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黃兆平特稿)中共將於十一月八日舉行第十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兩千一百二十個黨代表已於日前產生，中共這次標榜黨代表的產生是「發揚黨內民主、凝聚全黨意志」，但細究其實，除了無法展現民主意識外，黨代表的民意基礎更不具代表性。加上中國大陸鄉鎮以上首長皆非民選，中共黨內外民主都遙遙無期。

根據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黨的重大問題要由全國黨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也就是說，兩千多名黨代表肩負六千六百多萬黨員的重託，必須展現廣大黨員的意志及看法。可是從中共選舉黨代表的過程來看，「上級遴選」是主要方式，基層黨員心聲根本無法透過民主程序來表達。

中共中央於去年十月下達通知，要求對選舉十六大黨代表的單位劃分、代表條件、代表構成、代表產生程序及代表名額等提出具體要求，三十八個主要選舉單位，經過八個月時間，在今年八月底完成兩千多個黨代表的選舉。

以「條條塊塊」或許可以形容中共的黨代表屬性。「條條」指的是每個系統的來源、「塊塊」則是各種單位及區域勢力劃分。除了各省、市、自治區外，黨、政、軍、共青團、生產事業、學術等單位都有代表，林林總總，經過所謂「三上三下」選舉過程，看似民主，但實際上都屬於欽定性質，根據中共標榜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集中體現各地區、各單位的「長官意志」。

進一步探究「三上三下」黨代表選舉過程，黨支部根據多數黨員意見提出代表候選人，上報基層黨委，基層黨委根據多數黨支部意見「遴選人選」，再拿下去徵求黨支部和黨員的意見，然後上報縣、市委，縣市委再根據多數基層黨委意見對人選進行「遴選工作」，並徵求縣市黨委意見，最後再「上報」選舉單位，產生黨代表。

由於中共各級黨委都是上級指派，既有派系之分，又會遴選「黨性堅強」、能實踐「三個代表」的人，所以領導幹部喜歡的人，符合中共所訂政治標準要求的人，就容易出線，非派系者不可能出頭，有不同政見者一定遭到排除。這樣，沒有公平的機制，哪能有合理的結果？既然強調民主，怎還有所謂的「集中」呢？如此方式產生的黨代表如何展現民意？如何接受基層黨員的負託？

除了黨內民主付之闕如外，中共在過去十多年致力發展的農村村委會選舉，儘管引起西方社會的關注，但各級村委會迄今仍受到共產黨支部的領導，自治權極為有限。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估計，大約只有一到兩成的村委會選舉公平且具競爭性；美國共和黨國際研究所也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只有四分之一的村委會是舉行民主選舉。

但事實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估算，在中國大陸兩千一百四十一個縣級單位中，大約只有兩百多個，約百分之十被認為是村委會選舉的示範縣，顯示中國大陸農村選舉的品質進展相當緩慢。

反觀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獲得世人一致肯定，兩年多前的政黨輪替，更在國際間獲得高度評價，除了總統、立法委員等各級選舉早已實施民眾直選外，國內各主要政黨也都實施黨員直選領導人制度，充分體現民意，深化台灣的民主及人權普世價值。

(中央社記者焦興華特稿)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後搞活了經濟，但目前仍不敢碰觸政治體制改革。然而私營企業主等中產階層興起，孕育了對民主的需求、意識形態的重新詮釋、利益的重新分配等嚴峻的問題，顯示中共專制政體已不能「與時俱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以私營企業主為骨幹的中產階層崛起，對中共政權執政能力構成挑戰，同時對中共執政合法性造成衝擊。這就是江澤民不得不提出「三個代表」，接納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與時俱進」地擴大中共執政社會基礎的原因 。

然而中產階層的崛起壯大，所蘊含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需求，無疑地會引起中共當局的恐懼。因為中共所堅持的「黨天下」專制體制，與中產階層的民主要求，存在先天結構性的矛盾。

中產階層是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主要財富創造者，同時也是市場主要消費者，中產階層的日益壯大，不但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結構，也必然會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結構。

靠農民、工人革命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私營企業主等中產階層的崛起一直保持高度警覺性，不敢認同這些人形成了一個「階級」，而僅以「階層」相稱呼，就是害怕一旦出現「中產階級」，將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目前在中國大陸所謂中產階層的定義是，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買房子、買車子，每年有觀光旅遊消費能力，年平均收入超過六萬元人民幣。以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發展速度估算，未來五年內，中國大陸以私營企業主為骨幹的中產階層人數將達到兩億人。

預料未來十至二十年將是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形成的重要階段，其中四種人最可能成為中產階層，分別是科技企業家、金融行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中介機構專業人員、私營企業家。中產階層成員不僅是高收入者，並擁有高學歷及專業知識，這些人組成的龐大階層，渴望能有一個法治的政經環境，他們具有推動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潛在能量。

反觀中共政權，最大的危機就是本身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中共控制了所有政治、經濟、社會資源，中共幹部、官員在行使政治權力的過程中，攫取了龐大的經濟利益。這種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痼疾，背離了廣大的農民、工人階級，也令中產階層厭惡。嚴重的腐敗問題，終將導致中共政權的分解崩潰。

被視為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重要智囊的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即曾撰文指出，現在是中共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他警告說，如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就會制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問題，以及中共黨的領導問題，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靠政治體制改革。

目前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十六大領導層權力更替焦點上，卻忽略了中共經濟開放後，如何因應中產階層興起這個重大課題。如果再加上國企嚴重虧損、下崗失業、農民盲流等，顯然並非僅賴十六大更換一批新的領導階層即可解決。中共想要繼續維繫政權，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中共政權始終存在崩潰的危機。

(中央社記者曾淳良北京特稿)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衍生的市場化、多元化等社會改革呼聲，使「認同危機」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一大問題。號稱在十三億人口國家擁有六千多萬黨員的中共，面對轉型中的社會，正在找尋新的發展方向與定位，能否實行「黨內民主」已成為焦點話題。

從去年開始，中共黨內重量級智囊機構就廣邀西方政治學者到中國大陸訪問，其中包括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者到北京出席座談會，中共希望借此了解外界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看法。同時，中共智庫的一些資深研究學者也被派到歐洲或其他地區，學習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轉型經驗，研究東歐後共產國家轉型期間的民主化進程。

目前，中共官方發行的出版品已有呼籲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的叢書；此外，在部份中共黨內座談會上，退休的共產黨員也開始大聲疾呼擴大基層選舉到更高層級。中共「十六大」定於今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召開，選出的新領導班子不論老幹新枝，看來都必須對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未來作出交代。

自從去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提出「私營企業家入黨」概念，並在全大陸掀起學習「三個代表」運動後，有不少學者放言高論。據了解，中共中央黨校一名教授公開抨擊中宣部「做法保守」，遭到校方批評，差點丟掉飯碗；中國大陸的著名社會經濟學者曹思源，則撰文呼籲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黨」，並主張黨員直選中央委員會成員。而在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後，曹思源更進一步表示，中國大陸強調的是產業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理所當然，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就是需要改革。

也有權威的政治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已經進入「後全能主義」時代，中共十六大選出的新領導班子，在當前的主客觀環境下，取得威望的最重要政治資源，應是在發展有序的「政治參與」原則下，進一步加強黨內的民主建設。這些意見都反映，政治體制改革的確已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關在中共黨內實行民主的討論，近幾年已成為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焦點話題，但是對於中共實行「黨內民主」的看法，一名北京智庫學者分析，由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要繞過共產黨「另起爐灶」幾乎是不可能。

另一名支持中共實行「黨內民主」的北京大學政治學者也指出，在當前中國大陸的國情條件下，不可能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因為中國大陸的民主條件還不成熟，容易引發社會危機，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多元民主「還不可能為現在的權威主義的執政黨所接受」。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方面發展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堅持一黨專政，採「政左經右」政策，仍將是中共的基本方針。如果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經濟現代化勢必成為民主化的推手，中共終將必須面對這個事實。在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很難繞過共產黨另起爐灶的情況下，面對轉型中的社會變遷，中共能否更一進落實「黨內民主」，走體制內改革的道路來解決這些矛盾，將是對中共的重大考驗。

(中央社記者任紋儀特稿)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後，雖然在經濟上提出所謂「與國際接軌」的口號，希望藉此融入以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但在政治上仍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以「政左經右」的手段抵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由於缺乏民主機制的監督，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已對中共政權的穩定形成最嚴厲的挑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在農村取消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在城鎮改變國有企業獨大的局面，引進包括個體、私營、外資等多種所有制企業，並且削減計劃經濟的份量，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

不過，改革開放的本質是「政左經右」，也就是經濟方面進行改革，政治方面卻堅持中共一黨專政體制，嚴防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吸引。結果在官員貪污腐敗問題不斷發生以及民眾對民主的要求無法獲得滿足的情況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共軍用坦克及機槍摧毀這股民主呼聲。

但是中共並未記取教訓，仍然堅持「政企不分、黨企不分」的體制，在缺乏民主制度的監督下，滋生出越來越多的大批貪官污吏，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中共體制內的深層次矛盾也不斷浮現，在一元化領導和家長制專斷作風下，中共官員「權錢交易」貪腐大案層出不窮，「權力腐敗」越演越烈。

為了維繫政權穩定，中共一方面提出反腐倡廉，揭發貪腐大案要案，另一方面則宣稱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改革的內容明顯側重於機構改革，屬於行政改革層次，並未涉及權力制衡與監督、主權在民等民主化的取向，顯示中共的政治改革只是為了保持共黨統治的工具而已。

中共向來自稱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絕不接受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中國大陸現有八個所謂「民主黨派」，其黨章中均明定「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共將這八個黨派定性為「參政黨」，即支持中共專政地位的「友黨」，而非一般國家的「在野黨」。這些黨派不能擁有別於中共的政治方針、路線、政策，也不能與中共平等競爭執政權，明顯違背政黨政治的精神。

中共特有的人民代表大會，依據中國大陸憲法是最高權力機關，被賦予立法及監督檢查執法等職權。但在中共領導下，總數多達三千人的人大代表，有三分之二是中共黨員。各級人大每年召開例行會議前，人大代表中的中共黨員會被要求「統一思想」，以保證大會「順利召開」，中共的決議得以貫徹，因此人大代表被戲稱為「橡皮圖章」、「舉手機器」，缺乏立法機關的自主性。

美國總統布希今年初訪問北京時，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說，試圖向大陸年輕學子宣揚美國自由民主、尊重法治以及宗教信仰等價值觀，展現美國立國兩百年來的基本精神和進步力量。但是北京當局仍然充耳不聞，藉由嚴密控制言論與思想自由，收緊新聞報導尺度，達到共黨統治的目的，甚至經常以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大肆逮捕異議人士，打擊支持民主運動者，並嚴格限制大陸民眾的宗教信仰，種種作為都違背世界潮流。

如今隨著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懸殊、官員貪污腐敗、社會治安等問題日益惡化，眾多的社會問題正嚴重挑戰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身為第三代領導人的江澤民為延續路線及成就個人的歷史地位，卻提出「三個代表」理論，而不思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建立權力監督與制衡功能。中共即將召開十六大，完成最高領導層的世代交替，但只要馬列毛鄧幽靈仍然籠罩中國大陸，外界對十六大似不必有過多的期待。

(中央社記者彭思舟特稿)中國大陸這幾年社會的變化讓人目不暇給，尤其「公民」概念逐漸出現，將使大陸日漸成長的中產階級，開始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政治權利，因此，「公民概念」能否深入人心，將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人民」、「老百姓」與「公民」這三組名詞，意涵並不相同，大陸民眾與媒體以前不習慣「公民」，而是用「百姓」或「人民」這個詞，中共更是言必稱「人民」，以「人民」代表自居。其實百姓、人民相對於公民，是一個政治意義並不清楚的名詞，所以在中國大陸當人民與百姓的人，只能等待別人為他們「服務」。

不過，經濟的發展終究會影響到政治的變化，「公民」這個詞近幾年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間流行，他們認為「公民」這個詞，不只是一種西方的新名詞，它更代表了每個人都是一個權利主體，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權利奮鬥，而不是等待「誰」來為人民服務，每個公民都要學會用社會的法制，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可是中國大陸政治的具體運作，卻與公民意識的萌芽背道而馳。雖然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在農村推行了基層選舉，但實際執行的情況是，村長還是由中共上級黨組織指定參加選舉，甚至有些還是由中共黨支部書記兼任，而即使是這樣的選舉，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層次依然停留在村級，完全不如國家最高領導人總統已經可以直接民選的台灣。

不過，據VISA國際組織中國區總經理熊安平說，預估二零一零年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可成長到兩億人，而對於「公民」意識最有先知先覺性，正是中產階級這批人。因此，面對這群中國大陸擁有一定知識力與財富的民眾，隨著他們公民意識的逐步高漲，要求民主的聲浪絕不會亞於一九八九年的民運，中共若還是尋求以鎮壓或新聞箝制的方式阻礙民主，必定有相當大的困難。

淡江大學陸研所教授潘錫堂說，當一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民眾要求有更開放的言論與資訊流通的空間；大陸自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二十年來，民眾的自我意識、公民意識已逐漸覺醒，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後，各種資訊的大量進入、以及網路的萌發，中共必然發覺要以「國家的力量」來全面控制社會，的確是愈來愈難。中國大陸這幾年經濟的發展固然讓人目不暇給，但民主化的進程卻乏善可成，今後隨著中國大陸的公民意識抬頭，隨著逐漸壯大成為社會、文化、經濟主流的中產階級興起，中國大陸這場公民意識覺醒的運動，將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而中共也應該了解，只有民主才是中國大陸唯一該走的道路，以及台灣與中國大陸共存共榮唯一的方向。

（中央社記者廖真翊特稿）隨著經濟持續發展，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也不得不有所調整；然而，中共引以為傲、視為民主樣板的「村委會選舉」，卻因調查發現超過八成的民選村幹部被任意撤換，暴露出「假民主」的真相，更證實中共對於「民主」的認識極度貧乏。

中國大陸自一九八二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此後定期舉辦村委會選舉；對於村民直選村長，中共更自許為「草根民主」，並強調村民自治「是實施基層民主的堅定基礎，也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第一次的基層民主化建設」。

然而，被中共視為基層民主樣版的「村委直選」，近來在中共人大代表姚立法針對「全國村民自治模範市」｜湖北省潛江市進行的田野調查後，意外揭露了民主外衣下的「假民主」真相。原來，潛江市在第四屆選舉選出的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及委員，竟有高達六百一十九人被非法撤換，並由各級黨委指定的特定人士取代。

這個被中共國家民政部表彰為「村民自治模範市」的省直管市，共有一百零一萬人口，潛江市民在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選出的村委會主任、村長，共有一百八十七名被鄉鎮幹部以「工作能力差、完不成任務」或「搞內耗、與村支書鬧不團結」等理由非法撤換。

如果加上被非法撤換的村委會副主任、委員，則潛江市民選出來的幹部，共有六百一十九人被中共黨務系統撤換，撤換人數佔「民選村官」百分之八十一點七。

據了解，村委會主任直選制度的導入，對農村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北京「中國評論」雜誌七月號的評論就指出「村黨支部與村委會成為村莊組織中的兩極」，透露了中共無法容忍民選村委會脫離控制的真實情況。而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長期操控各級政府、由各級黨支部、黨委、黨組「黨指揮政」的陋習，造成「民主」難以紮根的原因。

根據民主的真義，由村民選出的村委會幹部，理當為村民的利益服務，然而，在中國大陸各個村莊發生的真實情節卻是，為了捍衛村民權益而向鄉鎮幹部據理力爭的村委會幹部，最終會被鄉鎮黨委書記以各種理由撤換，並且跳過「村民補選」的方式，直接指定「自己人」加以取代。

在施行民主有年的台灣，一個地方選出的行政首長就代表當地的「民意」，要向選民負責，接受選舉的洗禮，即使涉及瀆職，也必須透過法律規定的程序予以罷免，並由民眾補選新首長。

在台灣，「民意」是最高指標、具有不可替代性，這與中國大陸民選幹部可以被任意撤換、各級黨委幹部「旨意」凌駕「民意」的「假民主」有著天壤之別。

根據中國大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學者賀雪峰的觀點，民選村官遭到任意撤換的原因包括：基層幹部民主法治意識不強、官員產生存在雙軌制的衝突等。

其實，中國大陸灌溉十餘年的「草根民主」之所以會營養不良，這與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勢必夭折，是因果相應的道理；民主的種籽要在中國大陸各個村莊發芽，首先就不能遭到各級黨支部的層層壓迫。

正如中國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所說，農村基層選舉已經遭到中國共產黨的幕後操控，村委會選舉已淪為中共的一場「民主秀」，基層選舉不但不能發出廣大農民的心聲，更已淪為腐敗政治的「合法掩護」。潛江市被非法撤換的六百多名村官，見微知著的凸顯中國共產黨恣意操控「民主」、踐踏「民意」的真相；試想，民主政治的發展，如果要以「中國共產黨專政」為前提，如此離譜的「假民主」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特稿)中共十六大舉行在即，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目前正在大力宣揚「三個代表」，並且以此為十六大指導思想。但是「三個代表」堅持專政體制，根本與自由民主潮流不合，可見即將由新世代經理的中國共產黨，不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三個代表」是由江澤民於二０００年首先在廣東所提出，它是說中共要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這樣中共才能立於執政的不敗之地。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出發點是，中共要在社會發展的大潮中「包山包海」，以便永遠掌握政權。這種思想其實並未脫離毛澤東時期「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模式，因為「三個代表」所說的「先進」，究竟是由誰來決定？如果沒有透過民眾自下而上的民主機制反映民意，誰能自居為「先進」、「代表」？

所以，江澤民在闡述「三個代表」的時候，總是強調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要在非公有制經濟內「開展黨的工作」，還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但是，只要以「先鋒隊」自居，只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只要固執於馬列毛思想，那麼不論如何擴大工人階級的範疇，吸納工農階層以外的民眾入黨，都會在民主集中制下，被「民主為虛，集中是實」所淹沒。最後仍然是全黨集中於總書記一人，少數領導說了算，黨領導一切。

這樣看來，江澤民在二００一年的「七一講話」中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們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是不同的」，並不令人驚異。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上層建築是中共一黨專政；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為主體，實行市場經濟，上層建築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

基於此，雖然中共號稱擁有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參政議政制度，「七一講話」仍強調，中共要「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領導，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黨組以及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在依法進行職責範圍的工作中，必須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委的決定。」可見中共還是把中國大陸的一切都置於黨的掌控之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軍隊，直至非共黨派和民眾團體。

這就難怪江澤民在論及「三個代表」增強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會說出「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維護中央的權威是極端重要的」、「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一系列反民主的話。由此觀之，指導中共十六大的召開，甚至將會納入中共黨章的「三個代表」，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完全不同。主權在民、多數決定、權力制衡、代議政治、自由主義、反對專制、新聞自由等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不但在中共過去的歷史中找不到，在十六大之後的中共未來也看不到。

(中央社記者郭無患華盛頓二日專電)根據由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成員共同組成的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年度報告顯示，儘管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經濟改革，但中共獨裁政權一直在抵制政治自由化的呼聲，在改善公民權和政治權利方面沒有什麼成就。

就在距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即將訪美不到一個月之際，美國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今天發布首次年度報告強調，中共政權不斷侵犯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二○○○年依據美國─中國關係法案成立的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目的在觀察中國大陸人權及法治發展。

報告指出，共產黨對於任何挑戰共產黨絕對權威的勢力持續不斷加以鎮壓，使得中共政權採取在地方村級直接選舉、強調為官清廉等步驟黯然失色。

報告中說，現在的中國大陸領導集團決心實現經濟現代化，但同時大力壓制政治異議，維護共產黨強權和共產黨所認定的社會穩定。

委員會建議，美國在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活動的同時，也必須進行政治對話和法律發展計畫，美國政府必須繼續就人權和法治議題以及具體的政治犯個案，向中共政權施壓。

委員會表示，此外，美國也應致力協助中共政權和人民進一步了解法律，並提供一系列法律工具來保障人權，支持中國大陸的法律發展計畫。

報告分析在中國大陸各方面的狀況是：

─所有工會都被中華全國總工會監督，而全國總工會被共產黨牢牢控制，為國家和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工作場所衛生與安全經常被忽視，但農村人口向都市流動，國營企業崩潰和失業率上升，使勞工動亂更為嚴重。

─中共政權和共產黨對各種宗教團體繼續實行嚴格控制，所有廟堂、清真寺、教會和寺祠都必須登記，接受國家宗教機構監督；在許多地區，中共政權採取大規模運動來消滅地下和未經官方允許的宗教團體，一些宗教團體被打為邪教，許多宗教領袖被捕或判刑。

─少數民族成為中國大陸領導人為了實現所謂的民族團結，而成為加強政治控制的目標，雖然中國大陸憲法允許少數民族自治，但實際上不能，部分分離主義分子採取恐怖主義行動，被美國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就是一例；許多少數民族人士為爭取更大自治權而入獄。

─中國大陸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但示威活動必須事先獲得警方批准，但警方幾乎從來不批准這樣的申請。

─一九九九年，一萬多名法輪功成員在北京中央領導機構外和平示威，從此之後，中共政權禁止法輪功，並將之打為邪教，進行全國性的消除邪教運動，現在已經有數以千計的法輪功練習者被拘捕，法輪功的領導人物和成員遭到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也因此，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地下家庭教堂遭到迫害的程度也加劇。

─中共當局仍然嚴格控制新聞傳播，近年來中共政權反貪污，允許新聞界報導貪污官員不法情事，形成社會上對揭發黑暗調查報導的公眾慾望，但共產黨仍不能被批評，例如工人抗議、農村騷亂、法輪功、高層腐敗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也不得報導，中共政權並經常中斷外國對中國大陸的廣播和電視傳播。

（中央社記者張聲肇紐約四日專電）時代雜誌在中共十六大開幕前夕，特別發行「中國的新文革」專號，從人心、黨的路線、中產階級、信仰追求、「維我世代」等層面，深入報導中國大陸的最新變化與可能走向。

時代在題為「百（種文）化齊放」的引文中說，文革過了二十年，中國人在努力找尋自己，也在設法從「國家所能對人民最悲慘的荼毒」當中復原過來。

文章說，「我們外國人以中國歷史當中的重重悲劇，例如建築長城死了成千上萬人、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令人驚駭的天安門大屠殺，來評斷這個國家．．．中國人自己卻不斷的向我們強調他們有五千年的文明」。

時代說，諷刺的是，借用歷史學家法藍西斯．福山的話，中國已經走到它「歷史的終結」點。

報導說，「現在，中國人終於可以向前看了。整整一個世代已經成熟，沒有受到這個國家痛苦的過去的影響」，文革時代的名詞如「同志」，對今日中國的年輕人，有如唐詩那麼遙遠，甚至當年受害最深的中年世代，也堅定的走向未來。

它說，今日的中國人終於獲得實現夢想的自由，他們的夢想越來越廣闊，也越來越昂貴：電視機、行動電話、完全電腦連網的百萬元豪宅。

它指出，這比六、七零年代的文革溫和多了的最新一場文化大革命，正在改變這個國家。半夜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昨日的工人就是今天的企業家；古老的巷弄中，霓虹燈照映著夢幻般的夜景；五年來首次回國的海外華人，會發現他們的故居早被剷平，無法辨認；內陸也是一樣，新的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從稻田裡冒出。

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人彷彿是世界上最不傷感的民族｜對「新」的崇拜取代了對歷史的崇拜。事實上，這種衝向未來的動力，正在創造「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社會」之一。

時代說，大陸的服裝設計家混合「此時此地」和毛澤東時代的特色，正在創造新的中國美學；企業大亨正在打造經濟王國，用最便宜的產品侵略亞洲和全世界；甚至最「硬化症」的共產黨都懂得與時俱進，邀請他們一度最討厭的資本家入黨。

它說，「新的一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絕對不會回頭」。

有關黨的路線專文，時代說「中國共產黨要活下去的話，必須做一件過去對它來說匪夷所思的事：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