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的衰弱固然是某些人變了質,領錢後就跟共產貪官一樣花天酒地而造成對民運
士氣的負面影響,但遺憾的是政府多年來只負責資助而沒有協助該刊整頓內部,最後導致
政府撤出資金的結局,當時的我並不了解內情,等到參閱此文時才了解;我只能跟勉勵北京之春:自助天自助,這不但是為了北京之春,也是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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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臺灣秘密經費和海外民運的腐敗 按：800萬美元的數位沒有任何意義。既然是秘密渠道，就不可能核實。臺灣納稅人的錢也好，國民黨的私産也好，以“資助海外民運”的名義，肥了誰家的田，外人很難想像。即使阿扁想查，恐怕也查不出。(智叟)
臺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臺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並報道說，臺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誌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臺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種黑箱作業，而這家雜誌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黑箱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異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誌曾多次發生內鬥，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誌名稱，但沒有讓出臺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夥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誌都靠臺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據內部人透露，臺灣方面只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繫；對《中國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秘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臺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行爲，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
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佈，那麽起碼民運團體內部應有監督機構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鬥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體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驚。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徐邦泰涉嫌貪污十幾萬臺灣捐款的醜聞。我手裏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據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Depo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購買的私人用品的單據都讓公家報銷了。還有收據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據《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在華盛頓DC的某戰略研究所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萬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麽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裏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爲“小金庫”開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DC的某戰略研究所領導人曾被委託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劃轉送4萬5千美元的資金，幾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專案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2萬7千美元。這中間的1萬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體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麽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只要不公開，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最高機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麽可機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湯，抗議他不清查雜誌的“小金庫”
，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誌。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爲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鉅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開賬號很方便，多開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
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裏的8萬8千美元，最後查賬只追回2萬，其餘6萬多不知去向。
幾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採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據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爲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臺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佈出的數位仍是令人吃驚，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只需幾萬美元，只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種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幾次內鬥花的電話費，
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爲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價已翻了幾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爲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幾台電腦，幾把桌椅，什麽都沒有剩下。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爲誰的人
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爲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製作業，製造低劣産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麽辦的連個共產黨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製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黨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
，“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裏，真到了“
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臺灣的雜誌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開放》和《
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型大小、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體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爲什麽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爲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爲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臺灣財政包幹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
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爲止的歷史證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種報刊來看，無論是
傳統報刊，還是網路媒體，只要是內容豐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種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體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種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爲這是一本民運機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併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機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裏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幾期刊物爲例，裏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爲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體印
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誌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黨”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黨”。
臺灣停止這種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機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臺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臺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援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種單線秘密聯繫，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臺灣的資金
應該是資助專案，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乾；應定期審核，
加強監督機制。 臺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開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只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