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12　 中國時報
新聞媒體 該加油了
◎馮賢賢

平面記者上電視的問題在報上引發熱烈的討論。許多讀者不但對某些記者在電視上的放言高論表示嫌惡，甚至主張平面記者根本就不應該上電視。其實，資深記者如果能夠提供深入的觀察和細緻的新聞脈絡分析，彌補分秒必爭的電視新聞的不足，上電視倒也不是不對的事，問題在於他們太不專業了，早已被觀眾識破而不自覺，才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坦白面對吧，許多上電視的記者很少對事實提出冷靜的分析，只是用麻辣的語言發表一大堆自以為是的意見，嘻笑怒罵，冷嘲熱諷，甚至毫不遮掩的人身攻擊，不但未深化議題的討論，反而讓電視新聞節目更加綜藝化。

這樣的行為很不可思議。因為一般讀者總以為資深記者是客觀而具有深入的觀察功力的，他們在電視上每天這樣自暴其短，其實對自己、對報社的公信力傷害都很大。

記者的本分是把新聞報導做好。沒有任何花招可以取代充分的準備、認真的調查和細心冷靜的觀察。新聞記者必須信守的專業規範是：報導新聞時必須提供完整詳實的資訊，評論新聞時必須根據事實，持平公正，否則就沒有資格作記者。

新聞採訪是一個很大的特權。以記者之名，可以採訪權貴，出入重要場合，取得各色資訊。而媒體與記者應該回饋的是，以多方觀察和仔細求證來提供專業的新聞報導。唯有這種品質的新聞報導，才能善盡媒體守望社會的責任。

說「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真正的意義在於媒體應該認真報導事實真相，不受政治的利誘。所謂「監督」，是提供充分資訊讓公眾去評斷，而不是自己做判官。但我們看到許多記者，一會兒當主持人，一會兒當來賓，每天從早到晚忙著在廣播電台和電視上放送措辭強烈的個人偏見，有時甚至情緒激動到口不擇言，痛罵自己所不喜歡的政治人物「不要臉」，或是某人該「鞭屍」。這樣的行為，只會封閉公共事務的討論空間，激化社會對立，絕非媒體應有的「監督」或「在野黨」行為。

閱聽大眾需要的不是這種把偏見當作真理的「批判」。但我們的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斷濫用解嚴後大鳴大放的自由，朝著誇大其詞，聳動八卦的方向發展。九十年代流行的痞子文化，也造就了一批自認為「口才辯給，外型出眾」的記者，他們不管自己到底懂多少，對任何事情都可以以訛傳訛，發表評論，而且以口出惡言為榮，完全不顧新聞記者所應該堅持的品味與格調。今天大家真正在意的，其實不是平面記者上電視的問題，而是台灣新聞媒體，無論平面或電子，普遍漠視新聞專業應有的堅持，集體的向下沉淪。

時論廣場上的討論，反映出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普遍而深刻的不滿。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長年灑狗血的扣應節目收視率越來越差的真正原因。有遠見的媒體經營者應該從這些反應裡面看到警訊，再不改變，觀眾和廣告主就要說再見了。

（作者為媒體工作者）

2002.08.12　 中國時報
大傳學者，饒了他們吧！
林弘展/台北市（文字工作者）

最近觀閱平面媒體記者常上談話性電視節目的議題論戰，筆者認為，不管支持或反對平面媒體記者上電視談話性節目的論戰之處各方都有理，只是彼此所面對的環境與看法不同而已。

無可否認的，幾位常上談話性節目的記者最受人詬病之處應該是對於談話議題無所不包，外界需知，大部分的媒體記者其實都有區分主跑採訪線路，如果真要以是否對議題具有專業認知的標準來看，那或許只有與這些所謂資深記者主跑路線有關的議題會符合這些記者上節目的條件。

但這些談話性節目常客的所謂資深記者不然，天南地北無所不為，是專業也談、非專業也談，前者或有可取之言、後者如果仔細觀察，與其說談，倒不如說是「掰」來得實際。

因記者工作性質的關係，外界或許不知道，我們媒體從業者一天上網找資料的時間可能比一般人高出好幾倍，也因為有時間去看東觀西，自然會對許多報導知其一、二；再穿鑿附會三、四之餘，透過「掰」功硬是講成知其五、六成，一個節目談話費就可輕鬆落袋，這就是媒體圈常講的：一唬二掰三入袋。

提到學院派學者的批判與憂心，其實，國內各大傳科系教授不曉得知不知道，在國內各大媒體中，大傳、新聞科系畢業的新聞從業者竟然與非科班出身的從業者不相上下，各佔有一定的比例，在這為數近一半、甚至佔一半以上非新聞、大傳科班畢業的新聞從業人員，我們幾位大傳系所教授可知，那一套所謂新聞學理論與新聞記者的信條，是無法對這些人發生啟蒙作用的。畢竟他們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的教育與信條不是來自於理論派的象牙塔、而是務實派的社會與生存現實。

所以，大傳學者們，饒了他們吧！如真的看不下去，看你們能不能教出更優秀的學生去改善整個媒體生態。如果不行，那再看到他們橫行於第四台時，是不是建議：轉個台吧！

馮賢賢是公視新聞部門主管

在下先行補上了! 另有政大新聞系彭芸教授相關文章亦值得一讀: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2081100178,00.html

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
◎姚人多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的電視談話性節目開始邀請一些平面媒體記者到節目中發表己見。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在節目中高談闊論，儼然一副自己掌有了一些市井小民所不知道的內幕或真相。這種現象看似理所當然，其實是非常令人憂心，本文將從批判的角度來探討這種現象，並希望藉著本文能喚起媒體工作者對自身角色的反省及再確認。

觀眾大概也察覺得出來，通常，會被邀請上節目的記者大多是特定那幾個，而且他們上的節目也都固定而重複，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們講的話也都大同小異。也就是說，這些白天跑新聞的記者先生小姐到了晚上便到特定的電視台報到，成了特定談話性節目的固定班底。這種現象有何不妥？首先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總是那幾位固定的記者被邀請？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講，因為這些記者總是說一些主持人想聽的話；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講，因為製作單位早知道這些記者先生小姐的政治信仰，所以才不斷地邀請他們上節目發表一些符合電視台或主持人政治立場的言論。這個「對號入座」、「見人說人話」的現象在幾個有線電視台的節目中表現得最明顯。當然，我們絕不反對新聞記者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不過，這個問題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新聞記者所代表的發言位置及專業倫理的問題。

新聞記者的發言位置是什麼？我想任何媒體工作者在學校都有學過四個字：客觀中立。這是媒體工作者自身最基本的自我要求，也是社會大眾對媒體工作者的期許及印象。然而，若是我們仔細檢驗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在電視上的發言，這些人裡面有幾個人可以對社會大眾交代，他們做到了這個最基本的要求。不過，儘管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面對鏡頭時忘情地表現以致於忘了自己的身分需要客觀中立，邀請他們上節目的製作單位卻沒忘。我們不難發現，在談話過程所打出來的字幕中，電視台動不動就把這些記者冠上「資深」兩個字。我們感到很好奇，到底要做多久的記者才稱資深記者？事實上，這個問題對電視台來說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深」兩字可以增加記者來賓們的發言分量，愈資深的記者愈懂得更多內幕，所以他們講的話也愈具公信力。這是電視台所賣弄的小把戲，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們被電視台努力地營造成客觀中立的形象，然後卻在這種形象背後發表若干一致性很高的、符合特定人士政治利益的話語。

再來，新聞記者的專業倫理是什麼？難道是把白天在工作單位內採訪對象的秘辛到了晚上拿到另一個媒體單位來發表及販賣嗎？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台灣社會對八卦、揭人隱私、挖人瘡疤的高度興趣。電視台及觀眾雙方都一致認定記者先生小姐們應該知道政治人物鮮為人知的隱私及內幕，於是他們便把偷窺的慾望放在這些原本應有著嚴格專業倫理的記者先生小姐身上，希望後者來滿足他們。這絕對是個病態的共生關係，更嚴重的是，照目前的情勢看來，電視台、記者來賓、及觀眾三方都很享受這種病態關係。於是，我們的電視新聞被「綜藝化」，我們的記者堂而皇之出入電視台所設下的「新聞夜總會」而不覺有何不妥，我們的觀眾看到被綜藝化的新聞之後哈哈大笑。新聞的嚴肅性、新聞記者的專業倫理，以及觀眾對媒體工作者的要求就這樣一並消失在電視節目的輕浮之中。我們不禁要問，當一個社會上那些號稱是正派的媒體工作者也參與製造八卦的過程，我們的社會還有什麼希望？我們又還能從媒體身上要求什麼、得到什麼？

民進黨執政之後的台灣電視出現了一些立場非常明顯的反扁性質的談話性節目，這些節目中豢養了一些有著客觀中立光環護身卻總是說些主觀言論的記者來賓。表面上看來，這些記者來賓似乎盡忠職守地在監督政府。然而，我們只需問一個問題便可得知事情的真相：若干年後當民進黨下臺之後，目前這批在電視上不斷拋頭露面的記者先生小姐還會以同樣的熱情批判執政的泛藍政府嗎？在此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民進黨下臺，現在這些紅得發紫的記者來賓也將會失去曝光的機會。因為，很有可能現在那些邀請他們上節目的主持人都當官去了。不過，台灣的媒體與政治間的關係將不會因這些人的消失而變得健康，因為到時候一定會有些電視台邀請一些民進黨的失意政客主持一些迎合民進黨的節目，然後再度豢養一些迎合民進黨的記者來賓發表迎合民進黨的言論。這就是令人失望的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或者說的更準確一點，這就是令人失望的台灣「媒體政治學」。

被這種媒體政治學霸佔下的台灣，我們的新聞沒有專業，我們的記者沒有倫理，我們的電視總是色彩分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那個傳說中應該在民主自由社會中產生的理性溝通空間將從何而來。

小朋友你們不要嚇我~~~~,這位彭大小姐以前經常撰文反對解嚴,反對國會全面改選,反對言論自由...甚至她還上過軍方莒光日節目說黨外是共匪同黨,是國軍三合一敵人...

頃閱八月九日「時論廣場」刊出，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姚人多君所撰之「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一文（以下簡稱「姚文」），心中感到驚駭莫名。筆者忝為新聞從業之一員，又曾參與過平面（報紙）、電子（電視、廣播）及網路（電子報）等媒體運作工作，更是姚文筆下「那幾位經常固定被邀請上電視台節目的記者」之一，因認為姚文所批判的立論，與事實有諸多不符之處，在此略作說明。

筆者必須坦白指出，姚文觀察到的現象並沒有錯，但他所作的推斷則失之謬誤。是的，會上節目的記者真的是「特定的那幾個」，但為何如此？因為，電視台邀請平面媒體記者上節目，並不具有強制力。受邀的記者可以選擇上或不上節目。願意受邀的記者，本來就不多，而這些有意願的記者之中，外形與口才至少都還必須達到一般以上的水準，才不會讓收看節目的觀眾感到「慘不忍睹」，進而轉台，因之，能上節目的記者人數，自然更少。

再進一步言，以筆者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參與TVBS「顛覆新聞」節目製作工作，到後來擔任衛視中文台「新聞ｅ點靈」節目顧問，以至晚近在緯來綜合台主持「新聞有詭」節目的經驗來看，談話性節目邀請政治人物出席，或有可能考量其黨派背景，但邀請記者時，考量的絕對是「專業程度、口才便給、外形出眾」，絕對沒有姚文所稱的那種「記者的政治信仰」，也從來沒有期待記者們上節目能發表一些「符合電視台或主持人政治立場的言論。」

此外，筆者要對姚文中以「豢養」一詞來描述平面記者上電視節目的說法，表達強烈的抗議。在沒有經過實證研究下，姚文驟然以主觀的論斷，提出這種帶有強烈貶抑色彩的文字，對所有上節目的記者都不公平。

學過新聞學的人都知道，所謂的「第四權理論」強調的重點就是「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對於執政者強烈而嚴格的監督與批判，原本就是新聞從業人員無可逃避的天職。扁政府執政，談話性節目中討論的議題自是以扁政府施政的利弊得失為主，此種現象又豈只於台灣一地？君不見美國的電視媒體，當民主黨執政時，政論性節目批判的就是民主黨政府，當共和黨執政時，批判的就是共和黨政府。此何足怪哉？如果扁政府執政，談話性節目批判的卻是未執政的在野黨，那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更何況，電視談話性節目是自二○○○年三月十八日之後才推出的新形態節目嗎？顯然不是。那麼，在此之前的談話性節目，批判的對象又是誰呢？難道不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嗎？筆者還記得，當年參與「顛覆新聞」節目時，國民黨部分大老即因為節目對國民黨的批判太過強烈，而曾數度親自或透過他人向節目「致意」，希望能有緩頰的機會。筆者不了解，怎麼才時隔兩年，姚文就把當年的時空環境完全忘得一乾二淨了呢？

事實上，對於平面媒體記者上電視，在新聞界一直有兩派爭議。一派期期以為不可，一派則認為並無不可。筆者支持後者。論點很簡單，因為，平面媒體的篇幅有限，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胃納，把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在文中交代清楚，記者辛勤採訪的新聞或內幕，如果無法在報端發表，若有其他管道能予以揭露，對民眾「知的權利」其實亦有正面功效。

就電視台而言，邀請政治人物上節目，必須考量其黨派色彩，有時，基於政黨對立，來賓言談間確會發生「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情形。但邀請記者上節目，則無此顧慮，只要記者夠專業、夠深入、夠貼近新聞事件或當事人，有時，記者所發表的論點，更能拆穿虛偽政客的假面具。或許，這也是電視談話性節目邀請記者的比例日高的原因之一吧！

2002.08.09　 中國時報
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
◎姚人多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的電視談話性節目開始邀請一些平面媒體記者到節目中發表己見。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在節目中高談闊論，儼然一副自己掌有了一些市井小民所不知道的內幕或真相。這種現象看似理所當然，其實是非常令人憂心，本文將從批判的角度來探討這種現象，並希望藉著本文能喚起媒體工作者對自身角色的反省及再確認。

觀眾大概也察覺得出來，通常，會被邀請上節目的記者大多是特定那幾個，而且他們上的節目也都固定而重複，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們講的話也都大同小異。也就是說，這些白天跑新聞的記者先生小姐到了晚上便到特定的電視台報到，成了特定談話性節目的固定班底。這種現象有何不妥？首先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總是那幾位固定的記者被邀請？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講，因為這些記者總是說一些主持人想聽的話；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講，因為製作單位早知道這些記者先生小姐的政治信仰，所以才不斷地邀請他們上節目發表一些符合電視台或主持人政治立場的言論。這個「對號入座」、「見人說人話」的現象在幾個有線電視台的節目中表現得最明顯。當然，我們絕不反對新聞記者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不過，這個問題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新聞記者所代表的發言位置及專業倫理的問題。

新聞記者的發言位置是什麼？我想任何媒體工作者在學校都有學過四個字：客觀中立。這是媒體工作者自身最基本的自我要求，也是社會大眾對媒體工作者的期許及印象。然而，若是我們仔細檢驗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在電視上的發言，這些人裡面有幾個人可以對社會大眾交代，他們做到了這個最基本的要求。不過，儘管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面對鏡頭時忘情地表現以致於忘了自己的身分需要客觀中立，邀請他們上節目的製作單位卻沒忘。我們不難發現，在談話過程所打出來的字幕中，電視台動不動就把這些記者冠上「資深」兩個字。我們感到很好奇，到底要做多久的記者才稱資深記者？事實上，這個問題對電視台來說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深」兩字可以增加記者來賓們的發言分量，愈資深的記者愈懂得更多內幕，所以他們講的話也愈具公信力。這是電視台所賣弄的小把戲，這些記者先生小姐們被電視台努力地營造成客觀中立的形象，然後卻在這種形象背後發表若干一致性很高的、符合特定人士政治利益的話語。

再來，新聞記者的專業倫理是什麼？難道是把白天在工作單位內採訪對象的秘辛到了晚上拿到另一個媒體單位來發表及販賣嗎？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台灣社會對八卦、揭人隱私、挖人瘡疤的高度興趣。電視台及觀眾雙方都一致認定記者先生小姐們應該知道政治人物鮮為人知的隱私及內幕，於是他們便把偷窺的慾望放在這些原本應有著嚴格專業倫理的記者先生小姐身上，希望後者來滿足他們。這絕對是個病態的共生關係，更嚴重的是，照目前的情勢看來，電視台、記者來賓、及觀眾三方都很享受這種病態關係。於是，我們的電視新聞被「綜藝化」，我們的記者堂而皇之出入電視台所設下的「新聞夜總會」而不覺有何不妥，我們的觀眾看到被綜藝化的新聞之後哈哈大笑。新聞的嚴肅性、新聞記者的專業倫理，以及觀眾對媒體工作者的要求就這樣一並消失在電視節目的輕浮之中。我們不禁要問，當一個社會上那些號稱是正派的媒體工作者也參與製造八卦的過程，我們的社會還有什麼希望？我們又還能從媒體身上要求什麼、得到什麼？

民進黨執政之後的台灣電視出現了一些立場非常明顯的反扁性質的談話性節目，這些節目中豢養了一些有著客觀中立光環護身卻總是說些主觀言論的記者來賓。表面上看來，這些記者來賓似乎盡忠職守地在監督政府。然而，我們只需問一個問題便可得知事情的真相：若干年後當民進黨下臺之後，目前這批在電視上不斷拋頭露面的記者先生小姐還會以同樣的熱情批判執政的泛藍政府嗎？在此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民進黨下臺，現在這些紅得發紫的記者來賓也將會失去曝光的機會。因為，很有可能現在那些邀請他們上節目的主持人都當官去了。不過，台灣的媒體與政治間的關係將不會因這些人的消失而變得健康，因為到時候一定會有些電視台邀請一些民進黨的失意政客主持一些迎合民進黨的節目，然後再度豢養一些迎合民進黨的記者來賓發表迎合民進黨的言論。這就是令人失望的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或者說的更準確一點，這就是令人失望的台灣「媒體政治學」。

被這種媒體政治學霸佔下的台灣，我們的新聞沒有專業，我們的記者沒有倫理，我們的電視總是色彩分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那個傳說中應該在民主自由社會中產生的理性溝通空間將從何而來。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2002.08.10　 中國時報
平面記者上電視有何不可
◎范立達

頃閱八月九日「時論廣場」刊出，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姚人多君所撰之「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一文（以下簡稱「姚文」），心中感到驚駭莫名。筆者忝為新聞從業之一員，又曾參與過平面（報紙）、電子（電視、廣播）及網路（電子報）等媒體運作工作，更是姚文筆下「那幾位經常固定被邀請上電視台節目的記者」之一，因認為姚文所批判的立論，與事實有諸多不符之處，在此略作說明。

筆者必須坦白指出，姚文觀察到的現象並沒有錯，但他所作的推斷則失之謬誤。是的，會上節目的記者真的是「特定的那幾個」，但為何如此？因為，電視台邀請平面媒體記者上節目，並不具有強制力。受邀的記者可以選擇上或不上節目。願意受邀的記者，本來就不多，而這些有意願的記者之中，外形與口才至少都還必須達到一般以上的水準，才不會讓收看節目的觀眾感到「慘不忍睹」，進而轉台，因之，能上節目的記者人數，自然更少。

再進一步言，以筆者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參與TVBS「顛覆新聞」節目製作工作，到後來擔任衛視中文台「新聞ｅ點靈」節目顧問，以至晚近在緯來綜合台主持「新聞有詭」節目的經驗來看，談話性節目邀請政治人物出席，或有可能考量其黨派背景，但邀請記者時，考量的絕對是「專業程度、口才便給、外形出眾」，絕對沒有姚文所稱的那種「記者的政治信仰」，也從來沒有期待記者們上節目能發表一些「符合電視台或主持人政治立場的言論。」

此外，筆者要對姚文中以「豢養」一詞來描述平面記者上電視節目的說法，表達強烈的抗議。在沒有經過實證研究下，姚文驟然以主觀的論斷，提出這種帶有強烈貶抑色彩的文字，對所有上節目的記者都不公平。

學過新聞學的人都知道，所謂的「第四權理論」強調的重點就是「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對於執政者強烈而嚴格的監督與批判，原本就是新聞從業人員無可逃避的天職。扁政府執政，談話性節目中討論的議題自是以扁政府施政的利弊得失為主，此種現象又豈只於台灣一地？君不見美國的電視媒體，當民主黨執政時，政論性節目批判的就是民主黨政府，當共和黨執政時，批判的就是共和黨政府。此何足怪哉？如果扁政府執政，談話性節目批判的卻是未執政的在野黨，那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更何況，電視談話性節目是自二○○○年三月十八日之後才推出的新形態節目嗎？顯然不是。那麼，在此之前的談話性節目，批判的對象又是誰呢？難道不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嗎？筆者還記得，當年參與「顛覆新聞」節目時，國民黨部分大老即因為節目對國民黨的批判太過強烈，而曾數度親自或透過他人向節目「致意」，希望能有緩頰的機會。筆者不了解，怎麼才時隔兩年，姚文就把當年的時空環境完全忘得一乾二淨了呢？

事實上，對於平面媒體記者上電視，在新聞界一直有兩派爭議。一派期期以為不可，一派則認為並無不可。筆者支持後者。論點很簡單，因為，平面媒體的篇幅有限，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胃納，把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在文中交代清楚，記者辛勤採訪的新聞或內幕，如果無法在報端發表，若有其他管道能予以揭露，對民眾「知的權利」其實亦有正面功效。

就電視台而言，邀請政治人物上節目，必須考量其黨派色彩，有時，基於政黨對立，來賓言談間確會發生「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情形。但邀請記者上節目，則無此顧慮，只要記者夠專業、夠深入、夠貼近新聞事件或當事人，有時，記者所發表的論點，更能拆穿虛偽政客的假面具。或許，這也是電視談話性節目邀請記者的比例日高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為News 98 廣播電台主持人）

弱智媒體領航 台灣也瘋狂
黃文毅/台南市（網路公司經理）

拜讀八月九日姚人多教授「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真是令人心有戚戚焉。文中提到：不知何時，台灣的媒體記者朋友，各各都成了政治學家，或許不應該稱之為政治學家，應該稱之為綜藝節目來賓，白天跑新聞，晚上收集一些白天的漏網新聞，上叩應節目，大曝八卦，洋洋自得，不同的節目，相同的臉孔，姑且不論其政治立場偏藍偏綠。

曾經和朋友開玩笑：其實我們也可以在電視上開個節目，邀請三四個好朋友，上節目聊聊天，罵罵政府，聊聊立委八卦，但絕不可談及嚴肅的話題，即使談及嚴肅的話題，也要以聊八卦的心情，只要我們認識個媒體高層，大致就可搞定，因為這就是當前台灣的媒體生態。不論什麼議題，一切綜藝化，搞笑化，管他什麼專業，就如東風電視台轉播世足賽，陶子以綜藝化方式報導，遭致球迷圍剿，還大言不慚的說想以輕鬆的方式轉播，一個專業的運動轉播，都可以被媒體搞成如此不倫不類，我想，台灣的媒體真的沒救了。

叩應及所謂的新聞談話節目實是一大奇觀，叩應節目就請兩派人馬來互罵，所謂的新聞談話節目就請所謂的資深媒體工作者，資深記者，更誇張的是請所謂資深廣告人上節目，一票資深××人，磕牙聊天，很像隔壁鄰居三姑六婆道人長短說八卦。其實更深層的影響是：台灣民眾被教育成不知感恩，只知問題發生，都是別人的錯。火災發生，消防隊怎麼來的這麼慢？華航失事，救援怎麼這麼慢？怎麼沒有第一時間把屍體打撈起來？新聞永遠報導家屬如何指責救援效率及失控的情緒，從沒看見新聞報導救援人員的辛勞。

當大家羨慕911後紐約所展現的驚人團結力，羨慕紐約是個偉大城市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是沒有一則報導家屬抱怨救援，反而是大家懷著哀傷的心，感激就難人員所做的一切。台灣為什麼不是一個偉大的島，差別就在這裡。

食人魚併發症 媒體蔓延
藍書璇/台北市（大學生）

拜讀九日貴版姚人多「令人失望的當前媒體政治學」一文，心有戚戚焉。並且想到美國新聞學者何爾頓曾針對種種媒體亂象所提出的論調；他認為新聞界具有食人魚的偏好，喜歡追逐流血的東西，並且緊咬不放直到吃光為止。他稱之為「食人魚併發症」。的確，新聞中層出不窮的弒父弒母案例讓人膽戰心驚，但我們不禁懷疑此類人倫悲劇果真如此高頻率地在社會中真實上演？婦女遭受性侵害，青少年飆車砍人難道防不勝防？一則則新聞剪輯後成了社會邊緣現象的放大鏡，在普羅大眾眼中漸漸渲染成社會的邪惡中心。不禁懷疑到底是社會病了，還是媒體病了？

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網「20／20」新聞評論節目日前質疑大量羶色腥的報導，並不完全真實地反映社會的真實現況。日本東京電視公司也在日前自編自製出一則偷竊新聞，其中記者出錢要求小偷犯案，進而報警全程跟拍。此事一出，輿論譁然。突然間記者由新聞事件中友情客串的角色（化身採訪）晉升為導演、製片。

相較之下，台灣媒體就是多了迷信、神話色彩。陳寶蓮事件真正問題的核心不是她的恍神，她的情史，或她的演藝生涯，甚至她陰森的住處；而是這樣一個精神病患案例所暴露出社會醫療問題以及一直以來對於「產後憂鬱症」這個符號的貶抑。再看今日「養小鬼」風波，不但荒謬至極，並且一點新聞價值也無；由記者主播、電視節目一窩「瘋」的採訪，繪聲繪影闡釋看來，媒體連理智和可信度都失去，更遑論倫理責任何在。

筆者雖深知新聞難絕對客觀中立，但仍希望能夠提高其專業自律；同時身為閱聽眾的一員，也相信媒體改造主力應落實於民間。

2002.08.11　 中國時報
平面記者最好少上電視
◎彭芸

台灣諸多事是見怪不怪，但任何事總該有個底線，各行各業的底線為何？專業而已。沒有專業，想要在行內行外贏得他人尊敬，挺困難。

本文不想多討論所謂專業意理、專業精神，或專業態度，只想問：「平面記者上電視專業嗎？」有線電視頻道充斥著談話節目本已是台灣怪現象，而這一年多來印刷媒體記者早上跑新聞，晚上忙著上電視，說一大堆有的沒的，更是向下沈淪的最好印證。

有線、衛星頻道為了省錢，製作廉價的談話節目，找一些政治人物彼此攻訐，題材、來賓、內容都因太過雷同，收視率普遍下降，乃窮則變、變則通，換個方式，找年輕的所謂「資深新聞工作者」。所謂「資深」，少有跑新聞超過十年者，即使超過十年，學識、素養增進多少？晚上在各不同有線電視頻道的談話節目中，從政治、社會到八卦，「扯淡完畢回家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繼續跑新聞。

所以范立達八月十日「平面記者上電視有何不可？」一副義正辭嚴的說，「平面媒體的篇幅有限，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胃納，把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在文中交代清楚，記者辛勤採訪的新聞與內幕，如果無法在報端發表，若有其他管道能予以揭露，對民眾『知的權利』其實亦有正面功效」不但顯示其對「新聞專業」的完全不了解，更暴露出沒有反省能力的悲哀。

先不要說英美各先進國家印刷媒體記者鮮少上電視的事實，畢竟不同媒體記者的「專業」，多少還是有些差別的（范文中也指出邀請對象絕對是「口才便給、外形出眾」）。而在一個「大媒體潮」的時代中，印刷媒體、電子、網路界線模糊，記者就是記者，工作就是採訪，專業就是報導的事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在採訪中了解了一些內幕，是為日後深度報導或更專業表現所得到的一些線索，不是要晚上到電視上去報告的。

如果被採訪對象知道現在採訪他／她的記者晚上常要上電視，因而有意洩露的素材是為其他目的，記者的角色就常淪為他人打手而不自覺，這只是隨便一例。其他更舉不完的例子以說明記者不受人尊重是其來有自，回歸一句話，即記者不知何謂「新聞專業」。

再說，談話節目的製作單位不專業，把好好的「公共時段」去製造各種有形無形紛爭，完全不理會談話節目原該是「理性論辯的空間」，應為提升民主而致力，現在為了便宜行事，找一些年輕「口才便給、外形出眾」的記者來填充時段，其不用心、浪費公共資源的作法，令人遺憾。

印刷媒體的負責人也「縱容」自己的記者「利益衝突」？白天領報社、雜誌社的薪水，晚上再到電視台去打雜，完全違反新聞倫理，不知道媒體負責人是不是以為這種替自己印刷媒體打知名度的方式，是很好的「公關」？殊不知最好的宣傳是自己的記者夠專業，跑到的獨家是憑真工夫，找對題材，深入追蹤，不斷查證，下筆既有品味又內容翔實，對公眾的福祉有實際的貢獻。難道真以為自己的記者到電視台上去亮個相，說一些既膚淺又無實質內涵的話，會對報社、雜誌的發行與形象有所裨益？

奉勸國內記者，普立茲新聞獎從沒有給一個晚上常上電視去聊天的印刷媒體記者，要在這行被同行、外人看得起，起碼晚上早點回家，打開書本或是上網，找一些對生命、對人群、對社會有益的內容來好好消化罷，關掉電視是第一步，最好和自己專業無關的地方少去，包括有線電視台。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報導兼評論 無冕王腳踏兩條船！
許又方/花蓮市（大學教授）

近日姚、范兩先生所爭論的平面媒體記者是否應上電視，說穿了其實就是對新聞記者的定位問題。我們都明白一個新聞媒體不可能沒有「觀點」，因為報導涉及敘事，而敘事必有其開展的切入點；但新聞媒體絕不能預設立場，因為如此將明顯造成報導失衡，損及新聞的客觀性。就這點看來，一個新聞記者若在報導一個事件之餘，仍擔任該事件之評議者的角色，似乎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或許有些人會認為，下班後，我褪下記者的頭銜，以個人身分參與公共論壇，並無不可。但不幸的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出席新聞談話節目的媒體記者，通常還是領著「資深記者」的名號登場。類似這種情形，我們可藉傳播學者L.A. Day的理論，稱其為「公眾參與的衝突」是具有爭議性的，既是具爭議性，記者在行動前，就應三思。

范先生所言甚是，媒體具有監督政府的功能；但筆者以為，監督的方法應是盡可能去挖掘事實的真相，讓人民「真知」而後產生「灼見」，進而對政府採取應有的反應，而非自己便開始當起評論者，引領閱聽人向某個場域運動。更何況，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某些參與論壇的資深記者，在講述某個狀況、某個見解時，經常用「我聽說」、「據某人說」等等類似「馬路消息」的口吻，或是「我覺得」、「我認為」等帶主觀推臆性質的語言，而不是「經過調查」、「根據××的研究」等等專業術語。如此便不得不令人懷疑：他們的話可信嗎？

批評絕非耍耍嘴皮子而已，美國專業新聞談話節目邀請的來賓，都是各方面的專家，往往對一個事件有極深入的研究與了解，有些甚至先準備底稿，才能在節目中侃侃而談。然而這樣專業的演出，卻也經常遭到民眾的揶揄與抗議，可見批評多麼專業，卻也多麼不易。我們樂見台灣有這麼多新聞談話節目在為民喉舌、監督政府，但在進行這種動作時媒體也應先「專業地」自我要求，勿讓嚴肅的批評變成信口雌黃的鬧劇。

政治記者扯八卦 專業精神在哪？
許智婷/北市（公務員）

范立達君針對姚人多先生的回應中，指出姚文中的諸多令他「驚駭莫名」的「謬誤」，范君的諸多辯解，卻也叫人驚駭莫名。或許是范君「只緣身在此山中」吧！

我是一個長期的媒體消費者，對於平面媒體記者上電視並無預設立場，也肯定范君是眾電視資深平面記者中，表現相對中肯的少數之一。但是，諸多經常上電視談話性節目的常客（或明星記者），大剌剌、毫不避諱的在節目中宣洩其政治傾向或意識形態卻不敢苟同。因為，看過平面記者在電視上陳述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後，很難不對其隔天在平面媒體所報導之政治新聞角度，或評論文章，預先加諸有色眼光。這對閱聽人與強調專業、客觀的平面媒體記者都不公平。

絕大多數記者都有政治立場，或固有的意識形態，這是人性、環境等使然；但一個負責任的媒體經營者、從業人員，仍有要求自己盡量客觀、公正的責任或義務，這是擁有「第四權」的媒體人不容逃避的。

至於范君辯稱邀請記者上節目的考量，絕對是「專業程度、口才便給、外型出眾」，沒有政治信仰，真的嗎？當財經記者談論命理、易經大師談論國政、政治記者談論影視明星緋聞，專業嗎？還是記者常能一通百通？另外，上電視真的一定要外型出眾嗎？澎恰恰、許效舜與這些常上節目的明星記者都外型出眾嗎？事實上，受電視觀眾歡迎的，恐怕未必是俊男美女。

其實這些常上談話性節目的明星記者，細心的觀眾大約一到二次就可以解讀出其政治立場，製作單位有無偏頗，只要有心就可以統計出而得。例如：一個月來不同政治立場（如偏綠、藍、橘、中立）來賓上節目統計比較，或最常上節目來賓前二十大其政治立場的統計等，每一節目是否走偏鋒便無可遁逃，而統計結果也可作為督促自己（節目）的標尺。

2002.08.12　 中國時報
何不栽培自己的資深記者
葛傳富/台北市（新聞部副理）
常有人說電視台的記者、主播，膚淺、是花瓶、或是奶油小生，他們甘於如此被稱呼嗎？其實不然。

從事電視新聞這一行整整有十四年的時間，早期在華視新聞部工作的時候，晚間新聞只有三十分鐘，主播李艷秋會主動針對當天重大的新聞事件，邀請主跑的記者上主播台，做不同面相的新聞內幕分析，雖然僅僅只有三至四分鐘的評論，但在當時已經是創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時主跑台北市政新聞的盧秀燕所採訪「假愛心真斂財」系列報導轟動一時，也因此獲得當年度的金鐘獎最佳新聞採訪獎。

目前有線新聞台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電視台的老闆已經投入大量資金經營，有遠見的經營者應該培養屬於自己的專業記者，向國外媒體學習，增加專業召集人的編制，在發生重大新聞事件的時候能有自己頻道的評論員。

回歸專業是電視台主管應該深自反省的課題，今天不培養屬於自己的專業資深記者，將永遠淪為報紙的附庸。從採訪的題材到專業的評析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要再為了省錢而邀請報社記者上節目或迷信名嘴，速食的電視文化得不到大眾的信賴，讓電視的歸電視，報紙的歸報紙，回歸真正的專業。

新聞媒體 該加油了
◎馮賢賢

平面記者上電視的問題在報上引發熱烈的討論。許多讀者不但對某些記者在電視上的放言高論表示嫌惡，甚至主張平面記者根本就不應該上電視。其實，資深記者如果能夠提供深入的觀察和細緻的新聞脈絡分析，彌補分秒必爭的電視新聞的不足，上電視倒也不是不對的事，問題在於他們太不專業了，早已被觀眾識破而不自覺，才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坦白面對吧，許多上電視的記者很少對事實提出冷靜的分析，只是用麻辣的語言發表一大堆自以為是的意見，嘻笑怒罵，冷嘲熱諷，甚至毫不遮掩的人身攻擊，不但未深化議題的討論，反而讓電視新聞節目更加綜藝化。

這樣的行為很不可思議。因為一般讀者總以為資深記者是客觀而具有深入的觀察功力的，他們在電視上每天這樣自暴其短，其實對自己、對報社的公信力傷害都很大。

記者的本分是把新聞報導做好。沒有任何花招可以取代充分的準備、認真的調查和細心冷靜的觀察。新聞記者必須信守的專業規範是：報導新聞時必須提供完整詳實的資訊，評論新聞時必須根據事實，持平公正，否則就沒有資格作記者。

新聞採訪是一個很大的特權。以記者之名，可以採訪權貴，出入重要場合，取得各色資訊。而媒體與記者應該回饋的是，以多方觀察和仔細求證來提供專業的新聞報導。唯有這種品質的新聞報導，才能善盡媒體守望社會的責任。

說「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真正的意義在於媒體應該認真報導事實真相，不受政治的利誘。所謂「監督」，是提供充分資訊讓公眾去評斷，而不是自己做判官。但我們看到許多記者，一會兒當主持人，一會兒當來賓，每天從早到晚忙著在廣播電台和電視上放送措辭強烈的個人偏見，有時甚至情緒激動到口不擇言，痛罵自己所不喜歡的政治人物「不要臉」，或是某人該「鞭屍」。這樣的行為，只會封閉公共事務的討論空間，激化社會對立，絕非媒體應有的「監督」或「在野黨」行為。

閱聽大眾需要的不是這種把偏見當作真理的「批判」。但我們的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斷濫用解嚴後大鳴大放的自由，朝著誇大其詞，聳動八卦的方向發展。九十年代流行的痞子文化，也造就了一批自認為「口才辯給，外型出眾」的記者，他們不管自己到底懂多少，對任何事情都可以以訛傳訛，發表評論，而且以口出惡言為榮，完全不顧新聞記者所應該堅持的品味與格調。今天大家真正在意的，其實不是平面記者上電視的問題，而是台灣新聞媒體，無論平面或電子，普遍漠視新聞專業應有的堅持，集體的向下沉淪。

時論廣場上的討論，反映出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普遍而深刻的不滿。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長年灑狗血的扣應節目收視率越來越差的真正原因。有遠見的媒體經營者應該從這些反應裡面看到警訊，再不改變，觀眾和廣告主就要說再見了。

（作者為媒體工作者）

大傳學者，饒了他們吧！
林弘展/台北市（文字工作者）

最近觀閱平面媒體記者常上談話性電視節目的議題論戰，筆者認為，不管支持或反對平面媒體記者上電視談話性節目的論戰之處各方都有理，只是彼此所面對的環境與看法不同而已。

無可否認的，幾位常上談話性節目的記者最受人詬病之處應該是對於談話議題無所不包，外界需知，大部分的媒體記者其實都有區分主跑採訪線路，如果真要以是否對議題具有專業認知的標準來看，那或許只有與這些所謂資深記者主跑路線有關的議題會符合這些記者上節目的條件。

但這些談話性節目常客的所謂資深記者不然，天南地北無所不為，是專業也談、非專業也談，前者或有可取之言、後者如果仔細觀察，與其說談，倒不如說是「掰」來得實際。

因記者工作性質的關係，外界或許不知道，我們媒體從業者一天上網找資料的時間可能比一般人高出好幾倍，也因為有時間去看東觀西，自然會對許多報導知其一、二；再穿鑿附會三、四之餘，透過「掰」功硬是講成知其五、六成，一個節目談話費就可輕鬆落袋，這就是媒體圈常講的：一唬二掰三入袋。

提到學院派學者的批判與憂心，其實，國內各大傳科系教授不曉得知不知道，在國內各大媒體中，大傳、新聞科系畢業的新聞從業者竟然與非科班出身的從業者不相上下，各佔有一定的比例，在這為數近一半、甚至佔一半以上非新聞、大傳科班畢業的新聞從業人員，我們幾位大傳系所教授可知，那一套所謂新聞學理論與新聞記者的信條，是無法對這些人發生啟蒙作用的。畢竟他們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的教育與信條不是來自於理論派的象牙塔、而是務實派的社會與生存現實。

每個人捫心自問，20秒你能說多少字？一個問題是否可以清晰表達？如果不能，我們電視節目的Call-in是否只是「宣洩」的管道？除了一些無法到場的專業人士，由主持人CCall-Out外，說時在，我在英國一年多沒看過哪一場電視談話節目有開放Call-in的。

為何？ ？ ？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社會各界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太激烈了，太多人早就一藍爬火了(例如中時該版的編輯收到超多的投書)

另一個原因是 ，中時不入剛入主中天嗎？嘿嘿嘿，這類節目被做濫了，中時就算在後面跟也跟不上了，乾脆另起爐灶，而原來別人玩的濫遊戲，中時順道全部給予翻桌，讓別人玩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