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新新聞電子報」的王健壯先生的文章。閱後，知道他是想從李登輝不出席余紀忠的告別式導出「第一權對第四權不尊重」的結論，藉以凸顯民主社會第四權監督角色的重要性與「該被尊重」的必要性。王先生還特別舉出《華盛頓郵報》前任老闆凱薩琳•葛蘭姆過世時「不論是現任或卸任、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總統，都向這位報人表達最後的致敬」，來對比李登輝的不是。問題是，余紀忠是凱薩琳•葛蘭姆嗎？中國時報是華盛頓郵報嗎？台灣的媒體環境跟美國能比嗎？不知道這樣算不是是引喻失義？

李登輝的惡意缺席 文◎王健壯 （摘自新新聞評論報 2002/05/08出刊）

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過世後，海內外弔唁的人不計其數，但唯獨有一個人卻意外的缺席，這個人是前總統李登輝。

李登輝如果跟李敖一樣，從來不參加婚喪喜慶的活動，那他不去弔唁余紀忠是他的原則。但他不是李敖，他不去弔唁，其中當然大有文章。

余紀忠跟所有使命型的報人一樣，他們跟政治領導人，尤其是國家元首，一向維持著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李登輝掌權初期，余紀忠跟他的關係，雖然比不上跟蔣經國那樣的密切，但李對余多少還能以禮待之。

但李登輝掌權愈久，兩人的關係愈淡，尤其對兩岸問題，兩人的立場愈行愈遠，一個主張兩國論，另一個則鼓吹邦聯論，到最後儼然已成兩條路線，各唱各的調。李登輝近幾年批判的所謂統派媒體，其中就包括中國時報在內。他不去弔唁余紀忠，很明顯是他不願向所謂的統派媒體老闆表示追悼之意。他的好惡之強與愛憎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但政見之爭是一回事，做人的基本禮貌又是另一回事。更何況，余紀忠曾經有恩於李登輝，如果余紀忠當年不夠堅持，而讓宋美齡的老官邸派勢力得逞，李登輝是否能那麼順利的承繼大統，還是未知數。李登輝後來即使再怎麼痛恨統派媒體，但如果他還記得當年那段歷史，還念一點點舊情舊恩，他都該向余紀忠 pay the last tribute，這是做國家元首的風度，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禮貌。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卸任兩年，十四年來他身邊的老臣、老友，變成他的政敵者逐年增加，其間的是非對錯，姑且不論，但政見之爭竟然爭到彼此宛若寇讎，爭到內部矛盾無限上綱變成敵我矛盾，爭到彼此老死不相往來，甚至爭到連做人基本禮貌也可以完全不顧的地步，這種民主素養顯然大有問題，也令人匪夷所思。

任何一個人一旦當上總統，理論上他的朋友應該愈來愈多，敵人愈來愈少。而且總統扮演的是結盟者與整合者的角色，能不樹敵則不樹敵，能化敵為友則化敵為友，這是當總統的基本守則。

但李登輝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他執政愈久，朋友愈少，敵人愈多，當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十之八九現在都棄他而去，輕則分道揚鑣，重則反目成仇，目前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幾乎無一是當年革命夥伴。

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人之常情，但道不同反目成仇，卻是非理性的意氣之爭。而且，不相為謀是屬於做事的層面；反目成仇卻屬於做人的層面，政治人物，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如果連這點區別都分不清楚，而放任自己的好惡愛憎，動輒對跟自己政見不合的人惡言相向，或者連基本禮貌也吝於表達，這不但有失元首的身分，對社會大眾也是一種錯誤的示範。

第一、他自己出身中國時報，將余紀忠當作是他的再生父母，那是他個人生涯經驗，沒有什麼公共性可言。而且，本來提到余紀忠時，就個媒體人，由於自己與當事人有特殊關係，更應該避嫌或是負責任地向讀者交代這層關係，以讓讀者瞭解。王健壯此文，並沒有如此做，違背基本的新聞倫理。

第二、就媒體人而言，必須強調自己的獨立性。搞什麼政治人物來崇拜，無異權力拜物教的信徒。余紀忠偉大，所以需要當權者去朝聖，不去朝聖，則是私人恩怨，心胸狹小。哪門跟哪門的錯亂邏輯。難怪，新新聞每下愈況。因為，社長本人就是個搞不清楚媒體獨立性格的拜物教信徒。

回應：
我也沒有弔唁，為何說李登輝？ 「海內外弔唁的人不計其數」是嗎？

「李登輝如果跟李敖一樣，從來不參加婚喪喜慶的活動，那他不去弔唁余紀忠是他的原則。但他不是李敖，他不去弔唁，其中當然大有文章。

余紀忠跟所有使命型的報人一樣，他們跟政治領導人，尤其是國家元首，一向維持著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李登輝掌權初期，余紀忠跟他的關係，雖然比不上跟蔣經國那樣的密切，但李對余多少還能以禮待之。」

回應：
這一段話有精要的地方就是「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因為不說明確，所以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其中真義，任人解說。」一個和獨裁者有微妙關係的叫「跟所有使命型的報人一樣」，那新華社的社長和中共中央「一向維持著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以前蘇聯的真理報也是和蘇聯總統「一向維持著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使命型的報人」是一句有價值判斷的語言，我們也可以說李登輝「「跟所有使命型的報人一樣」的領導者，他和媒體「一向維持著很微妙的一種互動關係。」

「但李登輝掌權愈久，兩人的關係愈淡，尤其對兩岸問題，兩人的立場愈行愈遠，一個主張兩國論，另一個則鼓吹邦聯論，到最後儼然已成兩條路線，各唱各的調。李登輝近幾年批判的所謂統派媒體，其中就包括中國時報在內。他不去弔唁余紀忠，很明顯是他不願向所謂的統派媒體老闆表示追悼之意。他的好惡之強與愛憎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回應：
一個掌權的政治人物所期待的是將問題解決，一個報人是傳遞想法，所以兩人「最後儼然已成兩條路線，各唱各的調」是很正常的。李登輝「好惡之強與愛憎之深」是正確的，但這一種情境若落在蔣經國時代，我想余紀忠的處境會更慘，像早期的自立晚報（我忘記發行人名字，但他是李行導演的尊翁）。發行人慘遭被關的命運，我不知道王健壯先生如何解釋。更何況「李登輝近幾年批判的所謂統派媒體，其中就包括中國時報在內」那中國時報就給李登輝好臉色看，王健壯先生，不要以為媒體可以批評人，人們就不能反擊。不要以為媒體對政治人物批評，政治人物就不能反擊。

但政見之爭是一回事，做人的基本禮貌又是另一回事。更何況，余紀忠曾經有恩於李登輝，如果余紀忠當年不夠堅持，而讓宋美齡的老官邸派勢力得逞，李登輝是否能那麼順利的承繼大統，還是未知數。李登輝後來即使再怎麼痛恨統派媒體，但如果他還記得當年那段歷史，還念一點點舊情舊恩，他都該向余紀忠 pay the last tribute，這是做國家元首的風度，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禮貌。

回應：
國民黨在蔣經國去世時是合議制，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況，余紀忠是否能掌握全局，「有恩於李登輝」，我不知道。但是這一個「恩」能因此就「此恩綿綿無絕期」，我想很難說。再者，官邸派一定能得逞嗎？我想不一定，在中常委中，有一大堆人明顯不是宋美齡的人，會擁護宋美齡？同時，王健壯沒有說余紀忠和李登輝之後的十餘年的恩恩怨怨，這一部份顯然是很重要。如果余紀忠在此後的歲月猛批李登輝，乃至於到無理性的狀況，那李登輝要怎麼回應呢（這個顯然是有的）？更何況他們的爭議是國家未來路線的爭議，是大是大非，而非小是小非。王健壯認為「還記得當年那段歷史，還念一點點舊情舊恩，他都該向余紀忠 pay the last tribute，這是做國家元首的風度，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禮貌。」那余紀忠是否在批判李登輝時，也應該注意到對方是國家元首，「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禮貌。」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卸任兩年，十四年來他身邊的老臣、老友，變成他的政敵者逐年增加，其間的是非對錯，姑且不論，但政見之爭竟然爭到彼此宛若寇讎，爭到內部矛盾無限上綱變成敵我矛盾，爭到彼此老死不相往來，甚至爭到連做人基本禮貌也可以完全不顧的地步，這種民主素養顯然大有問題，也令人匪夷所思。

回應：
李登輝周遭的人不是一大堆給權力時一種嘴臉，把權力拿走時一種嘴臉，而且這一群人還是舊國民黨的人，我想王健壯應該先去批判這一群人，再來說民主風度吧。「爭到連做人基本禮貌也可以完全不顧的地步」的人有一大堆，為何只批李登輝？更何況李登輝不是也送一個花籃去嗎？

任何一個人一旦當上總統，理論上他的朋友應該愈來愈多，敵人愈來愈少。而且總統扮演的是結盟者與整合者的角色，能不樹敵則不樹敵，能化敵為友則化敵為友，這是當總統的基本守則。

回應：
標準都是王健壯在定，請問那當部屬的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什麼樣的「基本守則」對待長官？

但李登輝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他執政愈久，朋友愈少，敵人愈多，當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十之八九現在都棄他而去，輕則分道揚鑣，重則反目成仇，目前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幾乎無一是當年革命夥伴。

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人之常情，但道不同反目成仇，卻是非理性的意氣之爭。而且，不相為謀是屬於做事的層面；反目成仇卻屬於做人的層面，政治人物，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如果連這點區別都分不清楚，而放任自己的好惡愛憎，動輒對跟自己政見不合的人惡言相向，或者連基本禮貌也吝於表達，這不但有失元首的身分，對社會大眾也是一種錯誤的示範。

回應：
「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人之常情，但道不同反目成仇，卻是非理性的意氣之爭。」這一個標準也可以用在余紀忠身上吧？王健壯對國家領導者的要求如果要接受，請他先修理蔣中正和毛澤東。「反目成仇卻屬於做人的層面」是對的，所以李登輝是混蛋，但是李登輝的部屬在當部屬時唯唯諾諾，在沒有權力的時候，對李登輝「破口大罵」，這一些人就是仁人君子。

《華盛頓郵報》前任老闆凱薩琳•葛蘭姆過世後，不論是現任或卸任、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總統，都向這位報人表達最後的致敬，這是第一權對第四權的一種尊重，也是國家元首應為當為之事。李登輝未親往弔唁余紀忠，祇在最後的追思會中送了一個花籃，這是「惡意的缺席」，有失前任元首身分，更違背了做人的基本禮貌，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回應：
1.所以以後「獨家報導」、「美華報導」、「壹週刊」的發行人去世，不論是現任或卸任、民進黨、國民黨或民進黨的總統，都向這位報人表達最後的致敬，這是第一權對第四權的一種尊重。2.「現任或卸任、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總統，都向這位報人表達最後的致敬」，他們都是本人過去？連卸任元首送花籃，禮都不夠？為什麼一定要本人過去才夠禮？余紀忠真的重要到非要卸任元首到場吊喪才夠禮？ 一個媒體負責人是否受到如「《華盛頓郵報》前任老闆凱薩琳•葛蘭姆」去世那般的禮遇，必須先談到媒體的格與媒體的社會責任是否盡到。然後才能再經由人們主觀的認定，覺得出席這一報人的喪理事值得的。我想有很多人對台灣的媒體的水準與格調不敢領教，他們的報導和評論不僅不為人接受，甚至被人唾棄。進一步說，當報紙被認為是社會的亂源，當報紙被認為是造謠中心，請問報紙的負責人不需負責任？更何況余紀忠親上編輯台改稿，已經直接以資本家干預新聞自由，我不知道在先進國家要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但我知道：「若資本家講的話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將他指出，余紀忠是資本家，余紀忠講錯話，當然要指出」。我想請問王健壯先生，資本家的余紀忠就比資本家的王永慶偉大？余紀忠就可以披著報人的身份，做出干預新聞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