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恥辱[上]

紐約時報的恥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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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　於　2002/10/14 19:00
紐約時報的恥辱[上]
一個記者泯滅自己的良知去迎合蘇共暴政並助紂為虐,這顯示他已經不是一個人了,而是當權者豢養的一頭野獸;更令人髮指的是紐約時報仍然不改自己媚共的立場．可見有罪的不只杜倫迪，而是整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的謊言大師杜倫迪 http://www.bignews.org 寒山 1933年11月，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美國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時距十月革命已有16年了。美蘇建交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蘇聯派出了以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爲首的政府代表團去美國簽署建交協定。當這個代表團訪問紐約的時候，紐約商界在華爾道夫飯店設宴款待，1500位美國各界名流出席了宴會。當宴會的主持人一一報出那些顯貴的姓名時，會場上響起了禮貌的掌聲。但當主持人念到瓦爾特.杜倫迪的名字，並介紹他是爲我們這個城市服務的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時，全場起立，掌聲象潮水一般湧向一個身材矮小，貌不驚人，拄著一條木制假腿的漢子。杜倫迪是什麽人？爲什麽在這個場合會受到如此禮遇？杜倫迪是美國《紐約時報》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從20年代早期開始，他的有關蘇聯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的報導吸引了無數美國讀者，在一個新聞來源有限的時代成了很多人瞭解蘇聯的最重要渠道。在當時的美國人中，要談論蘇聯而不提及杜倫迪的名字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政府中，當時沒有專門收集外國情報的機構，因此象紐約時報這樣的大報社的駐外記者便在政府決定對外政策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關於承認蘇聯的問題，美國政府拖了很久，而民主黨的羅斯福一上臺就解決了。羅斯福就是杜倫迪的長期忠實讀者。杜倫迪的蘇聯報導爲紐約時報贏得了無數讀者，也給這份報紙的自由派立場增添了左派色彩，當時的《紐約時報》因此有紐約上城的工人日報之稱。他的蘇聯報導也爲他自己帶來了聲譽。還在美蘇建交之前一年，他就獲得了創辦不久的普利策獎，成了紐約時報第一個獲得這項獎的記者。在美蘇建交後，杜倫迪蘇聯報導的精華由紐約維京出版社結集出版，精裝行世，書名就叫《杜倫迪報導的蘇聯》。除了報導蘇聯，杜倫迪還出版了關於蘇聯的專著，有一本叫做《史達林有限公司》，副標題是政治局--領導俄國的人。在對蘇聯的研究尚未成爲專門學問的時代，杜倫迪不但是個記者，而且儼然成了蘇聯問題的權威。然而，物換星移，數十年後，《紐約時報》卻對杜倫迪的名字避之唯恐不及。杜倫迪其人其事不但不再象徵著美國駐外記者的輝煌業績，反而成了謊言和欺騙的同義詞。很多人甚至向《紐約時報》要求把授給杜倫迪的普利策獎退還給這個委員會，以維護這個獎的名譽。1990年，一個英國女作家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後出版了一本杜倫迪的傳記，書名就代表了這個作家對杜倫迪的評價，叫做《史達林的辯護士》。在言論自由的美國，爲史達林辯護決不是什麽了不得的罪名，就象今天仍然有左派報紙雜誌自名爲大洋彼岸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傳人而照樣上市行銷一樣。杜倫迪的名字之所以在今天變得臭不可聞，不是因爲他爲蘇聯辯護，而是因爲他用新聞記者的筆編造了無數謊言，掩蓋蘇聯的真相，制造出一個虛假的，迎合美國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社會主義樂園。那麽，杜倫迪是如何製造有關蘇聯的謊言的？他爲什麽要製造這些謊言？　　（二）簽證風波杜倫迪是英國公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一段時間裏，他擔任紐約時報駐巴黎的記者，報導戰後西歐的重建以及中歐的革命和動蕩。當時蘇俄把所有外國報紙和通訊社的記者都趕了出去，因此布爾什維克究竟在俄國幹些什麽，不要說西方的一般讀者，就是派駐歐洲的記者也並不很清楚。遠在巴黎的杜倫迪自然也不例外。 1921年夏天，由於連年內戰和實行向共産主義窮過渡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蘇俄陷入了史無前例的饑荒，上千萬人掙扎在死亡線上。列寧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向西方求援，用資本主義的糧食挽救共産主義革命。在他的示意下，以高爾基爲首成了一個由文化科學界知名人士和前政府成員組成一個非官方委員會，向西方國家發出呼籲，要求得到糧食，藥品和衣物。美國的戰後救濟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但附加了一些條件，其中之一是讓西方記者進入俄國採訪，把瞭解到的災情報導回國內，樣公衆才能支援由政府和慈善機構組織的救濟活動。在蘇俄同意讓外國記者採訪後，西方報社和通訊社的記者們立刻趕到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蘇俄和美國代表在那裏就糧食救濟行動舉行談判，同時蘇俄向西方記者發放簽證。1921年7月，杜倫迪受紐約時報總部的派遣也來到了里加。但他沒有想到，蘇俄付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把他的名字從申請簽證的外國記者中劃掉了，因爲杜倫迪曾經發表過對蘇俄誹謗性的報導。杜倫迪感到十分冤枉。他過去關於蘇俄的報導的消息來源根據都是第二手材料，很多都反映西方政府的觀點，多數西方記者都是這　做的，爲什麽單單他要被挑出來做替罪羊呢？李維諾夫顯然沒有時間聽杜倫迪辯解，或許他本來就要找一個殺一儆百的機會，給急於進入蘇俄的西方記者一個下馬威。當時雲集在里加蘇俄新聞代表處等候簽證的外國記者都認爲杜倫迪已經沒戲了。但不久之後，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杜倫迪忽然得到了蘇俄的簽證，在很多人還在和蘇俄官員打交道時，杜倫迪已經比他們先動身去蘇俄了。杜倫迪爲什麽能絕處逢生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和他8月13日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報導有關。這篇報導的題目是列寧放棄了作爲國家政策的國家所有制，在其中他引用了蘇俄官方於8月9日公佈的有關法令，宣佈放棄對很多經濟部門的國家所有制和國家壟斷。杜倫迪在報導中誇張地說列寧已經抛棄了共産主義。當然他也提到一些特別重要的經濟部門仍然由國家控制，但他又說這些部門在西方國家在戰爭時期也是由國家控制的。列寧當然沒有抛棄共産主義，他抛棄的是戰時共産主義，正在轉向新經濟政策，要利用資本主義來挽救瀕於崩潰的共産主義試驗。列寧是政治實用主義滲入骨髓的人，他懂得當務之急是讓西方人告別革命恐懼，把布爾什維克當作有理性的可以打交道的政府，從而把他們的錢，技術和救濟物資投到蘇俄來，因此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來得正好。此時此刻蘇俄正需要杜倫迪式的誇張，正唯恐杜倫迪不說他們已經告別革命和抛棄共産主義。同時，杜倫迪把蘇俄對重要經濟部門維持國家控制的政策和西方國家在戰爭期間實行的國家控制相提並論，又是一個布爾什維克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絕好解釋：就連剩下的共産主義也不是共産主義了。可以想象，克裏姆林宮的大人物在讀到這篇報導後一定會對這個杜倫迪充滿興趣，杜倫迪的簽證申請從紅燈忽然轉爲了綠燈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杜倫迪並沒有這麼聰明。對於如何討克里姆林宮和中南海的主人歡心或者避免觸到他們的痛處，後來的西方記者有成套的把戲。但在1921 年，當西方記者第一次獲准前往蘇俄時，誰都不知道怎　和它打交道，誰都不知道它究竟吃哪一套不吃哪一套。在杜倫迪自己也覺得去不了蘇俄時，是他的社交能力幫助他絕處逢生。他在里加的蘇俄新聞代表處有一個叫馬柯夫的朋友，這個布爾什維克官員原來在英國受過教育，對杜倫迪的處境十分同情。當蘇俄公佈有關放棄國家所有制的法令後，他立刻示意杜倫迪這個政策的重要性，並幫助當時還說不了幾句俄文的杜倫迪把有關文件翻成英文。這樣，才有了紐約時報那篇改變了杜倫迪命運的報導。因此，杜倫迪的成功並不是瞎貓撞上死老鼠。杜倫迪的簽證波折無疑給他上了有關布爾什維克政治的第一堂必修課。　　（三）報導蘇聯杜倫迪得到蘇俄的簽證後，於1921年8月進入蘇俄，（不久改稱蘇聯），開始了他長達近20年的蘇聯報導生涯。蘇聯是一個外國記者從來沒有經曆過的國度，在這裏除了布爾什維克黨辦的報紙以外沒有其他媒體，除了政府發佈的消息沒有其他公開的新聞來源。不但如此，蘇聯當局不准外國記者直接對他們所屬的新聞單位發稿，外國記者的新聞稿件必須先送到政府的新聞辦公室去審查，然後才可以通過蘇聯的電報局發出去。在審查過程中外國記者的原稿中被認爲有損蘇俄形象的段落被用藍筆劃掉。在審查官中有一個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投身俄國革命的美國人，他更乾脆，不用藍筆而剪刀直接把這些文字剪掉。在這樣的環境中從事新聞工作，外國記者都得學會話中有話和絃外有音的藝術。杜倫迪也不例外。杜倫迪剛開始報導蘇聯時，主題是蘇聯的饑荒，雖然這是蘇聯的黑暗面，但卻是布爾什維克允許的，爲的是向西方要援助。後來他開始報導新經濟政策下的蘇聯農民，很多報導還是很生動客觀的。例如有一篇報導描寫一個蘇聯農民把出售剩餘農產品掙的錢藏在床墊子裏面，但第二年發現由於通貨膨脹，那點錢還抵不上原來塞在床墊子裏面的馬毛，他一氣之下把這點錢全買了伏特加，喝得爛醉。然而這些報導並不是使得杜倫迪在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團中鶴立雞群的東西。杜倫迪的聲望來自他對蘇聯政治形勢發展的估計。當很多西方記者進入蘇聯後發現這個國家已經是滿目瘡夷，布爾什維克完全依靠暴力在統治時，都預言這個政權不會維持很久，但杜倫迪認爲只有布爾什維克才能在俄國長期掌權；當列寧的繼承人問題撲朔迷離，很多人都把寶押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這些聲望和資歷僅次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大老時，只有杜倫迪早在1923年一月就認定史達林是未來的蘇聯領袖；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衝突看來勝負難分時，杜倫迪又早在1926年夏天就預言托洛茨基將被徹底擊敗。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有很多美國資本家在蘇聯投資。他們當中有一個叫哈裏曼的，1926年底前往蘇聯，準備擴大自己的投資，簽一項爲期20年的合同。但在和杜倫迪深談過後，他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他從杜倫迪談話中得到的資訊是：史達林將會廢除新經濟政策。哈裏曼後來擔任過駐蘇聯大使和紐約州長。不但如此，早在1931年6月，杜倫迪就提出了後來被廣爲使用的概念史達林主義。他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統治今天俄國的是史達林主義而不是共産主義。一些歷史學家認爲他可能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人，儘管其內涵和後來普遍使用的那個史達林主義不一樣，並不帶有肯定或否定的意思。對於一個駐外記者，杜倫迪對蘇聯的這種觀察無疑是敏銳的。但在他的報導中從來沒有蘇聯農民在強迫集體化政策下受難的情景，也沒有成千上萬被迫遷移到西伯利亞去的所謂富農的命運，儘管他並不是不知道這一切。在1930年一次前往蘇聯中亞地區的旅行中，他第一次看到了被強行遣送的富農和他們的家人。這些人塞滿了一列深灰色的列車，每節車箱只有幾孔很小的鐵窗，周圍站著持槍的警衛。他寫道：透過鐵窗可以看到憔悴的男女和兒童，或者一個母親抱著嬰兒，絕望地向窗外伸出雙手討一片面包或者一根煙捲。當時還是四月底，但已經可以感覺到從狹小的車窗裏散發出來的熱量和令人窒息的惡臭。他們已經在路上14天了，還不知道究竟要被送到哪里去，或者這對他們已經不重要了。他們就象關在籠子裏的動物，不是野獸而是牲畜，痛苦的眼睛裏仍然充滿了忍耐。然而，這些描寫並不是在他的報導中，而是出現在數年後出版的自傳裏。在不無同情地描繪了這些被遣送的富農的悲慘遭遇後，杜倫迪筆鋒一轉，說這些人是垃圾和殘渣，前進道路上的犧牲品。

內幕　於　2002/10/15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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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的恥辱[下] （4）面對饑荒 30年代初，當蘇聯開始強制集體化時，農民先是用屠宰牲畜來消極抵抗，後來則遭受到大規模的饑荒，起碼有數百萬人被餓死。這種人爲的災難在南高加索，伏爾加河下游和烏克蘭這些被稱爲俄國糧倉的地區尤其嚴重，因爲這些地區是集體化的重災區，幹部貫徹中央的政策特別賣力。由于大量農民被迫離開農村到城市和交通線上討飯，1933年蘇聯開始實行被西方稱爲國內護照的制度，農民離開村莊必須從當地蘇維埃政府那裏得到批准准。農奴制在廢除了70年以後回到了俄羅斯大地。　　當時蘇聯的所有報刊當然全力歌頌集體化和工業化的偉大成就，不會有一個字提及大饑荒。外國記者則在政府嚴格的控制下，如果離開莫斯科去採訪，必須事先申請，他們撰寫的報導要由蘇聯新聞辦公室審查，如果有引起蘇聯政府不快的內容，這些記者的簽證會被取消。蘇聯外交部故意只發給外國記者六個月的簽證，這就使得外國記者在下筆時再三斟酌，時時要想到自己的下一次簽證何時到期，實行自我審查。一旦被蘇聯政府取消簽證，就等於失業。而在30年代初經濟危機中，這些駐外記者回國後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然而，紙包不住火，俄國農村發生饑荒的消息星星點點地傳了出來，引起了具有職業道德和新聞嗅覺的西方記者的重視。1933年早春，莫斯科的外國記者中有人不顧蘇聯政府的規定，自己坐火車前往這些昔日的糧倉，如今的災區實地考察。美國《芝加哥每日郵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兩個記者就這樣去了一趟庫班草原，看到了令人震驚的災情，被當地警察逮捕後送回莫斯科。後來他們買通了一個德國皮毛商，把報導帶了出去，在美國發表。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馬格裏奇去了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的農村，看到了無數瀕於餓死的農民，回到莫斯科後他向英國大使館報告，通過外交郵包把報導帶出了蘇聯，在英國報紙上發表。另一個叫瓊斯的英國人在災區徒步旅行了三個星期，然後離開蘇聯，先在德國柏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了他看到的災情，然後又在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發表文章。這些零零星星的報導立刻引起了蘇聯當局的警覺，他們宣佈所有這些地區禁止外國人進入。　　這些有關蘇聯饑荒的報導雖然還沒有全面揭露出被新聞封鎖掩蓋的真相，但已經開始挑戰當時的一個神話：在資本主義西方面臨難以自拔的經濟危機時，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欣欣向榮，形勢一片大好。因此，很多把蘇聯看成人類未來的人難以接受這個事實。發表蘇聯饑荒消息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是一家左派報紙，在處理有關消息時，編輯部故意把它們安排在不醒目的版面，使得發出報導的記者大失所望。　　然而，發表這些消息的馬格裏奇還是成了衆矢之的，很多人質問他報導這些消息居心何在。他的姑媽是大名鼎鼎的比阿特利絲.韋伯，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女幫主，曾經抱病訪問蘇聯並把這個紅色政權比作她的黃昏戀中的新情人。馬格裏奇當初就是受她的影響信仰了社會主義並去蘇聯工作的。比阿特利絲不能容忍侄兒如此糟踏她的這塊心頭肉，公開斥責馬格裏奇是胡說八道。身爲西方記者團在莫斯科最有影響的人物，杜倫迪(Walter Duranty) 對饑荒一直沒有報導。直到1933年初夏，在莫斯科街頭都能看到患浮腫症的人，蘇聯波羅的海城市里加的地方報刊也透露了一些在全國性大報上看不到的有關饑荒的消息，《紐約時報》總部要求杜倫迪調查並撰寫有關報導。這時杜倫迪的蘇聯報導中開始提到在蘇聯確實有食品短缺和營養不良，但這都動搖不了布爾什維克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決心。杜倫迪說他並不是沒有看到蘇聯的種種問題，特別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但勒緊褲腰帶在這個關鍵時刻是必須的。早在1932年9月，杜倫迪詩興大發時，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歌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其中有這麽兩句：俄國人也許又凍又餓／但你既然要做雞蛋餡餅就得打破雞蛋。這個連西方家庭主婦都明白的道理，用在解釋俄國人爲什麽必須忍受種種犧牲來建設他們的國家這個難以對西方人說明白的問題上是再合適不過了。接著，杜倫迪申請去這些傳說中的災區採訪，並得到了批准。他又是如何通過《紐約時報》告訴美國人民蘇聯的真實情況的？（五）當蘇聯大饑荒的消息在國際新聞界開始流傳時，一直回避報導這件事的杜倫迪受到紐約時報總部的催促，要他調查新聞來源。這時在杜倫迪的報導中開始出現食品短缺，營養不良和部分地區人口減少的消息。在很多人都在估計餓死的人數時，杜倫迪也給出了一個200萬左右的資料。但他說他有第一手材料去證實這些傳聞和估計，於是通過他在蘇聯官方的關係，杜倫迪弄到了去傳說中發生饑荒的地區採訪的通行證。杜倫迪能被批准去這些禁區採訪，使很多莫斯科的西方同行又驚又疑。 1933年九月，杜倫迪開始了他的調查採訪，紐約時報發表了他的跟蹤報導。他先去了北高加索，發表了三篇報導，從標題上讀者們就可以感到開朗和樂觀，例如蘇維埃正在贏得農民的信念，蘇維埃公社的農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産富饒。他斥責那些有關蘇聯饑荒的消息是一派胡言，傳播那些消息的西方記者根本沒有調查研究，他原來作出的200萬人餓死的估計也必須收回。但當他到了烏克蘭的克拉可夫時，他的報導開始變調了。他承認有大規模的饑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體化，而是來自國際上的威脅：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威脅蘇聯的遠東地區，去年蘇聯不得不從烏克蘭調運大量糧食去東部邊境，供應那裏的軍隊。糧食調得太多了，影響到了烏克蘭農民的口糧。當然農民對集體化的不滿和消極抗拒也是原因之一。杜倫迪的這次採訪持續了10天，到了最後幾天，杜倫迪的報導又開始回到最初幾天的樂觀態度：總的來說，雖然有饑荒，有餓死人的現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誤，也有農民的消極抵抗，但農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邊的，克里姆林宮正在贏得這場集體化戰鬥的勝利。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倫迪以英國公民的身份給英國駐蘇聯大使館寫了一份內部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描繪了一幅和他的公開報導完全不同的陰森可怖的蘇聯集體化圖景。他說在他所到之處，幹部們幾乎都被趕下鄉去推行集體化和監督農民生産，但到處都可以看到長滿了荒草的農田。政府許諾在集體化時用機器代替牲畜，但他看到的機器很多都擱在地裏生鏽，無人看顧。很多幹部告訴他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抗到了組織武裝匪幫的地步。他對餓死人數的估計是：在伏爾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區就起碼死了3百萬人。在烏克蘭情況更糟，人們就象蒼蠅一樣死去，很多農舍大門洞開，可以看得見裏面的骨瘦如柴的屍首。杜倫迪甚至說烏克蘭的血已經流幹了。至於蘇聯在193和1933年餓死的總人數，杜倫迪說起碼有一千萬。這是西方記者中最悲觀也是最大膽的估計。紐約時報一個叫安.邁克柯密克的流動通訊員這時來到莫斯科，同行們開宴會歡迎她。當她聽到杜倫迪提到在烏克蘭人們上百萬地餓死時，她大爲吃驚，問道：瓦爾特，你不是開玩笑吧？真的有幾百萬嗎？杜倫迪說當然不是開玩笑，我這還是保守的估計。接下來他說了一句所有在場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的話：不過他們都是俄國人。兩個月以後，蘇聯和美國建交。杜倫迪坐著蘇聯外交代表團的輪船一路回到了美國。美國左派和自由派的媒體把他捧爲爲美蘇建交立下不朽功勳的偉大記者，因爲他告訴了美國人民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領導堅強有力，人民勇於犧牲，充滿了理想主義，雖然生活苦一點，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國人懂得，除了忍受犧牲，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通向國家的強盛。這就是杜倫迪所說的：要做雞蛋餡餅，只能打破雞蛋。杜倫迪筆下的莫斯科大審判 1936到1937年，在蘇聯歷史上是所謂大審判的年代，一些老布爾什維克在公開承認了間諜和叛徒的罪名後被送上斷頭臺。當西方世界就這些人是真的有罪還是被迫承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爭論不休時，杜倫迪又以俄國問題權威記者的身份提出了他的獨特解釋。　　在爲美國新共和雜誌寫的文章中，杜倫迪認爲這些被告是主動認罪的。他說如果西方人覺得難以相信的話，那是因爲他們不瞭解俄國人特殊的氣質。杜倫迪勸這些人讀一讀陀斯妥也夫斯基，因爲在他看來，這位俄國大作家的作品揭示了俄國人靈魂中一種神秘的特質，即願意主動承擔自己沒有犯下的罪孽，而在其他民族的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只有當少數人願意作出冷酷無情的自我犧牲，多數人才能避免受苦受難。因此，這種對罪孽的承認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尊貴，認罪者把一些肮髒的罪名攬到自己身上之時，也就是整個民族從這種罪孽中解脫出來之日。杜倫迪說這就是用惡的手段去達到善的目的這種超級美德的表現。杜倫迪的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刻引起西方讀者的反響，發表這篇文章的新共和雜誌收到了衆多的讀者來信，起先雜誌還選擇刊登了一些，後來由於來信過多，雜誌不得不宣佈在沒有新的證據前不再討論這個問題。杜倫迪的觀點也引起了反史達林的人們的憤怒。文章發表一周後，托洛茨基在美國紐約發表的一篇書面講話中，駁斥了這位元紐約時報大牌記者的離奇的高論。托洛茨基說蘇聯在史達林的鐵腕下已經變成了一座瘋人院，而杜倫迪卻用俄羅斯靈魂的玄談把這個瘋人院粉飾成道德修煉的聖地。托洛茨基說杜倫迪的這種解釋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從表面上看，杜倫迪的這番關於俄羅斯靈魂的玄談暗示了大審判的罪名是不真實的，但實際上他是說罪名的真假在這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党正在以犧牲一部分道德上最優秀的成員爲代價來救贖整個民族。因此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犧牲者和迫害者在合演一出悲壯無比的歷史正劇，而只有俄羅斯靈魂才能參透這出悲劇的真髓。杜倫迪自以爲這番高論對史達林是小罵大幫忙，而且又引來了托洛次基的攻擊，蘇聯方面不至於拿他怎　樣。但他沒想到的是，蘇聯新聞審查官拒絕簽發他的報導，所有其他人的報導中如有引用他的觀點的一概刪掉。在史達林等人眼裏，杜倫迪等於把大審判中的罪人暗示成耶穌基督，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許對俄羅斯靈魂最意向不到的反駁來自於被杜倫迪認爲最能代表了這個靈魂的人：布哈林。布哈林在法庭上發表的長篇自供中，強調說在自己決定認罪的過程中，心智始終十分清醒，絲毫沒有什麽神秘的斯拉夫靈魂或者什麽宗教精神或者古代迷信在從中作祟。他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認罪伏法是唯一下場，任何其他猜測都是荒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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