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野蠻與無良知的中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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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 於 2002/12/16 08:07 | |
| 劉曉波：野蠻與無良知的中共秩序 | |
劉曉波：野蠻的穩定和無良知的秩序 劉曉波 http://www.ncn.org/zwgInfo/ 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乃是六四後中共執政的首要目標，保持經濟高增長，申辦奧運、世博會和加入WTO，對美國採取現實低調的姿態，收買社會精英，剝離党營經濟的不良資産，用改革代價論說服失業者，為戶籍制和農村土地制度的延續進行辯護，在農村實行費改稅，大力張揚三個代表、村民自治、行政改革和立法司法改革，不間斷的全國性嚴打，嚴厲打擊法輪功\和其他異見者，加強言論管制和封鎖互聯網，作反腐敗秀和追究富人偷漏稅……所有這一切政府行為，無一不是從維護穩定的所謂大局出發。 最近，中共智囊康曉光發表的《未來3-5年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一文，對此做了赤裸的表白：1、利益分化導致強勢精英階層和弱勢底層群體之間的全面對立，兩者與現存秩序的關係也完全不同。前者是現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所以也是維持穩定的主要力量。2、執政集團奉行國家機會主義策略，只要能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怎麼幹都行！實在的既得利益代替了空洞的意識形態號召，成為政權凝聚社會精英的主要力量，發財致富的少數人群，不僅是權貴家族，還有各類社會精英。3、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形成了惟利是圖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壟斷著所有的公共權力和稀缺資源，對政治、經濟、文化和市民社會等主要公共領域具有絕對的控制能力。而後者是現存秩序的主要受損者，他們曾經有過的比較優勢在每一方面皆喪失殆盡，政治上沒地位，經濟上日益貧困，文化上毫無發言權，更無法組織獨立的民間社團，只有在忍無可忍之時做鋌而走險的群體反抗。 另一份由智囊胡鞍鋼、王紹光和丁元竹執筆的報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穩定性問題》，從危機預警的角度為康曉光指出的不穩定因素提供了量化的資料支援，警告中共高層必須正視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的底層因素和社會問題。 康曉光是從正面論證現政權完全有能力維持穩定，胡鞍鋼等人是從反面指出威脅穩定的社會危機（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劇和失業群體的持續擴大，腐敗現象的愈演愈烈和基層反抗的日趨嚴重），這一正一反的進諫之言，無非是向最高當局強調：當下中國，對政權穩定構成最大威脅的，已經不是任何精英群體，而是底層的不滿、怨恨和群體反抗。 統治集團收買社會精英 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統治集團對社會精英實行利益收買，而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在利益上依附於統治集團的局面，在“三個代表”提出之後日益公開化。“三個代表”之所以被禦用精英們吹捧為“新時代的中囯共產黨宣言”，就在於它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權賴以維持的社會基礎的轉變──由貧困者或無産者轉向富裕者或有産者。當下中國的階層劃分，已經由政治身份轉向經濟身份，由革命性轉向了資本性。工農大眾由名譽的主人翁變成被剝離的不良資産和社會邊緣群體，由共産革命的主力軍變成了獨裁政權的主要防範和鎮壓的對像（如法輪功\等各類民間宗教組織和上訪請願示威的農民和失業工人）。而資本家和知識份子由被專政被改造的對像變成了先進生産力的代表，由中共政權的敵人變成政權的主要社會基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階層的兩級大分化，但絕非毛澤東時代的絕大多數人民大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之間的對立，而是極少數以中共政權為核心的社會精英和絕大多數以工農為主體的底層民眾之間的對立。所以，在精英同盟的眼中，農民、失業工人和其他邊緣群體構成對秩序穩定的主要威脅。所以十六大期間官方防範的主要對像，除了法輪功\和異見者之外，還要加上失業下崗工人、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復員轉業軍人和離退休老幹部。 同時，執政集團及其附庸精英們也非常清楚，儘管利益受損的底層群體都懷有強烈的不滿甚至怨恨，但是他們並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對現存秩序的反抗是分散的局部的邊緣化的，因而也是容易控制的。特別是在每一次大規模的局部反抗爆發之時，除了進行嚴厲鎮壓和資訊封鎖之外，也要適當地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撫和輿論勸誘。 換言之，只要中共保持住對權力的壟斷，只要精英同盟牢固，只要保持民間社會的一盤散沙的狀態，政權的穩定和精英同盟的既得利益就有保障，因為中共政權有能力利用恩威並重的手段，平息任何分散的局部的底層反抗。正如康曉光所言：“高度集權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並使國內無法産生一個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一旦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大陸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這樣就有效地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而首先接受這一既定政治現實的群體就是所謂社會精英，並由精英們的言論勸誘和行為示範而使全社會接受：中共獨裁乃為不可改變的政治現實，因為離開了中共獨裁就必然天下大亂。 現在，幕僚型知識精英與其主子的配合已經很熟練了，甚至在表面上就是傳統的仁君與忠臣之間的天仙配。主子做出尊重忠臣們進諫的俯身傾顧姿態，哪怕是面對逆耳之諫言，也能泰然處之。幕僚們做出敢於諍言犯上的忠誠姿態，哪怕是指出巨大的陰暗面和危機。一方面，江澤民時代的中共高層提倡幹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善於表演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官員虛心向專家請教的統戰秀。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或幾個或全體，經常帶頭出席專家們的經濟和法律等講座。而每一次這類講座新聞見諸於媒體，請來的專家講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澤民朱鎔基李鵬等人對這種形式的表態，還要輔之以被邀做報告的專家獻媚性言談，大講能給第三代領導集體講課何等光榮，在如此謙遜好學的政治家的領導下，中國的前途將多麼光明。 另一方面，高級智囊的奏摺不斷地流向社會，成為人們窺測高層動向的重要渠道之一。90年代初，何新的奏摺頗為流行，據說，放逐著名異見人士、用生存權的優先地位來應對西方等策略，皆是出自何新的內參。鄧小平南巡之後，由太子党潘岳組織知識份子寫作的奏摺影響最大。流行於精英階層的奏摺，先後有針對六四後的政權穩定的《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幾乎同時風行一時的《第三隻眼看中國》一書，是“安全戰略”奏摺的擴充本，也是由潘岳策劃而由北師大的王山執筆的），為三個代表進行理論辯護的《政改報告》，如何處理由法輪功\引發的民間宗教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應該與時俱進》，換言之，太子党幕後策劃而幕僚型知識精英捉筆的奏摺，已經成為權貴與知識精英互惠互利的固定模式。 主子與幕僚的天仙配 2002年6月下旬，由朱鎔基導演了主子與幕僚之間的天仙配，成為十六大前醒目政治風景。先是由中共主流媒體破天荒地公佈了朱老闆就經濟問題諮詢12位經濟專家（這些專家們進行學術走穴的市場身價隨之大幅上漲），接著是這些專家提出的意見相繼見諸於媒體，其中既有辯護又有預警。辯護者如：樊鋼等經濟學家反駁美國人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林毅夫反駁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康曉光等人反駁“不穩定論”；預警者如：吳敬璉和胡鞍鋼等人對目前可能爆發的社會危機（腐敗、失業、兩極分化、金融黑洞等）的嚴厲警告；最後是中共針對弱勢群體可能導致動亂的警告，召開關於失業和社會保障的高規格會議，江澤民第一次就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失業問題發表長篇講話。 顯然，康曉光和胡鞍鋼等人的言說本身，就是知識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現身說法。在10月30日，也就是離十六大召開僅有一周之時，胡鞍鋼又搖身一變，從危機的預警者變成了光明的預言者，他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高調宣稱：“展望中共十六大，中國將提出更加明確的現代化進程：未來十年經濟總量翻一番。綜合國力方面大大加強。人民生活全面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他還強調：“中國保持社會相對穩定、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再用二十年的時間，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胡鞍鋼最近還提出“中國社會的第二次轉型”，即中國在經歷了由計劃向市場的第一次轉型之後，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二次轉型階段，十六大的主題就是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戰略部署。如果說，鄧小平理論是第一次轉型的指導思想，那麼，“三個代表”就是第二次轉型的指導思想。 顯然，只有完全看權勢者臉色行事的智囊，才會如此善變的翻雲覆雨，其奏摺，一會烏雲密布而看不到一點陽光，一會又滿天豔陽而沒有一絲陰霾。這充分說明，在當下中國，實際上沒有什麼各界精英之間的同盟，而只有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政治權貴的依附，知識精英的話語完全看政治權貴的臉色而定，精英論證完全服從於最高當局的政治需要，而從來沒有發自知識良知的心聲。 與高級幕僚的奏摺相配合的，是通俗文化對民眾進行軟性同化。一系列收視率頗高的帝王戲，對江朱體制的吹捧已經肉麻得無以復加，“奴才該死”和“聖上英明”，成為後現代高科技傳媒裏的前現代奇觀；一系列《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式的市民戲，對知足常樂和為党為國分憂的宣揚已經精致得天衣無縫。最近，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熱播的連續劇《省委書記》，除了主題歌高奏的個人崇拜的旋律之外（如，歌詞有“跟著他，跟著他，我們什麼都不怕”），又提出了著名的“破船論”：現在的中國象一艘瀕臨沈沒的破船，實在容納不下現有的冗員，要麼大家都賴在破船上一起沈沒，要麼就必須讓一部分人下船。儘管中共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嚴峻的現實是，為了拯救這條破船上的全體國人，現在只能留下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精英階層駕駛並修復破船，而讓一部分民眾做出下船的犧牲。所以，導致大量失業的改革，正是中共第三代為了免於破船的沈沒而做的努力。也就是說，大量的失業現象實為不可避免，是為修好破船必須付出的代價。党和國家向民眾保證，決不會忘記為修船付出代價的民眾，下船只是暫時的且會得到補償。一等到這條破船基本修好，黨和國家就會把下船的人們重新接到船上來，一起開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航。 真要欽佩禦用知識精英的獻媚術和灌輸術的精到，通過熒屏上的省級官員之口來演繹江核心的“三個代表”，通過主題歌中不斷反復的歌詞暗示繼往開來的領路人江澤民，把官方的“代價論”和“奉獻論”形像化為“破船論”，其灌輸效應，不僅遠勝過十六大前的一系列吹捧江澤民的專題片，更勝過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每天對“三個代表”的刻板宣傳：與其大家都擠在破船上等待葬身大海的全體覆沒，不如讓少數精英們留在船上而讓大多數底層民眾下船，以保證大船的繼續航行。 在這樣的天仙配中，中共政權似乎給人以正視危機並想辦法解決問題的負責形像，高級幕僚也似乎表現出敢於揭示問題的知識良知。然而，在實際上，這種天仙配姿態，即這些禦用幕僚們研究社會穩定及其危機的出發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為維持現存秩序的穩定獻計獻策，而從來沒有把為弱勢群體謀福利作為自己的職責。即便他們懾於社會危機的嚴重而建議執政者善待底層民眾，把肆無忌憚的掠奪變成有節制的詐取，在根子上也僅僅是為了維護精英同盟的特權和利益，而對解決現實問題全無幫助，對弱勢群體更缺少真正的關懷。在他們看來，維持政權穩定乃是最大利益。 好秩序與壞秩序 勿庸置疑，任何國家的發展和繁榮都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但是，穩定秩序的維繫，首先要靠制度的良知（包括管理者和精英階層的良知），其次才是制度的效率。前者是奠定穩定秩序的道義基礎，即善待人性的道義正當性，這是秩序得以保持基本公正的前提，也是秩序得以長遠穩定和高效的根本保證；後者是秩序的産出效率，即為公眾提供創造幸福生活的權利、機會和資源的能力，不僅是社會整體的物質富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是個人尊嚴的確立和精神世界的提升。 一種好的秩序，必須是既有良知又有效率，為維持秩序穩定做出貢獻的，不僅是壟斷著公權力的政府，更是完善的法治和自組織的民間社會。政府對社會穩定的作用，無疑是盡力提供最重要的公共産品──社會公正。因為，只有公正的社會秩序，才能保證民眾的權利、財産、安全和自由。而中共政權，根本沒有提供社會公正的機制、能力和意願。 有良知的好秩序和無良知的壞秩序之間，具有制度上的實質區別：前者是法治秩序，而後者是人治秩序。前者是平等對待每個人和確保個人的自由權利，而後者是對不同人的歧視對待和剝奪個人的自由權利。在前者，政府的唯一職能是為公眾提供優質的服務，為異見的表達提供通暢的合法途徑，為滿足民眾的正當利益要求而調整公共政策；在後者，政府的主要職能卻是為少數特權者提供服務，用強權暴力鎮壓民間的異見、利益要求和對政府的不滿。在前者，民眾主要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其幸福也完全靠每個人的自主創造，所以，民眾服從法治秩序和自覺維持社會穩定，乃是基於發自內心的對現存秩序的自願認同；在後者，民眾主要為統治者的利益而服務，基本上沒有幸福可言，即便是生活的溫飽，也要靠統治者的賜予。在前者，反對派的合法存在是好秩序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反對派的秩序絕非良性秩序。反對派作為政治權力的在野競爭者，作為批評和監督政府的組織化民間壓力集團，不僅發揮著有效制約政府權力的作用，而且形成有效的政治激勵，即便執政者沒有更大的作為，而僅僅出於在下次競選中不被在野黨取而代之的目的，也不得不始終保持權力的謙卑；在後者，不允許\任何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政治權力的運用和交替，沒有黨派之間的良性的和平的政治競爭，沒有全社會的公開參與和選擇，也就沒有有效的監督、批評和政治激勵，而只是獨裁集團內部極少數人的分贓遊戲，權力運行的首要目的僅僅是為了保住權力本身，是最為狹隘自私的為了權力而權力。在前者，由法治保障的言論自由，允許\並鼓勵公共辯論，尊重並保護異見者的言論權利，不僅使任何公共政策和法律在“真理越辯越明”的討論中形成，大大降低公共政策的失誤概率，而且有助於社會共識和價值觀的形成，使社會具有發自內在認同的巨大凝聚力和多元競爭的活力。在後者，言論權利和所有媒體全部被政府所壟斷，公共辯論無從進行，異見者的權利更得不到保障，所有的公共政策和法律皆是少數人黑箱作業的結果，很難避免巨大失誤為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無法形成公眾自發認同的價值觀，社會只有強權下的假意認同，而根本沒有來自人心的道德凝聚力。 “一切為了十六大”的權力痙攣 而在據說是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的中國，每一次最高權力的交替，只是極少數人玩弄獨裁權力和陰謀政治的遊戲，而毫無權利的人民，不僅無法參與這一遊戲，而且要受到進一步的壓制，還要被迫充當熱心觀眾而裝出鼓掌的姿態。而參加遊戲的幾個主角，儘管表面上也要討好公眾和製造大好形勢的假相，但在骨子裏卻是對人民的嚴加防範和充滿恐懼。結果，“一切為了十六大”的權力痙攣，令全社會陷於充滿恐懼的緊急狀態；“一切為十六大讓路”的獨裁命令，使全社會陷於無所事事的等待之中，而如此擾民害民的社會總動員，居然只為了保證參加權力分贓大會的極少數人的安全感。 所以，民眾對人治秩序的服從乃是基於恐懼的被迫。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前者是高效的秩序，因為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其創造力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揮，而後者是低效的甚至負效的秩序，因為失去了自由，所有人的創造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總之，好的社會秩序既有道義正當性又有效率，壞的秩序既沒有道義正當性也沒有效率。 一個成熟的良知社會，其執政者和精英階層，決不會掩飾陰暗面和潛在危機，更不會自信到永遠不犯錯誤的狂妄程度，而是具有敢於正視社會弊端的勇氣、自我反思的清醒和不斷從錯誤中學習的謙卑。同時，民眾對制度具有內在的信心，寧可忍受暫時的效率低迷和利益受損，也不會為了暫時的高效和既得利益而選擇無良知的壞秩序。比如，在20世紀30年代初，西方世界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嚴重的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出現了大分化，改變自由制度的左傾呼聲不斷高漲。凡是自由主義傳統薄弱的國家，特別是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皆選擇的可以帶來暫時高效的極權秩序；而那些自由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依然固守自由制度並通過漸進改良來消除弊端和完善現行制度。自由制度並沒有靠壓制左派來維持穩定，反而允許\公開辯論並汲取反對派的異見，在尊重多元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同時，又維護了對自由秩序的基本社會共識。 同時，西方的自由秩序的局部失靈和左傾趨向也影響了東方，後發趕超型的現代化模式，為了追求高效而大都選擇極權秩序，使整個東方付出道義空缺、人權災難、極端低效和秩序崩潰的超常代價。在蘇東共産帝國倒塌之後，雖然轉型期出現了嚴重的效益損失，但是，在整體上，人們仍然基於對自由權利的珍視和對長遠利益的信心，而寧可忍受眼下的利益受損。他們寧可在新制度下受窮，也不願回到舊制度下享福。正如古希臘哲人德莫克利特在兩千多年前的選擇：寧可在民主國家受窮，也不去專制國家享福，因為自由總比奴役要好。對於經歷過共産極權秩序的蘇東民眾而言，其痛苦的記憶是如此銘心刻骨，以至於，無論現在的新制度多麼低效，但它的為政之基是有良知的秩序，經過轉型的陣痛之後，未來是美好的。而已經崩潰的舊秩序即便會有暫時的效率，但它是沒有良知的壞秩序，不但不能在道義上善待人性，而且在效率上也決不會長遠。 無良知的壞秩序也偶爾會出現高效，即為了應對政權危機和拯救即將崩潰的秩序而進行局部改革的時期，比如鄧、江時代的中國。但是，因為壞秩序違背了起碼的社會公正原則，縱容國家政權與權貴階層一體化的強盜式資本主義，即便處於高效時期，其主要受益者也絕非公眾，而是極少數特權階層。所以，這種把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置於首位的秩序，這種只為極少數特權及精英階層服務的秩序，這種建立在強權掠奪基礎上的秩序，這種靠人治規則和黑箱規則運行的秩序，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更要命的是，在無良知秩序中，執政者及其精英集團為了維護其絕對權力，一方面，自信到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狂妄程度，把所有的成績都歸於自己的名下，為所有的失敗找到替罪羊；另一方面，恐懼到只靠謊言欺騙、刺刀恫嚇和利益收買的虛弱程度。所以，他們慣於掩飾任何黑暗面和潛在危機，即便面對明顯的社會危機，不管多麼嚴重，也決不公開承認自己的失誤。獨裁者在面對社會危機時，一向善於利用制度行賄來收買社會精英，以達到對主要社會領域的控制。他們也長於製造草木皆兵的恐怖，希望把任何異見消滅于萌芽狀態。 全新的發展觀 目前的中國，中共幕僚所說的精英同盟正在全力維持的穩定秩序和經濟發展，正是這種無良知的壞秩序和狹隘的發展觀。實際上，不僅是今天，而且從中共執政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不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才追求權力的壟斷，這一極權集團曾被吉拉斯稱之為“新階級”。即便在絕對平均主義的毛澤東時代，其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分配，也是靠強制性極權維持的，而且也充滿了階級歧視，對於廣大農民和九種人來說，毛澤東時代與地獄無異。而就整個社會來說，在只有政府這個唯一老闆的雇傭格局中，所有國人的人身對政權的絕對依附，甚至就是現代的沒有名稱的准奴隸制度。現在，儘管人身依附有所改變，個人的半吊子自由開始出現，但是中共仍然是最大的老闆，仍然壟斷著全部的決策權力和主要社會資源，政治局就是董事會，江澤民就是董事長，朱鎔基就是職業經理人。中共對穩定的關注只是權力的關注，因為獨裁權力就是最大的自身利益。所以，在中共穩定第一的統治戰略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權力，既是權貴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也是權貴們追逐的最高目標。 當主流精英階層已經看清這樣的事實，並選擇與之勾結和為之辯護時，他們關心日益嚴重的失業、腐敗、兩極分化和金融壞賬等問題，絕非基於喚醒政府的執政道義和現代政治良知（擴展個人自由），而是基於統治集團的利益和傳統政治權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在這裏，公眾僅僅是奪取權力、鞏固權力和維護特權利益的工具，是獨裁統治秩序的棋盤上隨意予奪的棋子，而非政權的道義之源和首要服務對像。掠奪公眾和施以小惠，肆無忌憚和稍有節制，皆來自獨裁者的專橫權力而非民眾授權，其目的皆是為了維護現存秩序而非服務於公眾利益。正是在這樣的秩序之下，90年代的經濟高增長，其效益的分配越來越喪失了道義上的公正性，能夠分享這一秩序效率和發展效益的階層，主要是權貴集團及其附庸者，以至於造成了“贏者通吃”的分配格局。 在這種壞秩序下，政權穩定成為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目標，國家和個人皆奉行機會主義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良知或法治的容身之地，而只有赤裸裸的惟利是圖和馬基亞維利主義的野蠻殘忍，那種不擇手段的冷酷和欺騙，變成秩序維護者的崇高責任，因而，機會主義也成為執政者及其幕僚的職業道德。中國式的法制，與其說是立法司法改革，不如說是對真正法治精神的侮辱，是典型的惡法──獨裁的權力意志的立法表達和司法實施，完全違背了現代人類文明的法治精神：立法沒有主權者（民眾或代議制）、司法權 力的實施既沒有獨立性也無法受到監督，更談不上法律的程式正義，而只有党權背後操縱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其立法的荒謬甚至達到鼓勵告密的程度（如《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 而在中國的主流精英們看來，這卻是中國特色的成功\改革，即把政治權力和統治意志的強制意識形態化和赤裸裸暴力化的表達，變成了司法化和行政化的表達。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制化，實際上是經濟掠奪和政治鎮壓的合法化。無論是反面的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禁止言論自由、剝奪農民、拋棄工人、縱容腐敗和歧視私營經濟，還是正面的追求經濟高增長、安撫弱勢群體（比如農村費改稅、建立社會保障等）、放異見人士一條生路（流放西方）、有選擇地懲辦腐敗高官、有限制地揭露黑暗面、吸收資本家入黨、網路天下才俊、加入WTO、與西方國家保持穩定關係，……皆服從於維持政權穩定這一最高目的，而在這一最高目的背後所隱藏的，則是量化到權貴家族及其精英群體的個人的既得利益。 第四代向何處去 如果說，在鄧、胡、趙的改革同盟主政的八十年代，威權之下的穩定還是趨向制度良知的發展型秩序，那麼，江澤民主政的九十年代，威權之下的穩定就墮落沒有制度良知的保守型秩序。這個壞秩序中最具破壞性的成分就是精英同盟的權益性──我發了大財且安全上岸之後，管他洪水滔天。他們在受惠于這種無良知的穩定秩序的同時，也深知秩序有好壞之分，知道獨裁秩序的野蠻無恥及其穩定的脆弱短暫，知道自由秩序的文明道德及其穩定的牢固長遠。所以，他們對獨裁秩序的認同，也是充分機會主義的，即不是發自內心的長遠信仰，而僅僅是基於既得利益的短期行為。他們只是把壞秩序的穩定作為個人發財致富的工具，然後再把受惠於壞秩序的財富轉移到西方好秩序之中。他們普遍地懷有最下流的末班車心態，普遍地奉行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的生存之道，在壞秩序還穩定之時，毫無顧忌地掠奪財富，直到掠奪盡最後一塊銅板；肆無忌憚地敗壞人性，直到瓦解掉最後一道道德防線。一旦社會穩定即將崩潰，這些發了大財的極少數人已經遠離了這個壞秩序，在大洋彼岸的好秩序之中，一邊安全地享受著從壞秩序掠奪來的鉅額財富，一邊欣賞著那些無路可逃的絕大多數在危機的總爆發中覆滅，也許\他們還會慶倖于自己的精明，發出幸災樂禍的感歎：終於逃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獄，多麼令人震驚！ 如果中共政權仍然按照現行戰略駕駛中國這條破船，如果主流精英仍然言不由衷地為穩定第一的駕駛方式辯護，那麼分享著這條破船的權貴們，將在耗盡所剩無幾的能源之後，棄船而逃向大洋彼岸，然後看著破船的沈沒，看著此岸的巨大廢墟和留下來的民眾的徹底絕望。事實上，這樣的極端自私、無恥和冷酷，並非未來的道德圖景，而是當下的道德現實：大陸每年向西方轉移的幾百億美圓的資産和權貴家族成員的大量移民，說明了他們早已為沈沒之時的棄船而逃做好了準備！ 據說，中共十六大所確定的未來發展戰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但是，就要接班的中共第四代應該清楚，江澤民留下的遺産中負資産的比例要遠遠大於正資産。第四代將如何拯救江朱體制移交的這條破船，只能拭目以待。然而，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第四代仍然延續江、朱時代的統治戰略，那麼很難避免這條破船的最後沈沒。 2002年11月5日於北京家中□ | |
NO:2082_1
| hsiencchang 於 2002/12/16 14:32 | |
| Re:劉曉波：野蠻與無良知的中共秩序 | |
Sometimes I am really curious: does Mr. Liu really live in mainland China? How can he not get in trouble for writing things like this? | |
NO:2082_2
| 內幕 於 2002/12/16 15:44 | |
| Re:劉曉波：野蠻與無良知的中共秩序 | |
因為中共如果對劉曉波進行迫害,不僅會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反感,也會增加劉曉波為首的異議團體在中國民眾心中的聲望,當然,在中共十六大召開過程中,中共還是派秘密警察恫嚇劉曉波及其他異議人士不得『輕舉妄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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