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r color=green>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第一才子--呂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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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邦 於 2002/08/28 14: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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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 ─ 乍現的文學星光
呂赫若，於公元一九一四年出生於台中豊原，畢業於台中師範，次年 戰爭時期，有不少作家明顯地放慢了自己的文學腳步，或者根本就停 據傳，呂赫若是受到建國中學校長，也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 國安局出版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在〈鹿窟武裝基地案〉中說，呂 從廣受肯定〈牛車〉開始，呂赫若恐怕連批判性寫實主義都算不上， 不過，呂赫若的小說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觀察事物的穿透能力，它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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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事件五十週年《這樣的人，那樣的年代！》系列 見報日-91年 8月 25 日 〈系列三之一〉 前言：一九五二年底，國民政府揮軍台北縣石碇鄉的鹿窟山，掃蕩所謂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武裝叛亂基地，先後有兩百多名無辜村民被捕，刑求逼供後，多數被判刑入獄，形同屠村。這是史稱的「鹿窟事件」，也是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究竟當時山區有沒有武裝基地？村民們有沒有參加共黨組織？相較於「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鹿窟事件」的真相顯得不分明。 今年正逢「鹿窟事件」五十周年，本報特別企劃專題報導，今起連續三天刊載，透過那個年代一些人的命運，檢視「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大環境，來還原「鹿窟事件」的真相，也還給在事件中受難的台灣人民一個公道。 一九五○年初某夜，神色匆匆的男子在台北一處民宅被埋伏的便衣扣住，他的證件上面寫著是「呂石堆」，便衣向保密局查證後放行，他就這樣逃過被捕的命運，輾轉躲入台北石碇山區的鹿窟。 三年後的一九五二年年底，國民政府揮軍掃蕩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稍後並擴大搜捕共兩百多人，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呂赫若蹤跡未現，半世紀來，生死成謎。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戰爆發不久後，在台中潭子栗林出生，祖籍廣東饒平，曾祖父原居桃園龍潭，後遷居台中做糧食買賣，父親呂坤霖是小地主，曾任庄協議會會員，家道興盛時田地有五、六十甲。 呂赫若不僅是文學家，音樂、戲劇方面也有優秀表現，還通英、法、義、日語等多國語言，才情洋溢。 一九三四年，廿一歲的呂赫若自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分發新竹峨眉公學校擔任訓導，並和林雪絨女士結婚，育有六子三女，其中四女櫻紗五歲夭折，愛孩子的呂赫若悲痛不已。 一九三五年，他的小說「牛車」，以筆名「呂赫若」登載在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聲名大噪，一九四三年再以「財子壽」獲第二屆「台灣文學賞」，共留傳廿六篇小說，最後的作品「冬夜」創作於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年。 呂赫若也曾在南投營盤公學校教書，一九三七年轉任台中潭子公學校，一九四○年辭去公學校教職，到日本東京學習音樂，就讀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 林雪絨接受文史工作者鍾美芳訪問時回憶，當時一家人在東京，呂赫若一面在出版社上班編字典，也在劇場工作，還參與東京寶塚劇團演出。 一九四二年，呂赫若因肺病返台，居住在台北士林，投入豐富多元的北部文化圈，認識了許多藝文界人士。 他加入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陣容，並擔任「興南新聞」記者，也參與張文環、呂泉生組成的「厚生演劇研究會」，熱中舞台劇編寫與演出。他和呂泉生也是當時的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還開過個人演唱會。 後來，他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一邊上班、一邊創作，認識前來應徵的蘇玉蘭女士，日後成為他的紅粉知己，兩人也育有一子一女。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呂赫若懷抱理想，認為台灣脫離殖民統治，可望有自由的未來，一度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國民黨稍後整肅這個組織，呂赫若因北上而逃過一劫。 面對時局動盪，呂赫若發現苦難沒有結束，一九四六年加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報導高雄大港村農民抗租事件，新聞標題是：「警察均為地主之走狗，與日人統治時代無異。」 這篇報導也間接造成「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省參議員王添燈辭社長職，呂赫若退出「人民導報」，和蘇新、王白淵、蔡子民等人創辦「自由報」，由王添燈擔任社長。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呂赫若卅四歲，在「自由報」任職。 那年的二月廿七日晚間，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一帶取締私菸，民婦苦苦哀求未獲同情，反被槍管敲破頭部出血，路人義憤，引發衝突，男子陳文溪當場中槍死亡。 二月廿八日上午，抗議群眾衝入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分局長及三名職員，焚毀文卷，遭到公署衛兵開槍掃射，台灣人民的憤怒與不滿因而引爆，往後幾天更向全台蔓延，各大城市騷動、停工、罷課，官民衝突加劇。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的「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會見行政長官陳儀，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答應，暗地裡卻向南京要求調派軍隊鎮壓。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通過由省參議員王添燈提案的「處理大綱」，內容包括取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地區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 呂赫若這時也在「自由報」參與同仁組成的「對策委員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決議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就是呂赫若等人為王添燈草擬的。 陳儀對這份「處理大綱」極為不滿，拒絕接受。三月八日晚間軍隊在基隆登陸，次日開進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陳儀宣告為非法組織，在軍隊鎮壓下解散，許多委員慘遭殺害，包括王添燈、民報社長林茂生。 如此一來，部分知識份子如呂赫若等，對陳儀及國民政府的信任徹底搖動，有些人便投身獨立運動，也有一些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列，都想改變政治現狀。這種情況，也被視為是「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知識份子另一重大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籌辦「光明報」，卅五歲的呂赫若出任主編，討論當時土地分配不均、地主剝削農民等問題，這些，也曾是呂赫若文學創作的素材。 那幾年，呂赫若先後在建國中學和北一女擔任音樂教師，當時的建中校長陳文彬也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員，呂赫若和他互動頻繁。 呂赫若早期的文學作品就顯示曾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這個階段，思想更逐漸左傾，還變賣祖產，開設「大安印刷所」，印製社會主義理念的宣傳品。 一九四八年底，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開始「整頓」台灣內部，捕殺異議份子，為國民政府遷設台北做準備。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爆發「四六事件」，師範學校及台灣大學兩百多位學生因醞釀學潮被捕。五月一日實施全島戶口總檢查，廿日陳誠宣布台灣地區軍事戒嚴。 在「恐共」陰影下，濫捕與冤獄架構成台灣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同年七月還實施公務員連坐保證制度，國民政府也以「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對社會和知識份子形成嚴密監控。 一九四九年八月，「光明報」被指控是共產黨的地下報，警總保密局逮捕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及同校八位職員，還有十多位台大學生，刑求逼供後，鍾浩東被槍決。 擔任「光明報」主編的呂赫若，這時也開始逃亡生涯，包括安排元配林雪絨女士帶著小孩回豐原娘家，她當時還懷著身孕，呂赫若年底曾到豐原探視幼子是否已出世。 回到台北後，呂赫若行蹤飄忽。一九五○年二月，他持本名「呂石堆」的證件，便衣不知道他就是國民政府緝捕的呂赫若，讓他逃過一劫。 他的女友蘇玉蘭回憶說，呂赫若告訴過她要到日本，正在等船。呂赫若是否成行，不得而知；這時蘇玉蘭懷有身孕，而借給呂赫若旅費的辜顏碧霞，後來也被捕下獄。 「光明報事件」後，依官方資料，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選擇鹿窟做避難所兼基地。國民政府則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遷設台北，對有共黨份子嫌疑的人展開更嚴厲的行動。 國家安全局「匪鹿窟武裝基地許希寬等叛亂案」記載，一九五○年七月，呂赫若曾潛赴香港與中共方面一名古姓中委接觸，八月返台，往返都搭基隆大武崙的走私船。這個官方文書內容的準確性待查，至少也沒有明確指證呂赫若加入過共產黨。 至於呂赫若有沒有在鹿窟？多數說法是有，並稱他和從台北躲進山裡的其他人都用化名，鹿窟本地人只稱呼他「王仔」。 「鹿窟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李石城回憶，山上多雨，「王仔」總是穿著長筒雨靴，衣著簡單，見人就打招呼，臉上經常帶著微笑，但是話很少，手中永遠拿著卷起來的紙張，好像是一些文件，大部分時間都在居住的「寮仔」內看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八日黃昏，軍警團團圍住了鹿窟山區，廿九日清晨五、六點開始抓人，剛好農夫上田、礦工要到礦區上工，軍警在路上見一個抓一個，而且逐戶逐家搜索，人都送到當地的菜廟。 包括接著近四個月對鄰近地區的擴大行動，軍警共逮捕了兩百多人，還當場擊斃兩人，很多只是當地或附近居民，未必就是國民政府口中的共黨份子。審判結果，有卅五人被判死刑，近百人被判有期徒刑，刑期加起來達八百六十五年。 國民政府在掃蕩行動中沒有抓到呂赫若，蘇玉蘭回憶說，有人告訴她，因為怕呂赫若下山自首，鹿窟的組織已經先槍殺了他。但近幾年的說法指出，「鹿窟事件」前兩年的一九五○年秋天，他在山區被毒蛇咬到，因延誤送醫去世，葬於山區。這年，呂赫若卅七歲。 呂赫若的長子呂芳卿曾說，他跟著一位自稱親手埋葬他父親的陳先生，到台北縣石碇山中尋找埋屍處，但是已隔數十年，物換星移、人事全非，遍尋不著。 呂赫若是逃往島外，還是死在鹿窟？是被鹿窟的共黨份子槍殺，還是被毒蛇咬死？有沒有可能被國府軍隊逮捕而身分未被識破？五十年來一直都是個謎。 調查採訪：記者何瑞玲、陳祥麟、黃邦平、許紹軒、劉力仁、洪敏隆、梁秀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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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事件五十週年《這樣的人，那樣的年代！》系列 見報日-91年 8月 26 日 〈系列三之二〉 解囊義助呂赫若 辜顏碧霞繫冤獄 二○○○年秋天，九二一大地震一週年的前一天，二十多位老太太到海拔兩千多公尺的高山上，探視接連被地震和颱風重創的南投縣仁愛國中。這一趟來回花十一小時，山路險象環生，還擔心土石流；阿嬤們向同學說：「無論如何，對未來要抱希望！」 。 這些「尚友會」的阿嬤都是日據時期台北第三女高(今中山女中)的校友，八十七歲的辜顏碧霞女士剛從醫院出院，腿仍浮腫，也堅持要到山上看看孩子們，下車則以輪椅代步。回到台北後，十二月三日凌晨，她握著兒子辜濂松和長孫辜仲諒的手，安詳辭世。 中國信託銀行董事長辜濂松每次談及被大家尊稱為「天使阿嬤」的母親時，都紅了眼眶。 「有一天保密局的人突然來把我母親帶走，我們從家裡被趕了出來，我只抱了一個鬧鐘，妹妹麗卿則是什麼都沒有帶，只有身上一身的衣服」。 這是一九五○年的事，辜顏碧霞女士卅七歲，辜濂松才只是十六、七歲的高一學生，還在建國中學念書。 辜顏碧霞是台北三峽人，父親顏朝斌曾任教職，還當過三峽成福區長，書香門第。她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二年嫁入顯赫的鹿港辜家，夫婿是辜顯榮先生的嫡長子辜岳甫，往後三年長男辜濂松、長女辜麗卿、次女辜麗芬接連出生。一九三六年辜岳甫因病過世，辜顏碧霞才廿三歲。 一九三七年辜顯榮也棄世，辜家分產，辜顏碧霞雖是辜家遺孀，但是家族中並未施予再嫁的壓力，甚至認為以辜顏碧霞的綺年玉貌，應會再嫁，於是在一場家族會議中，打算把她一子二女分別給家族中人認養。 辜濂松說：「當時我母親馬上長跪在我父親靈前，發誓絕不再嫁，並以此換回了三個孩子的撫養權」。 分家後，辜顏碧霞接掌台北高砂鐵工廠株式會社，是台灣第一位女社長，從此和子女定居台北，自力更生。 由於辜岳甫生前常和藝文界接觸，辜顏碧霞在丈夫過世後也寄情藝文，推動「文學沙龍」，一九四二年從日本返台的呂赫若就經常參加，後來還擔任她女兒辜麗卿的家庭鋼琴老師。 呂赫若被譽為才子，除了擔任記者、主編雜誌，文學創作也揚名日本，並編劇或參與舞台表演，還是當時台北的第一男高音。後人回憶他在中山堂演唱會的盛況說，全場盡是女性驚呼聲。 辜顏碧霞不只是企業界的女強人，還寫一手好文章，但她舉止端莊，平常都板著臉孔。辜濂松說：「我母親平常都”惡面惡面”的，無非是體認自己年輕寡婦的身分，因此對自己言行舉止都特別注意，甚至從未單獨和異性會面，不給別人講閒話的機會」。 不過，辜顏碧霞和呂赫若的命運，卻還是因為一個事件而糾葛，讓兩人都成為時代悲劇的主角。 一九四九年八月，「光明報」被指為共產黨的地下刊物，主編呂赫若列為黑名單被迫逃亡，他以赴日旅遊的說詞，簽下借據並以地契、大安印刷所抵押，向辜顏碧霞商借兩千元，她因此受到牽連，一九五○年被捕，名下高砂鐵工廠、東勢糖廠、住屋及土地等家產全部被沒收。 林至潔女士一九九六年拜訪過時年八十三歲的辜顏碧霞，問到當年這段因呂赫若以致被牽連入獄的往事。辜顏碧霞說：「呂赫若到我家來，說要去日本旅遊，他開口向我借錢，我又不是沒有，況且他又是女兒的家教，我能不借嗎？」然而就因為這個緣由，讓辜顏碧霞坐了五年的冤獄。 這個白色恐怖時期也發生了「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事件」，新竹中學教師黎子松和一些十五、六歲的學生被捕，包括傅如芝、黃竹櫻、曾美容等女同學，她們曾和辜顏碧霞關在一起。張炎憲教授還未出任國史館館長時，二○○○年曾訪問曾美容；她說：。 「辜顏碧霞最可憐，她與我關在一起，她很冤枉。………她的孩子沒人敢收養，………怕被拖累，後來還是外公外婆收養。我跟她孩子同年，每晚就摟著我睡，我哭到衣服都溼，她也溼」。 也曾和辜顏碧霞、黃竹櫻關在同一間牢房過的林至潔說，獄中生活難熬，每天三餐都吃胡瓜、冬瓜和空心菜，菜裡頭有時候還會有蜈蚣，她們三人想要排解這種生活的苦，只有寄情文學和音樂，但是沒有書本，每週「憑記憶」討論一本世界名著。 林至潔說，討論的第一本「書」是她建議的「茶花女」，第二本就是辜顏碧霞建議的「孤星淚」，說是很同情賣火柴女孩的遭遇，看得出她相當有愛心，對人很有感情，雖然嫁入豪門，還是很關心弱勢族群。 那五年，辜濂松和妹妹辜麗卿相依為命，但每到星期三下午的探監時間，不論風雨他都會準時到監所，等著探視母親。 一九五五年出獄後，辜顏碧霞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這段悲情歲月的記憶，她只說給日記聽，不讓子女或親友受影響，後來還親手燒掉這些日記。 她很少提及坐牢這段日子，偶爾提到，也只淡淡一句「當時濂松不過十來歲，是吃過一些苦」；晚年更是熱心公益、一心向佛，不只是辜家口中的「天使阿嬤」，也是帶給周遭人士溫暖和歡笑的「銀鈴天使」。 直到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九九年，辜顏碧霞才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提出申請，希望平反她的冤獄。 辜顏碧霞的文學成就也很受好評，一九四二年曾以日文寫作出版中篇小說「流」。身為大家族的長媳，又是獨力撫育子女的寡婦，辜顏碧霞隱約化身成故事中的女主角「美鳳」；因此，這部描述年輕寡母如何在豪門生存的小說，也曾引起親族間的震盪。 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在一九九九年以中文重新出版時獲得肯定。只是，小說塵封五十多年後重新面世，對她而言是揮別了豪門歲月，卻也告別生命中的悲歡離合，隔年年底她與世長辭。 辜顏碧霞名下的高砂鐵工廠，當年也和呂赫若的傳奇生涯扯上關係。 一九四九年五月，呂赫若變賣家產，在台北開設大安印刷所，印製的第一本書是音樂家張彩湘編的小學音樂課本，張彩湘後來也被株連入獄。 在國民政府眼中，這個大安印刷所是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之一；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中，「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便稱，(共匪)在台北開設大安印刷所，印刷反動文件。 在大安印刷所工作而受難的方阿運，前幾年向作家藍博洲出示他的判決書；這份官方資料也指稱，大安印刷所印刷的「朱毛匪幫叛亂文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等。 而根據方阿運的說法，他第一天去大安印刷所報到時，「高砂鐵工廠一位陳師傅正在裝設機器」。 巧合的是，一九五二年底爆發「鹿窟事件」，村民們陸續被押送至台北市區候審，臨時監禁地點也包括辜顏碧霞名下已被沒收的高砂鐵工廠。 至於呂赫若後來行蹤不明，甚至生死成謎，大安印刷所其實是關鍵。 呂赫若擔任主編的「光明報」，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一九四九年一月發行的，被國民黨政府指控為匪宣傳，八月就被查封，鍾浩東、蔣碧玉夫婦和基隆中學一些教職員，及台灣大學、成功中學等校多名學生被捕，是白色恐怖檔案中的「基隆中學事件」。 鍾浩東是寫下「笠山農場」的名作家鍾理和的長兄，留日學醫的熱血青年；蔣碧玉的父親姓戴，她給舅舅蔣渭水當義女，弟弟是電影製片家戴傳李。一九五○年初蔣碧玉獲釋，但鍾浩東十月被槍決。 一九四九年間，呂赫若一邊主編「光明報」，五月開始經營大安印刷所。八月「光明報」被查封後，他擔心印刷所被波及，十月先安排妻小回台中豐原娘家，一說還曾逃往屏東，再回台北處理印刷所結束營業的事。 一九五○年二月間的某夜，呂赫若不知印刷所經營者之一的蕭姓友人已被捕，依約到他家中，被埋伏的保密局便衣扣押五、六個小時，便衣還派人回局裡確認，但呂赫若持本名「呂石堆」的證件逃過一劫。 後來印刷所匆匆結束營業，板橋林家有人經營出版社，先前委託呂赫若印製一批書籍，呂赫若把訂金和訂單轉給另一同業，同業遲未履約，林先生便在報上刊登警告啟事，「限大安印刷所負責人呂赫若(本名呂石堆)幾日內出面……」。 據說，保密局這時才知道那晚盤查的「呂石堆」，竟是頂頂大名的呂赫若，便循線逮捕他的妻舅、長子，和紅粉知己蘇玉蘭，分別關了一陣子。 而接連經歷「光明報」和「大安印刷所」事件的呂赫若，應該也有避走島外的打算，向辜顏碧霞借錢一事也可作為佐證。不過，官方還是指控他和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接觸，說他躲入省工委旗下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時間應該是一九五○年二、三月間。 據稱，躲進鹿窟的呂赫若，一九五○年秋天在山區被毒蛇咬死，但這兩件事都無從證實。隔年十一月保安司令部發表所謂的尚未自首潛匪名單，呂赫若仍名列其中，僅僅註記「╳╳歲，台中縣，台北歌手」。 研究呂赫若作品的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說，日治時期，台灣佃農遭受殖民政府與地主雙重剝削，知識份子同情佃農，奠立了社會主義在台灣的基礎，而國府接收台灣後的作為令人失望，更助長了左翼風潮，不能以現在對台灣的認同，來批判當時呂赫若等知識份子的作為。 調查採訪：記者何瑞玲、陳祥麟、黃邦平、許紹軒、劉力仁、洪敏隆、梁秀賢 撰 稿：記者李克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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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事件五十週年《這樣的人，那樣的年代！》系列 見報日-91年 8月 27 日 〈系列三之三〉 白色恐怖漫天來 血染鹿窟成煉獄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潰敗，轉進台灣，政局動盪不安，厲行威權統治，肅殺氣氛彌漫全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凌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整個行動至次年三月為止。 「其間因案波及，於二月廿六日至瑞芳圍捕，三月廿六日又至石碇玉桂嶺抓人，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兩百多人，經判決死刑者已知卅五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一九五○年代台灣最重大的政治案件，史稱鹿窟事件。 「鹿窟村民被捕之後，多移送鹿窟菜廟(今光明寺)，未經對質查証，即以刑求逼供，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加以定罪，造成無數冤魂和牢獄折磨，以致家破人亡傷痛欲絕……」。 這是台北縣政府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廿九日在「鹿窟事件」現場設立紀念碑的碑文。二００一年三月十二日，台北縣政府也在當年囚禁村民刑求的「菜廟」下方，興建紀念公園。 鹿窟紀念碑以凹陷曲折的不鏽鋼板建構，象徵事件本身遭到扭曲，以及當年的屈打成招，鋼板下方基座則是一刀刀在堅硬的混凝土地面上敲鑿刻出，象徵受難者的痛苦。 小小的鹿窟村落，散布在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六百多公尺的山巔，天氣好的時候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極為不便。當年是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國民政府派軍隊掃蕩之後，特意改稱光明村至今，取其大放光明之意，昔日囚禁、刑求村民的「菜廟」，也已改建為光明寺。 五十年前鹿窟約有兩百戶人家，山上耕地少，以種植包種茶或蕃薯為主，絕大多數村民是礦工。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在時機混沌不明的戰後，村民們非常慶幸，也懂得惜福，彷彿活在世外桃源。 只是，山下白色恐怖的浪潮一個比一個高，終究湧上山頭，改變了鹿窟村民的一生。 一九五二那年，十二月廿八日舉行台北縣改制後的第二屆縣議員的選舉，傍晚一投完票，一萬多名軍警就已悄悄掩上山，風聲鶴唳之中，鹿窟對外的大大小小道路都被掌控。 廿九日一早，摸黑出門的農夫、礦工們，一個個莫名其妙先在路上被捕，接著是更多無辜的村民，都被送往權充指揮所的「菜廟」。 這些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當時是冬天，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正殿還不時傳來哀嚎，很容易讓人精神崩潰，有人從菜廟被釋放後，回家便上吊自殺，一些受難者後來在不同場合受訪問時，回憶這段日子仍心有餘悸。 當時鹿窟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捉，這樣的「菜廟日子」過了廿來天，屈打成招的村民們，才分批被送到台北市區監禁，等候軍法處審判，有人被判死刑槍決，有人被送新店軍人監獄或綠島，還有一些人也不知有罪沒罪，被帶到當時指揮掃蕩鹿窟的保密局軍官谷正文家中服勞役。 軍警在鹿窟山區逮捕一百一十二人，後來擴大搜捕範圍，包括現在石碇鄉的鹿窟村、中民村到瑞芳鎮一帶，以及汐止市東山里，茄苳里和白雲里，像瑞芳便有父子五人一起被捕。 界定「鹿窟事件」的逮捕行動，一般是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圍山，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六日的玉桂嶺逮人，近四個月的時間內共逮捕一百六十五人。 但是，隨著部分人「逃亡」，或「自新」牽扯出更多涉案者，全案被捕已超過兩百人，也逐漸波及全台，「鹿窟事件」也被史學家視為「二二八」以來，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這個事件在當年是個禁忌，民間口耳相傳便有許多附會。例如，有一種說法是：「鹿窟掛的都是中共的五星紅旗，有一個村民在山下看見別人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他好奇探問，消息傳到國民黨特務耳中並循線調查，才有後來的大規模掃蕩」。 類似傳言包括「鹿窟菜廟前每天升降五星旗」，一樣不可信。部份受難者後來承認，當年在鹿窟確實看過五星紅旗，但是是用畫的，而且谷正文指揮大軍掃蕩搜出紅旗後，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 綜合安全局等官方資料，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國本土的國共內戰已到決勝關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伺機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鹿窟為「北區武裝基地」，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九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 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據稱，呂赫若一九五０年初也進了鹿窟。稍後蔡孝乾被捕自新，中共在台工作中斷，官方資料並指控呂赫若同年七月潛赴香港，和中共方面的代表接觸，接受工作指令後返台。 這段期間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中國本土戰敗的國民政府宣布遷設台灣，一九五０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共「解放台灣」的行動仍然積極。但到了六月，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共行動受阻，國府更大力在台灣「清共」，共黨份子和左翼人士紛紛走避，一些人也進了鹿窟。 張炎憲教授還沒有出任國史館長前，曾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主持一項「鹿窟事件」調查研究。 他和高淑媛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關於「鹿窟武裝基地」成立性質，除了前述「中共組織」這種說法，也有人認為應該追溯到日治時期，聲稱「台灣左傾知識份子在戰後延續蔣渭水的文化協會傳統繼續革命，沒被抓到的到上、下港結合，別處無處躲，躲到鹿窟」。 張炎憲還指出，另有說法認為，躲進鹿窟的未必是共黨份子或左翼人士，應該是「二二八事件」的逃難者。當然，也有可能是共黨份子怕單純的鹿窟村民驚嚇而檢舉，便假稱是上山逃難，一些鹿窟村民便相信，「鹿窟事件」基本上是「二二八」的延續。 就這三種說法來看，被認為一九五０年初躲進鹿窟的呂赫若，雖然有可能是官方所認定的共黨份子，但也有可能只是行動派的左傾知識份子，或者更只是「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初期的避難者。 「鹿窟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李石城，一九三五年生，當年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常在山上放牛。他說，這些外地人在山上都用化名，像呂赫若就被稱為「王仔」，「呂赫若」這三個字，是一直到軍隊捉人、國民黨特務審訊時，村民們才聽到的。 和李石城一樣，絕大多數的村民並不知道這些人的背景，就算知道，也很難搞懂政治立場這類的事。依李石城的理解，村民們相信這些人是逃難才上山的，「聽大人說，他們都參加過二二八」。而村民也稱這些人為「匿山仔」，意思正是「躲到山裡來的人」。 因此，關於這些人在山上搞武裝訓練的傳說，李石城嗤之以鼻。他說，用大腦想想就知道，這些人當時連命都快保不住了，還有多少膽子搞這個？至於有沒有武器，李石城說，他看過一次，是逃亡者之一的「蕭指導員」分解一把手槍擦拭，後來就沒見過了。 李石城說，等到被捉後，他聽說國民黨軍隊幾乎把鹿窟村夷為平地，總共只發現一支手槍與兩顆子彈，其中一顆子彈還故障無法使用，可見叛亂的證據有多薄弱。 事實上，官方資料也指稱，破獲「鹿窟武裝基地」時，除了起出駁殼槍一枝，另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雷七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 以僅僅一枝槍的配備，稱鹿窟為「武裝基地」，是很明顯的誇大。至於土造手榴彈和地雷，依判決書指稱，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炸藥、雷管，再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成員製作；這些村民也因這些指控被定罪。 當時在鹿窟的「匿山仔」，一般說法是二、三十人，被官方稱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成員，有組織有分工，相關的說法也因而流傳。像呂赫若便被說是負責通訊聯絡，但也有說法稱他是書記、是實際領導者，並稱直到他被毒蛇咬死，才改由陳本江領導。只是，這些說法和呂赫若究竟有沒有到鹿窟一樣，都無法證實。 另依後人的一些調查研究，確實也有一些鹿窟村民加入所謂的組織，但應屬少數，其餘在事件中被捕受難的，都是當地無知村民，包括老幼婦孺。因此，後人記述「鹿窟事件」時，像林樹枝先生便用「屠村」這樣的措詞，批判國民政府當年的作為。 林樹枝十多年前曾記述一位陳先生的說法，呈現和調查局資料相近的「鹿窟武裝基地」，有當年中共組織的作戰計畫，也有組織成員面對國府軍隊圍捕的作戰實況。 林樹枝的這篇文章，提供了觀察「鹿窟事件」的另一個角度，和後來張炎憲主持的調查研究結果大不相同。不過，林樹枝悲憫的仍然是無知村民被捲入，以及整個村莊在時代漩渦中的滅亡。 大體而言，當年確實有一些外地人躲進鹿窟，當中也有一些人搞組織，但是沒有證據顯示進行過所謂的軍事訓練，再以查獲的極少量軍火來看，根本也稱不上是武裝基地。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鹿窟村民都是無辜的，只因身處那樣的年代，就得承受莫大的苦難。 白色恐怖的傷痛，纏繞台灣人民五十年；可是，就像不知道呂赫若最後的命運，人們並不真正清楚那年鹿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鹿窟紀念碑文的最後一段寫著：「今日立碑，除追悼冤屈，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鹿窟山區長年雲霧，真相和教訓都不容易分明。 【調查採訪：記者何瑞玲、陳祥麟、黃邦平、許紹軒、劉力仁、洪敏隆、梁秀賢】 【撰稿：記者李克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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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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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年代 鹿窟事件最悲慘 記者何瑞玲╱專訪 儘管擔任國史館館長接觸了更多史料，研究「鹿窟事件」最負盛名的張炎憲，對這個事件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他說：「當年的當權者粗暴地使用權力，把鹿窟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有人連家族也被株連，這樣的冤屈，是白色恐怖時期最悲慘的。」 張炎憲擔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時，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調查「鹿窟事件」，一九九七年起的四年間，足跡踏遍鹿窟村每戶人家，幾乎和每個村民都談過話，深入了解當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他的兩本口述歷史書中，儘量透過村民回憶及官方檔案，呈現了「鹿窟事件」的脈絡。 以下是他接受記者訪談的問答摘要： 記者問：依你的調查研究，五十年前的「鹿窟事件」應該如何定位？ 張炎憲答：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也是最悲慘的案例。 在這個事件中，軍隊當場打死一人，卅五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十二人，其餘九十八人被判有期徒刑，刑期合計八百六十五年，受牽連的村民達二百多人，形同滅村，這就是它的特殊性。 我個人認為，當年的確有左翼份子躲進鹿窟，但村民是無辜的。 問：這些左翼份子究竟有沒有在鹿窟建立武裝基地？ 答：當年逃入鹿窟的領導階層確實有共產主義者，也有因為「二二八事件」而上山逃難的，他們以山區為活動據點，但談不上是「武裝基地」。 「武裝基地」的條件，要有分工，要有訓練、戰略、文宣等組織，逃入山區的份子也許懷抱理想，卻沒有行動，也沒有基地的規模。但是，當年的政府並不這麼想。 問：官方視當年對鹿窟採取的行動為「剿匪」，你的看法如何？ 答：就像我說的，逃進鹿窟的外地人有一些是左翼份子，但不構成武裝基地準備叛亂的條件。 村民更是無辜，他們想法單純，很多是不識字的礦工、農民，一輩子沒有到過都市，連都市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什麼是「馬克斯主義」、什麼是「共產黨」？ 「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 問：當時在鹿窟山上的左翼份子，和中國共產黨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答：我接任國史館館長後，曾接觸其他檔案，了解共黨確實有在台灣活動，成立台灣支部，但是以共黨的直線領導方式，要了解組織脈絡及系統並不容易，包括如何構成領導體系等，這些資料並沒有留下。 我個人界定「鹿窟事件」只是自主性的組織，那些年輕人對台灣懷抱著熱情與理想，急切地想做些什麼來改變時局，有人便想要用共產主義來推翻國民政府，這些過程有很多複雜因素，但分開來看，我對他們懷抱理想主義去行動、落實的情操，還是給予肯定與欣賞。 問：呂赫若當年在鹿窟嗎？他最後有沒有加入共黨組織？ 答：我訪談鹿窟村民的過程中得知，他當年應該是躲到鹿窟山上沒有錯，我也訪談過有人目擊他在山區被毒蛇咬死。他的左傾是明顯的，但是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檔案上沒有證據。 我認為，不能因這些青年支持左派就論定他們不好，但也不能因為他們懷抱理想和熱情，就美化他們的行為。呂赫若在文學上的表現令人激賞，但他進入鹿窟山區將理想訴諸實現是失敗的，不能因為他在文學上的表現就美化他的行為。 問：你對鹿窟的印象如何？ 答：我住在鹿窟山腳下的南港，曾聽老一輩人講過鹿窟事件，但真正了解也是在接下口述歷史工作後。早年的鹿窟村是以「頂鹿窟」、「下鹿窟」來編定村落門牌，被改名為光明村後，當地仍以「光明村頂鹿窟╳╳號」做門牌。 不過，現在鹿窟的聯絡道路已改名為「汐碇路」，村民的門牌也跟著改為「汐碇路╳╳號」，「鹿窟」兩個字，在行政地圖上已經徹底消失，往後要尋找與「鹿窟」相關的脈絡，會更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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