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輔大講師陳順孝論文〈新聞組織的控制與反控制——記者與報老闆的互動策
略〉。http://tw.groups.yahoo.com/group/ashaw/

一、報老闆角色的演變
台灣報老闆的角色，隨著政治情勢而演變。在戒嚴時代，報老闆是統治者的文化
侍從，接受統治者給予的特權和保護，相對的提供統治者所需的意識形態支持作
為回報；在一九八八年解嚴之後，政治對報業鬆手，老闆取得完整的自主權，與
統治者的關係從侍從變成伙伴，對內擁有完整的新聞人事權和內容主導權。

（一） 侍從辦報

台灣報老闆和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保護主—侍從關係」（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保護主—侍從關係」是指占有優勢地位的保護主（patron）對非
個人化的正式體制極度不信任，寧願依賴廣泛而靈活的初級關係，去達成各種政
治、社會以及經濟目標；他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client），以獲取
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Lemarchand，1981；轉引自黃光國，1997：29-30）。戒
嚴時代蔣氏父子就是這樣的保護主，他們給予親近的侍從型報老闆資源和特權，
換取報老闆新聞和言論的支持，兩者共存共榮（李金銓，1992；林麗雲，2000）。
在「保護主—侍從關係」下，報老闆必然是統治者能夠信任的「自己人」。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限制報紙只能有卅一家，其中十五家由黨政軍直接經
營，另外十六家雖然號稱民營，老闆卻也大多是大陸省籍、國民黨籍，與黨政高
層有深厚淵源者，如曾任蔣介石的侍衛、英文秘書、學生、文宣人員等（陳雪雲，
1991:126-134）。連無黨籍的吳三連要接辦自立晚報也需要與國民黨高層協商，
李萬居經營公論報也被蔣介石本人接見、要求配合國民黨文宣工作（楊錦麟，
1993：253-254）。老闆若能與統治者合作，可以得到紙張供應和勢力擴張上的種
種優惠，如中時、聯合先後獲得其他執照得以發展成報系。若違逆當道，也可能
被迫放棄所有權，如李萬居被奪走公論報、傅朝樞被迫讓售台灣日報（陳雪雲，
1991：123；陳國祥，1987；呂亞力，1990；王振寰，1993）。

報老闆辦報要得到黨政高層首肯，人事安排和新聞處理也得接受指揮。例如新進
人事任用，要先通過媒體「人二單位」的忠貞檢查（戴獨行，1998：197-198）；
高層人事任命，尤其要得到黨國體制的認可，例如：黨外人士吳三連入股自立晚
報時，黨政機關即指定前中華日報社長葉明勳接任社長，民眾日報、經濟日報等
媒體的總編輯則因得罪當道、被迫下台（時代話題，1987；戴獨行，1998：27）。
報社內部還設有新聞黨部，由老闆自兼主委，接受國民黨的新聞指令。

質言之，在戒嚴時代，報老闆作為文化侍從，沒有完整自主權，經常受到政
經勢力的干預。具有知識份子情懷者，常常要在理想和現實間掙扎。中時報系創
辦人余紀忠就是一個例子：

「民國六、七十年代，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爆發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時報的報
導尺度被迫在邊緣游走，余紀忠在理想與理實間被猛烈拉扯。中央廣播電台董事
長周天瑞是當時的採訪主任，他親身感受到余紀忠既要面對政府、又要面對社內
年輕一輩的矛盾與掙扎。周天瑞說，余先生是報老闆，他大可不必在乎年輕人的
看法，但他不希望被年輕人看成是保守的老人。新新聞週刊發行人南方朔也在時
報工作超過十年，他也看見了余紀忠的『複雜』。南方朔說，當時的政治環境非
常險惡，余先生又想做一個自由派的報人，他每天都在猶豫、權衡、拿捏輕重間
傷透腦筋。他要面對現實政治，又想和年輕同事強調新聞人的風骨，內心非常複
雜」（林照真，2002）。

（二） 財團辦報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同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
總統，台灣的政治和報業同時轉型。一方面，隨著戒嚴解除和民主化政策的逐步
推動，國民黨不再能夠依靠黨政軍特來控制媒體；另一方面，李登輝執政後的國
民黨爆發主流非主流之爭、新興的民進黨逐漸展露執政的雄心和實力，台灣政治
由一元領導轉向多方角逐，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夠像早期國民黨一樣高度掌控媒
體，各方勢力反而需要拉攏媒體支持，於是媒體漸漸從黨國文化侍從轉型為各方
勢力的拉攏對象，老闆對媒體的人事和新聞政策開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在此同時，由於報禁開放後只要有錢就能辦報、不再需要黨政高層許可，因此報
紙的家數迅速擴增，從卅一家迅速增加到三六七家 。台灣的報業環境進入經濟
力掛帥時代，中時、聯合憑藉報禁期間累積的雄厚財力和實力繼續發展、聯邦集
團林榮三的自由時報以更雄厚的資金後來居上，此外，統一集團高清愿和宏福集
團陳政忠先後接手自立晚報，台塑集團王永慶大力投資台灣日報、力霸集團王令
麟接辦民眾日報、宏國集團林謝罕見創辦大成報，台灣報業由侍從辦報一變而成
財團辦報。

財團辦報時代，老闆不必受制於政治勢力，但仍與政商勢力具有錯綜複雜的關
係，加上老闆個人立場和好惡，仍然限制了記者的報導自由。

二、報老闆的特質與作風

創辦一家報社，需要數十億甚至數百億資金。拿得出這麼多錢的媒體老闆，勢必
會有錯綜的政商人脈、複雜的利害關係，以及個人的意識形態主張和對人對事的
種種好惡；這些主張和利益大多會變成媒體的政策，進而限制旗下記者報導的方
向。

（一） 政治立場

報老闆對統獨、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往往會框限記者報導的方向。

例如：余紀忠曾在一九八八年手書中時報系的編輯政策，強調「對政府改革腳步
的遲緩，加以督責批評。對政府採取革新的作為，加以宣揚」、「贊成反對黨制衡
功能的正常運作，但反對脫法行為，更反對台獨思想」、「蔣氏兩代，收復台灣，
建設台灣，鞠躬盡瘁，還政於國民，必須敬之重之，不應有輕率不當之批評」（余
紀忠，2000）。

王惕吾則更強烈的擁護國民黨和蔣氏父子，反對民進黨和台獨主張。他強調「唯
有國民黨才能領導我們打倒中共政權，反攻大陸」，而民進黨以台獨做為政治號
召甚至列入黨綱，聯合報系對此應提出嚴正撻伐，「沒有商榷的餘地」，「報系編
採同仁中若仍有同情支持他們者，我不能同意」（彭明輝，2001：14-18）。

自由時報的立場則大相逕庭，老闆林榮三明白表示「我對中國沒有興趣，因為我
的祖先就是因為不喜歡中國才來這裡的」，他高舉台灣優先大纛，強力支持戒急
用忍政策、反對三通、反對開放赴大陸投資，曾說如果他當總統，大陸投資一律
暫緩三年（財訊，2001）。

無論是統是獨，是否擁蔣，報老闆立場一定，記者就會受到束縛，難以掙脫。

（二） 個人好惡

立場之外，老闆個人的人脈關係、對政商名流的個人好惡，也會影響新聞處理。
例如王惕吾反對李登輝支持宋楚瑜，林榮三擁護李登輝痛恨宋楚瑜、余紀忠對李
登輝和宋楚瑜大致保持友善。此外，余紀忠和王惕吾都對蔣氏父子相當尊崇，林
榮三和余紀忠則對李遠哲推崇備至，紛紛要求旗下記者擴大報導李遠哲的新聞。
例如，二０００年總統大選，李遠哲出面挺扁，中國時報以相當顯著篇幅報導，
加速李遠哲效應的擴散速度，一位中國時報編輯透露「這確實是出自余先生的直
接授意，但即使李遠哲支持的是其他候選人，可以預期中時仍會作相同處理」（王
興中，2000）。

值得注意的是，事無輕重大小，凡是老闆在意的就會成為報社敏感地帶。筆者工
作報社的老闆娘，喜歡讀報抓錯字，報社上至社長、下至編輯、校對為此都戰戰
兢兢，把消除錯字當作第一要務；筆者離開報社後，還曾應邀回去演講，主題就
是「編輯如何不犯錯？」。

（三） 利害關係

報老闆家大業大、政商關係複雜，難免會牽涉到許多利益問題，因而影響新聞和
言論方向。例如，王永慶積極前進大陸，他所投資的台灣日報大力鼓吹兩岸三通、
戒急用忍；房地產起家的林榮三對政府振興房市政策則有獨特的主張。當老闆參
與選舉時，利害關係會更直接且嚴重的影響新聞表現。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當時自立報系老闆陳政忠出馬競選台北市議長，自立早晚報
在新聞上予以大力支持。一面宣傳「陳政忠不貪金權」、「陳政忠催生利益迴避監
委會」、「陳政忠擁人和」，一面攻擊對手吳碧珠「約有十七、八票對吳由副扶正
不滿，換句話說，這些票可能投不下去」，等到國民黨提名吳碧珠競選議長，自
立早晚報仍強調「陳進棋等人宣稱鐵票有十一張，如果再拉攏他黨支持，必能順
利讓陳政忠登上議長職位」；到了十二月廿五日，吳碧珠和費鴻泰當選正副議長，
自立早報卻用四版頭條說「吳費成功上壘、陳政忠功不可沒」，強調「陳家班一
票未跑」（目擊者，1999）。

自立報系直接力挺陳政忠，自由時報則委婉曲折的支持林榮三。一九九二年林榮
三競選監察院副院長，中時、聯合等媒體質疑他的財團背景，林榮三旗下的自由
時報並未積極為老闆辯護，對相關新聞都淡化處理，僅在選前數日，轉載商業周
刊一篇推崇林榮三的文章，不直接為老闆宣傳的作法贏得不少新聞界人士的肯
定。不過，一位參與當時新聞運作的自由時報主管告訴筆者，其實商周這篇文章
是由自由時報記者執筆，藉由商周發表後再予以轉載，目的在提高可信度，幫老
闆做更有力的辯護。

（四） 人脈網絡

中國人講人情，講究情理法，人脈關係和人情考量也是報老闆所在意的。例如王
惕吾曾說：「報紙為社會公器，天理、國法、人情要兼顧，雖然不能作為人情工
具，有些官式新聞還是要衡量其新聞性作妥善處理，例如立法院倪院長以八十高
齡仍在為國宣勞，昨天風塵僕樸自中南美返國，今天本報卻隻字未發」，王惕吾
認定這是重大疏失，要求追查處分（彭明輝，2001：41）。
當報導對象是老闆的親人時，新聞專業常被置於一旁。余紀忠曾用新聞版面報導
母親壽宴的盛況，陳政忠入主自立報系期間也在副刊連載母親傳記《生命中第一
個女人：阿母》。一九九六年大成報老闆林謝罕見的弟弟謝隆盛與陳金讓競選國
民大會副議長，大成報在新聞上大力支持；同年立委選舉，台北縣候選人陳宏昌
的樁腳涉嫌賄選被捕，各報爭相報導，獨獨陳宏昌舅舅經營的自由時報獨漏。

質言之，報老闆的立場、好惡、利害與人脈關係，形成報社正式新聞政策和非正
式辦公室政治的重心，加上老闆往往公私不分、一人獨斷，這些立場和利益就形
成記者難以擺脫的緊箍咒。

更複雜的是，老闆的立場和好惡經常改變，如自由時報在李登輝執政初期對宋楚
瑜還算友善，到了宋楚瑜出任台灣省主席後卻又視之如寇讎；又如中國時報在余
紀忠時代強力支持統一、反對獨立，余紀忠死後則對統獨新聞和言論平等呈現；
這當中的轉折，記者不僅無權參與，連轉變的原因都未必能夠瞭解，只能在「天
威難測」的情境下，不斷調整步伐、謹慎行事。

三、報老闆的控制策略

老闆要貫徹他的立場、好惡、利害和人脈，需要對記者編輯進行一系列的教化和
控制。這種教化和控制從新聞徵選就已開始，然後藉由職前訓練和新聞室社會化
的種種運作加以強化，並由新聞科層組織層層監控，必要時還由老闆親自下令，
若有違抗，輕則記過、調線，重則開除，毫不留情。

（一） 人事任免

徵選新人是媒體和應徵者兩相情願的事。Hulteng & Nelson （1971）、Chan & Lee
（1985）分別研究美國和香港的新聞機構後，都發現：媒體往往政策性地任用與
其政策契合、與目前成員特質相近的求職者；相對的，Sigelman（1973） 在美
國進行的研究發現：求職者通常會選擇進入與自己意識形態相近的媒介。國內的
李金銓（1983：37） 更綜合指出：求職者會選擇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媒體，媒體
也儘量挑選與既定編輯政策一致的求職者。

在具體作法上，報社藉由筆試、面談甚至身家調查來確認新人的忠貞。例如詢問
應試者為何前來應徵、知不知道報社發行人和社長是誰、並要應試者說明這家報
紙的特色和優缺點等等（陳順孝，1993）。此外，林榮三、王惕吾、余紀忠都會
親自面試新人；一九八三年四月廿六日聯合報系第一大廈電梯控制室發生爆炸案
後，王惕吾更要求晉用新人（不論正式編制或臨時人員）時「都應先經安全檢查，
始得錄用」（彭明輝，2001：37）。

新人任用講究理念相同，主管任用更強調忠誠。財訊月刊在二０００年統計
三大報「組」以上階層的主管省籍，結果發現：傾向統一的中國時報外省主管的
比例達六五•六％，聯合報外省籍主管比例更超過八成，而且創刊五十年來只有
一位非外省籍的總編輯；至於本土意識濃厚的自由時報，自老闆林榮三以降的廿
四名主管中，本省人佔了七成五，外省人相對成了「稀有品種」（田習如，2000）。
省籍雖不等於政治立場，但三大報省籍結構與其統獨立場若合符節，顯示兩者不
無關係；而老闆任用省籍相同、理念相近的主管，對其控制新聞言論走向自然有
利。

（二） 理念教化

新人進入報社後，又經由新聞室社會化過程，逐漸學習、內化媒介組織的價值觀。
新聞室社會化理論指出，記者為求升遷，會從老闆的談話、行為（如開除某位職
員或封殺某條新聞）間去揣摩、領會組織政策，進而把組織政策內化為自己的價
值觀；這種社會化是在潛移默化中持續不斷進行的，記者自己未必察覺得到
(Breed，l955 ； Bagdikian，1983 ； Moore，1969) 。除了記者揣摩外，老闆
也會有直接訓示，例如余紀忠、王惕吾、林榮三都曾公開宣示前一節提到政治立
場；王惕吾還要求記者與編輯仔細研讀聯合報社論，並責成編輯部各單位主管抽
查結果，列為考績之依據（彭明輝，2001：11）。

職前訓練是社會化的重要過程。以編輯為例，獲報社錄用後，還需經過三階段培
訓才能上陣編報。一、上課：由編輯主任和資深編輯授課，講授的重點在於編輯
的基本概念和技巧、此報的編輯政策、此報編輯的風格與禁忌。二、跟版：編輯
主任會為每位新進編輯指定一位資深編輯作「師父」，新進編輯每晚就跟隨師父
學習，師父會批改他下的題並指出有那些地方不妥（如：切入點不當、用詞不當、
違反報社政策）。三、比報：比報是指比較同一則新聞各報不同的作法，包括新
聞稿內容、標題切入角度和用字遣詞，以及新聞稿和標題反映的報社立場，比報
結果要送請編輯主任批改（陳順孝，1993）。記者亦然，也要經由上課、跟隨資
深記者學習、撰寫採訪日誌等過程才能正式上陣。

新進人員經由跟班、聽課、比報，以及一連串的會議和長官指示，不僅學得編採
技巧、也瞭解了報社政策，並在實際工作中加以實踐，漸漸的，從技術到理念都
深受組織影響、甚至被同化了；以老闆為核心的組織不需強作要求，記者、編輯
的表現就能大體符合規範、不易逾矩了（陳順孝，1993）。

（三） 編採監控

報社是個分工細密的科層組織，一則新聞要見報，從記者寫完稿後，還得經過召
集人、組長、主任、總編輯以及分核稿的層層審核，最後再由編輯編排交印。而
編輯的標題也要經由核稿核閱，重要標題更得一關關送請編輯主任、總編輯、社
長核可。在這層層關卡中，任何違背政策的資訊和意見，即使過了一關，也可能
在下一關被刪改，唯一能夠貫穿全局的，只有組織的政策、老闆的意志。

例如，筆者工作的報社曾設置電話熱線，針對「總統應否由人民直接選舉」、「監
察院應否改為準司法機構」等熱門話題，請讀者打電話表示意見，再由記者記錄
正反意見，在媒體上刊登。有一回的記錄稿中，赫然出現民眾痛罵筆者老闆是金
牛的內容，擔任編輯的筆者很驚訝這段文字經過層層審核竟然沒被刪除，隨即決
定裝作沒看見，讓它見報。第二天，筆者既緊張又興奮的準備面對新聞室風暴，
沒想到打開報紙卻看不到罵老闆的文字，原來，筆者剛下班離開報社，校對就發
現異樣，編輯主管據報趕緊衝進印務部，硬是在準備曬版印刷的報紙底片上直接
刮除這段文字。新聞室層層監控之嚴密，可見一斑。

（四） 新聞指令

撰寫社論的會議，余紀忠、王惕吾、林榮三等報老闆都會親自參加；遇有重要新
聞時，報老闆也會親自出馬指揮，甚至「御筆」親征。

一九九六年底，宋楚瑜反對「凍省」憤而請辭省長，升高凍省與反凍省的路線之
爭。當時民眾日報總編輯李旺臺透露：「『凍省』爭議時，老闆直接交代要『百分
之百』支持宋楚瑜：從第一版做到第四版，全部訪問支持宋楚瑜的各縣市長、議
長、鄉鎮長，反對宋楚瑜的聲音就不要登。但我反對這種一面倒式的新聞處理，
這樣對報社的信譽傷害太大，所以我主張用『七比三』或『八比二』的篇幅來做
新聞，我分析利弊得失給老闆聽，但是老闆李哲朗堅持『宋楚瑜這個人很好，一
定要挺』，我則仍然採用『七比三』或『八比二』的作法，第二天見報，老闆非
常不高興」，認為李旺臺違逆他的意思，李旺臺因此去職（何榮幸與蔡慧琳，1998）。

一九九七年七月廿二日，自立早報頭版頭條新聞，指稱當時國安局長殷宗文下令
監聽反凍省國代，殷宗文澄清無效憤而控告自立早報，引爆激烈的新聞和法律攻
防戰。自立早報這場戰役，由當時的老闆陳政忠親自領軍，連續一個多月砲轟殷
宗文、製作「揭發白色恐怖特別報導」、還自己辦民調表示獲得七成六民眾支持，
陳政忠甚至親自下標題，如第一天新聞標題「強力揭發殷宗文秘密監控反凍省可
恥行徑」的「可恥行徑」四字，就出自陳政忠手筆；陳政忠領軍作戰，讓自立記
者鬥志昂揚，沒想到官司開庭後，陳政忠態度忽然轉變，下令刊出道歉啟事、與
殷宗文和解，記者為之扼腕（陳劍志，1997）。

（五） 調職獎懲

在層層教化、命令、監控下，若還有人敢於違抗報老闆意志或誤觸老闆禁忌，老
闆輕則予以記過、減薪、調線、重則將他開除，如此，不僅懲罰違逆者，也形成
殺雞儆猴作用，讓其他記者知所警懼。徐瑞希被開除、李旺臺被迫去職都是明顯
的例子。

除了解雇，調動異議記者的採訪路線，也是老闆貫徹意志的常用手法。一位長期
耕耘地方新聞的資深記者透露，他在高雄某報社跑新聞時，揭發許多不利某瓦斯
公司的新聞，這家報社老闆與瓦斯公司老闆家族有過節，因此支持記者耙糞；沒
想到，老闆和對方幾番交手後決定和解，達成不再攻擊瓦斯公司的默契，這位記
者成了雙方和解的障礙。老闆決心和解，但又相當器重這位記者，於是將他由高
雄市記者調升為高雄縣新聞召集人、讓他遠離爭議路線。這位記者得知升官的內
幕後憤而辭職、另投明主（008） 。

不過，這種升官式調線並不多見，只有大牌記者能得到如此「禮遇」，比較常見
的反倒是懲罰式調線。一位女性記者透露，她在主跑環保署新聞期間，同線記者
對環保署長的政策和作風同表不滿，大加撻伐，記者們甚至跨報社合作揭發署長
弊端，署長惱羞成怒，逐一拜會各報社高層、數落記者不是，不久之後，各報社
紛紛調動環保線記者，她也因此被迫換線採訪（035）。

四、小結

總之，台灣報老闆從解嚴前的文化侍從變成解嚴後的無冕皇帝，藉由人事任免、
理念教化、編採監控、新聞指令、獎懲調線來操控記者，從而貫徹其政治立場和
個人好惡，照顧其利益關係和人脈網絡。不過，老闆的命令並非毫無彈性，老闆
與記者也並非永遠對立，新聞室內還有許多模糊地帶和折衝空間。

（一） 老闆與記者未必對立

當老闆尊重新聞專業或與記者理念一致時，會給予記者極大的助力，例如中國時
報在二００二年三月廿日刊出未署名報導，指控國安局利用非法基金搞外交，國
安局憤而控告中時總編輯觸犯外患罪，余紀忠力挺記者和總編輯並爭取輿論聲
援，終於促使陳水扁總統出面探訪余紀忠並宣示：「任何人都不能…以國家安全
的大纛作為損害新聞自由的藉口」，為記者排除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二） 老闆的控制並非全面

老闆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對每一則新聞表達意見，他所在乎的只是與他立場、利
益、人脈和好惡有關的新聞。從量的方面來看，老闆在乎的新聞在所有新聞中只
佔極少數，記者可以自由處理的新聞仍然相當多；但若從質的方面來看，老闆干
預的通常是最重要、最具敏感性、也是記者最最在乎的新聞，無法自主處理這類
新聞，即使只是一兩則，也足以讓記者抑鬱終身。不過，如果把視野放大，在老
闆不在乎的領域裡，仍可發現許多重要新聞，值得記者用心處理、善加報導。

（三） 老闆的政策寬嚴有別

老闆很少針對個案下達直接指令，記者所接收到的「老闆指示」有時只是主管揣
摩上意的產物。更具體的說，我們可以根據老闆是否直接下令、對象是個案還是
通案，將「老闆指示」分為四大類：一、老闆對通案的直接指令，如余紀忠和王
惕吾宣示反對台獨言行；二、老闆對個案的直接指令，如陳政忠親筆批判國安局
「可恥行徑」；三、老闆對個案的間接影響，老闆未做指示，但主管或記者揣摩
其意志，例如筆者擔任編輯期間曾看到記者在新聞稿旁加註，宣稱老闆朋友透過
助理要求他「盼登此稿」；四、老闆對通案的間接影響，記者揣摩老闆立場或好
惡，例如有的報社記者一味反對李登輝、有的報社記者一味批判宋楚瑜。