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作家鄭義，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於潛伏逃亡期間，寫給他被監禁的妻子北明的。作者以書信體、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了民運、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插隊」時等等，自己親身經歷、「見證」過的種種，以及他們夫妻親自深入廣西所調查的「人吃人事件」。

有關八九民運是在前三封信裡，仔細看看作者所描述的、當時北京城裡所發生的一切，絕對是會賺人熱淚的。讓人不禁要感慨的是，當時的這些中國人──不管是學生、知識分子、乃至一般的北京市民，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認知與渴求，其實跟我們台灣、或者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是沒什麼兩樣的。可以說，「民主自由」這種概念，根本已經是一種世界共通的語言了。可是我們如今所碰上的中國網民，只要一提到民主政治，卻彷彿一個個都成了外星人、說著我們完全無法了解的外星語似的。

我把這三封信中，一些跟事件本身較無關、或較枝微末節的部分省略掉，將當時作者所看到的、整個事件的發展經過，以及作者在這當中的相關感受、感慨與評述貼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三年了，當時固然舉世矚目，但除非事後有專門去注意或研究，否則，詳細的情形一般也多半不很了解，而許多當時從媒體得知的內容，或許也早都忘記了。

這次重貼，我就一天貼一封信了。特別說明一點：我所略過的部分，我用了「……」，但作者文中有些地方也用了這個符號，因此就把作者使用的改成了「…」。

雖然很歡迎任何人就此文回貼或發表感言（中國網民也一樣，只是希望你們是真的「詳讀」過它再發言的），但為維持文章的完整性，請等到全部貼完再發表。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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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 學運序幕
……
……
……
我們的行當是藝術。我們不是革命家。這場血跡未乾的人民起義首先是撞上的。

我理解當年參加過六·四運動學生的心情
他們本意也是爲了反對腐敗分子、爲國家更加民主、有個好的將來作想。
但是在某些企圖分裂祖國的反華分子的挑撥、煽動、帶領下
把一場很好的運動搞成了暴動。
這件事情主要責任應該在反華分子！
他們利用了這些學生們作爲反華工具。

閣下”反華”兩字中”華”字的意思代表的原來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ＡＡ：
既然閣下認知道”中華民族”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小弟再虛心的請問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幾年啦？！”

……
……
……
五四之後，學運醞釀著新的高潮。其後的一次自行車遊行中，我們設法加進了知識分子色彩。那時趙瑜（報告文學作家）已到京，住北大勺園。那次遊行大約是五月十日。遊行前日晚，我們商定通知盡可能多的青年作家，並一律佩頭帶、披帶。頭帶寫簡短口號，披帶上寫姓名，代表作。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咱們從來有看法。我不止一次跟你談，作家是既得利益者。教書的，搞研究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生活條件變化不大，因物價上漲，甚至還有下降的趨勢。作家稿費標準太低，但畢竟有工資外收入。近年來，生活、寫作、旅行、住房各種條件的改善，無疑走在知識界前頭。譬如咱們家，近一百平方米住房，滿舖地毯（雖然是化纖的）、彩電、冰箱、吸塵器、音響，每人一間書房…但作家，咱們這些以人類命運、靈魂為對象的腦力勞動者，決不能為物質所左右，決不能誰給奶吃就認誰是親娘。作家是人類的良知。在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中，作家首先應當是一個有正義感、社會責任感的公民。我們決定通過這次遊行，影響整個知識界全面投入這場以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大家都明白，作家是一個個一眼就記住的名字，稍一動作便會招致他們的仇恨與報復。但是別無選擇，只有大曝光了。
作家班班長陳建祖（詩人、記者）是我多年摯友，一切都只有依託作家班去辦了。陳建祖給他的弟兄們佈置好任務，一切就緒。次日午，以作家班為先導的北大隊伍在熱烈的掌聲中走出校門。數千群眾、記者聚在北大南門，外國記者搶占了附近的制高點，早已架好攝像機恭候。作家班特地製了面新旗。頭上的標語與胸前的名字使人們敏感到遊行成分的變化。街邊的人出聲地唸著我們的名字，爆發出陣陣掌聲。一路上並無軍警阻撓，隊伍很快到達政法學院。這裡已是人山人海，附近各校隊伍都到此集合。北大隊伍繼續前進，在行進中各校陸續跟上，自行車的長龍一眼望不到邊。進城後，蘇曉康、徐剛、徐星、王兆軍等作家陸續加入隊列。不知誰通知了史鐵生，這位癱瘓的作家究然搖著輪椅出現在我們隊伍的前邊。他是我的老同學，多年的知己。我騎著車，一手推著他的輪椅，走在隊伍最前列。我們一左一右是兩輛作家班租來的平板三輪。三輪上放著兩台錄音機，交替放國際歌和國歌。鐵生的人品和作品，在北京有口皆碑，頗有影響。他的形象，無疑為作家的第一次遊行增添了色彩。一些外省的作家歡呼著衝進隊伍。他們沒騎車，便爬上那兩輛早已超載的三輪車，狂熱地揮舞起大旗。
在人民日報社前，我們的隊伍被人群堵塞。聚在人民日報前的群眾對作家們的出現甚為激動。許多人擠進來要我們簽名，記者們也擠進來採訪。隊伍幾乎被擠散。這裡是呼喊新聞自由，罵官辦報紙最好的地方。只要一喊：「新聞要講真話！」「《人民日報》胡說八道！」等口號，《人民日報》院內樓上的新聞工作者們就使勁鼓掌。罵得越兇，掌聲越熱烈。很有趣。
過了人民日報，隊伍解散。作家們碰在一起不易。我叫住……等人，到王兆軍家去議議今後怎麼辦。……討論結果定下兩條：1.由蘇曉康和我共同起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就目前時局的政治聲明，搞一次知識界大簽名運動；2.訂下時間、地點，召開一個範圍更大的各界知識分子的座談會，商討怎樣行動。
與曉康原商定先由他寫一稿，我再改一稿。但兩天後趙瑜急匆匆到金雞獎評審委員會來，說曉康有事，把只寫了一半的稿子扔給了我，毫無辦法，我只好來幹這將來肯定惹麻煩的活兒了。……
知識界的小會，由於地點未安排好，臨時轉移到魯院附近的一家餐廳（招待所？）。這天大約是五月十二日或十三日。到會的有三、四十人。由我、曉康、趙瑜主持。大家先各自談了最近的情況，然後討論怎麼辦。有人提議成立知識界的組織，立即遭到否定，不願引起當局神經過敏。文藝、理論、新聞等各界知識分子很難湊在一起，眾說紛紜，看來已極難形成一致意見。
我只好讀了由我和蘇曉康起草的聲明，並提出了全國大簽名的設想。不料一致同意，會議馬上轉入討論如何分頭徵集簽名事宜。聲明原則通過，由我再修改一遍，與會者都簽了名，遲到的劉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痛快地把自己的名字簽到第一個。
散會之後，蘇曉康提議到嚴家其家徵求一下意見。……嚴家其看了草稿，提了幾條意見，後來我修改時基本未採納，因行文要求簡練，文體不能過於文學化、散文化。他主要的貢獻是提議易名為「五•一六聲明」──十幾年前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把中國帶入了一個災難的深淵，而今天，在我們發表這個聲明之際，愛國民主運動方興未艾，中國的前途充滿希望與光明。──這主意，這響亮的名字博得了我們連聲喝彩。
找不到打印處，與我們一路同行的老鬼（記者、作家）說他家有一台電腦，他來幹。……
在知識界的座談會上，已初定五•十五舉行知識界獨立的盛大遊行。時間不多了。
五月十三日，學運形勢急轉直下，以北大為主的數百名學生忽然宣布：絕食！要求並不太高，一是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一是政府立即與各校選舉產生的「對話團」進行公開的、實質性的對話。
這是五•四之後醞釀的結果。
四•二六社論及學生們跪呈請願書無人理睬之傲慢、腐敗，激起了無法平息的憤怒。其後，北大陸續貼出幾張大字報，從校志上抄錄了舊軍閥、段琪瑞政府、「人民公敵蔣介石」等對待遊行、請願的故事。總之，態度都可以，比李鵬政府強多了。如果他們是今天共產黨官員，早就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全黨批判了。例如某北平軍閥制止學生遊行，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逮捕了一批學生。學生代表旋即求見，講明遊行目的。該軍閥聽後，承認學生遊行愛國、即刻謝罪，釋放全體被捕同學。又例如清華某教授為要求政府抗日，宣布絕食，並南下赴南京請願。蔣介石立即接見，親自唸了該教授請願書，表示堅決抗日。教授長跪，熱淚橫流，要求蔣不要食言。蔣亦跪地垂淚，發誓抗日。閱畢，誰人都會感到今不如昔。共產黨在人民面前的霸道、狂妄、冷酷無情，在近代史上幾無先例。
聽說是北大王丹發起，我心裡一震。如果絕食有了善果，推進了政體改革，一切都好說。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難辭其咎的。
中午，北大二百絕食同學進入天安門廣場；我聞訊趕到已是傍晚，正值清華、北師大、科技大、北航、理工等校絕食隊伍入場。在場群眾不多，數千而已，氣氛不是大遊行似的興奮，壓抑、輕微的悲壯。標語口號已成哀兵必勝之勢：「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剷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領導做起！從現在做起！」「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改革需要犧牲」、「永別了，媽媽」…
當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絕食」大旗在紀念碑前正中旗桿上升起時，我眼中含滿了淚。在這個巨大的廣場上，也許只有我一人才明白學生們邁出了怎樣的一步！破釜沉舟，義無反顧！這是退縮與堅定的界溝。一旦越過，你便再無退路。青年們在宣誓了：「我立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心裡油然而生由衷的敬愛。我不了解他們內部討論與決策的過程，但他們分明把這進可攻退可守的超級武器運用於擺脫低潮，把民主運動推向前進。這就是赤誠、勇敢！這就是智慧！
南來的風，鼓起了繫於兩根旗桿間的絕食大旗，如一面黑帆。這黑帆將載我們去何方？我說不清。也許，我們將抵達民主與自由的彼岸；也許風暴將把一切都埋入深深的海洋。無論結局如何，這些勇敢的年輕人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難道歷史的車輪要靠代代精英的鮮血來潤滑？！
根據「絕食請願團」正式宣布，絕食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五點二十開始。
患軟骨症的民族不應忘記這個時刻。

散會後回作家班宿舍，正議論剛才的新聞發布會，一人遞過張傳單：明日全市大遊行，最後到天安門廣場集中，遊行路線途經王府井、西單等商業街…落款為：「五•一七大遊行指揮部」。閱畢，我把傳單遞給大家傳閱，說明天可能要出事。一時間，屋裡沉寂下來。大家都感到問題的嚴重：這樣無人、無單位牽頭、無組織的全市大遊行，極可能發生意外。一是規定的路線竟要通過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即使當局不搞「國會縱火案」，也很難保證沒有極少數歹徒砸櫥窗；只要有少數人砸、搶，必有人趁火打劫。倘若發生暴力事件，已維持一個月的非暴力和平運動則前功盡棄，並立即會招致當局冠冕堂皇的鎮壓。一是到天安門廣場集中：廣場本已超負荷，如果百萬人齊聚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能否維持住秩序？絕食圈子能否保持？絕食已五天的同學能否保證安全？
大家議論紛紛，考慮對此危局我們能做些什麼？最後我說了一句：「明天咱們的角色就是警察！」大家一致贊同。宿舍太亂，一行人散步到未名湖。在已無上層建築的石舫上，濱水臨風，才感到緊張多日的身心頓時放鬆。……良久，才轉入正題，但議來議去，終不得要領。關鍵是我們沒有組織，無組織就無法採取「警察行動」。時間又太匆促。有人提議，萬不得已，每人舉一牌子，寫上遊行注意事項，在各主要路口顯眼處站著，總能起點作用。有人提議散發傳單，反正「天下大亂」，誰都可自稱什麼「總指揮部」、「總總指揮部」。張曼菱（天津女作家、北大前學領袖）掏出紙筆記錄。我說了幾個「不准」、「嚴禁」，待說到「如發現壞人搗亂破壞，任何人都有權將其扭送公安機關或學生糾察隊」時，遭到一致反對。都說這是「他們」的語言，且不能以這種態度對待群眾。否定。大致擬好幾條，但也是紙上談兵，──我們沒有可以迅速運轉的「機器」。只好說明天每個人都全力以赴吧。聊盡人事，天意不得而知了。
咱們在北大吃了晚飯，急赴天安門廣場。估計到處交通堵塞（每日皆有遊行），忍痛要了出租車。人大門口，堵車，約半小時才得以通過。原來人們聚此聽學生演講，看大字報上的最新消息，又有人在這裡掛了小喇叭，廣播「美國之音」、「BBC」新聞節目。路邊上，一伙顯然不是學生的青年興高彩烈地「夾道歡迎」過路的汽車。咱們坐的小車一進入人群，車頂立即被拳頭巴掌砸得蓬蓬亂響。年輕人歡笑著像擂鼓般地一氣亂砸。司機伸出半個腦袋，說：嘿，哥伯兒，砸壞了回去沒法交代！輕點！人們只是笑，沒人理，照砸不誤。司機緘口不語。只是苦笑……
在車裡，咱們議論起這種可怕的情緒苗頭：離砸車燒車不過半步之遙了。

天安門廣場籠罩著悲憤的緊張。救護車警笛長鳴，一輛接一輛呼嘯而去。平日忠於職守，煞有介事的交通警察蹤跡杳無。數十萬人充塞著天安門廣場及附近的街道路口。在絕食進入高潮那一段，最需要紀律與秩序的時期，這個毫無良知的政府竟撤走了所有警察，要學生們的好看！但他們永遠也不會懂得：民主正是最大的權威！學生糾察隊承擔起維持秩序，特別是維持廣場東西兩側的救護車出入通道的交通秩序的責任。上千的糾察人員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著的廣場中心通向南北東西各個方向的通道。每分鐘都有人暈倒，各醫院自動聚集而來的救護車每一分鐘都要把人送回自己醫院搶救。這條條通道，就是他們絕食的兄弟姊妹的生命！寫到此時，我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我眼前浮現出那些為了人民幸福，祖國富強而獻身的可愛的年輕人…我不能不一千遍，一萬遍地詛咒這個毫無人性的執政黨，這個天良喪盡的政府！他們撤走警察，期望交通混亂，無異於救火時關閉消火栓總閘！他們期望盡快出現無法控制的大混亂，他們好名正言順地開進軍隊，收拾殘局。但他們失算了。學生糾察隊將維持和平與秩序視作神聖的職責，他們不僅成功地維持了絕食圈內的秩序，還成功地建立了四通八達的「生命線」。「生命線」兩側，各有一根單薄的塑料繩（包裝繩），每隔一、二米一糾察隊員，將其維持在一米左右高度。縱是廣場上水泄不通，但沒有人向這條脆弱的塑料繩壓擠！因為在每一個正直善良的中國人心中，那些準備以身殉國的年輕人正是他們的希望！……「生命線」上，每隔數十米便有一學生手執紅旗。救護車剛一起步，那些旗幟便一面面揮動，如古時的通訊工具烽火台。遙見大旗揮舞翻飛時，人行橫道迅速封閉。救護車通行無阻，飛馳而去…現在，這裡是全世界人群密度和流量最大的地方，最混亂，最激動的地方，但同時也是交通秩序最良好的地方！（後據報載，這是北京交通事故最少的時期！）嘆為觀止！這是青年們智慧的奇蹟。這是北京人民共同意志的奇蹟。
後來，我有機會親眼發現：那塑料包裝繩竟一頭拉到了東單，一頭拉到了西單！而且尚不止於此：在東至建國門外，西至復興門，公主墳十餘公里的長安街上，到處都散布著學生糾察隊維持交通秩序。可以說，在政府險惡地撤出了所有交通警察那一期間，學生糾察隊幾乎整個接管了北京市中心的交通管理。
……
絕食隊伍儼然已形成一巨大營寨。最外層的糾察線絕非僅是一圈象徵性的「牆」，它嚴禁出入，是一堵真正的「牆」。在這一圈「城牆」的特定位置，留有供人員出入的「門」：小小的橫幅上寫有「門」、「出」、「入」字樣。察驗完通行證，糾察隊員手一鬆開，「門」就算打開。進得門來，我根本不知該怎麼走。到處是塑料布、帆布架起的臨時帳篷。東一條電線西一條電線到處亂扯著燈。這個帳篷在發放食品飲料，那個帳篷裡躺著疲憊的醫務人員。帳篷之間到處堆放著各種紙箱、躺著人。我逢人便打聽絕食團廣播站（因那學生領袖告我在廣播站能找到熟人），但有人不清楚，有人跟我說不清路徑。這是一座其大無比的迷宮。地上找不到只好空中找，認準高音喇叭位置，再朝那方向闖。
在紀念碑東北角松牆外，終於找到廣播站。因混進來的便衣特務頗多，廣播站外還設有一道特別警戒線，未經廣播站負責人和學生頭頭允許，持任何通行證也不准進入。在這種混亂的大群眾場面，廣播站不僅是宣傳中樞，而且還是指揮中樞。文革如此，現在看來也如此。頭頭們開會、決策也往往是在這幾塊塑料布下。……現在，絕食已進入第四天，又參加了絕食又要指揮的學生領袖們已極度疲憊。嗓子啞得說不出話，走路都搖晃。誰也很難拽住他們，連續說上幾句話。好不易逮個空兒，跟柴玲（北師大研究生，後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郭海峰幾個頭頭談了明天可能出現的危險。他們亦不知那個「遊行總指揮部」是些什麼人。他們問我的意見，我談了幾個「禁止」。柴玲半躺在別人身上（地方太小，有人倒下便睡去，打都打不醒），找了支筆在一張破紙上劃拉。見他們接手了，我如釋重負，擠到你身邊。張伯笠找來幾件棉大衣和被子。我們幾個舖上，枕著傳單、飲料箱準備閤一會兒眼。在這兒，算是特殊待遇了。但怎麼也睡不著。便起來協助陳建祖審廣播稿。從此，只要咱們有空，便到廣播站工作。你更是一心撲在這個塑料棚下，從編稿、審稿到播音，什麼都幹遍了。睏了打個盹，餓了啃個麵包。

翌日，五月十七日，百萬人大遊行。
──組織者：一紙傳單，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大遊行總指揮部」。火一樣燃燒的日子！火一樣燃燒的共同的激情！
下午，天安門廣場附近所有街道都充塞著遊行隊伍。除了學生、知識分子之外，工人、市民都起來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連國務院、外交部、體改委、共青團中央、全總、青聯、學聯、婦聯等國家機關各部委，各人民團體的人都打著旗標走上了街頭。各民主黨派的隊伍也十分顯眼，我算了一下，大約除了共產黨中央，中國所有的黨派都同人民、同青年站在了一起！大街上，方向各異的隊伍川流不息，聲援、抗議之聲不絕於耳…
這一天，知識界，民主黨派領袖紛紛聯名致函共產黨，要求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即進行公開、平等的對話。
我最關心的是秩序，非暴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遊行隊伍未能進入商業街道。──學生糾察隊封鎖了東單、西單、王府井、前門大柵欄等繁華街道。──看來，昨晚柴玲的那張破條子真起作用了！我不知他們的整個機器是如何運轉的。在這等混亂局面下，重要的意見能上達，領導機構（常常是誰也找不到誰）能及時研究，執行部門能堅決貫徹，真了不起！北京人也真了不起！他們完全服從學生糾察隊指揮，不進入繁華商業街道。人人都明白這意思，人人都在嚴防共產黨的「國會縱火案」（如後來用墨水瓶砸天安門毛澤東像的三人，當即被群眾及大學生扭送公安局），人人都懂得秩序、法制與和平。
當從學生們那裡核實了商業街道已「安全度汛」，連一次混亂都未發生，一小塊玻璃都沒砸碎時，我激動地對你說，我看到了一種希望：也許，我們將和平地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凌晨，大約是五月十八日，大家都睏得東倒西斜，你卻精神飽滿地準備開機廣播。你先趴在機器上寫了個開播辭，然後打開機器。到時候了（六點？），卻怎麼也找不到開始曲《讓世界充滿愛》（我不知學生們是如何選中這首曲子的。每晨，這開始曲都使我深深動情！這場偉大的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運動中，每個黎明都在這安詳、和平而充滿愛的樂曲中來臨。回想起文革時期的開始曲，雄壯激昂，卻無法像這首曲子那般直透入你心的最深處。文革鼓吹暴力、專政；而現在這些青年卻宏揚和平，懷著感人至深的愛…）。最後，你翻出一盤《命運交響曲》，你說：就是它吧！
睡夢中靜寂和平的天安門廣場，驟然清晰地響起了命運的叩門聲。偉大的貝多芬把對不屈從命運的人類精神的讚美，獻給這塊神聖的土地和這塊土地上正在甦醒的青年。你已略帶沙啞的溫柔的女聲響起了：
《學運之聲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同學們，我們已經迎來了絕食請願的第五個黎明！…
「哦──」整個廣場漾起了勝利的歡呼。每清晨，每當播出這句話，青年們都要歡呼一聲。我實在太理解這感情了。每一分鐘，都有人倒下，數十輛救護車在「生命線」上晝夜奔忙，每一分鐘，軍警都可能突然出現，流血、鎮壓、失敗…到目前為止，絕食的數千志士已昏倒上千人次，死硬政府仍拒不接受他們的條件。誰也不能保證鬥爭必勝，誰也不知道下一刻命運將把他們，把中國帶往何方。他們堅持著。他們度日如年。又一天過去了，又一個新的黎明終於降臨。──只有在此刻，他們才有可能體會到他們的犧牲精神所創造的奇蹟，才可能從惡夢中醒來，輕鬆地擁抱那一輪全新的朝陽！
……
……
這一天，以絕食為中心的抗議、聲援活動達到高潮。百萬人大遊行已持續兩天；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社會名流向共產黨施加的壓力也達到頂點。清晨五點，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到醫院看望同學，希望早日結束絕食；上午，李鵬及北京市的哼哈二將陳希同、李錫銘等在人大會堂會見吾爾開希、王丹、熊焱等，一面裝出和善的樣子勸大學生復食，肯定愛國熱情，一面避而不談學生的兩點要求（平反、對話），殺機隱現地稱：他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不講，以後在適當的機會講云云。
據我觀察，學生領袖一般已感到疲勞與絕望。他們完全沒有料到這個執政黨和政府在這種空前強大的全民壓力面前竟然如此死硬，不知羞恥！到十八日中午，三千人絕食已五天，一百一十多小時，大學生的英勇犧牲與政府的無恥死硬都雙雙創了前無古人的世界紀錄！不僅無任何鬆動跡象，李鵬還咄咄逼人，暗露殺機。
再堅持下去會是什麼結局？
已極度衰弱的絕食同學開始向嚴重後遺症（最嚴重──植物人）迅速滑落！
怎麼辦？
絕食，絕食，鄭義，你這始作俑者，你說該怎麼辦！

支那人，說有多淺薄就有多淺薄
一開始我就講明了－－【作者以書信體、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了…】
這種東西，你喜歡怎麼叫都無所謂，但是，你就是沒資格來質疑它「不是信」！
真是最最沒水準的支那蟲

在信中，作者當然有對他太太所講的一些話，但是－－
【我把這三封信中，一些跟事件本身較無關、或較枝微末節的部分省略掉】
正因為那些話「跟事件本身較無關」，所以被我省略掉了

【我理解當年參加過六·四運動學生的心情】
可見這隻支那蟲根本沒看清文章內容
鄭先生一開始接觸到該事件時，就是作家了，怎麼沒的又成了「學生」呢？！

……
……
……
五月十九日之夜，憂心忡忡之夜。絕食總算是停止了，原有的心理負擔雖然解除，但鎮壓逼近。早晨一起床，小招待所唯一的電視上正在反覆播放由李鵬簽署的戒嚴令及市長陳希同簽署的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宣布：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嚴禁中外記者採訪…
人們注視著屏幕上閃動的文字，默然不語。
你問我：外面會是什麼樣兒，現在？
我說：每個路口幾輛坦克，一連荷槍實彈的士兵。
廣場怎樣了？我們匆匆走上大街。東四十條立交橋上，幾十個人聚集著、交談著。我問：「學生們怎樣了？」「還在廣場…」──這就夠了。我們急匆匆向廣場去。橋下駛過一輛卡車，旗幟標語在車風中劇烈抖動。一車青年工人。橋上橋下的人齊聲叫好，扯破了嗓子地吼。心頭一熱：勇敢的人還沒死絕！
地鐵車站上了鎖。存車的老太太說：軍隊要進城，被老百姓截住了，想坐地鐵，地鐵工人拉了總閘…
終於幹起來了！立刻意識到：我對人民的反抗精神也是估計不足。
一切公共交通車輛全部停駛。出租車極少，招手不停。停了的不去天安門方向，稱：「領導不許」。幸好攔住輛平板三輪。老人一邊蹬，一邊嘮叨著罵政府，一邊說想進北京城的軍車全被堵住了…
啊，我的天安門廣場！
那千百面旗幟照樣在飄揚！那動人的音樂照樣在迴蕩！巨大的營壘巍然不動，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只是人民迎來了又一輪嶄新的太陽！
…廣播站照舊在忙碌中，沒有人注意到咱們的離去，也沒人注意到咱們的歸來。我急於了解昨晚發生的一切，但不好意思啟齒。縱然昨晚的離去有種種理由，但畢竟是在最危難的時刻，我們走了，而把他們留在了被四面圍困的陣地上。只有低下頭，默默地參加工作…許久許久，我才感到又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漸漸，從學生們的片言隻語，從學生領袖匆忙的簡介，從朋友們的詳細描述中，我才了解到昨晚發生的事情…

晚十點，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及北京市黨政幹部會。李鵬發表了殺氣騰騰的講話。楊尚昆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們的軍隊已經進城了，你們在來開會的路上都看到了吧！
他們以為，在他們發表講話之際，軍隊已按部署開進到各個指定的位置，北京已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了。他們只知道他們已調集到北京周圍的幾十萬大軍。他們忘記了北京的幾百萬人民。
據說，第一個挺身而出攔截軍隊的，是一位老太太。老人無畏地挺立在馬路中央、刺目的車燈前，滿頭銀絲如雪如霜。所有的群眾都撲向街心。車隊停下了，被包圍了…人們爬上車，向軍人們介紹北京近來發生的一切。有的義正詞嚴，有的聲淚俱下…
一支車隊在交通已斷絕的馬路上行進。（看來，他們下令斷絕北京交通，除了(一)盡可能阻止人們去天安門廣場，以免形成軍隊也啃不動的大群眾場面；(二)將交通斷絕後造成的生活困難、生產損失嫁禍於人；還有(三)為軍隊進城騰空道路。四二七大遊行動用軍隊時，行駛中的軍車被行駛中的北京車輛發現，立即堵得進退不得。）一輛摩托車發現了，全速衝到前面的大路口，鳴笛大叫：「快下來呀！軍車來了！」居民樓上的人，如躲地震般地跑下樓，衝向路口。…（自此，摩托車們發現了自己的新用途，便在各路口巡邏，一旦發現軍車，便大呼小叫。幾日之中，摩托車手們逐漸形成一支數百輛車的龐大車隊，如神經末梢般探向北京城四面的遠近路口。他們迅速、準確地向群眾及學生報告各路口情況，使當局惱羞成怒。加之這個車隊的成分，個體戶占很大比例，他們與經濟活方式相應的「自由化」思想與行動，終招致嚴厲鎮壓。戒嚴初期軍事行動上的全面失敗，皆遷怒於這些本不關心政治的青年。）
為預防秘密逮捕，十九日晚，趙瑜、蘇煒等皆沒回住處，集中到李陀家住。忽聽得樓下大喊，知道發生了事，便隨人群蜂擁而出。一個長長的車隊已被群眾堵死在呼家樓路口。人們激動地演說，呼口號…一個青年，站在一高處吹起了小號。小號聲在深夜格外嘹亮。人們熱血沸騰，在小號的伴奏下唱起《國際歌》…趙瑜不止一次對咱們說起這支小號，那情那景他永生難忘…那一夜，李陀、趙瑜、蘇煒們隨人流走了好幾個路口，親睹了北京市民英勇地自發堵軍車的場面，直走得腳上打泡。
有的司機，聽說軍車開始進城，半夜將油槽車，滿載的煤車開到軍車必經路口，在群眾的幫助下，橫陳路口。有的路口則由垃報桶，隔離墩組成路障…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
在北京市民的英勇抗擊下，絕大部分軍隊都被阻在三環以外，最能耐的也未能進入二環一步。
白天，是一個構築路障時刻。在清晨發布的戒嚴令「動員」下，從未見過街壘路障的北京人，在剎那之間把北京變成一個路障遍布的城市。在屠刀舉起來的時候，北京人被激怒了。他們要保衛自己和平的城市，保衛自己在天安門廣場上苦鬥的兒女兄妹。
由市民們創造出來的「路口保衛戰」已成了決定這場運動成敗的新戰場。絕食團指揮部迅速意識到這一點，並組成學生小分隊，和群眾一起把守路口。小路口一般有二十人左右，大路口我不清楚。夜裡十點後，布設路障。天明之後，拆除或部分拆除路障，恢復交通。平時向群眾宣傳、介紹情況，談民主與自由，進行啟蒙教育。十九日──二十日之間的突變，使學生突然不期然地獲得了自衛的組織形式與手段。等著挨打，毫無自衛能力的狀況自此一去不返。

十八日後，指揮部便轉移到一輛大客車裡。因車門便於把守，指揮部開會可少受干擾。車上安裝了擴音設備，但一直停在廣場上，沒有發揮其作用。二十日午後，我向李祿建議把車開出去轉轉，必須把我們堅守廣場的決心告訴群眾。李祿同意了，把車交給我，由我指揮。我趕緊到廣播站叫上你，再把學生領袖悉數請下車（怕公安機關扣押廣播車抓人），然後把車開上長安街。主要的稿件是《告全市人民書》，由我匆忙中起草，僅三、二百字，辭句激昂鏗鏘。（又至少是二十年。至此，我的刑期早已超過了半個世紀。）大意是：李鵬、楊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擅自宣布戒嚴令，調動數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使用了從催淚瓦斯到坦克、武裝直昇機的現代化武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他們撤消了趙紫陽總書記的職務，發動了一場反黨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他們的反革命行徑，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數十萬大軍被人民成功地阻擋在北京城外，未能進入北京一步！在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嚴峻時刻，我們號召一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市民團結起來，保衛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的勝利成果，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的首都北京！
這個《告全市人民書》得到群眾極其熱烈的反應。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歡呼。我將軍隊入城定性為反革命軍事政變，原因之一是他們搞垮了總書記，而且那兩日鄧小平也杳無音訊。有人估計是反改革派乾脆連鄧也一起搞下去了。
我們沿長安街西駛，以步行速度經西單路口──宣武門──前門──崇文門──東單──天安門，在城區繞了一小圈兒。廣播車後緊隨著上千自行車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遊行隊伍。寫稿抄稿找不到筆了，只要向車窗外喊：「筆，誰有圓珠筆？」馬上就會有幾支筆遞進來。好幾次被攔住，人們硬要往車上成箱地送飲料、麵包、口罩（防催淚彈）等東西。推辭不下，只好收下。其實車上堆滿了這些東西、吃、喝、藥、用，什麼東西都可以翻到。群眾的熱情使我深為感動。尚未聽清廣播內容，遠遠望見「絕食團指揮部」幾個大字，便是一陣歡呼。我感到剛才讓學生領袖全部下車實在是多慮了。有這麼多群眾的保護，公安機關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們的車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口停了一陣，許多公安人員都擁到門口窗口來聽。）我悟出一條：只要軍隊進不了城，北京就屬於人民！
你和另一個女學生坐在車尾，交替擴音。……

聽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的自我反省，為他們的迅速成熟感到高興，也有一絲疑惑：對這些年輕人，人們是否苛求了？作為現場參與者，我認為這句話十分中肯：他們已作到最好。
要多反思一下的該是知識界。恐怕我們尚未作到最好。我自己尤其是。
有一夜，誤傳鄧小平下台，改革派大獲全勝。我拉著妻悄悄撤出廣場，打算就此脫離運動，讓學生領袖們去打掃戰場，處理勝局俗務。
五月二十六日，形勢僵化，無力挽狂瀾之策，又是撤出廣場，一撤就撤回了數百里之外的山西，棄別人於熱鍋上煎熬。至六四屠城，方意識到辜負歷史重託，愧對慘死同胞。
我介入較早較深，本來應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終未能意識到，而總認為知名度不夠，年齡不夠，總希望扶持別人，自己只是出謀劃策。
──不敢挺身而出領導！
──不敢承擔歷史責任！
如果我更自覺地承擔起責任，雖亦不可能改變六四悲慘結局，但至少知識界的許多工作可能做得更好。嚴家其、包遵信比我缺乏群眾鬥爭經驗，但他們沒有辜負歷史，充分自覺地高舉起大旗，他們是中國知識界分子的驕傲！
天安門六四之夜的撤離行動，更使我羞愧萬分。劉曉波等四人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證明只要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在任何困境中都可能有所作為。而我卻只能恥辱地枯坐電話前，聽著電線傳來的屠城槍聲！
也許這並非偶然。也許我和大批與我相同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承擔起這種歷史的責任。
因為我們懼怕良心的責任：我有權領導（號召、驅使）他人去為一個那怕是崇高理想而鬥爭，從而承受苦難與犧牲嗎？我有權決定自己命運，但是我有權決定他人命運嗎？
──逃避責任。
這樣的知識分子注定不可能成為政治領袖。

中國人民被几十年的屠殺運動整怕了，麻木了，整得越來越沒有主見，越來越喪失同情心。看看六四血腥鎮壓發生后全國一片贊同的聲音，看看江澤民政府鎮壓善良的法輪功群眾，三年來人民的表現吧！這樣一個民族，怎樣不叫人痛心？這樣的民族，前途渺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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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3日 星期二

我哭泣 為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

/張明

【人民報消息】編者注：當文革結束后，數不清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很有名气的作家、科學家（他們絕大多數是被打倒后重新“解放”）都發表“文革再也不會出現啦。党知道錯了，人民也清醒了。春天來了！”。人民以為真的如此。然而事實正好相反。中共根本沒有知錯改錯，其殺人嚼血的本性并沒有改變，而是笑里藏刀、蜜里加毒的技巧更加圓滑，其猙獰的面目殺人的手段更加隱蔽，更會蒙騙人民。而中國人民被几十年的屠殺運動整怕了，麻木了，整得越來越沒有主見，越來越喪失同情心。看看六四血腥鎮壓發生后全國一片贊同的聲音，看看江澤民政府鎮壓善良的法輪功群眾，三年來人民的表現吧！這樣一個民族，怎樣不叫人痛心？這樣的民族，前途渺茫啊！
很久以來，我已不會哭泣了。但是看了上一篇題為《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的文章，我卻哭得泣不成聲。坐在電腦跟前，我不停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中國人究竟怎么了？下面是我摘錄的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博訊boxun.com)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余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划分：四類份子3,576人，四類份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周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了起來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3個月的嫩毛毛（筆者注：毛毛，當地方言，指嬰儿）。”她喊了几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至于那個嫩毛毛，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到山上沒人管，那天晚上，還有人听得哭聲……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段文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与被殺者之間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但是，如果僅將悲劇推給當時的歷史背景，我認為是說不通的。在這個民族的骨子里就有一种邪 惡的基因，只要有机會，他們就會大開殺戒的。据說，“6．4”大鎮壓，鄧小平最初也只是想殺几個人將學生嚇退，沒想到最后釀成數百人喋血廣場的慘劇。如果鄧能夠對中國人的惡性有一個充分的了解，也許他就不輕易下令開槍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也是一個充滿殺戮和仇恨的民族。

千百年前他們是在黃巢、張獻忠們勢大時混跡其中、打著“均貧富”的旗號殺几個看不順眼的人，奸污几個垂涎以久的女人，順手抄几錠別人的金子的貨色。

數十年前，他們是借著土改、斗地主的机會發發洋財，順手把地主的儿子綁在馬后活活拖死的流氓無產者。

他們還是眼見階級斗爭、天下大亂時，上竄下跳，整整平時不敢整的人、搶搶平時不敢搶的東西的禽獸。

現在，他們是當女工在光天化日下被凌辱、而饒有興趣“欣賞”的圍觀者。

道縣殺人事件在當時的中國絕不是孤立的。在我的家鄉四川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只不過規模沒有這樣大而已。据我奶奶講，就在1967 年前后，我們村的地富份子也被“貧下中農”殺光的，是用石頭砸死的，這些被砸死的人當中也有一個正在吃奶的嬰儿。

走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我卻渾身發冷。我相信類似的殺戮事件過去發生了，今后還會發生。“9．11”恐怖襲擊后的舉國歡呼還未平息，我又听到了對巴國“人体炸彈”的公開贊美。前者是民間的聲音，后者卻來自政府的喉舌。我相信，那些“愛國份子”正在磨刀霍霍，隨時准備砍向我這樣的“賣國者”頭上。

上帝保佑！讓我逃离苦海，不要再与邪惡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