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民黨真的有很多財經人才嗎？
以前在臺灣發展時期，出現過像尹仲容、趙耀東、孫運璿等人，
大部分人肯定他們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但深思後，會覺得他們是時代的產物，
假如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或極限，
再到地下去請他們回來幹一番，也未必可以留名青史。
而現在國民黨內為數眾多『學經濟的人』，
是否就是所謂的『財經人才』令人存疑！
個人感覺這些人大部分沒甚麼魄力及果斷力，
只知到會掩飾及沽名釣譽，如帶領大家成功的閃過『亞金風暴』，
殊不知臺灣經濟像熟爛了的蘋果，但是經濟泡沫仍舊未除，
而且越拖越嚴重，這樣的人可以稱為『財經人才』令人噴飯。
老蕭、江丙坤、等等、我們應該稱他們為『學財經的人』，
而不是所謂的『財經人才』。

吳澧培

一、前言：台灣的經濟奇蹟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事。到底台灣的經濟奇蹟有多驚人、不可思議呢？三十年來，雖然石油危機曾造成小小的顛躓，但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都能維持高達 5-12%的成長率，失業率則維持在3% 以下，同時又能保持低通貨膨漲率，連年累積的外匯存底數目更是可觀。不管是與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相較，這些統計數據，都證明台灣在這方面的成就絕對稱得上奇蹟。

從一個銀行家的角度來說，我在台灣的三十年裡，目睹了台灣經濟的驚人變化；而在美國的另外這三十年，則協助美台兩地的銀行客戶處理商業交易實務。雖然台灣在世界版圖上，僅僅是塊擁有二千兩百萬人口、缺乏豐富天然資源的彈丸之地，但根據如此長久的觀察，我已洞見台灣經濟奇蹟的真正原因。我仍然記得孩提時期是如何在物資缺乏的艱困中成長，當看到今天的台灣，必需體認台灣是經過漫漫長路的奮鬥。我將以過來人的經驗，深入表象檢視台灣的過去、現在，並提出我對台灣未來的願景。

撇開經濟層面的考量，我先來討論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五十年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其他非經濟因素，這包括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獨特的族群與文化因素以及國內和國際所發生的種種事故等等。同時我也看到一些癥兆，警示台灣在發展過程中可能的問題。

深入分析，我們將會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台灣這五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夾雜著巧合、偶然與機遇。台灣人民正好抓住這些巧合和機遇，才發展出這樣的經濟果實。這些巧合與機遇當中包括了台灣「本地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微妙互動，以及那頗引起爭議的土地改革。其他的因素則來自國際的影響。但是這台灣的經濟奇蹟，絕對不是「政府高瞻遠矚的計劃」或是「領導有方」。假若當年執政當局曾經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盡其本份的話，台灣的經濟奇蹟將不會僅止於此。

二、經濟奇蹟的歷史觀照

　經濟奇蹟的表面因素

　台灣的經濟起飛始於一九六零年代。對於台灣經濟的卓越成功，政府一直宣稱是政策「高瞻遠矚」的成果，也讓一般人相信台灣經濟奇蹟係導因於下列幾個誘因，然而這些誘因並不全然是台灣經濟成就的真正原因：

１）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於六零年代成功地將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至九年，大幅提升了台灣勞動力的整體水準。

２）十大建設：自七○年代所展開的「十大建設」，例如興建機場、高速公路、鐵路、海港，扶植鋼鐵、石化與造船等基本工業，為其他工業奠定了發展基礎。當然其結果是好壞參半，並不像政府當局誇稱的那樣完美。

３）出口導向的政策：政府長久以來都是以消極的節省外匯為著眼點，它所尋求的只是進口的替代政策，並沒有一套明確可行的出口政策，雖然政府當局毫不汗顏地宣稱台灣經濟的蓬勃係得利於出口導向政策，然而事實上，台灣出口的蓬勃發展並不是由於政府的政策，而是因為其他許多因素的推波助瀾。

　４）中小企業結構的成型：中小企業可以說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骨幹。然而其形成與運作實際上係肇因於私人企業主的努力而非導因於政府的政策。政府於五零年代推動的土地改革所播下的種子之於台灣的中小企業發展，只能說是「無心插柳」的偶然機遇。

　５）土地改革：政府所推動的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政策，迫使菁英階層的地主轉而投入工商業活動，並成為台灣經濟機器的生力軍，然而這純然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偶然結果。關於這一部份稍後詳述。

　６）產業技術的升級：八○年代末期至九○年代初，台灣經濟發展面臨瓶頸，勞力密集的產業紛紛轉型發展成電腦工業，然而這純然是企業主們自身的創業發展所造成，而不是像政府當局所宣稱的「卓越政策引導」所致，整個產業界實際上仍在摸索著未來的發展方向。

　經濟奇蹟的真實因素：

　※外在動力

　事實上，要分析台灣經濟奇蹟的成因，絕對不能忽略下列各項與國際與社會的歷史因素：

　１）日本遺產：日本在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不但為台灣建造了一套非常優秀的交通與通訊系統，同時，為因應二次世界大戰而建構的基礎建設也極為完備。日本的完善教育，使台灣民眾的識字率高達九成，還培養了奉公守法的社會風氣，使當時的台灣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先進亞洲國家。

　２）大陸人的貢獻：當年隨著蔣介石政府播遷來台，而定居於台灣的兩百萬名大陸移民中，包括了許多知識份子與專業人才，他們日後在台灣社會各層面中，也扮演了帶動發展的中堅角色。

　３）韓戰：美國政府原已放棄支持蔣介石政權，然而韓戰的爆發，改變了美國的棄蔣政策，反而成了台灣的堅定盟友，也使台灣免於受到戰火的波及。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使台灣成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也隨之源源而來，台灣的經濟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推動力。據統計，在一九五一至六九年間，因為韓戰的爆發，美國於韓戰期間及戰後挹注於台灣的軍經援助總計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

　４）越戰：越戰爆發後，台灣則成為美軍後勤補站和美軍的娛樂休閒中心，更進一步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５）產業升級：八○年代末與九○年代初期，美國由於冷戰結束而致裁減軍費，結果導致相關軍工、科技產業衰退，經濟蕭條，許多留美的台裔工程師與科學家，在裁員潮中首當其衝慘遭解雇。

　台灣長期以來的人才外流，美國是最大受益者，每年一萬名留學生來到美國深造，並且選擇在這裡定居，他們多半攻讀科學與技術，這些金頭腦吸收了最新的科技知識，美國實際上也成了台灣人才的儲備庫，八零年代以後的台灣，回過頭來反而從美國的「台裔人才庫」中獲得回饋。正當許多台籍科學家在美國失業的當頭，八零年代台灣的經濟也正好碰上發展的瓶頸，特別是需要將其勞力密集的工業轉化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就在這種情況下，經由工業界及學術界的管道，這批金頭腦回流，重返台灣並為台灣的產業升級適時做出巨大的貢獻。

　然而迄今這些人才的努力只局限於電腦週邊產品工業，而不是需要大量研發經費的高科技領域，這一現象顯示台灣的工業界亟需政府與大學實質而急迫的協助，然而政府當局卻沒有一套長遠的計劃支援產業界，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其他產業。

　※內在動力

　１） 危機意識：由於一海之隔的中國霸權，長期對台灣表現出文攻武嚇的敵對態度，促使台灣人民在生存壓力之下，反而更積極追求各方面的成就謀求存活。尤其是長期在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下，台灣人民常常必需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圖得溫飽，所以養成了克勤克儉、精進不懈的生活態度。台灣農民總是把農田精耕到田畝與鐵路幾乎密接，也不願浪費一點點土地，正是這種克勤克儉的寫照。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訪問台灣時，記者說他一九七九年背棄台灣轉而承認中國的舉動傷害了台灣人民，卡特回答說，他給台灣從危機中獲得轉機，台灣反而發展得更好。卡特之言正好印證了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台灣人民長久以來在不同的政權下當子民，對台灣人來說，政治沒出路，經濟就成了唯一的生路，這樣的危機意識，反而促成了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

　２） 土地改革計劃：政府於五、六十年代推動了兩階段的土地改革政策，先是「三七五減租」，繼之以「耕者有其田」，這兩項項土地改革政策，本來是執政當局為了削弱本土精英的權勢與反抗力所採行的精密計劃之一，政府給予地主的補償只是一部份的公營事業股票。然而非常意外而幸運地，這些被「消滅」的地主精英階層卻因為轉而成為中小型企業的業主，為台灣創造了許多傲人的經濟成就。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許多地方也曾經實施過土地改革，然而由於中國的地主們早已和當權者沆瀣一氣，因此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產生了強大的反抗甚至導致動亂。

　台灣這群效率高、適應力強又充滿苦幹活力的中小企業主，雖然無法形成像日本或韓國那樣的大企業與穩固的結構，但是也由於彈性活潑的本質，使他們更能經得起各種經濟危機的衝擊與考驗。同時由於台灣沒有強有力的工會運動，這也給中小企業極大的好處。台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財務基礎穩固且操作保守，基本上一點也不受經濟風暴的影響。

　３）自由經濟體制：為了控制台灣的民間力量，執政當局以各種手段全面掌控台灣的政治、軍事與司法系統，在經濟活動方面則放任民間自求多福。台灣的中小企業未曾獲得政府提供合理與正常的協助與支援，然而卻也因為民間企業沒有政府大阿哥的控制，相對的是一片海闊天空，企業家們反而可以自由地發揮。然而，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在現代全球商業環境中，政府的助力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台灣也不例外。和過去所有殖民政府的情況一樣，台灣人不被鼓勵攻讀、或選擇政治、法律與軍事為職業；而科學、醫藥、工程以及商業領域則相對安全，再加上潛在獲利的誘因之下，這少數的領域吸引台灣最優秀的人才投入求發展。這種發展經濟的自由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有利於形成小企業家的環境，這些中小企業家則成了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火車頭，同時也有效地消除必須像日本韓國一樣形成大企業的可能性。

４）文化與傳統價值：全球華裔似乎都同樣有著克勤克儉、苦幹實幹的習慣，也同樣有其家庭傳統和善於追求經濟利益的文化傳統。華裔不管移居到東南亞任何國家，都能夠創業成功並成為當地有影響力的公民。在台灣，這種移民精神也不例外。但是這些文化傳統卻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在經營事業時忽略或不願接受現代企業的透明化，當然也阻礙他們發展成大企業的機會，正所謂「載舟也能覆舟」！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台灣的民間力量無疑是創造經濟奇蹟並將台灣帶入二十一世紀的基本力量。在這漫長的努力與發展中，民間企業主獨自艱苦摸索與奮鬥，政府是缺席者。其實，如果政府不要只是當一個長期的旁觀者，而是扮演它應該有的制訂良好政策、建構經濟發展的基礎架構來引導、幫助業界，台灣的經濟奇蹟，絕對會比現有的成就更加輝煌豐碩。

三、台灣現存的經濟問題

當台灣的經濟榮景在一九九五年攀上顛峰之後，一些症狀在過去三年來便陸續浮現，不但國民生產毛額成長遲滯、失業率升高、國際競爭力下降、外匯存底與貿易盈餘遞減，破產率也上升。去年以來問題更是日趨嚴重，許多問題貸款都爆發出來，一些金融機構與知名企業慘遭拖垮。和日本一樣，台灣也許還能因為有巨額外匯存底而仍保持富有，然而企業與消費者都已經身受其害。台灣和日本一樣，在經濟快速成長中，現有的經濟結構與機制卻跟不上腳步，而這都肇因於長久以來存於於企業與原應幫助他們的會計／法規／銀行系統間的角色錯亂；兩國也都一樣是由於一黨獨大才造成這些嚴重問題。所以現在應該適時地提出這樣的問題：

　１）台灣的經濟奇蹟真的能夠持續嗎？

　２）日本已經八年深陷經濟蕭條的泥沼，台灣會步上日本的後塵嗎？

　３）台灣的經濟問題與亞洲經濟危機有甚麼關連？

　在我們探討這些問題的答案之前，先來審視幾個已經浮現的問題。

　基本結構問題

　１）會計問題：雖然許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在台灣執業，但是廣獲接受的會計原則並未被落實；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也沒有按規矩行事。隱藏實際的帳目情況，一直是存在於所有華人社會中的陋習之一，連許多在全世界廣設分支機構、股票上市的知名公司，也沒有比較好。在台灣企業界，常見的是母公司把貨品出售給自己的子公司（實際上只是帳目的轉移，並沒有實際成交），然後浮報價格形成盈利，造成母公司營業狀況與利潤良好的假象，然後用來向銀行辦理貸款或增加股市的炒作資本，這肇因於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沒有把基本的內部交易正確地消帳反映真實財務狀況。政府雖曾通告要採取專業會計準則糾正這些違誤，台灣三大產業公會的龍頭老大馬上就跳出來公開反對。結果呢，財團鉅子贏了，政府偃旗息鼓並決定將命令延緩到明年再談。

　２）法規問題：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規系統並確實遵行，台灣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就拿前陣子企業界一樁知名的醜聞來說，某大財團首先虛設幾個相關企業體（所謂關係企業），第二步則是收買委任狀以取得某銀行的控制權，財團便向這家銀行借款來炒熱關係企業的股票以哄抬股價，股票炒高之後，再以灌水的高股價向銀行質借更多的錢炒下一家關係企業的股票，如此一再炒作、質借，最後將所吸納的龐大資金轉匯到國外，留下一個金融機構的空殼與大批無辜受騙的投資人。台灣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法規不完備以致漏洞百出，難怪企業界買空賣空、借用或偷取身份資料、內線交易和洗錢的違法情事層出不窮，已經搞得許多涉足股市的投資者傾家蕩產。而在這些弊端當中，有影響力的人物總是可以逍遙法外，尤其是許多與國民黨政權有密切關係的企業界人士，總是可以置身事外繼續經營他的企業。所謂人治而不是法治，只要你有關係，沒有甚麼事不能擺平的。也因此某黨政大老僅憑著不到 0.05% 的區區股份，就能坐擁董事長的職位、掌實權。更惡劣的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遍佈台灣的經濟版圖，它們開了許多惡例成為其他企業的榜樣。舉例來說，中華開發公司這一國民黨黨營公司由於「四不像」，以致銀行法或投資銀行法都對它莫可奈何，而這家公司則堂而皇之經營和銀行一樣的業務，也同時操作和投資銀行一樣的業務。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金融界怎麼可能有任何的規範或社會正義來支持執法系統？所謂黨營企業，你以前可曾看過這種怪物？

　３）銀行問題：照常理來說，銀行理當是一個作業公正、透明化，並嚴格遵守金融法規的機構，它既是一個企業機構，當然要為自身的企業利益著想，在營運上必須按企業原則才能保護利益不致受損，取得最高的利潤。我自己是一個銀行家，對銀行的正確營運原則知之甚詳，但在台灣，銀行的營運卻不見得合乎正常的銀行經營原則。台灣的許多銀行總是與各大財團及執政當局，形成一種罔顧規章、利益輸送的三合一微妙關係。長久以來，台灣的銀行超貸問題極為嚴重，金融主管單位卻任令它逐年惡化，李登輝總統就曾經質疑，為何金融主管單位及銀行自己的稽核人員，竟能坐視高達一百九十億美元的超貸而一無作為。統計數字顯示，官營／黨營事業以及大企業，總是比中小企業更容易從銀行貸到錢，然而具高效率及生產力的中小企業卻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最大功臣，這是多麼諷刺和不公平的事！

　一九九一年以來，至少有十六家私營銀行進入金融市場。按規定，沒有一個個別的股東持股可以超過百分之五，其道理顯而易見。但事實怎樣呢？所有這些銀行都挖空心思以各種方式嚴重違反法規，而且還牢牢地被大財團所控，這是人盡皆知的公開秘密，只有台灣的審計機構不知道。

　尤其是政府也干涉銀行業務正常操作的現象更是令人憂慮，這種現象就如同裁判兼球員一樣！最近的例子就是銀行們被「要求」不要採取「斷頭」(Margin Calls)措施以支持政府維護股市安定。這個舉動犯了兩個錯誤︰一是違反了「裁判不打球」的規則，也就是政府不應干涉銀行正常操作；另一個則是，甚麼時候政府竟然要為股市的操作表現負責任了？經濟政策的制訂才是政府的責任，不專注政策面而以政府力量干涉股市的起落漲跌，政府的角色已經錯亂。

　　隨著大型企業越來越多，當然會從官營／黨營事業汲取錯誤的惡行，我不得不為台灣的銀行業擔憂，台灣的銀行業照理應該是要為台灣下一波經濟擴張提供財務支援，如果台灣業像日本一樣，政府與銀行沆瀣一氣，互相勾串，恐怕將會步上日本與韓國的後塵。穆迪降低台灣多家銀行的債信評等其實就是最明白的警訊！

　４）官營／國民黨黨營事業問題：如上所述，官營與國民黨黨營事業是台灣經濟的隱憂。雖然官營企業民營化的努力正在進行，然而民營化的結果卻是讓主要的控制權落入大企業財團及黨營事業手中，大型企業及國民黨黨營事業反而成為「養癰貽患」的最佳例證，就如前述的中華開發公司，這一黨營企業只次於台灣銀行，是台灣規模第二大的金融機構（如果它可以稱得上是「金融機構」）。

政策造成的問題

　因戰敗出走而被迫遷台、總是抱持著過客心態的蔣介石政權，由於繼續大做收復大陸失土的美夢，從未有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打算，所以也未曾有心規劃發展台灣的經濟。在五○年代，不但有高達 80% 的國家預算被劃入軍事用途，就算到了六十年代，蔣政權仍然以軍需為名佔用了 45% 的國家預算，只剩下極小的部份被用來從事經濟發展。即使到了最後軍事預算終於被縮小，然而國家預算也大部份被用來付公債利息和從事社會福利計劃等等沒有生產力的投資。這種政策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一再被犧牲延誤。雖然鐘擺已經擺盪到另一端，經濟發展的重要廣受矚目，但政府相對地又忽略了環境生態與生活品質等問題，這些問題對台灣仍然十分嚴重；畢竟經濟奇蹟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為了避免前述的經濟危機持續擴大，雖然執政當局耗費了兩百八十億的鉅額經費（相當於國民生產毛額的 10%），進行了一系列大手筆卻又頗引起爭議的補救經濟警訊的新舉措：

　１）股價支撐制度：執政當局在各大銀行與保險機構、退休基金的支持下，設立了高達八十七億元的穩定基金。這筆資金如果不用在股市，其實就可以拿來刺激經濟或其他更具建設性的用途。證交稅降低也只是藉國庫的民脂民膏幫助股市大戶及大證券商。當局還將外國炒家購股的門檻限制放寬到 50%，鼓勵投機客炒作，熱錢滾滾而來，為股市徒增不穩定的風險。

　２）經濟支援方案：當局施壓要求銀行繼續以低利率貸款給營運欠佳或問題叢生的企業，這已明顯違反了銀行健康營運的最基本原則。國民黨黨營企業則協助某些營運不善的銀行掩飾問題。銀行的營運報表獲准將壞帳的損失多年攤提，以免銀行帳面損失過鉅影響銀行本身的股票和營運，當局同時還放寬問題貸款的認定標準以減少銀行的壞帳數目。但是這種妥協與掩飾與銀行最要緊的營運透明化要求是相衝突的。穆迪就曾警告台灣，這些支援方案將嚴重損害已趨薄弱的國際競爭力。這種短視、挖東牆補西牆的作法無疑將會掩蓋許多弱點，然而一旦失敗，台灣的金融體系將會遭到長期的痛苦和災難。

　台灣與中國關係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在可見的未來仍無法解決，然而台灣在中國的投資以及貿易兩者都已經太大也過份集中，使得台灣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大增。對於此問題，我將另文詳述。

　人治的問題

　過去蔣政權的兩位總統從未全心投入規劃台灣的經濟發展，只是把所有的問題都丟給心腹幕僚透過管道聽取建議、形成政策並加以執行。當執政黨近年來逐漸本土化之後，許多高層的企業領袖開始有機會躋身黨機器中樞，還能夠輕易而頻繁地接近李登輝總統，造成了企業龍頭對政府決策有了過度的影響力。同時李登輝總統自己常常不顧其內閣閣員的反對，逕自做出政策決定。

　李登輝總統的政治人格雖然深受肯定，然而，兩位南韓總統因為鬻官給大企業而遭起訴定罪的事例卻可以拿來做為台灣的警示燈，也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實際例證。從南韓的事例，我們應該學到兩個教訓，第一、政府應該隨時和大企業保持適當距離；第二，這些貪瀆的賄款怎麼可能逃得過稽核人員的耳目？

　隨著高科技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以及國營事業民營化，企業大型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台灣應該未雨綢繆，避免產生「政治商人」憑藉著權力和特權左右政府的決策。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官員或立法委員成為大企業財團的打手或顧問，也看到商人進入立法院或政府機構左右政策，這些都是潛在的利益衝突。我們不能坐視大企業腐化或控制政府的行政。

四、解決方案與結論

　探討完以上這些台灣的結構與政策問題之後，現在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回答上述的三個問題。

　１）台灣會步上日本經濟崩潰的後塵嗎？雖然台灣與日本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可能不致於步上日本後塵。由於日本四十年來一黨獨大，官僚體系已經僵化而無法肆應商業發展的需求，日本長久以來就是以扶植大型企業為目標，以致於不但工會拒絕產業升級，連大企業也動彈不得，面對迫在眉睫的改革壓力也一籌莫展，整個「日本企業」對開放市場與擴展本地市場競爭力的需求都無能為力。這一點在台灣是不同的，台灣的經濟結構不但開放而且極具彈性，還有一群高效率的中小企業尖兵領軍，雖然企業大型化已難避免，然而因為還相對生嫩，還不致於失控。

　２）台灣的經濟問題是源於亞洲經濟危機嗎？由於台灣目前高達九百億的外匯存底實力非常雄厚，在幾乎沒有外債（只有區區二億五千萬）的情況下，受到亞洲經濟危機的衝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台灣一些由基本結構缺陷所引發的經濟問題，早在在亞洲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就已經顯露端倪了。台灣的銀行業本益比高於國際水平，而台灣的中小企業則對亞洲經濟危機具有免疫力。

　３）最關鍵的問題是︰台灣的經濟奇蹟能夠持續嗎？目前台灣可以說是正處於一個決定性的十字路口，我們已經無法再仰賴種種幸運、巧合與機遇來跨越瓶頸。這一回我們必須有深思熟慮的計劃並確實行動。除了上述的會計、法規、銀行等問題，在稅制、貨幣、環保與社會福利等層面要進行堅實的基礎建設外，我們還須要政府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以更前瞻性、全面性、平衡性、國際性與長期性的產業規劃，帶領台灣成功地邁向二十一世紀。

　政府必需規劃出供充裕預算來協助企業進軍國際，同時使經濟成長與生活品質維持在最佳的平衡點上。台灣的私人企業一直以來都維持著極良好的體質，未來的關鍵就在政府身上。

　我必須一再強調，台灣目前的產業界絕對急需政府痛改以往對產業界的態度，並立刻挺起腰桿善盡職責。

　根據IMD九九年的報告指出，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已經從第十六位滑落到第十八位，這對於必需依賴國際經貿才能生存的台灣島國而言，不啻是個危險的警訊。然而要維持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墜，關鍵還是在於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與制定良好政策並引導經濟步上正軌的能力與智慧。

　IMD報告明白地指出，台灣在非法內線交易、國內消費、科技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表現欠佳，如果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能維持世界第二，曾經創造過傲人經濟奇蹟的台灣怎能自甘落於人後呢？

　新的全球經濟秩序已然形成，瞬息萬變將是常態，唯有能夠預見未來趨勢並妥善應變者才能生存。台灣現在亟需的政府，除了要能夠預見未來出現的趨勢和問題，能夠完全開放市場促進企業的效率與競爭力，並且還要保證所有的政府與企業運作透明化，制定的產業政策要切實可行，並有完備的執行方案，才能夠最妥善、有效地運用其遍佈全球的經濟資源。

　台灣的未來，必需有政黨輪替的出現，只有當反對黨接掌政權，新的政府毋需再背負大企業與特殊利益團體的沉重包袱時，台灣人民才能夠真正地掃除邁向民主化的障礙，讓已經成熟的反對黨所形成的新政府，乾乾淨淨地從頭開始，真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領導台灣全民開創另一段輝煌的奇蹟，而這一次，台灣所創造的將不僅僅是經濟奇蹟而已！

>>我認為只有宗教人士才需要「奇蹟」兩字來鞏固自己偉大英明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