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有一種普遍性，凡是適用於某一件事的邏輯，他也必然可以適用在相似的事件。如果面對相類似的事件卻用不同的邏輯處理，要不是另有考量，就是頭腦不清。對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來說，「另有考量」必需具有說服力，否則就是做事沒有原則的人。

和意識型態很強烈的人對談，邏輯經常沒有用。因為他們經常自說自話，在他們的語言中，他自認為有邏輯，但是如果你指出他推理過程的缺失，他又會以另一套標準來講他的「邏輯」。這種標準變動對有相同邏輯的人來說，是具有說服力的。因為這樣的標準對相同邏輯的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的思維人士。和中國人對話，只要不涉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一切好談，但若涉及這一部分，他們就會用一大堆新標準來說明他講對，而你講錯。甚至用倫理、人格羞辱的方式處理。此時的中國人就會很歇斯底里。王作榮就是這樣的人，謝啟大不也是這樣嗎？中國人面對民族主義所呈現的卑躬屈膝是很值得觀察的。我們若比較二十年前的王作榮和現在的王作榮，我們會發現在不涉及民族主義的狀況下，王作榮基本上還有經濟學家的風格，討論事情也頗依經濟理論在思考。不然怎會興起「王蔣論戰」，王作榮和蔣碩傑在20年前對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一場規模龐大的大型論戰。不過王作榮一涉及到民族主義，就會呈現沒有理性的現象。我曾在政經版的「誰能使中國富強現代化 就支持誰----台灣外省族群的普遍觀點?」回應文章中對王作榮這樣批評：「王作榮的經濟學是先有民族主義，再有經濟學，只要有民族主義，什麼經濟學都可以不顧。」這樣的標準其實也適用在謝啟大身上。當他在新竹高喊司法改革時，不就是他認為台灣的司法有問題嗎？但是他從政的路卻是將台灣一步步往中國推，我想沒有人會相信中國的司法會比台灣好。這就是謝啟大遇見民族主義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