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泛綠軍在北高兩市的選舉失敗，以及許多網友怒罵陳水扁總統的言論，深深感到台灣人已經走道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如果再不將心中的一些話講出來，也許2004年，就成「絕響」。

李全教在立法院指控謝長廷的問題也是一種很卑鄙的行為。如果他的指控是正確的，為何要在立法院的言論免責權的保護傘下講話。李全教的行為難道不是政黨惡鬥的錯誤示範嗎？李全教這樣的行徑難道不是國民黨所授意的嗎？

高雄硫酸亞事件應該很早就要依法律解決，謝長廷會拖到現在才爆料，當然和議長黃啟川有關。這種爆料時間的選擇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抉擇，談不上政治誠信。

台灣會亂，其實和政治人物的行徑有關，不過更深的剖析，不也和人民的分析判斷能力低落有關嗎？人民分析判斷的能力低落，自然會出現一大堆人會玩弄選民。當然為抵制對方的玩弄，原本誠信的政治人物也就只好玩起這樣的把戲。

分析判斷能力差也不是致命的缺點，更重要是「縱容」，每一次說謊、造謠所出現的決定性影響力，常會使政治人物的命運變盤，讓選舉出現驚人結果。但事後若呈現出當選人是以不當的方式選上，選民卻不會追究放謠言者的誠信問題！抹黑會在選舉期間頻頻出現，就是這個原因。就算謊言出現破綻，被人搓破，我們也會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將原本可以明辨是非的事情模糊化。舔耳案中，政治人物、媒體對李慶安的處理不就是這樣。

邏輯有一種普遍性，凡是適用於某一件事的邏輯，他也必然可以適用在相似的事件。如果面對相類似的事件卻用不同的邏輯處理，要不是另有考量，就是頭腦不清。對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來說，「另有考量」必需具有說服力，否則就是做事沒有原則的人。

和意識型態很強烈的人對談，邏輯經常沒有用。因為他們經常自說自話，在他們的語言中，他自認為有邏輯，但是如果你指出他推理過程的缺失，他又會以另一套標準來講他的「邏輯」。這種標準變動對有相同邏輯的人來說，是具有說服力的。因為這樣的標準對相同邏輯的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的思維人士。和中國人對話，只要不涉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一切好談，但若涉及這一部分，他們就會用一大堆新標準來說明他講對，而你講錯。甚至用倫理、人格羞辱的方式處理。此時的中國人就會很歇斯底里。王作榮就是這樣的人，謝啟大不也是這樣嗎？中國人面對民族主義所呈現的卑躬屈膝是很值得觀察的。我們若比較二十年前的王作榮和現在的王作榮，我們會發現在不涉及民族主義的狀況下，王作榮基本上還有經濟學家的風格，討論事情也頗依經濟理論在思考。不然怎會興起「王蔣論戰」，王作榮和蔣碩傑在20年前對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一場規模龐大的大型論戰。不過王作榮一涉及到民族主義，就會呈現沒有理性的現象。我曾在政經版的「誰能使中國富強現代化 就支持誰----台灣外省族群的普遍觀點?」回應文章中對王作榮這樣批評：「王作榮的經濟學是先有民族主義，再有經濟學，只要有民族主義，什麼經濟學都可以不顧。」這樣的標準其實也適用在謝啟大身上。當他在新竹高喊司法改革時，不就是他認為台灣的司法有問題嗎？但是他從政的路卻是將台灣一步步往中國推，我想沒有人會相信中國的司法會比台灣好。這就是謝啟大遇見民族主義的反應。

中國人面對國家、民族是很軟弱的。很多中國人平常在講起民主、自由和人權頭頭是道，他能運用任何艱深的理論來解釋世界民主人權和自由的變化，也義憤填膺的對罔顧人權的行徑大力口誅筆伐，不過若要他們將民主、人權和自由與中國的國家、民族一起討論，他們的態度就顯得很軟弱。中國人面對自己國家、民族，一如中國人對母親的依戀一般，國家民族縱有百般不是，但因為他是「母親」，所以必須被原諒，也一定要原諒。這是中國人面對國家、民族的無奈。

中國人對國家的態度是將之母親化，也將之弱化。孫隆基的「中國民族的深層結構」討論中國人在思考上的口腔期反應，寫的很清楚。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民族的看待就是這樣。所以國家民族的任何對個人行為的不敬與傷害，都是可以被原諒。同時個人也不可以對國家民族有任何的報復行為，因為「兒不嫌母醜」。因此中國人不敢批評惡霸化的中國（是中國，不是中國政府），連別人批評也不准，因為這會羞辱中國，是中國不能承擔的，在這樣的想法中，中國也同時被「弱化」想像了。展現這樣的風格最早出自離騷，屈原對楚懷王的一切羞辱、不智，都予以包容、美化，他一點也不敢批評，只有不斷以自己的美化領導者，冀望有在展現抱負的一天。美人、香草，這種對統治者的態度就是中國人對國家民族的態度。在近代，許多抗議中國、反對中國的中國人，也對中國不敢批評，像許多海外中國的民運人士就只敢批評中國政府，也不敢批評中國。在台灣的許多統派人士也是這樣。因為中國就是他們的母親，他們的「美人」。

母親化、神聖化的國家是不能進步的。中國人的中國觀阻礙了中國進步。因為受過西方洗禮、高喊民主、自由的人，一旦面對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與民主、自由的取捨，多毫無疑問的自人權中退縮，自民主、自由妥協。而且這樣的退縮和妥協的幅度是相當大，因為「母親」是神聖而不能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因而以往的一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努力不僅可以放棄，而且必須放棄。這樣的妥協方式實際也證明這些中國人權主義者在現實世界中是一些「喊爽」的人，不可以當真，也不應該當真。

台支人的追尋之旅，苦悶而艱難，而這樣的路終將以悲劇下場。細尋台支人的追尋母親之旅，有點像西藏秘宗在找靈童一般。蔣經國死後留下來的集體領導制，等於是暗喻在台支那人，就其中一人訂為再世活佛、「母親」。在經過慘酷的權力鬥爭後，台支人終於選擇郝柏村先生為新活佛、新母親。為何不選權力鬥爭中最後勝利的李登輝呢？因為他根本不是，他身上根本沒有聖血，台支人的血統。郝柏村之後就是上次總統大選的宋楚瑜，為何台支人不選既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又被許多老國民黨、老台支支持的連戰呢？因為他純度不夠！宋楚瑜之後，現在這群台支人又以馬英九為新活佛、新母親，原先的活佛、「母親」宋楚瑜就準備要圓寂吧！確認誰是靈童、活佛可以從媒體對這些人的「加持」就可以知道。當媒體對某人只敢講好話，不說缺失時，他就是一個靈童，當媒體對某人的報導不斷的增加、增強，甚至穿進綠軍的傳媒，他就準備當活佛、「母親」，而他的坐床大典則等到新戰役出現、舊活佛淡出政治，活佛的地位成立。郝柏村、宋楚瑜和馬英九都經過這樣的過程。這些活佛、「母親」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帶領台支人回到統一的路，回到他們心中「流著蜜糖和牛奶的地方」，但那一個地方現在顯然比他目前居住的地方差，那種生活形態也是他不要的，所以一旦新活佛帶領的工作結束，既是他心中的目標達成，也是他苦難的開始。那麼那些靈童、活佛、「母親」的歸屬之地呢？看這些人後代的passport、永久居留權、國籍就知道他們心中「流著蜜糖和牛奶的地方」在哪裡。

台支人「兒不嫌母醜」，但「母親」卻會「將子女推向火坑」。

因為中國不能施行民主政治，所以我不想當中國人。許多人說到中國的政治，經常會這麼說，「中國人口太多，不能施行民主。」這種論點和中國政府的論點是一致的。中國是否因為人口多，所以不能施行民主，我不認為。但是就算他們的說法是正確的。那更加強我不想當中國人的心理。因為民主政治是目前最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國人無法享受最好的政治制度，那當中國人有什麼好處？如果很多國家的國民都可以享受民主政治的好處，就是中國人不可以，那是不是中國人是次等民族？我現在就可以享受民主政治的好處，我為什麼要放棄？要我放棄最好的，去過相對較差的政治生活，請問我是不是傻子？

如果中國人不適宜民主，那泛藍軍的政見就是欺騙選民。國民黨自孫中山以降，都強調要讓中國施行民主政治，結果很多泛藍軍的人都說中國因為人口多，不能施行民主政治，那就是說泛藍軍要讓中國人享受民主政治的生活是謊話。很多在台灣的中國人既相信泛藍軍的謊話，又強調中國不能民主，那是不是說他本人不應該生活在民主的社會？他自己只適宜過較次等的政治生活？如果他澄清他的意思不是這樣，是中國人民，不是他，不適宜民主政治，那是否意味他本人已在潛意識中認定自己不是中國人？

我們在看「一國兩制」，要知道重點，但我們將重點看錯了！

我們看「一國兩制」，重點應該在「一國」，而不是中國人的重點在「兩制」。現在台灣媒體解讀，社會理解的「一國兩制」，重點在兩制。因為「兩制」，所以我們可以在非中國式的法政機制下生活，我們既享有強大中國的好處，又不被中共管（是中共，而不是中國），因此「一國兩制」是可以好的。這是錯誤的解讀。海峽兩岸的兩國兩制是既存的事實，我們比中國人民享有相對很大的人權和經濟生活，也享有一個國家國民所能享有的所有好處。因此「一國兩制」和現存的兩國兩制，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差異在「兩國」變「一國」，如果兩國變一國，沒有讓我們享有超過現有中華民國給我們的好處，那我們為何要自願的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統治之下？在台灣的國民，你可以享有所有世界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甚至我們以現在的身份到中國，所享有的好處都比中國公民多很多，看「千島湖事件和與這一事件發生相差不到的一個月的浙江翻船事件，一個是國際大事，一個是一省之內的地方新聞而已，其中的調查、賠償金額和重視態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請問為何要和中國統一？

台灣的安全是國際安定關係的一軸，我們想讓中國管，美、日等國還不一定同意。兩岸兩國的關係放置在國際上，是東亞、太平洋穩定的重要環節之一，中國出兵攻打台灣，牽動的只是兩國變一國，很可能是東北亞變一國的情形，日本、韓國為什麼不會介入？有人說別人不會替台灣人死，所以台灣海峽發生戰爭將是台灣被中國統一的結果。錯！！！台灣對日本、韓國的重要性，甚至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遠比科索伏戰爭對美國、歐洲各國的戰爭重要，西歐不介入科索伏戰爭，他們的安全不受威脅，勢力不會減退。但是日韓不介入台海關係，是生存權受威脅的問題，美國則是太平洋防衛線是否要退回夏威夷的問題，甚至也影響美國的亞太盟國對美國協助防衛的信念、決心問題。所以台灣的位置是亞太國際關係的直布羅陀海峽，是挾制俄國出入地中海的伯斯普魯斯海峽。就憑這樣的位置，台灣甚至躺著要美國每年源源不斷的軍、經援台灣都可以。基於這樣的條件，請問中國憑什麼要無條件拿下台灣？我們又為何要恐懼中國？要「一國兩制」，請問一國對台灣的意義為何？

活在當下的意義在於自己，我們需要什麼？麻豆人現在的生活不應該和歷史經驗做過多的聯繫，所謂「總爺糖廠的歷史意義」應該是在喚起群眾參與這場活動中，利用的著力點而已，不應該成為主角。整個事件的主角世活生生的現代人，這一群活生生的人的感受應該優於歷史價值，歷史價值是過去人的努力，也是過去人的成就。他會成為現在人尊重、強調的重點，乃因為現在人對他有強烈的感覺，而這樣的感覺突出的有強烈的代表性，使現在人認為利用他可以喚起很多人心中的話，並因此願意為這一事件投入心血。

接受中國文化「薰陶」的人都會強調對國家、社會、祖先和朋友的仁義道德。但這些行徑的利益都和自己的利益無關。彷彿自己的生存、生命是為完成別人所設定的目標而存在，自己的生命本身沒有意義。如果這樣的設定是正確的，那每一個人既然都是為別人的存在而存在，那目標是誰定的，意義在那一個人身上才有意義呢？舉例來說，「要對祖宗有交代」若是生命的目標，那祖先的目標又是什麼呢？按理應該是「要對祖宗有交代」，請問那祖宗的祖宗，他的生命又是為什麼呢？這樣推論下去，將會出現無解的現象。這樣的推論類型在西方文化已經討論過，「如果上帝創造萬物，那誰創造神呢？」只是這一類型的問題在中國文化太多了。中國文化經常將許多問題以「想當然爾」的方式提出，然後又用很道德的名詞包裝，但那些都禁不起深入思考，因為中國文化不強調邏輯，也不強調思考，只有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前提的利益受惠者卻經常模糊不清，導致這樣訓練出來的人頭腦不清楚。

受中國教育的人很難在現代社會中找到理性生活的基礎。按照經濟學的利率理論，人們對現在的利益最重視，如果要讓人們現在不要享受，留待以後才享受，就必須給予額外的報償，這就是利息。依此推論，越遠離現在，越沒有價值。越遠離自己的，自己越不關心。中國文化與這個思考恰恰相反，他強調越遠離現在的，越有價值。所以上古優於現在，而現在建設的目標在呈現大同世界，他將在無窮遠處實現。所以國家、民族的利益遠高於自己家庭和自己。仗義疏財比克己牟利偉大。你說中國文化怎麼在現代社會運作呢？

如果將李登輝改革的12年去掉，國民黨就沒有黑金，請問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羅福助是站在誰的後面？請問顏清標是挺誰的？請問現在國民黨立委中，不是有一大堆人被指有黑道背景的嗎？請問伍澤元的三千萬元和你連戰有何關係？

沒有李登輝改革，請問你連戰的今日是什麼呢？

也請不要臭劉泰英了。劉泰英的賺錢業績、成果，很多不就是國民黨黨政運作的基金，很多不是用於你們國民黨選舉時，黨政要人籠絡各級民意代表的錢嗎？不是你們擺平各路地方諸侯的基金。

在政經論壇上，有一欄：「討厭這樣的外省人是台灣人的權利和義務！」欄中，望明兄提出韓國人孫基楨的故事（NO:2135_59）。我記得這一個故事是我小學國語課本的內容有一課專門提到。那一課和紀政的故事、楊傳廣的故事並列，強調運動家對國家的強烈忠貞的信念。望明兄的文章又喚起我兒時讀這一篇課文時的心境，當時是「蔣總統正確」的時代，小學三四年級，我們什麼都不懂，只知道這些運動家真的很愛國。現在有機會再看到這一篇文章，又看看馬英九屈從台灣的敵對國家的要求，禁止台灣的國旗（中華民國國旗）在台灣的土地上升起。我們只能說中國人講的大道理和中國人做的大事情不可以等同視之。

愛國的行徑由非政治人物實踐，被政治人物出賣，真是人間笑話。愛國是政治人物創造出來的名詞，希望非政治人物也和他們一樣熱愛國家，從而自其中讓政治人物獲取利益。但是我們卻經常看到許多政治人物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讓我們不禁懷疑，在中國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我們這一群非政治人應該是服從政治人物的指示，讓政治人物獲取大利益，還是不要聽中國政治人物講的話，如此才是對的？

做和「對的」相反的動作，就是政治人物要做的「對的」事情。孫中山提倡民族主義，但他的後代沒有在中國或台灣。蔣中正也講民族主義，但他的後代也絕大部分不在台灣。連戰、宋楚瑜不是以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的忠實信徒自居，請問他們兒女的國籍又是什麼？孫中山講民權主義，但是他設計出來的民權主義卻會引發獨裁主義。孫中山在生之時，是一個獨裁者，要求黨員對他個人服從。蔣中正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但是他一生是獨裁者，連他施行的憲政也只有四個月。他本人最長的時間是以戒嚴法統治國家，以獨裁始，也已獨裁終了。蔣經國哪一天和民主政治為伍。宋楚瑜的親民黨被認定是一人政黨，整個政黨成立的目標就是送宋楚瑜進入總統府。這會是一個民主的政黨嗎？連戰真的民主嗎？他傾全黨的力量就是要做總統，尚未經過國民黨內部法定程序推舉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就強調國親配、連宋配，請問他民主嗎？

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種追尋利潤的過程，除非政府能提供機會讓人民獲取利潤，否則政府政策經常無效。但是政府提供給民間的獲利機會，若就一般的經濟活動中，指導民間去獲利，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果有利可圖，不需政府指引，人民自己就會去做。若是政府讓出獲利機會，機會也不多。因為如果有這樣的機會，那以前為何不讓出來？如果有利可圖，請問為何要圖利這些廠商，而不是其他的廠商？政府若施用他手中的經濟政策的手段，在WTO的機制下，可發揮的空間其實不多。尤其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機制下，資本的自由流動很容易就將政策效果抵銷。就陳水扁總統可選擇的短期有效的政策，目前就只有對中國的經濟關係尚在政府的手中而已。也只有這一方面能發揮的效果最強。然而任何更動這一方面的政策對台灣長期他發展都會出現不利的結果。但是短期的利益卻被許多人言之鑿鑿。對於牟取短期選票效應的政治人物而言，開放三通是他很可能做的事情，這樣的政策對他本人是有利的，但對國家長期發展卻是不利的。

開放三通是交通成本問題，對整體的經濟發展的影響絕沒有媒體報導那般強大效應。台灣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以現在兩岸發展的狀況，在貨物方面，大概除空中交通外，其他一切都已經通了。在人的運輸方面，現在固然除小三通外，都不通。但在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現在，人員的移動需要很頻繁嗎？一個國家需要因為部分廠商的移動成本而犧牲國家安全嗎？如果一個企業無法負擔這一些交通成本，那他到中國投資所獲取的利潤可能很微薄，這樣的投資有意義嗎？

1896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1945年台灣又被中國佔領回來。在這一段過程中，出了一本很有名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提出一種概念：孤兒意識。他的文意是：中國戰敗將台灣割給日本，忠厚的台灣人改而認日本為他新的母親。但是到日本的漢人卻又發現日本人根本不將他視為自己人，憂憤之疾改而投向以前的母親—中國，原本中國人對他也很好，但是中日戰爭發生，中國人懷疑他是日本人的間諜，因此又將他打成間諜。至此，男主角回到台灣，但是他的中國經驗又使得日本人將他視為中國間諜。因此男主角在此提出他的小說主題：孤兒意識。孤兒意識基本還有本家之求，台灣獨立則是連本家存在與否都不重要，要的是自己存在、發展。我們要如何看待孤兒意識和獨立意識呢？

不管未來如何發展，台灣的特殊地位將使台灣人在中國人處置事件時，特別看待。孤兒意識和獨立意識都有一個對應的概念：母親或本家。孤兒冀盼回本家，但獨立意識卻不回本家，要另起爐灶。如何處置呢？對現在中國而言，不管台灣是被「帝國主義」所統治，或是被國民黨統治，都是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所以都不被信任。像以往中國在發動政治鬥爭，要抓人批鬥，都是先找在中國的台灣人開刀，不管中國人對他們安的罪名是國特、壞份子、海外關係複雜份子，反正就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這一群人的身份抖變，被中國禮遇，不管禮遇的理由為何，反正就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所以對中國而言，他們對待台灣人的處置，與1945年之前或之後無關，也與帝國主義統治或被中國國民黨統治無關，而是直接和台灣的特殊處境有關。所以50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後，我們依舊和日治時代一樣，是孤兒。未來，在我們有生之年，這樣的身份也將不變。因為我們的身份相對於已經被中國統治50年的中國人民來說，依舊一樣。所以用去掉孤兒意識的方式，讓自己成為中國人，然後成為「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想法是很荒謬的。反而，追尋一個獨立的國家，是較為有前途的想法。獨立，就是自己做主人，就不是孤兒，因此也不需追求中國對自己是否是中國主人的身份認定。自己是國家主人，就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就無須乞求別人的憐憫予同情。哪一個比較有利呢？獨立比較好。以蒙古為例，蒙古人當了數百年的中國人（包含清朝，若從元朝算起，將近八百年。）他依舊是邊疆民族，依舊被特殊看待，他依舊不能自由發展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但是獨立才50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就享有一般國際公民的權力，這是身處中國內蒙古的蒙古人所無法享有的利益。閩南成為中國數千年，在中國人的眼中，仍是生活習慣相近的邊疆民族，閩南文化不僅不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甚至被認為發展閩南文化有妨礙中國統一之嫌。至於台灣文化就更不堪，在台灣的文化被台灣地區選出來、具強烈中國意識的政黨之立委視為是閩南文化，在教育部內部審議教科書用語時強調主張不可將被國民黨政府時期認定台灣文化為閩南文化，不更名為台灣文化。那各位就可以想像依孤兒意義歸為中國文化一支的台灣，在大中國統一下的北京，如何被看待，而負有台灣人「原罪」的你我，又是處於何種處境呢？這樣的定位危機不僅出現在以台灣人自居的舊住民，也出現在1949年來台灣的外省人或新住民，因為他們和舊住民同被中國視為台胞。

陳水扁的財經內閣仍就是目前國內最好的財經團隊。民進黨以往被稱做缺乏財經人才的政黨，他們執政之後，也對財經方面的問題不敢過份嗆聲。有關財經部會的首長，除經濟部外，多用國民黨的人才。甚至連經濟部也是如此。就財政部方面，許嘉棟、嚴慶章、李庸三是國民黨黨員，經建會現在的主委林信義也是國民黨。經濟不方面，以前的林信意識國民黨，宗才怡的出身和背景也可以推測他可能曾是國民黨員，現在的林義夫也是。請問民進黨的財經人才和國民黨的關係有多密切，而這一些人才的培訓過程很多和國民黨以前所任用的財經部會首長一樣。以經濟部來說，以往國民黨也有以企業人物掌經濟部，孫運璿、李達海、張光世、趙耀東都是，只是他們是國營企業的首長而已，誰說這些國營企業的首長會比民間的企業領袖傑出，所以林信義掌經濟部並沒有錯。而宗才怡以華航經濟績效卓越而長經濟部也是符合國民黨用人的方式。至於現在的經濟部首長林義夫，出身國貿局。國民黨的蕭萬長、江丙坤也是出身國貿局，我們沒有理由說他們的能力較蕭萬長、江丙坤低。至於經建會主委，國民黨時期不是也讓學界領袖郭婉容當經建會主委，當完經濟部長的趙耀東可以當經建會主委，為何林信義不可以循這一個途徑當經建會主委？至於財政部長，許嘉棟由中央銀行副總裁轉任財政部長，以前國民黨的邱正雄不也是這樣。李庸三的經歷也這樣，誰說他們的訓練不夠。國民黨時期的王建宣可以從財政部次長升任財政部長，嚴慶章不也循這一個途徑任財政部長。至於中央銀行總裁依舊是國民黨時期的彭淮南。所以民進黨所晉用的財經部會首長的歷練並不亞於國民黨掌政時期的人才。所以台灣就算現在政黨輪替，國民黨依舊找不出更好的人才，所以若有人說國民黨執政就能拯救台灣經濟，那是笑話。

現在經濟會差，國民黨、親民黨要負相當部分的責任。民進黨執政時期經濟會那麼差，除來自國際經濟惡化的影響以外。國民黨和親民黨合力搞爛台灣政局；透過股市操弄、倒賣，讓國民對經濟沒有信心；經由股市大力唱合中國經濟統戰，唱衰台灣經濟有關。簡言之，信心而已。泛藍軍經由打擊台灣人的自我信心來順遂他們要二次執政的目的，同時，民進黨對自己的財經能力沒有信心，因此被泛藍軍一恐嚇，許多有利於國際民生的政策都不敢推動，許多有利於社會長期發展的改革，也在泛藍軍牽制、拘拌、鼓動抗議、不顧國家整體利益的杯葛下，跌跌撞撞的走，一路荊棘遍地。

泛綠軍乘勝追擊的是在良善的提名制度。國民黨、親民黨的黑金結構不是只在高雄而已，這兩黨的黑金結構是遍佈全國，因此想要藉此就要抑制黑金，扭轉乾坤，是不太可能。但既然這一次掀起這麼大的風暴，讓有人說民氣可用，那我們應該建議民進黨、臺聯等泛綠軍要做的事是建立一套提名公開、清明、嚴謹的提名制度，讓一些黑金想要經由政黨提名來參政的可能性下降。也經由這樣規定，迫使泛藍軍也同時擬定這樣道德標準的提名制度，如此才能對黑道漂白、黑金政治做一番釐清。

民氣是偶發的，民氣效應長期化才是我們要關心的重點。不要過份強調民氣，民氣就像大風掀起美女的裙子，可遇不可求。既然上天給我們這一次「民氣」，我們就不應著眼在朝野三黨的開除、停權遊戲上，這些過一段時日就「船過水無痕」。我們要他們建立一套制度，讓人民相信這樣的黑金賄選問題不應再發生。如此才是善用這次民氣的最好方法。

憑心而論，就制度來說，國親兩黨的市議員根本不應受到懲罰。因為政黨既然不提名候選人，又沒強烈禁止哪一個候選人不可以投，那朱安雄被選出來也不能說這些市議員的錯！哪一條規定說不能選朱安雄？此處所謂「強烈禁止」乃因議員本身不僅是黨員，也是民意代表，他本身就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由意願的身份，因此要求黨員服從黨紀，必需對那些市議員提出足夠的說服力，也就必需要有明確的意思表示，那一種行為可以做，哪一種行為不可以做。

中國被統治者在公開場合沒有自己的主張，甚至連私底下都沒有。中國的被統治者經常要重述統治者的語言，這樣叫服從領導，較軟性的話叫「萬眾一心」。但管他萬眾、億眾，反正這些話只是對統治者語言的重述而已，沒有新意，如果台灣有人興趣轉述，那表示這人實在太閒了一點。也因為中國的被統治者的言行只是在重複統治者要他們做的行徑，所以他們的民意表達沒有意義，他們的抗議也沒有意義，甚至連他們的愛國也沒有意義。

中國人的理由對不對只和他們統治者的利益有關，其他也不要太關心。舉例來說，中國人要打台灣的理由，以前是血濃於水的關係，是民族大義，是。。。，現在則是台灣是中國進出海洋之鑰，是中華民族往海洋未來發展的重要起點。。。，這些都是鬼扯！中國過去講一大堆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親密關係，現在被他們的飛彈威脅戳穿謊話，只好改成海空發展，但中國的經濟重心在東海，所以琉球群島比台灣更能上海、長江，封鎖中國；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黃海，朝鮮比台灣更能封鎖渤海，封鎖中國。為何中國不說打日本、打朝鮮？中國人的說詞是統治者的語言，統治者的語言改變，被統治者的語言跟著改變。

寫這一篇文章有點取笑本網站一些親密戰友的意思，真是很對不起，因為他們經常對中國網友政治口號的貼文熱心反駁。中國網友有一些確有深度，但大部分真的只是他們統治者的傳聲筒而已。

樣板
樣板，中國詞語，意指中國對外宣傳的摩特爾（model）。中國政府對他們向外宣傳的樣板，向來特別予以照顧，所投注的心力也特別的大。所以面對樣板，我們不能視為正常，也不能視為必然，反而必訓為他是中國在特殊條件下，所認定最佳的狀況。如果有人對這一狀況尚且不滿，那就不要相信你能夠忍受中國的一般狀況，如果他對樣板實在太滿意了，那也不要推論你一定能適應中國的一般生活，因為他們的樣板和現況頗有差距。
中國對台灣目前有三個樣板，上海、北京和香港，沒有一個可以信的。中國呈現讓台灣展現羨慕之情的，一個是北京，北京給台灣一種：「這才是國家的感覺」，其次是上海，上海：「這才是中國的經濟希望，中國的紐約」，北京的國家氣魄是集合中國建國菁英的精力所建構起來的，但這樣的國家空有國家的氣魄，卻像是一條扁舟，浮沈在中國坎坷的鬥爭路程中。中國官員在處理很多的事物基本上需要先看上面的風向球，再決定如何處理事情。所以中國官員處事之道，與其說他們很團結，可以在國家確定的方向上以相同的方向努力前進，不如說那是一個「一人之國」。研究人員所做的研究報告，除非得到統治者的認定，否則難見天日。統治者的決策對錯，任何人不能做褒貶。至於執行者固然必須對統治者的決策負完全責任，甚至在執行過程中，也必須隨時向統治者表態，這種表態是即令「失禮」也一定要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官員經常在國外做一些令人覺得很訝異的動作，很不尋常的外交行徑，那並不是做給當場的別國外交官看，而是做給當場的中國官員看，以讓北京領導頭子知道他的忠心。至於這樣的行徑是否有礙國家尊嚴並不重要，而個人的尊嚴更不用說了。若一個國家政府政策的研究人員和執行人員都以一人的喜好為依據，不用檢討、不能以國家利益為第一考量，這樣的國家氣象就沒有意義了。
上海的經濟現象建立在國際對中國經濟未來預期的假象上。上海的經濟繁榮是許多人豔羨的對象，但是建構在上海繁榮的經濟基礎是什麼？是中國的經濟強大嗎？還是對「中國經濟會強大」的預期上，後者的可能性遠大於前者，因為以中國的經濟現況，不配有這麼繁榮的國際都市。不過國際人士可能看走眼了。謊報統計數字在所有的共產國家都有，而中國特別嚴重，我們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國謊報的數字就可以知道。即令我們不追究這些數字的真實性，我們真的相信中國能擺脫共產機制，在資源過渡動員後，所產生的活力衰竭、經濟疲軟的命運嗎？中國官僚體制的清廉度和能力是遠較東歐那些國家為低，至於貪瀆則有過之。就算我們不認為他和以前的共產國家一樣，是一個已經「市場化」、「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你相信他能擺脫「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危機嗎？」東南亞的市場性可是比中國更強，導引資源運用的企業家很多都是有長年市場經驗的老手，從民族性來說還都是所謂的華人呢！世界上的經濟學家的確將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做過多的預期和美化，那不僅是設定許多幾乎不存在的客觀條件來描述中國美麗的經濟前景，甚至可以說，經濟學家就算有這麼特殊的假設條件，也不用推理分析，直接將他們的中國淘金夢做為文章的結論，至於推論過程，再挑一些中國政府講的經濟答案中，最好的部分去充數。

香港是用來對付台灣這些反統的，但不要相信他會這樣做「五十年不變」。因為我們台灣人不相信「中國會守法」，所以中國才會弄一個「一國兩制」來誘降，又以樣板香港來說服我們。我們也不需哪什麼大道理，不需拿香港基本法23條的修改來修理中國，我們只要一個簡單的邏輯就可以夠了。「中國政府對內從中央到地方，官員從上到下都守法」，在這條件下，法律他們訂，什麼王八法、爛法都可以讓他們搞，請問他們守自己的法嗎？如果中國對內守法，才能談到具有國際色彩的「一國兩制」守法，才能講到他們對外守法，如此才能談到台灣和中國這種「國與國」或「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國內法化。中國對內能守法嗎？中國守法就不會貪瀆不辦、官倒不辦。就不會什麼要辦，什麼不辦。如果中國做得到國內守法，我們一國一制都可以！中國做得到嗎？

樣板文化是專制獨裁的產物，中國的三個樣板剛好適合台灣的軟骨個性。北京樣板符合台灣人要成為強國國民、其他一切都可以捨棄的貪念；上海樣板符合台灣要過好生活，有東京、紐約這種國際大都會生活方式的貪念，香港樣板則強調就算你只留在台灣發展，你的一切也不變，可以繼續做「中國一定強」的強國夢，而你「剛好」是強國中國的一部份。

中國就像金光黨，樣板是他的謊言，和中國相比，我們台灣人是路人，相信中國樣板，你就只有被騙和悔恨的結果。

題外話：
將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並放在一起的思考，不僅比類錯誤，定位因果也錯誤。首先，香港是國際公認的「不是國家」，台灣是除中國外，國際公認的「是國家」，所以比類錯誤。

上面的舉例還不夠證明中國人的差，我們以經常是世界20％的人口，我們的民族有沒有提供相對應的文化貢獻呢？中國人的創造發明如果用時間序列予以排列，那我們會更慚愧，因為一大堆中國人自傲的發明竟然多是遠古、上古的文明產物，指南車、紙張不是嗎？火藥的發明、活字印刷則是中古的發明，所以，近代中國是一個生產力很低的民族，至於將這樣的貢獻換算成每人的貢獻，就不用了，因為慘不忍睹。

「中國人很偉大」是一種很模糊的概念。他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不要比較和集體對個別的壓迫。如果我們不去比較別的文明發展的用心和氣勢，我們會一直以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就是中國，「他幾乎獨自創造一個文明的所有東西，我們所生、所用幾乎都是中國文明的產物」。但是實際卻不是這樣。簡單來說，椅子就不是中國人發明！其次，中國是一個許多的人和很長歷史結合在一起的集合，他「量」方面的巨大並不是任何一個民族可以隨意和他比拼。更何況是環繞中國的小民族或根本還沒發育成功的準民族。面對這樣宣傳的、生產的、誇耀的「人海戰術」，很多人還沒比較就會棄甲而逃，自動龜縮。這是一種「強大」的集體對個別的壓迫。凡是中國周邊的，都會很奇怪的被列為中國的一部份，然後用北方鄰居的發明據為己有，向南方的鄰居跨耀。將西方鄰居的榮耀歸為己有，要東方的鄰居臣服。例如伏羲和女蝸就不是漢族神。盤古的出身更奇怪，但他們都是中國文明的一部份！

台灣的國防不在軍事支出，因為防衛台灣的安全，不全靠國軍，而是仰賴國際政治變化，只要台灣人民不願接受中國統治，國際強權一定介入台海爭執。

台海問題不是國共問題，也只不是兩岸的政府問題。以台海為中心，從南北來看，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中東財貨、資源的流通要經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岸，只要日本是經濟、軍事強權（日本的軍事支出比英國、法國都高，如果他們是軍事強權，為什麼日本不是。）台灣海峽所有權的移轉就是東亞的大事，就嚴重影響日本的生存與發展，日本就一定會介入。而以日本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地位，日本的安全問題就是美國的大問題，日本若要介入，則美國就一定會介入。從東西看，台灣海峽是亞洲大陸勢力和太平洋美日勢力的交錯點，從東亞第一島鍵、阿奇里斯鍵的角度，美國也會介入台海問題，否則若讓中國勢力能夠自由決定進出太平洋後，美國要壓制中國海軍勢力往太平洋發展就很困難了。由此看來，台灣的問題是國際政治問題，國際政治決定各國的軍事行動，而台灣自身的國防是東亞諸多軍事力量中，最弱的一環。以台灣的國防看兩岸問題，我們會發現台灣未來的希望多麼渺茫。但若用國際政治勢力看台灣國防，中國要侵略台灣，還要經過華盛頓和東京。套用列寧的句型：「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路是經由華盛頓和東京。」

台灣目前最大的危機在於政治選擇。民主國家要介入別國問題，必須要有相當的理由。所以台海若有危機，美國要有足夠的理由「干預」台海問題。反侵略、反改變現況是最好的理由。而當台灣人民決定和中國統一，那美國、日本介入台海的基礎就完全消失。如此中國就可以公然佔有台灣。這不僅是中國打的如意算盤，也是美國、日本最怕的事情。所以捍衛台灣的安全，就是台灣人民必須表達不被中國統治的心願，也唯有如此，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才會源源不斷的進入台灣。

中國軍事目前最大的利益根本不是發展海軍，而是發展陸軍。海軍是花費極為昂貴的軍種，請問中國發展海軍的利益在哪裡？一點好處都沒有！對一個陸權國家來說，發展海權除了喊爽以外，其他就是「呆」，因為所費甚多，拖垮經濟，毫無用處，蘇聯就是一個例子。但現在中國的陸軍發展卻很有空間，因為發展陸軍有助於中國擴張他在中亞的勢力，甚至可以將勢力深入蒙古、外東北等處。從這些角度來說，台灣其實有相當安全的發展條件，今天許多人高喊要統一，實際上是免費送中國糖果吃，中國當然樂的高喊要統一。台灣的不安全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陳水扁總統對農漁會改革活動中退縮，有很多人強調陳水扁總統自改革運動中退卻，其實問題真的那麼簡單嗎？

將政治和公有經濟結合在一起的政治經濟就是台灣地方政壇的特性。國民黨縱容地方派系操弄地方金融，換取各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而地方金融的財力又成為地方派系發展派系力量、派系經濟的金庫、乳牛。從政治的觀點，如果陳水扁總統以經濟理由改革地方金融，既可以解決經濟問題，同時將國民黨的地方勢力予以拔除。但這樣的想法可能錯誤。沒有地方金融的各地地方勢力就這樣乖乖的壽終正寢嗎？政治的選票力量證明這一些人還有很多的地方人脈，這些人脈並不完全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沒有地方金融就會和他們脫離關係。所以解決地方金融並不能解決地方派系問題。

地方金融問題要如何解決應該歸經濟的方式解決。地方派系的盤根錯節，基本上反應各地的地方勢力的相對協應的現象。他不僅是政治勢力的展現，也是地方社會關係的展現。要改變各地方的社會關係，實際就是對台灣社會的改造，這樣的改造工程很難以一種簡簡單單的政治解決來處理。另一方面，我們想要追問：將這些政治人物如果予以拔除，那誰要取代他們進入政壇，擔任他們現在的工作？「取代他們的工作」並不是一句話就結束。政治職位、運作需要有一些人才介入，我們不滿國民黨培養的那些人，請問民進黨就已經準備好了嗎？我們強調政壇烏漆媽黑，我們會因此要投入政治活動嗎？

我們對許多案件的瞭解，應該是被相當程度設計了。
國民黨是因為在中國貪污、亂法、腐敗等等的缺失，所以被中國人民唾棄。請問這一群人離開中國，到台灣來後，他們及他們的後代為什麼搖身一變，成為一群很乾淨的公務人員。許多的貪瀆案和他們都沒有關係？

在印象中，我們認為國民黨是一個貪瀆狀況很嚴重的政黨，但是被起訴貪瀆、被媒體大力報導的貪瀆事件以民進黨人居多，這也和我們認知不同。
貪瀆事件的另一個現象是地方官吏比較容易發生，而位居中央，權大勢大的官員反而乾淨的沒有一點貪污事件，這也是矛盾的。

在公務系統中，外省人的比例比本省人多，但是發生貪瀆事件的人多是本省人，這也不符合我們的認知，因為一般認定本省人比較不會貪瀆，結果是人數比例較低的本省人貪瀆的現象較嚴重，反之，外省人的貪瀆卻較少。

軍方弊案的尹清楓事件拉法葉事件，有媒體將這一些事件牽向李登輝總統，但就是沒有人將注意力也放在當時依舊是國民黨高官的李煥、蔣緯國。甚至對郝柏村也甚少著墨。你相信和軍方關係不密切的李登輝前總統會涉案，但軍方強人、外省長期權貴卻乾淨的像一張白紙嗎？

許多國民黨時代的黑金、貪污事件，李登輝有被質疑、李登輝的親信被質疑、一些較中高級官員被質疑，但是李登輝體制下最享受好處的、官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連戰竟然一點是都沒有，這真是笑話。

比國民黨清廉的共產黨掌政後，腐化的很嚴重。比國民黨清廉的日本人，訓練的台灣人，貪瀆的事件比國民黨多，長期處在壟斷台灣國家政經資源，乾淨度為世人所質疑的國民黨竟然清潔的像一張白紙。

第一願望是父親與母親身體平安健康、家人快樂。簡單的說就是實現「甜蜜的家庭」中的願景。

第二願望是自己做事能專心致志，職業、事業、學業能夠一一達成自己預期的目標。

第三個願望就仿造社會常例，保留在我的內心，不說了。

第一篇 陳水扁總統的領導風格與缺失

陳水扁的個性可能有台灣人的謙讓、不敢搶先的個性。從這次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動作來說，他首先要求民視蔡同榮辭去董事長。其實我也覺得蔡同榮的民視經營的並不符合我對本土電台的期待，但是一旦蔡同榮下台後，請問又有哪一家電視台可能偏向本土呢？陳水扁總統為何不考慮既然是政策性的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那其他政黨呢？國民黨對中視、中廣控制的程度遠比蔡同榮對民視嚴重的多，但是陳水扁總統你有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呢？其次，媒體工作者的偏中國和素質低落也是有目共睹，今天媒體的問題不僅僅是政治，更且是省籍、國家認同的問題，請問陳水扁總統有沒有這樣的配套解決方案？從資金面來說，中資和具有中資色彩的企業紛紛入主台灣的媒體，請問陳水扁總統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對策？

這一些質疑其實和陳水扁總統的個性有關。我覺得陳水扁總統染有很強烈的本質樸拙人的個性，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都是先反求諸己，然後再要求別人要接受。問題是我們的對手並不吃這一套。因為台灣目前遇到的泛藍軍是一群上層道德敗壞，下層頭腦不清楚的人。下層頭腦不清楚，所以上層的人將他們賣掉，他們還欣喜若狂。而上層因為道德敗壞，所以一些出賣自己支持者和國家的行徑，他們是悠為之的（見文化論壇，獨白評論第 ）。這樣建構出來的對手，根本無法用道德約束，只能用法律解決。一些企圖經由道德勸說，要他們之所進退的方式，都將無效，甚至被笑做迂腐。台灣人民對退職中央民意代表不好嗎？但退職中央民代梁肅戎專幹傷害台灣人民利益的行徑。台灣的高級將領成群移居台灣的敵國—中國，甚至以和中國的軍方打高爾夫球為榮。那他們如何對得起，以前他們以反共為名，槍斃掉的一些軍民呢？泛藍軍一些高唱統一大業的領導人、社會賢達，哪一個在美國沒有資產、子女在美國沒有居留權，沒有綠卡、不是美國人？這些人一方面出賣培養他的社會，一方面又不負責任的往另一個國家逃亡。說的難聽一點，這樣的人連共產黨都看不起，結果泛藍軍的基層選民把他們當寶，以他們的意見為意見。難怪在台的中國人領導群會被共產黨趕到台灣來，因為他們留有後路要逃亡，當然不會盡心於國事。難怪在台的中國人會被趕到台灣來，因為他們的領導者要逃亡。難怪支持在台中國人的台灣本地人會被在台中國人看不起，因為笨到讓人家不看不起你們、出賣你們都對不起他們的良心。而我們的總統陳水扁現在要討好的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用陳水扁的討好方式，一定失敗，不然陳水扁怎麼台北市長連任會失敗？而當不成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市長變成陳水扁總統，依舊用相同的方式去取悅這一群人，我想那會失敗的。
這一群泛藍軍的上層人士不需好禮相待，要的是拳頭和排頭。因為他們要的是政權，所以任何討好他們的動作最後都會失敗，他們的選票、他們的策略還是要打倒陳水扁。所以只有拳頭和排頭才能讓他們知道分寸。至於泛藍軍的基層也不需要客氣，因為他們是被泛藍軍養慣的人，他們對「領袖」的仰賴和崇拜遠高於做國家主人的重要。所以只有強力的領導，按照既定的目標，排除萬難、強悍推動，才能得到他們的擁戴。

今天陳總統要連任，要爭取中間勢力，以妥協取代對抗，其實作用不大。要有作用，早在兩、三年前就發揮效果了，不需等到現在還步履維艱。我一直笑說中國人對別人比對自己人好，其實這樣的性格也嚴重出現在台灣人身上，因應這樣個性的行為模式，不是和這一群人親近，而是讓這一群人覺得「有為者，當如是也」的想法。

第二篇：連宋的政黨意義

我對連宋合沒有興趣，倒是對連宋背後的政黨性格很有興趣，他的矛盾性強烈到
讓人嘖嘖稱奇。

連戰領導的國民黨，基本上是連戰一人的政黨，國民黨以往執政的那些閣揆、部長一一默然、退位、無聲。而這一個政黨運作的目標是將連戰送上總統位置，為此犧牲任何政黨的利益都沒有關係。我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以往雄霸一方的黨政要人怎麼個個禁聲，如果國民黨現在還是執政黨，如果國民黨可以用政治、暴力手段脅迫別人屈從，那我對那些禁聲的前閣揆、部長的表現不感到奇怪，共產國家不都是這樣嗎？問題是台灣已經民主化，國民黨已經變成在野黨，國民黨也大聲批判以前的黨主席、總統李登輝，結果那些閣揆、部長不僅不敢為以前提拔他們的長官緩夾、出聲聲援，甚至連別人要送他們到政治斷頭臺，他們都默然相許，甚至別人要斷送他們犧牲奉獻一輩子的政黨前途，他們都沒有反應。那這些以前號稱很有能力的閣揆、部長的人，可能享有太多的溢美之詞了。他們只不過如黃俊雄手中的木偶一樣，只是隨人擺弄的人而已，他們的氣魄連一個企業主都不夠。這樣的國家交在他們手中，竟然沒有亡國，那應該感謝英明的人民領導這些部長、閣揆了。

宋楚瑜的親民黨也是一樣，這個號稱台灣第三大政黨的運作目標就是送宋楚瑜到總統府。根據宋楚瑜的意願，根據這一個目標，所有政黨的人都在搞爛這一個國家，而這一個政黨的整個目標，對外說的非常冠美堂皇，又強調裡面的人才如何的濟濟，結果宋楚瑜喊停就停，喊動就動。將一個政黨的運作置放在個人利益之下，那這樣政黨下的人才不也和國民黨一樣，個個都是木偶罷了。未來我們將國家交在他們手中，若沒有亡國，那應該感謝英明的人民領導這些部長、閣揆了。

對於連宋合，由政黨特性推演出來的結論，就是：如果他們執政，未來我們將國家交在他們手中，若沒有亡國，那應該感謝英明的人民領導這些部長、閣揆了。

第三篇 一群奴才

蔣經國的繼承人？只有奴性堅強的人才會熱中討論這一個問題，也只有奴性堅強的民族或國民才會對這樣的問題產生全民性的熱潮。而台灣更等而下之的是找蔣經國的媳婦來背書。這樣的行徑只能用一句「幹」來描述。「幹」是性行為。蔣經國沒有這樣的性行為就不會有蔣孝勇，蔣孝勇沒有這樣的性需要就不會有蔣方智怡。誰是蔣經國的繼承人就算值得討論的事，那也是頸部以上的器官在決定但我們卻採用腰部以下的器官來做結論，你說這麼荒謬的行為，難道不值得用「幹」字來形容嗎？我們甚至可以說用這一個「幹」字既侮辱了偉大的性行為，更侮辱了「幹」這一個字。因為這種沒有腦袋的行徑不是有腦袋的人會做出的行為。要「幹」的人，要有腦袋。

佛教傳說，佛陀即將圓寂時，就有佛弟子問要如何繼續發展佛教，是否要從眾弟子中找一個人出來奉為師尊，佛陀說：「在法不在人」。「在法不在人」就是重點。「蔣經國的繼承人」有許多的重點可以批駁。蔣經國是一位獨裁者，大家搶做蔣經國的繼承人就是大家想搶做獨裁者，繼承蔣經國的獨裁權力，此其一。蔣經國當國民黨的黨主席，是依據國民黨的黨章，討論權力繼承人不依黨章，而依個人意願私相傳授，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樣的問題出現在一個號稱有制度的政黨，其荒謬可謂大矣。此其二。蔣經國當中華民國總統是依據中國民國憲法，討論中華民國總統權力繼承竟然著重在當時在任總統的意向，難不成當時的新總統產生方法是由現任總統指定的？這是袁世凱搞的憲法制度，在20世紀初，民國初年就被當作笑話處理，想不到在21世紀竟然有一大堆人熱中於此，真是荒謬。袁世凱這樣的笑話已經被國民黨控制的教科書清楚的傳遞給全國學子周知，想不到國民黨竟然還熱中當小丑，其比諸笑話還不堪。此其三。而全國國民竟然在這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中，不去想想如何當好主人，卻去緬懷以往不能當主人時代的問題，要以不能當國家主人的政制來追念以往的美好，我們只能擲筆四嘆！

我們依法行事，無須繼承。誰能繼承蔣經國？誰都不需繼承蔣經國，哪一個人按照國家憲法在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總統，就是總統，蔣經國的總統權力在他去世時消失，在他任滿後消失，中華民國的憲法是這樣記載的。順著這個方向執行就是對的，對得起中華民國國民。如果蔣經國是一位英明的總統，他應該認為這樣的行徑就是蔣經國對得起國民的地方，因為他沒有讓制度破壞！哪一個人在蔣經國主席去世後，依國民黨黨章規定，繼任黨主席，就是對得起蔣經國主席，否則就證明蔣經國在時所擬訂的主席辦法是錯誤的，那只是在騙人而已，不僅破壞蔣經國的名譽，也破壞國民黨的名譽。哪一個能在這兩個方式以外提出一個所謂的蔣經國繼承人，就是破壞蔣經國的「名譽」，指出蔣經國根本不偉大，因為蔣經國只是一味玩弄權術的政客而已，他並沒有將國家、政黨的運作制度化，沒有替國家、政黨擬訂一個百年大計。他生前所講的衛國衛民的話根本就是假話、謊話！他講的衛國衛民的話即令是真話，都不能證明他真的衛國衛民，更何況是假呢？探討蔣經國的繼承人只有歷史意義，沒有政治意義，強調他的政治意義，正顯示主其事者的奴性！

連戰炒熱蔣經國繼承人問題證明連戰尚未在國民黨泛藍體制中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而在民主時代，連戰會這麼炒，既反映他看不出時代的轉變，也沒有深刻反省他何以敗選的原因，是人民，不是蔣經國，不讓他當總統！這是民主時代的政治ABC，是一般的常識，不是知識。連戰，做為政治學博士，一生玩政治那麼久的人竟會這樣玩。我不敢說他知識淺薄，我只能說他玩這些遊戲在吸收一些相信這些遊戲的人支持他，以這樣的民意、權力結構，我怎麼敢將未來交在他手中呢？連戰以奴才為意，自認為首席奴才，那是不能帶出新氣象的。

誰是真正為人民好是很容易瞭解的。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宣揚人民當奴才的好。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竟用裙帶的加持來證明自己的優秀。在民主意識沛乎莫之能禦時，強調奴才的價值。這反映中國政治文化的侷限性和泛藍軍歷經數十年的民主教育（即令只是喊喊而已。）竟還只留在袁世凱時代，這樣的政黨、這樣的政治人物會出現在台灣的21世紀，與其說是跳樑小丑的行徑猖狂，不如說是我們還必須強化我們的民主教育的常識。是常識，不是知識！

第四篇：真是可憐

台灣的教育是「越教越回去」。螞蟻尚知惜命，但台灣的教育教出一些頭腦不清楚的趕死隊（注意：是趕死隊，不是敢死隊）。

「如果兩岸被中國統一，請問哪一種人最危險？」這樣的命題是國民黨和台灣的外省人在過往的60年中，最關心的問題。我可以說：「從民族來說，外省人最危險。從職業來說，當職軍公教的最危險。」因為台灣的外省人和共產黨有直接接觸和仇恨，但台灣人沒有。軍公教人員的國家效忠較高，抵制改造的力量較強，因此也是被「革命」的對象。

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下的命令是南越60萬的公教人員，他們的家屬，除3歲以下者外，一律處死。

1950年韓戰發生，中國介入，中國派出去的軍隊以國民黨的降軍為主，以人海戰術、人肉戰場，以身體對抗現代武器，硬是將美國打退。這一群人投降中國並沒有讓那一群人免於死難，而是以另一場戰爭進行生命的解脫。

聰明人怎麼會做那麼傻的事情呢？台灣的軍公教人士是台灣最支持泛藍軍的一群人，也是最支持統一的一群人。這一群人當然不是傻子，因為有很多都是歷經各種艱難考試、過關斬將而取得現在的職位。但是這群人的政治取向卻是以自己身家性命、財產的犧牲來追求統一，真是令人不解。有人會說時代不同了，所以往事不重演。我不相信，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什麼差異？都是悼念中國的清官，中國有為有守的政治領導人物周恩來、胡耀邦，結局呢？都一樣。聚集在天安門的那一群人最後以流血終了。政治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下台，中國中央政壇進行改組。時代有什麼不一樣？都一樣。前一次被鬥倒的鄧小平以他以前政敵修理他的方法，修理他現在的政敵。理論上，鄧小平最能夠清楚瞭解天安門對他的意義，也藉此（「藉此」在這邊很重要，我們只能由1976年的天安門，來證立周恩來、鄧小平路線受當時中國人民的支持程度，但除此之外，我們無從推論鄧小平如何受人民愛戴。）最瞭解民心的向背，但是鄧小平卻在相同地點，面對相同的、熱情的青年，施用相同殘酷的方式處置當年支持他的熱血青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會不會改變？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一旦統一，台灣這一些軍公教人員至少被流放的日子不遠，享受「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歲月吧。

以前一首歌：生命誠可貴，愛情價亦高，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兩者皆可拋。真好，台灣的中低級軍公教人員是多麼熱情的擁抱這樣的忠貞與犧牲。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生命、愛情和身家財產皆可拋。我們泛藍軍領袖也是偉大的，他們是為了生命和財產，國家、民族皆可拋。來！來！來！來台灣當宋公、連公，去！去！去！去美國當寓公。

我們可憐的軍公教同胞。

第五篇：不要怕中國

「怕中國」是台灣統派媒體灌輸給台灣大眾的想法，那是錯的。不要怕中國，中國其實不強。

中國的軍隊向來不強。我們分析中國歷代對外戰爭，很多在盛世得到的豐碩戰果，根本就是慘勝。漢武帝是中國對外擴張很有名的皇帝，但是他很多偉大的對外戰役的勝利，並不是漢軍比別人凶悍，而是漢人的人口多，他可以容忍大量的人口死亡，以消耗戰打敗對方，如此而已。像衛青、霍去病經常是帶著數萬、數十萬的軍隊和匈奴幾千、幾萬的人對敵（匈奴總人口大需是漢朝的一個郡的人口，匈奴總人口約30萬，而漢朝在漢武帝總人口約3000以上萬），到了唐朝也只有李靖曾以少勝多，其他都是消耗戰打贏對手。台灣和中國雖然人口差距跟匈奴與漢朝的狀況一樣，不過，台灣和中國有一個台灣海峽相隔，這是中國陸軍無法飛度的屏障。更何況我們有以下的有力因素在支撐著我們：我們生活水準比中國高很多，我們有比中國更高的文化水準，我們有比中國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而外在因素也指出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決不像漢朝與匈奴那樣的兩國關係而已，他是國際關係的一環，影響到許多國家的利益和國際均勢政治的變動。這些都是漢朝—匈奴對峙所沒有的條件，也是我們敢依恃而與中國嗆聲的條件。

「無敵」有兩種意思，一是勢力強大，任何一個敵人都不能打倒他，另一個是根本沒有敵人。中國的「無敵」概念和後面較相近。中國要無敵於天下，一定是開放本國市場為誘耳，吸引別國貪利而屈從，一旦別國人民生活必須依賴中國的物資供應，就只好和中國和好。這樣的國際關係在明清以後更是強烈，所謂朝貢貿易就是這樣的作法。對於台灣來說，我們比以前中國的鄰國、屬國更好，因為我們有比中國更大的市場讓我們選擇，我們需要向中國稱臣嗎？

第六篇：很難理解的一套邏輯

我們為什麼面對中國會自然蹲下去呢？

台灣人沒有自信的程度非常嚴重，嚴重到令人乍舌。

前些天和一些財經企管的學者聊天，他們其中有人說要學生到中國去留學，理由是中國的市場廣大，如果到中國去留學，瞭解中國人的生活習俗，以後在中國市場上會比較有開拓中國市場的競爭力。這樣的說法出自一位大學教授的口中，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些教授的想法只適用於一時興致之說，無法用做學問的眼光思考，但他們竟然叫做教授。這些教授年輕時懷著滿腔的憧憬，負笈到美國讀書，學成之後，他們就回到台灣來。對於美國的瞭解，他們是一知半解，我就是沒有看到他們或他們的學生打入美國人的社會，開拓美國人的市場。但我到瞭解他們的論文中，引用許多美國的資料在分析，使用許多他們在留學時所學到的技巧在研究學問和教學生讀企管、財金的資料和研究。對於台灣，說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懂不懂。我只知道他們他們對美國的企業管理技巧讀得很熟的樣子，用於分析台灣，我聽了一大堆他們所使用的專有名詞，但就是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更重要的一點，他們每一個人油頭粉面，彷彿是社會的高階領導者，但是說到人情世故，卻又一個比一個不懂。而台灣真正站在第一線進行管理、生產的傑出人才，相當大比例的人竟然不是學企管的。理論上他們應該對台灣很熟，因為他們要打入台灣市場，遠比他們要打入他們留學的美國市場容易，但是他們瞭解美國市場嗎？他們又瞭解台灣市場嗎？他們回台灣教學，所運用的、所強調的，不就是留學時的技巧，而決不是他們如何打進美國社會、美國市場的心得。結果他們現在建議學生的留學方向，竟然是以打進中國市場為論點，棄中國學術水準低落問題於不顧，請問他們分析的升學個案可以讓人們接受嗎？

留學的目的竟然是為了開拓中國市場？這就是求學的目的，而只要透過這個方式，就能夠在中國有立足之地。如果這樣的論點成立，請問那一些學者的小孩要不要留學中國？那一些學者要不要到中國去講學、求學，如此更接近中國市場？如果這樣的論點成立，那請問市場調查的分析技巧在這一邊的意義是什麼？請問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在教育內容上有何差異？請問所謂的引進西方學術的意義又有何意義？

許多教授到美國留學多年，請問他們對美國瞭解多少？

第七篇： 商人亡國

我們的民族性是否有缺失？

千年來，福建兩次成為中國對抗北方勢力南侵的重要基地，一是元朝攻宋，一是清朝滅明，兩次的結果都和商人追尋利益而使政局變盤，但是自己也沒有得到利益。一是宋朝的浦壽庚棄宋投元，一是鄭芝龍的棄明投清，結果投降者最後都以悲劇收場。千年之後的今日，我看到許多台商絡繹於往中國的路途上，王永慶、高清愿等等，台灣會不會重蹈他們前輩的覆轍呢？令人憂心。

第八篇：尊嚴—邊陲與核心

對中國人說，在東亞，除了中國人，任何一族的人不能是、不會是比中國更偉大的人，而這一個中國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人民。這一個「偉大」是從政治到文化，從軍事到社會的一切，而且越抽象、越無法具體表現的東西，越能讓中國人自認其偉大。從這一個角度，文化、文學、藝術等東西，中國是從不認為他們在東洋會輸任何一個民族。台灣，一個受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邊陲地帶，他當然也不會比中國好。

台灣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的邊陲。如果台灣一直不想自中國獨立，則在中國人的心中，台灣永遠是中國的邊陲。我們以四川來說，四川自上古就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也曾有自己的政權，但因為他在秦朝就被併入為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四川的文明就成為中國文明的一支，而且是邊陲文明，只有四川出現中國中央級的人物和朝廷移居此地，否則他一直就是中國文明遺忘的一個地方。像劉備在蜀漢建國、唐明皇避居西蜀等是歷史會記載的部分，其他時間就不再是中國歷史會記載。以四川的表現，他是中國很傑出的邊陲地帶，像東南、西南部分在中國歷史上的記載就更少了。中國歷來的歷史記載都和首都有關，而所有被首都併吞的地方諸侯都是應該的。中國的五大古都，長安、洛陽、開封、南京和北京等，在地理上，是南京、北京和長安形成大三角，將中國的古中原，河南，包在裡面，脫離了中原，那我們什麼都不是。南京市南方政權的首在地，既接近中原，又能避免北方勢力的入侵，也成為最接近中原的地帶，所謂進可攻，退可守之區。長安也是在制控中原，而北京則是北方政權的策略，進可以掌握中原，退可以回到北漠。用這些角度來看，台灣，你和中原的關係又如何呢？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那台灣只會在中國歷史上消失。

個人成就要在中國也沒有意義。從戲劇來看，以宋朝為例，宋朝有兩個奸臣，一個是和包公對抗的龐太師，一個是出賣楊家將的王姓宰相（一時忘記），為何他會成為奸臣，我不知道，但我卻知道他是宋代第一個南方人（淮河、長江以南）當宰相的人才，這其中就出現一個邏輯缺失，為何和北方關係薄弱的王姓宰相會和更北方的遼國聯手，反而其他的人不會？這是不是在戲劇上，所謂地域歧視的結果呢？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其實也含有南北抗爭，代表南方新興勢力的王安石和代表北方傳統勢力的司馬光的對抗，對於孰正孰錯我不下評論，但是變法派的被認為道德較低劣，卻是事實。真的這樣？當遼、金往南攻宋的時候，投降、叛國的好像都是北方人，張邦昌、劉豫等都是，而替宋奮鬥的文天祥（江西人，一般定位為南方人），背皇帝跳海殉國的陸秀夫好像都是南方人。台灣是一個比中國人概念中的南方還南方的地方，你要在中國歷史上，躍馬中原，有的等了。先想辦法不要被鬥臭再說。

再問一次，要不要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當然不要。不管台灣人如何努力，在中國人的眼中都是邊疆、次等貨，有什麼理由來讓人看得起呢？在中國人口中的寶島，就如同他們往日對四川的評語，天府之國，什麼是天府之國，很可以剝削的地方，如此而已。中國歷來退居四川的中央政權都不是要建設四川，而是利用四川進行復國、資源剝削的工作。像劉備、唐明皇、國民政府等都是如此。表現如此傑出的地方，尚且是這樣的待遇，請問台灣會更好嗎？而且台灣的島嶼特性，和中國的不連接，更強化他的邊陲性。中國對台灣的垂涎，歷來多以國防需要在討論，所謂東南四省之鑰，所謂中華民族往海洋發展的窗戶等，都是拿台灣當軍事基地，要台灣人當砲灰的，人家要我們當砲灰，我們要不要？當然不要！

許多人強調統一有許多好處，這些都是大頭病，而且病的很嚴重。

第九篇：從政府准許八吋晶圓廠外移中國談起

八吋晶圓廠外移中國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很多本論壇的學者菁英很多的精力在討論八吋晶圓廠外移中國對我們經濟的影響，並由此推論出不選陳水扁為下任總統的論點。我覺得各位有點小題大作。我不是看不起晶圓廠外移中國，我是覺得各位太看得起八吋晶圓廠、太看得起張忠謀、曹興誠。

晶圓產業的發展不是台灣的命根子，也不是衍自台灣人本質發展出來的產業。晶圓廠從設立和發展從來就是政府主導的產物。從政府推動建立工業研究院到設立台積電、聯電等，都是一群精明的技術官僚所設計的產業發展政策。這個產業政策的運作和人事安排，也都是政府一手包辦。這樣的產業發展和台灣其他發展成足以傲視全球的產業來說，如雨傘、成衣、電視機、運動鞋等，又如主機板、筆記型電腦等，是完全不一樣的發展軌跡。後者完全是業者以其生命、心力、沒有仰賴政府，自我摸索出來的，他才是台灣經濟活力的來源，前者只是台灣產業發展的偶例而已，這兩個企業即令全部外移，台灣的產業活力依然存在。我們大可不必為晶圓廠外移而對我們的政府施加如此重的評語。

我們不怕台積電的八吋晶圓廠外移，我們怕事理分辨不夠清楚，以致投票決策時輕重不分。晶圓廠外移並不重要，因為即令台灣的晶圓廠不移到中國，我們也不能保證其他國家的晶圓廠稍後不會移到中國，而且事實上已有台灣的晶圓人才到中國去了。更何況晶圓廠的精密產業技術來自晶圓廠機器，這一方面的技術操縱在外國人的手中，不在台積電、聯電手中。晶圓廠外移問題實際上是測試這些晶圓廠老闆對台灣及台灣人民的認同度，因為台積電、聯電的張忠謀、曹興誠如果關心台灣和台灣人的未來，就自己知道他的決策要怎麼做。今天他們會有這樣的決策，各位應該不會錯愕，因為這和他們的出生與認同是一致的。更深一步的談，他們能當上這兩家公司的董事長不也和工業研究院、國民黨政府掌權有關係嗎？上述的那一些技術官僚都以中國為其認同（例如李國鼎遺言要歸葬南京），那他們擢拔的菁英張忠謀、曹興誠和他們的認同一致，不也是很正常的嗎？但現在我們有人因此要以政權的得失進行一場豪賭，顯然風險太大，而且本末倒置。如果我們讓認同台灣的人（或者保守的說，相對較認同台灣的人）繼續當總統，我們也有機會讓既有能力、又認同台灣的人掌握工業研究院，未來掌握像台積電、聯電這樣的世界大廠，這才是根本之道。如果我們豪賭政權失敗，那也許我們會看到許多在台灣發展很好的台積電、聯電等級的世界廠到中國設廠，向他心中的祖國致敬。各位，政權才是這場和中國決戰的關鍵點，八吋晶圓廠的外移還不是我們豪賭的決戰點。

重視自己的語言，重視自己的利益。各位如果不健忘，應該還記得2000年總統大選，台支人在攻擊陳水扁的一個藉口，就是陳水扁不會講英語，無法國際化，和世界接軌。這是笑話。全世界從沒有一個國家的元首是以能和外國人溝通，做為他成為總統的重要條件。會強調這個條件不僅展現出他們內心中的強辯詞窮，更表示他們面對西洋文化的奴隸性。結果他們在面對台灣的語言政策時，又不強調國際化，而是北京語的重要性，這種標準不斷挪移的方式，聽他話的人是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答案，只會看出他心中的私心自用。而我們難道沒有我們自己的利益嗎？最簡單的例子，有多少人以往在學校學習，就是因為北京話科目相對比新住民低，然後讀得比較累，成績比較差，讀比較差的學校。更遠一點，在我祖先開拓的土地，在我們祖先流血流汗的泥土上，為何我的母語就是方言，你的母語就是國語。

獨尊北京話是專制的遺毒。台灣以北京話做唯一國語，是國家力量對人民宰制的重要例子。因為現在的北京話會那麼流行，與數十年來國民黨獨尊他們的語言有關。現在要不要更改，對於在台熟悉這樣語言的人來說是一種挑戰，尤其對台支人來說是利益之爭，也是統獨之爭。但是對鶴佬人、客家人來說，是尊嚴與民族存廢之爭。許多人強調懂北京話以後，和中國做生意就很方便，會。。。，這些是對語言溝通的角度來講，但是他沒有想到聯繫語言有很多的習慣、文化將會因為語言改變而改變他深藏在生命中的文化和感受。今天教育部要推動語言平等法，受到來自台支人的強烈反對，那客家人、鶴佬人的意見呢？如果鶴佬人、客家人不會出來為他們的基本權力努力爭取，最後這樣的語言平等法將會被改的亂七八糟。這種事情發生過幾次，執政者也就懶得替鶴佬人、客家人爭權力。「反正他們是一群被壓迫慣的人，替他們爭權力，只是替自己找麻煩，甚至還被客家人、鶴佬人罵笨。
語言是要溝通，但不一定要和遠處溝通。許多人都說講北京話會如何又如何。這是承續台支人的一些講法而已。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們上一代受日本教育的長輩也不懂中文，他們不也是活得好好的，甚至經由他們的日語、日文能力，在社會上贏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同理，韓國人也和我們和中國關係很密切，他們就不用北京話當國語，相同情形也出現在越南、高棉。為何他們做得到？因為北京話的確沒有台支人說的那麼重要。尤其對台支人中的上層社會，他們在家裡講的話，也許以英語為主，因為這樣才更能幫助他的下一代移民美國，或者經由英語掌握優勢資訊，在社會上成為有影響力的社會人。以這些高層台支人的行為反證北京話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相反的

瑞士是小國，生活水準一度是世界第一。
瑞典是小國，生活水準一度是世界前十名。
挪威小國，生活水準一度是世界前十名。
比利時、丹麥、荷蘭都是小國，但是他們生活水準都很高。
東南亞最小的國家新加坡是東亞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

小國的國際貿易會不會被影響？雀巢咖啡是瑞士的，他沒有沒被歧視？
Nokia是北歐國家的品牌（芬蘭？），他沒有沒被歧視？
菲利普電子公司是荷蘭的，他沒有沒被歧視？
富豪(volvo)汽車、紳寶（SAAB）汽車是瑞典的，他沒有沒被歧視？

共產黨強調他們對信仰堅貞，很愛強調人民大眾的利益，很強調共產主義的偉大。請問有多少共產黨員真的履行這些信條？從中國共產黨所塑造的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生活，很多人都說很儉樸，但是用他們統治時期的人民大眾生活來比較，他們的生活已經很奢侈了。中國人會說他們生活很儉樸，是因為根據中國人的行為，一個那麼有權力、有地位的人，竟只生活程度到那種水準而已。如此推崇他們生活儉樸，但如果我們用他們建構的共產黨生活模式來說，「不要褲子，也要核子」從他們統治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來評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並不儉樸。更何況以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一些他們生活的真實面，那就更不用說了。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高級幹部呢？劉少奇、林彪不是生活奢靡的一群人嗎？所以就算中國人認定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生活真的很儉樸，我們也要追問：一個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統治階級，施行那種共產主義，結果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奉行，這不是證明這樣的理論有問題嗎？至於權力比他們小很多的一般幹部生活的如何呢？中國推動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修理很多的幹部，不就是強調他們生活腐化，路線錯誤嗎？這些只證明共產主義的理想在中國的失敗，不是成功。

統派國民黨黨員和三民主義關係的檢定就更不堪聞問了。請問孫總理、蔣總裁的後代子孫，那一個人只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不具有外國國籍呢？如果我們用民族主義的標準來檢定蔣經國統治時期，高級官員下代的國籍，你會發現台灣果真是「美國人」統治的第50N州。國民黨體系中，本來就是洋派的高級官僚，早就將他們的下代轉成外國人，俞國華、李國鼎等都是。本來不是洋派官僚，也想盡辦法變成外國人，像高魁元等，其中，宋楚瑜是一個很好的分析對象。以他兒子的年齡，在蔣經國任內就已經出生，以宋楚瑜父親和蔣經國的關係（宋楚瑜父親是蔣經國救國團的副手），宋楚瑜是國民黨的權力核心要培養的對象，（他的新聞局職務還是當時的新聞局長錢復親自到美國，問他要不要回國任職。）但他依舊讓他的兒子取得外國國籍，而他的兒子回國接受教育後，也沒有盡義務（當兵），就「回去」美國。連這樣的高階官僚都不在施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且是做為忠誠國民最最基本的條件，如何讓人相信國民黨在施行三民主義呢？

這一篇文章主要在攀誣泛綠軍的政治領導人。但手法太惡劣。本文提到三個人，美國總統尼克森、台灣總統李登輝和不具名批判的謝長廷。提到兩件事情：水門事件和聯合報被謝長廷告的事件。楊渡利用尼克森的水門事件的過程，強調政治人物會用政治守法壓制新聞自由，然後移花接木的以謝長廷控告聯合報的事件做穿插，影射李登輝會用卑鄙的手段修理新聞界。楊渡卑鄙的地方在於他用尼克森在水門事件中所犯的錯誤行徑，而且整個事件已經真相大白的案件然後影射台灣法院正在審理的謝長廷控告聯合報事件，讓讀者誤認為台灣的政治界會用尼克森對付水門事件的手法對付新聞界，然後又推論台灣的記者和新聞界沒有膽識對抗政治界，所以這件事情政治界會勝利，贏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的新聞界沒有像美國新聞界那麼有自由和衝勁。這樣就算謝長廷勝訴，也等於敗訴，因為社會沒有還謝長廷清白，更可惡的是拉李登輝下去，謝長廷事件和李登輝一點關係都沒有，為何要拉李登輝前總統下去呢？

楊渡是以美國已經完成的、被公認為錯誤的事件，來影射台灣尚未完成、還在法院審理的案件。這樣的比喻推理是犯嚴重的邏輯錯誤。楊渡怎麼可以干預司法，直接推論這一案件走向，來影響法院的判決。其次，他讓讀者會以尼克森水門模型想像台灣的聯合報事件，然後突顯出謝長廷在事件中已經犯下嚴重錯誤。從比喻的角度來討論，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人的妻子搞婚外情，然後推論楊X的妻子一定搞婚外情？我們可不可以由甘乃迪總統的妻子賈桂琳於甘乃迪總統去世後又改嫁，推論蔣XX總統的妻子也會改嫁？要毀滅人家的人格，不是用不實、錯誤的邏輯去指控，要拿出資料來，要能經得起社會大眾的判斷。更很的是李登輝在整個事件中又媒介入，怎麼被牽入，這就像賈桂琳改嫁，推論宋XX會去A錢送到美國。

然後他又提到副總統告新新聞都會勝訴，更何況是總統呢？

楊文：
「 依照台灣生態，媒體是寧可犧牲兩個記者，以免敗訴賠償十億。這是很正常的，副總統告新新聞已經勝訴，總統還不會勝訴嗎？」
我們不清楚新新聞事件的內幕怎樣，但是新新聞所提的所有有利於他們的論點一一破功，甚且被證明連續說謊，新新聞要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如果新新聞事件有隱情，以台灣新聞界敵視政府、力挺新新聞的態度，為何不刊登有利於新新聞的證據呢？某媒體犧牲記者，能否推論別人也會，楊渡提的佐證資料太薄弱。總不能由楊X的妻子會和洋X做那種事，就推論楊X的妻子也會和別人做那種事吧？請問楊渡先生，你的邏輯在哪裡？
然後，楊渡又說：
「如果在台灣，尼克森還可以動用檢察官去竊聽、搜索媒體，以期追查誰是消息的來源。甚至搞個新聞評議批判你，再弄個計點制度，讓電子媒體無法取得執照，用廣告主抽廣告恫嚇你。一告，一查，一搜，一抽，你還不乖乖就範？」
我只是想追問，如果美國媒體洩漏美國極重要的安全國家機密，請問美國政府會不會採取行動，以前紐約時報公布越戰已過時的秘密文件，不是挨美國政府告嗎？至於新聞評議對不對，我只能問楊渡，中國時報兩次誣報李總統的消息，且都放在頭版頭條，最後都刊登更正啟事，但卻放在第四版。楊渡，你投稿的報紙處理事件的風格，按美國報業標準，是絕對不合格的！其他的一些爛作法，我就不一一舉證了。

楊渡文章中，有關尼克森水門事件
首先，在水門案件被發現之初，當時大多數美國媒體還沒什麼興趣，採取公事公辦的態度，完全依靠官方消息來源，並且相信官方關於水門不是一件什麼大事的說法。這種態度，顯示美國新聞界的傲慢與偏見。
其次，尼克森也採取了全世界政治人物都做的事：試圖把整個水門事件說成是一些不負責任的記者所導演的一場鬧劇。想想，一個總統去竊聽，太荒謬了吧！幸好華盛頓郵報窮追不捨，最後終於追出真相。

改造官僚體制更需要改造官僚文化。其實國民黨官僚文化的缺失也不是從江丙坤開始，以前的趙耀東當經濟部長時，就有這樣的怨言。許多下層單位要做的決策，都留給他這樣部長做，使得他公文看不完，更不用說有時間思考政策問題。這是一位有心做事的部長，心中的遺憾。這種官僚文化不證明上層官僚的用心很好，而是證明這樣的官僚體制問題叢叢，以往不知道制訂多少錯誤的政策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上層越級替下層決策，不證明上層所下的決策會比較正確，而是干擾下層單位應有的權限和決策責任，使得下層無法做最適決策建議。如此層層沿襲，這樣的決策絕對會出現嚴重問題。宋楚瑜當省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宋楚瑜的省政成績，就官僚體制來看，就是省長當縣長、鎮長用，而且用的很爽。所以以省長的權限處理各級縣內、鎮內的問題，當然有很多的經費可以使用，很多人都用得很高興，「宋省長英明！」所以「頌聲一遍」，但錢用那麼多，我們就是看不出具體的省長成績。不是說建公路不對,而是建公路中,只有省公路才是省政府要做的事情,其他縣公路或是鄉鎮公路則是縣政府’鄉鎮公所的事情,不勞省長費心.宋楚瑜會做這些非其本分的事情,而且受到別人的尊崇,正證明國民黨的官僚文化很糟.

政務官要作政務官的事情.政務官對官僚體系的了解一定不如常務官,常務官是提振行政效率與確保政務官所下的命令的得以確實執行,但政務官要做的事情卻是想出一個好點子’好方向,讓政策得以彰顯.今天民進黨面臨的官僚問題正是行政官僚體系出問題,要調整的是官僚體系,而不是叫一個傑出的事務官出來掌握政務官的事情.明乎此,就知道為何不宜重用江丙坤出任政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