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端／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
前一陣子，「民間司改會」對這幾年官方推動的司法改革，給了不及格的分數，曾令院長以下不少法律實務工作者十分氣餒與不解。為什麼台灣司法改革的步伐總是落後於社會大眾的期待？為什麼台灣司法公信力總是偏低？這個謎團，不但在朝的法律人一直想要找到答案，在野的法律社會學家也同樣感到困惑，亟思獲得適切的分析與解釋。

然而，最近台灣一連串涉及權貴的司法偵察與審判的結果，在我們竭力解謎的過程中，又加添了一些疑惑與不安。疑惑的是，這些司法偵察與審判似乎無助於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不安的是，它們一連串地發生，似乎並非偶然地，暗示我們或許已經找到可能的答案，儘管我們並不樂見這樣的解答。

蘇永欽教授曾在台灣做過兩次司法公信力的田野調查，有一項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他詢問台灣民眾說：「法律制度是否對富人與權貴較有利？」一九八五年台北市相信的人有百分之四十一，台北縣的有百分之四十九；十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全台調查的結果，攀升到百分之七十八，可見民眾對法院審判的公正性的確相當缺乏信心，尤其研究顯示，在台灣經濟發展後，社會貧富差距正在逐漸加大中，此時檢調與法院如果還是給人為富人與權貴而服務的印象，無法以法律來濟弱扶傾，將會離「人民的司法」的理想越來越遠。

最近一連串案件的偵察與審判，有人批評選擇性地偵察辦案，有人批評審判結果對權貴較為有利。我們無從得知司法實務工作者肩上所承擔的龐大壓力，我們也無法完全得知他們認真與努力的程度，但是我們卻可知道各種猜測與推論不脛而走，這不但無助於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而且正在斲傷多年司法改革的根基。

法律保護了誰？法律是誰的武器呢？法律是否只是優勢團體的武器？法律是社會治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它本來是為了排難解紛、濟弱扶傾而存在的。但是黑盒子一般的法律，常常變成社會優勢團體的武器。多年前，馬克思主義法學家曾極力批判西方社會的司法，只反映了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是一種「階級司法」。衝突學派的德國法律社會學家達倫朵夫，以西德邦高等法院法官父親職業的社會統計為基礎，將「階級司法」的命題改用「二分的社會」來代替，西德法官父親的職業多半是中上階層，來自這半個世界的法官們，他們卻要對多半來自另外半個世界的涉案人加以審判。

值此台灣司法改革的關鍵時刻，我們實在擔心法律本為伸張正義、解決社會階級衝突而存在，但是如果法律只是對權貴有利，成為支配者壟斷的支配與權力之時，法律本身便會變成製造衝突的來源，成為「在社會衝突充當武器的法律」。但願「階級的司法」在台灣不是事實，但願為扶助窮人打官司，卻被朝野立委譏為「錢坑法案」的「法律扶助法」能夠早日通過，則台灣司法幸甚！台灣人民幸甚！

【2002/12/14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