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內幕交易 1

中美之間的內幕交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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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 　於　2002/07/04 16:21
中美之間的內幕交易 1
1971年當時的大氣候是蘇聯的全球軍事擴張， (按中國的意思是蘇修美帝爭霸全球 )。另外一個是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中拖了很多年，每年傷亡達一萬五千人，而且沒有有任何能結束的跡象。美國希望能與中國關系正常化，從而達到：1). 體面地從越南撤軍 2).聯手對抗蘇聯。於是基辛格暗中給中國送了見面禮：一個中國原則；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到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時， “沒有祕密交易”的話成了那次訪問美國政府對外聲明和評論的常用詞語。但是尼克松的確私下向周恩來保證了：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將限制日本對臺灣的影響力；雙方向政府關系正常化方向努力。然後，雙方的祕密談判就展開了。美國同時希望能開始對中國貿易，當時負責談判的喬冠華就曾經利用不開放貿易來威脅美國，如果雙方不能在對臺灣立場的言詞能達成協議的話。為了做成生意， 1975年12月，基辛格提議購買中國的原油(想必那時中國除了原材料外，也沒有什麼可以出口的)，美國向中國出售武器。由於當時美國有法律禁止向共產黨國家出售武器，那麼如何打開這個缺口呢？基辛格先安排由英國Rolls-Royce公司向中國出售價值2億美元的可以用於戰鬥機的引擎。尼克松通知英國首相希思，美國準備公開反對英國這樣的出口生意(可想而知當時出口武器的阻力有多大)，但是你們英國不用理睬，只要繼續出口就可以了。 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訪問中國，要中國開個武器採購單。中國一下子列了46項，布熱津斯基轉手就交給西歐國家，說：“我們不能賣，你們可以賣”。兩年一過，美國政府就理直氣壯地向國會說：“看看現在西歐都在向中國出售武器，我們自然不能落在後面”。美國在七十年代末正在考慮同時與中國和與越南建立外交關系。當時中國不同意，理由是中美兩國正在共同對付蘇聯，而越南卻是蘇聯在亞洲的代理人。面對中國的反對，美國也只好將與越南建立外交關系的議程暫時擱置，誰知一擱竟是17年。如果1971年美國為了越南而把臺灣作為見面禮給中國的話，後來中國為了越南又在臺灣的議題上讓步了給美國。自尼克松訪華以後，中國同美國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在祕密商定如何建交，關鍵問題僵持在臺灣上。美國堅持要繼續售臺武器，中國則反對，並且不放棄以武力收回臺灣。但是在1978年底，由於內外局勢所迫，中國已經是下定了決心要 “教訓”越南，兵力上都作了部署，中國急需要加強與美國的關系，以免在背後被蘇聯捅上一刀。美國方面也是害怕久拖的談判會被泄露，收不了場。所以雙方在12月底，匆匆達成妥協，宣布在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關系，於是在臺灣問題上留下了尾巴(建交公報：http://www.us-roc.org/1979_communique.html)。事隔多年，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中方有人說不應該在臺灣上讓那麼大的步，而美方也有人指責卡特太過遷就鄧小平，因為那時明擺著中國需要美國，以進攻越南。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會談中，鄧要求小規模祕密會談，美方人員只有總統、副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參加。鄧描述了，中國準備以幾星期的時間出兵懲罰越南，談到了蘇聯可能的幾種插手方式，鄧需要美國在道義上的支持。卡特當時沒有說什麼，在第二天告知鄧小平，只是希望中國軍隊在進攻越南時能“克制”，這就是等於給中國的進攻開了綠燈開了綠燈。在中國進攻越南的期間，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幾乎每天到白宮與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會面，美方每天向中國提供蘇聯軍隊的部署和調動情報。 1981年，因為荷蘭向臺灣出售潛水艇，中國為了報復撤回了中國駐荷蘭的大使，其目的自然是為了殺雞敬猴。在那一年的8月份，正當裏根總統權衡是否要向臺灣出售F16戰鬥機時，黃華通知國務卿黑格，要美國定一個對臺出售武器的截止期。美國經過權衡後，表示美國不同意設定截止期，但是願意設定出售武器限度，不超過卡特行政當權的金額。 1982年初，美國向中國讓步不出售F16給臺灣，但是出售較老式的F-5E戰鬥機，希望這會使中國滿意。但是中國方面並不滿意，仍然堅持要截止期。在此情況下，由於黑格的建議，裏根總統出現動搖，指示在臺灣的聯絡處主任李潔明(James Lilley)說服臺灣領導美國在售臺武器上將會有一個最終的截止期。李潔明回復說，這個不行。布什副總統聽到後，非常生氣地對李潔明說：“你要知道兩邊哪一個關系更重要，臺灣根本比不上中國！”。最後裏根總統出面調停。在行政當局的爭執中，最終因為與其他的人員關系不合，黑格在6月25日宣布辭職。黑格是個很傾向於中國的人，他的離去對中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終於在1982年8月17日雙方簽定了所謂的“八一七”公報 (http://www.us-roc.org/1982_communique.html)。表面上美國承諾逐步減少對臺售武，但是在公報中美國的意思是：這個承諾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在臺海雙方關系趨於和平的條件下。這是一個美國對中國含含糊糊的承諾，但是以後每次中美在售臺武器上出現危機，中國就提醒美國不要違反“八一七”公報的承諾，而美國並沒有立即直接指出當初承諾的這一前提。 “八一七”公報的簽署證明的黑格當初的恐慌是多余的，因為中國並沒有召喚像對荷蘭那樣召回駐美大使。在公報公布後數日內，美國公開向臺灣做出了以下的承諾：美國不會向中國商談何種武器可以賣給臺灣；美國不會在中國和臺灣之間做調停者；美國不會逼臺灣去與中國會談。同時，裏根總統另外準備了一頁的備忘錄，解釋了他對該公報的理解和立場： “只要能維持臺海兩邊的軍事平衡，美國就能限制對臺出售武器”。日後每當中美之間出現對臺售武的糾紛，後來的總統除了要咀嚼“八一七”公報的文字以外，還要參考裏根的備忘錄。當時的世界局勢是：美中聯手對付蘇聯，美國同時對中國和臺灣出售武器。美國認為只要能把握住對中國出售的武器，自然就能把握住對臺灣出售武器的限制。可是誰又知道，十年以後，中國轉而向俄國採購武器，美國沒有辦法再把握住中國武器的數量和質量。這一點以後會再具體地談到的。有新聞報導因為1989年的“六四”，美國扣留了中國的殲八飛機，日後美國又向中國收取“保管費”。中間的細節又是如何？這要從蘇聯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的說起：由於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中美在軍事上的開始了合作，兩國聯合起來支持阿富汗遊擊隊。最初遊擊隊需要大量的騾子作為運輸工具，中美達成的交易是美國出錢給中國、中國出騾子，通過巴基斯坦運入阿富汗。後來在漸漸地發展為由美國出錢給中國、中國向遊擊隊提供中國的武器。美國這樣做的原因是：中國與巴基斯坦關系良好使得武器輸送技術上可行；蘇聯也找不到美國直接支持阿富汗遊擊隊的把柄。不過到後來美國也顧不得了，通過中國向阿富汗運入了1000筒價值三千萬美元的肩扛式“針刺”導彈，專門用於對付蘇聯的直升飛機。這樣的生意越做越大，在1983年美國CIA向中國購買了一萬噸的武器彈藥，到了1987年達到六萬五千噸。中國也嘗到了做軍火買賣的甜頭，開始向別的國家出售武器。雖然日後CIA抱怨中國向中東出售武器，可是CIA卻是中國最早的和最大的軍火買主。 CIA給中國軍火生意最大的一年達到1億美元。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中美之間60-70%的軍事聯系是軍火交易，包括中國向美國購買武器。中美之間其它的軍事聯系是美國在中蘇邊境(中國一側)設立電子監聽站，美國出設備，中國出人，情報互享。關於美國扣留了中國的殲八飛機的事始於一個叫“和平珍珠[Peace Pearl]”的合作項目。在八十年代中期，中美簽定了5.5億美元的合約，由美國幫助中國更新55架殲八飛機的電子設備。這個項目開始了沒有多久就出現了技術問題：殲八對於美國來說太陳舊 [注一]，即使是安上了需要的設備，還是達不到應有的性能。要徹底達到預期的性能，必須要更換引擎，而當時美國沒有對中國出口引擎的許可證。雙方就開始發生了糾紛，安裝設備的成本也隨之上升，到後來估計要8億美元才能完成，比預期要高2.5億美元。接著又發生了“六四”，布什行政當局迫於各方面的壓力，開始對中國進行制裁，包括凍結軍事合作。 1990年初，中國重新評估了“和平珍珠”項目，得出的結論是：即使是追加了那2.5億美元，由於恢復凍結的軍事合作也遙遙無期，也不知道什麼何時才能把飛機拿回來。然後做出了痛苦的決定。在5月份，中國通知布什行政當局，中方決定取消“和平珍珠”項目。中方為了這個流產的項目一共投入了兩億美元(而不是五千萬美元 -“China took a $50 million bath.”)。中方得到是一些沒有什麼用處的模型和未完成安裝的設備，連應有的技術資料也沒有得到。隨著這個項目的取消，中國開始了與俄國洽談軍事合作。在1992年3月，中俄雙方終於達成一項10億美元，由俄國向中國出售40架Su27的戰鬥機生意。對於中國來說這也許是一個更好的買賣，因為Su27不但要優於殲八，而且比臺灣的F16還要好，價錢也比改裝殲八要合算。這個“和平珍珠”項目的流產為長達十多年的中美軍事合作劃上了句號。中國開始了從其它國家尋找武器來源，美國也更難控制中國的武器發展數量和質量。注一：這次中美撞機事件後，李潔明[James Lilley]出來說明殲八是一種很老式、二流的適合混戰[dogfight]的戰鬥機。網上馬上有人責罵李潔明小看中國戰鬥機。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因為當時李潔明出面參與了中美殲八飛機技術合作的會談，他自然對殲八的性能一清二楚。以前講過，在1982年中美簽訂了“八一七”公報。自那以後美國的確在對臺售武上採取了限制。到了1992年，美國大選年，由於經濟不佳、失業率高，老布什處於很不利的競選地位。他在對中國的政策上，也被民主黨指責太過軟弱。由於軍工的生意不好， 1992年7月General Dynamics在德州制造F-16的飛機廠宣布要在兩年內解雇近六千員工。鑒於這一系列的壓力，老布什在9月決定出售60億美元戰鬥機(150架F-16)給臺灣，同時也決定出售90億美元的飛機給沙特阿拉伯。雖然兩筆生意都是由於戰略上的考慮拖了許多年，但這次老布什真是急病亂投醫了。按照“慣例”，老布什馬上派祕密特使前往中國解釋目前自己的窘境，答應如果能被選上連任，將來一定會有所補償。同時馬上答應中國：1). 恢復因為六四而凍結的雙方商貿交往； 2). 交還按原雙邊協議中方購買的武器設備(魚雷、雷達、還有上次所說的殲八飛機中方當然不滿意這麼點offers，但是的確知道老布什在緊要關頭，中方不希望在這時刻有所過火反應反而幫了民主黨的忙，因為民主黨批評中國人權、主張限制對中國貿易。所以中國在表面上只能忍氣吞聲。但是沒過幾個月， CIA發現中國違反1988年的口頭承諾，向巴基斯坦出售東風11導彈(M-11，射程達300公裏)的零件。在美國的一再要求下，鄧小平在1988年答應不再向外國出口中程導彈，當時是針對中國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東風3A導彈(CSS-2，射程達3000公裏)，和其它一些中東國家出口東風15導彈(M-9，射程達600公裏)。但是中國一直沒有按美國的要求，下“中程”導彈的在距離上的定義。因為“八一七”公報在限制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數量上並不明確，美國在出售F16時打了個擦邊球。中國為了報復，採取了同樣打“擦邊球”的方法。隨後幾年，每當美國要求與中國談關於向巴基斯坦出售東風導彈配件的時候，中國就說要談的話，就必須與美國向臺灣出售F16一起談。由於有1988年中國的口頭保證，按照美國法律，如果中國有違反的話，美國就必須要進行制裁，但是並沒有規定總統必須如何制裁。關於如何制裁的中國，有人開始壓老布什決斷。但在他離任的最後一個月，老布什說他不準備採取任何行動，因為CIA的情報尚未得到最後確認。他就把這個“燙山芋”扔給了下一個總統-克林頓。到了克林頓接手這個“燙山芋”，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因，所以他就仍然拖而不決。最後實在拖不過去了，就說中國又保證過了，他就以“下不為例”，一筆購銷了。這個事一直成為共和黨攻擊克林頓對中國“叩頭”政策的把柄，其實的確是冤枉了他。所以這次一定還是這樣：美國按照“慣例”，派個密使，給些中國其它的好處；如果中國覺得不行的話，一定還會違反一些原來答應過的出售戰略武器的承諾。中美雙方都有制約，誰在哪一步跨得太大了，對方就會在另一個方向跨出相應的一大步。在表面上這次美國給中國的一個“訊號”是：出售那麼多武器(40億美元)實在是因為中國在福建導彈增加太多。這只不過是一種給自己下了個圈套：如果中國繼續增加導彈，美國自然會繼續增加對臺軍售。可美國有沒有考慮過，在這樣的軍事競賽中，臺灣還能拿出多少個40億美元？最後誰會被拖垮？ 1989年2月老布什訪問中國之前，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預先準備了一份老布什在華請客的500人的名單，其中包括方勵之和他的夫人。洛德在名單中包括方勵之的理由是：被邀請的中國客人要概括面廣，方正代表著中國當時興起的民主潮流。不過他在名單後加注：方對共產黨的領導持批評態度，希望慎重考慮。白宮方面忽略了這樣的警告。因為邀請客人的名單有修改，幾天以後，洛德在修改後發往白宮的新名單中仍然有方勵之，並且仍然有要求白宮慎重考慮的說明。白宮方面還是沒有引起重視。中國方面得知名單後，提出了抗議，威脅說如果有方勵之參加，那麼政府人員都不參加。傳達到老布什後，他才詢問倒底方勵之為何許人。如果為了方勵之，其他中方人員都不來，那該是多麼的難堪。於是當老布什在飛機上時，雙方人員在北京進行了祕密協商。最後達成了妥協：方可以去參加，不過要坐在離首腦很遠的座位，美方人員不向方敬酒。可是當2月26日，方前去赴宴時，中國的警察在路中進行了精彩的層層攔截，最後方沒有能出現在宴會場。這個故事想必當時大家都在CNN上看到過，這裏就不多說了。對於這樣難堪的國際事件，對於美國來說完全是中國方面反悔祕密協定所造成的。可是在老布什回到美國之後幾天之內，由白宮方言人出面，透露了這個事件的背景，完全把責任推給洛德大使。發言人說：“美國駐華大使和美國國務院從來都沒有向我們事先警告過邀請這樣一個有爭議的客人”。發言人的這番談話，雖然不是對中方的當面道歉，可是意思卻是那樣擺著的。洛德大使聽後暴跳如雷。他寫了一封很氣憤的信給白宮，要求給他適當的解釋。但是他再也沒有能得到任何解釋。他得到的卻是解職。兩周以後，老布什出面正式任命李潔明(James Lilley)為美國新的駐華大使。從上面看來，政治鬥爭是殘酷的和現實的。美國這樣一個舉動，明顯就是找個替罪羊，給北京面子。這口氣洛德一直沒有能出，上周五電視上播放了四位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的談話(Committee 100)，洛德提起那件事仍然是耿耿於懷。方勵之的事卻還沒有完。在“六四”期間，美國考慮到中共鎮壓學運可能會導致成千上萬學生逃入美國使館避難，考慮到人太多，當時的決定是一律不準。剛好在“六四”鎮壓後的第二天，方勵之(同行的還有他夫人和兒子)來到了，闡明基於安全的考慮，請求在美國大使館政治避難。鑒於當時的即定政策，使館人員委婉地拒絕了方的要求，硬是把他們推向了大街。白宮當天得知了這樣情況，態度是：拒絕大多數人避難得要求是基於中國人太多的原因，可是方勵之是著名的人士。如果世人皆知他曾經來到美國大使館申請過避難，而美國又把他推出門外，萬一如果他被捕、受迫害、甚至被槍斃的話，那麼美國就要承受道義上的譴責。所以經過一番協調以後，白宮當天就要求在北京的美方人員盡快設法找回方勵之。很快在建國飯店裏找到了方，他當時躲藏在一美國記者的房間內。在李潔明的安排下，很快被偷偷地送入美國使館居住區。隨後就是方勵之一年多的使館避難生活。期間，美方好多次要求中方能讓方勵之出國。但是中方的條件(永遠是有條件的)是：美國取消所有因為“六四”的制裁。美國沒有能答應。最後在第二年(1990年)的六月份，雙方談得差不多了，李潔明對方勵之說，中方可能以人道立場讓你出國，你的心臟有問題，需要治療。方當即就說：“我心臟沒有問題”。李回答說：“不對，你的心臟就是有毛病”。最後中國釋放方勵之，得到的回報是：中國重新獲得日本56億美元和世界銀行 1989-1990年度的23億美元貸款。其實這也不是美國對中國的優惠，因為這些貸款都與項目掛鉤，如果沒有貸款，中方就不能向西方和日本採購設備。世界銀行也更樂意向中國貸款，因為中國對貸款的利用有效程度和信用明顯超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過後不久，鑒於美國國內民眾和國會的雙重壓力，老布什行政當局不得不採取一定的制裁措施。這些在6月20日宣布的制裁包括：凍結世界銀行和其它國際財政機構對中國的貸款；凍結美中雙方高層官員的會面；凍結雙方的軍事交流。制裁是為了表示美方對中國“六四”事件的不滿，可是在這樣的時刻，老布什卻同時決定立即祕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Brent Scowcroft去北京解釋做出這樣制裁的立場。盡管派Scowcroft去北京本身已經違反了制裁中的一條，但是也顧不得了，老布什和Scowcroft覺得不會有人發現這樣的一次祕密訪問。為了行動的保密起見，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突然被召回美國，等他到達華盛頓後，才告訴他Scowcroft的訪問計劃，並要李潔明陪同Scowcroft前往北京。當時美國方面只有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知道此事。飛機是在6月30日離美的，因為怕在中途落地加油而走漏風聲，飛機進行了空中加油。 Scowcroft只在北京待了一天，並見到了鄧小平。到底是什麼事那麼祕密呢？一個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請求老鄧減緩對天安門事件的繼續處理，讓老鄧知道這樣大規模的處理方式會對美國民眾帶來反感，而放松對學運人士的處理會帶來美國方面積極的回應。美方表示：雖然中國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是中國的內政，但是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如何看待中國的行為也是美國的內政。另外一個目的是重新建立中美雙方的直接對話渠道(直接與對華制裁相為背)。其次美國通知中國，所宣布的制裁措施實際上不會像美國人民被告知的那麼嚴重。等到事情過去了，不久就會取消。那個意思是美國政府只是迫於國內壓力才宣布這樣的制裁，但是很希望繼續維持與中國的關系。最後一條是，美國希望繼續同中國合作，在中蘇邊境中國一側監聽蘇聯的情報(直接與對華制裁相為背)。半年以後，當那一次祕密訪問被披露，行政當局對此的解釋是：凍結的雙方高層會面是指雙方例行的接觸，那次訪問不屬於例行的。在宣布制裁後的六個月裏，行政當局也在同時承受著制裁的後果。波音的四架商用飛機不能交貨給中國，因為上面的導航系統有可能作為軍事用途，屬於制裁範圍。在七月，行政當局不得不給開了綠燈，算作是例外。在十月，行政當局悄悄地允許中方官員返回長島的Grumman工廠和在Dayton的空軍基地，他們是在進行“和平珍珠”殲八飛機改進的項目[參見：中美內幕交易四]。在十二月，白宮面臨著更嚴重的問題：在裏根當政時期已經談妥了由中方發射兩顆人造衛星的合作項目。這兩顆商業衛星是由Hughes Aircraft公司制造，客人卻分別為澳大利亞和香港。因為衛星有軍事用途的可能，所以屬於制裁範圍。Hughes Aircraft和澳大利亞一直在催促行政當局盡快取消這樣的制裁。

smm 　於　2002/07/04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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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面對這一系列生意上的束縛，到了十二月老布什不得不再次派遣Scowcroft去中國訪問。通過這次會談，美國容許美國的進出口銀行給在中國有生意的公司貸款，並同意讓中國發射Hughes Aircraft的兩顆衛星。這筆價值1000萬美元的貸款是“六四”以後恢復的第一筆貸款，以使得中國方面能向一個在新奧爾良的公司引進工程技術。美國方面沒有達到讓中方放方勵之出國的要求[參見：中美內幕交易六]，但是卻繼續得到中國方面的口頭保證不再向其它國家出口射程約600公裏的東風15導彈。 1989年過後，中國在美中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1989年前有著根本的不同。首先，因為前蘇聯的解體，美國已經不再需要中國的力量去抗衡蘇聯的威脅。其次，對於美國來說，中國的重要性從曾經扮演的正面角色轉變為扮演負面角色。怎麼講呢？就是， 1989年前中國是站在與美國同一邊來對付蘇聯，而1989年後，如果中國不與美國合作(如：出口導彈和核武器的話)，對於美國就能造成很大的麻煩。在聯合國投票對付伊拉克上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在正式對伊拉克用兵之前，首先希望在聯合國內尋求道義上支持。由於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美國希望中國能投贊成票，可是當時美國正在對中國進行“六四”之後的制裁。於是對於美國的要求，中國外交部提出了條件：要美國總統訪問北京(或者至少是國務卿貝克訪問)，並且取消美國因為“六四”事件對中國的制裁。美國沒有能同意，但是說如果中國在聯合國對付伊拉克的表決中能上忙，美國就能同意讓錢其深訪問美國。國務卿貝克還同意，在這樣的條件下，派一名高級代表去中國商談日後貝克訪華的事宜。 1990年11月30日，在聯合國進行了對伊拉克決議的表決，開票的結果令美國惱怒：中國沒有投贊成票，而投了棄權票。按照預先的安排，錢其深準備在第二天起程開始對美國的訪問。貝克覺得中國僅僅是投了棄權票，不足以讓錢其深與老布什會面。連夜，中方向美國提出，中方已經滿足了美國對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要求，如果錢見不到老布什，中方就會乾脆取消這次的訪問。行政當局急急忙忙再去尋找當初與中方談判的原文記錄，從談話的記錄中並沒有能找出倒底是非要中方投贊成票、還是只要中方不投反對票就可以讓錢其深見到老布什。貝克的高級助手同時也提醒貝克，如果這次不讓中國達到目的，以後中國還是可以在聯合國別的表決中投美國的反對票。最後行政當局只好讓步。錢其深的訪問達到了這樣一個目的：“六四”以後，白宮也開始歡迎中國領導人了。 1993年輪到克林頓當頭了。因為沒有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於是他把曾經任職於共和黨當政的洛德(Winston Lord)請來在國務院制定對華政策。洛德參與過基辛格與中國的會談，又擔任過駐華大使，可謂對華經驗豐富。洛德受聘後開玩笑地說：“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能請我來工作，說明我要麼是個不可多得的，要麼就是個不講原則的人物”。但是歷史的現實證明，洛德是個既講原則的、又是個可以被拋棄的人。從1990年開始洛德就一直指責老布什偏袒中國的人權問題。他是最早提出將中國人權狀況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MFN)掛鉤的人物。他的這個立場與克林頓想對中國強硬的政策相一致。在1993年5月28日，克林頓簽署了將人權與MFN掛鉤的行政命令。在後面的支持者有國會議員、中國留學生領袖、以及藏獨勢力。但是他的行政命令有著幾個先天的不足：1). 豎立這樣一個新的政策之前沒有向商界的人士徵求過意見，或去尋求過他們的支持。 2). 沒有認真考慮到，如果中國沒有能滿足美國對於人權狀況的期望，所相應的懲處。中國將失去所有的MFN貿易優惠，而在現實中這是一個不可能的處罰。 3). 這個命令等於是給中國下了最後通牒(一年內中國必須改善人權 )，但是總統從來就沒有認真考慮去執行。克林頓的行政命令一出臺就受到了商界的批評和壓力，因為如果真的一年後在經濟上制裁中國，它將直接影響到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生意。而中國政府也觀察到了，克林頓在採取一種不能具體貫徹的政策。到了10月份，中方也通過美國駐華大使Stapleton Roy向美國政府探底：中國需要在哪些具體的地方改進？如果中國能滿足克林頓對於中國的人權要求從而獲得MFN延期，是否意味著這個事就過去了，還是第二年還要加新的人權要求？對於這兩個問題， Roy都沒有能從白宮得到任何答復。以致在記者招待會上，當被問到中國是否會按美國的要求改善人權？他氣沖沖地回答說：“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政府對此尚未有定義，究竟中國需要如何改善人權才能過關。” 中國在這同時運用經濟手段拉攏的西方國家。 1994年1月副外長劉華秋在訪美期間對美方闡明：法國曾經在人權方面與你們站在一起，現在它們已經不再提人權的事了；德國也不對我們提人權的事，最近得到了中國幾十億美元的合同；就連加拿大也得到了我們很多的合同。他的意思是：其它不與中國在人權上糾纏的國家都能得到中國的生意。到了1994年3月，行政當局眼看還有三個月就要決定中國的MFN待遇，可是沒有見到中國方面的任何人權改善。於是決定派遣國務卿Christopher去中國，帶上的提議包括只要中國能滿足某些具體的人權要求，克林頓就能有個臺階下，在六月份就能繼續中國的MFN待遇。可是臨Christopher到達北京之前，北京逮捕了一些民暈活動人士，沒有被逮捕的也被要求離開北京(包括魏京生)，這等於是對Christopher的挑戰。當時Christopher 正在旅途之中(澳大利亞)，他的幾位顧問要他取消這次訪問，但是洛德卻說應該繼續前往北京。可是他的三天訪問卻是自尼克松打開中國之門後，最沒有成果的訪問。 Christopher在北京的第一天，李鵬出面會見。李鵬的開場白是“生存權先於人權” 的大道理。然後他說：你國務卿並不能代表整個克林頓行政當局。當Christopher按步就班地搬出中國該如何改進人權以免中斷MFN待遇時，李鵬打斷了他的話：“據我們駐美大使的分析報告，不管如何到時候美國都會延長MFN待遇，因為我們知道你們那裏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個行政命令的”。李鵬還說：“你們美國也有種族和人權問題，知道你當時就負責清理洛杉磯的騷亂，毆打Rodney King就是一個人權問題。” 訪問的第二天， Christopher會見在京的美國公司負責人。他們都在抱怨行政當局的政策使得美國公司處於一種不利的競爭地位。對比之下，十一年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訪問北京時也有過相同的會面，當時也是面對商界的抱怨，舒爾茨卻說： “ 如果你們在中國賺不到錢可以去日本和歐洲去賺嘛”。但是由於貿易量的上升，商界對政府的影響力就大得多了。這次Christopher只有招架之力。最後一天，錢其深出面會見給了Christopher個臺階，錢表示中國準備釋放王軍濤和陳子明(他們先後在四月份和五月份被釋放)，但是要求美方保密。中方沒有任何其它的讓步，雙方都不是很愉快，在最後時刻，雙方預定的由錢其深和 Christopher共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都被取消了。但Christopher的確保守了祕密，因為在他返回美國後，面對一系列的批評，指責他這次訪問沒有任何結果，他都沒有說出中方同意釋放那兩位持不同政見者的事。自Christopher返回後，有了這樣一個明顯的變化：原本由洛德在國務院主持的對華政策，被轉交給Sandy Berger(國家安全顧問)主持。這是洛德第二次在處理中國問題上失寵一年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在最後的幾個星期，美國方面有800多個大公司和貿易團體寫信給總統，希望他能延長對中國的MFN待遇。終於在5月26日，克林頓不得不承認：“不是所有行政命令的要求都已經被滿足”，但是今後不再將人權與MFN掛鉤，因為“已經有效地使用了該政策，現在是要採用新的方針”。他的話矛盾得讓人那麼難聽懂，真是很難自己給自己下臺階。他過去一直批評前任總統(老布什)對中國“叩頭”政策，可在現實壓力之下，自己也不得不走回老路。對於中國來說，它獲得了兩個勝利：一，得到了MFN的延期，今後不再有附加條件；二，說明美國沒有真正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決心。臺灣為了能達到讓李登輝訪問美國的目的，花費了2000萬美元的巨資來遊說，在美國國會形成壓倒性的優勢。鑒於從中美建交以後，由於中國方面的壓力，美國一直沒有能讓臺灣的首領來美國訪問。在1995年4月，在國務卿Christopher在聯合國上甚至向錢其深保證：美國政府將拒絕讓李登輝來美國訪問。可是漸漸地克林頓行政當局已經偏向於讓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在1995年5月，國會以396對0票通過要求行政當局容許李登輝訪問的非強制性的(non-binding)議案。一周以後，參議院又以97對1票通過此案。面對這樣的壓力，如果行政當局還不能準許李的訪問，恐怕來自國會的壓力將要進一步升高。對於克林頓本人來說，他也希望能讓李登輝來訪問，因為一年以前他不得不把人權與對中國MFN [參見：中美內幕交易九]待遇脫構，可是以後中國的人權並沒有進一步改善，他希望以此行動來要回丟失的面子。他說：“正如中國需要我們尊重他們的決定，他們也必須要尊重我們的決定。” 為了小心起見，美國要求李登輝的訪問必須純粹是私人性質的、不能對報界發表談話、不能有政治活動、飛機不得停降在紐約，而需停在Syracuse的小城。在5月19日，美國通知臺灣準於李登輝的旅行。第二天(周六)美方通知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關於美國準許李登輝訪美的決定，因為他如同美國公民有天然的旅行自由。李道豫諷刺地問到：“如果古巴的卡斯特羅要求訪問美國，你們行政當局是否也會認為他有在美國旅行的自由？” 6月7日李登輝到達洛杉磯。美國方面一直要求臺灣能預先提供李登輝在Cornell大學講話的稿子。臺灣方面耍了花招，表面上是同意的了，可是一直設法拖延，以致在李登輝發表演說時，美方也沒能看到稿子原文。李登輝的演講中提到了 “共產主義正在滅亡”之類的明顯涉及政治的話語，令美國感到憤怒。美國處於這樣一種矛盾：如果李登輝在美國有旅行的自由，為什麼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講話稿要預先審查？接下來就是因為美國準許李的訪問而引來的麻煩：中國推遲中美雙方高層人士的會面、推遲雙方核武器和導彈技術控制的會談、正在美國訪問的空軍代表團被立即召回。 6月17日中國召回大使。這些報復措施只是剛剛開始。早在權衡是否準許李登輝訪問的時候，國務院曾經按白宮的要求起草了一個中國方面可能進行報復的單子。其中有一個可能是：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洛德當時下令屬下將這一條去除，他認為沒有必要讓白宮覺得有軍事沖突的恐慌。然而在7月19日，中國軍方宣布了在臺灣北部的東海進行為期一周的軍事演習。導彈的試射，使臺灣的股市在一州下落33%，公眾對臺灣獨立的支持率下降了7個百分點。對於美國來說，這是與中國建交以來，中國方面首次以軍事行動來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對於行政當局來說，應該吸取沒有事先把握臺灣在美國國會的遊說的教訓。為了避免今後的麻煩，美國行政當局通知臺灣，今後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直接找我們，而不要先去遊說國會。 8月份美方通知中國，華盛頓準備邀請江澤民訪問美國，作為平衡李登輝的訪問。同時克林頓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信中首次祕密保證： 1) 美國反對任何臺灣獨立的努力 2)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 3) 美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這就是所謂“三不”政策的起源，只是後來行政當局將第一條的“反對”臺灣獨立，改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久中國大使返回到了華盛頓。在1995年底，美方悄悄地通過外交部的李肇星重新向中國保證，今後不會再有臺灣的領導訪問美國了。這又是一個矛盾：隨著這個祕密的保證，李登輝天然的旅行自由又回到了年初而不復存在了。事實反復證明，美國的所謂人權、自由，只是它的一個利用工具，需要時就拿出來，而不需要時就根本不會去提及。當然這件事還沒有完全了結：1996年2月中國再次向離開高雄和基隆僅50公裏的距離試射導彈。美國也派出獨立號(隨後又跟上Nimitz號)航空母艦相抗衡，達到了(自建交以來)中美軍事對峙的最高峰。 4月，美日雙方簽定擴大和強化安全合作的協議。這次導彈事件再次對臺灣股市造成很大沖擊，臺灣外匯儲備也以每天4億美元的數額下落。中國再次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它的導彈就可以摧毀臺灣的經濟。 1996年10月中國同意不再與伊朗有核技術的合作。中國向波音公司訂購價值30億美元的50架客機。美國同意向中國出售民用核電站設備。 1996年10月31日，白宮首次公開承認“三不”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原先這只是1995年克林頓對中國的口頭祕密保證 1996年11月11日，中國通知美國，如果魏京生答應到國外流放的話，就能釋放魏。五天以後，魏京生被釋放。整個交易的重心，對於中國來說是臺灣。對美國來說是防止核技術擴散。只要有所需求，就能有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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