主的基本要件；台灣的政治文化，不但民主素養不足，缺乏「願賭服輸」的精神，而且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只有利益，不問原則；缺少理性溝通，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的文化。最近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對攻打伊拉克，持保留態度，但決議通過後，說過：「這個時候，國會單一的聲音很重要」；反過來，看看我國的在野黨，不但用抵制的方法，讓好的理念和政策無法推動；甚至跑到國外，唱衰台灣，去講那些詆毀自己國家尊嚴的話，這是何等強烈的對照。此外，另一個例子，就是加拿大與魁北克、美國與波多黎各的關係。每隔幾年，魁北克就要舉辦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要獨立，這期間，加拿大政府從來沒有出兵演習，也沒有威脅要武力犯「魁」；相反地，加拿大政府不斷地檢討與魁北克的關係，尊重魁北克的特殊性，以吸引它留下來。波多黎各是美國的殖民地，「波」獨曾盛極一時，美國也從沒鎮壓。最近「波」獨式微，很多波多黎各人主張公投加入美國聯邦，美國政府說，波多黎各要獨立，請便，可以自已公投決定；但是要加入美國成為第五十一州，還要看我肯不肯，需要美國國會的同意。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反觀台灣在面對統獨與國家認同時，對岸的中國，無法擺脫大中國的封建思維，堅持一中原則，不但不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封殺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更以文攻、武嚇、經略對付台灣人民；島內的統派人士，更以他們的意識型態，阻止最沒有意識型態的公民投票立法，不讓台灣人民，在民主、理性、和平的原則下，選擇自已的前途；兩相比較，這又是何等的諷刺。由此以觀，台灣民主的發展，尚在學習的階段，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沒有資格喊爽說我們已經打造了政治奇蹟。 民主的真諦 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體制，其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現階段台灣的政治改革，可分為軟體和硬體兩方面。硬體架構方面，應規劃出大小選區，推動單一選區兩票制，並合理的訂定不分區代表的比例。當然也應清楚地確立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等等典章制度與法令規章。 軟體素養方面，即是培養民主的涵養，讓民主不要淪為口號，而是讓民主真正的消化，落實於整個社會，潛移默化於社會大眾，如此我們才配稱得上有民主文化，有民主內涵和民主素養。固然從事政治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經驗告訴我們，硬體可以抄襲，可以進口，但軟體卻不能進口，只能靠自己的實際需要去培養。這絕非囫圇吞棗，一蹴可及，而是要腳踏實地的長時間培養才能奏功。 簡單說，民主政治就是民主制度的架構加上民主風度─素養、文化、精神、、品質─有以致之。而民主制度的架構是建立在公平選舉、司法獨立、文官制度（例如軍隊國家化）和公正媒體第四權等四大支柱上，缺一不可。當前台灣社會，將民主簡化為各項選舉的投票行為，充其量那只是程序民主而已，何況還充斥著買票、賄賂、暴力、黑金。 至於民主風度，就是理性討論與互相尊重的文化。換句話說，就是把民主素養、民主精神內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落實在待人處事的日常生活中，做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理性溝通，尊重法律。「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這些話人人會講，但是會「感悟覺知」，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很少。所以我常說：「民主與自由是一件容易吞下去，但卻很難消化的東西」。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在最近的談話中，也認為台灣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是小事，台灣文化與國民性格的改造才是大事。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教誨後人：「我到處走動，沒有做別的，只是要求你們不分老少，不要只顧你們的肉體，而是要顧全保護你們的靈魂。」我之所以引用哲人的這句話，無非就是要指陳當前台灣最嚴重的社會生態問題，便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心靈污染。因此台灣及時進行一場文化的、道德的、心靈的大改造運動，將更甚於表面的政治大改革。畢竟政治清明還是有賴於精神、心靈的覺醒，所以廿一世紀的台灣心靈維新運動勢在必行。 回到選項 第六章 開創台灣新文化：確立新價值觀 我們看到文明國家把文化放到極大，而把政治縮到最小。因為政治是必要之惡，不能沒有，而文化則是必要之善，不可缺乏。從這樣的標準來審視台灣的現狀，我們必需承認在文化上，台灣還是一個不甚文明的開發中國家。因此，我們要打開文化視野，要建立以台灣為主體，以人文為本位的新價值觀；並且先從三個目標奠基：即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促進優質的台灣新文化的發展，以及建立一個具有文化深度和廣度的人性化優質社會。 直到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還認為文化或藝術是屬於裝飾性、欣賞性、包裝性、宣傳性的事物，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發展而言，都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東西，忽略了文化、藝術的寶貴。在巴黎、京都這些地方，觀光客不是去看工業經濟發展，也不是去觀摩政治制度，而是去觀賞他們的自然環境，地方特色，文物古蹟，都市建築美學，文化藝術活動，或是教堂、寺廟的民俗節慶。這些文化不但提升都會城市的形象和地位，同時也帶來經濟活動和文化產業的勃興。若沒有這些活動，巴黎的就業機會恐怕就要減少一大半。值得欣慰的是，最近文建會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終於正視文化政策也可以具有高度的經濟發展性。 現在正是廿一世紀的開端。舊的世紀落幕，新的世紀接續登場，當然帶給世人無限的憧憬和希望。就台灣的國家發展而言，它的跨世紀願景便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化（自由經濟）、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和新世紀的世界潮流─經濟維新、政治維新、心靈改造的文化維新－接軌。 台灣以往的發展過程，先是自吹自擂的經濟奇蹟，卻是有量無質；然後是政治民主，也是光有架構，而沒內涵，算不上是政治奇蹟。為了彌補上述的缺憾，我們需要加強文化建設，用以提升生活品質，豐富生活內涵，提高人民的素質，產生真正的新台灣人。 推動文化建設的一些建議 所謂建立台灣新文化，並不是要全部剷除舊的文化，而是「融新匯舊」，去蕪存菁，同時也要創新，既有本土，也有國際。換句話說，就是讓世界的進步價值和進步文明，本土化、台灣化。 文化建設的開宗明義，就是先要有虛心學習、虛心求教的態度，摒棄自負托大，孤芳自賞，自我陶醉的心態。日本人常說世界都是我的教室，我們也應見賢思齊，學習日本人那種謙卑為懷，接受優質文化的雅量，才能使台灣新文化既有深度，也有廣度。 既要推動文化建設，就必須具有發展台灣成為「文化國家」的文化視野。除了「經濟指標」之外，更應該重視「社會指標」和「文化指標」的品質，政府應該為文化提供最大的發展空間，讓政治為文化服務，讓文化為經濟加值。 此外，加速以台灣為主體的教育改革，讓住在台灣的人，認識台灣，關懷台灣，熱愛台灣，形成真正的生命共同體。法國大文豪暨思想家盧梭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教育成為『人』」。所以我們更要推動「人文思想」教育，使人能過著真正是『人』的生活。如此台灣人才能轉化成有良知理性，有公德文明的新台灣人。 我也期盼有德望的宗教家，本著宗教家的使命感，發揮宗教家慈悲、寬容、博愛的情操，由下而上，積極全面推動心靈改革及社會改造，提昇人的品質。更進一步以「甘地」的「尊重」「理解」「接受」「欣賞」的精神，來了解、包容各族群的歷史經驗，文化背景，促進族群融合，建構獨特的多元文化，重建祥和的社會。南非圖圖主教（Bishop Desmond M. Tutu），組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透過溝通，道歉和寬恕，帶動族群和平運動，化解了可能爆發的族群衝突，因而獲得198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最近剛經由公投自決而獲得獨立的東帝汶貝洛主教（Bishop Carlos Ximenes Belo），也因為持續不斷自我犧牲，關懷受壓迫人民而獲得1996年的和平獎。他們兩位的獲獎，除了顯示宗教的力量之外，更說明了宗教無法自外於社會改造的過程。 至於政治人物，雖然社會大眾已經不敢奢望他們能起帶頭作用，做好的典範，只求他們不做壞的榜樣就已經不錯了。不過我仍然要引用紐約洛克斐勒中心紀念碑上一段發人深省的名言：「我相信每一種權利，暗示著一種責任；每一個機會，暗示著一項義務；每一種所有權，暗示著一份應盡的本分。」與大家共同勉勵。我期許台灣的政治人物，能深切體會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性。 文化建設是一項永續發展的大工程，所以需要一步一腳印的經之營之，不能好高騖遠，也不能抄短線，而是務實的先從短期目標做起，例如在生活上要求乾淨、整潔、誠實、守秩序、積極推動母語普遍化等等。 就以新加坡為例，我們都會稱讚新加坡是一個花園城市，市容乾淨、整潔、一切都條理井然。不過，它卻也給人一種「呆板、單調」的印象，並且被譏為文化沙漠。不過近十年來，新加坡變了，從一個強調機能與實用的國家，進一步追求生活的美感與品味。在公元二○○○年，新加坡政府更提出「文藝復興城報告」（ Renaissance City Report），宣示政府將積極由上而下、從硬體及軟體雙管齊下，改造人民心靈、提昇社會整體美感與文化活力，讓新加坡人成為具有創新精神、多元學習以及人文素養的文藝復興人。除了耗資新台幣120億元打造的海濱藝術中心等有形建設之外，無形的觀念與作法，更值得我們參考： 一、追求城市品味： 二、從生活環境改造提昇民眾美感： 三、讓藝術走進社區民眾的生活： 四、 推動「藝術教育計畫」（AEP，Arts Education Program）：讓藝術向下紮根，從中小學校內落實，為了讓學生沉浸在藝術環境裡，政府挹注AEP每一次活動的百分之六十經費，讓學校邀請藝術團體到校演出，也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各項藝文活動，甚至有藝術家進駐校園，成為校內專職的藝術老師。同時更開放校內的表演空間，讓儲藏室變成藝術管理中心，空地搭起露天舞台，禮堂成為芭蕾舞劇場，走廊變成畫廊等等。藝術家進駐校園與社區的行動，打破了接近藝術必須到華麗的音樂廳、美術館的舊思維，使新加坡朝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境界，向前邁進一大步。 五、政府栽培藝術家，藝術家提昇民眾生活品味： 結論 掌握社會大轉型機會，建立台灣新文化 新世紀的台灣，正面臨了一個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的時代，這不是國民所得的量增，也不是民主政治的型式發展，而是在於生活，文化及社會層面的質變。只有將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經營，轉化為提高生活品質及豐富的生活內涵，進而促進文化、藝術、思想的提升，「台灣文明」或「台灣文化」才有可能建立，而「台灣人的尊嚴」也才能隨之而來。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才會是一個高貴、樸實，富而有禮，有文明，有文化，有「尊嚴」的社會，台灣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台灣才是真正的現代文明國家。 | |
NO:324_2
| henry 於 2003/05/07 10:38 | |
| Re: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 | |
是漢文化. 脫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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