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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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嘛呢叭咪吽 於 2002/08/19 23: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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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本質 --------------------------------------------------------------- 二二八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國家暴力的屠殺，主導此場屠殺的當政者卻順水推舟導向了「省籍衝突」，國府一方面藉此凝聚執政團隊的向心力，一方面利用強大的排他性排擠了本土的菁英。直到蔣經國的「吹台青」政策，才漸漸抹去這幕灰暗的濃霧。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的本質就是暴力，「思想暴力」、「司法暴力」、「國會多數暴力」、「媒體暴力」以及與黑金掛勾的「黑道暴力」與「金融暴力」。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是一個充滿理想的改革團體，然而自從中華民國創建之後，卻已經變成一個以暴力為本質出發的政黨。 倘若國民黨主導的的國家暴力，還能被扭曲成「省籍衝突」，也讓國民黨、新黨利用此問題在眷村內大搞凝聚群體意識的省籍情結。那麼所有的台灣人，不管是那個族群都必須自我檢討，已經五十幾年了……已經五十幾年了，人生有幾個五十幾年可以讓他們玩弄？ 國民黨的國家暴力本質在中國大陸早已顯露不已，早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總工會六十五萬人站起來驅逐了上海的奉系軍閥，迎接所謂的北伐國民黨軍入城。但是這些總工會六十五萬人的下場如何？的確這批人是親社會主義，但是僅僅因為思想信仰的不同，蔣介石的軍隊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就逮捕坑殺總工會領袖，並幾乎將所有的工會人士全部逮捕屠殺。這樣的結果導致了你我在國民黨的歷史課本上熟知的「寧漢分裂」，這是宋慶齡為首的另一支國民黨系統不滿蔣介石的屠殺手段所引發的「國民黨分裂」，但是國民黨的歷史課本卻告訴我們蔣介石是國民黨的「正義」化身，我們，看不到歷史的真相。每當想起這段歷史，在遙遠另一岸的苦難到底還要反覆上演多久？上海的六十五萬人，比起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三十萬算什麼？國家暴力對付自己同胞的殘酷更甚於戰爭中的交戰國。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遇害者，根據九零年官方的報告粗估一萬八千到二萬八千人，或許國民黨的國家暴力對台灣還算仁慈吧！我們是該哭，還是該笑？ 國民黨(包括自稱正統的新黨)湮滅歷史證據、扭曲歷史真相、拒絕公開歷史事實、拒絕為自己主導的國家暴力道歉，延續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不管是連戰、宋楚瑜、蕭萬長，至今還主導所有的「暴力」，有誰對這些「暴力」道歉與檢討？更甭談遠在五十幾年前的「二二八」。 國民黨、新黨口口聲聲要我們「向前看」，不要回憶過去。歷史的價值就是讓我們檢討反省過去與避免重蹈覆轍；受傷的人不讓他哭出聲宣洩情緒，受傷的人要如何療傷止痛？但是過去主導國家暴力的國民黨和新黨，卻一再反對受傷的人哭出聲，迴避面對二二八……請問，我們還要在黑暗的角落啜泣多久？ 「二二八」是「國家暴力」，「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二二八」當時的受害者雖然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本省人，但是在國民黨的國家暴力之下，不管你我是原住民、客家人、河洛人和新住民，現在，大家都是國家暴力之下的受害者。請問，我們還要受傷多久？ 附註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兩件重要疑點釋疑： (一)對於國民黨過去長期宣導二二八事件是「中共」策劃，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藉此強調政府對二二八事件採取的手段是「對」的。 釋疑： 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領導的台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台灣共產黨是接受日本共產黨指導成立，台灣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在當時都是平起平坐的第三國際勢力。 謝雪紅是在二二八事件後赴中國投靠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之後「新的台灣共產黨」才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一支，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灣共產黨組織(二七部隊)與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二七部隊只是台灣所有反抗者的其中一支，二七部隊的影響力侷限於台中地區。 (二)李敖一再在二二八相關的討論中，利用二二八事件中唯一一件反抗者(或稱本省人)強暴外省婦女的事情來「擴大渲染」，藉此強調二二八事件中，「反抗者就是暴民，執政者對付反抗者的手段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有多少人了解李敖利用大時代中的一件小事來渲染捏造大時代的歷史真相，李敖一再地在媒體大談此事，無知的人民就以為「是的！二二八被殺的這些人就是該死，因為他們就是暴民」。 二二八事件中，發生在「新竹」的強暴案是整個二二八事件中的「唯一」，這是反抗者極度的錯誤行為，但是有多少人去了解這是大時代動盪中的例外事件。個人認為李敖是一個認真的學者，但是李敖卻也是國民黨政府「省籍情結」之下的「受害者」，將省籍的意識投射在歷史的評論上，我，不怪他，畢竟所有的台灣人都是二二八的受害者。我只要求：「國民黨請還給我歷史真相。」 戰爭的本質是一種屠殺，它是不同的族群以相近的力量互相殘殺；但是平民屠殺並不是戰爭的屠殺，平民屠殺甚至發生在同一族群中，掌握權力者下令大規模地殺害無所力量的平民，殺人者和被殺者之間，在權力的擁有上，產生了極大的差距------正是這種「權力的差距」使得平民屠殺殘酷地發生。 要問什麼是「權力的差距？」，或許我們先該問問「權力」是什麼？何以有人會掌握如此大之權力，大到令他可以肆無忌憚地下令屠殺一般平民？ 權力，power 是一種物理概念，能造成物理事物改變的力。武器能施放鉅大的力量，破壞人類的物理身體，使他死亡，武器是權力的象徵、權力的施放閘口，掌握武器便掌握一定程度的權力。但武器本身不會自動施放權力，必然是有人去使用它，透過它來施放權力，所以，武器本身並不擁有權力，它只是權力的工具，是使用它的人才有權力。如果一個人掌握了更多施放權力的工具，等於是他已擁有更多的權力。我們說國家、司法機構擁有權力，甚至法律、制度這些寫在紙上的條文也有權力，並不是它們本身擁有權力，而是受它們所賦予某一位置的人才擁有相應的權力，而這樣的人仍是透過物理工具才能執行法律和制度賦予他們的權力。因此，我們可以說：(a)權力首先是改變物理狀態的力量。 但在法律、制度下的權力乃是已受到制約、控制的權力，並不是權力的原始形式。權力的原始形式有兩種：(1).存在於自然界的物理事物中之權力；(2).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具有意欲性、卻沒有任何約制的權力 自然界物理事物的權力，在它的自然狀態下並未受到人類意志的控制，它們只服從於自然法則的約束，自然界的權力也沒有意欲性，它們不會擴張自己，不會為了某種目的而施放自己的權力，它們是隨機的、不可控制的。然而，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意欲性權力，它的原始形式具有目的性，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它需要施放權力，當它自己的力量無法完成時，它便會自動地尋求更多的權力。於是它只能向外追求，去把較弱的權力形式併吞進來，納為己有，當它擴充得多，力量越大，這擴張自己遂變成唯一的目的，它的存在變成單單是為擴張而擴張、為併吞而併吞，直到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制約它。權力總是不斷地在擴張自己，較大的權力不斷併吞較小的權力，不斷地擴張它的領域，擴張自己就是它的本能、它的目的，它會為了擴張自己而犧牲任何其它事物。因此我們可以得到第二個權力的本質：(b)權力會為擴張而不斷地擴張自己。 權力的不斷擴張，就造成了「權力的差距」，進而走向「權力的集中」。既然權力產生極大的差距，差距到有權者不受任何約制，他所擁有的權力它又會為擴張自己而犧牲一切，它又只能由物理工具來表現它的存在，屠殺同類、平民這種殘酷之事便可能發生了。因此，我們必須明瞭，並不單單是「權力的集中」才使得悲劇發生，「權力的集中」不過是「權力差距」的附帶後果，只要有權力差距產生，類似的悲劇或其它形式的悲劇就有可能發生。舉例來說，美國是民主國家，它的權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並不算集中，但是美國擁有巨大的權力，它面對世界其它小國時，就產生權力的差距，所以在越南戰爭時，美國的士兵會屠殺手無寸鐵的越南平民，這正是權力差距帶來的結果。 「知識即是權力」並不僅僅勵志口號，它蘊涵著相當的真理。擁有知識的人等於掌握更多權力，當這種權力大到產生差距，而且差距大到無法制約時，知識權力同樣會擴張自己，擁有知識權力的人同樣可能壓迫、甚至屠殺不具這種知識的人，科幻小說的幻想並不是絕不可能發生的純粹幻想，而是可能在未來發生的預言。 如果我們希望一切類似２２８的悲劇能不再發生，我們便必須在權力差距大到無法制時，以各種方式來約制它。 (二) 重慶政府委派前往臺灣之大小官員均竭盡其吸收貪圖能力，現臺灣全島之血液幾一滴無餘。例如米食價格竟較戰時高至十倍，其原因不外官方以二元之值向耕農強迫徵賄，而符以十八元之價售出。煤炭以二百元強迫購買，而以一千元售出，糖類及其他亦然。 (三) 劫掠恫嚇沒收及其他不顧人民權利之事件層出不窮，例如搶劫行人手表 寶飾之行為。 (四) 島上時常發現打倒主席(按台灣主席)之口號及標語。 (五) 臺民、臺記者稱美國對待日本較台灣為仁慈，何以對日本僅使用原子彈，對台灣竟使用華軍也。 「民生凋蔽」「接收人員作威作福」「失業人口遽增」等等對國民政府的長期積怨，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遠因。 以下例舉幾項數據與報導解釋二二八事件遠因： 「民生凋敝」---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物價(參考資料：賴澤函、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 1938-1946 臺灣物價年總指數 年 度 總 指 數 月 份 指 數 說明：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臺幣的亂發，一漲而再漲，甚至不知其終點。以產米糖聞名全球的臺灣其米糖價竟上海廈門香港等地為貴，民生塗炭，民不聊生。
「1947,2,14 人民導報人民導報標題」 黑市米百尺竿頭更躍上 (本報訊)萬華市民約二千餘人，於昨(十三日)上午十時，依照十二夜政治建設協會艋胛分會舉行之講演大會決議請市長救命，一時各人手持要求政府解決米荒等標語，整陣湧至市府訪問，環請市長求援，要求市長予以善處，群情焦急，游市長已答應負責辦理云。 (又訊)龍山區及成中區昨(十三日) 有兩家米店，存米三十包，民眾要求平售，經警局入員監視，十三日下午，已在開始配售。 「1947,2,22 國聲報訊」 高雄米荒波動不息 (本報訊)當局抑米價的努力迄未見效，白米價仍在瘋狂的飛漲，於昨(廿一)日本市白米黑市價格，每小斗已突破三百八十元之譜，樹立未曾有的新記錄，為此市上饑色徒增濃厚，為領受配給糧食，各配給所前均民眾終日成群，然在遣局勢逼迫當中，日昨任處長顯祥抵高，關於糧食調劑之積極對策，成立糧食調劑委員會高雄分會，立即開始工作，首為明瞭高雄糧食區內之米穀現勢起見，施行全區餘糧登記，不獨限於糧商夜戶，對全體民家所有之消費用少量米穀，均徹底實施精確登記，擬於今天全區(高雄縣、市、屏東市)工作一切可以告完成。 (又訊)糧食調劑委員會高雄分會，據此次全區糧食餘糧現勢調查工作告峻，將開委員會決定本糧食區之整個解決具體方策云。 到達淡水時，並無線報所稱的五十五箱香煙，一行人在淡水鎮上巡邏一番後也僅查獲九條，遂開車折返台北巿。晚上六、七點之間，他們把緝私卡車停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咖啡廳)附近，下車分頭查緝私煙。一名來不及逃走的女煙販林江邁(四十歲，台北縣人，沒有丈夫，有一子、一女) ，因帶看十一歲的女兒，躲避不及，被葉得根、鍾延洲及一名警察逮著，身上所有私煙、專賣局製的煙，以及賣煙所得的錢(六千元) ，全被葉某扣下。林江邁拉住葉某，並跪地求情，要求至少還回專賣局的煙及賣煙款。一拉一扯之間持續半個多鐘頭，圍觀路人越來越多，葉某不為所動，反而以手槍猛敲林江邁的頭，致使林江邁當場流血昏倒不久被送往附近的林外科急救。圍觀的民眾憤不可遏，喊看「打死阿山 !!」緝私員及警察分頭逃走。半途中，傅學通一度被民眾抱住，死命掙脫，一面把子彈納入槍膛。他逃至永樂町二丁目＜迪化街＞永樂座戲院＜已改建＞前，有些緝私員已躲入戲院內。傅某又被民眾抱住，他拔槍亂射，射中一名正好住在戲院對面三民加工店門口的青年陳文溪剛走出門，即被射中左胸，當場死去。 眾人眼看有人被殺，群情鼎沸，包圍警察局，要求逮捕兇手，結果沒有下文。憤怒的民眾又折回肇事地點，把兇犯留下來的專賣局卡車-人們稱為(豬官車)推倒，放火燒毀車內沒收的私煙。 整個太平町沸騰起來了。八點多，民眾冒看細雨再度包圍位於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 (南署)，要求立刻逮捕兇手，並在人民面前槍斃。警方推拖說已經抓到兇手，並交給憲兵團了，（實際上任由兇手由後門溜走）。民眾不信，湧入警察局找不到兇手，又湧向憲兵團，憲兵團長張慕陶否認拘禁兇手。群眾受愚弄，徹夜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 九點多，另一批巿民湧至新生報社（屬於官方機關報），要求報社照實刊登這則血案的消息。總編輯吳金鍊不敢刊登，群眾揚言要放火燒掉報社，並開始拆報社的招牌。吳金鍊因為奉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通知，不准登刊此事，只好打電話把社長李萬居找來。李萬居見情勢不妙，只好答應，吳總編及因此賈罪在國府部隊增援後，於三月十二日早晨與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先生一同被強押入一輛黑色轎車，此後下落不明。隔天，新生報以五號鉛字刊出百多字的血案經過報導。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清晨時分台北市民即出動獅陣鳴鑼擊鼓要為昨日延宕未決的緝煙血案討回公道。大隊人馬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為前導。九點左右示威民眾開始由延平北路往南門町專賣總局（今南昌路與愛國西路口）移動。途經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時，由於忿恨該所員警昨日私縱緝煙血案嫌犯，隊伍於是駐足於派出所前抗議。不料，該所員警鳴槍，被激怒的群眾遂攻入該所搗毀並毆打開槍警察。 示威隊伍輾轉到達專賣總局附近，由於官方已事先據報乃加派警察大隊百餘警力鎮守該局，民眾見難以突破警方防線，即轉往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的專賣局台北分局繼續抗議，要求交出兇手。十時許群眾搗毀該分局並打傷分局長歐陽正宅、業務課長謝遜夫、文書課長林天波及職員郭悟等人。將該分局內儲存之菸酒及汽車家具等搬至馬路上焚燒並在該分局大樓牆上懸掛「嚴懲兇手」、「厚卹死者遺屬」、「撤銷專賣局」等標語。 十一時許群眾聽從大明報負責人鄧進益的勸又轉往專賣總局抗議，由於專賣局長陳鶴聲在上海，時任警備總司令部參謀的王民寧少將（台籍）出面告訴群眾應轉往行政長官公署陳情。 一時許數千餘名群眾的請願隊伍由火車站方向接近長官公署（今之行政院），到達中山路口時，遊行隊伍即受長官官署衛兵攔阻，正當交涉之時，部署於長官公署二樓的機槍突然朝人群開火，當場擊斃民眾三人另有多人受傷送醫不治。 此時人民自戰後以來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內地官員一年多來鬱積的憤怒情緒終於一舉爆發，轉嫁成無理性的「打阿山」的暴力行為。遷怒外省人的群眾首先將位於本町的正華旅社、虎標永安堂被群眾認為與當局有所掛鉤均被搗毀。群眾亦到處毆打外省人洩憤並焚毀外省人的汽車卡車。下午五點左右柯遠芬親戚主持的新台公司亦遭搗毀。 下午二時許民眾行控制住位於新公園內的台北廣播電台，並開始利用廣播電台向台灣全島廣播緝煙血案以及所提出的五項要求 (一) 要求當眾槍決昨夜肇事兇手。(二)要求專賣局負擔死者之喪葬費, 並長期給予撫恤金。(三) 保證今後不再發生此種類似之不幸事件。(四) 要求專賣局長親向民眾代表談話，並當面道歉。(五 ) 要求當局立將專賣局主管免職。並稍早在長官公署前的槍擊事件向全台灣廣播。此後不滿情緒如星火燎原蔓延全台各地。 由於衝突升高下午二時台北地方仕紳曾集會討論解決方案，並將五項決議由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率領市參議員面見陳儀。除建議處理原則外並陳時弊，陳儀含糊以對。 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和憲兵第四團同時發表台北市臨時戒嚴。武裝士兵除佔據更重要路口 (如館前路、火車站)並搭乘卡車巡邏市區且開槍見人多處即行掃射。無戒嚴經驗的台灣人民因此被誤殺頗多。 晚上七點為了安撫民心，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省參議長黃朝琴、台北市參議長周延壽及國大代表謝娥分別向市民廣播。其中謝娥廣播中首先對陳儀治台政績歌功頌德隨後說下午長官公署槍擊事件為子虛，群眾之所以傷亡係人馬雜沓所致。引發台北市民不滿，廣播後謝娥被包圍在家並受到電話的謾罵 為了解決此事件陳儀一方面命令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親往素有嫌隙之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會長蔣渭川出面解決此事件。一面電告輜二十一汽團由基隆運送基隆要塞守備大隊士兵進駐台北，車隊在汐止附近受到群眾攻擊，上尉副連長魏兆祺及兩名士兵死亡，但此部亦進駐台北長官公署。另外柯遠芬亦要求情治單位嚴密監視各領導者。 鑑於蔣介石於二月初曾電告陳儀防堵匪諜必要時可採取非常手段，二十八日陳儀宣佈戒嚴後即電告蔣介石指台灣事件為共黨所煽動。方的新生報在本日社論中批評官方處理不當。 經過一夜的臨時戒嚴，台北市區到處傳來民眾被士兵無故射殺的消息。然而憤怒的台北市民無懼戒嚴令的存在，依然紛紛走向街頭，衝突暴動於是擴大。由於不滿謝娥昨日的廣播內容，正午左右位於太平町（今延平北路）謝娥開設的康樂醫院被群眾搗毀；醫院內的傢具物品被拿到街上焚燒；在長官公署派出憲兵的保護下，謝娥逃入長官公署內始倖免於難。午後，外省人經營的田福餐廳亦受到破壞。 鑑於外省軍警在臨時戒嚴時期濫殺無辜，台北市民已經無法信任官方的治安單位維持治安的能力，認為武器留在外省軍警手上是十分危險的事。於是為了防止外省軍人繼續隨意以武器攻擊民眾，當過舊日本軍人、軍屬以及受過軍訓的台籍青年學生們，即組織起來赤手空拳的接收市內各軍警單位的武器。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 由於衝突不斷擴大，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為了反應民意，邀請台籍國大代表、省市參議員以及國民參政員等民意代表在中山堂召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會議中推舉黃朝琴（省參議長）、周延壽（市參議會）、王添燈（省參議員）及林忠（國民參政員）為代表向陳儀提出：一、即刻解除戒嚴令。二、即刻釋放被捕市民。三、軍警不許開槍。四、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五、陳儀長官應向民眾播送。等五項決議。中午十二時並由王添燈及張晴川負責廣播要全市人民保持沈靜, 切勿引起各種誤會；並認為事件可利用政治手段解決。 昨日三時宣佈戒嚴後，位於北門附近鐵路警察署的鐵路警察曾以機槍向在北門郵政局附近聚集的民眾掃射。為了防止慘事再度發生，下午二時，由青年學生組織的義勇隊，高舉著「打倒暴政」、「打倒獨裁」、「打倒陳儀王國」、「廢除長官公署」、「為了爭取麵包、自由、民主，台灣人應立即抗暴」等標語旗，準備收繳鐵路警察署的武器。署內警察此時以機槍向群眾掃射，當場死亡二十四人，傷數十名。但是群眾仍然赤手空拳的將鐵路警察署攻佔。 下午四時調查委員會的代表黃朝琴等七人終於至行政長官公署面見陳儀。陳儀鑑於手中兵力薄弱，北部援軍雖已進駐長官公署但僅增援了基隆要塞兩個中隊的兵力，南部二十一師獨立團雖然由副團長 (時團長何軍章回上海師部)領軍二營火車北上，但車次新竹附近即受台灣民眾攔阻，無法繼續北上。只好採懷柔政策，對民意代表所提的五項提議完全接受。並於下午五點透過廣播宣布處理原則。黃朝琴亦隨後發表廣播。此外，陳儀並指派民政處長周一鶚, 交通處長任顯群, 工礦處長包可永＜農林處長趙連芳，警務處長胡福相等人與臺北市參議員及省參員，國民參政員等組織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負責事件善後，孰料國府援軍抵台後此一官方出面組織的單位竟為陳儀宣佈為不法團體。下午八點正式宣佈解除戒嚴，陳儀並命令台籍的警備總司令部副官處長蘇紹文負責出面與處理委員會溝通。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日 三月二日晨，警備總司令部雖然已經解除戒嚴，但仍在台北市街的重要據點布防軍警。零星的槍擊事件仍然出現。 上午十時台大、師大、延平學院及台北市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總計數千名在中山堂召開學生大會。會議由蔣時欽主持。與會學生無不批評陳儀暴政，並指責教育界的腐敗。並高呼爭取政治與教育的民主與自由。學生會議最後作成決議準備組織學生以學校為單位負責協助地方治安的維持與交通的整理工作。 十時四十分張晴川、李仁貴、蔣渭川、陳清汾由憲兵團長張慕陶陪同，往見陳儀商討解決辦法。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交通處長任顯群、民政處長周一鶚、工礦處長包可永亦列席參與討論。由於陳儀深知南部援軍無法即時到達（二十一師獨立團團部於三月一日晚被阻於中壢附近，回轉新竹後，迄今無法上路），二二八風暴又已隨著廣播已經引起全台其他地區民眾的響應，基隆、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及嘉義均有不同活動表達對陳儀政府的不滿，所以對民意代表們的提議多所讓步，因此得到以下八點決議： 一、因此案被捕民眾，全部移交憲兵第四團無條件釋放。 二、關於本案之死者，由政府發給撫卹金，傷者由政府負擔醫費送醫院治療，死傷者不分本省、 三、不追究事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 (從今以後，各安其業，共謀本省之建設 ) 四、即時恢復交通（鐵路由國大代表簡文發負責）。 五、武裝警察巡邏車，逐漸減少（槍口不向外，武器放于車內），以維持治安。 六、從速恢復工作，各商店儘速照常營業。 七、食米即運市內，供應民眾須求。 八、路上倘有死傷者，由警察與附近民眾設法送醫院治療。 此外，經蔣渭川的建議「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變更組織成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官方、民代、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及政治建設協會選出來的代表擔任委員，商討善後事宜。 會談結束後，下午二時，官民合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為表示誠意，陳儀派長官公署民政、警務及交通三處長擔任官方代表。會議由市參議長周延壽主持，會場內外人聲鼎沸。首由張晴川報告上午會談經過及決議。此外，蔣渭川於下午二時及陳儀於下午三時廣播，說明官方處理原則，以安撫民心。會場內民眾更關心治安問題，紛紛要求行政長官公署撤銷日來不斷向民眾開槍掃射的禍問題，紛紛要求行政長官公署撤銷日來不斷向民眾開槍掃射的禍首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大隊。並要求廢除新聞檢查制度。處委會並推舉代表黃國書（半山份子時任國府中將）、陳屋、黃朝生、李仁貴、盧輝木、方添登及新聞媒體記者巡視台北市區及被羈押之緝煙血案涉案專賣局及警察大隊人員，以昭公信。 由於民眾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有諸多不滿，一時之間無法完全受理，於是處委會決議，以後每日分別於上午十時及下午三時召開會議各一次，以利於彙整民意，完成善後。 因為風聞國府部隊即將北上屠殺，台北市民以石臼、傢具等當作拒馬堆於台北橋附近各路口，倡言武鬥的學生青年仍繼續組織並各處收集武器。 晚間，中統局份子許德輝在台北站長林頂立授意下親往蔣渭川家中要求蔣氏舉薦其擔任二二八處委會治安負責人，蔣氏首肯，因此國府特務即滲入二二八處委會。 １９４７年３月３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上午會議大要 二二八處委會決議在處委會下設置總務、調查、宣傳、聯絡、救護等小組。治安方面三日下午四時在台北市警局召開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黃朝生、陳春金、黃火定、陳海沙、陳屋、林水田、周百鍊、游彌堅(台北市長)、陳松堅(台北市警察局長）及許德輝、劉明等出席。議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織章程。決議台北市治安由許德輝出面組織自衛隊負責，隊員由社會青年及台北市內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充任稱為忠義服務隊，許出任隊長掌社會隊，廖德雄為隊副負責學生隊，並通過其組織章程。處委會並即撥發台幣七十七萬元供治安維護用。孰料許某為軍統局台北站站長，在林頂立的授意之下，許某利用社會隊除為警備總司令部收集資訊外，並不時製造糾紛、勒索商家造成地方不安。 雖然陳儀政府一直保證將不會有部隊增援，但是實際上三日清晨憲兵第四團駐福州一營已順利登陸基隆。當日下午並有自南京飛來的偵查機在台北上空盤旋，極機密的官方中央社參考電文中已經有武力鎮壓的打算。雖然警備總部散發傳單要求民眾安心，亦於下午三時四十分發佈公告一二八號要求各部隊長節制所屬不得開槍，但是人心依舊惶惶。為了防止陳儀欺瞞實情，部份台灣仕紳(一說是cc系)在重建日報的號外頭版中致電蔣介石，除述說事件經過情形及陳儀承諾一再的出爾反爾外，並要求其派大員來台徹查本案。 三日起全台各地風起雲湧，民兵組織取代原有外省人控制的警局維護治安。為了防止外省軍警繼續攻擊無辜人民，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均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１９４７年３月４日 三月四日上午九時，台北市區的學生在中山堂召開學生聯合大會。大會除由各校代表外，蔣渭川等社會人士或青年，亦紛紛發表意見。由於官方七名委員均不再出席會議，最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決定推選蔣渭川、陳炘、林梧村及學生代表、計四十名，往訪長官公署，向陳儀提出三項意見。蔣渭川等代表出發後，留在中山堂的學生代表，再度集於中山堂三樓，討論有關學生組織的問題，並決定由各校學生自治會為核心，組織學生大隊維護治安。 此時，蔣渭川等代表，在長官公署二樓的會議室與陳儀會談，代表們除不斷揭發台灣的教育、失業、糧荒以及種種因專賣或是管制所造成的經濟問題外，並向陳儀提出三項意見，其內容如左： １、一年餘來，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措施，因不遵照長官的理想推行，矛盾百出 致使台灣人失業影響民 ２、二二八事件省處理委員會, 願意研究有關政治改革的具體方策。趁機改革現在的台灣政治。 ３、長官一貫受惡劣部下包圍，希望長官藉此時期，睜開眼睛，開誠佈公地跟民眾握手，來解決一切 口是心非的陳儀，為爭取時間讓國府部隊得以自中國本土增援，早有在援軍登陸前，不跟處理委員會對立的準備，所以當場即向代表們表示，完全接納上述三意見，並還表明下述意見：一、各位已經認識我的政治及經濟政策、沒有任何差錯我也知道，因部下作事不清楚，致使發生眾多的失業者，但政府一定設法救濟。二、有關政治改革的問題，不限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意見，就是一般民眾如有建設性的意見，我都願意採用。惟政治有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希望各位就地方行政提出意見，因為國家行政的權責是屬於中央政府。三、各位希望我跟民眾握手其實不限於我，各處長也都希望跟民眾握手，幫助互相間的理解。 然而當代表們要求廢除箝制台灣經濟命脈的貿易局和專賣局及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切實實施民主等造成事件發生遠因近因的現實問題時，陳儀即以代表們代表性不足為藉口予以推托。 三月四日上午十時，二二八事件省處理委員會，在台北巿中山堂召開大會，由林宗賢、王添燈、李萬居各就其職責的事項，提出報告。 林宗賢就電力公司之員工的要求提出報告說：一、電力公司應由資深的台灣人，負責管理。二、電力公司全體員工，願意協力治安的維持。三、員工在廠外工作時，希望當地市民協力。 王添燈就台中的情勢，提出報告說：據聞台中市民，已經接管一切公家機關，並組織處理委員會台中分會，維持治安。台中分會同時要求本委員會，儘速勸阻長官公署、勿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的事件。 李萬居則針對大陸的反應，提出報告說：「據悉上海及其他若干方面，故意誇張歪曲消息載稱，本省人民發生暴動，係為要求聯合國託管等云云，切望同胞應明瞭，自身為獨立國家的人民，此次事件的發生，純粹為改進政治而起的，並非加外間所傳，有其他企圖。」云云。李萬居的這一發言，顯然是政治性的發言。二二八事件期間中，有不少台灣民眾認為聯合國託管是台灣脫離腐敗的中國統治，達成台灣人治理台灣的第一步。所以可以推測，李萬居的這一發言，是為防止蔣介石派遣援軍，鎮壓台灣而發的。 大會經過熱烈的討論後，作下列決議： 一、為加強「二二八事件省處理委員會」的組織，即刻通知十七縣市，各自組織省處理委員會分會， 二、柯遠芬違反三月三日的約束，仍派武裝軍警巡邏台北市街。處理委員會應即刻派遣黃朝琴、 三、不應停駛市營公共汽車。 四、民雄廣播電台，應配合台北電台，以求宣傅的統一。 五、邀請記者二名，常駐本處理委員會。 六、電力公司應從速供應電力給尚無送電設備的地方。 七、台北巿臨時治安委員會，向市民徵收的資金寶石，應經由巿政府交還本人。 八、通知新竹縣參議會，放運米糧，救濟台北市民。 在民間治安隊的維護下台北市四日已趨平靜，鐵路交通也已恢復，蔣渭川於是日晚間亦廣播，要求民眾回歸正常作息共同維護治安。台北市已然恢復常態。 然而官方亟欲以武力鎮壓之心不減，雖然張慕陶向蔣渭川等代表以項上人頭保證中央不會派兵來台鎮壓，然而當日中央社密電及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的報告中均刻意誇大事態之嚴重性，希望中央早日派兵抵台戡亂。 因不相信陳儀會如此罷休，未參加忠義服務隊的其他北市高校以上學生密商後，組織學生軍，並決議下列事項︰ 一、即時派遣代表赴台中，要求供給武器。 二、即時派遣代表趕往烏來連絡原住民同胞響應武力抵抗。 三、要求桃園市派遣武裝義勇隊來支援。 四、準備於五日清晨三時襲擊國軍基地，奪取武器。 台中、嘉義、高雄等地的武鬥繼續持續，當地駐軍紛紛敗逃。事件亦隨蔓延至屏東，及東部花蓮、台東等地。 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 以後 台灣各地相繼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地也紛紛組織民兵對抗國民政府軍隊的屠戮鎮壓。 ３月６日彭孟緝下令軍隊進入高雄市區屠殺市民與學生，展開屠城行動至８日。二十一師與憲兵團也在此時由上海開赴來台。 1947年3月8日之後的清鄉與大屠殺 三月八日憲兵第四團司令張慕陶在處委會信誓旦旦：「中央絕不派兵來台。」的幾個小時後，二十一師增援部隊在基隆要塞守備隊的火力配合下登陸。部隊在蔣中正三月八日的『廿一師之一團開到臺北，即擬著手清除奸匪叛徒，絕不容其遷延坐大。』命令下，以優勢火力進行無差別的屠戮，九日起至十三日止，足足四晝夜，民眾死傷不可勝數。部隊殘民以逞，屠殺方法令人髮指，記述如下： １．如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 入麻袋， ２．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於名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３．臺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 ４．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以刺刀戳死。 ５．臺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 ６．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 ７．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 ８．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 ９．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處決。 １０．嘉義、臺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 亦被捕槍決。 １１．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務取去，復殺人滅口。 ＜＜＜三十六年四月七日前鋒雜誌＞＞＞。 陳儀當局更自３月９日之後，開始有計劃的大量逮捕台籍菁英，民意代表、醫生、律師、教授、教員等等地方意見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執，或任意棄屍或公然處決或下落不明。戒嚴期間在柯遠芬「寧可枉殺九十九，不願放過一人」以及「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的心態下，各方被捕失蹤者甚多，人人均感揣揣不安，恐怖氣氛籠罩全台，狀況至三月十七日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後稍緩。但是，的戒嚴清鄉，一直延續到該年五月中。 二、本省人暴徒被擊斃４３人、俘獲８５人、自新者３０２３人。 三、軍人死亡者；官１６人、兵７４人、受傷者；官１３５人、兵２６２人。 以上三項統計、死亡１９０人、受傷１７６１人，扣除本省人死４３人、外省人總計死１４７人。 對於台籍人士死傷，官方沒有具體可靠令人信服的數據，並據此宣傳本省暴徒的殘暴，導致外省死傷嚴重，對於屠殺台灣人的數據絲毫不提。根據楊亮功的記敘他探視各醫院時，發現「內地人(外省人)多為-棒傷、本省人多為槍傷。」受到棒傷與槍傷者，孰者傷亡慘重？相信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的估計： 「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最多，約三千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二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一千人，新竹、桃園、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一、二百人不等，總數在一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三萬人以上。」 又紐約時報記者霍伯曼三月二十二日南京專電：「據估計三月十四日止，有二千二百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特派員電訊則說：「從台灣回到中國的外國人們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一萬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報告「台人的死者或行蹤不明者的正確數字不祥，但據說有一萬到數萬人。」，以上的報導數據尚未包括三月十七日之後的【清鄉】行動屠殺人數。 而目前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指出台籍人士被殺大約在一萬八千到二萬八千人、這是目前官方的估計、也大概比較為各方所接受。 ☆二二八死傷人數 二二八事件，台籍人士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為一個歷史的謎團。到１９６０年行政院下令把戶籍正本中有籍無人的戶籍消掉，其數目高達十二萬五千八百多人。(楊逸民, 『二二八民變』) 以下為各方關於台灣人死亡人數估計的說法：作者資料事件中台灣人死亡人數： 楊亮功 楊亮功調查報告死１９０人，傷１７６１人－＞（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 白崇禧 白崇禧報告書死傷１８６０人－－－－－－－＞（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 台灣警備司令 部台灣警備司令部３２００人－－－－＞（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 保安處 保安處６３００人－－－－－－－－－－－－＞（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 ☆王康二二八事變親歷記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 ☆蘇僧、郭建成拂去歷史明鏡的塵埃２６００人。 ☆紐約時報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四日南京專電２２００人。 ☆紐約時報民國卅六年三月廿二日記者寶丁專電１００００人。 ☆蘇新憤怒的台灣超過１００００人。 ☆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１００００人以上。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２００００多人。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２００００多人。 ☆喬治柯爾被出賣的台灣２００００多人。 ☆王芸生台灣史話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多人。 ☆辜寬敏台灣青年５００００多人。 ☆王育德苦悶的台灣 十幾萬 人。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十幾萬 人。 ☆馬若孟、賴澤涵悲劇的開始；台灣二二八事件 未明確交代。 「部份地區與軍隊於二二八事件中消耗的彈藥武器」 根據二十一軍登陸後，國府採取大規模的有計畫大舉抓人屠殺，這更充分說明了國府有計畫的屠殺台灣人。屠殺過程中，更使用了國際所禁絕的「達姆彈」。 鎮壓需要使用達姆彈掃射？鎮壓需要手榴彈？鎮壓需要機槍？這只是顯示要置人於死地罷了。 1947年3月3日，台北美國領事館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出第42號公文，指出「雖然受機關槍掃射，其中包括達姆彈的使用。」 1947,3,7，南京美國大使館以第49號電致電美國國務院：「私人診所的醫生達出有利的證據向領事館證明，巡邏的軍車以達姆彈射擊醫院建築物，他們希望領事館能出面向當局反映，停止日後再度使用此種被禁用的非法槍彈。」 1947,3,7，美國駐台北領事館電致司徒雷登：「根據美國前陸軍少校檢視過，在台北四處襲擊的中國陸軍巡邏兵所發射的達姆彈後，判定其應為日本製，有人指稱從三月一日在北門被射殺的人民傷口，找出達姆彈，當時領事館人員目擊機關槍兩次向徒手、無武裝的男人、女人及孩童開火。」 「在台灣史的脈絡中體會二二八的意義---李筱峰」 台灣近代的歷史，充滿著海洋文化的性格。早在荷蘭統治台灣的十七世紀中，台灣已經開始了轉口貿易，成為遠東貨物的集散中心。 三百多年前的台灣，就已躍入以經貿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係，與中國大陸只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所分別。 明鄭退守台灣，鄭經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依然重視國際貿易的發展，台灣仍保持海洋商業的根性。清帝國併吞台灣後，消極治台，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十九世紀40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 一八七四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屏東，後經交涉議和。事後，清廷才較積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 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本來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的台灣，成績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台灣士紳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但仍不敵。台灣雖淪入日本殖民統治，但半世紀中，台灣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統治基礎。日治五十年間，在台灣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 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体的台灣意識，有助於一九二０年代台灣各項社會運動的發展。 儘管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 一九三 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而１９２０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會運動。「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共產黨」等團體組織，不一而足。１９３０年起，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因日政當局的壓制而消沉，文學、美術、戲劇等運動代之而起。台灣新文化的追求，促進台灣知識份子主動思考台灣的圖像，激發台灣意識的茁長。 台灣人對民主自由的要求，逼使日政當局於一九三五年起開放市會、街庄協議會半數民選，台灣人開始有了投票的經驗。 一九三七年以降，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台灣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半世紀的日本統治，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也使得台灣社會與海峽對岸的中國社會產生相當的落差。試舉數例說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是中國人口的1~2%，卻使用其23%的電量容量裝置，一九四三年一個台灣人平均使用的電量，是一個中國人平均使用電量的233倍以農業和工業的產值比來看，一九三七年的台灣其比值是50：50，一九三三年的中國，其比是93 農：7 工若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比較，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是71.3%山地達86.4%，同年的中國只有43%左右 這個數字還可能偏高。從這些比較，可知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再話下。 然而，儘管台灣人知識份子在日治時代已形成台灣意識，甚至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但那是相對於日本而言，在面對原鄉的中國時，台灣意識並未排斥中國意識，兩者之間並無明顯的界限，以致於大部份的台灣知識份子們不能了解到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落差。誠如史明所說的︰「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按指日治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象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 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 因此，終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以一廂情願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殊不知，二次大戰結束時，日軍係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其實是暫時的軍事佔領，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甫「光復」之初，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多採歡迎，還滿懷期待以為終於「回歸祖國懷抱」。 不意，新來的中國政權卻以「征服者」的心態臨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 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的統制經濟，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人口激增，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戰後第一年的刑事案件，竟增加了28倍。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全島蜂起，蔣介石派兵來台肆行鎮壓與屠殺，台人死傷慘重，社會精英被屠殺殆盡，民心潰決，台灣蒙受永難彌補的損失。這場「光復」的果實，實在太苦澀了﹗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在，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的民主化，內部要發生類似二二八的衝突，幾乎不可能，然而，面對中共霸權的對台統戰，二二八的歷史，應給我們更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成果、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大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今天、在香港大限將至而正人心惶惶的此刻，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 且讓我們拋開「統一」的政治神話，對內，我們族群間要和睦互重一致對外，攜手團結，走入國際社會，建立獨立新國家，才能避免類似二二八的悲劇重演。 -------------------------------------------------------------------------------- -------------------------------------------------------------------------------- 反觀二二八事件 中國人被日本兵屠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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