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自由的界限何在?(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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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秀雄 於 2002/06/17 01: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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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自由的界限何在?(再續) 戴秀雄 於 2001/12/17 18:55 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每個個人的自決上，而每個人的自決又建立在他能得到、用以做決定的資訊，所以也可以說民主運作的礎石乃是資訊的流通。自工業革命以后社會分工越加專業，也越加複雜，於是對民主社會的資訊要求起了革命性的影響。 首先，每個個人除了自己的專業外對其他方面資訊的理解和處理能力大為降低，於是對於經由媒体處理過的資訊依賴性也相對提高。其次，跨區域性事務對每個個人的切身性也不是農業社會時代可以比擬。因此造就了大眾傳播媒體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負有雙重的資訊供應任務，其一是素材性資訊，供人自己做判斷；另一是供應成品意見，讓非該行業的人也能參與和了解整個社會的脈動，並籍二者之功形成政治上必要的輿論，及賦予文化新的發展。 由此來看，媒體所享有的特權來自於它的社會性功能，因此一旦媒體脫離這份社會性功能，照說它便不該再享有異於正常保護與特權。 就此所提及的功能來說，媒体，尤其是新聞的首要任務在於傳真。這一點不能因立場而改變。換言之，立場是評論的問題而不能影響事實報導的真實性。如果報導的不完整足以造成對事實了解的錯誤跟做假無異。 曾聽不少位出版界和新聞界的朋友對何榮幸事件的意見，尤其是坐編輯檯的朋友往往認為選擇性報導事實是表現立場，毫無問題。甚至有以平衡報導做為辯護理由的。 這個現象反映出一種報導和評論不分的認知缺陷，也看出新聞界中一種積非成是的不良現象。麻煩之處在於，他們都不見得有意利用這種方式企圖去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犯錯。 再加上一點，目前在媒體皆任職的人大部分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往往在自信有餘的情形下，有時甚至帶點知識性的傲慢，不管在溝通和說服上往往倍加辛苦。由於目前在台灣的媒體從業者有不少是來自於大眾傳播和新聞系的科班人員，這引起我對目前台灣新聞及大傳教育的深切疑慮。 在提供成品意見上，其實媒体是社會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它們必需消化專業資訊轉化成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再仲介給一般人。 在這一點上，台灣的媒体則是徹底缺席的；一方面媒体界本身沒有由現有人手中培養專業人才，也沒有真的去吸收其他各行的專業人才。以法律這一行來說，以最近這一年的觀察，相關報導的錯誤率以個人之見有九成以上。 幾個經典範例就是核四案，大學退學違憲案，雙首長制問題等憲法層級的例子。憲法以下階層包括八掌溪事件、婦女攜子自焚案，近及網咖管理和晶華城事件，幾乎都只有扯淡式表現。 一方面固然大部分有政治立場作祟的問題存在，但在一些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問題上仍然如此，就可明顯看出媒體界缺乏法律常識又不肯就教於專家的態度。這種現象直接造成了各種專業資訊沒辦法正確地仲介給一般民眾。 依我的觀察，幾乎各個媒體的這方面的工作都只停留在比較消費性質的方面，或者純粹科學新知的介紹，對於時事當中所涉及的，複雜的社會人文科學上的資訊，幾乎是恣意地加以詮釋，常常讓我起疑是否台灣今日媒體其實在進行的一種現代意義下的愚民教育。 評論作為意見表達的核心，其實是現代媒體威力最強大的部分。 一個評論，他會直接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由於人思考的惰性以及隔行如隔山的自然界限，評論幾乎可以擁有左右輿論的能力。 由於民主制度建立在多元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因此媒體所傳達意見必須維持多元化。也因此必須技術性地避免政治力介入媒體以及媒體事業的寡頭壟斷。 就這一點來講，應該是技術上辦得到。例如說，以反托拉斯和反卡特爾法案防止私營媒體在競爭併購之餘產生過度集中的情況。這一點，在我國公平交易法適用的發展情況上仍然有待觀察。 其次，必須要在政黨法以及大眾傳播相關法令當中對於媒體資金的問題訂出管理的原則，使其與各媒體內部人事及政策脫鉤。 另外，就是關於公視的問題，在不少國家都有公共電視的存在，其經營和人事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但是其存在需要大量政府資金的抑注。這樣子的公共電視台其實是依靠很有技巧地設計它的組織結構，讓他本身就能夠呈現多元化的意見，而且對執政的政府和政黨有足夠的抗壓力。 目前台灣雖有公共電視台的存在，但是在資金上仍然過低，因此雖然公視到目前表現中規中矩，仍然很難跟傳統三台以及其他民營電台抗爭。有關這一點，今年曾經在媒體觀察基金會的座談會當中被提到。 綜合來說，以個人之見媒體自由並不適合直接透過法律加以管制，告訴媒體人這個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 反而，它有待於社會本身的覺醒並且靠著社會運動的力量去維持媒體的正常操作。在這裏所謂正常的意義指的是，真實，專業以及理性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適度平衡。 此外，就必須要靠對於傳播媒體內部結構組織定出一個合理的規範，這規範必須做到使媒體有結構性的開放與獨立，但是卻又不影響意見的自由表達。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為一方面將會導致國家干涉民營企業，又很容易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彈，立法技巧難度很高，最後加上以台灣目前國會的結構與水準，短時間內應該很難辦到。 另外，國內專攻媒體法學的人不多，我個人所認識的至今也只有中研院的莊國榮。大體上，台灣媒體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抗戰，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社會全面的覺醒，而想要只靠少數人的的努力就要改變台灣近日媒體界的問題，雖然不敢說是緣木求魚，畢竟在管理媒體的同時要兼顧言論及媒體自由，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個人以為真正能和媒體對抗的，其實仍然只有媒體而已） 以上是我應巴茲兄所提出的問題就目前所能想到的東西所做的答覆，其實覺得還是不少東西沒講，不少問題沒有釐清，不過暫時就這樣吧！由於我自己的本行不是媒體法學，以上很多屬於純粹個人見解，因此真心希望能夠聽聽看看大家其他的說法，無論是否是法律這一行的，我想大家都能夠從中得到益處。 PS. 個人以為今天台灣媒體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其實忠實的反映出台灣社會深層的某些問題，而不侷限於統獨的意識形態性的東西。這一些，一方面與本欄的標題離題已遠，另一方面也還需要時間多加思考，就留給將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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