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國土 閩南海商集團崛起於13世紀，全盛於17世紀的鄭氏海上帝國時期，主導中國海外華商網絡到19世紀中期，如同荷蘭人被稱為歐洲的“海上馬車夫”一樣，較早進人遠東貿易網絡的荷蘭人也譽稱閩南人為中國的“海上馬車夫”，是17世紀中國的“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 。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地區廣闊，閩南地區既非中國最佳良港所在，亦無便捷交通往中國內陸地區，更無富庶廣闊經濟腹地可依托，何以 16世紀中期以降閩南海商能一枝獨秀，主導中國海外華商網絡達300年？本文擬分析閩南海商集團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了解其崛起的主客觀條件，探討閩南海商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原因。
一、五代----宋元：閩南海商集團的崛起
閩南本為善於航海通商的古閩越人居地。閩越人為古越族一支，習於海上謀生，“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從西晉到五代，中原漢人數次南遷福建，成為福建主體居民，閩人航海通商的傳統，除地理因素使然外，可能也受閩越遺風影響，誠如唐代獨孤及所言，“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產貨利，與巴蜀捋富”。
南朝時，泉州可能已成為中國與南海交通的中轉港（揚州與交州間）。唐中期以後，向為漢唐時代中國海貿中心的廣州，其貿易已部分移到泉州，海商圖其稅輕，躲避廣州的重稅和地方官員的盤剝。何喬遠《閩書》記載，唐武德年間（ 618－626年），穆罕默德四大門徒來華傳教，大賢傳於廣州，二賢傳於揚州，三賢四賢傳於泉州，此條廣為流傳的史料未必可信，但泉州中唐以後海外交通有較大發展，成為“南海蕃舶常到”、“島夷斯雜”之地，卻是不爭之實。故唐文宗頒令善待來華蕃商時，特指嶺南、福建（泉州）與揚州蕃客。當時的詩人包何詠泉州雲，“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執玉來朝遠，還珠人貢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
唐代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由著商蕃舶來華進行，廣州是主要貿易港，終唐一代，泉州只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輔助港。唐代廣州萬商雲集，蕃商與當地人雜居嫁娶，“多佔田疇，廣營地舍” 。唐末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時，據說殉難蕃商達 12數萬 。
五代時期，閩國統治者勵精圖治，發展海外貿易裕國，並將海外奇珍異物大量進貢中原政權，以便維持偏安局面，在五代十國戰亂紛紛期間，保持福建32年的穩定發展時期，奠定閩南海外貿易的發展。閩國先後治泉州的王延彬、留從效和陳洪進均獎勵海外貿易，積極招徠蕃商。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三十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待郎” 。 留從效擴泉州城時，“重加版築，旁植刺桐環繞”，被認為是元代訪問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IbnBatuta提到的刺桐城（zaiton）的由來。黃巢起義軍對廣州蕃商的大屠殺，是五代時期蕃商、“蠻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造就閩南海外貿易發展的先聲。
兩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步入黃金時期，不但商品經濟發達，人口迅速增長，而且各項科技發明層出不窮，是當時世界經濟、文化、技術最發達的國家。福建的開發也突飛猛進，茶、甘蔗等商品作物種植；瓷器。棉布、絲綢、造紙等手工業商品生產；採冶金、銅等礦冶業和造船業等，均在全國居重要地位。至南宋期間，福建經濟、文化發展已是國內前列。 福建經濟發展成為宋代泉州港繁盛和閩南海商集團崛起的物質基礎。
北宋初年，朝廷“詔諸蕃國香料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官庫者不得私相貿易，” 表明泉州當時已是重要港口。元佑二年（1087年），宋朝在泉州設市舶司，泉州海外貿易蒸蒸日上，中外商人雲集，“珍珠、玳瑁、犀象齒角、丹砂、水銀、沈檀等香、稀奇難得之寶，其至如委。巨商大賈，摩肩接足，相刃於道。” 南宋期間，泉州與廣州作為中國主要貿易港的地位開始逆轉，泉州貿易規模呈趕超廣州之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宋室南遷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更近，部分宗室遷到泉州，朝廷對泉州的政治、經濟地位更為重視。二是南宋發展與高麗等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泉州在溝通東北亞和南海貿易方面佔有地理優勢。到宋紹興年後期，泉州的市舶收入與廣州相當，表明泉州港貿易規模已和廣州並駕齊驅。在南宋最著名的關於海外貿易與海外地理名著《諸蕃志》中，凡載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航線、距離、日程、方位等，多以泉州為基準。 盡管這也可能是因為著者是泉州市舶司提舉，但泉州為中國最重要海貿基地之一卻是不爭之實。到元代時，“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穴，號為天下之最”。 根據元代最著名的海貿和海外地理名著《島夷記略》載，當時與泉州通商的海外國家與地區達九十多個，比《諸蕃志》所載多五十多個；輸出商品種類也多出數十種， 泉州海貿規模與地位超過廣州。當時遊歷泉州的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認為：“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
對閩南海商崛起具有重要意義的尚有宋代漳州港的興起。漳州通蕃舶可能始於五代，北宋時朝廷已在漳州設“黃淡頭巡檢”，維護航道安全和招徠海舶，民間海外販運活動頻繁。雖然漳州的海貿規模不及廣州和泉州，但對閩南海商、尤其是漳州地區海商的成長有重要意義。
隨宋元時期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海貿繁榮而來的，是閩南海商集團的興起。閩南地區掌控和從事海貿活動的商人主要為三類：蕃商及其定居泉州的後裔、外地商人和本地商人。隨著蕃商與外地商人的本土化，與本地商人合流，形成閩南海商集團。
在北宋年間，主導泉州對外貿易的可能主要是蕃商。明人張燮說，“市舶之設，始於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 直到南宋時期，蕃商及其後裔仍是閩南海貿巨擘，如蒲羅辛、羅智力、施那幃、蒲亞裏、蒲壽庚等。這些蕃商有的是應宋朝廷招徠（蕃商生意的抽直達30萬貫者，可授官職承信郎），“每歲以大舶浮海往來”，著名者如：佛蓮，波斯人，薄壽庚之婿，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發海舶 80艘”，家貲“珍珠 130石，他物稱是”； 大食蕃商施那幃“喬寓泉南，輕財樂施，作叢冢於泉州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 以回回商人為主的定居於泉州的蕃商成千上萬，“胡賈航海踵至，富者貲累巨萬，列居城南”，形成蕃人巷， 泉州現在的蒲、郭、丁、白、鐵、金等性多是其後裔。泉州有專門的蕃商墓區，至今仍在，現稱為“伊斯蘭墓地”，是旅遊點之一。元末泉州穆斯林教派什葉派和遜尼派（蒲氏為首）沖突，關南門相互廝殺，傷亡數千人。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壽庚，其向背竟然關系到宋朝的存續。蒲氏祖先為阿拉伯商人，先在佔城，後到廣州，蒲壽庚之父 1204年之前到泉州，初為安溪主簿（1204年），後經營海貿有成，授承信郎（1233年）。蒲壽庚善海貿， 1274年平海寇有功，授福建招撫沿海都制使，“擅蕃舶利三十年”，致產巨萬，家僕數千，成為官商合一者，與後來的鄭芝龍相似。南宋小朝廷企圖依靠薄壽庚財力物力繼續抗元，升其為福建廣東招撫使兼福建提舉市舶，總海上事宜。元朝極力招誘蒲壽庚集團。南宋張世傑護送端宗到泉州，蒲閉城門不納，世傑奪蒲船400多艘而去，蒲殺南宋宗子3000多人後降元，元統治者因此掌握南宋所有的海舶。蒲壽庚降元後，受封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權勢灸天，在海外貿易上更是獨佔鰲頭。
宋元時期，由於泉州成為中國海貿中心，吸引眾多江浙淮湖之賈客遷泉州定居，賈客“自遠方而來徙泉者，復多於穴之蟻巢之蜂”。如元代杭州大商人張存，流寓泉州起家販舶；海鹽陳思恭商於泉州，娶泉州莊氏為妻，浮海販易；客死海外；其子陳寶生與泉州本地海商孫天富到海外貿易十年，所涉異國遍及東西夷。 外地商人加人泉州海商行列不但加強了泉州海商的實力，對泉州成為國內海貿商品的主要集散地、擴展泉州海商的國內市場具有重大意義。
盡管由於歷史和現實政治原因（如元朝對色目商人的偏愛），宋元時期巨商多為蕃商及其後裔，但泉州本地海商群體的迅速成長更為引人注目。除朝廷朝貢貿易外，海上私商貿易仍以散商為絕大多數。他們雖然資力微薄，但人數眾多，散商在“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 慘淡經營。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假以時日，泉州本地商人也逐漸大商家輩出。“泉州揚客為海賈十余年，致貲二萬萬。” 巨商王元懋出身寺院雜役，學蕃語後泛海往佔城，佔城王招為婿，後歸泉州，成為大海商。綱首陳應、吳兵、朱紡和李充、林昭慶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大海商。 尚有世代相習以海商為業者，如上文所提及的陳思恭、陳寶生父子外，又如大商人柳悅、黃師舜，“世從本州給憑，賈販高麗。”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期已有少數定居於海外的商販和華人移民。如泉州商人到緬甸東海岸商貿，因彼地利厚，“故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 元末泉州籍朱道山海商集團定居海外，“以寶貨往來海上，務有信義，故凡海內外之為商者，皆推焉以為師。” 明初鄭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蘇門答臘華人群體以廣東和漳泉人為主，相信應是宋元時期移居到海外的。
閩南海外貿易興起於五代，盛於宋元，盡管與中國其它港口一樣，蕃商很大程度掌控了海外貿易，但也推動了閩南本地海商群體的崛起。閩南海商包括本籍商人、定居本地的蕃商和外地商人以及定居海外的商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蕃商和外地商人逐漸當地化，與本地商人歸為一體，形成閩南海商集團，成為中國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肇基始於宋元時代，到15世紀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紀經歷擴張和發展而達到頂峰，從而形成一個以中國市場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臺灣、南括東南亞地區的東亞、東南亞商貿網絡。這個經貿網絡與歐洲人的遠東經貿網絡互相交叉、利用和補充，構成由歐洲人主導的東西方經貿網絡的組成部分。
盡管福建在宋末元初的對外貿易規模已超過廣州，但廣州海貿歷史悠久，經營海貿網絡時間更長。在宋元到明初時期，閩南海商在中國海商網絡中的影響力可能還不如廣東海商，至多在元末明初與廣東海商各擅勝場。15世紀初在東爪哇杜板、新村、蘇魯把益（ Sarabaya，現蘇拉巴亞）和蘇門答臘舊港等地皆有千人至數千人的華人聚居，其首領和成員還是廣東人為主。
二、明代中後用：閩南海商主導的走私貿易、海寇貿易和合法貿易
明代以降，泉州港貿易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泉州港逐漸淤塞，海舶難進；二是明初朝廷實行海禁，不許海上私商貿易，將海外貿易集中於朝廷組織的朝貢貿易，宋元時期活躍的泉州海上私商貿易迅速凋零；三是明初統治者懲治支持元朝的色目人，元代聚居泉州的數萬色目蕃商及其後裔頓時星散，或逃離泉州或隱名埋姓。
由於東南沿海人民長期以來籍海為生，海禁後舟楫不通，生計蕭條，只好冒禁出洋市販，以走私形式維持宋元以來形成的海上私商貿易。由於明朝厲行海禁，原有的通商港口悉被嚴查，中國海商將貨物集散地、交易場所、倉儲、補給基地等轉移到沿海小島與偏僻澳灣之處，形成從浙江至廣東沿海地區的走私港網絡。泉州海商以安平港為基地從事走私貿易，或多往漳州，參與當地活躍的走私貿易。大凡廣東的東莞、涵頭。浪北、麻蟻嶼，潮州的南澳，福建的走馬溪、古雷、大擔、浯嶼、海門、金門、崇武、湄州，浙江的雙嶼、烈港、普陀、東潘等地，均為海盜盤踞之地， 日本、葡萄牙人和東南亞商人群趨這些走私港貿易。漳州地區經濟文化較泉州相對落後，遠離福建政治中心，不為朝廷官府矚目，沿海多偏僻港口，又臨近走私猖獗的粵東地區，因此在嘉靖萬歷年間，成為中國沿海走私貿易的中心區域。走私的形式有多種。較普遍的為私下出洋販運。海商通常分別在不同地點購物，造船和出洋，以躲避官府稽查。如在浙江購物時，發現此地海禁嚴厲，則在廣東或福建造船出洋。有冒充明朝使臣出海貿易者。成化十年（1471），福建漳州龍溪人丘弘敏到滿刺加貿易，在暹羅詐稱明朝使臣，接受暹王饋贈，返航至福建時為官軍執獲，一行29人被處斬，3人充軍。 漳州人陳貴等7人連年率26艘貨船到琉球交易， 1542年到達琉球時，尚有廣東潮陽的21艘商船也在當年抵琉，船上水手舵公達 1300人之多。 也有將外國商船引到沿海走私港進行交易者。嘉靖年間，漳州商人水手最早將日本走私船引到泉州：“有日本夷船數十只，其間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諳於土俗，不待勾引，直來圍頭、白沙等澳灣泊。” 明中葉倭患熾烈，勾結倭寇最多者似為漳州人。明末最先引來荷蘭人的也是漳州人：漳州海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韋郎（應為韋麻郎）談中華事。錦日：‘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澎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酋日：‘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日：‘採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天之，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安敢抗明詔哉！’酋日：‘善’。” 這位將荷蘭人引到福建的李錦，即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華商“En p’o”。他久居馬來半島的貿易重地北大年，並曾在荷蘭居住，接受過荷蘭新教的洗禮而成為教徒，荷蘭商人把他“當作是荷蘭人而不是北大年人……。” 明朝廷對走私貿易的打擊決不留情。一經擒獲，為首者和主要骨幹均被處死。官軍不但在沿海稽查出洋者和返航者，尚行文各相關國家，解回中國走私商人與船貨，被解回者以數千計。同時，明朝官軍到處摧毀走私港口，封鎖出洋口岸，旨在從根本上鏟除海商的基地與生存環境。
朝廷武力鎮壓走私貿易的結果是走私商人轉變為海寇商人，中國海上私商貿易由隱蔽的走私貿易轉為武裝對抗下的公開貿易，並以劫掠沿海地區作為武力對抗手段。海寇商人因貿易、武裝聯盟等原因而勾結倭人，即日本海上浪人和海商，聯合對抗朝廷的高壓政策。由走私商販到海寇商販的轉變也使華商組織形態有一定的變化，即大小海商、舵工水手因走私與武裝反抗的需要而分化組合為分屬幾個較大的武裝海商集團。這些海商武裝集團之間或爭鬥或聯手，雖群龍無首，但各自嘯聚一方從事海外貿易，使明初以來小規模、隱蔽性的海外私商演成明代中後期大規模的海寇集團。這一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先後形成的著名海寇集團中，謝老、嚴山、洪迪珍、張維、吳平、曾一本等海寇集團都主要由漳州人組成，許二、王直海寇集團中，也有不少漳州籍骨幹。 漳州地區的月港成為走私貿易的中心，有以“二十四將”聞名的海寇集團。
東南沿海商民與海禁的長期鬥爭，終於使朝廷認識到，海禁愈嚴，盜氛愈熾，軍事鎮壓的巨額開支使財政支拙的明朝政府不堪重負。 而沿海地方督撫士紳基於守土或本地利益，不斷上疏要求開放海禁。隆慶元年（1567），明朝部分開放海禁。開禁地點即在偏遠的漳州月港，取其月港遠離福建政治中心又是貿易繁盛之地。
明朝政府將出洋貿易海船集中於月港發舶，制定貿易、稅收管理制度，以便有效地控制日益增長的海上私人貿易，每年從月港發舶出洋，“多則二百多艘，少則七、八十艘”。至17世紀初年，每年從月港揚帆的船舶多達300余艘。 這些華人商舶遍歷東西洋的47個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也各自通過其貿易轉運港馬尼拉、澳門和西爪哇的萬丹與月港間接貿易。多達 116種外國商品及更大量的中國產品（多是手工業產品），通過閩南海商水手在月港進出口。 到17世紀初，以月港為中心的貿易網絡北起日本，包括各主要的中國港口，南至印尼群島。當西南季風將轉向之時，華商水手捆載而歸，回到月港，出售其攜回的熱帶產品，交換有關海外的物產、市場信息、修補船舶，準備來年的航行。
月港成為中國海商唯一放洋港口對閩南海商主導海外華商網絡有重大意義。如果說明代中期以後以漳州人為中堅的閩南商人在中國東南沿海走私貿易中，是暫時擁有相對優勢地位，月港開放則使閩南商人在合法貿易中獨佔先機。月港開港時，正值歐人東漸初期。歐人的遠東貿易是用白銀交換以香料為中心的南洋熱帶產品和以絲綢為中心的中國商品，而明代中國正開始以白銀為通貨，從而急需大量白銀。掌控中國出口商品的閩南海商到日本、馬尼拉、澳門、巴達維亞和擁有大量白銀的日本和歐洲商人交易，使閩南海商成為明代後期輸入白銀的最重要華商群體。尤其是最為有利可圖的對馬尼拉貿易，幾乎為閩南海商獨擅，從馬尼拉回國的中國帆船，除銀元外幾乎別無他物。因此，朝廷對前往呂宋貿易的商船返航時加征 150兩銀子，稱為“加增餉”。 月港海外貿易的繁榮不僅給當地人民，而且給地方官府帶來巨大的利益。福建巡撫塗澤民奏請開放海禁以後，朝廷析龍溪和漳浦兩縣部分地區為海澄縣，以月港為縣治所在。並在月港設“督餉館”，掌征貿易稅和管理海上貿易事宜。月港稅餉增幅驚人： 1575年，所征稅餉僅6000兩，到1594年已激增至29000兩，至1613年，更達35000兩。 聚集在月港的五方之賈，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因此，月港被譽為“天子之南庫也。”
月港貿易不但使漳州海商在明後期主導中國商品的輸出和白銀的輸入，而且推動閩南的海外移民。早期海外移民多為商販水手，主要服務於海外華商網絡。明後期最重要的海外華人聚居地是長崎、馬尼拉和巴達維亞。萬歷年間朱國幀的《湧幢小品》載，“有劉鳳歧者言，自（萬歷）三十六年到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 長崎等日本諸地的華商應主要是閩南人，泉州人李旦（Andrea Dittles）為華商首領之一，另一閩南人顏思齊亦是華商巨孽，他們在長崎及周圍都糾集了一批華商及華人居留者。 1708年，日本幕府管理唐人街的 167名文譯員中，有101名專門譯閩南語。 17世紀初，馬尼拉華人近三萬人，絕大多數是漳州人。閩人何喬遠記載，馬尼拉“其地邇閩，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者，其久賈以數萬，間多削發長子孫。” 巴達維亞的華人以閩南籍為主，至少在60％左右。
從明中葉到明代後期，以漳州人為主的閩南海上商販水手或為走私商、或為海盜、或為合法商人，或為海外移民，在中國海外華商網絡中開始擔任主角，廣東海商集團則居次要地位。自此閩南海商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 19世紀中期。
三、閩南海商的全盛時用：鄭氏海上帝國
以漳州海商為主導的閩南海商集團在17世紀初迅速衰落，泉州海商取而代之。漳州海商集團衰落原因有三：一是菲律賓西班牙殖民政府對馬尼拉漳州海商的屠殺。1603年，西班牙人對馬尼拉華人大開殺戒，華人殉難者2.5萬，其中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馬尼拉華商被屠，漳州籍海商元氣大傷，這是其以後的地位被泉籍商人所取代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月港逐漸淤塞，作為明代後期中國私商貿易中心的地位被廈門、安海等港取而代之。三是泉州籍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以泉州安平為大本營組構海上帝國，鄭氏主導的閩南海商集團以泉州籍人為主，漳州籍人退而為輔。
17世紀初，遠東水域的中國海商集團雖經多次分化組合，仍是諸雄並立。明朝採取以盜制盜方略，以招撫實力較強的鄭芝龍團伙來對付其它華人海商集團和西洋海盜。1628年夏，福建巡撫熊文燦封鄭芝龍為海上遊擊，委其清勦海盜之任。從此鄭芝龍擁有在大陸的牢固基地，無後顧之憂而從容經營海上事業。在迅速打垮和收容其它海盜集團後，鄭芝龍確立其在華商網絡中的領袖地位，福建省沿海地區成為其獨立王國和牢固的後方。1633年，在明朝支持下，鄭芝龍與荷蘭艦隊在金門料羅灣決戰，擊敗了荷蘭艦隊。金門的勝利對中國海商集團具有重大意義。此役之後，“荷蘭駐臺灣總督蒲羅曼以武力打開通向大陸的努力宣告失敗，荷蘭人從此退出福建沿海，” 臺灣海峽成為鄭氏艦隊的內湖。鄭芝龍違禁開辟的對日貿易，從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區這一穩定的貨源地和轉運中心，確立了與日本及與大陸沿海各地貿易中對荷蘭人的優勢。荷蘭人千辛萬苦殖民臺灣，在臺灣從事對日本和福建的貿易，從而將臺灣作為東亞、東南亞貿易轉運站，也因退出福建水域而使臺灣從此失去中介作用。金門的勝利也使鄭芝龍被明朝升為福建副總兵，成為合法的福建水師首領。從此以後，作為華商網絡首領之一的鄭芝龍同時也是福建水師首領，華商網絡第一次擁有一支實力巨大的軍事力量服務於商務開拓。到鄭芝龍於 1636年擊敗最後一個海商首領劉香而實現海上統一後，成功地控制了絕大部分華商的海上貿易活動。海商遠洋販運，通常需領鄭氏牌照，無數華商在其號召下耕耘於遠東水域。鄭芝龍早在 1625年就於臺灣南部的諸羅建立基地，大規模組織閩南人移民臺灣，這些移民成為其海上力量的取之不盡的人力“水庫”。 1639年葡人被逐出日本後，華商成為日本海外貿易的主要承擔者。當時的傳教士金提尼（T．M．Gentile）記載：“著名的國姓爺是海上君主和統治者，在中國從未有如此眾多和龐大的船隊，僅在廈門水域的水師就多達13,000艘帆船，成千上萬分布在整個沿海線上的其它船只也聽命於這個帝國。”
鄭氏集團組構嚴密的國內外貿易網絡，即著名的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陸上五商和以仁、義、禮、智、信命名的海上五商。陸上五商分布於杭州及其附近地區，向公衙預支資本後負責採購販運到海外的貨物，交付海上五商，再與公衙結清帳目。駐廈門及附近地區的海上五商接貨後，運往海外銷售，返航後再與公衙結帳。鄭氏集團覆滅後，其海陸商人想必定居當地，成為後來遍布東南沿海地區和東南亞的閩南人商貿網絡的組成部分。
鄭氏集團經濟、軍事實力的養成，意味著鄭氏集團成為擊敗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後企圖建立遠東貿易霸權的荷蘭人的最主要的對手。尤其在鄭成功時代，他們之間的經濟鬥爭一再發生於從南洋群島到日本之間的所有港口水域。鄭成功進攻南京之役失敗後，清朝嚴厲封鎖鄭氏的金廈基地，鄭成功決定東征臺灣，作為反清基地，同時也將荷人逐出南中國海以北。遠東兩大海上強權終於以軍事力量決定最後的霸主地位。1661年，鄭成功揮師進攻臺灣的荷蘭基地。在被圍困7個月後，荷人主要基地熱蘭遮城堡正式向鄭軍投降，荷蘭人撤出臺灣，也意味著退出南中國海以北的貿易。以鄭氏集團為代表的華商網絡的優勢進一步加強，而荷人丟失臺灣則成為其遠東擴張的轉折點，從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鄭氏遷臺後，臺灣成為鄭氏主導的海商網絡的主要基地。當時設在臺灣的英國商館估計，臺灣每年平均有14－15艘大船赴日貿易，有5－6艘大船到馬尼拉貿易。以臺灣為基地的閩南海商與移民互為依托，積極開拓遠東海上貿易，成為閩南人主導的海外華商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後，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 （1684年），頒令開海貿易，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雲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貿易，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明後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後才成為走私貿易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於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後，漳泉海商逐漸匯集於廈門。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貿易之初，廈門海外貿易繁盛程度一度領先於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絡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布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幹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並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只。……” 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絡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臺灣後，重新開放海外貿易，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之地。 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白銀。清朝似乎並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貿易，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於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後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後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後，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 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後，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於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1757年，清朝實行廣州一口貿易制度，所有外國商船僅許在廣州停泊交易，清初常來廈門貿易的番船不得再抵廈門。由於歐洲船能運來大量白銀，不能在廈門與歐洲商船交易對廈門海商是較大損失。無論如何，直到18世紀中期，從廈門出洋的船舶還大大多於廣州，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中國帆船從廈門發舶，也使早已地狹民稠的閩南向東南亞移民活動遠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歐洲人在東南亞開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勞力，東南亞華商網絡的擴大也需大量的輔助人員，而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帆船是東南沿海人們移民海外的主要運輸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官定發舶地，就使閩南海外移民在清初就開始大規模進行。直到清代中期，到東南亞的華人移民仍是閩南人居多。雍正5年（ 1727年）閩浙總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實每部私載二、三百人。到彼之後，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船戶，略載些須貨物，竟將遊手之人偷載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余兩，載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廣東的大規模海外移民活動似在清代中期以後才開始進行。直到19世紀中期大規模契約華工移民開始以前，除暹羅以外，南洋各主要商埠的華人都是閩南人佔多數。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迅速擴大和產業的發展，則不但使華商網絡在海外擁有穩定的輔助服務和所需的人力補充，而且海外華人社區成為華商網絡的市場、貨源和商品生產和加工地。華商與移民良性互動，華商網絡從商貿向產業、從沿海向內陸滲透。到19世紀初，華商網絡的範圍比17世紀中葉更廣，基礎更深，經濟實力更強。海外華商網絡的支柱和大本營，逐漸從中國沿海地區轉移到海外華人社區。即使不倚賴大陸的市場和商品，海外華商網絡仍能存活。
從明後期閩南海商開始主導海上華商網絡到鄭氏集團建立海上帝國，奠定了閩南海商在海外的優勢地位，這種地位在清初又因廈門成為中國發舶地而得到加強，使閩南商販和移民遍布東南亞各要埠，海外華埠的擴大使華人移民謀生和發展的機會更多，從而吸引更多的閩南商販和移民加入。因此，盡管清代以來廣東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於福建，18世紀中期以降，廣東的海外貿易也遠盛過閩南，廣州港更非廈門港可比擬，但閩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閩南籍移民群體和商家主導海外華商經貿網絡。巴達維亞是荷屬印尼的商貿中心，其歷代華人甲必丹和大華商絕大多數是閩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會安的華人商家早期也以閩南人為多：“會安沿海直街長三、四裏，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 19世紀前期，暹羅華人盡管是潮州籍者佔絕大多數，但他們大多從事種植業，閩南的同安人則從事航運業和商貿。馬來半島各商埠華商歷來是閩南人為主，新加坡開港後，仍是閩南人主導華埠商貿。從16世紀末以來，菲律賓華人是東南亞各地華人中唯一幾乎僅從事商販活動的群體，而菲律賓華人幾乎都是閩南人。到19世紀中期，東南亞華人約150萬人，粵籍者約90萬。盡管東南亞的廣東人已遠超過閩南人，但東南亞華商網絡為閩南人所主導應無疑義。直到20世紀中期，閩南籍華人在商貿領域仍是獨佔鱉頭。因此，雖然西洋人發動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市場以後，華商對中國市場的壟斷不復存在，但由於海外華商網絡的支柱和大本營，逐漸從中國沿海地區轉移到海外華人社區，海外華商網絡仍可存活和發展，而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的優勢地位，亦能維持至今。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於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 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 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後，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 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 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於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後，閩南商人就雲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 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並擔任通事。 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後，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元（資元行）各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到鴉片戰爭以後上海一躍成為中國最大貿易港，也有一部分閩籍商人從廣州和福建到上海，繼續經營其對外貿易事業。
閩南商人的國內貿易網絡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闊性以外，還表現在於行業網絡優勢乃至行業壟斷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貿易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以其在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絡，主導在18世紀初一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貿易。18世紀初風靡歐洲的閩北武夷茶，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幾佔中國外銷茶葉貨值的一半，是當時中外貿易的核心商品，組織閩北武夷茶的種植和加工，是來自閩南的商人。他們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種茶，從閩南招募茶師，開設條廠，加工茶葉，再將茶葉販運到廣州，與壟斷廣州出口貿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賣給前來廣州的洋商運往歐美。而廣州行商多半是閩南籍。閩南商人或將茶葉直接運往巴達維亞與當地華商交易，再由荷蘭商人運往歐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絕大多數是閩南籍者。
閩南人在國內、尤其是東南沿海組構的貿易網絡，是其海外貿易網絡的支柱。尤其在18世紀海外華商網絡尚未當地化以前，海外華商網絡尚需依托中國商品、中國市場和中國帆船，因此，閩南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貿和移民網絡就更顯重要。
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對閩南人的海貿活動也不無裨益。廈門作為17世紀末以後近百年內唯一和臺灣對渡的港口和遠東水域重要的貿易港之一，是臺灣貨物國際流通的轉運港。1684年以後，臺灣主要通過與廈門的對渡進行國際和國內貿易，臺灣經濟主要支柱米和糖成為當時遠東貿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過與廈門的貿易，推動臺灣農業經濟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對經營臺灣產品的閩南商人擴展海外貿易起了重要作用。廈門商船長期經營大陸、臺灣、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轉口貿易，尤其是在 17－ 18世紀國際市場熱銷的臺糖運到廈門，對廈門的海外貿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臺灣經濟的發展為閩南人移民臺灣擴大了生存和發展空間。對閩南移民而言，移居臺灣與移居東南亞並無本質的不同。盡管19世紀後期以前，清朝嚴厲限制移民臺灣：凡欲渡臺者需給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審批；渡臺者一律不許帶家眷；粵地為海盜淵藪，粵人不許渡臺（此條後來取消）。但直到1789年設官渡以前，閩南人偷渡臺灣者一直絡繹於途，是移民臺灣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紀初，臺灣人口已達200萬。在 1884年設省以前，臺灣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轄，居民也絕大部分是閩南人及其後裔，區域文化特色與閩南無異，是閩南人社會在海外的延伸。臺灣成為閩南人主導的社會後，閩南人海外商貿活動應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規模的閩南方言群體。
閩南海商精於理財且善於學習和模仿，無論是漳州籍海商李錦或泉州籍海商鄭芝龍，可能都是那個時代最早學習西方語言（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東西方貿易知識的華商。因此，歐洲人東來以後，較早與歐洲人接觸的閩南人就能先期把握商機。閩南人在重商逐利中表現出的一往無前氣勢，可近似賭徒的“搏殺”精神，向來不為中國傳統的推崇士農、鄙視工商的儒家觀念所囿，而是“以業文為不貲，以航海為恆產”。然而，閩南海商又極其重視傳統的宗族和鄉土紐帶，惟有依靠這種紐帶，才能在風波險惡、舉步維艱的海貿和移民生涯中互相扶持，進而凝聚成群體。誠如吳振強博士所言，華人在東南亞的貿易網絡組織松散，基於血緣、地緣紐帶結合而相互協作。17－19世紀東南亞閩南華商也是在更密切的宗親、同鄉、語言的基礎上組合，形成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實力。宗鄉觀念是中華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最本質的特征之一是建立在家庭基礎上的親情文化，而宗族和鄉土觀念是家庭觀念的擴大，是親情文化的主要內容。閩南人的親情文化尤為強烈，尤其是移民海外者，其聚合多求訴於宗親和鄉土紐帶。然而，這種聚合常演成善結私情而淡漠公義，以血緣、地緣親疏分野認同，傾心小集團利益而常罔顧大社會福祉。 閩南人重商工務實利，加上移民固有的冒險心態和短期行為意識，使他們精於實利算計而疏於政治文化建構，樂於求神問卦而懶得修身養性，逐利時勇於赴湯蹈火，萍聚烏合之眾，公戰時不惜臨陣脫逃，頃刻鳥獸星散。在西洋人大規模殺戮華商時（如馬尼拉華商五次被屠，1740年荷蘭人撲殺巴城華人），全然無有組織的抵抗。宗親、鄉土觀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凝聚力，中華文化中的血緣、地緣觀念至今仍是世界華人相互聯系與合作的重要紐帶，但在此基礎上卻難以發展成為凝聚全民的政治理念，也就無法形成更廣泛基礎上的共識和緊密的組織形式，更遑論產生能一呼百應的有較高政治智慧的領導者。閩南籍英豪，無論是海上裊雄（如鄭芝龍）、富商巨賈（如陳嘉庚）、或各地甲必丹（如蘇鳴崗、連富光）等，多依托宗親、同鄉社會網絡活動，唯一的異數是鄭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