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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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窗 於 2002/08/29 02:14 | |
| 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高級專員們突然手持帳簿來到村上，挨家挨戶評估每一塊土地的貨幣價值，再把所有公地包括耕地和牧場分割成整齊的長方形小塊，重新分配給不同的主人，過去的所有關係和共同義務就此中斷。最後再突然和專橫地宣佈，世世代代的傳統和習慣全部廢止和無效。鄰居們不再期望能互相幫助耕作，或者在公有牧場上共同放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然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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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9 02:26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蔡詠梅 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不僅土地得而複失，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漸變爲一種新式農奴，國家則變成新的唯一農奴主。 數年前，前中國社鬥院副院長於光遠來香港演講，題目的經濟改革。他說：改革後，大家生活得比過去地主還好。那時我們在陝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聽到此，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那你們共產黨人當年爲甚麽要搞土改？進而想問：土改自然使地主和地主的子孫倒了楣，淪爲萬劫不復的賤民，那農民呢？他們又得到了甚麽好處？ 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終身難忘 我曾在我們四川安縣的農村當過三年知青，這短短歲月爲我一生留下了許多終身難忘的回憶，而最難令人忘懷的是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而那已是土改後二十年了。不說農民一貧如洗，連溫飽都未能實現。生産隊中除了幾家勞動力很強的，其他農民可以說全年沒有吃過幾頓飽飯，連裁秧打穀子最吃重的農忙時候，也只能吃半幹半稀的瓜菜飯。在田裏勞動時爲填飽肚子，他們常摘未熟的豆莢生著吃；挖紅薯一邊汙一邊吃，吃得滿嘴唇污泥。而農民還告訴我，這日子已很好了。他們是與六○年時大災荒相比。這個生産隊本兩百多人，大饑荒餓死了一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絕。農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慘可怖的日子時，仍餘悸猶存。 那時每個趕場天，在我們生産隊通往黃土場的一個並不很陡的山坡上，總會發現一兩具倒斃的屍體，都是餓得虛脫了的農民趕場回家，因衰竭無力氣爬完這道坡，一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來。那條山坡路我走過很多次。每一次我想到我腳下的路上曾倒斃過很多餓殍就背心發涼，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聽過見過的農民的悲慘故事一一寫下來，需要寫厚厚一本書。 當過知青的人現在回憶起他們的苦日子總是充滿自憐自哀，彷佛是世界最可憐的人，其實比我們更可憐的是農民。當年許多知青面對比我們低下的農民常不免有一種沾沾自喜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有時甚至可以用來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農子農孫被拴死在土地上 記得有一次我和生産隊隊長及隊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因爲要上飯館，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我們知青是城裏來的，因每年要回家探親爲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特權。在上街吃飯要糧票的時代，我們安縣的農民出路都是帶著大米，用一塊布包了，然後到那種可以換飯的鄉鎮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六兩或八斤白米換一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我長大的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那次我就想，這些農民如果要到成都怎麽辦？ 這種制度的設計似乎已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了。我們生産隊的農民的活動範圍幾乎不超過方圓幾十裏，最遠不過是到縣城看病，或到鄰近的德陽、綿陽這類中等城市挑化肥，賣竹編籮筐。到城市生活是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譏笑玩弄農民的愚昧爲樂，現在才明白這種愚昧是因爲他們的貧困，以及被強迫隔絕于城市文明之外的生態造成的。 兩三年後，知青開始陸續回城。我有個男同學回城時，隊上的男青年農民很羡慕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只有在鄉下完事了，男同學即回答他說，「因爲你們是龍（農）子龍（農）孫嘛！」話很刻薄，但卻是冷酷的現實。 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實行承包，農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們被城裏人稱爲「盲流」（現在叫民工）。他們享受不到城裏人的種種福利，幹的卻是城裏人不層於幹的髒臭累話路，他們是城市中的邊緣人，社會的二等公民。 前幾日讀賈平凹新出的自傳小說。作者訴說毛澤東時代一個陝西農家少年在貧窮，在城鄉分隔的歧視環境中掙紮奮鬥的悲哀，令人傷感也令人深思。按那個時代的階級分類，賈平凹應該是翻了身的貧下中農，政治上的紅五類，但是他們未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土改是農民命運的分水嶺 某日與人閒聊，談到農村改革，我突發疑問：怎麽會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時已分給了農民，農民連地契都拿到了嗎？後來參加互助組、合作社，農民不是拿土地、拿犁具耕牛入股嗎？就是後來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說爲集制所有制，社員共有嗎？現在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不是該拿回他們的土地？有人說，土地是國有的。那何時收歸國有，法律依據又何在？我以此詢問過許多人，包括大陸的農業專家，但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太大，最好讓學者們去研究，但我們卻很容易認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土改前後農民的生態的戲劇性大變化。土改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爲甲地主做長工，或爲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走西口闖關東，也可以不種田到城裏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鬥自己當上地主。在走投無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爲寇。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後土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産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産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喂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爲一種新式農奴，而國家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農向地主交租，土改後全中國的農民向國家交公糧，不知公糧算不算地租？ 農民史無前例的被依附於土地 中國是幾千年傳統農業國，以農爲本，農民從來是第一等國民，近代工商業興起，務農仍然是不被人看輕的職業。我父親解放前即因羡慕農家樂一度萌生過下鄉務農的貪頭（幸好未實行）。土改後至今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如何？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如何？有目共睹，已不必贅說，總之，如一九五三年梁漱溟爲農命所說，工人與農民「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爲這句實話受到周恩來的批判和毛澤東的當衆羞辱。 土改似乎是一出黑色滑稽戲，一個大諷刺，也像一場大騙局，打著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旗號，用暴力血腥的手段無償剝奪了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富農）的土地，讓幾萬萬無土地的中國農民歡天喜地，但繞了一大圈，最後竟變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土地兼併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國農民空歡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描述皇權之強大的話首次真正成爲不折不扣的歷史現實。 後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饑餓，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爲歷史所未有。試問當此現實，中國何處去尋水泊梁山？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償剝奪而成爲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甚麽，除了奴役。 摘自【開放】雜誌一九九九年三月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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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8/29 02: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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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21日星期日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7/21/21422.html【看中國報道】 一、黑暗的長夜 我的祖籍是山東省淄博市，我的有據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我的高祖原先是一個很大的地主，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因爲不滿於滿清的腐敗統治，於19世紀60年代參加了撚軍起義，成爲當時撚軍的領導人之一。撚軍起義失敗後，我高祖被俘，被清政府淩遲處死，同時滿門抄斬，只有我曾祖在一個僕人的保護下逃了出來，亡命到河南確山。那位忠義的僕人用我們家的細軟在確山買了一些土地，慘澹經營並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直至他長大成人。那位僕人被我的曾祖拜爲義父，從此進了我們家的族譜。 我的曾祖一生平平度過，他崇尚知識、勤於讀書但又不去考取功名。他也是個經商的天才，十分善於理財。於是我們這個家族很快又人丁興旺，成爲當地的一名大地主。 我的祖父約出生于19世紀80年代，他在曾祖的嚴厲管教下自幼刻苦讀書，滿腹經綸，又寫得一手好字，二十歲時就中了舉人。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金榜題名之時，光緒皇帝廢除了科舉制度。我的祖父當時異常苦悶，幾次自殺都被家人救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別人的勸導，他也逐漸想開了。後來他到河南南陽知府謀了一個差事，大約是八品左右的命官，還有官服和頂戴花翎，據父親說，這身穿戴被確山老家的親戚們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911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袁世凱竊國，軍閥混戰。祖父回家閑賦了一段時間，重新思考個人的出路。他棄文投軍，投入到馮玉祥的麾下。由於祖父文筆很好，字也寫得漂亮，很得馮玉祥的賞識，與馮玉祥深談了一個晚上之後便被委以重任，月俸300大洋，三個月以後升爲350大洋。很快就躍升爲馮玉祥的文書副官。1926年，馮玉祥誓師五原加入國民軍，中原大戰後又擔任河南省主席，祖父也隨之邁入國民政府，後來被馮玉祥送到北京（好象是北京）警察高等學校深造，學成歸來後負責警察事宜，官至河南省民政廳長。 當時的民政廳，與如今民政廳概念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監察、治安大權。當時一個河南省政府只有四廳一部：建設廳、民政廳、教育廳、財政廳，以及一個警備司令部。祖父權力很大，自然身邊不乏阿諛奉承之徒，家中送禮迎客不斷，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腐敗得很。根據父親的回憶，當時家中除了河南確山的6000畝地外，還有數不清的金銀細軟、皮貨，開封城裏的兩處豪宅，光1949年遺失在南京的細軟就有16箱之多。從這裏你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時期腐敗是多麽厲害。但是祖父一生爲人還算比較正直，沒有加害於民，更沒有迫害過共産黨人，因此身上沒有血債，解放後也沒有被清算。 抗日將領楊靖宇將軍是祖父的表弟，也是我們家的佃戶，跟祖父交情很好。楊靖宇將軍出關抗日之前，特地來向祖父辭行。祖父送給他5000大洋作爲活動經費，告訴他如果力量不敵就趕緊回來，卻不成想壯士一去不復返，楊將軍血灑白山黑水。由於當時音信不通，祖父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得知這一消息，撫胸痛哭。解放後重新召開楊靖宇將軍追悼會，祖母還作爲楊靖宇親屬參加。 我的父親出生于1935年，當時正是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候。所以父親從一記事起，就在顛沛流離中生活。特別是1944年豫湘桂戰場國軍慘敗，喪師失地，一潰千里，大好河山被日軍蹂躪。祖父隨省政府遷走，家眷都顧不上了。祖父出走的那天，日本人已經佔領了我們家暫居的漯河。祖父就把隨身攜帶的一些機密文件塞在破竹杆裏，化裝成叫花子逃出了日軍關卡。一家人在日本人統治下戰戰兢兢地生活了一年。日軍佔領漯河前,曾經派飛機對漯河市進行狂轟濫炸，造成很多無辜的百姓死傷。我家的一位遠房親戚，爲躲避日機轟炸，躲到一條壕溝裏，隨著一聲巨響，一條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飛到他的面前，長筒襪裏還塞著錢，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後來轟炸結束之後，他用長筒襪中的錢把那女人的大腿埋葬了——這是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又一筆血債。 根據父親回憶，當時日本鬼子已經不象1937年那麽兇殘了，佔領漯河當天夜裏，日軍進城，就露宿在大街上，頗有點象八路軍的作風，向人問路、找房子也都是點頭哈腰，很有禮貌。我想，日軍可能是察覺到自己不行了，害怕日後清算的原因。相比之下，國軍湯恩伯部就不那麽好，抓丁拉夫，搶劫強姦，無惡不作，民心喪盡。所以，國民党失去江山，也不奇怪。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了，我們全家也遷回了開封，回到了原先的住宅。回家後發現家中的房子都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和室，到處是小拉門、踏踏米、小格子窗戶，很象老鼠洞。一打聽才知道被日本三井洋行作了辦事處兼招待所。 當時日軍正在受降交槍。一天傍晚，開封城外開來一小隊日軍降卒。由於天晚就在城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來時，忘記叫醒一個熟睡中的士兵就開拔走了。這士兵掉了隊，直到被發現他的中國人用石頭砸醒。士兵睜眼一看，發現四周已圍滿了中國人，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槍，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哭喊著。但圍觀的中國人沒有饒恕他，繼續用石塊砸他，那士兵轉眼間渾身是血，仍然磕頭不止，直至被砸昏，這時有一個人搬了塊大石猛的砸在他頭上，結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親聽說這件事趕緊跑去看，那士兵已經死了，渾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剝光，赤條條地躺在那裏。據圍觀的人講他至死沒有開一槍，一直在磕頭、哭喊。父親在向我講這件事時表情很沈重，我的心情也很沈痛。但是轉念一想，或許這個士兵殺死過中國人、強姦過中國婦女——誰能保證沒有呢？日本侵華戰爭時100萬日本侵略軍使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平均每個日本兵身上就有35筆血債！中國人之所以殺他不就是因爲日本人太殘暴嗎？這件事對那個日本兵是殘酷的，但對飽受日軍蹂躪的中國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們不是在日本領土上殺人。他也許是無辜的甚至是反戰的，但是這也只不過是日本侵華戰爭這一大悲劇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我的祖父在此時染上了肺炎，一病不起。在沒有廣泛使用青黴素之前，肺炎就是絕症，於是很快去世了。喪事辦得很隆重，省府要員來吊唁的絡繹不絕。靈堂就設在家中，三百和尚道士念經超度七天七夜。還有許多平時不認識的人也來湊熱鬧，邊假裝哭邊偷東西。喪事辦完之後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親小時最愛玩的德國望遠鏡。可是人死如燈滅，那些阿諛奉承之徒也在瞬間樹倒猢猻散。當時的國民政府是沒有“撫恤金”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沒什麽關係了。於是習慣於奢華生活的祖母就開始賣家產。由於她的無知有很多財産被人騙走或賤賣，一直賣到解放後才賣完。據父親回憶，當時家裏的家具大都是紫檀木的，精雕細琢，留到現在恐怕個個都價值連城。 1946年下半年國共內戰開始了，國民黨軍占著美式裝備和美國的支援一開始占了上風。當時父親見到的國民黨正規部隊，衣衫整齊，也並不擾民，但也不親民，反正住在美式帳篷裏，吸著“駱駝”牌香煙，經常從帳篷中扔出空罐頭盒。還有“青年軍”，裝備更好，地位更高，可是一打就垮。1948年雙方在開封附近展開拉鋸戰，戰鬥很殘酷。開封曾三次易手。第一次是在夜裏，乒乒乓乓打了幾槍，第二天，城裏都是解放軍。實際上並不是解放軍的正規部隊，只是人們常說的“土八路”，沒有統一的軍服，有穿八路軍軍裝的、有穿便衣戴軍帽的、有上身軍裝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舊，可是精神飽滿、和藹可親。百姓看到這樣一支部隊居然把美式裝備的國軍打敗了，個個佩服不已。可沒幾天，又是一個夜裏，解放軍悄悄撤走了，早晨起來，一個解放軍都沒有，留下滿街標語口號。當天下午，國民黨才開著坦克、汽車進城。接著，國民黨的報紙、廣播又胡吹什麽“國軍榮克開封城”。其實是解放軍的運動戰罷了。國民黨進城後，開展了瘋狂的報復。據原在祖父手下當差的開封警察局長（解放後被鎮壓）講，當時幾乎天天活埋進步學生，“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感歎道。後來，國民黨被擊潰了，據說國民黨逃竄時，遇到有河流阻擋道路，就把傷兵、死屍向裏填，硬是填出一條堤壩。後來解放軍趕到，組織了挖掘，還有活人。當時祖母也聽信了“共産黨共産共妻”的蠱惑，帶上家中細軟，隨撤退的國民黨軍先跑到南京、又到上海，又到武漢，最後又返回開封。在南京時，她聽信了父親的官場朋友、國民黨海軍部少將李××的話，將16箱的財物和祖父的骨灰留給他照看，後來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李××去了台灣，從此再無消息，祖父的骨灰也不知去向。 我的母親出生於1951年。母親的家庭解放前是一個小地主，有200畝土地。我的外公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老實莊稼漢，年輕時長得很英俊，皮膚白皙，身材也很魁梧，是遠近聞名的美男子。外公家境本身並不富，他唯一的興趣是伺候莊稼，由於他種田技術的精湛，他的莊稼總比別人長的好，所以漸漸富裕。我的外婆是個農村少見的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實與英俊，用自己的陪嫁買了十畝地，加上她善於經營和祖父的勤勞節儉，在20年裏逐漸把家產盤到200畝。 解放前豫北的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縣城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擡”（豫北土話，就是搞綁票的土匪）綁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銀圓，否則收屍。外婆得知消息後急得簡直要瘋了，四處張羅借錢、籌款。關押了幾天，“老擡”覺得把外公關在當時的地方不太保險，於是派兩個小嘍羅押著外公回他們的老巢。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夥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結果眼睜睜地看著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就這樣外公傳奇般地逃了回來。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的親弟弟當時在縣城賣饃，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挂了好多天。後來外公買通一個給日本人做翻譯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 雖然外公、外婆有一些土地，也雇有長工、短工，但並不象某些電影裏描述的那樣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當時吃飯時，外公和長工坐在同一張桌上，吃一樣的飯菜，外婆和孩子吃剩飯，上工時外公和長工一起下地幹活，長工與我們家關係也相當好，本身大家也是親戚。就這樣迎來了解放和土地改革。 二、解放 土地改革時我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裏的田地、牲畜、農具被分了，也從原來的二層住宅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破廟中棲身，一直住到1984年，我小的時候還在那裏住過。原來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後來叫大隊部。這時，一些原來的地主、富農秘密組織起來，雇了槍匪想暗殺土改工作組長，外公沒有頭腦，被人動員後也就出了錢。後來陰謀敗露，幾個首犯被槍決，外公由於只出了錢沒有參與策劃，所以只被判了4年徒刑。在外公服刑期間，外婆靠給人做鞋底掙點錢養活三個孩子，不到40歲頭髮全白了。 當時我的大姨剛剛成人，繼承了外公外婆的美貌，於是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這個治保主任叫鄭八，參加過抗美援朝，因戰爭致殘，立過三等功，當時十分厲害。鄭八甚至許諾如把大姨嫁給他，他就想辦法跟土改工作對說說，讓把我家成分劃成中農。外婆熟知鄭八爲人十分兇殘，因此無論如何沒有答應，當時土改工作隊裏有個年輕人，可能剛從學校畢業，比較同情我們家的處境，外婆求他出面頂住鄭八的壓力，謊稱大姨和這個年輕人談戀愛，讓鄭八死心。鄭八不敢惹工作隊的人，於是只得作罷。外婆托人在鄭州找到我姨夫，草草成婚，於是大姨算解脫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親和大姨回去伺候，還一起去了當年救了大姨的那個工作隊的年輕人家裏感謝他，他已經是H縣法院院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知道真相就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家往死裏整。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是家裏的老麽，比大姨小18歲，比舅舅小13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1933年，1952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某棉紡廠當工人的大姨夫，後在某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爲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一輩子在打針、吃藥中度過。大姨有一子三女，長子在某大企業當電焊工，因技術精湛而收入頗豐。表嫂也是工人。他們有一女，在鄭州市外國語學校讀高二，成績優異。大表姐高中畢業後接姨夫的班進了某棉紡廠，現已下崗，在家專門照顧女兒讀書，大表姐夫是某橡膠廠電工。二表姐先在某棉紡廠，後調到市公安局下屬某企業，二表姐夫是某勞改農場管教幹部，他們也有一女，還在讀小學。三表姐待業幾年後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集體企業當工人，後來因表現好被廠裏選送脫産讀電視大學，畢業後回廠當幹部，三表姐夫也是那個廠的技術員，後企業虧損，雙雙下崗回家，三表姐夫靠給人打工維持生活，三表姐在家專職教育女兒。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12歲時不幸夭折。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爲家裏太窮輟學。後招工到河南信陽，1962年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1979年工傷導致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務農。舅舅有三子，長子高中畢業後頂替舅舅到廠工作；次子在4歲時因高燒導致癡呆；幼子初中畢業後務農一年，今年被舅舅送到母親開的小工廠裏做學徒。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的大伯出生于1925年，長大後考上了武漢大學，後參加了國民黨軍隊。武漢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隊起義，改編成爲解放軍並留在了武漢。大伯文筆很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1954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爲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在當時名噪一時，曾兩次作爲“部隊青年作家代表”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的觀禮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國慶。大伯還曾作爲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還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他還親眼目睹喇嘛寺裏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現在達賴喇嘛到處鼓吹西藏的人權問題，真是荒唐可笑——他有什麽資格鼓吹“人權”！？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挨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現已離休。大伯的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時她曾經“檢舉揭發”過大伯，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大伯有一子二女，長子出生於1949年，1965年到新疆生産建設兵團支邊，在那裏遇到堂嫂，一個回族阿訇的女兒，1978年返回武漢，堂兄在長航工作，堂嫂做臨時工，後到一個街道小廠當工人。堂兄現已下崗，靠擺早點攤點糊口。堂兄堂嫂育有一女，現任幼師，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公安局搞計算機工作。 我大姑也是知識份子，大學時參加學生運動，後來參加了解放軍並認識了大姑父張××，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任《解放軍報》第四版編輯，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爲“兩報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個政治投機者，隨王力、關鋒、戚本禹一起大紅大紫，一起被打入地獄。大姑死于1969年。大姑有一子一女，她的大兒子在文革中戴著一枚碩大的毛主席像章，還向父親吹噓：“這是肖力（李納的化名）同志送的！”現在兄妹二人均在二汽工作。 我二姑當時正在讀高中，國民黨潰敗時隨校南逃，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解放軍動員學生參軍，二姑就參了軍，參加過淮海戰役，後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後來擔任福州某中學校長。我的二姑父姓林，是運輸大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在淮海戰役時任解放軍汽車連長，解放後曾任福建省交通廳公路總監。現均已離休。二姑有一子一女，長子在福州市公安局工作，女兒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某研究所。 我叔叔解放時正小，還在讀小學，他的文史水平很高，後來填報志願時因爲全國都在“大辦農業”，於是腦子一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爲此他一輩子後悔不疊。畢業時回應紅太陽號召，主動請纓到邊疆，分配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後任Z市副市長、×盟農業局局長等職，在那裏遇到我的嬸嬸，32歲才結婚。1989年叔叔調回農業部某院校任圖書館長，現已退休。叔叔有三個兒子，長子任某單位電工，次子開計程車，幼子大專畢業後任某公司會計。 1951年我的父親16歲，也參加了解放軍，成了一名公安部隊戰士。當時的公安部隊是現在公安機關的前身，也穿解放軍軍服，但左臂上有一個盾形臂章。剛解放時全國形勢很不穩定、土匪猖獗，父親所在的部隊曾與土匪交戰，由於土匪躲于暗處、行蹤不定，雙方膠著很久沒有結果。後來有一次父親送信途中遭遇土匪，幸虧土匪被圍困久了，人困馬乏，硬是沒有追上。父親回營後馬上向上級報告了土匪行蹤，殲滅了這批匪徒，父親因此立了功，還獲得了一枚獎章。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出身於國民黨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全都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與柱石。當時祖母的大門上，並排挂著4個“光榮軍屬”的牌子，在當地很是榮耀。 剛解放時，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殺事件層出不窮。不久，鎮壓反革命開始了，父親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槍決。當時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真是厲害，一夜之間，全K城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裏放不下，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裏，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每天槍斃、砍頭、槍斃、砍頭……大約每天處死四五十個人，持續了兩個多月。實際上，被鎮壓的幾乎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經過一段時期的鎮壓，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因此說，鎮反運動一開始是好的。但是後來，鎮反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結論的，甚至都在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父親很可憐那些人，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爭辯、哀求，都沒有用……父親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國民黨女特務，長的很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老媽子來接孩子，她對老媽子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麽死的。”一個小小的K市就槍決了上千人，全國死於“鎮壓反革命”的人會有多少呢？當時因爲死人太多，大量屍體來不及掩埋，就暴屍城外，臭味撲鼻，野狗公然銜著人的肢體跑來跑去。父親說這就是政治的殘酷。 1953年3月，史達林死了。K市召開史達林追悼會。那天下著小雨，18歲的父親披著雨衣站在體育場裏參加追悼會。遠處傳來了汽笛聲，年輕的父親流著眼淚，真誠地爲史達林之死而悲痛。當時父親想：史達林逝世了，我們怎麽辦？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搞不搞？史達林的死在當時許多真誠相信共産主義的人們心裏，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可怕。 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無論鍵盤樂、弦樂都很精通。當時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曾經在電臺播出。 1955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評了少尉軍銜，我們家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著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別著獎章和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不久，又開始了肅反運動。一開始，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複雜、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父親當時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懷疑的軍官，上級要求不准犯人睡覺、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但年少的父親不知天高地厚，又給他喝水、又讓他睡覺，直到自己被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人都集中在一個大院裏集中學習，還有專門的“管理員”進行監管。當時父親年輕，也倒不覺得自己有什麽問題。跟父親住在同一間屋子裏的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部隊裏簡稱“醫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就是出身不好，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參加過“三青團”（當時國民黨的三青團並不需要寫什麽申請，而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著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行了），接著又搜查出他保存的某些明信片上印有國民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的記錄沒什麽大不了的，可在當時就是彌天大罪）。於是他就被作爲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1955年冬的一天夜裏，袁醫助用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早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時沒有應聲。管理員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父親一骨碌爬起來，披上軍襖一看，袁醫助穿著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基本上流盡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臉色顯得青白蒼白，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晴空裏的驚雷 正在這時，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雪夫在會議上宣讀了秘密報告，開始徹底清算史達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蘇聯《真理報》刊登了《爲什麽個人崇拜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呼喚社會主義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數以千萬計的在史達林時代遭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由於當時中國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這種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也影響到中國。《人民日報》對蘇聯《真理報》批判史達林主義的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雪夫與16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我們常知的15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並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也照文刊登。於是肅反在無聲無息中停止，被隔離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崗位，仿佛什麽都沒發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是赫魯雪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中國人一命。當時年輕的父親還不明白，還對赫魯雪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隨著閱曆的豐富漸漸地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蘇聯共產黨、赫魯雪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蘇決裂時，父親在道義上已經堅決站到了蘇共一邊。這種對蘇聯的感情也影響到我——這就是爲什麽我會起一個蘇聯人的名字。 1956-1957年是中國解放後最平靜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政治氣氛出奇地寬鬆。一開始，紅太陽宣佈“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的《論十大關係》，接著報紙上天天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産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國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的未來。人們欣喜，擁護党，愛戴毛主席，暢所欲言，提建議、提意見，誰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後面，隱藏著暴風雨般的狂怒。 我的父親也參加了整風運動，他大膽地給上級提意見，指責他們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當時這成了軍隊許多領導的時尚，還美名其曰“組織安排”。其實現在這也沒什麽奇怪的，但當時年輕耿直的父親就是看不慣。 然而不久，《人民日報》兩篇社論《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改變了這一切。原來，這是紅太陽的高招，叫“引蛇出洞”。一時間那些昨天還和顔悅色、虛心接受批評的領導變了臉色。那一年，父親22歲，新婚4個月，就被打入另類，他的第一任妻子立刻與他“劃清界限”，絕情而去。父親太年輕，也沒有反對共產黨，定“右派”不太合適，於是被定爲“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壞分子”並被判刑6年，被押送農場改造，一直到1963年。 父親服刑的農場以前是關押刑事犯的。57年反右以後，這裏成了關押犯政治錯誤的機關幹部的地方。一開始還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後就沒有了，還有一點人身自由。來這裏的都是“右派”、“壞分子”，大家觀點相近且同命相憐，因此氣氛反而比較輕鬆。根據政策，“犯人”不穿勞改服、不沒收個人財物，當地老百姓看到這些穿皮鞋、戴眼鏡手錶、穿中山裝（甚至還有西服）的“勞改犯”，覺得很稀罕，於是稱呼他們叫“洋勞改”。 一開始，父親還對自己的不公處境憤憤不平，可一看周圍都是前縣長、前地委組織部長、前縣委書記、前大學教授、歸國華僑之類的人物——和父親睡上下鋪任××的就是H省Q縣縣委書記——於是心想：自己這點事、這“身份”算個啥？於是心情反而好了許多。由於文藝上的天賦父親被吸收參加宣傳隊，經常深入到農村、廠礦去演出，人們都還以禮相待。 四、人間地獄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由於農場犯人都是受到打擊的，政治氣氛不濃，也就沒有跟風躍進，於是他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經常走出農場親歷了“大躍進”的許多場面。1958年冬天，他和前Q縣縣委書記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風，看到在凜冽的寒風中，紅旗飄飄，人們都光著膀子，連婦女都光著膀子，據村幹部說這是爲了突出幹勁。赤裸上身的婦女和男人一樣挑土，村幹部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趕英超美！”赤裸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趕英超美！”。到晚上開始文藝演出，農民白天勞累十五、六個小時，到晚上早就又餓又累、東倒西歪了，可還是必須得去看戲。父親看到民兵持槍站在道路兩旁，農民在中間艱難地、跌跌撞撞地走。父親說，就和押送俘虜一樣。 後來父親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煉鋼鐵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壯觀景象：一望無際的土高爐，一望無際的、像萬國旗（因爲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單縫成的）一樣的帳篷，一望無際的新墳。每座墳前都插著木牌，上面用墨汁寫著死者的名字。父親說那些木牌很新，連樹幹自身的白色都沒有褪去。上面無一例外地寫著：×××，19××—1958。 大躍進時期部分農村實行一種殘酷的制度——“居家並屯”，是“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社會”的一大創舉。什麽叫“居家並屯”呢？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産主義”，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勞力、女勞力、少年勞力、老年人、兒童五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不同的糧食定量，互相之間不許見面。父親到農村演出時，居家並屯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所以看演出時，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 居家並屯實行後，農民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人村”，由於老人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實際上以今天的標準衡量，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很多老年人在饑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鐵條，挨家挨戶端開大門，進屋紮地（大都是土地），有可能埋糧食的都要掘地三尺，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沒牛槽”（河南土話，意即不許吃飯）。農民下工以後，看到滿屋的狼籍，只有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當時流行帶肩章，村幹部紛紛在自己穿的中式對襟棉襖上也縫上了肩章。父親曾經見過一個村幹部手持大棒，穿著戴肩章的黑棉襖，呵斥動作慢的農民，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村幹部們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農場來對農場領導說這些“右派”太消極怠工，如果交給他們“管教”，保證他們會讓“右派”們俯首帖耳、拼命幹活,可是被農場幹部拒絕了。 和父親住上下鋪的前Q縣縣委任書記是個有良心的共產黨人，他目睹了這一切後痛苦地對父親說，“我幹了半輩子革命，跟小日本鬥、跟蔣光頭鬥、跟地主老財鬥，爲的就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當年我們打遊擊槍裏來雨裏去，老百姓爲支援和掩護我們做了很大犧牲……誰反對共産主義，我會馬上砸爛他的腦殼，可是難道……共産主義竟然要用這種方法來實現麽？”嚇得父親趕緊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1958年我母親居住的地方也開始了“大躍進”，開始大煉鋼鐵趕超美英。各個村都豎起了土高爐。沒有礦石，就把農民家裏的鐵鍋、鐵勺、甚至農具拿去煉，誰敢反對就是反對總路線；沒有燃料，就砍樹，所以後來鬧饑荒時，連草根樹皮都沒的吃。那時開展勞動競賽，搞“拔白旗”，就是批鬥幹活慢的人。休息時間評議誰幹的慢，找出來後拳打腳踢，往往把人打得遍體鱗傷。土高爐沒有安全設施，事故頻繁，很多人就這麽死了，死在鐵水裏面。外公也被拉去大煉鋼鐵，後來向我講起的時候，歎息著說，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個時候。 後來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戶不許生火做飯，村幹部一看到炊煙，立刻帶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農民的餘糧刨出來。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時，那麽多農民死於饑餓，與此有關。 那個時候又開始“放衛星”，鼓吹一畝地可産糧幾千斤，後來吹到幾萬斤、幾十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誰敢懷疑，就批鬥誰。村幹部天天說：“毛主席說了，現在的問題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怎麽吃，這麽多的糧食一定要想辦法吃完。”於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麵，玉米、高粱都拿去喂豬，浪費很嚴重。上級來參觀，就把糧倉裏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糧食。 後來母親所住的村莊也搞“居家並屯”，全村人排成一隊，村幹部站在前面篩選，那些該進男勞力營、那些該進女勞力營，都由他們決定。7歲的母親本來該進兒童營，因爲個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進少年勞力營，和十幾歲的孩子幹同樣的活，由於勞累，母親得了關節炎，終生疼痛，直到現在。村幹部強行拆散家庭時，農民全家人緊緊抱在一起，哭聲震天，被民兵和村幹部用大棒強行拆開。前不久母親看了反映猶太人集中營生活的電影《逃離索比堡》後，感慨說那時的情景和電影裏描述的法西斯集中營一模一樣。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挖水利。不知爲什麽，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兩條人工河。豫北是黃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風，就漫天風沙，威脅莊稼。外公挖河時，村幹部拿著大棒站在旁邊監視，稍有懈怠就腳踢棒打。外公每天泡在在齊要深的冰水中，回家時全身都結了冰。很多人因爲凍餓和勞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裏。我小的時候在農村住過兩年，經常去河邊玩，從來沒有見到過河裏有過水。一條河低於地面，河床裏儘是沙土；另一條河高於地面，河床裏長滿了青草，經常有小孩子在裏面放羊、放牛。河邊無碑的墳墓特別多。據老年人講都是挖河時死的棒勞力，每一座都是集體墳。 1958、1959年豫北是連續兩個大豐收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出奇的好。但是棒勞力都去煉鐵挖河了，收莊稼的任務就落到我母親這個七歲的孩子和外婆這個小腳老太太這樣的老弱病殘頭上。可她們有什麽力量？還要趕“進度”、追求所謂的“提前××天完成指標”，於是大量的莊稼爛在地裏做了肥料。也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帶回家裏，因爲那可是盜竊集體財物，揪出來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時村幹部都守在村口，一個挨一個地搜身檢查，甚至連婦女的私處也不放過。查到誰偷帶了食物，當即就是一頓打。由於饑餓感的驅使，年幼的母親總是在地裏偷吃生的農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麥穗、生玉米——什麽都吃過。浮誇風帶來高指標、高徵收，隊裏本來就不多的的餘糧甚至種子都交出去了。就這樣，迎來了1960年。 1960年春天發生了春荒，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襲擊了全中國，河南人稱作“糧食關”。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公共食堂辦不下去，解散了。可是農民家裏都已經沒有餘糧和鐵鍋。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4兩，老人和孩子則是2兩，還常常被村幹部貪汙，又沒有副食。整個村莊裏靜悄悄的，沒有人在街上走，那些去年還在描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産主義美好藍圖的貧下中農們，一個個坐在家裏，等待死亡的來臨。開始還經常埋死人，到後來連死人都沒勁埋了。後來統計，當時全村餓死189人，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其中全家餓絕的有六戶。外公講，去收屍時，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於屍體腐爛，沒法擡起來，只能用籮筐裝，用簸箕搓。 饑餓使很多人喪失了起碼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遠房親戚張××（按輩分我該叫他“姥爺”）當時40來歲，由於飯量很大，每天的糧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飽。他的兒子給生産隊養豬，經常偷些豬飼料回家，由於豬飼料也少，就只留著自己吃。有一次，這位親戚發現了豬飼料，由於他餓的實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幾口，結果被兒子發現，將他暴打一頓。張××不久就餓死了。從那以後，豫北多了一條不孝敬老人的惡習。 由於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參加了工作，有糧食定量，經常自己省下糧票買點食品往家送，所以儘管我們家飽嘗饑餓，但是沒餓死一個人。只是有一次，母親因爲饑餓已經失去了知覺，糧食領回來卻沒辦法吃，外婆趕緊掰開母親的嘴，硬往裏灌稀湯，才把母親從死亡邊緣上救活。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爲了往家送糧食，自己節衣縮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輩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數老實八交的農民可就沒有這麽幸運了。 饑餓導致農民的逃亡。1961、1962年盛傳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飽，於是很多農民背井離鄉向新疆逃亡。由於當時不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流竄犯”，民兵、民警處處設防，捕捉著逃亡的農民。可是奇怪的是，內地圍追堵截，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農民只要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問想不想參加工作。等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先讓這個幸運兒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真的有人在新疆參加了工作，還回家捎來了寶貴的糧食、糧票——半真半假的傳言給了人們以希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亡，少數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來了，也有很多因爲饑餓和寒冷倒斃在途中、倒斃在貨車車廂裏。當時母親11歲，外婆也開始爲她準備行裝讓她逃亡，後來因爲1962年麥收後饑荒緩解沒有走成。 實際上，豫北的饑荒並不是全國最嚴重的。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了100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死了10萬人，有639個自然村全村餓絕，。這引發了後來的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就這樣，中國以死亡3000萬人代價，給紅太陽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劃上了血紅色的句號(作者注：3000萬是個大的、粗略估計數，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1700—2200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位爲1900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佈的資料，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爲2680萬)。 我的大姑父在信陽事件後隨同紅太陽到河南鄭州開會，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一開始是熱烈鼓掌，毛的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據大姑父回憶說，信陽事件發生後，爲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佔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郵件都要拆開檢查，查到有人寫信上告或上訪，都抓起來。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兩天沒人能熬過去，於是就那麽死了。直到後來，有一個轉業兵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全家沒活人。由於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他沒有寫信或去坐火車，而是一路上晝伏夜出，靠轉業時帶的乾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南海，這才使中央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1961年後，劉少奇組織中央日常工作，可以種自留地，可以開小片荒，並實行“三自一包”。從1962年開始，農村開始緩慢地恢復和喘息。外公用他種地的專長，開了一小片荒地，種了些作物，才使家庭恢復了些生機，到1963年，終於能吃飽了。然而吃飽也導致了厄運：1962年麥收後很多飽受饑餓折磨的農民因爲長期的饑餓導致腸胃功能退化，飽食後脹腹而死。外婆知道一些科學常識，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法讓全家人恢復腸胃功能，才使家裏無人遭此厄運。由於能吃飽了，大自然開始了人口補償，於是滿街的大肚子，中國又一個人口生育高峰來到了。親愛的讀者，你可以調查一下，是不是你身邊出生於1963、1964年的人特別多，而出生於1960——1962年的人特別少？ 我的母親也上了學，學習成績特別好。1963——1966年是她童年記憶中唯一晴朗的日子。當時還有一件事，幾乎改變了母親一生的命運：那是1965年夏天，中國民航到母親所在的那個村招收航空服務員，也就是今天所稱的“空姐”，當時母親14歲，身高長到了1米65，也繼承了外公與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幾乎就走了。可一政審成分是地主，於是泡了湯。後來又招收過鐵路乘務員和赤腳醫生，都是先被選中，又因爲出身問題被擼下來。 1963年父親刑滿釋放後，正好碰到鐵道部第N工程局在河南招工，於是跟單位去了大興安嶺，在茂密的大森林裏呆了4年，一直到1967年回家探親時別人介紹物件，遇到我的母親。 在大興安嶺期間，父親遇到一件令他終生難忘的事。當時剛剛經歷過1959-1962年的大饑荒，許多關內的饑民流落到大興安嶺林區謀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工，他們被林場招做臨時工。1964年左右，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擊了大興安嶺地區，由於得到了氣象部門的預報，林場職工得以順利撤出危險地區。而民工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被人忘記，直到洪水到來，把他們圍困到一個高地上，斷了糧食。一個多月後，人們重返林場時，1000多民工和家屬全都餓死在那個高地上，慘不忍睹。父親向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充滿了悲憤，難道民工不是人嗎，他們不都是“貧下中農”嗎？爲什麽不把他們也撤走，爲什麽不空投一些糧食？那些饑民，輾轉到關外爲求口飯吃，可是，這裏卻成了他們的葬身之地。 1965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在大興安嶺，父親和另外四個工人在工班長的帶領下坐著軌道車到工地幹活。軌道車是鐵路工人常用的一種交通工具，不大，下面是鐵輪子，上面是平板，在鐵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搖動著向前走。刹車裝置比較土，是一個木棍綁在車身上，刹車時拌動木棍，使木棍摩擦車輪停下來。當時走到一個很長的下坡，由於慣性作用軌道車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長急忙拌刹車棍，可是沒想到綁刹車棍的繩子已經漚糟了，一下子斷了！軌道車就象脫繮的野馬走得越來越快。工班長見狀急忙拿著木棍跳下車，把木棍朝車輪底插去，想讓車掉道。可是車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個空，工班長拾起木棍在後面追趕，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個火車站，已經看到了車站內行駛的機車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幾個工人見狀紛紛跳車逃命，轉眼間車上只剩下父親一個人了。父親沒跳，他想：“這麽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車站內正在行使的火車將會是一場大事故！一定要想辦法讓車停下來！”父親脫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襖並把袖子紮緊，使它成爲一個包裹形狀，趴在軌道車上等待機會。軌道車此時已經象飛一樣賓士了，已經駛入火車站區。這時，前面出現了一條岔道，（岔道口鐵軌間有間隙）父親一看機會來了，在軌道車走到岔道的一刹那把羊皮襖塞到了車輪下。只聽“咣當”一聲，軌道車掉道了！父親也被巨大的慣性從車上甩了下來。好在東北冬天積雪很厚，父親被甩到積雪上居然沒受什麽傷。一掉道，車就沒勁了，又滑行了一段時間停了下來。父親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場大事故。 後來，單位也來了人瞭解這件事，可是後來就再沒人提起了——因爲父親的“出身”和“政治問題”。在隨後的表彰大會上，表彰了那個工班長，說這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態度”，還授予他個什麽英雄稱號。但對父親的事只字不提。父親沒有爭什麽，因爲他明白無論自己做出何種壯舉，在那個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會結束後，那個戴著大紅花的工班長私下找到父親，很慚愧地對父親說：這個紅花應當你來戴，要不是你，別說戴紅花，我連這個工班長也幹不成了。父親說：這沒什麽。 在大興安嶺，父親還認識了一個印尼歸國華僑，姓特別怪，姓ti，寫作走之旁加一個瓜熟蒂落的“蒂”字，是個土木建築專業大學生，印尼華人富商的兒子，人們都叫他ti瘋子。解放後他懷著一顆報效祖國之心回到祖國，卻不承想被打成右派，押到大興安嶺改造，後來也參加了鐵路，成了父親的同事。由於受到刺激太大，他有些瘋癲，所以人們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的綽號。他一輩子沒結婚，這樣的人誰敢接近他。改革開放後，他回印尼探親，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這時人們才知道他並不是真瘋。 五、被玷污的歲月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鐵N局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只不過規模比內地小一些，武鬥也有但是很少。兩派造反組織都拼命拉人入夥。父親由於出身不好、又有歷史問題，自己一向十分謹慎。對造反派的拉攏總是儘量搪塞、兩面討好。一次武鬥，一派造反派讓他也去，父親表面上答應了，等到卡車來了臨走時，父親謊稱拉肚子躲到廁所，到底也沒參加。時間長了，造反派也就不把他放在眼裏，除了貼幾張大字報罵他消極，也沒鬥他。就這樣，父親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 在文革初期，由於大家都在鬧革命，生産停頓下來，父親利用這個機會和鐵路工人坐火車不花錢的條件，頻頻回家探親，所以見了很多，聽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親後來說，當時那些“造反派”一個個不可一世、你方唱罷我方登場，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可當時他就想，他們不過是些可憐的木偶丑角，被那個魔術大師操縱著，一旦角色完成、魔術大師的目的達到，這些木偶就被他永遠抛進了垃圾堆——紅衛兵、造反派、“王關戚”、陳伯達，無一不是如此。 那時的火車上擁擠不堪，擠滿了串聯的人群。乘務員時不時地都出現在車廂門口，“乘客同志們！現在大家掏出紅寶書，我們一起背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們來自五湖四海……’預備——齊！”於是人們起立，一起背誦“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誠、聲嘶力竭者，也不乏父親這樣濫竽充數、言不由衷的人。背誦完以後，乘務員又手握“紅寶書”，“讓我們一起祝願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人們有節奏地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有一次，他從鄭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車走到石家莊，上來一些紅衛兵，挨個問出身。當時人們都很老實，挨著父親的兩個人是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都報了“地主”，被紅衛兵抓走了，那兩人還申辯到：“憑什麽抓我們？我們是共產黨員啊”。紅衛兵罵道：“共產黨員算個屁？都????是地主階級狗崽子！再不老老實實老子就不客氣了！”那兩個共産黨員面色蒼白地隨他們走了。接著又問到父親，父親靈機一動說是“工人”。紅衛兵又問“在當工人以前家裏是什麽成分？”父親說三代都是鐵路工人。紅衛兵聽了很客氣，連聲說“坐！坐！”繼續查別人去了，父親心中暗罵：“老子憑什麽跟你們說實話？一群頭腦簡單的小丑”。列車到豐台，父親看到剛才在自己身邊坐的報地主出身的兩個共產黨員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麻繩牽著，頭上戴著“地主階級狗崽子”的高帽，被紅衛兵押送下車，個個鼻青臉腫、垂頭喪氣。 到北京後，在飯館吃麻醬面，發現碗筷被人用過後都沒洗，於是不得不自己動手洗乾淨。等麵條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飯時，猛一擡頭，看到牆上貼著一張飯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這樣寫的：“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妄圖把你們寄生蟲似的寄生生活延續下去，可是你們的陰謀破産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本飯店的無產階級造反派鄭重宣佈：從現在起，本飯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飯就自己????動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祝我們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父親到《解放軍報》報社找大姑父，在報社門口看到兩個紅衛兵騎著三輪車，押送一個滿頭大汗的小腳老太太，估計是押回農村。三輪車上放著行李，一個紅衛兵手裏牽著根麻繩，綁著老太太的雙手。每當老太太跟不上三輪車時，牽繩的紅衛兵就猛拉幾下繩子，於是老太太就是一個趔趄。後來從北京到大興安嶺，也遇到幾個紅衛兵押送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大約80歲，滿頭銀髮被剪了個“陰陽頭”，臉上還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斷地發出呻吟。路過大虎山車站時，一個女紅衛兵發現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來。於是紅衛兵們把她的屍體往車下搬，這時父親發現老太太雙手還被反剪著綁著。經歷這兩件事以後，父親對紅衛兵十分反感，直到現在當他看到有些文學作品描寫“老三屆”上山下鄉時所受的苦時還說，這叫罪有應得，紅衛兵幹過的壞事真是罄竹難書，紅太陽讓他們上山下鄉也是活該，這就叫“兔死狗烹”啊！因爲紅衛兵的主流就是“老三屆”。（在今天看來這種想法有些過於偏激，因爲根據一些人的回憶，“老三屆”畢竟也沒有全部參加打砸搶，很多人也是受害者。） 後來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父親就去聯繫計程車。當時的計程車可不象現在在街上溜達，招手就停，而是必須到個什麽“管理機構”去登記、預約後才可以使用。父親去登記時一個一臉橫肉的胖女人值班，雙腿叉開站著以表示自己階級立場站得穩。當父親說想用計程車時，那胖女人斜睨了父親一眼，操著一口京片子：“你什麽成分？”父親連聲說“工人，三代鐵路工人。”這才登記上——看看，如果說是地主成分，那就對不起啦，自個兒走吧您哪！ 1966年秋天，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降臨到我母親居住的小村莊。農村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天天拉外公、外婆批鬥。造反派先開始要母親與外公外婆劃清界限、“揭發”外公外婆，但是母親年紀雖小卻有骨氣，無論造反派如何恫嚇與打罵也不肯屈服。於是作爲地主階級狗崽子的15歲的母親也要去陪鬥。脖子上挂著十斤重的大木牌造反派還覺得不夠刺激，於是又加挂兩塊磚頭；一米五的大高帽戴在頭上在各個村巡迴遊街示衆，有時要連續不斷地遊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造反派還做了個蔣介石的類比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喊了，就往死裏打。前面我提到過的鄭八，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一腳踢翻；再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直到外婆渾身是血。每次被批鬥之前全家人都要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面對紅太陽喪心病狂的法西斯走狗，面對那些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禽獸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于水的親情。 | |
NO:983_3
| 讀讀樂 於 2002/08/29 02:50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有一種廣泛流傳的說法，說在大陸解決吃飯問題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成效，這是違背事實的。實際上解決吃飯問題的四大步驟都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取得的。首先大陸屬於季風性氣候，旱澇災害比較嚴重，農業的減災防災工作具有重要地位，而幾乎所有的水利設施都是在分田之前進行的，而且在分田之後，由於地方和個人利益的驅動，原有水利設施往往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其次，特別是以推廣雙季稻爲主要標誌（此外還有套種和間作）的復種指數的提高，使土地的産出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第三是化肥農藥的廣泛使用爲農業單産提高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第四是土壤的改良工作和土地面積的擴大，這個工作在分田到戶以後基本停止。 這四步在分田之前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分田到戶以後，在提高糧食總產量和大衆食品供應方面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重大進展。不過在城市和發達地區，由於培植富人的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副食品和一些從前沒有消費物件的高檔供應品開始有充足的供應。這確實是在老毛消滅富人和剝削階級的政策中看不到的繁榮景象，這同時也是對絕大多數人毫無意義的東西，不能武斷地把他說成是解決了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吃飯問題，這實質上只是解決了少數人的吃菜問題。 自從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包産到戶以後，已經接近20年了，在20年的歷程中，早期的新鮮勁業已過去，一些重大弊端卻日漸發展和積累。與此同時，西方一些人得意揚揚地宣稱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被大大地削弱了。 1、農業增産嚴重依賴增加化肥使用；目前國內的化肥使用量急劇上升，大江大湖的富營養化與此不無關聯。另一個更爲嚴重的問題是土地的有機質含量下降，土壤板結和退化問題突出，同時化學肥料的大量使用還形成惡性循環，要維持同樣産量也必須逐年投入更多的化肥。這是因爲單個農戶幾乎無法單獨進行土壤改良作業，只有別無選擇地增加化肥使用量。 2、一些有利於環境和長期穩定增産的措施和新技術難以推廣和落實；幾十年來，農民的生活習慣沒有太大的變化，燃燒薪柴作飯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大量的有機物被燃燒而沒有還田，導致土地肥力的持續下降。而在1970年代末，每個縣都已經設立專門機構開始推廣沼氣，但這個進程隨著分田到戶嘎然而止。新技術和科技成果難以轉化成實際的成果，與單個農民家庭對新技術的風險承受能力低、學習和接受難度大、投入和産出的比例過小有著不可回避的決定性作用。 3、一些舊的東西再度泛濫、管理難度增加、農村安定性降低；在分田到戶以後，沒有集體的協調作用和共同利益，許多原本不存在的個人矛盾突出起來，甚至幾乎一度被根除的宗法觀念也沈渣泛起。農民爭水的利益糾紛常常發生，而且在氣候乾旱時期的灌溉不能夠按保證本地區最大收穫來決定，而是屈從于平衡、甚至是誰家有勢力爭到水。退耕還林工作的難度極大，也與管理千家萬戶的分散農戶極爲困難有關。 4、整體利益非常難以體現；這表現在1950年代以來長達30多年的大規模土地改良和投入進程的終止，這是不言而喻的，沒有集體和共同利益，一些需要大量勞動的工作再也沒有能夠進行，如土地平整、低産田改造、鹽鹼地改造、水利設施的建設。而且改良誰家的田地、甚至是首先改良誰家的田地都成爲一個難以協調的難題。 5、整體産出水平達不到應有的水平；由於耕地被分給單個的農戶，一些農戶存在經濟和勞力上的困難，缺乏必要和及時的投入，土地的産出離當地平均産量差距很大，在宏觀上糧食總產量也達不到應有的水平。 許多年來一些人一直主張把土地私有化，其理由是這樣會讓農民更加注重土地的投入，行爲具有長期化，增加農業的後勁。若這些人不是從來沒有去過農村，就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對私有化具有根深蒂固的癖好。 在1949年以前的幾千年中，土地的私有化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事實。然而，土地的改良和投入的結果和成效並不能令人滿意，反倒是在分田之前的30年中，對土地的投入超過任何世代。不明白土地投入的特殊性，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 到目前爲止，科學研究的成果表明，在對土地的各種改良措施中，以土地平整所能起到的增産作用最大。主要在於大塊的土地不僅在耕作上更節省勞動量，而且到目前爲止也沒有發現比土地平整在保水保肥方面能夠體現更大的作用。經過農業和土壤科學家幾十年的研究，發現了一條我們老祖宗已經實施了幾千年的真理：修梯田能夠增産。由於修梯田所帶來的效益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回，也許投入需要幾十年幾百年才能抵消投資。所以通常的投資規律都指向這一投入是沒有效益的。而投入需要組織大量勞動力不計成效地工作，才能夠向自然求取更多的收穫。這樣的工作組織不是地主和資本家所能夠進行的，只有在人民公社化以後的共產黨各級政府才能夠有效組織這一工作。確實共產黨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在列祖列宗留下2億畝梯田的基礎上，又領導農民新修了2億畝梯田，黃土高原上的陝西鎮安一個縣就新修了4萬畝石埂梯田（因爲黃土具有濕陷性所以最好用石頭壘田埂）。 鹽鹼地改造和修梯田一樣都是極爲費工的事業，而且由於土壤元素有向地表遷移的特性，鹽鹼地的改造還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法，必須不時進行效果鞏固才行。河南周口地區的鹽鹼地被全部消滅，並相應進行了大量的土壤改良工作。這也是人民公社化的成效。 除了極其少的非典型的個案以外，由於農業的産出水平很低用水量又很大，各種水利設施也一樣難以在一定期限內體現投資效益。而且水利設施受自然條件的制約，這種自然條件並不按受益土地面積平均分佈，必然涉及跨地區的利益不平衡問題，甲地土地必須退耕而乙地才是受益者，由於農業的收益不僅難於有可觀的提高，而且也難以統計在具體數位上，利益的輸送問題是極爲難以解決的問題，按市場經濟或者私有化的絕對權益分清原則，恐怕永遠都擺不平，結果只好在大多數情況下放棄。相反，只有共產黨組織人民公社和社員，在30多年的時間裏，使用極其落後的螞蟻搬泰山的肩挑手提方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新修了80000多座水庫，33000公里的防洪大堤，在減災防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分田到戶以後，向個人所有制是走近了一步而不是相反，也是從集中到分散進了一步。分散的結果是土地的改良和投入更加難以組織和進行了。最近二十年來，農業的基礎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糧食的增産只是一味的靠增加化肥使用而已，這是朝不保夕的短視行爲。 在中國農村，以家庭爲單位的自然經濟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農民是一盤散沙的情況也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人民公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的經濟組織，它把分散的農民個人和家庭利益扭結在一起，使中國農民千百年來首次生活在一個集體之中，分散的個人力量第一次能夠比較好地進行集中，能夠幹成一些許多世代以來阻力重重的事業。 也許對於中國農民而言，這有點違背最自然的一畝三分地的古老觀念，在感情上有點心不甘情不願，但並沒有妨礙人民公社組織在它的二十多年的存續期間，爲農民生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和長足的進步。 也許人民公社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但是它是幾千年歷史中唯一有成功記錄的組織形式，它超越了一切空想和願望，給中國農村面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並在實際上極大地提高了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使中華民族的生存不再受到嚴重自然災害的威脅，爲新中國的工業化確立了一個可靠的基礎，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把解決吃飯問題說成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是站不住腳的。 相反，在近二十年內，農村的整體狀況沒有根本改善，和1958年開始的大興水利和農田改造相比，差距何其明顯。近些年來由於亂收費和高學費的刻剝，農村的狀況反而大有下降，失學兒童數目巨大，如果不扭轉這個局面，中國的成人識字率有可能退到印度的水平。更爲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合作醫療也被輕率地抛棄，使得中國農村的醫療保健水平也急劇下降。歷史終將回到它本來的面目，抛棄人民公社和公共的教育醫療服務，是非常愚蠢的行爲。中國農村人口基數龐大，農村狀況的改善極大地影響中國的整體水平，直到今天，按人文發展指數進行衡量，中國得分和排位大大超過人均GDP水平，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在大多數人的教育和衛生保健方面，達到了其他國家在同等收入水平所達不到的高度，而這一切都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寶貴遺産。 在沒有更好的組織形態時，愚蠢地全部地解散人民公社，盲目廢除公共服務，是蓄意把髒水和小孩一起潑了出去，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翻案不得人心。 2000年5月30日星期二 | |
NO:983_4
| 讀讀樂 於 2002/08/29 02:53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作者：李昌平 http://huiluotuo.top263.net/index.html 一致的看法是“分田單幹”給了農民生産經營的自主權，我認爲只給了一半的自主權。農民不生産——休耕，行不行？現在是不行的。因爲休耕除了要繳納全額稅費外，有些地方政府還要收取“閒置費”。所以，農民不得不被逼著生産，這就談不上自主權了。我建議給農民休耕——不生産就不納稅費的權利，其理由如下： 1、不允許農民休耕的生産，既不是計劃經濟行爲，更不是市場經濟行爲，是一種強制勞役的政府行爲。這實際是強制農民無償或低償提供勞動和土地結合，爲整個社會提供生存保障。這對農民是極不公平的。 2、現在，農產品大範圍、多品種生產過剩，價格不反映價值，農民種地出現了增産不增收，甚至虧本的現象，且這種現象有越來越普遍化的趨勢，這就是不許農民休耕——強制生産的結果。這樣下去，既傷害了農民，又不利於農業技術進步，更不利於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3、農民休耕是市場行爲，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是理性的選擇。不允許農民休耕，既不可能使農業經濟走入市場經濟的軌道，更不可能使農業經濟走入計劃經濟的軌道，其長期維持的結果是殺雞取卵，農民的再生産能力將逐步散失，農業濟濟不僅不能現代化，相反會更加原始化。准許農民休耕是市場農業的准生證，也是小農經濟過度到現代農業經濟的通行證。 4、准許農民休耕，不會造成農產品短缺。家庭經營制度是農產品生産的加力器，休耕則是農產品生産的穩壓器。家庭經營造就了2億多個農產品生産經營主體，只要農產品生産經營有利可圖，農民就會積極生産經營，二十年的實踐充分證明家庭經營解決農產品短缺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對於盲目生産、全面過剩的問題，我們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沒有給農民休耕的權利。 5、休耕對財政有利。由於糧棉等農產品大量過剩，國家每年都要爲“強制”生産的農產品收購付出500億元以上的財政損失，而農民每年的農業稅才繳納400億元。所以，從財政的角度來算賬，休耕對財政有利。 6、此外，休耕有利於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從而有利於農產品生産最優的區域化佈局的形成，有利於農業産業化，有利於提高國土資源的生産利用率。休耕有利於農業內部的各種資源按市場規律優化配置，有利於農業內部的結構調整，有利於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 |
NO:983_5
| 阿窗 於 2002/08/29 03:04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努力囉 不過偶看得有點給他@@@@@@@..................^^ | |
NO:983_6
| 讀讀樂 於 2002/09/06 17:16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李犁http://www.phy.pku.edu.cn/xuesheng/dxhd/shijian/ganxiang4.htm 自1968年至1978年十年間，當時還是一個生産小隊的小崗，全隊每年糧食産量不到1．5萬公斤，人均收入不足20元，口糧只有百餘斤，有多一半的人在外地討飯。十年間小崗村沒向國家交過一粒糧，集體的公共積累只有幾間空落落的牛屋和一張犁、一桿秤、一隻鬥。每年打場的場滾子一停，社員們便拉上要飯棍兒去流浪。嚴巨集昌給自己定下的最大目標，就是讓人人都能喝上一碗稀飯，不再背井離鄉。這一年，他與另外兩名隊幹部嚴俊昌和嚴立學壯著膽子，給每戶多分了一些自留地，秋後算賬，每家一畝自留地的産量，竟比隊裏２０畝地的産量還要高。於是嚴宏昌明白了，小崗的土地並不是不長糧，關鍵是體制限制了人們的積極性。一個傍晚，他凝視著腳下的土地，心中蟄伏著的夢想驟然之間迅速膨脹。在反復徵詢了各家的意見後，隊幹部決定把所有的土地都分到各家各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小崗村各家的戶主在村西的嚴立華家召開了秘密會議。２０戶人家除有兩戶仍在江西要飯，有１８戶到場。會上社員們一致通過了分田到戶的決定。最後嚴宏昌在一張計工用的紙上寫下了生死契約……如此後能幹，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幹部爲分地進了大牢，每戶要保證輪流送牢飯；如果殺頭，其餘幾戶保證將我們的子女撫養到18歲。……１８家戶主分別簽下了各自的名字，並按上了鮮紅的手印。幾天後，土地便在悄然無聲中分下去了。雖然還是冬季，但各家的老老少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忙碌著，這是小崗村２０年來從未有過的。 小崗村分田到戶的消息，雖經嚴格保密，但仍像一股風，很快吹遍全縣。小崗人緣于求生的本能，在不意識的情況下以原始連保契約的方式實行的大包乾，第一年就顯出了成果，全村糧食總產量已達到前１５年的總和，人均收入也是上一年度的２０倍。他們第一次向國家交售了糧棉油，還清了２０年來吃救濟的貸款。對此，鄧小平同志１９８０年５月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中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産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值得研究。此後，大包乾迅速蔓延全國，小崗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在鳳陽縣小崗村走上包乾道路後，四川也出現了包乾現象，又經歷了成都會議，終於確立了大包乾的合法性。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十年，而當初由那十多位農戶發起的這場中國農業體制改革完全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促進了農業生産的迅速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而且，更進一步地，這股改革之風也吹進了城市，由工廠到政府一系列改革轟轟烈烈進行起來……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由農民對屬於自己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支配使用形式的改變時，卻要他們以不亞於造反地膽量，以按血手印來訂立協約，這當然是因爲他們知道，如果此舉暴露，他們很可能就會像他們協約中所說的那樣：被殺頭，雖然當時的法律並沒有哪一條允許政府這麽做。一切就因爲分田到戶這四個字在社會主義中國已經被打入另冊：1962年，毛澤東宣佈這是導致中國分化爲貧富兩極，以至最終必會資本主義復辟地行爲，並且由此演繹出那個著名的論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同時，若干年來，于分田包産有關的人均身敗名裂，總數可以百萬計。就以1956年4月中國有名的第一次包産到戶行動作爲例子吧：當時的浙江省永嘉縣年僅24歲的農業書記李雲河及長他5歲的下級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被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針，但當他們到鄉下去觀察合作社的情況時，驚訝的發現鄧子恢所說的農民的消極抵抗情緒是如此強烈。幹部胡亂派工和農民怠工隨處可見。經過調查和思考，李雲和所下的判斷和毛澤東相去甚遠，毛認爲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到來，李則認爲，個體農民勞動的主動性和細緻性乃是傳統農業中的精華所在，而這種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來支援。所以，動搖農民個體利益的集體勞動，必會導致農民的缺乏主動精神和粗耕濫作。1956年5月，經上級批准，李雲河、戴潔天、李桂茂在永喜縣燎原農業合作社試點包産到戶。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戶經驗總結》小冊子面世。在農民的喜慶聲中迎來了1958月2月14日的永嘉縣四級幹部會議，李雲河的多勞多得、包産到戶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典型。劃爲右派，開除黨籍，李雲河、戴潔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當其衝的雙料貨。曾有一大字報作了精闢概括李雲河：在農村搞包産到戶，在工廠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門……李雲河成了目無組織的墮落共產黨員。 之後，60年代又有一次較大的包産到戶的實行，同樣被扼殺在搖籃中。那麽，70年代末期安徽小崗和四川的包産到戶爲什麽能夠成爲燎原之勢？其重要原因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們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有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在我們的党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後，被廣大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氣候。但是當時在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中還寫明不許包産到戶，不許分田單幹。1979年9月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也仍然規定：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産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産到戶。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爲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可是，在當時的中國，兩個凡是所代表的個人崇拜仍然籠罩著中國，自從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爲全黨進一步推行個人崇拜在理論上開了綠燈以來，這個陰影一直沒有散去。在這種情況下，小崗村開展包産到戶是頂著極大的壓力的。即使是現在，我們所探訪的當年帶頭人的妻子在談話時仍然只敢說要是政策50年不變就好了。幾十年來，政策確實瞬息萬變，而且多半是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主觀願望和爭鬥的結果，即使在包乾實行之後，對這個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麽順眼，我們的做法是允許不同觀點存在，拿事實來說話。農村改革，開始的一兩年裏有些地區根本不理睬，他們不相信這條路，就是不搞。觀望了一年，有的觀望了兩年，看到凡是執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來了，他們就跟著走了。這裏指的不是農民群衆，主要是一些領導幹部。所以，改革的政策，人們一開始並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過事實的證明才能被普遍接受?quot; 他們完全沒有從農民利益出發，沒有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忽視了真正民主的意義。 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經濟著手。中國有八分至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能好起來。要想真正使中國富強，必須首先搞好基層經濟基礎，而要搞好這個經濟基礎，必須虛心聽取勞動群眾的意見。要知道，真正的勞動群眾，才是煥發著勃勃生機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創造者。 | |
NO:983_7
| 讀讀樂 於 2002/09/06 21:18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人民日報特約記者 康濯2002年6月25日 星期二【看中國報道】 也許我把謝坊村描寫得有點兒誇張，其實徐水的文化村已經出現了不少。大寺各莊和南張豐也是文明興盛，大王店辦起了藝術訓練班，北裏村的獅子舞走遍了歐洲，遷民莊吹歌會的演奏通過廣播電臺傳遍了全國。史瑞的舞蹈，留東營的劇團和創作組，以及崔莊農民的自學學習，同樣都航在再文化海洋的上游。但是人民公社和共産主義的最重要的標誌，還在於糧食的高産。 徐水有二百多座水庫和兩千多眼機井，動力抽水機一千台，已經實現了灌溉機械化。有二十多輛拖拉機，完成了軸承化和正在完成農具改革的半機械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大王店聚寶盆水庫附近通過鍋陀機供養的山藥地，一棵秧子就已結了十二斤果實，這自然是正在成長的衛星。大寺各莊的衛星山藥更是花樣繁多，毛主席看過的一種糞堆形山藥，是用糞和土壘起來的一個個堆堆，在堆堆上栽滿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實。還有毛主席看過的一條埂道上分別是秧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藥，過去每畝兩千棵秧子的耕作法發展到這裏的每畝一萬五千棵，計劃産量是從每畝二十萬斤直到一百萬斤。大寺各莊還有多樣化的沼氣山藥。用糞壘成個堆堆，外面使土密封，土上栽滿山藥；堆頂上插一個竹管直通糞堆，從竹管上澆下水去催動肥料發酵並放出沼氣，這樣來養育土層和作物。或是用糞壘成一個長長的對稱的山坡，沿著山坡把土砌成一級級的樓梯，在每一級樓梯上栽山藥。再就是用糞壘成一個圓錐形的寶塔，再沿塔坡把土圍成一層層環形的梯級，在每個梯層上栽山藥。這後面兩種沼氣堆的頂部，也都插入了澆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莊的多樣化的沼氣堆，現在已經發展到栽種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是栽種蘿蔔。所有這些利用沼氣或不利用沼氣的衛星作物，不僅糞大水勤，而且還施鉀肥、噴磷肥和灑生長素，大寺各莊畝産百萬斤的山藥，甚至還澆狗肉湯。 一畝山藥一百二十萬斤 沼氣作物和使狗肉湯肥田，並不是大寺各莊所獨有。漕河人民公社的漕莊，有一塊二畝六分地的沼氣試驗場，那裏更是花團錦簇。那是當地過去的鄉黨委第一書記劉廷奎所主持的科學研究組的野外實驗室，組員有鄉技術員曹清海，村支部書記魏克敏和過去的農業社主任魏文林，以及其他幾個社員。那片長方形的地裏，最北頭的中部是一個二分地的塔行沼氣山藥堆，十五層環形梯級，折合平地四分，插秧五萬棵。西側六個小堆，有三堆沼氣山藥，共占地一分，插秧數各爲三千五、一千七和一千五百棵，另外還有三堆不帶沼氣的山藥。這幾個堆堆大小都相同，是爲了比較有無沼氣和稀密栽植的好壞而採取不同措施的。南面還有一個弓圓形的沼氣山藥，下鋪一層平均二尺厚的馬糞，上面是糞土，再上面一層是好土，這個立體折合平地一畝三，插秧七十五萬棵。此外，兩側的零星空地還有一些平地沼氣山藥，和一畝六千棵的給秧子搭了架的山藥。那一畝拱形山藥計劃産一百二十萬斤，只要每一棵上長斤半多山藥，七十五萬棵秧子就可以保證這個衛星數位；從眼下的生産情況來看，這一顆衛星上天應該說是毫無問題，因爲一棵長一二斤山藥本來就是值不得一提的低産。那二分塔堆上的五萬棵秧子，看現在的情況，也可以成爲畝産百萬斤的衛星射上天去。一畝六千棵的搭架山藥，共灌了四條狗的肉湯，也已長成了茁壯的衛星模樣，看來同樣會直上雲霄。 一棵白菜五百斤 這塊沼氣試驗場的南端和兩側，還有磨盤形的、圓瓦形的以及每條埂道上種四行或六行的白菜和蘿蔔。從白菜衛星來說，大寺各莊有一分菜地堆了四十個方形的立體，每個立體面積二平方尺，每個立體上要求長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漕莊試驗場的平地上也有計劃培育成每棵五百斤的大白菜。而漕莊試驗場地的中央空地上，還有用大瓦罐和大花盆擺成“衛星“二字的一片試驗作物，罐內和盆內種了四樣不同的蘿蔔和許多白菜；有一個大花盆移栽了一棵多穗玉米，給打了5C.C.葡萄糖；另外一個盆裏是一棵山藥，主秧分出十三株，又因壓蔓而變成二十六株，連同主秧，共二十七處長山藥；這棵山藥注射了二十C.C.葡萄糖，要求單産一百斤。這整個試驗場原來是一片荒墳野地，但現在，緊鄰這裏的保定郊區每天都有人過來遊覽，說是來逛花園。 小麥畝産十二萬斤 清莊也和大寺各莊與謝坊一樣，是已經電氣化的村子。沼氣試驗場裏也就有電燈設備，有夜晚亮堂堂的科學研究組的試驗棚兼宿舍棚。試驗場邊還正在修建一個水塔，準備以後給這裏作人工降雨。現在試驗場邊還翻了一畝準備種冬小麥，由於我在很早以前和劉廷奎研究過高産小麥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畝地邊詭秘地眯著眼兒笑問我： “你猜猜這畝小麥要搞多少萬斤？” “八萬？”我反問著。這是我聽說過的最高的數位。 “嘻嘻”，劉廷奎用巴掌捂著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這搞的是十二萬斤！” 想要畝産十二萬斤小麥！我實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聽說過這種事。我問劉廷奎的措施，他告訴我，現在是在讓伏天的太陽照曬翻開的土，然後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紅土層翻上來同好土和勻；施底肥三十萬斤；種子先進行人工培育，剛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糞大燒芽；土地疊成堆形，利用沼氣養育，人工降雨澆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補；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長八十粒小麥，就是畝産十二萬斤。 多麽豪壯的雄心！多麽宏偉的氣魄！劉廷奎還在培育多色棉花和新的山藥品種，並在個人生活上攢錢買照相機；他要用照片來紀錄科學試驗的過程，用照片表揚先進和推動工作。他有著衝破天的樂觀和朝氣，一刻也不放鬆向別人學習。用狗肉湯上地，就是從大田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高玉生那兒受啓發而來。他同高玉生以及現在漕河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師義發，是長期競賽的死對頭和互相學習的好同志。師義發在南亭村搞了大面積的多穗玉米衛星，如今棵棵近丈高，每棵九、十個穗。劉廷奎也搞了八十畝高産多穗玉米，並搞了多穗高粱。這些衛星作物在大寺各莊和謝坊也都茂盛無比。他們和大寺各莊都還搞了每畝四十萬棵的衛星穀，現在棵高一公尺多，稭杆粗如木棍，穗長五寸，至少可以達到畝産兩萬斤。 皮棉畝産五千斤 最後還該回到大寺各莊，回到那兒的七畝棉花地。那裏毛主席看過的三棵棉枝都綁上了紅布。每畝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誰看了都說那是棉花樹。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個，成鈴四十個，花蕾四十五個；成鈴最多的已達一棵一百一十個，眼前的情況就可畝産皮棉近二千斤。但人們還要叫棉棵長到八尺高，叫每棵長一百二十個棉鈴，以保證每畝産五千斤皮棉。這七畝地的耕作有稀密對比和早晚對比的，還有搭起棚子，晚上在頂棚蓋被單，棚下用電燈光照明的催生的一片。這裏畝施底肥五萬四千斤；過磷酸鈣一百二十斤；追硫銨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長素和鉀鹽各四次，噴磷四次，除蟲七次；鋤八遍，澆水兩次，整枝十八次。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負責同志再三說過要趕快拍成電影。這片棉花將如許多人所說今年秋後農業上不知要出現多少嚇人的高産怪事那樣，會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 全縣糧食畝産二千斤 所有這些將要發射的高産衛星，和徐水的大面積豐產田連成一氣，要把這兒的糧食畝産從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今年的兩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視察，就是目前爭取兩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産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的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可除了幾萬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 唱不盡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頌不完人民公社的燦爛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原載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作者：於建嶸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湖南部分縣市政治制度史的實證性研究後認爲，人民公社時期政社合一體制是在國家主導下産生的高度集權的鄉村控制體制，它通過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統轄而實現了對鄉村社會政治及其它一切領域的控制，極大地強化了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也從根本上破壞了鄉村社會秩序的基礎，産生了災難性的社會後果。這種體制産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則是，國家無視傳統社會秩序對鄉村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力，而無限度地擴大了國家主導鄉村社會的範圍並錯誤地選擇了發揮作用的方式。 關鍵字：政社合一；鄉村動員；國家能力；有限主導 （一） （二）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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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樂 於 2002/09/07 00:40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2002-07-0903:18:06)) 作者：溫鐵軍 一、引言：“翻番”與問題 新中國50年，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持續增長，農業生産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農業主産品供需基本可以保證總量平衡。大多數農產品的人均佔有量達到或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人口增長翻番、人均耕地面積相應減少了一半的情況下，仍實現了糧食産量翻番：分別從1949年的410億斤/4.5億人，增加到近年來的1萬億斤/12.6億人。 另一方面，近年來農業不斷大豐收導致了農產品的銷售困難，種植業從過去所說的低效益，演變成“負效益”。鄉鎮企業增長幅度和吸納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能力連年下滑，農民收入又出現了連續負增長。 不僅造成基層政府稅費徵收困難，鄉村組織因此大量負債，而且由於占人口70％的低收入農民滯留在自給自足的傳統鄉村，使“大中國、小市場”的矛盾突出，拖住了“擴大內需”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後腿。 考察中國農村發展，我們注意到，這50年也是其出現比較顯著的制度變遷的特殊歷史階段。當把50年的農村經濟制度的形成與演變，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待時，也許能夠分析其演進過程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 １．三次土地制度變革與農業現代化縱觀建國50年，我們都會清晰地看到，以農民爲主體的、以按社區人口平均分地爲實質內容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革已經進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是1978∼1982年的“大包乾”，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實“30年不變”的延包政策。每次間隔不過20∼30年，也就是大約一代人。 ２．鄉鎮企業改制與農民收入問題近年來人們還看到：一方面，過去毀譽參半、但仍然被政策文件肯定爲“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近年來正在金融、稅收和政治環境不斷惡化、大面積推行“股份制”改革之中，逐漸脫離過去替政府承擔的“以工補農”和解決農村就業的職能。 ３．我國農村的經濟制度取決於“內生性變數”百年近代史上，無論是通過革命，例如解放前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還是通過改良，例如“大包乾”或者“股份合作制”；總之最終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決於我們這個人多地少、農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某種“內生性變數”。 二、背景：國情矛盾與經濟增長 1杄“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無論社會性質如何變化，“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都是對農村基本制度變遷發生長期影響的內生性制約。解放前我國農村儘管土地佔有絕對不平等，但地權呈分散趨向；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演變爲：地主佔有權與農民租佃使用權的“兩權分離”，以及村社公田與農民私田“兩田制”。因此，不論今天人們怎樣評價，“兩權分離”和“兩田制”其實古已有之，而且是內生的長期性制度。解放前主要社會矛盾從現象上看是地主與農民，實質是工業化發展提高了農業商品率，使剝削率大大高於地租率的“剪刀差”和高利貸有了破壞穩態結構的小農經濟的歷史機會。解放後，50年代的土改、80年代的大包乾和當前推行的“30年不變”，事實上每次都只能以村社爲單位實行內部均分制，於是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村社經濟”，而不是與其他東亞國家類似的以土地私有制爲基礎的“小農經濟”。現在我國農村大多數地區的土地制度，在形式上與解放前是相似的，即：村社所有與農民承包使用“兩權分離”、責任田與口糧田“兩田制”。隨人口增長，對農村土地制度變遷起主要制約作用的基本國情矛盾越來越突出。而且從中長期看不可能根本改變，只可能有所緩解。是否真正能夠緩解，則要取決於對基本體制矛盾的改革。
四、改革：農村基本經濟制度 五、配套：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 注釋： | |
NO:983_9
| lazycat.com 於 2002/09/07 05:00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第一篇關於土改的，有點問題：將土改和後面幾年的合作化混同了 中國共產主義最有生命力的幾年就是土改後到大躍進前這幾年（北方共軍控制區的土改進行的很早， 如果沒有土改分田到戶，也就不會出現小車推出來的淮海戰役， 甚至中共就無法取得政權， 另外大躍進餓死人的事，其他地方確實不太清楚，我家因爲在湖南衡陽，算是比較富庶的地方， 我專門問過一些老人，非正常死亡率在5%左右，算是一個參考吧 | |
NO:983_10
| 讀讀樂 於 2002/09/09 23:52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張廣友http://chinaeco.members.easyspace.com/data/003contract.html １９７９年春天，在鳳陽縣實行“大包乾”到組的同時，梨園公社最窮的小崗生産隊，實行了包乾到戶。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１９７８年冬天，這個只有２０戶人家的生産隊，劃分４個包乾組。幹了不多天，組裏又産生了新的矛盾，於是每個組又“發叉”，全隊又分成了８個小組，每組只有２－３戶，差不多都是一個門兒的，有的是父子組，有的是兄弟組，可是沒幹幾天，又有吵架的，還是幹不好。一天夜裏，生産隊召開社員會解決矛盾。會開到快天亮了，矛盾也沒解決好。於是有的社員說：這樣幹不好，乾脆包乾到戶，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生産隊副隊長閻宏昌說：“如果大家能答應我兩個條件，我就同意包乾包到戶。第一，夏秋兩季打的頭場糧食，要先把國家的公糧和集體提留交齊，誰也不能裝孬種；第二，我們是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不准對上級和隊外任何人講，誰講誰就是與全村人爲敵。”有位老者說：我看再加一條，今後如果隊長因爲讓我們包乾到戶犯法坐班房，他家的農活由我們全隊包下來，小孩由全隊養到１８歲。大家異口同聲表示同意，並賭咒發誓按這三條辦。於是，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丈量土地，一個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小崗人不說，鄰隊的社員也能看得出來，別的隊幹活都是一幫幫的，只有小崗是一家一戶，公社聽到鄰隊反映小崗“單幹”了，趕快去調查，果然不錯。問他們：“叫你們大包乾到組，你們咋到戶了？”“組再小，哪怕兩三戶，也是集體的，戶就不同了。”於是硬性叫他們並到組裏幹，不幹就不發給種子、肥料、耕牛和貸款，可是，小崗群衆不管你好說歹說，死活硬是不並，僵了好長時間，影響了春耕生産。４月初，縣委書記陳庭元到小崗檢查工作，公社幹部向他彙報小崗群衆自發“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陳庭元與公社幹部一同到隊裏瞭解情況以後說：“他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麽資本主義？全縣有兩千多個隊，就算這一個是搞資本主義，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經分到戶了，就先讓他們幹到秋後再說吧！”就這樣，小崗隊的包乾到戶幸存下來了，大包乾開始由組到戶。 由於包乾到戶任務更明確，生産更靈活，方法更簡單，利益更直接，優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崗生産大豐收，全隊全年糧食總產量達13.3萬斤，是上年的４倍。這個合作化以來２３年中從未向國家貢獻一斤糧食的“三靠隊”，１９７９年包乾到戶一年，第一次就向國家貢獻糧食６５０００斤，油料２００００斤，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８００元；第一次留儲備糧１０００多斤，留公積金１５０多元。由於生産發展，社員收人大大增加。據統計，１９７９年全隊農副業總收入４７０００多元，平均每人４００多元。最好的戶總收入可達５０００多元，平均每人可達７００多元；最差的戶平均每人收入也在２５０元左右。 農業豐收了，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陰雲消失了，人人歡天喜地，人人笑逐顔開。“參觀”的人來了，他們總是像接待客人一樣，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客人問：“今年夠吃不夠吃？”他們總是指著滿滿的囤子、圓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說：“看！這不都是糧食，過去隊裏的倉庫也別想有這麽多！” 過去收割季節，到處防偷竊，看場的看場，看田的看田，還是免不了丟黃豆、少山芋。去年那麽多花生都拔在田裏，曬在田裏，那麽多山芋幹都抛散在荒野上，從未發現有人說誰家的東西少了。深秋季節，成片柿園，火紅的柿子挂滿了枝頭，沒有人去摘。群衆說：“不稀罕了！” 一年收了這麽多糧食，生活得到這麽大的改善，這是小崗人不僅看都沒看到過，而且連想都沒想到過的事。小崗人不討飯了，天天吃細糧，還爲國家做了貢獻，人人打心眼裏高興！他們說：大呼隆幹了２０年，越幹越窮，什麽“絕招”都用過了，就是治不好我們隊的“窮病”，包乾到戶一年就治好了，真是千條計，萬條策，不如“到戶”一劑藥。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擁護，我們贊成！ 當小崗人正爲包乾到戶興高采烈的時候，包乾到戶的“吸引力”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小崗生産隊“包乾到産”幹了一年，誰也沒有去總結它，更沒有人去宣傳它，在縣裏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爾出現小崗的例子，也都被謹慎地刪去了。但是這裏的情況卻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在那些窮困地方很快傳播開了。在梨園公社一些和小崗情況差不多的生産隊，小崗已經成爲群衆議論的中心。他們說：“同是一個政府領導，小崗能幹，爲什麽不叫我們幹呢？”儘管公社三令五申，講得嚴厲，不准包乾到戶，可是秋種時，有的地方還是採取“瞞上不瞞下”的辦法，學習小崗了，群衆一夜之間就把田劃開了，把牛分好了，雞一叫就下地種麥了。這年秋種時，鳳陽全縣有１／３的生産隊在暗暗地學小崗，許多包乾到組的生産隊，在向包乾到戶“滑”。梨園公社領導怕惹出“禍”來，叫小崗隊從“包乾到戶”再攏回到“包乾到組”。小崗農民群起反對，堅決不攏；公社領導一再做工作，硬要強行收攏，群衆堅決不幹，於是紛紛跑到縣裏找領導說情。 由於壓力太大，縣委有些幹部也發生了動搖，１２月２７日，他們把小崗生産隊副隊長閻宏昌找到縣委黨校，對小崗搞包乾到戶進行批評。閻宏昌反駁說：我們搞包乾到戶不僅是縣委領導同意了的，還是地委領導批准的，你們如果不信，可以馬上打電話問地委書記。 電話接通地委後，地委書記王郁昭明確表示，小崗生産隊搞包乾到戶是經過你們縣委和地委同意的，壓力再大也不能動搖，不能再合併起來。省委馬上要召開農村工作會，到時候，我找你們談。 在這之前，縣委於１２月中旬，曾派辦公室的吳庭美去小崗瞭解情況，吳庭美經過深入調查，仔細分析，寫了一篇在我國農村改革過程中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調查報告： １月２４日，正當小崗農民在緊張不安等待上級領導表態的時候，我們隨同萬里來到小崗生産隊，萬里下車以後，二話沒說，挨家挨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裏放不下，放到外邊埋蓄起來了。萬里看過之後，高興地對小崗幹部和群衆說：“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幹。你們這樣幹了，我支援你們。”當有的社員說: 現在有人批我們小崗`開倒車`時，萬里當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們幹三年，我批准你們幹五年。只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這對多年吃夠“左”的苦頭的小崗農民，是個莫大的支援和鼓舞。他們聽到萬里這句話，高興得快蹦起來了，心裏一塊石頭落地了。有的社員顧不上再與省委第一書記吐心聲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們一邊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讓大家共用豐收之果實，一邊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裏裝。此景此情，萬里感動得熱淚盈眶。他語重心長地對隨行的地、縣負責人說：“咱們不能再念緊箍咒了，你們說是不是？”一位鄉幹部問萬里：“別的地方要學習小崗搞包乾到戶可中？”萬里說：“可以，只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哪個學都行！” 萬里小崗之行，肯定了包乾到戶，使鳳陽縣的大包乾責任制，在進一步完善中迅猛發展。 １９７９年，鳳陽全縣糧食總產量達四億四千多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４９％，人均收入達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長８５％。僅僅一年的時間，就摘掉了逃荒要飯的帽子。 大包乾，結束了鳳陽人民六百年來的討飯歷史。 | |
NO:983_11
| 讀讀樂 於 2002/09/13 00:13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盧 邁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981119.htm 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性起點，中國的改革已進行了20年。改革率先從農村取得突破，在大約四年的時間?，全國絕大部分村莊中，家庭農業取代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人民公社被廢除了。 在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下，中國的農村改革為甚麼可以推進得如此迅速，並取得農村經濟增長的巨大成功？應該說，中國改革的進展是與政策決策方式相聯繫的。正是中央與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上下互動的決策過程，實現了農村體制的巨大變化和農村經濟的迅速增長。 一 決策模型 二 改革過程的起點和農民的要求 | |
NO:983_12
| 讀讀樂 於 2002/09/13 00:22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http://202.84.17.11/big5/ggkf/02/981061639342.htm ２０年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掀開了中國歷史的嶄新一頁﹒２０年來﹐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在中華大地洶湧澎湃﹒改革的突破﹐是億萬人民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於探索､大膽實踐的結果﹔改革的成功﹐歸功于鄧小平理論和党的基本路線的正確﹒ 為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２０周年﹐從今天起﹐本社播出《改革從這裏突破》等一批專欄稿件﹒回眸那一個個令人難忘的瞬間﹐一件件震撼全國的壯舉﹐一次次發人深省的探索﹐一項項影響深遠的決策﹐無不閃耀著鄧小平理論的思想光芒﹒這是２０年來全黨和全國人民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邁向新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輝旗幟﹒（編者按完） 新華社記者 沈祖潤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２日﹐在大包乾２０周年前夕﹐江澤民總書記來到了小崗村﹐熱情贊揚“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小崗人“敢試敢闖的改革精神”﹐勉勵他們再創輝煌﹒ | |
NO:983_13
| 阿窗 於 2002/09/15 17:17 | |
| Re:請教:中國農村的圈地運動 | |
有意思 如何在大包乾過程中進行土地兼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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