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委職司糾彈文武百官，糾彈的根據，必須依事實、證據作判定。因此，當楊記者這般剴切地標榜陶公高義，以譏評當今監委面對權力卻忸昵的姿態，是多麼理充詞沛啊！文中提到監委「精心策劃問題引導」、「臆測」、「對『兵變』一詞認知模糊」、「未深入調查」等等，的確如記者說，實在「草率」。故而文末對監察院「蒼蠅蚊子院」、「冤枉院」的嘲諷之詞，毋寧說是在「恨鐵不成鋼」之心情下的憤激之言。

不過，楊記者此篇若有佳義，大概也言盡於此了。可是我們還可以從此文中，引伸出兩個問題：

1.媒體自省問題
前文謂「監委職司糾彈文武百官，糾彈的根據，必須依事實、證據作判定」，然而記者報導大小新聞，也必須依據事實、來源作客觀的陳述。職責雖異，強調「客觀公正」、「言必有據」的信條卻是一致的。當面臨政治壓力之際，「忠於職分」、「不冤枉人」的原則也是兩者之所同。楊記者批評監委的種種，事實上無一不可拿來讓記者自我批判。「精心策劃問題引導」、「臆測」、「對關鍵詞認知模糊」、「未深入調查」等等，哪一項不是當今台灣媒體的問題？甚者憑空杜撰、惡意栽贓。以「草率」論斷猶嫌過輕，遑論陶公「不冤枉人」的境界。楊文標題是「抗壓與求真」，僅以此寄望於媒體工作者。

2.監察權的存廢問題
監察權是中國傳統專制政治相當重要的制衡設計，但是理念上的合理性，不代表實際運作的必然順利，主要的問題，還在於監察權之「權力來源」--------也就是君權--------的限制。白話點講，吃人的嘴軟，不論是專制帝王的「欽命」或是國民政府「總統提名、國會通過」的設計，當監察權必須面對元首，其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而其所能與之相抗的條件，只剩下個人「風骨」、「高節」等道德力量與「求真」、「求實」等專業學養了。我們不要輕易地從楊文中想當然爾的認為，現在的監委全是一群軟骨頭，以前的監委起碼還出過一個陶百川，而升起「今不如昔」之感。事實上，除了陶公外，國民黨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中，還出現過哪位具相同水平的人物？還出現過哪些「沈冤得雪、正義伸張」的事件？即便如楊記者大力頌揚的「孫立人案」，蔣政權還不是不採納他的報告，而判定了孫立人叛亂罪「屬實」？這是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拿來緬懷「前朝的聖君賢相」那麼簡單。惟此問題牽涉到法學專業，在下就不現醜了，僅提問於此，以俟能者。

http://udnnews.com/NEWS/OPINION/PUBLIC-FORUM/947732.shtml
聯合筆記》監委的抗壓和求真 楊湘鈞

前監委陶百川去世，資深政治學者胡佛評價其一生，除了稱譽其「高風亮節」，更強調他「不冤枉人」。為何監委的「不冤枉人」比「高風亮節」更值得國人敬重？看了最近曝光的監察院拉法葉案調查小組的筆錄，不得不令人感嘆，胡佛的洞察確有見地。

陶百川「不冤枉人」最為突出之事例，是他完全不畏早年白色恐怖及威權統治的政治氛圍，完成了與外界「認知」截然不同的孫立人事件調查報告，直指事件源起於軍中「留美派」與「黃埔派」的政治鬥爭，全案並無謀叛意圖。這項調查雖因政治因素遲至近年始得公布，卻已成為後世觀照歷史的重要證據。

同樣是涉及軍事將領的調查，在監院約詢李前總統的筆錄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在監委「精心策畫」的連環問題引導下，李前總統直指郝柏村「可能兵變」。以當年的政治情境，李登輝午夜夢迴若有此憂懼，或許可以想像；但十年後的今天，監委竟仍將這種純屬個人「臆測」之詞載入筆錄列為心證，也未再作深入的調查，甚且以此作為認定郝柏村等「侵犯統帥權」的依據之一，監委的輕率讓人訝異。

更可議者，監委對「兵變」一辭的出處，認知相當模糊。甚至有監委表示，李總統「應該沒有」直接說出「兵變」二字，兵變可能是委員紀錄時「統整」李登輝想法的一個概念。直到昨天，監委一再討論，才確認李登輝是說過「可能發生兵變」的話。草率若此，就更讓人驚駭莫名。監委們多的是法學碩儒，豈會不知調查報告應力求嚴謹及確實，以免誤斷人的清白及事的是非？若可逕依「統整」認知「兵變」，豈能與「監察」之名相配？更遑論達到「不冤枉人」的境界了。

監察院被譏為蒼蠅蚊子院，或許讓監委覺得不受尊重；但若監察院淪為「冤枉院」，卻將使監委斯文掃地。如果不能對權力及流俗的政風懷有一點抗拒能力，監委如何作出公正而真確的評斷？

新聞作業員從不用功，只看到一點就
大作文章，調查報告那樣厚，他們有研究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