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
評林雙不<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一）
研究舊俄托爾斯泰著作的學者嘗說，這位大文豪常在小說中，為自己安排一個角色，描寫自己。仔細熟讀其他文學巨匠的著作，也經常看到類似作法，或者描寫周遭人物。正如同人物畫家和雕塑家都不可缺少活生生的模特兒一樣，文學家也不能不在實際生活當中尋找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具體發生的事情，來當做寫作的素材。
與托爾斯泰同時代的屠格涅夫，寫下一系列反映十九世紀舊俄的中篇小說：<羅亭>，<父與子>， <處女地>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人物，如巴扎洛夫、英沙洛夫、羅亭等等，都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同樣是俄國作家的高爾基所寫的<母親>，就是以一個活生生的年輕工人為素材。二十世紀中末期，與高爾基同樣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南非大文豪戈爾狄莫女士<伯傑爾之女>的伯傑爾，顯然是以一位南非共產黨人的生平事跡為經緯。類似的實例，多得不勝枚舉。其所以如此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現實世界的人與事的內涵意義，遠比人的想像力所能夠憑空創造出來的，來得豐富而且充實。這些大文豪的作法，具有很實在的現實意義，也因此能夠非常翔實而且深刻地捕捉了時代的神采，使得他們的著作成為永垂不朽的人類文明遺產。今日，若是有意深入了解十九世紀舊俄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指那些具有反體制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俄國革命前夕的工人運動，或者二十世紀中末期的南非政治運動，都不可缺少這些里程碑的文學著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我們可以說，在現實和歷史的面前，連那些視野廣闊、思緒細膩而且洞察透徹的不世文學天才，都不能不自己覺得渺小，不能不謙卑虛心。他們其實是抱持著萬分虔敬、嚴謹的態度，在萬般錯綜復雜、千變萬化、治絲益棼的當代歷史現象之中，一絲不苟地從事觀察和思索，忠實和傳神表達出時代的真面貌，至少是其中的一面。為達到此目的，把具體實在的人物與事件當做出發原點，其實是作家的敬業態度的一個表現。道聽途說、憑空捏造，是他們所不為的。他們不但具有橫溢的藝術才華，對於時代歷史現象更懷有一份的謹慎敬重。世界級文學大師與三流作家的差距所在，這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歷史的建構，只能通過無數人恆常地、日以繼夜的共同積累。這是一個群體互動的過程。生活在多層面的社會裏，沒有任何單一個人的生命志業，無論是如何的偉大，能夠跨越各種時空的藩籬，足以單獨構成為整個時代的完整性代表。這需要一個群體，一群互相關連和互相牴觸的人物，共同生活和思考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卻各自擁有自己的生命力。戈爾狄莫女士的<伯傑爾之女>，除了敘述南非共產黨人亞伯拉罕費雪的許多事跡之外，更探索了無數深懷正義感的南非白人的心靈深處，以及他們與黑人族群的多面關係。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其實也具有當代無數羅亭的共同性格。一個時代的全貌，需要透過不同的瞳孔才能夠了解得較為完整。愈是廣泛觀察和深入思考，對此必定感受愈深。
因此，若是要雕塑真正具有時代代表性的群體人物畫像，特別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那就必須發揮歷史想像力了。但是，這不是無中生有。而是需要以當代無數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所作所為以及各種遭遇為參數，苦心經營構思，以無比的藝術技巧築構情節，來敘述主人翁以及與周遭人物的際遇，交代時代的社會關連面，完整表達活生生的歷史。這是文學所不同於歷史之處，也是一般歷史著作所不能夠勝任的。出色的文學作品往往比歷史著作，更能夠令人領會某個階段的歷史。所以，他們就不採取刻板的傳記方式，把一個特定真實人物當做唯一的模特兒了。也因此，戈爾狄莫女士在小說中不用亞伯拉罕費雪的真名，而另用虛構的賴諾伯傑爾之名。她甚至於從來不曾宣稱她是在為亞伯拉罕費雪立傳。這其實是富有社會負責感的藝術家應有的分寸。
誠然，確實有些作家採取傳記方式，來達到同樣目的。可是，傳記通常並不等同於歷史，也很難稱之為文學。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口述歷史，尤其典型。台灣早有<傳記文學>雜誌。其中很多作者常自稱是在替歷史保存原始資料。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文學。再仔細閱讀，其中文章具有嚴謹史學精神者殊少。歌功頌德或者文過飾非的，任意臧否人物的，自我吹噓、欺世盜名的，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刻意宣傳和維護特定立場的，還有東抄西抄意在稿費的，不一而足。如果說那是替歷史保存原始資料，不如說那是替歷史添加無數真假難辨、甚或無可考的迷思，還有更多一己的偏見。以之論說那些常見於市坊的自傳或者傳記，也大體是適當的。（例如胡秋原的傳記，連他那可恥的萬年立委職位，都要自我美言和辯護一番，就是一個典型。）
這並不是說，傳記沒有絲毫的文學藝術價值。而是說，只有那些具有適當素質的傳記，才配稱為文學。這也不是說，傳記都沒有絲毫的歷史價值。而是說，通過一般通俗性傳記來了解歷史，並非適當。除非那是依據嚴謹史學方法，詳盡考證，把人與事放在時代背景之下來加以分析和敘述。真正具有文學藝術價值的傳記，並不多見；真正具有歷史參考價值的傳記，也不多見。同時具有文學藝術價值以及歷史價值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傳記文學>之類的出版物之所以流行，也許可以部分歸功於人們喜歡娛樂性的軟性讀物。人們當然可以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喜歡武俠小說，或者愛情畸戀小說。可是，當人們嗜好那些聳人聽聞的狗仔隊八卦新聞的時候，那似乎不僅僅是追求娛樂性讀物而已，而是偷窺他人隱私欲望的作祟。這種欲望是如此的強烈而普遍，難怪八卦新聞的出版物在世界各地都十分風行。在某種程度而言，<傳記文學>之類的出版物之所以受到歡迎，似乎也部分涉及了同樣的偷窺狂。
誠然，所有這些都是社會常態，不足為怪，也不成其為值得大加撻伐的社會病態。可是，當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被這些所替代的時候，當人們的健康求知欲望普遍被偷窺欲望所排斥和扭曲的時候，這就不能說是一個深具文化素養的健康社會了。倘若八卦也算是歷史，偷窺狂自然而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這時候，值得特別加以檢討的，反而不是八卦新聞，而是這個社會主流文化的素質本身。
對於一個具有政治反抗和文化反抗精神的文學，我們也應該以同樣的標準（甚至於更嚴格和苛刻的準繩）來加以衡量，以及評判。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撩撥偷窺欲望，製造和販賣偷窺性成品，助長偷窺風氣，不能稱其為文學，也不應該稱其為歷史。
（二）
對於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首先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評估。林雙不自稱，這個系列是依據一些人的口述記錄所整理出來的。讓我們來了解他的寫作宗旨和方法。
他在自序上說：“我清楚知道，限於主觀的學養和客觀的現實，寫作故事這件事不可能成為歷史記錄，只能是歷史的一部分；再說我的興趣在文學，在描寫人，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等等，所以我傾向於運用文學的筆法來表現。我要寫的，是小說，不是傳記；我沒有企圖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然而也沒有興趣寫作完全虛構的小說，我想寫的，是根據事實自然發展的小說，所有的人物，包括主角或相關角色，我一律會使用真名；地名一律不做更動。我希望完成以後的作品當中，有歷史也有文學；甚至在完整表現人物意志和精神的考量下，必要時，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稍微消隱。”
對於這一段話，即使有意要做最高程度的“同情的了解”，恐怕也極不容易理出一個頭緒。再三細讀，深深覺得其中有嚴重人格分裂的跡象。既然“寫作故事這件事不可能成為歷史記錄”，何以又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自稱作品“有歷史也有文學”？既然“要寫的，是小說，不是傳記”，何以堅持“一律會使用真名”、“地名一律不做更動”，甚至於連書名本身都列出真實姓名？既然“沒有企圖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何以強調是“根據事實自然發展”？
這事應該如何解釋呢？若就文學與歷史關係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兩點值得一提。
其一，林雙不一再表示，歷史與文學常不可兼顧。他說，“在完整表現人物意志和精神的考量下，必要時，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稍微消隱。”
這是非常奇怪的說法。
左拉<胚芽>的普法戰爭前的法國礦工世界，雷瑪克<西線無戰事>一次大戰的德國士兵，蕭洛霍夫<靜靜頓河>蘇聯內戰中的哥薩克男女，索忍尼幸<古拉格群島>的蘇聯苦役人，史坦達爾<紅與黑>的法蘭西七月革命前夕政治反動年代的新舊世代人物，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的兩千多名十九世紀初法國人物：他們的“意志和精神”，可都是必須犧牲歷史才表達得出來的嗎？不，恰恰相反。唯有深深了解時代與歷史，才能夠淋漓盡致表達小說中人物的“意志和精神”。
歷史具有無比豐富的內容，當然足以十分“完整”地表達和涵蓋無數人的 “意志和精神”。如何可以說需要犧牲歷史呢？除非，他所了解的那一段歷史是如此的僵硬貧瘠、空洞枯燥。而這大概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那些口述者的思緒十分粗糙，膚淺矯情，所說的一切缺乏深度，諸多夸夸其談，根本無法反映出那一段歷史的豐富多彩內涵於萬一。另一個可能是，林雙不本人沒有能夠真正掌握那一段歷史的精神，甚至於不知道如何向受訪者提出較能夠啟發深思的問題，誘導引出較有深度的回憶、思緒和聯想。也許，二者皆是也說不定。
當一位作家要以小說方式來描寫當代歷史的時候，通過一些構想的故事情節來描述時代背景和事件始末，是理所當然的事。唯有如此，方能放手貼切表達歷史的進程。其中根本沒有犧牲歷史的必要。比較可能是，文學巨匠面對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兢兢業業，自愧沒有能力把它充分描述出來，因而誠惶誠恐，不斷鞭策自己。巴爾扎克甚至死於過度勞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在定稿前無不一再徵求各方意見，斟酌再三，常有好幾年都遲遲無法完成的。至若自恃文學才華，公然申明要求歷史退讓，短短半年內就要一口氣完成半打“有歷史也有文學”的“小說”，那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林雙不之所以提出要歷史退讓，應該不會是事出無因的。其動機何在，值得我們繼續留意，稍後再討論。
其二，歷史建構和解釋的多面複雜性格是不應該低估的。單純的“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不能稱其為歷史。古有“瞎子摸象”的典故，頗為傳神。即使是身歷其境的當代人，個人的傾訴自白，也不能視同為歷史真相。因為此人所經歷的，絕對有可能只是歷史的一個小片面或者一個片面的小段落，甚至於是極為不具代表性的段落。不但如此，個人在事過境遷之後，由於種種個人或者外在環境的原因，極可能自知或者不自知地改變自己曾經身歷其境的記憶，渲染、淡化或者略去某些部分。口述歷史之不可恃，可想而知。訪問筆記，如果沒有經過相當的考證，不應該輕易當做歷史記錄看待。
使得事情更加複雜的是，一個歷史事件或者一個歷史段落一旦成為過去，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立刻開始。 “孔子削春秋”，政治聞人特別喜歡寫回憶錄，這都是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落實，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才結束不久，立刻有不少人企圖依照自己的主觀願望重新編排海外運動的歷史。我們已經看到，有人以當年的“革命導師”自居，大作宣傳，經營自己的歷史地位。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些作為，當然不缺個人的虛榮動機，也都有其特定的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為背景。如此，個人的記憶，不能不隨著這個爭奪戰爭而變異、扭曲。口述歷史不盡可信和不可輕信，又添加一個考量因素。
文學巨匠對於時代的思索，寫作的取材，事實的求證，都是相當嚴謹的。例如戈爾狄莫女士寫作的時候，收集相當豐富的原始文獻。她所引用的，連標點符號都絲毫不差。對於白人左翼人士的生活與政治、內心掙扎，都了解得非常詳盡。史坦達爾、左拉小說中對於當代社會人文背景觀察之慎密精確，歷史事件探究之一絲不苟，也讓後代歷史學家讀來驚訝而且佩服。世界級大師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從事文學寫作，不會容許自己成為謠言、謊言和偏見的編造者和鼓吹者，也不會容許自己為那些好名之徒所用。
從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看不出他有這份了解。
他顯然不明白，歷史需要不斷的闡釋和重新辨識，需要從多層面角度來衡量。對他而言，凡是有人講出來的，似乎都是正正當當的歷史記錄，都應該出版流傳；不管那是狹隘心靈的睚眥必報，或者是庸俗人物的虛榮炫耀，或者是間接聽聞而來的。他似乎不明白，歷史小說情節的構思和敘述，遠遠超過於單純口述記錄的整理。歷史的敘述，不可能僅僅是“根據”某些人印象回憶中的“事實自然發展”而已。
（三）
“一律會使用真名”，是一個關鍵性的論題。林雙不在序言上，用心解釋他為什麼要列出真實姓名的原因。可是，如果從序言本身所提出的種種理由來看，我們應該得到這樣的結論：他在小說中“一律會使用真名”，毫無道理，而且敗德。因為他清清楚楚地說，他不是在寫傳記，而是在寫小說。
再說，要以文學方式敘述歷史，非要“一律會使用真名”不可，在世界文壇上，那是從來不曾聽說過的。更加令人愕然的是，他自己居然以林雙不本尊的真名實姓出現在“小說”之中，宣告個人的看法。他甚至於把自己在寫作期間的作息細節表，也當作是值得推崇的藝術文獻，附在書後。此等自我張揚的手法，未免太不夠含蓄了。可以說，在林雙不的內心世界裏，無論是對待歷史或者是文學，都不夠慎重，缺乏細致的理性推理和藝術構思過程。“一律會使用真名”，反映的是他的草率、偷懶和剛愎自用。
重要的是，從林雙不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出其他一些問題。與其說這是歷史與文學的問題，不如說這更是當代台灣社會的人文素養問題，台灣本土文化的品質與發展走向的問題。
當代台灣壟斷霸權文化的庸俗、淺薄而且粗暴，是我們所深惡痛絕的。當前，它特別表現在主流傳播媒體和充斥市坊的八卦新聞之上。事實上，台灣的主流傳播媒體是另一個形式的八卦。傳播媒體八卦化（甚至於學術文化也八卦化），是當代台灣霸權文化的具體而微的一個真實表現，一個必然的結果。
一個百無是處的謊言，當然也可能會有欺騙性。可是，當一個謊言亦真亦假，假中有真，真中帶假的時候，卻最具欺騙性。如果再用上真名實姓，揭發隱私，添加煽情素料，刻意挑起本能層次的偷窺欲望，使之泛濫成災，那就構成為八卦新聞界振振有詞的收視率的憑據了。偷窺狂的八卦新聞漫天飛揚，新聞報導者與新聞評論者也同樣的八卦嗜血，帶有濃厚的腥羶味，捕風捉影，專門對人不對事。他們特別喜歡任意詆譭打擊或者無端吹捧美化一些個人，爍口成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台灣的社會公器八卦化，竟然達到此等地步。於是，悲傷的受創者被剝去了最後衣裳，弱小遭受恥笑。環視當今世界各地的文明民主社會，對於人以及真理的尊嚴如此瘋狂蹂躪，絕無僅有。這是一個墮落、頹廢的文化環境，其中更涵蓋了學術界和教育界。因此，台灣所有深具良知的人們，一再為之浩嘆，並且長期以來為文化本土化運動大聲疾呼，希望能夠為台灣另尋文化出路。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之營之，國民黨外來政權集團所建立起來的霸權文化，其劣惡暴戾品質和致命的結構性缺陷，變本加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露骨，荒謬乖張到極點。不但如此，這些劣質缺陷流傳所至也淹蓋了台灣各個角落的客廳、書房、課堂和街頭巷尾，浸滲到台灣人民的靈魂深處。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產生在如此的文化環境下，也非常明顯地帶有八卦化的霸權文化烙印。他的“一律會使用真名”，其實就是玩弄偷窺欲望的一個典型。
八卦新聞所從事的，無異是個人隱私的販賣行為，是唯名利和出版銷路是圖的不道德勾當。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名利和出版銷路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林雙不毫不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甚至於不惜粗暴帶給事件受害者以嚴重的二度傷害，霸王硬上弓決定“一律會使用真名”，這是名符其實的個人隱私販賣行為。
當他申明“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的時候，他所企求的，其實是恣意八卦化的許可證，販賣個人隱私的道德依據。緊接著，當他又聲稱自己的作品具有歷史價值的時候，他其實是在替自己作品的低劣文學素質尋找借口，也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此等的油腔滑調，此等的輕佻，對於台灣讀者可有一絲一毫的尊重？他所圖謀的，可有異於那些炒作八卦新聞的無恥文化流氓？
八卦新聞業者抬出讀者 “知的權利”來販賣隱私，林雙不則是以台灣政治反抗歷史之名，來促銷他的出版物。而他過去曾經一度從事於抗爭文學，唯其如此，更顯得此事的荒謬，和不祥。若是一葉知秋，難道台灣人民遭受國民黨霸權文化的毒害已經積重難返，連文學本土化運動，終究也非要走上八卦化的道路不可嗎？也可以走得像林雙不那樣的理直氣壯、有恃無恐嗎？我們能夠不憂慮嗎？
（四）
可是，讓“歷史留下記錄”，難道是一樁壞事嗎？難道一無是處嗎？這當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依照林雙不在<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的序言所述，事情緣由發生在海外一群過去台獨聯盟活躍份子的一次聚會中。與會的林雙不提出構想，而這些人也有意要留下他們過去事跡的記錄，做為歷史的見證。林雙不在序言中又說，雙方的共同了解是“透過幾個人的一生，盡量鋪陳整個運動的面貌”。
此事值得推敲。
離開政壇之後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過氣政治人物，特別喜歡出版回憶錄或者傳記。他們不放心把歷史的解釋交給後代歷史家，因此苦心經營，“先占先贏”，在有生之年搶先為自己立碑。例如，因為水門案而被逐出白宮的尼克森，在聲名狼籍之際，企圖通過回憶錄來宣稱，他的幾項主要政績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是不容抹煞的，而他的歷史地位更是值得肯定的。這些政治人物，除了顧及個人聲譽與歷史地位之外，的確也很可能是在為他們所確信的原則，做最後的奮搏捍衛。不過，例如那個迷信無知而且心胸狹窄的前美國總統夫人南施雷根，也熱衷於回憶錄，津津樂道雞毛蒜皮，當做是十分有意義的天大要事。當這般的小人物也爭著出版回憶錄的時候，這恐怕主要是暴露欲望的作祟吧。有偷窺狂，當然也有暴露狂，何足為怪。
那些<安安靜靜台灣人>先生們，一個個爭著細數兒時戲事，千篇一律地自誇中小學畢業第一名，贏了這個獎領過那個賞，得到這個或者那個學位，一再炫耀事業有成，情場得意。所有這些，如何與海外台灣人“整個運動的面貌”連接得起來？還有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庭嫌隙、男女私情。例如：
“我還很小很小的時候，剛剛出世不久，連話都還不會講的時候，呂櫻桃對我不大友善。母親說，呂櫻桃每天清晨都偷偷打我，打得我哇哇大哭。” （<南屯樸麗澗-現身說法楊宗昌>， 頁25。按：呂是楊父的二夫人。）
“母親說，父親是被氣死的，被阿嬸生的弟弟正盛氣死。母親說，事情發生的時候，大家正在吃飯。不知道為了什麼事，父親大聲指責正盛，比我小兩歲的這個弟弟摔碗筷，父親當場胃出血。” （同上，頁108。按：阿嬸即呂櫻桃。）
又例如：
“一個小學妹，漸漸轉移了邱義昌的注意力；或者應該說，漸漸吸引了。小學妹白白的、靜靜的、小小的，偶爾開口講話，聲音很小。”
“中學六年，唸的是和尚學校，老師幾乎也都是男的。.....少年情懷不曾經過挑撥，海闊天空都在編織改變台灣的美夢，男女情事，沒有人公開講過。生理衛生最後一課，講到男女構造的差異，大家哄堂大笑，笑過就算，反正聯考不考。
“實在想不到，小學妹黃雪香這樣一個女性，竟是這麼充滿吸引力、充滿趣味性的--，的一個什麼！”（<無厝的渡鳥-安安靜靜邱義昌>，頁56-57。）
如此內容，不能算是歷史。如此敘述，也不成其為文學。學習“生理衛生”課程的初中生，就已經知道“編織改變台灣的美夢”了！除了說，又是暴露欲望發作之外，夫復何言？口述者津津樂道，林雙不竟然也有如此好興致。有人具有強烈的暴露欲望，有人千方百計要販賣隱私，這不就構成為一幅當代八卦社會的縮影嗎？而這一切，竟然是假台灣民主運動之名，歷史和文學之名！
除了諸如此類個人得意事和家庭內部嫌隙瑣事之外，他們（以及林雙不）所想要數說的，還有些什麼具有歷史意義的情事呢？
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那個時代海外台灣留學生所處的歷史背景。
我們都知道，在高壓戒嚴的黑暗時代，思想管制十分嚴厲。有機會到海外留學，所得到的是無比珍貴的自由思考的機會。有那麼多的台灣留學青年，可以了無拘束地遊翔在海闊天空的思想王國，在藏書十分豐富的大學圖書館裏流連忘返。獨裁政權所嚴格禁止的一切，現在完完全全都攤開在眼前，任憑閱讀吸收。在此情況下，那一代的台灣留學生，從中得到了什麼呢？對於台灣人民的前途，有什麼新展望、新設想呢？一個多世紀來人類以無比代價、前扑後繼去奮力爭取的一切，所有的思想運動、民族解放浪潮、社會革命，對台灣前途的意義何在？美國黑人的人權運動，驚心動魄的越戰，古巴和阿爾及利亞的遊擊革命戰爭，六、七十年代在歐美大學鬧得天翻地覆的學生反戰運動，法蘭西1968年的大學潮和大工潮，中國文化革命，第三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解放運動等等，對於台灣留學生的衝擊又是如何？
無疑的，這個衝擊是非常之大，如同五雷轟頂般令人永世難忘。那一代的留學生確實有不少人勇於從事新思考，一再在不少校園的台灣學生當中掀起深刻而劇烈的論爭，產生莫大的衝擊。這大概是戰後台灣知識分子首次敞開胸懷，一批又一批無懼深入接觸各種思想，敢於從各種新角度出發來思考台灣的前途，探討所可能涉及的各個層面。就人數規模以及所接觸思潮的廣泛性而言，肯定遠遠超過日本時代的台灣留學生。這譬如一個民族的心靈，經過漫漫長夜的退縮蟄伏，在頃刻之間昂首步出歷史陰影，首次有機會與整個世界連接起來，擺脫國民黨教育下養成的思考盲點，重新看待一切。
於是，不少海外留學生開始採取批判性思考。對於國民黨政權，他們不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外來政權看待而已，而且進一步試圖分析這個獨裁政權存在和運作的基礎，包括它的文化思想的理論體系、歷史迷思，它與美、日的關係，台灣社會各階級與這個政權的複雜關係等等。他們為台灣未來新社會鋪織夢想，試圖探索和建構台灣人運動的思想基礎和革命運動的策略，他們甚至於以批判性態度來評估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本身。他們代表的是，一股要走上政治戰鬥與思想文化變革的力量，具有為弱小請命、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主義色彩。
在那個時候，他們開始對統一派和中國提出一系列的批判，也開始對海外騎牆派人士的言行展開批判。本著理想主義與批判精神，這應該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發展。對於陷於冗長歷史低潮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股清新的新氣象。台灣人政治運動思想基礎的面貌，雛形初現。應該說，這是台灣近代史上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階段。而戰後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反抗運動，如果有什麼值得特別一提的，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就此類深一層政治思考的內容和熾熱的討論風潮而言，在<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當中，竟然是一片空白！而所看到的，不外是一些相當粗淺的政治覺醒過程，低層次的政治討論，他類與我類的簡單辨別區分，籠統的民主概念。如此而已！例如：
“沒錯，台灣的問題根源在外來政權國民黨，可是現實上，早已喪失國土的國民黨根本沒有退路，基於人道立場，台灣人也不應該趕走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為了全體台灣住民的幸福與安全，儘快推翻國民黨政權，成為絕對的必要。推翻國民黨政權以後，台灣住民制定憲法，更改國號，設計全新的體制，組織清廉負責的政府，真正為全體人民謀福利，這樣的政治理想，就是邱義昌認定的台灣獨立！” （同上，頁87）
除此而外，稍微深刻的政治見解，在整整一本書上，卻是怎麼也找不到。<安安靜靜台灣人>的其他主人翁們也同樣，好像從來不曾深入思考過什麼問題，也從來沒有接觸過較為深刻的政治討論。一個革命運動，一個決心要重新建構台灣政治體制、文化體系和經濟社會關係的運動，一個民族覺醒的歷史性運動，在這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至少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當中，竟然沒有超過起碼的政治啟蒙的程度。對於當時留學生當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討論和批判運動，他們全然視而不見。這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應該把當時的情況敘述得更為清楚一點。
在七、八十年代，<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中主角人物早已先後離校就業、生活安定，開始購屋置產。而台獨聯盟內鬥方熾，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員們也一個個開始消沉頹廢。這個情況，是這些主人翁們自己坦然承認的。
可是，就在同一個時期，不少新一代的台灣留學生卻鬥志十足，在校園宿舍或者校外的住所挑燈夜戰，熱情洋溢地辯論各種革命理念。他們聯絡他地校園的台灣人留學生，互相鼓勵，組織讀書研討會，以原始的手工業方式出版刊物，起碼有十數種之多。他們接觸各色各樣的異國革命組織，廣泛收集資料，思考台灣革命的種種問題。他們熱情地投入批判運動。他們在公開政治研討會上的嚴詞追問，更令郭雨新者流投機妥協人物顏面盡失。年輕一代理想主義的這般表現，是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會珍惜和引以為傲的。這是一個多麼不同的世界，獨立於<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中那些主角人物的生活圈的另一個世界。然而，根據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所描述的，這一個世界是存在的。
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強烈對比，在很多層面上意味著不同政治文化導向的爭鋒。當時這兩個世界雖然各有自己的運行軌道，卻也難免產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對抗，在海外台灣人當中引發若干具有經典意義、很能夠引人深思的論戰。這些論戰，可以說跟二十年代台灣的歷史性論戰，前後映輝。其中的歷史意義是值得回味的。
從<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可以看出，其中的主人翁們，在思想成熟發展的脈絡上，從來很少有過異於國民黨教育過程之外的思想歷練機會。（看來，林雙不也大致相同。）留學經驗，並沒有在他們的思想發展上，產生什麼重大的影響。可以說，他們的所有政治觀念，除了反對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爭取民主之外，其他幾乎沒有一項不是國民黨教育體系所培植出來的。在他們根深蒂固的內心世界，相當完整地保留了那些承襲自國民黨霸權文化的封建性，價值觀念，以及右傾反左傾向。而這些，卻是他們從來不曾質疑的，而且是有意捍衛的。他們甚至於打從心底仇視那些具有不同思想歷練過程的人們。
這一群人企圖以自己的形象為本，繪制當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整個運動的面貌”。他們要世世代代的台灣人相信，他們是當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正統表率。而這種意圖，卻又通過林雙不那種跡近文痞的無賴作法陳述出來。也許，有什麼性質的內容，就會有什麼程度和形式的表達。思想貧瘠，和市儈八卦文化，終究是互相補充的。在台灣人政治反抗的長篇史詩上，林雙不的敘述，無異是一個反嘲。它似乎在譏諷，也在提醒，我們民族的反抗史詩中還有極為庸俗的一面，甚至於是不堪聞問的一面。
（五）
如今，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新紀元。可是，當每日面對舊有霸權文化的專橫跋扈的時候，來自本土文化陣營的所有對抗和批判，在思想內容上竟然顯得軟弱無力。翻來復去，不外是那幾個早已疲態百出的辯詞，顯然不足以撼動霸權文化的根基。對於這個霸權文化集團一再撒野的舊招式，甚至於尋找不出較有創意的反制思想武器。看來，過去長期主導海內外台灣民主運動，以及當前主導民主政黨的那一個理念，終究在台灣土地上枯竭了政治想像力，思想之花乃日漸枯萎。民主台灣的文化思想根基，脆弱不堪，是台灣民主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致命瓶頸。
也許我們應該想一想：我們的政治文化，包括從過去反抗運動時期的萌芽開始，以至當今的耕耘建構，究竟從根本上欠缺了些什麼？文明的公民社會都擁有而且視為理所當然的，而我們當今卻渾然不知自己所短缺的，究竟是些什麼？當前腐朽八卦的的霸權文化，與我們的本土化運動的文化內容，究竟有多少重疊和延續之處？
要建立台灣新興文化的地位，非要有新的思想活力泉源不可。可是，這個新泉源、新靈感，從何尋找？這不禁令人懷念起，當年海外台灣留學生一度發揮出來的思想銳氣，被林雙不以及<安安靜靜台灣人>的主人翁們所排斥在“整個運動的面貌”之外的理想主義，以及理想主義的勇氣。
一個民族的睿智和胸襟，是數十年、數百年的積累成就。歷史是一個民族思索想像的共同園地。要有廣袤的歷史天地，方能夠將所有多姿多彩的豐富力量匯聚起來，萬川歸流，成為民族向心力以及心智活力的不竭泉源，各個階級和派別共飲的泉水。一個有深度的民族，不會犯有選擇性歷史健忘症。唯有如此，這個民族方得以兼容並蓄。他們珍惜歷史，不忘懷自己民族所曾經遭遇過的一切災難和挫敗，特別是民族兒女所曾經有過的各種（甚至於是互相牴觸）的夢想，為夢想所做的所有奉獻。
以文明自豪的法國人民，一個世代接著另一個世代，不休止地探索思考他們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法蘭西大革命而言，對於其中各門各派的歷史人物的思想及事跡，他們都耳熟能詳。革命後，保守派的一再反撲復辟，與革命勢力的一再纏鬥，左右之爭等等，個中種種，他們並沒有蓄意要去遺忘些什麼。他們有緬懷舊體制的巴爾扎克，而且也有謳歌無產階級運動的左拉。美國人民不但懷念林肯，也沒有忘記尊崇那個與北軍英勇對陣的李將軍以及他的無名戰士。
世世代代不休止地探索、思考和爭論自己民族的歷史，其意義在於不斷辨認、思考和重新評估那些高貴的夢想與奉獻；同時，也不停地發掘和重新思索那些被忽略和被遺忘的。每一個新世代都有自己的新見解和新夢想。通過歷史的思考，他們與以前世代的思緒相交集、承傳，而且進一步賦予相同的議題以新內涵；他們更為民族的共同記憶體，不斷添加新議題、新內容和新意義。歷史是這樣一再重新闡釋和重新建構的，民族是這樣繼承和凝聚的，文明進步是這樣贏得的。而里程碑的歷史文學作品，在其中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角色。
可是在台灣，即使是在本土派方面，總是有一批人，要把歷史（例如海外台灣人政治反抗運動）片面化、瑣碎化、庸俗化，甚至於八卦腥羶化，好像刻意要遺忘什麼或者踐踏什麼似的。如果我們任其作踐我們過去共同的夢想和奉獻，我們還能夠保有值得一代又復一代不斷思索的歷史嗎？沒有歷史，我們還能夠有明天嗎？這是林雙不的“歷史文學”，所能夠在反面的意義上啟發於我們的，也是我們不能不批判林雙不的道理。
林雙不在“歷史文學”的表現，固然不能夠令人滿意，可是問題不僅僅在於他個人的才華、學養或者品德的不足而已。我們應該把他的問題看成是文化本土化運動的一個環節來看，作為我們自省的一個實例。<安安靜靜台灣人>先生們的歷史角色，也應該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歷史敘述問題而已。歷史解釋，不是懷舊，不是銘刻碑文，其實是對於當前處境與未來去向的沉思。沉思中，我們尋求新展望，以及民族的睿智和胸襟。說明這個道理，應該是當代台灣文學批評界的一項任務吧。
2002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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