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燁事件與媒體問題——江江澤民君留言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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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茲光年 於 2002/06/14 22:36 | |
| 陳燁事件與媒體問題——江江澤民君留言讀後(一) | |
巴茲光年 於 2001/10/25 16:34 陳燁事件與媒體問題——江江澤民君留言讀後(一) 2001.10.24中時晚報刊載了幾則有關建中老師陳燁的報導〈建中麻辣老師 作文題：打手槍或做愛的感覺〉、〈半臉女兒 陳燁自剖變臉歲月〉、〈家長協會：偷窺學生生活〉。今天，中國時報續對此事提出了進一步的報導，〈作文題目打手槍？引發爭議 建中老師陳燁否認〉、〈「半臉女兒」陳燁剖白 出書盼導正歧視缺陷觀念〉。陳燁身兼作家、中學教師的角色，最近以身為「小臉症」患者的經驗出書，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代言，爭取社會大眾的注視和關懷，她的理念與作法，不是我想討論的問題。我想討論的是媒體，特別是中時在處理、報導這個事件過程中所反映出的問題。 「建中麻辣老師 作文題：打手槍或做愛的感覺」是一個能夠準確傳達報導對象所欲表述訊息的適切標題嗎？中時晚報的編審，在下標時，到底著眼在哪？負責報導的記者，在採訪與撰述文稿時，腦袋裡想的又是什麼？老實講，我不清楚。但我很願意根據日前江江澤民君和關魚君等幾位媒體從業朋友在「與媒體對抗」中提出的說明為基礎，對上述問題的答案，作一點大膽的猜測。當然，我很希望我的猜測純屬誤解。 我的瞭解，台灣在報禁解除後，過去獨大的報系，如聯合、中時，在營運上都受到了不小的衝擊。晚報講究即時性的功能，因為這幾年以新聞「報導」為主的有線、無線電子媒體的出現，也尤其面臨嚴酷的考驗。晚報的經營，說穿了，正像破落的富家子充闊擺排場。以中時晚報為例，如果沒有中時其他相關事業和余家私囊的補貼，大概早就跟自立晚報一樣鞠躬下台了。 在上述外緣環境下，晚報如果要硬辦下去，那麼究竟該怎麼定位？或者說，要怎麼讓它損益相抵，具有繼續經營的「價值」？這些大概都是讓報社老闆傷腦筋的問題。而從目前幾家大報內的企業文化來看，報社裡記者的採訪、報導或評論，恐怕也很難不受到這些外、內因素的影響。 新聞從業人員該如何詰問問題，該如何與報導對象間保持適切的距離，以求得事實、廓清真象，直探問題的焦點，照理，應該是媒體從業者在學校課堂上早已熟稔的專業常識。那麼，一名在線記者為什麼會違背常識，不經別擇地大幅採訪、撰述與議題焦點並不相稱的內容呢？報社內的編審，又為什麼任由這類與宏旨無干的文稿內容見報，甚至在下標時刻意加油添醋聳動視聽呢？ 我猜，原因大概是這樣的：一、中晚的營運壓力，迫使中晚必須走上亦步亦趨地迎合市場需要的路線；二、上述的營運需求，已儼然成為報社編審人員處理、裁量新聞稿件的重要尺度；三、稿件的能見度，攸關報社記者的前途與錢途；四、中時裁員，不僅已見諸事實，而且一直是基層員工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靨。 換言之，如果我的猜想不太離譜，那麼有關陳燁事件的報導，便不能單單被當作是記者個人因「暫時性失憶」而有違專業的行為結果。相反的，我們可以留意到，這是一種關係到媒體商業性格的結構性偏差。也就是說，一方面，報社內主管階層可以積極刪削、撤除或更替新聞稿件的作法，建構出一套無形的，卻極具暗示意味的報導優先順序藍圖。另一方面，記者作為中晚員工，則可能基於自身前途的考量或可能面臨遭裁撤的壓力，產生盡力揣摩上意、自我調整的反應。 當然，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媒體商業性格的結構性偏差和媒體消費大眾之間的關係，是很難一分為二的。也可以說，沒有蛋頭讀者，就沒有蛋頭媒體。有了蛋頭媒體，則可以輕易一再複製蛋頭讀者。蛋頭讀者和蛋頭媒體唇齒相依，共存共爛。 但我要問的是，假定上述的猜測成立，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個別的人物，在面對結構性的問題時，就肯定無計可施嗎？我認為不！但我們的確要認真面對、仔細思考。
巴茲兄， 我的懷疑，是記者怠惰！根本沒真的跑現場。這一條新聞，應該也江世芳拍拍手。至少她有求證。
對不起，還沒寫完。 訊息來源是錯亂片段的，記者，喜歡再跑去問一些「份量人士」，企圖證明報社的「平衡」報導。很多「新聞」最原始是出自跑線記者的「老大」和怠、惰、抄、襲。再配上江江澤民居所提的結構性問題。嘿嘿，我們讀的新聞就是這樣生產出來的。
今天要是男女互換，有一男老師在北一女中要她們寫自慰做愛一定被告性騷擾甚至猥褻。這個女老師只是要盜取學生寫作靈感圖利自己書籍，趁機上新聞，偷窺小男生內心世界而已。
一般老師出作文題目一定是兩三個題目併陳，學生可以自行選定題目作文，如果這位老師只有出這一題強迫作文，請問拒絕作答老師給幾分？文不對題老師給幾分？學生的國文成績會不會受到影響？一個作家如果題目和自己的書籍有關，是不是行政不中立，教學不中立，圖利自己，剽竊學生智慧財產權，不能因為高中生年紀尚輕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當老師的就可以為所欲為。
巴茲光年 以前晚報財經記者在報上報明牌、放風聲炒股票也很可議，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Caffen君： 胖胖腳君： 謝謝您替我不周全的猜測，提供了比較確實可靠的參考基礎。前幾回，看到您提到中時的資本結構問題，深受啟益，我一直想問問，您想，這類涉及媒體商業性格的問題，外界有沒有比較有效的辦法可以幫忙撟正？ 小明君： 謝謝您的提問。我猜，您所提的是陳燁的作法是否得宜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沒有處理。因為，我還沒有具體的想法。不過，我很願意看看您的後續討論，也希望見到朋友們參與討論。
巴斯光年 兩大報和三台目前的壟斷霸權地位是戒嚴時期的餘蔭，這種餘蔭讓新的媒體在市場競爭上，一開始就處在絕對不公平的地位。可是我們要處理的時候會面臨兩難：一個是法律安定性的問題，一個是憲法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私人財產的保護與尊重，因為法律是一個兩面刃，一不小心就會反過來傷到法律本來應該保護的客體，也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我們現在當然不可能去抄家清算兩大報和三台，可是也不是呆呆的坐等十幾二十年過去，讓壟斷者把他們的戒嚴餘蔭消化完，那是不公平的。我認為政府可以做的也許有三點吧： 1.強迫一定資本額以上的媒體股票上市：公司法只規定資本額一定以上的公司股票可已上市，卻沒有規定「須」上市。股票沒上市，意味著他的資本募集不公開，增資的時候股東是誰大家都不曉得，那媒體就可能在台面下被收買被交易，例如上次中時維京群島的外資案和自立晚報被賣來賣去的例子。股票公開上市，我們更可以透過股東會所公開的財務報表，例如資產損益表、受益人名冊、股東名冊，來監督媒體本身的財務狀況（雖然以台灣目前來說，這方面作假的也很普遍）。中時、聯合他們高唱的市場決定論，所謂「你不爽就不要買不要看」，事實上在他們股票公開上是之前都是假的。兩大報的資本額都在百億以上，員工更高達三千人，許多規模小的公司都上市了，他們沒有不上市的理由。他們能夠在解除報禁以後十年、企業拓展的過程都不用上市公開募集資金，一個可能是他們的經營團隊很神，另一個可能這個戒嚴餘蔭真的很大，大到超乎我們想像，而且沒有人會追查，因為媒體是他們的（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另有資金來源，不過這方面我不願意臆測）。 2.只是上市還不夠，像「黨政軍退出三台」，如果這個時候政府把台視和華視的股票拿來賣，一定會被那些財團霸權吞噬精光，因為他們在市場上已經佔了絕對的優勢。這就是過去那批既得利益者突然變成自由派，高唱要民營化釋股的原因（就好像為什麼華航基金會和蔣經國基金會會突然打起「政治不要干涉XX」的大旗一樣」。所以應該用法律規定，每個股東的持股不得超過總資本額的百分之幾，例如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五，這樣資本分散的方式才符合社會對媒體「社會公器」的期望，然後分散的股東再透過市場原則去結盟爭奪經營權。雖然資本家有可能繼續透過人頭的方式壟斷，但畢竟難度變大了，而且政府也可監督不公平的競爭。比較麻煩的是現有的利益持有者，例如余家王家對兩大報的持股應該是99%以上吧，你要他一下子都把股票拿出來賣掉是不可能的，也是違憲的。這部分可以透過比例原則來處理，例如要他們先釋出一定比例，然後在逐年釋出一定的比例。 3.政府對於新的媒體，例如新的報紙，要有鼓勵優惠的方案。例如進口紙張的關稅優惠等等，縮短他們和那些既得利益媒體的競爭劣勢。 這樣的說法當然可能把台灣的股市太理想化，所以我希望網友給我指正。我昨天聽賀德芬講媒體霸權，深有同感，我也覺得新政府上台以後在媒體生態不公這種情形幾乎沒有著力，甚至還用傳統國民黨籠絡媒體那一套收編摸頭模式（例如阿扁邀報社高層去旅遊聚會，在中時發電子報），這是不對的應該要批判。但賀德芬最後認為要解決問題只能靠知識份子的道德呼籲，我覺得太消極，在制度面我們應該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補充一下，賀德芬談媒體霸權的部分在http://tw.politics.yahoo.com/avi/2001/10/15/media0.html
胖胖腳， 這是我第二次看你寫中時、聯合等等家天下媒體股票上市的想法。第一次，是在中時新聞對談，伍崇韜記者開的欄「三家村夜話」裡。應該是去年的事，那時候，你還沒想到「資本分散」這麼細的辦法。 同樣結構性的問題，我還是不樂觀。原因有二：這樣針對性，會不會形成「特別條款」？法律上要形成這樣的立法，必須要有很強的社會共識，或是道德上的正當性。很不幸的，現在社會上的「道德正當性」的詮釋權還是在媒體手上。從去年開始看到你這個想法，讓我注意這類資本結構的問題。從中時增資案，自立財務問題，新聞媒體幾乎是自我設限迴避。（自立的工會和資方對立，又是另外一層問題。）我們處在一個很窩囊的狀況下，我們要能量聚集和曝光要靠媒體的傳播管道。就像賀德分教授在金恆偉奇摩政治開講一樣，他們的活動到場記者很多，結果沒有上報。只好靠小眾、網路一小塊一小塊的傳。 第二，即便形成法案送到立法院，賀德芬在節目裡提到，立法委員有多少是媒體大亨？手上掌握很大的媒體資源，從她隨口點名就一堆，蔡豪、周荃、洪秀柱，更不要講趙少康旗下的一票人，個個出來選立委。這樣一圈政治與媒體共生共榮的互利互勾，我很難想像，這樣法案會通過。即便可以通過，我想，必定得先餵飽這些立法院裡的狼鼠之輩。到時候，能剩下多少原始美意？？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以努力的方向。我只是覺得似乎不容易。
唉，您就別您咧，這樣很辛苦的。 有種人很討人厭，聽不懂話，截斷話的脈絡，然後用很誇張戲劇性的手法，問第三者，問完以後，回來在告訴原來的同伴，跟他說，我跟你說喔，那個XXX，說你怎樣怎樣，你想怎樣？然後又在去說說說！標準的挑撥！我們的新聞，有一半以上都是這種挑撥。還不是挑撥讀者的層次，有很多社論寫的是直接挑撥讀者。而這種新聞的炒作，是在採訪者之間挑撥，問完甲問乙問丙再回來問甲﹍﹍﹍。這種運作，媒體並非監督，也非善盡訊息傳播的責任，而根本成為風暴、謠言、衝突的製造者。陳燁的case是個小小的例子而已。
各位網友，你們說的實在很精闢。 晚報的主要報份以零售佔了大宗。以往，股市收盤時間較早的時候，晚報的讀者主要就是那些股票菜籃族，但是隨著收盤時間的延後(現在是下午一點半)，和日後股市下午盤的施行，晚報將失去大量的零售讀者。 所以，各家晚報目前都在做一些因應。 據我所知，中晚在前一陣子曾經提出相關方案。有記者透露，原本中時高層提出要把中晚收起來，不過現在似乎暫時不會。也有人提出，中晚應該把政治組裁掉，專以社會新聞為主，以吸引流失的讀者。不過聽說引起很大的反彈，所以作罷。但是政治組的記者產生恐慌，進而在新聞上"自我調整"，這種情形是有的。 在這種情況下，編輯方針當然會進行某一程度的調整。晚報的關鍵字是"話題性"，編輯台會希望做出有趣的，衝突的，讀者要看的話題，所以璩美鳳的八卦，兩大晚報全部都做的很大。 所以，編輯的方向出現了政治八卦化的傾向。衝突的新聞才能吸引讀者去買，而有勁爆話題的新聞也才能增加零售率。 台灣的記者向來是先爆出來再說，隔天再去問當事人的看法。為何要這樣做呢？因為當事人隔天或下午看到新聞做的那麼大，一定氣沖沖，記者這時候再去問，對方一定會講一大堆，這樣他們又有許多東西可以寫。 所以囉，陳燁的新聞會被做成這樣，是意料中的事。如果當事人抗議，隔天的中時還有新聞可以做呢。 胖胖腳君提出的強迫上市是很有意思的做法，除了caffen君說的一些問題外，我覺得強迫上市不見得會讓媒體的素質變好，反而會因為"考慮股東利益"，更會做一些聳動的新聞，以增加營收，報社經營層大可有理由用"向股東負責，要增加利潤，所以要做能讓報紙賣出去的新聞"為藉口，結果新聞素質愈來愈低俗，八卦，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個人有一個問題請教。民視的股權結構不也包含了許多小股東嗎？那麼閱聽人是否能如各位所說的，發揮監督的功效呢？ 再聊
我記得上回江江君留言時，曾提到兩個媒體改革的「實際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其實國家應該出面了」。胖胖腳君以前和現在談主流媒體「被扭曲的媒體資本結構」問題，也強調政府可能扮演的角色。「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媒體觀察基金會」的黨政軍退出三台或三台「公共化」的訴求，主要的手段也是透過立法，藉由國家處理掉資本結構等相關問題。但是，不論大家對國家或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有些什麼規劃、構想，像Caffen君所提的，大家也都意識到，推動立法實際上非常困難。國家能不能出面，誇張點講，都卡在立法院這關。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死老百姓能怎麼辦？
坦白講, 股票上市不見得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搞不好那天中時上市等於宣告中資正式入主中時也說不定. 余老闆現金入袋，控股公司境外中資最後受益人 + 外資基金(跟中國有掛勾的) + 既有經理人，綜合持股3, 40%就夠了, 散戶就算持有 60% (當然是炒高後丟出來的)，也很可能無力或沉默的股東.
po 一篇去年對台灣媒體觀點的文章供參考. 李慶安周錫湋,趙少康等等義不容辭跳出來嚷嚷.控制言論掌握媒體,為特定意識型態效命是所謂"政治+媒體+x用學者"集體創作.走過的路必有足跡, 污染過的必有殘毒,威權玩弄過的媒體產業工作人員該反省ㄚ.
宋楚瑜落選三台兩大報多少記者連續兩個禮拜如喪考妣,記者是觀察者怎麼變成 再說媒體黑手黨集體創作議題, 早報(當然是中時聯合)大標題, 接著周玉蔻早餐 至於事前查證.更正規定, 平衡申辯, 遵重肖像權.民事賠償他律的機制都是非常需要.民眾知的權利其實在這種機制下被扭曲殆盡. 建議下列方法應該要趕快去做:
Caffen、江江澤民、巴茲光年、Simon 既然是站在基本權的角度思考，我們在考慮「政府能夠做什麼」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不能不思考手段的正當性。對人民基本權的限制和干涉，要用法律訂之，這就是法律保留原則。所以我們在思考「政府能夠做什麼」的時候，就不能迴避國會的角色，更不能因為國會很亂、國會沒有多數，就另外找方法，這等於是用不民主、不合憲的手段來解決民主問題，只會治一經損一經。至於怎麼形成國會多數，怎麼讓法案在國會通過，是另外一回事。至於Caffen說媒體會有「道德正當性的詮釋權」，這點我不太同意，因為法案通過靠的不是詮釋權，重要的是行政機關握有發牌權，法案草擬、提案、公聽、白皮書、政黨協商都是行政機關的權限，發了牌就有叫牌、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是行政機關在憲法上本來就有優勢的地方，只看行政機關會不會用而已。
至於江江澤民說股票上市、整個商業化以後，媒體會更為了營利更媚俗、更嗜血、更八卦。短期之內或許如此吧，但等到八卦市場飽和沒有利潤的話，市場就會開始分殊化，各種在地的、階級的媒體就會找到他們生存的空間。至少西歐、北美發展的趨勢都是如此，台灣我想不可能會例外。舉例來說，德國最大報是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匯報、時代週報這些所謂高水準的報紙嗎？不是，最大報是Bild畫報，畫報的發行量是上述三家報紙加起來的兩三倍以上，但是上述三家報紙會因此被擠壓的活不下去嗎？會為了賺錢而八卦化向Bild看齊嗎？不會，因為社會的分殊化導致市場的分殊化，市場的分殊化會讓商品也跟著分眾化，不同的商品都會找到他的利基。政府要做的，就是維持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然後讓社會自己去發展。 至於民視，我只知道他一開始是希望小額募股，不過後來好像沒有實現，蔡同榮還是掌握了大部分的股份。你能夠多寫一點民視的資本結構嗎？還是說說蔡干涉編輯台的情形？
胖胖腳: 不知你有沒有將一個關鍵問題考慮進去,那就是台灣能養活幾家報紙?一份報只要多少銷售量才能夠存活?不曉得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胖胖腳君： 我想請教的是，現在這三個問題都不動如山，那麼，死老百姓除了訐譙、抗議或像我這樣空槍打鳥外，就您的瞭解和思考，還有沒有別的方法？我自己對這點尤其感到困惑，我想您也一定能瞭解我的意思。當然，我知道不管什麼方法，都需要相當的時間和一定的耐性。 此外，我猜江江君上回說「其實國家應該出面了」，這裡頭也一定有些具體的想法，我在想，好不好江江君也把這裡頭的考慮說一說？
Simon 股票上市的確是一個很緩和的手段，也無法立即解決目前媒體的問題，不過我覺得至少這是第一步，還是要跨出去的。至於你所提的一些方法，我是贊成的，但我覺得要注意行政法上所謂的比例原則，也就是手段和目的的比例，像「新聞出版事業獎助條例」，如果是為了對付那幾個怪獸，讓所有的新聞出版事業受害，那是划不來的，行政機關的裁量權更不可以不具普遍理由而做差異對待。政府機關不可送禮物、招待旅遊、聚餐來籠絡記者我也是大力贊成的，只是很多記者已經把這個當成福利的一部份，沒有人會去揭發這個，這要靠政府自覺做起。至於工會，目前比較麻煩的是記者缺乏勞工意識，像兩大報參加工會的只有1/3到1/5，而且大多是行政、印刷、財務等工作人員，編採部門加入工會的更是少之又少，政府可以用修改工會法來強制加入，但是勞工意識的發展就要靠記者自己了。 也順便問一下各位一個和主題無關的話題，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戒嚴時期要進入兩大報、三台，要經過人二、人事安全單位的安全調查嗎？有的話，不知道什麼時候悄悄停止的？
路犁 要怎麼養一個報紙我不知道，不過我有一點資料我可以供你參考，西歐很多報紙都是小地方報，人口13萬的小鎮可以養一家報紙，大概也是十餘張四十幾版吧，報價大概台幣40元左右一份。這樣報紙很多，活的都很好，也很有特色，不會因為有什麼大報還是八卦報他們就活不下去。你有需要我可以提供你網頁供你查閱。 巴茲光年 嗯，我出來選立委吧，請大家多多支持，哈哈:) 我覺得公共政策的形成，還是透過智庫、民間基金會去推動。像我覺得路犁這個網站可以考慮和賀德芬、金恆偉他們合作，他們媒體觀察基金會有理想，可是他們的網路論壇討論真是乏善可陳啊。賀、金也有國會遊說的人脈，我覺得和他們合作一起發聲也是不錯的主意。當然，公共政策研究需要長期下功夫，這是網路無法取代的。可是我覺得網路可以整合那些做媒體研究的學者吧，因為大學者大部分不懂網路:P 我有一篇舊文，好久以前寫的，等一下可以貼上來，也許有助於這一欄的討論。
胖胖腳君： 引頸盼望您的大文中……
Simon 兄, 請問可不可以轉貼您上面的文章呢?
po一篇舊稿，原文是散見各處對談的整理稿，曾經登載在一個同仁雜誌。因為巴茲兄，提到舊說，所以，轉貼一下，基本觀點和我在這版曾經說的有重複，不過算是比較完整。有點長我分兩格貼。 談這個問題我想先把焦點拉開，從另一個角度破題。 在台灣，參與民主運動的社會力上有一個特點：沒有記者參與。典型政治學教科書對民主運動、社會改革的寫照裡有醫生、律師、教授、學生、神職人員、工人、農民、中小企業主，當然有少不了最貼近社會脈動的記者，這些社會力團結起來，對抗專政的政黨、官僚、資本家、軍人的集團，成就八十年代以來各地的民主運動。台灣該有的幾乎都有，就是沒有記者。要點名的話，大概也只點的出來陳婉真和江春男，其中陳婉真如果還沒被人遺忘的話，大概也是因為她和台建組織在台中飆汽油彈，而不是因為她曾經是中時的記者。 即使不論人，改論事，台灣80年代的民主和社會運動，勉強和新聞界扯的上關係的，大概也只有三件：.1.風起雲湧、屢禁屢辦的黨外雜誌 2.綠色和平小組的街頭運動錄影帶3.自立晚報顏文閂的機場事件報導。不過，這三件都有侷限性：前兩者基本上是政治人物和社會運動者角色的延伸，後者基本上是偶發事件，都談不上是媒體從業人員參與民主運動。和同一時間東德報社發表聯合聲明、布拉格報社記者入獄繼續接力報導等發揮臨門一腳作用等事件比起來，台灣媒體在民主運動的缺席顯得特別明顯。 新聞專業中所要求的疏離且客觀的觀察，不是台灣記者在民主運動中缺席的主因，台灣記者對政治參與、球員兼裁判的高度熱誠，至今尤熾。不僅熱誠，還剛好對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特別不友善。屬於三少四壯這個世代，大概都還會記得80年代關於戒嚴、報禁、黨禁、街頭運動、警總查禁黨外雜誌、國會全面改選、反刑法100條、總統民選等這幾個台灣民主化重要轉捩點時，那些今天自詡對台灣民主運動有大功的幾大媒體的立場。那時候的廣播電視媒體怎麼放大縮小扭曲台灣的社會運動，平面文字媒體又怎麼苦口婆心提醒我們，「X進黨」今天又如何暴動，暴民又打傷了多少警察，安和樂利的社會又因此付出了多少社會成本云云。 記者在民主運動中的缺席，象徵的是：台灣社會民主意識的開展，並未從新聞界開始。這可以從兩件事看出：1.在蔣經國做出六大政治改革的重大決定之前，所謂三台兩大報仍然繼續為戒嚴體制和黨禁報禁辯護。（筆者依稀記得開放黨禁前一個禮拜聯合報的社論標題是：黨多必亂，國亂必亡。）2.新聞界對以往媒體不公缺乏自我反省，更具體的說是缺乏歷史反省。媒體在台灣民主運動過程中的缺席。意味著，戒嚴時代媒體界的思維方式、運作模式並非自發地轉向民主化，而是外在社會力量所使然。媒體舊的思維方式並不會因為台灣民主化而跟著自動轉化。 我並不是在譴責戒嚴時代記者沒膽去拋頭顱灑熱血，沒有人有這種權力去苛責當時情境下記者們的所作所為。我的意思是，醫生、律師、記者、教授、學生這些社會的意見領袖本來就具有改革的親和力，台灣在改革狂飆的年代，記者居然缺席，不僅缺席，甚至成為民主改革的阻力，那我們在談今天媒體亂象的時候，就不應該忽略這個現象。因為這值得我們思考，這一年來主流媒體對新政府的嚴厲批判，到底是新聞界對民主自由後知後覺的覺醒呢？還是只是長期敵視反對黨、反對運動意識的延續？談「媒體是亂源」這個話題，並不是抱怨媒體報導太多八卦還是社會新聞 -- 蔣經國同樣抱怨過媒體不報導「社會的光明面」，鄧小平一樣抱怨「精神文明污染」。我們談這個話題，指的是媒體不公現象的延續：一向敵視反對黨、反本土、反社運、反改革、很少為基本權發聲的媒體，今天只因為反對黨上台，紛紛成為民主的守護者、言論自由的急先鋒，諸如金維純等美麗島紅旗手，紛紛成為「資深媒體人」，對新政府做出最嚴苛的檢驗，我們又如何相信，這樣的轉變是基於媒體內部的民主自覺？還是基於復辟心裡？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我們樂見媒體成為監督國家機器者，然而我們要問，如果今天當選的是宋楚瑜等舊體制人士，媒體是否還是如此忠誠的「監督者」？下一次政黨輪替後，媒體會不會還是「引起亂源的監督者」？還是又恢復到「理性問政」的本來面目？一如眾媒體監督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代北市府的兩樣標準？ 至於如何解釋記者在民主運動中的缺席，則需要更深刻的社會學研究，並非在這種漫談下可以輕易回答的。
★ 媒體自律 1. 被扭曲的媒體資本結構 有名的蘇格拉底兩難是這樣的：據說蘇格拉底因受邀至元老院演講而躊躇不前，旁人問何故？蘇格拉底面有難色：「我去了，如果說假話，會得罪神；如果說實話，會得罪人。」這個兩難，也說明了目前台灣記者的兩難。（或者應該說，還會反省記者的兩難） 新聞記者到底應該如新聞入門教科書所講的：「秉持新聞良知，保障大眾知的權利」呢？還是應該努力的取悅報老闆、和讀者，掌握報社的基本顧客群、和其他報社做出市場區隔、以賺取報社最大的利潤呢？很多記者，或報社經營者根本認為，民營報紙自己寫自己印，只要有讀者喜歡看，腥羶、公正與否關你屁事？「凡是存在的必定合理」，任何一家媒體能夠在解嚴以後繼續屹立不搖，表示必有一定的道理存在，也就是說，反正市場決定一切，有本事的人不妨去退報拒看抗議，有本事搞到哪家媒體倒掉，才可以證實那樣的言論受到大眾的唾棄。 台灣媒體最大的自我矛盾就是：面對國家公權力介入時，他們高舉「社會公器」的盾牌；面對讀者抗議，他們又會以「市場論」來迴避新聞專業倫理。要談台灣媒體是大眾公器還是私家私器，必須先回到媒體的資本結構來談。 解嚴前的報禁，造成報業的壟斷，包含訂報、派報系統、廣告客戶等等。這使新的報紙在一開始在競爭上就居於劣勢，就好像馬拉松比賽有人已經比你先跑了一大段距離，你要追不是不可能，可是會很辛苦。同理，中央日報、青年日報虧損，中時、聯合賺錢，並不足以證明他們沒沾到報禁的光，就好像前蘇聯和中國的國企轉型過程，有的虧有的賺，賺得不能用有人賠錢來證明自己沒受壟斷之惠。 長期的報禁制度，等於是另一種專賣/寡佔/特許制度，使得舊有媒體（不論電子或平面），在戒嚴時期就已經佔了市場佔有率、派報系統、廣告主、知名度的優勢，這使的報禁開放以後，舊有媒體相對於新的媒體可以取得遙遙領先的優勢，而這種優勢是來自於舊有的政治特權。這種結果反映在媒體的資本結構上，就是一個極度違反社會公平的資本結構。政府掌握了大多數電子媒體的股權，結果電子媒體成政府的發聲筒。平面媒體則為私人家族所壟斷，無論自由、中時、聯合、自立都是如此。全台灣的報紙沒有一家股票上市！不僅沒有上市，還流為家族私產，姊姊分一家、弟弟分一家，連中時、聯合報這樣長期的競爭者，在市場上雖然殺的難分難解，資本結構倒是完全一樣，也是哥哥爸爸真偉大的好樣兒。自由是某地方派系的禁臠、自立則嚐盡了「我為魚肉」的滋味。說實在，這樣的媒體那裡是公器，說民營也未免過譽，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家營」。有人說解嚴以後，台灣新聞界百無禁忌，而這種媒體的資本結構剛好就是記者的最後禁忌，所有記者的罩門。惹熊惹虎，千萬不要惹到自己的報老闆。 基於社會安定性和私人財產的尊重，我們無法改變舊有媒體因寡佔制度而獲暴利的事實，但我們去可以要求媒體的經營要符合自由市場的運作：政府要釋出電子媒體的股票，使其盡量民營化。同時也要督促平面媒體的股票盡快上市，使其資金募集公開化與透明化。股票上市，並不意味著媒體必然自律或自主，還可能反而給既得利益者帶來暴利，但確是媒體自律自主的第一步：如果資金募集沒辦法公開，意味著媒體隨時會被資本家私底下交易掉，有如自立報系或是TVBS。媒體永遠只能成為政府或資本家的禁臠而不是社會公器。同時家族壟斷的媒體無助於記者自律自主的建立，經營權與所有權不分開，記者的老闆若只是某一家族，而不是千千萬萬的投資人股東，則記者無異是家族馴養的家臣，這方面要和弱勢的記者工會一起談。 2. 弱勢的記者工會 第二個結構性問題來自於台灣媒體弱勢的記者工會。說實在，台灣的記者不但在民主改革中缺席，在十年社運狂飆一樣缺席。筆者唯一的記憶只有聯合報的徐瑞希事件。徐瑞希撰文批判報老闆的老朋友被解雇，一狀告進法官，打贏官司的徐瑞希拿回工作權，依然進不了聯合報的大門。聯合報記者工會的真正是「噤若寒蟬」。還有自立報系被陳政忠併購後，一些同業走上街頭抗議，高喊「聯合上街頭，集體爭自由，報導要忠實（中時），新聞要自立」，結果是一紙編輯室公約成為笑話，陳政忠甚至親自粉墨登場「悟政人語」一番。 弱勢的記者工會，加上強勢、扭曲的黨國資本結構，如何要求記者自律自主？弱勢記者工會更是記者們缺乏專業自覺的象徵。試想沒有工會來談判保障合理的職場條件與團體協約，沒有工會來為權利受侵害的同仁抗爭，一切都只能仰仗經營者的「善意」，如此一來，記者們逢迎經營者（政府或家族）理念尚且不及，有誰敢冒著丟飯碗的危險獨立發聲？如果連自主都缺乏，記者如何自律？ ３. 同業間專業批判的欠缺 如果我們要期待記者自律，而不是由政府或經營者立下規則來個「他律」，那我們就應該期待媒體之間彼此能夠批判互動的環境，經由批判互動，媒體的職業道德標準會浮現，然後違反這個職業道德的媒體不用等到人家來告，就要先面對同業的口誅筆伐了。專業的意義在於：最瞭解媒體的就是媒體本身，最有資格論斷媒體是非的也是媒體本身。如果我們希望媒體自律，不希望公權力或資方來指導記者如何「正確報導」，可是又不能寄望於單獨記者每個人的良心，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媒體「們」彼此監督。 不幸的是，前述資本結構的扭曲和弱勢記者工會，使的記者們成為台灣對同業最鄉愿的職業之一。除了偶而平面與電子媒體彼此間非常稀有的教訓一番之外（例如白小燕新聞期間），平面媒體間的論戰在過去四十年可以說完全沒有（除了爭吵誰是第一大報），加上同業見面三分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記者本來就要廣結善緣才有新聞來源，同業犯錯當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友者諱，日後友者當然也會投桃報李幫我諱。何必扮黑臉來專業批判？缺乏專業批判的環境，談媒體自律不啻天方夜譚？ 德國的明鏡週刊兩三年前剛過50週年社慶，他們出了一本專刊，反省五十年來當德國社會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明鏡在那裡」？其中固然有先知卓見，也不乏如對抗68學運、希特勒日記的烏龍之作，明鏡也坦然反省道歉，台灣的媒體有沒有這份胸襟？ 最後，我必須指出一點，媒體的自律，不應該也不能期望靠「時間」來培養。很多人認為，台灣還未發展出健全的公民社會，媒體缺乏來自公民社會強大的監督壓力。也沒有像日本媒體界有來自集體行動傳統的文化背景，能夠透過簽訂「綁架新聞報導協議」等集體自律模式，來達到保障基本人權的重要目標。如果大到統獨、族群，小到媒體自律的問題，都要依賴時間來解決，那麼只突顯出媒體人的無能與不負責任。「時間未到」常常是統治者阻礙遲延改革的藉口，也會是媒體經營者、記者先生小姐推諉的方便法門。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民主改革是某種社會發展的必然成果，無論在學理上或實務上，都證明這兩者並不具有有必然性，媒體自律，也是如此。新聞自律沒有捷徑，同時也是每個閱聽人的責任。
近來覺得本版的論點與回應是越來越精彩了，
胖胖腳君的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台灣媒體最大的自我矛盾就是：面對國家公權力介入時，他們高舉「社會公器」的盾牌；面對讀者抗議，他們又會以「市場論」來迴避新聞專業倫理。要談台灣媒體是大眾公器還是私家私器，必須先回到媒體的資本結構來談。」 這個兩刀論式的處境描述不但凸顯了媒體於定性上的困難，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段關於媒體的兩刀論式處境描述所積極肯定的是， 「資訊」可以說是對於對於形形色色的現實或Being的反映， 吾人對此等資訊的需求在於「資訊」是吾人認識這個世界（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 說明了「資訊」的特質， 其一，政治力、國家力的介入，窄化了現實或being的範圍與空間， 其二，基於吾人對資訊的需求，所以資訊也就具有可推估的價值性，
但這在現實世界中幾乎不可能， 基於此， 對於這樣具有營利性的的媒體， 1、表明窄化資訊收集面與供給面的理由。 這三點不外是基於供給與需求的對價關係而言的公正性要求。
centrix君：
總的來說，台灣沒有經過「震盪療法」，解嚴後沒有來一次真正的「歷史清算」，只是用所謂的民主選舉，因此媒體改造只有點點滴滴的進行。外造內造都需要，媒體內部的編採自主要員工有品質，有理性強有力的產業工會，會跟資方協商跟鬥爭；外面的環境反托拉斯公平競爭，消費者制衡抗爭訴訟機制要能方便執行。公權力如果能把少數幾個「官方媒體」塑造成典範，去影響現有媒體，那就更好。 這當然有「歷史清算」，跟「重建良性產業生態秩序」的指向性目的
阿瑛
centrix君： 一、媒體雖然可能具有公益性的功能，但它的基本性格是營利性的。 二、我們對媒體的要求，基本上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提出的。 三、媒體消費者有權要求媒體提供相對完整的，或足以反映相當現實的資訊。同時，當媒體不能提供相對完整，或刻意提供錯誤的資訊時，消費者有必要要求其道歉、更正，而媒體本身也有必要提出道歉、更正。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有沒有誤解，或有沒有過度簡化之嫌？
突然間想到一點，如果只看報業經營,林榮三其實還是很行的，比王永慶行。這中間過程實在是克服多少的既有障礙，從商業經營要素，到社會文化，士大夫優越跟岐視，跟突破圍勦等等。
Simon君：
Centrix 有一個問題，或許也是關鍵，媒體作為資訊社會裡的必要「存在」，是因為它和「公領域」的關係，也就是做為公民社會裡資訊交換的重要場域。但是媒體事業本身，不是「公益事業」。它不以公益，或做善事為本身的目標。這裡，是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我們說「公領域」涉及各位網友所提：「資訊充分充足的提供」。也是在這裡，顯示出媒體的專業性格，它不能以「沒有人沒有立場」作為逃避新聞、訊息傳遞的客觀中立的要求。也因為如此，所以，它享有憲法上言論自由的反射利益，進而衍伸出「監督」政府的要求。「監督」的立場，（或許可說是媒體的「自我加冕」，）也是基於訊息公開透明的市民社會需求。並非媒體就可超越司法機關，或是，超越其他基本憲法所規定的人權保障。變成太上皇，無可節制。 但是，媒體事業本身，仍然還是營利事業的一環，仍然要在資本運作的環境下講獲利生存的可能。屬於營利的部分，就像胖胖腳，和Simon兄討論的，資本運作必須符合所有一般的台灣市場規定，特別是「減免稅」的部分。Simon兄說得非常清楚。只是，我想，應該還是要區分小資本額、獨立的出版社和雜誌等其他新聞事業。(我對商業也一點沒概念。在這裡向Simon兄偷學步。) 我的問題，我還沒想清楚的部分，有幾個環節。
caffen 如果再有問題，那顯然就不是國家大不大、市場大不大、人口多不多、經濟發展程度夠不夠的問題。台灣其實蠻大的，只是通常我們會覺得它很小。 今天時間不多，其他網友的大作，請讓我慢慢消化，明後天再回應。
漏了一點，上面經濟的數據指的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
感謝您的回應， 1、絕大多數的媒體都扮演著資訊販賣者的角色， 2、營利之「利」（亦即消費者所付的費用）與吾人所得到的服務（亦即媒體所提供者）， 3、若不完整的反映嚴重到使我們對現實本身產生誤認， 此時基本對價關係的衡平已被破壞。 我想我們對媒體最起碼可以做的要求包括： 2、嚴守資訊需是現實或being的反映此一要求，媒體不能無中生有， 3、是基於前二點而言的，現實的各面向需盡量完整「反映」。 殘缺的現實會產生殘缺的反映，從而形成「不完整的資訊」，
至於是否該建立媒體專業要求、媒體道德或倫理要求， 一不小心又寫多了，
上篇是對巴茲光年君的回應，
看了前面對於媒體資本結構的討論，我有些疑問。一來，即使媒體企業公開上市，真能產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專業經理人出現嗎？我想，一般企業與媒體企業性質並不相同。一般企業追求營利，如果專業經理人可以為公司賺大錢，持股再多的股東也會乖乖聽話，而且樂意聽話。但是，媒體企業是這樣嗎？如果經營者追求新聞專業，不管市場，有多少股東願意？如果要注意市場，那麼聳動八卦最賺錢了，又要如何注意到新聞專業？二來，一旦八卦市場飽和，市場就會分殊化的說法，和媒體股票上不上市並沒有關係。就算中時聯合上市，各種在地、階級的報刊也不會就出現或比現在多。甚至現在各種各樣的報刊出現，多多少少是因為對中時聯合寡占市場的反彈而起，是基於競爭的理由而起。 我想台灣的報紙市場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供應。一定有人覺得很奇怪，報社都在裁員、倒閉了，怎麼會沒有供應。我的意思是，現有報紙的供應，非讀者所求；讀者所需求的，找不到供應者。讀者所需求的，是一份有專業水平的新聞與評論刊物，一份這樣的報紙，就算賣三十元或四十元一份，都會有市場。況且，所謂的市場是動態的概念，一份好的華語刊物，甚至可以外銷到台灣以外的華語區。市場在這裡並非大問題。所以，問題出在刊物內容的水平上，也就是專業人才的缺乏上。 為什麼沒有專業人才，很簡單，因為沒有高薪。現在一個剛拿到博士學位任職助理教授的人，薪水是六萬五千元配上其他福利，不知道是否有報社願意出這價錢專職聘請這種人才。當然，其他福利條件必須一併配合。常常聽朋友說翻開報紙一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知名報刊中撰寫經濟新聞的記者，不是經濟科系出身。撰寫法律專題的，也非所長，例如專攻民法憲法的，寫刑法部分；或是相反。寫出來的內容，難免讓內行人看了就啞然失笑。這樣的報紙，會有什麼水平呢？ 為什麼現在唸到博士的專業人才，非得去大學當教授，去研究院當研究人員呢？其實也不見得的，但是報刊雜誌能夠提供類似水平的環境嗎？為什麼連選國會議員的人中，掛有博士頭銜的都越來越多時，需要藝術、經濟、法律等專業知識的新聞從業人員卻沒有幾個有博士學位。我在此並非鼓吹學歷主義，而是憂心新聞界中缺乏專業素養的可怕。比方說在報導評論美術館或博物館的新聞時，記者有多少能力可以寫得出夠份量的評論，以便專業人士瞧的起？比方經濟版記者在評論經濟新聞時，是否具備足夠水準寫的出讓經濟學教授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文章？凡此種種，不都是建立一份權威報紙的立基點嗎？為什麼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科目水平，不能與在學院中、在各領域的人士一較上下？而變成是有求於他人專業知識的紀錄者罷了。去採訪時，到底是與被採訪者站在同等地位，或是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學生或受教者？ 話回從頭，一個沒有競爭的市場，誰有動機改進？所以，要促進台灣媒體的改善，成立一個優秀的報紙以促成新聞專業競爭，是最直接的辦法。不是比八卦，而是比新聞與評論的水準。花高薪聘請專業人才，尤其針對各專門領域的人才，再加以新聞專業訓練。如此，報紙的專業評論才會擲地有聲，而不是讓該領域的人看笑話用的。 問題回到原點，若有一份稱的上有水平的報紙，台灣養的起嗎？以下是我的推想，假設一份報紙40元，一天賣出十萬份，一個月三十天，則收入即是一億兩千萬，還不算廣告收入。這樣的收入，會供應不起專業人才嗎？我想起明日報，可惜的是沒有發行平面刊物，新聞求快，而評論卻未必深。如果能有平面刊物的發行與收入，深入分析的評論，想來應是大有可為的。唉！ 2001/10/27
補一點，剛剛沒把話說清楚。 如果，拿德國或是美國的報紙，他們是以地方報，涵蓋「全國」新聞，像法蘭克福文匯報、南德早報，或是，New Yorker Time，都是地方報起家。台灣的報紙叫「聯合」叫「中國」，氣魄很大，卻只有台北一個封閉圈圈的視野。德國中小城市的地方報，全國大事可以交那幾個大報，然後靠小地方的廣告維生。（很多更小的地方報像taz，Berlin Zeitung文化藝術的評論都很深刻，都有全國性的讀者。）而我們對地方報的需求（假設，我們要地方報的話。），卻是，要用來補足兩大報的不足，甚至對抗現在媒體政治性格的錯亂。不僅只在當地生活，而是還有背後更強的運動策略動機。 那麼，那種分眾分流的地方小報，是在整個資訊媒體市場真的可以成熟可以分眾，而各取所需的時候。
訂正一下，
來插話一下關於市場。 那麼不八卦情色煽的市場在哪裡？台灣的市場夠大嗎？一來，我覺得有，如同上文所說。二來，也是提到過的，市場是動態的概念，一份夠好的報刊，可以向外擴展，做國際版，全世界發行。發行華語版與甚至英文版（法蘭克福匯報就有英文版）。所以，台灣的媒體，市場不是問題，生產不出有料內容才是大大問題。
問題的線索真不少，需要稍稍整理整理……晚上再來，朋友們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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