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已使礦、油藏探勘準確度提高，礦物資源的開發為高附加價值與多環經濟循環工業，其推(帶)動多種附屬工商業與勞動業；見諸歷史古今國家之興衰，礦業、能源的取得與開發，是為一切其他產業的根基；而一切植基於海島週邊與島上的“士、農、工、商、漁、牧、……等”是謂依靠“真本土”之科技、國防、礦、油(氣)工業也，非所謂：“商人無祖國”或“移產中國”之電子、輕工業也！

　　眼前的與腳底下的，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國民黨在大陸及臺灣都未能做好的是，臺灣島礦、油(氣)業之真自由市場經濟，依據儲量、國內外市場及國家金濟需求，開放無限之民力(含外資)開發，行適當與必要管制而已；“鬥智、鬥法、鬥力”之時期已熟，如：“政功”、“軍功”、“農功”，餘年半應專注，擴大就業市場的“工功”與“礦功”！而俱雙效者如：“工、礦業”成效速則民生足國富強得“全功”也！

中國古代礦政和礦業　中國自先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礦冶政策和礦冶業。

　　中國封建王朝基於山澤國有的原則，視礦冶為重要財源，礦政與財政密切結合。又由於礦產採煉常聚集眾多人手於深山曠野，不免為豪強所盤據，有危及王朝安全之虞。因此，歷代大都對礦冶採取嚴格管理政策，如：實行官營、專賣，或徵課重稅，對礦山的開閉須經朝廷或地方官審批，對私採、私鑄、私販則嚴加處分等。

　　礦政與財政的結合在鹽業上最為突出。中國鹽產主要是海鹽，僅四川井鹽屬礦產。

　　中國古代金屬礦產，明代以前主要有鐵、銅、錫、鉛、銀、金、汞，金屬鋅的生產，則在明代開始見於記載。有關古代礦冶業的文獻記載，早期僅有產地而無產量。《新唐書.食貨誌》首次記載全國銀、銅、鐵、錫的年收入量。歷代文獻中的年收入量並不等於年產量，而往往是稅收量、徵集量、官營礦冶產量等。不同文獻之間也常有很大差異。

夏商周　以金屬銅礦的開採和冶煉為最早，用以製造生產工具、兵器、禮器等，生產者多為奴隸，產品主要是為了“給官”。對夏代礦冶業還很少研究成果。河南登封相當夏紀元的遺址中出土有銅片。商、周是青銅器的鼎盛時代。青銅冶鑄業中心是在中原地區，部分原料則可能來自南方。《詩經.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貢獻的除海龜和象牙外，還有南方出產的金屬，反映當時中國南部金屬礦冶業的發達。《周禮.地官》中說：“卝(ㄍㄨㄢˋ礦之古字)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這是古代文獻關於礦業的最早記載，反映當時已特設專職官員掌管官營礦業了。

春秋戰國　古文獻記載及考古發掘，今山東臨淄和河北邯鄲的鐵礦、湖北大冶銅綠山的銅礦、山東的鉛礦以及漢水、汝河和金沙江的砂金等，春秋戰國時期都已進行開採。

　春秋　《考工記》記載築氏(造削)、冶氏(造矢、戈、戟)、桃氏(造箭矢戈戟劍)、鳧氏(造鐘)、槼氏(造量器)、段氏(造鎛器)，都屬官冶的銅器製造。但這時除官府奴隸生產以外，已有個體生產者存在，他們製造一般用品，被稱為“工肆之人”。鐵冶大約始於513 B.C.《左傳.昭公29年》有關於晉國鑄鐵鼎的記載。

　戰國　戰國時冶鐵業興盛，發展甚快，生產的鐵器以農具、手工工具為主，兵器則青銅、鋼、鐵兼而有之，銅、鐵礦業均盛。《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戰國晚期至秦代以鐵冶致富者有邯鄲郭縱、趙地卓氏、宛地孔氏、曹地邴氏等，可見民營鐵業頗為普遍。但民營須向國家納重稅，稅收歸於皇室。由於鐵業關係兵器製造，封建政權不會對私營放任不管。如宛地孔氏在秦伐趙時被迫遷往南陽，趙地卓氏在秦破趙後也被迫遷徙。

秦漢到南北朝　關於秦漢之際的金屬礦產地，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金、錫、辰砂等主要出在江南，銅、鐵兩種礦藏，在千里之內分佈得就像棋盤上的棋子那樣。此外，還提到西南的巴蜀也盛產辰砂和銅、鐵。銅的一個重要用途是鑄錢，秦有半兩錢。漢初，郡國多自鑄造，民間濫鑄問題嚴重。

　秦　秦統一中國後，在產鐵的地區設置鐵官，鐵官的職掌不外是管理私營鐵業或實行官鐵專賣，以增加國庫收入，鞏固中央集權制度。

　漢　漢初無統一規定，諸封侯國中如吳和齊曾在當地自營鹽、鐵，吳王濞並自鑄銅錢因而“國用富足”，冶鐵業實際操縱在少數豪強大族手中。

　　西漢　從鐵官分布情況看，西漢冶鐵業是在戰國時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大部分分布在北方的齊、秦、燕、趙、魏、韓6國範圍內，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只有桂陽郡(湖南郴縣)設有鐵官。西漢銅產地以長江中下游最為重要，在丹陽設有銅官。119B.C漢武帝於元狩4年，因財政和軍事的需要，開始實行鹽鐵官營，在49個產鐵地區設置鐵官，分別在今山東省境內的有12處，江蘇7處，河南、陝西各6處，河北、山西各5處，四川3處，北京、遼寧、安徽、湖南、甘肅各1處。郡不出鐵者設小鐵官，管銷售鑄器。收入歸入國庫。採煉所用卒徒，包括奴隸、刑徒、工匠、民夫等，銅、鐵礦徒多至10萬人。私鑄鐵器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這種官營政策有利於集中人力，開發資源，提高技術；但官營“多為大器”，“不給民用”；其給民用的，卻是“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元狩5年(118B.C)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造，所鑄多為5銖錢。

　　東漢　初繼行鹽鐵官專賣制，至章帝時，以鹽政腐敗，罷鹽鐵之禁；但隨後又復置鹽鐵官。東漢鹽鐵官由郡管轄，末期群雄割據，鹽鐵非復王朝所能控制。

　　東漢設鐵官34處，分布地區基本承袋前代，僅雲南兩處是新設。此外，在中條山開闢新的銅礦區，雲南的錫、鉛和銀，四川、貴州的汞和川、滇境內的沙金等，均有所發展。

魏晉南北朝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鐵冶甚受重視，黃河中游的官營冶鐵業還能維持生產。長江以南地區受到的破壞較少，在今江蘇、浙江、湖北等省境內有較多的冶鐵作坊繼續得到發展，銅、銀、金礦則興廢無常，趨於衰落。

　　三國的魏、蜀各有司金中郎將的設置。南北朝各割據勢力，大都利用當地資源設置官冶。魏、晉先後在穀水白超壘側置水冶，336－405A.D南燕慕容德，於商山立冶。北魏道武帝置山東諸冶以造甲兵，崔挺立鐵官於光州(河南潢川)。相州(河北臨漳縣鄴鎮)的牽口冶為北魏兵器、農器鑄作最工之處。北周夏陽諸山的鐵冶每月工役約達8,000人。

隋唐到宋

　隋朝　礦政的特點是大力發展銅礦，礦權全部收歸國有，經營採取封建徭役制。所產銅主要供鑄造錢幣之用。先後在產銅地設立鑄錢爐25座，其中揚州、并州(太原)和益州(成都)境內各5座，鄂州(武昌)則有10座之多，足證當時鄂州銅礦產量在全國居於首位。

　唐朝　民營坑礦冶業有緩慢的發展。據《舊唐書.職官誌》記載：“凡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採，官收其稅”，礦業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唐前期，凡金、銀、鐵、錫之冶186處；陝、宣、潤、饒、衢、信等州銀冶58，銅冶96，鐵山5，錫山2，鉛山4，汾州礬山7。

806－810A.D元和初年，鐵的年收入量約200萬斤，銅的年收入量約26萬斤。

847－859A.D大中年間，銅的年收入量增加到65萬多斤。這是官府稅收統計數字，實際產量可能大大超過。

621A.D武德4年，開始鑄錢。

758A.D肅宗乾元元年，有鑄錢爐99座，都設在產銅地區：位於今山西絳縣的有30座，江蘇揚州、鎮江，安徽宣城，湖北武昌和河北蔚縣各10座，四川成都，河南鄧縣，湖南郴縣各5座，陝西洋縣3座，河北定縣1座。僅絳縣的鑄錢爐相當於全國的1/3，表明晉南中條山銅礦區在唐代開採極盛。唐朝鑄錢爐，每爐每年可鑄錢3,300緡，需用銅21,200斤、鑞(鉛錫合金)3,700斤、錫500斤。按99爐計算，每年用銅約210萬斤，錫5萬斤。

806－820A.D唐朝後期宣宗時，銀礦開採亦盛。增銀冶2、鐵山71，廢銅冶27、鉛山1，最大的銀礦在饒州(江西德興縣)，元和年間，年收入量曾達10多萬兩。

　宋朝　礦業有較大的發展，產量遠超過唐代。

972A.D宋太祖開寶5年，金、銀、銅、鐵、錫之冶總共為271處，其中金11，銀84，銅46，鐵77，鉛30，錫16，丹砂2，水銀5。宋代銅、錫、鉛產量發展最快，這與商品經濟需要鑄錢數量增加有關。唐每年鑄錢僅數十萬貫，北宋則達5、6百萬貫。降及南宋，以東南多產銅之地。

　　北宋朝　初期，礦山基本上是民營，政府只管收稅。由於礦冶業興盛，設置了一整套管理機構。重要礦區或冶鑄中心設“監”和“務”，主管收稅和徵集。生產單位有“場”、坑”和“冶”。“場”是採礦場，“坑”即礦坑，每個場可管轄若干個坑。“冶”是冶煉廠，一個冶所需的礦石往往由幾個場供應。關於管理機構和生產單位的關係，大抵置監之處必有冶，設務之處多有場。據《宋史.食貨誌》記載：宋初全國“坑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201”。

1064－1067A.D治平年間(王安石變法前)各州坑冶總數為271處。坑冶分布情況和唐代相比有顯著的變化。例如：絳縣的銅礦在宋代已不見記載，銅、鉛、銀集中於今江西、福建、廣東3省境內，規模遠遠超過唐代。北宋朝時各種金屬的年收入量，就銅、錫、鉛這3種鑄錢用的金屬原料，產量是逐漸上昇的。

1049－1078A.D宋仁宗趙禎皇祐到宋神宗趙頊元豐元年(王安石變法1068－1077A.D)，近30年內，銅的年收入量由500多萬斤增至1,400多萬斤(最高達2,100多萬斤)；錫由30多萬斤增至200多萬斤(最高達600多萬斤)；鉛由9萬多斤增至900多萬斤。

元豐元年全國金屬礦生產情況如下：

　　1.鐵礦　鐵場分布於36個州，年總收入量550多萬斤。主要鐵冶有邢州(河北邢台)綦村冶、磁州(河北磁縣)武安縣固鎮冶務、徐州利國監、兗州和威勝軍(山西沁縣)。邢、磁兩州的收入量約佔全國總收入量的74%。

　　2.銅礦　分布於22個州，年收入量1,460多萬斤。其中韶州岑水場(廣東翁源縣北)、巾子場合計年產1,280多萬斤，佔全國總收入量的88%。應該指出，史書記載銅的年收入量為鐵的3倍，這是由於經營制度及稅收辦法不同的結果，並不反映各該金屬的產量。鉛量多於鐵，也是如此。

　　3.錫礦　分布於10個州，年收入量230多萬斤。其中賀州(廣西賀縣)87萬多斤，佔全國總收入量的38%。

　　4.鉛礦　分布於32個州，年收入量900多萬斤。主要產地有連州(廣東連縣)、虢州(河南西部)等6個州，鉛的收入量相當於全國總收入量的73%。

　　5.銀礦　分布於68州，年收入量為21萬餘兩。產量較高的有南劍州將樂縣安福場，以及信州(江西上饒)、潭州和虢州的銀場。以上4州總收入量相當全國總收入量的66%。

　　6.金礦　分布於25個州，年收入量1萬餘兩。其中登、萊2州合計9,500餘兩，相當於全國總收入量的89%。

　　7.汞礦　水銀和硃砂的年收入量各3,000餘斤。產地分布於9個州，水銀主要產地以文州為首，硃砂主要出自宜州(廣西宜山)。

　　北宋朝礦業興盛的原因，首先是發現並開發了若干新礦區，如廣東韶州岑水場銅礦和山東登、萊金礦，其次是在採冶技術上的革新，如膽銅法的應用和淘金法的改進。而年收入量的增加認為是王安石變法，加強管理和徵收的結果，並不一定是產量有大的增長。

　　南宋　史書記載，1152A.D紹興22年，鐵、銅、錫、鉛4種金屬的收入量均不及元豐元年的1/2，除版圖縮小外，礦工衰落可能是另一原因。

　清朝　1644－1684A.D清順治元年4月，多爾袞統兵入關北京，初40年間，礦業停頓。

1684A.D康熙23年，開始開發銅、鉛以應鑄幣需要，對其他礦產仍採限制方針。直到雍正末年基本上仍維持保守政策。

1735－1796A.D乾隆時，實行對各種礦開放民營的政策，連歷代不許私挖的金、銀礦也不禁民採，開過去封建王朝未有的局面。

1686－1706A.D康熙24－44年實行2:8抽課辦法，即除課2/10實物外，餘聽自賣。在此辦法下，滇銅發展順利。後改為2分抽課外，其餘均歸官收買；商人不願投資，生產停滯。

1722－1734A.D雍正時改為除官買定額外，餘銅准自賣，於是銅產復振。

1735－1796A.D乾隆時礦課減為1/10，又對官買價格略作調整，酌留餘銅自賣；於是產量繼增，平均年達1,000萬斤以上，保證了每年大量銅錢的鑄造。

1796A.D嘉慶後因礦老山荒，產量趨減。其他各省銅礦，大體是抽課2分，官買4分，餘4分聽民自賣。鉛礦以貴州為主，乾隆前期年產曾達1,000萬斤以上，抽課、官買、自賣辦法略如銅礦。金銀礦課較高，達4/10，但在清代礦業中不佔重要地位。鐵礦以廣東、陝南為主，多係冶戶承包稅銀之制。煤礦為清代新興礦業，乾隆初開放民營，一般是對官山採煤納輕稅，民地因有田賦，免納。

　　1.鐵礦　清代鐵礦主要由民間經營。大型鐵場在廣東佛山和陝西漢中兩處。佛山一地的冶鐵業興盛時工人達3千餘人。漢中鐵場有大小分廠多處，大廠有2、3千人，小廠也有數百人至千餘人。

　　2.銅礦　主要分布在雲南境內，最多時有46個廠，其中以湯丹(東川)、碌碌(會澤)和寧台(鳳慶)3廠最大。湯丹廠最高年產量曾達1,200－1,300萬斤。從乾隆5年到嘉慶16年(1740－1811)的71年中，雲南省銅的年產量最高為1,400萬斤，最低為900餘萬斤。清代在雲南銅礦區出現大型手工業工場。大場盛時有6、7萬人，採用大規模分工協作的生產方式。但經營管理還是封建性的，由官方放本收銅，除抽取10－20%的“課銅”外，還按官價收購產品，抵償工本。

　　3.錫礦　1724－1812A.D雍正2年到嘉慶17年間，雲南省的箇舊錫廠，錫的年產量均在150萬斤左右。此外；1746A.D乾隆11年前後，湖南郴州，宣章兩處錫礦年產約15萬餘斤。

　　4.鉛礦　主要採自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等省，乾隆年間年產約200萬斤，其中雲南產量約佔1/3。

　　5.鋅礦　貴州鋅的年產量曾高達600萬斤，廣西年產量約50萬斤，雲南20餘萬斤。

　　6.銀礦　1685－1837A.D康熙24年－道光17年，雲南先後出現過32個銀廠，全省年產量平均約30－40萬兩。嘉慶年間(1796－1820A.D)，青海都蘭哈拉鉛廠每年產銀4－5萬兩。

　　7.金礦　乾隆時，曾在陝西、甘肅和新疆開採金礦，其中甘肅敦煌沙州南北山等金礦規模較大，金的最高年產量約2,000兩。雲南、黑龍江、貴州、湖南等省也曾採金。

　　8.汞礦　貴州水銀最高年產量達到5,000餘斤。

　　清代前期，銅、錫、鉛、銀的大礦區都在雲南，鋅礦和汞礦則在貴州，甘肅金礦開採頗盛。鐵礦產量不詳，估計不低於明代。礦政管理重點在銅、鉛，對民間開採除課稅外並行官價收購。雲南是清代開發的最大銅礦區。清代礦政雖放手民營，但為防“聚眾滋亂”，對礦區的開闢仍極審慎，邊疆多列禁區；對礦工之募集、管理甚為嚴格，常有封禁之舉。

　　直到鴉片戰爭前，清帝國礦業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對當時國外已流行的新式採礦技術亦未能引用。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洋務運動和買辦企業的興起，舊中國逐步形成帶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近代礦業。

中國近代礦業

　中國近代礦業的開發歷程　從清代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使用機械和機械動力開採的礦業。

19世紀後半期煤礦生產發展較快。

80年代曾經一度出現了興旺景象，但是清政府既未因勢利導，地方封建勢力又經常干擾，以致進一步開發遇到困難。

90年代末，帝國主義勢力在更大範圍侵入，使一些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大礦先後為侵略者控制。

20世紀，機械採煤的產量在形式上雖然一直上升，但絕大部分的產量牢牢地掌握在外國勢力的手中。鐵礦的開發量雖不及煤礦，可是受外國勢力侵略程度之深，比煤礦更甚。而鎢、銻、錫等屬於戰略物資的礦產品，又因國民黨政府的易貨償債政策，幾乎完全聽從外國勢力的擺布。所以，中國近代礦業的發展歷程充分暴露了落後腐朽的生產關係嚴重束縛著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事實。

　　初創階段　19世紀70年代中葉，清政府由於創辦的軍用工業亟需消耗大量煤炭，又有外國勢力對中國煤礦資源的窺伺，迫於這種內外情勢，清政府在1874年批准先在台灣和直隸磁州(河北磁縣)試辦新式煤窯。這是中國近代礦業的開始。

　　1875年，台灣基隆煤礦開始籌建，磁州因運輸困難及其他原因未能開發，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20年間全國開辦了規模不同的新式煤礦共16座，其中由清政府直接經營的即官辦煤礦6座，官督商辦9座和商辦的1座。到80年代初，又開辦金屬礦24處，其中銅礦8處，金礦6處，銀、鉛礦各4處，鐵礦2處，多數屬於官督商辦企業。

　　早期煤礦和金屬礦的開發，效果很差。多數礦未及投產，便因為資本不足或技術力量薄弱而告停頓；也有的因運輸困難、經營不善而出現虧蝕，台灣基隆煤礦、江蘇利國驛煤鐵礦等，便是如此。基隆煤礦更因中法戰爭的破壞，到1883年便呈衰落，1892年完全停頓。

　　早期煤礦中，經營比較得法的是直隸開平煤礦。它的主持者預見到運輸問題對礦山開發的重要性，大力疏浚河道，修築鐵路。1881年開平投產後，產量遞增，1882年產煤3.8萬餘噸，1889年產煤24.7萬噸，1899年又增加到77.8萬餘噸，在天津市場上排除了外國來煤的侵佔。

　　甲午戰爭前，金屬礦的開發，大多規模較小，資力薄弱，只能使用少量機器，收效甚微。其中唯一收到效益的是1887年籌建的黑龍江漠河金礦。它在主持人李金鏞的經營下，歷盡艱難，於1889年投產，當年產金1.8萬餘兩，其後逐年上升，到1894年達2.8萬餘兩。

　　鐵礦的開發上，較早的是1886年籌辦的貴州青谿鐵廠，但無力克服運輸困難，兼以籌辦資金不足，於1893年停辦。繼之有張之洞在1890年為供應漢陽鐵廠而開採的大冶鐵礦。大冶鐵礦藏量豐富，質量優良，是一個非常有開採價值的鐵礦。這是中國近代礦業初創階段的基本狀況。

近代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路礦利權的入侵爭奪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進展

　　外國向中國提出採礦的要求，於19世紀40年代就已經開始；近代史上外國在華的重要特權，專指鴉片戰爭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外國資本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開設享有特權的工、礦路企(工)業。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礦權、路權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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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及戰後(1937－1949－1952)

　　抗日戰爭時期，歐美在華企業頗有損失。日本著重開發華北、華中佔領區資源，但投資能力有限，估計不過合數千萬美元。東北的鋼鐵廠擴張很快，但在戰爭末期損失不小。抗日戰爭勝利後，全部日本資本連同德、義在華的屬於法西斯的財產均由當時中國政府接管。戰後殘存的外國在華工礦業資產估計不足4億美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關內各大煤礦相繼淪陷，僅處在後方的四川天府煤礦公司尚能繼續開採。戰時，後方各省雖然也開發了一些新的煤礦，但都因交通不便，機器設備購置十分困難，產量有限。鐵礦情況也是如此。華北及長江沿岸各重要鐵礦均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後方為了適應需要必須進行新的開發。

1939年，在四川綦江和雲南易門先後成立鐵礦局進行開採，1942年綦江鐵礦產量僅5萬餘噸，易門僅5,000噸左右。其他如銅、鉛、鋅各礦都曾有所開發，但長期以來，成效不著，產量很低，遠不能滿足需要，賴國外輸入補充。

　　中國礦產資源中尚有鎢、銻、錫、汞等礦，儲藏量豐富，產量曾在世界上居重要地位。鎢礦開採向以江西省為最盛，每年所產居全國總產量1/2以上。

1936年，全國鎢砂產量9,763噸，江西一省便產6,583噸，佔67.4%；廣東、湖南、河北、福建、廣西等省也生產鎢砂，但產量很低。銻礦則以湖南省儲藏量最富，產量亦高；其他如貴州、廣西、雲南、廣東各省亦有開採，但產量十分有限。錫礦向以雲南箇舊在儲藏量和生產量上均負盛名，其次是廣西賀縣和鍾山等處，這兩省共佔全國錫的年產量80%以上；此外，江西、廣東、湖南等省也有錫礦的開採。汞的產地集中在貴州、湖南、四川等省，1937年產量達60噸。

1936年，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壟斷了鎢、銻、錫、汞等礦產品的收購和外銷，因執行對外國易貨償債，抑低礦產品收購價格，嚴重損害了礦區生產的積極性。1940年後，生產衰落。戰後直到1949年，生產上均不見改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取消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至1952年，原來的外國在華工礦業全部清理完畢。

　※往年移產中國之工輕工業，如紡織、印刷等，部份業主均維持適當銷售業務及主要技術性勞工於島上；如今之電子業業主(含外資)，跟本就是“假”根留臺灣，“真”技術、勞力，移、教產於中國；一些技術、管理、銷售等中、高層人員，業主在中國的工廠逐漸進入生產狀況時，這些臺灣人均逐漸遭到裁撤；而這些遭到裁撤的臺灣人，真不愧為“臺灣大呆包”啊！

　※政府能帶頭宣導及限制非本島及本島組裝產品%來調整關稅，使“純臺灣貨”價格能與“半中臺組裝貨”或“純中國貨”競爭(減免稅、課征進口稅之區別)嗎？採購招標能修改內規審查俱備較多本島勞工之廠商為優先得標嗎？主事者及採購者能分辨得出何謂“真本土企業(主)”，主動以技術(科技)及減免稅支援，提高其產品銷售競爭力，從而增加本島勞工就業市場以增加就業率嗎？而臺灣人在購物時能向廠商聲明要買“臺灣貨”或注意包裝上是否標明為“臺灣貨”，雖價格稍貴而執意購買“臺灣貨”嗎？

謝謝好文收錄了.

「見諸歷史古今國家之興衰，礦業、能源的取得與開發，是為一切其他產業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