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猶在耳。今日的自由電子報即刊出李前總統所提出的強大命題：
李前總統認為，台灣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小事，台灣文化與國民性格的改造才是大事；台灣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是要有認同、愛與寬容的社會；

李前總統表示，台灣正名只是認同的一個階段，台灣要有自己的東西，即要有自己的歷史哲學。

李前總統說，國家興敗有三點因素：一、要有民意基礎的領導者；二、要有國家的總目標；三、人民要團結。他強調，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發展的目標，即是台灣的目標。

相較之下，陳總統在面對李登輝所提出的國家總目標問題時，以一邊一國作答。但是，仔細審視，陳總統所提出的是一種描述事實的靜態觀，而李前總統則提出一個指引台灣人未來行動的動態觀：台灣世界的一部份；世界發展的目標，即是台灣的目標。我們也發現，李總統的國家總目標是從思考台灣自己的歷史哲學而來。可以這麼說，李登輝試圖為我們確立了一套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哲學！

這就是閱讀原典與教科書的差異。而功力也在幾十年後，清楚呈現。

接下來就看中國如何回應李登輝了。不過，以他們思想深受馬列教條的禁梏，應該粉難。

我想，馬巴派歷史哲學觀可能會對李前總統的命題，提出這樣的問題：

那你們台灣的歷史哲學可為世界帶來何種貢獻。該不會只是想從世界得到好處，拿世界做靠山，用來抵擋中國而已？

馬巴派主張，工人階級必須提出新的組織方法，貢獻世界，也才能領導世界史的發展。那你們台灣能為世界做什麼？

我想，由於世界目標就是實現民主價值與人的尊嚴。因此，台灣的國家目標絕對不是為了財團的經濟利益，一味討好中國。而必須是堅守民主的普世價值，不畏中國霸權的威嚇，才能展現出自己是世界有意義的一部份！

不過，總的來說，李登輝能提出這樣的命題，可見讀原典所累積的功力確實強大，值得我們這些只讀教科書的台灣人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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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向「台灣正名聯盟」的談話摘要
﹝整理者：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莊萬壽教授 2002.9.14.﹞

李前總統說:「台灣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小代誌(事)，台灣文化與國民性格的改造才是大事。台灣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是要有認同，要有愛與寬容的社會。‘台灣正名’只是認同的一個階段。台灣要有自己的物件(東西)，就是台灣要有自己的歷史哲學。」 過去他向司馬遼太郎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有一位蔣家重臣善意表示疑慮。他正言說：「這是歷史的事實嘛！」「這些話我放在心中二、三十年了。」

李前總統說：「人不可分好人、歹人，攏是人嘛，都是人嘛！對人要寬量、包涵，否則我如何領導呢？」「我有實踐的能力，我對神的信仰使我對不合理的事決不妥協。」

「國家興敗有三點因素：一.要有民意基礎的領導者 二.要有國家的總目標 三. 人民要團結。台灣是世界的一部份。世界發展的目標即是台灣的目標。」

「絕對反對個人崇拜」。他甚至對雕塑家想為他造藝術塑像一事也嚴加拒絕。奇美博物館有他的塑像，他說「真見笑」。他作十二年總統不求人們為他塑像，而求是否能給人們有‘真正性命’的精神 才是重要的。

「要有青年的參與」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我們「教科書世代」的下一世代，儼然已經成了「參考書世代」。君不見前些日子一群「家長」痛批國小參考書漲價，無法負擔？問題是，誰要他們去買參考書呢？當一個國家的教育已經淪落到小學就要買參考書，而且還要買齊各種版本的參考書時，我不曉得這國家還有沒有救。

而參考書將教科書原已變質的訊息，又加以刪節，解體，使其「重點化」、「填空化」、「題目化」，將完整的文章切碎為大量的題目與空格，靠這樣的東西成長的新一代，又會發展出什麼樣的思考方式？令人擔憂！

政府應該要對參考書讓教育惡質化的現象，使出鐵腕整頓。並且提出前瞻的教育政策，還給孩子快樂的童年。而可恨的媒體，非但不秉公直言，反而跟著一些頭腦有問題的家長叫囂，好像政府有義務讓家長買到廉價的參考書似的，真是可笑。

台灣是世界的一部份則是透過變換觀點，產生解釋的力量，讓台灣人在面對中國或世界時，有一個簡單清楚的依歸。

原典不一定就是原文版喔！但這次剛好是原典也是原文版。^^

轉貼自由時報，中華民國91年12月22日星期日

『台灣21世紀國家總目標』認清台灣歷史地位 開創新時代

　編按︰「群策會」在前總統李登輝指示下，集合三十餘位專家學者，成立研究小組，經六個月時間，二十餘次會議相互激盪後，完成「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合計十個篇章。

　 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的國家總目標，不能離開世界的發展變化。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正進入大變動的新歷史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大集團對立、雙方維持互相毀滅的恐怖平衡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以《莫斯科條約》和《羅馬宣言》為標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正走向有益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實力平衡，全球民主自由力量的大聯合將終結一切專制與恐怖主義。

　 台灣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台灣人民在最後一個共產軍事霸權帝國的吞併威脅下，終結了外來政權統治的漫長歷史，發展成為經濟繁榮、民主自由、多元開放、對國際社會積極貢獻的現代國家。

　 台灣的成功故事，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值得稱讚的一頁，更是繼戰勝法西斯、終結蘇聯共產軍事霸權帝國之後的重大成就。台灣成就的歷史意義在於：面對東方專制制度和國家恐怖主義的最後據點─共產中國，已建立起一座民主自由的燈塔。中國摧毀不了這座民主燈塔，而民主自由將終結中國專制制度。時間和未來在民主自由的台灣這一邊。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國家發展，必須把握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認清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中的地位，開創台灣的歷史新時代。

　 整部人類史是走向民主自由的歷史。戰勝法西斯、崩解蘇聯帝國、台灣終結外來政權統治，躋身民主國家之林，是二十一世紀人類追求民主自由、爭取人性尊嚴、走向自由的里程碑。然而，台灣在中國的威脅與國際的孤立雙重困境中，走向自由的歷史意義，迄今尚未被充分認識。

　 台灣的世界歷史地位，不但未被國際上充分認識，台灣人民也未必有充分的自我認識。所以，認清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是制定國家發展總目標的出發點。

　 台灣是什麼？終結了長期外來政權統治的今日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文明國家。台灣不是任何大國的一部分，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均不依附任何大國。

　 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總目標，是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國防上、國際關係上、環境保護上，保護、鞏固、壯大這個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文明國家，把台灣建設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會點上海洋國家的新典範，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新文明的偉大創造者。

　 世界歷史上，希臘創造了古代海上文明典範的地中海移民國家，美國是創造了近代海上文明典範的大西洋移民國家。台灣則是世界歷史上晚起的太平洋移民島嶼，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奴役壓迫，是最後獲得自由的海上移民國家。台灣正處於成長的童年而非「成長的極限」。自由台灣人的歷史使命，是在二十一世紀讓台灣成長壯大，成為現代海上文明的新典範。

　 確立台灣的國家認同
　 台灣是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終將在世界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台灣的躍升迫使國際不得不重視關乎正義原則的課題，不把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不承認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已隨著台灣民主化失去所有的正當性。

　 走向民主、走向世界

　 國共內戰、實施戒嚴、一黨專政，這種種枷鎖隨著台灣人民的自覺而一一解除，台灣已進入自由民主國家之林。從國際法看，台灣已具備成為一個國家所需的所有必要條件，在塑造自己與他國關係時，有絕對的自由與權利。從兩岸看，台灣與中國百年來互不隸屬，各自發展，尤其體制上一民主一專制，形同處於兩個截然迥異的世界：一個由人民當家做主，以民主機制完成政黨輪替；一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人民從無基本權利可言。故而，「兩國論」也好，「一邊一國」也好，都是客觀事實的描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不證自明的現實存在，卻需要經過自我認同，甚而要爭取國際上的承認，正顯示台灣「國之不國」的悲哀。台灣人的悲情有其歷史因素，台灣四百年史，正是血淚斑斑的殖民史，台灣人民一直掙脫不了被剝削、被統治、被奴役的悲慘地位。先是受制荷蘭人，再經明鄭統治，其後是大清帝國。甲午戰後，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淪為日本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戰敗，台灣又隨「抗戰勝利」而納於中華民國之下，台灣人民依然不能以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前途。之後，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標誌了台灣人民反抗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史。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帶著軍隊倉皇南逃，敗守台灣，為台灣的發展寫下另一頁。蔣氏父子四十年來以戒嚴法箝制人民，以白色恐怖手段統治人民，台灣只是「反攻大陸」的跳板，中國文化復興的基地。一方面少數統治並全力壓制本土化，遂行政治壟斷；另一方面則積極推展中國化。然而，為了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並為獲取美國及國際的奧援，國民黨政府仍不得不懸「自由、民主」為鵠的，也因此埋下了台灣走向世界而非走向中國的種子。

　 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打垮中國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台灣與中國就進入不同的歷史進程，隔著台灣海峽，儼成敵國，各有不同的「集體記憶」。

　 中國經過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歷經反右、文革到天安門事件，新中國雖然宣稱與舊中國一刀兩斷，其實不過是繼承封建中國的幽靈，是二十五史外的另一史；相反的，台灣經歷兩蔣的統治，追求民主沒有一日稍停，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出任總統，這是台灣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從此台灣脫胎換骨，從專制、極權進入到自由民主，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員。

　 以普遍意志譜寫「第二共和」

　 這是一段漫漫長路，兩岸各自單線進展。就台灣而言，從矇昧黑夜到光明的天明，譜寫的是民主進程的樂章，也是台灣人民宣告「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完成的凱歌。回顧來時路，有幾個關鍵事件可以簡單勾勒。

　 一九八七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法終於宣告結束，為台灣民主化拉開序幕並敲起鑼聲。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兩蔣時代告終，由副總統李登輝續任大位，展開了十二年台灣民主化工程的建構。一九九一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台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並宣示中華民國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人民直接選出自己的國會議員，中華民國「法統」的象徵與實質從此斷裂。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台灣政治從威權「轉化」民主，大局終於底定，更重要的是，歷經六次憲政改革，主權在民的民主精神落實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建構。

　從此，台灣不再回到中國傳統的治亂循環中，走向民主就是走向世界，正式與封建中國斷裂。

　 台灣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也不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原因並不難理解。台灣人民經過四百年的奮鬥，好不容易打破殖民地、次殖民地的樊牢，又經過近四十年的犧牲奮鬥，終於從「一黨專制」中解脫出來。台灣人民已經成為自己的主人，透過選舉完成政黨輪替。雖然我們的民主工程還需要許多努力，但是，二千三百萬人絕不可能再度「退化」，去接受既不民主、又無法治、更不重視人權的中共體制。一旦退化到「一國兩制」的香港地位，無異是接受另一副鎖鏈。

　 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民主制度的「深化」，已經成為台灣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憑藉，也是保障自我的條件。「一個中國」看起來雖然聲音很大，憑恃的卻是武力，台灣內部與之唱和者，何嘗不也是拿中共的武力來助威？台灣人民透過自覺，再透過民主程序來自我定位、自我建構，台灣如果不是國家，那是什麼呢？

　 一中不是「我們的想像共同體」

　 台灣的國家定位認定，面對著國內、中國與國際三種力量的衝擊。最基本的課題，是要先解決內部認同的分歧與衝突，重點是，台灣非得透過人民的自覺，以凝結出主體意識與主流民意。但是，四十多年來，外來政權藉著政治力與文化力，將台灣收納於中國之下，於是台灣人民「自我消除」，把精神與肉體都獻給了中原大國。台灣沒有歷史也不必有歷史，台灣人民不但患了歷史失憶症，更且在「去台灣化」的政策中甘之如飴。台灣人民在精神層面喪失自我，在政治層面雙手交出「主體性」，永遠的臣服於中國的「天朝」之下，正是今天台灣最大「錯亂」的由來。

　 從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著軍隊進入台灣，到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直選總統，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逾半個世紀，而且對峙於海峽兩岸。但是外來的中國國民黨從來不敢面對現實，不承認歷史事實，宣稱中華民國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共和國的領地。其實，國民黨從中國帶到台灣的憲法在戒嚴時期也沒有一日行於台灣，更何況再經過六次修憲，這部憲法也已經由傾向內閣制修訂為類似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因此，視中國國民黨帶到台灣的憲法為「一中憲法」，並且據此宣稱「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的「一中原則」，其荒謬是十分明顯的，而這卻是台灣國家認同混亂的源頭。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宣佈擁有台灣，他們在一九九五年提出《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明確表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台灣問題是國共內戰的孑遺，連篇累牘的反覆申說「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後，又改變論調，提出另一版本：「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屬於中國」，後者之論調與堅持「法統」的國民黨與親民黨說法遙相呼應。

　 中共對台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上。中國內戰是什麼？就是國共兩黨的鬥爭，故而中國的兩岸和談對象非中國國民黨莫屬：「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兩黨談判可以吸收台灣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問題是，中國國民黨已淪為在野黨，台灣的執政黨現在是民進黨，「國共內戰」的結構遂蕩然不存，而中共的「一中原則與台灣問題」的理論基礎也因此崩解。更何況中華民國已進入「第二共和」，中華民國名稱不變，但透過六次的修憲建構，已不再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也就失去意義。

　 至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隔海唱和，並且都把中國虛懸起來，同意在兩岸兩個政治實體之上，有「一個中國」的存在，其實是用虛假的想像物來模糊「一中」。援引康乃爾大學講座教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這個「中國」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不是我們要承認的，而是要揚棄的。

　 民主改革勢必在憲政上完成

　 戳破虛幻的「一中」，落實台灣的主體性，最大的突破基礎在結構性的轉化，而轉化的力量來自「主權在民」的理念與行動，兩者呈現辯證的關係。台灣進行的既是「寧靜革命」，所有的改革都遵循民主的程序，結構改變得以完成，一賴選舉，一賴憲政改革。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就是本土化的過程。透過選舉，台灣人民一步一步的建構本土政權，從李登輝總統到陳水扁總統，台灣人民已做出了選擇。二○○○年的政黨輪替，必須在二○○四年鞏固，否則，外來政黨重新掌權，是民主化的挫敗，也是本土化的倒退；這絕非「政黨輪替」的真諦。

　 除了依靠選票，凝聚主流民意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憲政工程的完成。過去六次修憲，主要著眼點在憲政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不在憲法的基型，完全沒有觸及到建構國家（nation-building）的要素，這就是今天台灣「認同」缺少憑藉的重要因素，也是「第二共和」還得要在憲法上努力的地方。憲法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在政治結構上深具意義。憲法學者告訴我們，「為政治改革而進行的鬥爭，常常轉變成審查憲法的鬥爭；直到這種審查完成，政治改革才算正式得到承認」。因此，台灣的民主化與政治改革必須在憲法審查上「結果」。

　 故而台灣需要一部新憲法已成破解「一中」迷思、落實主權獨立的必要配備，尤其在政治結構丕變、革故鼎新的今天，一部新憲法遠比不堪修改的老憲法更具象徵意義，也更富實用價值，因為是新的而非來自修補的憲法，更適於來宣告與過去的決裂，更能適應新而主權獨立的台灣之確立。

編按：群策會研究小組近期陸續發表「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共有十大方向，包括：「緒論」、「確立國家認同」、「正視中國的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開展全民國際外交」、「創造整體經濟的新境界」、「建立永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發展台灣優勢科技」、「建構台灣主體性教育與文化」、「建設優質的資訊傳播環境」及「鞏固民主建立台灣新價值」。

本報特摘錄「正視中國的威脅」以饗讀者。

　 長期以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從未一日間斷，而且是多面向的：軍事上恐嚇、政治上矮化、外交上封殺、經濟上吸蝕及社會上統戰我們。

　中國的威脅與日俱增

　 軍事方面，中國始終沒有放棄對台用武的恫嚇，不斷地提升攻台的戰力，部署在海峽對岸針對台灣的短程導彈目前已有四百多枚，並以每年五十枚的速度增加。在政治上，中國一向矮化我為「地方政府」或「中國的一省」，但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在台灣收過一分稅，徵過一名兵，更沒有一天行使過統轄權。中國一再忽略這個事實，不顧台灣人民的想法、意願，對台灣的政治壓迫未曾稍事鬆懈。

　 外交上，中國持續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甚至連非政治性、非政府的國際組織或活動都不鬆手。經濟上，中國政府採「以商逼政」的政策，以經貿利益為誘餌，意圖利用台商逼使台灣政府在政治上讓步，經貿利益成了北京吸附台灣的工具。 社會方面，中國政府以它最擅長的統戰手段分化台灣人民，不但積極進行對台灣國會、政黨的統戰，並且還以「軟硬兼施」和「差別待遇」的方式，企圖左右台灣的媒體。

　 中國為什麼要威脅台灣？追根究柢是因為民主、自由、獨立的台灣讓不民主、獨裁統治的中國領袖們坐立難安。如果中國人民都要求享受和台灣一樣的民主，他們的權位就不保。

　 北京對台企圖不變但戰術靈活

　 中國對台灣有形的威脅，如飛彈部署、外交杯葛等，有目共睹；但是，中國對台灣無形的威脅，如經濟吸血、心防腐蝕等，就防不勝防。我們必須認清，北京對台的企圖、戰略從未改變，但是戰術卻經常變化、靈活運用，直搗民心。北京對台的態度由硬轉軟時，並不表示它放棄了長期的企圖及戰略。

　 「兩手策略」也是北京常運用的戰術。強硬的一手是繼續軍事演習、提升對台武力戰備、外交打壓等等；軟的策略則包括言詞緩和、大量邀訪台灣政治社會人士、積極推動中國各界訪台、推出台商優惠等等。軟的措施，提供身在台灣卻支持北京的人最方便的說詞，以用來對台灣政府施壓，讓台灣人民鬆懈心防，誤以為北京對台基本政策變寬鬆了，以為它放棄或軟化了「一個中國」的立場，其實北京的「一個中國」框架從未放棄，也不可能改變。

　 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兩極化

　 台灣和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趨於兩極。一種是天堂論，一種是崩潰論，無論是「天堂論」或是「崩潰論」，都不能正確描述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天堂是有的，是屬於四點二％在金字塔頂尖的特權者兼鉅富的。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國是一座特權支配市場的大金字塔。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中國奴役制度』加上『原始市場經濟制度』，是國際自由資本與中國奴役制度的共生結構」。

　 國際自由資本源源不絕提供資金、技術、管理和全球行銷市場給中國，中國奴役制度亦源源不絕提供世界最廉價且無須保障其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的勞工給國際自由資本。於是，無論中國官僚如何貪瀆腐敗，經濟仍可維持每年六％至七％的成長率。這種虛假不義的國際化，最終的獲益者是國際資本和中國獨裁政權，最終受害者是全世界不自由的勞工。

　 人民是永久的，政權是暫時的

　 中國與台灣，時間站在哪邊？冷戰後世界三大趨勢│民主化、全球化、資訊化，不斷衝擊不民主的中國政權，時間是站在民主台灣這邊的。

　 一、民主化：全世界一九二個國家之中，已有一二○個國家是民主國家，五十一％以上的世界人口活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些數字仍在持續增長中。今日中國不民主的政權就如聳立在急流裡的房屋，是逆勢存在的。

　 二、全球化：全球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增加，限制了以武力來處理國際紛爭的可能。在全球經濟牽一髮動全身的情形下，用破壞性的武器傷害別人，自己也會受到經濟的損失。這對於習慣依賴暴力來威脅鄰國、統治自己人民的北京政權而言，是越來越不利的。

　 三、資訊化：沒有傳真機，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很難發生。沒有網際網路，一九九九年四月法輪功信眾包圍中南海，也很難發生。今天世界資訊加速擴散，對於依賴掌控資訊來統治人民的中國政權，挑戰無疑是無時無刻在增強。

　 人民是永久的，政權是暫時的。十三億人口不會消失，而四點二％的特權階級和不民主的政權無法持久。

　 台灣的戰略

　面對戰術靈活、開放又獨裁，並且一日不放棄圖謀台灣的中國，台灣的戰略為何？又如何因應？將是台灣掌握自己前途的關鍵。

　 一、區隔中國人民與政權

　 對台灣而言，在觀念上區隔中國的人民和政權，進而在戰略計畫上、做法上區隔他們。台灣應和廣大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縮小台灣的「打擊面」，擴大助力，增加主動出擊的機會。

　 二、做中國民主化的催化劑

　 台灣應該做中國民主化的催化劑。催化劑量少，但效果大，除了反對中國政權的非民主制度，台灣更應聯合中國的有志之士，喚醒中國人民，為了下一代的幸福追求民主自由。

　 三、不能因中國民主化而對其威脅掉以輕心

　 有人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中國民主化，台海戰爭的威脅就解除了。這個看法雖有其根據，但是在演化的過程中，卻有相當大的危機及威脅。成熟的民主國家的確較難有戰爭，但是由獨裁轉向民主的國家常對外發動戰爭，而且頭十年機率最高。

　因此，在中國民主化成熟前，勢必還有一段不短的期間，台海戰爭的威脅機率仍相當高，台灣絕不能掉以輕心。

轉貼自由電子新聞網 中華民國91年12月24日

　台灣的戰略位置，處於面對中國這個世界歷史上最後一個共產黨獨裁霸權國家的第一線。而中國也從未隱瞞它以軍事手段侵略自由民主台灣的企圖。

　 中國軍費幾乎每年以兩位數字急遽增長，中國本身又是毀滅性武器的生產與輸出國。中國的軍事擴張不但對台灣的國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脅，也是世界和平潛在的破壞者。

　 一九九六年中國軍事獨裁者，為了恫嚇台灣選舉，對台灣海域試射飛彈，美國派遣兩艘航艦戰鬥群到台灣周邊海域巡航。美國以具體行動讓世界明白，中國欲以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對付台灣，已嚴重破壞了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民主的台灣是自由世界的一份子，台灣的國家安全與自由世界的國際安全體系，已結為一體。中國以武力侵略台灣的企圖，是對自由世界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大挑戰。

　 在太平洋民主陣線上，台灣居於樞紐的戰略地位，地理位置上可連接北太平洋、東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戰略上，更居牽制內陸共產軍事霸權進入西太平洋門戶的關鍵位置。

　 近年來中國快速而失控的經濟與軍事發展，由於缺乏政治民主改革的牽制，已讓世界各主要國家以及其鄰近的亞洲國家備感憂心。這種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很多人觀察認為，二○○○年代的中國似乎在走一九三○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老路：經濟與軍事強力擴張，政治上卻全無民主改革。世界已警覺到，中國的發展已在東亞地區造成利益衝突，而且對世界的和平構成了威脅。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的全球安全戰略出現重大轉變，美國國內也興起一股要求對中國政策審慎評估的聲浪，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及潛在威脅，亦提高警覺，隨之台灣在西太平洋上政治、經濟、軍事的樞紐地位重新受到重視。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於二○○二年六月一項公開談話中，盛讚台灣「不是別人說的問題，而是一個成功範例（I call Taiwan not a problem, but a success story.）」。

　 身為太平洋國家，台灣在地理與人文的軍事戰略上，具有槓桿平衡的關鍵性，在政治上，台灣已躋身民主國家之列，在經濟上，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比重，舉足輕重，隨著中國經濟、軍事發展的失控，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只有愈來愈重要。 台灣應該向世界宣告，台灣海峽一切的挑釁均源自共產中國的軍事擴張，台灣不存在對中國挑釁的問題，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主權並不是向中國挑釁，而是保衛國家所必需。

　 一、擴大安全的概念

　 面對愈來愈快速的全球化與資訊化時代，二十一世紀戰爭的定義與性質已全然改變。國家安全不只是軍事防衛，還包括國家認同、資源分配、資訊優勢、經濟領先、金融流通、科技專利……等。國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脅，比過去更為多元，其影響的擴散及層次更加快速且複雜。

　 面對新時代的攻防完全不同於傳統戰爭，軍事整備的觀念要改變，經濟、科技的安全因素要納入考量，以及強化心防及新的防禦觀念。尤其是面對中國可能採取的點穴戰、癱瘓式心理作戰及超限戰等，更應積極及早防備，研擬其可能之途徑及因應方法，全面提高警覺。

　 二、確立「為誰而戰」的心理建設

　 維護台灣的國家安全，首先要確認的是國家認同，亦即認清並且確認「為誰而戰」。隨著兩岸關係的演變，台灣內部，無論是軍心士氣或民心輿論，充斥著敵我不清、似是而非的觀點，衝擊著國家安全的根本基礎。

　 例如部分政治人士與媒體，故意混淆視聽，以「不做美國馬前卒」、「不為台獨而戰」的說法，打擊軍民士氣，這些謬誤都必須積極地予以匡正。

　 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台灣的國家安全是為自由台灣而戰，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自由生存而戰，為抵禦軍事侵略而戰，目標清楚明白。

　 三、加強心防慎防滲透

　 面對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種種威脅，台灣內部的心防極為缺乏。不但對於中國對台動武的防備十分鬆懈，對中國以經濟為誘餌蠶食台灣，也毫無警覺。甚至台灣內部「以商逼官，以商圍政」的種種作為，愈來愈猖狂，企圖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為掩護，瓦解整體國家安全的防衛。

　 四、發展具嚇阻性的攻擊力量

　 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又直接面對中國軍事威脅，必須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國家防禦戰略，以保持台海軍事力量的動態均衡，阻止敵人發動侵略，並在其來犯時克敵制勝。

　 發展具有嚇阻性的國防力量，不能只主張戰術性的防禦，必須同時具備攻擊性的力量，這是近代國家安全的重要觀念。對台灣來說，長期的防禦成本太高，應發展主動攻擊的力量，也就是台灣應發展臨界性、關鍵性的武力，在遭受攻擊時，有決定性的還擊力量。

　 五、走出傳統思維、加強高科技戰備及人才的投入

　 在國內軍事戰略部署上，應加強高科技之戰備，走出傳統大陸軍的思維。未來戰爭的型態改變，智慧型戰爭的發展，使得軍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大為提升，軍事高科技化勢必需要更多的高級人才投入。軍事人才的培養上，目前國內各軍種仍缺乏系統整合，亦無橫向的交流，軍官養成教育有待加強，對未來總體戰力的發揮形成隱憂。

大部分人的英文可沒好到比一個好的翻譯更能了解原著。我在美國二十年了，我讀中文的速度還是十倍於我讀英文的能力。如果我只讀英文原典，那我只能吸收十分之一的知識了。

台灣的問題在於不願出錢來做好得翻譯。我以前在台大宿舍，常遇到書商拿原文書來找學生翻譯。當然有些台大學生的英文非常好，但可不保證有好的中文文筆來把所翻的寫下來。那種翻譯書的價值可想而知!

我想重點應該是多讀世界名著吧! 跟閱讀原文與否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這位某立委未免

那位立委也只是陳述事實，比較李總統與他和陳總統這一代所受教育養成的差別。並無阿諛之意。而且，他的用意也是出於有為者，亦若是，希望能和阿輝伯有一樣的見識與宏觀思考格局。

個人也讀過幾本中國原典，獲益良多。我認為，有熱愛土地的心，正是那些書之所以成為原典的動力所在。

那些有大中國思想的學者也是有愛土地之心，只是指中國，而非台灣。他們愛中國而形成的認同，且思想也定型了，我們也不能也不可能強迫他們改變了。

不過，那些有大中國思想的學者是不是讀懂原典，個人倒是有些懷疑。畢竟，讀懂原典的話，應該更能體會到人類所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是相通的，而自己的眼界與心胸應該也會受到原典啟發而開闊多了才是。

有一次聽到陳文茜批評阿扁 像是小學牲犢黑格爾 覺得很 SICK ! 陳文茜這樣批評

別人並不代表她自己就懂黑格爾。這種自我榮耀的人一點格調都沒有，知識份子當引

[ 2002/12/25, 群策會 ]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四章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也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象徵。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如何定位，如何開展外交關係，將是台灣要永續生存、國家要安全發展的重要基礎。

時代在變，世界也在變。在國際社會趨向政經相互依賴、區域進行整合的情勢下，國際間的爭議糾紛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已為國際社會共識。因此，一個國家的對外關係將是其國家安全戰略關鍵的一環。

另方面，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也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象徵。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如何定位，如何開展外交關係，將是台灣要永續生存、國家要安全發展的重要基礎。

當前國際局勢與台灣外交困境

二十一世紀初，全球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恐怖行動，開啟了新一波的國際勢力版圖重整，不可避免地將為國際局勢帶來新的面貌。

軍事上，從核子武器競賽的恐怖平衡到全球反恐行動的整合，世界的政治軍事權力版圖正在進行重整；在經濟上，以幾個大經濟區塊為中心的競爭，日益劇烈；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價值。

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更加深了全球多元互動、相互依存的關係，對國際關係帶來巨大的挑戰與衝擊：一方面保有傳統主權觀念與權力平衡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面則展現跨國界及超主權互動的新現象。

值此新局開啟之際，台灣如何尋求新的國際定位，創造本身在國際上的新價值，以開拓國家的生存空間，是課不容緩的議題。

回顧台灣外交關係無法開展，中國長期無理的打壓，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國民黨政府過去長期以來虛妄的「一個中國」外交政策，才是導致台灣今天國不成國，以致名不正言不順，外交活動處處受干擾的主要原因。虛妄、不切實際的外交政策，不但阻塞了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發展空間，更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因此，台灣要能突破外交的困境，首先必須衝破「一中政策」的迷思：在國際上擺脫「一中」的束縛，自創台灣品牌，發出台灣之聲； 在國內則擴大人民的國際視野，突破「一中」心態，建立自主自立的信心，加強民間對外交流。只有認清國際情勢的變化，掌握有利的形勢，發揮本國優勢，突破傳統格局，才能展現外交新貌，為台灣在國際新局勢上奠定一席之地。

外交的目標與策略

使台灣成為名實合一的正常國家，在國際社會積極參與作為，促進世界和平合作，貢獻人類，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及永續發展，應是新世紀台灣外交的目標。

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要建立一個能夠洞悉全球化潮流，並且能夠體認自身國際角色與國際優勢地位的外交新策略，充分結合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價值，與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社會展開「全面參與」、「正常化」、「多元化」的外交關係。

一、以民主、人權為利器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要做為當代世界的正常國家，首要順應及落實國際社會主流價值--政治民主、人權保護、經濟自由、公民社會、及永續發展。

台灣已經由威權統治體制轉型為民主自由國家，對外的關係當然也必須因應這個轉型，重新調整出擊。作為一個新興而且成功的民主國家典範，這將是二十一世紀台灣外交最重要的利器。

台灣要掌握民主人權這個普世價值，向國際間宣傳台灣過去推動的「寧靜革命」，成為民主轉型經驗的輸出國；也要向世界說明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人權立國」的演化過程，成為世界人權的先進國家。一方面在國際政治中，爭取為數眾多的民主國家支持與合作，一方面擴大民間的對外交流，加強民主國家人民對我國之認同感。

過去，台灣「經濟奇蹟」是務實外交、經貿外交的後盾，現在，台灣「民主奇蹟」、「人權立國」是二十一世紀人權外交、多元外交的基礎。

二、加強區域合作關係

隨著泠戰結束，國際局勢也推向區域性的合作與結盟，台灣除了與西方國家加強關係之外，更應積極推動並深化與亞洲國家的戰略關係與合作，不可自外於區域整合的趨勢之外。台灣即然定位為一個海洋國家、經貿立國，對外關係就是生存的命脈，政府應該帶領民間，全面推動與亞洲國家多元化的關係，從民間交流、經貿往來、到更深一層的結盟等等。

三、發揮民間力量

另外，「非政府組織」（NGOs）跨國的運作展現了國際公民社會的新動力，亦是當今新世界秩序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今日的世界，應該號召民主自由國家的自由公民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反自由、反人權的恐怖主義、民族霸權軍國主義，推展國際和平運動，使「和平權」能真正成為普世人權的內涵，開創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台灣歷經四十年的經濟成長，現在是回饋國際社會的時候：援助外交、人道外交，正是展現台灣人民熱心助人、關懷國際社會的正面形象。

四、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的參與亦是台灣外交重要的一環。經過長期的努力，台灣目前已經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重要的國際組織，其中有經濟聯合國之稱的WTO，更是本世紀台灣外交的一大突破。在傳統外交受困的情形下，運用國際組織來加強實質的外交關係，以彌補台灣在傳統外交上的不足，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五、全面培養對外事務人才

無論是國際組織的加強運作，亦或非政府組織(NGO)外交的推動，對外事務的人才、資源都是關鍵，因此，加強培育對外事務的人才、各種語言專才，更是當務之急。

台灣地處亞太地區的戰略樞紐，如何成為亞太地區安定的力量，並進而在世界上扮演積極回饋、安定友好、民主自由、經濟繁榮的典範，正是二十一世紀台灣外交的課題。

突破現狀的具體建議

一、台灣正名，推行以台灣為主體的外交

在國際上，許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的差別。一提到「China」，一般的認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自聯大於一九七一年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失去合法正當性。不脫離「中國」的混淆，台灣就無法有效走入國際社會。

因此「台灣」正名運動，對台灣對外拓展外交空間，極為必需且必要。

在國際上活動，無論是雙邊或多邊互動的場域，都應以「台灣」的名稱定位，以與「中國」區別，爭取各國政府及國際人士的瞭解與支持。今日，國際社會幾乎都以TAIWAN（台灣）稱呼我們，而不是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台灣製」（Made in Taiwan）可說是國際公認的註冊商標，我們應以台灣為榮，以「台灣」在國際上定位。國際人士都以台灣稱呼我們，我們更應該符合國際現況以台灣稱呼自己。

二、擴充外交資源、外交重於兩岸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國家安全仰賴於活躍而且有效的國際外交，因此，政府中外交部門的位階、預算及重要性，都應回復至一個正常國家的水準。目前部分人士輕重倒置的所謂「兩岸高於外交」之「位階論」，以及時有所謂「凱子外交」的批評，都必須扭轉過來。

台灣外交工作關係到經濟提升、民主鞏固、國家安全、文化發展、國民幸福、國家尊嚴，乃國運昌盛之標誌，位階怎能居兩岸之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亦是整體外交的一環，總體外交強，兩岸自然安，總體外交弱，兩岸必危。隨著台灣國際事務的擴展，外交預算應逐年遞增，資源應擴充。

三、擴大往來對象，加強實質關係

正式的外交關係之外，實質關係也非常重要。美國、日本一直是台灣非常重要的關係國。最近，我國與俄國的關係，大有進展。東南亞國協及紐、澳等國，由於是地理上的鄰近國，也是南向政策的對象，關係有待加強。歐盟各國，因為與台灣同樣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我們好好經營，一定能夠大有作為。此外，如印度、東歐國家，都是我們應該多瞭解、接觸的對象。

四、突破中國封鎖，多管道、多元化拓展外交

民主典範、經濟蓬勃、戰略地位重要，是台灣的優勢，是台灣藉以反擊中國打壓的實力。台灣應視世界各國的不同狀況，分別對象，善於運用這三大優勢，開展人權外交、經貿外交、軍事外交等多元化外交。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自由國家因恐懼中國壓力在國際上封殺另一個自由國家台灣，總是心虛理虧的，他們習慣於把責任往中國身上推，台灣若不吭一聲，他們也就順水推舟。從現在起台灣要時時提醒國際社會自由國家：一個自由國家屈服於共產國家壓力封殺另一個自由國家既不義又可恥，而縱容共產中國的結果只會使之得寸進尺，助長其霸權擴張。中國打壓、封殺台灣外交，在國際上已成慣例，各國習以為常，視若「天經地義」，台灣必須致力打破這種「天經地義」。

五、集中資源在WTO積極作為

經過了十二年的努力，台灣已於2002年元旦成功加入「經貿的聯合國」—WTO。在未能加入聯合國之前，WTO是我國在國際多邊外交最重要的場域，一定要好好把握珍惜運用，積極作為，力求優越表現，廣結善緣。因此，培訓國際經貿外交的人才，課不容緩。如此，由「經貿的聯合國」到「政治的聯合國」之大道，才會更順暢。

六、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等各種國際組織

加入聯合國是台灣人民的期待、要求與權利。加入聯合國，不但可凸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伸張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基本人權，爭取國際集體承認，並在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下，強化國家安全，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不過，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必先正名，以台灣的名份出發，無論是主動申請加入為聯合國會員國，或是靠友邦提出「聯合國台灣代表權問題」的聯合提案爭取會籍，都要清楚表明台灣要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訴求。在目前國際環境之下，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確實是一件大工程，但是，對台灣整體外交的意義重大。我們要展開全民馬拉松的外交運動，抱持長期持續奮鬥的準備與決心，同時向聯合國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積極進行全面性的外交及宣傳，使國際社會清楚瞭解今日的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立國的國家，不可繼續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台灣需要聯合國，聯合國也需要台灣。

七、突破傳統官方格局，鼓勵並善用民間資源，開展全方位國民外交

政府應善用台灣社會多元開放的優勢，推展多方位對外事務。台灣企業家、學者活躍於世界經貿、科技、學術舞台，台灣民眾不少僑居外國或假期遊走各國觀光訪友，都是國家開展國民外交的資源。

順應國際公民社會日漸強大的力量，鼓勵民間各種非政府組織參與非政府性跨國活動，在實質上廣結善緣，增進了解。這種非傳統的多元實質外交策略所具有的特色，主要在於將非正式的私人人際網絡或經貿關係，轉化為有利於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並且藉由人民對人民的草根力量，深入紮根，爭取外國人民的認同。政府外交部、僑委會、經濟部、交通部等有關部會，應設立跨部會之國民外交事務小組統籌協調。

八、建立全民外交學院

外交部已著手要將「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提升為「外交學院」，如能再進一步定位為「全民外交學院」，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培育官方及民間的對外事務人才，應能更有效落實全民外交，發揮台灣全民的總體力量。在傳統外交處處受中國打壓、而實質的國際互動日增的今天，台灣發動全民外交有其特殊性與必要性。每一位出國的人都是台灣實質國民外交的親善大使，如能加以必要及適當的訓練、講習、及運用，將是台灣巨大的外交資產。

新世紀的來臨，帶來新考驗及新契機。海洋國家台灣的外交，需要創造性的新思維及新作風。

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外交，必須徹底脫離「一個中國」的陷阱，才能有新的開始，新的機運。所謂「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不是文字遊戲，必須確確實實徹底落實。以「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為國家明確定位，凝結全民的國家意識及國民意志，是新世紀台灣外交再出發的根本。

台灣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應該是新世紀地球村的一個重要國家。經過半世紀來的發展、進步與蛻變，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創造奇蹟，政治上更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的典範，在國際社會上扮演著成功轉型的模範，重新定位的台灣應該在整個國際社會中扮演全新的角色。

我們要發掘台灣多方面、多元性的優點，加以發揮，以島為點，以海為面，在亞洲太平洋社區暢通發展，在世界舞台上大大發揮，順應世界大潮流，落實國際社會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多元開放的主流價值，與人類分享台灣成功轉型的經驗及資源，將「國際的孤兒」轉化為名實合一、受國際尊敬器重的「民主輸出」國，這正是新世紀為我們的國家台灣所帶來的新考驗及新機運。

http://www.advocates.org.tw/index.asp

但是，功力如何？也應該蠻清楚的。記得他當年台北市長連任失敗後，不是開始讀書之旅嗎？

他每隔幾天就發表讀書感言。

但我懷疑他有讀懂。

不過，我很確定的是，他以前唸的都是國民黨的教科書。

[ 2002/12/29, 群策會 ]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八章
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應以「建構台灣主體性教育」為首要目標，以培養認同國家的現代公民，以及國家建設發展所需的優秀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亦即就是「固本」與「強國」兩大任務目標，且要畢其功於一役。

教育，一向被視為促進國家發展的原動力，教育要不斷革新，才能維持源源不絕的動能。當前，國家發展面臨兩大基本問題：一為國家認同危機，另外國際競爭挑戰。國家認同危機主要源於台灣長期受外來政權的統治，其所主導的教育內容偏頗，未能培育國人的台灣主體意識。因此，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應以「建構台灣主體性教育」為首要目標，以培養認同這個國家、熱愛這塊土地的現代公民；同時，也要培育建設發展所需的各類優秀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更具體的說，當前的教育改革，必須同時加速建構台灣主體性教育的內容與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這就是「固本」與「強國」兩大任務目標，且要畢其功於一役。

　　　台灣21世紀教育目標

基於我國尚處於社會轉型階段，教育應以培養「關懷鄉土、認同國家」，具有「民主素養、法治精神與社會責任感」的公民為目標，並進而建構「合理性的社會」與「優質的文化」。

另外，為肆應二十一世紀資訊化、全球化、且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發展趨勢，亦應培育擁有「獨立思考、創新能力」、「資訊外語能力、終身學習態度」，且具「國際視野、進取精神」的優秀公民與人才，以配合國家建設發展之推動。

一、 重視本土教育，強化學生關懷鄉土、認同國家

無可諱言，國人對國家認同的混淆與對鄉土關懷的熱情不足，已成為台灣發展的最大障礙。必須加強認識自己鄉土、了解自己國家的教學內容與相關活動，以激發學生愛鄉、愛國的熱忱，建立休戚相關、福禍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尤其，歷史、地理乃培養學生鄉土情、愛國心的主要課程，但台灣史地卻一直未受重視，以致造成學生對中國、外國史地知道的多，對自己的根源與環境反而了解的少之不合理現象。對培養學生的鄉土關懷情與國家認同感至為不利，這也是導致當前國人對國家認同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本土教育，加重台灣史地課程之份量，肆應由近而遠的教學理論，從認識自己的社區、家鄉的風土人情做起，逐步擴及對台灣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的了解，乃至對培養對全世更的關懷與胸襟。

二、 加強公民教育，培養學生民主素養、法治精神

我國雖已實行民主制度，民眾也享有自由生活，但國人仍普遍缺乏民主素養與守法精神，社會存在各種脫序現象，更充斥不講道理、不合理性的人與事。因此須透過教學活動與生活教育，培養學生相互尊重、理性溝通、嚴守法紀的民主素養與法治精神，以及對自己、對社會負責，講求合理性的態度，才能建構真正的民主社會。

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公民教育不能停留在教師課堂講授、學生記誦以應付考試的傳統教學方式，而應採取討論、辯論、角色扮演、情境教學等方式，活化教學，以增強學生對現代社會應有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的認知，並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才能達到「內化」的功效。

三、 革新教學方式，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創新能力

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是科技發展、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們必須改變填鴨的教學方式及偏重記憶的考試內容，以多樣化、啟發式的教學活動，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勇於創新。

四、 培訓學生資訊外語能力、建立終身學習態度

面對資訊化、全球化，我們必須加強學生的國際語言訓練與資訊運用能力。而處於知識經濟社會，每個學生都要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並且要付諸行動，才能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現代人。

五、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激發進取精神

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必須邁向國際社會，才能開拓發展空間。我們要培養學生冒險犯難、積極進取的海洋精神，勇於向外發展；同時也要導引學生了解外國文化差異，學習國際禮儀，進而擴大視野，展現包容，成為「地球村」的優質公民。

　　　教育改革策略

面對二十一世紀快速的國內社會變遷與國際發展情勢，傳統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必須因應革新，才能達成上述目標。目前，國內推動教育改革已有多時，惟仍未見顯著成效。茲提出下列數項策略性原則。

一、 應在追求卓越與社會正義之間尋求平衡

基本上，教育是要提供全體國民機會均等與適性發展的國民教育，以培養優質的公民，同時也要透過公平的制度，選擇並培育優秀的人才，以加速國家發展。

二、 推動制度改革必須衡酌國情

推動制度改革，不免要參採外國制度，但須深入了解外國制度發展的背景與存在的條件，再審視斟酌國內社會民情作必要的調整。採取外國的制度，不但要避免一知半解，尤忌全盤移植，以免產生「橘踰淮而為枳」之結果。推動適合國情、民眾需求、學生發展的教育改革，亦可逐步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教育制度。

三、 因應多元社會需求，制度應更具彈性

因應社會多元化的趨勢，有必要建立更具彈性的制度，但多元化並不等同於複雜化。改革應多用智慧與心思，化繁為簡，俾易施行，方可獲得廣大民眾之支持。

四、 教育改革首重教育實質內涵的革新

教育實質內涵的革新，為近年來先進國家教育改革的共同趨勢。我們必須致力於課程、教材與教法的改進，並加強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教育品質。

五、 改革的過程應結合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

教改過程要結合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家長之智慧與經驗，透過共同參與的歷程，化解歧見，尋求更可行有效的改革策略與措施。第一線教師的參與尤為重要，不但可針對實務上的相關問題癥結與解決方法，提供寶貴意見，同時亦可藉其共同參與，激發其推動改革的熱忱。

六、 改革必須有配套措施

釐訂改革措施應力求周延，不可忽略應有的配套措施。推動新措施，更必須循序漸進。粗糙的決策過程不但影響推動成效，更可能帶來困擾，變成改革的阻力。

基本上，教育必須盱衡社會發展狀況與國際發展情勢，不斷革新，適時調整制度，充實教育內涵。切莫因循，直至積弊日深，才作革命性的改革，徒增其困難度。

建構主體性文化才能永續發展

文化必須經過累積、傳承、融合及創新的歷程，不斷豐富其內涵，並建構其主體性，才能永續發展。

台灣，因內有族群文化差異的存在，又長期受外來文化的宰制，一直無力建構獨具特色的主體性文化。

雖然，上述環境因素與歷史背景，對於建構主體性文化，都相當不利。但若能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加以融合，亦可豐富本身文化的內涵。而各族群若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各自發揮所長，亦可綻放出多采多姿的多元文化。

另外，台灣居於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科技文明接軌的有利地位，若能各取其長，加以調和，則可避免精神文化與物質文明發展失衡的隱憂。例如，若能將東方的倫理觀念與西方的民主精神融合在一起，將東方講究的精神靈修與西方追求的物質生活品質加以調和，應可提升個人生活的境界與社會文化的水準。

我們要建構的台灣主體性文化，是一個族群相互尊重，具有多元色彩，且融合傳統與現代、東方精神文化與西方科技文明均衡發展的新文化。

當然，這是一項艱鉅的工程，也是一條漫長的路途，我們要邁向此一目標，必須先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提振國人的「自信心」。同時還要面對下列問題：

一、致力族群融合，建構多元文化

在彼此尊重族群文化差異的原則之下，各自去蕪存菁，發揚所長，求同存異，逐步融合，建構台灣獨具特色的多元文化。

二、篩選傳統文化的精華，賦予時代新生命

無論是藝術或生活的文化財，經過改良或詮釋，賦予時代的新意義，才易為新時代所接受，而有助於文化的傳承。

三、進行心靈改革，重建祥和社會

過去快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物質享樂與奢靡風氣，不但導致國人心靈空虛，且已製造社會紊亂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倡導國人從事文化活動，重視精神生活，重建「簡樸、充實」的個人生活，「慈悲、寬容」的群己關係，以及「合理、和諧」的社會。

四、結合教育，紮根文化；鼓勵創作，更新文化

文化紮根工作必須從教育著手，透過教育的過程培養新生代參與文化活動意願、藝術欣賞能力及創作發表慾望，營造一個具有文化氣息的「校園文化」，進而逐步擴大至整個社會，以改變國人生活型態，提升文化水準。

文化必須植基於教育，發揮相輔相成的功能。當前，我們必須致力教育改革，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制度及內涵，培育優質的「新台灣人」，也要營造優質文化發展的環境，進而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文化：一個族群相互尊重，又能與國際接軌，且獨具特色的「台灣新文化」。

[ 2002/12/30, 群策會 ]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九章
雖然台灣的資訊傳播科技發達，而且也擁有確保意見自由表達的制度，但是，卻是個資訊傳播失衡的社會。傳播業者擁有最先進的資訊技術，最普及的傳播通路，但其所提供的內容卻品質低劣，不但不能提升人民視野、增加人民資訊，更嚴重的是對真相探索的失真。

台灣是資訊傳播大國，擁有全球先進的資訊軟硬體產業。以平均每人的水準而言，台灣的電視、電台、報紙、雜誌、電腦、手機普及率都在舉世名列前茅，而且隨著民主政治的進展，台灣也確立了自由表達意見的新聞傳播制度。

雖然台灣的資訊傳播科技發達，而且也擁有確保意見自由表達的制度，但是，卻是個資訊傳播失衡的社會。傳播業者擁有最先進的資訊技術，最普及的傳播通路，但其所提供的內容卻品質低劣，不但不能提升人民視野、增加人民資訊，更嚴重的是對真相探索的失真。

　　　一、資訊傳播的質量失衡

台灣的傳播媒體雖然蓬勃、有活力，但卻只顧聳動腥煽，新聞報導雖然自由卻幾無禁忌，事實真相迷失其中，品味格調江河日下，媒體竟被民眾視為社會亂源之一。具體地說，資訊傳播的失衡反映在內容品質未能隨著通路普及、傳播科技與時俱進，媒體及其傳播的資訊量多而質低。

(一) 媒體公器屬性因商業主義掛帥而式微

媒體原屬社會公器，但是其實際經營的資本主要來自私部門，因而呈現商業邏輯掛帥的現象：節目是商品，商品要賣錢，收視率越高，則收益越豐，因而新聞重視收視率甚於報導真相。加上媒體數量激增，又受到近年整體經濟景氣波動的衝擊，市場競爭愈趨激烈，業者唯商業利益是圖，導致新聞倫理、社會價值、國家利益等社會公器所應考量的要素棄之不顧，公器竟時而淪為公害。

(二) 新聞工作者角色混淆

新聞工作者處理新聞，本應謹守旁觀者的角色，不能成為當事人。新聞與意見必須分開，不能夾敘夾議，新聞記者更不應成為政治啦啦隊或企業代言人。但是，實質上今天的台灣，不僅愈來愈多新聞工作者逾越客觀公正的媒體角色，亦有許多政治人物介入媒體，不論是經營媒體，或主持、製作節目，在在助長媒體與整體社會泛政治的亂象，並導致不少媒體向特定之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傾斜。

(三) 新聞界過度強調自由而規避專業倫理及自律的要求。

解嚴之後的台灣，新聞界常以「第四權」自居，但卻欠缺專業倫理的自律，不斷自我膨脹。以致報導常不經查證，新聞求速度而輕忽深度，聳動膚淺蔚為主流，垃圾資訊充斥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不是將媒體視為個人擴大政經影響力的工具，就是當成作秀的舞台，鮮少把公眾福祉認真納入考量。

(四) 視野狹隘且又無台灣主體的價值觀

台灣的媒體多集中於台北，新聞的編輯及解釋權遂掌握在台北的冷氣房內，其視野也因此陷入「從台北看天下」的局限中。這種心態不只是錯把台北當成全台灣，也無視全球化的國際大勢：錯把台北當台灣是自大，無視於國際大勢則為狹隘，自大且又狹隘，就是今天台灣新聞界的通病。以致於今日的台灣成為媒體大國，視野小國。傳播媒體的視野小，國民的視野就無法擴大，失去了海洋國家的寬闊胸懷，只知天天內鬥內耗。

由於媒體自身的自大無知以及狹隘短視，對台灣民主化的深刻歷史意義不能掌握，更未能建立起台灣為主體的精神意識，反倒以外來政權的角度看台灣，對本土政權充滿敵意，對北京政權懷抱憧憬，甚至在中國對台灣文政武嚇時，直接間接的唱和，恫嚇台灣人民，唱衰台灣。

因此，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發展上，資訊傳播的戰略必須積極縮短先進資訊傳播工具與落伍資訊傳播內容之間的巨大落差。亦即，不但要在資訊傳播科技領域繼續力求精進，使台灣成為全球資訊傳播工具最發達的數位化國家，更要在資訊傳播內容上銳意革新，建構優質的資訊傳播環境。

　　　二、改造媒體以建構優質的資訊環境

自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台灣在新聞媒體自由化的過程中，產生媒體過多而品質低下的結果，相當大的原因是解除管制卻未同時進行經營上有效管理的結果。同樣於一九九○年代初期進行的銀行、證券及航空等服務業的自由化，於解除管制的同時，主管機關均曾從總體角度實施有效管理，以利相關產業在有秩序的環境做良性競爭，兼以維護公共利益。儘管如此，銀行過多而帶來的金融問題，至今仍然困擾台灣社會。相形之下，只有放任的自由而未重視倫理自律的新聞媒體，為台灣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不下於銀行過多而導致的金融難題。許多民調都顯示出民眾認為媒體煽動、炒作新聞已是台灣面臨的重大危機，具體證明了媒體改造的必要性。

另方面，因應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網路媒體興起，在數位化資訊通路來臨的時代，訴諸個人互動的直接傳播可能打破長久以來媒體作為代理人的角色，這種結構性的轉變，不但將革命性地改變人與人的溝通方式，乃至社會生活的型態、政治的互動及形式亦將隨之改變，其所帶來的優點與危機，又該如何來因應，都應該是此際媒體改造所必須一併關照的。

改造媒體以建構優質的資訊環境，是鞏固台灣民主所不可或缺的要務，更是重建台灣主體文化的基石。其具體的做法，至少應該包括以下要點：

(一) 資本結構公益化：

媒體不能只以營利為考量，儘管經營媒體應有營收及成本觀念，但其公器及公共服務的本質更不容抹煞，有如興辦學校具有相當的公益功能一樣。既然興辦學校必須設立財團法人，具有公益角色的媒體，其組成方式應該朝向以公共服務為主旨的財團法人來推動，不論財團法人的基金來源是國家、私人或公眾。

(二) 市場生態避免壟斷、鼓勵多元化

從公眾福祉的角度來規範市場，避免壟斷及過度競爭，透過類似「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維護資訊傳播市場的公平交易秩序，保護閱聽眾的權益，避免同一家或少數幾家財團透過對媒體通路的壟斷，造成媒體內容的貧乏及同質化。

(三) 激發大眾意識監督媒體內容

充分運用現行體制內已有的監督機制，進行廣告、節目分級。對於審判中的司法案件不得評論等涉及公眾權益之規範，亦應納入相關法令，確實執行。鼓勵民間團體監督媒體，並透過對大眾的通識教育及媒體觀察，全面激發資訊消費大眾的意識，有效動員閱聽大眾，形成他律的有效力量，制衡未善盡公器角色的媒體。

(四) 落實專業倫理促進向上提升的力量

要縮短傳播科技與媒體內容的巨大落差，落實專業倫理是其關鍵，而新聞專業團體的內部制衡及閱聽眾的反饋，最能產生有效的推力。因此，除了鼓勵資訊傳播業的專業團體進行自我要求，制訂合理且可執行的專業倫理規範，官方及民間的媒體監督機制亦應適當參與，逐步建立一套社會對媒體內容的品味標準，鼓勵典範，揚棄劣質資訊，進而促進媒體向上提升的力量，逐步改良媒體體質。

(五) 因應中國的文化壓境

台灣的傳播媒體對外來的滲入，尤其是近年來自中國各種形式的入侵，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及敵我觀念。沒有國際觀，無法跟上世界文明的思潮，又未建立台灣的主體精神，自然無法對抗外來的滲透侵襲。近年來面對與中國交流日益頻仍，台灣本地的傳播文化業隨之日益萎縮，無論是電視、電影已幾近沒有產出的地步。中國文化的大軍壓境，已經成為台灣傳播媒體最大危機之一，如何提供傳播文化工作者優良的創作環境，創造出台灣主體的文化傳播事業，是當務之急。

(六) 對外開放應謹慎

除了傳播媒體製作能力的流失，難抵外來內容大軍壓鎮之外，台灣新聞媒體在資金上亦完全不設防。有鑒於中國對台灣的包藏禍心，更應防止其直接或間接透過代理人兼併、滲透台灣媒體。台海兩岸新聞傳播事業的投資與資訊交流，應以主權國家對等原則來處理。至於目前已係中國特區的香港，其新聞傳播事業來台投資，亦應比照辦理。

(七) 重建以台灣為主體的優質資訊內容

由於媒體普遍局限在「從台北看天下」，無法忠實反映台灣社會的多元、活力及主流價值，為扭轉此一偏頗的心態，首先，政府施政上必須改變長期以來重北輕南、中央集權的失衡，社會上則應倡導揚棄過客心態，對外來的文化及意識型態的蠶蝕滲透建立起危機意識。

傳播媒體的大眾文化亦應提升品味，塑立台灣主流價值的文化典範。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支持有理想、專業能力的媒體工作者興辦優質媒體，加入傳播文化業，促進媒體新生的力量。

　　　三、結語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五章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經濟發展，除了追求利潤、效益之外，更應提高層次，追求社會共享、精神文明提升，邁向富裕幸福的經濟、文化生活。結合東方人道慈悲的精神，以及西方理性民主的文化，塑造台灣公平、精緻、多元的新文明。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經濟發展，不是要以原來的發展方向勉強去突破它所遭遇的極限，而是要在新的國際經濟情勢下，找出新的方向和目標：提高生活品質讓人民可以真正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促使產業邁向知識化而在國際上建立獨特的競爭力；以公平、誠實、多元化的原則來塑造台灣的新經濟文明。我們不要做東方的瑞士，我們希望有一天，有很多國家會想要成為西方的台灣、或中南美的台灣。

　　　質量俱變的國際新情勢

二十世紀的後期，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這也將是衝擊二十一世紀各國經濟最主要的變化趨勢。而我國的經濟面對比一般國家更劇烈的質變與量變，因此經濟發展的策略有必要做大幅的修訂。

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不願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的競爭與合作，只有台灣、香港、南韓、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採取擴張出口的政策，因此，當時的國際市場中，四小龍的工資不僅最低，且遠低於先進國。憑著這股成本的優勢，四小龍逐漸成為先進國家產品的製造國。然而，現在絕大部分開發中國家都想加入國際競爭，台灣面臨的競爭對手大幅增加。這是量上的變化。

另一方面，我國過去賴以競爭的低工資成本，也隨著長期的政經發展而喪失了在國際間競爭的條件。現在台灣的工資和平均所得已比一般開發中國家高十倍以上，在國際競爭中，台灣已成為高工資的國家，於是低工資國家開始搶走我們的產業，就像以前我們搶走先進國家的產業一樣。這是經濟情勢上一個很大的質變。

更進一步來看，除了生產成本的因素外，隨著國際經濟往來更自由化，資金、技術、企業組織、以及資訊在國際上的流通非常方便。過去我們主要是藉商品貿易的往來，進行國際經貿合作，只是搶奪先進國家的生產，現在，開發中國家不僅憑其低工資搶走我們的生產和市場，還把我們的資金、技術、和企業都吸引過去。因此，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產業被替代化或空洞化，其危險及嚴重性遠大於當年的先進國家。

量變和質變互相影響加乘，使得威脅再進一步擴大。當年四小龍人口不到先進國家的十分之一。先進國家市場對我們而言幾乎是無限的大，我們以低工資的優勢，只要認真把產品生產出來，幾乎就不怕沒有市場，可以說是處於「只要拚就會嬴」的地位。因此，我們很快就達到充分就業，工資及所得快速上昇，所得分配也因而變得相當平均。這就是台灣的經濟奇蹟或東亞經濟奇蹟的基本背景。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在這樣的基本情勢上不太能撼動先進國家。

然而目前開發中國家，人口在當年四小龍的百倍以上，而高所得國家的人口卻所增不多，世界市場變成開發中國家人口大於先進國家七倍以上。這個數量上的變化使開發中國家每個人平均能利用的國際機會只有以往的幾十分之一，他們發展的潛力因此勢必將遠不如當年的四小龍。

反過來看，高所得國家每人平均受到的競爭壓力則幾十倍於以往。過去我們面對的世界市場是，高所得國家人口多而四小龍人口少，因此四小龍的工資被拉上去。現在則是開發中國家人口遠高於高所得國家，結果必定是已開發國家的工資被拉下來。國際市場上，勞力密集產品大量增加，已使其價格節節下降，並且還造成全球性的通貨緊縮，這正是這種變化的先兆。

由於技術上的限制，開發中國家尚無法立即全面替代高所得國家的產品，於是就會先從中技術國家的產品開始取而代之。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已經對我國相當不利，再加上開發中國家中相對發展較快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恰在我國附近。因為語言和人脈關係接近，對我國的產業及資源有更大的吸引力。於是，在這場國際產業變化及爭奪資源的競爭中，我國可以說首當其衝。

面對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情勢與結構，如果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延用以前的發展策略，台灣的經濟發展想要突破現況，是相當困難的。也因此，若干人士由於無法跳脫過去的舊思維及成長模式，因而對台灣的前途感到悲觀，甚至認為中國那類開發中的國家才有前途。其實，若能善用我們已經累積的大量、多元的資源，確切掌握國際經濟的新情勢，採取正確的方向、有效的策略，現在才是我們成為富裕幸福的已開發國家的新起點。

　　　創造新而可行的經濟發展策略

創造廿一世紀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新境界，必須認真思考一套可行的發展策略，舉國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實現。以下是我們應該努力的主要目標。

一、建設優質的生活環境

過去台灣的建設忽略整體規劃，只強調經濟開發，缺乏以生活品質與美化自然環境為目標的永續發展觀點。現在國民所得增加，生活水準大幅提高，我們應努力讓台灣擁有更清朗的天空、美麗的大地、青翠的樹林、澄澈的河流，才能讓人民享受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生活品質提升，並能吸引更多國內外人才在台灣工作。

二、建立生產、休閒與生態三者結合的現代農業

台灣具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物種多達二十萬，幾乎與全歐洲相當，比鄰國日本、韓國多出好幾倍，其中約25％是其他國家所無的台灣特有種，只可惜過去未充分發揮我們的特色。為因應全球化及加入WTO的國際競爭以及解決過去對生活、生態環境的忽視所衍生的問題，新世紀台灣農業的發展方向，在於建立一個生產、休閒與生態結合的現代農業，供應國內外市場高品質農產品，並展現台灣歷史文化的特色，使許多鄉村成為自然而美麗的地方，吸引國內與國際觀光和休閒活動。

三、保持並繼續開發世界先進的高科技產業

過去十五年間，台灣的產業快速升級，高科技產品佔出口的比重由1986年的27%上升到2001年的54%。 2001年台灣產品群佔世界第一的有晶圓代工、筆記型電腦等18種；台灣在美國獲准的專利數高居世界第四位，僅次於美、日、德；如以每百萬人口的專利核准數比較，則台灣是僅次於美國，為世界第二位，超過日本及西歐工業先進國家。這顯示我國在高科技及知識經濟方面已有相當強的基礎，應該在這基礎上繼續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我國更已是全球電子資訊業的領導國家之一，除了應加強基礎和尖端技術的研發，更應將產品和技術運用到更多產品，以擴大相關領域中我國居於領先地位之範圍。

四、結合文化創意與高科技，再造傳統產業

人類的食、衣、住、行，永遠離不開傳統產業。但是我國的傳統產業以往以出口為導向，在出口競爭力下降後即大量外移或放棄生產，未能像其他先進國家的傳統產業，在原有的基礎上升級，實在很可惜。傳統產業若與現代科技結合即可大幅提高其附加價值，而且亦可吸收大量的勞力。傳統產業萎縮則容易帶來失業。因此，我們應以創新的經營模式來輔導傳統產業升級及轉型。

一種升級方式是與文化或創意結合，結合傳統文化，或創造新的設計，以使產品多樣化。另一種升級方式是與現代科技結合，藉由自動化、高科技化，產品高級化及差異化等方式，提升傳統產業的品質，推陳出新，開發新產品、新服務。此外，亦可結合國內外台商發展行銷及全球運籌能力，並建立自己的品牌。

五、引進國外投資，提升服務業品質

一個國家所得提高之後，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必會提高。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主要獲利來源更轉為研發和行銷，製造業與服務業更難區隔。各種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全球競爭中若要有更好的發展，也需要金融、法律、行銷、全球運籌、資訊，以及研發設計等方面的服務來支援。

另外，人民要有高的生活品質也要有高品質的醫療、照顧、休閒、旅遊等服務業。目前我國的這些服務業的品質仍不符合開發國家的水準，甚至存在一些困難。因此，我們除了要努力提升各類服務業的品質，並要積極吸引國外服務業來台投資經營，吸取其管理及服務的知識經驗，並使服務業能和其他產業結合，形成強大的整體競爭體系。

六、建構社會安全網，分享知識經濟的利益

廿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社會的特徵是，一方面使勇於冒險、富有創意的人更容易利用知識獲取巨額利潤；另一方面，由於愈來愈多的民間企業及政府部門利用網路以改善效率，降低成本，使得不善或無法使用網路資源和數位科技的人，無法分享科技進步的利益而成為弱勢者，形成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數位落差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的級距與速度都遠比過去非數位化的時代快速，如何避免這種快速的貧富差距兩極化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政府、企業及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整周延的社會安全網，以妥善降低貧富不均的衝擊，政府也要加強資訊基礎建設，提高網路設備普及率，使民眾容易接觸並使用數位化資訊，以避免數位落差擴大。此外，政府亦應加強促進旅遊、照顧等內需型產業的發展，以提供低技術工人更多的工作機會，降低失業及所得分配惡化的壓力。

七、政府要以合理成本提供優質公共財

在全球化的世界，許多資源和企業都可以在國際間自由流通，只有公共建設及一些所謂非貿易財不能在國際間移動。於是各種可以流通的資源會移到不能移動之資源較好或較便宜的地方，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於是，這些非貿易財乃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要素。

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共建設、法令制度、行政效率、社會秩序、生活環境、交通、治安、土地、水電供應、經濟穩定性以及關聯產業體系都相當完備健全，則不僅本國產業有很好的環境發展，外國的人才、資金、技術、以及企業都會自動移過來。

而，這些非貿易財絕大部分是必須由政府來提供或規劃的，也因此政府的效能將成為國家競爭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必須透過憲政改革、教育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司法改革、行政革新、國土規劃、擴大公共建設，以及加強行政治理等等的努力，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八、積極協助開發中國家並結合先進國家

國際經濟合作是必走的路。對開發中國家，我們要伸出友善的手，和他們分享從貧窮邁向均富的台灣經驗，並提供有利於經濟繁榮的協助。但應該注意，避免我國業者因為利用開發中國家的低工資而擔誤了產業升級，更應審慎防範中國及其他開發中國家以不公平競爭的手段吸走我國太多產業。

對於先進國家，我們更要積極加強合作，吸引其資金、技術、管理技能。在台灣經濟國際化的路上，企業必須藉由國際佈局走出去，也需要吸引國際的資金、企業走進來。台灣的企業及人民在國內、外都必須具備語言及數位溝通的能力及競爭力，如此整體的產業及經濟，方得以立足於全球化的趨勢之中。

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台灣應該加強表達意見、積極貢獻，並設法參加更多的國際組織。另外，與美、日、東協等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亦應列為拓展經濟對外關係的優先課題。

九、發展互相支援，勞雇一體的台灣企業文化

台灣過去五十年的中小企業經驗，其實已建立了一種創新而優質的合作生產機制。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可以稱之為一種「新文明」，彼此相互支援並又同時互相競爭，產業內發展出互為衛星的避險作業，形成一種具高度彈性的「裝配文化」，這是台灣成功的重要關鍵。這個「台灣煉金術」的精華，正是全世界四十億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最迫切需要的知識經濟，我們應加以發揚光大。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取代資本和勞力而成為企業最主要的要素，傳統的勞資關係已面臨調整，企業組織應著重在讓員工的知識發揮最大的作用，並得到應有的報酬，走向由知識人才投資、入股、並參與經營的方式。

我國的所得水準已經提高，物質消費也不輸先進國家。因此，人民在消費上應自我提升，走向精緻文化的生活。工作及經營的心態要提升：守法、講究品質、多樣化，還要追求更高層次，以全人類為念的胸懷格局，而不是只一味壓低成本、惡性競爭，或追求獨佔暴利。

面對所得分配可能亟劇惡化，社會應發揮更多的公德心、愛心、以及奉獻的精神。非營利組織的活潑運作和義工的大量投入，將和營利事業在社會中受的重視及佔的比重一樣重要。

謝謝分享好文, 台灣立國需要各方面人才, 尤其是胸懷壯闊的國士. 閣下和 九等生賢拜固一時瑜亮也, 省點瑜亮情節, 大家多留點力量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 投入自立建國的大業.

>日本全國平均的英文能力非常薄弱。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的英文也比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差。但
>是日本在吸收新知識的速度可能是全世界第一。為什麼?因為日本有非常完善的翻譯專業人
>才。當然翻譯的永遠沒有原著好，但想想一個國家浪費在讀外文的時間吧?

>大部分人的英文可沒好到比一個好的翻譯更能了解原著。我在美國二十年了，我讀中文的速
>度還是十倍於我讀英文的能力。如果我只讀英文原典，那我只能吸收十分之一的知識了。

這一點有理. 如果我們將英文當台灣的國文, 讓小朋友從小就用英語及各種母語, 那麼看原文書倒不是那麼吃力. 全世界最難學的其實是漢文, 更別說正體字. 外國小孩子在還沒有學語文時, 不也是什麼都不會嗎? 應該是習慣及有沒有這個環境才對. 去補習班補個習好, 還是在一個到處都可以接觸到那種語文的環境比較好?

當我們及現在的小朋友, 都長時間接受以漢文語系影響, 誰會想學另一種語言? 夠用就好了, 其它的當然是有別人翻譯我們拿來看, 這是一種撿便宜的心態. 今天你不去學習, 將別種語言內化成生活的一部份, 每個人都抱著撿便宜的心態說只要我找得到翻譯那麼就能省些時間的話, 那麼除非我們能培養出一批批非常勤勞而且功力很強的翻譯工作者, 要不然要接受新知或者比較原文及譯文, 則永遠會很困難.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六章
確立「永續發展」的大前提，則台灣首要必須調整過去只重開發、追求快速高度經濟成長的心態，扭轉成長與所得的觀念，以追求「質」的提升，來取代「量」的擴增，以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GNP)的成長，來取代過去追求傳統GNP成長的國家目標。

環境保護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大的共同課題，不同於二十世紀「開發導向」的時代，環保在政府施政的優先次序中往往排不上，如今，環保已成為一個無國界的共同命運問題。1992年在巴西里約舉行第一次地球高峰會議，共有一百五十多個國家與會，從此，環保行動不再是單純的道德勸說，或任何社會的美德教育項目，而是關切人類共同未來的危機救援。

台灣過去五十年的經濟成長，從「低度開發國家」，成長為「開發中國家」，躋身「開發國家」。但是，台灣的環境保護水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在「低度環保國家」緩步邁向「環保中國家」，離「環保國家」的標準還差很遠。

台灣永續發展的願景

面對全球「永續發展」的綠色潮流，台灣應該根據「永續發展」的理念，來定位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發展願景。確立「永續發展」的大前提，則台灣首要必須調整過去只重開發、追求快速高度經濟成長的心態，扭轉成長與所得的觀念，以追求「質」的提升，來取代「量」的擴增，以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GNP)的成長，來取代過去追求傳統GNP成長的國家目標。如此才能真正落實講究品質並與環境相容的經濟發展，也才符合永續發展的精神。

一、檢討並改變過去產業發展的方向與型態。

過去台灣著重於石化、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導致自然生態的破壞與環境品質的惡化，完全不符合「永續發展」的精神。事實上，從台灣的天然條件來看，台灣地窄人稠、水源不足、耗竭性能源(媒、油、天然氣等)匱乏，本來就不適合發展高耗水、高耗能的污染性產業。

無論是考量世代間的公平、後世子孫的福祉，或是衡量台灣本身的資源及限制，我們都應徹底改變過去不良的產業發展型態，調整產業結構，朝低耗能、低耗水、低污染、高知識密集的方向發展產業，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

現代資訊化時代、數位經濟社會中，衛星通訊發達，網際網路普及，腦力(brain power)產業興起，「速度」與「創新」已成為促進產業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台灣教育普及，人力、勞工素質亦高，使得台灣在發展高技術密集產業上，站在極有利的地位。這是台灣比較優勢之所在。

因此，台灣的永續發展總體策略應該是致力於發展低污染、低耗能、高知識、高技術密集的產業，以建造一個「綠色矽島」為目標。

二、順應世界潮流維持國際競爭力

台灣是一個開放型的海島經濟，對外貿易依賴度非常高，國際貿易的盛衰是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1世紀乃是綠色環保的世紀，環保意識高漲，綠色風潮席捲全球，消費者對產品的綠色要求愈來愈高，任何國家的產品若不符合國際上所要求的環保標準，不但很難被具有環保意識的綠色消費者所接受，更很可能會受到各國的貿易抵制，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甚至更進一步，在生產過程中，以破壞環境為手段的產品，或未充分立法、執法保護環境的國家的產品，未來在國際上都可能被視為不公平貿易(unfair trade)，受到類似「綠色301條款」的貿易制裁。

因此，台灣除了迎合世界潮流，善盡地球村之一員的責任，更為了本身的永續發展，必須遵守各種國際公約的規範，致力提升產業的環保水準，生產符合綠色觀念的產品，整體而言創造優質的生活環境。否則，不但會失去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更會導致資金與人才的流失，成為經濟成長的致命傷。

三、重視無煙囪工業的發展

台灣曾有「美麗島」之美譽，有相當豐富優越的天然觀光資源，有利於發展觀光服務業。觀光服務業號稱無煙囪工業，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及產值，先進國家都非常重視。根據美國華頓計量經濟預測協會的研究，旅遊觀光事業乃是全球最大的產業。在歐洲，觀光事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幾乎占了歐洲總就業量的10%左右。具有優越的觀光資源條件的台灣，更不應忽視此項綠色產業。

促進永續發展的策略與政策

　 在二十一世紀的全新環保進程中，台灣的國家發展必須從以錢為目的，轉到以人為目的。整體的策略上，應就國土總體再造、資源總體規劃及污染總量管制三大方向，進行戰略性的調查與分析，以設定合乎台灣天然資源特色、順應國際綠色潮流的策略與政策。這些策略除了應提出具說服力、前瞻性、可執行的方案外，還必須以草根公眾聽証會的形式，求取民間最大的共識，並且必須具備跨世代福祉的考量，不能再以當代人的最大利益為唯一核心。也就是說，將來的國家成長目標應是「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No welfare , no growth）」。

(一) 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

在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追求與環境友善的經濟發展下，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息息相關的能源政策，必須由「開源」轉為以「節流」為主。尤其為了因應地球暖化的溫室效應問題，世界各國為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莫不積極提升能源、發電、用電的效率，以節約能源。在「開源」方面則轉而尋求以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再生能源來取代含碳量高的煤炭與石油等傳統能源。

台灣是個缺乏自產能源(化石燃料)的國家，無論是從經濟、安全，或是減少環境污染的角度來看，都必須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列為最優先的政策目標，並且導正過去「開源重於節流」的觀念。以「節流重於開源」的新觀念，來建立一個「高效率、低污染」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

根據世界能源委員會的預測，到2020年，所有再生能源對全球能源供給率將達21%；若為了要達成環境永續的狀態，則到2020年再生能源的貢獻必須提高到30%。反觀台灣目前的再生能源（不含大水力）所占的比率還不到1%，與歐美各先進國家相去甚遠。以台灣本身的天然優勢，開發再生能源有相當大的潛力，政府宜採取積極獎勵的政策與措施，以鼓勵民間或政府本身投入開發風能、太陽能、海洋能、生質能等再生能源，並且盡速取消對耗能產業的獎勵措施，檢討現行的能源價格。

(二)永續發展的國土總體規劃策略

　 台灣的土地資源有限，隨著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快速發展，不但生產所需的土地取得困難，地價高昂，土地資源的分配扭曲，我們的自然生態環境亦遭受無情的破壞與摧殘，國民的生活品質反而惡化，讓台灣陷於「富裕中的貧窮」的環境中，國土殘破不堪，實在是莫大的諷刺。因此，台灣若欲追求永續發展，非做好國土再造不可。

國土總體再造將包括，山、海、河川、路面、城鄉、農業地、工業地以及其他功能用地，以『環境生態，綠色優先』的思考重新調整。將過去以發展、開發為目地的國土規劃方向，扭轉為福祉為目的導向，確保國土的永續經營。結合都市設計與地景設計，建設便利的基礎交通網，創造寧適優美的鄉村及城市景觀。親山方面，保育中央生態廊道、整治高海拔地區濫墾、進行森林復育、配合景觀道路及國家步道之串聯，拓展城市居民之休閒空間。親海部分，進行海岸地區生態復育與環境改善，推展海岸與海上旅遊。

總之，國土規劃應以「永續發展」理念為最高指導方針，並以生態間的平衡、世代間的公平、區域間的均衡、以及族群間的和諧等原則來考量。

(三)永續發展的水資源政策

我們必須認清「世界必然走向匱乏」，以少開源，多節流的原則，進行所有資源政策的檢討。所有的資源取得的代價，將愈來愈高，而這種高資源代價的時代，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都來得快。水資源匱乏以及水源污染的問題，已成為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聯合國在2002年12月正式宣布：安全無虞的飲用水是人權的重要項目之一，水不應被視為一種經濟商品，水權是實現人類尊嚴與生命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項權利。台灣水資源的問題在本世紀初已浮現，未來可能成為政府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安全乾淨的用水再也不是隨手可得。

水資源之管理、運用，應將過去從供給面去規劃建水庫、開發水資源的觀念，改成以需求面來規劃，例如：如何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水資源，並以此為基礎來調整各項用水標的之使用情形。因此，關於水資源政策應有以下幾個原則：

1.在以總量管制原則下，節流應優先於開源，以求有效利用珍貴之水資源。

2.為避免不可回復的生態環境破壞，生態保育的考量應優先於任何開發利用。

3.為增進水資源合理利用及社會公平原則，應落實用水者付費、受限者得償與破壞者受罰。

(四)污染總量管制

　 「污染總量管制」最重要的是，空氣、水、廢棄物三大項。傳統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已不夠應付污染的快速累積。根據新的綠色導向的國家成長方案，環境「可含容污染量」將遠小於目前的預估量。傳統污染者將其生產過程中應付出的「內部成本」外部化，國家發展政策視污染為「必要的罪惡」的時代已不再，強調對生態環境無害、無過失利用的深綠時代已漸漸靠近。

(五)鄰避 (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 現象的管理

人民環保意識高漲後，所有的重大建設都遇到居民的杯葛。這種所謂「鄰避現象」的最大問題在於，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管理危險並信守承諾。政府專業不足、功能失靈，無法面對現代新生的難局及問題，將是二十一世紀政府所遇到的最大難題。

以上問題的解決，通通涉及：法律管轄、預算分配、人力整合、專業管理、以及關心生態、關懷生命的程度等整體建構出來的「綠色國家指標」，這將是台灣成為先進國家最重大的挑戰。

國際性的環保問題

　　在台灣自我反思的環境革新過程中，長久被忽視的台灣周邊環境態問題，也將成為重大議題，浮上水面。最具責任性的是，台灣附近海域的生態守望：台灣海峽、巴士海峽船舶的生態「無害、無過失通過」管理。台灣應與國際協商這個區段的環境監控權。這個區段的海洋生態及漁業的永續利用，必然是國際合作的項目。

　　「毒物循環」也是日漸突顯的問題，先進國家在環保落後地區使用其國內禁用的農藥，種植出之農產品又運回先進國市場銷售的荒謬事件，可能在台灣發生。特別是中國輸入台灣的農工產品，鑑於過去中國生產的醫藥品常含禁用之有毒物質，未來大宗物質進口台灣，環保把關將十分重要。

國家21世紀發展總目標 第七章
以「知識的激發、傳播及運用」為主的競爭正改變著全球經濟發展的型態與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國家的競爭優勢通常必須結合學術研究、社會資源與企業生產三個面向，惟有致力於生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才能在全球化的競逐過程中免於被邊陲化。

科技研究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18世紀工業革命，終結了人類社會長達八千年以農業創造財富的歷史。二十世紀的電腦革命，自1950年商業電腦問世、1977年個人電腦發明，以至1990年代網際網路的興起，同樣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由工業文明轉型為資訊文明。

現代的資訊社會，立基於知識與科技不斷地發展創新。發明槓桿原理的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撐起整個地球。」如果說知識是二十一世紀撐起世界的支點，那麼科技則可以說是舉起整個地球的強大手臂。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兩大重要的趨勢。知識經濟的定義是「以知識資源的擁有、分配、生產和使用為重心的經濟型態」。以「知識的激發、傳播及運用」為主的競爭正改變著全球經濟發展的型態與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國家的競爭優勢通常必須結合學術研究、社會資源與企業生產三個面向，惟有致力於生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才能在全球化的競逐過程中免於被邊陲化。

一、科技發展的新戰略

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台灣科技發展亦應建構總體戰略，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綜觀各國發展的經驗，審視台灣的特色及優勢，台灣的策略性目標應該包括：一、培育優質的科技人才；二、建構符合台灣資源的研發創新體系；三、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四、邁向資訊應用大國；及五、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一)、培育優質的科技人才

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國家最重要的資產。其中科技人才的質與量，更是評估一個國家研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在人才戰略上，依短、中、長期不同階段應制訂不同的策略目標。

短期策略方面：對外必須加速鬆綁相關限制，積極延攬海外人才（如策略性引進印度軟體人才、俄羅斯通訊人才、歐美生技領導人才等）來台工作。對內則須提高產學合作的誘因，以加強大專校院教師及研究人員與產業界的交流。重要產業學院的設置更是刻不容緩，透過靈活、彈性的人力提升與轉型的培育機制，才能有效因應產業科技的快速進展，彌補人才與產業需求的落差。

中期策略方面：首先，應盡速推動國立大學法人化的修法及相關措施，使大學在執行人才培育、學術研究、及服務社會等各面向功能時，更能發揮資源整合及彈性運用的功效。

其次，積極培育國際化人才，鼓勵海外進修，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全面加強國際語文能力，以因應全球化及台灣以外貿為主的經濟體系。

長期策略方面：教育改革應加速課程、教材與教法的革新，加強培養中小學生的創造能力，並進一步將教改的重心朝向大學多元化發展與評鑑的課題，以促使大學發展各自的特色，並藉此帶動社會多元化發展，匡正中小學惡性升學競爭之弊。

而台灣要成為科技研發人才培育發展的基地，最首要的配套機制在於優質生活環境的建構。在人才資金自由流動的現代，有創意、有能力、有視野的人才除了靠教育體系的長期培養外，更有賴優質的生活環境，才能吸引並且留住全球的優秀人才在台發展。

(二)、建構適合台灣的研發戰略及創新體系

台灣擁有優異的科技人力及堅實的高科技製造能力，此為台灣經濟發展及國際競爭的相對優勢。惟在世界各國皆展現強烈企圖，全力培養、爭取並留住人才之際，台灣更應建構強調創造、流通、利用知識的「創新體系」，加速提升知識與創新能力，才能確保經濟領先的優勢地位。

首先，「國家研發創新體系」必須整合科技研發、產業發展與經濟表現三者，改革當前我國研發體系長期以來上下游疏離脫節的問題。在推動重點科技計劃時，必須確實結合業界、學術研究機構，分工合作，共同尋求科技研究、生產、與行銷上的突破。藉由建構整個研發創新體系，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時程，帶動產業競爭力、財富的創造與生活品質的提升，才能真正落實科技生根發展之理想。

科技研究發展除了兼顧應用外，亦必須衡量台灣有限的資源，掌握台灣之優勢，集中資源推動重點產業之科技研究。另外，在研究與發展的比例上，更應採取較有效率的戰略，朝小研究、大發展的方向，以台灣資金加入世界級的國際研究計劃，取得國際級研究成果，縮減台灣自行投入的研究資源，轉而集中投入發展及運用的層面，以供應台灣產業的升級需求。

(三)、朝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

知識創新誘啟新經濟的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研發則著重知識與資訊之融合創新、擴散和應用。因此，科技研發政策已成為各國增加國家收入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槓桿。換句話說，在知識經濟時代，決定經濟競爭優勢的因素，已不再是傳統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資源；知識、科技的創新和發展速度，才是決定現代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台灣的學術研究機構有悠久的歷史，蘊含著龐大能量的研發成果，重要的是應積極擴大產學合作，增設育成中心，將科技研究的成果商品化、產業化，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增強我國的經濟競爭力。對於研發資源不足之眾多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則必須以政府的力量來協助其運用產學合作的成果，輔導其轉型與升級。

唯有透過國家研發創新體系，帶領產業與研發結合，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才能擺脫過去以低廉的土地勞工成本競爭的模式，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競爭中佔一席之地。

(四)、邁向資訊應用大國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的世紀，一個國家的全球競爭力，及經濟社會的發展，取決於它的資訊化的程度與能力。快速進展的資訊科技，不但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資訊科技的量變，帶動了資訊內容的質變，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社會投下不可限量的影響

台灣在資訊相關科技上，已有了良好的基礎，應該繼續發揮台灣的科技優勢，積極運用在資訊傳播、通信科技的突破更新，以建立高效能的政府、提昇產業競爭力、建構資訊化優質社會，朝「科技數位島」的目標邁進。「科技數位島」理想一旦實現，台灣再創本世紀經濟發展高峰、以數位化面貌提昇國家整體的全球競爭力，將指日可待。

具體作法包括，透過寬頻建設與e化政府提高政府反應速度，創新政府服務。透過e化產業提升台灣企業之國際競爭力，透過e化社會，創造優質便利的生活環境，吸引全球人才進駐。唯有打造台灣成為世界一流的e化國家，從資訊硬體製造大國提升到資訊應用大國，才能讓台灣成為知識經濟下的贏家。

(五)、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長久以來國人過度重視經濟發展，忽略對環境生態可能衍生的負面效應。因此，未來在推動科技發展、以科技引領國家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的同時，台灣也必須扭轉以往專重經濟開發的偏差，強化攸關生活品質與生態環境的建設，並選擇高科技、低污染、低秏能的產業為發展重點，方能達成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公義、環境品質的「綠色矽島」國家建設願景。

二、結語：

我們期待十年之內，台灣的科技發展已可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並駕齊驅；在學術研究方面，台灣也能建立世界級學術環境，在某些領域做出重要貢獻，大學及研究機構能成為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之主要來源，使我國成為亞太地區的學術研究重鎮，並能有效率地將研發能量與成果投入產業發展。在產業技術方面，持續發展原有高科技產業，透過創新研發帶動整體產業轉型與升級，十年內知識密集型產業值佔GDP 60%以上，打造台灣成為亞太高科技產業研發、製造及服務中心。國人的健康、居住、交通和環境品質因科技的發展而大獲改善。國民的科技知識水準與人文素養普遍提高。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的科學園區更進一步轉型為研發設計園區，引領台灣往高值化產業的方向發展。

台灣天然資源較為缺乏，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強調個人尊嚴的社會價值與政府積極引領科技研發、知識創新的政策方針，將使我們相信：台灣人民皆得在新的世紀中合理分享科技發展所創造的經濟財富與生活品質，並在新技術與全球化的浪潮中成為國際科技社會的先進者。

經歷過去十三年的民主化、本土化、達成民主政黨輪替，建立台灣本土政權的同時，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台灣走過的歷史軌跡、重新認識台灣的價值與定位，以確定台灣未來發展與改革的目標。透過台灣主體性的追尋，走向「正常國家」，是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一般而言，「正常國家」的國家的發展，必然受到其個別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跡以及其所處的天然地理環境所影響。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也必然會依據歷史經驗與地理環境，以自己為主體作為思考的出發點，找出最有利的發展途徑。

但是，台灣過去這兩百年來，經常受到外來勢力的影響，而無法自主的決定自己要走的路。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甚至迄今不能認清自己所走過的歷史，也因此不能深刻的去反省這塊土地所走過的歷史軌跡。國家目標與政府體制更經常是外在賦予，而不是這塊土地的人民依據自我的需要來加以思考決定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也似乎習於這種由外來勢力決定自己生活的方式，即使在民主政權輪替後兩年的今天，人民也未能真正擔負起作自己主人的決心，堅定扛起自己應負的責任，思考國家未來的目標，勇敢的去面對挑戰，在堅定的意志下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未能以台灣為主體終而使自己脫離「正常國家」

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不能永遠受歷史所束縛，也不能脫離自己所經歷的歷史時空背景。如何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透過對歷史的認識，找尋自我的定位，走向未來，往往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成長動力的泉源。台灣之所以不能成為「正常國家」，就是因為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建立以台灣為主體性的思考。在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的教育裡面，台灣一直都停留在別人的「據點」、「跳板」、與「基地」上，而少有人去思考台灣自身存在的價值：台灣人民如何去當自己的主人，找尋適合台灣自己的架構與制度，用心來經營這塊土地。

荷蘭人來台，台灣扮演的是荷蘭和中國沿海貿易的「據點」。鄭成功趕走荷蘭人，為的是要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甲午戰後，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短暫成立的「台灣民主國」甚至還要感嘆自己「無主可依」。日本在接收台灣之後，也是把台灣當為附屬的殖民地，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跳板」。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接管，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也仍只是將台灣當成「反攻復國」的「基地」。在這些過程裡面，台灣存在的價值一直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繁榮與發展上，扮演著配合別人發展的角色，政府的體制也不是針對台灣設計，而是外在的賦予。在過去長期的歷史中，台灣人民從來沒有權力決定希望走什麼樣的前途？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什麼樣的國家？而生存在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在上述長期的背景下，也產生一種過客的心態，從未認真的把自己當成主體，把自己當成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擔負起主人應負起的責任，認真的去思考自己的前途？設定自己的目標？思考什麼樣的制度才是適合自己的制度？

以國民黨政權來台為例，當年剛撤退來台時，主要的目標並不是以台灣建設為第一要務，而是強調「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來台只是過渡階段，隨時都將返回中國大陸，「消滅萬惡的共匪」，重新取得政權。但是，這個想法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與兩岸實力的對比，逐漸失去了可行性，國民黨也才逐漸認清此一現實，才開始在台灣逐步投入長期的建設。

在政治制度上，在國共鬥爭的政治背景與「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下，台灣實施戒嚴體制，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執政者並未認真思考讓台灣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憲政。而台灣的中央政府體制則是套用和國民政府一起來到台灣的憲法與政府組織架構，未必合於憲法有效實施下「小國寡民」的台灣，也未必合乎組織精簡與效率之原則。在外交上，仍以聯合國五強之一自居，進行大國式外交，而未依照台灣當時的實力進行務實調整。在國防軍事部署上，也一直維持大陸軍主義，強調登陸作戰，購買坦克為的就是要達成「反攻大陸」的目標；這種趨勢，一直到執政者體認到「反攻復國」變得不可能之後，才有逐漸的調整。

未能以台灣為主體思考，既造成對自我角色的錯誤認知，又犧牲了民主的進程、犧牲了政府應有的效率、犧牲了國家資源應有的合理配置，最後則是讓自己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以台灣為主體，不能以中國為主體

台灣歷史軌跡是：清朝甲午戰敗，割讓台灣，到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然後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灣人民從滿心歡迎國軍抵達，到認清中國國民政府腐敗本質的這一段歷史，和正統中國的歷史軌跡完全不同。

中國的歷史軌跡是：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之後「被迫」割讓台灣，隨後由於清朝的積弱與腐敗，導致一九一二年清朝覆亡與中華民國的建立。此後，中國又經歷內戰、北伐、剿匪、抗日，到參與二次大戰，對日戰爭獲得勝利，成為國際五強之一並「光復」台灣。但隨後又因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潰敗，撤守台灣。在撤守台灣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共隔海對峙，中華民國試圖在台灣「復興基地」「勵精圖治」。

比較兩者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發現中華民國成立、北伐、剿匪、抗日、國共內戰等中國的經歷，並不是當時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的經歷。正因為兩者陳述著不同的歷史軌跡，也使得雙方對於現狀的認知與對未來的期待都有不同的看法。這兩種看法之間，實實在在的刻畫著不同的生活經歷與不同的歷史記憶，也影響到對如何建設台灣、如何改革以及對台灣未來走向看法的不同。而其不同的根本是，一以台灣為主體；一以中國為主體。

以台灣做為主體，來思考台灣的前途及符合台灣所需要的政策與目標，終將成為台灣發展的主軸，打破舊的黨國體制更已成為新思維。就過去政治結構工程的改造而言，「中華民國在台灣」概念的提出，就是將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界定在台、澎、金、馬，奠定了改革的基礎與範圍。因為若不能正本清源以台灣現狀作為改革的主體，企圖在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的概念下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是不切實際的。　　　　　　　　　　

接著，資深民代的退職與國會的全面改選，民意代表才真正代表在這一塊土地生活的人民。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取消，「反攻復國」已成歷史名詞，台灣回歸正常的憲政發展。陸委會、海基會的相繼成立，制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台灣為主體來處理兩岸事務，開啟兩岸互動。精省讓台灣的政治組織架構不再疊床架屋，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在外交關係上，打破過去「漢賊不兩立」之作法，推動「務實外交」，提高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當家作主的承擔與責任

二○○○年的三月十八日，台灣人民用選票選擇政黨輪替，選擇一個本土政黨，建立了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政權，同時完成民主制度下最重要的民主的程序，台灣人民用選票給了陳水扁總統強力的「民命」（mandate），期待陳總統繼續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揮別舊時代，台灣開啟四百年來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局。

就從民進黨執政、台灣人民建立自己政權的那一刻開始，台灣人民固然可以盡情的懷抱自己的希望，擘劃自己的未來，但也從那一刻開始，必須認識到，台灣人民必須自己擔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台灣人民已經不能再把任何的責任歸咎給外來的政權，或是去依附任何外國的發展。台灣人民必須要認真思考自己要如何解讀自己過去的歷史，認識目前所面對的環境，建立適合自己的政府體制，建立自己未來發展的總體目標與戰略。

現今的台灣是多元文化與族群所組成的社會，不同的文化與族群都各自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要形成共同的認識並不容易。但是，各文化與族群皆應敞開心胸，尊重各自對歷史的瞭解與解釋的空間，只有在包容與彼此相互瞭解下，大家才能去刻畫一個未來共同的願景，也唯有如此才能凝聚出真正的「新台灣人」，找到「新台灣人」自己的目標。

在過去這兩年內，本土政權雖然嘗試朝上述目標邁進，但是也依舊遭遇許多舊思維與舊勢力的反撲與阻撓，在外在環境上更必須同時面對中國崛起以及國際經濟衰退的挑戰。這一切的重擔都已經落在台灣人民自己身上。台灣人民只能以更堅定的意志與決心來面對上述困境。

展現主體性的道路

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以及台灣主體性的重新發現，有幾點是值得我們繼續努力的：

一、 在國家認同上，必須重新確立我們的憲法，讓兩千三百萬人制定出適合台灣的民主憲政。過去六次修憲，只是在老憲法上修修補補，只能解決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並不能建構可長可久的新憲，原因出在老憲法規範的修憲高門檻，必須取得立委總數四分之三的同意。可見的未來，並沒有跡象可以一蹴成功。既然不能透過修憲，退而求其次，反而是藉現有憲法第十七條的「參政權」，要求行政院與立法院依憲法把「創制」與「複決」兩權還給人民，以此行使「直接民權」來解決不能直接修憲的困境。

二、 在安全的保障上，台灣走向世界走向民主。台灣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以武力威脅台灣就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嚴重挑戰。台灣的國家安全與世界的國際安全已結合成一個體系。中國目前經濟發展與軍事大力擴張，但是政治上完全不民主，沒有任何機制來避免戰禍。面對這樣的軍事衝突，台灣應有萬全的準備，應該從預防性防禦的思考下手，確保台灣安全，並自主發展主動攻擊武力，在遭受攻擊時，有決定性的關鍵性還擊能力。也惟有如此，在現實的國際外交上，台灣才能站住一席之地。台灣必須能夠洞悉全球化的潮流，並從政府與非政府不同通路軌道，為台灣找到國際優勢的角色，充分結合二十一世紀主流價值與國際社會展開全面參與、正常化、多元化的國際關係。讓台灣這個民主奇蹟，進一步成為「民主人權輸出國」。

三、 在經濟方面，台灣應該思考面對中國經濟崛起及全球競爭趨勢，繼續追求自己的主體性、生命力與精緻化。儘管亞太國家同樣面臨中國經濟崛起的壓力，台灣相較其他國家，由於同文同種及自我定位不清，更容易在與中國經貿往來的過程喪失自己的主體性。為了建立經濟主體性，我們不僅要扭轉以往只重開發的偏差，更應積極致力經濟永續發展，讓大多數根留台灣的企業及民眾，經由提升知識、科技創新及應用能力，以強調個人尊嚴及人文素養的社會價值，在國際競爭中維持優勢，創造近悅遠來的投資經營環境及生活品質。因此，世紀交替之際，台灣經濟面臨的轉型、調整及外在逆境考驗，正是我們重新出發，塑造公平、多元、精緻經濟新文明的契機。

四、 培養台灣主體性的公民，厥在教育與文化的養成。當前教育首要強化台灣史地、文化的教學內容與相關活動，以激發青少年的鄉土關懷情與國家認同感。更長遠的目標，則應修正教改方向，致力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制度，使學校成為涵養台灣主體意識的自然園地。在文化方面，則應致力社會風氣改造，積極鼓勵本土文化、藝術的更新與創作，逐步建構獨具特色的主體文化，使台灣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支。至於大眾傳播媒體，除了要求媒體自律外，應建立民眾監督媒體的強化機制，發揮有效的制衡力量，完善第四權的民主機制。藉著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堅實，迫使媒體回復專業角色，解除其充當意識型態機器的魔咒。此外，應推動媒體財團法人化，並立法避免市場壟斷與過度競爭，以降低商業掛帥，使媒體更符合社會公器之角色。同時，政府也要積極改善傳播工作者的創作環境，鼓勵優良創作，才能大幅提升品質，抵禦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文化壓力及侵襲。

國家總目標新書發表
[ 2003/1/13, 台灣日報 ]（台灣日報記者鄒麗泳台北報導）

中國武力威脅台灣是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挑戰 民主奇蹟是我在國際之優勢
李登輝前總統昨天主持「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新書發表會」，李登輝提出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四大新目標、策略與行動方向，包括在國家認同上重新確立新憲法，把憲法的創制與複決還給人民，行使「直接民權」；安全方面，中國以武力威脅台灣，就是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嚴厲挑戰，除防範點穴戰外，更應主動發展攻擊武器，在遭攻擊時，做決定性關鍵還擊，同時，配合民主台灣奇蹟，進一步成為「民主人權輸出國」。

經濟方面，台灣應扭轉過往只重視開發的偏差，建立低污染高效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政策，以現有高科技優勢為基礎，創造知識經濟的優良環境；教育方面，全盤評估各級學校的教育內容，建構台灣主體性價值，應積極監督大眾傳播媒體的機制，藉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堅實，回復媒體專業角色，解除其充當意識型態的機制；談到媒體，李登輝對充斥台灣的親中媒體很不以為然，指責媒體常以「台北看天下」，既自大又充滿偏狹。

李登輝致詞表示，群策會推動「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就是希望全體台灣人民能從新的國際局勢中，尋找自己的新價值、新定位、思考我是誰？台灣為何國不成國？從歷史軌跡去追尋台灣的主體性，再以台灣主體性思考，重新建構台灣人的精神與價值。
群策會昨天結合社運團體參與連署支持「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發展總目標」，共有六十三個民間社團為其背書、六百多人參加並支持其理念，鮮少出現的誠泰銀行董事長林誠一昨天以群策會副董事長身分出席該會。

李登輝明確表示，過去六次修憲，只是在老憲法上修修補補，不能建構可長可久的新憲法，原因是老憲法修憲高門檻，須有立委總數四分之三同意，既然修憲難度那麼高，不如重新制訂，從憲法十七條「參政權」著手，要求行政院與立法院依憲法把「創制」與「複決」兩權還給人民。

談到安全，李登輝認為，面對中共的軍事擴張，台灣應有萬全的準備，除應從預防性防禦思考，並要及早防備中共可能採取的點穴戰、癱瘓式心理戰等，他強調，台灣更應主動發展攻擊武力，在遭受攻擊時，有決定性的關鍵性還擊能力；除此之外，台灣應洞悉全球化的潮流，從政府與非政府不同管道，為台灣找到國際優勢的角色，讓台灣除了建立民主奇蹟，更進一步成為「民主人權輸出國」。

全書最有價值的話還是序論中所下總命題：

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的國家總目標，不能離開世界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